医院场所（精选6篇）
医院场所 篇1
研究表明, 在医疗保健大环境中的暴力行为越来越多。医院暴力事件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本文介绍了部分国家医院暴力发生现状, 提出医院暴力对于医护人员个人和医院整体发展的影响, 探讨了建立有效应对医院暴力的策略, 对有效预防和降低医院暴力事件的发生找到切入点。
1 医院暴力的概念
目前, 对医院工作场所暴力 (以下简称医院暴力) 的定义和范畴已经逐渐清晰。世界卫生组织对医院暴力的概念进行界定, 即“医院暴力是指卫生人员在其工作场所受到辱骂、威胁和攻击, 从而造成对其安全、幸福和健康的明确的或含蓄的挑战”。医院暴力分为心理暴力和身体暴力两种。早在2002年,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护士学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公共服务 (ILO/ICN/WHO/PSI) 的一项联合调查表明, 暴力破坏卫生人员稳定, 也加速损害各地优质的卫生服务。卫生工作场所暴力是一全球现象, 是全社会的一种流行病, 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都是一个严重问题[1]。世界范围内有关于医院暴力研究逐渐成为热点话题, 我国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医院暴力问题的研究。
2 国内、外医院暴力现状
2.1 国外情况
世界范围内有关于医院暴力事件频繁发生。卢旺达39%的卫生工作者在一年内遭受过暴力, 更为严重的是, 性别歧视和男女不平等增加了卫生部门工作场所针对女性医务人员的暴力机率[2];荷兰进行了一次大型的患者暴力调查研究, 结果提示, 在过去十个工作日, 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经历过患者暴力, 29%的受访者经历过1~4项件暴力事件, 18%经历过5~14件暴力事件, 8%经历过14件暴力事件, 最常见的暴力类型是口头侵略 (54.3%) , 其次是情感辱虐 (23.7%) 、殴打 (17.2%) 、威胁 (16.3%) [7];澳大利亚做了一项调查研究, 发现87.5%的医护人员经历过暴力事件, 辱骂是工作场所暴力事件中最普遍的形式 (82%) , 其次是, 恐吓 (55%) 、人身攻击 (38%) 、性骚扰 (17%) 和性侵犯 (4%) [5];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过去十二个月里, 70.7%的受访者在经历了身体暴力和89.4%经历过口头侮辱。人身攻击更频繁地发生在养老院的卫生工作者身上 (83.9%) , 口头侮辱是较常见的发生在精神科诊所的卫生工作者身上 (96.7%) [8];瑞士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过去12个月里, 72%的护士经历了患者和访视者的口头暴力, 23%经历过身体伤害, 遭受暴力后14%左右护士休了病假[3];香港一项调查表明, 76%的香港护士遭受过不同程度的侮辱、辱骂 (73%) 、欺负 (45%) 、身体攻击 (18%) 、性骚扰 (12%) , 82%的护士会向亲友倾诉、42%的护士会当做若无其事, 而急诊、社区护理和骨科遭受暴力机率最大[4];在加拿大, 34%的护士经历了患者殴打[9];摩洛哥的70%急诊科医生经历过了患者暴力[6]。
2.2 国内情况
在中国, 由于医患关系紧张, 医疗纠纷增加, 医院暴力发生数量逐年上升, 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医疗卫生服务行业所面临解决的四个重点问题之一。恶性的暴力冲突已经妨碍医院正常工作秩序, 更影响到了医务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和工作情绪, 给医疗卫生服务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资料显示, 全国有73.33%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其家属使用暴力殴打、辱骂、恐吓医护人员的事件, 还有接近六成的医院发生过因病人对诊疗结果不满意, 聚众在医院内围攻、威胁院长人身安全[10]。目前国内护士医院暴力的发生率为55%~63%, 广东省的广州、揭阳、深圳和东莞市护理人员医院暴力的年发生率为62.82%, 其中语言暴力为62.07%, 身体暴力为15.06%[11]。北京市2009年9月至2010年9月对4所三甲医院的调查中, 89.8%护士遭受过工作场所暴力, 语言暴力86.1%, 躯体冲突32.5%, 性暴力3.0%[12]。重庆市的三家医院的调查中, 医护人员在工作场所遭受暴力的发生率为57.06%, 语言暴力54.4%, 身体暴力13.2%, 性暴力7.3%。广西桂北地区医疗场所医护人员2008年7月至2009年7月工作场所暴力发生率为79.68%, 其中以语言暴力为主, 占总暴力事件的88.91%[13]。近年来黑龙江、北京、广东、福建、湖南、江西等地还曾发生过患者杀医生的恶性事件。
3 医院暴力的影响
3.1 对医护人员身心产生影响
研究发现很多医护人员经受暴力之后, 在工作中会产生一定的恐惧心理, 暴力经历会增加护理的工作压力, 心理压力, 损害健康, 产生焦虑、抑郁、孤立、孤独感等, 使人际关系恶化, 处理问题的能力受损, 自信心降低, 工作满意度降低, 恐惧反应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
3.2 对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产生影响
暴力事件后将会增加医护人员工作缺席率, 严重的会选择休假。暴力事件还会通过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对组织的认同感及工作满意度会下降, 进而影响他们的工作绩效, 并显著降低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由此引发患者对于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的不满, 形成恶性循环使暴力事件加剧。
3.3 对医院正常工作秩序产生影响
医院暴力事件已经严重妨碍医院正常工作秩序, 破坏了医护人员稳定性, 并影响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同时也给医疗卫生服务行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已成为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4 有效应对医院暴力的策略
4.1 开展医院暴力研究
深入了解医院患者及来访者暴力行为流行特征, 诱发因素, 不良影响及后果, 开发对患者及来访者暴力测量工具和攻击风险评估工具, 制定一系列的干预和预防暴力的措施。
4.2 防控结合
由于患者的维权和自我保护意识增强, 患者在花钱看病的同时, 也在评估其所得到的医疗服务是否“规范”。当疾病没有治好或者没有达到所期望目标时, 患者就可能认为医疗过程中服务态度和服务方式存在不妥之处, 引发医院暴力的发生。因此, 加强对医院暴力倾向的甄别和风险评估, 及时发现、及时应对、及时控制, 最大限度地降低暴力事件的发生。
4.3 加强培训
展开具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应对措施培训, 增加对医护人员预防和应对暴力意识, 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掌握必备的技能, 合理有效地应对医院暴力。
4.4 强化风险管理
医院暴力要有专人负责, 重视暴力事件的报告和监控, 制定有效的防范预案, 积极应对。同时医院也要为医护人员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
4.5 媒体要正确引导
媒体要深刻和清晰地认识医疗服务特点, 患者及来访者暴力根源, 客观、公正报道医院暴力事件, 为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关键词：医院暴力,影响因素,应对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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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场所 篇2
第一条为加强本院辐射工作场所的安全和防护管理，规范辐射工作场所辐射环境自行监测行为，根据国家《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在本院范围内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单位辐射工作场所辐射环境自行监测。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辐射环境自行监测，是指辐射工作单位自行组织的对其辐射工作场所及其周边环境、流出物等进行的监测活动。
第四条辐射工作单位应根据辐射工作场所的辐射活动类型和水平，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等标准规范，制定本单位辐射环境监测制度、监测方案和监测计划，对本单位辐射工作场所辐射环境定期开展自行监测，并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负责。
第五条本单位不具备专业的辐射环境监测能力，且自行监测应有与所从事辐射活动相适应的辐射监测专业技术人员、监测仪器和质量管理制度。监测人员要通过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监测仪器要按规定定期检定。
第六条本单位不具备辐射环境监测能力，委托具有国家、百色市《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CMA）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资质的辐射环境监测机构进行监测，所需经费由本院承担。
第七条开放型辐射工作场所的监测，还应包括场所内地面、操作台、设备和物品的表面污染监测。有流出物的场所还应对流出物及其周边环境影响进行监测。
第八条监测记录或报告应记载监测数据、测量条件、测量方法和仪器、测量时间和测量人员等信息。
第九条如发现监测结果异常，应立即停止辐射活动，迅速查明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辐射安全隐患。
第十条辐射安全防护建立辐射环境自行监测记录或报告档案，并妥善保存，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医院场所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郑州市市级综合医院医生和护士为研究对象,整群抽取6所市级综合医院,随机抽取一线医生和护士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349份,收回有效问卷1317份,应答率为97.6%。
1.2 调查内容
根据WHO有关暴力的定义标准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及生活工作基本情况、调查对象所遭遇的暴力方式(躯体攻击、情感虐待、威胁恐吓、性骚扰)、暴力来源(患者、家属等)、暴力发生的原因(候诊时间或等待治疗时间过长、医疗费用过高、对治疗效果不满意、对医生技术不满意以及应对方式(与对方讲道理、委曲求全、不予理睬等)等。1.3质量控制通过预调查对问卷进行修改;调查员经过统一培训;和医院充分沟通,取得理解和支持;发放问卷时阐明调查目的、意义和填写方法、注意事项;以科室为单位集中发放与填写,当场收回并审核;资料由专人编码、录入、汇总、核对,并进行逻辑纠错。对于缺失项大于5%的问卷予以剔除。
1.4 统计分析
用Visual Fox Pro 6.0建库录入,并进行逻辑审核和数字检查。使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发生率和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率和构成比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a=0.05。
2 结果
2.1 医务场所暴力发生率
本次共调查医生和护士1317名。其中,医生628人(47.7%),护士689人(52.3%);男343人(26.0%),女974人(74%)。全部调查对象中有600名(45.6%)至少遭受过一种工作场所暴力(包括躯体攻击、情感虐待、威胁恐吓、性骚扰),30~40岁年龄、本科学历和门急诊医护人员最容易遭受暴力攻击(P<0.05),见表1。
2.2 医务场所暴力形式
1317名医护人员中遭受过躯体攻击的有258名(19.6%);遭受过情感虐待的有523名(39.7%);遭受过威胁恐吓的有282名(21.4%);遭受过性骚扰的有111名(8.4%)。医护人员因职业、性别、年龄、学历的不同而遭受医务场所暴力形式也有差异(表2)。医生比护士更容易遭受躯体攻击和威胁恐吓(P<0.05);30~40岁的医务人员比其他年龄段更容易遭受躯体攻击、情感虐待、威胁恐吓、性骚扰(P<0.05)。
2.3 医务场所暴力来源和原因
家属或探视者是医务场所暴力的主要来源,其次是患者(表3)。在施暴者实施暴力的原因中,候诊时间或等待治疗时间过长所占的比例最多,其次是施暴者要求未得到满足(表4)。
2.4 医护人员的暴力应对方式
暴力事件发生后,医护人员大部分是与对方讲道理,占67.2%(见表5)。
3 讨论
有研究表明,在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后会出现生理、心理、社会功能异常[6]。医院暴力的存在不仅会威胁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医疗机构的财产安全,而且会影响医院的医疗秩序[7]。医生、护士是工作场所暴力的高危职业人群[8],是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主要受害者。
本研究结果显示,郑州市医务场所暴力发生率相对较高,为45.6%,但低于国内部分城市的调查结果[8,9,10];性别、职业之间均没有差别,说明不论男女、医生或者护士,只要与患者接触的机会比较多,遭受暴力的发生率就比较高。对不同人口学特征医护人员遭受暴力分析发现,30~40岁年龄组的医生和护士最容易遭受暴力攻击,可能原因是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大都是患者的主要责任人(主管医生或责任护士),与患者接触的机会较多。门急诊科室比其它科室的医护人员更容易遭受暴力攻击,与国内同类研究结果[11,12]一致。可能原因为门急诊科室的患者具有流动性大、停留时间短、病种多、病情复杂、患者及其家属易产生焦虑不安等情绪。
医务场所暴力形式结果分析发现,情感虐待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威胁恐吓,躯体攻击居第3位,性骚扰比例最少,与国内同类研究结果[10]一致。可能与情感虐待、威胁恐吓很少涉及到法律问题而引起法律纠纷,对施暴者缺少心理上的约束力有关。性骚扰发生率最低,有可能存在“低报告率”的情况,国外有报道称80%的护士在遭受性骚扰后不愿意报告[13]。医务场所暴力主要来源于家属或探视者,因为在求医过程中患者处于心理弱势,会尽力配合医生,但在亲属或朋友生病处于无奈的情况下,患者家属或探视者往往心情更为复杂,烦躁易冲动,容易造成暴力的发生。调查发现医务场所发生暴力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候诊时间或等待治疗时间过长,以及施暴者的要求未得到满足,与国内已有研究结果[8]一致。候诊或等待治疗的时间过长,容易使患者产生不满、急躁的情绪,继而诱发医院暴力的发生。另外,当患者及其家属或探视者提出的、自认为合理的要求被拒绝后,会有挫败感,患者或家属或探视者就会对医护人员产生愤怒,进而实施暴力行为。遭受暴力后医护人员主要是与对方讲道理来进行化解,很少有争吵或身体接触。可能与医院推行优质服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关。耐心解释可以取得施暴者的理解,避免矛盾激化。
医院场所 篇4
1命题的研究背景
卫生部、公安部曾联合印发《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2013 年公安部、卫计委又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 旨在构建和谐医疗秩序。但是医院暴力事件仍然以相当高的频率不断发生, 尤其是恶性伤医事件愈演愈烈, 严重干扰医院的正常诊疗秩序, 不仅对医务人员的身心造成伤害, 也给社会带来极端恶劣的影响。根据WHO对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定义:医院工作场所暴力是卫生从业人员在其工作场所受到的辱骂、威胁或袭击, 从而造成对其安全、幸福和健康明确或含蓄的挑战。医院工作场所暴力分为心理暴力和身体暴力, 心理暴力包括口头辱骂、威胁和言语的性骚扰;身体暴力包括打、踢、拍、扎、推、咬等暴力行为[1]。
2暴力攻击行为的心理学基础
20世纪20年代, 社会心理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攻击行为, 从早期的生物决定论到以多拉德、米德为代表的挫折-攻击理论、以班杜拉为代表的社会学习理论, 再到如今比较全面的一般情绪-攻击理论。一般情绪- 攻击模型 (GeneralAffectiveAg-gressionModel, GAAM) 由Anderson等提出, 该模型整合了前人研究的理论基础, 认为攻击行为的产生主要受到个体的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 并强调其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如图1所示, GAAM理论包含四个要点:输入变量-当前内部状态-评估过程-行为结果[2]。 (1) 输入变量:包括人格和情境变量。人格变量包括生物因素、态度、信念等固有的人格特征;情境变量是指当前情景中那些有影响作用的情景特征, 包括他人挑衅、挫折体验、厌恶性刺激等。 (2) 当前内部状态:包括认知、情绪和唤醒, 受到输入变量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如图1所示, “人格+情景→认知”、“人格+情景→情绪”、“人格+情景→唤醒”三条路径可同时起作用, 也可只通过其中一条产生影响。 (3) 评估过程:包括自动评估和控制再评估:前者是根据内部状态或经验自动进行评价或反应 (如“攻击”或“逃跑”) , 这个过程可以是无意识的;后者比前者反应速度更慢且需要更多认知资源和过程, 因此个体产生攻击行为时可能会因为缺乏再评估的过程而冲动行事, 导致不良后果。 (3) 行为结果:是前三个过程的直接后果, 同样它又能作为新的输入变量从而影响接下来的行为, 形成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
3一般情绪-攻击模型 (GAAM) 下的医院工作场所暴力行为分析
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尽管“医改”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扭曲的医疗服务体系下, 恶劣的医患关系是由多重复杂原因造成的。一般情绪-攻击模型从个体内部信息加工过程角度出发, 探讨医院工作场所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过程。
3.1输入变量
3.1.1人格变量:不同人格特质的个体行为特点有所不同, 具有冲动性攻击倾向特质的人群是实施暴力行为的主要群体。 对于那些较冲动、易激惹的患者或家属来说, 在就诊过程中, 即使受到微小的刺激也容易产生愤怒, 且难以自控以至于产生暴力行为。
3.1.2情景变量: (1) 就医过程中的挫折体验:攻击行为是由愤怒情绪引发的, 而愤怒通常是挫折体验所导致的。患者就医体验差是暴力行为的直接诱发因素。由于卫生筹资上的问题, 医院不得不通过“开大处方”、“诱导需求”或“过度检查”来达到“创收”的目的, 患者面对的是沉重的费用负担。医疗市场是特殊的市场, 在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患方支付了高额的医疗费用, 自然对诊疗效果抱有很高的期望值, 当效果不尽人意尤其是出现病危、死亡时, 患者或家属体验到的是强烈的挫折感。此外, 医护人员冷漠或不耐烦的恶劣态度造成医患双方沟通不畅, 也会给患者带来极大的挫折体验。 (2) 就医环境中的厌恶性刺激: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公立医院占主导地位, 往往是大医院人满为患, 小医院门可罗雀。患者就诊流程中充斥着会带来不良体验的厌恶性刺激, 如:候诊时间过长但是诊断时间却很短;候诊区人潮拥挤、闷热、异味、吼叫声;医护人员缺乏耐心、态度冷漠等。这些厌恶性刺激会引发人的不适感, 当患者产生愤怒情绪时, 提高生理唤醒水平, 也就是心理学上常被提到的“易激惹”状态。 (3) 媒体错误渲染带来的“榜样效应”:Anderson和Dill通过实验发现, 长时间暴露在暴力情境中将导致攻击行为的增加, 暴露在暴力情境中的时长与现实生活中出现攻击行为的发生时间呈显著的正相关[4]。社会媒体是大众日常接收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 经由媒体传播的暴力行径可能会成为个体潜意识当中的攻击行为榜样。如果媒体报道的重点集中在暴力伤医的过程以及死伤结果, 对暴力行为的反复描述会成为攻击倾向者的学习材料。媒体长期的片面报道, 加上现阶段我国医疗机构工作场所暴力预警机制尚未建立, 会使部分施暴者认为暴力攻击医护人员是一条实施成功率高且能快速得到各界关注的捷径, 甚至是得到社会声援的捷径。
3.2当前内部状态
3.2.1认知状态:医疗服务市场具有其特殊性, 作为“商品”的医疗服务具有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 难以用货币来衡量。但是对于患者来说, “就医”被当作一种购买行为, 认为付出相应的代价就必须获得相同的健康产出, 使患者进入这样的认知误区, 这是医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弊端之一[5]。此外, 媒体长期的负向渲染也容易使患者产生负面的认知。调查显示, 社会媒体主要依靠间接途径 (如患者单方面自述、记者到医院暗访或到有关部门走访) 来获取医疗纠纷事件的相关信息, 医疗纠纷事件报道的客观真实性受媒体方的主观因素影响, 会存在一定的偏差[6]。从而导致了公众对医疗机构、医护人员长期持有存在偏差的负面认知。加之当产生医疗纠纷时, 医院方面对患者“缠”、“闹”、“逼”等非常规手段, 为了维护正常医疗秩序, 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选择妥协。久而久之, 患者会形成“采取极端方法比诉诸法律更有效”的错误认知。
3.2.2情绪状态和唤醒水平:当诊疗结果不能满足患者或者家属的期望时, 就具备了挫折的就医体验, 加之以厌恶性刺激等诱发因素和长期以来对医生的负面认知, 此时个体容易被激起愤怒情绪。通常出现医疗事故、医疗差错、死亡结果时, 愤怒情绪都伴随着高生理唤醒水平, 此时, 即便是轻微的刺激都能使其体验到强烈的愤怒感。
3.3评估过程和行为结果在不良认知、愤怒情绪、高唤醒水平的相互作用下, 评估过程分为自动评估和控制再评估。暴力攻击行为通常是自动评估的产物, 当出现不尽如人意的诊疗结果时, 患者或家属即刻将之评估为医生的过错, 随即产生暴力伤医的行为。但是如果再摄入更多考量, 或者认知资源较多、愤怒情绪和唤醒水平低的状态下, 个体经过理智分析“前因”或者“后果”, 可能会产生与暴力攻击不同的行为, 如理解医生或劝解家人。
在GAAM模型中, 从 “输入变量”到 “行为结果”是动态循环的过程, 患者或家属实施暴力行为的情景、行为结果又成为新的输入变量影响新的评估过程。
4对策与建议
医院工作场所暴力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行为现象, 受生理、心理、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出现根源于我国医疗卫生体制问题, 要想减少甚至杜绝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发生, 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医疗体制的“痼疾”, 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改变大众对医院、对医护人员的不良认知。改变不良的负面认知是较理想的途径, 但是诸如人格、认知等属于个体稳定的内部状态, 在短期内通过施加外部影响来改变是比较困难的, 这取决于我国新医改成效如何、“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就现阶段而言, 干预的重点可以放在改变输入变量上面。
4.1建立健全医疗机构暴力风险预警机制早在2000年, WHO就已申明暴力是可以预防和被控制的, 如果能做到及时预警、及早防范, 可以减少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然而目前我国对医疗风险的管理重点仍是事后处置而非前瞻性预防管理, 基于法律制度和监管机制的医疗风险管理和预警体系并未真正建立[7]。目前一些医疗机构已经开始尝试开发医疗安全风险预警信息化系统, 旨在建立医疗安全风险预警机制信息化平台模型[8]。在新医改环境下, 建立健全具有我国特色的医疗机构暴力风险预警机制迫在眉睫。
4.2减少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诱发因素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重中之重, 在全面推进内部运行机制改革的同时, 应该回归公益性目标, 注重医院的人本主义管理。医院方注重提高医护的人文素养、给予患者更多的人文关怀, 会大大降低医护人员因为沟通或态度问题而被暴力攻击的可能性。再者, 医院还可以优化就诊流程, 缩短候诊时间;扩大候诊区域面积, 美化环境, 减缓病患拥挤情况;在候诊区设导医人员维持秩序, 避免有人大吼大叫, 安抚久等患者的情绪等, 以上措施都能减少就医环境中的厌恶性刺激, 起到抑制不安、焦虑、愤怒情绪和降低生理唤醒水平的作用。
4.3通过暴力风险评估防范高风险对象暴力风险评估始于精神科医生对病人暴力行为的评估, 现已发展成为一项比较成熟的专门技术, 应用于临床治疗、干预和司法实践。如果能对患者就医前、中、后期的心理状况进行专业评估, 了解其是否处于抑郁、焦虑甚至是易激惹的情绪状态, 不仅有利于医生全面了解病情, 还能及时评估自我遭受暴力攻击的潜在风险。但是目前临床上的暴力风险评估更多应用于精神科病人的暴力行为预测, 适用于我国的普适性评估工具还不是很成熟, 其应用和普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4加强对媒体舆论的正向引导为了避免媒体的错误渲染带来“榜样效应”, 应该对社会媒体进行政策引导, 使之报道真实客观的内容。据此有学者提出, 应该寻求医方与媒体方之间的博弈对策, 寻找二者的利益契合点, 形成解决医疗纠纷的合力[7]。另外, 报道的重点不应该过度渲染行凶过程, 而应放在对暴力实施者的法律问责上, 可以避免潜在攻击者习得“泄愤”的“榜样行为”, 且起到一定威慑预警作用。
摘要：医院工作场所暴力行为不仅严重干扰正常诊疗秩序, 对医务人员造成身心伤害, 也对社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一般情绪-攻击模型对攻击行为的解释受到广泛认可, 本文应用此理论, 分析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过程, 提出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一般情绪-攻击理论,GAAM,医院工作场所暴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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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场所 篇5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医护人员遭受医院场所暴力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对职场行为影响机制研究》项目专家论证研讨会,于2014年12月9日在哈尔滨召开。此项目由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中国医院协会等单位合作承担,为期4年。
2013年,中国医院协会开展了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研,发布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研报告》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医护人员遭受医院场所暴力PTSD及对职场行为影响机制研究》可谓前一课题的延展与深入,课题通过横断面研究、纵向研究、试验研究,揭示医护人员遭受医院场所暴力的现状,深入探讨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水平,动态响应过程及对职场行为影响的表达。旨在为预防医院场所暴力,保障医护人员身心健康与安全,甄别高危人群,预防心理障碍和消极的职场行为采取干预措施提供依据。从而营造良好的行医、就医环境与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医院场所 篇6
我们对乌鲁木齐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新建医用诊断X射线机工作场所放射防护控制效果进行了评价,通过对现场的辐射监测、核实、查验,确定了放射防护措施和防护设施在控制职业照射和防止潜在照射方面的适宜性及有效性。
1 内容与方法
1.1 内容利用X射线输出评价系统、电离室巡测仪451P(美国)、CT剂量模体测试系统、Catphan 500 模体、准直筒/ 光野照射野一致性检测板;屏幕亮度计、线对卡;低对比度检测模体、乳腺机组织等效性能检测模体;2 cm铝板、0.8 mm铝板、1.5 mm铜板等仪器设备,对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14 台医用诊断X射线机放射诊疗工作场所进行放射防护控制效果评价。
1.2 检测方法依据 《医用X射线诊断卫生防护标准》[1]《医用常规X射线诊断设备影像质量控制检测规范》[2]《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装置质量保证检测规范》[3]《医用X射线CT机房的辐射屏蔽规范》[4]和《乳腺X射线摄影质量控制检测规范》[5]进行工作场所辐射水平检测及防护性能检测;依据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6]进行个人剂量监测,监测周期为3 个月。
2 结果
2.1 现场调查
2.1.1 辐射源项分析于2015 年1 月对该院放射诊疗设备进行调查,结果汇总见表1,该院医用诊断X射线机在医学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初级、次级及杂散辐射均为X射线。
2.1.2 职业病危害的防护设施措施
2.1.2.1 放射诊疗工作场所布局、分区与面积该院X射线影像诊断设备工作场所布局合理,放射防护设施设置合理,放射诊断设备符合辐射防护“实践正当性原则”;该院放射诊疗场所的分区充分考虑了邻室(周边及楼上、下)及周围场所的人员防护与安全,并在日常诊疗过程中,通过规章制度、警示告知牌等方式保证分区管理的落实,基本能达到保护工作人员、患者、受检者、陪检者及公众的作用;该院放射诊疗场所机房中除高频透视机面积不符合GBZ130-2013《医用X射线诊断卫生防护标准》的要求外,其余各机房面积均能达到标准的要求。
2.1.2.2 屏蔽效果该院放射诊疗场所各机房隔墙均为砖混结构(实心红砖+ 混凝土材质),并在墙面加重晶石防护涂料,机房门、控制室门均采用专业成品防护门(推拉式防护门与防护墙之间压缝的宽度至少是防护门与墙体间隙的10 倍以上、折页式防护门门缝的搭接至少有1 cm宽度),观察窗采用铅玻璃防护(观察窗略大于窗口),机房楼顶和楼底均采用混凝土一次浇铸成型加重晶石防护涂料。在医用诊断X射线设备的安装及位置的选取中避开了有用线束对门、窗和管线口的直射,同时,避免在人员驻留位置处设置空调、电器线路的管道开口。
2.1.2.3 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和警示标志落实依据现场调查结果,该院配备了部分个人防护用品,并制定了相关制度,保证个人防护用品的有效配备、使用。该院警示标志及警示灯的悬挂、张贴及布置基本合理,部分防护设施及措施有待完善。该院个人防护用品、防护设施、措施情况见表2。
2.1.3 放射防护管理该院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规章制度,组织机构完整,制度规范,管理体系能够有效运行并开展工作,从制度上控制职业照射和潜在照射。
注:“-”表示此参数未查到。
2.1.4应急准备与响应该中心已经按照WS/T328-2011《放射事故医学应急预案编制规范》的要求制定了《放射事故医学应急处理预案》,该预案在放射事故情况下能够满足医学应急处理需要。
2.2 检测结果
2.2.1 工作场所辐射水平于2015 年1 月对该院进行现场辐射水平检测,该院工作场所周围区域空气比释动能率检测结果见表3。
注:1表中数据未扣除天然本底,检测点位包括操作位、观察窗、控制室门、机房门、候诊区、机房楼上投影区、机房楼下投影区、穿线管洞、配电箱及四周墙壁点位的检测结果;2a透视防护区空气比释动能率(μGy/h);3根据工时调查及检测结果计算年有效剂量各DR机房外人员受照剂量均小于0.25 m Sv。
2.2.2 防护性能检测于2015 年1 月对该中心医用诊断X射线机防护性能进行检测,该中心医用诊断X射线机影像质量检测结果均合格。见表4。
2.2.3个人剂量检测该院能依据GBZ128-2002《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的要求,按时送检所佩戴的个人剂量计,根据上一年度(2014年)的个人剂量检测结果中,个人剂量当量值介于0.12~0.90 m Sv(Hp10)之间,均低于GB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规定的限值(20 m Sv/a)及该院管理目标值(5 m Sv/a)的要求,满足《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的要求。
2.2.4职业健康检查该中心32名放射工作人员每2年进行1次健康检查,由本院(已取得职业健康检查资质)进行检查,检查结论均为“可继续原放射工作”,满足《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的要求。
3 讨论
该院所涉及的放射诊疗工作场所的面积、设备和人员配置基本符合要求、屏蔽防护符合要求,放射卫生管理机构健全,放射卫生管理制度、事故预防、应急措施均落实到位,在设置有效的灯—门联动、补充个人防护用品后,该院放射诊疗工作场所的放射性危害防护措施等条件应能达到竣工验收的要求。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放射防护评价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放射防护设施和防护措施在控制职业照射和防止潜在照射方面的有效性和适宜性,从而保障放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健康与安全,因此,作为医疗机构,在完成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放射防护评价后,应组织相关科室、人员对评价报告所提出的建议认真整改,以此保证在后续的诊疗过程中使放射工作人员、受检者、公众的受照剂量不超过国家标准的要求,从而落实职业病危害防治的主体责任。
放射诊疗工作的开展依赖于有效的放射防护体系、安全的屏蔽结构、合格的医用诊断设备及符合要求的放射技师/ 医师。放射防护体系能保证诊疗过程中风险可控,安全的屏蔽结构能保证放射工作人员及公众的受照剂量可控,合格的诊断设备能使影像质量及照射剂量可控,符合要求的放射技师/ 医师能保证受检者良好的剂量控制。
放射工作单位建立放射防护管理体系,加强自身的放射防护管理,使放射防护管理可以有效并长期的运行,是搞好放射卫生工作的根本措施[7],因此,作为医疗机构应重视防护体系的建设,保证防护体系的稳定及长期有效运转,从而才能保障放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健康与安全。
医疗机构的放射诊疗设备和检测仪表应定期进行稳定性检测、校正和维护保养,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资质认证的检测机构每年至少进行1 次状态检测[8],对于部分医院,缺少开展稳定性检测的设备,无法保障稳定性检测的开展,达不到“种类与完善程度应与预计的职业照射水平和可能性相适应”[9]的要求,只能依靠每年1 次的状态检测来衡量设备的状态,导致放射诊疗设备处于不可控状态,势必会造成患者、陪检者受照剂量的增加,或者重复照射,甚至导致很多放射事故不能在早期得到及时发现[10]。因此,各级医疗机构应加强设备稳定性检测,保证所用设备的可控状态。
为了实现期望的目标而获得一定质量要求的图像并将患者剂量控制在与临床需求相匹配的水平是放射医师的责任[11],此条款说明了放射医师的重要性,也说明了,作为合格的放射技师/ 医师不仅仅要求较好的图像质量、诊断水平,同样重要的还有控制患者剂量,只有做到了以上3 点才能称之为“合格放射技师/ 医师”。
各级医疗机构应在放射防护体系、屏蔽结构、医用诊断设备及放射技师/ 医师等方面有的放矢,最终才能保障保障放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健康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