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特征（精选5篇）
场所特征 篇1
早在上世纪80年代, 发生在成人间在工作场所的欺负行为被Leymann等发现, 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护理领域[1,2]。Einarsen将欺负定义为:欺负是指向一个或多个员工的重复、故意的负性行为, 这些行为明显导致了羞耻、冒犯、痛苦, 影响工作绩效或引起不愉快的工作氛围[3]。这些行为包括有显性的[4], 如言语上的讽刺、不公正的批评、辱骂、恐吓等;也有隐性的, 如孤立、冷落、封锁信息、破坏他人的成功等。
许多欺负受害者持续承受着诸如头痛、饮食失调、失眠、慢性疾病的发生、恐惧、自尊水平下降、压抑、焦虑甚至抑郁等问题的困扰。当这些生理及心理问题无法得到纾解, 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事关系紧张化, 因病缺勤、护士离职等现象普遍发生, 甚至会引发PTSD及自杀等更严重后果[5]。而且欺负行为具有涟漪效应, 能影响到受害人及目击者工作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 减少了受害者所获得的社会支持[6]。不幸的是, 欺负行为常常被认为是对新老护士间的一种传承的仪式[7], 时常受到管理者的忽视, 被合理化甚至形成组织文化[8]。受害者往往无法进行反抗和为自己辩护[9]。
本研究利用量表工具, 对护士工作场所欺负现象进行调查, 分析考察护士遭受的负性事件与人口学特征及其人格特征的相关联系, 为管理者对其进行预防和干预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方便取样的抽样方法, 于2014年10-11月对汕头市两家综合医院[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三级甲等) ,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二级甲等) ]的护士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80份, 回收问卷169份。删除漏答题目超过3项的问卷, 及作答呈明显规律的问卷后, 有效问卷为148份, 有效问卷率为82.2%。其中男37名, 女性111名;已婚60名, 未婚88名;受教育程度:中专4名, 大专48名, 本科96名;工龄:5年以下94名, 5~10年27名, 10年以上27名;职称:没有取得职称的普通护士70名, 初级职称49名, 中级职称28名, 副高职称1名。
1.2 方法
1.2.1负性行为问卷 (Negative Acts Questionnaire NAQ-R) 中文版
该量表由Einarsen和Hoel编制及修订, 是该领域中运用最普遍的测量工具[10], 用于测量工作领域中的欺负行为。后由国内研究者荀洪景等人取得授权, 翻译形成中文版问卷, 信效度良好[11]。该量表不涉及欺负或骚扰等术语, 只对行为进行描述, 功23个条目, 采用Likert5五点计分, 得分越高说明欺负行为的发生频率越高。
1.2.2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 (EPQ-RSC)
该问卷由英国伦敦大学著名的人格心理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艾森克等于1985年编制完成。20世纪90年代由北大心理学系钱铭怡等修订成中国版, 该问卷由4个分量表组成, 包括精神质/内外向及神经质三个维度, 共48个条目[12]。
由研究者利用护士的上班时间, 以医院科室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 问卷当场收回。
1.3 统计学处理
将所有调查结果, 用Excel建立数据库进行管理,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具体分析方法为频数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负性行为问卷评分情况
148名护士NAQ-R各条目的平均得分为1.19~1.93分, 均未超过3分。总分最高79分, 最低22分, 平均32.82分。将受试者每个题目上的得分做频数统计, 其中得分较高的前5个题目, 详见表1。对不同特征护士NAQ-R得分情况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男[ (33.080±9.209) 分]和女[ (32.730±8.657) 分]护士的负性行为问卷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21, P>0.05) ;已婚[ (32.980±7.296) 分]和未婚[ (32.700±9.682) 分]护士的负性行为问卷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189, P>0.05) ;大专及以下学历[ (30.920±7.699) 分]和大专以上学历[ (33.840±9.170) 分]护士的负性行为问卷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95, P>0.5) ;没有取得职称的普通护士[ (32.370±10.203) 分]和已获得护师及以上职称的护士[ (33.220±7.288) 分]在负性行为问卷总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585, P>0.05) ;新近入职及10年以下工龄护士[ (32.760±9.280) 分]和10年以上工龄护士[ (33.070±5.919) 分]在负性行为问卷总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66, P>0.05) 。
分
2.2 负性行为与其人格特征的关系
本次调查的148名护士中, 未受欺负者82名, 占55.4%;遭受欺负者65名, 占43.9%;遭受严重欺负者1名, 占0.7%。护士NAQ-R得分与人格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详见表2。护士NAQ-R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神经质呈正相关关系;除组织不公维度外, 余两个维度得分及NAQ-R总分与精神质呈正相关关系。
*为P<0.05, **为P<0.01
2.3 护士人格特征与NAQ-R各维度分层回归结果
护士人格特征与NAQ-R各维度分层回归结果, 详见表3。
3 讨论
3.1 护士工作场所中欺负行为的发生率
与其他行业相比, 因为护理高压力高风险, 且护士主要为女性, 所以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13]。本研究结果表明, 148名临床护士中, 遭受欺负者65名, 占43.9%;遭受严重欺负者1名, 占0.7%。总体上与国外的调查相比, 国外护士工作场所中欺负行为发生率为30%~60%[14], 此结果与相关调查和研究结果一致。从个体的负性行为问卷得分来看, 受试者在单个题目上的得分大部分在3分以下, 说明单个行为的发生频率不高, 但总分表明欺负行为在护士中是普遍存在的。根据负性行为问卷中得分较高的条目, 可以看出在隐瞒信息, 被安排无法胜任的工作, 超时超负荷工作及福利被剥夺是欺负行为的主要表现。在本研究中, 遭受欺负与护士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职称等无相关。
*为P<0.05, **为P<0.01
3.2 护士的人格特征与工作场所欺负行为
在对护士人格特征与其遭受工作场所欺负行为关系的研究中,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该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在控制一定变量作用的基础上, 考察自变量对于因变量进行解释的增值[15]。具体到本研究而言, 就是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基础上, 来考察人格特征对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欺负水平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 虽然在相关分析中, 精神质与个人相关欺负行为显著相关 (P<0.05) , 但分层回归的结果表明, 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后, 精神质人格特征对于个人相关欺负行为的解释量未达到显著水平 (P>0.05) , 表明其影响并不显著。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后, 精神质人格特征对于工作相关欺负行为的解释量依然达到显著水平 (P<0.05) 。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后, 神经质人格特征对NAQ-R三个维度得分增高的解释量达到显著水平 (P<0.05或<0.01) 。表明具有情绪不稳定, 时常焦虑紧张, 抑郁, 容易反应过激且难以平复, 好抱偏见等人格特征的护士NAQ-R得分较高。
为了预防工作场所欺负行为的发生, 美国联席委员会建议各医疗机构采取措施, 其中包括对申请入职的人员进行背景调查和专业水平及操守的评估[16]。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对护士工作场所的欺负行为进行预测, 有必要引起护理管理者的重视。
摘要：目的:探讨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欺负行为的现状及其与护士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方法:方便选取汕头市两家综合医院共计180名护士, 用负性行为问卷 (NAQ-R) 和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 (EPQ-RSC) 进行调查。结果:受试 (n=148) 未受欺负者82名, 占55.4%, 遭受欺负者65名, 占43.9%;遭受严重欺负者为1名, 占0.7%。不同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称护士的负性行为问卷得分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神经质人格特征对护士遭受欺负具有显著影响 (P<0.05或<0.01) 。结论:护士工作场所中存在着欺负行为, 其人格特征对遭受欺负行为有显著影响, 应引起护理管理者重视。
关键词：护士,欺负,人格特征,横断面研究
场所特征 篇2
湖边邨历史街区位于湖滨地区紧邻西湖的地段,由湖边邨和劝业里两个街坊组成,其范围西起白傅路,东至东坡路,北起长生路,南至学士路(图1)。湖边邨历史街区总体格局完整,建筑中西融合,巧妙自然,目前除部分沿街建筑在性质与外观装修上有所改变外,整体格局及建筑形式、性质等都保持原有的特色,是杭州近代民居保留较为完整的一处,是杭州近代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
湖滨地区是杭州城发展历史的见证,湖边邨街区是湖滨地区变迁史的缩影。湖边邨街区与西湖的自然山水相映衬,与杭州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必然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空间特征和场所精神。
1、湖边邨街区的历史沿革
湖边邨街区旧时为清代杭州城驻防营内的正红旗坊。民国初年,拆毁营房,修筑马路,改造民居和商店,随后拆除了杭州城墙和城门。湖边邨、劝业里街坊相继形成,湖边邨因邻近西湖而得名,劝业里的得名源自民国时期位于此处的劝业旅馆。
湖边邨街区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建筑主要以近代的石库门建筑为主,是当时杭州规模最大、最西式的百多幢标准“弄堂房”,是当时民国时期的典型民居。石库门建筑为一式一样的两层楼房,楼顶有平台、二楼有带栏杆的阳台,楼角有亭子间,楼下后门连着厨房。当时住在湖边邨街区的人员各式各样,有演员、公司职员、小老板、国民党官僚的外室、歌舞厅舞女等,解放后成为单位的职工宿舍。
现在对湖边邨街区的保护和利用,要求保护原有建筑的风格和街巷、院落的格局,拆除在原有庭院、空地上搭建的各类临时建筑物,恢复原有特色;着重改造和完善区内的基础设施,形成具有杭州典型近代石库门里弄建筑风貌特色的居住街坊,使其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降低人口密度,改善居住条件。
2、湖边邨街区的空间特征
培根在其《城市设计》一书中提到,建筑划分出用于不同活动的空间,空间的特征影响使用空间的人们[1]。湖边邨街区的建筑具有杭州近代民居建筑的特色,建筑形式有石库门里弄建筑、新式里弄建筑、独立式西洋别墅建筑。起源于十九世纪中期,脱胎于中国传统合院,带有殖民地色彩的杭州石库门建筑,占地面积和尺度都较小,空间十分紧凑,是专供人们租住的二层楼房。经过不断完善,这种建筑发展为由天井、客堂、厢房、亭子间和晒台等组成的功能齐全的石库门住宅;每户入口有一石门框,大门上一对铜门环;外墙细部有西洋建筑的雕花图案;建筑颜色素雅,以古朴的青砖、黑瓦为主色调。新式里弄住宅是在石库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建筑形式较为西化,与石库门建筑最大的不同是天井没有了,用矮墙或绿化作隔断。湖边邨就是当时“最新、最洋”的里弄建筑,单开间,适合于小家庭的居住。街区内有4幢别墅建筑,由主体建筑、辅房和花园组成[2]。
街区的空间布局特点是“联排式建筑或独立式建筑→街坊→街区”,即以方格网的城市道路为依托,以石库门联排式建筑或独立式别墅建筑形成相对独立且各具特色的街坊,以街坊为组合单元形成街区。建筑布局以联排式建筑与独立式建筑相结合,以数幢或数十幢为一排列,构成分弄,又以数条分弄组成总弄。(图2系列)
2.1 空间层次分明
街区的空间序列具有丰富的层次,从路巷到弄再到户内,有序地划分出公共空间(道路)、半公共空间(总弄)、半私密空间(支弄)和私密空间(户内)几个不同的层次(图3系列),这些不同层次的空间呈树枝状组织方式展开。石库门里弄的天井作为住宅内部的露天活动场所,使弄堂的户外公共空间与住宅的内部私密空间之间有一个过渡。丰富的空间层次可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对不同空间的需求。总弄对弄外的城市道路来说是内部空间,对于弄内居民来说又是外部公共活动空间,这里是全弄的交通要道,也是全弄居民社会交往的主要场所,小孩在这里嬉戏玩耍,老人在休息、聊天,支弄则是连接总弄与入户的通道,不同层次的空间有序地组织在一起,使人们更愿意使用这些空间。
街区空间的组织给人以强烈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安全感。有序的空间环境能够促进邻居间不同层次的社会交往,居民把小巷当成是邻里交往的场所,当成是自家领域外延的空间。根据领域性原理,街区内连续且界限分明的空间给人以安全感,以及可以有效地防止犯罪的发生。
2.2 空间尺度宜人
街区的空间格局以“城市道路—总弄—支弄—入户”的组织方式展开。建筑、庭院及路、街、巷、弄的尺度都不大,里弄宽度在2-3米间,与两侧的二、三层建筑形成了较宜人的空间尺度(图4系列)。步行是街区主要的交通方式,这种小尺度的邻里单位和以步行为主的交通方式正符合人们对居住安全感及邻里交往的需求。街区的建筑从不突出单体,也不标新立异,而是重群体,尺度较小,水平发展,融于环境。小的空间给人以亲切感,围合感强,富于私密性。身处小空间中,人们既可以看到整体,也可以看到细部,从而很好地体验到周围的环境。[3]
2.3 空间类型多样
街区注重开敞空间、半开敞空间和封闭空间的塑造与结合,注重边界空间以及细节的设计。街区由多个开发商和业主开发,受命于开发商和业主的工匠直接执掌建造大权,因此每个里弄的布局、形式各具特色(图5系列)。除了巷弄间产生的道场空间之外,还有院落、廊檐、阳台和挑台等多种类型的空间。维系在街区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半公共与半私密空间,起着过渡的作用,边缘效应在这里得到很好的体现。边界空间有着不同于其它地方的显著特点,即异质性强、自由度高、信息量大,多种应力在这里交互作用。街坊与周边道路、街坊与街坊间有高大的围墙相隔,每个街坊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给人以安全、闹中取静的感觉。
3、湖边邨街区的场所精神
场所是有清晰特征的空间,场所精神可由空间形态特征表达出来[4]。湖边邨历史街区的场所精神有:
3.1 空间可识别性强
现在很多的新建居住区为了突出其独特性,会以造型奇特的建(构)筑或是醒目的标识牌,以及各种雕塑等元素来表现。但在湖边邨历史街区,这些都没有,人们置身其中,却能很容易的判断出自己所处的位置。这是因为街区空间的宽窄变化给人感官和心理上留下的印象远比立面变化来得深刻,至于空间的转换,则会强迫人们改变自己的行进路线和方向,这些都具有很强的标识性,因而通过上述的空间变化必然会大大地提高街区空间的可识别性。街区的特征在整体一致性的前提下,又有着丰富的变化。基本空间模式,布局方式是相同的,但细察起来,却几乎没有相同的。
3.2 空间承载着文化
空间的功能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空间环境的实际使用功能,即可见的空间实际使用的场所意义;二是空间对当地人文历史的表达,这就是不可见的而只可体验的场所意义[5]。历史街区空间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一种形态,更是一种文化、一段历史。
湖边邨历史街区是适应当时杭州湖滨地区的社会背景、生活需求,以及与周边的自然环境相协调而发展形成的,代表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方式,表现出一种独有的场所精神。韩国独立运动旧址、居民的变迁等一切历史的遗存沉淀在街区中,这些历史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更使得街区成为一个丰富的文化遗产。
4、结语
湖边邨历史街区的空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表现的不仅是物质元素层面的空间特征,而且还表现生活形态、历史文化等非物质元素层面的场所精神。湖边邨历史街区是人们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自主建设,不断地改造完善,逐步发展而成的,这样的空间是符合人们在功能使用和心理上的需求的。
摘要：文章对杭州湖边邨历史街区的空间特征及场所精神进行了研究,并对街区空间对居民行为与心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湖边邨历史街区由近代石库门里弄街坊组成,街区的空间层次分明、尺度宜人、类型多样,可识别性强、承载着文化;是构成街区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关键要素。
关键词：杭州湖边邨历史街区,石库门建筑,近代民居,空间特征,场所精神
参考文献
[1](美)培根著.黄富厢,朱琪译.城市设计(修订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2]http://www.hzfc.gov.cn
[3]康健.特质街道的空间尺度分析[D].硕士论文.杭州:浙江大学,2007.
[4](挪)诺伯格·舒尔茨著.施植明译.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台北:尚林出版社,1984.
场所特征 篇3
迫庆一郎 (Keiichiro Sako) 是日本新生代的建筑师, 他在山本理显设计工场工作时曾负责著名的北京建外SOHO项目, 后在中国建立建筑设计事物所, 开展建筑实践, 迄今为止在中国完成了近50项建筑设计。其建筑设计以“主题”为中心, 大量运用色彩、形态、材质、空间等视觉形式符号展开设计, 作品具有鲜明的形象性、丰富的象征性和浓郁的精神性, 被评论界誉为“时而简约到极致, 时而遁形于无痕, 时而如大师般沉稳老练, 时而如孩童般天真烂漫”, 富于变化的设计彰显了独特的美学意蕴。
一、视觉的表象:形式
(一) 鲜明的色彩美
“颜色知觉对于我们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视觉审美的核心, 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1]。色彩美是视觉审美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建筑中色彩先声夺人, 给人的感觉最直观、最强烈。迫庆一郎极其重视设计中色彩美的表现, 以此构成其作品生动鲜明的视觉风格。一方面色彩的运用体现了单纯性。其设计擅用纯色来表现, 如成都伊芙丽专卖店的玫红色、长春中日文化交流中心常春藤的绿色、北京芬理希梦1号店的白色、北京芬理希梦2号店的绿色等。单纯化色彩的运用不仅形成了迫庆一郎纯净的设计风格, 也彰显了现代设计简洁明快的特征。另一方面色彩的运用体现了鲜明性。其设计擅用色相对比、纯度对比来强化建筑的视觉形象, 如北京喜彪展示店的白色与黑色、深圳蜂巢中餐馆的白色与红色。再如图1北京马赛克的设计, 其建筑外墙和室内均由白色和明度、纯度渐变的紫色构成, 极具视觉冲击力。值得一提的是其色彩设计多而不乱, 色彩表现服务于建筑主题要求, 多样寓于统一。
(二) 形态与空间的巧妙构成
迫庆一郎设计的视觉形态主要由两类构成, 一是纯粹的几何形态, 二是富于象征性的有机形态。迫庆一郎的建筑设计偏爱线性语汇, 所设计的建筑本身虽然不是简单的四方体, 但仍是基本几何体的组合和变形。如图2, 在“北京冲击”这个项目的设计中, 他没有因循周围建筑都是长方形盒子沿街排列的做法, 而是考虑到建筑密度较高这一现状, 把整个建筑顺着地块的南北轴线旋转45°, 使得原本相向建筑的朝向得以彼此错开, 既解决了日照和流线等功能问题, 又塑造出简洁而富有创意的建筑形态。住宅部分以两层为一个单位体块, 每个体块之间错位2米, 使用黑白两色交错配置, 这种体块组合形成的凹凸变化, 使建筑的各个立面在严谨的几何构图中呈现出丰富的变化, 也产生了整个建筑简洁明快的特征。在室内设计中, 迫庆一郎又喜欢用自由的、富有象征意义的形态。尤其是在空间分隔的处理上, 迫庆一郎有特别的感受:“在室内设计项目中, 分隔空间是一个可以使用想象力的元素, 我很少用明显的空间隔断, 单纯地使用不透明材质来分隔空间的话, 等于封杀了空间的想象力和发展潜力。而选用一些特殊材质来分隔空间后, 就会发现这些空间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它们时而通过声音、空气等媒介进行交流, 时而又确保了各自的独立性。”[2]在深圳“蜂巢”设计中, 他将分隔空间的界面设计成有机曲面, 在平面上呈波浪状起伏, 在立面上借助于蜂巢这一视觉元素来作为室内空间形态的创作主题, 并在这个白色界面上打开了很多的洞, 既区分出了大厅和单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空间, 又消解了清晰的界面, 这种形态生成的空间带给人们的感受是非常直接的, 人们置身其中, 很容易产生认同感和识别感。
(三) 多元化的材质语言
材质语言犹如建筑的肌肤, 是建筑语言中富有表现力的词汇。材质赋予建筑以各种不同的表情和内涵, 也成为建筑表达的重要途径之一。迫庆一郎建筑设计的材质语言风格丰富多变, 常用材质有镜面不锈钢、亚克力、马赛克、钢管等。他非常擅长使用各种色泽的镜面不锈钢来设计建筑的视觉表现, 各种色泽的镜面不锈钢在其作品中得以独具匠心的运用, 营造了特殊的光影效果。如“北京格子”采用金色和银色镜面的不锈钢, 以及中国传统的格子状铸铁屏风, 使建筑在白天和夜晚呈现不同的光泽效果;在杭州“浪漫一身”2号店的设计中, 天花板使用镜面不锈钢板映照店内的镜像, 呈现的视觉效果使人宛若置身水中, 具有诗意化的视觉效果。迫庆一郎也善于根据建筑空间不同的功能, 将不同的材质在空间中交错并置使用, 产生奇妙的材质语言的对比效果。如千岛湖筒屋中公用的地板、墙面、天花板的内部空间分别用木材、水刷石、经过生锈处理的金属、铝合金、镜面、石材、现浇或经过特殊加工的混凝土等材质构成。这样既体现了使用功能的需求, 又彰显了不同材质的个性特点。
二、符号的意味:意象
“艺术中使用的符号是一种暗喻, 一种包含着公开的或隐藏的真实意义的形象, 而艺术符号却是一种终极的意象。”[3]在迫庆一郎的建筑中, 色彩、形态、材质、结构、光影等视觉符号具有象征性、暗喻性、指示性的特点, 包含了丰富的寓意, 而其蕴涵的思想情感、艺术构思使建筑本身成为富有情感内涵的整体意象。
(一) 意象的象征性
美国后现代主义建筑师和理论家罗伯特·文丘里指出:“建筑师在建筑中传统地使用象征主义以丰富建筑的内容, 同时使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空间的工具, 象征主义的范围扩大了, 不仅表现其自身, 也赋予含义并发出不仅是内涵, 而且也是外延的明确信息。”[4]迫庆一郎的建筑设计通过“有意味的形式”强调建筑的历史和文脉, 赋予了建筑不同的主题精神, 使各种建筑物不只是一个纯粹空间的构成, 彰显出了与众不同的气韵、格调、风格。在图1北京马赛克的设计中以白色和紫色马赛克的渐变为视觉符号, 不仅营造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空间形式, 而且也具有鲜明的象征性。迫庆一郎在接受专访时曾指出:马赛克意象的构思“必须把它做成地标式建筑吸引住户。四周环境很荒凉, 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天空, 把立面设计成马赛克, 也是为了要建筑与天空融合。还有一个原因, 马赛克的图案很像节日纸花, 让人沉浸在一种热闹的气氛之中。”[5]这种意象的象征性在其设计中具有普遍性, 是其展开艺术构思的重要设计方法。如长春中日文化交流中心“常春藤”的设计以空间中伸展的绵延绿色树枝为空间形态构成;杭州“浪漫一身”1号服装店的设计以蛋形为基础, 寓意这家新生的服装店开创新的事业;深圳”蜂巢“中餐馆以蜂巢和花朵的空间形态表现设计主题等等。因此, 迫庆一郎的建筑设计将主观构思融入客观的视觉形象中, 通过各种具有暗喻性、象征性的视觉符号传达了特定的含义, 使建筑成为具有文化意义和时代气息的“多维艺术”。
(二) 意象的情感性
正所谓“立象以尽意, 象以情为先”, 迫庆一郎建筑设计中各种视觉符号所构成的象征意象不仅表达了建筑的文化内涵, 还承载着建筑师的情感与梦想, 情感是其创造意象的重要动力和方法。“蒲蒲兰绘本馆就承载着我自己孩提时代的梦想。每一个项目, 都有它最合适的设计方法。就拿蒲蒲兰绘本馆项目来说, 色彩是最强有力的表现手法。我小时候住在福冈, 我们家旁边就有一个大池塘, 炎热的夏季, 在傍晚时分, 下了一场大雨后就会有一道美丽的彩虹挂在山那边, 那道风景深深地刻印在我脑海里, 至今难忘。所以, 我就决定在蒲蒲兰绘本馆设计中用绚丽的色彩表现出天真烂漫的童年, 我相信来蒲蒲兰绘本馆的孩子们肯定喜欢这种丰富多彩的颜色。”[6]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迫庆一郎曾组织日本十多家材料企业捐建四川绵竹春风小学, 反映了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性关怀。而春风小学的总平面设计以“笑脸”为构思, 正如迫庆一郎所言, 学校中操场就是微笑的嘴, 校舍围合成眼睛, 让他们永远记得童年。这个建筑设计布局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围合布局, 设计独特、亲切且富有童趣, 充分满足了使用者的审美特点与喜好。总之, 迫庆一郎建筑设计中的意象是设计师经过审美经验的筛选的, 融入了特定的意味和情感。这种意象的情感性不仅在建筑形式和空间环境上使人产生视觉联想, 还能唤起人们心理联想和情感记忆, 通过审美移情达到情感的共鸣, 建筑也由此充满意义, 更具有人性, 更令人回味。
三、场所的精神:主题
(一) 主题的意蕴
迫庆一郎在其著作《主题四十》一书中指出, “无论是室内、建筑还是街道, 作为设计这一行为的对象是等价的。因为这些作为看得见的东西, 都是日常生活通常存在的。但是面对用途、地点、规模、技术、单价、工期等情况的不同, 固定设计手法是无法对应的, 随状况做出各种不同的战略战术是很有必要的。我将这些成为每个项目根本的东西称为‘主题’。于是到现在, 我为所有的项目设定设计一个其特有的‘主题’。”[7]主题是其设计的核心所在, 也是其主要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无论是抽象的建筑空间形态的分解与转换、倾斜与叠加、分散与统一、段片化与最适化, 还是具象的有机形态的模仿、再造与创新, 迫庆一郎都用主题来统摄各种视觉符号, 在多样的视觉变化中获得整体的和谐统一。如上海蒲蒲兰绘本馆的设计以树为主题, 用不同树种的板材做出形态各异的书箱并错落累积起来, 并对树干、树枝、树皮及树叶等各要素结合色彩符号进行分割、重组、整合, 营造了童话般的建筑空间。再如图3为唐山地震纪念公园的设计方案, 其以“纸鹤”为主题, 既是和平的象征, 又寄寓着对过去的安魂和未来的祈福, 整个建筑以纸鹤结合的翻转、覆盖、折叠与重构形成鲜明而直观的视觉形象。迫庆一郎建筑中不同的主题设计不仅体现了不同的城市与地域中人们对建筑的实际需求, 更反映了其建筑设计所蕴涵的文化性及人的心理情感因素, 其主题各异、特色鲜明的建筑视觉形象彰显了深厚的审美文化意蕴。正如迫庆一郎所言:“主题是用语言编辑世界, 主题是创作的索引, 主题是无穷的存在, 主题是不断开拓世界……”
(二) 场所的精神
建筑艺术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 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符号其是人类传情达意、沟通交流的方式, 也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后现代建筑师文丘里曾大声呼吁:“丰富建筑的内容, 同时使建筑成为包括其他方面的多维艺术, 甚至包括文字, 使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的工具。”迫庆一郎建筑设计中色彩、形态、材质、结构等视觉符号均围绕着中心意义的主题有机结合, 营造了独特的空间场所精神, 赋予了建筑空间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图4为北京喜彪展示店, 是设置于大型购物中心的陶瓷卫浴产品展示厅, 迫庆一郎完全颠覆了传统卫浴展示店的空间及形象设计, 展示空间完全创造性地设计为一个黑盒子, 白色陶瓷卫浴产品像艺术品一样通过射灯的照射静静呈现出来, 犹如美术馆的陈设, 普通的物与人的消费关系在这样的场所中演变成为一种审美关系, 建筑的场所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空间。再如图5成都伊芙丽专卖店, 迫庆一郎极具创意地使用一根连贯的长250米的“管”创造场所的空间效应。绵延于空间的玫红色“管”宛如管弦乐团的乐音, 随着季节的变化与服装的更替演绎了伊芙丽女装品牌的时尚、情调及愉快优雅的情调。日本建筑设计大师安藤忠雄说过, “建筑必须创造这样一种场所, 其精神的活力可以将人们从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迫庆一郎的设计匠心独运, 以多变的“主题”为核心, “窥意象而运斤”, 其建筑空间成为人们文化精神与情感意识交流的物质承载物。
四、结语
迫庆一郎作为年青一代的外国建筑师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 其建筑设计以鲜明的视觉形象、富于情感与象征的审美意象、独特的场所精神彰显了丰赡的美学意蕴, 给中国当代的建筑界提供了宝贵的设计经验。在当前中国建筑面对外来建筑文化的冲击和日趋国际化、全球化的背景下, 如何赋予中国建筑以民族文化和人类精神情感的内涵, 让冷漠的钢筋混凝土焕发新的生命力, 使建筑和空间与人能更为有效地交流对话, 这也是中国当代建筑师和业界学者深思和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英]P.L.格列高里.视觉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2][6]从北京出发——迫庆一郎访谈录[J].室内设计与装修, 2007 (11) :99-100页, 99-100页
[3][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4][美]罗伯特·文丘里.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6
[5]李昭君.建筑主题中国——迫庆一郎专访[J].建筑技术及设计, 2009 (03) :22-27页
场所特征 篇4
关键词：娱乐场所女性性工作者,无保护性行为,影响因素
女性性工作者(female sexual worker,以下简称FSWs),是指将“性”作为商业交易手段并从中牟取利益的女性人群[1]。她们既是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的高暴露人群,也是传播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的核心人群[2]。无保护性行为指未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FSWs的无保护性行为是经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高危行为。近期资料显示,国内FSWs人群中仍有相对较高的艾滋病感染率[3]。探讨FSWs群体的无保护性行为及影响因素对于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工作有重要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长沙市5个城区中随机抽取了一个区作为一级抽样框。通过暗访和关键人物(公安部门、当地社区居民、的士司机等)介绍相结合的办法,调查核实了该区娱乐场所商业性性服务活动的基本情况。最后共有21家娱乐场所(包括星级宾馆及洗浴中心、休闲会所等)愿意配合开展调查。在这21家场所中分别随机抽取10名FSWs作为研究样本。在知情同意的原则下,共有172名FSWs完成了访谈,最后得到有效问卷140份,有效应答率为66.7%(140/210)。
1.2 调查内容与方法
(1)用一般情况问卷收集患者年龄、性别、户籍、婚姻状况等社会人口学等一般情况及初次性行为年龄、商业性性行为从业相关情况及同性性行为发生情况。(2)用自编《性行为调查问卷》,从“当前的性行为”(包括“最近1次、最近3次、最近1个月)和“既往的性行为”(指距调查时点1年以内)两个时间框架下分别调查了解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情况。(3)用相关知识问卷调查性病和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共18个条目,每条目回答正确计1分,错答不计分,满分18分。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输入电脑,用SPSS 1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方法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FS Ws样本的一般情况及相关知识知晓程度
140名有效样本中,年龄最小16岁,最大31岁,平均(22.01±3.40)岁;未婚113人(80.0%),已婚22人(16.4%),离异、丧偶5人(3.6%)。接受学校正规教育年限为3～15年,45.0%具初中文化程度,具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者占35.7%。90人(64.3%)户籍所在地为城市,其余50人(35.7%)户籍在乡镇或农村。
从事商业性性工作时间最短1个月,最长96个月,从业时间中位数为12个月(P25=3,P75=24),从业时间不满12个月者占49.3%。开始从业年龄最小为14岁,最大为31岁,中位数年龄为21岁。自报月收入从1 000～30 000元不等,50.0%的被调查样本报告月收入在为2 000～4 000元。除1名FSWs报告在4岁时遭受过性侵犯外,其余样本报告初次性行为年龄最小为16岁,最大为19岁,初次性行为年龄中位数为18岁(P25=16岁,P75=19岁)。全部样本中无人报告有同性性行为。
总分为18分的艾滋病性病相关知识调查中位得分为13分(P25=11,P75=14),最低为2分,最高为16分。54.1%的FSWs样本得分范围在中位数分及以上。
2.2无保护性行为发生率及影响因素
2.1.1商业性性行为中无保护性行为发生率
在研究设定的“当前”和“既往”两个不同时间范围下,被调查FSWs样本在的商业性性行为中的无保护性行为发生率分别为:16.4%、25.6%、56.8%和42.5%,见表1。
注:“n”为应答样本例数。
2.2.2
非商业性性行为中的无保护性行为发生情况122人(87.1%)报告在过去1年中除商业性的性伴之外还有非商业性性伴。22人报告其非商业性性伴为配偶,94人报告对方为男朋友,53人报告为偶然结识的临时性伴。与上述三类非商业性性伴的无保护性行为发生率分别86.4%、86.2%和52.8%。详见表2。
2.2.3 无保护性行为的多因素分析
以FSWs与商业性性伴在最近1年内有无保护性性行为作应变量(剔除无应答样本13名),将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户口所在地、开始商业性性工作年龄、从事商业性性活动时间、初次性行为年龄及知识知晓程度等可能影响因素同时引入Logistic回归模型,按α=0.05水准,采用向前逐步法,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拟合主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最终进入方程的自变量为婚姻状况和户口所在地,变量参数见表3。
注:方程预测值为76.3%,表中略去了无统计学意义的变量
3 讨论
本研究FSWs样本以未婚、有城市户籍、有高中及以上学历、低于25岁者为主。文献研究提示,来源于不同档次(通常以场所收费标准为依据)娱乐场所的FSWs,在经济收入、年龄层次、STD患病率以及安全套使用率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一般表现为越是低档场所的FSWs,其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低且安全套使用率越低[4,5]。从被调查结果可见,本研究的FSWs样本虽属于高档场所的性工作者,但其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率处于较高水平。虽然在众多以FSWs为对象的研究中,因普遍存在抽样方法、样本来源、研究目标以及对安全套使用情况调查指标等方面的不同,各研究结果并不具可比性,但从本研究无保护性行为发生情况来看,该群体仍普遍面临着极高的STD/HIV感染危险。提示:继续深入地开展针对娱乐场所FSWs群体的无保护性行为干预工作仍非常必要。对无保护性行为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在高危行为干预中特别要关注来自农村、无稳定婚姻关系的FSWs;相关知识水平并未与其安全套使用行为有关联,提示认知因素与行为结果之间可能还存在其他因素(如与各类性伴在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不同动机)的作用。
本研究发现有高达87.1%的FSWs样本有非商业性性伴者,且与该类性伴的无保护性行为发生率极高。国外也有关于该群体非商业性性行为较为普遍的报道[6,7]。近十几年间,由于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总体来看,FSWs人群在商业性性行为中的安全套使用率及相关知识水平均有显著提高[8],但她们与非商业性性伴的安全套使用率则仍处于较低水平[9,10]。FSWs人群的的无保护非商业性行为和无保护的商业性行为,均提供了将STD/HIV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传播的“桥梁”作用。对娱乐场所FSWs群体开展的艾滋病预防行为干预中,除继续深入推进“100%安全套项目”之外,还可考虑应将该人群在非商业性性行为中的安全套使用率纳入干预指标体系中。
参考文献
[1]方鹏骞,张佳惠,徐娟.我国艾滋病高危人群定义与范畴的界定[J].中国性病艾滋病杂志,2006,(5):470-471.[1]FANG PQ,ZHANG JH,XU J,et al.The definition of high risk populations for HIV/AIDS in China[J].Chin J AIDS STD,2006,(5):470-471.Chinese
[2]CHIN J,BENNET A,MILLS S.Primary determinants of HIV prevalence in Asia-Pacific countries[J].AIDS,1998,12(suppl B):87-89.
[3]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办公室,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2007年中国艾滋病联合评估报告,2007.[3]State Council AIDS Working Committee Office,UN Theme Group on AIDS in China.A joint assessment of HIV/AIDS prevention treatment and care in China(2007),2007.Chinese
[4]姜祥坤,姜宝法,蔡新.等.不同娱乐场所性服务者安全套使用状况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2007,23(9):1052-1053.[4]JIANG XK,JIANG BF,CAI X,et al.Analysis on using condom correctly among sex workers in different layers entertainments[J].Chin J Public Health,2007,23(9):1052-1053.Chinese
[5]李东民,袁飞,胡绍源.不同场所暗娼的高危行为和HIV/STI感染状况调查[J].中国艾滋病性病,2007,3(13):210-213.[5]LI DM,YUAN F,HU SY,et al.High risk behaviors and HIV/STI prevalence among female sex workers in different settings[J].Chin J AIDS STD,2007,3(13):210-213.Chinese
[6]GIL VE,WANG MS,ANDERSON AF,et al.Prostitutes,pros-titution and STD/HIV transmission in mainland China[J].Soc Sci Med,1996,42:141-152.
[7]YANG H,LI X,STANTON B,et al.Heterosexual transmission of HIV in China:a systematic review of behavioral studi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J].Sex Transm Dis.2005,32:270-280.
[8]ROU KM,WU ZY,SHEENA GS,et al.A five-city trial of abehavioural intervention to reduce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HIV risk among sex workers in China[J].AIDS,2007,21(suppl8):95-101.
[9]SCAMBLER G,SCAMBLER A.Social change and health pro-motion among women sex workers in London[J].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1995,10:17-24.
场所特征 篇5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本辖区的公共场所中, 随机抽取大型旅店 (宾馆) 、商场、餐饮 (饭店) 各4户共12户, 其中旅店和餐饮场所中使用中央空调和非中央空调的单位各4户。
在每个场所中选取从业1年以上的固定成年女性工作人员每户8~10人, 所有人员均不吸烟, 且固定家庭成员也无人吸烟。研究对象年龄在18~40岁之间, 各场所人员平均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PM2.5检测
使用8533型颗粒物监测仪 (TSI公司, 美国) 对PM2.5浓度进行检测, 仪器使用前经过严格校准。场所的检测布点参照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技术规范 (GB 17220-1996) 、公共场所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测定方法—光散射法 (WST 206-2001) 。检测分为2012年冬季、2013年夏季和2013年秋季3个阶段, 每个阶段进行1次检测。选择的检测日为晴天, 且前2日为晴。
1.3 呼出气中一氧化氮 (fractional exhaled
nitric oxide, FENO) 值测定在冬季PM2.5测定完成后对调查对象进行FENO值测定。使用仪器为Niox FENO测定系统 (Aerocrine公司, 瑞典) 。测试对象吸入无NO的气体达肺总量, 然后呼出肺内气体, 呼气时维持呼气流速在50 ml/s, 使呼出气到达一个稳定的平台期, 得到测量结果。
1.4 问卷调查
在进行FENO值测定同时进行1次关于呼吸系统健康情况的问卷调查, 问卷内容参考美国胸科协会肺部疾病标准问卷。
1.5 统计学分析
用Epi Data对PM2.5和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录入, 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15.0进行统计分析。由于PM2.5浓度、室内PM2.5浓度与同一时刻室外参照值的比值 (indoor/outdoor PM2.5concentration ratio, I/O) 、FENO值均不服从正态分布, 因此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来表示。对不同季节、不同类型公共场所中PM2.5浓度进行两两比较时将数据秩转换后采用LSD-t检验[4];不同类型空调系统场所中PM2.5浓度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 不同场所工作人员FENO值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 不同场所工作人员呼吸系统症状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季节公共场所中PM2.5浓度比较
共对12家场所127个点进行监测, PM2.5浓度最高的季节为冬季, 达到235 (62~374) μg/m3;其次为春季, 为42 (25~80) μg/m3;最低的季节为夏季, 为35 (62~374) μg/m3。对数据秩转换后进行比较发现, 冬季PM2.5浓度显著高于夏季与春季 (P<0.01) , 春季与夏季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2 不同类型公共场所中PM2.5浓度比较
本次研究中, 饭店的PM2.5浓度最高, 为224 (131~288) μg/m3, 超出宾馆和商场4倍以上。由于室内PM2.5浓度受大气中PM2.5浓度影响较大, 为了排除不同检测时间大气中PM2.5浓度变化对室内的影响, 以测得的室内PM2.5浓度与同一时刻室外参照值的比值 (I/O) 作为统计量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 饭店内I/O值显著高于商场和宾馆 (P<0.01) , 而商场和宾馆I/O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注:将数据秩转换后采用LSD-t检验。a∶b, P<0.01;a∶c, P<0.01;b∶c, P>0.05。
注:将数据秩转换后采用LSD-t检验。a∶b, P=0.126;a∶c, P<0.01;b∶c, P<0.01。
2.3 不同类型空调系统公共场所中PM2.5浓度比较
宾馆和饭店装备中央空调和非中央空调的场所各4家, 对此两类场所进行统计, 见表3, 其中装备中央空调的场所PM2.5浓度为43 (33~67) μg/m3, 远低于非中央空调的场所240 (50~265) μg/m3, 对I/O值进行秩和检验, 装备中央空调的场所为0.82 (0.65~1.04) , 显著低于装备非中央空调的场所1.06 (0.78~2.39) (P<0.01) 。
注:u=701.50, P<0.01。
2.4 不同场所人群呼吸系统健康状况比较
共对95名工作人员进行呼吸系统健康状况调查, 由宾馆工作人员FENO值最低, 为11 (9~16) , 商场和饭店工作人员分别为14 (11~17) 和15 (11~18) , 经秩和检验, 各场所工作人员FENO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对工作人员近期 (3个月内) 呼吸系统状况的调查统计见表4, 饭店工作人员大部分症状的阳性率都高于商场和宾馆工作人员, 但仅咳痰或清痰1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由于受气候和燃煤的影响, 大气中PM2.5浓度一般冬季较高而夏季较低[5]。特别是在近年, 冬季雾霾天气时上海大气中PM2.5可超过标准的数倍。本研究的检测数据表明, 公共场所室内PM2.5的浓度随季节的波动规律基本同室外PM2.5浓度波动一致。在大型公共场所中, 中央空调系统的新风在引入室内时大都会经过专有设备的过滤, 因此出风口的PM2.5浓度会比室外空气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在本研究中, 装备中央空调的场所3个季节I/O值中位数为0.82, 可见室内PM2.5浓度大大低于室外。此现象在冬季雾霾天气尤为突出, 如果室内没有人吸烟, 拥有较好过滤系统的中央空调可将室内的PM2.5降至室外的1/4以下。而春夏季节由于本来室外PM2.5浓度较低, 因此室内外PM2.5浓度差距相对较小。而装备非中央空调的场所由于在各个季节都会不同程度地开窗通风, 因此I/O值更加接近于1。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饭店的PM2.5浓度显著高于其余场所, 结合现场情况, 主要是由于吸烟引起。由于目前饭店并未完全禁烟, 而大部分饭店设立的吸烟区与无烟区并没有完全的物理隔断, 因此在有人吸烟时, 饭店PM2.5浓度明显升高[6]。
人群呼吸系统健康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处于较高PM2.5暴露的饭店工作人员对于较轻的症状 (咳痰或清痰) 有更高的阳性率, 而对于胸闷气短等较严重的症状, 并未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在饭店等较高PM2.5浓度场所中, 工作人员的呼吸系统健康可见较轻程度影响, 但未见严重的健康损害效应。
FENO值已被广泛证实为气道炎症和氧化应激的生物标志。大部分呼吸系统炎症性疾病中, FENO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包括各种鼻腔、鼻窦炎症、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等[7,8]。沙莉等[9]研究证实, FENO值的升高可作为哮喘患儿存在非特异性气道炎症的可靠指标, 可预示病情控制情况。在本研究中, 并未发现PM2.5高暴露场所饭店的工作人员FENO值与其余场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笔者认为, 可能由于饭店PM2.5浓度较其余场所高主要是由于香烟烟雾造成的, 而有研究发现, 香烟烟雾可导致FENO值降低[10], 因此未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此外, 由于条件所限, 本研究仅对研究对象工作场所中PM2.5浓度进行监测, 并未对工作人员连续24 h个体暴露进行测量, 因此可能造成不同场所工作人员实际24 h平均PM2.5暴露值差距小于场所测量值差距。
参考文献
[1]戴海夏, 宋伟民, 高翔, 等.上海市A城区大气PM10、PM2.5、污染与居民死亡数的相关分析[J].卫生研究, 2004, 33 (3) :293-297.
[2]Linn WS, Gong HJ, Clark KW, et al.Day-to-day particulate exposures and health changes in Los Angeles area residents with severe lung disease[J].J Air Waste Manage Assoc, 1999, 43:108-115.
[3]Samet JM, Dominici F, Curriero FC, et al.Fine 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 and mortality in 20 US cities[J].N Engl J Med, 2000, 343:1742-1749.
[4]刘万里, 薛茜, 曹明芹, 等.用SPSS实验完全随机设计多组比较秩和检验的多重比较[J].地方病通报, 2007, 22 (2) :27-29.
[5]李朋昆, 高知义, 蒋蓉芳, 等.细颗粒物暴露对人群DNA损伤的影响[J].环境与职业医学, 2010, 27 (5) :254-156.
[6]张敬东, 杨超, 傅悦, 等.哈尔滨市餐厅室内空气烟草烟雾浓度监测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12, 28 (1) :96-97.
[7]Taylor DR.Nitric oxide as a clinical guide for asthma management[J].J Allergyclinimmunol, 2006, 117:259-262.
[8]郑永华, 陆晶晶, 张丽萍.支气管哮喘与NO浓度的检测研究及临床意义[J].临床肺科杂志, 2009, 14 (3) :327-328.
[9]沙莉, 曹玲, 马煜, 等.呼出气一氧化氮监测评估儿童哮喘病情临床价值研究[J].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2011, 26 (4) :264-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