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硅谷

中国硅谷（共12篇）

中国硅谷 篇1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国际生物技术和农业峰会上, 来自生物技术和籽种产业的各界人士达成了一个共识, 作为国家首都和农业总部经济聚集地, 北京应瞄准农业科技发展的“战略高地”, 大力发展籽种产业, 把北京打造成“农业硅谷, 籽种之都”。

据了解, 北京籽种产业目前已经形成了“三中心、一平台”的产业格局, 即科研育种中心、交易贸易中心、信息中心和展示平台。作为全国科研育种中心, 北京有全国最具实力的种业科研、教学和育种机构, 如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和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育种科技创新能力突出。在种业交易贸易方面, 北京不仅是全国籽种产业交易贸易中心, 种子交易额达到35亿元左右, 占全国市场的10%以上, 而且是全国种子进出口集散地, 年进出口种子交易额达8000万美元, 超过全国总交易额的40%。国家种子管理的专门机构和各类行业服务机构落户北京, 使得北京可为种子企业、科研育种单位提供政策、品种、生产、供求、价格等信息, 是种子行业的信息源和汇聚地, 是名副其实的种业信息中心。每年有来自国内外数百个科研与生产单位人员以及数千经营者到北京参观、考察、观摩新品种, 北京已逐渐成为国内外种业新品种展示的平台和窗口。

北京籽种产业的大发展, 还得益于产业联盟的成立, 特别是首都籽种产业科技创新服务联盟的建立, 为打造生物育种战略性新兴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介绍, 首都籽种产业科技创新服务联盟自2009年7月13日成立以来, 在对接国家重大专项和市科委重大项目、协助籽种品种展示、推进籽种类科技成果推广和示范基地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为首都籽种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悉, 北京市科委连续三年举办“国际生物技术和农业峰会”, 搭建了跨国种业公司与国内政府、企业之间技术贸易交流与合作的桥梁, 为北京在国际生物技术和籽种产业面前树立了“农业硅谷”的光辉形象。本届峰会更是汇集了美国孟山都、美国杜邦、瑞士先正达、德国拜耳作物等跨国公司首脑, 使得本次峰会成为生物育种的重要国际合作交流平台, 成为国际高端人才引进平台,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北京籽种产业的发展。

来源:《北京商报》

中国硅谷 篇2

作为知名高科技公司云集之地，硅谷拥有苹果（Apple）、思科（CiscoSystems）、谷歌（Google）、惠普（Hewlett-Packard）、财捷公司（Intuit）、甲骨文（Oracle）和雅虎（Yahoo）等顶级IT公司，这些公司的成就和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旧金山湾区。

但真正带动硅谷IT公司发展的是各种人才，一个令人称叹的群体。总体上，约45%的硅谷人口至少拥有学士学位，而美国总人口中这一比例为28%。近20%的硅谷人持有研究生或其他专业性学位。硅谷吸引着来自全球的人才：逾60%在硅谷科技和工程领域工作的毕业生出生于美国本土以外。这种多元文化激发了各种不同的创意。

全球其它地方、其它行业也期待着这种不同寻常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几乎全球每个地方都想成为“下一个硅谷”。各个行业的IT高管们希望效仿硅谷，点燃员工的某种激情和创意。

但是，他们能做到吗？

最新一项埃森哲调查显示，高科技公司建立和培养的独特文化是硅谷成功的秘诀之一。软件即服务供应商 Workday公司首席战略信息官――史蒂文·约翰（StevenJohn）用海岛生物作比喻，“硅谷如同塔斯马尼亚岛或马达加斯加，这儿的生命形态与其它地方不同。”

我们采访了硅谷30多名非高科技行业的技术高管，包括高乐氏（CloroxCo.），盖普（Gap），CAMICO互助保险（放心保）公司。我们发现，这些公司纷纷效仿高科技公司吸引顶尖人才的文化。从这些访谈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洞察，了解其它行业和地区的IT部门是如何吸引及保留公司未来增长和成功所需人才的。

我们研究发现，在员工和企业文化管理方面，硅谷高科技公司及其主管们特别擅长管理五种看似矛盾的现象。

闲散――但随时准备行动

从随意的穿着到咖啡店内随处可见的闲逛者，凡是到硅谷参观的人，无一不对加州这种固有的闲散生活方式印象深刻。然而，闲散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实际上，在闲散生活方式的背后是疯狂的产品开发速度和严苛的交付期限。很多公司产品研发周期都是以周来计算的，而不是月。

但真正驱动硅谷公司发展的，是强调快速完成任务而非纠缠于每个潜在的瑕疵。Facebook墙上标语“完成胜过完美”即是对该种态度的总结。根据我们的调研，认同此方法的硅谷科技人士是其它地方的两倍。

同样，硅谷公司无法忍受官僚主义或其它任何束缚企业迅速发展的事物。近60%的受访者认为，在决策速度方面，自己公司要胜过其它公司，而且制约因素更少。相比之下，仅三分之一强的非硅谷专业人士对本公司持类似看法。

试验、渐进式、迭代创新往往受人追捧，人们并不提倡在项目之初就搞定一切。在硅谷，常见的口头禅是“行动，试验，改进”。

其它行业的公司如何效仿这种试错文化？当然，我们无法向普通市场发布测试版的汽车安全气囊或喷气式发动机。但对于其它行业的IT高管而言，在进行决策或产品及软件研发时，可以效仿这种“测试版”态度。

在硅谷，快速而敏捷地决策胜过缓慢、按部就班得来的共识，特别是在这种一夜之间某些产品就有可能销声匿迹的环境。而对于新产品利润空间逐渐缩小的行业而言，这点同样适用。建立一个快速反应，勇于承担风险的企业文化，以及快速的产品研发流程至关重要。

以位于奥克兰旧金山湾东部的高乐氏公司为例。该公司有100年的历史，主要生产清洁用品。公司IT部门现采用一种敏捷式（scrum-style）软件开发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软件开发者经常与业务部门的同事坐在一起，向他们展示应用程序的进展，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从而让最终产品更符合业务需求。高乐氏首席信息官拉尔夫·劳拉（RalphLoura）表示，“我们奉行的是，先迅速拿出一个初步方案，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在下一阶段完善它。”

忠诚――但独立

硅谷到处都是敬业的专业人士。他们经常长时间在办公室和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工作。71%的受访者表示出对雇主很高的忠诚度，这一比例远远高出其它地区。其实，他们较高的忠诚度更多源于对工作本身及同事的热爱，他们的奉献精神源于对技术未来前景的憧憬和执着，相比之下，为之效力的公司只是实现这一伟大事业的载体。

这也是为什么硅谷人随时准备跳槽的原因，特别是面对那些与顶级人才合作的工作机会时。硅谷人更像自由的合同工，在不同工作间转换。这就使硅谷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人才库。相比其他地区，硅谷的专业人士更乐于接受来自其他公司的邀请。在硅谷，逾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可以在两个月内轻松找到工作。

虽然不是每个行业都希望有这么高的人才流动率，但是我们研究显示，很多公司认识到让人才和创意流动起来的价值，即使这种模式只是在内部实施。比如，在访谈中，有些CIO会建立一种鼓励IT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互相流动的组织架构，让公司上下可以自由地分享人才和创意。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发现，有些CIO还会有意地将外部客户的观点引入到工作中。巴斯克·伊耶（BaskIyer）2011年加入位于加州森尼维尔市的瞻博网络（JuniperNetworks），担任CIO一职，此前他供职于霍尼韦尔国际公司（HoneywellInternational）。他有时要求工程师进行换位思考，如果他们以后成为某家公司的CIO，会购买哪个公司的产品。伊耶说，这个方法可以打造工程师领导力，避免内部视角带来的局限，工程师们可以更客观地看待产品。

竞争――但合作

虽然硅谷高科技公司和硅谷人之间是无情的竞争对手，但他们之间的合作也无处不在。硅谷人非常注重团队合作。我们发现，相比其他地方的人士，硅谷人在选择工作时，更看重未来的合作者是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决定。

鼓励内部合作有益于任何公司和任何行业。比如，盖普公司首席信息官汤姆·凯撒（TomKeiser）拆除了IT部门的固定办公座椅和高墙隔断，以提供一个开放空间，集思广益。这种办公室设计旨在鼓励协作、面对面交流，已被众多行业广泛采用。

与公司以外的人士交流也非常重要。积极参加开源项目的硅谷IT人士是硅谷以外地区的两倍多。

硅谷的这种协作氛围，还得益于硅谷人积极培养和加入同行人脉网络的习惯。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相比其它地方的IT人士，与机构内和机构外同行联谊是硅谷人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脸谱首席信息官蒂姆·坎波斯（TimCampos）肯定了这种人脉关系的重要性：“这是头等要求，我能在公司内完成任务，因为我知道在公司外找谁帮忙。”在硅谷，人们往往依靠人脉寻找新工作，而非猎头公司。

这些人脉网络构成了重要的硅谷亚文化，在朋友圈中获得他人的接受和认可有时比老板或同事的认可更重要。比如，逾三分之一受访硅谷专业人士表示，他们愿意帮助朋友圈中的人，即使这种做会有损其公司的利益。

高科技领域以外的高管也追求这种同伴网络模式。高乐氏首席信息官拉尔夫·劳拉强调：“人们从这种人脉关系中，可以丰富创意来源，增加创业机会。在这里，人们可以接触到大部分风投公司，人们忙于解决当今科技难题，这点非常珍贵。”

比如，劳拉利用他的人脉与数个硅谷初创公司合作，借助这种方法，很多难题迎刃而解。与一家硅谷科技公司首席信息官共进了一次早餐，就帮助劳拉解决了一个困扰良久的问题：当有些项目被调到优先列表末尾时，如何激励情绪低落的项目经理。那位CIO一句话就点醒了他，那就是开诚布公地沟通。劳拉开始用视觉化的工具向经理们展示，为什么有的项目要优先考虑。他说，“这样一来，即使他们不高兴，也可以了解背后的原因，并站在公司角度支持上述决定。”

务实――但乐观

硅谷专业人士非常务实，因为他们深知成功来自无数失败。他们视失败为一个必经阶段，一个学习、成长和改进的机会。但是，在这种务实态度之外，硅谷人还有一种固有的乐观精神：竭尽全力，采用正确的方法和人才，大部分问题最终都能解决。

务实且乐观的精神让硅谷从两方面受益。首先，为硅谷注入一股顽强的韧性和革新能力。在硅谷，人们失败后会立马站起来，拍拍尘土继续前进。第二，鼓励一种谨慎的风险偏好。逾半数参加埃森哲调查的高科技人士认为，自己的公司是高风险偏好者，而只有四分之一非硅谷公司持此观点。

鉴于硅谷高科技行业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勇于冒险是一种顽强的务实精神。正如脸谱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所言，“不冒险就是最大的风险。这是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不冒险必定失败。”

外在激励――且内在满足

在硅谷，巨大物质奖励激励着人们，但他们同时也深深被内在成就感所激励着。埃森哲调研结果显示出这个特点。大部分硅谷IT专业人员认同挣钱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大部分人也承认，他们宁愿薪酬少点，只要工作本身可能激励他们，帮助他们在专业领域成长，为公司创造价值。

硅谷人注重智力激励，勇于接受挑战，用创意去解决困难，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存在这些相互矛盾的方面。近一半受访的硅谷专业人士说，他们在业余时间钻研技术项目是为了“获得乐趣”。

因此，对于任何公司而言，满足员工内在需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供具有挑战和报酬丰厚的工作。一位科技行业高管总结道：“对员工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伙计们，我有一个好活派给你们，一项能证明你们自己的工作。”” CAMICO互助保险公司也深知珍视员工创意的重要，该公司位于加州圣马特奥市，专为注册会计师（CPAs）提供服务。受到硅谷企业的启发，该公司首席信息官从下至上推出一个员工激励项目。他们从仅有13人的IT部门开始，尝试新的创意。公司IT和电子商务部副总裁杰各·兰德哈瓦（JagRandhawa）说，光是纸质文件电子化建议，每年就为公司节省30万美元。

回到之前的问题：其它地方的IT高管能否复制硅谷高科技公司独特的企业文化？ 该文化的某些要素是无法复制的，也不应该被复制。企业不会鼓励员工降低对本公司的忠诚度，或是为了帮助朋友而置本公司利益于不顾。另外，整个硅谷闲散和乐观的气氛也是加州所独有的，无法轻易复制。

但硅谷及其周边的非高科技公司的经验表明，其他行业的公司也可以建立起这种吸引顶级人才、增加竞争力和创造力的企业文化。

本文列举的一些传统行业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开放合作，快速产品研发，消费类电子产品（比如平板电脑等）的使用，在合作中大量使用视频会议等等。这些都标志着这些有着数十年历史的老牌公司正变成“很酷”的工作场所。首席信息官们可以通过鼓励开源项目和众包项目来吸收新创意、新技术及人才。

“我想这种新工作环境对于90后，00后以及未来新生代雇员更具吸引力，”高乐氏的劳拉说，“他们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工作环境。”

中国“蓝色硅谷”大棋局 篇3

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旧金山湾沿岸地带，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知名大学，以及英特尔、惠普、苹果等大公司和大批高技术中小公司群聚集在这里，这个区域融合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带动着微电子技术起飞。时至今日，“硅谷”已经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高新技术的摇篮和高科技聚集区的代名词。

科技进步带来经济发展，高新技术的聚集对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都有着重要意义。也正因如此，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这条龙的腾飞，离不开科技这只强有力的翅膀。

“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远远不及对天空的认识。”曾经有一位海洋专家这样说道。面对浩瀚海洋中那些未知的秘密，能够解开它的，唯有科技。

“蓝色硅谷”这一概念的提出，将海洋科技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青岛，有着与旧金山湾沿岸地带相似的优越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又拥有居于全国首位的海洋科研实力，打造“蓝色硅谷”，青岛有眼光，更有实力。

有眼光，有实力，更要有努力。蓝色硅谷规划蓝图已经描绘好，而如何真正实现科技创新带动产业聚集，进而形成利于创新、创业的“蓝色硅谷文化”是目前各方都需要努力去做的。

作为我国第一个定位于海洋科技创新区的战略高地和特色区域，蓝色硅谷能否成为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引擎，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提速?相似的奇迹，在美国硅谷，在印度班加罗尔，在北京中关村，已经屡被创造，对照青岛蓝色硅谷的规划，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奇迹仍然可以发生。

眼光与实力

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所承担的任务宏大又深远：转型发展、走向深海。青岛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龙头城市，更应当仁不让地将这两大任务作为发展的要求和目标。

从位于崂山北麓，黄海之滨，鳌山湾畔的蓝色硅谷核心区向南，沿滨海大道延伸至崂山区科技城，形成一条海洋科技创新及成果孵化带，再加上高新区胶州湾北部园区，便形成了蓝色硅谷的“一区一带一园”布局，总规划面积576平方公里，其中陆域规划面积351平方公里，海域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这片依山傍海、环境优美的区域，是上天赐予青岛的礼物。

深不见底的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蛟龙”号深潜到了7000多米的深度，去揭开茫茫大洋深处的秘密。“蛟龙”号的探索，对海洋科研和海洋资源调查来说，像伸向未知领域的一只手。然而，虽然在这个单项上我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整体深海技术装备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明显差距。“我国开展全域考察和深潜，比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落后了50到120年，没有对海洋的认识，就谈不上对海洋的研究、利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建处主任潘克厚介绍。

一个国家的兴盛，与海洋事业密不可分。海洋领域内的竞争，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归根到底是科技的竞争。发展海洋经济，我国急需在海洋科研方面加快赶超的步伐，蓝色硅谷规划的制定，对青岛的科研实力是一个考验。

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管委会主任韩守信介绍：“作为全国著名的海洋科学城，青岛海洋科研实力居全国首位，集聚了实力雄厚的海洋科研机构和人才资源：海洋科研与教学机构占全国1／3以上，拥有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国土资源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等28家海洋科教机构，1个国家級和17个省部级海洋类重点实验室，1处国家级和6处部委级海洋科学观测台站，拥有包括‘大科学工程——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和7艘千吨级以上远洋科学考察船在内的23艘海洋调查船；海洋科研专业技术人才占全国的1／3，拥有涉海领域两院院士占全国的70％，高级海洋专业技术人才占全国同类人才的40％。”

“在全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是韩守信介绍蓝色硅谷核心区情况时提到的字眼，这并不夸张：除了海洋科研机构和人才资源的集聚，青岛在海水养殖、种苗培育、海洋生物科技、海洋防腐、海水淡化等产业领域也走在了全国领先位置；国家“十五”以来，青岛承担了“863”、“973”计划中55％和91％的海洋科研项目，荣获的国家海洋创新成果奖占全国的50％，全国海水养殖的5次浪潮均起源于青岛。

目前，在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由中国海洋大学等5个驻青国家级海洋科教机构共同发起，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山东省和青岛市共同建设的国家级海洋科技创新平台——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项目进展顺利。该项目围绕海洋环境科学与技术、海洋资源开发等六个重点研究方向，建设海洋药物及生物制品、海岸和近海工程、海洋地质等15个功能实验室，深海科研、大型仪器检测设备、资源样品库等5个重大平台以及海水资源综合利用、海洋仪器仪表、海洋防腐防污等8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据介绍，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瞄准英国南安普顿海洋研究中心(英国国家海洋中心)、法国海洋开发院、俄罗斯P.P.希尔绍夫海洋资源研究院、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等著名的海洋科研机构，计划在10年内，打造国家海洋科技创新平台，成为世界一流的海洋优秀科学家汇聚地。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项目，目前也已选址规划，建成后将作为面向全国深海科学研究、全开放的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在深海矿产资源调查勘探、深海生物资源调查取样方面开展大量研究与开发。

印度科学学院、印度天文物理学学院、拉曼研究学院、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高等科学研究中心、印度国家生物学中心和印度统计学院等科研机构聚集在班加罗尔，35％的IT人才在此就业，成就了“印度硅谷”；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32所高等院校，206个国家及北京市科研院所，中国近四成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聚集在中关村，成就了“中国硅谷”。这些事例无一不在昭示着科研实力产生的滚雪球般的效应，同时也在为蓝色硅谷提供着一种美好参照。

从科研到产业

科研成果如果不转化为生产力，只能被束之高阁。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车间的距离，永远是考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科技对产业的提升，进而产生经济效益。

日本的一条远洋捕捞渔船，出海作业后，可以完成捕捞、分类、加工、冷藏等一系列工作，渔船一回到码头，船上的水产品就可以直接进入超市销售。在科技进步的作用下，甚至连捕鱼业这样的海洋一产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靠天吃饭”，仍然是我国许多沿海地区的谋生方式。

海洋，大自然恩赐的宝藏，守着金山过穷日子，是因为对海洋的认识、研究、利用不足。沿着滨海大道到崂山科技城，这里是蓝色硅谷规划中的海洋科技创新及成果孵化带，它的意義就在于提升海洋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水平，推动产业升级。

2011年10月底，在青岛举办的蓝色经济高峰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曾经指出，建设蓝色硅谷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打造一个适合创业的环境，培育“硅谷文化”。要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必须解决创业者、创业企业的孵化问题。多年来，尽管青岛的海洋科研实力在国内首屈一指，但是成果在本地转化率低，存在“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问题。

虾壳、蟹壳，在一般人眼中就是废物，但是在青岛博益特生物材料有限公司，这些“废物”可以被制成壳聚糖基人工血管、可吸收止血生物胶、止血愈创纱、止血海绵等医药产品。虾蟹壳提取的“海洋创可贴”不仅能止血，还有促进愈合，抑制瘢痕生长的功效；制成的角膜能够帮助解决眼角膜内皮盲患者的失明问题。在蓝色硅谷的“一带”，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崂山区“青岛创业园”孵化器，使上百项高新技术成果在崂山区实现了成功转化，一批企业实现了壮大发展。

青岛市确定的蓝色经济重点项目62个，其中有33个集中在崂山区。2011年，海洋产业为崂山区贡献了30.2亿元的产业增加值。以崂山科技城为重点的科技研发与产业园区，引进了一批科技实力强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和科研院所，为蓝色经济科技研发、优势产业的集聚提供了平台。

金融的支持，也是使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企业、车间的保障。为此，蓝色硅谷(崂山片区)在以金家岭金融新区为核心的金融商务区集中布局了银行、保险、基金、投行、担保等金融机构，重点发展风险投资、证券服务、银行保险区域总部以及社会投融资平台项目。“利用5年左右时间，建设成为立足青岛、服务山东蓝色经济区的金融资本中心、金融信息中心、金融人才集聚中心。”在介绍崂山区蓝色硅谷项目进展情况时，有关负责人说道。

中国醋业硅谷的明星 篇4

古谚有“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醋列其中之一。水塔醋业是国家八部委确定的首批全国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产量最高、市场覆盖面最广的老陈醋生产企业之一。

水塔醋业位于“中国老陈醋之乡”——中国醋都清徐县。在水塔公司传统工艺的酒精发酵车间和醋酸发酵车间，由一口口“大缸”组成的阵式格外壮观。每天都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翻拌，清徐老陈醋这一传统酿制技艺已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水塔醋业的产品则以其独特的风味，丰富的营养保健功效，畅销全国，远销海外，被国外誉为“东方圣水”。

此外，由水塔醋业投资重建的宝源老醋坊也被太原市教育局定为“太原市青少年传承教育基地”，被太原市旅游局评为“太原市首批工业旅游示范景点”“2011年度优秀旅游景区(点)”，被山西省文化厅评为“山西省清徐老陈醋酿制技艺博物馆”。

以质量带动水塔飞跃

水塔醋业产品以其清香浓郁、绵酸醇厚的独特口味，丰富的营养保健功效驰名中外，被誉为“天下第一醋”，畅销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水塔”实现了飞速发展。“水塔牌”商标及产品，在2002年与2003年先后荣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称号，水塔醋业申报的老陈醋传统酿制工艺，在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山西省醋行业中最早拥有国家级三大顶级殊荣的企业。

食品安全是企业的生命线。多年以来，“水塔”以酿优质醋、放心醋、健康醋为目标，通过建设原材料高粱基地、加强原辅材料检验，从酿醋材料的源头抓起，产品的生产过程得到严格监控，质量控制环环相扣、层层把关，为消费者倾力奉献绿色、健康、安全、放心的产品。

水塔醋业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与设备，在传统老陈醋工艺的基础上，开创科技制醋新工艺的探索。把老陈醋的传统酿制工艺推向一个新台阶，使酿醋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

让传统文化注入水塔血液

为了挖掘老陈醋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弘扬山西醋文化，让世人了解老陈醋的历史渊源和传统制作过程，山西水塔醋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宝源坊遗址上，完全还原了明、清时期醋坊原貌。

由水塔投资在原址重建的宝源老醋坊，青砖灰瓦、木质雕刻，浓郁的醋香扑鼻而来。身着明代服饰的工人在石磨研磨、碾子碾压、古法发酵、火坑熏蒸、木锹翻醅等古老程序，原汁原味地再现了明清时期传统老陈醋的酿造手艺。

毫无疑问，宝源醋坊是水塔醋业在继续做好自身产品，向文化产业进军的一张王牌，也是水塔转型发展的重点之一。如今宝源老醋坊已被太原市教育局定为“太原市青少年传承教育基地”，被太原市旅游局评为“太原市首批工业旅游示范景点”、“2011年度优秀旅游景区(点)”，被山西省文化厅评为“山西省清徐老陈醋酿制技艺博物馆”。

用革新打造“醋业航母”

“水塔”将依托技术优势、人才优势、产业优势, 继续调整产业结构, 加速推进”水塔”向科技化、品牌化、集团化转型。为此, 公司除董事长外, 开始聘请职业经理人担任总经理, 形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同时, 聘请专业的营销团队, 成立水塔醋业营销中心, 采用现代营销手段, 全方位推广水塔产品, 走入了“营销为王”的新时代;2009年，聘请院士级专家、招聘博士、硕士学历的专业人员30余名，在北京成立了山西老陈醋科研中心，联合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致力开发老陈醋新产品，提高水塔高科技领域的研发水平，打造“中国醋业硅谷”。

与此同时，公司还通过配备电脑，组建局域网，建立ERP系统和OA网络指挥管理系统等，将子公司、办事处、全国各地营销网点动态连通，实现网络实时互动，全面完成办公自动化管控。

硅谷的奇葩面试试题 篇5

答案：这取决于你申请的职位。谁想直接负责?谁将拥有监督和执行计划的权利?冰箱的主人?建立一套系统，促使冰箱主人检查牛奶储量，帮助其处理获得牛奶的过程。求职者?直接检查和获得或委托合适的人负责，比如建立自动递送程序……

设定1 加仑或半加仑牛奶刻度槽，用于监测牛奶的重量。当牛奶存量下降时，冰箱就会发光，通过网络订购牛奶，并发短信给其主人。控制方案必须考虑到牛奶被喝掉或扔掉的可能。默认 2 小时的可调节时间延迟应该比较合适。

2、如果有一个三角尺，每个顶端有一只蚂蚁，它们向左或向右爬行，蚂蚁不会碰面的概率有多大?

答案：25%。一只蚂蚁向另一只蚂蚁做直线运动，它都有两种选择走法，故一共有 8 种选择走法。要使它们行走进程中不相撞，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顺时针方向走动，一种是逆时针方向走动，不相遇的概率p=2/8=1/4。

3、在周五下午 2 点 30 分，旧金山有多少人在使用 Facebook?

答案：在美国，大约有 60% 的成年人拥有 Facebook 账号。但是在网络发达的旧金山，Facebook 的用户比例可达到 80%。现在，我们将目标限定在旧金山市区，而非整个湾区。晚上，旧金山大约有 80 万人口。让我们假设 20% 的人口是老人和小孩，不会使用 Facebook，这样只剩下 60 万人。但我们还必须计算通勤人口，为此旧金山市晚上人口可膨胀 50%。如果再将游客、出差等人计算在内，周五下午 2 点 30 分时旧金山大约有 100 万人。如果 80% 的人使用 Facebook，那么其用户可能为 80 万人。

最后就是确定这 80 万人中在下午 2 点半时使用 Facebook 的比例。当我在办公室附近经过时，大约 10% 到 20% 的人的电脑屏幕与工作无关，如果 15% 的人在使用 Facebook，这意味着周五下午 2 点 30 分，旧金山的 Facebook 用户为 12 万人。

4、这个房间能放得下多少个篮球?

答案：这取决于房间的体积。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房间的长宽高都是 10 英尺，其体积就为 1000 立方英尺。而篮球的平均直径为 25 厘米，一英尺约相当于 30 厘米。为此，1 立方英尺的空间可以放下 1 个篮球，而 1000 立方英尺的空间就可以放 1000 个充气篮球。

如果我们将篮球放气，并将它们压扁到 2.5 厘米左右厚度，那么 1 立方英尺空间可以放下 12 个压扁的篮球，而 1000 立方英尺空间可容纳 12000 个篮球。更复杂的情况是房间的形状完全不同，但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基本一样。

5、如何三刀把一个蛋糕八等分?

中国硅谷 篇6

盖茨一定没有想到，10年后由3000名研究员和工程师组成的微软研发团队将浩浩荡荡地进驻有“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微软公司中国研发集团总部即将在这块充满传奇和创造力的土地上拔地而起。

2007年4月，海南博鳌。比尔·盖茨面对1300多名世界政要、企业家和知名学者侃侃而谈。他说：“人们常常问我，下一个比尔·盖茨会出现在哪里？我想，下一个伟大的创新会出现在亚洲”。紧接着，在此次论坛上，他宣布，微软将在北京和上海投资建设新的研发园区。这是微软破天荒首次在海外买地。为此，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专程来到北京、上海等地考察，然后亲自拍板决定。对于这个“破天荒”，微软公司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觉得这是水到渠成，他说：“如果在8年前，要说服微软核心领导层做出在中国买地的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成熟，以及人才的成长和积累，给了他们这个信心，说服他们不再是一个难题。”

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创新和人才的重要源泉，微软中国也因此成为微软全球战略中的一大核心。其实，中国绝不仅仅对微软重要。现在有种说法：在世界500强的董事会上，如果“中国”不是一个议题，这个公司可能是没有未来的。张亚勤表示，微软的董事会中每次都会提到“中国”，有关市场、研发、人才、产业链等，都是重要的话题。

2006年1月18日，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正式成立，将十多年来微软部署在中国的研发资源整合于一体。其旗下研发机构包括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以及分布于北京、上海、深圳的多个微软研发团队，这使得中国一举成为微软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研发基地。此外，研发集团还专门成立了战略合作部，专注于与中国IT企业的深度合作。近两年来，集团在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开发和共赢合作生态圈构建等方面积极部署、全面出击，业绩非凡。

而在2008年之初，于中关村西区破土动工的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部将成为又一座跨国企业在华耕耘的里程碑——微软在中国谱写的创新交响曲亦将由此奏响第一个音符。被誉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将成为微软“中国‘智’造 ‘慧及全球’”一个全新的起点。

创新服务于责任

微软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软件公司。微软创造了太多的世界第一。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打開电脑，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就这个意义而言，比尔·盖茨无疑是伟大的。然而，他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

“我认为，我们低估了今后10年人们对软件的梦想”。2007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微软“青年领袖圆桌会议”上，比尔·盖茨的发言清楚印证了他时时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微软对于未来发展所应承担的责任。 “以前人们梦想过的语音识别技术，现在都实现了。人们还在思考着今后几年可能会出现的创新应用，而实现这些应用比我们原先所设想的要困难得多。人类智能的深邃和复杂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今后的10年将是我们解决其中一些最为困难的问题的攻坚阶段。与今天相比，计算技术将变得更加自然并无处不在。我们希望能够改变电视以及我们能够随身携带的设备，让它们也成为计算技术的一部分。教育是什么，医疗保健又是什么？我们要利用计算技术对它们加以变革，让它们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比尔·盖茨的这番思考已经化作创新的动力，在微软中国研发的团队里生根、发芽、结果。一种基于手机技术平台的新产品——Fone+已经开发完成。这项完全由微软中国团队开发的产品基于这样一个思考：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电脑在中国的普及程度落后于手机和电视的普及程度。那么是否可以利用手机帮助更多社会人群接触到信息技术，并由此跨越数字鸿沟呢？Fone＋是一种用户可以将自己的手机和电视机互联，再连接上鼠标和键盘，通过电视屏幕实现上网浏览的产品。只要你的手机可以上网，然后配备了鼠标、键盘和电视，那么它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能够让手机用户更轻松地体验电脑的数据处理功能。这一产品主要针对电脑普及率不高，但手机普及率很高的地区。通过这一产品，用户同时也可以连接其他的外部配件，比如外接存储器。同时，手机可以通过有线的宽带网络连接互联网，而对于一些仅被GPRS 或者EDGE无线覆盖的地区，这一产品也同样可以使用，这为更多人群接触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提供了可能。

作为微软在中国的领军人物，张亚勤对于创新和责任有他独特的看法：“作为一个跨国企业，一定要主动地把自己融入到中国整个企业创新的体制里面。微软不是一个美国公司，是一个全球公司，在中国是一个中国的公司，它在中国也是信息产业的一部分。只有中国的信息产业成功，微软在中国才有可能成功。”

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微软植根中国的进程持续深入发展，结出累累硕果。

中国“智”造：深度本土化硕果累累

几年前，在政府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推动下，在信息产业、金融产业和装备制造业、高端产品制造业的引领下，科技创新真正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2001年到2006年，中国专利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年递增17%；专利申请量为世界第三，中国成为巨大的人才库，在国际化创新潮流的催化和助澜中，产业的不断进步必将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全面升级。

凭借多年在高科技行业浸染所培养的敏锐洞察力，张亚勤认为中国必将成为继美国、欧洲、日本之后世界重要的创新源泉。他所领导的微软中国也率先打出了“中国智造 慧及全球”的大旗。

微软中国打出的中国“智”造大旗，与“制造”仅一字之差，含义却大相径庭。基于“深植”和“深耕”的深度本土化实践，微软一举将企业全球发展战略与中国信息产业的国际化进程和创新机遇链接起来，通过助力中国产业的自主创新，注入传统制造业以创新“DNA”和智力附加值，把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并且以此“慧”及全球。

作为美国IEEE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张亚勤对中国乃至全球的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用“新的智能产业”来形容互联网、移动和PC逐步融合的大趋势。他认为新的产业综合了互联网的连接功能、无限的移动功能以及PC的计算功能。张亚勤生动地把“所有有电的地方都能计算，所有有计算的地方都有智能，所有有智能的地方都能上网”的即将到来的时代叫做“PC+”时代；把个人计算、个人通讯和个人控制“PC3”的预测趋势看作是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

把握技术趋势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打造“R.I.D.E”全职能创新链。R.I.D.E也即在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开发、战略合作上构建全方位能力，进而使微软中国全面融入中国的产业氛围，助力中国的创新进程。

中国硅谷 篇7

“中关村是我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策源地,是最负盛名的‘互联网创业中心’,也是我国创新创业资源最为丰富、‘众创互联’氛围最为浓厚的区域。这次,我们希望借助‘中国硅谷’的知名度和人气,广交四海朋友, 招揽各路英才,抢滩‘互联网+’潮头、携手筑梦西湖!”

7月30日,在2015年杭州市西湖区“众创互联”北京中关村招商推介会上,面对在场的企业、投资者和媒体,杭州市西湖区副区长如是开场。

他指出,在“互联网+”的春风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吸引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和电子商务企业来西湖区发展,不仅是深入贯彻省、市关于加快发展信息经济、智慧经济的重大决策部署,积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更是提升西湖区智慧产业化和产业智慧化水平,共建美丽幸福首善之区的战略选择。

而之所以看齐中关村,瞄准“中国硅谷”进行形象展示和招商推介,西湖区方面认为,无论是区位优势、互联网和信息经济基础,还是互联网经济生态以及发展潜力, 作为杭州发展“一号工程”的排头兵,西湖区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始终引领着杭州信息经济发展的方向”。

优势

在杭州方面看来,西湖区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和发展信息经济及“互联网+”产业的优质投资环境,具体可以概况为四方面优势:

第一,突出的区位优势。因闻名遐迩的“西湖”而得名的西湖区,位于杭州市中心地带,是杭州老城区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区,是省委省政府机关所在地,是杭城行政公共资源最集中的城区,历史人文积淀深厚、生态环境优越,同时也是杭城交通最便捷的城区。汇集沪杭、杭浦、杭甬、杭宁、杭徽、杭千等10条高速公路。铁路交通以沪杭、杭宁、杭甬为主干的客运网和以沪杭、浙赣为主干的货运网通达全国。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可直航香港、新加坡等50余个国家和地区。

第二,雄厚的经济基础。近年来,西湖区紧紧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以及浙江省打造全国信息经济发展先行区、杭州市创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大战略机遇,以“建设美丽幸福的首善之区”为总目标,积极构建“一带两圈两谷三镇多园” 的产业格局,深入实施“经济强区、文化名区、生态美区、创新立区、和谐兴区” 五大战略,全力打造以信息经济为龙头的 “1+6”现代产业体系。

特别是2014年以来,西湖区经济发展迅猛,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根据《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公布的中国市辖区综合实力百强榜单,西湖区名列第13位,年度综合考评名列全市第3。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招商引资屡创新高,美丽城区和谐发展。

第三,卓越的生态环境。西湖是阿里巴巴、蘑菇街、快迪科技等全国知名电商企业的发祥地。西湖区产业发展基础扎实,创建了首批“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全国首个互联网金融大厦”、“杭城首个智慧产业创业园”等3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和广告产业园,其中7个创新创业平台为市首批“众创空间”,并全部被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体系,数量居全省之首。

同时,西湖还集聚了杭州半 数以上电 商企业,包括阿里巴巴、百度 、 腾讯这 “ 三巨头”,蘑菇街、 七格格 、 快的打车、挖财、蚂蚁金服、去哪儿网、偶尔科技、微米网络、铜板街、51信用卡等一大批优质企业。西湖区拥有强大的人才支撑,全区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连续八年保持全省首位。

第四,广阔的发展空间。按照杭州的发展规划,西湖将全力打造引领杭州乃至浙江省信息经济智慧产业的发展高地,未来产业布局总体为“一带两圈两谷三镇多园”。 “一带”是指沿钱塘江约27公里岸线布局的生态产业带。“两圈”是指黄龙国际商圈和毗邻西溪湿地景区的西溪商圈。“两谷”, 是指西溪谷和杭州云谷。“三镇”是指云栖小镇、龙坞茶镇这两个全省首批特色产业小镇以及紫金小镇,“多园”是指全区培育打造的36个特色园区。

发展

杭州西湖区商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 当前,杭州半数以上电子商务企业集聚在西湖区,已集聚信息服务业企业3300家以上, 规模以上信息经济企业1047家。

特别是于2003年开街的文三路电子街区,更是集中了以颐高为龙头的11家IT卖场,以东方通信为代表的1600家高新企业、 以浙江美承为代表的1100多家IT经销商、 以杭州数字娱乐产业园为代表的13家创业园,被誉为浙江的“中关村”,是华东地区重要的IT产业集聚地。

与此同时,在整体产业格局的带动下,西湖区早已成为了创业圆梦的福地,孵育出了东方通信、阿里巴巴、浙大网新、信雅达、海康威视、同花顺、顺网科技、创业网件、泰格医疗、永创智能等十几家上市公司,走出了施继兴、吴鹰、翁南道、马云等多位叱咤商界的风云人物。全区信息经济智慧产业呈现出“大企业领军、大项目支撑、 集群化发展”的良好发展格局。

而政府的积极引导和鼓励,更是激活和助长了西湖信息经济的发展,优质“互联网+”项目与国内外资本的对接异常活跃。 仅今年上半年,西湖区就先后举办了“2015互联网·金融创新型中小微企业与风投资本对话沙龙”,“阿里创业帮开放日暨2015杭州创业高峰论坛”、“创业在杭州2015互联网创新论坛”、“阿里人创业分享会”等多场主题活动,区内的多家优质企业及项目也纷纷与红杉、摩根斯坦利、IDG、软银、赛伯乐等国内外知名资本达成了合作意向。

同时,通过合作共赢,西湖区的信息经济及互联网企业在资本推动下得以快速发展。比如快迪科技、时趣信息,已分别完成了数亿美元的多轮融资,去年引进的点呀点、觅食、有赞科技等项目,也在今年上半年成功完成了B轮融资,融资总额达到了2亿美元。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为不断优化产业规划布局,进一步实现云计算和大数据、电子商务以及“互联网+”等优势产业集聚发展,鼓励扶持优质企业做大做强,西湖区先后制定了《西湖区信息经济发展规划》、《西湖区关于鼓励创新支持产业发展扶持办法》以及《杭州市西湖区电子商务发展规划(2014—2018年)》、《西湖区关于进一步加快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等一系列操作性针对性都极强的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及优惠政策。

特别是对于支持互联网金融机构设立发展、鼓励互联网企业利用国内外资本发展壮大、鼓励电商园区及众创平台建设、 鼓励传统产业与信息经济的融合发展等方面,西湖区在政策上进行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以此来不断加快发展新型创业服务平台,加大新兴产业培育力度,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未来

当前,浙江正全力打造全国信息经济发展先行区,杭州成功获批创建中国(杭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正积极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朝着信息经济和智慧应用的规划方向精准发力。

按照杭州的发展规划,下一步,杭州重点发展的“六大中心”和“三镇三谷”中包括西湖区的云栖小镇、西溪谷和云谷,西湖区发展信息经济的重点平台数量占据全市的半壁江山。

这其中,西溪谷,区域环境得天独厚、公共配套完善、技术支持有力、历史文化深厚。目前已引进落地有支付宝总部、阿里巴巴网商银行、浙商创投总部、珀莱雅总部等重大项目,集聚了研发与技术服务、信息软件、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股权投资等产业的一大批优质企业。

云栖小镇,因中国云计算领域“阿里云开发者大会”声名远扬,而后成为全省以云生态为主导的创业创新的“新地标”,未来将重点依托杭州云计算产业园和阿里云创业创新基地两大平台等,基于云计算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打造全国首个云产业生态小镇。

目前,云栖小镇已引进各类涉云企业160余家,北大、清华、中科院3位科学家确定建立研究院;阿里与富士康合作开发的 “创新牧场”项目、数梦工场项目已正式运营;全国首个云计算产业生态联盟“云栖小镇”联盟已正式成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的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杭州云谷,地理位置优越、自然环境优美,是一个以云计算为核心的超百亿级产业集聚区,以世界级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发源地和杭州智慧城市新引擎为目标定位,打造中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核心产业带。值得一提的是,诞生于西湖的国内电子商务龙头企业阿里巴巴全程参与云谷的规划设计,并已率先将其阿里云计算产业园落户于此。

“当前,一张创业创新、发展信息经济智慧产业的宏伟蓝图正在西湖徐徐展开。 未来,这里势必将成为整个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省信息经济智慧产业的发展高地。”西湖区副区长指出。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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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硅谷 篇8

根据它2012年的报告, 从吸纳的创新公司数量看, 世界前10大创业公司生态系统分别是:加州硅谷 (包括旧金山、帕洛阿尔托、圣何塞、奥克兰等) , 以及纽约硅谷 (主要是布鲁克林) 、伦敦、多伦多、特拉维夫、洛杉矶、新加坡、巴西圣保罗、印度班加罗尔、俄罗斯莫斯科;另外排名第11到25位的创业公司生态系统分别是:巴黎、圣地亚哥、西雅图、马德里、芝加哥、温哥华、柏林、波士顿、奥斯汀、孟买、悉尼、墨尔本、华沙、华盛顿、蒙特利尔。

一、硅谷和纽约创新优势分析

该报告重点比较了排在前2名的加州硅谷、纽约硅谷。

纽约硅谷拥有优势的指标主要是:在规模经济发展阶段, 纽约硅谷的创业公司平均融资规模比加州硅谷多27%;在产品开发方面, 纽约硅谷的公司外包率比加州硅谷高34%, 也就是说, 纽约硅谷借用外脑的比率更高;在创业团队吸纳商务人士的比率上, 纽约硅谷是加州硅谷的2倍多。在工作强度上, 加州硅谷比纽约硅谷高出35%, 如加州硅谷公司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每天9.5小时, 纽约硅谷仅7小时。在创业类型上, 纽约硅谷侧重金融、证券、贸易、房地产、宇航、重工业、服务、教育、信息资源管理等。如纽约硅谷创业公司开发交易平台的比率是加州硅谷的2倍。相比之下, 纽约硅谷创业公司从事的行业对市场的长期控制力较强。

有趣的是, 加州硅谷的创业公司如果实现资产证券化, 最终大都被纽约硅谷的投资公司收至麾下。这表明, 纽约硅谷不是一个被科技资本、创新资本抛弃的老金融中心。它一直很新, 一直拥有操控美国科技资本、创新资本的能力。

加州硅谷拥有优势的指标主要是:在初期融资能力上, 加州硅谷的创业公司融资金额往往是纽约的2倍。不过,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则认为, 在2013年第二季度, 加州硅谷吸纳的风险投资数额约为纽约的7倍;在创业团队中, 加州硅谷公司的技术人员比例要高出纽约34%。在创业公司吞吐量上, 加州硅谷是纽约的4倍, 伦敦的5.5倍。在创业公司成功率上, 加州硅谷处于“规模经济阶段”的创业公司分别比纽约、伦敦多22%、54%。在创业类型上, 加州硅谷创业公司开发游戏的比率是纽约的3倍, 开发社交网络的比率高出纽约23%。相比之下, 加州硅谷创业公司从事的行业对市场的长期控制力较弱, 需要减小创新周期, 需要持续不断地开展技术更新, 维持竞争优势。

Startup Genome的报告认为, 与以往的创业公司侧重金融、证券、商业创新不同, 纽约硅谷现在的创业公司也侧重发展高科技, 是一种把纽约各个行业都高科技化的新创业。在加州发展高科技的时候, 纽约早已是美国经济中心, 没有发展高科技的内在动力。现在, 纽约积极发展高科技, 是“想拿回它原来不需要的东西”。不过, 纽约硅谷能否赶超加州硅谷, 把美国高科技中心搬到纽约来, 这还是个未知数。

二、中国新兴公司要加强创新才能形成竞争力

与上述25个创业公司生态系统不同, 我国一些城市的新兴公司或中小企业普遍缺乏独立创新, 而主要是离职人员复制、抄袭前雇主的商业模式, 或分流前雇主的客户, 或利用新的社会关系刻意推广新的应用组合, 所以中国一些创业公司生态系统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推进能力较弱, 尚未形成欧美式的企业独立创新模式,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 可能较难形成国际竞争力。

与西方企业不同, 中国企业开展破坏性创新的力度和深度普遍较强。如欧司朗公司总裁阿尔多·坎珀 (Aldo Kamper) 曾指出, 欧司朗的创新主要是知识、技术、材料、工艺、应用的实质性创新, 中国企业则侧重设计出成千上万种千奇百怪的台灯, 以及款式、造型、色彩、材质变换无穷的吊灯。阿尔多认为, 前一种是真正的科技创新, 后一种则是破坏性创新。再如Google的创新触角已伸展到智能玩具、智能手机、智能电视、操作系统、3D地图、自然语言编程、太空探索、新能源、生物制药、无人驾驶汽车、基础设施、电信服务、宽带卫星、金融卡等行业。相比之下, 中国某些互联网巨头主要在发展一些过于丰富、细致的传统网络应用, 其满足的所谓需求已过于琐碎、庸俗。

中国要想创造出登临世界科技产业之巅的“加州硅谷”, 以及勇攀世界科技产业之巅的“纽约硅谷”, 还需要对其创业公司生态系统进行根本性改革, 如全面改造其专利资助、融资政策, 仅对高新技术领域的开创性技术创新提供专利资助, 或仅对创业公司的开创性技术创新提供专利补贴、专利退税、专利抵押贷款优惠等。在知识产权创造、实施等领域, 中国更需要对整个产业链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或“触及灵魂的改革”, 如在中国硅谷的理工院校创校、建校、管理等领域, 全面学习、借鉴和引进加州硅谷的配套制度。

(资料来源:Startup Genome网站)

摘要：与以往的创业公司侧重金融、证券、商业创新不同, 纽约现在的创业公司也侧重发展高科技, 是一种把纽约各个行业都高科技化的新创业。现在, 纽约积极发展高科技, 是“想拿回它原来不需要的东西”。我国一些城市的新兴公司普遍缺乏独立创新, 而主要是离职人员复制、抄袭前雇主的商业模式。中国一些创业公司生态系统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推进能力较弱, 尚未形成欧美式的企业独立创新模式,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 可能较难形成国际竞争力。

行走于硅谷 篇9

在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优越, 环境优美的大州里, 更有一个为世人所景仰的名字, 那就是硅谷。可以说, 美国硅谷是高新技术工业发展的先驱和典范, 它位于旧金山市东南部, 背靠太平洋海岸山脉面对旧金山湾, 是经圣克拉拉至圣何塞近50公里的一条狭长地带, 这里是美国重要的电子工业基地, 也是世界上最为知名的电子工业集中地。

正逢周末, 秋高气爽, 我们从旧金山出发驱车前往硅谷。在旧金山的郊区, 到处可以看到依山而建的民宅, 从各栋建筑顶部的风格来看, 与我国南方水乡颇有些相似, 这似乎表示着硅谷是个多雨的地带, 但事实上硅谷属于典型的海洋性气候, 冬暖夏凉, 阳光充足, 被誉为“最受美国人欢迎的城市”。

一个多小时后, 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硅谷。与国内科技园相类似的是到了周末它俨然变成了一座空城, 这里看不到行色匆匆的人群, 咖啡厅和快餐厅也门可罗雀, 整个硅谷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们走马观花地参观了周末的硅谷。

硅谷真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科技园, 它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 微电子技术高速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我们刚刚参观过的斯坦福大学在硅谷崛起早期起了关键作用, 并提供了第一个科研工业区的地盘。而现在, 斯坦福大学在基础研究方面仍然对硅谷做着积极的贡献。毫不夸张地说, 硅谷的每一项重要发明都会影响到全世界电子工业的发展,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电子工业更新换代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几乎都出自硅谷。它除了拥有英特尔 (INTEL) 这家伟大的公司外, 思科 (CISCO) 、雅虎 (YAHOO) 、AMD、惠普 (HP) 、朗讯 (LUCENT) 、苹果 (APPLE) 等大公司的总部都汇聚于此。

英特尔公司总部位于硅谷的东南侧, 这是家全球芯片创新领域的领先厂商, 也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 它成立于1968年, 具有35年产品创新和市场领导的历史。1971年, 英特尔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微处理器, 这一举措不仅改变了公司的未来, 而且对整个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微处理器所带来的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 改变了整个世界。

作为一个国际型的大型跨国公司, 英特尔公司在其总部的那小小的博物馆不免让人有些失望。不过, 比起其他在硅谷发了家的高科技公司来说, 它毕竟还有一个免费的每周开放六天的博物馆, 不但有导游免费讲解, 还可以获赠一些特殊而精美的纪念品。

一进馆门, 首先是来宾服务处, 这里居然还有中文的博物馆指南。左边是展览部分, 右边是纪念品店。按照中文的指南, 它包括的展厅有:发展史、整合、品牌推广计划、组装及测试、晶圆制造厂、摩尔定律、半导体科学、晶片设计、二进位码、数位变革、时空宝库。博物馆虽小, 但是它却容纳了可以说整个IT业的发展历史。就好像当你看到一枚小小的晶片时, 你知道它真正包含着多少信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摩尔定律”。它的意思是, 约每隔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 (我们采用Intel的说法) 。

除此之外, 英特尔还有一个网上的展区。随意浏览一下, 竟注意到英特尔公司在北京中国科技馆已经建成了自己的一个英特尔博物馆。该博物馆占地300多平方米, 相当于是美国硅谷英特尔博物馆的翻版。博物馆通过实物展示和多媒体演示的形式, 向观众介绍半导体芯片和CPU的结构、工作原理、生产过程和应用情况, 成为科技馆中普及半导体芯片和宣传介绍英特尔产品的一个理想的橱窗。

惠普,创造硅谷神话 篇10

独特的企业文化是惠普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持续动力。惠普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注重顾客、股东、公司员工的利益合要求, 并且非常重视领导才能及其他各种惠普激发创造因素, 惠普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一个系统的文化。惠普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员工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行为方式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规范, 这为惠普的经营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也保障了它的执行力。

惠普公司有着鲜明的企业文化, 惠普文化常被人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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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之道” (HPWay) 。“惠普之道”从四个方面为惠普的发展进行了战略定位:第一, “以员工为导向”的企业价值;第二, 追求高品质的企业目标;第三, 不断进取, 精益求精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第四, 高科技与顾客导向的企业文化。“惠普之道”将企业价值观、公司宗旨、规划和具体做法等因素结合在一起, 成为惠普公司独特的经营管理之道, 也是惠普的核心动力和核心竞争力。

惠普之道的意义还在于它成功地树立了以“相信、尊重个人, 尊重员工;追求最高的成就, 追求最好;做事情一定要非常正直, 不可以欺骗用户, 也不可以欺骗员工, 不能做不道德的事;公司的成功是靠大家的力量来完成, 并不是靠某个人的力量来完成;相信不断的创新, 做事情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为核心的价值观, 成为鼓舞企业员工的一种精神动力, 从而推动惠普公司的前进。

在中国, 惠普文化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形成了平等、尊重、宽容和稳健的人性化氛围, 从而吸引了众多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个性需求的优秀人才, 让员工将自己的梦想和公司的目标紧密结合, 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司发展和个人提升, 逐步将中国惠普引向“一家具有卓越企业文化的高科技公司”的发展之路。

新硅谷公司中国生存法则 篇11

Uber正为其中国业务进行一轮“前所未有”的、高达10亿美元额度的融资。“前所未有”之处包括，这次要引入中国股东，并单独成立中国公司。未来这家中国公司将单独上市，上市地点预计在中国内地或香港，而非美国。

Uber CEO Travis Kalanick在2015年年初来到中国，这是他创办Uber后至少第三次来中国。

仅仅几年以前，中国市场还都是硅谷明星公司的禁区。当2010年Google宣布退出中国时，整个硅谷的技术公司都深受打击。此后，在硅谷，人们谈到中国市场的一个普遍论调是，如果Google在中国都不行，那凭什么我可以？如果再往前回溯历史，这份中国市场上的失败者名单有长长一串，包括雅虎、eBay、亚马逊、新蛋、MSN……

在Google退出中国后的几年间，除了总部在芝加哥、风格一度异常激进的团购网站Groupon，几乎没有哪家硅谷互联网公司试图进入中国市场。当然，苹果是一个巨大的例外。

“Evernote疯了吗？”曾任Evernote中国区CEO的谷懿说，2012年，当听到Evernote要进中国的消息时，多数硅谷人就是这样的反应。

但事情正在变化，硅谷的公司似乎突然又发现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在LinkedIn总部任职、负责中国产品业务的李晖发现，每次从总部回来获得数据都在不断强化这一点认知：欧美国家的增长在放缓，市场高速增长的只有中国和印度。

如今，即使对于并不激进的在线教育公司Coursera来说，中国也已经成为了它的第二大市场。“我们CEO走到哪儿都要被问到中国市场的问题。”Coursera中国区发言人Eddie Chu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对于特斯拉而言，你很难把中国市场版图从公司创始人艾伦·马斯克（Elon Musk）规划的未来中去掉。在2014年访问中国时，他就认为中国市场十分重要，3到4年内要进行本土化生产。在3月来到中国博鳌参加论坛时，马斯克称亚太区销售可以达到130%至150%的增长率，中国则占据亚太地区销量的最大部分。根据特斯拉财报，去年亚太地区约占特斯拉全球销量15%。

就连对中国市场异常保守谨慎的Airbnb，也由其联合创始人、CTO Nathan Blecharczyk发起了一个叫做“Win China”的项目。这家公司为中国市场招募了来自阿里巴巴的产品经理，并正让以前在新加坡、香港任职的雇员调往中国内地，以便开拓这个市场。

即使作为新一代硅谷中在中国市场业绩最耀眼的一家，Uber跟其他新进入中国的硅谷公司一样，对这个市场显得比上一代人更有敬畏之心，并希望尝试一些打破“魔咒”的新办法。Uber创始人Travis Kalanick被中国媒体问到这次融资的额度几何时，他说大概是10亿美元，不过，他认为比金额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合适的中国合作伙伴，变得“更中国”。

同样的，硅谷的公司仍然对中国充满了戒心，这些硅谷公司的总部员工如果到中国出差，或者会被配备一部全新的电脑，回国后再交回总部，或者回美国总部时，电脑要彻底地被检查：被植入病毒、窃取机密的软件，都是这些硅谷公司担心的事情。

新一代硅谷公司的中国之旅，就是在这样带着担忧、怀疑，并显得颇为谨慎和谦逊的状况下开始的。

Evernote是这轮新崛起的硅谷公司中，最先鼓起勇气进入中国的试水者。

当时，Evernote是硅谷的明星公司。这款能让笔记进行云端同步的软件生逢其时，当时大量消费者正为如何能让自己的电脑、平板、智能手机上的文档同步而厌烦不已，而Evernote用着顺手，界面简洁漂亮，不仅是美国，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也纷纷注册了它的账号，中国媒体也对其善于言谈、号称要建立一家百年企业的创始人Phil Libin做了大量报道。因此，虽然没有针对中国市场做任何事情，到2012年5月时，它也已经拥有了110万中国用户。此后出任Evernote中国区CEO的谷懿说，“这110万用户是Evernote落地中国的根本原因。”

当Evernote初入中国、Phil Libin接受采访谈到中国区的前景时，他显得足够谦逊和留有余地：“此前失败的很多公司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如果Evernote在中国失败的话，就当做我们留给后来者的经验吧。”

怎么避免Google在中国遭遇的麻烦，是Evernote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Evernote涉及大量用户和信息。当时，媒体们反复询问Phil Libin的两个问题是：Evernote面向中国的产品“印象笔记”的服务器是否设立在中国？以及，如果中国政府要求Evernote提供用户存储的信息，Evernote该怎么办？—不愿意配合中国政府的信息审查，是Google退出中国内地、把服务器迁往香港的关键原因。

作外海外公司，天然的短板之一就是不被信任。Evernote对此的解决办法是，它融到了7000万美元的投资，其中投资方包括中国宽带产业基金—宽带资本的创始人田溯宁曾任中国网通的CEO，他还是联想、泰康人寿等公司的独立董事，中国社保基金也是宽带资本的出资方之一。而以往，几乎没有哪家著名的硅谷公司寻找过中国投资方。

此外，Evernote单独为中国市场设立了位于中国内地的服务器。这一方面有利于加快中国用户同步文件的速度，同时，这也是一种妥协，Evernote的中国产品“印象笔记”的用户，其账号跟Evernote全球并不通用。

这为此后试图进入中国的硅谷公司树立了一个样本。一年多后LinkedIn进入中国组建合资公司，以及如今Uber正在进行的融资，都是Evernote这个办法的改版。

不过，找到协调政府关系的帮手只是第一步，怎么解决动作慢、不够本土化等虽然老生长谈但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才是更麻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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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LinkedIn中国负责人沈博阳花最多精力琢磨的问题是，“怎么避免外企在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失败。”这是关系他职业生涯，也是关系LinkedIn成败的重大问题。

2013年时，LinkedIn已经在中国有了300多万种子用户，它的创始人Reid Hoffman之前拿着雷军送他的红米手机，来了中国几次，琢磨着能怎么进入中国市场。像以往的外企那样，派遣或者雇佣一个职业经理人并不明智。就像Evernote选择的中国负责人谷懿以前有过创业经历一样，LinkedIn邀请的沈博阳，不仅曾在美国留学、在Google中国任职，沟通无碍，而且曾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创办了团购网站糯米网，在职业经理人的身份之外，还跟创业者有诸多共性。

沈博阳则总结了外国互联网公司在失败的原因，认为第一是因为中国公司缺少独立自主决策的权力，二是团队没有“主人心态”，而以创业的心态和打工的心态做事会有很大区别。

LinkedIn试验了一个少见的方案：在中国单独成立中国公司，并引入了宽带资本、红杉资本（中国）作为中国公司的投资方，两家投资公司在其中国公司领英中国各占有1个席位，LinkedIn占有3席。这是一个削弱了LinkedIn美国权力的董事会设置：由于LinkedIn中国的CEO沈博阳也在这个董事会里占有1席，所以如果一旦有意见分歧，3个中国人可能会统一阵线，做出LinkedIn总部并不情愿的决定。

此外，沈博阳争取到的权益还包括，中国区直接汇报给总部，沈直接跟总部CEO对话，而不像一般公司那样，先要汇报给亚太区或者全球业务部门。LinkedIn早已经上市，新入职员工不再可能一夜暴富。但这家中文名为“领英中国”的独立公司，制定了给员工的激励方案，多个关键岗位都有期权激励。

沈博阳试图让LinkedIn中国像一家创业公司那样高效运转。一名LinkedIn人士对《第一财经周刊》称，沈招人时看重的一点，是对方是不是吃苦耐劳。

当LinkedIn中国区运转起来时，沈博阳发现，由于LinkedIn是一款全球化的产品，中国区要做产品改动，还是需要跟总部交涉，这中间会耽误时间，甚至难以如愿。

对于牵一发动全身的全球化产品来说，LinkedIn中国遇到的困境有普适性。过去，亚马逊中国十年间都未能把页面变成中国人习惯的样子，印象笔记跟Evernote都还是将菜单放在左侧的设置，但它的中国对手有道云笔记已经打算把自己的页面变得更像微信。

而论本地化和灵活性，“联邦制”的Uber则是一个异类。

Uber在全球的扩张套路是，每个城市都以小团队、创业公司式的方式运作。看好要进入一个新的城市市场，提前半月找车，然后就试运营。试运营数据良好，回传给旧金山总部，说服总部就可以放手去做。每个城市只要先招到这个城市的城市经理，然后组成城市经理、运营经理、市场经理的三人小团队，就可以开始运转。这个做法也被中国沿用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架构，”Uber公关负责人黄雪说，当她第一天去Uber北京办公室上班时，觉得像是又回到了商学院：几个很有才能的年轻人，做小组讨论、想点子，工作起来没日没夜，非常“self-motivated”。

这种人数很少、十分精简的架构，建立在Uber在招聘时的高标准之上。加入Uber的面试少说有4到5轮，甚至可能多达10轮。黄雪从面试到真的加入Uber，中间隔了4个月，而虽然Uber上海站是2013年8月开始试运营的，但其上海总经理王晓峰跑去和新加坡Uber的人谈，是早在2013年年初时的事情了。

Uber的这种做法正在这两年的硅谷大行其道：招人，尤其是招募头一批人时，要万分谨慎、力求精干。Airbnb的创始人一度喜欢问求职者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几年的时间，你是否还愿意加入Airbnb工作？Uber则钟情于高智商人才，尤其是有投资银行、咨询公司背景的人。Uber对《第一财经周刊》称，这是因为Uber凡事看数字，很需要算数学模型的人。还有一种私下的说法是，这种背景的人更习惯超时和疯狂节奏的工作。

Uber的组织架构足够灵活，足够本地化。此前任腾讯MIG副总经理的王晓峰加入Uber，出任其上海城市经理时，他没有中国区老板，直接向Uber亚太区负责人Allen Penn汇报。王晓峰所管辖的上海站里，有一半人都说上海话，杭州站大部分都是杭州人。“Uber总部对于中国市场的态度很开放，它们认为自己还不够了解这里，希望在本地招募的团队能够帮它们制定在中国的策略。”Uber的北京总经理姜智亚曾对《第一财经周刊》这么说。

Uber中国员工的工作强度也不亚于任何一家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公司。黄雪以前在外企工作时，出差都是早早定好，并且还有闲暇在出差地转上一圈，但来到Uber后，每次出差恨不得都是只提前一天甚至当天订票，常常是在上飞机时才来得及订酒店。

试运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Uber中国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这依然是家“不接地气”的外国公司。除了使用优惠码而不是直接把奖励计入用户的账户、以及没有客服电话而只能靠邮件沟通这种不符合中国用户使用习惯的细节，Uber最初在中国市场上是从高级车型UberBlack开始扩展的，可选车型包括Benz S系、宝马7系和奥利A6以上。“大家使用Uber之后，可以像我一样，能够在一些场合里面风光出场。”直到2014年5月时，王晓峰还在一个大会上这样介绍Uber。

在中国互联网行业中，没有哪个领域的竞争比打车软件还激烈。滴滴打车、快的打车这样的中国公司正不断地对用户和司机进行补贴，看似比出租车价格更高的专车业务，在补贴之下价格也跟出租车相当。这两家公司迅速获得了上亿的装机量，并拓展到了全国市场。

这正是硅谷公司在中国生存艰难的原因之一：中国市场竞争过于激烈，本土公司行动迅速，并且为了争取市场份额勇于烧钱—价格常常是这个市场中用户关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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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4年6月，Uber在北京推出了“人民优步”，这个人民优步在北京起步价12元、跟出租车价格差不多的服务，终于戳到了中国用户的痛点。Uber北京总经理姜智亚说，上线这个产品是为了增加用户的使用频率。Uber 2014年4月正式在北京运营时，依照往常的惯例，先通过雇佣全职司机的方式推出高端服务，然后进入到低端车型。但是这样无论是用户的使用频率，还是用户数量都不大。

在中国市场上，在打车等等看起来需求、前景足够大的领域里，一家公司通常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主动进行价格战，以赢得市场，淘宝、京东都是那么干的；要么对此被动应对，这虽然会减少亏损，但通常会导致市场份额变得很小。就连在在线笔记这样的细分领域，Evernote的中国对手、有道云笔记也“从来没在意过付费这件事”。“我们几乎不看付费用户量的数据。”有道云笔记的负责人蒋炜航对《第一财经周刊》说，自己的市场份额已经是第一。

如今要跟中国公司打价格战，很需要些决心—中国互联网公司太能融钱了。但那年9月，Uber CEO Travis Kalanick在TechCrunch Disrupt大会上，花了大量的时间谈论中国市场，以及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两家公司的激烈竞争关系。他当时表示：相比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对市场的支配地位，Uber在中国完全可以采用更激进的策略，包括补贴和其他措施。这年年底，Uber融了12亿美元，其中6亿美元的融资来自百度，“Uber终于能像一家中国公司那样去战斗了”。

到了今年3月，人民优步的价格率先全部7折。这是Uber在中国真正的爆发点。6月，根据一封泄漏的、Uber创始人Travis Kalanick发给投资者的邮件，其中国业务每日处理叫车服务达100万单，较上月翻了一倍，相当于其半年前全球业务的总和。Travis Kalanick这封邮件的标题叫做“Ubersuccessful in China”（Uber在中国的成功）。

但Uber在中国的经历也意味着，想在这个市场取得成绩，有时必须得有忍耐亏损和跟对手竞争到底的准备。滴滴打车刚刚融到了20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这家已经覆盖了几百个城市的公司，已经展开了诸如顺风车、大巴车等业务。

除了滴滴打车，中国市场上可怕的公司为数不少，比如小米。GoPro今年刚刚进入中国，已经跟京东、天猫等电商渠道合作开始售卖产品。他们既希望能让消费者们认识到GoPro是个生活品牌，而非极限运动爱好者的专属品，还希望用户想到GoPro的时候会认为它和苹果是同一个水平的产品—小米推出了399元的运动相机，GoPro希望能靠这些跟小米相机拉开品牌上的差距。

跟激进的Uber相比，Airbnb的策略则正好相反。

在2013年时，Airbnb发现自己的中国用户量增长了400%。于是，这家公司派了一批先头部队在北京、上海调研。他们发现很多自己主动注册的中国Airbnb房东有国外的生活经验，也接受这个概念，同时也担心，如果要说服更多中国房主加入Airbnb，需要在中国进行人海战术和大量投入，才能赢得这个市场。

Airbnb选择的办法保守而讨巧：他们2013年只上线了中文的Airbnb页面，但并没有在中国区招人。由于中国出境游的总量和增速实在巨大，其联合创始人、CTO Nathan Blecharczyk因此发起了一个叫做“Win China”的项目，但是他们在中国市场上最先打算去争取的却并非是本土房主，而是那些出境游的旅游者。

Airbnb的策略，是跟穷游网这样的网站合作，让更多中国人出国时尝试使用Airbnb订房。

“把房子租给陌生人住”这个主意，在中国推行起来并不容易。国内模仿Airbnb模式的小猪短租等公司，并没能快速成长起来。Airbnb认为出国时亲身使用过Airbnb服务的中国人，才更可能在回国后有成为房主的可能。

不把追求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放在心上，发挥“全球化”的优势，对于硅谷公司来说是个避免竞争和烧钱的好策略。就像亚马逊如今主推自己的海淘业务一样，LinkedIn中国的销售业绩不错，主要是因为它在向那些希望全球化的中国公司推销自己的海外招聘服务。

特斯拉也不再激进。它经历了产品热销、被中国粉丝追捧的盛况，但在2014年遭遇了过山车式的表现，甚至进行了裁员。甚至马斯克在2015年1月的采访中也承认对中国业务表现不甚满意。

由于特斯拉产品需要在美国本土生产，再通过进口方式进入中国，一旦在中国增加订单，就将对美国生产排期产生影响—因此，这家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任何订单都变得更为谨慎。特斯拉目前并不打算将在美国已经收获8亿美元订单的大型电池Powerwall拿到中国。

现在这家公司将重心转移到充电业务上来。去年销量的激增和回落，让这家公司意识到在不解决好基础设施的问题之前，增长可能将不可持续。

“去年过山车式的表现已经告诉我们了，一定要对这个市场有着充分的了解，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特斯拉中国区总经理朱晓彤说。朱晓彤在去美国开会会推荐同事安装微信等软件，试图让对方了解产品功能和用户使用习惯，微信这种产品的应用范畴已经远远超出了部分美国人的想象和理解。让美国人理解中国年轻消费者的转变、中国市场的转变也不容易。考虑到加利福尼亚和北京、上海的住宅结构以及物流系统等诸多不同，让硅谷总部理解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并给予耐心成了特斯拉在中国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2014年12月，特斯拉内部做了一些调研，发现大部分用户的安装范围在30米之内。特斯拉中国公共政策和基础设施总监高翔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美国总部，但按照全球充电设施安装标准，收费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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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觉得免费安装是一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做法，可能会含在车价内，最终转嫁给消费者，并不合理，”特斯拉中国做了详细的调查和报告，来证明中国市场可以承受这样的费用，来说服美国总部。

有时候，对于外资企业，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已经显得有点自大，但这一代新硅谷公司依然有他们的厉害之处。

比如，Uber至今没有花过一毛钱在广告上。最开始，Uber宣传自己的办法，是宣传自己的司机里有一票认同共享经济、愿意开Uber体验一下人生的CEO甚至明星。

上海“一键叫直升机”，杭州“一键叫船”，广州“一键叫复联英雄”，北京“一键叫黄包车”这样的新点子和活动一个接一个。北京团队聊到要说做个一键叫黄包车的活动，城市经理消失了两个小时，再出现时告诉团队说已经跟黄包车公司谈妥了。一次大雨时，Uber把车的图标改成了船，前后只花了几个小时。

这些好玩的活动，在社交媒体上免费地广为传播，Uber在中国的形象也因此显得聪明和时髦。虽然在美国，这家公司以行事粗鲁强硬的“asshole文化”著称，但在中国却没有呈现出这样的公众形象。当谈到中国市场时，Travis Kalanick说中国市场的“太令人激动了”，中国的技术、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速度，目前比美国更快、更容易见到成效。

此外，Uber在中国对司机的补贴政策一直在不断变化，在不同城市，几乎每周都有不同。如今，新一代硅谷公司的一个标配部门，是“Growth”团队，这个负责增长的部门，会不断测试不同的激励政策，会如何影响司机的行为和自己的订单量、效率。

不仅仅是Uber，包括Airbnb、Coursera、LinkedIn在内，都建立了Growth增长团队+中国本土团队的模式。而且Growth团队都是以中国籍工程师为主。这些中国籍工程师不少是在2010年的留学潮中去美国留学、毕业后留在硅谷工作的。这些有中国背景的工程师多少起到了的桥梁作用，他们懂得怎么和总部沟通，也大概知道中国市场是什么情况。

但有时候，即便对全球产品做改进，也不能适应中国市场。LinkedIn中国今年的用户量相比去年涨了一倍。但问题在于，中国用户并没有职业社交的习惯，其活跃用户量并不高。

领英中国跟美国要求，要开发一款独立于LinkedIn之外，完全由中国团队开发、管理和推广，拥有绝对的自主权，连名字也不一样的全新App。“全球化平台更能吸引的是那些有海外或者外企背景，具备一定英语能力的用户。”沈博阳说，但中国职场里这样的人只占少数，而更加广泛的则是刚步入职场和处于职场上升期的20到35岁的年轻人，他们愿意结识陌生人、从线上走到线下交流。

LinkedIn美国同意了。从开始招团队到开发这款叫做“赤兔”的新App，领英中国花了大概4个月，该公司一名员工称，领英中国把8成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新App上。

Whisper中国的负责人王宇成对于LinkedIn能放权、让中国区做一个独立App的做法感到惊叹。这个90后的男生也认为，Whisper美国那种倾吐秘密、输出内容的模式不适合中国。他希望Whiper在中国能做成基于地理定位、陌生人交友的产品，“我们决定要做独立产品，这和我们的美国产品非常不同，”这个90后男生说，“但社交产品真是很难做的。”Whiper中国开发的App“耳语”刚刚上线，但至少目前来看，还不那么受欢迎。

中国市场上的用户痛点和解决方案，有时候并不那么显而易见。

经历了过去一年波折的特斯拉对此感受或许最为深刻。“其实对于这个市场，别说是硅谷来的公司，就算是中国市场的本土公司，搞懂了的有多少？这个跟血统真没必然联系，拿出市场想要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朱晓彤说。

虽然并不完美，但这些公司对中国的理解比上一代公司要更深。在Airbnb的总部，他们则在原有的Growth团队之外，单独分出了一个叫做China Growth的小团队：3个工程师、1个设计师、1个产品经理、1个数据分析师。这个团队里，只有产品经理余鹏1个人在中国。但这个6人团队里，除了1个美国人、1个中国香港人外，剩下的都是中国内地人。

Travis Kalanick说，自己从过往失败外企学到的经验是，得明白自己是个来访者，得谦虚、学习，此外，得“保持找到问题解决办法的好奇心”。

浦发硅谷银行正式运营 篇12

经过数月的筹备, 浦发硅谷银行于2012年12月11日宣布正式运营, 将专注于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目前, 已有多家国内科技创新企业与浦发硅谷银行正式建立了客户关系。作为中国第一家“科技银行”, 浦发硅谷银行的目标客户锁定为科技创新企业, 覆盖行业主要包括:硬件、软件、互联网、移动、消费科技产品、生命科学、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新材料等。

合资银行的外资股东——美国硅谷银行拥有在全球科技创新产业逾30年的经验和资源。合资银行将引入硅谷银行的现有产品和经验, 比如独特的信贷分析模式, 并针对客户的发展阶段配备“早期”和“成长期”团队。在追求本地化的同时, 浦发硅谷银行陆续开展多种面向科技创新企业的免费增值服务, 包括企业家网络、企业与投资者、合作伙伴、技术或服务提供商的对接会等。因为植根于硅谷、专注于服务创新型企业, 银行信贷的风险控制是一大挑战。对此, 硅谷银行董事长、浦发硅谷银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魏高思 (Ken Wilcox) 表示:“其实, 我们没有秘密。贷款不是一种技术, 而是一种艺术, 是我们与客户的密切沟通, 深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