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格局

2024-11-21

消费格局(通用3篇)

消费格局 篇1

摘要:2001—2009年湖北能源消费总量规模、人均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费效率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能源消费总量和人均能源消费不断增加, 能源消费结构趋于优化, 能源消费效率显著提高, 能源消费规模和年均增长率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此外, 各地区人均能源消费均有所增长, 能源消费效率显著提高, 但增长或提高的水平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全省人均能源消费和能源消费效率的空间格局虽发生了较大变化, 但人均能源消费和能源消费效率的空间差异显著, 鄂西北、鄂西南和鄂东北地区人均能源消费量明显低于鄂中广大地区, 鄂西南地区和武汉城市圈内大多数城市能源消费效率明显高于全省其他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和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变化和地区差异是影响全省能源消费总量、消费结构和消费效率变化以及能源消费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能源消费,时空格局,影响因素,湖北省

21世纪以来, 湖北省能源消费总量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然而作为能源消耗大省, 湖北除了水能资源较丰富外, 煤炭、石油、天然气都十分匮乏, 是典型的能源输入型地区[1], 能源消费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加之国际原油市场剧烈震荡和国内主要煤炭运输专线运力紧张的影响, 湖北能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由于“两型社会”的建设, 湖北省各地区面临着较大的节能减排和环保压力, 如何以较低的能源消耗保障经济的平稳和较快增长, 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已成为湖北省必须解决的紧迫性战略问题。

以往对湖北省能源消费的研究大都关注能源消费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国民经济对能源消费的依赖度、能源消费预测、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等[1,2,3,4,5,6,7,8], 很少对全省能源消费空间特征进行分析。一些应用时间序列分析的研究忽略了样本的空间异质性和依赖性, 理论上略显不足。张立阳和吴庆华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对1990—2007年湖北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了检验, 发现湖北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能源消费基础之上的, 能源依赖性特征较为明显[5];熊曼在2007年采用与前文相同的方法, 对1980—2005年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过检验, 发现存在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 故认为湖北省经济是非能源依赖型的[6]。上述两文所用的研究方法相同, 只是研究时段不同, 却导致两者所得结论存在根本对立。究其原因, 一是所采用的计量分析框架的局限性, 两文都是在双变量分析框架下建立GDP与能源消费总量的回归模型, 通过检验回归模型残差的单位根来判断GDP与能源消费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判断能否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标准。然而, 仅考虑能源消费总量这个自变量的回归模型, 忽略了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模型解释力有限, 残差单位根检验结果不足置信。此外, GDP序列的处理方式 (是否进行平减或取对数) 对分析结果也会产生很大影响。由于经典回归模型自身的局限性, 忽视了样本的空间异质性和依赖性, 容易造成“伪回归”。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空间角度研究湖北能源消费, 探索能源消费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这不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湖北省能源消费的特征, 把握能源消费规律, 预测未来能源消费格局, 而且有助于因地制宜地制定科学合理的能源政策、产业规划以及节能减排目标考核指标体系。

2 湖北省能源消费的时空特征

2.1 能源消费总量

随着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湖北能源消费总量不断增加, 能源生产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的差额不断加大, 供需矛盾日趋尖锐 (图1) 。2009年湖北省能源供需缺口达8689.3万t标准煤, 为能源消费总量的63.39%。由于省内能源生产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的需求, 因此必须从省外调运, 能源消费对外依赖度高。

从空间维度来看, 湖北能源消费地区差异明显。根据2010年《湖北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 我们求出了湖北省各地区2009年的能源消费总量, 按照Jenks的自然断裂系统分类法, 可将全省17个地区分为4类 (图2, 见封二) :第一类地区包括神农架林区、恩施州、随州市、天门市、潜江市和仙桃市等6个地区, 能源消费总量均在14.40—377.24万t标准煤之间, 为低能源消费地区;第二类地区包括荆门市、荆州市、咸宁市、黄石市、鄂州市、黄冈市、孝感市和十堰市等8个地区, 能源消费总量均在377.25—1096.18万t标准煤之间, 为较低能源消费地区;第三类地区包括宜昌市和襄阳市, 两个地区的能源消费总量分别为2468.32万t标准煤和1885.586万t标准煤, 为较高能源消费地区;第四类地区仅包括武汉市, 其能源消费总量达到5128.4万t标准煤, 为高能源消费地区。从图2可见, 武汉市和宜昌市的能源消费量高于周边地区, 形成了两个高能源消费中心, 而天门、潜江和仙桃的能源消费量明显低于周边地区, 形成了一个低能源消费中心, 这种格局与湖北省经济总量的空间格局基本吻合。

2001—2009年, 各地区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具有显著差异。根据2002年《湖北统计年鉴》和2010年《湖北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 我们还可求得2001—2009年间各地区能源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 (图3, 见封二) , 同样按照Jenks的自然断裂系统分类法, 将全省17个地区分为4类:第一类地区包括鄂州市、孝感市、天门市、荆州市和神龙架林区, 除了神龙架林区能源消费量出现负增长外, 其余地区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长率均在10%以内;第二类地区包括武汉市、黄石市、荆门市、随州市、襄阳市和十堰市, 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长率在8%—23%之间, 处于较高增长水平;第三类地区包括宜昌市、黄冈市、咸宁市、潜江市和仙桃市, 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长率均超过20%, 处于高速增长水平;只有恩施州属于第四类地区, 其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长率接近72%, 处于超常规增长水平。

2.2 人均能源消费

2001—2009年, 湖北人均能源消费量逐年增加 (图4) , 从2001年的0.996t标准煤/人增加到2009年的2.232t标准煤/人, 人均能源消费量翻了一番以上, 但仍低于2.297t标准煤/人的全国平均水平。期间, 各地区人均能源消费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通过计算各地区人均能源消费量变化的距平值 (图5, 见封二) , 我们发现武汉市、宜昌市和潜江市等3个地区人均能源消费变化量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其中宜昌市的人均能源消费变化量最大, 达到5.58t标准煤/人, 十堰市、襄阳市、荆门市、仙桃市、鄂州市、黄石市和咸宁市等7个地区人均能源消费变化量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神农架林区人均能源消费变化量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其人均能源消费出现负增长, 下降幅度达到56%, 其他6个地区人均能源消费变化量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由此可见, 2001—2009年湖北人均能源消费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 但仍然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从图6 (封二) 可见, 2009年鄂州市、宜昌市和武汉市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均高于其他地区, 形成了三大人均能源消费高值中心;而天门市人均能源消费量明显低于周边地区, 为人均能源消费低值中心;鄂西北、鄂西南和鄂东北地区人均能源消费量明显低于鄂中广大地区。

2.3 能源消费结构

从能源消费种类构成来看, 2001—2009年湖北省能源消费中煤炭所占比重总体上有所下降, 但期间略有波动, 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种类结构基本稳定 (图7) 。2009年煤炭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57.8%, 大大低于70.4%的全国水平。2001—2009年期间石油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14.9%上升到19.9%, 上升了5%。湖北省是一个缺煤少油的省份, 省内煤炭和原油开采远远满足不了消费需求, 2009年全省煤炭和原油开采量分别仅为1087万t、80.89万t, 而同期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达到11100万t、1914万t, 煤炭和石油供需缺口较大, 对外依赖度高。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若不能采取行之有效的节能措施, 煤炭和石油供需矛盾将日益尖锐, 对外依赖度将不断增加, 所面临的减排和环保压力也将越来越大。天然气作为一种比较清洁的能源, 在全省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较低, 虽然近年来其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但远远低于3.9%的全国平均水平, 这主要与全省天然气贫乏有关。随着“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和“川气东输”工程的全面建设, 全省天然气供应的紧张局面将得到极大缓解, 有利于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促进节能减排。湖北省水电资源丰富, 这种资源优势已初步转化为能源消费的结构优势, 水电在全省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远远高于7.8%的全国平均水平, 但其比重仍与湖北省这个水电大省的地位不相称。总体看, 21世纪以来, 湖北省能源消费种类结构有所优化, 但优化空间还很大。从能源消费的行业构成来看, 近年来农林牧渔业和工业能源消费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大体上呈不断下降趋势, 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的能源消费以及生活消费的能源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大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 而交通运输业、仓储业和邮政业的能源消费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有一定波动 (图8) 。

2.4 能源消费效率

能源消费效率显著提高, 但地区差异明显 (图9, 封二) 。2001—2009年间湖北省单位GDP能耗呈下降趋势, 但下降幅度较小, 8年间全省单位GDP能耗仅下降0.219t标准煤/万元,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 神农架林区单位GDP能耗下降最为明显, 达到8.61t标准煤/万元, 下降幅度达86%;武汉市、孝感市、鄂州市、天门市和荆州市等单位GDP能耗下降的绝对量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宜昌市、襄阳市、恩施州、潜江市、仙桃市、咸宁市和黄冈市等单位GDP能耗下降的绝对量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他4个地区单位GDP能耗下降的绝对量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从图10 (封二) 可见, 2009年湖北各地区中单位GDP能耗最高的是鄂州市, 其单位GDP能耗为2.05t标准煤/万元, 单位GDP能耗最低的随州市为0.86t标准煤/万元。根据各地区单位GDP能耗水平, 按照Jenks的自然断裂系统分类法, 可将全省17个地区分为四类:第一类包括武汉市、仙桃市、天门市、荆州市、随州市和恩施州等6个地区, 其单位GDP能耗大都在1t标准煤/万元上下浮动, 属于高能源消费效率水平, 其节能空间比较有限;第二类包括黄冈市、咸宁市和神农架林区, 其单位GDP能耗位于1.12—1.47t标准煤/万元之间, 属于较高能源消费效率水平, 但仍具有节能空间;第三类包括孝感市、潜江市、荆门市、襄阳市和十堰市等5个地区, 其单位GDP能耗位于1.48—1.63t标准煤/万元之间, 属于中等能源消费效率水平, 其节能空间较大;第四类包括宜昌市、鄂州市和黄石市3个地区, 其单位GDP能耗超过1.64t标准煤/万元, 能源消费效率较低, 具有很大的节能空间。

3 湖北省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经济增长

已有学者运用时间序列分析对湖北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不论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的原因还是与之相反的结论, 但有一点是可肯定的, 即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存在显著且稳定的相关关系。一方面, 经济增长依赖于能源要素的投入;另一方面, 经济增长对能源产生消费需求。在大多数能源消费研究的文献中, 经济增长通常被认为是能源消费量增加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对湖北省各地区GDP和能源消费量的横断面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 我们发现2001年GDP与能源消费的相关系数高达0.907, 而到2009年两者相关系数降至0.672。这一变化说明, 湖北省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依赖度有所降低, 能源消费多的地区其GDP不一定高, 能源只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而经济增长也只是引致能源消费需求的原因之一, 且随着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相互依存度将会有所降低。因此, 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不能忽视, 经济增长依旧是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及其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

3.2 产业结构

不同的产业部门对能源需求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对能源消费需求最大的是工业部门。已有数据表明, 近5年湖北省工业部门所消耗的能源占全省能源消费量总的70%, 比其他产业部门消耗的能源总和还要多。经过计算, 我们发现湖北省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54, 工业比重较高的武汉市和宜昌市能源消费总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以上表明, 工业比重与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 我们还发现2005—2009年期间各产业能源消费量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农林牧渔业和工业能源消费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下降, 而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的能源消费以及生活消费的能源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上升。从中可见, 只有工业能源消费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的变化与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变化不一致。这主要是由于工业企业技术升级改造和节能降耗, 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强度显著降低, 能源消费效率大大提高, 表明湖北省产业结构的变化只是导致了能源消费总量增减及其行业构成的变化因素之一, 各产业部门能源利用效率的变化也会引起以上变化。

3.3 城市化水平

已有研究表明, 城市化对能源消费产生两方面作用:一方面, 短期内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会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 尤其是现代城市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 带动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9], 城市化水平提高会增加能源消费的强度;另一方面, 从长期来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使产业组织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等得到更合理的调整, 各种配置得到进一步优化, 各种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 会使能源消耗具有下降的趋势[10]。然而, 湖北省城市化率与能源消费总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994, 两者呈高度相关关系, 表明全省城市化进程对能源产生了较大需求, 成为推动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说明城市化在促进能耗下降方面的长期效应还未发挥出来, 目前全省城市化进程还处于较低水平状态。从横截面数据来看, 2009年各地区城市化率与能源消费总量的相关系数达到0.78,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也是导致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空间分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3.4 居民消费结构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以及消费理念的与时俱进, 湖北省居民的消费进入结构升级阶段, 而对住房、家电、汽车等新需求, 直接影响着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9]。近5年来, 全省居民生活消费的能源数量不断上升, 在能源消费种类构成中, 石油和电力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比重都有所上升, 这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的基本观点。今后随着人们住房条件的改善、采暖电器等高耗能设备的普及和汽车保有量的增加, 湖北省生活用能源的消费需求将进一步增大。

3.5 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决定能源消费需求, 能源是人类维持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基本物质条件, 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会增加能源消费需求。通过对人口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 发现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74;同时对两个变量的横截面数据的对数序列进行相关分析, 发现两者相关系数也达到0.86, 表明人口。

4 结语

近十年来, 湖北省能源消费的总量规模、人均能源消费、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费效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并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 能源消费的空间格局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这归因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居民消费结构和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动态变化和地区差异。这些因素的变化也将对未来湖北省能源消费格局产生新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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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晓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5, 15 (2) ∶38-41.

[10]阚大学, 罗良文.我国城市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分析[J].当代财经, 2010, (3) ∶83-88.

消费格局 篇2

2010-3-18

摘 要: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我国的外部需求大幅下滑,国内经济长期粗放型增长所积累的矛盾日益严重,我国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和考验。深入剖析三者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对于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内需,消费,投资,出口,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来实现,而消费需求增长相对滞后,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我国的外部需求大幅下滑,国内经济长期粗放型增长所积累的矛盾日益严重,我国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和考验。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国外经济形势,扩大内需成为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必然选择,根本途径是要优化需求结构,在确保投资适度增长和出口平稳增长的同时,努力培育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提升“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努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一、当前制约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

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发达国家经济体仍处在深度衰退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减缓的背景下,尽管目前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变化在不断增多,但国内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进一步显现,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回升还存在不少障碍。

1.对外依存度较大是我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经济发展的长远看,我国对外依存度过高。根据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增作用,出口与国民经济之间形成乘数效应。如果外国进入经济增长衰退期或经济增长不景气,则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会将本国带进甚至加速经济衰退。因此,任何国家在依赖出口增长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外部需求大大减少,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量大幅度较少,出口型生产企业减产或停产、倒闭,引起产业投资萎缩、失业增加,例如,因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内企业经营困难,2000多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机会;二是与出口产品相关的企业也出现衰退,最终波及到原材料上游企业。最近,国际研究机构预测明年世界经济会走出衰退,未来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经济会持续低速增长,这使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难以较快好转。[2]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外部需求萎缩导致出口减少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困难,过度依靠外需的增长方式日益显露出其不可持续性,亟待转变。

2.消费需求增长的内生机制不完善是制约国民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因素

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出现了加速增长的好势头,从1997年到2007年,实际消费年均增长9%左右。但与投资相比,消费需求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相对不足。最终消费率长期低位运行,必然影响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引起经济结构的失衡,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滞后,直接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表现一,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2007年为35.4%,比1978年的48.78%下降了13.4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其居民消费率一般在60%左右。2007年中国人均GDP已突破3000美元,但居民消费率远低于这一水平。表现二,政府消费逐渐上升,居民消费逐渐下降。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21.4%上升到2007年的27.3%,同期,居民消费在在最终消费由1978年的78.6%下降到2007年的72.7%。政府消费主导着消费格局,本应占主导地位的居民消费呈下降趋势,造成消费体制的不合理现状,制约消费需求。

(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快、水平低,是影响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尽管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2004-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8%,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为7.6%,低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缓慢,使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缺乏有力的收入增长支持和保证,直接影响购买力水平的提高,造成居民消费需求减弱。

(3)居民收入差距增大,制约消费增长的空间。近年来,尽管我国经济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由2001年的2.9∶1扩大到2008年的3.3∶1,农民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比如地区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由2003年的2.28∶1扩大到2007年的2.36∶1。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国民收入存在分配不合理,社会财富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广大农村居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虽高但是消费能力有限。由于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不足,制约消费增长,从而使消费率处于较低水平。

(4)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力。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处在从国家—单位保障制度向国家—社会保障制转型阶段,还不完善,覆盖面较低,风险分散作用较小。在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居民个人要负担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的巨额费用支出。居民不仅要进行生命周期储蓄,而且要大幅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应对未来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近年来,我国总储蓄率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水平。转轨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起到风险分散作用,造成了储蓄率过高而降低了消费倾向,2007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72.5%,比2003年下降了4.4个百分点,消费倾向下降直接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情绪和消费欲望,限制了居民的消费。

(5)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受阻,消费快速增长缺乏支撑。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正处在实现全面小康的消费结构加速升级阶段,“住、行”消费已成为引领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汽车消费“井喷”式增长和住房消费迅速升温的需求强劲扩张势头,由此,2003年整个宏观经济进入上升期。但2008年以来,建筑装潢材料、汽车、石油制品、家电、家具等耐用消费品销售增长均已出现增速回落态势。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已达到80%左右,多数人需要的是改善住房条件,当前高涨的房价超过了很多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住房消费受到影响。汽车市场近期虽然有所回暖,但由于城镇化滞后所导致的用车条件受限制、用车成本上升等因素,短期内市场需求难以出现跳跃式增长。[3]

(6)消费信贷不发达,制约消费水平的提高。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人们的消费将由实物消费为主走上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达3855美元,预示着消费品和消费服务将明显升级,这些消费会使支出大幅增加,但真正要使这些预期消费变成即期消费、有效消费,还必须配有信贷消费的支持。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信贷消费发展缓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信贷结构较单一,且担保制度不发达,消费信贷规模较小。这些因素强化了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而降低了消费倾向,在宏观上就表现为居民消费率较低而储蓄率较高。

3.投资质量和效益不高是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后劲和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1)政府投资后续乏力,民间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复苏关键在于政府投资能否有效带动社会投资,让民间投资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来,政府投资增速不断加快,而民间投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如果扩大政府投资不能对民间投资产生积极的带动作用,投资以及整个经济回升的可持续性将难以保证。当前影响民间投资的主要因素有:其一,地方投资热情较高,投资能力受限。其二,受客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民间投资发展后劲不足。其三,公共服务领域进入门槛过高,制约民间投资的拓展。其四,中小企业融资仍然比较困难,影响民间投资者的投资能力。

(2)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过高的投资率导致部分行业形成了超出有效供给的新增生产能力,由于消费增长落后于投资,必然造成新一轮的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导致我国出口增长的进一步下降,出口产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外消费市场萎缩的挤压,也加剧了国内供过于求的矛盾,使产能过剩危机日益凸显。首先,生产能力过剩将直接导致部分企业开工不足,随着竞争的加剧,产品价格不断下跌,最终影响企业投资意愿,拖累相关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回升。其次,过剩的生产能力加大部分行业生产经营的困难,加剧亏损企业亏损状况,导致企业总体效益低下。

(3)通货膨胀的预期有所增强。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政府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过剩货币流动性以及低廉的资金成本的存在,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尽管当前价格水平仍处在低位,但因货币信贷前期增加较多,国际国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普遍明显上扬,下阶段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预期有所增强,一旦价格上涨继续加快,不仅会增加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成本,而且也会压缩宏观调控的空间。[4]

二、促进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对策建议

面对当前经济形势,要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关键在于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优化需求结构,坚持扩大内需为主与稳定外需相结合,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

1.协调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确保经济平稳较快长远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和我国的外部需求急剧减少在客观上为我们扩大内需提供了强大的倒逼动力。经济增长要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最重要的是要准确把握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关键在于提高投资质量,调整投资结构,保持适当规模的投资规模;重点放在进一步促进消费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为了遏制经济下滑,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增强投资对消费的带动作用,最终以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向国民经济发展的双驱动方式转化。但必须防止片面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因此,必须要积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注重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充分发挥两者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扩大内需,努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下)

2010-3-18

2.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消费需求既是保持国民经济较快平稳发展的最稳定动力,也是克服当前经济下滑的需求。必须把努力培育和着重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着力点,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有效化解制约消费率提高的各种不利因素,促使消费需求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1)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要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通过多种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比例,遏制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以增加就业为核心,建立城乡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所在。一是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和各类中小企业着手,对中小企业减税或零税赋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安排就业给予适当补贴,对第三产业营造发展的环境和空间。二是大力鼓励全民创业。要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政策,积极培育创业主体,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扩大就业容量。三是要统筹城市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广辟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是返乡农民工的就近就业空间,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健全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四是要以创新思维探索大学生就业政策,系统地探索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与机制、社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改革。如探索就业缓冲模式和机制,使部分高校毕业生借助准就业平台提升自身素质,优化就业定位。制定财税和金融扶持政策,鼓励基层单位和企业接受应届高校毕业生。

(2)优化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力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快技术及产品开发创新步伐,调整产品结构,扩大短缺产品供给,开发适合不同消费群体需要的新型、附加值高和多样化的消费品,引导居民各种潜在的消费能量的释放。加速构建现代物流业的基础平台,尽快提高物流设施装备的技术水平,构建便捷畅通的现代化物流体系,提高市场的占有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换,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增长速度及带动作用,是新的时期扩大内需的必然要求。要深化服务业部门和企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作用,加快各类服务业与工业经济流程的分离,推进产业分工、专业化和协作的发展,为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拓展需求空间,在加快发展中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5]

(3)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要以医疗体制改革为契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居民提供较完善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有效缓解居民对未来的支出压力,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提升消费信心。扩大社保覆盖面,建立城乡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是提高全民整体消费水平、消除贫富差距的保障。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妥善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保问题,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为农民工免费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依法将务工农民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把增加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投资和供给政策落到实处。落实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为农村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非均衡发展的态势。

(4)完善消费环境,加快消费结构升级。良好的消费环境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前提。首先,加快发展消费信贷。信贷是促使储蓄转化为消费的有效途径。一是完善消费信贷政策法规,在建立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上,健全个人信用制度,规范发展消费信贷;二是放宽市场准入、提供个人信贷消费的优惠利率、简化贷款手续等,鼓励各种类型的消费信贷的产生和成长,尤其是耐用消费品信贷的发展,促使更多的储蓄转化为消费。三是发展潜在的消费信贷市场,引入更多更好的适合实际需要的信贷品种。改善支付、征信系统等农村消费环境,积极发展农村住房、汽车和教育消费品种。[6]其次,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程序。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坚决打击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加强食品、药品等直接关系人身安全的产品市场准入管理,进行专项整治活动,强化商品、服务质量和市场监督。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消费方式与消费结构。最后,大力培育和发展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拓展消费空间。在推动传统服务升级的同时,着力培育餐饮、通信、娱乐设施、住房、汽车、旅游、网络、教育、物业家政等消费热点以及各种新型服务业,激发消费潜能,不断提供新的服务和产品,拓展消费需求。

(5)努力开拓农村市场,提高农民消费能力。我国有8亿多人口在农村,把农村巨大的潜在消费转变为现实购买力是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切实保证。转变消费观念,推动农民消费结构第二次升级,将在一个长期过程中提高稳定增长的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其一,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扩大农民工就业。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创新土地流转模式;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农业,增加农民经营收益;把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结合起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改革农村税制,减少农民负担;控制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保护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增长;通过职业教育和在岗培训等形式大力培育新型农民,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加快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清除限制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性障碍。其二,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使农民放心消费。推进“家电下乡”等政策的高效运作,进一步提高补贴水平、扩大补贴范围、简化补贴手续。加强对农村市场的监管,有效解决假冒伪劣和产品质量问题,为农民创造安全的消费环境。其三,调整商品供给结构,适应农村市场需求。进一步完善农村商业流通体系,加大对适合农村市场需要的工业品生产销售支持力度。生产厂商对农村市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生产出对农民具有购买能力、购买欲望和适销对路的各种商品,充分释放农民的潜在消费能力。

3.扩大规模与优化结构并重,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

投资政策的制定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功效:一方面,增加投资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启动内需市场,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优化投资结构,可以有效促进经济转型,增强经济发展后劲。[7]

(1)充分发挥中央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扩大民间投资。一是制定鼓励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政府要注重刺激和引导市场自主性投资,既要运用减免税费等刺激政策,也要运用财政补贴等扶持政策。同时,利用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投资效率,形成投资顺畅流动的渠道。二是进一步扩大准入领域,拓宽民间投资渠道。要加快在目前民营经济比重低、进入难的领域,放松管制,撤除壁垒,降低门槛,为民间资本进入铺平道路。三是拓宽融资渠道,扶持中小企业复苏。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尽管国家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突出。解决这一难题,其一,加大中小企业融资的直接政策支持。加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和支持范围,重点支持对创新能力强、产业前景好、有订单、有利于带动就业的中小型企业。其二,加快制度创新,从根源上消除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首先,大力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如选择客户资源丰富的地区成立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专业支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单独设置考核指标,根据中小企业风险特征和信贷需求创新信贷产品,如仓单信贷、物流银行、桥隧贷款等,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可以由企业自愿出资成立,也可以由政府出资成立专门的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再次,适当放开民营企业债券市场,使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债券市场融资。

(2)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投资结构决定供给结构,供给结构对促进国民经济长远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健全企业投资的核准和备案制度,逐步放开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管制,落实民间投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投资、自主决策、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二是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完善中央政府投资体制,控制政府投资总量,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制,根据各地不同特点,建立不同政绩考核标准,建立动态的监管和调控指标体系;[8]三是完善资本市场功能,鼓励企业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兼并重组,为企业的并购提供金融支持;三是推进新型城市化。通过加快中等城市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带动民间投资增长,进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中西部地区小城镇经济发展。

(3)加大宏观调控,预防通货膨胀反弹。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将预防通胀反弹作为宏观调控的兼顾目标,谨防经济复苏后的通货膨胀。一是调整信贷结构,加强信贷监管和风险预警机制。提高中长期贷款比例,扩大投向中小企业、制造业和民族工业的信贷规模。二是应大力培育资本市场,创造更多的能够规避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加强国家期货市场建设,培养期货方面的人才,尽快和国际的期货交易接轨。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尤其是增加对外股权投资。用我国的外汇储备在二级市场上投资其股票,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9]也可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国外资源类公司的非控股型股权收购,用来抵消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

4.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促进外贸平稳增长

稳定外需对于增加就业、促进企业发展、进而拉动国内消费具有重要作用,也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有利条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外部需求萎缩导致出口减少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困难。必须坚持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相结合,继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促进外贸出口稳定增长。一是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落实国家已出台的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和扩大出口买方信贷等政策,稳步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支持中西部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的发展,促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继续改善出口的金融环境,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改善企业融资担保条件,健全出口信用风险保障机制。[10]二是加快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进一步加大开拓中东、俄罗斯、拉美、非洲等新型市场的力度,提高新兴市场占有率。三是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努力扩大高附加值的、高新技产品出口,扩大具有自主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提高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由粗放型、低成本扩张型向品牌型、高效益增长型转变。四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大力发展对外承包工程,积极建设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带动成熟技术和设备出口。五是创新对外贸易预警工作,建立基本覆盖重点产业和敏感产品的国际贸易预警机制。

参考文献:

消费格局 篇3

可口可乐仍然是公司人最爱,比重高出第二名34%,不过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次序发生了变化,去年第二名是雪碧,今年百事以轻微优势超越雪碧,成了第二;2012年百事与康师傅宣布联姻之后,以全球饮料为调查对象的市场监测机构Canadean 数据显示,百事季度增长率近几年来首次超过可口可乐10个百分点。而本次调查中消费者对百事喜好度提升,也显示双方合作的效应初步实现。但是与第一名之间仍然巨大的差距提醒着百事,其中国表现与全球地位不相匹配。

二、方便面:缺乏创新活力

康师傅、统一合计占了方便面6成市场,康师傅仍然是第一,但是比重下降了5%,第二名的统一虽然比重有所提升,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由于酸菜口味方便面同质化严重,至今未能出现新品能够再现当年统一老坛的风采,统一不得不加大市场行销投入,以致利润受到压缩,而产品线更为完备的康师傅则较好地匹配了从城市到农村的渠道网络,上半年净利润还同比上涨了2.52%,不过整个行业缺少如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统一老坛酸菜这样的创新产品,还是缺乏活力。

三、啤酒:雪花看到成果

青岛啤酒仍然是第一,比重接近30%。值得称道的是雪花啤酒,比重提高了11%,超过燕京和百威位居第二。其实单从销量说,雪花早在2011年就已经突破1000万千升,超过青啤;但是对于雪花定位不高的质疑从未停止,也因此雪花一直在努力提升品牌形象,近年来赞助古建筑摄影大赛、举办勇闯天涯活动,“雪花纯生”和“勇闯天涯”等中高端系列产品大幅增长,调查中比重的提升也可以证明它的努力成果。

四、饮用水:农夫山泉受伤

前几名的排序没有变化,且第一名农夫山泉仍然遥遥领先于第二名,不过农夫山泉的比重还是下降了近8%,这是它在我们连续几年的调查中第一次出现下降。今年上半年的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虽然最后证实农夫山泉的产品品质并无问题,但是连续数日的媒体质疑对消费者的情绪并非全无影响,而且农夫山泉最后决定退出北京桶装水市场。看来即使是大品牌诸如农夫山泉, 当其辛苦建立起来的“好水”形象被质疑的时候,仍然还是会容易受伤。

五、乳制品:蒙牛开始复苏

光明虽然仍是第一,但是比重有所下降,而稳健见长的伊利进步幅度较大,提高近6%排名第二,蒙牛也从去年的第四进步到第三,很显然中粮改造蒙牛,引入丹麦Arla等策略都有助于其复苏。而出于对国际品牌的信任以及网商交易的便利,欧德堡、德运等纯进口牛奶的排名甚至超过了雀巢和达能这两个本土化的外资品牌。比重下跌的还有三元,从去年的第二名跌到了第四,整合三鹿不利,业绩下滑,这个在北京市场口碑不错的品牌,真得加油了。

六、茶饮料:出奇才能制胜

康师傅仍然是第一选择,并高出第二名9%左右,此外,排名前三的品牌不仅名次没有发生改变,比重也非常接近去年的数字,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增长较快的品牌,东方树叶增长4%,比第三名三得利只差两个百分点,立顿增长5%,紧紧跟随东方树叶,比东方树叶相差不到0.5%,东方树叶和立顿无论包装,定位都有别于传统茶饮料,价格上也稍微偏贵,但也正是凭着稍微的另类,才有了冲击第三名的可能。打破旧格局,出奇才能制胜。

七、功能饮料:大佬开仗,小弟让位

传统凉茶第一次被归纳到功能饮料中,立刻拿下第一的宝座。加多宝比重为35.42%,远远超过去年第一名脉动。王老吉排名第三,把去年的第二名红牛挤到了第四。在加多宝和王老吉大张旗鼓的口水战下,其他品牌的宣传几乎都被淹没,脉动的比重跌了17%,红牛的比重跌了8%,其它诸如宝矿力水特、佳得乐都有所下降,而激活则跌出前十的选项。其实成为加多宝和王老吉大战牺牲者的岂止它们,同属凉茶的和其正今年几乎没了踪影,大佬开仗,其他人只能让位。

八、食用油:金龙鱼难撼动

金龙鱼仍然占据超过一半的江山,鲁花和福临门虽然一直希望打破外资的主导地位,但效果甚微。倒是排名第四的欧丽薇兰橄榄油虽然定价高,但是连续三年比重提升,同样定位高端的胡姬花也前进了一步到第六名。看来在高端市场找突破口,比直接与强势的金龙鱼对抗更容易见效果,尤其是橄榄油,正被越来越讲究健康的消费者摆上餐桌,虽然越来越多的橄榄油品牌出现在市场上,但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却不多,或许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机会。

九、快餐品牌:“速成鸡”挫伤肯德基

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洋快餐业绩有所下滑,麦当劳的日子相对比肯德基好过,在8月份财报中,麦当劳包括中国市场在内的亚太地区的同店销售额下滑0.5%,而肯德基中国则下跌12%;不仅如此,消费者的选择也出现逆转,前两年都是肯德基超过麦当劳,今年麦当劳超过了肯德基,看来2012年底开始的“速成鸡”事件让肯德基至今难以平复。

十、果汁饮料:中高浓度果汁被认可

整体营业额与康师傅和统一都相差甚远的汇源成为果汁饮料的首选看上去有点意外,不过如果研究一下排名进步的品牌,比如味全每日C、纯果乐、都乐等,都是定位中高端的中高浓度果汁,就不难理解。价格更高但是营养价值也更高的中高浓度果汁正在被消费者认可,而汇源恰好是中高浓度果汁中的第一品牌。这也解释了低浓度稀释果汁饮料品牌统一的退步,统一从去年的第一跌到了第三,所谓不进则退,消费者选择变了,品牌也得跟着变才行。

十一、咖啡馆连锁:渴望差异化

星巴克毫无悬念地蝉联冠军,占比达到67.46%,几乎是排名第二的COSTA的5倍多。未来星巴克将在中国加快扩张步伐,2014财年其计划的1400家店中,将有700家位于中国和其它亚太地区,届时,中国将成为星巴克除本土之外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不过在看腻了千篇一律的绿色美人鱼标志之后,消费者们也开始渴望更多差异化的选择,漫咖啡、雕刻时光这样风格独特的小型连锁品牌成长迅速值得注意。

十二、大卖场:需要采取新模式

关店、出售、退出中国的传闻让一些外资卖场品牌今年在中国的处境格外艰难。租约到期、房价的高涨成为了不能承受之重,核心商圈也很难再找到它们的踪影。强调批发和现购自运业务的麦德龙由于自己差异化的模式在这一年中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华润万家则一直坚持多业态的经营依旧让它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传统卖场需要采取新模式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来摆脱困境。

十三、社区超市:市场正在爆发

这是今年新增的类别。对于靠近社区的小超市来说,特色和便利可以让它们在大超市面前觅得生机。社区型超市投入成本低,形式灵活,并且服务更有针对性,而当大型超市越来越无力负担核心商圈的高租金时,像Ole、City Shop这样毛利率高并且面积小的精品超市逐渐将它们取代。社区超市会成为未来的竞争热点。

十四、便利店:走出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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