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藏书目录（精选4篇）
私家藏书目录 篇1
我国的私家藏书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 最早的私家藏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春秋战国及以前, 文化的享有只有奴隶主和皇家贵族等。奴隶出身低下, 没有享有文化知识的权力。在藏书上, 只有奴隶主和皇家贵族才能藏书, 这就形成了后来的私人藏书的开端。私人藏书发展到汉朝, 形成了一个藏书的高峰。首先是汉朝建立以后, 吸取了先秦采取暴政导致灭亡的教训。汉朝统治者认为, 真正能统治天下、笼络民心的是“以文兴国”, 而不是武力。汉朝建立之初, 统治者刘邦就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随着汉朝的巩固, 国家政治统治安定, 人们安居乐业, 物质文化生活满足后, 对精神文化需求开始提升, 汉朝统治者采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国家的长治久安, 经济的增长繁荣, 民生的持久改善, 加上执政者对书籍文献的重视, 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定校书之制、设专司机构、尊儒重经、通经取仕、兴办太学、鼓励私学、刻立石经、开辟书肆等, 所有这些都为私人藏书的顺利开展, 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一、汉代私家藏书特点
1. 汉代私家藏书的广泛性。
汉代私家藏书十分普遍, 藏书主体有皇室贵族, 国家官员, 一些学者以及普通百姓等。皇室贵族中河间献王刘德藏书很多。根据记载, 刘德喜欢学习古代书籍, 并喜欢从民间搜集书籍, 对书籍也善于保护和整理。当时刘德藏有很多先祖前的书籍, 在汉代私家藏书者中享有盛名。刘德所藏的图书规模能与皇家藏书相媲美。“秦焚书坑儒, 典籍湮缺。他凡从民间得一善书, 必好写以还, 而留其真本, 又加金银玉帛赏赐, 以招四方之书。由是有旧书者, 多奉奏河间王。故得书之多, 可与汉官家藏书相等。”由于刘德的藏书多是来源于早期的古代, 很多史料都被其收藏, 这对以后的历史科研意义重大。汉代官吏也喜欢藏书, 官吏藏书首先是因为国家统治者的重视和鼓励, 其次是儒家思想的教育。私家藏书量巨大, 班固、刘梁、王和平和蔡邕等都是汉代著名的藏书家。普通百姓也藏有书籍, 除汉室宗亲和朝臣官吏外, 民间的富民大户、士人隐者和行业中坚均有数量不等的藏书。葛洪在《西京杂记》卷二里记载了这样一条材料:“邑人大姓文不识, 家富多书。”这说明在当时像文不识这样的富户拥有藏书应该不在少数。
2. 汉代私家藏书传承性更强。
汉代私家藏书和官家藏书同时存在的, 但是私家藏书更能反映了我国藏书文化的传承性。秦朝时期, 任何不利于国家统治的数据都被禁止收藏, “焚书坑儒”使我国文化传承受重创。在以后的战乱中, 官家藏书大部分流传到民间, 被私家收藏。还有, 在秦始皇开展焚书活动的时间里, 很多私藏家因酷爱其书进行了暗藏图书的活动。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孔子第八世孙孔鳅是秦朝的私人藏书家。他因惧怕焚书而藏有《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孔鳅死后, 西汉的私藏家孔安国因为是孔子的后裔而全得其书。但是我国古代的私家藏书具有连续性, 受到政治战乱影响相对较小。汉代的光禄大夫刘向, 藏书甚多, 其高祖刘交, 曾祖刘富, 祖父刘等都藏书很多。从古到今天, 我国历史文明不断流传, 这是很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果, 其中私人藏书的传承性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3. 汉代私家藏书致用性。
汉代私家教育开始产生, 官家教育的原则是, 学习儒家思想为统治阶级服务, 私家教育也十分贯彻“通经致用”的原则。学习经书是为了增加知识, 为以后从事工作提供借鉴和依据。
二、汉代私家藏书形成原因
汉代私家藏书活动兴盛和发展, 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发展密切相关, 汉代政治发展清明, 为藏书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经济发展, 人们生活安居乐, 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经济保证, 文化发展的带动, 造纸科技的发展, 教育的兴盛等, 都成为汉代私家藏书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汉代政治稳定, 为私家藏书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证。
汉朝建立以后, 国家统治者比较推崇以文治国, 在政治上对文化事业的管制不像朝秦约束力很大。统治者一贯主张对内以文治国, 对外以武力取胜。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 并为后代文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传承作用。汉代统治时期, 儒学思想受到推崇, 在其他流派中享有较高的荣誉。由于儒家思想是来源于我国早期文明的继承, 因此汉代古籍被受到推崇。汉武帝曾经多次颁布诏书, 令人寻找私家藏书, 并根据有益的建议, 进行藏书管理活动。后来汉武帝还出高额悬赏私人捐书者, 这极大地鼓舞了私家藏书者的积极性。汉武帝还鼓励人们进行抄书或者著书, 例如司马迁主持编写了《史记》。汉代著名的陆贾、贾谊等人的著作, 都对藏书事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藏书在汉朝初期也出现力不从心问题。汉初, 刘邦曾提出废除秦代的各种法令, 但却未付诸实施, 私人藏书仍未得到统治者的重视。直到汉惠帝四年, 朝廷才正式解除秦朝的《挟书令》, 使民间藏书成为合法之事。人们通过对秦代散失书籍的传抄、讲授等, 才使这部分遗产得以流传。汉代私家藏书发展不仅仅受益于政治发展的需要, 在私家藏书发展中, 人们对藏书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以满足在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文化需求。汉代统治者对私家藏书给予肯定, 经常以赐书的形式奖励大臣, 这体现了对私家藏书的政治肯定和鼓励。汉武帝针对国家藏书“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的严重现象, 采取了收集编整图书, 充实宫廷和政府机构藏书的措施。
2. 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 为私人藏书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
根据《范晔》后汉书记载说明, 汉代早期使用的书写材料为竹简, 其缺点是体积大, 数量多, 很沉重, 书写和阅览都存在很大的不方便。汉武帝时期, 每次阅览奏章, 都需要大量的人进行搬运, 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开始采用帛书形式。帛书出现时间相对竹简晚, 但是使用在秦汉事情确是同时的。帛书相对比竹简最大的优点是书写简单, 重量轻。在汉代, 帛书和竹简并行使用, 帛书并没有代替竹简。帛书的长短是比较随意的, 可以根据内容大小随意改变。但是帛, 由于其造价十分昂贵, 一般人很难使用的起。鉴于前几种藏书材料的存在的问题, 直到西汉宣帝时, 发明了麻纸, 纸本书籍形式开始呈现。此时麻纸比较粗糙。东汉中期蔡伦发明蔡侯纸, 促进了我国造纸术的产生。蔡侯纸价格低, 容易书写, 蔡伦纸的发明适应了当时的需要, 对于汉代文化事业的推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汉代图书文献资料大量增加, 促进我人类文明的发展, 也为私人藏书事业提供有力的条件。汉代有了图书藏书机构、图书管理规定、图书管理职责界定。虽然图书种类不同, 但是图书管理皆是为中央专制政权服务的。汉时代的图书管理制度和形式虽然与现代有所差别, 但是管理方法为现代图书管理提供了很大的借鉴和启示。
3. 统治者对汉代教育重视, 激励了私人藏书发展。
自汉朝建立开始, 统治者就吸取前朝灭亡的经验, 十分重视以文化和教育来兴国。为了加强国家文化事业发展, 促进国家政治统治的稳定, 汉武帝时期, 统治者大力推崇儒家思想, 儒家文化在其他派别中形成了核心领导地位。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一方面, 统治者重视官家教育发展, 建立官家书院, 重视儒家思想对人才思想修养的培育, 使其为巩固汉代封建统治专权服务。汉朝统治时期, 特别是汉武帝以后, 国家机构的重要部门官员都十分推重儒家思想, 受到儒家思想熏陶。另一方, 汉代私家藏书看重其实用性。例如汉代时候的祭祀, 祭天, 皇帝狩猎出巡等, 都要按照古代经书记载, 以确定凶吉。教育的发展为私家藏书数量增加提供了保证。很多人在国家重视教育下, 进行抄书和藏书。汉朝建立皇家藏书楼, 如夭禄阁、麒麟阁和石渠阁, 主要用来收藏书籍。汉朝宰相萧何在咸阳就收藏了秦承相、御史府等官署大量的藏书。藏书中包含秦朝时期严禁和非禁止的。
淮南王刘安博学善文辞, 才思敏捷, 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编写《鸿烈》后称《淮南鸿烈》、《淮南子》。他喜聚书, 与河间献王刘德都是以藏书而知名。但他所藏之书, 《汉书》称“多浮辨之书, 无实用者甚多”, 颇令后人遗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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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藏书目录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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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江南私家藏书楼 篇3
在今年的春季拍卖中，有一件拍品早早地公布了原本应该“待询”的底价——1.8亿元人民币，也需要有意竞拍的藏家们预先缴纳5000万的保证金才能领到特殊号牌，获得参与资格——这是全世界目前最高的保证金纪录。但若说出它有170多种、近500册的古籍，其中包括了40册宋版《锦绣万花谷》，懂古籍的人不会有异议；若说它来自江南顾家过云楼旧藏，那大家就必不会有异议了。
在明清时，有“一两黄金(1643.30,1.90,0.12%)一页宋版”的俗语，用良田、屋院甚至小妾去换书的大有人在。在战乱与天灾中保存艺术品绝非易事，这些传了近千年的成套的纸制品，比单幅画作、书法更难保存，而民间的私人藏书楼在古籍的传承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于唐宋，兴于明清
中国的藏书体系分四类：官府、私人、书院、寺庙。
藏书楼原先没有私家的，都是官办的。最早是商周的中央政府设有藏书室，民间的藏书始于“百家争鸣、诸子竞说”的春秋战国。到了汉代，宫廷的藏书室向百姓广开献书之路，废止了秦始皇“私人不能藏书”的条例。
在隋唐之前，虽然有河间献王刘德、蔡邕、淮南王刘安、南北朝的沈約这样的藏书名家，但也是屈指可数。唐宋时，随着科举制度带动“学而优则仕”的风潮和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进步，书籍在普通人生活里成为必需品，私家藏书兴起，藏书文化和制度慢慢在民间建立起来。
在程千帆先生的《校雠广义》一书中我们得知，唐朝开始有田弘正、张建章等专门“建楼藏书”，并且用不同颜色的装帧来区分书籍的种类；藏书者主动进行校勘工作，大大提高了藏书的含金量。到了宋朝，有百余位私人藏书者，不仅江南有，中原也有，除了校勘，还写题跋来做“读书笔记”，而编写藏书目录成为一时流行的风潮。
唐宋积累下来的藏书文化在明清达到了顶峰。这时的江南，富庶、开放、教育发达，有享誉全国的雕版师傅和先进的印刷工艺，更是图书的交易中心。
有趣的是，科举制度与私人藏书的密切关系已经有了数据的支撑，但凡进士、状元出现得越多的地区，私人藏书就越发达。据北大教授萧东发统计，明清两代共有状元203名，江浙两省就超过了半数，105名。所以，单常熟一处就有180座私人藏书楼就不难理解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到了这个时候，官府藏书的重要性就没那么强了，因为官家藏书位置单一，一发生政治变动极易遭到全盘损毁，古籍的传承任务自然地转到了民间。江南的这些藏书楼主人在当时也许并不太清楚，他们在藏书过程中的作为对后世起到的重要作用。
首先，完善了中国最初的“图书馆”工作。他们摸索出搜选、分类、装帧、编辑条目、修补的方法，并不断改进，成为体系。可贵的是，一些主人懂得“藏书贵流通、藏书惠士林”，互访成了美谈。而少数藏书楼也向公众开放，从宋代的李氏山房到清代的古越藏书楼，都难能可贵地承载了图书馆的职能。但这样的藏书楼非常少，据记载只有十余间。
再者，主人们还在藏书楼里治学、校雠、著书并组织熟练的师傅刻书、印书。张之洞曾评价道：“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私刻”是藏书楼的重要产物，就是主人出资出版私人刊物。私刻的刻印品质最好，都是专纸专工，校勘精细，在工艺创新上一直走在行业前面，这是坊刻不能比的，原因就在前者为名，后者为钱。所以，藏书家往往也是出版家。比如明末的毛晋，他的“汲古阁”藏书84000册，招刻工、印工百余人，刻书40多年。“毛边纸”一词就来自他，为了让汲古阁的刻本能广泛传播，毛晋就买来便宜的竹纸，每页纸的边缘都盖一个篆书的“毛”字，“毛边纸”的名字便传开了。
毛晋不仅刻书，也不惜重金买下宋元版的古籍。在明末，宋版书已经相当珍贵，价格极高。毛晋出价高过其他人，常熟城中便流传一句谚语“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卖书于毛氏”。
过云楼往事
清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至宁绍台道的顾文彬晚年购得明尚书吴宽复园故址，就命儿子顾承主持营造，改建为包括住宅、花园(怡园，取《论语》“兄弟怡怡”之意)、义庄(顾氏春荫义庄)、祠堂的典型大宅，命名为“过云楼”，意取苏东坡所说的“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这座曾坐落在苏州铁瓶巷的宅子，因收藏书画而著名，曾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一说。
不需要悉数过云楼曾藏过的书画，只消看看顾氏家族后人向上海博物馆捐献了数百件书画古籍中的几件就知道了：南宋魏了翁《文向帖》、元代倪瓒《竹石桥柯图轴》、明代唐寅《洞庭黄茅渚图》、清代石涛的《细雨虬松图轴》，这些藏品奠定了上海博物馆古代书画收藏的国内领袖地位。而在去年春拍中以4.025亿成交的元代王蒙的《稚川移居图》也是过云楼旧藏。
顾家虽对外坦承是书画收藏大家，但对所藏古籍闭口不谈。后来据报载，过云楼里实际上有一个密室，书是放在密室里面的。藏画可以给朋友传看、欣赏，但是书籍是秘不示人的，这是家族传统。
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第三代主人顾鹤逸的朋友傅增湘获准查看古籍，颇为震惊。但顾鹤逸不许傅增湘带纸笔入楼，傅先生不愧是民国时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馆长，目录学、版本学的宗主，记忆力惊人，他白天进楼，晚上回忆，天长日久地真把这些书目记录了下来，后来写成了《顾鹤逸藏书目》，过云楼的藏书这才公之于众，其中不乏宋元明清历代善本和名人的稿、抄、校本。
好在顾家一直有强调重视书籍的传统。顾文彬希望子子孙孙传递，他在遗嘱、家训当中交代他的后人，一定要重视这批藏书，不能够轻易分开。顾鹤逸给四个孩子立遗嘱，也分成四份，他担心孩子不太了解这些古籍的价值，就在上面钤收藏印，这样价值就高，他们会更珍惜些。
和因家道中落、在咸丰年间散尽父亲汪文琛和自己一生藏书的清代徽商、“艺芸书舍”第二代主人汪士钟相比，顾家算幸运的；和清末要靠卖皕宋楼藏书给日本人来救济同胞的陆树藩相比，顾家就更加幸运了。虽然清末民初时，日本专门研究中国古籍版本的岛田翰在经济财阀支持下，眈眈于过云楼藏书，但未能得逞。
日本入侵后，顾家做了最大的努力，让损失减到最低，在数十天被日本人抄家的过程里，并没有全军覆没。这要归功于顾家第四代。比如顾公雄，为了尽快把装满书画的卡车开往上海租界，车上没有给两个儿子留座位，就把孩子们放在常熟汽车站的小店里，第二天才派车来接。
1949年，后人把过云楼与怡园都捐给了国家。在“文革”中，过云楼的旧藏因为抄家有所损失，顾文彬的第四代后人顾公硕，也成了苏州“文革”中第一个被迫害去世的。
时间流转，也许今天人们对过云楼三个字的尊重和怀想能给逝者一些微不足道的慰藉。
宋版书《锦绣万花谷》，相当于一部“百科全书”，有宋代人关于花、鸟、河流、果木等的分类集录。在中央美院的范景中教授看来，能从这40册书里看到宋人的生活风貌，了解宋人的知识世界，“我们要如何看待宋人的文明和思想，这部书绕不过去。”而毛晋的私刻《汉隶字源》也在这次拍卖的170多种书之列，在范景中查看后，他就指出这本用的就不是毛边纸了，而是嘉靖的公文纸。
这些考据是在很有限的时间里观摩发现的，这一组古籍需要太多有专业知识的人来做功课，匡时拍卖正在向全国征求古籍研究者，希望以此番努力不负它们流转到自己手里，共处这两个多月的难得时光，亦不负过云楼。
私家藏书目录 篇4
双林古巷居幽人闲房春草时闭门
双林巷，一条名气很大的人文小巷，文震孟、文震亨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的故事，成为苏州人的骄傲。巷中30号有一所老宅，宅中有藏书楼“春草闲房”，楼主是清初苏州著名书画家金俊明(字孝章)和他的儿子金侃。
清初徐崧编写的《百城烟水》有这样的记载：春草闲房，在卧龙街西双林里，金孝章所构宅后书斋也。公高蹈不仕，拥书万卷，炉香茗碗，日与四方名贤暨二子上震、侃咏歌其中。住在同一条巷里的隔壁邻居、曲学大师吴梅先生曾经写道：“双林古巷居幽人，闲房春草时闭门。”
走进草堂，种植的花草树木有些年份了。院子不大，但很雅致，青砖灰瓦，花格门窗，有雨打芭蕉的寂寞。二门前的砖雕门楼精致古朴，门楣上面题的字是清代大书法家王文治所书。
金侃和其父金俊明是以抄书闻名的藏书家。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日：“矮屋数椽，藏书满椟，皆父子手抄书也。”金俊明对自己爱好藏书，有一个中肯的评价：“余赋性最淡，一切世人所热中奔竞者举无所好，顾独好书。然家贫授徒以糊口，安得有余资买书，势不得从友人借抄，所谓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者矣。然亦用以耗壮心，送余年耳，非欲以矜博览夸收藏也。”
金侃的抄本和藏书散佚于康熙年间，传世金氏抄本极为少见，现有者都是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可以说是国宝级的。记得他在一本书后的跋语中说，书抄完了，发现腊梅花开得正盛，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更为幽香。我也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百年前的双林巷，看见一个清瘦而孤傲的老人，享受着他的一缕梅香。
黄金散尽为收书秘本时时出老屋
悬桥巷，一个充满着历史意韵的小巷，自称悬桥小隐的黄丕烈在此筑书楼“士礼居”。士礼居后门在萧葭巷，前门在悬桥巷，旧址已成为工厂仓库。黄氏故居大部分建筑已被拆除，依稀可辨的书楼旧屋，仅存一正厅和东侧小院而已，因文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知道，这几间房子来头不小，是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藏书楼的旧址，才没有拆除而一直保存到现在。
黄丕烈对书痴迷成癖，特别是遇宋版书，只要见到，必竭力以得，可谓要书不要钱。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中，黄丕烈曾经收藏过的南宋刻本《陶渊明集》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是国宝级的图书。宋版书在明末清初已经是非常值钱的了，甚至以页论买卖，黄丕烈为购宋刊《战国策》，竟花去80两黄金。清朝1两黄金约可兑换8～11两白银。二两银子在乾隆中叶时大约可以买两石白米，这大概是一小户人家一个月的口粮，也是一个私塾先生一个月的薪水。黄丕烈士礼居珍藏的近二百部宋版书，不知花去他多少黄金白银。
因为爱书，于是黄丕烈干脆自己做书商，凭借他在旧书市场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在玄妙观开设滂喜园书铺，凡土礼居刊刻的书籍，在书前都印有“书价制钱七折”的字样，书后有“滂喜园黄家书籍铺”和“苏州玄妙观察院场”两印章，既有书价打折的广告，又有品牌意识，号称“书魔”的黄丕烈，生意做得还有模有样。大约在嘉庆末年，黄丕烈藏书已经开始散出，至道光初年他去世前已散失殆尽，其中善本秘册大多归汪士钟艺芸书舍。
书画于人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
顾文彬所建的“过云楼”不但以收藏书画见称，更是著名的藏书楼。在1993年干将路建设工程中，铁瓶巷过云楼由文管部门照原样复原。楼前庭院除叠筑假山花坛外，还种植名贵花木，保持了硬山重檐、门窗古雅、雕刻精细的苏派建筑风貌。
过云楼藏画路人皆知，但却对家藏善本书籍秘而不宣，为何这样，今人无从知道。但也就是这样的一条家规，使顾氏藏书大部分得以流传至今，从这一点来说，顾家的藏书是幸运的。最有趣的是，民国时期，顾鹤逸的朋友傅增湘先生到过云楼借阅藏书，主人碍于情面，同意其在楼内观书，但附加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看书时不能带纸砚抄写，于是傅氏每天观书数种，归而记其书目，写成《顾鹤逸藏书目》，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六号上，这才使过云楼藏书大白干天下。据民间传说，过云楼里面还有一个不为外人知晓的密室，顾家的古籍善本就是放在这个密室里的。
在2005年春季嘉德全国古籍善本拍卖会上，过云楼所藏近500册流传有序、保存完好的珍贵古籍，包括40册的海内孤本宋刻《锦绣万花谷》，以2310万元的价格被一神秘买家整体买下，苏州图书馆也曾设想使该批古籍重返苏州，可是最后由于经费难以筹集，只能忍痛放弃。
万卷图书皆善本一楼金石是精摹
历史上，山塘街是一条著名的商业街，但它毕竟是由文人建造的，因此同样也充满了人文气息。清代徽商汪文琛父子，就在山塘街殳家墙门建造了闻名中外的藏书楼“艺芸书舍”。该楼堂宇轩敞，树石肃森，堂中悬挂楹联一副：“种树类求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远眺飞檐翘角，近看古色古香，一时间艺芸书舍珍本善册荟萃，号称海内之最。
商人出身的汪文琛，虽经商有道，富甲一方，但其亦崇儒重道，生平唯一嗜好便是广收图书，经过数年积累，藏书数量已经相当可观。提起近代藏书家，人们几乎无一例外会想到清末四大藏书家，其实四家中流传最广的两家，即南瞿北杨，其主要藏书均源于艺芸书舍旧藏。
汪文琛的藏书传到其子汪士钟时，更盛极一时。汪士钟年轻时即好藏书，他认为家中所藏四部之书，均属寻常习见之本，乃蓄志搜罗宋元旧刻及“四库”未收之书。当黄丕烈士礼居、周锡瓒香严书屋、袁廷祷五研楼和顾抱冲小读书堆所藏善本流出时，不少为汪土钟收归艺芸书舍。汪士钟又喜刻书，所摹刻宋本《孝经义疏》、《仪礼单疏》、《刘氏时说》、《郡斋读书志》诸书，校对精审，举世珍若拱璧。汪士钟本人仕途情况到底怎样，无足够文献可考，但从潘祖荫称汪士钟为观察，称汪士钟之子为比部等旁证来看，汪士钟绝不是寻常商贾。
汪氏藏书是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后来其所经营布号逐渐衰落，艺芸书舍藏书在成丰年间尽数散出。潘祖荫说：“汪氏与潘家有累世通婿之谊，惟业贾者多，询以旧藏，则瞠乎莫辨矣。”
万卷图书传世富双雏嬉戏志怀宽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古籍书店收集到一块巨型端砚，砚的下方刻有“鲽砚庐藏”，而鲽砚庐就是清代两江总督沈秉成在苏州耦园内的藏书楼之名。
沈秉成喜欢藏砚，曾在京师得到一块汧阳石，剖之发现有鱼形，制为两砚，名日“鲽”，乃以“鲽砚庐”命名藏书楼。曲园主人俞樾知道此事后曾赋诗一首：“何年东海鱼，化作一拳石。天为贤梁孟，产此双合璧。”楼为两层飞檐式建筑，站在小院里看此楼，整个格局为曲形，只见楼上楼下都是木雕的窗扇和栏杆，古朴而清雅，书楼保存如此完好，在苏州也是仅见的。
沈秉成藏书甚丰，更喜金石字画，所藏典籍皆为精绝，藏书数量更超万卷。苏州版本学家江澄波说，他曾购得沈秉成旧藏珍本古籍二种，一部是《绿窗女史》，一部是《书言故事大全》，均为明代万历问的写刻本，此二书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在50周年馆庆之际，举办了《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在展出的72件书画国宝中，其中高闲的《草书千字文》曾被沈秉成收藏，上有“耦园至宝”钤印。唐寅的《松荫高士图》立轴在2007年中国嘉德拍卖会的成交价为99万元，立轴上钤有“鲽砚庐”鉴藏印。被后人视为汉隶中极品的《礼器碑》，最早最精拓本就是被鲽砚庐收藏的。当时，苏州著名收藏家潘祖荫、李鸿裔、吴云、郑文焯等都是其藏书楼的雅客，前去鉴赏古器、碑版、金石、古籍，相互探讨研究。
如今园中书楼里的藏书早已散失，但书香作为一种精神意向，并不仅留在外观，而是直逼园主生存方式上的独立品格与精神趣味上的文雅气息，藏书楼只是容纳精神的物质载体而已。
滂熹斋古籍散而复聚
宝山楼藏书衰而
复起
吴县潘氏不但是一个官宦之家，更是一个藏书世家。潘氏藏书如果从潘奕隽的三松堂算起，传递到第六代潘博山的宝山楼，共藏典籍30万卷，把潘氏藏书推向了顶峰。追溯潘家这百年来的藏书历史，有着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最为经典的故事和人物。潘氏藏书，前后十数人，潘奕隽建三松堂已初有规模，潘遵祁再建香雪草堂，洪杨之役，损失殆尽。到四世潘祖荫建滂熹斋，潘祖同建竹山堂，潘介祉亦有桐西书屋、渊古楼。至六世潘承厚、潘承弼兄弟继业再起，创宝山楼、著砚楼，坐拥书城，聚至30万卷，散而复聚，衰而复起，成为书林一奇。
滂熹斋是潘祖荫藏书楼，藏有珍贵古籍数万册。由于潘氏长期在京城当官，这种特殊的地位使他在收藏善本古籍方面拥有相当的优势，所藏宋元刊本及抄本甚富。光绪九年，潘氏丁忧回到苏州，请叶昌炽协助他编校《滂熹斋藏书记》。滂熹斋中金石图书充栋，叶昌炽每读一书，潘祖荫就为他讲述藏书的源流、购书的原委以及校勘、考证、版本鉴别等情况，这些叙述再由叶昌炽记述下来经过整理汇编成《滂熹斋藏书记》。特别是潘祖荫所藏的宋刻《金石录》十卷，尽管不是全本，人们都称为奇书、人间孤本。收藏者都镌刻了一枚“金石录十卷人家”小印，钤于书上。潘祖荫更是自夸“异书到处，真如景星庆云，先睹为快”。1951年7月，滂熹斋藏书成为上海图书馆首批国宝级的藏品，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令世人瞩目。
万卷藏书不复在
此地空余群碧楼
笔者近日又去了藏书家邓邦述的故居，看到其已被全面修复，古朴典雅的建筑庭院，配以白墙黑瓦、曲径回廊，花木扶疏，具有浓郁的苏州民居特色。在此小院里散步，你能嗅到那浓浓的书香，这翰墨之香似乎是从群碧楼线装书中和吴地文化积淀中飘逸而出的。
1921年，邓邦述定居苏州侍其巷38号，正厅的西侧有一座二层楼房，楼房下有廊房可以穿过，此楼就是邓邦述的藏书处“群碧楼”。邓邦述藏书总数约38000余卷，数量不算很多，但质量特别高，仅宋刻本就达1800余卷，元刻、旧钞、名校更是琳琅满目。
辛亥革命爆发后，邓邦述即失去了官职。民国中期，邓氏为维持生计，忍痛以五万元的价格将其所藏图书中的一半售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有许多宋元佳刻。傅斯年图书馆1934年购自邓邦述群碧楼的藏书，共430余种。邓邦述去世后家属又将遗留藏书悉数卖掉，至此邓氏藏书散失尽净，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声无奈的叹息。
百嘉室春秋几度藏曲富一时无双
走进蒲林巷，唐宋的诗韵在这里积淀升华，昆曲的余音在这里盘绕回响，弥散着动人的诗风曲韵。蒲林巷35-1号，是吴梅故居，墙上原先还写有诗句，有砖雕门楼的题字，有苏式雕花古窗，历史在这里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仿佛在告诉人们一代曲学大师的前尘往事。
吴梅老屋本在滚绣坊，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成年后的吴梅靠着“授徒东吴，指点宫商，携笛公然上课堂”的薪资，购得蒲林巷厉氏破屋开始重建。楼上东边两间辟为百嘉室，收藏善本精本图书，奢摩他室仍设在楼前平房内，收藏一般书籍。
吴梅任教职的微薄收入，既要抚养四个嗷嗷待哺的幼子，还要购买自己喜欢的戏曲珍本、善本，所以生活十分艰难，也多不如意。但是吴梅本着棺不取厚、衣不取锦、死欲速朽的先圣明训，潜心戏曲书籍的收藏。经他苦心孤诣搜罗的戏曲孤本、抄本有六百多种，所藏元刻《琵琶记》，经钱谦益、黄丕烈、端方、翁同龢等递藏，并盛以精制楠木椟。1936年自编有《瞿安藏曲记》上下两册，共载录五六千种，数万册之多，被誉为“藏曲大家”。对于自己的藏书，吴梅在他的遗嘱中写道：“余生寒俭，无意藏弆，而朋好中颇有嗜旧刊者，朝夕熏染，间亦储存一二。始则乾嘉校定诸本，继及前代珍密诸书。架上日丰，箧中日啬，饔飧不继，室人交谪，此境习以为常也。嗣后授徒北雍，闻见益广，琉璃厂、海王村、隆福寺街，几无日不游，游必满载后车。”
关于百嘉室的藏书，苏州的另一位文坛大师郑逸梅先生著的《霜压先生别传》中这样写道：“某大学图书馆拟出若干万金收购之，先生不之让也。”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由郑振铎居间介绍，由吴梅后人捐存北京图书馆。1982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成《吴梅戏曲题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