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思想（通用7篇）
藏书思想 篇1
长期以来, 中国传统藏书是以皇家藏书为主体的, 晚清时期清政府内忧外患, 因此无暇顾及藏书活动, 以“七阁”为代表的皇家藏书楼走向衰落。维新变法时期, 光绪帝下令取消书院, 书院改为新式学堂, 书楼变为学校图书馆, 在制度上与功能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洋务运动, 尤其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不少爱书成癖的文人学者, 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投入到藏书事业之中, 因此民间出现了一股藏书热, 涌现了不少藏书名家与藏书名楼。从总体上而言, 洋务时期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传播, 推动了近代图书事业的发展, 西方书刊的大规模翻译与出版, 吸引了藏家的目光, 而藏书活动的民间化, 以及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衍变, 对文化思想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晚清皇家藏书活动的衰落
晚清时期, 清政府可谓是内外交困, 无论是西方列强, 或是太平天国, 都足以让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 因此无论是在思想上, 还是在经济上, 清政府都不再关注藏书活动, 曾经盛极一时的“七阁”逐渐风光不再, 由于战乱、天灾、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七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毁损, 增加藏书已经是不可想象, 守书也变得困难重重。“七阁”建立之初是用以存放《四库全书》钞本的, 然而到了咸丰帝时, 完整的钞本仅剩下四部, 然而仅存的四部, 也未能幸免。1860年鸦片战争爆发, 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文渊阁所存钞本被付之一炬, 仅有少量卷册流落民间。太平天国起义中, 文宗阁与文汇阁所藏, 也被洗劫一空。文澜阁所藏幸得钱塘富贾丁申、丁丙出资收集, 但也只是部分。《四库全书》作为清代最为重要的古籍汇编, 它的损毁无疑是中国学术史上最为严重的缺憾。
洋务运动兴起后, 皇家藏书处的元气有所恢复, 一方面由于洋务派翻译局的需要, 除了经史类、文学类书籍外, 藏书处大量采购西方原版书籍, 其中关于西方政治、军事、经济、乃至于科学等方面的书籍占到很大比重。翻译局所翻译的新书, 也都会收藏其中, 以便皇帝阅览。但是所收录的新书, 远远比不上因战乱流散的数量多, 不过还是保留下了不少古籍善本。洋务运动引进了新的印刷技术, 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对藏书处藏书的需求, 机械印刷技术降低了图书印刷成本, 增加了图书复本量, 如果这些技术能够早一些进入中国的话, 那么《四库全书》湮失的悲剧或许不会上演。
二、书院藏书活动的变迁
书院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学术活动场所, 它不仅承担着重要的教育功能, 同时也是古代藏书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清朝是中国书院藏书活动的鼎盛时期, 由于清政府十分重视儒家思想的教育, 全国书院的规模远远超过前朝, 因此在藏书活动方面, 也有十分显著的成果。晚清时期, 由于时局动荡, 书院逐渐失去了经济来源, 很多书院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 因此藏书活动一度中止。1898年光绪帝更是下令取消书院, 所有的书院被改建为新式学校, 因此书院的藏书楼也被相应地改为学校图书馆。书院改制, 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更, 而更是一次系统性的制度改革, 并且增加了很多新的社会功能。随着西学的传播, 社会上涌现出不少新式书院, 以传授西方科学作为其教学宗旨, 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格致书院、广雅书院, 此类书院由于是新建的, 因此在制度上完全没有受到传统书院的束缚, 尤其是在学校图书馆的管理上, 明显可以看出近代图书馆的雏形。洋务运动时期, 书院藏书活动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复苏, 藏书规模以及藏书组织管理呈现出新的气象, 有明显向西方学习的痕迹。从规模上来看, 一些大型的书院藏书楼, 藏书可达万余册, 小型书院则会经常购买一些西学书刊, 以供学生和教师使用。书院是具有政府性质的, 因此藏书来源主要以“御赐”、“捐献”、“自购”以及自己刊印。江南地区巨商富贾众多, 且不乏藏书大家及乐善好施、热衷教育之人, 因此“捐赠”成为书院藏书最为主要的来源之一。
书院在藏书的管理方法上已经与传统藏书楼的管理存在很大的区别, 传统藏书楼由于几乎不对外开放, 因此并不需要系统性的管理制度, 而书院藏书楼已经具备了近代图书馆的功能, 因此开放程度较高, 迫使管理者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管理办法。书院藏书楼管理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图书采购制度。洋务运动时期的书院已经不再专注于《四书五经》的研读, 越来越注重实用, 因此书院在图书采购方面制定了专门的法则, 从而在制度上确保西学书刊能够顺利地进入学校。如河南大梁书院所制定的《购书略例》中规定:“书籍期于有用, 上之研究性理, 讲求经济, 次之博通考据, 练习词章, 四者, 其大较也。”此外, 这一时期的书院管理者, 逐渐将图书视为学校财产, 书籍的借阅必须按照一定的流程, 尤其是一些古籍善本的管理比过去更为严格。如仙源书院规定:“书院书籍, 皆须盖用学印, 以昭信守。如有古刻珍秘之本, 阅者不得以近刻本换出, 如有更骛, 罚从夺牛。”第二是对图书进行分类编目管理。当时的书院都有一套比较系统的分类编目制度。按照传统分类, 书籍一般被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 此为一级书目, 其下再分为二级书目。如莲州书院的学古堂藏书, 经部下设十三经、易、书、诗、礼等十一个下位类, 史部下设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十三个下位类。书院还会制作专门的书本式目录, 其中不仅包括书名、著者、还包括解题等内容, 对于读者而言, 查阅极为方便。这种分类法与近代图书分类已经极为接近。此外, 还有一种明见式目录, 也就是采用悬牌的方式, 将编目誊写后悬挂在书院门口, 已经被借阅的书, 也会在门口公布, 以避免其他的读者白跑一趟。第三是借阅制度。书院藏书楼相比于官方藏书楼, 其开放程度更高, 因此在借阅制度的制定上也更为详细。书院藏书楼的借阅制度, 大体上与现代借阅制度十分接近, 主要包括借阅期限、借阅册数的限额、阅览手续、外借手续、赔偿以及抄录等。此外, 在图书的清点、曝晒、修补等方面, 书院也都制定详细的规则, 并且由专人负责相关事宜。
近代书院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格致书院可谓是其中的代表。格致书院是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所创办, 书院内有专门的图书阅览室, 完全按照西方学校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图书室内主要有科学技术书刊、英文报纸、各种科学仪器、相片等等。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天文、算法、制造、舆图、化学、地质、矿务等, 是一所全部以西学为教学内容的书院, 从本质上而言, 格致书院名为书院, 实则为一所近代西式学校。
洋务运动晚期, 以张之洞为首的保守派人士, 曾极力希望恢复传统书院, 提倡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张之洞为了筹建广雅书院, 多次给光绪帝上折, 在他的努力下, 广雅书院维持了一段时间, 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衰落, 像广雅书院这样的旧式学校由于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必然被推出历史的舞台。
三、私人藏书活动的兴起
清代早期由于社会稳定, 经济发达, 加之统治者提倡读书, 因而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藏书家, 私人藏书在规模上也远远超过历朝历代。清末著名的藏书楼有浙江陆心源的“酾宋楼”, 浙江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楼”, 山东杨氏父子的“海源阁”和江苏瞿镛的“铁琴铜剑楼”。清代早期的藏书家以收藏宋元刊本和旧钞本为主, 尤为重视版本。湖州陆心源就以“酾宋”作为藏书楼的名字, 以彰显自己所收藏的宋代刊本, 因而名噪一时。晚清时期, 由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私人藏书活动一度受到影响, 但是仍旧有很多藏书家坚持藏书活动。洋务运动兴起后, 南方经济有所复苏, 私人藏书活动再次兴起。民间藏书家一方面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官家藏书, 另一方面紧跟时代脚步, 开始收集西学书刊。此外, 由于西方机器印刷技术的引入和普及, 图书的复本量呈现出几何倍的增长, 私人藏书楼的重要性也大为降低, 已不再因为拥有孤本、珍本或是善本而继续“奇货可居”。不少藏书大家, 也积极转变观念, 开始关注社会利益, 向公众开放自己的藏书楼, 因此私人藏书楼出现了一个向公共图书馆转变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 晚清时期, 英国人莫里逊曾创办过一个名为“莫里逊文库”的藏书机构, 莫里逊原本是伦敦《泰晤士时报》的通讯员, 先后在民国政府内担任政治顾问工作, 在华工作期间, 共收集各类文献6000余件, 24000余册。文献内容涵盖了当时中国、西伯利亚、南洋等地的政治、外交、法制、经济、军事、历史等方面的内容, 文献主要以汉语、英语、德语、俄语为主, 其他各国原版文献也有收录, 其中不乏珍本善本, 对于保存中国近代史料具有十分突出的贡献。起初, 莫里逊将这批文件藏在北京的东交民巷, 但是由于义和团运动, 因此转移到肃亲王府, 后又在王府井租赁了一块场地, 用以安置文献。1916年前后, 莫里逊准备回国, 当时欧战形势极为严峻, 不便携带, 因此莫里逊决定出售这批文献。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总裁井上准之助闻讯后, 与三菱财团巨头岩崎久弥商议后, 决定共同出资收购这批文献。经过反复磋商后, 莫里逊以3.5万英镑的价格, 将这批文献全部转让给日方收藏家, 岩崎弥久于1924年出资350万日元, 在这批文献的基础上成立了“东洋文库”, 并且成立了系统性的研究机构, “东洋文库”在日本学术界享有盛誉, 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藏书活动, 随着清政府的衰亡, 官方藏书逐渐被学校藏书与私人藏书所取代, 私人藏书在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中, 逐渐变为公共图书馆, 对于近代文化思想传播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万香英.西学东渐对晚清藏书文化的影响[J].江西图书馆学刊, 2009 (2) .
[2]张树华“.戊戌变法”与我国开放式藏书楼的产生[J].北京图书馆馆刊, 1999 (1) .
[3]朱黎明.中国藏书文化基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J].江西图书馆学刊, 2008 (3) .
[4]夏白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图书馆事业有关的出洋考察[J].大学图书馆学报, 1998 (1) .
[5]王红.从藏书楼到图书馆[J].兰台世界, 2005 (3) .
[6]曹之.古代藏书楼封闭之原因刍议[J].图书馆论坛, 2003 (6) .
[7]刘素艳.西方图书馆学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J].温州大学学报, 2001 (1) .
藏书思想 篇2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图书文献的数量也在迅猛增长, 作为人类“第二资源”的文献资源, 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 谁掌握文献资源多并能充分利用, 谁就可能获得领先的地位。作为石油系统的各级图书馆, 则应以石油情报所文献部为主体, 形成以石油专业为特色的科技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使之满足我国石油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藏书是图书馆开展一切工作的物质基础, 它直接关系到图书馆的工作质量与服务效果。为此每个图书馆, 都必须首先建立起与本馆方针任务和读者需要相适应的具有一定的特色、完整、全面、配套的藏书知识体系。就藏书建设这一系统工程而言, 包括了藏书的规划、补充、组织、协调四个部分。其中藏书规划与藏书补充的实施, 构成了藏书建设中的藏书发展, 此乃藏书建设中首要的一环。
藏书发展的规划要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 即石油系统的藏书规划要以发展石油工业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这是藏书补充的基本原则。同时, 藏书规划要有鲜明的目的, 要有系统性并实行节约的原则。规划一旦制定, 应积极实施, 同时随情况变化及时补充、修必与调整。
作为基层图书馆,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要像正规图书馆那样, 制定出全面详尽的藏书规划并加以认真实施是较难做到的。但应加强计划性, 减少随意性, 避免盲目性, 做到心中有数以形成本馆合理的藏书体系。
二.本馆的藏书发展
本馆的藏书发展, 大体上经历两个阶段。1975-1988年为第一阶段, 主要购置了文艺书刊, 科技图书品种较少, 科技期刊种类也少, 且不完整。1989年后进入了本馆藏书发展的第二阶段, 其实施情况如下:
1. 明确了本馆的性质、任务
我院担负着胜利油田的地质勘探与开发任务, 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主体、各种熟练工人密集的单位, 这就决定了本馆乃是以石油勘探开发为主体的专业性图书馆。因此, 本馆的任务首先必须满足本院油气勘探开发研究对科技文献的需要。同时适当兼顾精神文明的传播。
2. 本馆藏书补充原则与经费使用
我们根据本馆的性质和任务, 制定并实行了以下藏书补充原则, (1) 科技为主, 文艺为辅; (2) 图书为主, 兼顾期刊, 注意配齐专业性书刊及其检索工具; (3) 中文为主, 英文为辅, 适当考虑其它文种; (4) 石油专业及其相关学科为主, 基础学科与科普知识、新技术为辅, 适当照顾读者的一般需要; (5) 品种齐全而适当控制复本。总的说来, 就是突出重点, 照顾一般。并以此原则, 大致划分了本馆经费使用的比例, 如科技类占4/5等等。
3. 藏书范围
根据本馆任务与读者类型, 我馆所藏书刊可分为五大类:第一大类为石油专业藏书, 以油气地质、油气勘探开发为主, 是本馆藏书的核心;并将地球物理勘探、油气勘探仪器和方法、钻采知识、油田化学等作为备用藏书。第二大类为与石油专业密切相关学科藏书:包括地质各学科、海洋地质、地理、古生物等;并将除上述以外的地球科学各学科、生物学等作为备用藏书。第三大类为自然科学与基础科学:学科为研究级藏书, 余为备用藏书。第四大类为语言学。第五大类为我院其它各专业或学科的藏书。以上五大类中, 第一、二类为重点藏书, 其余三类为选择性藏书。
对出版物, 本馆划分为四个级别。A级为研究藏书, 是指专著、文集、会议录, 新技术等各种文献资料。B级为必备藏书, 包括该学科的大学教学用书、工具书、书目资料。C级为备用藏书, 为相邻学科的基本著作或工具书。在藏书补充中, 级别愈高, 收藏齐全程度愈高。
对外文书, 则以英文为主, 俄文次之, 只收藏与重点学科相关文献的影印本或复印本, 具有较高价值的文献。由于期刊的特殊功能, 我馆力求对重点学科的刊物收藏齐全。
4. 藏书补充方针与方式方法
为实现本馆藏书发展规划, 拟定了突出重点, 照顾一般, 控制复本, 增加品种, 采用各种补充方式, 以最大限度利用有限经费, 建立具有专业特色的藏书体系的采购方针。
本馆采用的藏书补充方式为: (1) 以征订书目, 作为获得图书来源的主要途径。 (2) 及时了解重点出版社及同行业内部发行动态, 以函购方式补充重点书刊。 (3) 每年定期外出直接选购。 (4) 与200余个同行业保持联系, 进行内部交换。
在二十余年藏书补充中, 我们还采取了以下措施: (1) 根据实际需要, 多次对重点图书品种与复本进行补充。 (2) 加强非常规文献收集, 作为重点藏书的补充, 所得资料约占科技文献总量的10%。 (3) 补充建国以来出版的我院重点专业所需的核心刊物。 (4) 尽量收集各种检索刊物, 目前检索刊物已达53种, 约占科技刊物种类的5%, 其中24种直接用于重点专业。 (5) 统一采购科技文艺书刊。 (6) 作好预订统计, 经费合理开支。
5. 采访人员
采访人员是制定与执行藏书发展规划及实施的关键所在, 为此, 相对地长期稳定采访人员工作, 提高采访人员素质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认为:采访人员应作到如下几点:
采访人员应具有扎实的业务素质, 包括较多的专业知识, 以及图书专业的知识和一定的外语水平。并善于学习, 博学多闻。
采访人员应具有较强的收集文献的能力.且熟悉馆藏, 熟悉读者需要, 熟悉国内外出版动态。
建立适于本馆工作特点的一套完整的采购目录检索体系。
采访人员要有较好的政治素质, 热爱图书事业, 勇于献身, 富于开拓。
三.本馆藏书发展现状及调整
1. 本馆馆藏文献现状
根据统计, 我馆到2009年底, 馆藏文献总量达9.2万册, 每年以6600余册速度递增。从馆藏文献统计分析, 科技文献占71%以上 (见表1) 。表2对本馆2008年底各类科技图书资料进行了统计, 从表中大致可以看出本馆的藏书结构及现状。
2. 本馆藏书发展的调整
从本馆上述各种统计来看, 一个较为合理的藏书体系大体形成, 今后, 在藏书发展补充的原则、方针、采购标准上保持基本不变外, 应在突出重点及提高选购品种质量上下功夫, 主要设想与调整如下:
(1) 从表2藏书结构上看, 本馆地质、石油类专业文献占馆藏科技文献总种数的23.5%, 总册数的27.7%, 就目前科研生产与读者需要来说, 基本上相适应, 但作为专业性图书馆, 进一步提高其比重是必要的, 我们认为以占总数或册数的1/3左右为宜。本馆在自然科学及理化学科方面, 大体已为重点专业的直接或间接应用, 在新技术及一般专业上应用的书种已不少, 以后均可采取侧重于更新与适当补充。
(2) 馆藏科技刊物1095种, 重点专业刊物占38.7%, 今后应在保持和扩大重点专业及相关学科刊物的连续性、完整性基础上, 对中文刊物进行适当筛选, 以提高科刊的经济效益。
(3) 本馆科技文献中, 平均复本量为1.9册/种, 对于基层图书馆来说, 品种多, 复本量少, 这对经费少, 多办实事, 少承担风险是有利的, 也减少库藏压力, 但平均复本量增至2册/种是可取的。
(4) 应加快采访工作中的微机应用, 使采访工作更加科学化, 更富于予见性, 并能抽出更多时间, 在走访与选购上多做文章。
3. 藏书发展中的协调问题
藏书思想 篇3
在藏区历史上没有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 文化传递的功能是由藏传佛教寺院来实现。因此藏族教育发展史上, 寺院教育曾是藏族的主要教育形式。尤其是格鲁派的形成, 使寺院教育在形式、制度、内容和方法上都逐渐成熟, 形成了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罕见的教育形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藏区寺院不仅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教育体系, 也形成了独特的藏书体系[1]。
我们说汉地书院藏书与藏区寺院藏书都属于我国古代不同地域环境下产生的极具教育文化功能的藏书机构。因此将其进行比较, 不难发现它们在藏书的形成、藏书来源、藏书的教育功能、藏书历史作用的异同。本文试就我国古代书院藏书与藏区寺院藏书异同进行比较研究, 就教于方家。
一、藏书的形成与发展受佛教的影响
书院藏书与藏寺藏书是在本土文化与各种外来文化的接触碰撞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完善的, 表现最突出的是佛教对其藏书与教育功能的影响。
1. 佛教对书院藏书的影响。
书院多由理学大师创建和主持, 书院与理学互相依存, 理学依赖于书院, 书院也离不开理学。理学家的思想形成、学术活动、理学派别的产生都离不开书院的教育活动。书院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皆以理学的学术思想为指导。由于理学是儒、释、道融合的产物, 书院的教育内容、学术思想无法脱离佛教的影响。因此, 佛教的传入, 对我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理学的产生、书院制度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我们说书院藏书受到佛教的影响[2]。
2. 佛教对藏寺藏书的影响。
藏区寺院藏书的发展是寺院佛教活动影响的结果。公元七世纪中叶, 佛教从印度、汉地传入西藏后, 西藏地方政权为了使其更好地为己所用、为己服务, 创造了藏文文字。藏文文字的创造促使了佛教典籍的翻译, 同时也促使了藏寺藏书的形成。藏传佛教的发展, 改变了藏文图书的生产方式, 促使了藏寺藏书的发展和壮大。
公元7—10世纪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 这一时期, 藏文图书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手抄、刀刻佛经传本。元统一中国并对藏区全面施政, 藏区出现了安定繁荣的局面, 经济迅速发展, 藏传佛教也空前得到发展。手写刀刻佛教典籍已不能满足佛教活动的需要, 于是雕版印刷技术在藏区应运而生。雕版印刷术的运用, 使藏文佛教典籍和各种藏文图书大批量地生产, 促使藏寺藏书迅速发展和壮大。寺院佛教活动影响了藏寺藏书的发展。
二、藏书具有较强的教育功能
1. 书院藏书的教育功能。
书院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活动促使书院藏书的形成, 因此收藏教学用书、讲义、学术专著等书籍成为书院藏书的重点, 其藏书目的非常明确且重点突出, 即:书院藏书主要是满足教学需要, 重在使用和为培养人才服务。其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注重对学生读书与自修的指导, 不少老师还亲自为学生开列导读书目, 使书院的藏书楼变成了学生读书自学、钻研学问的重要课堂。
2. 藏寺藏书的教育功能。
由于古代藏区寺院是“政教合一”的权利核心, 西藏政治、经济的权力机构, 因此寺院也控制着藏区的教育文化大权。在藏区, 寺院在开展佛教活动的同时, 也开展文化研究、文化学习和传播活动。如甘肃拉卜楞寺, 在历代嘉木样活佛的主持下, 非常重视教育, 并将附属的教育机构发展成医学、闻思、时轮、喜金刚、上下续部六大学院, 供僧侣专修天文、历算、韵律、修辞, 犹如佛教寺院中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寺院高僧亲自编写刻印教材供僧人学习。按照教学要求, 寺院设有专业阅览室。如医学院有医药阅览室。此外寺院为配合教学活动, 在教材刊印、整理及使用上, 不断地丰富内容, 为僧徒们提供必需的自学和教学参考书[3]。
三、藏书来源相似
自置、自刻、自印是书院与藏寺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
1. 书院藏书来源。
书院自置是书院藏书的重要来源。书院自置图书有两种形式, 一是斥资购置, 二是自己刊刻。许多书院由于地处偏僻, 藏书来源受限, 就派人到各地求购书籍。如元代的四川成都草堂书院藏书非常丰富, 究其来源是因“阻于一隅”, 草堂书院藏书匮乏, 因此书院全力开展藏书建设, 经过到全国各地遍访和艰苦搜寻, 终于购置图书27万册, 使书院藏书从数量到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
书院刻书是书院藏书的另一大特色。书院刻书建立在书院藏书的基础上, 以书院的教学、学术研究活动为依托, 受内外因素的影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外部因素受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 内部因素受书院内部学术 (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训话考证学) 繁荣的影响。由于书院是理学家的基地, 四书、五经成为书院的基本教材, 因此书院重点刊刻儒家经典, 而这些经典书籍也就成了书院的重点藏书。除刊刻儒家经典外, 刊刻导师、学者讲义、著作也是书院重要藏书一大特色。
2. 藏寺藏书来源。
藏寺藏书来源于几个方面: (1) 寺院院方及寺院高僧、活佛购置的文献资料。寺院住持在发展自己的封地、奴隶、牧场时, 拿出部分资金购买文献资料。同时, 寺院活佛、高僧也四处搜寻藏书, 购置书籍。 (2) 寺院里印经院对文献典籍的刊刻与印刷。在藏区有60多座寺院, 60多所寺院都有自己的印经院。这些印经院在大量刻印藏文佛经典籍的同时, 还印刷了本寺活佛、高僧的专著、自传、教学讲义教材、注释、工具书以满足本寺佛教活动及教学用书。
四、藏书历史作用相同
1. 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典籍, 拥有一定规模的藏书。
我国宋代, 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应用与推广, 书籍得以大批量生产, 为书院大规模藏书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随即产生了一批著名的藏书楼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等。这以后的元、明、清, 书院藏书从发展到繁荣至清朝的辉煌, 为我国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典籍, 如:如四川浦江鹤山书院藏书达10万卷。
藏区寺院藏书历经唐、宋、元、明、清的发展, 保存了极其丰富的佛教典籍, 特别藏传佛教典籍和藏文文献典籍, 其藏书量和规模远远大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如:甘肃拉卜楞寺藏书约二万多种, 二十余万部, 藏文经版六万余块;四川德格印经院珍藏版二十多万块, 藏书近五千余种;拉萨布达拉宫藏书二万多函, 十万余册。这些文献典籍不仅促进了藏族文化的发展, 也是我国图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培养了大批人才, 提高了地方教育文化水平, 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 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鹤山书院创始人魏了翁创建了授徒讲学,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中, 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鹤山学派, 培养出高斯得、王万、史绳祖、吴泳等知名学者。
藏区寺院夏鲁派创始人布顿大师从事著述、翻译和编订大藏经等工作。在任夏鲁寺住持期间校勘、编定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 此后又依据纳塘本《丹珠尔》鉴定、分类、删重补遗, 写成《丹珠尔》定本, 并第一次将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二者合一便是闻名于世的藏文《大藏经》。从此, 藏文《大藏经》的内容便基本定型, 对后世藏文《大藏经》的编纂产生了重大影响。布顿大师著述以及对藏文大藏经的编纂, 对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藏书体现了学术流变轨迹。
南宋程朱理学、明代心学思潮、清代西学东渐对书院藏书体系发生了重大影响。以清代为例:清代学术流变经历了初期程朱理学, 中期考据之学, 晚期新学、西学的发展过程。作为当时学术与教育中心的书院, 其藏书内容自然受这种学术流变的影响, 而形成阶段性藏书特色。清初注重对程朱理学著作的收藏, 中期注重收藏经史典籍, 晚期受其外来教会书院的冲击, 新学、西学之风的影响又成为其收藏重心。
藏寺藏书也反映了学术流变的轨迹。从大量的藏书目录不难发现其“章辩学术、考镜源流”的藏书与分类原则。藏寺藏书目录在编撰时一般遵循以下原则:编制的目录按各佛教教派编录, 同时按各教派佛经文献进行分类和编排, 其编排顺序按各教派产生时间进行:先是密宗上下两部分伏藏;然后是噶当派三部传承;其次是萨迦派的俄尔、贡、宗三个支派;再次是噶举派的四大支、八支;再其次是格鲁派, 按照卫、藏、阿里、安多、蒙区的顺序。此排列法具有汇集全面, 顺序清楚能反映历史过程, 与实际相符合等许多特点。
综上所述, 我国书院藏书与藏区寺院藏书都具有极强的教育功能, 在其发展过程中为提高我国古代区域社会教育文化水平, 保存文化典籍、培养地方优秀人才, 推动学术研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我国藏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建民.论藏传佛教寺院的教育文化功能[J].民族教育研究, 1998 (2) .
[2]付瑛.佛教的传入与书院制度的形成[J].教书育人, 2003 (4) .
官藏和私藏藏书观与藏书特色研究 篇4
一、官藏藏书观与藏书特色
官藏藏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统治, 实现以文化服务于阶级统治的目的, 因此, 馆藏藏书的核心价值观, 主要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在此藏书理念下, 官藏藏书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为了实现统治者安邦定国提供基本的理论决策依据;第二, 为维护统治阶级统治提供人才;第三, 统治者促进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和促进社会稳定;第四, 统治阶级进行学术思想垄断或进行愚民思想。不同的藏书馆, 形成了不同的藏书特色。
1. 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
统治者阶级对官藏的重视, 往往影响官藏的兴盛, 促进中央和地方官藏的极大发展。例如我国的汉朝初期, 鉴于秦始皇暴政的教训, 西汉统治者十分重视施行仁政, 仁政实施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教育国民, 形成“文治”的气氛。汉朝建立初年, 统治者一方面大力搜集和保护战争时期秦朝留下来的遗书, 另一方面进行征书活动, 从民间收集书籍纳入官藏, 甚至对捐书之人给予经济和官职奖励。宋室南迁至临案 (今杭州) 后, 高宗亦派人四处收集图书 (亦同前朝收购和接受献书) 。绍兴十三年 (1143) , 建秘阁。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搜集, 数十年间, 秘阁的藏书已相当丰富[3]。另外, 统治者还鼓励进行图书编撰和出版, 例如我国清朝乾隆帝统治年鉴, 纪晓岚主编《四库全书》都是在乾隆皇帝的亲自监督和支持下完成的。
2. 设有专门的藏书机构和藏书专员。
根据年代的差异, 古代历史上中国形成了不同的藏书机构和藏书管理人员, 并且作为官方藏书机构, 机构和人员管理的专门性很强。从西周开始战国时期, 藏书机构的名称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有的朝代称之为天府、周府、公府, 有的朝代称之为室、孟府等。藏书管理专员也有详尽划分, 例如史官被详尽地分为大小史;也分为内外史;还有的分为左右史等。根据史料考究, 即使秦始皇统治时期, 抑制文化事业发展, 进行“焚书坑儒”, 但是也建有四所专门的藏书机构, 分别为明堂、石室、金匮和周室等四处, 西汉统治时期, 藏书机构变化为石渠阁和天禄阁两所。隋朝统治时期, 隋炀帝下令于洛阳建造书屋, 唐朝统治时期, 唐玄宗建立丽正书院, 宋朝统治时期, 官方除了建有最大的藏书机构———崇文苑, 还设有六阁等, 不同的朝代设计的藏书管理专员[4]。
3. 藏书建设设施豪华, 书籍材料精良, 藏书种类繁多。
由于属于官方藏书, 中央财政的鼎力支撑, 藏书经济来源完全不用担心, 官家藏书机构往往是规模大, 建筑豪华, 建筑设备完善, 例如根据《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考究, 隋朝时期, 官藏机构观文殿内还藏有自启机器人, 极为精妙。中央财力的支撑下, 藏书材质往往是十分精良的, 根据史料记载, 一些珍贵的藏书是用象牙制造而成的, 还有的利用兔皮等制造。藏书材质均来自全国各地的产纸名地。当然在藏书种类上, 官方藏书更加丰富和健全。
4. 藏书为笼络人才, 培育人才服务。
官方藏书基本都是满足统治者的教化功能, 藏书注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培育, 大量的官藏一定程度上吸引了知识分子, 学习知识报效国家的雄心壮举。宋代仁宗时期, 设立三馆, 收集藏书, 培育英才;明代文渊阁是礼部和翰林院选举人才的重要的选拔之地, 同时通过人才的储备, 为后期升职、派遣职位提供知识储备;很多官藏机构也成为宫中进行教育培育的中心场所, 利用藏书资源, 培育文物大臣、大官贵族、皇亲国戚的知识能力。明朝时期, 大本党即被用来辅导太子和诸王的主要课堂。
5. 基本不对外开放。
藏书主要是为了文明开化, 但是我国古代官方藏书基本不对外开放, 该种做法的原因在于, 处于中央专权的背景下, 官方藏书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统治, 垄断学术思想。官方藏书不对外开放, 削弱了藏书的教化功能, 阻碍古代中国文明发展步伐。
二、私藏藏书观与藏书特色
私家藏书的发展是随着社会思想的发展而发展的, 私家藏书观主要是满足私人所用, 另外程度上私家藏书也为民众所用。私家藏书观点具体可以分为:获取功名;利用书籍修身养性;通过收藏书籍附庸风雅;为了个人阅读, 以及为了公用性质;随着古代商品经济的萌发和发展, 民间思想越来越开化, 私家藏书为公共所用的理念, 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其藏书价值被凸显出来。不同的私家藏书观点, 也影响了其不同藏书特色的形成。
1. 求取功名的藏书观导致私家藏书多以“儒家”经典为主。
自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上, 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 对我国古代历代的统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古代考试制度中, 考试内容多是儒家思想内容, 特别是明朝时期实行科举考试制度, 考试的主要科目就是儒家经典, 藏书观点影响了藏书的重点, 明朝时期, 藏书标准订立为:先经后史, 再按照子和集的排序进行收藏。同类书籍收藏讲究封建伦理, 讲究三纲五常。史书收藏中, 正史收藏为主要地位。与求取功名无关的科技类、喜剧类等书籍, 冠以“奇技淫巧”之名[5]。
2. 私藏公用观点导致藏书内容多面化特点。
随着藏书事业的发展, 一部分能贤之士、开明知识分子等, 将私家藏书公开化, 提供给民间贫穷的知识分子学习, 该类公用藏书馆内一般设有专门读书场地, 方便读者阅读, 例如, 清代的“借书园”, 即周永年和藏书家桂馥创建;在图书种类上, 注重于图书收藏多样化的发展, 以满足不同人士需求[6]。
3. 修身养性的观点造就了对宗教书籍的收藏。
我国古代个人十分重视修身养性, 特别是老子学说, 发展了人格心灵学, 讲究个人注重完美、注重自由。老子的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相互补充, 成为古人修身养性的重要理论。汉朝时期, 印度佛教传入, 佛教教义中修身养性的观点与士大夫的思想相互融合, 收集书籍, 满足修身养性需要成为潮流。
4. 藏书为了个人阅读的藏书观, 促进我国藏书事业的发展。
其藏书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 力求精致、注重书籍质量。外表精美的书籍, 可以激发个人阅读的欲望。内在精致的书籍可以提升学习效率, 提高个人知识水平。我国古代的很多私人藏书家多是为了个人阅读, 例如清朝时期, 著名的藏书家朱彝尊, 他对藏书质量要求之高, 令现代人都极为佩服。为了增加藏书数量, 他亲自进行抄录, 每抄写一本书籍, 他都要反复详细校正。朱彝尊在编著《明诗综》时, 亲自校正两遍, 然后发给别人, 认真校对, 每发现一个错字“赏百钱”。第二, 渴求版本齐全。不同的版本质量有所差异、文字内容有所差异、知识有所差异, 收藏人在书籍收藏时, 渴求完整的版本, 进行对比。第三, 力求藏书有序。古代藏书家不仅仅收藏大量的书籍, 在储藏上也作出了贡献。为了方便快捷地找到某本书籍, 他们致力于藏书目录的有序化, 因此, 从西汉时期, 私人藏书目录编制就获得了极大发展。并在后期不断得到发展, 例如, 魏晋时期, 编制《诸葛亮著作集》, 宋朝时期《遂初堂书目》等。该类书目进行排比分类, 概括大意, 极大地促进了个人学习活动的发展[7].。
5. 附庸风雅的藏书观促进了私人藏书事业的发展。
附庸风雅的私人藏书行为, 多是没有文化, 或者文书水平偏低的, 而有财力、有权势的人所为。在该类人眼中, 书籍是知识的载体, 通过私人藏书以提升个人品味。附庸风雅的藏书观造成了知识传播功能的限制, 书籍已经成为个人炫耀的资本, 在古代, 只藏书而不读书的人到处都是。
本文主要研究了官藏和私藏藏书观, 以及不同藏书观对藏书特色的影响, 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点。
1.官藏藏书的核心价值观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官藏藏书的观点主要有:统治者安邦定国、人才培育、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和促进社会稳定、学术思想垄断或进行愚民思想;形成藏书特色: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设有专门的藏书机构和藏书专员;藏书建设设施豪华, 书籍材料精良, 藏书种类繁多;藏书为笼络人才, 培育人才服务;基本不对外开放。
2.私家藏书观主要是满足私人所用, 另外一定程度上私家藏书也为民众所用。私家藏书观点具体可以分为:获取功名;利用书籍修身养性;通过收藏书籍附庸风雅;为了个人阅读, 以及为了公用性质;形成藏书特色:求取功名的藏书观导致私家藏书多以“儒家”经典为主;私藏公用观点导致藏书内容多面化特点;修身养性的观点造就了对宗教书籍的收藏;藏书为了个人阅读的藏书观, 促进我国藏书事业的发展;附庸风雅的藏书观阻碍了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余建红.论官府藏书起源及文化特征[J].江西社会科学.2012 (z2) .
[2]张民德.宋朝官、私藏书目略考[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1, 23 (4) .
[3]孟世恩, 焦运立.试论中国古代藏书价值观对藏书特色的影响—以官府藏书和私家藏书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0 (1) .
[4]陈公望.论古今藏书家的藏书与编书的活动及对于编辑工作者的启示[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1) .
[5]徐寿芝.秦以前公私藏书及其利用[J].图书与情报.2012 (1) .
[6]王红.从藏书楼到图书馆[J].兰台世界.2012 (3) .
古代藏书活动探究 篇5
一、我国古代的藏书体系
古代藏书分官藏和私藏两类。其中官藏包括皇家藏书、中央政府藏书和地方政府藏书;私藏是指私家藏书, 我们常说的藏书家是指私藏之家。我国的官方藏书始于周代, 周朝已有明确的藏书机构———藏室。有文献记载, 老子曾经就是“守藏室之史”, 专管国家典籍的收藏、管理。到秦代, 秦始皇焚弃有碍政治的书籍, 而对有利于生产的则加以保护。到汉代, 刘邦初定天下, 开始征藏图书, 不久官藏图书已具有一定的规模。秦汉以后, 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 历朝都有官藏制度, 政府都有数量可观的藏书, 专供皇帝及王公权贵阅读, 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众难以见到。因此, 社会上又出现许多私人藏书家。私人藏书也始于周代, 但私藏真正成为一个时代的风气恐怕还是从北宋开始。宋代刻版书大兴, 私藏之风渐盛, 明代更是愈见其烈, 到清代则达到极盛时期。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华夏祖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 记载着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程, 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 也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骄傲。
二、古代的藏书活动体现了古人与水火抗衡的历史
揭开我国藏书活动的历程, 给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图书与水火结下的不解之缘。不管是官方藏书还是私家藏书, 都必须首先考虑到防水防火的问题, 既要考虑大量藏书万不可为大水淹没, 又要防止意外地被焚烧一空。古代的防火措施主要是利用水源, 因而古代的藏书楼大都建在水边, 就连为藏书楼命名也要与水连在一起, 例如文津阁、文汇阁、文渊阁、文源阁、文澜阁、海源阁等, 中间一字都为三点水部首。这就时刻告诫人们要使藏书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就要时刻准备着与水火抗衡, 并千方百计地防水、防火。
现今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便是如此。天一阁虽然从名称表面看不出与水火的关系, 但当初起用“天一”二字时, 首先参考了《易经》中“天一生水, 地六成之”之说。命名天一阁, 首先想到的是借水防火。从天一阁建筑结构看, 更能证实主人与水火抗衡的本意。阁的建筑设计为两层, 上层喻为天, 下层比为地, 上层不分间, 通为一厅, 合“天一生水”之意;下层分为六间, 以应“地六成之”之说。为防潮防水, 图书全部贮于阁之上层;为防火, 又在阁前小院中挖一池塘“天一池”, 使整体建筑构成“天一地六”之意。这“天一池”非同小可, 小池直通附近的月湖, 一旦发生火情, 救火之水即可源源不断地流入“天一池”, 这样水就用之不竭了。具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天一阁, 一直未有火情, 这与建造者严格科学的防火意识和措施有直接的关系。
官府藏书的保管措施非常完备, 以馆阁藏书的防火措施为例, 一是新建围墙外留空地, 充作巡道;二是省内专设“潜火司”, 备有灭火器材及设施;三是严格实行火禁。在图书防潮方面, 每年五月一日至七月一日要举行曝书会。
尽管古人为防水防火绞尽脑汁, 但历史上的水灾、火灾仍防不胜防。隋炀帝聚书72万卷, 至唐兴时将官书运往长安, 装船溯黄河, 船队翻覆, 十不存一二;宋神宗时, 大臣富弼性好藏书, 甲子年洛阳闹大水, 其万卷藏书被淹没;宋真宗时, 荣王宫失火, 延及崇文院, 藏书所剩无几;明英宗时, 南京大内失火, 文渊阁被焚毁, 藏书无存;明清之际, 黄宗义家先遭大水, 又逢大火, 其藏书损失大半。
这举不胜举的事实, 正是一部人类为古籍的万代流传而与水火长期抗衡的历史, 在中华民族的藏书史上, 古代的藏书家为此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古代的藏书活动体现了古人与战乱搏斗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典籍因战乱而失传散佚。秦始皇焚书坑儒;王莽篡权, 触发农民起义, 汉宫被烧, 宫内所藏简帛之书被毁;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又使号称中国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散失, 部分被敌寇运往海外;英军入侵宁波, 天一阁遭大难, 英军登楼劫掠, 掠走《大明一统志》及其珍本;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有意无意地毁坏了文物典籍, 如镇江金山寺里的文宗阁所藏《四库全书》被付之一炬、杨以增的海源阁藏书被损毁、汪宪的振绩堂藏书被损毁、孙宗濂的寿松堂藏书被损毁。
至于历史上因内乱、外患藏书被毁的实例举不胜举, 这里不再赘言。上述几例, 足以证实现今能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皆为人类与战乱搏斗的结晶, 可以说每一部历史文献都是人类与战乱搏斗的战果。
1213年蒙人南下侵金, 元代大藏书家元好问为躲过战乱, 带领全家昼夜不停地将几千册书藏入夹墙内, 后又同家人为避战乱, 装载满满两车书, 不畏艰险南渡黄河。太平天国时期, 太平军打到杭州, 战火中文澜阁内《四库全书》被烧、被拿, 散落于灰烬、瓦砾之中, 有丁氏兄弟冒生命危险, 潜身阁中, 将残留的一万余卷《四库全书》用绳子捆成八百多捆, 用车偷偷运出城外, 最后运往上海, 妥善保护起来。
我们的先人为保存古籍与战乱搏斗, 建立了丰功伟绩, 在我国藏书史上功不可没。
四、古代的藏书活动体现了古人“仁人爱物”的人文主义精神
“仁人爱物”的藏书活动是人文关怀在古代藏书楼文化中的最集中体现。所谓“仁人”便是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 使所藏尽量发挥其育人的社会功能。私家藏书在体现“仁人”精神方面尤为显著。在藏书史上, 虽然有一些像宁波天一阁那样封闭式的藏书楼, 有一些不愿把藏书外借的藏书家, 但更有为人慷慨、泽被众儒的藏书家。他们开放自己的藏书, 慷慨借出, 甚至提供场所方便读者阅览。南齐时, 崔慰祖聚书万卷之多, 邻居来借阅, 他从不拒绝。宋代的宋敏求藏书三万多卷, 对别人借书有求必应, 名噪一时。明清两代许多藏书家都确立了藏书应该外借流通的观念。明末藏书家李如一说:“天下好书, 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清代藏书家周永年撰写了《儒藏说》, 提出“天下万世共读之”的鲜明主张, 其思想不仅仅是为了保存古书, 更重要的是要使图书得到利用。他把自己辛勤积累的藏书全部公开, 并命名为“籍书园”, 即为公开借阅图书之所, 表达了他不愿将藏书私有, 而主张公诸于天下读书之人。清代藏书家国英晚年建立了一座“共读楼”, 以供贫穷书生阅读之用, 他将平生所藏的图书两万余卷、法砧四百余册全部对世人开放。这一传统, 用现代说法即是“资源共享”。目前, 在这一传统美德的影响下, “资源共享”已成为一种社会行为。
藏书活动中的“爱物”精神集中体现了历代藏书家对图书的珍爱。北齐时, 《颜氏家训》中“借人典籍, 皆须爱护, 如有缺坏, 就为补治”的训诫, 明确提出将爱护图书视为士大夫必备美德之一。宋代的司马光“所读之书终身如新”, 源于他对书籍的爱护, 看书时所用几案必须干净, 翻阅务轻柔, 捧读必填衬方板以防手汗污染、揉皱纸张。元代的赵孟进一步总结出“六勿四随”的经验, 即“勿卷脑, 勿折角, 勿以爪侵字, 勿以唾揭幅, 勿以作枕, 勿以夹刺, 随损随修, 随开随掩”。后世藏书家如明代邵宝、姚咨, 清代汪宪、杨继振等都把《颜氏家训》或赵孟的上述诫句刻成藏书章, 印在自己的藏书上, 时时提醒自己珍惜图书。为了使藏书完好无损, 藏书家们绞尽脑汁, 想出了种种保护图书的方法, 有些好方法一直沿用到现代, 如曝书、中草药防虫等。正是因为有他们对藏书的极度热爱与保护, 中华的古代文化在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后还能很好地得以保存。
东汉藏书机构——东观 篇6
一、东观概说
东观是东汉中后期著名的官府藏书机构, 依据《后汉书·班彪传》、《后汉书·儒林列传》及《通典·职官八》, 认为“东观始建于光武帝末年或明帝初年”[1], 自章帝、和帝以后东观成为官府藏书的中心, 到安帝时期达到繁荣。
东观位于东汉洛阳宫的南宫, 建筑巍峨、高大华丽, 环境幽雅, 规模宏大。据元《河南志》卷二引陆机《洛阳记》载:“东观在南宫, 高阁十二间。”东汉李尤的《东观铭》描述东观“房阔内布, 疏绮内陈, 升级三条, 贯敞七门。是谓东观, 书籍林泉。列侯弘雅, 治掌艺文。”《东观赋》载:“东观之艺, 孽孽洋洋, 上承重阁, 下属周廊, ……道无隐而不显, 书无缺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 包郁郁之周文。”[2]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 东观的建筑威严, 档案、图籍丰富, 在当时颇负盛名, 士人、官吏莫不向往。
二、东观的管理及官员设置
东观作为官府藏书机构, 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 据《太平御览·职官部》卷233引《东观汉记》载, 汉桓帝延熹二年 (159年) 初, “置秘书监, 掌典图书, 古今文字考核异同。”这是我国有藏书管理机构的正式记载。自此, 秘书监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图书的中央机构列入了国家的职官体系。
东观官员的设置, 史籍鲜有记载。但据《后汉书》记载:汉明帝永平五年 (62年) , 班固任校书郎, 又升迁为兰台令史, 这是官府藏书管理官员的最早记载。兰台是当时的另一藏书机构, 兰台令史是官府藏书机构的管理官员。据此推断东观作为东汉中后期盛极一时的藏书机构, 也一定设有官员进行管理。笔者通过对《后汉书》中史料的梳理, 得见东观的官职有东观郎、校书郎、校书郎中等。如李胜曾为东观郎, “尤同郡李胜, 亦有文才, 为东观郎。”[3]窦章曾为校书郎, “康遂荐章入东观为校书郎。”[4]马融曾为校书郎中, “永初四年, 拜为校书郎中, 诣东观典校秘书。”[5]无论是东观郎, 还是校书郎、校书郎中, 都不是东汉设置的正式官职, 对此杜佑分析十分恰当, “盖有校书之任, 而未为官也, 故以郎居任, 则谓之校书郎, 以郎中居任, 则谓之校书郎中。”[6]
东观虽于汉光武帝时期就已经设立, 但真正大量委任校书郎或校书郎中却是在汉和帝以后, “永元十三年春正月丁丑, 帝幸东观, 览书林, 阅篇籍, 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7]可谓其佐证。并且东观校书郎的任命非常灵活, 途径有三:一为别人举荐, 如汉安帝时期的窦章, 汉桓帝时期的崔寔等;二为直接任命, 如汉安帝时期的马融等;还有奉原职兼事校书, 如汉安帝时期的张衡等。其三, 东观校书郎除承担“整齐脱误, 是正文字”的校正职责外, 还承担着“著作东观”的重要职责。
三、东观的重要职能
1. 藏书。
藏书是东观的最基本的职能, 东观主要收藏历朝注记、尚书所掌档案以及功臣功状和前朝旧典等档案资料。据《隋书·经籍志》载:“光武中兴, 笃好文雅, 明、章继轨, 尤重经术, 四方鸿生巨儒, 负帙自远而至者, 不可胜算。石室、兰台, 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 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东观藏书量十分丰富, 被贯以“书林”[8]、“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9]的美称。故李贤注说:“老子为守臧史, 复为柱下史, 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 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 海中神山, 为仙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不过, 东观的藏书大约是在东汉章帝、和帝以后才逐渐丰富的, 据《史通·史官·建置篇》载:“自章和已后, 图籍盛于东观。”到了东汉末年, 社会动荡不安, 战乱连年, 官府藏书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东观也不例外。如汉献帝初平元年 (190年) , 董卓奉汉献帝从洛阳迁回长安, “移都之际, 吏民扰乱, 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 竞共剖散, 其缣帛图书, 大则连为帷盖, 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 道路艰远, 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 一时焚荡, 莫不泯尽焉”[10]。
2. 校书。
校书是汉代图书藏书机构的基本职能之一, 东汉时期东观中的校书活动是十分频繁的。《后汉书·安帝纪》载:“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 整齐脱误, 是正文字。”《后汉书·文苑列传》记载高彪“后郡举孝廉, 试经第一。除郎中, 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 因事讽谏, 灵帝异之。”《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记载卢植“岁余, 复征拜议郎, 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 校中书《五经》记传, 补续《汉记》。”《后汉书·马融列传》载:“永初四年, 拜为校书郎中, 诣东观典校秘书。”《后汉书·蔡伦列传》载:“元初四年, 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 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 各雠校汉家法, 令伦监典其事。”显然, 东观的校书活动是经常之事。但较为大规模的是东汉灵帝时期, 蔡邕等学者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校书活动。据《后汉书·蔡邕列传》载:建宁三年, ……召拜郎中, 校书东观, 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 文字多谬, 俗儒穿凿, 疑误后学。熹平四年, 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 (册) 于碑, 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 其观视及摹写者, 车乘日千余两, 填塞街陌。蔡邕亲自“书册于碑”的即为著名的“熹平石经”。这对后世历史文献学、校勘学以及经学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东观的校书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中国古代典籍的真貌, 为后世学术、文化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
3. 著书。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 皆藏书之室, 亦著述之所。”[11]东观丰富的藏书, 为东观著书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一大批名儒硕学受帝王之命在东观著书立说, 对此《后汉书》中多有记载。如《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载:“永宁中, 邓太后召毅及騊駼入东观, 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騊駼又自造赋、颂、书、论, 凡四篇。”《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载:“章和元年正月, 乃召褒诣嘉德门, 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 勑褒曰:‘此制散略, 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 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 乃次序礼事, 依准旧典, 杂以五经谶记之文, 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 以为百五十篇, 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载延笃在桓帝时“以博士征, 拜议郎, 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后汉书·张衡列传》载:“永初中, 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 撰集《汉记》, 因定汉家礼仪, 上言请衡参论其事, 会并卒, 而衡常叹息, 欲终成之。及为侍中, 上疏请得专事东观, 收捡遗文, 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这些名人学士利用东观丰富的藏书, 创作了许多著作, 其中一部分是受帝王之命而创作的御用文学, 如赋、颂一类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后汉书·李尤传》载:“和帝时, 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 嘲诣东观, 受诏作赋, 拜兰台令史。”李尤《东观赋》、《东观铭》大约就创作于此时。另一部分则是受帝王之命著述的史书或传记, “中兴之史, 出自东观。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汉记》 (因在东观创作, 所以又称《东观汉记》) 。东观著书不但丰富了当时的文化生活, 而且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4. 育人。
藏书票琐语 篇7
德国人最先使用藏书票。最早的一张藏书票主人叫Johannes Knabensberg, 制作时间大约是1470年到1480年之间。后来大画家丢勒为一些显贵刻了许多款式的书票, 纹章构图便出自他的刻刀下, 以后德国的纹章式藏书票多少都受他影响。英国人的藏书票在1515年到1534年之间兴起。放眼欧洲, 德英两国藏书票使用最盛。
藏书票在中国一直受冷落, 恐怕也是我们习惯了在书上压印图章, 在书上钤一朵鲜红大印, 就有了藏书票一样的效果。至于中国人为何压印文字章而纹章印却鲜见?有专家说:中国文字是表意的, 已经载有丰富的内涵, 因此, 无须创造出一种非表意的替代品来, 也有道理。
藏书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20世纪上半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商人、文人和政客等, 不少人随身带来了西文书籍, 其中贴上藏书票的并不鲜见, 这可以视为藏书票流入中国的大概时间。
19世纪以前, 英美藏书票粗分为两种:纹章式和图画式。纹章式又分四种名目:一、早期式 (1500～1700年) :构图由三个部分组成, 盾形纹章, 斗篷及警句;二、雅各式 (1700～1740年) :扇贝壳形外框圈住纹章, 取代斗篷, 是为特色;三、齐本铁尔式 (1740～1775年) :这个款式又称洛可可式, 可见像18世纪洛可可建筑、家具一样, 极尽纤巧、琐碎而浮华之能事。纹章设计上, 周围外框装饰太过。造型上最大的特征是纹章左右不对称;四、花彩式 (1775～1800年) :到了18世纪后期, 藏书票一扫以前那种繁缛、迂阔的习气, 追求简单明了。有的设计剔除盾牌外框及其他附件, 只留下盾形纹章, 或者最多简单地绕上一圈花饰。有的干脆连盾牌都不要, 孤零零一个头盔、一顶冠, 倒也有趣。
欣赏纹章式藏书票, 若不具备起码的纹章学常识, 无法达到得其三昧的境界。过去在欧洲, 纹章是个人及其家族的标志, 有一整套严格的纹章制度, 并有纹章官专司纹章大权。在公共场合, 只要一看纹章, 对方就明白你的身份。在英国, 两个家族联姻, 女方的纹章是通过各取一半的两家族纹章的结合加以表现, 也有把她自己的纹章与丈夫的纹章分放两边的。在欧陆, 贵族纹章与平民纹章的区分至关重要, 贵族纹章一般在头盔和盾牌之间多个冠冕。
阅读图画式藏书票有时也会碰到和纹章式类似的困境, 不懂外国文化历史、神话传说、语言宗教, 还真难下手呢。不过总的看, 图画式比纹章式读来有趣些, 它需要联想。比如, 外国有些书票, 爱作一个立在书本上的女子, 两臂变成了婆娑枝叶。这里有两层含义:用树叶代表书页, 因为英语里Leaves既指树叶, 亦指书页;从女子的双臂变成枝叶, 自然使人又联想起阿波罗追逐达芙尼的故事。变成树叶的女子象征贞节战胜热爱, 似乎可引伸为告诫爱书者不要把书拿走。
还有一些图画式藏书票, 虽然极少牵涉隐晦的寓意, 却能以奇思妙想、幽默活泼动人心弦。以前见过一枚书票, 它的构思我们是怎么也想不出来的。一男一女在书房窗下深情地接吻, 但并不能看到两个情人的脸, 那位先生用一只手拿着本打开的书, 靠在女士的肩上, 正好遮住了他们的面部, 含蓄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