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藏书（共5篇）
私家藏书 篇1
我国的私家藏书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 最早的私家藏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春秋战国及以前, 文化的享有只有奴隶主和皇家贵族等。奴隶出身低下, 没有享有文化知识的权力。在藏书上, 只有奴隶主和皇家贵族才能藏书, 这就形成了后来的私人藏书的开端。私人藏书发展到汉朝, 形成了一个藏书的高峰。首先是汉朝建立以后, 吸取了先秦采取暴政导致灭亡的教训。汉朝统治者认为, 真正能统治天下、笼络民心的是“以文兴国”, 而不是武力。汉朝建立之初, 统治者刘邦就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随着汉朝的巩固, 国家政治统治安定, 人们安居乐业, 物质文化生活满足后, 对精神文化需求开始提升, 汉朝统治者采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国家的长治久安, 经济的增长繁荣, 民生的持久改善, 加上执政者对书籍文献的重视, 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定校书之制、设专司机构、尊儒重经、通经取仕、兴办太学、鼓励私学、刻立石经、开辟书肆等, 所有这些都为私人藏书的顺利开展, 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一、汉代私家藏书特点
1. 汉代私家藏书的广泛性。
汉代私家藏书十分普遍, 藏书主体有皇室贵族, 国家官员, 一些学者以及普通百姓等。皇室贵族中河间献王刘德藏书很多。根据记载, 刘德喜欢学习古代书籍, 并喜欢从民间搜集书籍, 对书籍也善于保护和整理。当时刘德藏有很多先祖前的书籍, 在汉代私家藏书者中享有盛名。刘德所藏的图书规模能与皇家藏书相媲美。“秦焚书坑儒, 典籍湮缺。他凡从民间得一善书, 必好写以还, 而留其真本, 又加金银玉帛赏赐, 以招四方之书。由是有旧书者, 多奉奏河间王。故得书之多, 可与汉官家藏书相等。”由于刘德的藏书多是来源于早期的古代, 很多史料都被其收藏, 这对以后的历史科研意义重大。汉代官吏也喜欢藏书, 官吏藏书首先是因为国家统治者的重视和鼓励, 其次是儒家思想的教育。私家藏书量巨大, 班固、刘梁、王和平和蔡邕等都是汉代著名的藏书家。普通百姓也藏有书籍, 除汉室宗亲和朝臣官吏外, 民间的富民大户、士人隐者和行业中坚均有数量不等的藏书。葛洪在《西京杂记》卷二里记载了这样一条材料:“邑人大姓文不识, 家富多书。”这说明在当时像文不识这样的富户拥有藏书应该不在少数。
2. 汉代私家藏书传承性更强。
汉代私家藏书和官家藏书同时存在的, 但是私家藏书更能反映了我国藏书文化的传承性。秦朝时期, 任何不利于国家统治的数据都被禁止收藏, “焚书坑儒”使我国文化传承受重创。在以后的战乱中, 官家藏书大部分流传到民间, 被私家收藏。还有, 在秦始皇开展焚书活动的时间里, 很多私藏家因酷爱其书进行了暗藏图书的活动。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孔子第八世孙孔鳅是秦朝的私人藏书家。他因惧怕焚书而藏有《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孔鳅死后, 西汉的私藏家孔安国因为是孔子的后裔而全得其书。但是我国古代的私家藏书具有连续性, 受到政治战乱影响相对较小。汉代的光禄大夫刘向, 藏书甚多, 其高祖刘交, 曾祖刘富, 祖父刘等都藏书很多。从古到今天, 我国历史文明不断流传, 这是很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果, 其中私人藏书的传承性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3. 汉代私家藏书致用性。
汉代私家教育开始产生, 官家教育的原则是, 学习儒家思想为统治阶级服务, 私家教育也十分贯彻“通经致用”的原则。学习经书是为了增加知识, 为以后从事工作提供借鉴和依据。
二、汉代私家藏书形成原因
汉代私家藏书活动兴盛和发展, 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发展密切相关, 汉代政治发展清明, 为藏书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经济发展, 人们生活安居乐, 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经济保证, 文化发展的带动, 造纸科技的发展, 教育的兴盛等, 都成为汉代私家藏书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汉代政治稳定, 为私家藏书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证。
汉朝建立以后, 国家统治者比较推崇以文治国, 在政治上对文化事业的管制不像朝秦约束力很大。统治者一贯主张对内以文治国, 对外以武力取胜。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 并为后代文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传承作用。汉代统治时期, 儒学思想受到推崇, 在其他流派中享有较高的荣誉。由于儒家思想是来源于我国早期文明的继承, 因此汉代古籍被受到推崇。汉武帝曾经多次颁布诏书, 令人寻找私家藏书, 并根据有益的建议, 进行藏书管理活动。后来汉武帝还出高额悬赏私人捐书者, 这极大地鼓舞了私家藏书者的积极性。汉武帝还鼓励人们进行抄书或者著书, 例如司马迁主持编写了《史记》。汉代著名的陆贾、贾谊等人的著作, 都对藏书事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藏书在汉朝初期也出现力不从心问题。汉初, 刘邦曾提出废除秦代的各种法令, 但却未付诸实施, 私人藏书仍未得到统治者的重视。直到汉惠帝四年, 朝廷才正式解除秦朝的《挟书令》, 使民间藏书成为合法之事。人们通过对秦代散失书籍的传抄、讲授等, 才使这部分遗产得以流传。汉代私家藏书发展不仅仅受益于政治发展的需要, 在私家藏书发展中, 人们对藏书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以满足在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文化需求。汉代统治者对私家藏书给予肯定, 经常以赐书的形式奖励大臣, 这体现了对私家藏书的政治肯定和鼓励。汉武帝针对国家藏书“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的严重现象, 采取了收集编整图书, 充实宫廷和政府机构藏书的措施。
2. 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 为私人藏书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
根据《范晔》后汉书记载说明, 汉代早期使用的书写材料为竹简, 其缺点是体积大, 数量多, 很沉重, 书写和阅览都存在很大的不方便。汉武帝时期, 每次阅览奏章, 都需要大量的人进行搬运, 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开始采用帛书形式。帛书出现时间相对竹简晚, 但是使用在秦汉事情确是同时的。帛书相对比竹简最大的优点是书写简单, 重量轻。在汉代, 帛书和竹简并行使用, 帛书并没有代替竹简。帛书的长短是比较随意的, 可以根据内容大小随意改变。但是帛, 由于其造价十分昂贵, 一般人很难使用的起。鉴于前几种藏书材料的存在的问题, 直到西汉宣帝时, 发明了麻纸, 纸本书籍形式开始呈现。此时麻纸比较粗糙。东汉中期蔡伦发明蔡侯纸, 促进了我国造纸术的产生。蔡侯纸价格低, 容易书写, 蔡伦纸的发明适应了当时的需要, 对于汉代文化事业的推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汉代图书文献资料大量增加, 促进我人类文明的发展, 也为私人藏书事业提供有力的条件。汉代有了图书藏书机构、图书管理规定、图书管理职责界定。虽然图书种类不同, 但是图书管理皆是为中央专制政权服务的。汉时代的图书管理制度和形式虽然与现代有所差别, 但是管理方法为现代图书管理提供了很大的借鉴和启示。
3. 统治者对汉代教育重视, 激励了私人藏书发展。
自汉朝建立开始, 统治者就吸取前朝灭亡的经验, 十分重视以文化和教育来兴国。为了加强国家文化事业发展, 促进国家政治统治的稳定, 汉武帝时期, 统治者大力推崇儒家思想, 儒家文化在其他派别中形成了核心领导地位。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一方面, 统治者重视官家教育发展, 建立官家书院, 重视儒家思想对人才思想修养的培育, 使其为巩固汉代封建统治专权服务。汉朝统治时期, 特别是汉武帝以后, 国家机构的重要部门官员都十分推重儒家思想, 受到儒家思想熏陶。另一方, 汉代私家藏书看重其实用性。例如汉代时候的祭祀, 祭天, 皇帝狩猎出巡等, 都要按照古代经书记载, 以确定凶吉。教育的发展为私家藏书数量增加提供了保证。很多人在国家重视教育下, 进行抄书和藏书。汉朝建立皇家藏书楼, 如夭禄阁、麒麟阁和石渠阁, 主要用来收藏书籍。汉朝宰相萧何在咸阳就收藏了秦承相、御史府等官署大量的藏书。藏书中包含秦朝时期严禁和非禁止的。
淮南王刘安博学善文辞, 才思敏捷, 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编写《鸿烈》后称《淮南鸿烈》、《淮南子》。他喜聚书, 与河间献王刘德都是以藏书而知名。但他所藏之书, 《汉书》称“多浮辨之书, 无实用者甚多”, 颇令后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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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过云楼谈私家藏书的贡献 篇2
其实，这批藏书在2005年曾上过拍场，被人以2300多万元买走，也创下当时的成交纪录。我们希望，这批国家珍贵古籍不要再次进入拍卖市场，用不断倒手等藏书之外的东西来娱乐公众，让书香染上商业气息。特别是在追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候我们更希望，用它的内容来造福公众，使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传统在过眼云烟中传承下去。为此，本刊邀请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先生来阐述中国的传统私藏。
问：私家藏书的历史贡献有哪些？私家藏书与国有藏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公共藏书机构的前提下，产生于我国封建私有制社会土壤中的私家藏书楼，为搜集和保存先贤往哲的历史文献，为推陈出新地创造知识产品，为发扬传承中华历史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是基于历代藏书家们的前仆后继、世传代承，我国现、当代图书馆才得以通过接受藏书家捐赠、通过古旧书店和书市购买等方式，集中收藏到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从而生动有力地佐证了中华文明古国的厚重地位及其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让炎黄子孙们拥有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问：在对古籍文献的保管方法上，私藏与公藏的不同点在哪里？随着历史的发展，公藏与私藏对古籍文献的保管方法与保管效果的不同是否也在发生着变化？有一种说法，认为私藏的价值就在于“秘不示人”，反对将转为公藏的私藏公开或出版，认为这样的作法是破坏了私藏的价值和传统。对此，你怎么看？
答：私家藏书行为的出发点和根本宗旨，完全出于藏书主人及其子孙读书、科举或自修、治学的需要，因此，他们在保管上往往表现出“藏书自珍，秘不示人”的特点，这为20世纪以来接受了西方图书馆公益理念的人们所诟病。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态度。
我认为，对于私家藏书的评价标准，应该是藏书家对文献搜集、保管、阅读和利用的成就大小，而不应该是其藏书是否能够对家人以外的社会读者的开放借阅度。即使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如果要求全国各地的当代藏书家们都打开书房，服务社会读者也是不现实的。但我们特别提倡这样一种大公无私的公益性行为，即将私家藏书开放为能够泽被众人的“私人图书馆”或“农家书屋”，自觉弥补城乡公共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不足。
换一个视角来看，完全可以说，正是由于藏书家们几乎不约而同的珍秘态度，才使得那些珍贵历史文献得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好的保护，得以历水、火、虫、兵燹之劫，得以不断规避不期而遇的天灾人祸而传承至今，苏州顾氏过云楼藏书即为显著的一例。因此，對于那些有幸转化为图书馆公共藏书资源的私人藏本，尽可能多而宽地提供给社会读者阅览使用，甚至予以必要的学术整理后编辑出版，应该说正是对中华历史文献遗产的一种继承、吸收和弘扬。
问：新中国后，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我国私人藏书的发展走过了怎样的道路？私人藏书兴衰背后的历史原因、自然原因有哪些？
答：众所周知，书店、图书馆和私人书室，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书业市场。而书店，是数量庞大的新书集散地；图书馆，是新、旧书品种和复本的渊薮；惟有私人书室，才会在主人的兴趣、爱好和专长的观照下，实现新、旧书品种与数量的相对平衡。而读书之人与藏书之家，历来是古旧书业的传统服务对象，也是推动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动力源；历代读书人与藏书家，以各自的个体文化行为，参与建设着华夏古旧书业这个社会文化的大市场。
但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极左”的时政氛围下，私人藏书却几乎被扫除殆尽。1960年1月4日，著名学者、藏书家顾颉刚在日记中曾感慨说：“予一生想做藏书家，积书至十万册以上，并想独立经营一图书馆，使永不散失。今其事已不可能矣。”到1966年“文革”的红卫兵“破四旧”活动中，包括《二十四史》《十通》在内的古旧书，大量地被当作“封、资、修”的旧文化载体遭到无情荡灭，从而酿成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书荒”岁月。
“耕读传家躬行久，诗书继世雅韵长。”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作为一种实惠的生活模式，“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传统人文理念，早已失去了其依附的社会经济基础，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其民间记忆却仍然十分深刻，“书香世家”的精神魅力更是影响深远。而主要由古代藏书家们所构建的敬惜字纸、追求知识、崇尚文雅的“书文化情结”，终于重新点燃了淘书、藏书、读书的人文香火。
问：多年来，全国有关省市都推出了“十大藏书家”评选等活动，这是否可以看做是政府的一种鼓励政策？过云楼藏书拍出天价，而过云楼故居作为文化载体之一，却长期得不到恢复和保护。国内私人藏书楼中是否还有类似现象？与藏书相比，楼自身的价值如何看待和利用？
答：经过自“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到“改革开放”的社会酝酿，到1988年，在我国著名的“藏书之乡”——江苏常熟率先举办了“当代个人藏书十佳”的评选活动，从而大开了江苏乃至全国各地主要以市、县或乡镇为单位评选“当代藏书家”的时代雅尚。其中，尤以江浙两地的评选活动最多最频繁，评选种类也最为多样。仅以南京而言，就先后举办过“金陵个人藏书状元大赛”、 首届江苏“新华书缘杯”十大藏书家评选，以及在2008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上，南京图书馆负责评选并颁布的“十大江苏藏书家”等活动。而今，“改革开放”已历三十余年，我国文化、出版主管部门组织全国范围内当代藏书家和“书香人家”评选活动的时机已经成熟。
此外，我们还呼吁，位于苏州城内的历史文物保护单位——顾氏过云楼，应当与其北侧的怡园一起实现“园—楼整体保护”，在楼中，应有一个有关苏州顾氏世系及其所藏珍品的高水平展览。藏书楼的存在，足以使来者获得睹物思人、见贤思齐的精神文明陶冶。去年冬，江苏镇江市政部门复建清乾隆时收藏《四库全书》的文宗阁，并在今夏举办“文宗阁与中国藏书文化——纪念镇江文宗阁复建一周年”全国有奖征文活动，正是为了达到宣示中国古典藏书楼价值的人文目的。因此，值得庆幸的是，以宁波天一阁为首的中国现存私家藏书楼联谊会，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等社会团体和专业组织，以及中国图书馆学会所属的图书馆史专业委员会和藏书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关注并认真研讨民间藏书楼及其文化的保护问题。我们期待，以顾氏过云楼珍藏的拍卖和收藏为契机，能够最大程度地唤醒全国各地对藏书楼遗存的保护意识，让“中国现存藏书楼寻踪”活动可持续地进行下去，并最终实现“中国古典藏书楼”联合“申遗”的目标。
问：随着“文化大发展”战略的提出，您对私人藏书的未来发展有怎样的预期？
答：继承和发扬私人藏书优秀传统的时代意义，主要在于当前全民阅读推广背景上的家庭书香氛围的重建。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要想“耕读传家”，追求“书香世代”，一个家庭小康程度的经济实力和基本的文化追求意识，是两个充要条件。“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如何为家庭和社会培育“读书种子”，是当前刻不容缓的精神文明任务。
当年，梁实秋在台北期间曾经号召：“一个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个孩子应该拥有一个书桌，主人应该拥有一间书房。”他指出：“高中与大学一二年级是读书求学的一个很重要阶段……读书、上课就是纪律，越是自己不喜欢的学科，越要加倍鞭策自己努力钻研。克制自己欲望的这一套功夫，要从小时候开始锻炼。”由此可见，一个人克己进学的的好习惯，需要建立在宝贵的“童子功”基础之上。而这种功夫的养成，必奠基于家庭教养的过程中。
我认为，在当今信息时代，要善于把人文经典类纸本读物与网络阅读方式结合起来。在“数字化空间”之外，营造一个“雨余窗竹琴书润，风过瓶梅笔砚香”的传统文化空间，应该成为当代“小康之家”、“学习型家庭”的基本追求。一个良善之家，除了要有“机房”，还应该认真布置好四壁琳琅的“书房”，其中既要有基本的常备书，也要有些字画、文玩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因为这是一个家庭培育“读书种子”的人文沃土。因而在多年前，我就曾提出过一个家庭培育“读书种子”的中外少儿读物书目（10种），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圣经故事》《安徒生童话选集》《格林童话全集》和林海音《城南旧事》、沈碧娟《纯真童年》、郑丰喜《汪洋中的一条船》，以及《儿童文学》杂志和“中国儿童文学网”（www.61w.cn）。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良好的人家”该为自己的孩子配置的一个基本级的“知识餐单”。
从私家藏书谈中国图书的发展流变 篇3
私家藏书在中国藏书史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后期占有重要位置, 极大地促进图书的传播和发展。追溯私家藏书的滥觞以孔子为始。孔子 (公元前551—前479年) , 名丘, 字仲尼, 鲁国人。他是先秦时期的大藏书家, 《史通·六家》载孔子曾遣子夏等求《周史记》, 得百二十国宝书。《庄子·天道》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而考察其藏书的主体则以“六艺”为主。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藏书量是极大的, 而其藏书的目的则是为其教育事业服务的。而其他名人如老子亦为当时的藏书家, 他曾任周朝“守藏书之史”。至秦发生了“焚书坑儒”, 私家藏书几乎毁于一旦, 这一时期主要由孔子八世孙孔鲋将家中“《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 皆古文字” (1) 藏于旧宅壁中, 才能使这些图书幸免于难。西汉时藏书丰富者如淮南王刘安, 河间献王刘德, 后期则有刘向、刘歆父子。如《汉书·景十三王传》曰:“又是四方道术之人, 不远千里, 或有先祖旧书, 多奉以奏先王者, 故得书与汉朝等。” (2) 至于其藏书内容, 则有此记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 《周官》、《尚书》、《礼》、《孟子》、《老子》之属, 皆经传说记, 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 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 (3) 刘向、刘歆藏书丰富自是不待言说, 否则不可能集目录、版本、校雠之宗为一身。刘歆在《与扬雄书从取<方言>》中说:“歆虽不构过庭, 亦克识先君雅训。三代之书, 蕴藏家中, 直不计耳。”而其藏书内容自是庞杂无边, 包罗万象, 否则不可能与皇家图书馆一起, 为其校书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无论是藏书还是整理图书, 刘向刘歆都是极其重要、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西汉末年图书的大量搜集使得图书异本、残本兼有, 这时刘向奉命整理图书, 终其一生而成《七略》, 在中国图书史上无论从文献的角度将其作为目录、版本、校勘之宗, 还是从图书的分类体系而言, 都是首例。东汉时期以《熹平石经》而闻名的蔡邕也是一位大藏书家, 张华《博物志》卷六对蔡邕藏书有这样的记载:“蔡邕有书万卷, 汉末年, 载数车与王粲。”又有李谿, 据《太平御览》卷六一八载:“李谿者, 博学多通, 文章秀艳, 家有奇书, 时号‘李书楼’。”而此时期的杜林, 系藏书世家, 《册府元龟》卷八一一载:“东汉杜林者, 扶风人, 家多书。王莽末, 客河西, 于河南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
宋代私家藏书之风甚厚重, 著名的有三家: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一卷, 此书重点介绍版本, 为版本的开创之著。另有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 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都为目录学著作。宋初藏书家有江正、李昉, 南宋藏书家最为兴盛的是越闽两处, 如越藏书家主要有陆宰 (陆游之父) 、诸葛行、石公弼三人, 据说绍兴十三年建秘书省, 诏求遗书, 陆氏书达一万三千卷之多, 而诸葛行献书达八千五百四十六卷, 可见宋时私家藏书之富。宋末的藏书家有《梅屋集》著称的许棐、著有《癸辛杂志》的周密等。
元代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 读书人地位十分低下, 有“九儒十丐”之说, 传统的儒学教育使得读书人埋首于书籍中, 以读书藏书为乐, 如元代藏书家杨维桢一边藏书, 一边办学, 使所藏书籍有所用, 同时, 元代藏书家与以往藏书家不同的是, 私家藏书已经开始对读者打开方便之门向外借阅了。如元代大藏书家冯梦龙, 不但将自己所藏书籍捐赠给颖昌书院, 而且自己购置书籍近千册, 供无钱买书者阅之。
明代前期私家藏书的一大特点是藩王藏书为盛, 并且版刻较精。由于经济的发展制约着文化事业的发展, 影响着图书事业的发展, 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南移, 南方的经济发展超过北方, 南方的文化氛围亦逐渐超过北方, 文化名儒, 南方亦大家辈出, 不仅仅是藏书家, 还包括文字学家等。与此同时, 明代私家藏书事业也以南方为盛, 大家辈出, 如钱谦益之绛云楼藏书, 毛晋之汲古阁藏书, 钱氏之述古堂藏书, 等等, 私家藏书之风日炙。清代时, 私家藏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中国私家藏书之最, 藏书家遍及南北, 不胜枚举, 如黄丕烈、黄虞稷。
考察官藏图书与私家藏书的发展流变状况, 不难看出, 图书的发展流变:中国的图书事业从蒙昧到发展再到成熟, 由先民的结绳以记事, 到封建王朝的“学在官府”再到官藏图书与私家藏书竞相发展, 最后, 私家藏书超越官藏图书而达到顶峰, 其实就是一个从民众手中拿走, 最后又回归民众的一个过程。由此可见, 图书的发展史其实是一个教育下放的过程, 亦是一个民族发展文化发展的过程, 受教育的民众越多, 则这个民族就越发达。不同朝代, 帝王的不同图书政策, 或有利于图书发展, 或制约图书发展, 总体而言, 图书业的兴旺与否直接与当代的经济是否发达、政治是否稳定相关联。
从文献学的角度而言, 中国古代图书的发展流变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古代图书发展的历史亦是一部人类生活史, 古时的青铜器记载战争、祭祀等, 而后书籍记载经学, 而后农、法、医药等。汉代时书籍种类繁多, 几乎已经齐备, 图书分类体系以《七略》开始奠定中国图书分类体系的基础, 而后, 从班固的《汉书》, 郑墨的《中经新薄》, 到《永乐大典》, 再到《四库全书》, 逐渐成熟并定型。官藏图书与私藏图书在漫长的人类文化史中一直竞相发展, 以宋为分水岭而朝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既是历史的必然, 又由于印刷事业的发展, 官藏图书, 在宋代开始走向衰败, 私家藏书从宋代开始繁盛。
我国古代图书事业得力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而迅速发展, 书籍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和使用, 与以往的手抄相比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同时, 对于图书的收藏则更为方便和容易。所以刻书业赖于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 而藏书也得力于刻书业的发展, 从而更使图书之传播和阅读功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而图书史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摘要：中国图书的发展流变与中国图书的藏书、刻书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 因此本文从中国图书私家藏书切入, 通过一系列的比对来考察图书的发展演变进程。
关键词：私家藏书,中图书,发展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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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藏书 篇4
双林古巷居幽人闲房春草时闭门
双林巷，一条名气很大的人文小巷，文震孟、文震亨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的故事，成为苏州人的骄傲。巷中30号有一所老宅，宅中有藏书楼“春草闲房”，楼主是清初苏州著名书画家金俊明(字孝章)和他的儿子金侃。
清初徐崧编写的《百城烟水》有这样的记载：春草闲房，在卧龙街西双林里，金孝章所构宅后书斋也。公高蹈不仕，拥书万卷，炉香茗碗，日与四方名贤暨二子上震、侃咏歌其中。住在同一条巷里的隔壁邻居、曲学大师吴梅先生曾经写道：“双林古巷居幽人，闲房春草时闭门。”
走进草堂，种植的花草树木有些年份了。院子不大，但很雅致，青砖灰瓦，花格门窗，有雨打芭蕉的寂寞。二门前的砖雕门楼精致古朴，门楣上面题的字是清代大书法家王文治所书。
金侃和其父金俊明是以抄书闻名的藏书家。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日：“矮屋数椽，藏书满椟，皆父子手抄书也。”金俊明对自己爱好藏书，有一个中肯的评价：“余赋性最淡，一切世人所热中奔竞者举无所好，顾独好书。然家贫授徒以糊口，安得有余资买书，势不得从友人借抄，所谓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者矣。然亦用以耗壮心，送余年耳，非欲以矜博览夸收藏也。”
金侃的抄本和藏书散佚于康熙年间，传世金氏抄本极为少见，现有者都是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可以说是国宝级的。记得他在一本书后的跋语中说，书抄完了，发现腊梅花开得正盛，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更为幽香。我也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百年前的双林巷，看见一个清瘦而孤傲的老人，享受着他的一缕梅香。
黄金散尽为收书秘本时时出老屋
悬桥巷，一个充满着历史意韵的小巷，自称悬桥小隐的黄丕烈在此筑书楼“士礼居”。士礼居后门在萧葭巷，前门在悬桥巷，旧址已成为工厂仓库。黄氏故居大部分建筑已被拆除，依稀可辨的书楼旧屋，仅存一正厅和东侧小院而已，因文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知道，这几间房子来头不小，是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藏书楼的旧址，才没有拆除而一直保存到现在。
黄丕烈对书痴迷成癖，特别是遇宋版书，只要见到，必竭力以得，可谓要书不要钱。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中，黄丕烈曾经收藏过的南宋刻本《陶渊明集》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是国宝级的图书。宋版书在明末清初已经是非常值钱的了，甚至以页论买卖，黄丕烈为购宋刊《战国策》，竟花去80两黄金。清朝1两黄金约可兑换8～11两白银。二两银子在乾隆中叶时大约可以买两石白米，这大概是一小户人家一个月的口粮，也是一个私塾先生一个月的薪水。黄丕烈士礼居珍藏的近二百部宋版书，不知花去他多少黄金白银。
因为爱书，于是黄丕烈干脆自己做书商，凭借他在旧书市场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在玄妙观开设滂喜园书铺，凡土礼居刊刻的书籍，在书前都印有“书价制钱七折”的字样，书后有“滂喜园黄家书籍铺”和“苏州玄妙观察院场”两印章，既有书价打折的广告，又有品牌意识，号称“书魔”的黄丕烈，生意做得还有模有样。大约在嘉庆末年，黄丕烈藏书已经开始散出，至道光初年他去世前已散失殆尽，其中善本秘册大多归汪士钟艺芸书舍。
书画于人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
顾文彬所建的“过云楼”不但以收藏书画见称，更是著名的藏书楼。在1993年干将路建设工程中，铁瓶巷过云楼由文管部门照原样复原。楼前庭院除叠筑假山花坛外，还种植名贵花木，保持了硬山重檐、门窗古雅、雕刻精细的苏派建筑风貌。
过云楼藏画路人皆知，但却对家藏善本书籍秘而不宣，为何这样，今人无从知道。但也就是这样的一条家规，使顾氏藏书大部分得以流传至今，从这一点来说，顾家的藏书是幸运的。最有趣的是，民国时期，顾鹤逸的朋友傅增湘先生到过云楼借阅藏书，主人碍于情面，同意其在楼内观书，但附加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看书时不能带纸砚抄写，于是傅氏每天观书数种，归而记其书目，写成《顾鹤逸藏书目》，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六号上，这才使过云楼藏书大白干天下。据民间传说，过云楼里面还有一个不为外人知晓的密室，顾家的古籍善本就是放在这个密室里的。
在2005年春季嘉德全国古籍善本拍卖会上，过云楼所藏近500册流传有序、保存完好的珍贵古籍，包括40册的海内孤本宋刻《锦绣万花谷》，以2310万元的价格被一神秘买家整体买下，苏州图书馆也曾设想使该批古籍重返苏州，可是最后由于经费难以筹集，只能忍痛放弃。
万卷图书皆善本一楼金石是精摹
历史上，山塘街是一条著名的商业街，但它毕竟是由文人建造的，因此同样也充满了人文气息。清代徽商汪文琛父子，就在山塘街殳家墙门建造了闻名中外的藏书楼“艺芸书舍”。该楼堂宇轩敞，树石肃森，堂中悬挂楹联一副：“种树类求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远眺飞檐翘角，近看古色古香，一时间艺芸书舍珍本善册荟萃，号称海内之最。
商人出身的汪文琛，虽经商有道，富甲一方，但其亦崇儒重道，生平唯一嗜好便是广收图书，经过数年积累，藏书数量已经相当可观。提起近代藏书家，人们几乎无一例外会想到清末四大藏书家，其实四家中流传最广的两家，即南瞿北杨，其主要藏书均源于艺芸书舍旧藏。
汪文琛的藏书传到其子汪士钟时，更盛极一时。汪士钟年轻时即好藏书，他认为家中所藏四部之书，均属寻常习见之本，乃蓄志搜罗宋元旧刻及“四库”未收之书。当黄丕烈士礼居、周锡瓒香严书屋、袁廷祷五研楼和顾抱冲小读书堆所藏善本流出时，不少为汪土钟收归艺芸书舍。汪士钟又喜刻书，所摹刻宋本《孝经义疏》、《仪礼单疏》、《刘氏时说》、《郡斋读书志》诸书，校对精审，举世珍若拱璧。汪士钟本人仕途情况到底怎样，无足够文献可考，但从潘祖荫称汪士钟为观察，称汪士钟之子为比部等旁证来看，汪士钟绝不是寻常商贾。
汪氏藏书是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后来其所经营布号逐渐衰落，艺芸书舍藏书在成丰年间尽数散出。潘祖荫说：“汪氏与潘家有累世通婿之谊，惟业贾者多，询以旧藏，则瞠乎莫辨矣。”
万卷图书传世富双雏嬉戏志怀宽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古籍书店收集到一块巨型端砚，砚的下方刻有“鲽砚庐藏”，而鲽砚庐就是清代两江总督沈秉成在苏州耦园内的藏书楼之名。
沈秉成喜欢藏砚，曾在京师得到一块汧阳石，剖之发现有鱼形，制为两砚，名日“鲽”，乃以“鲽砚庐”命名藏书楼。曲园主人俞樾知道此事后曾赋诗一首：“何年东海鱼，化作一拳石。天为贤梁孟，产此双合璧。”楼为两层飞檐式建筑，站在小院里看此楼，整个格局为曲形，只见楼上楼下都是木雕的窗扇和栏杆，古朴而清雅，书楼保存如此完好，在苏州也是仅见的。
沈秉成藏书甚丰，更喜金石字画，所藏典籍皆为精绝，藏书数量更超万卷。苏州版本学家江澄波说，他曾购得沈秉成旧藏珍本古籍二种，一部是《绿窗女史》，一部是《书言故事大全》，均为明代万历问的写刻本，此二书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在50周年馆庆之际，举办了《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在展出的72件书画国宝中，其中高闲的《草书千字文》曾被沈秉成收藏，上有“耦园至宝”钤印。唐寅的《松荫高士图》立轴在2007年中国嘉德拍卖会的成交价为99万元，立轴上钤有“鲽砚庐”鉴藏印。被后人视为汉隶中极品的《礼器碑》，最早最精拓本就是被鲽砚庐收藏的。当时，苏州著名收藏家潘祖荫、李鸿裔、吴云、郑文焯等都是其藏书楼的雅客，前去鉴赏古器、碑版、金石、古籍，相互探讨研究。
如今园中书楼里的藏书早已散失，但书香作为一种精神意向，并不仅留在外观，而是直逼园主生存方式上的独立品格与精神趣味上的文雅气息，藏书楼只是容纳精神的物质载体而已。
滂熹斋古籍散而复聚
宝山楼藏书衰而
复起
吴县潘氏不但是一个官宦之家，更是一个藏书世家。潘氏藏书如果从潘奕隽的三松堂算起，传递到第六代潘博山的宝山楼，共藏典籍30万卷，把潘氏藏书推向了顶峰。追溯潘家这百年来的藏书历史，有着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最为经典的故事和人物。潘氏藏书，前后十数人，潘奕隽建三松堂已初有规模，潘遵祁再建香雪草堂，洪杨之役，损失殆尽。到四世潘祖荫建滂熹斋，潘祖同建竹山堂，潘介祉亦有桐西书屋、渊古楼。至六世潘承厚、潘承弼兄弟继业再起，创宝山楼、著砚楼，坐拥书城，聚至30万卷，散而复聚，衰而复起，成为书林一奇。
滂熹斋是潘祖荫藏书楼，藏有珍贵古籍数万册。由于潘氏长期在京城当官，这种特殊的地位使他在收藏善本古籍方面拥有相当的优势，所藏宋元刊本及抄本甚富。光绪九年，潘氏丁忧回到苏州，请叶昌炽协助他编校《滂熹斋藏书记》。滂熹斋中金石图书充栋，叶昌炽每读一书，潘祖荫就为他讲述藏书的源流、购书的原委以及校勘、考证、版本鉴别等情况，这些叙述再由叶昌炽记述下来经过整理汇编成《滂熹斋藏书记》。特别是潘祖荫所藏的宋刻《金石录》十卷，尽管不是全本，人们都称为奇书、人间孤本。收藏者都镌刻了一枚“金石录十卷人家”小印，钤于书上。潘祖荫更是自夸“异书到处，真如景星庆云，先睹为快”。1951年7月，滂熹斋藏书成为上海图书馆首批国宝级的藏品，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令世人瞩目。
万卷藏书不复在
此地空余群碧楼
笔者近日又去了藏书家邓邦述的故居，看到其已被全面修复，古朴典雅的建筑庭院，配以白墙黑瓦、曲径回廊，花木扶疏，具有浓郁的苏州民居特色。在此小院里散步，你能嗅到那浓浓的书香，这翰墨之香似乎是从群碧楼线装书中和吴地文化积淀中飘逸而出的。
1921年，邓邦述定居苏州侍其巷38号，正厅的西侧有一座二层楼房，楼房下有廊房可以穿过，此楼就是邓邦述的藏书处“群碧楼”。邓邦述藏书总数约38000余卷，数量不算很多，但质量特别高，仅宋刻本就达1800余卷，元刻、旧钞、名校更是琳琅满目。
辛亥革命爆发后，邓邦述即失去了官职。民国中期，邓氏为维持生计，忍痛以五万元的价格将其所藏图书中的一半售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有许多宋元佳刻。傅斯年图书馆1934年购自邓邦述群碧楼的藏书，共430余种。邓邦述去世后家属又将遗留藏书悉数卖掉，至此邓氏藏书散失尽净，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声无奈的叹息。
百嘉室春秋几度藏曲富一时无双
走进蒲林巷，唐宋的诗韵在这里积淀升华，昆曲的余音在这里盘绕回响，弥散着动人的诗风曲韵。蒲林巷35-1号，是吴梅故居，墙上原先还写有诗句，有砖雕门楼的题字，有苏式雕花古窗，历史在这里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仿佛在告诉人们一代曲学大师的前尘往事。
吴梅老屋本在滚绣坊，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成年后的吴梅靠着“授徒东吴，指点宫商，携笛公然上课堂”的薪资，购得蒲林巷厉氏破屋开始重建。楼上东边两间辟为百嘉室，收藏善本精本图书，奢摩他室仍设在楼前平房内，收藏一般书籍。
吴梅任教职的微薄收入，既要抚养四个嗷嗷待哺的幼子，还要购买自己喜欢的戏曲珍本、善本，所以生活十分艰难，也多不如意。但是吴梅本着棺不取厚、衣不取锦、死欲速朽的先圣明训，潜心戏曲书籍的收藏。经他苦心孤诣搜罗的戏曲孤本、抄本有六百多种，所藏元刻《琵琶记》，经钱谦益、黄丕烈、端方、翁同龢等递藏，并盛以精制楠木椟。1936年自编有《瞿安藏曲记》上下两册，共载录五六千种，数万册之多，被誉为“藏曲大家”。对于自己的藏书，吴梅在他的遗嘱中写道：“余生寒俭，无意藏弆，而朋好中颇有嗜旧刊者，朝夕熏染，间亦储存一二。始则乾嘉校定诸本，继及前代珍密诸书。架上日丰，箧中日啬，饔飧不继，室人交谪，此境习以为常也。嗣后授徒北雍，闻见益广，琉璃厂、海王村、隆福寺街，几无日不游，游必满载后车。”
关于百嘉室的藏书，苏州的另一位文坛大师郑逸梅先生著的《霜压先生别传》中这样写道：“某大学图书馆拟出若干万金收购之，先生不之让也。”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由郑振铎居间介绍，由吴梅后人捐存北京图书馆。1982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成《吴梅戏曲题跋》。
私家藏书 篇5
京杭大运河起于北京, 止于杭州, 流经四省二市, 是封建社会后期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 对我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统一, 发挥过重要的作用[1]。清朝前期, 统治者对京杭大运河的特别关注以及对私家藏书的大力提倡, 将京杭大运河和私家藏书密切联系在一起, 使江浙地区境内90%以上私家藏书楼聚集在京杭运河沿岸。
2 清前期江浙地区私家藏书楼的分布
本文以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藏书楼》为依据, 对清前期 (从1644年清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 “重要而显著”的私家藏书楼进行统计, 即表1。
由表1可知:清前期江浙地区“重要而显著”的私家藏书楼共有50个。江苏省境内有30个, 其中, 京杭运河所流经的苏州府19个 (太仓、嘉定在顺治、康熙属苏州府) , 扬州府3个, 常州府2个, 共24个, 约占全省私家藏书楼的80%。算上距离京杭运河最近的松江府 (1个藏书楼) 和江宁府 (5个藏书楼) , 运河沿岸私家藏书楼所占百分比达到100%, 即江苏省境内“重要而显著”的私家藏书楼全部聚集在京杭大运河沿岸。浙江省境内有“重要而显著”的私家藏书楼20个, 其中, 京杭运河所流经的嘉兴府有3个、杭州府12个, 共15个, 约占全省私家藏书楼的75%。由于与京杭运河相连的西兴运河 (今浙东运河) 也是当时的漕运通道, 可以看作是京杭运河在浙江境内的延续, 西兴运河所流经的绍兴府的3个藏书楼应该归入运河沿岸藏书楼之列, 那么, 运河沿岸私家藏书楼的百分比增至约90%。由此可以认为:清朝前期江浙地区“重要而显著”的私家藏书楼90%以上分布在京杭运河的沿岸。
3 清朝前期江浙地区私家藏书楼主要分布在京杭运河沿岸的原因
3.1 江浙地区私家藏书楼聚集在京杭运河沿岸是清政府政治文化策略的必然结果
首先, 清政府的政治文化策略推动了私家藏书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发展。清朝前期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统治, 进行文化专制, 在大兴文字狱, 进行残酷镇压的同时, 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措施, 比如:征集私家藏书, 聚集饱学之士为朝廷编书。这期间编撰了《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图书。编纂《四库全书》时, 在统治者的倡导和干预下, 整个社会掀起了献书热潮。乾隆皇帝对进书500种以上和进书100种以上的藏书家分别给予赏赐, 以示嘉奖。乾隆皇帝赐书并在归还的图书上题御制诗, 在当时被视作无上的光荣, 激起了文人学士对藏书的热情, 推动了清代私家藏书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发展。
其次, 统治者对运河沿岸私家藏书的鼓励, 激发了沿岸藏书家的藏书积极性。运河漕运向来被视为王朝命脉所系, 京杭运河也因此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清朝建立以后, 为了顺利地“漕粮以实京师”维护其封建统治。从顺治、康熙到雍正、乾隆都特别重视漕政管理以及河道的清淤疏浚。为了保证京杭运河的畅通无阻, 康熙、乾隆都曾六次南下。他们巡视河道、整顿漕政, 并多次接见藏书家, 积极倡导私家藏书。康熙南巡到达杭州时, 为奖励朱彝尊藏书、治学的成就亲自为他题写了“研经博物”。乾隆闻江都马曰琯兄弟藏书、诗文之名, “亲驾其园并赐书及诗”。统治者对运河沿岸藏书家的标榜与鼓励, 提高了运河沿岸藏书家的藏书积极性, 有力地促进了江浙地区运河沿岸私家藏书的发展。
另外, 清政府还特设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分藏《四库全书》, 准许天下士子到阁抄阅。并在扬州设局刻书, 将大量的大型图书放在扬州刻板印刷, 书籍印刷以后, 随当时的南北水运枢纽向全国发行。如果说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策略调动了沿岸藏书家的藏书积极性, 而统治者制定的这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则为沿岸藏书家提供了极大的收藏便利。
3.2 京杭运河为江浙地区私家藏书楼汇集南北珍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首先, 京杭运河为江浙地区的官吏藏书家汇集南北珍籍提供极大的交通便利。在官本位且科举取士的封建社会, 官吏藏书是中国藏书文化的主流。清朝前期, 统治者的大力提倡, 使官吏藏书家更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对表1中的50位江浙地区藏书家进行统计, 结果显示, 其中30位为官吏藏书家, 占江浙地区私家藏书家总数的60%。这些江浙籍官吏藏书家就任期间凭借丰厚俸禄, 利用工作之便搜求图书, 当藏书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利用漕运回空的船只运回家乡收藏。苏州徐乾学为官期间积存藏书近4000种, 数万卷之多, 后在家乡建造“传是楼”收藏。江宁孙星衍回湖阳守孝时, “其南归船上, 只装载了一万卷图书, 别无他物”。离任之后建成“孙氏祠堂”。利用京杭大运河便利的交通将自己的珍藏运回家乡收藏, 是当时大多数为官在外的江浙籍官吏藏书家的选择。其次, 京杭运河是图书商人和藏书家聚散图书的最佳渠道。清前期出现的北京图书市场琉璃厂, 最初的图书大多来自私家藏书楼林立的江浙地区, 江浙地区的私家藏书散出后被书商收购, 利用便利的水运交通运到北京琉璃厂差价出售。据翁方纲《复出斋诗集》小注中记载, “------, 午后归寓, 各从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 详列书目, 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 浙江书贾, 奔辏辇下”[2]。说明了当时琉璃厂活跃着大批运书进京的浙江书商。随着琉璃厂图书市场不断地发展壮大, 最终成为私家藏书的交流中枢, 全国各地的书商和藏书家聚集到此选购图书。于是, 琉璃厂的图书沿着京杭运河由北京流向全国各地, 主要的流向仍然是素有藏书之气的江浙地区, 最终的归宿则多是江浙地区运河沿岸的私家藏书楼。由此可见, 京杭大运河便利的运输条件是江浙地区私家藏书楼分布在运河沿岸的主要原因之一。
4 结论
清朝前期, 统治者为了保障朝廷的漕粮供给, 给予京杭大运河特别的关注。为了进行文化专制, 征集私家藏书, 聚集饱学之士为朝廷编书。清政府在政治经济上对京杭运河的依赖, 在文化策略上对私家藏书的大力提倡, 把京杭运河与私家藏书密切联系在一起, 使京杭大运河发挥其运输作用的同时繁荣了沿岸的私家藏书, 致使江浙地区90%的私家藏书楼聚集在京杭运河沿岸。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策略的必然结果, 也是京杭大运河在江浙地区私家藏书中具有重要作用的集中体现。
参考文献
[1]王云.京杭运河与海源阁藏书的聚散[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5, (3)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