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建筑（精选10篇）
藏书建筑 篇1
书籍的编纂和保护自文明出现便贯穿五千年中华文化始末。作为文化保存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它的传承积淀既是后世对先人思想的尊敬和延续,又是发展创新的基础和依据。殷商时期宗庙及其地下室,周朝的天府,两汉以及随后朝代的阁楼殿堂等建筑为古籍文献的保存作出了巨大贡献[1]3。
一、明清藏书与建筑发展概述
藏书及藏书建筑的发展都经历了由萌芽到成熟的漫长过程。《尚书·多士》中“惟由殷之先人,始有典册”的记载标志了有意识藏书的开端[1]7;《史记》中记载老子李耳担任东周史官时“周守之室,藏史之始”是藏书建筑最早可以追溯的源头;藏书意识和藏书建筑经此萌芽走过数千年起伏最终在明清达到巅峰。先秦是藏书意识发展的时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重要的契机。此次文化浩劫促动了私人藏书的出现,名相苏秦和哲学家惠施二人的收藏“书盈数十箧,足五车有余”[1]8,秦朝博士伏生更是将《尚书》、《礼记》藏在墙壁中以躲避焚书令的损害;至汉朝建立,高祖刘邦发展民生的同时对文书典籍给予重视,在修建未央宫时于正殿北面兴建了麒麟阁,天禄阁,石渠阁三座阁楼用于藏书,皇家专用的藏书建筑至此诞生“,中书”“中秘书”“、石渠天禄”“、石室金匮”[2]11也因此出现用以代称皇家藏书的各个方面,对于后世沿袭运用有着深远的影响。光武中兴时“上建策藏书,置官写书,下涉诸子之说,皆可充之秘府”[2]13的举措使得藏书与建筑规模迅速壮大。东观、宣明殿、兰台、辟雍、石室、仁寿阁、鸿都等各处藏书可装满六千余辆车;与此同时,汉代私人藏书合法化使得私人收藏正式流行,藩王刘安和刘德藏书可媲美宫廷[2]16,《扬子法言》中的“书肆”就是当今书店的前身。隋朝时期文帝重赏民间献书,秘书监、内官和秘书省的藏书及抄本达到三万余册;隋炀帝时观文殿东厢、西厢分别收藏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与长安嘉则殿大量藏书合计共达到三十七万多卷,并且精细装裱盛况空前。唐代沿袭隋朝制度,由秘书监统领藏书管理事务,于弘文馆、史馆和集贤书院“三馆”中收藏近九万卷。随后丽正殿修纂收录佛经、道经共一万两千余卷;五代时期虽然有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但规模远远逊色前朝,仅仅是一些粗陋至极堪堪蔽雨的小屋子,藏书只一万三千卷。直至宋朝建立设立崇文院情况才得以改观,昭文书库、集贤书库、经、史、子,集并称史馆书库的六库;宫中藏书建筑主要是宣和殿、四门殿、玉宸殿、后苑、龙图阁、太清楼等;民间主要以如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嵩阳书院、河南应天府书院为代表[3]12。随着宋朝印刷术和装帧技术的发展,明清迎来藏书与建筑的巅峰。皇史宬,铁琴铜剑楼,澹园藏书楼,天一阁,抱经楼,五桂楼,玉海楼,扬州吴氏测海楼,常熟赵氏脉望馆,聊城杨氏海源阁,湖州刘氏嘉业藏书楼,承德文津阁,文渊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古越藏书楼,嵩阳书院藏书楼等藏书建筑可谓冠绝一时,建筑技艺十分成熟,藏书量之大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其中皇家藏书建筑以皇史宬最具代表性,其他民间则以天一阁为翘首。明嘉靖年间建成的皇史宬是我国古代的国家历史档案馆,其规模和规格可见一斑;天一阁至今已屹立四百三十多年,号称“庋人间阁楼之千古,藏天下之书于一家”,随后的“四库全书七楼”,即文津,文澜,文渊,文汇等七座阁楼都以天一阁为参照而建立,其技艺和影响可谓空前绝后[3]16。
二、为保护而建的明清藏书楼
1. 规划理念中的保护。书籍的寿命与藏书建筑的质量休戚相关,明清时期的藏书楼在吸取前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规划布局环节就着重保护为先,防患于未然[3]17。以皇史宬为例“,不立于宫阁近地,另起高楼,坐北而面南,用砖石而非木植,顶呈坡型,上覆琉璃;东西对立而开窗,下筑石基,立石台以安匮;楼分上下以别时录遗文,院分前后,前院行管理事务,后院为藏书之处,其间以三门相隔。”如此规划充分考虑了藏书建筑的位置与其他建筑群的关系,朝向和功能布局的规定都立足于书籍的保护。远离世俗活动频繁的地段可以极大地降低人为因素对史料文献的破坏;建造高楼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空间,增加藏书的数量;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光照和通风,坐北向南的朝向则是充分考虑了光照因素;功能分区的设置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书籍受到人为活动或者非可抗力引起的破坏,明确的分类和距离保证可以在施行抢救时提供便利,有别于前朝一损俱损的高危险。房顶的坡型设计可以增强排水,琉璃瓦的应用可以很好地起到防止渗漏和隔热的双重功效。石基和石台的设计在避免地底潮湿空气的影响,东西相对方向的窗户设计极大地增强了空气的流通。作为民间藏书建筑代表的天一阁同样在设计规划方面就做足功夫[4]11。“开池通湖,立于湖西宅东,周皆空地,高墙环立,阁前檐下俱设窗棂,临山处拒放柜架。”天一阁有别于皇史宬的纯石设计,采用木材与石料相结合的方法。在远离住宅的区域建楼,四周是大片的空地,并且挖掘水池常年保证蓄水,四周再设立高墙隔离,在防止邻近房屋火灾波及方面做到极致,更是防患于未然的常年备水;增设窗户以及靠近山体的房间不摆放书架书柜的要求,极大程度地增强了通风条件和防潮效果。二者虽然天水一方,但是却在设计规划上不谋而合,立足于保护书籍而成建筑特色实在是先人高超技艺和设计思想的力证。
2.选材布局中的保护。“筑件皆为石料,无钉无木,筑于五尺石台之上,是以石室;柜以樟木造,以铜皮包之,是以金匮。”[4]22皇史宬高规格的建筑制式在选材时就已经考虑到防火防灾“,石室金匮”一方面全砖石无木料,杜绝了外部火灾牵连和木材腐烂的可能,更坚固耐用,大大加强了使用寿命。另一方面厚墙体的设计利用了砖石热容量大,导湿导热系数小,相对恒温恒湿的特性,在吸收或释放热量时降低了建筑内温度差,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温湿小环境。坡形屋顶较之于平矮屋顶大幅降低了太阳辐射,琉璃瓦的应用更大大增强了隔热性能;东西向对流窗户的设计在石屋平衡热量的同时能加速空气流通,便于及时除湿调节和温度控制;接近一米五左右的石基和石台则独具匠心地将地下湿气问题予以根治;如此看似简单的材料选择和布置却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文献书籍的安全,至今鲜少有霉斑虫蛀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天一阁在利用木材和石料结合的情况下,对于藏书的防潮同样是别出心裁;凡是房屋铺设用到的方砖事先都用柏油浸泡,平整坚固的同时带来的防潮和防尘效果极佳;地底潮气问题通过事先铺设条石,英石,即石灰石用以吸附潮气;此外靠近山体面的房间不放置书架书柜等都有效地控制了湿气的接触,极大程度地保证了书籍安全。天一阁隆起的三角形屋顶同样是借由结构的设置来减少暴晒对室温的影响,回廊前后环绕也利于防尘和隔热,在江南潮湿的环境中利用对材料的加工和处理使防护工作寓于古朴外形之中。无论是皇史宬或是天一阁,通过建筑材料的合理选取、巧妙处理与搭配,保障了藏书建筑的通风透气和防火防潮。
三、明清藏书建筑保护设计的影响
明清藏书建筑保障了古代文史典籍的积累保存,建筑本身的设计理念和工艺手法等同样是重要的艺术遗产。改朝换代时的战火兵祸都对历代的史料文献造成巨大损失,藏书建筑的修葺和维护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传承的保护伞。《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汉书艺文志》等等原著损毁仅存抄本于世的文献数不胜数,后世仍然能够一睹风采实在是明清藏书建筑居功至伟。典籍藏书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随着时代的变迁更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切入口,私人藏书以及私人藏书建筑的兴起就是打破统治阶级思想禁锢的有力工具[4]26。“敬字惜纸……今以古籍而知古, 后以今书以知今,其谓积书之义也”阐述了古人对于典籍的认知,意思是温故而知新,后世通晓古今需要借助典籍收藏,在数千年前先人的智慧就已经令人赞叹。明清藏书建筑设立的初衷即充分反映出对书籍的保护意识,从选址到选材再到功能划分,每一个细节的追求都是建筑蕴含的保护理念最佳诠释。选址避免地形低洼潮湿,远离社会环境复杂,周边有易燃源头的地段;在文献保护和保持建筑风格之间寻求平衡,不似当今诸多藏书建筑过于追求艺术美感。在当今浮夸焦躁的社会风气下,竟然有图书馆建筑以成为城市标志为追求,各种追求眼球效应的材料大肆运用,与明清藏书建筑相形见绌。在防火控制方面,明清建筑通过严格的区域划分、等级限制、明令告示等形式进行管理对于后世以及当今的图书馆、档案馆都有直接的影响。此外,明清藏书建筑对于使用者的严格控制和对文献预防性的保护措施对当今的图书馆甚至国家档案馆等都有根源性的影响,现代化的书籍保存技术和管理制度是明清藏书建筑保护理念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应用。
明清藏书建筑的保护理念起步于规划设计的预防性保护,执行于选址选材的实质性操作,成功于绵延后世的意识传承。明清藏书建筑对前朝古籍文献的保存使其自身价值在中华文化传承历史上成为显著的标志,对研究古代书籍保护和指导当今资料保管都极具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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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晓辉.藏书楼与当代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探讨[J].黑龙江史志,2009(13).
藏书建筑 篇2
关键词：严雁峰；严谷声；贲园书库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1968/tsygb.1003-6938.20150745
Abstract Biyuan Collection House， built by Yan Yanfeng and his son Yan Gusheng， is located in Chengdu City. The house is important because of its more than 300，000 books and the value of these books in research and cultural exchange.
Key words Yan Yanfeng； Yan Gusheng； Biyuan Collection House
贲园书库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和平街16号，是蜀中藏书家、文献学家严氏父子藏书之所，现被评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挂牌保护（图一），被称为“蜀中天一阁”[1]。贲园书库主人不但重视藏书质量、擅长研究版本目录，更创办镐乐堂，刻印、发行传播图书，是著名的文献学家。严氏父子广开大门为学者提供研究考证，自创藏书体例，使贲园书库对古籍的保护和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1 贲园书库概况
1.1 严氏父子其人
严雁峰（1855-1918），又名严遨，清代学问家，著名藏书家，别号贲园居士（图十四）。自幼随父母客居成都，秀才出身，曾入成都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前身）就学。严氏家族以盐业经商起家。严雁峰参加科考屡试不第，遂从此专心收罗民间古籍。严雁峰“1894年进京赶考，斥巨资购进大古籍，装运回川。途经西安时，遇到一藏书家又有1000多部古籍出售，毫不犹豫地重金全部收进，回川后建藏书楼”，即为“贲园书库”。严雁峰酷爱书籍，“严雁峰万年将祖传经营的盐业变卖，致力于搜书、藏书、刻书。其对书之爱，为人所罕见，为得之，不惜财务。成都、西安、北京、南京、天津甚至日本的书商如有善本、珍本都要与他联系”[2]。
严谷声（1889-1976），严雁峰养子，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书画鉴藏家。严谷声继承父志，不断收藏，除古籍外还收藏古代名画和文物[4]。严谷声不仅以藏书知名，还建立镐乐坊刻书以刻书精善而著称。其纸质、字迹（图十三）、印刷皆称上品[3]。
1.2 贲园书库其形
“贲园书库原址为三国时期蜀将赵云的府邸。清朝末年民国初期，由蜀中藏书家、文献学家严氏父子创建买下并创建为贲园并在此院内修建贲园书库。贲园书库始建于1914年，曾根据皇家档案馆的样式作过修缮，历经10年于1924年建成[1]。贲园书库为一座石库状的建筑，长18米，宽14米，整个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大气厚重，共分为上层、下层、地下层。书库基座上雕刻着青狮白象、卷手白云为典型的南方建筑风格（图十）。书库中部的大门为满月形门洞，四周设有方形小型窗户，二楼为西式建筑特色的小阳台，上端有一匾额，用隶书题着“书库”二字（图七）[4]。书库墙体厚为50公分，四壁有通气孔，下面挖有地下室，使库内空气流通。板壁上加一层铁皮，不让湿气侵入。书库所有的窗户装有防水板，二楼的小窗户上设有气窗，防潮防晒[5]。书库外围种有银杏、花木繁多，环境清幽（图九）。
2 贲园书库藏书特点
2.1 藏书量大
严雁峰穷毕生精力，倾万贯家产，潜心搜集、收藏古籍文献，共得书14145 种，45982册，115230余卷。”[3]严父死后，严谷声承续父业，为贲园藏书耗尽毕生心血。到上世纪40年代后期，贲园所藏古籍文献已至鼎盛阶段，藏品大增，由原来的11万卷增至30万余卷，其中善本超过5万多卷[6]，自刻书籍木板3万多片，全国两千八百余县县志齐全。与清末四大藏书楼之铁琴铜剑楼（10万卷）、海源阁积书（20余万卷）、皕宋楼积书（20余万卷）、八千卷楼积书（8万余卷）相比，贲园书库藏书量远超四大藏书楼，与宁波的天一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6]。
2.2 藏书价值高
贲园书库以其所藏的珍本、孤本驰名海外。藏书包含经、史、子、集四个部的珍贵古籍文献，收藏全国各地方志、族谱和中医秘籍。由于严谷声在整理收藏古籍的时“尤精鉴别”，注意去伪存真，因此贲园书库所藏之书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6]。
贲园书库中有些藏书极为珍贵，如孤本马元调版《梦溪笔谈》，宋代孤本《淮南子》、《晏子春秋》、宋拓《淳化阁双钩字帖》、顾炎武手稿《肇域志》（图十一），以及胡林翼、严树森、曾国藩的来往信札及用兵的山川地图，永福幕僚荀氏的《使越日记》、王闿运的《湘军志》手稿和诗札手迹[7]。此外，还有全国2800多个县的方志、众多医书、自刻书籍雕版3万多。医书种类中藏有日本《丹波聿修堂丛书》， 北宋《圣济总录》以及明刻《医统正脉》等籍， 皆为寻常不可多得之书[8]。贲园书库还存有大量秦、汉、魏、晋、唐、宋、元、明的历代碑文拓片和名人字画。
2.3 藏书质量精良
出于对古籍的热爱和负责，严氏父子对所藏的古籍进行校勘、辑佚。补校马元调版本《梦溪笔谈》、《荒书》等古籍文献，校勘《关中金石记》、《明四子诗集》、《医学初阶》等诸多善本。在补校古籍的基础上编撰《音韵学丛书》，此书共收集韵学古籍文献32种，123卷。严氏父子还编撰了《孝义家塾丛书》（图五）、《孝义杂缀》、《贲园诗钞》、《大风堂书画录》、《明李何王李四家诗》[9]、《魏宋合刻四书》、《费氏遗书三种》等，辑录的《渭南严氏医学丛书》、《贲园书库目录辑略跋》（图八）对保存和整理古籍文献有很大的贡献。此外，严氏父子还著述了不少著作，比如严雁峰的《辟饵集》、《既冠集》、《太华归来集》、《读晋书笔记》等。严谷声著述有《切韵指掌图校记》、《音韵学丛书初编目录序》等[7]。这些都使得贲园书库的藏书质量更为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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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藏书自成体例
贲园书库的藏书自成体例，严雁峰过世后，其子严谷声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整理贲园书库的藏书，并聘请四川著名史学家张森楷编写《贲园书库目录》共计十五卷，并撰写两万多字的《贲园书库目录辑略》（图八）[10]。贲园书库的藏书体例为按四部分类法立部、类、种、家、卷、册入藏、入编。藏书以经、史、子、集划分为四“部”体制，然后按照类别划分，区分种次、再按照家、卷、册进行排架整理。且对收藏的文献著名版本、卷册，丝毫不乱。贲园书库的藏书体例极具学术价值，有学者称之为“中图法”的参考书。
2.5 藏书方法独特
藏书家历来重视文献的保护，严氏父子更是创造了行之有效的书籍保护方法。
首先，是在书库的建筑设计上别出心裁。书库四周设有小巧精致的窗户，窗户都装有隔水板，且二楼窗户设有气窗，书库四壁设有通气孔，使得库内空气能够流通；大门和窗户用铁皮包裹，楠木窗户外也包有铁皮。这样即使外面发生火灾，火灾也不致殃及书库；为保持书库恒温，书库下面还挖有地下室。
其次，书库内的设施有意而为。书库内书架、书柜皆是由楠木、香樟制成，常用皂角、油槵子水浣洗。珍贵的大部头套书均固定箱柜。小部头书及单行善本， 也都有木夹板或硬壳绸面、皮面封套。箱柜内常置樟脑。做到数十万卷书无虫蛀、鼠耗、水渍、霉烂。能够可防虫防蛀[5]。且书架上的书籍按照自创的分类法进行存放。
最后，严氏父子极其爱惜书籍。据传“严遨每入座摊书必明窗净几，煮茗焚香，细阅轻翻，无折无皱，故牙签满架，初若未尝手触者”[6]为避免书籍被虫蛀和湿气的浸润，严子严谷声每年春天都会请不识字的文盲（防看书）用竹签翻书，且专门雇人看守书库，对收藏的书籍的虫蛀、水沤、霉烂、发脆、脱页断线等均有良好的预防措施。
3 贲园书库藏书之用
3.1 为学者提供研究考证
贲园书库的藏书不限于藏，更重于用，贲园藏书量有数十万册，为许多学者著述立说提供可资查证的依据。据《湘绮楼日记》记载：“贲园书库， 从狭义上说属于他私人， 从广义上说则为四川培育了大批学者。”[2]曾在贲园书库以其书库藏书为资料引证考订的学者及其著作有：宋育仁《四川省通志》（图四）、《富顺县志》；张森楷《二十四史校勘记》、《通史人表》、《四川省历代地理沿革表》等；林思进《华阳国志》；向仙桥《四川通志》；此外廖平考订伤寒古本、研究公羊谷梁都曾在贲园书库进行资料考证。
贲园书库出入的四川名人甚多，甚至被称为四川的学术地标。除了上述的清末“新学巨子”，维新思想家宋育仁、史学家张森楷等，还有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陈寅恪；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张大千；杰出的历史学家蒙文通；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图三）；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宋经学研究者廖季平；中国漫画和生活速写的奠基人叶浅予；著名史学家向楚，学者林思进，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史料记载，张大千曾经在贲园客居两年（图二），张大千的《西园雅集园》（封面图），《泼墨荷花图》、《杨妃上马图》（图十二）等作品均是在贲园完成的。
3.2 刻印古籍传播文化
严氏父子以贲园书库丰富的善本、孤本等古籍为基础，校勘善本、编撰图书，出版发行文献。不仅在贲园书库外的敞房里刻书，在成都市桂王桥西街开设镐乐堂书店发行图书。镐乐堂所刻之书，“不仅开版宏朗、字体遒劲、纸张洁白、校勘精审， 而且品种甚多， 对蜀中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影响。”[11] “贲园书库所刻印之书备受中外称誉， 英国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苏联列宁图书馆均有其印本陈列。美国国会图书馆还专辟有‘渭南严氏精刻善本书籍室’”[11]。据四川省图书馆黄友铎先生考究共刻印书籍八十五种五百一十卷。刻印种类包含自创的体例中的四种部类，比如经部《重订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十一卷、《释范》一卷、《起起谷梁废疾》一卷；史部《荒书》一卷、《关中金石记》八卷；子部《曾子十二篇读本》一卷、《金匮要略浅注方论合编》十卷；集部《贲园诗钞》五卷、《信阳诗集》二十六卷。书籍的刻印对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加之贲园书库所刻印之书籍底本考究、用料上乘影响深远。
3.3 赠与、捐赠、文化交流
严氏父子还广泛向知名学者和国内玩的学术单位赠精刻书《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捐赠的学者中有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捐赠的国内外的学术单位有：高等学府图书馆——华西协和大学、四川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莫斯科大学；公共图书馆机构——四川省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机构。贲园书库的地契（图六）上显示贲园书库曾以仅200石粮米的价格出售[12]。新中国成立后，严谷声将贲园书库及其藏书全部捐赠给国家，现在贲园书库的藏书均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
4 结语
贲园书库藏书量大、种类丰富，价值无法估量。书库主人严氏父子不仅重视藏书更善于重用藏书，不仅在古籍的收藏、保护方面穷其一生之力、更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利用藏书进行刻印进行文化传承和交流。终将所藏全部书籍捐赠给国家，实属难能可贵。贲园书库在古籍保护、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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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成都房产契证陈列馆昨日免费开放周末无休[EB/OL].[2015-06-28].http：//house.hexun.com/2012-12-20/149250210.html.
作者介绍：于蓓莉（1986-），女，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助理馆员；陈萍秀（1970-），女，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馆员。
藏书建筑 篇3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图书文献的数量也在迅猛增长, 作为人类“第二资源”的文献资源, 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 谁掌握文献资源多并能充分利用, 谁就可能获得领先的地位。作为石油系统的各级图书馆, 则应以石油情报所文献部为主体, 形成以石油专业为特色的科技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使之满足我国石油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藏书是图书馆开展一切工作的物质基础, 它直接关系到图书馆的工作质量与服务效果。为此每个图书馆, 都必须首先建立起与本馆方针任务和读者需要相适应的具有一定的特色、完整、全面、配套的藏书知识体系。就藏书建设这一系统工程而言, 包括了藏书的规划、补充、组织、协调四个部分。其中藏书规划与藏书补充的实施, 构成了藏书建设中的藏书发展, 此乃藏书建设中首要的一环。
藏书发展的规划要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 即石油系统的藏书规划要以发展石油工业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这是藏书补充的基本原则。同时, 藏书规划要有鲜明的目的, 要有系统性并实行节约的原则。规划一旦制定, 应积极实施, 同时随情况变化及时补充、修必与调整。
作为基层图书馆,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要像正规图书馆那样, 制定出全面详尽的藏书规划并加以认真实施是较难做到的。但应加强计划性, 减少随意性, 避免盲目性, 做到心中有数以形成本馆合理的藏书体系。
二.本馆的藏书发展
本馆的藏书发展, 大体上经历两个阶段。1975-1988年为第一阶段, 主要购置了文艺书刊, 科技图书品种较少, 科技期刊种类也少, 且不完整。1989年后进入了本馆藏书发展的第二阶段, 其实施情况如下:
1. 明确了本馆的性质、任务
我院担负着胜利油田的地质勘探与开发任务, 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主体、各种熟练工人密集的单位, 这就决定了本馆乃是以石油勘探开发为主体的专业性图书馆。因此, 本馆的任务首先必须满足本院油气勘探开发研究对科技文献的需要。同时适当兼顾精神文明的传播。
2. 本馆藏书补充原则与经费使用
我们根据本馆的性质和任务, 制定并实行了以下藏书补充原则, (1) 科技为主, 文艺为辅; (2) 图书为主, 兼顾期刊, 注意配齐专业性书刊及其检索工具; (3) 中文为主, 英文为辅, 适当考虑其它文种; (4) 石油专业及其相关学科为主, 基础学科与科普知识、新技术为辅, 适当照顾读者的一般需要; (5) 品种齐全而适当控制复本。总的说来, 就是突出重点, 照顾一般。并以此原则, 大致划分了本馆经费使用的比例, 如科技类占4/5等等。
3. 藏书范围
根据本馆任务与读者类型, 我馆所藏书刊可分为五大类:第一大类为石油专业藏书, 以油气地质、油气勘探开发为主, 是本馆藏书的核心;并将地球物理勘探、油气勘探仪器和方法、钻采知识、油田化学等作为备用藏书。第二大类为与石油专业密切相关学科藏书:包括地质各学科、海洋地质、地理、古生物等;并将除上述以外的地球科学各学科、生物学等作为备用藏书。第三大类为自然科学与基础科学:学科为研究级藏书, 余为备用藏书。第四大类为语言学。第五大类为我院其它各专业或学科的藏书。以上五大类中, 第一、二类为重点藏书, 其余三类为选择性藏书。
对出版物, 本馆划分为四个级别。A级为研究藏书, 是指专著、文集、会议录, 新技术等各种文献资料。B级为必备藏书, 包括该学科的大学教学用书、工具书、书目资料。C级为备用藏书, 为相邻学科的基本著作或工具书。在藏书补充中, 级别愈高, 收藏齐全程度愈高。
对外文书, 则以英文为主, 俄文次之, 只收藏与重点学科相关文献的影印本或复印本, 具有较高价值的文献。由于期刊的特殊功能, 我馆力求对重点学科的刊物收藏齐全。
4. 藏书补充方针与方式方法
为实现本馆藏书发展规划, 拟定了突出重点, 照顾一般, 控制复本, 增加品种, 采用各种补充方式, 以最大限度利用有限经费, 建立具有专业特色的藏书体系的采购方针。
本馆采用的藏书补充方式为: (1) 以征订书目, 作为获得图书来源的主要途径。 (2) 及时了解重点出版社及同行业内部发行动态, 以函购方式补充重点书刊。 (3) 每年定期外出直接选购。 (4) 与200余个同行业保持联系, 进行内部交换。
在二十余年藏书补充中, 我们还采取了以下措施: (1) 根据实际需要, 多次对重点图书品种与复本进行补充。 (2) 加强非常规文献收集, 作为重点藏书的补充, 所得资料约占科技文献总量的10%。 (3) 补充建国以来出版的我院重点专业所需的核心刊物。 (4) 尽量收集各种检索刊物, 目前检索刊物已达53种, 约占科技刊物种类的5%, 其中24种直接用于重点专业。 (5) 统一采购科技文艺书刊。 (6) 作好预订统计, 经费合理开支。
5. 采访人员
采访人员是制定与执行藏书发展规划及实施的关键所在, 为此, 相对地长期稳定采访人员工作, 提高采访人员素质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认为:采访人员应作到如下几点:
采访人员应具有扎实的业务素质, 包括较多的专业知识, 以及图书专业的知识和一定的外语水平。并善于学习, 博学多闻。
采访人员应具有较强的收集文献的能力.且熟悉馆藏, 熟悉读者需要, 熟悉国内外出版动态。
建立适于本馆工作特点的一套完整的采购目录检索体系。
采访人员要有较好的政治素质, 热爱图书事业, 勇于献身, 富于开拓。
三.本馆藏书发展现状及调整
1. 本馆馆藏文献现状
根据统计, 我馆到2009年底, 馆藏文献总量达9.2万册, 每年以6600余册速度递增。从馆藏文献统计分析, 科技文献占71%以上 (见表1) 。表2对本馆2008年底各类科技图书资料进行了统计, 从表中大致可以看出本馆的藏书结构及现状。
2. 本馆藏书发展的调整
从本馆上述各种统计来看, 一个较为合理的藏书体系大体形成, 今后, 在藏书发展补充的原则、方针、采购标准上保持基本不变外, 应在突出重点及提高选购品种质量上下功夫, 主要设想与调整如下:
(1) 从表2藏书结构上看, 本馆地质、石油类专业文献占馆藏科技文献总种数的23.5%, 总册数的27.7%, 就目前科研生产与读者需要来说, 基本上相适应, 但作为专业性图书馆, 进一步提高其比重是必要的, 我们认为以占总数或册数的1/3左右为宜。本馆在自然科学及理化学科方面, 大体已为重点专业的直接或间接应用, 在新技术及一般专业上应用的书种已不少, 以后均可采取侧重于更新与适当补充。
(2) 馆藏科技刊物1095种, 重点专业刊物占38.7%, 今后应在保持和扩大重点专业及相关学科刊物的连续性、完整性基础上, 对中文刊物进行适当筛选, 以提高科刊的经济效益。
(3) 本馆科技文献中, 平均复本量为1.9册/种, 对于基层图书馆来说, 品种多, 复本量少, 这对经费少, 多办实事, 少承担风险是有利的, 也减少库藏压力, 但平均复本量增至2册/种是可取的。
(4) 应加快采访工作中的微机应用, 使采访工作更加科学化, 更富于予见性, 并能抽出更多时间, 在走访与选购上多做文章。
3. 藏书发展中的协调问题
父亲的藏书 篇4
父亲于一九一七年离开密苏里去中国时，我的姨奶艾丽诺送给他一本《新约圣经》。我猜想她是作为一件护身符赠给他的，庇佑他在这次荒唐的旅行中避过邪运。无疑她和我母亲的娘家人都认为他缺少判断力，而需要多方帮助。过去他曾摒弃汉尼巴尔《信使报》的差使，到设在哥伦比亚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去任教职，现在又要动身远行——这次是到天涯海角的中国，为一名立志创办一家英文报馆的人去服务。
他不仅中国之旅终于成行，最后还当了《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兼发行人，而且办成一份立场鲜明的著名周报。《新约圣经》也起了推动作用，它是我父亲书斋里的第一本书，后来发展到珍珠港事变前夕，他的图书室已藏有数千册卷籍之多。
这是远东新闻界最好的图书室之一，藏有亚太地区各种有关图书，加上各种辞典，百科全书，地图汇编，手册，年鉴和其他的成套参考资料。《评论报》编辑部竟成为外国新闻记者和作家的聚会之所，原因是此地便于“查找新资料”。
编辑部的图书室还供美国居民团体之用，如海外传教士，外交人员和几家由美国捐款兴办的大学老师们，都爱进来浏览书报和借用藏书。我父亲不时大发脾气——特别是找不到某一部急需查用的书——我们的报馆经理彭成(译音)于是端出一只旧雪茄烟盒，里面装满了借书条，按次序打电话去催还。即使如此，书册还经常丢失，当然这是个内外流通的图书室——不少书籍就是他老人家自己或编辑部其他成员顺手牵羊拿走的。除却一些常用的参考书等“暂时”搁置手边或堆积在办公桌，会议桌和凳子上以外，图书室的四壁都用高达天花板的玻璃书柜，岌岌可危地分门别类陈列着父亲的大量藏书。
日本人
太平洋珍珠港事件爆发之日，日军在上海进入租界。《评论报》编辑部被封闭，父亲遭监禁。据说他写的社论“侮辱”了日本天皇。他老人家后来经过人质交换而获释放，但是健康受损，以致大大缩短了他的寿命。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后不到几天，我便和一批美国战事新闻处的人员乘飞机到达上海。次晨即赴《评论报》编辑部察看，只见里面已四壁皆空。
日本天皇投降书广播后，侵占编辑部的日军立即召来旧木器商，把全部图书设备一起卖个精光。事后我们追回了一些家具，可是散失的书籍却一无着落。根据报馆所在大厦的管理人说，争战一开始，父亲的藏书即被洗劫一空。
过了一天，彭成和总务科长周先生送来消息说已找到了一部分藏书。这些书虽是战争的幸存者，但与过去已面目全非。他们说当日军劫掠报馆图书时，开电梯的工作者偷偷把一批《评论报》合订本隐藏起来。一部分藏在他地下室小卧房的床底下达四年之久，其余则都埋在电梯底层的通道里。
他只识得几个英文字，但他认出《评论报》的合订本。他竟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军鼻子底下偷藏大批书报；当战后将合订本搬上电梯重新运回编辑部时，他的欣喜不下于我们这些后辈人。
除去略染油污外，合订本全部保存得十分完好，只是已残缺不全。日子久了，我愈益思念那间古旧的藏书室，心中惴惴不安，想着那些可宝贵的书籍也许已被逐页撕成粉碎，或许被人投入发电厂大火炉中焚毁了。
我开始到处搜索各处旧书店，同时又向美国老家订购新的参考书籍来作补救。我们同时又向读者征求过期的《评论报》，用新出版的刊物作交换。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几乎每天都有邮包寄来过期的《评论报》；最后我们不得不进行挑选，以补上我们所缺的期数。
中国原有焚书的史实，最昭著的莫过于秦始皇(公元前二四七至二一○年)之大事烧毁儒家经典书籍，监禁和杀害成千学者。反过来，作为印刷技术的发明者，中国人珍惜书籍又是举世无双的。秦始皇短暂的统治崩溃后，无数经典著作曾由老百姓舍命保存下来的，这时全部出现眼前。更有死里逃生的学者，将他们脑海中熟诵牢记的名著，重新写下来问世。
《评论报》的许多读者，也是经历了相当风险才保住了这些过期杂志的，因为日军对一切拥有英语书报的人予以严厉惩处，特别对《评论报》的读者们，由于《评论报》长期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的缘故。
又过了几个星期，一天彭成兴冲冲跑来说，“怡和洋行打来电话了，他们存着我们的书。”我接过电话，对方是位十足英国口音的人在说话，“喂，如果你们能过来搬走你们的书，我们将很高兴。这批书在此有些碍事。那是家前一世纪以来就在中国经营茶叶、丝绸和鸦片烟的老资格英国商行。战后的管理人员回到中国看见公司的图书室架子上摆得满满的书，感到十分满意。不料仔细一检查，其中绝大多数是我们的书，而他们公司的藏书却缺损很多。
于是我们图书室很大部分藏书都收回来了，外加一整套《评论报》的合订本。当然在其他成套集子中也发现了缺损，特别是按我们记忆所及的某些书确实找不回来了。可是到底丢了多少本，我们永远也弄不清，因为报馆里全部记录都已毁损殆尽。
怡和洋行大楼曾经被日本海军情报机构占用，可是他们为什么看中《评论报》的藏书始终是个谜。至此，所有的日方军事人员都已关入战俘营，我们也无法去找图书资料的负责人。很可能他们的司令官是位爱读英语书籍的人，也可能只是一个官僚主义的混蛋经手这个图书室。我们随后化了好几年的心血为了重建我们的藏书室，不断增购新出版的书册，同时还搜罗有意义的老版本，直到藏书接近相当规模和具有丰富的内容。
中国人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来到上海。外国商业团体都希望留下来继续营业，可是既受到了来自台湾国民党方面的封锁，又受到朝鲜战争和冷战加紧升级，通商成为不可能。
等到我们这些人也不得不离开时———当时《评论报》已债台高筑，几乎要破产了———我只得运走大约一千五百本藏书，把余下的全部交给一位中国新闻界人士，托他赠送给大学图书馆。
我们撤离上海的前夕，发现上海海关人员已把行李中的书箱一一打开，并且逐本经过查看。其中约有二百本未经通过而被扣留。我提抗议也不顶事，只得把受到嫌疑的书册留下不带走。
美国人
来到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麦卡锡反共运动正达高潮，我那几经缩减的藏书又遭美国海关的阻挠，而不准进入美国。在以后的岁月中，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直至多少年中，我努力想抢救这批书，当局扣押的理由也随之变更。
美国海关最初依据一条禁止一切来自“共产党中国”的物件进入美国的通令。我的申辩是藏书的绝大部分系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并且责问一位海关官员为何禁止《新约圣经》进口；虽然我这本圣经在过去四十年中很少打开来使用，但我十分珍惜此书的人情味。海关检查官答以对此也无例外可言，“只要此新约圣经到过共产主义中国，它就不能再进入美国。”
我分辩说，这部《新约圣经》并非故意流入共产党中国，现在姑不谈其哲理内容，即就书籍本身看来完全是美国的产物，在美国印刷出版，并由我那位非共产主义者姨奶、一位共和党员使用一九一七年地道的美金购得的。因此它是形势的牺牲品毫无自制力，现在也不过是设法回老家而已。那位检查官听了毫无兴趣，也更无感情的流露。
于是我请了一位辩护律师，并获得美国公民自由权利协会的帮助，这样海关方面才开始行动起来。某次谈话中，海关税务司长说这批书的真正问题在于它的内容性质，建议我协同他们对书籍进行甄别“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分类，海关方面则将考虑放行后者这批书。
我的答复是从原则上讲，一切书籍不应禁运，因此拒绝参加任何甄别手续。我的一位律师提出，事实上把“好书”与“坏书”区别开来不是件易事，并反问税务司长，他之扣押托马斯·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究竟有何感想。税务司长想了一想无以作答，只得把问题推给他的助手。该助手思考了一下答道：“哦，书中确有些成问题的章节。”
过不久，他们又建议我向华盛顿方面中请进口许可证。我的律师办理了手续，但未获批准，理由是“不符合美国当前的利益”。
其实问题的一部分毛病出在我身上。我曾经批评过蒋介石政府为美国从属政权，同时对共产党新政府的各种改革，却予以好评。我又指责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后者给我带来了无穷麻烦，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足成为掠夺我藏书的依据。一本书就是一本书，这与书主人的信仰风马牛不相及。
终于团聚
双方谈判继续了将近八年之久，直至海关方面终于放弃扣押。可是，对方最后还来一手报复，坚持令我付清八年保管费作为放行藏书的最终条件。
与此同时，我一直向中国海关对所扣留的书籍作书面交涉，他们最后也同意放行。我又为这批藏书申请进口许可证，这一次居然得到华盛顿的恩准。几年来我这二百本藏书一直搁在书架上等待与它们被扣在旧金山海关的伙伴们重会。
曲折冗长的过程，自然学得了许多教益。在各国边界线上负有监督过境商品之责的官员们，难免要承担道德与政治监护人的义务，可是他们对书刊检查总是感到棘手。至少以我个人经历来看，他们似乎缺乏读书修养，又不具鉴别能力。
在中国检查人员手上漏过的一本书，原名Red China Fighting Hor－des(《红色中国的好斗部落》)，作者是一个美国军官，并在美国出版。书名中的“好斗”与“部落”二词的贬义显然未经上海检查官觉察。到了旧金山，此题的含意又被曲解为我是蓄意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品运入美国。
能在悲剧中看到喜剧，确是人类的一种专有的特性———按上述情况说，无非是撞上一批笨拙的官僚主义者，都不能算是克尽厥职的。中国人方面对外国语言不能理解情有可原，可这也不能首先原谅其擅自检查书籍一事。至于旧金山方面有何遁词可据，我简直摸不着头脑。
自从我们离开中国以后，大陆上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后的政治风暴，最后达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其间发生了镇压和焚书。我当时后悔未将藏书多带些出来，怕是大部分剩下的书籍已遭毁灭。
中国革命已成三十五年前的旧事了，中美双方又一次和好对话，去年一位中国的中年报人来美访问，他当年从美国新闻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个职业便是参加《评论报》的工作，此次应美国政府邀请途经旧金山。他上我家来聚谈，我们既谈过去，又说当前的事，还推测未来的前景。
藏书建筑 篇5
在藏区历史上没有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 文化传递的功能是由藏传佛教寺院来实现。因此藏族教育发展史上, 寺院教育曾是藏族的主要教育形式。尤其是格鲁派的形成, 使寺院教育在形式、制度、内容和方法上都逐渐成熟, 形成了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罕见的教育形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藏区寺院不仅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教育体系, 也形成了独特的藏书体系[1]。
我们说汉地书院藏书与藏区寺院藏书都属于我国古代不同地域环境下产生的极具教育文化功能的藏书机构。因此将其进行比较, 不难发现它们在藏书的形成、藏书来源、藏书的教育功能、藏书历史作用的异同。本文试就我国古代书院藏书与藏区寺院藏书异同进行比较研究, 就教于方家。
一、藏书的形成与发展受佛教的影响
书院藏书与藏寺藏书是在本土文化与各种外来文化的接触碰撞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完善的, 表现最突出的是佛教对其藏书与教育功能的影响。
1. 佛教对书院藏书的影响。
书院多由理学大师创建和主持, 书院与理学互相依存, 理学依赖于书院, 书院也离不开理学。理学家的思想形成、学术活动、理学派别的产生都离不开书院的教育活动。书院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皆以理学的学术思想为指导。由于理学是儒、释、道融合的产物, 书院的教育内容、学术思想无法脱离佛教的影响。因此, 佛教的传入, 对我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理学的产生、书院制度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我们说书院藏书受到佛教的影响[2]。
2. 佛教对藏寺藏书的影响。
藏区寺院藏书的发展是寺院佛教活动影响的结果。公元七世纪中叶, 佛教从印度、汉地传入西藏后, 西藏地方政权为了使其更好地为己所用、为己服务, 创造了藏文文字。藏文文字的创造促使了佛教典籍的翻译, 同时也促使了藏寺藏书的形成。藏传佛教的发展, 改变了藏文图书的生产方式, 促使了藏寺藏书的发展和壮大。
公元7—10世纪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 这一时期, 藏文图书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手抄、刀刻佛经传本。元统一中国并对藏区全面施政, 藏区出现了安定繁荣的局面, 经济迅速发展, 藏传佛教也空前得到发展。手写刀刻佛教典籍已不能满足佛教活动的需要, 于是雕版印刷技术在藏区应运而生。雕版印刷术的运用, 使藏文佛教典籍和各种藏文图书大批量地生产, 促使藏寺藏书迅速发展和壮大。寺院佛教活动影响了藏寺藏书的发展。
二、藏书具有较强的教育功能
1. 书院藏书的教育功能。
书院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活动促使书院藏书的形成, 因此收藏教学用书、讲义、学术专著等书籍成为书院藏书的重点, 其藏书目的非常明确且重点突出, 即:书院藏书主要是满足教学需要, 重在使用和为培养人才服务。其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注重对学生读书与自修的指导, 不少老师还亲自为学生开列导读书目, 使书院的藏书楼变成了学生读书自学、钻研学问的重要课堂。
2. 藏寺藏书的教育功能。
由于古代藏区寺院是“政教合一”的权利核心, 西藏政治、经济的权力机构, 因此寺院也控制着藏区的教育文化大权。在藏区, 寺院在开展佛教活动的同时, 也开展文化研究、文化学习和传播活动。如甘肃拉卜楞寺, 在历代嘉木样活佛的主持下, 非常重视教育, 并将附属的教育机构发展成医学、闻思、时轮、喜金刚、上下续部六大学院, 供僧侣专修天文、历算、韵律、修辞, 犹如佛教寺院中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寺院高僧亲自编写刻印教材供僧人学习。按照教学要求, 寺院设有专业阅览室。如医学院有医药阅览室。此外寺院为配合教学活动, 在教材刊印、整理及使用上, 不断地丰富内容, 为僧徒们提供必需的自学和教学参考书[3]。
三、藏书来源相似
自置、自刻、自印是书院与藏寺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
1. 书院藏书来源。
书院自置是书院藏书的重要来源。书院自置图书有两种形式, 一是斥资购置, 二是自己刊刻。许多书院由于地处偏僻, 藏书来源受限, 就派人到各地求购书籍。如元代的四川成都草堂书院藏书非常丰富, 究其来源是因“阻于一隅”, 草堂书院藏书匮乏, 因此书院全力开展藏书建设, 经过到全国各地遍访和艰苦搜寻, 终于购置图书27万册, 使书院藏书从数量到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
书院刻书是书院藏书的另一大特色。书院刻书建立在书院藏书的基础上, 以书院的教学、学术研究活动为依托, 受内外因素的影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外部因素受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 内部因素受书院内部学术 (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训话考证学) 繁荣的影响。由于书院是理学家的基地, 四书、五经成为书院的基本教材, 因此书院重点刊刻儒家经典, 而这些经典书籍也就成了书院的重点藏书。除刊刻儒家经典外, 刊刻导师、学者讲义、著作也是书院重要藏书一大特色。
2. 藏寺藏书来源。
藏寺藏书来源于几个方面: (1) 寺院院方及寺院高僧、活佛购置的文献资料。寺院住持在发展自己的封地、奴隶、牧场时, 拿出部分资金购买文献资料。同时, 寺院活佛、高僧也四处搜寻藏书, 购置书籍。 (2) 寺院里印经院对文献典籍的刊刻与印刷。在藏区有60多座寺院, 60多所寺院都有自己的印经院。这些印经院在大量刻印藏文佛经典籍的同时, 还印刷了本寺活佛、高僧的专著、自传、教学讲义教材、注释、工具书以满足本寺佛教活动及教学用书。
四、藏书历史作用相同
1. 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典籍, 拥有一定规模的藏书。
我国宋代, 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应用与推广, 书籍得以大批量生产, 为书院大规模藏书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随即产生了一批著名的藏书楼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等。这以后的元、明、清, 书院藏书从发展到繁荣至清朝的辉煌, 为我国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典籍, 如:如四川浦江鹤山书院藏书达10万卷。
藏区寺院藏书历经唐、宋、元、明、清的发展, 保存了极其丰富的佛教典籍, 特别藏传佛教典籍和藏文文献典籍, 其藏书量和规模远远大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如:甘肃拉卜楞寺藏书约二万多种, 二十余万部, 藏文经版六万余块;四川德格印经院珍藏版二十多万块, 藏书近五千余种;拉萨布达拉宫藏书二万多函, 十万余册。这些文献典籍不仅促进了藏族文化的发展, 也是我国图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培养了大批人才, 提高了地方教育文化水平, 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 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鹤山书院创始人魏了翁创建了授徒讲学,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中, 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鹤山学派, 培养出高斯得、王万、史绳祖、吴泳等知名学者。
藏区寺院夏鲁派创始人布顿大师从事著述、翻译和编订大藏经等工作。在任夏鲁寺住持期间校勘、编定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 此后又依据纳塘本《丹珠尔》鉴定、分类、删重补遗, 写成《丹珠尔》定本, 并第一次将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二者合一便是闻名于世的藏文《大藏经》。从此, 藏文《大藏经》的内容便基本定型, 对后世藏文《大藏经》的编纂产生了重大影响。布顿大师著述以及对藏文大藏经的编纂, 对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藏书体现了学术流变轨迹。
南宋程朱理学、明代心学思潮、清代西学东渐对书院藏书体系发生了重大影响。以清代为例:清代学术流变经历了初期程朱理学, 中期考据之学, 晚期新学、西学的发展过程。作为当时学术与教育中心的书院, 其藏书内容自然受这种学术流变的影响, 而形成阶段性藏书特色。清初注重对程朱理学著作的收藏, 中期注重收藏经史典籍, 晚期受其外来教会书院的冲击, 新学、西学之风的影响又成为其收藏重心。
藏寺藏书也反映了学术流变的轨迹。从大量的藏书目录不难发现其“章辩学术、考镜源流”的藏书与分类原则。藏寺藏书目录在编撰时一般遵循以下原则:编制的目录按各佛教教派编录, 同时按各教派佛经文献进行分类和编排, 其编排顺序按各教派产生时间进行:先是密宗上下两部分伏藏;然后是噶当派三部传承;其次是萨迦派的俄尔、贡、宗三个支派;再次是噶举派的四大支、八支;再其次是格鲁派, 按照卫、藏、阿里、安多、蒙区的顺序。此排列法具有汇集全面, 顺序清楚能反映历史过程, 与实际相符合等许多特点。
综上所述, 我国书院藏书与藏区寺院藏书都具有极强的教育功能, 在其发展过程中为提高我国古代区域社会教育文化水平, 保存文化典籍、培养地方优秀人才, 推动学术研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我国藏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建民.论藏传佛教寺院的教育文化功能[J].民族教育研究, 1998 (2) .
[2]付瑛.佛教的传入与书院制度的形成[J].教书育人, 2003 (4) .
官藏和私藏藏书观与藏书特色研究 篇6
一、官藏藏书观与藏书特色
官藏藏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统治, 实现以文化服务于阶级统治的目的, 因此, 馆藏藏书的核心价值观, 主要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在此藏书理念下, 官藏藏书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为了实现统治者安邦定国提供基本的理论决策依据;第二, 为维护统治阶级统治提供人才;第三, 统治者促进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和促进社会稳定;第四, 统治阶级进行学术思想垄断或进行愚民思想。不同的藏书馆, 形成了不同的藏书特色。
1. 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
统治者阶级对官藏的重视, 往往影响官藏的兴盛, 促进中央和地方官藏的极大发展。例如我国的汉朝初期, 鉴于秦始皇暴政的教训, 西汉统治者十分重视施行仁政, 仁政实施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教育国民, 形成“文治”的气氛。汉朝建立初年, 统治者一方面大力搜集和保护战争时期秦朝留下来的遗书, 另一方面进行征书活动, 从民间收集书籍纳入官藏, 甚至对捐书之人给予经济和官职奖励。宋室南迁至临案 (今杭州) 后, 高宗亦派人四处收集图书 (亦同前朝收购和接受献书) 。绍兴十三年 (1143) , 建秘阁。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搜集, 数十年间, 秘阁的藏书已相当丰富[3]。另外, 统治者还鼓励进行图书编撰和出版, 例如我国清朝乾隆帝统治年鉴, 纪晓岚主编《四库全书》都是在乾隆皇帝的亲自监督和支持下完成的。
2. 设有专门的藏书机构和藏书专员。
根据年代的差异, 古代历史上中国形成了不同的藏书机构和藏书管理人员, 并且作为官方藏书机构, 机构和人员管理的专门性很强。从西周开始战国时期, 藏书机构的名称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有的朝代称之为天府、周府、公府, 有的朝代称之为室、孟府等。藏书管理专员也有详尽划分, 例如史官被详尽地分为大小史;也分为内外史;还有的分为左右史等。根据史料考究, 即使秦始皇统治时期, 抑制文化事业发展, 进行“焚书坑儒”, 但是也建有四所专门的藏书机构, 分别为明堂、石室、金匮和周室等四处, 西汉统治时期, 藏书机构变化为石渠阁和天禄阁两所。隋朝统治时期, 隋炀帝下令于洛阳建造书屋, 唐朝统治时期, 唐玄宗建立丽正书院, 宋朝统治时期, 官方除了建有最大的藏书机构———崇文苑, 还设有六阁等, 不同的朝代设计的藏书管理专员[4]。
3. 藏书建设设施豪华, 书籍材料精良, 藏书种类繁多。
由于属于官方藏书, 中央财政的鼎力支撑, 藏书经济来源完全不用担心, 官家藏书机构往往是规模大, 建筑豪华, 建筑设备完善, 例如根据《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考究, 隋朝时期, 官藏机构观文殿内还藏有自启机器人, 极为精妙。中央财力的支撑下, 藏书材质往往是十分精良的, 根据史料记载, 一些珍贵的藏书是用象牙制造而成的, 还有的利用兔皮等制造。藏书材质均来自全国各地的产纸名地。当然在藏书种类上, 官方藏书更加丰富和健全。
4. 藏书为笼络人才, 培育人才服务。
官方藏书基本都是满足统治者的教化功能, 藏书注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培育, 大量的官藏一定程度上吸引了知识分子, 学习知识报效国家的雄心壮举。宋代仁宗时期, 设立三馆, 收集藏书, 培育英才;明代文渊阁是礼部和翰林院选举人才的重要的选拔之地, 同时通过人才的储备, 为后期升职、派遣职位提供知识储备;很多官藏机构也成为宫中进行教育培育的中心场所, 利用藏书资源, 培育文物大臣、大官贵族、皇亲国戚的知识能力。明朝时期, 大本党即被用来辅导太子和诸王的主要课堂。
5. 基本不对外开放。
藏书主要是为了文明开化, 但是我国古代官方藏书基本不对外开放, 该种做法的原因在于, 处于中央专权的背景下, 官方藏书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统治, 垄断学术思想。官方藏书不对外开放, 削弱了藏书的教化功能, 阻碍古代中国文明发展步伐。
二、私藏藏书观与藏书特色
私家藏书的发展是随着社会思想的发展而发展的, 私家藏书观主要是满足私人所用, 另外程度上私家藏书也为民众所用。私家藏书观点具体可以分为:获取功名;利用书籍修身养性;通过收藏书籍附庸风雅;为了个人阅读, 以及为了公用性质;随着古代商品经济的萌发和发展, 民间思想越来越开化, 私家藏书为公共所用的理念, 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其藏书价值被凸显出来。不同的私家藏书观点, 也影响了其不同藏书特色的形成。
1. 求取功名的藏书观导致私家藏书多以“儒家”经典为主。
自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上, 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 对我国古代历代的统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古代考试制度中, 考试内容多是儒家思想内容, 特别是明朝时期实行科举考试制度, 考试的主要科目就是儒家经典, 藏书观点影响了藏书的重点, 明朝时期, 藏书标准订立为:先经后史, 再按照子和集的排序进行收藏。同类书籍收藏讲究封建伦理, 讲究三纲五常。史书收藏中, 正史收藏为主要地位。与求取功名无关的科技类、喜剧类等书籍, 冠以“奇技淫巧”之名[5]。
2. 私藏公用观点导致藏书内容多面化特点。
随着藏书事业的发展, 一部分能贤之士、开明知识分子等, 将私家藏书公开化, 提供给民间贫穷的知识分子学习, 该类公用藏书馆内一般设有专门读书场地, 方便读者阅读, 例如, 清代的“借书园”, 即周永年和藏书家桂馥创建;在图书种类上, 注重于图书收藏多样化的发展, 以满足不同人士需求[6]。
3. 修身养性的观点造就了对宗教书籍的收藏。
我国古代个人十分重视修身养性, 特别是老子学说, 发展了人格心灵学, 讲究个人注重完美、注重自由。老子的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相互补充, 成为古人修身养性的重要理论。汉朝时期, 印度佛教传入, 佛教教义中修身养性的观点与士大夫的思想相互融合, 收集书籍, 满足修身养性需要成为潮流。
4. 藏书为了个人阅读的藏书观, 促进我国藏书事业的发展。
其藏书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 力求精致、注重书籍质量。外表精美的书籍, 可以激发个人阅读的欲望。内在精致的书籍可以提升学习效率, 提高个人知识水平。我国古代的很多私人藏书家多是为了个人阅读, 例如清朝时期, 著名的藏书家朱彝尊, 他对藏书质量要求之高, 令现代人都极为佩服。为了增加藏书数量, 他亲自进行抄录, 每抄写一本书籍, 他都要反复详细校正。朱彝尊在编著《明诗综》时, 亲自校正两遍, 然后发给别人, 认真校对, 每发现一个错字“赏百钱”。第二, 渴求版本齐全。不同的版本质量有所差异、文字内容有所差异、知识有所差异, 收藏人在书籍收藏时, 渴求完整的版本, 进行对比。第三, 力求藏书有序。古代藏书家不仅仅收藏大量的书籍, 在储藏上也作出了贡献。为了方便快捷地找到某本书籍, 他们致力于藏书目录的有序化, 因此, 从西汉时期, 私人藏书目录编制就获得了极大发展。并在后期不断得到发展, 例如, 魏晋时期, 编制《诸葛亮著作集》, 宋朝时期《遂初堂书目》等。该类书目进行排比分类, 概括大意, 极大地促进了个人学习活动的发展[7].。
5. 附庸风雅的藏书观促进了私人藏书事业的发展。
附庸风雅的私人藏书行为, 多是没有文化, 或者文书水平偏低的, 而有财力、有权势的人所为。在该类人眼中, 书籍是知识的载体, 通过私人藏书以提升个人品味。附庸风雅的藏书观造成了知识传播功能的限制, 书籍已经成为个人炫耀的资本, 在古代, 只藏书而不读书的人到处都是。
本文主要研究了官藏和私藏藏书观, 以及不同藏书观对藏书特色的影响, 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点。
1.官藏藏书的核心价值观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官藏藏书的观点主要有:统治者安邦定国、人才培育、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和促进社会稳定、学术思想垄断或进行愚民思想;形成藏书特色: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设有专门的藏书机构和藏书专员;藏书建设设施豪华, 书籍材料精良, 藏书种类繁多;藏书为笼络人才, 培育人才服务;基本不对外开放。
2.私家藏书观主要是满足私人所用, 另外一定程度上私家藏书也为民众所用。私家藏书观点具体可以分为:获取功名;利用书籍修身养性;通过收藏书籍附庸风雅;为了个人阅读, 以及为了公用性质;形成藏书特色:求取功名的藏书观导致私家藏书多以“儒家”经典为主;私藏公用观点导致藏书内容多面化特点;修身养性的观点造就了对宗教书籍的收藏;藏书为了个人阅读的藏书观, 促进我国藏书事业的发展;附庸风雅的藏书观阻碍了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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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藏书活动探究 篇7
一、我国古代的藏书体系
古代藏书分官藏和私藏两类。其中官藏包括皇家藏书、中央政府藏书和地方政府藏书;私藏是指私家藏书, 我们常说的藏书家是指私藏之家。我国的官方藏书始于周代, 周朝已有明确的藏书机构———藏室。有文献记载, 老子曾经就是“守藏室之史”, 专管国家典籍的收藏、管理。到秦代, 秦始皇焚弃有碍政治的书籍, 而对有利于生产的则加以保护。到汉代, 刘邦初定天下, 开始征藏图书, 不久官藏图书已具有一定的规模。秦汉以后, 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 历朝都有官藏制度, 政府都有数量可观的藏书, 专供皇帝及王公权贵阅读, 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众难以见到。因此, 社会上又出现许多私人藏书家。私人藏书也始于周代, 但私藏真正成为一个时代的风气恐怕还是从北宋开始。宋代刻版书大兴, 私藏之风渐盛, 明代更是愈见其烈, 到清代则达到极盛时期。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华夏祖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 记载着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程, 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 也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骄傲。
二、古代的藏书活动体现了古人与水火抗衡的历史
揭开我国藏书活动的历程, 给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图书与水火结下的不解之缘。不管是官方藏书还是私家藏书, 都必须首先考虑到防水防火的问题, 既要考虑大量藏书万不可为大水淹没, 又要防止意外地被焚烧一空。古代的防火措施主要是利用水源, 因而古代的藏书楼大都建在水边, 就连为藏书楼命名也要与水连在一起, 例如文津阁、文汇阁、文渊阁、文源阁、文澜阁、海源阁等, 中间一字都为三点水部首。这就时刻告诫人们要使藏书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就要时刻准备着与水火抗衡, 并千方百计地防水、防火。
现今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便是如此。天一阁虽然从名称表面看不出与水火的关系, 但当初起用“天一”二字时, 首先参考了《易经》中“天一生水, 地六成之”之说。命名天一阁, 首先想到的是借水防火。从天一阁建筑结构看, 更能证实主人与水火抗衡的本意。阁的建筑设计为两层, 上层喻为天, 下层比为地, 上层不分间, 通为一厅, 合“天一生水”之意;下层分为六间, 以应“地六成之”之说。为防潮防水, 图书全部贮于阁之上层;为防火, 又在阁前小院中挖一池塘“天一池”, 使整体建筑构成“天一地六”之意。这“天一池”非同小可, 小池直通附近的月湖, 一旦发生火情, 救火之水即可源源不断地流入“天一池”, 这样水就用之不竭了。具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天一阁, 一直未有火情, 这与建造者严格科学的防火意识和措施有直接的关系。
官府藏书的保管措施非常完备, 以馆阁藏书的防火措施为例, 一是新建围墙外留空地, 充作巡道;二是省内专设“潜火司”, 备有灭火器材及设施;三是严格实行火禁。在图书防潮方面, 每年五月一日至七月一日要举行曝书会。
尽管古人为防水防火绞尽脑汁, 但历史上的水灾、火灾仍防不胜防。隋炀帝聚书72万卷, 至唐兴时将官书运往长安, 装船溯黄河, 船队翻覆, 十不存一二;宋神宗时, 大臣富弼性好藏书, 甲子年洛阳闹大水, 其万卷藏书被淹没;宋真宗时, 荣王宫失火, 延及崇文院, 藏书所剩无几;明英宗时, 南京大内失火, 文渊阁被焚毁, 藏书无存;明清之际, 黄宗义家先遭大水, 又逢大火, 其藏书损失大半。
这举不胜举的事实, 正是一部人类为古籍的万代流传而与水火长期抗衡的历史, 在中华民族的藏书史上, 古代的藏书家为此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古代的藏书活动体现了古人与战乱搏斗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典籍因战乱而失传散佚。秦始皇焚书坑儒;王莽篡权, 触发农民起义, 汉宫被烧, 宫内所藏简帛之书被毁;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又使号称中国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散失, 部分被敌寇运往海外;英军入侵宁波, 天一阁遭大难, 英军登楼劫掠, 掠走《大明一统志》及其珍本;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有意无意地毁坏了文物典籍, 如镇江金山寺里的文宗阁所藏《四库全书》被付之一炬、杨以增的海源阁藏书被损毁、汪宪的振绩堂藏书被损毁、孙宗濂的寿松堂藏书被损毁。
至于历史上因内乱、外患藏书被毁的实例举不胜举, 这里不再赘言。上述几例, 足以证实现今能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皆为人类与战乱搏斗的结晶, 可以说每一部历史文献都是人类与战乱搏斗的战果。
1213年蒙人南下侵金, 元代大藏书家元好问为躲过战乱, 带领全家昼夜不停地将几千册书藏入夹墙内, 后又同家人为避战乱, 装载满满两车书, 不畏艰险南渡黄河。太平天国时期, 太平军打到杭州, 战火中文澜阁内《四库全书》被烧、被拿, 散落于灰烬、瓦砾之中, 有丁氏兄弟冒生命危险, 潜身阁中, 将残留的一万余卷《四库全书》用绳子捆成八百多捆, 用车偷偷运出城外, 最后运往上海, 妥善保护起来。
我们的先人为保存古籍与战乱搏斗, 建立了丰功伟绩, 在我国藏书史上功不可没。
四、古代的藏书活动体现了古人“仁人爱物”的人文主义精神
“仁人爱物”的藏书活动是人文关怀在古代藏书楼文化中的最集中体现。所谓“仁人”便是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 使所藏尽量发挥其育人的社会功能。私家藏书在体现“仁人”精神方面尤为显著。在藏书史上, 虽然有一些像宁波天一阁那样封闭式的藏书楼, 有一些不愿把藏书外借的藏书家, 但更有为人慷慨、泽被众儒的藏书家。他们开放自己的藏书, 慷慨借出, 甚至提供场所方便读者阅览。南齐时, 崔慰祖聚书万卷之多, 邻居来借阅, 他从不拒绝。宋代的宋敏求藏书三万多卷, 对别人借书有求必应, 名噪一时。明清两代许多藏书家都确立了藏书应该外借流通的观念。明末藏书家李如一说:“天下好书, 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清代藏书家周永年撰写了《儒藏说》, 提出“天下万世共读之”的鲜明主张, 其思想不仅仅是为了保存古书, 更重要的是要使图书得到利用。他把自己辛勤积累的藏书全部公开, 并命名为“籍书园”, 即为公开借阅图书之所, 表达了他不愿将藏书私有, 而主张公诸于天下读书之人。清代藏书家国英晚年建立了一座“共读楼”, 以供贫穷书生阅读之用, 他将平生所藏的图书两万余卷、法砧四百余册全部对世人开放。这一传统, 用现代说法即是“资源共享”。目前, 在这一传统美德的影响下, “资源共享”已成为一种社会行为。
藏书活动中的“爱物”精神集中体现了历代藏书家对图书的珍爱。北齐时, 《颜氏家训》中“借人典籍, 皆须爱护, 如有缺坏, 就为补治”的训诫, 明确提出将爱护图书视为士大夫必备美德之一。宋代的司马光“所读之书终身如新”, 源于他对书籍的爱护, 看书时所用几案必须干净, 翻阅务轻柔, 捧读必填衬方板以防手汗污染、揉皱纸张。元代的赵孟进一步总结出“六勿四随”的经验, 即“勿卷脑, 勿折角, 勿以爪侵字, 勿以唾揭幅, 勿以作枕, 勿以夹刺, 随损随修, 随开随掩”。后世藏书家如明代邵宝、姚咨, 清代汪宪、杨继振等都把《颜氏家训》或赵孟的上述诫句刻成藏书章, 印在自己的藏书上, 时时提醒自己珍惜图书。为了使藏书完好无损, 藏书家们绞尽脑汁, 想出了种种保护图书的方法, 有些好方法一直沿用到现代, 如曝书、中草药防虫等。正是因为有他们对藏书的极度热爱与保护, 中华的古代文化在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后还能很好地得以保存。
东汉藏书机构——东观 篇8
一、东观概说
东观是东汉中后期著名的官府藏书机构, 依据《后汉书·班彪传》、《后汉书·儒林列传》及《通典·职官八》, 认为“东观始建于光武帝末年或明帝初年”[1], 自章帝、和帝以后东观成为官府藏书的中心, 到安帝时期达到繁荣。
东观位于东汉洛阳宫的南宫, 建筑巍峨、高大华丽, 环境幽雅, 规模宏大。据元《河南志》卷二引陆机《洛阳记》载:“东观在南宫, 高阁十二间。”东汉李尤的《东观铭》描述东观“房阔内布, 疏绮内陈, 升级三条, 贯敞七门。是谓东观, 书籍林泉。列侯弘雅, 治掌艺文。”《东观赋》载:“东观之艺, 孽孽洋洋, 上承重阁, 下属周廊, ……道无隐而不显, 书无缺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 包郁郁之周文。”[2]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 东观的建筑威严, 档案、图籍丰富, 在当时颇负盛名, 士人、官吏莫不向往。
二、东观的管理及官员设置
东观作为官府藏书机构, 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 据《太平御览·职官部》卷233引《东观汉记》载, 汉桓帝延熹二年 (159年) 初, “置秘书监, 掌典图书, 古今文字考核异同。”这是我国有藏书管理机构的正式记载。自此, 秘书监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图书的中央机构列入了国家的职官体系。
东观官员的设置, 史籍鲜有记载。但据《后汉书》记载:汉明帝永平五年 (62年) , 班固任校书郎, 又升迁为兰台令史, 这是官府藏书管理官员的最早记载。兰台是当时的另一藏书机构, 兰台令史是官府藏书机构的管理官员。据此推断东观作为东汉中后期盛极一时的藏书机构, 也一定设有官员进行管理。笔者通过对《后汉书》中史料的梳理, 得见东观的官职有东观郎、校书郎、校书郎中等。如李胜曾为东观郎, “尤同郡李胜, 亦有文才, 为东观郎。”[3]窦章曾为校书郎, “康遂荐章入东观为校书郎。”[4]马融曾为校书郎中, “永初四年, 拜为校书郎中, 诣东观典校秘书。”[5]无论是东观郎, 还是校书郎、校书郎中, 都不是东汉设置的正式官职, 对此杜佑分析十分恰当, “盖有校书之任, 而未为官也, 故以郎居任, 则谓之校书郎, 以郎中居任, 则谓之校书郎中。”[6]
东观虽于汉光武帝时期就已经设立, 但真正大量委任校书郎或校书郎中却是在汉和帝以后, “永元十三年春正月丁丑, 帝幸东观, 览书林, 阅篇籍, 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7]可谓其佐证。并且东观校书郎的任命非常灵活, 途径有三:一为别人举荐, 如汉安帝时期的窦章, 汉桓帝时期的崔寔等;二为直接任命, 如汉安帝时期的马融等;还有奉原职兼事校书, 如汉安帝时期的张衡等。其三, 东观校书郎除承担“整齐脱误, 是正文字”的校正职责外, 还承担着“著作东观”的重要职责。
三、东观的重要职能
1. 藏书。
藏书是东观的最基本的职能, 东观主要收藏历朝注记、尚书所掌档案以及功臣功状和前朝旧典等档案资料。据《隋书·经籍志》载:“光武中兴, 笃好文雅, 明、章继轨, 尤重经术, 四方鸿生巨儒, 负帙自远而至者, 不可胜算。石室、兰台, 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 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东观藏书量十分丰富, 被贯以“书林”[8]、“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9]的美称。故李贤注说:“老子为守臧史, 复为柱下史, 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 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 海中神山, 为仙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不过, 东观的藏书大约是在东汉章帝、和帝以后才逐渐丰富的, 据《史通·史官·建置篇》载:“自章和已后, 图籍盛于东观。”到了东汉末年, 社会动荡不安, 战乱连年, 官府藏书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东观也不例外。如汉献帝初平元年 (190年) , 董卓奉汉献帝从洛阳迁回长安, “移都之际, 吏民扰乱, 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 竞共剖散, 其缣帛图书, 大则连为帷盖, 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 道路艰远, 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 一时焚荡, 莫不泯尽焉”[10]。
2. 校书。
校书是汉代图书藏书机构的基本职能之一, 东汉时期东观中的校书活动是十分频繁的。《后汉书·安帝纪》载:“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 整齐脱误, 是正文字。”《后汉书·文苑列传》记载高彪“后郡举孝廉, 试经第一。除郎中, 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 因事讽谏, 灵帝异之。”《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记载卢植“岁余, 复征拜议郎, 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 校中书《五经》记传, 补续《汉记》。”《后汉书·马融列传》载:“永初四年, 拜为校书郎中, 诣东观典校秘书。”《后汉书·蔡伦列传》载:“元初四年, 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 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 各雠校汉家法, 令伦监典其事。”显然, 东观的校书活动是经常之事。但较为大规模的是东汉灵帝时期, 蔡邕等学者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校书活动。据《后汉书·蔡邕列传》载:建宁三年, ……召拜郎中, 校书东观, 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 文字多谬, 俗儒穿凿, 疑误后学。熹平四年, 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 (册) 于碑, 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 其观视及摹写者, 车乘日千余两, 填塞街陌。蔡邕亲自“书册于碑”的即为著名的“熹平石经”。这对后世历史文献学、校勘学以及经学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东观的校书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中国古代典籍的真貌, 为后世学术、文化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
3. 著书。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 皆藏书之室, 亦著述之所。”[11]东观丰富的藏书, 为东观著书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一大批名儒硕学受帝王之命在东观著书立说, 对此《后汉书》中多有记载。如《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载:“永宁中, 邓太后召毅及騊駼入东观, 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騊駼又自造赋、颂、书、论, 凡四篇。”《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载:“章和元年正月, 乃召褒诣嘉德门, 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 勑褒曰:‘此制散略, 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 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 乃次序礼事, 依准旧典, 杂以五经谶记之文, 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 以为百五十篇, 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载延笃在桓帝时“以博士征, 拜议郎, 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后汉书·张衡列传》载:“永初中, 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 撰集《汉记》, 因定汉家礼仪, 上言请衡参论其事, 会并卒, 而衡常叹息, 欲终成之。及为侍中, 上疏请得专事东观, 收捡遗文, 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这些名人学士利用东观丰富的藏书, 创作了许多著作, 其中一部分是受帝王之命而创作的御用文学, 如赋、颂一类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后汉书·李尤传》载:“和帝时, 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 嘲诣东观, 受诏作赋, 拜兰台令史。”李尤《东观赋》、《东观铭》大约就创作于此时。另一部分则是受帝王之命著述的史书或传记, “中兴之史, 出自东观。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汉记》 (因在东观创作, 所以又称《东观汉记》) 。东观著书不但丰富了当时的文化生活, 而且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4. 育人。
纪念藏书票 篇9
书海有“仙舟”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最早是由英文“All for each，each for all”翻译而来。1917年有“中国合作运动之父”之称的复旦教授薛仙舟送给他的学生瞿宣颖一本英文著作，瞿将书中的这句话译成中文，遂成为中国合作运动的宗旨和口号，一直流传至今。
薛仙舟(1878—1927)，原名颂瀛，字仙舟，广东香山人，肄业于北洋大学法科，曾留学美、德，专攻经济学。他早年加入同盟会，经常与孙中山商讨合作主义，与许多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如黄兴等)友情甚笃。1914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宣传合作主义。1919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合作金融机构——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1920年起指导早期中国合作事业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平民》周刊。国民党元老陈果夫，曾师从薛仙舟学习德文。据陈果夫回忆：“先生与人只谈合作主义”。因此在德文课上，陈果夫更多接触到的是薛仙舟的合作主义思想。受其影响，陈对合作主义笃信不疑，此后更锲而不舍地推动中国合作运动。1920年，陈果夫在上海组织“上海合作同志社”，专门从事合作研究与宣传。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薛仙舟应陈果夫请求，起草了《中国合作化方案》。方案以实现全国合作共和为宗旨，系统阐述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合作运动的理念，并提出合作执行部门(全国合作社)、合作教育部门(合作训练院)、合作金融部门(全国合作银行)三足鼎立的合作化构想，集中体现了薛仙舟“以合作救中国，以合作治中国”政治主张。不料，薛仙舟在1927年9月意外去世，时年仅49岁。他的去世对早期中国合作化事业是个重大损失。
现今复旦大学700号的建筑曾有个外号叫做“傻瓜馆”，其实它是“仙舟馆“的误读。此“仙舟馆”的前身是奕柱堂，1921年由中南银行总经理、华侨银行家黄奕柱捐资一万元兴建，同年落成，初为学校办公楼兼图书室。1925年，学校办公处迁出，所遗房屋8间统归图书馆使用。1929年学校投资了一万七干元，用于奕柱堂添建左右两翼。1930年1月15日学校举行图书馆扩建落成典礼，为了纪念中国合作运动创始人、复旦前教务长薛仙舟教授，将其命名为“仙舟合作图书馆”。复旦大学在学界被誉为我国合作运动的摇篮。当年“仙舟馆”的字匾是由复旦校友“草圣”于右任题写的。刚入学的新生中不少人不辨其字，看见“仙舟”二字形状很像“傻瓜”，就把它读成了“傻瓜馆”。有人对这一误读倒另有一番见解：开卷有益，哪怕你真是傻瓜，进了图书馆也会变聪明。于是“仙舟合作图书馆”便有了“傻瓜馆”这样一个有趣的“外号”。如今此匾不知是否还在。
“仙舟合作图书馆”还专门印制了藏书票，上面印有薛仙舟先生的肖像以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中国合作运动之父”。我收藏的这枚书票粘贴在民国二十三年出版的《陕西省农村调查》一书上，上面还钤有该馆的钢印。
生物学家欧阳翥
中国老一代科学家中，很多自幼曾接受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具有很深的国学根底，能写一手典雅的古诗文，甚至在这一领域还颇有建树。他们在科学救国理想的感召下，发奋攻读现代科学，留学西方，转而进入科学领域成为科学家，但骨子里仍属传统文化所育之人。欧阳翥就是位这样的科学家。
欧阳翥(1898—1954)，字铁翘，号天骄。不但是生物学家、神经解剖学家，还是一位古典诗人、书法家。生于湖南望城(今长沙)一个书香家庭。童年时代跟从祖父欧阳笙楼、父欧阳鹏习四书五经与古文史。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改为国立东南大学)，初读国文，继学教育，后转攻心理学及动物学等学科，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助教，研究动物学。1927年曾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从事短期研究工作。1929年赴欧留学，先在法国巴黎大学研究神经解剖学，后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动物学、神经解剖学和人类学，1933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出席瑞士第届国际神经学大会期间，结识巴甫洛夫教授。1932年至1934年间在柏林威廉皇家神经学研究所任研究助理。1934年秋回国，任中央大学生物学系教授，抗战时随校迁渝，期间妻子亡故，未再娶。1938年起长期担任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并曾担任理学院代理院长、师范学院博物系主任。1949年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仍任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54年春患眼疾等症，几乎失明，于5月25日夜投井自杀，没有留下遗嘱。后被安葬在他生前喜爱的南京著名风景区栖霞山，时年仅56岁。
近代西方殖民国家人种论认为中国人大脑不如西方白种人，学者为此发生学术争论，这是现代科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欧阳翥便是这一公案中力驳此种论调的中国学者。1934年7月，欧阳翥回国前和中国学者吴定良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学大会。在会上，英国殖民主义学者Shellshear Joseph Lexden做《中国人脑与澳洲人脑的比较》论文讲演，宣称“中国人脑有猴沟，曲如弯月，与猩猩相近，进化不如白人高等”。欧阳翥在会前就已经在英、法、德、荷兰等国搜集证据，在大会上，根据所搜集的材料力驳此观点。在大量的科学证据面前，许多与会的学者认为此种观点站不住脚，自此这位年轻的来自中国的神经解剖学家闻名于世。回国后，欧阳翥继续从事神经解剖学的研究，在国内以及德、英、美、法、瑞士等国学术期刊上发表了20余篇论文。1936年，欧阳翥在德国发表了《人脑之种族问题》文，从外形大小、重量到内部结构、显微解剖等诸多方面，论证了黄种人和白种人的大脑并无显著差异，有力地驳斥了西方种族主义学者诋毁黄种人脑结构和功能不如白种人的谬论，从而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在国内，他经常做有关人脑的演讲，普及科学知识，消除一些国人的民族自卑心理。
藏书票琐语 篇10
德国人最先使用藏书票。最早的一张藏书票主人叫Johannes Knabensberg, 制作时间大约是1470年到1480年之间。后来大画家丢勒为一些显贵刻了许多款式的书票, 纹章构图便出自他的刻刀下, 以后德国的纹章式藏书票多少都受他影响。英国人的藏书票在1515年到1534年之间兴起。放眼欧洲, 德英两国藏书票使用最盛。
藏书票在中国一直受冷落, 恐怕也是我们习惯了在书上压印图章, 在书上钤一朵鲜红大印, 就有了藏书票一样的效果。至于中国人为何压印文字章而纹章印却鲜见?有专家说:中国文字是表意的, 已经载有丰富的内涵, 因此, 无须创造出一种非表意的替代品来, 也有道理。
藏书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20世纪上半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商人、文人和政客等, 不少人随身带来了西文书籍, 其中贴上藏书票的并不鲜见, 这可以视为藏书票流入中国的大概时间。
19世纪以前, 英美藏书票粗分为两种:纹章式和图画式。纹章式又分四种名目:一、早期式 (1500～1700年) :构图由三个部分组成, 盾形纹章, 斗篷及警句;二、雅各式 (1700～1740年) :扇贝壳形外框圈住纹章, 取代斗篷, 是为特色;三、齐本铁尔式 (1740～1775年) :这个款式又称洛可可式, 可见像18世纪洛可可建筑、家具一样, 极尽纤巧、琐碎而浮华之能事。纹章设计上, 周围外框装饰太过。造型上最大的特征是纹章左右不对称;四、花彩式 (1775～1800年) :到了18世纪后期, 藏书票一扫以前那种繁缛、迂阔的习气, 追求简单明了。有的设计剔除盾牌外框及其他附件, 只留下盾形纹章, 或者最多简单地绕上一圈花饰。有的干脆连盾牌都不要, 孤零零一个头盔、一顶冠, 倒也有趣。
欣赏纹章式藏书票, 若不具备起码的纹章学常识, 无法达到得其三昧的境界。过去在欧洲, 纹章是个人及其家族的标志, 有一整套严格的纹章制度, 并有纹章官专司纹章大权。在公共场合, 只要一看纹章, 对方就明白你的身份。在英国, 两个家族联姻, 女方的纹章是通过各取一半的两家族纹章的结合加以表现, 也有把她自己的纹章与丈夫的纹章分放两边的。在欧陆, 贵族纹章与平民纹章的区分至关重要, 贵族纹章一般在头盔和盾牌之间多个冠冕。
阅读图画式藏书票有时也会碰到和纹章式类似的困境, 不懂外国文化历史、神话传说、语言宗教, 还真难下手呢。不过总的看, 图画式比纹章式读来有趣些, 它需要联想。比如, 外国有些书票, 爱作一个立在书本上的女子, 两臂变成了婆娑枝叶。这里有两层含义:用树叶代表书页, 因为英语里Leaves既指树叶, 亦指书页;从女子的双臂变成枝叶, 自然使人又联想起阿波罗追逐达芙尼的故事。变成树叶的女子象征贞节战胜热爱, 似乎可引伸为告诫爱书者不要把书拿走。
还有一些图画式藏书票, 虽然极少牵涉隐晦的寓意, 却能以奇思妙想、幽默活泼动人心弦。以前见过一枚书票, 它的构思我们是怎么也想不出来的。一男一女在书房窗下深情地接吻, 但并不能看到两个情人的脸, 那位先生用一只手拿着本打开的书, 靠在女士的肩上, 正好遮住了他们的面部, 含蓄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