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农时间

2024-10-12

务农时间(通用9篇)

务农时间 篇1

一、引言

当前, 我国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典型特征是剩余与短缺并存 (韩俊等) 。具体而言, 一方面,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规模仍然十分庞大, 另一方面, 农民工短缺日趋加剧。引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应如何缓解这一矛盾?是关系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政策选择的大问题, 值得深入研究。

对农村劳动力剩余与短缺并存的主要原因, 学术界达成的共识之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剩余劳动时间的形式存在, 难以转移 (韩俊崔传义范皑皑, 2007) 。另外, 观察发现, 以“剩余劳动时间”形式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农业就业的低效率, 或者说, 是农业就业的不充分。以上两点表明:当前, 缓解农村劳动力剩余与短缺矛盾的关键, 是促使农村劳动力把务农时间更多转移到非农就业上来。这使农村劳动力务农时间问题的研究成为必要。

鉴于以上原因, 本文以山东省3052位农村劳动力的问卷调查资料为研究对象, 运用频数分析法和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法, 对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务农时间的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剖析, 以期对制定促使农村劳动力把更多务农时间转移到非农就业上来的政策有所启示。

二、数据来源与概念界定

本文研究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实地问卷调查。2009年笔者组织了聊城大学在校大学生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这次调查的对象是农户。调查实施过程分3个环节:第一, 以各地市农村劳动力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为依据确定各地市应调查的户数;第二, 选拔调查员并对其进行调查培训;第三, 每个调查员在其户口所在地随机选择5个农户, 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共计发放问卷1500份, 回收有效问卷1068份, 回收率为71.2%。回收的有效问卷涵盖了山东省17个地市的98个县 (市、区) 、249个乡 (镇) 、469个村、3486个农村劳动力, 其中3052人对自己的务农时间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本研究以这一群体作为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 农村劳动力和务农时间的含义为:农村劳动力, 是指户口在农村、年龄16~64岁的劳动人口。这一统计口径宽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定义。之所以采用这一统计口径是基于以下可以观察到的事实:随着农民平均寿命的延长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农村中55~64岁的女性劳动力和60~64岁的男性劳动力已在事实上作为一个整劳动力从事着农业生产活动。务农时间, 是指农村劳动力在一年内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其中的“农业”一词取广义的涵义, 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

三、农村劳动力务农时间的分布

我们依据务农时间的长短, 将农村劳动力分为5个观察组:务农时间10~12个月、7~9个月、4~6个月、1~3个月和1个月以下的劳动力。

调查显示, 以上各个观察组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依次为14.2%、12.6%、16.4%、26.1%和30.7% (见表1) 。

以上数据揭示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农业就业具有以下特点: (1) 农村绝大多数的劳动力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在山东省这样的北方地区, 农忙时间平均每年在1个月左右。因此, 如果务农时间超过1个月, 就可以说这个劳动力, 仍然保持着与农业的直接联系。目前, 农村务农时间超过1个月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接近70%, 这说明农村绝大多数的劳动力还在从事农业生产。 (2) 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尽管很多, 但以农业就业为主的劳动力并不多。如果务农时间超过7个月的劳动力是以农业就业为主的劳动力, 那么, 当前农村以农业就业为主的劳动力只有26.8%。 (3) 兼业劳动力是农村劳动力的主体。如果务农时间1~6个月的劳动力被看作兼业劳动力, 那么, 农村兼业劳动力占的比例是42.5%。

农村劳动力农业就业的特点表明, 农村以农业就业为主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因而, 当前我国缓解农村劳动力剩余与短缺并存矛盾的政策的着力点应在于促使兼业劳动力增加非农就业的时间。

四、农村劳动力务农时间影响因素的最优尺度回归分析

(一) 回归模型选择及变量说明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是按务农时间由短到长排列的5类劳动力, 自变量是农村劳动力的家庭特征 (包括家庭人口数、耕地数、是否赡养老人、是否抚养孩子和收入水平) 与个体特征 (包括劳动力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和家庭身份) 。模型变量简况 (见表2) 。

由以上因变量、自变量建立的回归模型阐述的问题是:农村劳动力由务农时间短的劳动力转化务农时间长的劳动力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哪些家庭特征和个体特征的影响。

模型选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法。因为, 本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多为有序分类变量, 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处理可以得到最为满意的结果。因为最优尺度回归分析不同于一般的回归分析, 它允许因变量和 (或) 自变量为各种类型的分类变量。通过采用一定的非线性变换对原始分类变量进行转换, 然后反复迭代直到找出一个最佳回归方程式, 从而使其在处理分类变量数据时有着独特的优越性 (张文彤, 2002) 。

最优尺度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其中:Y为务农时间, X1为人口数, X2为耕地数, X3为是否赡养老人, X4为是否抚养孩子, X5为收入水平, X6为性别, X7为年龄, X8为受教育年限, X9为婚姻, X10为家庭身份;β1、β2、……、β10为各自变量的系数, ε为误差项。

(二) 回归结果分析

1. 回归模型检验。

运用SPSS15.0对调查数据进行最优尺度回归。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模型的确定系数为0.517, 调整的确定系数为0.515, 表明模型在整体上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模型各自变量的容忍度, 在变换前、后都大于0.1, 表明该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1) 。人口数、是否赡养老人和是否抚养孩子三个自变量的相伴概率值>0.001, 表明它们在模型中没有统计学意义;其他变量的相伴概率值<0.001, 有统计学意义。自变量的标准化系数 (见表3) 。

2. 回归结果解释 (经济含义) 。

从回归模型的相关参数 (见表3) 可以看出:与务农时间相关的家庭因素主要是家庭耕地数和家庭纯收入。具体情况是:

(1) 农村劳动力的务农时间与其家庭耕地数呈正相关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家庭耕地增加模型所确定的1个标准单位 (非线性变换后分为6个标准单位) , 农村劳动力将由务农时间较短的一组向务农时间较长的一组转化0.144。这表明, 减少农村家庭可支配耕地的数量, 将促使农村劳动力把更多的劳动时间投入到非农就业上。

(2) 农村劳动力的务农时间与其家庭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 农村劳动力的务农时间越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家庭收入增加模型所确定的1个标准单位 (非线性变换后分为6个标准单位) , 农村劳动力由务农时间较长的一组向务农时间较短的一组转化0.098。对这一现象可作如下解释:务农的收益率低, 非农就业的收益率高, 农村劳动力的务农时间越长, 家庭收益就越低。由于务农的收益率较低, 农村劳动力倾向于非农就业是理性选择。由此知之, 提高非农就业的收益率也是激励农村劳动力延长非农就业时间的有效措施。

与务农时间相关的个人因素依次为年龄、婚姻、家庭身份、受教育年限、性别。具体情况是:

(1) 农村劳动力的务农时间与其年龄呈正相关关系, 即农村劳动力的年龄越大, 务农时间就越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年龄提高模型所确定的1个标准单位 (非线性变换后分为7个标准单位) , 农村劳动力由务农时间较短的一组向务农时间较长的一组转化0.294。这就是说, 年龄大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务农。因而, 提高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倾向, 对于缓和农村劳动力剩余与短缺并存的矛盾意义重大。

(2) 农村劳动力的务农时间与其婚姻状况呈正相关关系, 相对未婚者而言, 已婚劳动力的务农时间更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已结婚的劳动力增加模型所确定的一个标准单位, 农村劳动力由务农时间较短的一组向务农时间较长的一组转化0.216。观察发现, 这一现象可以由我国农村的耕地制度及其所具有的保障功能来解释。我国农村耕地平均分配, 人人有份但数量有限。农村劳动力, 结婚前其耕地一般由父母耕种, 结婚后则自己耕种。因耕地的保障功能, 即使收益不高, 他们也不会放弃对耕地的经营, 所以结婚的农村劳动力务农时间往往较长。因而, 改革农村的耕地制度, 促使一部分农村家庭主动放弃对耕地的经营, 可以促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脱离农业, 实现劳动力转移。

(3) 农村劳动力的务农时间与其家庭身份呈负相关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子女相对父亲、父亲相对母亲增加模型所确定的一个标准单位, 农村劳动力由务农时间较长的一组向务农时间较短的一组转化0.155。这就是说, 当前母亲、父亲倾向于农业就业。由此推论, 采取有效措施激励母亲与父亲增加非农就业时间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不可忽视的问题。

(4) 农村劳动力务农时间与其受教育年限呈负相关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受教育年限增加模型所确定的一个标准单位 (非线性变换后分为7个标准单位) , 农村劳动力由务农时间较长的一组向务农时间较短的一组转化0.168。因为受教育年限可以被视为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因而务农时间与受教育年限呈负相关关系, 就意味着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可以促使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

(5) 农村劳动力的务农时间与其性别呈负相关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女性劳动力增加模型所确定的一个标准单位, 农村劳动力由务农时间较短的一组向务农时间较长的一组转化0.061。这就是说, 农村的女性劳动力更倾向于务农。因而, 改变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务农倾向, 鼓励她们把更多的劳动时间投向非农就业, 也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水平。

五、结论与启示

尽管农村绝大多数的劳动力没有摆脱与农业生产的联系, 但以农业就业为主的劳动力并不多;务农时间1~6个月的兼业劳动力是农村劳动力的主体。这验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以“剩余劳动时间”形式存在的研究结论。

农村以农业就业为主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因而, 当前缓解农村劳动力剩余与短缺并存矛盾的政策的着力点, 在于激励务农时间1~6个月的劳动力延长非农就业的时间, 直至转变为完全非农就业的劳动力。

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显示:农村劳动力的务农时间与家庭耕地数、年龄、性别、婚姻呈正相关关系, 与家庭收入水平、受教育年限、家庭身份呈负相关关系。

以上关系表明:激励农村劳动力增加非农就业时间的政策应主要针对农村的中老年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家庭中的父亲和母亲, 提高他们的非农就业倾向。可采取的措施, 一是促使一部分农村家庭放弃其可支配的耕地, 二是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收益率, 三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09) [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7.

[2]韩俊, 崔传义, 范皑皑.农村劳动力短缺与剩余并存[J].职业技术教育, 2007, (15) :51-53.

[3]蔡昉.农村劳动力剩余及相关事实的考查[J].中国农村经济, 2007a, (10) :4-12.

[4]马晓河, 马建蕾.中国农村劳动力到底剩余多少[J].中国农村经济, 2007, (12) :4-9.

务农贵粟恤民生 篇2

竺可桢先生称徐光启是我国“杰出的近代科学先驱者”。何兆武先生在《徐光启论》中认为“徐光启可以称之为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科学思想家之一”,“徐光启的科学思想,是在他总结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掌握西洋科学知识并且结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上,通过他自己长期的研究和试验而形成的。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徐光启首先是形成了一套富有近代科学倾向的思想体系,然后又从种种思想体系中引出了切合当时‘民生日用’的‘百千有用之学’”。陈乐民先生称道徐光启:“创获之见、见识之博、眼光之远,实为中西会通的第一人,为有明一代所罕有。”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出生商人兼地主家庭。嘉靖年间,倭寇多次侵扰我东南沿海,上海地区屡遭涂炭,徐家也不能幸免,由此家道中落。徐光启的祖母、母亲“早暮纺绩,寒暑不辍”,其父也不得不“间课农学圃自给”。徐光启八岁入村学读书,留心乡间农事,对农业生产萌有兴趣。经过奋发读书,万历九年(1581),二十岁的徐光启考中秀才,由此“食饩学宫”,得县里补助,对困顿的生活略有补益,“以家贫,故教授里中子弟”。此外,徐光启还远赴广西、广东教书,养家谋生。此后,屡困棘闱,久试不遇。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十五岁时赴北闱乡试,考取顺天府第一名举人。据徐光启之子徐骥所撰《先文定公行述》:本来这次乡试阅卷官将徐光启的试卷摈斥孙山之外,直到放榜前一天,主试官焦竑还为阅卷官所选拔的试卷没有一个值得取作第一名深以为憾。分考官张五典从落卷中物色到徐光启的试卷,送交焦竑过目,焦竑看过,“击节称赏,阅至三场,复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拔置第一”。徐光启的命运由此改变。若无学识渊博且重实学的焦竑慧眼如炬,有真才实学的徐光启恐怕难以出人头地,其由此“名噪南北”皆因座师焦竑的识拔。

万历二十四年(1596),徐光启在外地教书时,途经广东韶关时认识了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郭居静,初步听到有关西洋的学说。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十九岁的徐光启赴南京,与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相遇,据其《跋二十五言》记载:“昔游岭嵩,则尝瞻仰天主像设,盖从欧罗巴海舶来也。已见赵中丞吴铨部前后所勒《舆图》,乃知有利先生焉。间邂逅留都,略偕之语,窃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矣。”二人由相交、相识到相慕,其后在北京师从利玛窦,合作翻译西方名作,成为徐氏一生的转折点。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四十二岁的徐光启皈依天主教,教名保禄,领洗后返乡。

万历三十二年(1604),历经二十三年磨砺,徐光启北上会试,高中进士,由此青云得路,登入仕籍,考选翰林院庶吉士。其间与在京的利玛窦时相过从,叩疑请益,尤留心经世致用之学,从利氏“学习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筴、水利诸书”。从与利玛窦的交往中,徐光启认识到数学是一切科学技术的基础,他把数学称之为“度数之学”或“象数之学”。从万历三十四年(1606)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希腊学者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约成书于公元前300年,以希腊文写成,后译成阿拉伯文,继而译成拉丁文,是以公理法建立数学演绎体系的最早典范。二人克服了从拉丁文译成中文的种种困难,迎难而上,由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授,“反复辗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之易稿”,终于译出原书前六卷即平面几何部分,并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春付刻,现有《天学初函》本传世。译文经反复推敲,力求准确无误,晓畅易懂,徐光启创造了一套数学术语,如点、线、面、直角、锐角、对角线、圆心、直径、相似、外切等等沿用至今的数学专有名词二十余个。梁启超对利、徐合译的《几何原本》称誉有加,认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延至清咸丰年间,由英国人伟烈亚力和算学家李善兰补译的《几何原本》后九卷问世,这部欧洲科学古典名著的汉译文本始成完璧。康熙年间修撰数学百科全书《数理精蕴》,将《几何原本》收入其中。徐光启初从利玛窦学习西洋水法,后又跟意大利人、利氏助手、传教士熊三拔学习此法,于万历四十年(1612),徐氏将所学笔记编成《泰西水法》,是一部介绍欧洲水利工程学的著作。2007年9月,上海举办纪念翻译出版《几何原本》四百周年活动,利玛窦、熊三拔、徐光启的后代相聚以沪上,追怀先辈间的情谊和业绩,继续传承着中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徐光启生当国困民穷、国势糜沸的晚明时代,内政不修,党争如炽,外患日亟,纷至迭乘。轸念民生的徐光启步入仕途以后,五进四退,最终位至通显,数十年间,在朝机务殷烦之余,他对农业的关注从未稍减。他认为“富国必以为本业,强国必以正兵”,本业即农业,充分体现了“务农贵粟”的农本思想。胸怀匡济时艰、致君泽民之志的徐光启不仅多次上疏建议垦荒本田,兴修水利,并且亲自试验,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辟有小型农场,对多种植物的栽培技术进行实验研究,矢志坚笃,锲而弗舍,同时虚访勤求,向老农调研、咨询,并沉酣典籍,赅罗农学文献史料不遗余力,及时总结实践成果,撰写出多部栽培农作物的著述,有的散佚,有的后收入《农政全书》,徐光启对农学文献斟古酌今,立志萃为鸿帙,墨梓以传,意在利济苍黔,化导群生。

在翰林院期间和丁忧回乡在籍守制三年是徐光启进行农学试验和研究的重要时期。徐光启关注到当时人口爆炸式增长,万历三十三年(1605)撰写的《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针对两百余年来坐食宗禄的王孙们有感而发。当时宗禄随宗籍繁息每三十年人口增长一倍,造成国计大亏,对此他提出改革建议;又在《玄扈先生井田考》中再次提出每三十年人口增一倍的规律,以示警惕。基于这一认识,徐光启特别重视高产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栽培试验。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徐光启为其父守丧期间,在上海的家园和郊区徐家汇祖茔附近辟有小型农场。甘薯原产于美洲中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经吕宋(今菲律宾)引种到中国南部沿海诸省栽培。但越过浙南,便无人敢种,认为“风土不宜”。甘薯单产高,且耐旱、耐瘠、耐风雨、抗病害力强。这些特性引起徐光启的关注,他力排耕作学上“风土说”的保守思想,变通使用,毅然从福建、浙南引种甘薯,在上海试种,悉心栽培,因地制宜,取得成功。徐光启系统总结了甘薯的引种、耕作经验,撰成《甘薯疏》,归纳种薯的好处为十三胜,即十三大优点。《甘薯疏》在清初有传本,后失传。至1976年,全文征引《甘薯疏》的朝鲜著作《种薯谱》在日本发表,使湮晦不彰的《甘薯疏》重现于世。

徐光启还十分重视纤维作物如棉花的栽培。棉花自汉代传入边疆,宋末传入中原,明末,上海在内的松江地区已成为全国有名的棉纺品产地。徐光启在家乡种植试验,继承元代《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正确论述的同时,以亲历种植的特殊经验,本着佳种美利必须加以引进和推广的一贯主张,不以“风土说”自限,进而总结出棉花栽培的经验,写出《吉贝疏》,分析棉花丰歉的原因,提出“总种棉不熟的故有四病:一秕,二密,三瘠,四芜。秕者种不实,密者苗不孤,瘠者粪不多,芜者锄不数。”归纳出十四字口诀:“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这样的经济作物可收“利用厚生”、利被四方之效。《吉贝疏》原本失传,但从《农政全书》中可间接窥知。徐光启第一次对中国南方种植甘薯和棉花的技术系统地进行总结,促进了它们在北方的推广,也大大丰富了中国的甘薯和棉花栽培学,对发展中国农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服官期间,徐光启曾前后三次去天津屯田,进行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他还利用出官差册封庆王之机,对西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作了一次游历考察。万历四十一年(1613)因修历招致朝臣不满,徐光启告假赴天津,在那里他组织人力开辟水田,大胆进行“南种北行”的水稻种植实验,并试用新的水法,疏浚河道,开沟渠,排积潦,洗涤土壤中的盐碱,芟除杂草、芦苇,变荒滩为良田。经过一年的试验,南稻北栽终获成功。至今天津仍为中国北方稻米生产基地之一。好学深思的徐光启还锐意技术创新,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提高效益。他对河北肃宁地区的织布方法进行实地考察,为提高织布质量,建议修地窖以克服当地气候高燥,并提出浆纱和刷纱的工艺方法。肃宁人采用后颇受其益。直至二十世纪初,北方棉纺织业中心之一的高阳仍沿用地窖和浆纱刷纱的工艺方法。此外,他还对缫丝技术进行革新,创造出“五人一灶缫丝三十斤”的新法,比旧日“二人一车一灶缫茧十斤”的老法既节省人力,又减少了物力消耗。他亲自试验,把制盐手工业的熬煮法改变为晒法,以实效证明晒法制盐既可节省柴薪,又可降低成本,灶荡用地还可开垦为熟田,一举多得。并提出用泰西修筑水库的方法修筑晒池,建议朝廷在全国推行晒盐法。

明末,东北境内的女真人崛起,建国后金,不断举兵南侵。明军讨伐屡遭败绩。万历四十七年(1619),四十万明军在萨尔浒惨败于后金军。烽火频警,朝野震惊。徐光启笃念时艰,连上三道奏疏,披肝沥胆,陈言兵事,力主“正兵”,提出整顿军队的建议。同时主张引进先进的西洋火器以御敌,匡救危局。九月,朝廷下旨:“徐光启晓畅军事,就着训练新兵,防御都城。”徐光启先后撰写了军事著作《选练条格》、《兵机要诀》,还手订《徐氏庖言》,收录有关练兵的奏疏、书牍和疏辩揭帖,以“庖言”为书名,因其不在兵部任职,对越俎代庖行为加以解释,且含有反击弹劾兼以自清之意。

崇祯帝即位以后,迅速清除魏忠贤等阉党,起用并擢升徐光启,任命徐光启督领修历工作。在督修历事的过程中,徐光启勤于实测,积极制造先进的观测仪器,重视天文学基本理论,善于吸收域外先进知识,设想出翻译、会通、超胜的三个步骤,以期达到远超历代前朝的修历效果。他以敢于革故鼎新的精神,不拘一格、大胆选用和培养人才,主持编纂了篇幅浩繁的天文学丛书《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奠定了中国近三百年的天文历法基础。清入关后,参与明廷修历的德国人汤若望效忠新朝,将修订的《崇祯历书》呈献,并编制了顺治二年(1645)的新历,以《时宪历》之名颁行全国。崇祯五年(1632),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时年七十一岁。然而,尽管徐光启由三辅晋次辅,也未能大展鸿猷,史称他“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不久,年届垂暮的徐光启卧病在床,对修撰农书之事仍念兹在兹。然而时不再与,治疗无效两个月后,徐光启赍志而殁,谥“文定”。

每以国计民生为念的徐光启,数十年躬营田事,潜心攻研,随时总结,搜辑素材尤勤,渐积成帙。他痛心“国不设农官,官不庀农政,士不言农学,民不专农业”之弊,早在天津屯田试验农事之时,他就萌蘖撰述一部大型农书之志,初拟名《种艺书》。后因公私事冗,星霜再易而时作时辍,迄未定稿。万历四十七年(1619)在致焦竑《复太史焦座师》的信中,他慨叹国无武备,外衅危迫之余,也以“《种艺书》未及加广”见告。直至他沉疴加身,仍不忘著述,据《后乐堂徐氏家谱》所载《家传》记述,徐光启临终叮嘱其孙徐尔爵:“速缮成《农政全书》进呈,以毕吾志”。其实,当时此书尚未定稿誊清,也未定名,只泛称“农书”。徐光启去世两年后,由其门人陈子龙完成了他的夙愿,将其遗稿编纂成书,是为《农政全书》。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号大樽,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自幼聪颖韶秀,奋志读书,博通经史,以风义自矢,少擅文名,有“云间绣虎”之誉。他倜傥豪迈,“慨然以天下为务”。崇祯二年(1629),与夏允彝、杜征麟、周立勋、徐孚远、彭宾创立“几社”,号称“几社六子”;同年,加入张溥创建的“复社”,以复兴绝学相期勉,以文章气节相砥砺。陈子龙论诗追随前后七子,提倡复古,为“云间派”开山。后人以其与明初高启相应,称之为明诗殿军。崇祯十年(1637)中进士,初授广东惠州推官,因母丧未履任。丁忧三年,他“读书养气”,立志事功,务为实学。在此期间,与友人合力编辑、整理、出版了两部经世致用的大型著作——《明经世文编》和《农政全书》。崇祯十一年(1638),陈子龙与徐孚远、宋征璧网罗明朝名公臣卿的文章,“有涉世务国政者,为《皇明经世文编》,岁余梓成,凡五百余卷”,是一部“治乱攸关”的政书,其中《徐文定公集》收有徐光启所撰三十三篇文稿。在《农政全书·凡例》中陈子龙回忆,崇祯三年(1630),徐光启“以大宗伯掌詹(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子龙谒之都下,问当世之务……因言所缉农书,若己不能行其言,当俟之知者。后三年,公薨。又二年,子龙于公次孙尔爵得农书而录焉”。崇祯八年(1635),在华亭南园读书的陈子龙从徐光启之孙徐尔爵处借得农书遗稿,加以过录。博涉多通、娴于文献的陈子龙为臻成先师夙愿,立志将徐光启所撰农书遗稿加以编订,成《农政全书》六十卷。在陈氏自撰年谱中记载:“故相徐文定公负经世之学,首欲明农,裒古今田里沟洫之制,黍稷桑农之宜,下至于蔬果渔牧之利,从荒政终焉。有草稿数十卷藏于家,未成书也。予从其孙得之。慨然以富国化民之本在是。遂删其繁芜,补其缺略,粲然备矣。”《农政全书·凡例》中叙述整理是书大略:“文定所集,杂采众家,兼出独见,有得即书,非有条贯,故有略而未详者,有重复而未及删定者。初中丞公(指张国维)属子龙以润饰也,自愧不敏,则以友人谢茂才廷祯、张茂才密,皆博雅多识,使任旁搜覆较之役,而子龙总其大端,遂灿然成书矣。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其评点俱仍旧观,恐有深意,不敢臆易也。”徐光启的弟子张溥为《农政全书》作序,以亲历亲见备述乃师勤奋治学的情景:“予生也晚,犹获侍先师徐文定公,盖岁辛未(崇祯四年,1631)之季春也……闻公方究泰西历学,予邀同年徐退谷往问所疑,见公扫室端坐,下笔不休。室仅广丈,一榻无帷,则公卧起处也。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诗赋书法,素所善也。既谓雕虫不足学,悉屏不为。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农,穷天人指趣……《农政全书》,公经纶之一种。”

编纂《农政全书》得到应天(南京)巡抚张国维和松江知府方岳贡、上海县知县王大宪的鼎力支持,润资助刊,四历寒暑校定的《农政全书》于崇祯十二年(1639)付梓刊竣。初刻本为“平露堂本”,以陈子龙私宅平露堂取名,简称“平本”。《农政全书》分十二大门,计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每门又分若干子目,凡六十卷,约六十万字。书中征引了大量古代农业文献,所撰内容反映了当时全国各地农民的生产经验及生产技术,且有徐光启本人在京、津、沪等地从事农事试验的研究心得,正如陈子龙在《农政全书·凡例》中所说:“徐文定公忠亮匪躬之节,开物成物之姿,海内具瞻久矣。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先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故尝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本之味,随时采集,兼之访问,缀而成书。”书中系统介绍了南方稻田的旱作技术,全面总结了棉花、甘薯的栽培经验,体现了徐光启的农政思想,对开垦、水利、荒政尤为重视。全书以三分之一篇幅论述了防灾、救灾的方法,提出“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荒政思想,主张藏富于民,积极备荒,收集《救荒本草》的野生植物四百七十三种。书中记录的许多养殖验方多来源于老农、老圃的实践经验,如木棉的种植、蓖麻的挖根分栽、鱼的饲养和繁育方法,是徐光启不耻下问,虚心求教搜得。徐氏自撰达六万余字,多以“玄扈先生曰”发挥其胜解。《农政全书》堪称中国古代农书的精华和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此书征引文献多达二百二十五种,许多散佚的文献赖此书得以保存。所引证的文献,有的原文引入,有的分摘引用,同时对所引文献十分审慎,或精心剪裁,或以增写夹注、旁注和评语的方式处理,重点的还加以圈点。由于安排合理,毫无割裂之感,形成有机整体,足见编辑者对文献的鉴别取舍功力匪浅。全书记录了一百五十九种栽培植物及其种植技术,总结了明代以前农业生产的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管理和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可谓前超元人,后启清代。

《农政全书》为陈子龙所定名,可见其巧思和识见。以“农政”而言,取类官修政书之意,高屋建瓴,从政府对农业政令、施行和农事管理的高度提升了全书的地位与价值。主政者要从政治上重视农业,从技术上提高生产,从思想上防备荒灾。因此,堪称“经国”之书。《农政全书》于崇祯十二年(1639)刊行初版平露堂本后,代有镂版。

外资“务农” 篇3

外资务农, 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大国, 有无还手之力?

外资加紧布局中国农产品市场

跨国粮商试水中国粮食加工流通领域。隶属世界四大粮商 (简称“ABCD”的四大跨国粮商是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 通常被称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他们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 是包括大豆等大宗农作物的定价者) 之一ADM公司的益海嘉里集团, 是在中国扩张的典型代表, 目前该集团已经在山东、河南、河北、黑龙江、湖南等粮食主产区建立或并购粮食加工企业, 国内直接控股的工厂和贸易公司已达38家。通过几年的发展, 集团已对中国小包装食用油市场占据了垄断地位, 占中国市场份额的60%~70%, 该集团先后投资控股和参股铁路物流、收储基地、船务、船代等辅助公司, 向着多品种和多元化方向发展。

国际资本垂涎中国农产品市场。2007年, 德意志银行面向全球发行了定位于食物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面向不同企业的“德银DWS环球神农基金”, 该基金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向中国。早在2004年, 高盛即入股肉制品企业雨润集团, 2006年更以20.1亿元将中国最大食品企业双汇集团收入囊中。已抓住了加工环节的高盛最近又斥资2亿至3亿美元, 在中国生猪养殖重点地区湖南、福建全资收购了十余家专业养猪厂, 向对市场和价格更有影响力的产业上游推进。

农业成为外资新热点, 农产品投资和交易活动极度活跃。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中, 第一产业同比增长69.5%, 加快32个百分点。农业股泡沫逐渐积累, 截至2008年7月底, 两市农林牧渔业36家上市企业, 静态市盈率平均达到了46倍, 相当于两市平均静态市盈率的2.26倍。国内期货市场, 农产品交易异军突起。郑州商交所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和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了283.98%和449.67%, 大连同比分别增长了179.68%和381.24%。

外资为何热衷中国农业

相比对外资进入保持高度警惕的能源、金融、矿产、电讯等产业, 中国的农业相对开放, 该行业的并购对外资基本上没有任何门槛限制。2004年颁布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 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经营者, 只要具备资金、仓储以及检验和保管能力, 就可以取得收购资格。2008年, WTO关于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粮食流通领域的过渡期结束, 国内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 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

国内对农业相关产业的各类补贴以及财政扶助措施同样可以惠及进入这一领域的国际资本。2007年以来, 国内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 以及国家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 开始吸引大量的资金投向农业, “三资”开发农业由此成为社会热点。

中国粮价长期看涨, 也刺激外资的投机、投资行为。中国粮价处于世界“洼地”, 2008年5月以来, 国际市场上1斤大米的价格超过了6元, 而国内市场价在每斤1.50元左右, 只有国际市场价格的1/4。同期, 国内面粉价格大约5800元/吨, 国际市场价接近7000元/吨, 相差约20%。当前中国小麦的绝对价位, 不仅大大低于国际麦价, 甚至仍不及1996年的中国小麦价格水平。

国际热钱在从投资前景黯淡的楼市与股市退出后, 开始加速进军粮食产业;作为世界上粮食产量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 中国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热钱追逐的对象。随着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大于国家补贴增加, 农业补贴稳定粮价的功能减弱, 这加大了热钱指向价格上涨潜力最大的粮食市场的动机。

外资进入威胁中国粮食安全

中国农业弱势明显, 难敌外资。处于中国农产品行业中的企业小而散, 企业数量众多导致恶性竞争, 并且由于实力比较弱, 国外资本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能很快介入, 少量的资金就能控制终端市场。以大米加工业为例, 据不完全数据, 湖南、江西、湖北等大米主产省, 各种大米加工企业数量都在2000家以上;生猪养殖及加工业集中度很低, 中国前三大肉类加工企业占全国的总市场份额仅为3.7%。与高度分散的中国个体农业相比, 国际农业巨头在资金、技术、组织等各方面都领先很多, 并享受巨额政府补贴, 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

中国粮食流通中间环节多、流通方式粗放、效率低、成本高。从供应链可以看出, 市场需求主体缺乏直接采购原粮和销售成品粮食的能力, 中间环节过多, 由于供应链中各主体都是利益个体, 导致流通成本很高。零散、无序、小量的流通需求难以整合成为统一、有序、大量的物流活动, 导致各种资源不能合理利用, 粮食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效率低下。

目前中国的粮食市场没有对加工品和销售的调控, 对储备的控制也有所放松, 整个产业链没有有效的宏观把握。2004年《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正式对外颁布, 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之后, 国家不再给县级粮库拨款, 完全自负盈亏。这容易造成外国粮商的乘虚而入, 掌握中国的粮源。

跨国粮商的操控, 也是国内植物油价格暴涨后, 国家难以调控的重要原因, 一旦这种局面在其他农产品上重演, 结果就会像植物油一样, 中国将失去对粮食市场的话语权。自2006年末以来, 世界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在世界经济的失衡及中国农产品价格低谷的前提下, 如果中国失去定价话语权, 将给中国控制通货膨胀制造很大障碍。

国际资本控制了中国农产品市场的产业链, 就能控制定价权, 用中国的粮源和市场运作起来, 获得持久的超额利润。外资已掌握了中国植物油销售的终端渠道, 如果他们再建立或收购面粉厂、大米加工厂, 就可以通过植物油的渠道销售进入粮食消费市场。在中国, 粮油共用一个销售渠道, 这就给粮食流通带来极大风险。中国拥有世界几乎最低的劳动成本, 国际资本通过对产业链的影响力与控制力, 还可在海外获得相应的收益, 如原材料的收益或出口产品的收益等。当农业产业链形成以后, 中国甚至可能沦为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倾销市场, 进而危及中国的农业安全。

面对凶猛外资中国的应对策略

摆脱低水平的安全状态, 强化外资进入带来的正面影响。通过外资进入中国农业, 进一步促进产业整合和生产专业化, 利用规模效应压缩生产和交易成本, 推进农业现代化, 提高整个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借鉴外资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刺激国内粮食企业做大做强。通过适度的企业兼并收购, 解决过度的资本沉淀在低效产业的问题。

避免农产品市场过快开放, 限制和收紧外资进入农业及其上下游行业投资。在世贸组织规则的框架内, 建立和强化粮食加工严格的外商准入制度, 严格控制外资进入的速度和规模, 强化对本土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保护, 增强粮食终端的控制力。政府应当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 积极推动国内农产品产业链的整合, 完善市场结构。在粮食生产的上下游, 培植国有控股企业, 稳定粮价成本和价格, 加大国有企业向粮食销售网络、重要粮食加工等领域的投资, 发挥国有经济在稳定农业安全方面的主导作用。

周末版“务农记” 篇4

真不忍心把两朵喇叭花拔了,但我还咬牙把它拔了。

年初的时候,我和老婆突发奇想,到农村租个小院,找片小地,周末时种一种,能收点绝对无公害的菜,还能放松身心。几经周折,终于在离家60公里的小山村找到一个地方,四间北房,有个小院。

都说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我到种子商店买了一大堆种子,各方兄弟姐妹听说我要种地,积极支援各种种子。只玉米种子就有七八种,弄得我都不知道应该种哪样。

我也有了“自留地”

我们的菜地分成两部分,一是院子里,一是邻居家的自留地(邻居大叔爽快地同意我们种他家地的要求)。

院子里的地方不大,我决定分别种点小萝卜和小白菜,后来,还栽了几颗地豆,地豆就是不爬秧的豆角,又称五月鲜,是早熟的品种。播种的时候,唯恐埋浅了,用力往深里刨坑,再用脚踩实,这就等着开花结果了。一个星期过去,不见动静,又一个星期过去,还是没动静,就差拿放大镜往地里看了。终于忍不住拿铲子把土翻开,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什么也没看到,连个芽也没有。赶快请教村里人,人家一看,就说:埋得太深了,苗出不来。没别的办法,只能重新撒籽重新来。

过了3个星期,小白菜和小萝卜出苗了。在这期间,得到了村民的悉心指点:俗话说萝卜虽小种在背上,你们倒好,一片。确实,看看人家,都是做好垄,种在高处。但不管怎么说,反正是出苗了,出苗就是胜利,长不长萝卜再说。这个时候人家村民种的萝卜白菜,全都吃上了。

一个好汉还得三个帮呢

下边就该说我们是如何种大叔家的自留地了。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既然是主战场,就得有摆开架势干一场的样子。

首先是察看地形。此地位于河畔山根,那山直顶顶的拔地而起,泥土与巨石相间,一块乒乓球桌子样平整的大片石,跟旁边的巨石搭着一个角,呈倾倒状,就立在20多米高的上方,看着真是人。

然后是翻地,用铁锹翻地,尽管戴着手套,手还是磨出水泡来。行家说,翻地是直着铁锹插下去,你看你,就差躺下了。但不管怎么说,反正翻过了。就可以种了。

我有个原来单位的同事,已经退休,专职种地。30年前上班时,他就把单位里的闲地开出来,单位的小食堂就不用买菜了。一退休,自然干起了老本行,他主动请缨,帮助我把花生种上了,一共三畦。到6月中旬,已经开出黄花,就要落地坐果了。

种白薯要育秧。人家的白薯都开始爬秧了,我的白薯苗才到,1毛5一棵,买了150棵。种白薯要起大垄,种在垄上。我们到了一片地里,把垄做好了,累得腰酸腿疼。一位大爷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白薯种这片地里,也就长点秧,别想长白薯。我们一听,觉得碰到真神了,赶快请教吧。大爷说:“看你们是真想种,不是玩,我告诉你们,这片地四周全是树,树叶一起来,把地全罩上,没太阳,别想长东西。”

那怎么办呢?

“跟我走吧,我有块地,给你们种。”

我们跟着大爷走,大爷说:“我栽了2000多棵秧呢,去年结了3000多斤。”我的天。到大爷的地里一看,地特别好,刚翻过不久。有一片地他种了,旁边的地空着,大爷说:“你就挨着我的地种吧。这里保证你结白薯。”

我们赶快打好垄,去河沟提水,先在坑里洇水,然后抹秧种,种的时候再浇水。

什么叫抹秧种,就是不能把白薯秧直接插在土里,要横放一段才行,不然不结果。细节决定成败,大爷亲自示范。就这么实在。

种出个建筑工人

从4月到5月间,我们连续种下了土豆、花生、白薯、地豆、玉米、茄子、倭瓜、苦瓜,菜葫芦……

种菜最重要的是浇水,好在这片地几十米外的地方有条山泉。村人们修了小闸,打开闸,水就引来了。于是心想,让它慢慢流吧,等我回去做饭吃饭,回来肯定浇好了。

两个多小时以后,准备去关闸,结果一看,水还没流到地里呢。被旁边的村人指点一番:水沟分支经过一冬一春,全是干的,只有它们自己先灌满了,才能往前流向地里。

这条水沟里坑坑洼洼,不少地方渗水,因此浇水前要先修整。我于是乎赶快割杂草,堵暗漏,反正是非常麻烦,看着水头儿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前走。我引着水头,问题来了,水和土一掺和,庄稼地改建筑工地,我当上和泥的工人了。气得老婆骂:你就笨吧,

浇水从中午持续,天黑了还没浇完。突然回身注意到这是一个满月的夜晚。没有一丝遮挡的月亮,不知何时已经在山的顶上。一颗一颗的星,在月亮的四处闪烁。几十年了,早忘记这天空星月。那一时刻,已经不觉眼角有泪。

身后,不用回头,也知是有几簇灯火的小村。人已经筋疲力尽,于是收工,第二天再浇水务农。

务农青春该走过的路 篇5

我生长在农村, 当时读大学的目的就是要去城市工作, 毕业后也的确如我所愿留在了城市中。然而, 城市的工作环境并没有我想像的那样惬意, 人际关系的复杂、工作的繁重让我觉得压力很大, 难以缓解。就在这个时候, 家乡农村土地开始集合承包, 家里人也多包了10余亩地。在我工作期间 (2011年) , 家里曾经种了四五亩地瓜, 通过当地的广播宣传后很是畅销, 在今年 (2012年) 便又扩种了一亩多地。家乡的地种得挺红火, 再加上当时对工作的各种不满和对务农自由的向往, 于是在2012年4月份, 我偷偷地递交了辞呈, 回到家乡决心务农。

回到家乡的那一刻, 心里还是有些压力的。家里人对我放着好好的令别人向往的工作不做而回家种地非常不理解, 而且对于我没有和父母商量就自作主张辞掉工作的做法非常生气, 父母与我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为了缓解这种紧张, 进入农忙时, 我便主动跟着家人下田;沟通的时候, 我说还会再出去找工作来安抚他们, 慢慢地他们也开始接受了这个现实。

务农后的感知

种田的过程是漫长的。农忙的时候在烈日下灼烧, 十分辛苦, 而且种田是一个很被动的工作, 因为无法避免天灾。就拿我们这里来讲, 在今年7月的某天, 下了一场核桃大小的冰雹, 玉米苗、大豆苗、棉花都变成了一根光溜溜的杆子, 刚刚长满地面的嫩地瓜秧苗全部砸进了地里, 跟泥土混成了一团, 整片整片的土地满目狼藉。这是一场谁也无法避免的天灾, 收获的时候自然受影响, 这就是种地人的无奈。

田间劳动中, 收获地瓜是个实打实辛苦的体力活。地瓜是按垄种的, 长起来却横七竖八, 机器刨地瓜很容易就会伤到它, 这时就要人工刨。刨时要弯下腰, 左边一撅, 右边一撅, 才能看到地瓜, 有时一镢头下去, 不一定哪一块就被砍断了, 破了相的地瓜卖不出去也不适合保存。每刨出一块完整的地瓜, 我都像是考古人员挖掘出一块商周青铜器皿般的高兴;若是破皮了、刨断了, 心里则会失落很久, 这些都是田间劳动所独有的感受。每日早起晚归地刨, 腰、肩膀、手臂总觉得不是自己的一样, 酸、痛、胀。最累的一次, 坐到地头, 很长时间不能起来, 回到家, 饭也不想吃, 根本感觉不到饥饿, 只是洗了洗就一头栽在床上睡了12个小时。这就是种地人的劳累。

收获之后, 卖地瓜也同样令人身心俱疲。在地瓜丰收的时候, 我去联系去年曾交易过的买家, 他们总是有各种理由来推辞。无奈之下, 我们就把地瓜分类后去赶集市自己卖。相比去年, 每斤地瓜便宜了两毛钱。尽管行情并不好, 但是天气正在渐渐变冷, 不得不在封冻前赶紧卖掉, 有些没有卖出去的地瓜就直接烂在了地里。地瓜林林总总算是卖完了, 这秋忙也就到了尾声了。合计起来, 地瓜的收成没有预想那么多, 万把斤的地瓜换的钱不足5000块。去年地瓜的产量比今年少, 却还有7000块的收入。这大概就是农民最怕的“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吧。

通过这样一次经历, 我明白了:农民很难掌握市场。这几年, 蔬菜的价格忽高忽低, 有一种农民种什么什么就便宜的现象。听说今年的菠菜, 捆一把的人工费是两毛钱, 可市场零卖的价格也不过一把两毛钱。这样算起来, 中间的运输成本怎么收回?种植的成本呢?说到这, 我就心酸, 因为我经历过, 所以能体会到农民一年到头白忙活的无奈与哀伤。

经过一年的务农生活, 我体会到作为农民的无奈和酸楚。在城市与农村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的生活与工作更让我感到, 不管身处何地, 不论从事哪项工作都不会一帆风顺。感谢务农这段经历, 它让我正视了青春路上的坎坷, 意识到了自己眼下应该做什么, 未来的路应该如何走。对于年轻人来讲, 在城市生活和工作, 压力固然很大。但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就简单地回乡种地, 则是一种逃避。我仔细考虑了许久, 自己既不熟悉生产、更不了解市场, 务农这一年, 我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特长, 对于家庭, 包括对于家乡都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因此, 忙完这一年, 我仍将回到城市, 去学习、去实践、去历练。相信再次回到家乡时, 我会是全新的自我。

重庆务农农民现状调查与思考 篇6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调查范围涉及都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6个区县8个镇, 即巴南区二圣镇、双沙口镇, 永川区五间镇、永荣镇, 綦江区隆盛镇, 南川区黎香湖镇, 荣昌县龙集镇, 潼南县五桂镇;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5个区县6个乡镇, 即万州区大周镇、铁峰乡, 开县竹溪镇, 巫溪县胜利乡, 忠县任家镇, 丰都县暨龙镇;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4个区县6个乡镇, 即黔江区蓬东乡、水田乡, 武隆县鸭江镇、赵家乡, 石柱县冷水乡, 秀山县钟灵镇。调查方法采取逐户登记与座谈调研相结合, 在市和区县分别召开现场培训会的基础上, 组织调查人员深入乡镇及其各村组, 在当地干部和部分农民代表参与下开展逐户调查登记;与此同时, 深入部分区县、乡镇和村召开有乡镇、村组干部和农民代表参加的调研座谈会。

根据调查汇总资料, 20个乡镇共有141个村、1023个组, 幅员面积1372平方公里, 户籍农户95309户、320988人, 承包耕地490634亩 (确权颁证面积, 下同) , 其中田224951亩、占45.8%。2013年, 20个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841元至9800元不等, 最高的为南川区黎湖镇, 最低的是巫溪县胜利乡,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8332元的有9个乡镇。

二、户籍农户与务农农民现状

(一) 劳动力转移和农户全家转移占比高

20个乡镇, 劳动力转移和随转的家庭非劳动力总数180937人, 占户籍农户人口总数320988人的56.4%, 其中, 劳动力转移151168人, 占户籍农户人口总数、就业劳动力总数 (221573人, 包括超过统计劳动年龄现仍在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 不包括统计劳动年龄内实际没有劳动的病残及其他人, 下同) 的47.1%和68.2%;随转的家庭非劳动力29769人, 占户籍农户人口总数的9.3%。

当前,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 农户全家人口转移正呈增长态势。到2013年底, 20个乡镇全家外出转移的农户达36379户、112001人, 分别占户籍农户及人口总数的38.2%和34.9%。最多的镇, 全家外出农户、人口都超过了一半以上。从全家外出人口的分类看, 外出务工77398人、经商4215人, 分别占69.1%和3.8%;随迁的非劳力29769人、占26.6%, 其他619人、占0.6%。随迁的儿童及学生17188人、老人8847人, 分别占15.3%, 7.9%。从转移的地域看, 转移到重庆市外的50266人, 转移到县外市内的32075人, 转移到区县内的29660人, 分别占44.9%、28.6%和26.5%。

(二) 留守人口以老人、儿童 (学生) 为主

当前, 农村空虚化, 老人、妇女、少儿留守村庄, 老人、妇女种田是普遍现象。调查的20个乡镇, 共有留守人口140051人, 占户籍农户总人数的43.6%, 其中务农农民 (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 下同) 70405人、非劳力69646人, 分别占50.3%和49.7%。留村人口以老人和儿童、学生为主, 据调查统计, 60岁以上老人占31.5%, 儿童、学生占29.7%, 二项合计占61.2%。

(三) 务农农民以老龄化、低文化为主

据对42575名务农农民个人信息资料的统计分析, 当前, 种田以50岁以上的农民为主, 占58.7%;60岁以上的占32.3%;70岁以上的占8.7%;30岁以下仅占7.4%。女性种田的占52.6%。同时, 务农农民以小学和初中文化为主, 小学及以下 (包括文盲、半文盲) 的占60.8%, 初中文化的34.2%, 高中毕业及以上的仅占5.0%。近年来参加过各类培训的务农农民只占23.1%。

(四) 务农农民以兼业种地为主

在20个乡镇户籍农户中, 目前已弃农或暂已弃农的户数43020户、占45.2%, 其中全家转移的36379户、占38.2%, 老人、儿童 (学生) 留守在家, 但基本上不经营农业的6641户, 占7%;经营种养业的农户52289户, 占54.8%, 其务农农民70405人, 占户籍农户人口总数的21.9%和就业劳动力总数的31.8%, 平均每户1.35人。

20个乡镇户籍农户共承包耕地490634亩, 其中田224951亩、占45.8%。目前, 承包耕地流转给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和部分农民种养大户88942亩 (不包括农户间口头协商流转) , 占18.1%;70405名务农农民, 2013年实际耕种面积369075亩 (其中6.5万亩为栽种果、药、茶、桑等多年生植物) 、占75.2%;其它32617亩、占6.6%。

当前, 务农农民中, 真正职业化的农民数量少, 兼业化的农民数量多。对70405名务农农民实际从事的生产经营规模分析, 一人种地在5亩以下的61364人、占87.2%, 种地面积28.6万亩、占36.9万亩的77.5%, 其中种地在3-4亩的49100人、占69.7%, 耕种面积18.1万亩、占36.9万亩的49.1%。一人耕种经营超过5亩的仅9041人、占12.8%, 耕种面积8.3万亩、占22.5%。其中, 种植大户仅559户, 务农农民1191人、占1.7%, 耕种面积20147亩、占5.4%。种植大户和一人耕种经营10亩以上的务农农民3983人, 占务农农民总数的5.7%, 种地面积占12.8%。在务农农民家庭中, 目前, 饲养生猪的户只占58.9%, 一般饲养2-3头;饲养牛羊的户只占7.9%, 一般饲养3-5头 (只) 。到2013年, 20个乡镇共有畜禽水产养殖大户249户、务农农民421人。其中养猪大户56户, 养殖规模13551头, 平均每户242头;养牛大户36户, 养殖规模659头, 平均每户18.3头;养羊大户99户, 养殖规模2984只, 平均每户30.1只;养殖禽兔大户25户, 养殖规模126300只, 平均每户5052只。20个乡镇水产养殖大户27户, 养殖规模2128亩, 平均每户78.8亩;养蜂大户6户, 养殖规模132箱, 平均每户22箱。

(五) 务农农民家庭收入偏低

根据调查资料分析, 户籍农户人均纯收入水平, 有随家庭务农人数占比增加、种地面积增加和外出转移务工人数占比下降呈明显下降的状况。在全部务农农民家庭中, 除少数种养专业大户外, 家庭人均纯收入都比较低, 2013年, 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7000元 (全市平均数为8332元) 的户数占33%。而其中务农农民一人种地在5亩以上的家庭, 虽然户均种地面积比其他务农农民家庭扩大了近1.3倍, 但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7000元的占比却上升到41%。当前, 家庭以农业为主、就业以务农为主, 而种地又不是较多的, 即是现实农村的低收入群体或贫困户。

三、务农农民现状与农业发展的几个问题

(一) 面对务农农民“三化”现状推进农业现代化需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农业现代化, 现代化的新型农民是基础。当前务农农民老龄化、低文化和种地兼业化的现状, 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极不相适应。从20个乡镇的调查资料看, 务农农民7万多人, 占户籍农户人口总数的21.9%, 占就业劳动力总数的31.8%, 种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75.2%。其中, 务农农民50岁以上的占59%, 60岁以上的占32.3%, 70岁以上的占9%;小学文化的 (包括文盲、半文盲) 占61%, 初中文化的占34%;种地5亩以下的占87.2%, 种地10亩以上的 (包括种植大户) 仅占6%。这一结构现状, 将严重制约以高产、优质、安全、高效为目标, 以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的适度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等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

因此,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使之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步、协调发展的过程中, 当务之急是加快培育、造就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要把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培育作为一项农业发展战略性、基础性的系统工程来抓, 在规划设计和制度、机制构建以及培育方法、模式创新上着力, 使之成为各级政府制度化、常态化的一项工作。一是要对全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做好规划、设计, 指导培育工程科学实施。要根据重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任务和进程要求, 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结合, 明确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等各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阶段性目标任务和工作思路, 科学制定培育对象的标准和政策措施。二是要加快构建新型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确保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健康、规范、有序推进。要从长远抓系统的农业职业教育, 当前抓务农农民职业培训。对农民培训的内容, 要分种养殖项目分类别进行系统设计, 适应现时务农农民特点和要求, 坚持短期、多次培训和实训式、参与式培训为主, 多次培训使内容成系统。要创新培训农民的模式和方式方法, 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以参训农民的评价为检验标准。要创新农业职业教育办学制度、模式和管理方法, 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 加强对现有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后继者、立志务农的青年农民、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等开展在职农业职业学历教育, 为未来农业现代化培养高素质的职业人才。三是要调整完善对农民对农业的相关扶持政策, 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当前, 扶持农业、农民的政策项目较多, 但有的政策扶持对象的针对性不强, 扶持的作用和效果有限, 应适时调整优化。要把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有机结合, 使政策扶持的重点对象更准确和有针对性。要在引导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扶持、金融信贷、农业保险、社会保障等支持政策上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要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科学认定和管理, 形成激励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有效机制。

(二) 农户全家转移将致撂荒地增加需要研究对策措施

在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和农业比较效益仍偏低的情况下, 农户全家转移正成逐年增长的趋势。调查的20个乡镇, 到2013年底转移农户达38%, 人口占35%。虽然转移农户的土地, 大部分已流转给了其他农户或其他生产经营主体 (包括农业企业) 耕种, 但由于我市农户承包耕地地块小而分散、插花的特点, 自然就存在一些插花地块或边远地块难流转, 更何况有一部分全家外出的农户不愿流转。在调查中发现, 一些边远的乡村, 耕地撂荒面积呈扩大趋势。

在农户全家转移将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 研究撂荒地问题需提上工作的议事日程。减少和控制农耕地撂荒, 一是要在完善土地资源信息与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提高各级服务土地流转工作水平, 构建土地流转长效机制上下功夫;二是要在完善深化改革措施上再着力, 在明晰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使用权基础上, 健全耕地使用、保护的政策制度和权、责、利关系, 促进不愿种地的承包农户将土地经营使用权流转出去;三是要在调整、完善有关政策措施上着力, 将支持农业生产的政策重点向土地耕种者落实, 调动职业农民承接流转地发展家庭农场或专业大户的积极性;四是要在鼓励和正确引导承包农户间自愿调换地块上着力, 促进农户承包地块相对集中, 以利于土地流转和发展家庭农场, 也有利于耕种机械化。

(三) 培育新型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需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论农广校开展务农农民科技培训 篇7

1 加大力度开展务农农民科技培训是新时期赋予农广校的历史重任

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城乡经济、文化的差别, 广大农民被束缚在落后的农村, 科技文化素质低, 接受新技术、新品种的能力差。目前, 我国有7.37亿农民, 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 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 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 高中文化程度占11.62%, 系统接受农业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不到5%。从这一数字来看, 广大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很低。这不仅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经济收入, 也严重制约着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 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 加大力度开展务农农民科技培训, 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做为一个覆盖广大农村的农民教育机构, 具有熟悉“三农”、贴近农民的优势, 具有健全的5级办学体系和先进的媒体教学手段, 是开展农民科技培训的重要阵地[2]。为此, 农广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 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培训, 教会他们先进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通过培训, 培养出更多懂技术、会管理、科技意识强的新型农民, 让他们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走出去, 投入到现代化农业生产中去。因此, 在加快务农农民科技培训过程中, 农广校是最直接、最有效途径之一, 也是新时期赋予农广校新的历史任务。

2 抓住机遇, 与时俱进, 将农广校办成农民可依赖、可信任的培训机构

当前, 务农农民培训面临的任务十分紧迫。由于受农民自身素质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双重约束, 农民增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随着新技术、新品种不断开发应用, 广大农民适应能力较弱的矛盾日益突出。要解决这一突出矛盾, 就要加强农民的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的培养, 在培训过程中, 必须抓住机遇、与时俱进, 坚持利用低成本、大容量的远程教育方式, 广挖农村对人才培训需求的巨大潜力。一是充分发挥农广校办学面广、规模大、针对性强、人才可就地培养的特有优势, 将农广校工作重心“下沉”到乡 (镇) 、村、组, 广集培训对象。二是在培训内容选题上, 要融科学性、系统性、基础性、实用性和权威性于一体。选择一些技术新、品种优的培训内容。另外, 根据现代化农业生产的需求, 对培训内容也要适时进行调整更新, 突出培训内容的实效性和前瞻性。综上所述, 为充分体现农广校办学为“三农”服务的办学宗旨, 一定要把农广校办好, 使农广校真正成为广大农民可依赖和信任的培训机构。

3 注重实效, 找准结合点, 充分发挥农广校的载体作用

农广校在开展务农农民科技培训工作中, 只有紧紧围绕市场需求, 以当地主导产业为导向, 坚持实用、实际、实效的原则, 因地制宜, 讲究针对性、突出实效性、注重带头性, 努力扩大务农农民培训的覆盖面, 提高培训质量、效益和水平, 才是农广校搞好务农农民培训出路所在。同时, 在培训工作中还要找准结合点, 充分发挥农广校的载体作用。一是将务农农民培训工作与政府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农民科技培训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以形成合力, 才能抓出成效。在开展农民科技培训工作中, 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 形成一个以农广校和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为主体, 相关部门协调合作, 按照分头组织、统一安排、共同实施的原则, 进行培训。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农民科技培训的质量和水平。做为县级农广校首先应引起政府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争取领导的全力支持, 紧紧围绕当地政府工作中心, 结合本地农民科技现状, 根据农民不同情况, 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 选好培训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务农农民培训的质量。二是将转变农民思想观念教育与专业技术培训相结合。在农民科技培训过程中, 部分农民思想观念较新, 敢于学习新技术, 愿意尝试新成果, 但大部分农民科技文化水平不高, 思想观念还停留在传统农业生产中。为此, 在培训过程, 不仅要教会他们新技术, 同时还要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 教育农民树立新的思想观念, 积极主动参与新技术、新品种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努力提高自身科技文化素质, 从而提高自身创新能力、新技术应用能力, 更好的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农业发展需求。三是将务农农民培训与就近、就地就业培训相结合。在开展农民科技培训过程中, 还应对广大务农农民进行一些技术含量低, 能够就地进行生产的非农专业技术培训。例如, 手工编织、简单工艺品制作等。通过这种培训, 不仅可以使广大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 还可进行一些副业生产, 增加经济收入, 使农民有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中, 从而加快农民经济收入增长步伐, 带动更多农民参加农民科技教育培训[3]。

4 加强和完善师资队伍建设, 强化教育教学质量

培训仅仅是个手段, 真正培养出大批高素质农民, 并在现代化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提高农民收入才是目的。由于农广校过去一直以学历教育为主, 随着农民培训的范围逐渐扩大、培训内容的不断更新, 在农民科技培训过程中, 无论是在师资, 还是在培训经验上都有一定的欠缺。为此, 要在今后培训工作中,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师资队伍建设。在现有师资队伍的基础上, 继续加强和补充师资队伍, 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来解决师资力量不足问题。纵向实行与农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协作, 按需施教, 培训资源共享。横向联合当地有经验、有技术的专业技术机构, 聘请有经验的专业农民技术员, 补充到教师队伍中, 确保务农农民培训所需的各类师资力量。教育是根本, 质量是保证。只有强化教育教学质量, 才能确保培训质量。在培训工作中, 应做到培训前有计划, 培训中保质量, 培训后有跟踪。要做好摸底调查工作, 了解当地农民文化程度, 种植模式以及生产规模等一系列问题, 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 并依据计划有序地开展培训工作。培训结束后要定期对农户进行回访, 确保培训有效果、农民有收益[4]。

5 结语

农民培训工作是一项工作量大、施教面广、政策性强的系统工程。今后, 农广校必须从实际出发, 继续坚持面向“三农”的办学宗旨, 在搞好学历教育的同时, 积极开展农民培训工作, 努力营造人才培养基地, 使农广校办成一种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互融通, 学校与非学校相互衔接的良性办学机制, 做农民增收、致富的桥梁和纽带。以最大限度地做好农民培训工作, 为增加农民收入、实现致富奔小康付出积极努力。

参考文献

[1]周舒俐, 付志峰.浅谈新形势下农广校发展之路[J].农民科技培训, 2010 (2) :10-11.

[2]翟兰军, 王鹏科.安阳市农广校农民职业教育发展过程及基本模式[J].河南农业, 2010 (2) :59.

[3]马菊堂.加强农广校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J].云南农业, 2009 (12) :52.

务农时间 篇8

一、农村成校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科学的成校模式

在农村成校中存在的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是缺乏科学的方法。在培训过程中常常会选择传统老套的方法进行成人教育,缺乏科学的教育模式,这就和成人教育的质量存在直接关系。农村成校在实践上非常重要,一个好的农村成校可以让全镇居民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这就需要成校根据本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科学实用的教育模式。

(二)成校人员缺乏重视

农村成校中存在的问题还有成校人员缺乏重视。很多农村成校人员在成校中并没有加强自身的重视程度,而认为只要做好面子上的工作就行,所以并没有真正动脑筋在农村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建设,想方设法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没有在农村成校方面加强重视程度,更没有采纳广大农村居民的合理建议去想方设法搞好农村成校。

(三)成校人员缺乏专业性

其实,农村成校出现问题还与成校人员缺乏专业性有关。就是因为成校人员缺乏专业性,才使农村成校的方案缺乏科学性,也就是因为成校人员缺乏专业性才会使成校人员缺乏对农村成校的重视。成校人员大多数都是普教年纪较大的人,他们不能与时俱进,跟不上当今时代的知识更新,所以缺乏对农村成校的专业性知识,这样在成校工作方面也无法进展得更好。

(四)居民缺乏服从成校的意识

很多农村居民缺乏服从成校的意识也是农村成校中存在的一大问题。很多农村居民认为自己不需要服从成校,所以学习培训时我行我素、自由散漫。在成校人员提出相关纪律制度时,部分居民不服从管理。他们认为时间就是金钱,我帮老板打工,老板给我钱就行。对于培训不培训无所谓,培训了又不多拿钱,不培训了又不少拿钱,素质的高低与你成校无关,这些都阻碍了农村的建设。

二、针对于农村成校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的思考

(一)寻求科学的成校方法

面对农村成校中存在缺乏科学的成校方法这一问题,需要农村成校能够拒绝模仿其他农村成校模式生搬硬套,而是通过自己的自主创新,并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的成校模式。一个科学的成校模式可以让整个农村都焕发出新的活力,这样也能够促使整个农村和谐健康地发展。

(二)加强成校人员对成校的重视

加强成校人员对成校的重视是解决农村存在问题的一种对策,只有当成校人员对农村成校的重视程度提高了,才能让成校人员在行动上也能加强对农村成校的高度重视。只有成校人员重视了对农村的教育,成校人员才能够在农村成校的方案上和行动上都加强实施力度,这样才能让农村变成一个更加和谐、温馨、美丽的生活环境。

(三)培养专业的成校人员

就是因为农村成校人员缺乏专业性知识,所以导致所制订的方案缺乏科学性,所以,培养专业的成校人员至关重要。只有培养专业的成校人员,才能让成校人员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农村进行成教。具有专业知识的成校人员,在遇到农村问题时,也能够从容不迫地解决好突发状况。并且,成校人员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制定出科学的成校方案,为农村成校制造出一个科学合理的未来宏图。

(四)加强居民服从成校的意识

由于很多农村居民不服从农村成校的相关条例,就使得农村的发展处于落后状态。所以,加强居民服从成校的意识也是解决农村成校存在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加强农村居民服从成校的意识,让每个农村居民都能够明白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并且让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进入成校中,才能更好地促进新农村的建设。

总之,农村是居民自治的组织机构,农村成校尤为重要。农村成校从小的层面来说只会影响到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然而从大的层面来说,农村成校却折射出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而对农村的建设起到促进作用。这些成校关系着我国城市化发展,关系着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只有加强农村成校的服务功能,提高成校的服务水平,才能建设出一个和谐文明的农村,让新农村成功地建设起来。

摘要:随着我国农村建设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在不断走向繁荣昌盛。农村作为组成城市结构的基本单元,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然而农村的成校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有成校的服务不够完善,成校服务的质量还有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成校服务农村建设无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关键词:农村成校,服务农村建设,实践与思考

参考文献

[1]信松旺.农村成校大有文章可作[J].中国农村教育,2008(6).

炒股村:左手务农右手炒股 篇9

“塬”是黄土高原因为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呈现为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

南留村就在这个平坦的顶上。

早上,还不到7点,村民就已经完全醒过来。包围着村庄的农地里,无论是果园还是麦田,都有村民在劳作。在南留村,几乎家家都种麦子和苹果。麦子是口粮,苹果则提供主要的经济收入。农闲时节,村民习惯出门经商,做点小生意。村民中不乏在兴平、咸阳,乃至西安发了财的。

南留村的人们用掩饰不住的自豪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咱村人勤快着呢,有的娃,90万的车买下了,120万的车也买下了,还有160万的车也买下了。”

显然这只是个案,大部分南留村村民的“生意”还是收头发、收旧电视和旧手机。

土地的产出加上农闲时生意的收入,让许多村民手中能有生活之外结余的钱,参与一项“投资行为”——买股票。

2006年,南留村即有村民投身股市。2014年底股市向好,更多的村民开始加入。2015年春节之后,眼看着股市一路上涨,现在800多户村民,有超过200多户人家有“股民”。村支书南栋梁干脆在自家的堂屋里,装上电视,摆上电脑,供炒股的村民看盘。

四分之一的村民进入股市,令这个原本安静的村子变得热闹了起来。中国股市经过漫长的熊市之后,K线图一路向上的景象重新出现。农民参与炒股以及“炒股村”的出现,即是中国股市繁荣的最新注脚。

“总比打麻将好多了”

年过60岁的刘建安穿着浅蓝色衬衣,深色夹克,白色休闲裤,浅棕色皮鞋,手里攥着一个装满茶水的PVC材质水杯,坐在村委会对面电线杆下的石墩子上。

刘建安是老股民,是村里最早接触股市的人之一。他更愿意人们称呼他“南留大哥”。这是他QQ的昵称,也是他行走股票江湖的名号。

“那是2006年,我是村里的副书记,我对书记和村长说,股市能挣钱。”刘建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当年投入股市的情况。当时,兴平市还没有证券公司,刘建安和其他三个人只能到西安去开了股票户头。

8年之后,60岁的刘建安在回忆起自己炒股第一年的成绩时,脸上居然浮起小学生期末考试失利的羞怯。“一年就是学着买,也没什么理论指导,到年底一算账,赚了8000多,可是手续费也要交8000多。算下来,还亏了几百块钱。”

刘建安早年当过兵,在外边见过世面,脑筋灵活,眼界开阔。

“农民光种几亩地不行。”刘建安说,“10亩地种死了,一年也挣不下1万元。”

刘建安家只有8亩7分地,5亩种小麦,剩下的种苹果。

这是南留村村民的基本作物。农地按照人头分配,至于种什么,完全由各家决定。早年间,除了基本的小麦和玉米,南留村村民为了增加收入先是种大棚韭菜,之后是果树。农闲时从塬上下去,做些小生意。

出门做生意让南留村村民对新鲜事物更易于接受,也为他们积累了最初的入市资金。

这个约有4000人的村落,被分成11个生产队。刘建安透露,全村830户,有大约20%左右的人家有人炒股。

尽管不少村民进入股市,但并没有人寄希望于通过炒股实现发家致富,也没有传出有人借钱炒股的消息。而村里的老人们还是不免将炒股视为赌博,炒股的村民则自辩称:“总比打麻将要好多了!”

刘建安最初的股票知识来自电视。南留村村民看得最多的电视频道是湖北卫视,这个频道的股市节目,是南留村许多炒股村民的启蒙者。

在看电视学炒股之外,刘建安在网上寻找各种炒股“组织”,加入其中,虚心求教。尽管他现在已经是南留村公认的行家,但是在提到网上那些“股评家”的时候,刘建安还是一脸尊敬。

刘建安现在加入的某个炒股QQ群,群主在北京,每天会在群里透露自己都买入和抛出了哪几只股票,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刘建安称呼群主为“老师”。

“每天看这个老师的分析,收获可大了,老师讲得特别好。”刘建安说。

上午差不多8点时分,刘建安用摩托车把家人载到自己家的苹果园,这个时节,除了收麦子,就是给苹果套袋子和打药。

刘建安已经较少做农活了,他说自己现在的主业是炒股,兼顾着种庄稼。他把自己叫做“职业炒股人”。刘建安拒绝透露自己在股市这些年的收获,不过他说,所有的收益都用于改善自己家的生活。

刘建安现在每个星期看四五只股票,仔细研究走势,再决定是不是买入。他直言南留村现在炒股的村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完全不懂股票,“瞎买的”。不过他从来不给任何人提供具体和微观的炒股建议,也从不为人代操,“亲兄弟也不行”。

“像今年这个行市,

我们村没有赔钱的”

刘联国坐在自己家堂屋的小板凳上,盯着笔记本电脑上正在播出的湖北卫视的股票节目视频。

“我爱看这个,老早就爱看这个。”刘联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刘联国2009年开始知道股票,当年夏天开始投资。“那时候什么都还不会呢,就少拿点钱先干,一天没事就看着盘。”刘联国说自己当时“什么都不懂,人家说买咱就买,人家说卖咱就卖”。

刘联国说的“人家”,就是刘建安。

为了炒股,刘联国很早就买了电脑,他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只记得花了4千多块钱。

开始的一个来月,刘联国最初投入的3万元本钱,赚了1.3万元。尝到甜头,刘联国开始自己买股票,这一次他投入了10万元。

“后来股有点不好,把之前赚的那1万多又都赔了。”刘联国说,“我一看不好,就把股票停了。”

刘联国透露自己喜欢“耍钱”,亲戚朋友关系好的,没事坐在一起玩玩,输赢不大,但是过程很刺激。刘联国喜欢这种有输有赢的刺激过程。一开始他觉得股市跟“耍钱”很像,有输有赢,过程刺激。村支书南栋梁给村民们讲股票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懂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觉得股市跟“耍钱”不一样,“能买进来,也能卖出去。”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进入股市,不赔不赚之后,刘联国停了自己的股票,直到2015年5月。

暂别股市的日子,刘联国家盖了新房子,并且在新房子高大宽敞的堂屋开了卖化肥的店面。2014年底,股市开始转好,刘联国心思又开始活络,那时家里新房子还没来得及装网络,他就每天去刘建安家看大盘,不过还是一直没有重新入市,直到有人上门想要借用刘联国的股票户头。

妻子不愿意刘联国出借自己的户头,理由是,户头在自己手里,什么时候想用就能用,她忘记了自己对于刘联国炒股其实是反对的。最初听刘联国说炒股坐在家里就能挣钱,她完全不相信,不过既然丈夫喜欢,也就随他了。

2015年5月,刘联国重启了自己的户头,每天在家一边看大盘,一边卖化肥。 “他一边盯着卖化肥,一边盯着股市,钱多就多投入点,钱少就少投入点,总比打麻将强,打麻将还对身体不好。”刘联国的妻子一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边忍不住开始笑。

刘联国最初是个挖掘机驾驶员,后来成为化肥经销商,炒股只是他正式工作之外的一项乐趣,就像他所喜欢的“耍钱”一样。

“今天炒股挣了一万,明天炒股折了一万,可本职工作该干还是得干,本职工作不能丢。”刘联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农村的活弹性比较大,今天来不及可以挪到明天,只要不误农时。”刘联国说,夏收时候,人们都会调整时间下地劳作,好避开炎热,即便没有炒股,也不会有人专门等到9点日头升高了才去干活。

与一些村民打算把从股市赚的钱“取出来到兴平市做点生意”不同,刘联国在股市上的每一笔收益,都被他继续投入股市中,这像极了他所喜欢的“耍钱”。而这也几乎是他所知道的村民对炒股收益最普遍的处理方式。

刘联国说,南留村炒股的人,在股市低迷的时候,即便赔,也都赔得不多,“都是收盘的时候买,第二天开盘,涨了的话,很快就卖掉,跌的话,也是赶快卖掉,这样也赔不了多少。”

“像今年这个行市,我们村没有赔钱的。”刘联国说“挣钱不挣钱,我不知道,但是没有赔的。”

“自从炒股以后,

大家都是说国家大事”

10点半,太阳已经升到足够的高度,照遍了村委会前面的土场,早晨晾晒的麦子,在日头底下闪着光。村子里安静极了,只是偶然传出木耙子耙过麦粒堆的声响。

张占库去收麦子,妻子王丽在家留守。她一边看着电脑上的K线图,一边照应着自家的商店。

遇到买零碎商品的顾客,王丽会从旁边小房间里出来招呼一下,然后马上就回到电脑前继续看大盘。有时候太着急了,就会忘记收钱。

同村的刘建安是王丽炒股的启蒙老师。2010年第一次接触股市,丈夫只肯让她投资5000块钱。按照王丽的说法,那时候完全不懂,“什么K线图,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看。”

跟着“启蒙老师”买股票,她只知道老师买哪只她就买哪只,却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买进,什么时候该卖出。所以头一年“肯定是赔了嘛”。

王丽第一年赔了2000块钱,好在因为投入不多,赔的也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对于王丽来说,炒股完全像个消遣和游戏,所以她也就没有因为赔钱和以后几年的股市低迷而离场。

2011年到2014年,王丽仍旧在股市里沉浮。王丽高中毕业,在村里算是学历高的,她对于第一年的股市失利非常不服气,觉得股市肯定有自己的规律。

家里买电脑原本是因为自家商店经营香烟,而从烟草公司进货需要在电脑上进行交易,不曾想到,这为后来炒股提供了条件和便利。

上午11点半收盘之后,王丽坐在电脑前面,页面还没来得及关。上午她买了“唐山港”,因为她觉得京津冀一体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一定会对这只股票的未来提供利好。

王丽偶尔会到村子西头村支书南栋梁家的堂屋坐坐,村民们把这里称为“炒股大厅”。炒股的人们有时在这里看盘,有时把这里当做交流信息的场所。

2015年1月份,这个“股票大厅”成立,每天人最多的时候,会有十几个村民聚集在这里集体看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炒股大厅基本承接了村中小庙的信息集散地职能。

王丽明显地感受到炒股之后包括自己在内的村民们的变化。

“自从炒股以后,大家凑在一起也不说笑话了,也不谝闲传了,都是说国家大事,说经济发展。”王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王丽和她的乡亲们的交流中,“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李克强推销高铁”是主要内容,这与刘建安与《中国新闻周刊》交流时,不时提及的O2O、李克强经济学、CPI和PPI等概念形成呼应。

王丽表示,自己并没有通过炒股一夜暴富的想法,也没想过能通过炒股发家,之所以一直坚持,是炒股从另一个方面让自己更关心国家大事和经济发展,而这种关心带来的知识水平上的提高和满足感,让人内心愉快。“这是个学习的过程,一旦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何况,王丽的炒股生涯中,除了第一年因为完全不懂而赔了2000元钱之外,之后的几年,她都基本上没赔。“只是赚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问题。”王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丈夫当初对她炒股没有坚决反对,但是也绝对不支持。现在,他也对股市发生兴趣,开始学着看K线图,只不过他一直不好意思对外承认。

5个小时之前,早上6点多,张占库从自己家大门睡眼惺忪地走到街上的时候,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矢口否认自己家有人炒股。

王丽今年42岁,有两个儿子,大的已经参加工作,小的还在上大学。王丽坚决反对儿子们进入股市。她坚持认为,像自己这个年龄的人炒股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年轻娃要有事业心”。在她看来,股市的一涨一跌,对于年轻人的事业心无疑是极大的摧折与消磨。

“牛市的时候赚钱容易些,一天挣上好几千,年轻娃赚钱容易,事业心就没有了。”王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等到熊市来了,炒股赔钱,再到外面‘下苦每天挣一百,就不愿意去了。”

王丽自豪于自己现在能够内心平静地面对牛市,也能平静地“下苦”,不过她承认股市行情好的时候,炒股的收益要比经营商店和种庄稼的收入加在一起还要好。

但是她仍旧对记者强调,“炒股不能当做专职性的。”

“农民还是离不开土地,土地有一部分固定收入,无论牛市还是熊市。”王丽说。

正午12点,太阳升到天空正中,村委会前的土场上已经完全没有阴影,阳光直射下来,麦子完全暴晒在烈日之下。

一个村民吃过午饭,来巡视自家晾晒的麦子,他说自己没有炒股,因为炒股需要“本钱、时间和胆量”,而这些,他自认都没有。几分钟后,他又问,“股市到底是咋回事,真的能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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