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习者

中国学习者（共12篇）

中国学习者 篇1

随着语言学, 语言教学研究的不断推进和深入, 语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 和交际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的提法已经为广大语言教学研究者和实践者所熟悉。比较而言, 隐喻能力 (metaphoric competence) 是个较新的提法 (虽然对隐喻 (metaphor) 的研究从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1995) 就开始了) 。根据现当代认知隐喻学的理论, 隐喻不但是语言中普遍的表现形式, 而且是人们重要的思考和行为方式, 学习者隐喻能力的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其交际能力的发展。

1 理论基础

1.1 当代隐喻理论

隐喻的当代理论, 即认知隐喻学的奠基之作是George Lakoff和Michael Johnson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Metaphors We Live By) 。当代理论指出, 传统隐喻观把隐喻仅仅看成是美化语言的修辞手法是十分狭隘的。实际上, 隐喻不仅广泛存在于语言表达中 (I.A.Richards说我们听到或看到的任何三句话里一定有隐喻的用法 (1965) ) , 而且是我们重要的认知方法和行为方式。隐喻的创造从本质上讲就是借用于我们较熟悉的, 具体的, 界定清晰的概念 (本体, source domain) 去理解和界定一个我们不熟悉的, 抽象的, 缺乏细节的概念 (喻体, target domain) 。比如在“人生是旅行”这个隐喻中, 我们通过“旅行”这个较具体的概念去理解和解释一个更抽象的概念“人生”, 而这正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

他们区分了概念隐喻 (conceptual metaphor) 和隐喻的语言表达形式 (linguistic metaphor) , 指出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互不相干的语言表达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概念隐喻。比如, He was filled with anger.You make my blood boil.His pent-up anger welled up inside him.She got all steamed up.He was bursting with anger.这些包含隐喻说法的句子都来源于ANGER IS LIQUID OR PRESSURE IN A CONTAINER这个存在于我们思维体系当中的概念隐喻, 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突出的可能是本体和喻体对应关系的某个方面。概念隐喻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 比如我们都很熟悉容器中水加热或气压升高时的反应, 并利用这个熟悉的概念体系来构建较为抽象的“愤怒”的概念。

1.2 隐喻的文化属性

隐喻当代理论认为隐喻产生的土壤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 正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生活方式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差异, 以不同语言形式表达的隐喻在带有普遍性的同时也打上了文化的烙印。Zoltan Kovecses教授的研究证明, 不同的语言文化可能用不同的喻体对应相同的主体 (如中文的“事后诸葛亮”和英文的“Monday morning quarterback”) , 某个特定喻体可以对应的主体的范围是不同的 (如中文“心花怒放”的说法在英文中就没有对应) , 有些隐喻是某种文化所特有的 (如中文的“割资本主义尾巴”) 。隐喻的文化属性给外语学习者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1.3 隐喻能力

对隐喻能力的构成进行界定是研究隐喻能力发展的前提, 在总结了Gardner&Winner (1979) , Low (1988) , 和Littlemore (2001) 等人的定义以后, 笔者将隐喻能力细分为三个要素, 即1) 理解包含常规隐喻或较为新颖的隐喻的语言;2) 能辨别隐喻语言表达之下的概念隐喻, 并能在本体和喻体之间建立连接, 即发现相似性或可比之处 (这种能力对二语和外语学习者尤为重要, 因为绝大多数隐喻说法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 而不是习以为常的) ;3) 能在口头和书面表达中使用恰当的隐喻表达。

2 实证研究

2.1 研究问题

1) 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隐喻能力是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2) 学生隐喻能力的发展同语言能力的发展是否正相关?

2.2 实验设计

笔者根据上述隐喻能力构成要素的理论自制题目, 采取了随堂考试的形式来检验学生的理解和输出英语隐喻的能力。试卷共三个大题, 第一大题是15个包含隐喻说法的英语句子, 要求学生翻译成中文, 考察其隐喻理解能力;第二大题要求学生将隐喻语言表达形式跟概念隐喻相匹配, 或者根据表达形式自己总结写出概念隐喻;第三大题要求学生以“人生”为题, 写作中英文作文各一篇 (英文300字, 中文500字) , 考查主动使用隐喻的能力。

试卷中出现的包含英语隐喻的句子都请英语为母语的老师进行了校对, 保证是地道常见的英语表达;事先请少量同学试作题目, 修正了模糊的说法, 对于学生可能不认识的词汇标注了中文;考卷上并未出现“隐喻”的字眼, 避免对被试的刻意引导。

2.3 被试

在上海某高校抽取两组被试, 第一组40人, 非英专业大二学生, 代表了英语程度较为初级的学生群体。第二组20人, 英语专业大四学生, 代表英语能力较强的学生群体。

第一组被试前两题在课堂上完成, 当场收集考卷, 两篇作文留作课下完成, 一周后收集。有效考卷共计30份。第二组所有试题均在课堂上完成, 并当场收集, 所有20份考卷均有效。

2.4 数据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 两组被试对英语隐喻的理解整体都较差, 其中第二组略好于第一组。同样值得关注的是, 被试比较容易理解中英文相似的隐喻, 而对于差异较大的隐喻 (特别是英语喻体在中文文化中缺失的情况) 理解更加困难。

表2说明被试能较为容易的将相关的隐喻语言表现形式和概念隐喻匹配起来, 但是自己总结概念隐喻的时候还很吃力。第二组被试的优势比较明显。

从表3我们看到两组被试在中文作文中使用的隐喻数量大大超过英语作文。第一组被试表现明显好于第二组 (主要原因可能是第一组被试可以在课下完成作文, 时间更加充裕) 。除了排名第一的“人生是旅行”的隐喻之外, 中英文作文使用的隐喻内容也不尽相同。另外, 中文作文中出现了更多新奇的隐喻, 如“人生是照相机”, “人生如服药”等, 说明学生用母语写作时对隐喻的运用更加自如。即使是相同的隐喻, 中文作文对本体喻体相似性的挖掘也更加充分, 在“人生是旅行”的隐喻中, 中文作文不但提到了“起点”, “终点”, “旅人”, “路上的障碍”, “行进方向”这些常见方面, 而且还发掘了新的元素, 如旅行中的天气, 掌舵, 灯塔, 启明星, 使得隐喻的构成更加生动和富有细节。

2.5 结论

这次实证研究能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 学习者隐喻理解能力并不乐观;理解中英文相似的隐喻比理解有差别的隐喻容易, 证明了隐喻的文化属性;

2) 学习者输出英语隐喻的能力还比较差, 数量少, 内容也比较单一, 刻板;

3) 总之,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隐喻能力得到了一定发展;隐喻能力同语言能力的正相关不明显。隐喻能力不一定随语言能力提高而水涨船高, 需要专门的培养计划。

3 结束语

研究显示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能力发展水平较低, 学生理解和使用隐喻表达存在困难。目前, 隐喻能力的研究关注度还不高, 在英语教学中, 隐喻还是主要作为修辞手段介绍给学生, 教师和学生缺乏隐喻意识, 投入课堂时间极少。此次研究试题数量和被试人数都较少, 存在着不少局限, 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引发更多的关注和研究行动。

参考文献

[1]Halliwell S.Aristotle.Poetics[M].2nd ed.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Gardner H E.Winner.The Development of Metaphoric Compe-tence:Implications for Humanistic Disciplines[M]//On Metaphor.Chicago,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3]Kovecses Z.Metaphor in Cultur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Lakoff G, 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5]Littlemore J.Metaphoric Competence:A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of Students with a Holistic Cognitive Style?[J].Tesol Quarterly, 2001, 35 (3) :459-491.

[6]Low D G.On Teaching Metaphor[J].Applied Linguistics, 1988, 9 (2) :124-147.

[7]Richards I A.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中国学习者 篇2

2.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2013年3月17日)

3.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3年4月28日)

4．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5月4日)

5．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奋力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 2013年5月12日四川日报头版

6.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开展四川芦山抗震救灾纪实

7．用实干托起“中国梦”——2012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8.满怀信心走好中国道路——一论同心共筑中国梦2013年3月21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9.高扬凝心聚力的中国精神——二论同心共筑中国梦2013年3月2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10.凝聚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三论同心共筑中国梦2013年3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中国英语学习者需要什么样的例证 篇3

摘要本文旨在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例证需求。根据对367位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查阅例证主要是为了解决词的搭配或用法问题，为了理解词的语境义。60％的调查对象倾向于英语学习型词典中多收入句子例而非短语例。他们认为动词、形容词、多义词、歧义词以及没有标记的高频词应多举例阐述其用法，并提出例句结构要简洁、派生词应配例等建议。问卷调查结果对于改进英语学习型词典的例证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中国英语学习者例证需求问卷调查

一、研究背景

例证常被比作使词典之躯丰满的血肉。学习型词典中的例证主要有六大功能：(1)补充释义，(2)显示词语使用的语境，(3)区分义项，(4)阐明词的语法结构，(5)显示词的典型搭配，(6)指示词语使用的语域或文体。

以往的词典例证研究常从编纂视角出发。编者被看作是“语言事实的单纯描述者”，选例时其主要任务为“选择和确立相关的能阐述被释词所特有的语法、语义、文体及文化属性的语料”。

近三十年来，随着词典用户视角研究的深入，从词典用户角度探讨例证设置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研究的主题主要涉及词典用户的例证需求，不同类型的例证在用户编码和解码任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用户的内在因素(如用户的语言水平、文化背景等)对于例证选取的影响。

Szende提到，双语词典的例证应满足用户的表达需求(vou-loir-dire)。在他看来，被释词的句法与语义搭配是词典用户最需要的，应当在例证中加以突出。Szende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但其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实证支持。正如Nesi所说，很多词典学研究者的观点是“想当然地认为应当如此”，而没有考虑“真正发生了什么”。Nesi的一项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词典例证在帮助用户生成表达方面，并未起到明显的效果。她把原因归结为：(1)词典中有些例证的质量不高；(2)一些受试缺乏加工词典例证中信息的能力；(3)调查工具存在缺陷，未能考察出例证使用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

词典应收短语例还是句子例?从节省篇幅的角度考虑，一些研究者主张多用短语例，但有的学者认为短语例没有为用户提供足够的词语使用语境，而且短语例“抽象、不自然”。上述两种观点都缺乏实证支持，更令人信服的证据应来自对词典用户真实需求的调查。

Humble指出，例证的选用应当考虑用户的语言水平。初阶者从自撰例中获益最大，而基于语料库的真实例证最有利于中高阶学习者。Humble观点的核心是“学习者从略高于他们能力的输入(input)中获益”。

研究者还讨论了例证中的文化信息问题。Minaeva认为，诸如“signs with three balls hang outside pawnbroker's shops”、“Sheremetyevo，the gateway to Moscow”等例子包含过多英语学习者不明白的文化信息，不适合作为例证；例证应“尽可能不含有社会文化内涵”。而Williams的观点是，例证中隐含文化信息是不可避免的。他提议，“(例证中)有关事实信息和社会活动的文化蕴含应当过滤掉”，但是例证中与文学作品和圣经相关的内容，只要“内涵意义较明确”，则可保留。根据Griee合作原则中的量准则，他提出例证中提供文化信息的原则，即“说足但不多余”。Szende则指出，“好的例证具有社会现实的强烈烙印，反映被释词所赋的内涵”；例证还是“间接提升道德标准的绝好地方”。Szende未指明例证中文化信息的含量，但告诫编者，“含有潜在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影响的令人尴尬的或微妙的例证”应当剔除。总之，例证中的文化信息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关键是如何在文化信息量与用户接受程度之间权衡。

上述研究都是围绕着用户对例证的需求展开，为今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不过，以往研究较缺乏实证调查，而且未考虑特定词典用户(例如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例证需求。

二、研究方法

1.调查工具

笔者设计了一份问卷，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例证需求。问卷主要包含七个项目：(1)词典用户查阅例证的频次；(2)受试者查阅例证的动机；(3)受试者对例证功能的看法；(4)受试者对短语例和句子例的偏好；(5)受试者对普通英语学习型词典例证数量的意见；(6)受试者认为应多举例的词类；(7)受试者对例证改进的建议。

2.调查对象

来自广州四所大学的367名在校学生参加了此次调查。选择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的原因是他们使用例证的频次普遍高于其他类型的词典用户(如公司职员等)，而且英语学习型词典也主要是为满足他们的需求而编纂的。

按照所学的专业，参加调查的367名大学生分布如下：文科类154人(占总数的41.96％)，经济类94人(25.61％)，医学类73人(19.89％)，工程类46人(12.53％)。调查对象包括本科生294人(80.11％)，研究生73人(19.89％)。其中女生251名(68.40％)，男生161名(31.60％)。

三、调查结果及分析

1.受试者的英语水平与所使用的英语词典

367名学生中有357位自我评估了其英语水平。24位(占回答人数的6.72％)为初阶，65位(18.21％)在中初阶之间，182位(50.98％)中阶，81位(22.69％)中高阶，5位(1.40％)为高阶。因此，参加调查的85％以上学生的英语水平处在中阶以上，为英语学习型词典针对的主要对象。

受试者共拥有563部英英、英汉词典。这当中包括《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232部(占总数的42.1％)，《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120部(21.31％)，电子词典122部(21.67％)。受试者仅拥有40部国内编写出版的英汉词典(7.10％)。他们还列举了19部英语单语词典(3.37％)，包括6部《剑桥英语词典》、5部《牛津袖珍英语词典》、4部《COBUILD英语词典》、3部韦氏词典和1部《朗文活用词典》。另外，他们拥有30部专科类或专门类词典(5.33％)，包括15部医学词典、9部同义词词典、3部新词词典、2部图解词典和1部科技词典。显而易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电子词典占领了国内词典市场85％以上的份额。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367名受试者中，191人(占总数的52.04％)拥有一部英英或英汉词典，125人(34.06％)2部，34人(9.26％)3部，7人(1.91％)4部，2人(0.54％)5部，8人未作回答(这意味着可能连一部英语词典都没有)。而拥有一部以上词典的，通常一部是《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或《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

2.例证查阅的频次

366名受试者回答了“查阅例证次数”这一问题。100人

(27.32％)说他们几乎每一次使用时都查阅，125人(34.15％)经常查阅，134人(36.61％)偶尔查阅，仅有7位学生(1.91％)说他们从来不查阅。卡方检验结果证实这四种答案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X²=110.83，df=3，p＜.05)。因此，可推断约有62％的受试者常查阅例证。根据他们的回答，查阅例证次数的大致比率为63.66％。

3.例证查阅的动机

在被问及何种情况下查阅例证时，360名学生列举了22种情形(见表1)。很明显，学生查阅例证多是想知道一个词的搭配或是如何正确运用一个词。换言之，英语学习者在“编码”活动时最有可能查阅词典中的例证。其次是为了理解词语使用中的具体含义。

4.对例证功能的看法

在被问及“你是否认为英语学习词典中的例证有用”时，有210人(57.22％)认为例证很有用，146人(39.78％)认为有些用途，9人(2.45％)选择“难说”，只有2人(0.54％)认为例证没有用。

根据受试者的回答，例证的功能可归纳为14项(见表2)。

很明显，他们认为“了解词的固定搭配及其在句中的用法”和“帮助理解词义”是例证最主要的两大功能。这一结果与很多词典研究者的观点一致。然而，受试者在回答中提到了几项研究者忽略了的例证功能，例如，例证可帮助记忆单词用法，例证可指明词性等。

5.对短语例和句子例的偏好

据调查，8.84％的受试者倾向于短语例；18.23％的人倾向于句子例；20.72％的人说他们两者都喜欢，但更倾向于短语例；46.96％的人说两者都喜欢，但更倾向于句子例；5.25％的人选择“无所谓”。显然，65.19％的受试者更倾向于句子例。

当问及受试者为何偏好短语例或句子例时，298位受试者陈述了表3所列举的原因。

很明显，受试者是根据某种例证固有的属性、例证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例证的记忆功能等来判断短语例和句子例的价值。受试者的回答应让词典编纂者思考短语例和句子例在英语学习型词典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在何种情形下选用短语例和句子例。

6.对普通英语学习型词典例证数量的意见

就英语学习型词典例证数量这一问题，65.92％的回答者认为例证数量适中，22.35％认为例证数量还不够，只有4.19％的受试者认为例证数量偏多，另有27人(7.54％)选择“其他答案”。四种选项之间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x²=346.47，df=3，p＜.05)，表明大多数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他们的词典中的例证数量满意。

选择“其他答案”的27位受试中，有12人说词典中各词条的例证数量不一致，很难评说例证数量的多寡。5人回答说，词典中例证越多越好。4人评述说，有些例证质量存在问题，与数量无关。2人说他们讨厌词典包含大量例证。另有4人承认他们未注意到词典例证数量问题。

7.应多举例的词类

表4归纳了311位受试者对“哪些词类应多举例”这一问题的回答。

根据受试者的回答，应多举例的词类包括动词、形容词和介词；没有标记的高频词举例的数量应多于有标记的词(如科技词汇等)；多义词和歧义词例证的数量应当增加。

8.改进例证的建议

问卷回答者对改进例证设置提出了一些建议，表5归纳了他们的观点。这些提议包括：(1)配例的原则，如选例应当实用、典型、与时俱进等；(2)配例的具体要求，如选例要清晰、简洁，指明搭配等；(3)配例的数量，如增加短语例的数量等；(4)配例的呈现方式，如使用特殊字体、增加字距和行距等。尽管有些提议相互矛盾(例如增加／减少句子例数量)，但是大部分建议是非常有价值的。有一些建议，如“选用简单的例子，以免例中出现生词引起不必要麻烦”、“派生词应配例”、“用特殊字体或横线标出例证中的搭配，使其更显眼”等，反映了学习者的真实需求，应引起词典设计者的注意。

四、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问卷抽样调查的结果，中国英语学习者常查阅例证。他们查阅例证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解决词的搭配或用法问题，为了理解词的语境义。多数中国英语学习者认为例证有用处。他们认为，例证的主要功能是显示词语搭配、明晰词义。多数学习者倾向于句子例，因为句子例可在具体语境中清晰显示词的搭配和用法。多数调查对象认为英语学习词典的例证数量适中。一些受试者提出动词、多义词和歧义词应多举例说明。他们还提出了一些改进例证的有用建议。

学习者对例证的部分需求已被词典研究者预测到了。然而，学习者提出的诸如例句结构要简洁、派生词应配例等建议值得词典编纂者注意。

问卷调查是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例证需求的一种有用的方法。不过，学习者一些潜在的例证需求很难通过问卷进行调查。今后的研究可考虑运用一些更客观、可靠的方法，例如通过检索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中的用法错误来揭示学习者在词语使用方面的困难，有针对性地配置相关的例证。

中国学习者 篇4

关键词：人称代词,大家,中国学习者,思维方式,英语写作

对于中国学习者, 人称代词“大家”是重要的语篇衔接手段, 而如何在英语写作中选择出“大家”的英语人称代词对应项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近年来, 在对于“大家”的英汉对应项研究中, 曾有易焱和王克非(2013)做具体的分析, 他们指出“‘ 大家’在英语中的功能对等项有第一, 二, 三人称复数代词”。 但是, 他们并没有对中国学习者在表达“大家”时在英语人称上的倾向性进行研究。在对于人称代词倾向性的研究上, 曾有赵宏和邵志洪(2002)等学者指出第三人称代词在英语中的使用频数大大高于在汉语中的使用频数, 其原因之一是他, 她, 它在读音上重合。但是, 他并没有对表达“大家”这个概念时的倾向性具体指出。因此, 本文将选取中国的学习者为分析对象, 研究他们想要表达“大家”这个概念时, 会选取哪些英语人称代词。并与英语本族语者对比, 发现其中的差异。希望通过本研究对中国学习者在人称选择上有所启示, 使其在英语写作中的表达更加地道。

1提出假设

易焱和王克非(2013)在“基于平行语料库的‘大家’的对应研究”这篇文章中对“大家”的实际对应项做出了研究, 如下表:

由他们在研究英汉翻译时所提供的表格数据, 我们观察到, 对于“大家”的翻译, 在汉语翻译成英语时, 使用第三人称较多(31.01%和23.56%), 在英语翻译成汉语时, 使用第一, 二人称较多(9.38%和15.88%) 。在翻译原则的探讨上,奈达(2004)和纽马克(2001)都指出过翻译要遵循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的原则。基于此原则,上表的分析是不是说明中国的学习者在表达 “大家”时倾向于第一二人称而英语本族语者倾向于第三人称呢?本文将选取中国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的英语写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易焱和王克非的结论进一步假设: A: 中国学习者在表达“大家”这个概念时倾向于使用第一二人称, 而英语本族语者则倾向第三人称B: 造成不同的原因是中国人思维比较主观, 第一二人称更能体现情感, 而西方人思维比较客观, 第三人称主观情感色彩少。

2语料和研究问题设计

本文使用的语料分为三类。对于提出研究假设的语料是易焱和王克非在“基于平行语料库的‘大家’的对应研究文中的统计数据。对于初步验证假设的语料是CLEC语料库。先输入第一二三人称代词, 随机截取搭配100词条, 人工检索与“大家”对应的人称代词个数, 统计并制定表2。对于进一步分析的语料是自建的小型语料库。本文选取中国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的作文各30篇, 15篇为议论文, 15篇为其他文体,每篇字数有100~150。将人称代词找到, 删除不是表达“大家”概念的词(如“ I have a ball”),并将剩下的词进行分类, 并做如下统计:1)频数: 指语料中出现的各个人称代词的个数;2)来源, 指这些人称代词分别出现在语料的议论文和其他文体的个数。之后做成表3。

具体的研究问题如下:

1)中国学习者在英语的写作时, 想要表达“大家”这个概念时, 倾向于使用哪种英语人称代词?即在第一二三人称代词选择上的倾向性。

2)英语本族语学生在英语写作时, 想要表达“大家”这个概念时, 倾向使用哪种英语人称代词?

3)中国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想要表达“大家”时, 在英语人称代词的选择上的倾向性有差别吗?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3数据观察和分析

3.1 CLEC显示的中国学习者人称代词的倾向性

为了验证中国学习者在表达“大家”时, 倾向于英语的第一二人称, 本文选取CLEC语料并筛选, 统计。由表2可以观察出, 中国的学习者在使用英语人称代词表示“大家”这个概念时, 用第一二人称比例为35%和40%, 而使用第三人称则为25%。由此分析, 中国学习者在表达“大家”时, 倾向于英语的 “ we, you,”等第一二人称, 而不太倾向于“they”等第三人称。

3.2自建语料库显示中国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学习者的差异

为了验证中国学习者和本族语学习者有差异, 本文利用自建语料, 由表格观察出:a,对于中国的学习者, 在表达“大家”这个概念时, 使用第一二人称的次数(18和30)比第三人称(16)的多, 而对于英语本族语学习者, 第三人称的使用(46)比第一二人称(20和6)多b,在议论文的写作中, 中国学习者在第一人称上的比重(40%)比英语本族语者在第一人称上的比重(20%)大, 在第二人称上的比重(50%)也比英语本族语者(30%)大, 但在第三人称的使用上, 中国学习者(40%)比英语本族语者(60%)少。由这些数据本文分析出: 1)从总体上说, 中国学习者在表达“大家”这个概念时倾向第一二人称, 而英语本族语者倾向第三人称。2)从议论文这种抒情性较小的写作上, 中国学习者依旧倾向第一二人称, 会用到“we can, you should”等, 而本族语者则用到第三人称“they express”等。

3.3事例分析形成中西人称代词倾向性差异的原因

以上分析已经显示, 在表达“大家”这个概念的时候, 中国学习者倾向于使用第一和第二人称, 而英语本族语者则倾向于使用第三人称。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性呢?

近年来, 文秋芳(2003)等学者在研究中国学习者的英语写作时曾指出, 中国学习者的书面语偏口语化。赵小东(2012)也从人称代词的使用上显示中国学习者的口语化倾向。而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曾晓红(2010)曾指出中国人的思维较主观, 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比较客观。在英汉互译的研究中, 也有白玉(2007)学者指出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对英汉翻译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由此推测, 中国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在“大家”对应的英语人称代词的倾向性的不同, 是不是也是受到中西思维方式不同的影响呢?本文再次提出假设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是人称倾向性不同的重要原因。本节将抽取上文用到的CLEC语料库和自建语料库的具体事例进行进一步的论证。

3.3.1 CLEC语料库分析中国思维方式的特点

为了论证中国学习者在表达“大家”时倾向于使用第一第二人称, 是因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主观性的影响, 本节从上文用到的CLEC语料库中随机选取了具体句子:

a,We all know that smoking is unhealthy.

b,You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在这两个例子里, 人称代词we, you都包含汉语里“大家” 的意思。例子a,汉语的意思是“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为了更好地做出对比, 我们将“we all know”去掉, 在表达的信息上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在感情色彩上差别很大。对比“we all know that smoking is bad”和“smoking is bad”我们会发现, 前一句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后, 不仅会显得更加亲切而且主观色彩很强。 后一句也表达同样的信息, 但却没有第一句用了第一人称代词的感情色彩。由此可见, 中国学习者即使在不需要人称代词的情况下, 还是倾向于添加并使用第一二人称, 这是受了中国主观性思维方式的影响, 而不仅仅是为了表达信息。例子b,汉语意思是“大家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为了对比, 我们将you换成one, 把“you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和“one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做比较。同样的, 用you来表示“大家”和用“one ” 的区别在于, you更能拉近距离, 表达感情, 而one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中国学习者更偏爱第一二人称, 还是受到中国人主观思维方式的影响。

以上分析得到的结论就是, 中国的学习者在不需要人称代词的情况下, 喜欢添加第一二人称代词, 在第一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选择时, 偏爱一二人称, 这都是受到中国这种主观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因此, 中国的学习者很容易在语言迁移的过程中体现这种思想, 具体来说就是偏重一二人称。

3.3.2自建语料库分析中西思维的不同

为了更好地论证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对人称倾向性的影响, 本文将选取上文中的自建语料库的一篇具体作文加以说明。

本文选取一篇题目为“Hard Work and Success”的文章, 文章的题材是议论文。在文章中的论述部分, 我们观察到, 在表达“只要大家肯努力, 就一定能成功”这样的内容时, 中国学习者在文中大量使用“ we should work hard... we can have a big suc-cess... you will realize your dream... we believe that...”等, 而本族语者则更多使用“ one doesn’t give up, he will realize his dream by...., they choose to ...”。我们没有选取记叙文, 抒情文, 是因为这种文章内容上需要强烈表达情感, 区分度小。然而在对待议论文这种相对论述性较强的文章, 中国学习者的表达依旧倾向于使用第一二人称代词的方法, 给读者以主观, 面对面和口语化的感觉, 而英语本族语者则更多使用第三人称, 给读者以正式, 客观, 第三方的感觉。造成差异的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中英的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学习者的思维中的客观性较少, 总是将客观转化为主观以拉近情感, 而本族语者的思维较客观。

4结束语

通过对具体语料的分析, 本文发现中国学习者在想要表达“大家”时, 更倾向用we, you等第一二人称, 而英语本族语者更倾向于用they等第三人称。这种选择上的差异, 是由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人受主观性思维的影响, 认为一二人称会更利于表达情感。而西方人受客观思维的影响, 更倾向于第三人称。因此, 对于中国的学习者而言, 在表达“大家”这个概念时, 要想有地道的表达, 在人称代词的使用上, 就要向英语本族语者靠拢, 减少第一二人称的使用, 增多第三人称的使用。 在思维方式上, 减少主观性的表达, 增强表述的客观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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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曾晓红.从汉英对比看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J].教学与管理,2010(27):74-75.

干部学习讲稿：中国梦与中国精神 篇5

课程前言

大家好，今天讲的专题叫“中国梦与中国精神”。有梦想，才有追梦的人。有人追梦，才有奇迹，才会创造奇迹。今天，当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时，才会引起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强烈共鸣。因为近代以来的积贫积弱使中国人一次一次梦碎而一再陷入心力交瘁之中，中国人连做梦的权利都一再被剥夺。只有今天，中国人告诉世人，中国是一个有梦想的地方，中国梦，是中国人的梦，中国人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中国人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就是为了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创造活力。弘扬中国精神就是为了实现文化强国之梦。中国精神是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凝炼而成的。所以，今天我们把中国梦与中国精神联系起来，就是要解开为什么会有中国梦，解开什么是中国精神，为什么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一、习近平提出中国梦

下面讲几个问题，第一个，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以其通俗亲和的表达方式迅速赢得了中国社会的高度认同。

（一）什么是中国梦

第一个小问题讲什么是中国梦。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深情地阐述了中国梦。他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人民日报》，2012年11月30日第1版）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之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也许人们会说，我们已经有近期、中期、远期目标，为什么还要提出中国梦。我觉得这时提出中国梦有很深的意涵。如果说我们的发展目标体现了国家的发展战略，而中国梦一则体现了民族复兴之梦，一则体现了每一个中国人从脚下到未来的人生之梦。每一个人都能在中国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发展的愿景，从而将中华民族的梦与个人的梦融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出中国梦的深刻意涵，每一个人的梦与中华民族的梦是连在一起的，每一个人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中国梦提出之后，引起世界的关注，人们热议中国梦，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中国梦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指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人民日报》。

梦是个人的富裕。较之中国，美国具有巨大的地理优势，三面环海，易守难攻，建国伊始就是一霸，历史上从未受到其他国家的侵略征服，倒是常常主动出击攫取他国资源。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国家安全之忧，人民可以专心做自己发财致富的梦。但是，自古以来，中国周边的环境一直极为险恶，历史上与周边国家的征战从没有停止过，几次被其他民族征服蹂躏。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国家的富强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保障，所以中国梦必须把“国家富强”放在第一位。

（2）中国梦的目的是民族振兴，美国梦的目的是个人成功

第二，中国梦的目的是民族振兴，美国梦的目的是个人成功。中国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统称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生于兹养于兹，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对这块热土具有十分深厚的感情。大家有一个共识，民族孱弱，任人欺凌，个人的尊严就会丧失，生命财产得不到保护，哪有幸福可言?美国的民族情况远比中国复杂，黑白两极对立，黑人长期受白人歧视，现在虽然法律上是平等了，但是骨子里的不平等是一时无法消除的，一件小事就可引起内部激烈的民族冲突。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人们没有乡土依恋，缺乏民族观念，自然也就只谈个人的成功。

（3）中国梦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美国梦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人才资源达到 第三，中国梦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美国梦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人才资源达到。“美国梦”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独立宣言》，强调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梦”特别是强调，不管出身、不论阶级，每个人具有同等靠自己的能力和成就而获得成功的机会。这对那些阶级分明的欧洲小国的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诱惑他们、鼓励他们来美国冒险。历史上，美国多次利用其他民族的人民来发展自己的国家。比如早期从非洲引进大量黑人搞种植，十九世纪利用中国劳力修铁路，现在又大量吸收墨西哥、东欧的人从事各种各样的体力工作，很多白人成了有闲阶级，整日打高尔夫享清福。然而，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的大国，不可能靠大量引进外来人才发展自己，所以习总书记才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4）中国梦是群体的和谐幸福，美国梦是个人的自由和快乐 第四，中国梦是群体的和谐幸福，美国梦是个人的自由和快乐。中国人自古就有一个“家国”的概念，群体意识一直很浓，讲究的是“家和万事兴”。一个家庭之内，关系和睦，人人安康，自己才能幸福。所以中国人的幸福是群体意识的。在一个家庭内部，幸福是共享的;在一个国家内部，幸福也是共享的。所以，总书记用三个“共同”来描绘中国梦的愿景：“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然而欧美文化则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和快乐。（5）中国梦具有纵深的历史感，美国梦只有现实的体验

第五，中国梦具有纵深的历史感，美国梦只有现实的体验。实现中国梦的自信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历史。中华民族具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上多次强盛，曾是那个时期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最近这些年帝王连续剧的繁荣，反映的就是大众这种心态。西方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崛起，其中一部分因素就是来自历史，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人具有再现历史的能力。一个历史上从没有强盛过的小国家，你吆喝得再厉害，别人也只会把你当做笑话看。总书记这句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里就用了“复兴”这个词，其中就透露着乐观和自信。然而，美国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自建国起，靠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和人才逐渐变成一个超级大国，所以它的梦是把现实延续下去，不让挑战他的力量出现，一直可以做自己的美梦。

（6）中国梦依赖群策群力，美国梦靠的是个性张扬

第六，中国梦依赖群策群力，美国梦靠的是个性张扬。实现中国梦，要凝聚大家的力量，人人给力，踏实勤干，利用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朝一个方向努力。它靠的是集体的意识，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一句话，中国梦要靠全民族强大的合力来实现。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中华民族是个优秀的民族，但是也是个喜欢折腾的民族，自毁力强大的民族，很多时候是发展一段，折腾一段，致使国家的发展可能不进则退。所以，现在要实现梦想，就必须统一大家的意识，明确一个目标，劲往一处使。然而美国自建国起就走的是一条务实的道路，就是简单追求个人富裕幸福，所以个人成功的合力构成了国家的强大。中国人可以办大事，但首先要统一意识。

（7）中国梦是为了民族光荣，美国梦是为了个人荣耀

第七，中国梦是为了民族光荣，美国梦是为了个人荣耀。自鸦片战争以来，领土被侵占，人民被蹂躏，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次次大灾难，这都是民族的创伤。近代史上，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民族有尊严，国家有安全，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今天，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总书记这句话掷地有声。没有这种历史痛的国家是很难理解中国人的这种渴望。美国就没有这种痛，所以它也不会做这种梦，因而，美国梦强调的是个人的富裕、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最后，作者总结说，“中国梦”是根据“中国脚”量身定做的“一双鞋”。生活在中国，就专心做自己的梦，通过实干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人民论坛》2013年5月23日）这也是对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一种解读，它是通过与美国梦的比较，来解读中国梦的内涵，它的特点、它的方向、它的目标。实际也是对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一种深度解读，解读得还是意义深刻的。

2、对中国梦的十大误解

另外一个教授，即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义桅发表文章，指出外界对中国梦的解读有十大误解。（1）误解一：中国梦就是中国的梦 误解一：中国梦就是中国的梦。受西方思潮影响，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把人民与国家对立起来，认为中国梦就是中国的梦。一些外媒更是将“中国梦”翻译为chinas dream(中国的梦)，而非chinese dream（中国人的梦），甚至认为中国梦的实现是以牺牲民众利益为代价的。其实，这就是对梦的狭隘理解，也是对中国的狭隘解释。（2）误解二：中国梦要取代美国梦

误解二：中国梦要取代美国梦。美国梦（american dream）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美国梦和欧洲梦都在褪色。中国梦的提出，自然给外界加强了中国软实力威胁的口实。尤其是，在将中美关系定位为老二与老大关系的错误理念下，担心中国梦要取代美国梦。其实，这是对中国包容性文化的误解。中国不会妨碍其他国家实现其梦想。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是国家的强盛，是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是要让外界了解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的方向和目标，我们不是要取代谁，更不是威胁谁。（3）误解三：中国梦是一种新乌托邦

误解三：中国梦是一种新乌托邦。尽管在英文中乌托邦是褒义词，但是，在中国语汇里，乌托邦被描绘为无法实现的梦想。一些外国人从梦的佛教起源出发，污蔑中国梦是精神鸦片，麻醉中国人的变革意识，掩盖社会矛盾。其实，中国是世俗化社会，强调知行合一。中国梦兼顾理想与现实，绝非宗教安慰。中国梦是什么？它不是空中楼阁，它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特别是人民的幸福它涉及到每个人的生活。外界这种解读确实是错误的。

（4）误解四：中国梦表明中国抛弃共产主义理想 误解四：中国梦表明中国抛弃共产主义理想。一些外媒将中国梦与中国的国家身份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梦表明中国着眼于中国，抛弃共产主义理想。其实，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基本奋斗目标。中国梦不仅不排斥共产主义理想，反而更务实地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可以说中国梦也是中国各族人民、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富裕之梦。

（5）误解五：中国梦抛弃摸着石头过河 误解五：中国梦抛弃摸着石头过河。一些人将梦想与现实对立起来，认为中国梦的提出表明，中国更重视顶层设计，抛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其实，梦在心中，路在脚下。中国梦不排斥改革开放的中国实践，反而是其系统化升华。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并不矛盾，把两者对立是错误的。

（6）中国梦就是宪政梦、人权梦、民主梦等

误解六：中国梦就是宪政梦、人权梦、民主梦„„。中国梦是最大限度凝聚中国共识，包容各种合法、合理、合情的诉求。然而，一些人乘机将中国梦狭隘地等同于自己的主张，或将自身诉求通过中国梦加以强调，认为中国梦就是宪政梦、人权梦、民主梦„„这本身没有错，但单方面强调会以偏概全，或欲速则不达，反而曲解了中国梦的丰富内涵。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依法行政等包含在中国梦里面，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它的全部。如果说是全面，那显然是不正确的。（7）误解七：中国梦就是现代化之梦

中国学习者 篇6

[关键词] 情态动词 道义情态词 认识情态词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学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1JK0467。

引言

作为语言重要组成部分的情态（modality）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范畴。情态动词（modal auxiliary）隶属于助动词的范畴，是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一大难点。

情态动词道义情态义（deontic）表达的是其主语所感觉到的义务、需要或允许履行的行为,而认识情态义(epistemic)则表达说话人对命题真值( t rut h value) 的肯定程度。归纳如下表一：

国内外对于二语习得领域内的情态动词研究大多数是静态的研究。缺少针对同一母语背景中的不同语言水平的英语学习者情态动词的使用特点及语义习得的比较研究。本研究采用横向实证调查，描述、比较分析不同英语水平层次的中国学生习得及使用核心情态动词语义的规律，具体回答以下问题：

1）不同英语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情态动词的使用有什么异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2）不同英语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表达道义情态义与认识情态义的情态动词使用上有什么异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高级、中级、初级三种英语水平的中国学生。初级水平者为某市一所标准化高中二年级随机抽取的30名学生；中级水平者为某个大学英语专业二年级一个班的30名学生（即将参加英语专业四级考试）；高级水平者为某所大学28名英语专业四年级本科生（即将参加英语专业八级考试）。

2.数据的收集

本研究采用测试的方法检测中国学生情态动词及情态语义的习得。试卷由40道填空题组成（涵盖了9个核心情态动词表达的20个基本的情态语义）。

学习者的测试任务以专项练习的形式由任课教师完成。初级组收回有效试卷 29份，中级组 28份，高级组28份。收集的数据均用SPSS17.0进行分析。

结果与讨论

1.总体结果

首先我们对三组学习者在情态动词使用的正确得分情况作了统计学的分析。结果见表二。

在正确率平均得分上，高级组略优于中级组，中级组略优于初级组(30.3250>29.4750)。高级组的平均值较高，标准差和方差也是最高的。这说明高级组的学习者的正确得分分布很分散，在情态动词的使用上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为了进一步分析各个水平组在不同题目上的表现，见图一。

高级组的学习者在极少数的题目上得到了最高分，而且在几个题目上得了最低分。中级学习者在大多数题目上的得分高于初级学习者，但优势并不是很明显。而初级学习者在某些题目上得到了最高分。这可能是因为高中二年级正是出于对英语情态动词用法的复习阶段。中高级学习者对情态动词的一些用法出现了回落现象。

张琳（2011）的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在口语中使用情态动词时，也倾向于用Should来表示“义务、必要性”且使用正确率很高，而使用Should 表示“逻辑推断”语义的错误率很高。这和学生学习情态动词时只是刻板地按照一些语法书给出的汉语来理解并使用情态动词的语义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学习者对于Would 表达“意愿”的根情态意义的使用不足，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学习者更多地是把would看作是will的过去时标志。中国的学习者不清楚这对情态词并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差异，而在于情态化的程度。而对于may 的使用错误率较高的原因，我们也作了分析。大多数学生都从“禁止”的角度去思考，选择“mustn’t”的学生占了大多数。因此，母语的负迁移导致了错误使用。

2.认识情态意和道义情态意的使用

从表三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首先，三个不同水平组的学习者使用道义情态意义的情态动词正确率都高于使用认识情态意义情态动词。其次，就使用表达道义情态意的情态动词而言，但初级学习者的正确率最高（39.5%），可能是因为前面所提到的初级学习者正处在基础语法的学习和复习阶段。使用认识情态动词的正确率呈现出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逐步增加的发展趋势。说明随着学习者语言能力的提高，他们能够选择更多的情态动词恰当地表达对所述问题的评价或自己的思想。

结 论

综上所述：三个水平组的学习者在情态动词的使用上表现出从初级组到高级组逐步发展的趋势，使用的正确率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现象，使用道义情态动词的正确率都高于使用认识情态动词的正确率，使用认识情态动词的正确率呈现出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逐步增加的发展趋势。因此，英语教学中，应尽可能地提供恰当的语境来让学生感受和习得情态意义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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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习者 篇7

根据Li和Thompson (1976)的观点，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言类型：英语是主语突出性语言，而汉语属于典型的话题突出性语言。多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者们发现，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生，他们的中介语普遍存在着话题突出的现象。

中介语话题突出的特征是多方面的，本文从空成分(nul element)、双名结构(double nominative constructions)和存在there (existential there)这三种较为典型的话题突出结构入手，通过对中国学习者英语学习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话题突出现象加以调查和分析，研究汉语的话题突出特征在英语中介语中的迁移现象，以证明在中介语形成过程中，学习者的母语话题突出这个语言类型起着重要作用，即中介语中的话题突出现象主要是由母语迁移造成的。

二、二语习得中的中介语

中介语(Interlanguage)又称为“中继语”、“过渡语”，是指第二语言习得中学习者自己构建的一种介乎母语(native language)和目标语(target language)之间的过渡性语言，是美国语言学家Larry Selinker在其于1972年发表的题为Interlanguage (Selinker, 1972)的论文中明确提出的概念。

我们可以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来理解“中介语”这一概念。Chomsky认为，语言受制于一种高度抽象的规则，这些规则包括了所有语言的共同特征，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不同的语言依据基本参数构建其特定的结构。因此，在普遍语法制约之内的语言的非标记性(unmarkedness)特征对学习者而言是相对容易习得到的，是最早进入中介语的成分。也就是说，初级阶段的中介语一致性成分较多，语法能很快地转化为能被人理解、在形式上近似于目标语的语法系统。而在学习普遍语法管制之外的语言的标记性(markedness)特征时，学习者会更加下意识地运用母语的知识去认知目标语的规则，虽经长期训练后习得了某些特征，但仍然带有某种母语的烙印，这一部分就是较难接近目标语的地方。

中介语既不同于学习者的母语，又区别于学习者的目标语。其内在的假设就是，中介语的起点是学习者的母语，随着目标语知识的不断摄入和交际能力的不断提高，学习者的中介语不断向目标语靠拢。

三、中介语中的话题突出现象

根据Li和Thompson (1976)的语言类型分类法，英语属于主语突出型(SP)语言，而汉语是话题突出型(TP)语言。英语作为一种主语突出性语言，主语是必不可少的成分，句子结构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谓(subject-predicate)语法关系;而汉语作为一种话题突出性语言，句子中的主语并非是必需的，而话题相比之下更为重要，因此句子结构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话题评述(topic-comment)语法关系。

汉语作为典型的话题突出性语言，在结构上不同于英语这一主语突出性语言。说汉语的人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话题优先的心理框架，因此在其英语中介语中频繁出现话题突出现象。中国学习者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由于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所产出的中介语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话题突出迹象。

四、几种典型的话题突出结构

1. 空成分（null element)

中国学习者在英语学习过程中，表达的中介语中存在空成分或零成分。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是句法位置中名词短语的零前指，这在英语中是不予承认的。不同水平的学习者的中介语中总伴有零主语、零宾语的空成分，这里“^”是指空成分也叫作零前指(杨连瑞，2003)。

(1)因为很有趣。

(1’) Because^is very interesting.

(2) 5∶30起床学了两个小时，喝了两杯茶，读了会儿书，然后冲了个澡。

(2’) ^Got up at 5∶30, ^studied for two hours, ^drank two cups of tea, ^read the books and^took a shower.

我们发现，其中介语中的空成分大多是由于学习者母语话题突出结构的负迁移引起的。汉语中既承认有零宾语，又不否认零主语的存在，这一点可能与汉语的话题式结构有关。如上图所示，像汉语这样的话题突出型语言，可以存在无形的主语，它在语篇中受到零话题的制约;但如果直译成英语，其结构俨然不符合目标语语法。

至于零宾语，我们可以理解为前文已确立的语篇话题。话题突出型语言里由于语篇中的前文已有话题而允许零宾语的存在(杨连瑞，2003)。

(3)你信吗?

(3’) Do you believe^?

(4)她到处找钥匙，可就是找不到。

(4’) She looked for her key, but she couldn’t find^anywhere.

零主语或零宾语这样的空成分在汉语这种话题突出性语言中是很常见的省略式表达，但却不适合英语这种主语—谓语式句法结构，中国的英语学习者的中介语中仍然带着母语的烙印，使其中介语存在着明显的话题突出现象。

2. 双名结构（double nominative constructions)

话题和评述本来是语义学或是篇章分析的概念，赵元任(1968)把这对概念引入了汉语的句子分析，认为汉语句子里主语和谓语的语法意义是话题和评述，而不是施动者和动作，这种话题—评述的关系是建立在“有关(aboutness)”基础之上的。上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Li和Thompson (1976)进一步发展了以“有关”来界定话题的理论，认为汉语的话题不一定要跟评述中的一个位置相联系，只要跟话题“有关”，句子就可以成立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与英语中的话题结构相比，汉语话题结构的使用频率要高得多。

(5)今天天热。

(话题)(评述)

(5’) Today it is hot.

(6)水果我最喜欢吃苹果。

(话题)(评述)

(6’) All fruits, I like apples best.

从上示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汉语这样的话题突出型语言中，存在两个名词结构或双主语结构是很常见的。这两个名词成分之间常常会有停顿，前面的名词结构用作话题，后面的则作主语。通常，前面的名词是一个短语，位于全句评述的左侧，句子评述中包含其代词形式。

3. 存现there (existential there）结构

早在1979年，Schachter和Rutherford就已经注意到中国学习者作文中的存现句有“惊人的规律性”，见如下例句。大多数ESL教师的分析只是强调这些句子是不合乎语法的，他们认为学生只不过是没能提供给主语其共指的代词来引导限定从句。而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些句子应该用类型学术语来予以考虑。这些句子的句法在类型学上与汉语的句子结构是类似的，用there be这一存现结构来引导话题。

(7)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eople like sports.

(8) There were a lot of events happen in my country.

(9) There are three students did not attend this match.

这些汉英中介语句子的结构貌似汉语句子结构，翻译时学习者只是将there is/there are放在了句首而已，而事实上即使没有there be结构，句子的其他部分也是完整恰当的。

从这些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带着明显的翻译腔，他们试图以汉语的句法结构来逐字地翻译英语的存现句型，不清楚英汉分属不同结构的语言类型，从而使其产出的中介语存在着明显的母语句法结构影响的痕迹。

对存现结构中出现的这类错误，学习者可以尝试各种学习策略，把中介语转变为符合语法的英语句子。如例句(7)，学习者可以通过将其转换为相应的英语关系句，见例(10), 或直接省略there be，见例(11):

对这些例句的错误研究给我们的教学带来的启示，就是如何从类型学观点来改正这些错误，使学习者意识到英汉句法结构体系的差异，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汉语的话题突出特征在英语中介语中的迁移现象。

五、结语

通过对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中介语句子中体现出来的话题突出现象加以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研究中的许多句子结构深深根植于母语中，体现其话题突出的特点，在英语中介语中形成了明显的迁移现象。这些中介语里，由于存在话题位置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话题结构，这些话题结构又反过来体现在中介语中。

因此，对英语中介语的话题突出的特征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实证性研究，这对中国的EFL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何引导学习者意识到语言类型的差异，并针对不同水平的学习者采取不同的方法，利用他们的母语知识促进正迁移、减少负迁移，是值得外语教师认真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Li, Charles&Sandra Thompson.Subject and topic: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A].In Charles Li (ed.) Subject and Topic.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76:457-489.

[2]Selinker, Larry.Interlanguag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72.10:209-231.

[3]Chao, Yuen Ren.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M].Los Angel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4]Schachter, Jacquelyn&William Rutherford.Discourse function and language transfer[J].Working Papers in Bilingual-ism, 1979, (19) :1-12.

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习得研究述评 篇8

1 研究回顾

1.1 语用失误专题

何自然及陈新仁指出, 判断在日常交流时所用话语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并不在于句法标准或者是语义标准, 而是看其是否适合用在当时的场合, 也就是说看其得体性。当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双方进行交流时, 由于母语的影响, 极易产生语用或者是语言上的失误, 语用失误指的是社交语用方面的差错, 语言失误指的是不符合语法。张辉以及陈淑芳学者主要侧重的是在外语的学习过程中语用迁徙及其所导致的失误。学者宋志平以及杨维秀承认语用失误会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当事人交流中发生, 但认为这种失误被泛化了, 所主张的观点是第一位是准确性, 第二位是得体性。

1.2 言语行为专题

语用能力包括得体的语言交往所需要具备的各种能力, 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好似言语行为。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行为能力的检验, 可以作为对其语用能力整体评价的依据。学者李悦娥和范宏雅指出, 中国学生在说英语时, 言语行为中存在许多语用失误的情况, 通过对打招呼的专项调查, 得出被调查者社交语用存在较多失误, 此外在语用原则以及用词等方面也有错误。另外针对中国学习者的回应调查, 得到了语用失误高于语言以及刺挠了失误的结论。姜占好针对中国的英语学习者的道歉策略进行的专项调查, 得到的结果是中国学生能够得体的运用道歉策略, 但受到母语文化的影响, 还是会出现一些言语行为上的语用失误。

1.3 语用能力培养专题

语用能力培养十分重要, 我国的学者对此也较为关注。杨素珍最先指出了培养学习者语用能力的重要性, 尚小明在会话含义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语用移情以及含义否定的观点, 这对培养语用能力起到了启示作用。学者高月琴、马振民以及胡美新等则主要关注的是学生语用能力培养, 朱嫣然、张德玉以及杨连瑞对听力环节的语用能力的培养展开了讨论, 朱嫣然将对话的连接语进行分类, 指出话语连接语对英语听力能力的指导作用。另外还有学者进行了语用能力以及翻译教学的尝试。可以说语用能力的培养涉及到英语听说读写等各个方面, 对于相关研究成果的具体效果还有待深入的研究和验证。

2 不足及研究展望

通过对相关专题的回顾, 可以看出, 当前关于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习得研究已有一定的规模, 但在看到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 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

2.1 言语行为习得研究不全面

当前, 我国已经有关于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打招呼、道歉、恭维、拒绝等方面的研究, 但在数量上还远远不够, 并且其变量设计也不够充分, 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习得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其中的规律的研究还不全面, 并且, 鲜有关于致谢、建议、修正会话以及威胁等方面的研究。因此, 我们要加强对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 按照五分法理论, 根据行为内容、预备以及基本条件, 对相关的研究方案进行设计。

2.2 语用能力的界定不清晰

根据董小红、周志远、邵艳春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在评测语用能力时, 将其划分为社交语用能力、语用言语能力以及英汉语用辨识能力三类, 这与何自然教授的观点一致。但是目前关于语用能力的定义尚未形成一致观点, 所以对于语用能力是什么, 具体内容是什么等仍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课题。对此, 我们需要对语用学知识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培养语用观念, 明确相关能力养成所需具备的要素, 并在这些条件具备的基础之上评估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

此外, 因为尚未对语用能力进行明确的定义, 所以在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测试调查问卷设计时, 要根据现代统计学原理, 在充分融合数据统计以及语言测试的有关知识的基础上进行,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所测得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测试的准确性, 进而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培养方案。

2.3 实证性研究不足

通过实证性研究, 可以为相关的理论研究提供检验的依据。当前, 我国已有的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习得研究的文献大都理论性较强, 并且缺乏针对性、低水平的重复现象也比较严重, 真正通过严谨的实证调查研究所得出的成果的数量相关有限。实际上, 有关中国的英语学习者的二语习得的相关实证研究已经有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其具体的方法也具有较强的普遍适用性和科学性。语用习得研究, 作为二语习得与语用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需要借鉴二语习得所总结出的很好的研究方法。另外, 需要注意的是, 不断要关注实证性研究的宽度, 还要注意实证研究的深度。

二语词汇学习往往要比母语词汇学习困难得多, 难就难在二语词汇推理能力的形成, 而这种能力的形成, 其基础是要建立相关的认知机制, 因为这种认知机制能够使学习者象本族语者那样感悟一些未见过的词, 或生成别人也可以接受的词, 并能建立有效的心理词汇网络。老子说:“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语言学习中的“道”就是学习者的认知心理规律, 如果教学过程符合并遵循这一规律, 就会收到好的学习效果。认知塑造了我们用来谈论概念世界的语言, 它决定了一种语言中有多少词汇、某些词汇如何同其它词汇相联系、词汇如何组成句子、句子如何构成语篇以及为了取得不同的语用功能进行口头交际或书面交流的方式。换言之, 认知界定了语言的词汇、句法、语篇、语用以及修辞层面。认知差异导致了语言差异。另一方面, 由于语言是人类大脑的产物, 而心理学是关于大脑的科学, 因此对语言的研究也是一个心理问题。单单从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的方法来探究词义, 并不能彻底揭示语义的本质特征或揭示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因此研究词汇与心理的关系, 探求词汇的心理组织、词汇的提取以及词汇之间的心理联系是必然的。

摘要：该文首先从语用失误、言语行为、语用能力培养等方面回顾了有关研究专题, 在对所取得的成绩加以肯定的基础上, 总结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从而指出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习得方面尚需加以探究的问题。

关键词：英语学习,语用习得,述评

参考文献

[1]何自然.什么事语际语用学[J].外国语言学, 1996 (1) .

[2]高月琴.语用能力的培养与英语口语能力的提高[J].外语电化教学, 2002 (4) .

[3]姜占好.中澳大学生英语道歉策略的对比研究[J].外语研究, 2004 (2) .

中国学习者 篇9

针对母语为汉语的二语学习者的心理词汇的实证研究仍然较少，已有的研究结论不一，而且对不同词类进行分析的实证研究也只有董晓宇（2007）一人进行过，这导致该方面的研究仍缺乏大量的实证数据。而且不同水平的二语学习者之间是否存在心理词汇的反应类型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反映在不同的词类中，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一、研究设计

1．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关注以下两个问题： (1) 不同水平的二语学习者的心理词汇性质究竟为语音、语义还是句法？（2）不同词类的心理词汇的反应类型是否存在差异？

2．受试者：

本研究的测试对象为北京服装学院的30名艺术类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和30名英语专业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分别被视为初级和高级水平的学习者。

3．测试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由联想测试，从《新视野大学英语预备2级》中选用15个高频刺激词，包括名词、动词和形容词3个词类，每种词类包括5个单词，受试者被要求对每个刺激词给出3个反应词。

4．数据的收集和分类：

本实验中受试的反应词被分为聚合型反应 (属同一词性，有明显语义关系) 、组合型反应 (有顺序或搭配上的关系) 、语音型反应和无关联反应4种。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二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的提高，二语心理词汇的性质也在发展，其组织模式体现出由语义联系发展为句法联系的趋势。就初级水平学习者而言，语义的联系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就高级水平学习者而言，句法联系在二语心理词汇中占主导地位，即在此类学习者的心理词库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线性的修饰和搭配关系。这和Wolter在2001年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就非常熟悉的词而言，非母语组产出的组合型反应较多，句法联系在二语心理词汇中起着更大的组织作用。此研究发现与董晓宇 (2007) 的研究有部分重合的地方，即语义联系确实在二语心理词汇的性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句法联系发展为主导地位的这种趋势却是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另外，本研究否定了语音联系在二语心理词汇中的重要性，无论在初级还是高级水平学者中，语音联系的比例都最小，远低于其他类型的联系，这与张淑静 (2005) 、赵丽 (2007) 和谢迷 (2009) 的研究结果均有所不同。而且初级水平学习者的无关联反应类型比例远高于高级水平学习者，这说明初级水平学习者的心理词汇网络中各词之间即使建立了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也不够紧密，网络还不是很清晰，因此在提取单词时，容易产生混淆，无法激活语义网络。

针对不同词类，初、高级水平学习者心理词汇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显著的不同。初级水平学习者对这三种词类产生的聚合反应比例均高于组合反应，而高级水平学习者对这三种词类所产生的组合反应均高于聚合反应。但仔细分析，其中又存在着一些不同，主要在于：1) 高级水平学习者对名词产生的组合反应要显著低于对动词和形容词产生的组合反应；2) 无论是初级水平学习者还是高级水平学习者，他们对名词所产生的聚合反应比例都明显高于对动词和形容词产生的聚合反应；3) 初级水平学习者对名词产生的无关联反应比例要显著低于对动词和形容词产生的无关联反应比例。

不同词类的数据比较表明无论初级水平学习者还是高级水平学习者，他们对名词所给出的刺激反应明显和动词及形容词不同。相对于动词和形容词，两组受试者对名词产生的语义联系的反应要更多，而高级水平学习者对名词产生的线形、搭配的语法联系的反应要少于动词和形容词，初级水平学习者的名词心理词汇网络要比动词和形容词更丰富和易于提取。由此可以看出，名词的心理网络组织和词汇的提取在某种程度上异于动词和形容词。

三、对教学的启示

扩展激活模型 (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 认为每个单词就是心理词汇网络上的一个节点，这些节点通过各种语言和非语言信息途径及其它心理词汇相链接构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本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水平学习者的心理词汇网络的激活具有不同的特点，对于不同水平的学习者，教师应分别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帮助学习者完成心理词汇网络中某节点向周围节点扩散的过程。

初级水平学习者的二语心理词汇更倾向于语义上的联系，因此词汇教学应强调单词之间的语义联想。教师可在讲解生词时向学生输入与其对应的常用词，使学生发现其间的语义联系，或利用高频词与生词之间的同义、近义关系以及反义、上下义及语境义等来进行释义，以此激活或者唤醒学习者大脑中的心理词汇网络。高级水平学习者的二语心理词汇是以句法联系为组织模式的。词与词之间主要以线形、搭配的关系为主导。对此阶段的学习者来说，词汇教学应侧重于单词的搭配用法和习惯用法，词汇短语教学应予以重视。“词块教学”则是较适合的方式。词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词组成，在语义或语法上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包括合成词、短语动词、固定词组、预制语块。高级水平学习者逐渐表现出了母语者的某些特点，心理词汇中词以词块方式存放和处理，因此能较流利地产生一些句子。

不同的词类在初、高级水平学习者的心理词汇网络中的排列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不同，无论对于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语义联系在初级水平学习者的心理词汇网络中都占有主导地位，而句法联系则是高级水平学习者的心理词汇网络中的主要组织模式。尽管如此，在初、高级水平学习者的心理词汇网络中，名词的语义联系仍多于动词和形容词。充分利用语义网络中的各种语义关系，对二语的学习尤其是名词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心理价值，让学生及时把握词与词之间的这种语义联系有利于二语教学实践。

中国学习者 篇10

词汇学习在二语习得中至关重要。复合词是词汇中较特殊的一类,它指将两个词合并构成的新词。因此,复合词的意义与构成它的两个词相关,可被推断出。汉英两语都有大量的复合词。因此,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英语复合词的理解是个很有趣的话题。本文认为语境在二外学习者对英语复合词的推断和理解中具有重大作用。

对于复合词的研究,已有很长历史,学者们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认知语言学研究了中心词与修饰语的关系以及在输出和输入复合词时语言使用者的状态。历时语言学研究复合词的历史,关注词根,词干和词的意义。构式语法根据现有复合词提炼出固定模式,把它看做是形式与意义的组合。但是这些对复合词的研究均研究的是母语使用者对复合词的使用,而本文主要关注二语习得者对复合词的使用。在前人对二语学习者习得复合词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具体研究了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对英语复合词的理解。通过,定量研究,错误分析法,回答本文的两个研究问题,中国英语学习者是如何推断复合词词义,以及影响推断正确率的因素是什么。

二.方法论

本文是定量研究,词汇测试在12个学生之间展开。根据是否为英语专业,将12名学生平分为两组。他们均为研究生学历,年龄在23到27岁之间,从中学开始有至少12年英语学习经历。其中6名非英语专业学生均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另外六名英语专业学生均通过英语专业八级测试。

实验分为三个步骤。首先,从网上任意选择十个测试者陌生的英语复合词。第二步,让12名测试者在不使用字典,和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写出10个复合词的词义。在没有选项的情况下,测试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下词义。第三步,提供包含上一步骤中所使用的复合词的十个句子。让测试者根据句子,再次写下复合词词义。试验中所使用的复合词为goodwill,darkroom,short hand,whiteface,bluemovie,egg head,motor mouth,jellyfish,leftover,takeaway(复合词根据语义透明度从大到小被列出。)复合词分为透明复合词和模糊复合词。透明复合词是指根据复合词的组成部分,可以容易推测出整个词义的复合词。模糊复合词是指根据复合词的组成部分,无法推测出整个词义的复合词。

三.结果

收集被试词汇测试答案后,分析测试正确率。第一组由6名非英语专业同学构成,在第一次测试中正确率分别为0%,20%,10%,10%,80%,10%,第二次测试的正确率分别为80%,80%,70%,70%,90%,80%。其中第五名被试,在两次测试中的正确率远远高于其他被试。因其具有普遍代表性,这组数据被删除。作者分析该被试成绩突出的原因是,她在进行测试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交换学习,已在瑞典生活半年。在英语学习环境中生活过半年,并且在出国之前,她在英语上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她的英语水平远高于其他非英语专业学生,甚至高于一些英语专业学生。在剔除该数据之后,第一组被试的两次测试的正确率平均值分别为14%和76%。

第二组由6名英语专业同学构成,在第一次测试中他们的正确率分别为50%,40%,50%,50%,50%,30%,第二次的正确率分别为80%,70%,80%,70%,80%,100%。两次测试的正确率平均值分别为45%和80%。

四.讨论

1、复合词理解的语境效应

通过分析上述数据,可得出,词汇语境在复合词词义理解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对透明复合词的理解。当被试进行第一次词汇测试时,他们得到的唯一可用信息只有复合词本身,所以只能通过复合词每部分的词义来推断整个复合词的词义。这就是本实验中的词汇语境。并且从上表可看出,复合词的透明度越高,在第一次测试就给出正确词义的人数越多。第一二组的情况均是如此。词汇语境在推断模糊复合词语意时也发挥作用,被试仍然根据各部分词义,直接给出复合词词义,因此在模糊复合词中往往致使被试给出错误答案。复合词的特殊结构,使得二语习得者在一定词汇储备的基础上较准确推断出透明词汇词义。

句子语境也在复合词词义理解中发挥作用。两次词汇测试的唯一变量是含有测试复合词的句子。两组被试的第二次测试的正确率均远高于第一次测试。第二次测试,正确率上升就是句子语境发挥作用的结果。句子语境对于模糊复合词的推断作用更加明显。

总而言之,语境效应对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推断复合词词义时发挥重要作用。其中,词汇语境对透明复合词推断作用明显,而句子语境对模糊复合词推断作用更明显。

2、影响推断正确率的因素

通过分析在被试在词义推断过程中所犯错误,可以得出母语的迁移和英语的熟练程度会影响词义推断的正确率。

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中均有大量的复合词。但是,汉语复合词绝大多数为透明复合词。因此,汉语的语言习惯使得中国学生在遇到英语复合词时直接根据其各部分意义,推断整个词义,从而导致对模糊复合词推测有误。

除此以外,文化在语言学习中至关重要。分析被试在测试中所犯错误,发现很多错误是中国和英美文化差别造成的。例如在测试中,很多同学推测white face的词义为奸诈的人或坏人。因为在京剧中,坏人的饰演者脸上都涂有白色油彩。而white face的词义是小丑。在西方文化中,小丑多在脸上涂白色。在对blue movie的推测中,一名被试给出的答案是悲伤的电影,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蓝色代表宁静与悲伤。而实际上,blue movie在英语中的意思是成人电影,因为在西方国家,夜店常常使用蓝色的灯光。在对egg head词义推断中,一名被试给出的答案是学习成绩差的人。因为在中国,在考试中得了零分,会被说是考了零鸭蛋。而实际上它的词义是聪明的人或学者,和推断词义意思完全相反。

影响正确率的第二个因素是英语的熟练程度。在本实验中,无论第一还是第二次测试,英语专业的被试的正确率都远高于非英语专业(英语专业被试第一二次测试的平均正确率分别为45%和80%,而非英语专业为14%和76%)。

英语专业的被试词汇量更大,并且对西方文化了解更多,这些对于复合词词义推测帮助很大。例如在对leftover进行推测时,只有一名非英语专业同学能在第一次测试时给出正确推断。因为,大多数非英语专业同学看到left时,第一个想到的词义是左边,而很少想到另一词义,即leave离开的过去分词,词义为把某物留下。而第二个词义才是与leftover(剩饭)相关的。在对推断blue movie.词义时,一些英语专业同学在第一次测试中就能给出正确答案。这是因为他们更加了解西方文化,知道夜店使用蓝色灯光的习惯。

五.总结

本实验的结论为,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是通过语境效应推断英语复合词词义,而影响词义推断正确率的因素有母语汉语的迁移与英语的熟练程度。本实验为二语习得提供了现实借鉴意义。在帮助学生学习和记忆英语复合词是,老师应当注意分析词的结构,并且使用例句帮助记忆。并且老师应该引导学生

复合词分为透明复合词和模糊复合词。透明复合词是指根据复合词的组成部分,可以容易推测出整个词义的复合词。模糊复合词是指根据复合词的组成部分,无法推测出整个词义的复合词。用了10个复合词和12名被试,使得实验结果存在偶然性的风险,其次,第二次测试中所使用的例句来自朗文字典。例句的使用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句子语境效应的发挥。例如被试对jellyfish的推断,在第一二次测试中,正确率都很低。因为例句选择不当,句子语境没有发挥有效作用。最后,实验中没有对复合词透明度判断的具体标准。

摘要：国内外学者对母语使用者对复合词的使用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通过定量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对英语复合词的理解。通过实验数据分析,得出语境效应在二语习得者对英语复合词理解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影响词义推断正确率的因素有母语汉语的迁移和英语的熟练程度。

关键词：复合词,语境效应,母语

参考文献

[1]Booij,G(2009)Compounding and construction morphology.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ound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Heyvaert,L(2009)Compounding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ound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学习者 篇11

【关键词】洋泾浜 中式英语 影响

一、洋泾浜英语的来历及形成

“洋泾浜英语”的来自于Pidgin English的翻译。而Pidgin一词是世界各地“混杂语”的代名词，它是国外语言学界根据清末中国商人发英语business （商务）的蹩脚发音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名词，用来通指世界上所有不纯正的混合语。从明末以来，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甚密，汉语的南方方言与东南亚各种语言有了密切的接触；到了清代，汉语与满语也有了互相影响；至海通以来，中国与西洋诸国语言也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先后与葡萄牙语，英语甚至与俄罗斯语都有相当多的接触，这些接触都表现在形形色色的pidgins里面，而与英语的接触便形成了语言学上有定称的Chinese Pidgin English，其地位在各种Pidgin Englishes 里面显得特别重要（吴义雄，2001）。Pidgin一词开始没有明确的定义，这一语言最初起源于广州，因为第一批来华的西方人是葡萄牙人，这是当时的广东话和葡萄牙语的结合语，可以称为“广东葡语”。根据何兆熊、梅德明教授的《现代语言学》的研究，由于清朝闭关锁国，乾隆二十四年（1759） 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规定外国人学习中文犯法，同时规定任何中国人向西人教授中文，一律以卖国罪论处；除此之外，很多西方人又畏于汉语的艰难晦涩，只得放弃学习中文的念头。但是中外交往的需要又迫切地要求英汉之间的互通，当地的华人为了方便与西人进行商业往来，在丰厚利润的刺激驱动下，开始主动模仿和学习西人语言；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逗留在公行，店铺以及其他外国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以获取片言只语，久而久之便逐渐发明出这种中外语言混杂具有很强实用性的混杂英语，这种非规范的英语具有明显的商业特征，所以一般称为Pidgin English，即business English。在19世纪70年代，有先行的中国人将其译为“别琴英语”。

1715年，清政府唯一开放的口岸城市是广州，由此诞生了最初的“别琴英语”。而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被进一步打开，宁波，上海，厦门，福州这四个口岸被迫相继开放，中外贸易中心开始北移。一些开明人士意识到有必要用官话标出英文的读音，以通用于北方各口岸城市。于是，一种新型的洋泾浜英语用官话标读的英语出现并逐渐流行于北方各贸易港口，广州英语的热度下降，并慢慢被取而代之。到1853年，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港口。当时上海县城北面有一条小河叫“洋泾浜”，鸦片战争以后成为外国租界与华界之间的界线。这一带地区因为是外贸码头所在，起初经常有人操蹩脚的英语作为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贸易中介，后来这种英语直接成了中外买卖双方之间常用的语言，于是这种英语就被称为洋泾浜英语（Staunton， 1822）。

二、洋泾浜英语的发音特点

近代洋泾浜英语最大的特点是它具有混杂性和非规范性。从最早的广州英语，到后期的上海英语，都是其他语言和汉语的夹杂。它包含了最初到中国的葡萄牙语，后来的印度语，南洋土语及各种英语等，当然还有汉语。同时，因为近代英语的交流主要是在通商口岸进行，因此它夹杂的汉语就有非常明显的闽粤语吴的方言。

洋泾浜英语最大的语音特点是它的音位简化。因为它的主要形式是口语，所以在进行口口相传的时候，未免会留下叙述者自己的口音和说话特定，时间一长，语言难免会发生变化。同时由于受汉语语音的影响，洋泾浜英语在发音上和真正的英语差别很大。因为汉语的发音基本是单音节的，而英语很多发音是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而且是辅音加元音或辅音串的方式，所以中国人就会根据自己的发音习惯自然地在辅音串中间加上一些音节，使英语变得支离破碎。（邱志红，2005）。其次，由于汉语中没有轻度爆破音，因此当时的中国人在t，ch，k，ke，d 等结尾的单词后面加ee，读成/e/或/i/，如把catch 读成catchee，把make读成makee等。当然，洋泾浜英语最大的特点当属汉字注音。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相差巨大，在汉语中往往找不到对应的英语发音，因此很多人只能找发音相近的汉字来注解英文，所以很多发音听起来怪怪的。比如同治年间的一份字母沪音注音表：A灰、B弥、C西、D哩、E伊、F阿夫、G臬、H阿池、I爱、J遮、K格、L阿耳、M阿吾、N温、O阿、P必、Q鸠、R阿、S阿时、T低、V呦、V威、W那不留、X阿慈、Y歪、Z直（季压西，陈伟民）。这份字母表里明显看出很多音都是注的不正确的，由此在实际的拼写中也会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发音。比如把thank you （谢谢你）念成“听刻由”，把flee（逃走）念成“飞离”，把champion（冠军）念成“产品”等等。

三、新时代的洋泾浜英语

1.对英语教学的现实指导意义。随着中国英语教学的正规化逐步推广和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历史上盛行一时的洋泾浜英语也渐渐走向了没落。但是在进入21世纪后，仍有不少声音的声音认为洋泾浜英语对目前中国的英语教学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洋泾浜英语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混合性和非混合性，所以它的音位大大简化，只有三个元音[i]，[a]和[u]，人们可以根据当地防范标注读音以便于诵读和记忆，而且它没有成形的语法，所以学习洋泾浜英语的时候，只要背诵口诀便可以学习的八九不离十。比如近代上海曾经流行过一段学习洋泾浜英语非常著名的口诀：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铜钿吞的福；是叫也司勿叫拿；如此如此沙咸雨沙真；崭实货佛立谷，靴叫蒲脱鞋；洋行买办江摆渡；小火轮叫司汀，翘梯翘梯请吃茶；雪堂雪堂请浓坐（石定栩，1995）。所以当时的上海人只要把这些顺口溜背熟，基本就能应付日常的英语会话。对目前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现状来说，很多人认为可以借鉴洋泾浜英语这种学习方法，用汉字为英语注音，可以大大提升英语的学习速度，尤其是对一些老年人以及平时没有时间学习英语却又急需要使用英语的人，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学习英语的方法。他们认为，学习英语最主要的任务是记忆单词，而英语的单词由于来源众多，造成数目也非常庞大，这造成了很多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拦路虎”；而且由于英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的语系，无论是语音还是字形，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通过洋泾浜这种学习方式，用汉字谐音注字的方式完全可以帮助学习者记住读音和含义；学子着可以根据单词的读音，谐音联想。比如：curse n.诅咒，咒骂；求上帝降祸于某人的话，谐音：克死→诅咒ambition n.雄心，野心，谐音：俺必胜→雄心勃勃；ponderous adj. 极（沉，笨）重的；（谈话，文章等—）冗长的，沉闷的谐音：胖得要死→沉重的，笨重的等等（祁文英，2000）。

同时，很多支持利用洋泾浜英语的学习方法来学习现代英语的拥护者认为，语言没有优劣之分，而且它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的，从英国英语，到美国英语，到后来的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新加坡英语等，所以现在，这些支持者又给这些原来所谓不规范的英语一个新的名称“中国英语”。他们认为，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才来通晓英语并与其它国家的人进行贸易往来，在这种情况下，用洋泾浜英语的学习方法用汉字给英语注上谐音，不仅可以加快外语人才的培养，解决中国英语人才紧缺的问题，而且还有利于推动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有利于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扬光大。

虽然有很多支持把洋泾浜英语的学习方法搬到现代中国的英语学习中，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方法的弊端。首先，从本文的第一部分可以发现，洋泾浜英语在19世纪的中国盛行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同时，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人以为，学习洋泾浜英语就是学习外语，五口通商以后，当时的中国人才逐渐明白了学习正规外语的重要性。从19世纪60 年代起，中国在重要城市里相继开设官方的正规的外语教育机构，其中以北京同文馆与上海及广州的广方言馆的英语教育最为重要。七八十年代以后，上海报纸上甚至多有民办的英语培训班在招揽生意的广告。但尽管如此，直到19 世纪末期，因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正规英语水平仍然低下，所以洋泾浜英语依然被当成是与洋人交流的最重要的桥梁。如果一开始，清政府就大力提倡学习正规的英语，那么当时洋泾浜英语就很可能不会出现。在洋泾浜英语盛行的几十年后，国人和政府才开始学习正规的英语，已经为时已晚。其次，虽然很多支持者认为学习洋泾浜英语的方法，用汉字为英语单词注音，可以快速记住单词，但同时也要看到，汉语和英语毕竟属于不同语系，在语音语调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很多英语中的发音在汉字中根本找不到完全对等的发音，这样就会导致学习者发音不准。在现代社会，若是个别单词发音不准，在和西方人交流的时候还没有大碍，要是很多单词发音不准的话，根本就无法和西方人交流，因为洋泾浜英语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生长和繁殖的土壤。在19世纪的中国，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些奇怪的发音还能理解，因为这是当时整个社会流行的趋势，但是现在，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很多中国人已经能讲一口标准的英语，再讲这些发音奇怪的英语，恐怕会让人贻笑大方。

2.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由于洋泾浜英语在中国存在了将近三百年，在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扮演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即使是在它消亡了将近一个实际以后，对中国还是有深远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它制造出了很多英语中的外来词，而且很多外来词是来自上海话。比如：roof window （老虎窗），意思是开在屋顶上的窗，西方人来到中国后，也把他们的建筑习惯带来了，他们把窗户开在屋顶，用于采光；又比如Russian （罗宋），指俄国，在十月革命的时候，有大批俄国人辗转到了上海，上海人称他们为“罗宋”，取Russian的谐音。又如，19世纪的时候，外国人发现上海的妓女卖艺不卖身，于是把他们的表演称作新桑（sing song），直到今天，英文以sing-song-girl 特指上海的妓女，就是洋泾浜英语留下的痕迹（伍铁平，2000）。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后，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加，英语中的许多词汇又一次进入了以汉语预压词汇构建，英语词汇填充的英语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可以称之为“新洋泾浜英语”。由于汉语和英语存在着语法，语音，语调等各方面的不同，如果我们按照汉语语法和思维习惯死译，硬译过去的所谓“英语”很可能会让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们大惑不解，最常见的是在一些广告翻译上。比如，兰州友谊饭店正门曾挂过一副巨大的欢迎标语，上面写着Welcome Presence （欢迎光流），其实英语母语的人绝对不会这么表达，因为welcome当形容词用时，可做表语，后多跟不定式，表示欢迎某人做某事，当它用作动词时，一般要用在感叹句中，其表达形式为welcome+名词、副词或介词短语，所以上述表达可改为Welcome to Lanzhou Friendship Hotel；又比如“正在营业”和“大减价”，有商家直接挂着写有”Operation”和“Big Reduction Price”的牌子，让人看的莫名其妙，其实只要写成”Open”和”On Sale”就可以了（顾卫星，朱全明，2003）。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在两个方面加强措施。一是要加强和改进外语翻译人才的培养，既要精通外语，又要有中文修养；既要学习语言，又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二是建立对外外文工作的检查、咨询和服务机制；设立专门的服务机构，所有对外外文材料都由这样的机构审阅、修改、润饰，可以收取合理的费用。通过这样的种种措施，我们才能防止新洋泾浜英语的流散和扩大。

参考文献：

[1]George Thomas Staunton，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Part 2，1822.

[2]顾卫星，朱全明.“别琴”英语剖析[J].苏州大学学报，2003， （3）.

中国学习者 篇12

在传统语法中, 情态动词被置于助动词的范畴, 表达相应的情态意义。国内外学者对情态动词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 而从语料库角度对二语学习者情态动词分布的研究还尚为少见。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语料库方法, 对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语料库 (SWECCL) 中的情态动词的分布与国外二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的使用状况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具有不同背景的英语学习者在情态动词的使用方面的特点, 着重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口笔语中情态动词的使用现状和使用规律。

2. 情态动词的定义

Quirk编写的《英语语法大全》对情态动词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述, 情态动词的主要功能被概括为“说话者对命题真实程度的可能性的一种判断。” (Quirk, 1985:219) 进而把情态动词的功能意义分成两大部分, 一为情态动词的内在意义, 涉及某种内在的人对于事件的控制功能。二是它们的外在意义, 即人对于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一种判断。情态动词一般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为主要情态动词, 包括can, could, shall, should, may, might, will, would, must, 第二类为一些次情态动词, 包括dare, need to, ought to, used to等。 (Bussmann, 2000:307) 本研究使用的情态动词包括这两大类情态动词的肯定形式、否定形式和缩略形式, 共计18个:must, may, might, will, would, can, could, shall, should, can’t, won’t, shan’t, ought to, need to, dare, used to, ’ll, ’d, 基本涵盖了语料库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情态动词的主要形式。

3. 相关问题讨论

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 对情态动词的研究从细致的语义分析转换到量化分析———揭示什么是典型的用法及语体内部或语体之间语言发生变化的程度。人们对语言的记忆并不是简单的词汇、语法的堆积, 而是同时储存了这些词汇、语法项目在语言中出现的概率 (雷秀云, 2000:118) 。Biber (1999:486) 运用语料库调查发现核心情态动词使用频率高于半情态动词, 其中can, will, would极为常见, 而且在对话中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新闻和学术文本。同时情态动词在不同的文体中语义分布也大不相同, 例如在学术英语中can表“能力”、“可能性”、“许可”的分布频率是由高到低的。

对情态动词的研究大都从理论上分析其语义、语用功能, 较少涉及学习者语料库间的对比研究。随着学习者语料库的日益成熟, 利用它与本族语语料库的对比研究也方兴未艾。如Bertus van Rooy (2005) 通过对比研究了The Tswana Learner English Corpus (TLE) 与LOCNESS的情态动词。国内也出现了此类研究 (刘华, 2004:121—125) , 但只局限于使用频率的对比, 而未从词丛等方面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Leech认为用学习者语料库与以目标语为母语的语料库进行比较, 研究二者的异同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本研究选取了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 (Chinese Learner English Corpus) 中的子库ST6 (简称CLEC ST6) 和英国国家语料库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中的书面语部分 (简称BNC Written) 。前者收集了英语专业3、4年级学生的自由作文 (包括日记、读书笔记和不限定题目的作文) 。由于没有时间限制, 学生可以通过校核改正失误, 因此用词较为规范。后者是1990年后的英语语料, 用词时间较接近CLEC ST6。本研究通过对比这两个语料库, 着重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1) 在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方面, 中国英语学习者是否和英语本族语者存在显著差异? (2) 如果存在差异, 那么在词丛方面, 这些差异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3) 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4. 研究方法和步骤

本研究使用的语料库为SWECCL, SWECCL, 由两个子语料库构成, 一个是《中国学生英语口语语料库》 (Spoken English Corpus of Chinese Learners, 简称SECCL) , 另一个是《中国学生英语笔语语料库》 (Written English Corpus of Chinese Learners, 简称WECCL) 。该语料库对于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中介语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 (1) 本族语语料与非本族语语料进行比较; (2) 多个不同非本族语语料之间进行比较; (3) 同一非本族语语料中不同水平之间进行比较; (4) 口语语料与笔语语料之间进行比较。笔者运用语料库检索软件wordsmith对SWECCL、BNC等语料库中的情态动词进行了分类检索, 并且分别对口语和笔语中出现的情态动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

5. 结果与分析

由上表可以看出, 第一栏的数据说明了在中国学生英语口语语料库中情态动词出现的比率。can, will, should, must出现的频率最高, 占据了整个情态动词出现频率的74.9%。在口语语料中, 中国学生每千字出现情态动词的频率是21.6%。与之相对照的是第三栏中BNC口语库中英语本族语者出现频率最高的四个情态动词分别为can, would, ’ll, could, 仅占据整个情态动词数量的57.1%, 每千字情态动词出现的频率为21.5%。通过对比, 我们可以发现:

(1) 英语本族语者更习惯于用情态动词的过去式表达命题的情态意义, 包括过去时态和现在时态, 而中国英语学习者则局限于仅用一般现在时表达现在的概念。笔者以would为关键词, 以today为共现词, 左右间距各为8个单词, 在SECCL中检索仅发现一例, 而在BNC口语语料库中却有91例。

(2) 英语本族语者在口语中较多地使用will的缩略形式’ll, 占到BNC口语语料库中14.8%, 而在中国英语学习语料库中’ll仅占所有情态动词数量的3.3%, 这说明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情态动词的口语使用方面的地道程度还有待提高。

(3) 在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料库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四个情态动词占到了整个情态动词出现频率的74.9%, 而BNC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四个情态动词仅占57.1%。这说明英语本族语者运用情态动词时并不只是局限于几个常用词, 他们在口语中能够兼及其他情态动词, 从侧面也反映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情态动词的使用方面还不是十分熟练。

6. 结语

情态动词的使用非常复杂, 是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问题领域”。在英语教学中, 应充分重视情态动词的语义范畴, 引导学生准确把握情态动词的多层含义, 既重视其语法形式的准确性, 又强调其语用意义的恰当性, 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但本研究未能深层挖掘情态动词在两个语料库中的语义差异, 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Sinclair, John.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桂诗春, 杨惠中.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3]雷秀云.基于语料库的学术英语语法的频率特征[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0, (1) .

[4]刘华.我国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情态动词用法[J].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4, (5) .

[5]卫乃兴.基于语料库和语料库驱动的词语搭配研究[J].当代语言学, 2002, (2) :101-1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