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指数化问题

2024-12-14

工资指数化问题(精选5篇)

工资指数化问题 篇1

一、工资指数化

工资指数化是指按通货膨胀率指数来调整名义工资, 以保持实际工资水平不变。即工人的货币工资随物价指数浮动, 按照价格指数自动调节收入的一种工资制度。实施办法是以工人的货币工资与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挂钩, 并把具体挂钩的办法、挂钩指标的计算等通过法定形式或法规确定下来, 以期保证工人收入不受价格上涨影响。这样在工资表上只列出等级工资的指数, 实际工资的货币额等于工资指数乘以最低生活费, 最低生活费则依物价的变动而变动。其目的在于消除市场经济下通货膨胀对职工生活水平的影响, 对工资制度实行物价补偿。

二、工资指数化的作用及其限制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说, 工资指数化可以用来抑制通货膨胀, 当通货膨胀低于合同规定的条款时, 不会引起实际工资的提高, 还可以消除通货膨胀率预测失误而引起的效率损失, 抵消通货膨胀对经济的不利作用。另外工资指数化将补偿物价影响和提高实际工资两部分区分开来, 有利于发挥工资的经济杠杆作用。

工资指数化从国家的角度来讲, 国家可以根据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实际情况, 灵活地处理工资与物价之间的关系。从个人与社会角度来说, 工资指数化以法律形式把工资与物价挂钩, 可以使职工有可靠的价格补偿, 从而减小职工对物价上涨的忧虑, 切实保证人民生活水平。尤其是在信息不完整, 预期不稳定的条件下, 指数化可以减少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心理, 促进工资合同长期化, 有利于劳动关系的稳定, 防止社会动乱发生。此外工资指数化能让人们对于物价水平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从而促进合理消费。

然而, 尽管工资指数化有以上的种种优点, 其限制也是无法忽略的。企业会将提高的工资转嫁给消费者, 这样很有可能导致工资推进型通货膨胀。尤其当特殊情况发生时, 例如当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或其他类似石油危机供给方面的冲击, 产出下降, 这就要求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下降, 但是由于指数化保护了工人的实际工资, 其他经济单位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也提高工资, 结果导致“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当通货膨胀在较长时期内得不到治理, 生产又不能迅速增长, 根据通货膨胀来调工资就会加剧通货膨胀。另外指数化以后, 国家把调节工资、物价关系的主动权给放弃了, 也就是说把工资和物价之间的联系制度化, 当国家财政难以做到或做起来比较困难时, 国家就会陷入比较被动的境地。

第二, 工资指数化不具有全面性, 并不能全面公平地覆盖所有人。农民因为没有工资收入作为保障, 他们会很不满意。工人可以通过工资的增加而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 但是占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且工资指数化显然不适用于所有的行业。很多企业的管理层实行与经营业绩挂钩的年薪制, 职工的工资无法根据指数化确定, 只能依赖双方讨价还价能力。其次, 在实际生产中, 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并不是统一的, 一般地说, 日常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较大。由于低收入职工的工资支出主要是购买日常消费品, 如按加权平均所计算的物价指数统一变动工资, 低收入职工所增加的工资就难以补偿其实际损失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最后还存在着工资补偿的时滞性问题, 工资上调与物价上涨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工资对物价做出反应需要一定时间, 而这个时滞越长, 人们蒙受的损失也就越大。

第三, 实施工资指数化存在一系列技术性难题, 要测算和编制大量的物价指数和职工生括指数, 得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工资与物价挂钩的标准也很难界定, 是基本消费品物价指数, 还是非基本消费品物价指数, 还是二者兼有。物价指数是全国平均物价指数呢, 还是当地的物价指数。不管哪个标准都会有相应的问题。

第四, 对于社会经济来说, 指数化会使居民产生一种麻痹心理。认为物价的增减与他们的生活关系不大, 只要通过调整工资即可解决。这种想法使物价改革失去群众监督。不利于物价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部分企业如果不能合理制定政策, 会使工资与劳动生产率高低脱钩, 难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使员工不思进取, 降低企业效率, 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三、工资指数化在我国实行的问题与前景

以上论述了工资指数化的优点及其限制, 可以看出二者同是非常明显的。而结合我国国情,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 对于市场的走势和调控都存在障碍, 对于经济的研究也不够全面, 制定整个挂钩政策需要的技术条件尚不成熟, 完全的实行工资指数化政策还不太现实。另外人们的传统观念依然是工资与企业利润的挂钩, 工资指数化的概念并不能一时被人们接受, 这都需要长时期的努力。

而另一方面, 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国际贸易形势变化, 我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失业率压力, 工作者的竞争会越来越大, 导致职工在关于工资的讨价还价上存在弱势, 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来保证自身利益, 所以工资指数化的推出是切合形势的。不过同时必须要说的是, 我国通货膨胀中有很多是因为市场体质不完善, 存在漏洞造成的, 有人为操纵的因素在内, 想要解决问题还需要从深层次探索和改革。

在各种消除通货膨胀影响的措施内, 工资指数化依然是可行性较强的一个方法, 关键就是怎样解决实行中的问题, 并且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怎样制定统一合理的标准, 尽量让其全面发挥作用, 怎样利用这个制度既保证经济稳定和人民利益, 又保证社会效率与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通过对问题的解决完善工资指数化制度, 使其最大化的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多恩布什, 费希尔, 斯塔兹著;王志伟译.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1]多恩布什, 费希尔, 斯塔兹著;王志伟译.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刘昕.薪酬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2]刘昕.薪酬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潘石.工资、物价螺旋上升之机理、效应及对策[J].学术月刊, 2011 (12) .[3]潘石.工资、物价螺旋上升之机理、效应及对策[J].学术月刊, 2011 (12) .

[4]王雅龄.通货膨胀和工资指数化[J].西部论丛, 2008 (3) .[4]王雅龄.通货膨胀和工资指数化[J].西部论丛, 2008 (3) .

我国指数化债券发行问题研讨 篇2

一、国外指数化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国外指数化债券的指数类型

国外指数化债券所选择的指数类型主要是消费物价指数(CPI)、批发物价指数(WPI)、零售物价指数(RPI)或GDP平减指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指数化债券所选择的指数类型见表1所示。

(二)国外指数化债券的发行和流通规模

根据IIC统计资料显示,按真实市场价值计算,指数化债券市场已从2000年的2100亿美元上涨到2005年底的6610亿美元。美国、欧盟和英国作为世界指数化债券市场的主要构成者约占该市场的90%以上,2005年三个市场的规模分别为3500亿美元、1050亿美元和1920亿美元。由于名义利率不断变化,国外指数化债券的市场流动性较低,流通交易规模一般较小。

(三)投资者受保障程度和附息情况

作为保守型的债券,加拿大、意大利、美国和英国指数化债券半年付息一次。欧盟国家,如瑞典和法国指数化债券一年付息一次,而澳大利亚指数化债券则每季度付息一次。债券期满,指数化债券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本金数额进行偿还,偿还价值一般不低于债券面值,发生通货紧缩时也提供一定的本金保障。在通货膨胀率为负时,美国、澳大利亚和欧盟指数化债券的投资者可获得100%的本金偿还,而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日本不提供通货紧缩时期的本金保障。

(四)国外指数化债券的应债来源

由于能有效地规避无法预期的通货膨胀或长期利率上涨,为长期投资者资产组合的分散化和投资组合风险的改善提供有效操作对象,指数化债券的应债来源主要是养老基金、保险机构等机构投资者。在欧洲,保险公司是指数化债券的主要持有人。美国由于法律限制保险公司投资指数化债券,主要投资者是套利基金和养老基金,套利基金通过指数化债券对冲名义债券承担的通货膨胀风险,养老基金运用指数化债券减少实际负债的通胀风险。表3为丹麦指数化债券应债来源的分布情况。

(五)指数化债券的发行主体

美国财政部作为指数化债券的唯一发行主体,已经逐渐形成自己的发行政策,即每年发行四次指数化债券:一次5年期,两次10年期,一次20年期。2004年2月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还推出新型3年期CPI期货合约。欧盟区内发行主体呈现多样化趋势,法国、希腊、意大利的非政府部门也参与指数化债券发行。就发行主体的广泛性而言,英国作为指数化债券发行最发达的国家,除财政部外,相当数量的公司积极参与指数化债券发行并在发行时获得AAA评级。

二、我国发行指数化债券的必要性分析

(一)微观主体层面分析

1.投资者层面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的日趋完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心态日渐成熟,对新型金融投资品种具有广泛兴趣和较高的可接受度。指数化债券所具有的较强抵御通货膨胀能力和有效降低投资组合风险的特性,使其成为金融市场机构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满足了机构投资者规避风险或持有不同资产组合的需求。

2.发行主体层面

(1)有利于促进国债期限结构的完善。对于国债偿还而言,存量期限分布合理能使国债到期日形成合理序列以避免偿债高峰的出现,均衡还本付息压力。目前我国国债期限结构单一,大部集中于3-5年,长期或超长期国债所占比例很小,国债期限结构缺乏均衡合理的分布。指数化债券的期限一般较长,最短期限为5年,最高为30年。因此,发行指数化债券可适当增加长期国债的比重,促进我国国债期限结构的完善,避免和缓解偿债高峰压力,有效地促进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2)有利于降低发行成本。传统债券的本息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侵蚀,债券投资者一般会要求通货膨胀风险溢价,即要求高于无通货膨胀风险债券的利率,。而指数化债券基本上消除了通货膨胀风险,避免了传统债券投资者所要求通货膨胀风险溢价从而降低发行主体的发行成本。管圣义(2008)说明国外研究表明指数化债券发行的确能降低成本。

(3)有利于政府债务成本的预测,减轻政府通缩时期的债务利息负担。理论上,若通货膨胀高于预期水平,发行主体可以节省实际成本支付;若通货膨胀低于预期水平,发行主体实际上支付更多的发债成本。尽管国债发行时所确定的票面利率合理,但经济发展的变化并非主观预测或高级计量模型所能准确推算,当通货膨胀率长期低于预期水平,发行主体的的债务负担将不断增加。指数化债券息票支付和本金偿还随着通货膨胀率的实际水平变动,发行主体能够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对成本进行相对准确的预测,在通缩时期减轻政府偿还债务本息的负担。

(二)宏观经济层面分析

1.有利于经济部门获取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有用信息,预测未来通货膨胀走势。由于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指数化债券的利率代表实际利率水平。传统债券的收益率为名义利率,若传统债券的收益率上升,与其期限结构相同的指数化债券收益率未变,则表明通货膨胀率有上升的可能;当指数化债券的收益率上升,传统债券的收益率不变时,则未来通货膨胀率则有可能下降;传统债券的收益与通货膨胀指数债券的收益上升幅度一致时,则可认为实际利率上升而通货膨胀预期不变。通过考察不同期限结构的传统债券和指数化债券之间的升降关系,各经济部门可以获得真实利率水平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有用信息,进行正确的经济决策。

2.有利于丰富资本市场的投资品种,吸引更注重实际价值的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促进市场投资行为的理性化。一般的投资保值品如贵金属、不动产投资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通货膨胀对资产价值的侵蚀,但是当经济出现短期内的剧烈波动时,将会极大地影响这些投资产品的实际价值。在通货紧缩时,虽然指数化债券和保值投资品的收益都会减少,但此时指数化债券的本金偿还一般设有最低额,可对投资者的利益实施有效保护。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投机气氛浓厚,指数化债券作为债券市场投资品种的创新可以丰富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品种,增加市场投资行为的理性成分。

三、我国指数化债券发行中应注意的问题与相应对策分析

第一,注重所选择指数的可靠性、合理性。指数选择应遵循的原则有:1.满足发行者和投资者的保值需要;2.公众可获得性;3.最接近通货膨胀运行轨迹;4.最广泛程度的可接受性;5.以高频率公布。在所有可供选择的指数——CPI、GDP deflator、RPI和WPI中,CPI最符合以上各原则,因此被大部分国家所采用。国内有学者认为,我国应选择GDP平减指数而不是CPI,因为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而我国仅为50—60%,投资和贸易占GDP的比重则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CPI对经济整体价格的覆盖面比发达国家要小得多,而GDP平减指数能够更加全面的反映我国通货膨胀的总体状况。笔者认为,即使在国民所得统计制度最完善的美国,GDP平减指数也只能每季度公布一次,美国指数化债券选择CPI-U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因此,我国指数化债券选择CPI不仅符合以上指数选择的基本原则,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统计资料收集的实际现状。

第二,理性分析指数化债券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力。从货币政策角度看,指数化债券有利于确定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但是在公众心理预期因素的影响下,市场存在无法用经济学原理进行解释的不合理现象,所以政府在指数化债券发行过程中对公众心理预期因素必须加以高度重视。由于指数化债券具有极低的流动性,美国大部分学者认为理论上可以运用它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之一来确定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该方法能否产生预期效果值得置疑。

第三,采取多样化的交易方式增强公债流通市场的活跃性。指数化债券流动性较差,流通交易量较小,安全、稳定的长期回报使其主要为机构投资者持有。因此,政府在指数化债券发行时必须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公债发行和流通市场状况,尽量减少发行对公债流通市场活跃性的影响。在经济低迷或通货紧缩时,政府应减少指数化债券的发行规模,避免市场流通性不足的进一步恶化;在经济高涨或通货膨胀时,则应扩大指数化债券的发行规模,并通过回购业务或衍生交易增加市场活跃性。此外,应逐步实现指数化债券应债来源的多样化,使政府在应债来源的选择上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减少其对公债交易流通市场的负面影响。

第四,合理设计指数化债券细节,避免增加政府成本预测难度和债息负担。举债必须支付利息,借债者需要谋求最大限度地缩小债息成本开支,指数化债券发行也不例外。理论上一直以未来物价下跌时,指数化债券本息随之下调,政府可以直接减少本息支付,降低筹资成本作为其区别于名义利率债券的优点之一。实践中,指数化债券的发行将加大政府成本预测难度,在未来价格上涨时,本息支付的增加会加大政府筹资成本。此外,债券期满时,政府的本金偿还保证和投资者索取的流动性溢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

第五,充分考虑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额的大小。指数化债券的应债来源主要为国内投资者,国外投资者占比不超过5%,对海外资金的吸引力有限。因为对国际投资者而言,除非他们持有较大比重的该国货币,否则购买以这种货币为面值的指数化债券没有任何意义。此外,指数化债券也无法提供外币投资者寻求的高额回报和短期调整组合。因此,一国政府必须对指数化债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获取的融资量进行准确估计,以确保发行过程中的针对性,及时、足额地筹集所需资金。随着该市场的发展和成熟,政府在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后可以设计适合国际投资者需求的指数化债券类型,实现一国公债品种的多样化,以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吸收资金。

第六,高度重视指数化债券发行对政府反通货膨胀决心的影响。发行名义利率债券时,政府有“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的倾向,即使通货膨胀不会刺激经济的增长,也可减轻政府的实际债务负担。指数化债券的发行将大大弱化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动机,因为发行指数化债券意味着政府将受到财政法规的束缚,其实际偿债负担不会因通货膨胀的发生而减轻。正是如此,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将指数化债券称为“沉睡的警察”。但是,指数化债券发行后,由于政府在心理上不必担心通货膨胀对投资者产生的影响,实施治理通货膨胀措施时容易出现延误情况,不利于政府反通货膨胀决心的强化。

工资指数化问题 篇3

对于不少工薪阶层来说, “赚的不够花的”、“花钱花得让人心酸”是最深切的感受。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有政府部门能够站出来呼吁给职工们涨涨薪水而且还是能较大幅度地涨工资, 对职工来说无疑是件好事、是件幸事。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能否落实到实处呢?会不会象该涨的工薪阶层依然望薪兴叹, 而不该涨的行政单位及垄断企业却大涨特省涨呢?“指导线是涨了, 可我们的工资这么多年还是老样子!”虽政府每次出台工资指导标准都无一例外地综合考虑了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劳动就业、人工成本及上一年度工资水平等情况, 但总能听到这样那样的抱怨。笔者以为, 政府应关注目前在很多行业, 有很多一线职工不但没有节假日, 加班也没有加班工资, 甚至有用人单位仅按政府制定的最低标准给劳动者支付工资。政府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涨不涨工资老板说了算, 参考不参考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要看老板的心思。换句话说, 加薪与否是老板一个人定的, 劳动者没有发言权。想有发言权, 就得卷起铺盖走人的事已经发生了很多例了, 而政府又拿这些用人单位如何?

市场经济是法治化经济, 即以法律为规范的经济。河南省财经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王金山经过了大量的分析得出了结论:“没有完善、刚性的法律、法规作配套, 再好的政策也无法推广”。笔者认为, 因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指导线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参照”, 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最终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因此, 和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线相比, 政府应该更关注政府和居民之间, 以及中低收入阶层与垄断收入阶层之间收入分配之比, 进而向民众给予更多的倾斜和照顾。

应该说, 工资指导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是提供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价格信号, 为企业确定工资水平提供依据, 以此提高企业对人才的竞争能力;二是作为企业劳资谈判的依据和处理劳资纠纷、协调分配关系的手段。但是, 市场经济是应该实行法治的经济, 或是一种法律治理的经济, 这已为多数专家学者所肯定。没有法治, 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纵使勉强地建立起来也不可能有效地运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只能是市场配置。实践表明, 如果物价上涨, 工资跟着涨, 那就是工资“通胀指数化”, 即工资涨了会推动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又反过来推动工资的继续上涨, 而“通货膨胀——加工资——企业投资减少——经济增长停滞”才是最可怕的“滞胀”。

工资指数化问题 篇4

目前,铁路运输企业的相关管理人员在对平均工资指标进行分析时,大多停留在对平均工资同比增减幅度和增减额的基本分析上,而相对深入的分析则比较欠缺,故难以得出更为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结论。因此,注重对平均工资指标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分析,加强对平均工资指标的深层次剖析,将对保证分析结论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改进和提高铁路运输企业的劳动工资管理工作水平、更好地发挥劳动工资管理部门的参谋职能作用等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作为铁路运输企业的劳动工资管理人员,应当注重学习和掌握因素分析的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实际工作中的平均工资指数分析中。

1. 平均工资指数的内涵

根据统计学的一般原理,平均工资指数是由两个不同时期的平均工资指标值对比所形成的,用以表示报告期平均工资较基期平均工资升降变动的方向和程度的一种平均指标指数[2]。

平均工资指数的计算公式如式(1)和式(2)所示。其中,S表示“平均工资指数”,D表示“工资差额”,P1表示“报告期平均工资”,P0表示“基期平均工资”,Q1表示“报告期工资总额”,Q0表示“基期工资总额”,F1表示“报告期平均人数”,F0表示“基期平均人数”。

平均工资指数的计算结果一般为用百分比来表示的相对数,如式(1)。这个百分比大于或小于100%,表示平均工资升降变动的方向;比100%大多少或小多少,表示平均工资升降变动的程度。另外,平均工资也可通过绝对数来表示其升降变动的方向和程度,如式(2),即:正负号表示平均工资升降变动的方向,绝对值表示平均工资升降变动的程度。

平均工资指数的重要作用在于,通过相对数和绝对数这两个平均工资指数的计算结果,一方面,可以分别采用相对数和绝对数的表述方式来综合反映平均工资相对变动的方向和绝对变动的程度;另一方面,可以分别对平均工资各构成因素的变动对平均工资总变动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通过分析比较,分别确定引起平均工资总变动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

2 平均工资指数的双因素分析

平均工资指数所反映的平均工资的变动方向和程度,包括两个因素变动的影响,即:平均工资指数不仅受到职工工资总额变动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到职工平均人数变动的影响。因此,在进行平均工资指数分析时,应当采用双因素分析法。

所谓双因素分析法,就是在受两个因素影响的经济现象的总变动中,分别测定每个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的分析方法。双因素分析法是将其中一个因素指标固定下来,仅测定另一个因素手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其基本依据是指数体系,即:各因素指数的乘积应当等于总变动指数,各因素影响差额的总和应当等于实际发生的影响总差额;双因素分析法的分析结果,用相对数来表示变动指数,用绝对数来表示影响差额。双因素分析法的研究对象是受两个因素影响的经济现象,其中每个因素发生变化都会使总量发生变化,而双因素分析法的目的就是要分别测定每个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度。

21同度量因素选择

根据双因素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在分析某一指标的变动受到两个因素指标共同变动的影响时,需要假定其中一个因素指标不变,来分析另外一个因素指标变动对该指标变动的影响。这里,将假定不变的因素指标称之为同度量因素。在对平均工资指数进行双因素分析时,就面临着一个如何选择同度量因素的问题。

在指数的双因素分析中的通常做法是,若分析数量指标变动的影响时,一般将质量指标固定在基期;若分析质量指标变动的影响时,一般将数量指标固定在报告期[3]。而在式(1)和式(2)中的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人数这两个变量中,作为总量指标的职工工资总额具有数量指标的特征,作为平均指标的职工平均人数则具有质量指标的特征。因此,在分析职工工资总额变动的影响时,以将职工平均人数固定在基期为宜;而在分析职工平均人数变动的影响时,以将职工工资总额固定在报告期为宜。

2.2双因素分析

(1)假定职工平均人数不变,分析职工工资总额变动对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

工资总额变动指数为(3)

工资总额影响差额为(4)

(2)假定职工工资总额不变,分析职工平均人数变动对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

职工平均人数变动指数为:(5)

职工平均人数影响差额为:(6)

(3)当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人数均发生变动时,分析二者共同变动对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

双因素变动指数为:

双因素影响差额为:(8)

推而广之,上述计算公式不仅可以用于对铁路运输企业总体情况的平均工资指数分析,而且也可以用于对铁路运输企业不同类型职工分组情况的平均工资指数分析。

3. 算例分析

假设某铁路运输企业报告期职工工资总额4823000元,职工平均人数107人,则报告期职工平均工资45075元;基期职工工资总额4515000元;职工平均人数104人,则基期职工平均工资43413元。以下为该案例的平均工资指数的双因素分析。

(1)通常情况的平均工资分析

平均工资增长幅度=

平均工资增长额=P1-P0=45075-43413=+1662(元)

(2)双因素分析

按照通常情况的分析方法,其分析结果只能笼统反映报告期平均工资较基期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和增长额,而不能说明具体的增减变动情况。为此,以下运用双因素法对该平均工资指数进行深入分析:

①分析职工工资总额变动对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

工资总额变动指数,即增长6.82%。

工资总额影响差额(元)

职工平均人数变动指数,即降低28%

职工平均人数影响差额(元)

③分析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人数共同变动对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

双因素变动指数,即增长3.83%

双因素影响差额=+1662(元)

(3)分析结果说明

由于报告期职工工资总额支出的增加,使得报告期的职工平均工资较基期的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6.82%,增长额为2962元;由于报告期职工平均人数的增加,使得报告期的职工平均工资较基期的职工平均工资降低了2.80%,降低额为1300元;由于报告期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人数增加的共同影响,使得报告期的职工平均工资较基期的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3.83%,增长额为1662元。由此可见,虽然报告期职工工资总额支出有较大的增加,但是,由于报告期职工平均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由于报告期工资总额支出增加所应当产生的效果。

4.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增加职工工资总额和减少职工平均人数分别是提高铁路运输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两个重要因素。然而,按照现行铁路运输企业工效挂钩办法的有关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大小是由工效挂钩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所决定的。当职工工资总额一定时,职工平均人数的多少就成了决定铁路运输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

因此,若要实现铁路运输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提高,不仅仅取决于其职工工资总额支出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其内部职工总量的减少来实现。因此,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不断加强铁路运输企业的职工总量调控管理,坚持实施减员增效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是铁路运输企业提高劳动效率、降低成本、提升铁路运输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其提高职工收入水平、调动职工积极性、稳定职工队伍、增强企业凝聚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施芳.职工平均工资该如何看[J].统计科学与实践. 2011(6):64

[2]于奕.对劳动统计中平均工资指数的浅议[J].上海铁道科技.2010(3):91,97

工资指数化问题 篇5

平等利用医疗服务资源体现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手段之一。但我国现实情况是, 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均衡, 各地区财力的差异较明显, 所投入的公共医疗服务资源不均衡, 即使是同一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也存在较大差异, 这些因素均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性。

目前, 与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相关的研究颇丰, 其中多数是以医疗服务消费支出为研究对象。LarsonSL和FleishmanJ通过比较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医疗服务消费支出水平, 发现中国各地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1]李实等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内部存在医疗利用不公平性问题, 其表现为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在医疗支出水平上的差异。[2]陈在余等通过对中部六省份贫困农户实证调查, 分析了农户医疗利用的差异。[3]叶春辉等依据医疗利用支出数据, 分析了影响农户医疗服务决策及支出大小的决定因素。[4]谭晓婷、钟甫宁研究了补偿模式对农户收入分配的影响。[5]胡宏伟针对慢性病持续蔓延的现状, 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6]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农村居民医疗服务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 但医疗服务利用的差异性是否等同于医疗服务消费支出的差别呢?这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医疗服务消费支出不能等同于医疗服务利用,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医疗服务消费支出是居民购买药品、占用医疗设施设备、获取医疗服务所需的花费, 只能把它看作是名义上的医疗服务消费, 而医疗服务、药品等的购买价格影响着医疗支出的购买力。

为了更客观公正地分析医疗服务利用在各地区的差异情况, 必须对各地区名义医疗服务消费支出进行调整。本文以农村居民医疗服务消费支出为研究对象探讨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性, 通过构造与计算各地区医疗服务人员工资价格调整指数, 对我国各省市农村居民人均医疗费用消费支出差异进行调整, 探讨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真实差异。

二、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

1. 理论框架

Nelson和Tanguay (1994) 通过数十年的研究与实证分析构造了阿拉斯加、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等近20个州的医疗服务消费支出价格调整指数, [7]随后当地医疗补贴中使用了该研究所构造的调整医疗服务消费支出的方法。构造地区间医务人员工资的调整指数是已有外文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 因为医疗支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医务人员的薪资与福利。我国情况亦是如此, 医务人员薪酬和福利同样占居民医疗费用消费支出的大部分, 而且在各省份之间差异较大。[8]因此, 医务人员薪酬与福利差异可以成为医疗服务消费价格差异的替代指标。另外, 居民医疗服务消费的主要资源是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中投入的时间, 可知, 研究不同地区医务人员人均资源投入差异本身也具有一定意义。

可比工资指数法 (CWI) 是美国国家医疗统计中心 (U.S.NationalHealthStatisticsCenter, NCES) 近年来发展的简单且时效性较强的方法, 研究相同特征劳动者的工作选择行为, 为美国医疗补偿分配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案。[9]其理论假设如下:其一, 劳动者同时追求高工资、低生活成本以及较高的非货币效用的单位或地区。即,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劳动者在生活成本高的地区或单位工作, 就必然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福利报酬, 相对而言在生活成本较低或非货币效用较高的地区或单位工作, 较低的劳动收入是可以容忍的。其二, 劳动力存在流动成本。就我国劳动力市场而言, 其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 劳动力面临较高的流动成本, 一般不能实现充分自由流动。因此, 流动成本也影响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流动成本越高, 工资水平就越低, 反之流动成本越低, 工资水平就越高。其三, 不同行业的劳动者以上偏好相同。基于上述假设, 分析非医疗行业员工工资差异特征, 还可以测量生活成本、劳动力流动成本对每个区域工资和非货币工资的影响, 然后测量各种因素对农村居民医疗服务消费支出所造成的差异。

2. 分析方法

本文借助扩展的明瑟收入方程 (Extended Mincerearningsequation, EMEE, 2010) , 估算各地区性质相同非医疗行业员工的个人特征、职称、职务、行业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该方程是在经济学家TaylorLL、LeakeJR、QuirkJetal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修改而成的。[10]所用方程采用半对数形式, 对影响个人收入的人力资本要素进行回归, 基本方程如下:

(1) 式中, 1ni是实际收入的自然对数, 自变量x1表示受教育年限, x2表示工作经验, x3表示工作所在地的生活成本, x4表示工作所在地的非货币效用, x5表示面对的跨区域流动成本, Pk表示的第k项个人特征, ω代表随机误差。

事实上, 工资的影响因素除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外, 还有所属行业、单位性质、民族和职位以及工作经验的平方以及所在地生活成本、非货币效用等因素。另外, 考虑到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存在成本的事实, 工资还受流动成本的影响。为方便度量, 假设同一地区劳动力受此因素的作用相同, 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地区间差异因素引起的。从对职业的选择行为来看, 工作所在地的生活成本越高, 就会要求越高的工资作为补偿, 因此;所在地区非货币效用越高, 所要求的工资补偿将越少, 因此可以预计;工作所在地面临的流动成本越高, 实际获得的工资越低, 因此。

三、我国地区间人员工资收入差距

1. 收入影响因素估计

本文使用2012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包括30个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 由于西藏统计数据不全, 所以本文没有使用。本文使用农户人均收入 (包括农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作为因变量, 自变量包括个人特征、非农职业、工作类型、职位、职称与级别、工作时间等变量。个人特征包括所在地区、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年数、身体健康状况、户籍状况等。由于工作年限可能对工资产生影响, 并与工作经验正相关。因此, 在方程中选择工作年限作为工作经验的代理变量。

为得到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因素, 对自变量进行稳健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注:P值为Robust估计的P值。

从表1估计结果来看, 回归方程通过了F检验, 校正的R2达到0.3846。回归结果得到了与劳动力市场常识相一致的结论:性别的回归系数是-0.1033, 在1%水平下显著, 表明女性获得的收入低于男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受教育年限回归系数是0.0243, 1%水平下显著, 表明受教育年限上升一年员工工资上升2.43百分点, 与工资收入成正相关关系;在用工作年限作为工作经验的代理变量的情况下, 工作年限的回归系数是0.0639, 平方的回归系数是-0.0007, 前者在在1%水平下显著, 后者不显著, 表明工资收入水平与工作年限成正相关关系, 但是升高的幅度递减。研究发现, 工资与单位性质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小集体 (如乡镇所属) 、私营和个体企业员工工资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0034、-0.5692, 而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的回归系数是0.1628, 表明前者员工的工资收入低于后者。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作回归系数分别是-0.0442、-0.0728、-0.2395, 而管理者的回归系数是0.0184, 这表明一般管理者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 工资收入较高。

同时发现, 各种合同工、临时工回归系数分别是-0.1160、-0.1468, 而长期工的回归系数是0.263, 表明合同工、临时工的收入低于长期工;有雇工的个体经营者回归系数是0.0378, 高于领取工资家庭工人的回归系数-0.2125, 表明后者工资收入低于前者。东部、中部回归系数分别是0.0648、0.0263, 高于西部回归系数-0.0406, 表明西部工人的收入低于东部、中部。

从实证结果可知, 性别、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单位性质、工作职位、职业种类、职称和级别对工资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发现, 单位所在地区变量对员工工资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这说明地区间生活成本、流动成本等非货币效用对工资具有比较显著的作用, 从而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2. 可比工资指数估算

接下来本文通过回归方法预测代表性工人的平均工资收入。以北京市作为基准地区, 通过向回归方程中代入各变量加权平均数计算代表性员工的年平均工资。其中, 权数为2012年各省市自治区在岗职工平均人数占全国年均在岗职工人数总和的比例。年平均工资计算公式如下:

(2) 式中wag、gen、edu、age、org分别为工资、性别、受教育年限、年龄以及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等各虚拟变量的加权平均数。

依据可比工资指数的定义,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其他地区平均工资与北京市工资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就是本研究所要计算的可比工资指数 (Comparablewageindex, CWI) , 计算公式如下:

(3) 式中, i表示第i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地区, labcoei表示员工所在的地区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计算得到各地区的可比工资指数CWI如表2所示。

单位:元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由于数据可得性所限, 西藏的农村居民医疗费用经费支出无法得到。

可比工资指数 (CWI) 单位为1, 是各地区产出特征相同的劳动力被雇佣时所对应的价格, 体现了相同特征在相同性质、所在行业也相同的单位工作时的工资差异。根据理论假设, 各地的CWI也代表了各省市医疗服务机构聘用特征完全相同劳动力时的价格差异。从表2可以看出, 在地区生活成本、非货币效用以及流动成本的作用下, 雇佣相同资质医务人员在不同省市之间相差较大。如在北京、广东、上海需要支付最高的价格, 均为1, 而在河南、贵州的价格最低, 分别是0.47和0.48, 二者相差一倍以上。反过来, 同样的医疗服务消费支出, 在北京、广东、上海的购买力最低, 在河南、贵州的购买力则较高。

四、调整后农村居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差异

1. 农村居民人均医疗服务实际利用情况

从医疗费用消费支出中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后, 就可以得到各地区农村居民医疗服务消费支出的真实差异。利用表2中可比工资指数 (CWI) 作为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指数, 去除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医疗费用消费支出, 可以获得调整后的人均消费支出, 即地区间农村居民医疗服务的真实利用情况 (表3) 。除北京、广东、上海外, 其余地区人均医疗费用消费支出调整前后均有显著变动, 如河南、贵州两省调整后分别为516.8元和277.5元, 比调整前增加了50%以上。

2. 农村居民人均医疗费用消费支出的不平等程度

从表3中可以看出, 调整后的农村居民人均医疗费用消费支出差异明显小于调整前的差异。调整前的极差、极差率、变异系数、Gini系数以及Theil系数分别为687.8、4.82、0.55、0.24、0.12, 调整后各系数均有非常明显的下降, 分别为546.3、2.70、0.23、0.14、0.04, 表明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实际医疗服务不平等程度明显小于医疗服务支出的不平等程度。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剥离了价格因素后农村居民人均医疗费用消费支出已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 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各地区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差异情况。然而, 农村人均医疗费用消费支出在各地区之间的极差率仍然达到2.70倍, 从中可以看出, 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医疗服务真实消费的差异依然存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使用2012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基于可比工资指数调整方法, 对我国农村居民医疗费用支出进行了调整。结果表明:

第一, 地区间可比工资调整指数 (CWI) 差异较大。相同特征劳动者在不同地区工作所能够得到的工资水平差距较大, 表明要获得真实的医疗服务利用情况, 就必须对医疗服务消费支出进行价格调整。因此, 构造我国地区间医疗服务价格指数, 根据价格差异对名义医疗服务消费支出进行调整, 并提供获得真实医疗服务消费差异的方法, 有利于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信息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有利于正确地进行医疗财政公平、充足和效率等方面的分析, 可以为政府的医疗财政拨款及转移支付提供政策支持, 有利于合理分配医疗资源, 可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二, 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真实差距小于医疗服务消费支出的差距。医疗服务人均消费支出与地区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呈正向关系, 可见, 地区的价格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医疗服务消费的购买力。用医疗服务消费支出来判断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与否显然是不够确切的。

第三, 各地区农村医疗服务人均消费差异仍然存在。一般来说, 甘肃、青海、贵州等经济发展缓慢地区农村居民获得的医疗服务更少。因此, 应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支持力度。

摘要: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差异的来源包括医疗费用支出和医疗服务及药品价格两方面。在医疗服务利用公平性评价中, 如果直接比较各地区农村居民医疗费用支出, 研究得出的结论将失去真实性。本文利用2012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基于可比工资指数调整方法, 对农村居民医疗费用支出进行了调整。结果发现:农村居民医疗服务消费价格调整指数变异性大, 表明对人均医疗服务消费支出进行价格调整是必要的;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真实差距小于医疗服务费用支出的差距;然而, 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差距仍然存在, 特别是经济发展缓慢地区的农村居民获得的医疗服务仍然不足。因此, 应加大对贫困落后地区农户的医疗服务利用支持力度。

关键词: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可比工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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