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数化债券的国际比较（精选4篇）
指数化债券的国际比较 篇1
一、前言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地方政府负债既已是客观事实。我国中央政府于2009年和2010年由财政部代发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在我国出现。2011年10月财政部发布了《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债券试点出现。
2011年10月15日发布的《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中,有四个地方政府进行了自行发债试点,它们分别是浙江省、广东省、上海市和深圳市。地方政府债券在我国的发展还是件鲜新事,发展历史短,经验积累少。因此,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和其他国家的债券管理制度与存在风险进行比较,有利于我国吸取国际经验和教训,建立和发展稳健的地方政府债券管理制度;有助于确定合理的发债规模,避免陷入债务危机。
二、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国际比较
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其中以美国和日本的地方政府发债规模最大,也最具典型性。19世纪初,美国纽约州就采用发行债券的办法筹集到开凿伊利运河所需经费,开创了美国地方政府依靠发债进行基本建设的先河。二战后,随着美国地方政府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地方债的规模也随之扩大。截至2010年底,其地方债务余额达到2.8万亿美元,发行规模为世界第一。1879年确立“举借地方政府债务必须通过议会决定”的原则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截至2007年3月,地方债余额198.7万亿日元,占当年GDP的38.5%,比例为世界第一。通过与美、日为代表的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相比较,可发现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上,存在一些不同特点。
1. 基本构成要素比较
地方政府债券的基本构成要素主要含有发行主体、债券类型及投资主体三个方面。发行主体方面:美国地方政府拥有独立的发债权。日本则是依据“举借地方政府债务必须通过议会决定”的原则确定。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主体受到严格限制,试点地方债的发行主体是少数经济较为活跃的地方政府。在债券类型上,美国市政债券分为一般责任债券、收入债券和混合债券三种类型;日本则分为地方公债与地方公企业债两种基本类型;我国则比较单一,主要采用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形式,债券以地方政府财政税收为支持,不与特定的项目收益相联系。在投资主体上:美国以个人、共同基金、银行、保险公司等投资者为主;日本以政府、银行、公营企业金融公库等为主。而我国则以企业和机构投资者为主。
2. 发行方式比较
美国的市政债券发行方式目前主要采用协议发行(发行人自行选择愿意合作的承销商)。日本地方政府则实行审批制,主要以公募债和非公募债(以本地区金融机构为认购对象)两种发行方式进行。目前我国是自行组建本省(市)政府债券承销团。
3. 管理制度的比较
美国立法对地方政府的举债权和举债规模进行限制,并通过对债务率、负债率指标设立警戒线(债务率:90%~120%;负债率:13%~16%)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其次是通过完善的政府预算体系约束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各地方政府实行平衡预算原则,并以缜密预算规则、严格执行机制,来有效的规范地方支出。日本通过严格的地方政府债务计划与协议审批制度实现地方政府债务精细化管理。
目前我国试点省(市)自行发债实行预算管理和年度发行额管理,每年发行额度当年有效,不得结转下年,但试点政府自行组织发行本地区的政府债券,除在报财务部备案之外,而无需经国务院批准,具体的投资项目无需申报和受限。
4. 地方政府债券偿还机制比较
美国各级政府分别为本级政府的债务负责,自求平衡,上下级政府之间没有连带的偿还责任。对于收益债券以其项目的收益作为偿还资金来源,一般责任债券则是依靠当地税收进行偿还。因此发行市政债券的地方政府必须有比较健全的财政状况和稳定、充足的税收来源。在日本,实际上存在着双重保证的偿还机制安排,即地方政府作为债券发行的第一偿还人,而中央政府作为行政和道义上的最后偿还人(宋立,2005年)。
我国试点发行地方债表面是利用地方政府的信用进行发债和偿还,但当地方政府无力偿还时,或“地方财政部门未按时足额向中央财政专户缴入还本付息资金的,财政部采取中央财政垫付方式代为办理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即中央政府依然会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进行兜底。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还不够成熟。与美日源远流长的地方政府发债历史不同,试点地方政府像上海和深圳,均是首次在中央政府的限额下自行发债,是“破冰之旅”,有很多细节是在前期的调研中所不能够预料到的,同样很多制度上的限制和缺陷将会暴露出来。另外,一些具体的制度还有待斟酌,比如,中央政府提供担保这一规定,虽然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但由于中央政府提供担保,试点地方债之间的差异缩小了,低差异度使得地方政府自发债券作为投资标的物,缺乏相应的指标去比较和监督。最后,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等信息也不被市场充分掌握,市场很难做出评价,这和资本市场高度发达,信息充分披露的美日是截然不同的(贺立平,2010年)。另外,中央政府提供担保的条款,也隐藏了地方政府的败德风险。
三、我国地方政府债券风险的国际比较
最近发生的欧洲债务危机,希腊甚至是整个欧元都面临着违约的风险,表明地方政府债券更是值得忧虑。所以,正如硬币有两面一样,政府性债务也是一把双刃剑。完全不举债不一定合适,但举债额度要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关键是要看举债能否有度、债务结构是否合理、规模是否适度。下文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风险进行国际比较,以明确我国地方政府债券横向比较下的风险特征和风险程度,为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提供依据。
1. 资金使用总体评价
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联邦制国家,其完善的资本市场和风险体系,为美国战后复苏以及维持世界经济霸主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但联邦各州各自为营、自负盈亏的政策也给地方政府埋藏了很多隐患。美国历史上600多次的地方政府破产和最近发生在2011年11月9日,美国亚拉巴马州杰斐逊县政府宣布破产就是很好的例子。
日本在中央政府实施无国债的财政均衡政策时期,地方债配合地方财政在交通、运输、整地、地域开发、填海造地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风险与收益是对等的,截至2010年度,日本国家和地方公债(指国债和地方债等)余额为833万亿日元,地方债风险控制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地方政府于上世纪80年代通过集资贷款建桥修路的模式,开了地方融资先河。此后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和财政部代发债券(2009年后)大量举债,在解决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加快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丰富投资产品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 相关风险指标比较分析
在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及其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价时使用较多的是负债率、债务率等基本指标。比照审计署的统计口径,负债率是一个地区GDP与政府性债务余额两者之间的比率,反映债券的保障程度,警戒线一般为10%;债务率反映一个地方当年可支配财力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比率,警戒线为100%。在此,本文也借用这两项指标分别对我国和美、日两国的地方债务风险状况做一简单分析和评判。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发展报告》和《美国统计年鉴》资料整理所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美国地方政府债券的两项指标均相对较高。从负债率来看,2009年美国地方政府债券负债率为20.5%(见表1),2005年至2009年美国地方政府债券平均负债率为17.82%,已远远超过10%的警戒值;就债务率而言,2005年至2009年美国地方债平均债务率为22.9%,均低于100%的警戒值。日本地方政府债券2005年至2009年连续5年的负债率均远远高于10%警戒值,平均为40.04%;债务率均低于100%警戒值,平均为50.14%,而且整体呈递减趋势。我国2007年至2010年的负债率指标均高于10%的警戒值(见表2),同时中国的债务率平均为53%,是中日美三国中最高的。
根据以上情况,如果依据负债率、债务率这两个基本债务风险指标来判断,不难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日本负债率指标各年数值均远远超过警戒值,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偏高。美国的负债率仅仅略高于其本土的警戒值(13%-16%),但明显要小于日本,债务风险基本可控。我国财政部代发的地方债负债率连续5年超过了警戒线,而且其债务率是中美日三国中最高的,地方债问题不容小觑。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地方债的风险状况进行更全面的考察。
首先,从债务逾期情况看,1999年至今,在美国地方政府发行的3.4万亿美元的市政债中有240亿美元发生违约。仅2009年7月至2010年5月期间,10个月期间共有207个市政债券发行机构违约,欠债总额达60亿美元。据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有4个市级政府和23个县级政府逾期债务率超过了10%,已经进入了循环举债的周期。
其次,从债务偿还高峰来看,2012和2013财年仍将是美国地方政府赤字压力较大的阶段,据估计,两个财年总和可能高达1360亿美元,占地方债务余额的4.5%。早在2011年,日本的全国债务余额对GDP的占比接近200%,2012年恰逢日本大选,这里预计地方债偿还高峰会出现在2012年大选之后。
最后,从债务偿还的资金来源看,日本和美国都普遍过度依赖税收收入。但一来后金融危机时代,为了提振低迷的经济,两国均以减税来刺激经济活力;二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为了赢得更多选票,各党派均以减税和增加福利作为噱头。在本身饥寒交加的情况下,还不能开源(增加税收)和节流(降低福利),债务压力短时间难以缓解。中国的地方债偿还则普遍依赖于土地财政,据审计署2010年地方性债务数据,政府负有偿债责任的债务达67109.51亿元,其中承诺以土地出让收益偿还的为25473.51亿元,占政府负有偿债责任债务额的37.96%。
四、政策建议
从国际经验来看,只有在一套科学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地方债这个金融产品才能有效的发挥其融资功能。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试点地方债的实际,我们可以得到由内到外这四个层面的启示:
1. 将发债规模和融资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与发债规模和融资比密切相关。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违约概率将会呈现加速增大的态势。如果没有严格的债务管理和债券管理制度和科学的财政事权分界,地方政府发债自主权越高,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冲动就越强烈,风险也越大。
2. 地方债实行法制化管理
首先,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设立偿债准备金的目的是当地方政府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时,可先从中支付。其次,合理规划偿还期。根据地区的经济实力和财政收入,合理规划发行债券的期限,错峰还款,防止地方债的集中到期,造成地方政府巨大的偿债压力。要积极引进试点地区人大会、当地居民和债权人的横向监督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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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比较分析 篇2
本文是通过从2009年到2013年这5年的数据作为比较分析的, 通过国际竞争力指数来比较分析这五个世界公认的铁路强国的铁路产业国际竞争力现状, 找出中国和世界强国的优势和差距, 为提升中国铁路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分析
国际市场占有率 (MS) 是指某国一项产品的世界范围出口的额度占产品在世界市场中总出口额度的比重, 可以直接反映该种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争力, 市场占有率这个值越高, 就表示这种产品所处的产业的高端部分, 所具有的国际竞争力就越强, 反之就越弱。
公式为其中MSij=Xij/Wj, MS为i国家j类型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Xij为i国家j类型产品的出口额度, Wj为国际上j类型商品出口的总额度。 (见表1)
如表1所示, 中国铁路产业国际市场占有率在飞速的提升, 已处于市场占有率的主导地位, 领先第二名德国多达8.4个百分点。在如今市场趋于饱和的状态下, 足以表明中国铁路产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德国的市场占有率稳定在20-21%之间。法国与日本市场占有率稳定在10-12%。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在逐年下降, 从以前的9.74%下滑到4.64%下滑了5个百分点。中国在2009年市场占有率在9.32%相对较少, 但是近几年里中国铁路产业的市场占有率迅速增长, 如今已处于首位。其主要原因是占领了亚洲市场与非洲市场, 而且将市场逐渐的延伸到欧洲, 所以国际市场占有率逐年飞速的增长。
二、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
贸易竞争力指数 (TC) 是一国某种产品进出口的差额与总的进出口额的比值, 用来分析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有力工具。它能显示出该国一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生产该的产品国家的比较, 显示出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以及程度的大小。如果贸易竞争指数是正数, 表示该国是该种产品的净出口国, 有竞争优势, 如果贸易竞争指数为负数, 表示该国是该种产品的净进口国。如果该指数越接近1则该国主要出口该种产品, 进口相对较少, 则该产品的竞争力就越大。反之, 该指数越接近-1则该国主要以进口该产品为主, 出口相对较少, 则该产品的竞争力就越小。
公式为TC= (Xij-Mij) / (Xij+Mij) , 其中TC为i国家j型商品的贸易竞争指数, Xij为i国家j型产品的出口额, Mij为i国家j型商品的进口额。 (见图1)
如图2所示, 中国铁路产业的TC在逐年上涨, 在2013年时已经高达0.8以上。2009年-2013年, 中国始终处于0.6-0.8之间, 表明是铁路产业的出口为主, 进口相对较少。德国的TC处于0.4-0.6之间, 说明德国的铁路产业同样是以出口为主的。法国与日本处于0.2-0.4之间, 同样也是以出口为主的国家, 但是与中国和德国相比明显不足。韩国的TC在2010年有着短暂上升但是2010年之后再不断的下降, 到2013年已经降至0.2以下, 说明如今韩国铁路产业的进出口相对较为平衡, 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 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通过比较, 中国在稳步的增长中逐渐的将优势不断扩大, 同时也在国际铁路市场中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三、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显示性比较优势 (RCA) , 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某一产业贸易的比较优势。它通过该产业在该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份额之比来显示的。以国际出口比重的比值来对该产品是否在国际市场有比较优势进行衡量。一般认为, 一国该产品RCA指数大于2.5, 则表明该国该产业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RCA介于2.5-1.25之间, 表明该国该产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RCA在1.25-0.8之间, 则认为该国该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要是RCA小于0.8, 则表明该国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公式为其中RCAij= (Xij/Xt) / (Wj/Wx) , RCAij为i国家j型商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Xij为i国家j型产品的出口额, Xt为i国家全部商品的出口额, Wj为国际j型产品的出口总额, Wx为国际商品的总出口额。
如图2所示, 中国铁路产业从2009年之后, 其RCA已经在2.5之上, 在2013年甚至达到了3.5, 可以看出中国铁路产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德国与日本的RCA基本处于2到2.5之间, 说明两国的国际竞争力整体实力较强。法国的RCA起伏相对较大, 但是仍然在1.5之上, 虽然同样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与不断快速增长的中国与相对平稳发展的德国、日本相比, 仍有一定的差距。韩国的RCA从2009年后不断下降, 从2009年的1.5直接逐渐的下滑, 到2013年已经下降到0.5。韩国铁路产业现如今已经从一个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渐渐走向了竞争能力相对较弱的产业。中国的RCA虽在2012年有所波动, 但是, 总体趋势仍然是在不断的稳步上升, 所以中国铁路产业已经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四、结论
从上面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 中国铁路产业具有比较明显的国际竞争力, 主要归功于中国政府对于铁路产业的在相关政策上的大力支持、铁路产业自身不断的技术创新、降低成本以及具有较为完善的一体式出口产业链。但是我们还应看到2011年7月23日的动车追尾事故后给中国铁路产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同时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出口融资困难、专业技术人才相对匮乏、海外建设政治因素的干扰也是中国铁路产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面临的困难。
因此中国铁路产业要想保持竞争优势, 与其他国家抗衡, 首先中国政府需要加强生产安全管理、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积极协调资金支持铁路业全面走出去;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引导、咨询、行业服务功能;同时, 中国的铁路企业也要不断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在海外经营建设必须要有高度的风险意识, 掌握各种避免风向的手段和方法, 最大限度的减少风险。同时也为铁路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了应具有高效、快速、保值、保质的完成海外建设项目, 还需要具有强大的融资能力, 组织和协调能力, 主动规避风险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等。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随着中国铁路产业在技术和管理上的不断完善、创新, 一定会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水平, 国际竞争力会有明显的提升。打造出中国高速铁路国际品牌, 使中国从铁路产业大国向铁路强国进行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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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化债券的国际比较 篇3
近年来, 全球创意服务贸易的增长十分迅猛, 成为世界服务贸易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增长点。创意服务贸易在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9.2%, 而创意产业的增长却超过20%, 增幅为经济增长率的两倍。
伴随着创意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对我国创意服务和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状况、地位及竞争力的研究文献开始出现。马向敏 (2007) 指出贸易结构不合理、经济规模低下等因素严重制约了我国创意服务贸易的发展, 使之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何伟 (2009) 通过对世界和我国创意产业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和特点的分析, 认为我国在世界创意产业国际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仍存在商品结构单一、服务贸易巨额逆差等问题。尚涛 (2010) 在对1997-2005年创意服务贸易的数据研究后认为, 我国创意服务整体处于比较劣势, 国际竞争力较弱, 且劣势在进一步增加。朱文静、顾江 (2010) 认为我国文化贸易存在结构不合理, 文化服务贸易发展滞后;贸易方向过于集中, 文化贸易的经济动力作用发挥不足等问题。杨文兰 (2011) 认为我国文化产业缺乏真正的创意品牌, 文化产业缺乏传承与创意的有机结合, 我国文化服务贸易竞争力缺失。吴美菊 (2012) 则认为虽然中国的文化服务贸易得到了高速发展, 日渐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点, 但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 仍显竞争力不足。周升起 (2012) 通过对中国创意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的整理计算, 也认同上述观点, 同时也指出中国创意服务贸易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但在全球所处地位仍然偏低, 并认为中国的创意服务贸易仍具有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在国别比较研究方面, 李嘉珊, 赵晋晋 (2006) 通过对中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及其对外贸易实证对比后认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已初具规模, 但创意贸易逆差短时间内难以逆转。曲国明 (2012) 在对中美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后发现中国创意服务竞争力水平很低, 虽然有了一定的提高, 但相关的资源优势还没有充分利用。聂聆 (2012) 认为, 中印的创意商品具有优势, 创意服务的竞争力较弱, 俄罗斯和巴西的创意服务优势明显, 创意商品的竞争力很弱, 金砖四国处于全球创意产业价值链的不同节点。
综上所述, 国内已有不少文献对中国创意服务的竞争力状况进行了研究和考察, 也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但现有研究所依据的大多数据较为陈旧, 不能反映最新的变化趋势;多数研究仅限于中国整体创意服务贸易竞争力状况, 未涉及创意服务下各分项的国际竞争力强弱分析。为此, 本文在概述近年来我国创意服务贸易发展基本特点的基础上, 从整体和分项角度, 采用TC指数及相对 (技术) 复杂度指数两种方法, 对中国创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进行更详细的动态比较分析, 以期更全面、准确地考察中国创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强弱, 并从中找出我国的差距和可以借鉴的经验。
单位:百万美元
二、中国创意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1、我国创意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我国创意服务贸易出口额从2000年的234.7百万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4140.7百万美元, 增长了16.6倍, 而进口额从2000年的239.8百万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172.8百万美元, 十二年间增长了12.2倍。从增长速度来看, 中国的创意服务贸易出口明显快于进口。并在2004年由逆差转为顺差, 尽管在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顺差额有所减小, 但是总体贸易顺差额呈现扩大趋势。而从分项来看, “广告、市场调研与民意调查服务”占据了全部创意服务贸易额的绝大部分, 并且进出口额增长迅速。除了2002年, 其他年份均为顺差。而“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的贸易额则较小, 其进出口额经历了一个先增长然后回落的过程。特别是出口额在2008年后大幅回落并在随后几年内增长缓慢。创意相关服务贸易中, 虽然出口增速快于进口, 但是中国的创意相关服务贸易额仍然处于逆差。而从分项来看, “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和“版税及许可费”的进出口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自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顺差, 且出口增速明显快于进口, 而“版税及许可费”则一直保持逆差。 (见表1)
2、我国创意服务贸易地位不断提升
创意服务贸易和创意相关服务贸易在我国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呈现逐年提升趋势, 但所占比重依然较低。其中, 创意相关服务出口所占比重提升幅度明显大于进口。 (见表2) 说明我国的创意相关服务出口规模在近年来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也说明作为新兴产业的创意及相关服务产业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由于UNCTAD所发布的统计数据中缺少中国的“研发服务”和“建筑、工程及其他技术服务”这两项的数据, 所以表2中的创意服务所占服务贸易比重低于实际所占比重。
我国的创意及相关服务贸易在世界创意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也呈现不断提高趋势, 说明我国创意及相关服务贸易的世界影响力在不断增强。但在创意相关服务贸易中, 出口占比的增幅一直低于进口所占比重的增幅。 (见表3) 反映出我国创意相关服务的进出口的发展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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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创意服务国际竞争力演进比较分析
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贸易竞争力指数 (TC指数) 以及相对 (技术) 复杂度指数 (ES指数) , 对中国与世界其他五个国家的创意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TC指数侧重从创意服务贸易规模来衡量国际竞争力的大小, ES指数则侧重于从创意服务技术水平来反映国际竞争力程度。
2、相对 (技术) 复杂度指数
(1) 出口 (技术) 复杂度。出口复杂度指标最早由国外学者Hausmann等 (2005) 提出。该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一国 (或地区) 出口货物或服务的 (技术) 复杂程度, 并假设 (技术) 复杂度越高的货物和服务, 越可能由高收入的国家 (或地区) 生产并出口。
据此原理, 某项创意服务的世界出口复杂度, 可表示为该项创意服务各国出口国家 (或地区) 的工资水平, 按照该国 (或地区) 该项创意服务出口额在世界创意服务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由于一国 (或地区) 人均工资水平与其人均GDP密切相关, 因此, 在计算服务贸易出口分项中某一项服务商品的技术含量时, 通常使用人均GDP作为工资水平的替代变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TSIk即为创意服务产品k的 (技术) 复杂度指数。Xjk是国家j的创意服务产品k的出口额, Xj是国家j的创意服务贸易出口总值, Yj为国家j的人均收入水平, 即实际人均GDP。
在计算出创意服务各分项出口 (技术) 复杂度之后, 就可以进一步计算出一国 (或地区) 全部创意服务的出口复杂度, 计算公式为:
其中, ES为一国创意服务贸易出口 (技术) 复杂度指数, Xk为一国创意服务贸易出口分项中创意服务产品k的出口贸易额, X为该国创意服务贸易出口总额, TSIk为创意服务产品k的 (技术) 复杂度指数。按此方法, 在数据可获性前提下, 我们可以测度任一年份任一国家的创意服务贸易出口 (技术) 复杂度指数。
(2) 进口 (技术) 复杂度。本文认为, “出口复杂度”指标的前提假设同样适用于“进口复杂度”的测算。即一国 (或地区) 进口货物或服务的复杂程度与该国 (或地区) 的收入水平正相关, 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 (或地区) , 其进口货物或服务的复杂度也越高。因此, 可以按照构建“出口复杂度”指标的相同原理, 建立创意服务“进口复杂度”测算指标。理论上, 世界创意服务进口等于世界创意服务出口, 所以, 世界创意服务进口复杂度应该等于世界创意服务出口复杂度。用公式表示进口复杂度指数 (IS) 为:
其中IS为一国创意服务贸易进口 (技术) 复杂度指数, Mk为一国创意服务贸易进口分项中创意服务产品k的进口贸易额, M为该国创意服务贸易进口总额, TSIk为创意服务产品k的进口 (技术) 复杂度指数。
(3) 相对 (技术) 复杂度。随着现代社会中各类服务生产的可分割性和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不断增强, 以及服务业产业内、产品内国际分工日益深化, 创意服务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进口成分也越来越多, 创意服务出口复杂度越来越多地受到创意服务进口的影响。因此, 想要全面、真实地判断一国 (或地区) 创意服务国际竞争力的高低及其演变特征, 不能只对创意服务出口复杂度进行测算, 还必须同时考虑进口复杂度的变化, 进行系统分析并建立新的指标——相对 (技术) 复杂度, 即创意服务出口复杂度相对于进口复杂度的变化。用公式就可以表示为:
公式 (4) 中, RS表示所考察国家 (或地区) 所有的创意服务产品的相对复杂度。若要进一步测算一国 (或地区) 某项创意服务产品的相对复杂度, 根据上文出口、进口 (技术) 复杂度的含义, 可用公式表示为:
公式 (5) 中, RSjk、ESjk、ISjk分别是所考察国家 (或地区) 的某项创意服务产品的相对复杂度、出口复杂度和进口复杂度。
(4) 数据来源和研究样本。本文根据UNCTAD《创意经济报告2010》及其在2013年5月份更新的“创意经济”数据库所发布的创意服务贸易统计数据进行分析计算。该数据库是全球130个经济体所提交数据的汇总结果。因为UNCTAD数据库中缺少中国的“研发服务”和“建筑、工程及其他技术服务”这两项的数据, 所以本文下述分析并不包括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这两项数据。由于部分经济体、部分贸易项目的数据缺失或未提交, 使得统计数据仍存在不完整性, 本文选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六个数据较为完整的经济体进行比较分析, 分别是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巴西、阿根廷、中国。
3、计算结果分析比较
(1) 按TC指数衡量的中国创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我国的创意服务贸易的TC值从2004年开始转为正数, 并逐渐上升, 在2008年时又开始下降, 但仍然保持优势, 但是优势不明显。而“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的TC值仅仅在2006年至2008年三年间为正数, 其余九年全为负数, 也没有转正趋势, 并且十二年间波动较大。说明我国的“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的发展很不稳定, 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明显的竞争劣势, 同时也表明我国的创意服务贸易发展的极为不平衡。在另外五个国家中, 在2011年, 阿根廷、加拿大的TC值为正数, 而巴西、德国、意大利则为负。说明创意服务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 发达国家并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阿根廷在2001年的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突然增加并一直保持稳定增长, 也说明新兴工业体在创意服务贸易中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作为发达国家的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国际竞争力指数虽然一直是负数, 但是其出口额一直稳居世界前列, 所以发达国家的创意服务贸易在世界创意服务贸易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并且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多数发达国家的“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指数都是负数, 也说明在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 对于该项服务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广告、市场调研与民意调查服务”中, 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竞争优势明显。 (见图1-图3)
就创意相关服务贸易来看, 尽管我国的创意相关服务贸易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TC指数在2000-2011年一直为负, 说明我国的数据反映出在创意相关服务贸易领域, 总体上依旧缺乏国际竞争力, 并且近年来还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在“计算机与信息服务”项目上, 中国稳步发展, 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了较强的竞争力。因此, “版税及许可费”的国际竞争力严重缺乏导致了中国创意相关服务贸易缺乏国际竞争力。其他五国中, 只有德国一个国家在2011年为竞争优势, 分类别来看, 也只有德国在“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和“版税及许可费”的TC值在2011年都保持了正数, 表明德国作为一个服务业大国, 在创意相关服务贸易中的发展水平高, 竞争优势明显, 且发展较为平衡。而作为金砖国家的巴西则在创意相关服务贸易中明显处于竞争劣势, 表明新兴经济体在创意相关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见图4-图6)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stat数据计算绘制 (下同)
(2) 按相对 (技术) 复杂度指数衡量的中国创意服务国际竞争力。从2000年以来, 我国的相对出口 (技术) 复杂度一直处于上下浮动的状态。与2000年相比, 2011年的相对出口 (技术) 复杂度略有下降, 从而也说明我国的创意服务贸易出口的竞争力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并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提高。从图中其他国家的数值来看, 在2011年, 意大利是仅有的一个相对出口 (技术) 复杂度超过1的国家, 而发达国家的相对出口 (技术) 复杂度的数值也高于发展中国家, 说明在创意服务贸易出口的技术含量上, 发达国家还是具有优势的。 (见图7) 分项来看, “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这一项中, 发达国家的相对出口 (技术) 复杂度指数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 而从“广告、市场调研与民意调查服务”来看, 发达国家就没有明显优势;反而是作为南美国家的阿根廷和巴西, 尽管在数值上近年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 但仍然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的这两项相对出口复杂度的数值较低, “广告、市场调研与民意调查服务”在2000年至2011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也是直接导致我国创意服务贸易相对出口 (技术) 复杂度近年来没有明显提升的主要原因。 (见图8、图9) 这主要是源于“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的TSI值高于“广告、市场调研与民意调查服务”的TSI值。
我国的创意相关服务贸易的相对出口 (技术) 复杂度从2000年以来尽管一直大于1, 但是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另外发展中国家数值高于发达国家。 (见图10)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创意相关服务贸易出口中, 发展中国家的 (技术) 复杂度较高,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复杂度偏低。说明与发达国家相比, 发展中国家所引进获得的技术, 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从分项中可以看出, 中国以及阿根廷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在各分项中的排名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在“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中, 中国和阿根廷与其他国家相比拥有绝对优势, 巴西却位于六国的末尾。而反观“版税及许可费”, 巴西的相对出口 (技术) 复杂度则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而阿根廷和中国则位于后两位。 (见图11) 中国的“版税及许可费”的相对出口 (技术) 复杂度一直位于六国的最后一位, 且近年来不断下降。而发达国家在这两项的数值较为稳定, 没有明显的波动。 (见图12) 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其各个行业的发展还很不平衡, 另一方面也说明发达国家的创意及相关服务发展较为成熟, 进出口较为均衡。
(3) TC指数与相对 (技术) 复杂度指数衡量的中国创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综合TC指数与相对 (技术) 复杂度的数值来看, 在创意服务贸易中, 六国在两项指数的排名中较为相似,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明显的差距。同样在分项中, “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的两项指数, 发达国家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广告、市场调研与民意调查服务”中, 各国的TC指数和相对 (技术) 复杂度指数排名也较为一致。创意相关服务贸易中, 中国的TC指数增长较快, 但一直是负值。说明我国的创意相关服务国际竞争力在逐步提高, 但在国际贸易中竞争力仍然较弱。而从创意相关服务相对 (技术) 复杂度指数来看, 除了在2008年略低于阿根廷外, 其他年份我国的相对 (技术) 复杂度指数一直位于六国首位, 反映出以相对 (技术) 复杂度衡量的我国创意相关服务的国际竞争力较高。
四、结论及建议
1、结论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的创意及相关服务贸易自2000年以来快速增长。从TC指数衡量的贸易竞争力来看, 中国创意服务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尽管竞争力相对较弱, 但是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并不是很大, 表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从相对 (技术) 复杂度来看, 我国的创意服务贸易近年来波动较大。但在“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项目上, 中国的竞争力明显不足。从相对 (技术) 复杂度指数来看, 中国的创意相关服务国际竞争力在六国中排名首位, 但这一相对较高的国际竞争力是由“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带来的。我国在“版税及许可费”项目上的国际竞争力的排名很低。
2、建议
创意服务贸易的发展在不断带动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同时, 也传播着我国的文化价值观念, 这比传统的货物与服务输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因此, 不断提升我国创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不仅有助于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 而且对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1) 将创意服务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重点与优先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不仅能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 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而且有助于还能传播我国的传统文化, 让世界更深入的了解中国, 提高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我国创意产业起步较晚, 与创意产品相比, 我国的创意服务又相对落后, 所以我国更应把创意服务作为我国服务贸易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重点与优先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不良现象逐渐显现, 以及我国对外贸易方式的转变大方向, 创意服务贸易的发展有很广阔的前景。未来要把创意产业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去发展, 加强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 以商业化的经营模式来运作企业, 提高创意服务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样的背景下, 创意服务产业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主力, 还是促进文化交流的工具和手段。
(2) 强化对进出口市场的了解, 优化出口结构, 提高创意服务技术水平。虽然中国对外创意服务贸易在近几年取得了一定进步, 但我国的创意服务企业对于海外市场的认知还是有限的, 对海外受众的审美偏好缺乏了解。我国有着丰富和悠久的文化创意资源, 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来, 同时又符合外国消费者的审美标准, 就是对政府和企业考验。政府或者行业协会可以通过研究机构、咨询公司等, 完成海外市场的深度调研, 在充分了解海外市场和海外受众之后, 我国的创意服务企业能主动对调整和包装自己创意服务产品, 找准国际市场定位, 消除“文化折扣”, 加快创意服务贸易发展, 结合我国的民族文化特色, 尽快创建自己文化创意品牌以及核心服务产品, 并带动创意服务产业更快发展。尊重创意服务产品输入国的欣赏习惯和市场需求。在不断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 也应加强创意服务进口的技术含量, 不要盲目追求进口服务产品的数量, 而要更加注重其质量和技术水平。多引进高新技术服务产品, 并从中学习吸取其核心技术, 运用在我国的创意服务贸易出口之中, 改变我国的创意服务的贸易结构, 提高我国的创意服务贸易的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指数化债券的国际比较 篇4
关键词：国际四大,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技术效率,技术进步
一、引言
国际四大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审计市场都保持着高质量和良好声誉, 几乎垄断了全球最大型公司的审计业务。进入我国审计市场后, 国际四大也得到了我国政府的大力扶持, 成为国内大型企业甚至一些政府项目审计的首选。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布的全国前百家会计师事务所信息, 2002年至2011年十年间, 国际四大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和注册会计师人数逐年增加, 且其收入规模远远高于本土所, 一直稳居前四名。仅2011年, 国际四大的审计收入合计达到95亿元, 占前一百家会计师事务所总收入231亿元的41%, 平均收入是国内十大的近四倍。
面对国际四大在中国的扩张, 为了提升境内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与质量, 2006年9月,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下发了《关于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 并于2007年1月正式通过。根据该意见, 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总体目标是, 用5-10年的时间, 培育100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事务所, 并在该基础上, 发展10家能够提供跨国经营服务、能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提并论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由于扩展事务所规模最快速的方式为现有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 因此自2006年起, 在我国审计市场, 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发生了大规模合并浪潮。那么经过这六年的时间, 相对四大而言, 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发展情况如何?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具有显著意义。本文运用Malmquist指数模型, 以业务收入作为产出变量, 以注册会计师人数作为投入变量, 对比国际四大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2007年至2011年经营效率的变化情况, 分析影响效率变动的根源。
二、相关文献回顾
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动态效率的衡量, Banker et al. (2005) 以事务所审计收入、税务收入与管理顾问收入作为事物所产出变量, 并以事务所员工人数、会计师人数与合伙人人数作为投入变量, 采用Malmquist生产力指数, 分析美国1995年到1999年间, 会计师事务所经营效率的变化。实证结果显示, 事务所整体经营效率有所提升, 但将生产率指数区分为技术变动与相对效率变动后可发现, 生产率的提升来自于技术进步, 由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营收的大幅成长, 产业整体相对效率反而退步。国内相关研究方面,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篇, 王咏梅等 (2012)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2002-2010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生产率的变化, 以29家会计师事务所为样本, 研究认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生产率取得了提高。邱吉福等 (2012) 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我国2007至2009年的30家会计师事务所的生产效率进行分析, 认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技术效率变动为正增长, 总的生产力水平在逐渐下降。
综上所述, 由于研究样本限制及研究区间差异, 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动态生产效率的变化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 这使得本文有了进一步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动机。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在生产率研究方面,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是非参数DEA方法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测算效率的方法。本文使用Fare et al. (1992) 定义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TFP) 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EC为t到t+1期技术效率变动, 表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及管理方法与决策是否正确、得当。若EC>1, 效率改善;EC<1, 效率下降。第二部分TP为t到t+1期技术的变化, 如果技术变化大于1, 则意味着技术水平在考察的年份实现了跨越, 即实现了技术进步, 否则为技术退步。TFP大于1意味着生产力有所改善。
(二)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动态运营效率, 因此, 采用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08、2009、2010、2011及201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前百家信息” (参阅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 。出于研究需要, 选用连续五年 (2007年至2011年) 进入前一百强的会计师事务所, 共49家, 其中4家为国际四大, 44家为中国本土会计事务所, 一家为其他。
2. 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的选择。
利用DEA方法对会计师事务所经营效率进行分析, 关键是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的选择。Banker等 (2005) 将高级合伙人数量、执业人员数量及其他雇员数量作为投入指标, 将审计服务收入、税收服务收入和管理咨询收入作为产出指标。许汉友等 (2008) 选取的投入指标为CPA总人数、经验丰富的CPA人数、大学以上学历的CPA人数、拥有的分所数量、会计师事务所所在的城市、会计师事务所的研发支出与品牌建设, 产出指标为审计业务收入、资产评估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分所收入。由于数据限制, 本文采用注册会计师人数作为会计师事务所生产要素投入的替代变量, 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作为产出指标。
四、实证分析
(一) 会计师事务所生产效率分年度动态分析
运用DEAP2.1软件对国际四大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2007-2011年间的动态生产效率进行估算, 计算研究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变化情况, 将它们的各项指标取几何平均值, 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 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包括纯技术效率的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
为了更直观形象地分析国际四大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 图1给出了2007-2011年间的Malmquist指数变动情况。相对国际四大, 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近五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2007-2011年, 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实现了效率提高, 平均年增长率为11.4%, 尤其是2010年至2011年间,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23.9%。而国际四大从2007年至2011年间, 全要素生产率平均降低了0.7%。相对国际四大, 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近五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 导致此期间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纯技术效率的变动和规模效率的变动, 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在此期间平均降低了14.8%, 低于国际四大。综合上面的分析, 整个研究期间, 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相对国际四大的Malmquist指数的快速增长趋势主要是技术效率变化带来的, 这说明, 整个行业的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必须同时提高事务所的技术进步程度, 否则, 行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必然受到影响, 无法大幅度提升。
(二) 会计师事务所生产效率动态分析
本文部分统计了2007-2011年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生产率变化各事务所平均值, 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有三家, 中汇 (35%) 、信永中和 (33.6%) 及立信 (33.5%) 。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平均增长为35.3%。从各会计师事务所具体情况来看, 高于平均增长率的有18家, 其中上升程度最大的上海沪港金茂会计师事务所, 平均增长率达到79.7%, 但是其技术进步平均最低, 降低了31.9%;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技术效率平均增长为70.3%, 但是技术进步指数则降低了27.2%, 这进一步说明, 整个行业的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必须同时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技术进步程度和大多数事务所的跟随程度。
五、研究结论
2006年以后, 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本文运用Malmquist指数模型, 对2007至2011年国际四大与我国本土44家会计师事务所效率变动进行对比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1.整个研究期间, 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Malmquist生产率总体上保持了积极上升的趋势, 年均增长11.4%左右, 高于国际四大的生产率发展水平。这说明2006年以来, 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大做强战略政策的实施效果是积极的。
2.从生产率增长变动的分解来看, 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主要受益于技术效率的提高, 也就是规模与管理效率的改善, 而技术进步水平低于国际四大的发展。具体就各个会计师事务所而言, 技术退步影响了会计师事务所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
综上所述, 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近五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速度, 有能力与国际四大竞争。同时, 本土所的管理层在关注竞争和规模的同时, 还应在技术方面积极向国际四大学习, 充分利用已有资源, 进一步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1] .许汉友, 汤谷良, 汪先娣.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盈余效率之DEA分析[J].会计研究, 2008, (3) .
[2] .邱吉福, 王园, 张仪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效率的实证研究——基于中注协2008-2010年发布数据[J].审计研究, 2012, (10) .
[3] .王咏梅, 陈磊.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生产率长期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 2012, (1) .
[4] .Banker R D, Chang H, Natarajan R.Productivity change, technical progress, and relative efficiency change in the public accounting industry[J].Management Science, 2005, 51 (2) :29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