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幸福指数

工作幸福指数（精选12篇）

工作幸福指数 篇1

由《中国储运》杂志策划的《物流人工作幸福指数调查》已于2010年1 1月30日正式结束。此次大调查历时8个月,通过杂志问卷、网上调查、记者采访、约稿等多种形式,内容涉及工作幸福感指数、工作幸福感主观认知、工作满意度调查等共3个大项21个小项。调查对象涉及供应链管理/咨询、仓储、运输、快递/邮政、航运公司、港口码头、航空运输、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货代服务等10个领域,企业管理、物流运营、物流开发、物流作业、物流保障及贸易/金融、行政后勤等7个专业。最终,此次调查回收问卷637份,其中有效问卷624份,参与者有19.2%来自企业高管,20.8%来自企业中层管理,33.7%来自基层管理及普通白领,25.6%来自普通的一线员工。

此次调查的“工作幸福指数”的分为五级,最低分0为非常不幸福,1分为不幸福,2分为较不幸福,3分有幸福感,4分为较幸福,最高值5分为非常幸福。根据统计分析,此次调查的物流人工作幸福指数平均值为2.85,处于中等偏下状态。所以从总体上看,中国物流人的工作幸福感并不是很强。

薪资差距大影响因素多

此次调查的参与者来自于物流领域的不同行业、岗位、职级和地区,公司性质和规模及个人的学历和工作年限也不尽相同,综合分析问卷发现,这些因素都对被调查者的薪酬水平存在影响。其中,单纯的仓储和运输行业员工收入普遍偏低;在地域上东部一线城市的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

对薪酬影响最大的是职级及岗位(见表一、图表一),接近7成的受访物流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其中有21.4%的参与者收入集中在1000-2000元之间,这些物流人大都是国有或民营企业的一线工人及实习员工;而平均月薪在8000元以上的受访者也并不在少数,所占比率接近17%。(见图表二)

工作幸福感指数

综合数据分析,此次调查的物流人工作幸福指数平均值为2.85,略低于3分的平均值,其中选择率最高的分值为2分,有38.9%的选择率,而还有接近1%的受访者选择了“0分”,并表示他们的工作根本谈不上幸福。(见图表三)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并不是收入越高的受访者幸福指数越高,幸福指数较高的人群集中分别分布在3000-5000元(见图表四)及8000-10000元(见图表五)两个群体中,10000元以上(见图表六)的收入的受访者因为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等因素,幸福指数反而有所下降。

调查还显示,国有企业的受访者幸福指数普遍高于外企及民企。二三线地区及西部地区的受访者幸福感强于一线城市的受访者。虽然他们的收入较这些相对比的人群普遍较低,但是却因为竞争环境与人事环境较轻松,反而幸福指数更高。

此外,受访的女性物流人的幸福指数普遍高于男性。

主观工作幸福感认知

问卷中设计了7项影响幸福度指数的因素,内容包括公司远景、工作成就、升值空间、培训机会、工作环境、激励文化以及薪酬福利。调查显示,80%的物流人仍然认为“薪酬福利”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工作环境”、“升职空间”、“公司远景”是紧随其后的三项因素,选择率均在50%上下。(见图表七)

国有企业中看中升职空间的物流人最多;外资企业中看重培训机会的物流人最多;而民营企业的物流人更多看重的是公司远景及薪酬福利。

基层管理和普通员工相对于中高层人员更看重薪资和福利;收入越低的受访者,越看重薪资和福利,而高收入群体则更看重企业的远景及个人工作成就。

研究发现,普通员工中最看重工作环境的比例高于其他职位;而从业时间越长,越不看重薪资及福利,同时越看重公司远景;从业时间越短,越关注升职空间、激励文化及培训机会。

工作满意度调查

对于目前的工作现状你是否满意?在报酬、对同事间的相处合作、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与规模、目前的工作量、目前的办公环境、公司的企业文化与激励手段、公司使用的工作业绩评价方法、个人发展及安全感等分别评分中,大多数人分值平均,并没有很激烈的意见,其中报酬仍然是被调查者打分最低的选项。

对于目前的工作状态,大多数人仍将其看做谋生手段,特别是基层的物流人;而更多的拥有本科以上的学历的或工作年限在5年以下的新物流人则把工作作为锻炼自己的机会,以期以后谋求更大发展。(见图表八)

工作幸福指数是指员工对企业的积极情感和对工作岗位的认知评价。较高的工作幸福指数,一方面可以使企业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缺勤率和离职率;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员工自身的实力,增加员工之间的沟通,为劳资双方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芝加哥大学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曾指出,对人的最大效用不是金钱而是幸福本身。从这个角度说,如何提升员工的幸福度,从而使其更快乐地为企业工作,已经成为摆在企业管理者们面前的新课题。希望此次调查能给企业管理者提供更多的决策依据。

工作幸福指数 篇2

—— 参加友好街道年会发言稿

今天，我们代表xxx街道，来参加全国十一城市友好街道年会，首先对xxx街道给我们的学习机会表示感谢，其次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根据会议安排，下面由我围绕《全力做好民生工作全面提升居民幸福指数》这一主题做交流发言。

民生工作是街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无锡通江街道坚持科学发展，突出以人为本，下大力气改善民生，夯实民心基础，建设和谐街区，努力让群众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取得成效显著。

一、把发展经济作为改善民生的支撑点。

民富是民生改善的根本，实现民富的关键在于培育壮大带动群众增收的优势产业和龙头企业。2010年，我们在街道站北企业全面外迁的情况下，对辖区企业实行网格化管理，责任到人，用足用好各类优惠政策，实施零距离跟踪服务，积极引进和留住税源企业。年底完成共享收入19810.42万元，为年计划的100.29%，比上年增长10.6%，共享收入指标实现了连续四年持续稳步增长。通过打响品牌效应，推动古运河夜间经济休闲娱乐业的发展。夜间经济经营面积、企业数量、税收产出均同比增长10%以上，街道及时与市仲诚公司沟通，调整原来的业态定位，确定以娱乐休闲结合便捷酒店住宿带动餐饮、商务、购买及旅游等产业为主导，以打造酒吧一条街和台湾风情街为主线，形成以“吃喝玩乐”为主业态，与周边商圈错位，独树一帜的产业链，从而实现站前商贸区1-9月营业收入593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67%，实现税收118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64%，解决就业岗位800多个。

二、把社会事业发展作为改善民生的着力点。社会事业的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民生改善的力度。近年来，我们围绕改善人居环境、稳定社会秩序、健全保障机制，把社会事业发展作为改善民生的着力点。

（1）创新管理机制，辖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一是积极开展“城管创优进社区”、创建人民满意基层站所和“五型”城管中队活动。建立“城管工作站”，推进城市管理网格式全覆盖。在火车站广场等特殊地段建立城管责任岗，并在区域内实施“定岗、定人、定责、定时、定绩”“五定”巡查制度，从而形成了点、线、面的网格式全覆盖管理。二是实施城管“承诺制”，推进基层城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要求队员承诺每天上班要做到“五个必看必查”：即重点路段必看，路长制道路必查；河容岸貌必看，背街小巷必查；重点广场必看，农贸市场必查；新村小区必看，生活垃圾必查；网络投诉必看，出现问题必查。达到了“发现问题早、查找原因准、解决问题快、群众投诉少”的工作效率和效果。三是着力开展“公开、廉洁、精细、服务、和谐”“五型”中队创建活动。不断完善“精细型”管理措施、强化“服务型”队伍建设，组织“城管利民服务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三进服务活动，队员们服务大局、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意识和水平得到了切实提高，树立了良好的城管形象。

（2）创新稳控长效管理机制，辖区社会环境安定有序。认真抓好“法治无锡合格街道”、“社会治安安全社区”和“无毒社区”创建活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活动的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大调解”工作组织健全，制度落实，运作规范。民间纠纷调处率99%以上，调处成功率达96%以上，未发生因民间纠纷调处不及时、不恰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或民转非、民转刑事件。深化安全文明创建活动，未发生安全文明小区、单位被摘牌、警告等情况。做好地块拆迁稳定和安全工作，创建“平安拆迁工地”，拆迁稳定工作平稳。全面贯彻落实“五五”普法规划，普法组织健全、经费落实、活动正常。2010年街道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社会治安安全街道。

（3）健全保障机制，惠民利民服务水平全面提升。一是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服务贫困弱势群体。落实保障机制，健全社区服务。落实城市低保标准增长机制，坚持应保尽保，按标施保。主动做好困难户、残疾人临时救助工作，2010年，有41人享受临时救助，救助金额为85700元。为22名困难家庭学生慈善结对，金额为57000元。为社区上60岁以上孤老，70岁以上独居老人和80岁以上纯老人家庭免费安装居家助理服务器“一点通”94户。老戏馆弄社区“红霞老人之家”获得区政府5个购买服务项目经费支持之一。在接受省人口计生委督察组、市人口计生委复核组对街道“十一五”人口计生工作的检查，得到高度评价。二是落实社区民主制度，提高居民自治意识。社区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直选率为30%。成立了社区工作站，进一步理顺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居委依法自治的关系，促进社区资源有效整合，人、财、物发挥最大效能，保障社区各项事务和民主自治权利的落实。成功举办“创建幸福崇安，建和谐家园”为主题的通江街道优秀节目专场演出并获区第十三届文化艺术节组委会优秀组织奖。三是创新“培训—创业—就业”途径，加快“弱势群体重点帮扶”工程建设。街道建立了北仓门生活艺术中心为基地的创业实训基地和保利广场为基地的创业实训基地。

三、把政风行风建设作为改善民生的关键点。街道坚持把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作为检验政风行风建设是否取得实效的一个标准，让党员干部在心底深处把群众当成亲人，引导党员干部把“官位”看成为民服务的岗位，把“权力”看成为民服务的工具，牢固树立领导就是服务、权力就是责任的服务意识。

一方面，抓好机关效能建设，进一步改进机关作风。首先是健全完善各项制度。先后修改完善了《通江街道机关效能建设管理制度》、《通江街道机关效能责任追究实施细则》，制定了《通江街道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关效能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拆迁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体制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工共建工作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党员管理实施意见》等。其次是严格考评机制。以进一步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为抓手，开展“为民、务实、清廉”主题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加大对机关工作的督促检查力度，严格兑现奖惩规定，大力扶持和弘扬积极向上、争创一流的优秀集体和个人，按照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三年一轮”争创要求，组织实施街道“三争创四争当”专项先进和专项标兵活动。非公企业党组织开展争创“五个好”党组织和“五个带头”党员专项争创活动，即党组织实现领导班子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群众反映好。党员争当创业发展先锋、爱岗敬业先锋、促进和谐先锋、奉献爱心先锋。

另一方面，抓好廉政监督，进一步加强以预防职务犯罪为重点的党风廉政建设。认真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考核和责任落实，深化“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党的忠诚卫士、争做群众的贴心人”党性党风党纪主题教育；深化《廉政准则》的学习和贯彻。加强警示教育，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意识和能力；加强重点项目建设、拆迁等工程领域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发挥纪工委监察室的协调和监督作用，严防违纪违规事件发生；加强机关效能督查和考核，改进街道机关干部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在为群众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涌现了大批优秀的党员干部，他们以亮身份、践承诺、树形象为口号，争当学习、敬业、开拓、服务的标兵，先后有70名机关党员和社区在职党员走上了“党员先锋示范岗”。

各位领导，我们是来自基层的党员干部，同群众联系最直接、关系最紧密、指导最靠前，常年工作在第一线，基层的情况最清楚，群众幸福指数的高低是衡量工作成绩的唯一指标，在“三大转型”的特殊时期，我们将科学筹划，靠前指导，用心服务，实现民生工程发展又好又快。

工作幸福指数 篇3

【关键词】社区服务；幸福指数；和谐；信访

满足居民需求，创造一个温馨、舒适、方便的居住环境，是社区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建设和谐社区、和谐油田的前提条件，也是做实信访稳定工作的坚实基础。胜利油田胜中社区在提供传统服务的基础上，根据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积极探索做新做实社会化服务的新途径，给社区居民更多选择，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

一、以关爱老年群体为目标，推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2011年，胜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市民政局注册成立，这是油城第一家专业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服务中心以小区为平台，以社区服务为依托，以居民群众需求为导向，整合物业站、党员服务社、团青组织、家委会、辖区卫生院、专业服务机构、绿茵心理工作室、社区志愿者组织等各方资源以及居民骨干的优势和作用，为辖区老年人及主营单位职工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慰藉、心理咨询、文化娱乐、应急求助、法律援助等多方面的服务内容。通过开展志愿者无偿服务和市场化有偿服务相结合的形式，尝试居民“一体化”服务模式，满足居民各类需求，提高小区的服务水平。对于小区无经济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的“三无”老人、特困老人、“低保”老人，以及子女都在油田外部市场和偏远前线工作的“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社区发挥志愿者资源优势，无偿提供医疗保健、政策宣讲、弱电维修、义务理发、代买米面等免费服务；对一般老年人和有需求的小区居民，通过引入质量优、信誉好的社会化资源，有偿提供40多项家政服务，受到居民普遍欢迎。

二、以方便群众为目标，推出小区“家餐厅”服务

2012年，针对老年人做饭吃力和上班族做饭时间紧张，渴望小区有食堂餐厅的实际需求，胜中社区先后在运兴小区、科兴小区、机关医院、东旭小区、胜利花苑等五处开办了小区“家餐厅”。为小区居民群众提供物美价廉、安全放心、方便快捷的一日三餐，同时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提供送餐、送奶的上门服务，打造出了独有的“家餐厅”餐饮服务品牌，受到广大小区居民的欢迎和认可。

三、以解除后顾之忧为目标，推出“老人日间照料”和“子女照辅”服务

针对一线职工岗位偏远，工作紧张，照顾家庭精力不足的实际困难，胜中社区先后在明苑小区、运兴小区、东旭小区开办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职工在校子女照辅中心”。“日间照料中心”采取“老人白天‘入托接受照顾，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生活”的居家养老配套服务新模式，可为区内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个人照顾、保健康复、休闲娱乐等日间照料服务。目前，中心已成为小区离退休职工家属休闲娱乐、餐饮健身的重要场所。“职工子女照辅中心”开设了“小餐桌”和“4：30课堂”，孩子放学后有专人接入辅导，中午可以午休，周六周日有特长班，寒暑假开办托管班，聘请专业老师辅导孩子的寒暑期课业。

四、以改善卫生教育水平为目标，推出“合作办医”“合作办园”服务

胜中社区在学前教育和医疗卫生系统积极进行探索建立“自有他营”经营新模式，经过精心运筹、公开招标，引入社会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合作办园和合作办医也呈多点开花之势。胜中社区机关医院口腔、结石科合作项目、健康体检中心合作项目、社区康复中心合作项目均已投入运营；社区卫生所合作项目于2015年7月投入运营，胜东、讯利、物兴、三组团等小区卫生所，分别与东营滨海中医院、垦利友谊医院顺利展开合作。把社会医疗资源引入油田社区，使前期因缺员一度关停的小区卫生所重新开业，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基本的卫生服务，满足了居民希望就近就医的需求，化解了因卫生所整合引起的部分居民的不满情绪。针对油田每年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及骨外科的出院病人在7000例以上，而目前整个油田具备康复条件能够收治的病人不足1000例的实践情况，为方便辖区病患老人的后期治疗和康复，2015年8月供应卫生院康复中心应运而生。他们积极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建立合作关系，输送业务骨干前往进修学习，引进了目前最先进的康复治疗理念及方法，特地建造了200平米的康复大厅供病患开展复健活动，并开设了中医针灸、理疗科配合西医全面提升病患的身体机能。截至目前，康复中心共收入院408人次，出院386人次，其中康复病人79人次，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小区居民及家属的赞誉，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解决了病患者就近就医的实际困难。

五、以居民小区共建为目标，推出志愿者积分管理考核办法

工作幸福指数 篇4

一般而言, 工作幸福指数指的是员工对自己工作质量变化的心理感受, 它是评价企业员工工作质量标准的重要参数。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提出过“幸福指数=效用/欲望”的计算公式。

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企业员工的幸福值既包括有企业带给员工的工作环境、薪水待遇等硬性指标, 同时又包括员工对自身的期望值。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相应的, 企业员工对企业的要求也相应地有所增强。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加强对薪酬福利管理与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指数关系的研究与探讨, 并进而找到如何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措施, 对于企业以及社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2 薪酬福利管理与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

2.1 薪酬福利管理是提高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充分条件

薪酬福利管理作为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有机组成, 对员工的日常工作、生活意义重大。一般来说, 企业员工作为一个社会个体, 有物质的需求, 只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得到满足, 企业员工才能在社会上生存, 才开始从内心憧憬幸福。假如企业工人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得不到满足, 又如何去探讨幸福!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分为情感需求、安全需求、生理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这些需求相互之间关系较为紧密, 制约着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

对于企业而言, 它们在创造社会价值、获取经济利润的同时, 也承担着满足员工最低生活保障的需求。从赫茨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我们能够看出, 员工产生强烈工作愿景的动因是由安全与激励因素所导致的。如果企业员工自身的安全得不到有效地保障, 那么就会使得员工产生消极怠工、负面情绪甚至会提出辞职。

一方面, 员工总的薪水待遇是否能够满足员工自身基本的生活需求是影响企业员工幸福指数的重要参数。当前, 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国内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需要依靠手工劳动力, 然而, 由于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 一些企业员工的薪水待遇日渐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另一方面, 相关的薪水待遇分配制度是否公正、公平, 也是制约企业员工幸福指数的重要原因。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来看, 企业只有深刻认识到员工幸福指数与薪酬福利管理的重要关系, 以此为起点, 建立健全一个科学、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将企业员工的付出与自身的收入成正比, 才会在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基础上, 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2 薪酬福利管理并不是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必要条件

薪酬福利管理是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充分条件, 但并非它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 当员工们基本的生活、生产需求得到满足之后, 就自然而然地会追寻更高层次的需求, 这也无可厚非。因此, 对于相关企业来说, 这时就应该积极调整公司规划, 紧跟社会与市场潮流, 在加快发展的同时, 推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来满足员工一些高层次的需求, 以此来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指数。

2.3 员工工作幸福指数和员工辞职率的相关性分析

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对员工在将来是否会辞职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数据表明, 在企业内部, 有许多员工并不想一直呆在一个公司。现在, 他们虽然仍然在企业供职, 还没有提出辞职要求, 但是, 其在未来辞职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 可以将他们视为公司潜在的流失雇员, 目前他们可能还在留恋于公司较好的发展前景以及较高的福利待遇, 不过从总体上来说, 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度较差, 并且可能会随时离开企业。

3 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薪酬管理措施

3.1 建立健全完善的薪酬福利与分配制度, 满足员工的生理因素

一方面, 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 企业要树立法制意识, 建立健全基本薪酬福利制度, 通过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 确保员工的生活需要;同时, 企业还要树立起科学发展观的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 尊重员工人格, 关心员工生活, 增加对人力资源的投入, 为员工创造一个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 从而使得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有所提高。

另一方面, 企业还要制定好一个科学、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 设立绩效奖金, 完善员工日常工作考核标准, 将他们的日常表现以及工作业绩与每月的福利待遇挂钩, 尽最大可能地实现公平分配、按劳分配。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企业在制定规划与制度的时候, 还要将工作指标进行细化, 具体落实到个人, 使每位员工都有责任意识感, 从而可以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员工的付出在得到公正的回报后, 幸福指数也就随之加强了。

另外, 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出一个员工薪酬福利的管理措施, 在工资待遇之外, 细化企业的福利待遇。在这里, 相关企业可以借鉴一些先进企业的薪酬福利管理措施, 推行一套弹性员工福利方案, 合理地区别出各种福利项目, 满足企业员工的工作与生活需要。企业员工薪酬福利的管理措施应该要比法定待遇更加灵活, 它应该能够提供给各个员工不同范围的选择, 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员工原本差异性的工资待遇。

3.2 加大薪酬福利的奖励力度, 满足员工的激励因素

在员工的生理安全因素被满足之后, 企业就要努力地去寻找满足员工的激励因素, 从而通过奖励来提高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值得注意的是, 在推行薪酬福利的奖励措施时, 必须要让这种奖励措施与员工的情感相结合。

例如:在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中, 企业的薪酬奖励通过合伙人政策等手段来实现。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 公司的员工不被称为员工, 而是被称为合伙人。公司规定, 只要合伙人在公司工作两年以上, 且平均每年在一千个小时以上, 都可以参与分享当年的公司利润。这样一来就拉近了企业和员工之间的距离, 增强了员工的被尊重感和归属感, 实现了较好的激励。

当前在我国, 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规模小、资金有限, 因此很难通过提高员工的工资待遇来提高企业员工的幸福感。因此, 企业这时就必须从企业文化方面入手, 加强文化思想建设, 大打感情牌, 增强员工的凝聚力, 使得员工认识到自己在为一个有前途的企业服务, 从而愿意为这个企业终身奋斗。企业管理者要时刻了解相关雇员的生理、心理状况, 对困难员工积极帮扶, 真心实意地去解决员工所遇到的问题, 以此来提高员工的企业向心力, 同时增加其工作幸福指数。

4 结语

综上所述, 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企业能否持续发展壮大与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息息相关。薪酬福利管理是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前提, 建立健全薪酬保障体制, 推行弹性薪金绩效机制, 加大对员工的情感沟通, 培养员工的责任意识与公司归属感, 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使公司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科学、公正、合理, 能够加强企业员工的凝聚力, 从而在根本上提高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

参考文献

[1]傅晓明.薪酬福利管理与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相关性研究[J].学理论, 2014 (08) .

[2]王朝晖, 华文健.从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看薪酬管理机制设计[J].商业时代, 2015 (29) .

[3]曹清华.薪酬福利管理与员工工作幸福指数关系探讨[J].现代商业, 2012 (09) .

工作幸福指数 篇5

报告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与地球研究所共同发布，由至去年中进行调查，首3位分别是丹麦、芬兰和挪威，全部是北欧国家，平均得分达7.6分。最不幸福国家集中于受贫穷和战火洗礼的非洲国家，包括最低分的多哥，得分仅约3分。

报告指出，较幸福国家倾向较富裕，但收入与幸福并无必然关系。以美国以例，国民生产总值(GNP)自1960年增加3倍，但幸福指数却不入前10，仅排名11。

报告称人类生活质量不断上升，但全球过去30年的幸福指数仅微升。专家表示，富裕亦造成烦恼，如饮食失调、痴肥等问题，亦可能令人沉溺购物和赌博。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社会问题，如失去信任、焦虑等愈加严重。相比经济收入，政治自由度、社交网络、杜绝贪腐等因素更为重要。

个人层面上，良好精神及身体健康、稳定家庭和婚姻、工作保障等对幸福非常重要，

报告指发达国女性较男性幸福，中年人幸福指数在不同年龄阶层得分最低。报告称失业带来的不幸福，与丧亲和分离一样难受;而工作稳定和办公室关系，较薪酬和工时更重要。

心理贴士：小秘诀增强幸福感

1.不要以和人相比判定自己的价值，正因我们彼此有别，才使每个人显得特别。

2.不要以别人看重的标准设定自己的目标，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最适合你。

3.不要将最贴心的人和事物视若当然，牢牢把握它们，如同对待你的生命。

4.不要因为沉腼过去，或憧憬未来而使生命从指缝中溜走;过好今天、把握此刻、活在当下，你便活出了生命的每一天。

5.不要怕遭遇种种危险，只有接受风雨的考验，我们才能学会勇往直前。

6.不要借口真爱难觅而将爱拒之门外。得到爱最快的方法是付出爱，失去爱最快的方法是对爱紧抓不放，留住爱最好的方法是为爱插上翅膀。

7.不要放弃你的梦想，没有梦想就没有了希望，没有希望就没有了目标。

8.不要行色匆匆地走过人生之旅，否则你不仅会忘记曾在何处，也会忘记将去何方。

9.人生并非一场赛跑，人生是一次旅行，沿途每一步都应细细玩味。

不丹国民幸福指数 篇6

在不丹国民幸福总量的衡量标准里，“社区”的概念占据核心地位。该指标认为，人应当深深地植根于其所属的社区，那里安全、人与人之间互相支持，值得信赖；理想的情况下，不存在被其他人伤害的恐惧。在团结共处的社区生活中，人们通常让渡部分自我，感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在这一设想的社区里，家庭之内以及各家庭之间，有深刻的归属感和互助精神。

因此GNH指数评估接受和给予各种馈赠的水平，如社交的时间、劳务和物品，并评估一个社区中关键要素的文化传承，如方言、手工艺技能以及村镇庆典上仪式性的戏剧和舞蹈。

在个人层面上，GNH的生活标准指标衡量收入、土地和住房质量。在健康领域，GNH所构想的人，每个月应有超过26天感觉健康，自我报告的健康水平很高，而且不能具有严重残疾的苦痛。

除了物质生活的考量，GNH所设想的个人，还应当嵌入在完满的社会价值观和愿景当中。 该指数评估人生的满足感、心理健康和生活压力的水平；衡量10项自我报告的情绪，从而评估精神生活的模式。那些有助于缓解心灵迷失的精神手段，如冥思和祷告，也会在GNH指数中得到衡量。

最后，GNH将时间作为其中的一个独立要素。GNH所构想的人，不应该有时间的匮乏，而应当能够感受缓慢生活的愉悦。每一天，都有充分的时间用于社交、休闲活动，并享受充足的睡眠。

总体来说，通过GNH指数可以观察人们9个领域的表现：心理健康、时间利用、社区活力、文化多样性、生态环境的韧性、生活标准、医疗、教育、政府治理水平。

GNH指数旨在引领民众和国家走向幸福，主要手段是改善不那么幸福的人的境遇。我们可以通过分析GNH指数来了解谁感到不幸福，不幸福的根源在哪里。根据GNH指数所呈现的数据，政府及其他机构会有更大的动力来减少不幸福人群的窘迫，缓解不幸福人群在许多领域的匮乏。比如，不丹农村的不幸福人群往往是那些受教育较少、生活标准较低、时间利用不平衡的人。不丹城市的不幸福人群所缺乏的是非物质层面的东西，如社区的活力、文化和心理的健康。在不丹首都廷布，人们最大的匮乏在于社区缺乏活力。

幸福指数研究述评 篇7

1、幸福指数的提出

20世纪是全球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 GDP的提高是各国政府追求的主要执政目标。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 各国政府也开始反思片面追求GDP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即是幸福指数 (Happiness Index) 提出的时代背景。关于幸福指数还有其它一些含义相近的术语, 如国民幸福总值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 和国民幸福指数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NHI) 等。在国外文献中, 尤其是经济学文献中更多的使用国民幸福总值 (GNH) 作为正式的学术用语, 国内研究则没有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区分, 在本文中也统一称为幸福指数。

20世纪70年代, 不丹国王基格梅·辛格·旺楚克 (Jigme Singye Wangchuck) 认为不丹这样的小国不应模仿美国的发展模式, 过分注重经济发展, 而更应该注重国民的幸福程度。因此, 他提出了由政府治理, 经济增长, 文化发展, 环境保护四类指标组成的幸福指数体系, 它被认为是最早的系统化的幸福指数体系。在此之后, 发达国家如美国, 英国, 日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幸福指数体系。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计算国民的“幸福指数”;英国提出了“国民发展指数” (MDP) , 包括社会, 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 (GNC) 的概念, 强调文化的价值。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 韩国等也根据各自的需要提出了自己的幸福指数体系。

2、幸福指数的研究视角

幸福指数的研究涉及心理学, 社会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 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也有所不同。按照对幸福指数的理解, 可以把研究视角归类为主观视角;客观视角和主客观相结合的视角。

主观视角即把幸福指数看作是民众的主观体验和评价, 持这类视角的研究者是心理学家和一部分经济学家。他们通过编制问卷量表, 进行访谈等研究方法, 来测量民众的幸福指数。

客观视角即把幸福指数看作类似GDP的客观统计数据, 持这类视角的研究者主要是经济学家。他们立足于宏观的经济统计指标, 提出各种公式对幸福感进行计算, 意图弥补片面强调GDP指标所带来的不足。

主客观相结合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对以上两者进行了折衷, 通过量表等工具获得主观指标, 通过经济统计数据计算客观指标, 再将两者结合到一起, 将各类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 构造幸福指数体系。

3、幸福指数与主观幸福感

确定幸福指数的研究视角, 首先需要明确幸福指数和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这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幸福指数与主观幸福感都是反映幸福程度的指标, 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也有所不同。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的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 (Diener, 1984) 。对于幸福指数, 尚未有统一的, 广泛认可的定义, 但可以确定的是, 幸福指数是一个数量化的指标, 它测量的对象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因此, 主观幸福感与幸福指数都是反映人们幸福程度的数量化指标, 它们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

4、幸福指数的界定

通过与主观幸福感的比较, 可以发现幸福指数可以看作主观幸福感的特殊形式, 是主观幸福感研究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应用。因此, 对幸福指数进行如下界定:幸福指数 (或国民幸福指数) 是以该地区民众幸福的水平来衡量该地区经济发达与社会发展的量化指标。

从这一界定出发, 可看出幸福指数有以下特性:首先, 它的形式是某地区民众的幸福程度, 因此是主观的, 依赖于民众的自我评价与体验;其次, 它是衡量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 因此体验与评价的内容是具体的, 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联系的, 而不仅仅是概括和抽象的;再次, 它的研究目的与通常的主观幸福感有所不同, 更多的侧重于监测该地区幸福程度的平均水平, 为政策的制定和修改提供参考和建议。

二、幸福指数的结构与体系

幸福指数的结构与体系, 就是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 对“幸福指数包含哪些组成要素?”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研究者的视角不同, 对幸福指数包含哪些组成要素的观点也不同。

一类研究者认为幸福指数完全是主观的, 这种观点实际将幸福指数和主观幸福感简单的等同起来, 这样, 幸福指数的结构体系与主观幸福感一样, 即包括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维度。

随着对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深入, 以及主观幸福感对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等概念的整合趋势, 幸福指数或者说幸福感的内涵也在不断深化。Diener (2000) 将主观幸福感扩展为总体生活满意度, 具体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四个维度。国内邢占军 (2003) , 苗元江 (2003) 和乐正 (2006) 等人都在对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幸福指数体系。邢占军从体验论的观点出发, 认为幸福包括健康体验, 满足体验和发展体验三个成分[2];苗元江从整合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框架与测评指标角度出发, 提出了一个指数 (幸福指数) 、两个模块 (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 、九个维度 (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 [1]。乐正 (2006) 提出了三类指标测量居民的幸福感:A类指标包括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B类指标包括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 C类指标包括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瞭望东方周刊》发起并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采用了奚恺元 (Christopher K.Hsee) 提出的城市幸福评估体系, 该体系包括市民对城市的总体主观感受;各具体方面的感受 (包括人情、交通、赚钱机会、节奏、生活便利、娱乐、环境、市民文明程度) ;去留意愿 (市民是否愿意自己和子女留在自己的城市, 如不愿, 则问最愿意去中国哪个城市定居) 。

另一类研究者认为幸福指数完全是客观的, 他们根据各种经济学的理论与假设, 提出了各自的幸福指数体系。这些体系大都建立在GDP等可统计的经济数据的基础上, 综合全面的考虑衡量经济发展的各种客观指标, 如失业率, 基尼系数, 生态环境等因素, 通过各种因素或公式对幸福指数进行描述和计算。不丹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了包括政府治理, 经济增长, 文化发展, 环境保护四类指标的幸福指数体系。国内的蔺丰奇 (2006) 认为国民幸福指数包括社会健康指数, 社会福利指数, 社会文明指数, 生态环境指数, 并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的计算公式: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其中a、b、c、d、e分别代表各项指数所占的权数[3]。周四军, 庄成杰 (2008) 从经济、社会、人口与环境四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NHI体系, 这些指标和数据都取自政府发布的统计年鉴, 而不是个体对自己幸福程度的主观评价。

还有的研究者综合了上述两类观点, 提出了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相结合的体系。英国的“幸福星球指数 (Happy Planet Index) ”由生活满意度, 预期寿命以及生态足迹 (Ecological Footprint) 组成, 其中生态足迹衡量在人口与经济规模条件下, 维持资源消费和废物消纳所必需的生物生产面积。该幸福指数的计算方法是通过生活满意度和预期寿命相乘得到幸福生活年, 然后除以生态足迹, 以此来探讨能否花费最少的资源让人们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三、幸福指数的研究方法与测量

幸福指数作为主观幸福感的特殊形式, 因此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方法与测量工具都深深的影响了幸福指数的研究。

Paul Dolan, Richard Layard&Robert Metcalfe (2011) 将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法分为三类:评价的 (Evaluation) ;体验的 (Experience) 和完善论的 (Eudemonic) 。评价的方法是测量受访者对其生活总体或某一方面的概括性的满意或幸福程度。体验的方法是测量完全取决与受访者的“纯粹”的情绪状态。这种方法要求受访者重构某段时间 (如昨天) 所发生的具体事件, 从而唤醒当时的情绪体验, 在测量中较常使用日重现法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DRM) (Kahneman et al, 2004) 和生态取样法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 (Stone et al, 1999) 。完善论的方法是将个体心理需要的满足与自我实现看作幸福, 对个体的测量更多的偏重于心理幸福感 (PWB) 。

参考文献

[1]苗元江: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 《南京社会科学》, 2009, (11) 。

[2]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2003年。

[3]蔺丰奇:《新标尺——国民幸福指数》, 《国情观察》, 2006, (7) 。

工作幸福指数 篇8

关键词：收入,幸福指数,倒U型曲线

一、幸福指数总体评价

还记得一些年前, 很多人都认为有钱就是幸福, 因为有钱就可以买房子买车, 过上富裕的生活。可是随着这些年GDP的飞速增长, 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如预期般随着GDP一同上扬, 相反, 幸福指数不升反降, 难道有钱不再等于幸福?

二、回归模型

在问卷中, 我们向被调查者提出了5个有关幸福方面的问题, 分别是身心健康、物质条件、人际关系、个人价值和家庭生活。我们利用2009年的数据, 将这5个部分作为自变量, 将幸福指数的总体状况作为因变量, 做一个回归模型, 旨在得出各个方面对于幸福指数的贡献度。这样也就从侧面反映出了人们更关注哪个方面, 哪个方面更能影响人们对于自己是否幸福的判断。

得出回归方程, R方为62.4%, 总体看模型的拟合优度并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F统计量P值远小于0.05, 说明结果显著, 所以认为建立的回归方程是有效的。每一个自变量的P值都是远小于0.05的, 说明这几个变量都是有效的。接着再看回归方程的系数, 物质条件这一项的系数仅仅是0.091, 相对于其他四项已经是并列倒数第一了, 说明物质条件对于幸福指数的贡献比其他几项相对较小。

三、路径分析

下面我们再通过路径分析, 验证一下这五个因素对于幸福指数的影响。

我们将6个变量设为观测变量、即显变量。通过回归分析, 我们的模型设计为一个多元回归方程, 在路径分析中, 我们也将这6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设置为一个多元回归。

下图为在路径分析中我们绘制的关系图, 如图

这五个因素对于幸福指数总体状况的影响大小, 他们相对应的权数分别是身心健康0.091、家庭生活0.282、人际关系0.245、物质条件0.09、个人价值0.154, 而在标准化之后这五个因素的权数分别为身心健康0.138、家庭生活0.414、人际关系0.359、物质条件0.132、个人价值0.235。从各个因素权数的P值我们可以知道, 这五个变量对于幸福指数总体状况的贡献都是显著的, 物质条件的权数是五个变量中最小的, 说明其对于幸福指数的总体状况的贡献程度是最小的, 而家庭生活的权数最大, 说明其对于幸福指数的贡献最大, 而这个结果与我们利用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是大致相同的。

这就表明在现代人的观念中, 物质条件已经不再是对于幸福指数贡献最大的部分了, 甚至已经被其他诸如家庭生活、人际关系等因素所超越。

四、收入与幸福指数倒U型关系

通过以上的两种分析, 我能够部分验证自己的一些想法, 即对于当代人来说, 自身收入的高低早已不是影响幸福指数的惟一指标, 甚至都已经不是最主要的指标了, 他们可能会更在意家庭是否幸福、自我价值能否更好地实现、生活的环境会不会更好、贫富差距是不是加大等等。

“收入—幸福”悖论一直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难题。相关研究显示, 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 GDP的增长使幸福曲线的上升坡度很陡, 而到了人均3000至5000美元的水平之后, 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

对于收入—幸福的非同步性, 我们再利用2009年的数据进行一下说明。通过对于数据的整合, 我们将总体状况这一栏的数据画成散点图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出, 幸福指数并没有一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持续增加, 而是在中间出现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趋势。对于这个现象的出现, 不仅符合我自己的假设, 也符合现在主流的幸福指数研究的观点。

由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的“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数监测报告”中显示, 家庭月收入不足4000元时, 居民的幸福感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当收入达到4000元后, 这种幸福感就会呈波浪形上升。这一阶层居民的生活品质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有所提高, 对生活现状也会呈现阶段性满足。家庭月收入在5000元至7000元之间的中等收入阶层对“幸福生活”的感觉最为强烈。于秀琴说:“这些人衣食无忧, 生活水平停留在小康阶段, 生活稳定也没有更高的奢求, 所以最能体会生活的幸福。”而收入再高点, 幸福感却并不能随之增长。调查显示:家庭月收入高于7000元后, 居民幸福感开始出现下降。当家庭月收入达到15000元至20000元时, 幸福感反而显得很不确定, 这一组别的人群幸福感平均分值与家庭月收入在1000元至1499元之间收入组相同。

五、结论及建议

随着近些年经济的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满足于能够吃饱穿暖, 而将有更多的精力去追求更高一层次的幸福。与此同时, 高收入带来的高压力、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所以收入和幸福已经不再是那种简单的正相关关系了。通过结合北京社会生活指数调查的结果, 我们得出了收入与幸福的关系, 基本上呈现出一个倒U型的趋势, 即在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 随着收入的提高, 幸福指数会有显著的提高, 而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 收入的继续增加并不能有效地提高幸福指数, 甚至会使得幸福指数出现下降。

本次调查由于是学生们完成的, 从总体分析中的收入水平可以看出, 被调查者中极少甚至不存在超高收入者。由于超高收入者和一般收入者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我们不能仅仅通过一些较高收入者的数据来笼统地解释超高收入者, 这种数据的缺失, 使得我们对于收入与幸福指数的相关曲线不够完善。在我的猜想中, 富豪们由于有足够的金钱、名誉、地位以及自己价值, 使得他们能够以很大的代价来弥补现实环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而消除那些降低幸福指数的负面影响。这样, 他们这个人群的幸福指数可能要比一般人高一些, 从而使得整个收入与幸福指数的相关曲线呈一个三次方的曲线形状。

参考文献

[1]刘军.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幸福指数同步增长.时代金融, 2011 (08) .

[2]张意丽.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

[3]李伟杰.让好看的GDP和真实的幸福感一起成长.决策探索 (下半月) , 2011 (01) .

[4]周学森.学位论文.上海复旦大学.

投资幸福指数四原则 篇9

理财投资、理财规划是具有生命的,需要用心经营,不断吸取经验,这样才能让投资理财更加行之有效。

原则一:合理配置稳健投资

选择相对稳健的投资工具,让自己的资产配置更恰当,分散不同市场、不同投资产品和不同投资时间的风险,合理保持流动性,才是更稳健的、通往幸福的致富轨道。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特别是投资经验还不是很丰富的人,我建议不妨选择稳健的投资理财方式。

原则二:投资资金合法健康

用于投资理财的资金来源一定要合理合法,这样才能在投资产生正常波动时,保持心态平和。如果用典当、抵押、贷款,甚至是高利贷途径获得的资金用于投资,其背后必将饱含投资者对超额收益的疯狂预期,使投资变成了投机。试问,如果紧张、恐惧等情绪一直伴随着我们,又何谈投资理财带来的幸福感!

原则三:未来收益合理预期

投资者只有合理地设定预期,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才能实现风险可控、理性持续地获得投资收益。对于喜欢投资权益类等风险相对较高产品的投资者来说,平时需要注重对宏观政策导向的理解以及国家对这些政策的实施进程。而自己是否能够遵守投资规律、保持正确的投资心态等都将决定投资结果的好坏。对大多数人而言,花费很多时间研究投资产品、宏观政策及实施进程都是不太现实的,而且市场波动无处不在,调整自己的投资心理也非常困难。要想在起伏的市场上做到幸福理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预期收益目标调整到市场平均收益的水平、降低理财收益预期值。

原则四:创造财富服务生活

金钱是我们提高生活质量的工具,掌握驾驭财富的能力,才能让金钱服务于我们的生活。为了赚钱而赚钱,就偏离了我们投资理财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在自己可以支配的财富基础上充分驾驭这些财富,按照自己的实际能力选择相应的生活,才能让金钱充分发挥它该有的作用,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投资理财是一件快乐而又长期的事,需要你不断学习相应的知识技能,从经验中总结得失。但有一点一定要记住,投资理财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幸福感。

国人幸福指数现状研究 篇10

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心理体验,它既与客观生活条件密切相关,又集中体现个人需求和价值取向。[1]幸福是一种极为抽象的东西,神秘而高贵,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很飘渺,有时候也会突然而至,唾手可得,但无论怎样,我们总是虔诚无比,锲而不舍的追求它。[2]对于幸福,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在每个人心中对幸福的概念似乎是那么的清晰,清晰得我们一直在说,一直在想,甚至一直在祝福着自己、他人幸福。但我们对幸福似乎又是那么的陌生,陌生得我们很难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那么,幸福究竟又是什么呢?

1.1 国外关于幸福的论述

当代的研究者已将幸福概念的哲学起源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快乐主义幸福观”(hedonicview)始自阿里斯底波(Aristippus)的哲学。阿里斯底波提倡将快乐的最大化作为生活的目标和幸福的源泉。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s)后来追随这一观点,虽然是以更温和的方式来阐释。另一种观点——完善论的幸福观(eudai-monic view),来自亚里士多德学派(Aristotelian)的视角。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他是行为的目的。”[3]幸福是理性的行为,其具有长效性、自足性、持久性,同时幸福是快乐的。幸福是至善,至善本身就是目的,且是其他目的的目的,因此是可欲的。[4]一个人在生活中“善”的程度是评价幸福的决定性标准。善的生活,而不只是快乐的生活,是获得幸福的关键因素。当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与我们平常人所理解的“善”的意义不同。平常所说的“善”,也就是与“恶”相对的概念,非恶即善,这属于道德上的名词,为狭义的“善”。善是一切事物之功用(或效用),由于各种事物的功用(或效用)不同,所以善也是多种多样的。同时“普遍的善”是同个别的、具体的善不可分离的,善是通过具体的、现实行动去实现。[5]而以密尔为集大成者的功利主义,则在苦乐原理上以快乐原则通感所有的幸福心境。这是与现代主观幸福感的概念联系最密切的观点。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总是徘徊于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之间,尽管分别赞同两种不同观点的学者对幸福的定义和主要来源经常持有异议,他们的理论最终都丰富了关于幸福本质的看法。[6]

1.2 国内关于幸福的论述

在《汉语大词典》中,“幸福”的含义是:(1)谓祈望得福气;(2)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3)指生活、境遇等称心如意。[7]在我过的早期文化中,儒家、道家、佛家都对幸福有着自己不同的诠释。儒家的幸福观首先强调个人和社会的统一。儒家认为人的幸福分为两个方面,即内圣外王。[8]内圣,追求个人的价值实现,强调自强不息;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处世之功,强调厚德载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除了涉及个人自身修养外,还表现追求普天下人幸福的意愿。儒家的幸福观向内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形成仁、义、礼、智良好的道德品质;向外要齐家、治国、平天下,求取功名,行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以仁爱之心建立和谐人际关系。而道家的幸福观中,老、庄认为人都有自然本性,只要将这种本性充分发展,实现无知、无欲、无为和柔弱不争的上德,才能回归真我,得到幸福。[9]佛家提出苦、集、灭、道四圣谛,意在世间本无幸福可言,释迦牟尼认为: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苦产生于人的欲望,人若想达到极乐世界,就必须消除欲望,潜心向佛,修善事,得正果,摆脱痛苦的“生死轮回”,达到极乐世界,即真正的幸福。

1.3 关于幸福指数的论述

幸福指数,是个体对自己幸福状况最为直接的评估,反映个体对自己生活状况的直观判断。[10]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就是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国富是为了民乐,是为了“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十六大报告结束语)。

幸福指数起源于南亚不丹国,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旺楚克于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的核算,称“国民幸福指数”(GNH),或“国民生活快乐指数”(GHC),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方面组成。这引起了各国经济学家的关注,并纷纷开始研究有关幸福指数的理论。美国联邦政府和英国内阁都拨巨资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聘请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等专家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目前,不丹研究的国民幸福指数已经扩展到九大领域:生活水平、健康、教育与生态体系的多样性和弹性、文化的活力和多样性、时间的利用与平衡、政府善治、社区活力及心理良好。在“不丹模式”的影响下,近年来,世界各国更刮起了构建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试算国内幸福指数的热潮。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

对幸福指数指标的内容,不同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有不同的定义,程国栋院士认为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是一个综合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应该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6类要素组成;而邢占军教授认为幸福指数应该包括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成长进步体验指数、目标价值体验指数、心态平衡体验指数、人际适应体验指数、家庭氛围体验指数。[11]

在幸福指数的研究中,幸福星球指数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幸福星球指数不是用于衡量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或最适宜居住的国家,也不是用于衡量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或对环境最友好的国家,它是一个衡量各国人民在创造长久、幸福生活的同时是否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有限的生态资源的指标,即人类幸福生活的生态效率的指标。幸福星球指数由三部分构成: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及生态足迹。计算公式为:幸福星球指数=(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生态足迹。

国民幸福指数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它能用数字把主观的感受表示出来,了解民众在一定期间内的生活质量,这一时期生活的质量满意度,给人更直观的印象。幸福指数可以弥补GDP指标只从经济层面评价社会发展的不足,通过人民精神层面反映民众的生活质量,以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另一个重要指标,为政府制定方针政策,出台以人为本的相关人文关怀政策提供政策依据,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我国人民幸福指数现状分析

我国对幸福指数的研究中,山东省委党校的刑占军教授、芝加哥商学院的奚恺元教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带头作用。奚恺元教授对我国几大城市生活幸福度的调查引起了人们的热烈关注。2004年他与瞭望东方周刊合作,以随机访问的方式,对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六大城市进行幸福指数测试。

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问耶鲁大学时,曾强调要重视幸福指数,关注人民的生活质量。十七大期间,胡锦涛主席又提出把人民的幸福指数当做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人民幸福指数过程中提出了构建中国幸福指数的设想:(1)构建中国幸福指数的目的,和谐社会的核心部分之一是民生,即要做到以人为本。(2)中国幸福指数的理论框架,中国幸福指数也将由三部分构成:中国各省区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各省区市居民的预期寿命以及各省区市的生态足迹。计算公式与幸福星球指数的一样。(3)数据收集与指标标准化,中国各省区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数据,可以使用中国城市论坛进行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网络公众调查的相关数据替代。

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也越来越明显,幸福指数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正逐渐成为考核一个国家和地区进步的新指标。

2.1 我国农村人口幸福指数现状分析

在我国的人口分布中,农民总人口接近9亿,农民是我国人数最多的群体,同时也是一个弱势群体。研究农民幸福指数,有助于我们真实的了解农民群体的生活质量,了解他们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度,同时也可以折射出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是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三农”问题提出后,我国农村经济收入、医疗卫生、交通状况、生活环境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同时“看病难,看病贵”,子女教育等依旧是困扰农民生活的难题,这也成为影响农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随着政府对农村发展的不断重视,我国学者对农民幸福指数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在中国知网中,输入农民,幸福指数进行搜索一共包含了267条记录,如山东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盖国强的《新农村建设该怎样追求“高幸福指数”》;王萍霞的《提升农民幸福指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终目标》;吕斐宜的《论农民幸福指数应纳入农村发展指标体系》等研究。

王立明等人在其《河北省农民幸福指数调查报告》中,通过对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的100为农民进行抽样调查,并从农民对自己家庭收入满意度、当前农业方面的收入满意度、当前农村物价满意度、邻里关系、子女表现、医疗制度、健康状况等满意度、农民工工资发放满意度及当前经济负担满意度、农村执法和社会治安、农村生态环境及交通状况、文艺文化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12]通过调查得出,较大比例的农民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仅靠农业收入已经很难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40%农民工不能及时得到工资,物价上涨过快等等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经济负担。农村脏乱差的局面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医药费报销存在种种困难和误解,“小病舍不得看,大病看不起,也不敢看”依旧是农村医疗的真实写照。这都是影响农民幸福指数不高的重要原因。通过对不同年龄的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得出表1。

在表1中,40—59岁的农民幸福指数最低,笔者分析认为,可能这阶段的农民都承担着上有老小有小的家庭重担,经济压力较大,且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身体健康状况不再如青壮年时期,伤病也开始增多。这一分析结果与王金花的调查结果一致。

王金花在她的《农民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通过抽样调查得出70%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包括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其中53.3%的人的幸福指数处于60分到75分的分段。根据调查结果和分析得出:农民幸福指数与家庭收入的相关性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和家庭收入这几个因素中是最大的,可以说家庭收入这个因素对农民幸福指数的影响作用最大,年龄的影响作用次之,其他因素对农民幸福指数几乎没有影响。[13]在研究健康生活指标、收入保障指标、生活环境指标、社会环境指标、生活满意指标和幸福信心指标六个方面对幸福指数的影响中,生活满意指标是影响农民幸福指数的最重要因素,而社会环境指标对农民幸福指数的影响不大。同样,调查还发现,自尊心强,积极乐观的人,幸福指数相对较高。而那些觉得社会不公平,内向和懒散的人,幸福感指数相对较低。通过访谈还总结出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身心态的对比,比如:和XX相比,我比他幸福多了(苦多了);和过去相比,我的日子过得好多了(差多了)等等,从而也验证了卡尼曼的前景理论。

农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生活水平较低,经济不富裕,文化素质不高等也使得他们为弱势群体,经受不起生活中的大风大雨。若想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心理满足感是远远不够的。根据笔者的分析研究,提出如下建议:(1)认真贯彻执行“三农”,让老百姓真正过上小康生活,而不仅限于口号和形式。(2)从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真正解决农村最棘手的问题,解决好经济、医疗、卫生、教育、交通、环境等根本问题。解决好看病贵,看病难,农村教育水平滞后等突出问题。(3)关注农村弱势群体的生活和心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等都是农村必须解决、急切解决的问题。(4)因地制宜,创造农村特有经济体制,如根据自身优势发展种植业、畜牧业;就近建立企业,让剩余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5)做好相关考核制度,以免使幸福指数成为政绩工程。

2.2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幸福指数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批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务工,在农民工形成的同时,广大的农村也随之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农村留守儿童。

对“留守儿童”的定义,学术界目前尚不统一,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专家严福梅教授(1994)认为留守儿童是由于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打工或者经商而留在家里,由祖父母或者其他亲人代为抚养的孩子,这些孩子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一般小于16岁。[1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4)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农村家乡,并且需要其他亲人或者委托人照顾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6—16岁)。[15]由于目前对留守儿童的概念上存在对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的分歧、对留守儿童年龄的争议、对父母外出时间的分歧,从而对留守儿童的统计数据也有所差异。

据《中国妇女报》2011年2月21日报道,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多留守儿童,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长期与父母分离,容易产生亲情缺失、教育监护、安全保护不力等问题。[16]

父母外出务工,通常将子女交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甚至亲戚朋友照管。在隔代监护中,由于年龄相差太大,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要么溺爱,要么粗暴、放纵不管,隔代监护的监护重点是“养”而不是“教”,而且彼此间年龄相差太大,很难真正沟通。寄养在亲戚朋友家的孩子,监护人要么觉得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不用那么在意;要么不想惹麻烦,从而对其放纵。调查还发现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问题是留守儿童最容易出现的问题。[17]他们容易表现出:性格内向、自卑闭锁、空虚寂寞、盲目反抗和逆反心理。而此时监护人不仅不能对其心理进行正确的引导。在农忙时监护人没有时间顾及孩子们的生活,他们要么挨饿,要么自理,甚至承担全部家务。这样孩子们在缺乏父母关爱下往往容易任性、叛逆、逃学、甚至打架斗殴。

在朱科蓉等人对农村“留守子女”学习状况调查分析中,通过对父母是否外出打工的学习成绩进行比较,得到结论是留守儿童的平均成绩低于非留守儿童,如表2。[18]

在党云皓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及相关因素的调查研究中,通过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焦虑、抑郁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得出表3。[19]

由表3留守儿童组与非留守儿童组的比较中,除社交恐怖因子得分外,抑郁总分、焦虑总分及其他各因子得分均留守组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留守儿童总体焦虑抑郁障碍高于非留守儿童。

张丽芳等人通过对留守儿童进行分类与非留守儿童进行主观幸福感比较,得出父母未外出的儿童幸福感最高,且明显高于其他任何情况的留守儿童(表4)。[20]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学习情况、幸福感都值得社会、学校、家庭深思,在国家大力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采取措施以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幸福指数,让他们真正感受幸福的滋味。

2.3 当代在校大学生幸福指数现状分析

大学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也是很受社会关注,对大学生的培养直接决定着国家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他们既是学生,享受着学生时代特有的那份安闲和孩子气,但他们也将承受着中小学生不需要承受的种种社会压力。大学时代是介于学校和社会的过渡期,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因此,对在校大学生的幸福指数做调查有着重要意义。

在对大学生幸福指数研究中,苗元江在他的《当代大学生幸福感调查研究》中做了详细的研究,他通过对1077名在校大学生采用苗元江编制的《综合幸福问卷》,得到图1。[21]

(注:1=非常痛苦;2=很痛苦;3=痛苦;4=有些痛苦;5=中等;6=有些幸福;7=幸福;8=很幸福;9=非常幸福)

同样,在唐洁等人通过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GWB)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测量中得到表5。[22]

这两份调查报告均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大学生整体幸福感状况良好。同时大学生显现出高友好关系、高自我价值、高健康关注和低消极情感等特点。[23]另外有学者还提出构建良好人际,寻找社会归属;实现自我认同,积极悦纳他人;提高自我效能,明确社会责任;不断发展自我,相信社会潜力;积极关注社会,保持心理和谐等建议以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幸福指数。[24]

3 当前我国幸福指数差异分析

2008年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分别为:杭州、宁波、昆明、天津、唐山、佛山、绍兴、长春、无锡、长沙十座城市,而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最发达,市民经济收入最高的城市在综合竞争方面落榜。无独有偶,2004年,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应用幸福指标体系对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墨西哥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为第3名,美国排第15名,中国排第48名,居中等水平,印度尼西亚位于被调查国家的最后一位。[25]不丹和墨西哥在资源、资本、人才、市场环境等方面很难与经济发达的美国相比,然而其普遍性的国民幸福感却超越于美国。这一结论似乎有些出人意料,许多富裕国家中的财富增长并没有伴随主观幸福感的改变,按照人们的正常思维习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均收入越高,从而能够享受更多的物质条件带来的幸福感,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提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不够丰富的时候精神文明自然无从谈起。在郭海龙等人的《当前居民幸福指数的几点思考——基于对X市的实地调研》中通过研究分析绘制了收入——幸福关系图和居民幸福感的权重分析图(图2和图3)。[26]

通过图2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随着经济的增长,人民的幸福感平均值不断上升,但并不成简单线性关系增长。但从图3可以清楚的看到,居民的幸福感并非全是由经济收入决定的,况且健康状况和家庭和谐占的权重最大。对于发达国家,我国还处于经济收入较低阶段,收入的提高依然是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指出:收入是可以用货币单位衡量的指标,但收入的高低却是一个需要对比才能获得的。由于个体的差异性以及比较的对象不一样,同样的货币量化的收入却得到不同的收入高低感受,自然给人带来的幸福感受也不一样。在较低经济收入阶段,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是正相关的,在经济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这种相关程度就低了,收入对幸福很少甚至没有影响。心理学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幸福是相对的,取决于用来判断的标准。向上比较会降低主观幸福感,而向下比较会提高主观幸福感,即我们常说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经济发达城市在对外交流、文化融合方面较经济不发达城市更为便利,城市旅游业的繁荣也使其更具开放性,人们接触外来事物、获取外界信息的机会更多,但与外界、与他人相比较的心理也相应增多,更容易产生不满足感。这也就印证了为什么北京、上海居民的满意度均值和其他西部城市居民的满意度均值一样只是比较满意而不是非常满意。同样也可解释为什么农村经济较城市严重落后而幸福指数却比较高甚至部分农民幸福指数略高于城市的原因。通过幸福指数调查,按职业分组的各样本单位幸福指数均值来看(5分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主观幸福感最高,指数值达3.35分,其次是学生3.15分,再次自由职业者3.12分,企业从业人员3.05分,这四类人员指数值均值均在基本满意(3分)以上,最低的是失业/无业人员,均值仅约2.22分农民2.78分,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就业保障以及职业带来的经济预期与社会地位感受对提升幸福指数的重要意义。[27]

4 国家和政府应该怎样提高中国人民幸福指数

针对上述调查研究,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经济还处于不发达阶段,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依然是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的有效措施。同时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社会和谐、文化事业、教育事业等全方位同步发展,具体提出如下建议:

4.1 做好就业保障,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就业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调查人群中失业及无业人员的幸福指数最低,增加就业岗位,做好就业规划,安排社会闲置人员有着重要意义。就农村来看,根据地方条件创办企业,加大农业发展及扶持力度,使农民就地就业,就近就业,从而可以有效解决农民工、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一系列问题。就城市居民来说,失业或者无业就意味着没有工作收入,在高房价、高物价的城市生活中,就业显得尤为重要。就大学生而言,提供创业贷款,把“农民工、留守儿童、大学生就业”作为全社会的一个工程,齐抓共管为他们生活与学习提供法律保障。

4.2 做好医疗保险、提高教育水平、改善交通状况、发展文化事业等

农村医保取得了一定成果,城市医疗卫生有了很大提高,但看病难,看病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病不起”的呼声依旧,改善医疗服务依旧是影响人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义务教育的普及、大学的扩招一定程度改善了教育状况,但农村教育水平较为落后,教学设施较为缺乏,教育质量较低等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城市的超负荷教育也影响着学生的幸福指数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农村交通的不便利及城市交通的堵塞都已成为影响人民生活的重要因素。发展文化事业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有利于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

4.3 政府部门做好考核制度

从人民幸福指数看国民幸福感 篇11

关键词：人民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感

据专家预测，发达国家在2015年GDP增速将在2.58%，而中国2015年GDP增速将在5.81%。[1]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GDP的增速较快，并且引起西方国家的一度恐慌。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中国本来就是发展中国家，起点低，增速快，要想发展，这也是必然的趋势。因此，丝毫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国家强大起来了。除此之外，专家预测在2015年欧洲联盟的GDP增速将在1.67%，相对于中国来说也是较低的，然而据调查，欧洲国家的人民幸福指数要远远高于中国，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原因在哪里？

一、国民幸福感的概念定义

国民幸福感是指国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或幸福的感觉。从经济学上来说，国民幸福感可以用人民幸福指数来代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民幸福指数是否就能真的代表国民幸福感，这值得去探究。而人民幸福指数是由国民收入的递增、失业率、通货膨胀这几个方面组成。从宏观方面看，我国的国民收入是不断增加，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国民收入是人均收入。我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大的国家，国家的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小部分人手中，小部分财富却被分给了人口的大部分。因此对于大部分人说，他们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增加。而据资料报道，我国近几十年的失业率也只增不减，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略微下降。因此接下来将讨论国民收入、失业率、通货膨胀这三个因素是否会影响国民幸福指数。

二、我国国民幸福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失业率增加

在我国，对于许多父母来说，孩子上大学就意味着将来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不用跟父辈一样辛勤劳作。而对于孩子来说，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寒窗苦读十几载，毕业后很可能找不到工作。那么失业是什么呢，它对生活有什么影响呢？需要刺激经济的发展。而据资料显示，近些年来，我国的失业率只增不降，实际失业率比登记的失业率要高，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因此这是导致国民幸福感下降的原因之一。每天早上起床，想想有好几万人在跟你竞争，害怕哪一天就被解雇了。

（二）工资水平变动不大

工资水平是指在一定区域内， 一定时间内劳动者平均收入的高低水平。而确定工资水平时应考虑生活费用、物价水平，这样才能保证员工及其家庭获得维持生活的基本费用。一般来说，总的物质生产增多，工人的工资就应随之增加。根据《国民幸福报告2014》，我们可知时薪在20-30元的人在工资方面幸福指数最高，感到最幸福。[3]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质量没有提高。那么是为什么呢？因为工资变动不大，而普通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衣食住行方面的费用，却增加了。对生活费用影响最大的是物价水平，当物价上涨时，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消费的水平也会提高，花同样的钱就只能买到更少的东西，因此原来的生活水平就维持不了，就会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倘若连最基本的消费也满足不了，那么国民的生活就会一直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对生活的幸福感就会下降。

（三）通货膨胀

近几十年来，通货膨胀速度加快，普通老百姓在感叹的同时，也有一种明显的无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无论社会发展速度有多快，由于没有文化，他们的生产力始终赶不上机器。他们的生活始终在生存线上挣扎。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虽然钱挣得比过去要多，但是物价一涨，他们的生活并不见得比过去好。而根据CPI中八大类食品所占的比例，我们大致可以估算，在我国过去的三十年间，货币的购买力的确是下降了，比如据资料显示2010年的50块人民币，在1980年只能相当于当时的一块人民币。因此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工资的上涨而提高。[4]

三、提高我国国民幸福感的若干建议

（一）提高就业率

国家在要求民众树立正确的就业观的同时，也隐含更改拓宽就业途径，提高就业率。比如说，高校也应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适当调整自己的教学目标和培养目标，使面临毕业的学生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学生自身来说，既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在学校中学习时，不能过多认为学校是享乐的乐园。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加强自身的训练，提高自己的社会生存能力，使自己能自信地面临社会的挑战，最终找到合适的工作。

（二）适当提高工资水平

工资水平不提高，而物价不断增长，必然就会造成人们的幸福感下降。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控，适当提高工作水平，使看不见的手发挥重要的作用，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在CPI调查中，蔬菜、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占有很大的比例，假如连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上涨了，那么CPI必定要上升，因此工资水平如果不提高的话，那么人民的生活水平必然不会提高。而即使工资水平提高了，但是它上涨的速度没有物价上涨的速度快，那么人民的生活也不会好过。

（三） 控制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国民的生活。因此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手段，控制通货膨胀。比如说，对于生活必需品，政府需根据广大国民的生活水平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结合最高限价法，对于生活所需的农产品进行分类定价，同时给予农民一定的种植补贴，鼓励农民种植。而对于房地产业，政府应理智的调整住房的供需结构，不能一味为了发展经济，过度开发房地产业，肆意将房价调到普通国民买不起的价格。造成超高的空房率。应该用政策鼓励那些建中低房价的公司或企业。

总之，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问题，这时就需要政府不断地进行小规模地改革，改善人们生活的质量，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这条路想必走起来很漫长，需要国民耐心等待。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教科院）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2015年世界各国GDP经济总量及GDP增速排名预测[J].资讯榜单，2015（13）.

[2] 钱晓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博弈论分析[J].科协论坛，2007（02）.

[3] [EB/OL].http：//wccdaily.com.cn

让幸福指数走进技校课堂 篇12

一位当代教育家曾经说过,人只要做好两件事情,便可以提升自己的幸福指数:一是做自己乐意做的事; 二是做自己擅长做的事。笔者认为, 要想做到这两点,先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材施教,培养学生做乐意 之事,有效提升课语文堂幸福指数

只有改变陈旧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做自己乐意做的事情,他们的智慧和潜质才能发挥到极致。语文教师只有更新教学理念,改变学生心态,才能提升学生学习语文的幸福指数。

1.各取所需,使学生乐意缩小差距。不同的学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教师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和需求,最后再根据需求培养他们的兴趣,兴趣越多,收获越多,进步越快,从而实现做更多乐意之事的梦想。从此以后就会自信满满的去学习、去生活。这时候我们的老师的课堂驾驭也就游刃有 余,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分享乐趣,使学生擅长表达。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自主学习的必要条件。例如:笔者在讲授陶宏开的《我对网络游戏的态度》一文时,不仅没有直接指责学生玩网络游戏的弊端, 而是一起探讨网络游戏的乐趣,此时的学生不但不反感学习语文,而且很开心,认为老师教学方法好,读懂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于是敞开心扉开始畅所欲言,渐渐说出自己当初幼稚的想法。老师再根据他们的想法及时引导他们正确看待网络游戏,以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学生分享乐趣,是培养学生擅长表达的最佳方法。

3.创设情境,使学生乐意学习。老师应该善于根据课文教学内容,创设相对应的情境,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使学生加深对教学内容的领悟与感受,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例如:讲授毕淑敏的《我的五样》一文,在讲授正文时,笔者把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实物,用透明的纱布掩盖起来之后神秘地摆放在讲台上,然后让他们猜测里面的东西,当他们猜测不出来的时候,老师再设置悬念。学生感觉很好奇,便马上思考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五样东西。在同学们的鼓励和帮助下,终于使他们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从而变得非常乐意学习语文,因此达到了提升课堂中幸福指数的目的。

二、改变语文传统教学方式,挖 掘学生擅长之事,有效提升幸福指数

技工院校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强, 容易放弃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擅长,面对困难经常选择用逃避的方式。这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去挖掘学生擅长之处:

1.明确任务,挖掘自身擅长之亮点。笔者讲授语文新课时善于明确任务,习惯把任务分给每个小组,由组长把课文的导入、写作目的、线索、背景、结构、板书、重点、难点、收获、质疑、受到的启示等具体任务划 分给每个成员,让每一个成员承担相应的语文任务。任务明确后,许多学生习惯绞尽脑汁努力去想、去做。然后通过不断的鼓励、指导、点评,在短暂的时间内,他们便实现了从不愿意→愿意→擅长的梦想。

2.捕捉细节,暴露学生擅长之源泉。有经验的老师通过捕捉学生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一句不得体的话、一个不起眼的动作就知道学生的想法。 在讲授《自荐书》一文时,老师鼓励学生亲笔书写自荐书,因为字如其人。学生有意想刁难笔者,要求当场分析字迹及性格特点,笔者马上拿几个同学的字迹做示范,分析得头头是道,让学生刮目相看。一个如此简单的细节,便改变了他们对字迹和事物的态度,后来大部分学生养成了写字认真、办事规范的好习惯,从而达到提升幸福指数的目的。

3.有效竞赛,激发学生擅长之资源。技校学生一直认为自己学习成绩不理想,各方面不如他人,谈不上擅长。其实只要老师用心授课就会发现大部分学生均有自己的擅长之处。在讲授 《螳螂捕蝉焉知黄雀在后》一文时,老师讲授完谚语的概念,然后举了几个谚语的例子,接着叫学生举例时,学生觉得自己缺乏谚语资源, 怎么都说不上来。后来老师把班上的学生分组,由大家共同制订竞赛规则,然后进行轮流竞赛,没想到他们的学习兴趣越来越高,大脑中的谚语源源不断涌现出来,直到下课铃响了,大家还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