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作文（精选8篇）
幸福指数作文 篇1
用“辛苦指数”换取“幸福指数”
——在宿城区党员干部擅做群众工作先进事迹报告会上的讲话
李
健
（2013年3月2日）
同志们：
在全国“两会”即将胜利召开、全区上下冲刺“首季开门红”的关键时刻，我们召开这次会议，主要基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春节前后，区委连续召开了16场次的调研会、座谈会，各单位、各部门在汇报工作时，无一例外地提到了首季开门红、社会稳定、群众工作等关键词，我感觉，有必要进一步提炼提升，增强增进；二是，对2012全区涌现出来的擅做群众工作先进个人、维稳处突政法标兵等进行通报表彰，也是区委、区政府原定的工作安排；三是，全区信访稳定工作面临新形势、新要求，有必要通过宣传典型来引领带动全区各级党员干部，心系基层，情牵百姓，聚力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发展的“景气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
刚刚，我们一同聆听了7位先进典型的精彩演讲，在感动的同时一定有所感悟，在感悟的同时还将努力领悟。7位先进典型性别差异、岗位不同、职位有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能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的，都是做群众工作的“能手”、“好手”、“高手”。群众视他们为友人、亲人、家人，在“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歌声传递中谱写出了更加融洽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希望在座的每位党员干部都要向他们看齐，争做群众满意信任的干部。
第一，做好群众工作，用干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必须注重民情民意。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不花心思去了解群众想什么，不费精力去深挖基层怎么样，开展工作必然不见章法，没得头绪。要弘扬百姓情怀。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所谓最低要求，是每个共产党员必备条件；所谓最高要求，是我们要为之奋斗终身也办不完的事情。反思静思：我们的一些干部不缺少对领导的尊重，缺少的是对百姓的关心；不缺乏抓发展的本领，缺乏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不缺失对企业家、能人大户的支持，缺失的是对困难群体的帮扶。只要有了百姓情怀，就会想尽办法不让老百姓吃亏，不让老百姓遭罪。交通运输局的干部天天跑工地，问老板，钱发了没有？问民工，工资领了没有。一年干30项重点工程没有出现一次农民工工资拖欠。要学会换位思考。关心别人的学问是第一等学问。在当今，这个人，就是老百姓。群众的某些困难，在你可能不算很大，在他则可能关系重大；在你可能不费太大的劲就能解决，在他则可能费很大的劲也过不去。做群众工作就要站稳立场，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去处理，就一定能身同感受他们的难言之隐，困难困惑。为什么我们要在全区推行“网格化管理、五代式服务”，就是一些特殊群体能力有限、各方限制，普通人能做事他们做不了，平常人能处理的问题他们处理不了，所以需要我们的干部去代办、代言、代理、代管、代访。要坚持“让干部找群众，不让群众找干部”。民找官，官离民越远；官找民，民离官越近。群众工作是我们在教室里、课堂上、机关里学不到的一门学问，要想真正做到学会群众语言、读懂群众表情、摸透群众心理、做好群众工作，既需要感情的培养，更需要实践的磨砺。仅仅公开热线，语音交流是固步自封；主动敞开大门，坐等接访是刚刚起步；群众最需要的是干部走出办公室，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张开嘴巴，察实情、听民意、访民生，这才是迈大步；转作风、走基层、接地气，这才算大进步。
第二，做好群众工作，用干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必须始终干事干活。干部就是要为百姓做事，干部就是要为群众干活，做事要持之以恒，干活要不厌其烦。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踏实做事的干部，即使言语不多，群众也能看在眼里，组织更会记在心里；作风漂浮的干部，尽管滔滔不绝，群众也会嗤之以鼻，组织更会不予理睬。要在坚持上下功夫。为群众做一件好事、实事并不难，难得是把简单的事、平凡的事、为民的事坚持做、长期做，简单就变成不简单、平凡就变成不平凡。幸福街道幸福社区干部做的事都是小事，没有一件惊天动地。可是，只要坚持坚守坚定，利民惠民便民的小事同样会让老百姓感受幸福。干才能干出成绩、干才能干出智慧，干才能干出干群融洽。要在找事上下功夫。眼中没问题，必然手中没活干。只有提高标准，才能发现更多问题。党员干部就要树立“要事做、找事做、事情来了就该我做”思想认识，不推诿、不扯皮，问题看到底，帮扶帮到底，一竿子插到底，群众动嘴，干部跑腿。要在干成事上下功夫。有些地方干群关系差，群众意见大，说到底是该给老百姓办的事没有办或者没办好。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从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做起，做一件，像一件，成一件，不论大小，贵在成效。每名群众都会在心中为干部开设一个“账户”，干部每做一件事，在群众的心中不是“资产”，就是“负债”。当干部需要群众的时候，群众是“跟着上”，还是“对着干”，就看账户余额是正是负，就看平时干事多少，干成多少。陈集镇结合实际开展“走万户、转作风、解难题”主题活动，218名镇村干部全部参与入户走访，已走访9694户，占总数95%，化解群众误解200多件，当场解决问题315件。以往该镇捐元村村民为水泥路未铺设到庄头频频上访，现在自发集资铺路1500米，解决困扰多年的“出行难”问题。
第三，做好群众工作，用干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必须夯实基础基层。群众工作的对象就是基层老百姓，工作好坏成效也要老百姓说了算，做实基础、做强基层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一要创新工作方法。方法不对，等于白费。信访稳定工作要强调预防为主，过程控制；扶贫救济工作要讲究公平公开，接受监督，真扶贫，扶真贫；房屋征收工作要关注弱势群众，一个不丢；社会治安提倡群防群治，齐抓共管。等等。本次会议下发了信访稳定“三提三争”意见、社会稳定基础考评台账等文件办法，有了好的办法，就要去研究、去执行，执行不到位，再好的办法也是废纸一张。二要抓好队伍建设。民风不好的背后往往是官风不正，官不像官，则必然民不像民。一个不关心群众冷暖的人，即使天天下基层，照样脱离群众；即便身在基层，并不等于贴近群众。当前，抓好基层司法维稳的队伍（乡镇信访办、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和村居党组织书记的队伍显得非常重要。大家务必要放下架子，沉下身子，做到身入、心入、情入。只要你们好，群众就会说干部好、政府好、共产党好。三要做好典型示范。典型需要选树，更需要培育；典型需要崇尚，更需要追逐。典型既包括典型的事，也包含典型的人。好事越来越多，好人越聚越多，群众的满意度必然节节攀升。年前，全区各单位都组织了春节慰问活动，对7227户特困户进行走访。年后，我们又及时开展“四个一”集中回访活动。区委组织部正在拿全区深入开展结对帮扶的意见，基本原则就是一户一策、常态推进、动态管理、一帮到底。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典型做法，在全社会营造“为群众办事光荣、为百姓服务骄傲”的良好社会氛围。
同志们，做好群众工作是党员干部的“必备技能”和“永恒课题”。老百姓是天，只要天空晴朗，我们必然心情舒畅；老百姓是地，只要土地肥沃，我们必将收获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能在学习先进中掌握技巧，在深刻反思中提升本领，在执行规定中全力而为，在今后实践中检验宗旨，汗水流下来，掌声响起来，让“幸福”写在每个宿城人的脸上！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
幸福指数作文 篇2
1、幸福指数的提出
20世纪是全球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 GDP的提高是各国政府追求的主要执政目标。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 各国政府也开始反思片面追求GDP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即是幸福指数 (Happiness Index) 提出的时代背景。关于幸福指数还有其它一些含义相近的术语, 如国民幸福总值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 和国民幸福指数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NHI) 等。在国外文献中, 尤其是经济学文献中更多的使用国民幸福总值 (GNH) 作为正式的学术用语, 国内研究则没有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区分, 在本文中也统一称为幸福指数。
20世纪70年代, 不丹国王基格梅·辛格·旺楚克 (Jigme Singye Wangchuck) 认为不丹这样的小国不应模仿美国的发展模式, 过分注重经济发展, 而更应该注重国民的幸福程度。因此, 他提出了由政府治理, 经济增长, 文化发展, 环境保护四类指标组成的幸福指数体系, 它被认为是最早的系统化的幸福指数体系。在此之后, 发达国家如美国, 英国, 日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幸福指数体系。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计算国民的“幸福指数”;英国提出了“国民发展指数” (MDP) , 包括社会, 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 (GNC) 的概念, 强调文化的价值。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 韩国等也根据各自的需要提出了自己的幸福指数体系。
2、幸福指数的研究视角
幸福指数的研究涉及心理学, 社会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 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也有所不同。按照对幸福指数的理解, 可以把研究视角归类为主观视角;客观视角和主客观相结合的视角。
主观视角即把幸福指数看作是民众的主观体验和评价, 持这类视角的研究者是心理学家和一部分经济学家。他们通过编制问卷量表, 进行访谈等研究方法, 来测量民众的幸福指数。
客观视角即把幸福指数看作类似GDP的客观统计数据, 持这类视角的研究者主要是经济学家。他们立足于宏观的经济统计指标, 提出各种公式对幸福感进行计算, 意图弥补片面强调GDP指标所带来的不足。
主客观相结合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对以上两者进行了折衷, 通过量表等工具获得主观指标, 通过经济统计数据计算客观指标, 再将两者结合到一起, 将各类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 构造幸福指数体系。
3、幸福指数与主观幸福感
确定幸福指数的研究视角, 首先需要明确幸福指数和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这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幸福指数与主观幸福感都是反映幸福程度的指标, 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也有所不同。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的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 (Diener, 1984) 。对于幸福指数, 尚未有统一的, 广泛认可的定义, 但可以确定的是, 幸福指数是一个数量化的指标, 它测量的对象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因此, 主观幸福感与幸福指数都是反映人们幸福程度的数量化指标, 它们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
4、幸福指数的界定
通过与主观幸福感的比较, 可以发现幸福指数可以看作主观幸福感的特殊形式, 是主观幸福感研究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应用。因此, 对幸福指数进行如下界定:幸福指数 (或国民幸福指数) 是以该地区民众幸福的水平来衡量该地区经济发达与社会发展的量化指标。
从这一界定出发, 可看出幸福指数有以下特性:首先, 它的形式是某地区民众的幸福程度, 因此是主观的, 依赖于民众的自我评价与体验;其次, 它是衡量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 因此体验与评价的内容是具体的, 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联系的, 而不仅仅是概括和抽象的;再次, 它的研究目的与通常的主观幸福感有所不同, 更多的侧重于监测该地区幸福程度的平均水平, 为政策的制定和修改提供参考和建议。
二、幸福指数的结构与体系
幸福指数的结构与体系, 就是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 对“幸福指数包含哪些组成要素?”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研究者的视角不同, 对幸福指数包含哪些组成要素的观点也不同。
一类研究者认为幸福指数完全是主观的, 这种观点实际将幸福指数和主观幸福感简单的等同起来, 这样, 幸福指数的结构体系与主观幸福感一样, 即包括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维度。
随着对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深入, 以及主观幸福感对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等概念的整合趋势, 幸福指数或者说幸福感的内涵也在不断深化。Diener (2000) 将主观幸福感扩展为总体生活满意度, 具体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四个维度。国内邢占军 (2003) , 苗元江 (2003) 和乐正 (2006) 等人都在对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幸福指数体系。邢占军从体验论的观点出发, 认为幸福包括健康体验, 满足体验和发展体验三个成分[2];苗元江从整合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框架与测评指标角度出发, 提出了一个指数 (幸福指数) 、两个模块 (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 、九个维度 (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 [1]。乐正 (2006) 提出了三类指标测量居民的幸福感:A类指标包括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B类指标包括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 C类指标包括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瞭望东方周刊》发起并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采用了奚恺元 (Christopher K.Hsee) 提出的城市幸福评估体系, 该体系包括市民对城市的总体主观感受;各具体方面的感受 (包括人情、交通、赚钱机会、节奏、生活便利、娱乐、环境、市民文明程度) ;去留意愿 (市民是否愿意自己和子女留在自己的城市, 如不愿, 则问最愿意去中国哪个城市定居) 。
另一类研究者认为幸福指数完全是客观的, 他们根据各种经济学的理论与假设, 提出了各自的幸福指数体系。这些体系大都建立在GDP等可统计的经济数据的基础上, 综合全面的考虑衡量经济发展的各种客观指标, 如失业率, 基尼系数, 生态环境等因素, 通过各种因素或公式对幸福指数进行描述和计算。不丹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了包括政府治理, 经济增长, 文化发展, 环境保护四类指标的幸福指数体系。国内的蔺丰奇 (2006) 认为国民幸福指数包括社会健康指数, 社会福利指数, 社会文明指数, 生态环境指数, 并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的计算公式: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其中a、b、c、d、e分别代表各项指数所占的权数[3]。周四军, 庄成杰 (2008) 从经济、社会、人口与环境四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NHI体系, 这些指标和数据都取自政府发布的统计年鉴, 而不是个体对自己幸福程度的主观评价。
还有的研究者综合了上述两类观点, 提出了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相结合的体系。英国的“幸福星球指数 (Happy Planet Index) ”由生活满意度, 预期寿命以及生态足迹 (Ecological Footprint) 组成, 其中生态足迹衡量在人口与经济规模条件下, 维持资源消费和废物消纳所必需的生物生产面积。该幸福指数的计算方法是通过生活满意度和预期寿命相乘得到幸福生活年, 然后除以生态足迹, 以此来探讨能否花费最少的资源让人们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三、幸福指数的研究方法与测量
幸福指数作为主观幸福感的特殊形式, 因此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方法与测量工具都深深的影响了幸福指数的研究。
Paul Dolan, Richard Layard&Robert Metcalfe (2011) 将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法分为三类:评价的 (Evaluation) ;体验的 (Experience) 和完善论的 (Eudemonic) 。评价的方法是测量受访者对其生活总体或某一方面的概括性的满意或幸福程度。体验的方法是测量完全取决与受访者的“纯粹”的情绪状态。这种方法要求受访者重构某段时间 (如昨天) 所发生的具体事件, 从而唤醒当时的情绪体验, 在测量中较常使用日重现法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DRM) (Kahneman et al, 2004) 和生态取样法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 (Stone et al, 1999) 。完善论的方法是将个体心理需要的满足与自我实现看作幸福, 对个体的测量更多的偏重于心理幸福感 (PWB) 。
参考文献
[1]苗元江: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 《南京社会科学》, 2009, (11) 。
[2]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2003年。
[3]蔺丰奇:《新标尺——国民幸福指数》, 《国情观察》, 2006, (7) 。
要“幸福”还是要“幸福指数”? 篇3
窃以为，幸福不幸福，实际上是一个很“个体”的事情。就像鞋子舒服不舒服，只有穿的人自己知道一样。
当前，在房价居高不下，教育投入节节攀升，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社会一直诟病的顽疾，甚至连节假日出趟远门都一票难求的情况下，却要让普通民众感慨“幸福”，打出高分，不是普通民众太吝啬，而是“幸福”确实还有些遥远!
对于民意几乎一边倒的质疑，有人却发出了很另类的声音，这个也可以理解。但偏偏专家要把它当成“全国公共服务考核的样本”，实在费解!
平心而论，重视民生福祉，包括重视人民幸福不幸福，乃至把“幸福指数”作为干部考核的指标之一，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也的确能督促干部勤政爱民，鞭策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但“幸福指数”的考核，就怕和其他已纳入干部考核指数的数据一样，成了“摆设”，在干部升降任免时也难以发挥什么大作用，老百姓的幸福感根本无法决定官员的仕途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官员怎会当真“幸福指数”，怎会为了苍生的幸福而殚精竭虑!更别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有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了!
我看，“幸福指数”之所以遭遇强烈质疑，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个特殊年代里大家对官方统计不相信的必然反馈。如果对统计上的弄虚作假不严厉打击，即便“纳入干部考核指标”，“幸福指数”依然也就是个“纸老虎”——不但干部不怕，人民也不会信以为真。
事实上，这样的“幸福指数”越多，政府的诚信就越少。而且只会助长社会上弄虚作假歪风的盛行，最终变味为官员们要“幸福指数”，而不是百姓所要的真“幸福”!这也会直接导致官方数字的逐年攀升，而百姓的幸福感却未见质的飞跃，甚至在下降，仅剩下“被幸福”了!
再说，如此夸口“幸福”也是当下某些地方浮夸之风的一种体现。作者认为，无论什么话，特别是过度溢美之词，切勿言过其实。特别是官员，还是自己少说一点好，“幸福”与“不幸福”，普通民众心里都跟明镜儿一般。俗话讲，别人说一个好，胜过自己说十个好。换言之，对于幸福，普通民众说一个“满意”，胜过官家说十个“满意”。但愿为官者还是应该少说多做，来一点更实在、更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这比什么都好，
如果把此类改革也当成一种“有益探索”，当成“全国政府公共服务考核的样本”来推广示范的话，是不是自欺欺人，从而惹出更大的笑话?真难以确说。
归根结底，问题的症结不是“幸福”和“被幸福”的问题，也不是纳不纳入干部考核指标的问题，而是考核能不能求真务实、得到严格兑现的问题!
如果依然凭后门，凭关系，凭主要领导个人喜好提拔使用干部，甚至买官卖官，而把考核指标冷落在一边当“摆设”，就是再多的花样翻新，诸如“幸福指数”考核等，也不能催生官员勤政爱民，执政为民，也只能以“居民利益无大事”，以“为党服务，为上级服务”的姿态去谋求官员个人利益，让纳入干部考核的指标节节攀升，让注水数字吓死人、害死人，而居民的幸褐感仍言过其实，永远徘徊在“被幸福”的彼岸!
幸福指数测试题库 篇4
请选择最贴近你当下观点的答案，并画出对应答案前面的符号。
1、对于幸福，你是
■追随 ▲品尝 ◆感受 ●接受
2、如果有15天的假期，你会
▲在一个荒岛上享受清静 ●和孩子们到乡下租一栋房子居住 ◆学习潜水或书法 ■和老朋友一起去旅游
3、最能让你想到幸福的动物是
■马 ●大象 ▲猫 ◆鸟
4、最令你激动的幸福是
■救了一个人的性命 ◆在夕阳中乘滑翔机飞跃一座山峰
▲在你的臂弯中让一个孩子安睡 ●在斯德哥尔摩获得诺贝尔奖或是在好莱坞摘取奥斯卡桂冠
5、面对幸福，你会
◆马上开始新计划 ●试着回忆走过的路 ■欢呼雀跃
▲闭上双眼细细品味
6、对于音乐，你更喜欢
■和朋友一起去听音乐会 ●收藏CD，在想听的时候欣赏
◆演奏
▲时常回忆并随口哼唱
7、选一个动词来描述幸福
◆前进
●建设
▲放弃
■分享
8、最美的死亡是
▲在熟睡之中
■在做爱的时候
●在一次家庭聚会之中 ◆正在忙碌于一项你热爱的工作时
9、面对喜欢的房子，最幸福的是
■建造它 ◆维修并装饰它 ●住在里面 ▲离开它又再次找到它
10、和孩子在一起最幸福的是
◆教会他/她一些事情 ▲听他/她说话 ■分享他/她的玩具
●看着他/她生活
怎样计算结果：
请计算每个符号的总数，并分类填写下面的表格。
幸福类型：行动得分数：■的总数
幸福类型：满足得分数：●的总数
幸福类型：控制得分数：◆的总数
幸福类型：平静得分数：▲的总数
如何解读你的测试结果
我们可以从四个不同的方面感觉到幸福————行动、满足、控制、平静
175幸福指数.doc 篇5
范家安 “幸福指数”这个词时下被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事实上，缺什么，补（说）什么。静心思考，“幸福指数”的命题仿佛是一个悖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年代相比，公务员的住房面积增加了，工资水平提高了，办公和出行的条件大大改善了，然而，“幸福指数”不升反降。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决定了“幸福指数”呢？
健康、金钱决定“幸福指数”？
如果把一些名词用做选择，某些名词一定会成为决定“幸福指数”的首选关键词。比如，健康、金钱等等。然而，金钱、健康决定“幸福指数”吗？答案是否定的。2010年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节目，颠覆了健康决定“幸福指数”。获得“中国达人秀”前几名的，或是缺失双臂，用脚弹钢琴；或是身高不超过一米四，永远长不大的一对侏儒情侣，还有一对来自河南的男女组合——男士缺一条腿，女士少一只胳膊。然而，尽管他们严重残疾缺乏健康的身体，但舞台下的观众读到的却是他们的“幸福指数”不断高涨。连一向眼神举止乖张的周立波都禁不住问河南的男女组合：“你们是什么关系？”“你们太默契、太幸福啦！”
至如在人们眼中没有它是万万不能的“金钱”，有时确实为人们带来刺激、方便或短暂的快乐。但它却无法去决定一个人的“幸福指数”。对于财富不富足的人来说，想象中拥有足够多的金钱一定会很幸福。但对于财富成功者而言，金钱绝不会决定他的“幸福指数”。西方曾有过一个经典案例：一个亿万富翁从五星级酒店出来，时值寒冬，他瞥见一个乞丐蜷缩在酒店门口睡得酣畅淋漓。此情此景令他痛苦地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自己腰缠万贯在五星级酒店套房里却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而一个身无分文的叫花子却如此幸福地享受睡眠带来的乐趣？记得一个中国名人——江苏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也说过，纵使你再有钱，你一天也只能吃三餐，吃多了撑；一夜也只能睡一张床，换多了会神经质。
简单和信仰令人幸福
我们不妨暂时搁置是什么决定“幸福指数”这一问题来做一个小小测试。随意抽查几个人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凌晨三点一觉睡醒，朦胧之中如果你想到了一个或几个问题是什么？依据我在给公务员培训课堂时的调查：甲——领导交待的总结报告还没写完，最迟上午九点就得交稿；乙——母亲生病了，这个周末是否回家看看；丙——女儿上高中了，究竟是学文科还是理科？丁——天还没亮？那就再睡一会儿。
这就是我的关于“幸福指数”的测试。结论是，丁的“幸福指数”最高。原因是，丁最简单，他在正确的时候思考和选择做最应该最正确的事。大音稀声，大像无形，大智若愚，大道至简。故简单才是大智慧。
毋庸讳言，如果剔除了生活工作中的烦恼和痛苦，意味着“幸福指数”直线上升。然而，烦恼和痛苦总是客观存在，有时必须学会接受。改变你可以改变的，接受你不可以改变的。抱有如此心态，你才会感受幸福。前不久美国哈佛大学有一个案例，充满中国元素：一个山西煤老板偶遇某地方官员，几杯酒下肚，官员说起了大话，“在中国没有什么事难倒我。”煤老板说，我送你两千万，你帮我办一件事，把我父亲的照片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官员一口应允。几周之后煤老板跑到天安门城楼，一看还是众所周知的那张画像，煤老板找到那名官员问责，官员从容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档案，一张新制作的身份证，照片就是煤老板本人，姓名写的是“毛岸青”。哈佛的结论是：如果你改变不了A，但可以尝试改变B。我们改变不了天气，可以改变看天气的心情，我们改变不了他人，但可以改变自己。
除了改变和接受，有些因素也会大大激发我们“幸福指数”。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时候，不言而喻人们“幸福指数”一定超高。这缘于一个名词叫“信仰”。我 们 不妨从细微之处着手，先发现培养一个兴趣，一种爱好，逐渐渐变成一种习惯，一种追求。我本人三十四到四十岁期间忙于工作，从未打过篮球。四十岁后练习打篮球，一打就十年。如今我可以像二十岁人一样每天在球场上连续奔跑三小时。我在安徽大学（老区）球场上是出了名的。2005年我和两位球友组织了一个队参加某跨国公司赞助的三人制篮球赛我的队还拿了合肥地区总冠军。我决心在球场再跑25年，跑到75岁（顺便提及，安大生物系蒋教授今年80岁，还经常打篮球），每每想到又要打球了，一种幸福感莫名袭上心头。兴趣几乎变成了信仰。
幸福的源泉来自于思维模式
究其实，决定“幸福指数”的是你的思维模式。既然金钱乃至健康都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幸福指数”高低，那就看你用怎样的思维、怎样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世界、去处理你周边的人际关系以及你面对的多色多样的问题。孔子为周礼奔波，有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但这却并未影响孔子的“幸福指数”。孔子对他最亲睐的学生颜回的评价从一个侧面映证了孔子的思维模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清朝有一个人报考“公务员”，屡战屡败，在即将超龄的最后一年，因为压力太大失眠去找人算命（用今天的话说叫心理疏导），算命大师不在家，大师的儿子接待了他。他说自己做了三个梦：
一、墙头上种谷子；
二、下雨天戴着斗笠打伞；
三、喜欢上一个女子和他同睡一张床背对背。大师的儿子非常沮丧告诉他：墙头上种谷子——空种；下雨天戴斗笠打雨伞——多此一举；喜欢一女子却背靠背——有缘无分。此人垂头丧气，万念俱灰，大师回来问明情况，异常兴奋地告诉他，回家好好睡一觉你一定会考上的！墙头上种谷子——高种(中)；下雨天戴着斗笠打雨伞——双保险；你喜欢一个女子同床而睡背对背，那不就是告诉你，这么多年你等待翻身的时候终于到了嘛！
幸福密码
美国一学者，在研究“happy”（快乐、幸福）一词时，惊奇地发现通向Happy的密码，这个密码与我提出的思维模式决定“幸福指数”异曲同工。我把这个密码记下，并作简单解读： Happy密码
幸亏没有更糟
我最喜欢的是
我要利用这优势
做个乐观大师 幸亏没有更糟：
如果你出门不幸摔了一跤，跌破了头皮。有人怨天尤人，不必；不妨安慰自己，幸亏没有更糟，只是跌破头皮而已。想想这个世界，有人摔断了腿，有人在交通事故中丧生。我们是何其幸运。我最喜欢的是：
假如挨了领导批评，切莫挂在脸上，更不要和领导狡辩对抗。面对同事异样目光，你可以在内心里大声说：我最喜欢的是被领导批评，因为领导重视你，才来指责你的工作，因为领导关心你看重你，才会批评你。改正了错误就是进步，把你的改正向领导汇报，领导的印象，你一定是个好同志！我要利用这优势：
天冷降温不小心感冒要打点滴。一定不要发牢骚闹情绪（这样会影响药效），给你建议，把你喜欢听的音乐，喜欢看的书准备好，想想，终于有一个宁静的时间不受打扰可以好好享受这精神大餐，多么幸福啊。
如果你记不住happy密码，美国学者很聪明，让你用“happy birthday to you” 来套唱。调动你左脑的功能，你就很难忘掉。
几天前，我手下一位女孩子在逛商场时手机被偷。因为大量的手机号码、音乐图片丢失，心情极为不爽。我让她唱happy密码，她说没情绪不愿唱，我给她编了一首歌，我们大家一起唱：
幸亏没有更糟
只是丢了个手机
我要利用这优势 重新买个新的
才唱了第二遍，她就跑到楼下诺基亚专卖店买了个新手机。大家都在忙活着帮她下载，没一会儿就欢天喜地了。只是后来闹了个小小插曲，她用新手机给老号码发了条短信：手机你可以拿去，把卡还给我。小偷居然回了条信息：请带上充电器来取。
幸福指数调查报告 篇6
也许最令人意外的是，在这次调查中，中国内地竟然排名第十。中国内地有76%的受访者感到幸福，排第十位，与美国的结果一样。
据《海峡时报》网站称，盖洛普在20**年进行了一次对世界上接近150000个人的调查。盖洛普在对调查的解读称，在所调查的国家中，新加坡的成年人的正面情绪最低。
新加坡报纸《联合早报》对此也有详细报道：在受调查的全球最幸福国家排行榜148个国家中，新加坡排名最后。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的快乐指数最高，前10名有八个是南美国家，排名第一的是巴拿马。
对于同时被标上“冷漠”与“不快乐”这两个标签，虽有受访者认同调查结果，但多数新加坡人质疑这项调查的完整性，更有人激动地驳斥这些说法，认为会让外国人对新加坡人产生错误的印象。
销售执行员杨益才(32岁)受访时说，调查指新加坡人的正面情绪最低，也同样发现新加坡人较少产生负面情绪，综合对五个问题的答复就断定新加坡人缺乏情感，似乎不太可靠。
他说：“一些人看到之前的调查结果，就评定说新加坡人冷漠。现在又因另一套排名指我们缺乏正面情绪，说我们不快乐，这有欠公平。”
最新调查报告中指出，若根据经济指标，新加坡的表现相当好，但新加坡人却最缺乏正面情感，这会令一些只专注于传统经济指标的分析家和国家领导人感到惊讶。盖洛普一名合伙人克里夫顿在报告中说：“一个国家的收入高，并不等同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快乐和幸福。”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盖洛普日前发表的一份幸福指数调查报告称，中国内地在全球十个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十，与美国相当，并且略高于日本和中国香港。
中国内地有76%的受访者感到幸福，排第十位，与美国的结果一样。日本以72%的幸福指数排在第14位。而中国香港只有69%，处于下游位置。亚洲最幸福的国家是泰国，超过八成泰国人在调查中给出正面的回应。
国人幸福指数现状研究 篇7
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心理体验,它既与客观生活条件密切相关,又集中体现个人需求和价值取向。[1]幸福是一种极为抽象的东西,神秘而高贵,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很飘渺,有时候也会突然而至,唾手可得,但无论怎样,我们总是虔诚无比,锲而不舍的追求它。[2]对于幸福,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在每个人心中对幸福的概念似乎是那么的清晰,清晰得我们一直在说,一直在想,甚至一直在祝福着自己、他人幸福。但我们对幸福似乎又是那么的陌生,陌生得我们很难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那么,幸福究竟又是什么呢?
1.1 国外关于幸福的论述
当代的研究者已将幸福概念的哲学起源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快乐主义幸福观”(hedonicview)始自阿里斯底波(Aristippus)的哲学。阿里斯底波提倡将快乐的最大化作为生活的目标和幸福的源泉。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s)后来追随这一观点,虽然是以更温和的方式来阐释。另一种观点——完善论的幸福观(eudai-monic view),来自亚里士多德学派(Aristotelian)的视角。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他是行为的目的。”[3]幸福是理性的行为,其具有长效性、自足性、持久性,同时幸福是快乐的。幸福是至善,至善本身就是目的,且是其他目的的目的,因此是可欲的。[4]一个人在生活中“善”的程度是评价幸福的决定性标准。善的生活,而不只是快乐的生活,是获得幸福的关键因素。当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与我们平常人所理解的“善”的意义不同。平常所说的“善”,也就是与“恶”相对的概念,非恶即善,这属于道德上的名词,为狭义的“善”。善是一切事物之功用(或效用),由于各种事物的功用(或效用)不同,所以善也是多种多样的。同时“普遍的善”是同个别的、具体的善不可分离的,善是通过具体的、现实行动去实现。[5]而以密尔为集大成者的功利主义,则在苦乐原理上以快乐原则通感所有的幸福心境。这是与现代主观幸福感的概念联系最密切的观点。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总是徘徊于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之间,尽管分别赞同两种不同观点的学者对幸福的定义和主要来源经常持有异议,他们的理论最终都丰富了关于幸福本质的看法。[6]
1.2 国内关于幸福的论述
在《汉语大词典》中,“幸福”的含义是:(1)谓祈望得福气;(2)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3)指生活、境遇等称心如意。[7]在我过的早期文化中,儒家、道家、佛家都对幸福有着自己不同的诠释。儒家的幸福观首先强调个人和社会的统一。儒家认为人的幸福分为两个方面,即内圣外王。[8]内圣,追求个人的价值实现,强调自强不息;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处世之功,强调厚德载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除了涉及个人自身修养外,还表现追求普天下人幸福的意愿。儒家的幸福观向内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形成仁、义、礼、智良好的道德品质;向外要齐家、治国、平天下,求取功名,行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以仁爱之心建立和谐人际关系。而道家的幸福观中,老、庄认为人都有自然本性,只要将这种本性充分发展,实现无知、无欲、无为和柔弱不争的上德,才能回归真我,得到幸福。[9]佛家提出苦、集、灭、道四圣谛,意在世间本无幸福可言,释迦牟尼认为: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苦产生于人的欲望,人若想达到极乐世界,就必须消除欲望,潜心向佛,修善事,得正果,摆脱痛苦的“生死轮回”,达到极乐世界,即真正的幸福。
1.3 关于幸福指数的论述
幸福指数,是个体对自己幸福状况最为直接的评估,反映个体对自己生活状况的直观判断。[10]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就是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国富是为了民乐,是为了“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十六大报告结束语)。
幸福指数起源于南亚不丹国,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旺楚克于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的核算,称“国民幸福指数”(GNH),或“国民生活快乐指数”(GHC),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方面组成。这引起了各国经济学家的关注,并纷纷开始研究有关幸福指数的理论。美国联邦政府和英国内阁都拨巨资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聘请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等专家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目前,不丹研究的国民幸福指数已经扩展到九大领域:生活水平、健康、教育与生态体系的多样性和弹性、文化的活力和多样性、时间的利用与平衡、政府善治、社区活力及心理良好。在“不丹模式”的影响下,近年来,世界各国更刮起了构建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试算国内幸福指数的热潮。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
对幸福指数指标的内容,不同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有不同的定义,程国栋院士认为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是一个综合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应该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6类要素组成;而邢占军教授认为幸福指数应该包括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成长进步体验指数、目标价值体验指数、心态平衡体验指数、人际适应体验指数、家庭氛围体验指数。[11]
在幸福指数的研究中,幸福星球指数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幸福星球指数不是用于衡量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或最适宜居住的国家,也不是用于衡量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或对环境最友好的国家,它是一个衡量各国人民在创造长久、幸福生活的同时是否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有限的生态资源的指标,即人类幸福生活的生态效率的指标。幸福星球指数由三部分构成: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及生态足迹。计算公式为:幸福星球指数=(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生态足迹。
国民幸福指数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它能用数字把主观的感受表示出来,了解民众在一定期间内的生活质量,这一时期生活的质量满意度,给人更直观的印象。幸福指数可以弥补GDP指标只从经济层面评价社会发展的不足,通过人民精神层面反映民众的生活质量,以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另一个重要指标,为政府制定方针政策,出台以人为本的相关人文关怀政策提供政策依据,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我国人民幸福指数现状分析
我国对幸福指数的研究中,山东省委党校的刑占军教授、芝加哥商学院的奚恺元教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带头作用。奚恺元教授对我国几大城市生活幸福度的调查引起了人们的热烈关注。2004年他与瞭望东方周刊合作,以随机访问的方式,对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六大城市进行幸福指数测试。
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问耶鲁大学时,曾强调要重视幸福指数,关注人民的生活质量。十七大期间,胡锦涛主席又提出把人民的幸福指数当做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人民幸福指数过程中提出了构建中国幸福指数的设想:(1)构建中国幸福指数的目的,和谐社会的核心部分之一是民生,即要做到以人为本。(2)中国幸福指数的理论框架,中国幸福指数也将由三部分构成:中国各省区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各省区市居民的预期寿命以及各省区市的生态足迹。计算公式与幸福星球指数的一样。(3)数据收集与指标标准化,中国各省区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数据,可以使用中国城市论坛进行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网络公众调查的相关数据替代。
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也越来越明显,幸福指数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正逐渐成为考核一个国家和地区进步的新指标。
2.1 我国农村人口幸福指数现状分析
在我国的人口分布中,农民总人口接近9亿,农民是我国人数最多的群体,同时也是一个弱势群体。研究农民幸福指数,有助于我们真实的了解农民群体的生活质量,了解他们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度,同时也可以折射出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是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三农”问题提出后,我国农村经济收入、医疗卫生、交通状况、生活环境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同时“看病难,看病贵”,子女教育等依旧是困扰农民生活的难题,这也成为影响农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随着政府对农村发展的不断重视,我国学者对农民幸福指数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在中国知网中,输入农民,幸福指数进行搜索一共包含了267条记录,如山东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盖国强的《新农村建设该怎样追求“高幸福指数”》;王萍霞的《提升农民幸福指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终目标》;吕斐宜的《论农民幸福指数应纳入农村发展指标体系》等研究。
王立明等人在其《河北省农民幸福指数调查报告》中,通过对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的100为农民进行抽样调查,并从农民对自己家庭收入满意度、当前农业方面的收入满意度、当前农村物价满意度、邻里关系、子女表现、医疗制度、健康状况等满意度、农民工工资发放满意度及当前经济负担满意度、农村执法和社会治安、农村生态环境及交通状况、文艺文化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12]通过调查得出,较大比例的农民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仅靠农业收入已经很难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40%农民工不能及时得到工资,物价上涨过快等等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经济负担。农村脏乱差的局面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医药费报销存在种种困难和误解,“小病舍不得看,大病看不起,也不敢看”依旧是农村医疗的真实写照。这都是影响农民幸福指数不高的重要原因。通过对不同年龄的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得出表1。
在表1中,40—59岁的农民幸福指数最低,笔者分析认为,可能这阶段的农民都承担着上有老小有小的家庭重担,经济压力较大,且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身体健康状况不再如青壮年时期,伤病也开始增多。这一分析结果与王金花的调查结果一致。
王金花在她的《农民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通过抽样调查得出70%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包括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其中53.3%的人的幸福指数处于60分到75分的分段。根据调查结果和分析得出:农民幸福指数与家庭收入的相关性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和家庭收入这几个因素中是最大的,可以说家庭收入这个因素对农民幸福指数的影响作用最大,年龄的影响作用次之,其他因素对农民幸福指数几乎没有影响。[13]在研究健康生活指标、收入保障指标、生活环境指标、社会环境指标、生活满意指标和幸福信心指标六个方面对幸福指数的影响中,生活满意指标是影响农民幸福指数的最重要因素,而社会环境指标对农民幸福指数的影响不大。同样,调查还发现,自尊心强,积极乐观的人,幸福指数相对较高。而那些觉得社会不公平,内向和懒散的人,幸福感指数相对较低。通过访谈还总结出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身心态的对比,比如:和XX相比,我比他幸福多了(苦多了);和过去相比,我的日子过得好多了(差多了)等等,从而也验证了卡尼曼的前景理论。
农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生活水平较低,经济不富裕,文化素质不高等也使得他们为弱势群体,经受不起生活中的大风大雨。若想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心理满足感是远远不够的。根据笔者的分析研究,提出如下建议:(1)认真贯彻执行“三农”,让老百姓真正过上小康生活,而不仅限于口号和形式。(2)从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真正解决农村最棘手的问题,解决好经济、医疗、卫生、教育、交通、环境等根本问题。解决好看病贵,看病难,农村教育水平滞后等突出问题。(3)关注农村弱势群体的生活和心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等都是农村必须解决、急切解决的问题。(4)因地制宜,创造农村特有经济体制,如根据自身优势发展种植业、畜牧业;就近建立企业,让剩余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5)做好相关考核制度,以免使幸福指数成为政绩工程。
2.2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幸福指数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批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务工,在农民工形成的同时,广大的农村也随之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农村留守儿童。
对“留守儿童”的定义,学术界目前尚不统一,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专家严福梅教授(1994)认为留守儿童是由于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打工或者经商而留在家里,由祖父母或者其他亲人代为抚养的孩子,这些孩子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一般小于16岁。[1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4)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农村家乡,并且需要其他亲人或者委托人照顾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6—16岁)。[15]由于目前对留守儿童的概念上存在对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的分歧、对留守儿童年龄的争议、对父母外出时间的分歧,从而对留守儿童的统计数据也有所差异。
据《中国妇女报》2011年2月21日报道,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多留守儿童,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长期与父母分离,容易产生亲情缺失、教育监护、安全保护不力等问题。[16]
父母外出务工,通常将子女交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甚至亲戚朋友照管。在隔代监护中,由于年龄相差太大,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要么溺爱,要么粗暴、放纵不管,隔代监护的监护重点是“养”而不是“教”,而且彼此间年龄相差太大,很难真正沟通。寄养在亲戚朋友家的孩子,监护人要么觉得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不用那么在意;要么不想惹麻烦,从而对其放纵。调查还发现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问题是留守儿童最容易出现的问题。[17]他们容易表现出:性格内向、自卑闭锁、空虚寂寞、盲目反抗和逆反心理。而此时监护人不仅不能对其心理进行正确的引导。在农忙时监护人没有时间顾及孩子们的生活,他们要么挨饿,要么自理,甚至承担全部家务。这样孩子们在缺乏父母关爱下往往容易任性、叛逆、逃学、甚至打架斗殴。
在朱科蓉等人对农村“留守子女”学习状况调查分析中,通过对父母是否外出打工的学习成绩进行比较,得到结论是留守儿童的平均成绩低于非留守儿童,如表2。[18]
在党云皓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及相关因素的调查研究中,通过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焦虑、抑郁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得出表3。[19]
由表3留守儿童组与非留守儿童组的比较中,除社交恐怖因子得分外,抑郁总分、焦虑总分及其他各因子得分均留守组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留守儿童总体焦虑抑郁障碍高于非留守儿童。
张丽芳等人通过对留守儿童进行分类与非留守儿童进行主观幸福感比较,得出父母未外出的儿童幸福感最高,且明显高于其他任何情况的留守儿童(表4)。[20]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学习情况、幸福感都值得社会、学校、家庭深思,在国家大力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采取措施以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幸福指数,让他们真正感受幸福的滋味。
2.3 当代在校大学生幸福指数现状分析
大学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也是很受社会关注,对大学生的培养直接决定着国家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他们既是学生,享受着学生时代特有的那份安闲和孩子气,但他们也将承受着中小学生不需要承受的种种社会压力。大学时代是介于学校和社会的过渡期,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因此,对在校大学生的幸福指数做调查有着重要意义。
在对大学生幸福指数研究中,苗元江在他的《当代大学生幸福感调查研究》中做了详细的研究,他通过对1077名在校大学生采用苗元江编制的《综合幸福问卷》,得到图1。[21]
(注:1=非常痛苦;2=很痛苦;3=痛苦;4=有些痛苦;5=中等;6=有些幸福;7=幸福;8=很幸福;9=非常幸福)
同样,在唐洁等人通过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GWB)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测量中得到表5。[22]
这两份调查报告均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大学生整体幸福感状况良好。同时大学生显现出高友好关系、高自我价值、高健康关注和低消极情感等特点。[23]另外有学者还提出构建良好人际,寻找社会归属;实现自我认同,积极悦纳他人;提高自我效能,明确社会责任;不断发展自我,相信社会潜力;积极关注社会,保持心理和谐等建议以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幸福指数。[24]
3 当前我国幸福指数差异分析
2008年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分别为:杭州、宁波、昆明、天津、唐山、佛山、绍兴、长春、无锡、长沙十座城市,而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最发达,市民经济收入最高的城市在综合竞争方面落榜。无独有偶,2004年,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应用幸福指标体系对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墨西哥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为第3名,美国排第15名,中国排第48名,居中等水平,印度尼西亚位于被调查国家的最后一位。[25]不丹和墨西哥在资源、资本、人才、市场环境等方面很难与经济发达的美国相比,然而其普遍性的国民幸福感却超越于美国。这一结论似乎有些出人意料,许多富裕国家中的财富增长并没有伴随主观幸福感的改变,按照人们的正常思维习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均收入越高,从而能够享受更多的物质条件带来的幸福感,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提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不够丰富的时候精神文明自然无从谈起。在郭海龙等人的《当前居民幸福指数的几点思考——基于对X市的实地调研》中通过研究分析绘制了收入——幸福关系图和居民幸福感的权重分析图(图2和图3)。[26]
通过图2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随着经济的增长,人民的幸福感平均值不断上升,但并不成简单线性关系增长。但从图3可以清楚的看到,居民的幸福感并非全是由经济收入决定的,况且健康状况和家庭和谐占的权重最大。对于发达国家,我国还处于经济收入较低阶段,收入的提高依然是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指出:收入是可以用货币单位衡量的指标,但收入的高低却是一个需要对比才能获得的。由于个体的差异性以及比较的对象不一样,同样的货币量化的收入却得到不同的收入高低感受,自然给人带来的幸福感受也不一样。在较低经济收入阶段,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是正相关的,在经济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这种相关程度就低了,收入对幸福很少甚至没有影响。心理学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幸福是相对的,取决于用来判断的标准。向上比较会降低主观幸福感,而向下比较会提高主观幸福感,即我们常说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经济发达城市在对外交流、文化融合方面较经济不发达城市更为便利,城市旅游业的繁荣也使其更具开放性,人们接触外来事物、获取外界信息的机会更多,但与外界、与他人相比较的心理也相应增多,更容易产生不满足感。这也就印证了为什么北京、上海居民的满意度均值和其他西部城市居民的满意度均值一样只是比较满意而不是非常满意。同样也可解释为什么农村经济较城市严重落后而幸福指数却比较高甚至部分农民幸福指数略高于城市的原因。通过幸福指数调查,按职业分组的各样本单位幸福指数均值来看(5分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主观幸福感最高,指数值达3.35分,其次是学生3.15分,再次自由职业者3.12分,企业从业人员3.05分,这四类人员指数值均值均在基本满意(3分)以上,最低的是失业/无业人员,均值仅约2.22分农民2.78分,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就业保障以及职业带来的经济预期与社会地位感受对提升幸福指数的重要意义。[27]
4 国家和政府应该怎样提高中国人民幸福指数
针对上述调查研究,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经济还处于不发达阶段,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依然是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的有效措施。同时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社会和谐、文化事业、教育事业等全方位同步发展,具体提出如下建议:
4.1 做好就业保障,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就业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调查人群中失业及无业人员的幸福指数最低,增加就业岗位,做好就业规划,安排社会闲置人员有着重要意义。就农村来看,根据地方条件创办企业,加大农业发展及扶持力度,使农民就地就业,就近就业,从而可以有效解决农民工、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一系列问题。就城市居民来说,失业或者无业就意味着没有工作收入,在高房价、高物价的城市生活中,就业显得尤为重要。就大学生而言,提供创业贷款,把“农民工、留守儿童、大学生就业”作为全社会的一个工程,齐抓共管为他们生活与学习提供法律保障。
4.2 做好医疗保险、提高教育水平、改善交通状况、发展文化事业等
农村医保取得了一定成果,城市医疗卫生有了很大提高,但看病难,看病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病不起”的呼声依旧,改善医疗服务依旧是影响人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义务教育的普及、大学的扩招一定程度改善了教育状况,但农村教育水平较为落后,教学设施较为缺乏,教育质量较低等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城市的超负荷教育也影响着学生的幸福指数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农村交通的不便利及城市交通的堵塞都已成为影响人民生活的重要因素。发展文化事业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有利于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
4.3 政府部门做好考核制度
不丹国民幸福指数 篇8
在不丹国民幸福总量的衡量标准里，“社区”的概念占据核心地位。该指标认为，人应当深深地植根于其所属的社区，那里安全、人与人之间互相支持，值得信赖；理想的情况下，不存在被其他人伤害的恐惧。在团结共处的社区生活中，人们通常让渡部分自我，感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在这一设想的社区里，家庭之内以及各家庭之间，有深刻的归属感和互助精神。
因此GNH指数评估接受和给予各种馈赠的水平，如社交的时间、劳务和物品，并评估一个社区中关键要素的文化传承，如方言、手工艺技能以及村镇庆典上仪式性的戏剧和舞蹈。
在个人层面上，GNH的生活标准指标衡量收入、土地和住房质量。在健康领域，GNH所构想的人，每个月应有超过26天感觉健康，自我报告的健康水平很高，而且不能具有严重残疾的苦痛。
除了物质生活的考量，GNH所设想的个人，还应当嵌入在完满的社会价值观和愿景当中。 该指数评估人生的满足感、心理健康和生活压力的水平；衡量10项自我报告的情绪，从而评估精神生活的模式。那些有助于缓解心灵迷失的精神手段，如冥思和祷告，也会在GNH指数中得到衡量。
最后，GNH将时间作为其中的一个独立要素。GNH所构想的人，不应该有时间的匮乏，而应当能够感受缓慢生活的愉悦。每一天，都有充分的时间用于社交、休闲活动，并享受充足的睡眠。
总体来说，通过GNH指数可以观察人们9个领域的表现：心理健康、时间利用、社区活力、文化多样性、生态环境的韧性、生活标准、医疗、教育、政府治理水平。
GNH指数旨在引领民众和国家走向幸福，主要手段是改善不那么幸福的人的境遇。我们可以通过分析GNH指数来了解谁感到不幸福，不幸福的根源在哪里。根据GNH指数所呈现的数据，政府及其他机构会有更大的动力来减少不幸福人群的窘迫，缓解不幸福人群在许多领域的匮乏。比如，不丹农村的不幸福人群往往是那些受教育较少、生活标准较低、时间利用不平衡的人。不丹城市的不幸福人群所缺乏的是非物质层面的东西，如社区的活力、文化和心理的健康。在不丹首都廷布，人们最大的匮乏在于社区缺乏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