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精选7篇）

国民幸福指数 篇1

一、人文经济和国民幸福指数的基本内涵

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早就指出: “经济学的目的应当是人, 而不是财富。经济学家的任务是使人人都有可能过上最佳质量的生活。”他强调, 经济学是以增进人类幸福为目的的一门科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货币积累是一种不自然的活动, 它会使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失去人性。由此可见, 经济与人文、发展人文经济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人文经济也有人称之为人本经济、人道经济, 等等。它是指这样一种经济模式, 这种经济模式以保障人的幸福和尊严为目的, 协调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人文经济不仅包括经济价值, 还应包括社会平等、生态平衡、环境舒适、以及美、尊严、生活情趣, 等等。

国民幸福指数, 是人们对自身幸福感的一种评价指标, 用来衡量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 它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居民收入及自身素养等紧密相关。

发展人文经济, 就是要求政府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摒弃和纠正过分偏重物质畸形发展的错误理念和做法, 坚持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 尊重公民权益, 倡导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稳定, 提升公民的幸福感。

二、发展人文经济必要而又迫切

1. 粗放式经济增长, 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明显。在我国不少地方仍然延续高投入、高能耗、高消耗、高污染、多占地为特征的“四高一多”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由此导致的空气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异常等问题愈演愈烈, 直接影响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有统计表明, 我国约有15% 的GDP依赖于环境的破坏。这意味着, 我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并没有真正重视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2. 传统落后的经济管理, 致使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 管理者对经济的管理只见“物”不见“人”。即使有的地方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但仍然只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消耗的减少、技术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的保护等等“物”的因素高度关注, 而对人的因素重视不足, 如对劳动者工作环境的改善、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提高、劳动者社会保障的增加、劳动者工资报酬的增长等关注不够。

3. 民生问题突出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研究表明, 对于人类感知到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来说, 社会关系远比金钱重要。为了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因利益调整而引发的民生问题逐渐增多。比如, 收入分配存在不公, “三农”问题难以根除, 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事故不断, 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看病贵看病难, 教育乱收费, 官场腐败, 等等。由此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 社会矛盾频发, 国民幸福感下降。

三、发展人文经济的主要途径

1. 以“保障人民生活富足”为目的, 努力做大经济总量。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动摇, 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通过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扩大对外开放等途径, 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做大社会财富“蛋糕”。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 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

2. 注重人文关怀, 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在经济发展中, 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和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主人翁精神和主体地位作用。尤其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 要进一步改进用工制度和用工方式, 提高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 满足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 让职工真正享受企业发展的成果, 激发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实现企业与个人良性互赢。

3. 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快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当前, 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严重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要切实解决好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重大民生问题, 让人民群众普遍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要准确把握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特点, 妥善处理好各种人民内部矛盾, 及时化解不稳定因素; 在利益调整、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措施, 构建和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让人民群众平等和谐地享受幸福生活。

4. 提高国民素质, 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国民幸福指数的高低, 不仅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多少和外部环境的优劣, 还取决于其内心对幸福的感受和自身的价值观。所以, 一定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对国民的科学文化、理想信念、道德品质等方面的教育和培养, 引导他们做一个人格健全、诚信友善、乐观向上的人, 珍惜生活, 感恩社会, 知足常乐。

四、发展人文经济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 低发展与低幸福。低发展必定导致低幸福。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 提升国民幸福指数才有根本的保障。事实证明, 如果物质财富匮乏, 人们为了维持生存相争逐利, 社会就会产生动荡, 人民生活就无幸福可言。

2. 低发展与高幸福。低发展维持不了高幸福。当经济不发达, 物质财富不富足时, 过分追求所谓的幸福, 只能是“苦行僧”式的“苦中作乐”。单靠精神层面维系的幸福, 是不能长久的。

3. 高发展与低幸福。高发展谨防产生低幸福。如果国家的经济财富大幅增长, 而国民感到不幸福或低幸福, 那么, 这种不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是没有意义的发展, 最终也会因失去内生动力而停止。

4. 高发展与高幸福。高发展持续保障高幸福。必须坚持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大力提高经济发展的福祉转化率, 建立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的良性循环互动, 保障人民幸福安康, 社会和谐繁荣。

总之, 作为政府, 在致力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 必须更加注重节约自然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加大人文关怀, 保障民生利益, 维护公平正义, 化解社会矛盾, 提升国民素质, 为当代人乃至后代人的幸福生活作出不懈的努力。

摘要：立足发展人文经济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相互关系, 阐述了人文经济和国民幸福指数的基本内涵, 探讨了发展人文经济必要性和主要途径, 指出了发展人文经济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问题。

关键词：人文经济,人文关怀,民生保障,和谐幸福

参考文献

[1]程艳.和谐社会重在改善民生.西城论坛, 2008, (3) .

[2]刘泰来.对构建和谐山西的人文经济学探索.经济师, 2007, (5) .

[3]刘泽雨.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动.社会科学, 2003, (2) .

[4]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企业核心竞争力问题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探寻GDP背后的国民幸福指数 篇2

【关键词】 国内生产总值（GDP） 國民幸福指数（NHI） 以人为本

1.GDP与国民幸福指数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可以说，GDP以物质为本，生产为本，衡量的是物质形态上的经济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National Happiness Index，简称NH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态环境、政府管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居民生活与幸福水平的指标工具。不难看出，较于GDP，NHI关注和反映的内容更广泛，它将与人们生活幸福度息息相关的环境、经济、文化等因素都纳入了评价的范围。可以说，NHI以人为本，衡量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发展、生存与价值的双重实现。

2.中国国民幸福指数为何如此之低

盖洛普公司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民意调查显示，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人均GDP世界第一的头号富国美国仅列第14位，而GDP总额世界第二，增速世界第一的中国竟已列至125位。

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 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原因为何？

2.1我国幸福指数的衡量

幸福，是个相对抽象的概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境况、甚至不同心理状态下人们对于幸福的诠释不同，我国对国民幸福总值（GNH）以及国民幸福指数（NHI）的核算才刚刚起步，体系尚不完善，不能很好的把握适合中国国情的衡量标准，也没有具体合理而统一的国际标准可以遵循。总的说来，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主观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

2.2我国幸福指数靠后的原因

2.2.1经济方面还未真正实现全民富裕

调查显示，城镇居民感到不幸福的前三位原因是：物质生活条件差，住房条件差，就业难。GDP如此之高，人民物质生活条件、住房条件还是得不到满足，就业状况也不满意，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中国早已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中国的大部分财富仍掌握在极少数富人手中，收入在人均GDP以下的人群逾半数之多，为物质生活困扰，为买房和找工作担忧，幸福感必定受到影响。

2.2.2价值观念的迷失，道德建设的忽视

现代人的价值观已经被错误的导向了，过分追求物质的富裕，而忽视了精神的追求，大部分人实际根本不了解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是一味的追求高学历好工作大财富，信仰缺失，精神贫瘠，失去了幸福的一大源泉以及对幸福的感受力。社会道德建设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全社会没有营造出一个和谐幸福的大氛围。

2.2.3成就动机的实现程度不高

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高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便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反之，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低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则不会有幸福感可言。中国的现状是，大部分人的工作劳动不是自我成就的实现，而只是赚钱糊口的工具，得到的社会成就感很低，工作压力反而很大，自然幸福度也就低了。

2.2.4安全感的缺失

心理参照系的选择不同，对幸福的感受也就不同，贫富差距如此大的中国，穷人是看着别人富、自己穷，连结婚问题也被广泛地与房子车子票子挂钩，生活在这样的境况里，存在感和归宿感是缺失的，安全感也是缺失的，幸福感就淡了。

3.以人为本，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一定时期以来，我们一直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以推动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微观上讲，“GDP至上”论得到推崇的原因是中国人民在生活水平较低的时期，多以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多为目标，人们很少思考何为“幸福”，一心追求经济状况的好转和发财致富的出路。然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却积留了很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污染、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大、精神食粮的贫瘠和道德建设的忽视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民众的生活幸福度。随着经济的发展，自我意识的增强，人民的需求发生了转变。除了物质需求，精神需求也上升为人民的基本需求。然而华丽的GDP背后，中国人民的精神需求被忽视而得不到满足，由于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甚至物质需求也得不到满足。GDP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全身心为经济问题操劳创造出辉煌GDP的每一个民众，承受着这种压力，压力背后是不堪的幸福指数。

GDP只是在一系列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中为最佳指标，处于主导地位。它反映的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实并非泡沫，它代表的是我国在经济领域的进步与提高。中国国民幸福指数排名的靠后，不是对GDP的否定，而是对我们的提醒，不能一味秉承“GDP至上”论，“国富”是为了“民乐”，国家应以人为本，关注人民对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的需求，发现并着力解决经济发展滞留的许多问题，兼顾GDP与NHI，关注社会公平，重视人文科学，将社会道德建设提上议程，提高国民满意感，快乐感，实现国民价值感，从而向幸福出发。

参考文献：

[1]提升国民幸福指数比GDP更重要》，刘丹，《学习月刊》 2010年19期.

[2]《关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若干思考》，楚国良.

作者简介：杨烨，女； 出生年月：1991年5月11日；民族：汉；籍贯：四川；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研究方向：统计学。

浅议国民幸福指数与GDP 篇3

关键词：GDP,GNP,国民幸福指数

“200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2008年12月25日在昆明揭晓, 共有10座城市入选, 并举办了隆重的颁奖典礼。经过测评筛选, 200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是:杭州、宁波、昆明、天津、唐山、佛山、绍兴、长春、无锡、长沙。其中杭州由于连续五年在调查推选活动当中名列前茅而获得金奖。

“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评选牢牢扣住“民生幸福”这一主题。内容涉及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发展速度、文明程度、赚钱机会、医疗卫生水平、教育水平、房价、人情味、治安状况、就业环境、生活便利共12个指标。它打破以经济指标评价城市发展的传统模式, 将重心放置于市民的生活满意度等生存状况以及人际和谐程度, 让城市决策者更关注普通市民的幸福感, 使他们在科学发展的同时更加心系百姓幸福。

如果说GDP、GNP、人均GDP、人均GNP是衡量国强、民富的重要指标, 那么, 幸福指数则是衡量国稳、民福的重要指标。GDP并不是评价一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 它不能提供大众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 不能反映民生状况, 甚至可能以GDP增长的强势掩盖一个国家发展及社会变革方面的劣势。

另外, 传统的GDP不能准确反映经济的增长, 亦不能准确反映增长过程成本及财富分配。例如, 近几年来, 我们国家高增长的GDP构成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外投资者, 准确地说, GDP增量中有一些是外国投资者的收益, 繁荣但不很富裕。

由于长期以来, 在一些地方GDP是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 GDP数字高, 说明干部能力强, 可能升迁;数字低, 就被认为分管官员能力不行, 不但升不了官, 还可能被“末位淘汰”。因此, 一些民众对GDP已经不太关心, 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准的提高。之所以淡漠, 无非就是有一些地方增长而无发展, 公众并没有从GDP增长中享受福利;GDP仅仅成为官员政绩的体现, 而不是百姓幸福指数的标志。

相对于GDP, 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 最大的优点在于引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 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

另外, 幸福指数可以勾勒社会心理氛围的风貌, 揭示人们需求结构的态势, 透视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 反映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 从而为最急迫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导向和动力。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的政策意义表现在: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增加幸福感, 发展规划和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在确立工作目标时, 应更优先地了解社会中哪些条件或因素与人民的生活满意程度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 以便通过制定、完善相关措施和机制来减少、消除导致人民不满意或满意度较低的方面, 从而促进人民幸福感受程度的不断提高。

再者, 衡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最为根本的标准是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极富人性化色彩的幸福指数, 不仅

●张洁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GDP指标的片面和不足, 而且可以衡量社会的进步、发展与文明程度。

为什么国民幸福指数不能够代替GDP?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统计部门推出国民幸福指数, 其诉求无疑是美好的, 但其不可能取代GDP的地位, 操作的难度是很大的。

在笔者看来, 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 国家统计部门修复与重构原有的统计模式, 扩展自己的职能范围, 合乎情理, 但倘若想覆盖一切, 极为不易。事实上,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 社会文化领域的现象纷纭而复杂, 动辄将民生、民情、民意数据化和指标化, 的确有一定的难度。

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 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然而, 对于幸福的理解涉及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 这说明了社会心理体系的高度复杂性, 而这种复杂的主观世界要用数量化的工具来加以测量和说明, 无疑是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性提出一个重大挑战。

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 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 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此外, 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分析层面, 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 等等。

政府在发展指标上淡化GDP, 重视“民生指标”, 则反映了发展观念的深刻变化, 把落实科学发展观变为行动。但是, “民生指标”的提出和强调并不意味着取代或忽视GDP指标。正确认识幸福指数与GDP指标之间的关系, 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GDP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和人民群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 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大力发展经济, 不断积累社会财富, 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 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因此, 我们应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 将幸福指数作为GDP指标的必要补充, 使之成为考察社会和谐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

在告别“GDP崇拜”的大背景下, “国民幸福指数”成为一项考量地方民生、人文的软指标, 这无疑是一种执政理念的进步。毕竟, 相较于单调的GDP数字, 这样地关注人的心理体验与情感诉求的“幸福指数”, 更符合人性化的需求, 更有利于创造健康的精神生活。作为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一种重要参考因素的幸福指数, 与GDP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GDP是硬指标, 幸福指数是软指标, 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的地位与作用。能够关怀幸福, 说明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 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但绝非要在GDP与幸福指数之间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

国民幸福指数 篇4

一、思想纯洁、坚定理想信念与提升我国国民道德指数的关系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的每个党员只有思想纯洁，才能坚定理想信念，才能有效地提升我国国民的道德指数。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党的每个党员的奋斗目标，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前进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理想信念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它是我们党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我们党的最高理想信念是实现共产主义，这种理想信念建筑在科学理论之上，它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具有牢不可破的思想基础。

坚定理想信念必须靠思想纯洁，思想纯洁才能坚定理想信念，才能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如果没有思想纯洁，就不会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会失去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如果没有这个大目标，我们今天的奋斗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我们在面向未来的同时，必须立足当前、立足本职岗位。现阶段，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对这一事业的认识和态度，是检验我们每个党员的思想纯洁与否、理想信念坚定与否的重要标志。只要我们党的党员能够做到思想纯洁，就能有效地提升我们民族的道德指数。

二、要提升我国国民的道德指数，我们党的干部必须要牢记党的宗旨

政党的宗旨是政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依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标志。每一名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一切权利都来自于人民群众，才能自觉摆正自己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求我们党员“廉洁奉国、勤政为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要始终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纯洁思想。我们的每一个党员只有形成了这种纯洁的思想，才能始终牢记我们党的宗旨，并在实践中自觉践行党的宗旨。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维护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广大人民群众是党的阶级基础，是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母体。这种为人民谋利益的先进的政治理论是党的行动指南和理论基础。

三、要提升我国国民道德指数，就必须使得我们党的党员保持优良的作风

在提升我国国民道德指数的进程中，作为重要榜样作用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如果思想作风不端正，必将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必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导致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必将导致独断专行，导致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因此，广大党员干部保持良好的作风，不仅关系到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望，还关系到能否领导着我国国民提升道德指数的重任。

保持良好的作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既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又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胜利，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是与成千上万国民保持良好的作风分不开的。广大党员干部保持思想纯洁，就必须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牢固树立始终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思想，做到想民、为民、谋民、富民。只有深刻认识和理解了这些思想，广大党员干部才能做到始终保持良好的作风。

四、要提升我国国民道德指数，我们党的干部必须要保持清正廉洁

要提升我国国民道德指数，我们党的干部就必须要保持清正廉洁。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国民做到清正廉洁、思想纯洁。而只有我国国民的思想纯洁了，才能做到克己奉公，廉洁自律，才能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才能提升国民的道德指数。

我国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国民的楷模和提升国民道德指数的引导者，只有自觉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并保持思想的高度纯洁，才能杜绝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产生和出现，作出令党骄傲、让群众满意的政绩，才能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得我国国民道德指数得到有效的提升。

要提升我国国民的道德指数，作为国民的领导者就必须得保持清正廉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洁身自好、克己奉公。无论是在革命、建设或是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都要高度重视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我国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保持思想的高度纯洁，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清正廉洁的思维活力不断涌现，才能使国民的道德指数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党员干部中一定会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浪费挥霍、损公肥私、争名夺利、贪污腐化、权钱交易，出卖民族利益、危害国家安全等腐朽思想，这些思想严重地影响着国民的道德指数状况。所以，我们务必对反腐败斗争常抓不懈，绝不能有丝毫妥协退让；务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统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价值观，坚决挫败各种“和平演变”的想法和做法；各级领导务必做到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勤政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大幅度地提升我国国民道德指数。

五、要大幅度提升我国国民的道德指数，就必须要熔铸我国各级领导者和国民的精神品格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精神建设，一个党没有精神就不会强大。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品格是全体党员的价值追求、思想情感、精神境界、品格意志等的综合反映，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体现。而我国国民的精神品格的熔铸也是提升我国国民的道德指数的重要载体。

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锤炼出了极其独特的精神品格，我们要在继承这些精神品格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锻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品格，用这些精神品格激励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推进，为中华民族增添新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中华民族用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武装起来，就能够有效地大幅度提升我们国民的道德指数。

如何去熔铸适应新时代条件的崭新精神品格呢？必须要使我们的各级领导、全体党员承担起我们党肩负的历史重任，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要使我们党的意识和政治意识以及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等得到切实的加强，要做到思想纯洁就必须大力弘扬我党多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德；必须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筑好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侵蚀的防线，将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自己的实践，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良好的从政道德是思想纯洁的又一个重要表现，一定要对权力、地位、利益有正确的认识和看法，在反腐倡廉方面要建立起坚固的思想道德防线。党员干部要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在任何情况下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深刻认识到精神的懈怠是我们的大敌，要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增强自觉坚定地抵制和克服精神懈怠的毅力，从加强思想建设、坚守我国国民精神家园的角度出发，把防止和克服精神懈怠作为我们当前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抓紧抓好。

国民幸福指数 篇5

一、什么是幸福和国民幸福指数

随着心理学和社会学对幸福感的研究, 我们对幸福也有了新的认识。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 与人的认知程度和价值观密切相关, 理性基础上的幸福感比较强烈, 同时幸福感也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也就是说幸福感也会带有一定的感性成分。所以, 幸福感是人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事实判断, 也是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而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幸福感表现为一种理性而又客观的、感性而又强烈的生活满意状态。

而国民幸福指数 (GNH) 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 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 不丹王国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 (GNH) 指标, 以此来协调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平衡, 并将“国民幸福总值”作为政府工作的终极目标。虽然不丹王国的人均GDP不高, 但这一举措使不丹王国的国民幸福度大大提高。此后, 国际社会开始更多地关注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指标, 我国政府也开始研究国民幸福指数。

二、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

缺乏成熟的理论体系, 导致实践具有盲目性。理论来源于实践, 但反过来成熟的理论体系又可以更好地指挥实践。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是从西方引进的, 时间不长, 理论和实践还没有紧密结合, 因此,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水平还很低, 缺乏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做指导。

信息管理系统不健全。政府绩效评估离不开相应数据和信息的支撑, 评估的有效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和信息的质量。然而, 目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信息来源很少, 数据来源也缺乏科学性, 政府部门尚未建立健全的信息管理系统。

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不完善, 偏重经济指标。我国在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选择上过于偏重经济指标, 过于注重GDP的增长速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国已经形成对GDP的迷信和崇拜, 但GDP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等量增加。

体制建设方面的问题。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在体制建设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第一, 绩效评估的制度化、法制化程度低。第二, 评估主体单一, 社会公众参与程度低。第三, 结果主观性强, 缺乏应用性。

三、将国民幸福指数纳入政府绩效评估的意义

有利于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将国民幸福指数纳入政府绩效评估可以使政府在绩效评估过程中除了偏重经济指标之外, 更多地注重政府治理、社会关系、环境保护、社会公共安全、国民健康状况等方面, 使我国GDP的增长速度和我国国民幸福指数不断趋于一种正比例关系。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估提供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沟通、互动、信任与合作的机会, 使政府的公共政策能够充分反映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 提高政府行政决策的效率, 从而不断提高我国公众的幸福指数, 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有利于转变政府治理模式, 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将国民幸福指数纳入政府绩效评估, 通过幸福指数的考评工作来促进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运用公众的力量来监督、推动社会治理理念从“政府评价”向“公众评价”转变、政府的社会治理目标从“政府中心”向“公众中心”转移。这样, 国民幸福指数在提高政府社会治理的合法性的同时, 也使得政府的公共管理绩效指数和国民幸福指数密切联系起来, 真正体现了社会管理范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治理方式直接影响国民幸福感, 将国民幸福指数纳入政府绩效评估, 能够使政府在行政管理中努力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各项权益, 加速政府的转型, 建立服务型、责任型政府, 推动善治, 从而不断深化我国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和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的改革, 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将国民幸福指数纳入政府绩效评估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使政府机关能够在绩效评估过程中真正做到统筹兼顾, 不断促进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不断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 有利于改善民生, 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将国民幸福指数纳入政府绩效评估, 也可以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 强化公民的参与意识, 可以重塑政府形象, 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 从而使政府与社会、公众能够相互信任、相互沟通, 通过很好地互动和相互合作, 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兴旺发达, 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传润.从幸福指数新视角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D].南昌:南昌大学, 2007

[2]邢振江, 王佳丽.国民幸福指数纳入政府绩效评估探析[J].人口与经济, 2011 (6)

[3]梁小平.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J].改革之窗, 2013 (5)

[4]孙洪敏, 沈殿忠.将国民幸福指数纳入政府绩效指标体系[J].社会科学战线, 2011 (12)

[5]闫明.公众幸福指数、政府绩效评价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2 (5)

国民幸福指数 篇6

关键词：国民道德指数,排名,比较分析

一、2011年世界部分国家国民道德指数统计

笔者根据已构建的国民道德指数指标体系和相关数据, 现将2011年世界部分国家的国民道德指数统计如下。 (1)

二、统计结果分析

1.采用SPSS11.5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 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和2011年的人均产值 (t=-4.854, p<0.001) 、专家评估 (t=31.424, p<0.001) 两个指标上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而教育开支总数 (t=-1.741, p>0.05) 、基尼系数 (t=1.827, p>0.05) 、清廉指数 (t=-0.451, p>0.05) 等指标的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水平。其中2011年的人均产值显著高于2010年的人均产值, 而专家评估显著高于2010年。2011年和2010年的国民道德指数排名并没有显著变化。

(1) 有关国民道德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具体论述和2010年相关数据见栗志明《论国民道德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国民道德指数指标排名研究》。 (2) 人均产值、基尼系数和教育开支总数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 中国的教育开支总数由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公布的数据生成, 清廉指数来源于透明国际, 数据截止时间为2012年12月31日。

2.采用SPSS11.5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2010年的国民道德指数主要受人均产值、专家评估和教育开支总数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 共解释97.8%的变异量;2011年国民道德指数主要受专家评估、人均产值、教育开支总数和清廉指数四个因素的影响, 共解释96.5%的变异量。

综上可知, 2010年和2011年的国民道德指数排名相对稳定, 其中清廉指数对2011年国民道德指数影响较2010年高。

参考文献

[1]栗志明.论国民道德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J].道德与文明, 2012, (4) :112-116.

[2]栗志明.国民道德指数指标排名研究[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 (6) :282-283.

[3]国家统计局.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K].

[4]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

国民幸福指数 篇7

1、从政府的角度看

1.1、健全体育立法

加快推进 《体育法》、《关于加快推进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改善。 立法宗旨应遵循“以人为本,公平公正”的原则。 体育法的完善应当基于体育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来进行,同时要考虑我国的政治、经济等实际状况和体育运动的发展趋势,明确保障公民的体育权利是体育法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将体质健康服务体系运行得好的省市的有益经验及做法整理成文件,方便其他地区参考,做到有法可依。制定政策法规要充分考虑各种容易诱发社会矛盾的不和谐因素,扩大体质健康服务的覆盖范围,提高体质健康服务的水平。

1.2、制定鼓励政策

体质健康服务体系是一个政府领导、部门组织、行业合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服务体系,鉴于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都处于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地区,应该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吸引社会、企业个人参与到体质健康服务的流程中,发挥政策的功效,提高体质健康服务的质量。

1.3、推进工程建设

目前,“全民健身路径工程”、“雪碳工程” 等体育工程建设的陆续出台,能够发挥多项工程的联动职能,在全民健身计划的进程中做好第二期工程第二阶段全民健身的实施工作,改善和提高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居民体质健康服务基本条件和能力。

1.4、明晰政府权责

政府是体质健康服务的主体 , 政府不仅是体质健康服务的供给主体 , 而且是体质健康服务服务过程的责任主体 。 政府作为责任主体主要是承担整体统筹 、 政策扶持 、 任务分工等工作 , 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体质健康服务规划时 , 合理的定位政府 、 市场 、 社会在体质健康服务供给中的功能 , 明确政府的角色与职责 , 优化体质健康服务市场化 、 社会化的制度环境 , 形成体质健康服务的职责体系 。

2、从社会的角度看

2.1、加大体育器械的投入

政府要把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体质健康服务体育设施建设纳入经济社会总体发展规划,纳入体育健身工作部署,纳入体育公共服务公共财政支出预算,政府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对体质健康服务的投入力度;体育器材的投入应该重点考虑体育器械生产企业,制定扶持体育公共事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吸引体育器材的企业主纳入到体质健康服务事业中去,创造优惠的政策条件吸引各方力量到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办体育实体,建设公共体育设施,提供体质健康服务。

2.2、增加体育活动投入

体育活动主要是大型体育活动、赛事的举办,政府可以实行招标制,委托中标的中介组织承担。 资金收入一方面考虑使用政府投入的体质健康服务专项经费,一方面考虑吸引部分乡镇企业及成功人士的资助。

2.3、重视体育管理投入

体育设施管理、体育活动组织管理、体育锻炼组织管理、体育健身指导、体质健康监测等管理工作,一方面运用政府投入的体质健康服务专项基金,一方面扩大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体质健康服务的影响,吸引广大体育教师、医院医生自愿加入到体质健康服务体系中去,无偿贡献他们的体育劳务。 可以借鉴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向体育组织、团体购买体质健康服务的做法,同时监管体育组织、 团体的体质健康服务的质量与效果。政府可以通过招标选择提供体质健康服务的具体单位,如不满意其供给效果可以到期更换。

3、从体育服务系统看

3.1、建立以乡、镇为单位的最低体质健康服务标准

根据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的经济条件、社会发展、居民的健身需求、制定经费保障、场地设施、体育活动、体育组织、信息传播等基本的体质健康服务的最低供给标准,并根据该标准供给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的体质健康服务。

3.2、适时调整体质健康服务标准

根据各乡、镇、县、村经济条件的不同形式发展变化,适时调整体质健康服务标准,形成体质健康服务标准和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居民体质需求良性互动。 供给的体质健康服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一切均因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

3.3、整合体育资源

充分利用和整合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的体育资源,将地区内的场、馆、站、室免费向居民开放。 同时, 政府新建的体质健康服务设施可以考虑直接选址于机关、 团体、企业、学校,既弥补了政府投入不足的缺陷,又避免了体育场地设施重复建设资源的浪费。积极探索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体质健康服务与各级单位体育资源共建共享、互利互惠的形式与方法。 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开展体育文化活动、组织体育竞赛等形式,形成长期共存关系,使村级管辖内的体育资源共享共用。 政府应该给与部分单位不同程度的维护补贴,以确保体育场地设施的持续使用。

3.4、创新供给方式

在体质健康服务的供给方式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政府通过市场、政府和社会主体合作、多主体共同参与提供的方式到体质健康服务体系中。随着公共管理理论、产品理论的理论创新不断发展,人们也逐渐发现在政府对体质健康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存在着效率低下,创新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体质健康服务供给方式,能增强体质健康服务的吸引力,提高体质健康服务的供给效果。 应指导和支持乡镇体质健康服务组织管理部门、国民体质监测点、体育健身中心等各级体质健康服务的创新服务方式,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在提供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社区体育、广场体育、 学校体育等活动的体育组织、体育管理、体育指导等服务供给的基础上,大力推动体育信息服务。

4、从地区特点看

4.1、培养本土的服务队伍

服务人员是实施体质健康服务的重要支撑与保障, 只有专业的、高素质的服务队伍,才能保证体质健康服务的顺利进行,才能不断提高体质健康服务水平。鉴于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的条件较差、经费有限等条件限制,很难吸引专职的服务人员长期坚持在本地参与体质健康服务工作。壮大服务队伍,要考虑选拔、培养本土的当地居民。主要是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使其队伍不断地壮大,发挥其在开展体育活动的组织、带动和指导作用,成为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体质健康服务的中坚力量。

4.2、吸引城市的志愿组织

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体质健康服务队伍应该考虑在省市内,成立若干的体育志愿组织,并鼓励志愿队定期到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提供体育指导、体育信息、体质监测等服务。政府要营造良好的体育人才创业环境,将兼职、义工、志愿者纳入社工行列。 城市体育服务队的加入,会给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体质健康服务事业注入新的力量,对不断提高体质健康服务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3、保护地方特色

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体质健康服务要加强乡土体育活动内容的挖掘、整理和规范,与现代体育互为补充,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内容,以更好的促进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居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积极性。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要重视少数民族地区体质健康服务供给效果,不但要把握均等化的原则,还要给与适当的政策倾斜,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给与支持,充分利用春节、庙会、少数民族节日等开展的体育活动,以此带动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为推动民族融合做贡献。

4、从评价系统看

4.1、机构内部自我监督

机构内部管理人员要站在建设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高度,认真执行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体质健康服务规划,在工作中相互协调、相互监督,采取自我问责、组织自责双向结合模式,抓住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体质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根本、落实相关改革和完善配套制度建设,增强权力运行过程的透明度,主要对经费的流向、工作态度、工作努力程度等指标进行考核。要切实转变各级政府“管理”到“服务”的观念,形成新型政府及其行政部门体质健康服务的氛围。

4.2、监督组织评估反馈

成立专门的监督组织、机构,建立科学的体质健康服务供给的绩效评价体系,创新评估标准,健全评估机制,对政府主导的体质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状况进行科学评估及效果评估。在满足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居民体育需求的基础上,实现人们参加体育锻炼的权利,科学合理的重视体质健康服务的各个主要方面的指标体系。 针对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乡、镇等评估对象的不同特点、要求等,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评价体系。 探索建立体质健康服务效果跟踪反馈制度,将评估结果及时、真实地反映给体质健康服务管理机构及其上级行政部门,并提出相应的奖励措施。

4.3居民自行监督

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体质健康服务管理机构应该定期发布该地区的体育服务相关信息,加大透明度,建立公民需求表达和参与机制,让居民参与到监督系统中来。 通过外部评估主体的构成和参与,评估主体的多元化,进行全方面、多视角的监督,扩大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落后地区居民在体质健康服务监督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5、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