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新常态（共12篇）
经济社会新常态 篇1
亮点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会议用这么大篇幅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经济新常态, 是因为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动力转换的新形势、新时期, 必须要统一大家的认识, 转变观念。只有深刻认识新常态, 才能适应新常态。只有思想和行动统一, 才能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认为。
“对当前的经济形势, 社会各界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 这次会议对新常态进行深入分析, 就是要统一大家的认识。”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也这么认为, “目前我国经济体量已经很庞大, 维持中高速增长能保证就业, 因此调控空间比较大。我国经济有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这正是结构调整, 提质增效的好时机。”
“我国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 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 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 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 “目前, 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总的来看, 经济增长更趋平稳, 增长动力更为多元。”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 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 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孙立坚对此非常认同。
亮点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 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
“2015年, 中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这一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将是连续第五年实施。虽然政策名称不变, 但在经济新常态下, 实际内容和实施的重点将会有所变化。”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 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 就是这对“老搭档”的新内涵。
高培勇认为,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主基调是扩张性的, 财政赤字将有所增加, 在这方面我们具备较大的空间。按2015年经济增长7%来计算, 赤字率不超过3%, 2015年赤字空间在1.9万亿左右。2014年财政赤字安排是1.35万亿元, 因此2015年的财政政策可以更“积极”一些。
“不过, 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正明显递减。”高培勇强调, 2015年无论是加大投资还是推进结构调整, 都应把重点放在改善民生上。
孙立坚也认为, 在财政支出方面, 应进一步向民生领域倾斜, 通过民生改善提振消费。同时, 应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减税力度, 提升企业盈利能力。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另一方面, 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等领域的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 去杠杆、防风险是一项中长期任务。因此货币政策需要平衡好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控制风险之间的关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 “所谓松紧适度, 就是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保持灵活性, 该紧的时候适度收紧, 经济运行面临困难和挑战时, 可以在稳健的基调下适度向松的方向微调。”
高培勇表示, 目前就业相对良好, 物价基本稳定。货币政策实施的重点, 可以更多地放在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环境以及防范金融风险和重大改革推进上。
亮点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
我国存在大量新的增长点, 潜力巨大。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一是市场要活, 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二是创新要实, 推动全面创新, 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三是政策要宽, 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会议明确提出‘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 这个目标与新常态定位是一致的, 要完成经济发展动力转换, 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要有以创新、技术、质量为内涵的新增长点来代替过去的经济增长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认为, “这种经济增长点的形成要通过制度改革放松管制, 拓展市场空间, 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 同时还要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积极提供公共服务, 在一些核心技术和核心产业领域实施赶超战略。”
“随着我国技术发展从‘跟跑’到‘领跑’, 靠政府来挖掘和培育新兴产业的路子越来越走不通。”孙立坚认为, “在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的过程中, 要确保政府‘不越位’,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不过, 政府也得‘不缺位’, 必须要加快转变职能, 在创造更好市场竞争环境, 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上更有作为。”
“‘培育新增长点’不仅是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 也是我国全面摆脱‘三期叠加’风险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将它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政策的核心, 可以使2015年经济工作定位更明确。”刘元春表示。
亮点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
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要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 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不仅可以缩小东中西部的区域差距, 而且可以减少能源资源从西部转移到东部的成本, 也可以减少人员大量流动带来的社会成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 可以缩小北京、天津与河北周边地区发展的差距, 并实现不同地区的产业和功能分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将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 有利于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和投资, 对化解我国过剩产能也有积极意义。此外, 还可以使我国西部地区变身为开放前沿, 非常有利于发展。”
侯云春认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 是我国培育新的增长极、增长带, 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大手笔、大举措, 是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战略支撑。成功实施这三大战略, 将使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站上新高度, 获得新动力, 拓展新空间, 形成新格局,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是我国提出并主导的新的国际合作框架, 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促进国际区域合作。同时, 国际区域合作要依托国内区域合作。长江经济带横贯东中西, 向东面向海洋, 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 向西通过亚欧大陆桥与中亚、欧洲相连接, 通过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南亚和印度洋相连接, 有利于统筹东中西部, 通过国内区域合作, 推动国际区域合作, 建成跨越亚欧, 连接三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肖金成表示。
亮点加快推进改革开放
要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险滩, 敢于过深水区, 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在全球经济陷入后金融危机的低迷之际, 利用结构性改革走出困局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谁能够在未来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取得先机取决于各国结构性改革是否彻底、是否更符合经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刘元春说。
“当前, 我国要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 推出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尤其是在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要推出具体有力的改革举措, 并加强政策落实。”郑新立认为。
“要尽可能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 给予市场主体更大的决策权。在投资方面, 要尽快推进负面清单措施, ‘法无禁止皆可为’。此外, 大力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PPP) ,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 给予民营企业在一些公共服务行业的特许经营权, 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提供一些公共服务。这对打破行业垄断、稳定经济增长、提高增长效益、保障民生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郑新立说。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放开民营银行准入, 意义也十分重大。融资难、融资贵是我国当前中小微企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难题,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 拓宽股市、债市等直接融资渠道;同时放开民营银行的准入、打破银行业垄断, 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随着金融监管政策的完善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 放开民营银行准入, 已经具备了条件。”郑新立说。
“打破传统利益结构, 重构发展的激励体系, 全面纠正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扭曲, 这次改革的深度和力度很大。”刘元春说。
亮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 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014年以来,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 一系列自贸区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 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在构建。
“从内需和外需平衡方面看, 时下内需比较疲弱, 导致进口增速放缓。”连平说。
在进口和出口平衡方面, 当前我国经常项下的顺差占GDP的比重已回落至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4%以下。“数量上的平衡是一个结果, 新常态下我们更要追求进出口质量。出口方面, 我们要继续维持出口大国的地位, 加速出口结构转型升级, 从低端劳动力制造, 向质量、技术、品牌升级, 再创国际竞争新优势。进口方面, 要进口更多的先进技术设备, 促进国内经济转型, 进口更多优质商品, 满足国内消费升级的需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说。
在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方面, “过去利用外资, 主要着眼于保就业和增强出口竞争力。新常态下, 吸引外资为的是外商带来的技术、管理、品牌、渠道、研发和服务等‘生产要素包’。我们对外投资, 早期是为了出口, 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为获得技术、品牌和海外销售渠道。”隆国强说。
连平认为:“如今资本双向流动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明年我国可能成为直接投资净输出国。随着QFII、RQFII、QDII的额度不断增加以及沪港通的实施, 证券投资项下也将逐步呈现双向流动的格局。”
“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连平认为, 未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点是采取各项举措推动内需增长, 逐步缩小贸易顺差;稳步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 促进我国国际收支走向更为合理和健康的平衡。
经济社会新常态 篇2
过去一年，有一个词很热：新常态。它告诉我们，当下经济形势已经进入了三期叠加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的35年里，中国经济增长每7年差不多就翻一番，GDP年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因此，面对当前的“新常态”，少数人无所适从，看不清方向；也有人害怕创新，担心多做多错；还有人认为好日子过完了，唉声叹气。这三种现象，既是转型时期人们的心理反应，也是需要关注与疏导的负能量。在经济新常态下，特别需要良好的精神新状态，才能应对自如，赢得这场挑战。
经济新常态需要我们拥有平常心。
中国已经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就像一朵生命力特别旺盛的花，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已经为我们进入换挡期准备了条件。我们应该从追求速度转向追寻幸福。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更为重要。并不是经济发展越迅速，幸福指数越高。我们都知道一个生活常识：一户人家有钱，并不等于这户人家幸福。国家国家，国也和家一样。2014年，英国一家机构调查“全球最快乐国家”，排名前10位的与经济排名关系不大。所以，我们要以平常心来看待GDP数据，明白数据不等于幸福，就能面对**有定力，遇到难题能合力，从容不迫。
经济新常态需要我们拥有进取心。面对结构调整的阵痛，许多人会用“适应”这个词应对。适者生存，但新常态更呼唤创新。在经济发展迅猛的时候，插根筷子都能发芽，做事更多是粗放型。新常态下，有的事坚决不能再做了，比如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有的事再做也没用了，比如一些已有的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有所不为，是要有所作为，需要用新作为实现新发展。新常态下，工作的成败关键在于判断力、创造力和执行力。一方面要加强前期调查研究，判断事情该不该做、该怎样做，一方面在决策之后，要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过硬的工作作风去持续推进，创造性地做。正如有人说的：“三流的点子加一流的执行力，永远胜过一流的点子加三流的执行力。”要实现健康的经济转型，要让经济发展这朵花在花期结束之后，迎来再次绽放，就必须勤劳地浇水施肥，精耕细作。
经济新常态需要我们拥有自信心。
处于前期政策的消化期，会部分影响到新政策的推行、新局面的打开，这是必然的。但是，同样半杯水，悲观消极的人看见的是空了半杯，乐观积极的人看见的是满了半杯，有信心和没信心所看见的事物不同，所做出的行动也不同。在经济发展放慢步子之后，有自信心就能够懂得向内寻找动力、激发活力、挖掘潜力。其实，只要我们用心思考就能发现，经济发展仍然有巨大的空间。无论是国内市场的开拓，还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文化产品的输出，都可以有所作为。只要我们不在自卑与自傲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坚定地扎根在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上，又四方广泛汲取雨露阳光，就一定能够创造出独特又美好的产品，并且赢得经济发展之花的再次怒放。
以新常态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 篇3
新常态下，平顶山汝州市与全国、全省一样，面临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等共性问题，同时也有自身比较优势，机遇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一方面，汝州市面临的压力更大：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后，传统产业需求空间受阻，竞争压力加大，新兴产业受市场竞争力不强等影响，短期内难以形成有效支撑，动力转换需要一段时期。另一方面，汝州市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优势：今年国家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郑州、洛阳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节点城市，而汝州市位于郑州、洛阳两市之间，为汝州市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基点提供了难得机遇。从全省层面看，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划的实施，以及河南省政府出台的推进直管县发展的50条意见，汝州市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从汝州自身看，目前正处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加速推进阶段，随着产业集聚区、中心商务区、特色商业区和城中村、旧城区改造建设的全面推进，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能够释放新的增长潜力。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任务、新要求，必须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学会在新常态下把握新机遇、在新常态下应对新挑战、在新常态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具体来说，汝州市将把握好六个重点领域：
一、更加注重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新常态下，必须依靠新的增长动力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从汝州市产业发展的基础看，能源化工、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优势产业，电子科技、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等新兴产业已见雏形，为承接沿海地区、郑州等地的机械加工、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金融、商务等相关产业的项目，建设加工、仓储、物流基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汝州市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对产业发展方向有很大的选择空间，能够广度接纳产业和项目的转移。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做强工业”，重点做好发展先进制造业、改造提升传统支柱产业、培育战略性产业等“三篇文章”。一是先进制造业，重点培育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食品、服装服饰五大高成长性制造业。加强与郑州航空港实验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对接联系，建设电子信息零部件生产基地。依托装备制造产业优势，加强与南车集团、中钢集团合作，培育发展高端机械加工制造产业集群，打造全省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积极培育休闲食品、保健食品、冷链食品及农产品深加工项目，提高食品产业档次质量。主动承接郑州汽车工业和浙江绍兴机绣企业转移，发展汽车及零部件、纺织服装产业。二是传统支柱产业，重点改造提升能源化工、建材、陶瓷三大产业，提升传统产业优势。三是战略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设立工业发展基金，开展规模上工业企业比投资规模、比税收贡献、比科技投入、比吸纳就业、比社会责任感等“五比”擂台赛，鼓励扶持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围绕做优农业，重点实施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设、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龙头企业带动、都市生态农业发展等四大工程，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坚持把服务业作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柱，推动现代物流、信息服务、金融、旅游、文化等服务业提质扩容，加快发展教育培训、商务服务、健康养生、养老及家庭服务等新兴服务业，推进商贸流通、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提档升级。
二、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发展
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着力打造创新驱动这一经济发展新引擎。近年来，汝州市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加快创新体系建设，企业创新能力明显提升。2014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完成6.8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3.7%，增长119‰下一步，我们将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实施企业创新能力培育工程，开展创新型示范企业和企业家认定工作；支持企业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共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提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培育河南省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铸钢阀门、煤化工、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大力实施商标战略，培育品牌商标和企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深化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机制和科技奖励改革，健全创新人才培养引进、评价使用、激励保障等机制，为增强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供人才保障。
三、更加注重基础支撑能力建设
基础设施是支撑人流、物流、信息流高效便捷流动的基本要素，也是增强跨越发展的支撑能力。长期以来，由于自然、历史、经济、投资模式单一等诸多原因，汝州市基础建设相对滞后，支撑能力明显不足。下一步，我们将抓住中央和省加大基础建设投资的机遇，加强现代交通、信息网络、水利支持、能源支撑、生态环保等基础能力建设，提升服务功能，积蓄发展后劲，培育竞争新优势。围绕现代交通系统建设，重点实施“一圈两高三干四网五桥”城乡交通路网体系建设，建成汝登高速及引線，推进汝州至郑万高铁城际快速通道、207国道改线、省道庙洪线等工程建设，启动建设城市外环路，加快融入中原城市群1小时交通圈，打造豫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围绕信息网络系统建设，实施宽带城市、无线城市建设工程，建设“数字汝州”“智慧汝州”，创建“宽带中国”示范市。围绕水利支持系统建设，实施“一脉两河三渠四库五湖”生态水系工程和城市河流清洁行动计划，全力改善水生态环境，创建水生态文明城市。围绕加强生态环境系统建设，大力实施蓝天、碧水、林业生态建设三大工程，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美好家园，让美丽与发展同行。
四、更加注重新型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具有扩大投资和拉动消费的双重功效，是扩大需求的综合性举措，对稳定经济增长和促进转型发展具有全局性作用。汝州市新型城镇化起步晚，为下一步发展预留了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人口向城镇聚集，将拉动住房、商贸服务等刚性需求，刺激投资、消费的增长，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逐步显现。今年，汝州市将坚持规划引领、建管并重，建设宜居、宜游、宜业的“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田园城市”。大力开展规划建设年活动，完成城乡总体规划报批和乡镇总体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城市核心功能区规划编制，基本实现城市控规和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全覆盖。大力推进城市棚户区改造，以中心城区和城乡结合部集中成片棚户区改造为重点，改造4000户以上，建设安置住房1万套。大力推进中心镇区建设，推进镇区交通、供排水、生态环保、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保障水平，改善基础条件，提升居住环境，增强中心镇区综合承载能力。
五、更加注重改革开放
深化改革开放，是适应新常态、迈向新目标的动力源泉。推动汝州市加快发展、转型发展、可持续发展，根本出路在于持续改革开放。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构筑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才能更加有效地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今年，汝州市将进一步创新土地保障机制，按照管住总量、控制增量、盘活存量的原则，完善土地整理、增减挂钩、人地挂钩等节约集约用地机制，提高土地投资强度。进一步创新资金保障机制，利用国有投融资公司、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等“一母四子”融资平台，盘活存量资产，引进大型企业集团搞整片区开发，扩大融资规模，破解资金难题。坚持高层次、常态化、系统化招商理念，强化规划招商、专业招商、以商招商、定点招商、政策招商意识，编制建立项目库，组建成立专门招商小分队，培育高素质的招商队伍，重点围绕沿海发达地区、北京和郑州等三个区域，有针对性地开展招商活动，引进重大战略投资者。严格项目“三评管理”，把好项目的评审关，保证招商引资项目质量。
六、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经济社会新常态 篇4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适应新常态的迫切需要
面对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各种矛盾冲突不断显现,原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和新型社区发展的要求,亟需创新完善,重构新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实现城乡社区的有效治理。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变革过去那种以单位为主体、以行政权力和资源垄断为依托、依靠自上而下的动员和命令来推进的传统治理方式,汲取世界新的治理模式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当前,党对新涌现的个体企业、行业协会、合作组织等新型社会组织的领导力还不够强,加上目前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年龄老化、学历不高、综合素质偏低等问题,使党对基层社会组织的领导出现弱化的倾向。必须始终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有力有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二)适应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实现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三大挑战:一是伴随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一方面,城镇化地区原来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治理结构与高度开放的现代社区建设不相适应,面临如何解决外来人口有效融入当地基层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人地分离,面临如何解决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农村空心化”问题。根据《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广东省将有超过1300万人口进城,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提高到73%,届时“农村空心化”问题将更加严峻。二是农村集体资产如何有效监管问题。一方面,已城镇化或半城镇化地区,原农村集体经济面临如何改革转型,建立适应城镇化发展的新形态;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则面临集体经济如何在有效监管基础上做大,以支撑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正常运作。三是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如何维护农民居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广东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有四类社区最容易引发矛盾冲突:撤村建居社区主要因村集体资产分配不均、社保城乡标准不一等;新建住宅小区主要因物业管理、环境治理、政治诉求等;房屋拆迁类城市社区主要因拆迁补偿标准不一、迁建选址不符合部分人利益等;农地征用类农村社区,矛盾主要集中在征地补偿标准不高、内部分配不均等。这四类社区成为基层社会利益矛盾爆发的“焦点”。若引导治理不当,将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对新常态下社会基层治理构成重大挑战。必须将创新完善基层治理机制摆在更重要、更突出的位置,把握群众利益的正当诉求,切实化解基层社会利益矛盾,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稳定基层治理秩序。
(三)贯彻落实“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视察时对广东提出“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广东省提出到2018年提前两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我省经济社会结构、城乡结构、利益格局等发生深刻变化,农村面临着村庄空洞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乡村治理失范等诸多问题,城市中因经济成份、就业形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和价值观念多样化而导致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原有的基层治理机制无法满足新常态下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只有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从根本上改变基层社会建设严重滞后、基层社会治理不适应新常态的局面,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新常态下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趋势、新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多次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单位制”、“人民公社”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社区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基层社区在提供公共服务、反映公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常态下,我省基层社会治理呈现许多新特点、新趋势。
(一)治理目标法治化。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广东省积极推进基层社会依法行政、依法执法、公正司法,不断优化基层政府职能设置、流程运作和治理能力,厘清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初步构建起政府依法治理和居民依法自治有效衔接的社区治理机制。近年来,广东省改革信访制度,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依法表达利益诉求,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鼓励群众依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互联网,依法、及时表达利益诉求,把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纳入法治化解决轨道,信访、越级上访量明显减少。
(二)治理主体复合化。广东省把强化政府治理主体责任、扩大社会组织参与、发挥居民自治主体作用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点,积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行政力量的一元化治理、单一部门的碎片化治理转向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探索推进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工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模式,大力发展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服务类及社区基金会等新型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初步构建起多元参与、多元协商、多元共治、协调发展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目前,全省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各类基层社会组织达数万个,注册志愿者突破700万人。
(三)治理手段多样化。一是价值观念治理。广东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实现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二是社会规范治理。广东省高度重视运用市民公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多种形式的社会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和成员个人,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规范。三是调解治理。广东省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矛盾纠纷调解衔接配合机制,依法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四是互联网治理。我省建立和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机制,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大力吸纳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初步构建起以信息化为支撑、以专业化为主体的矛盾调处机制。
(四)治理方式差异化。由于我国实施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出现了一些新型社区,但大体上分成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两大类,城市社区又分为老居民区社区、单位型社区、村居混杂社区、新型住宅小区社区等;农村社区又分为一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等不同类型。综合来看,基层社会可以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城中村社区、城乡结合部社区等四种类型。由于不同类型的社区在人口结构、人际关系、资源结构、文化积淀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很难用某种共同的方式对所有的社区进行治理。因此,对不同类型的社区,根据其不同文化特点、矛盾冲突、利益诉求,实施不同的治理方式,分类施策,差异治理,就成为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五)治理制度系统化。在建立社区管理制度方面,中央先后出台了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等意见,省出台了加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等意见,逐步构建起与流动性和开放性相适应的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形成了以发展谋稳定、稳定中求发展的基层社会稳定机制。在建立公共服务制度方面,统筹城乡,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逐步建立起“以块为主、以条为辅、以钱养事”并存的多样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推进基层政府转变职能方面,探索增强公共服务职能,实行政居分开,逐步建立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在发挥居民参与、自治作用方面,逐步建立起参与社区重大决策机制,建立社区民主选举制度,真正还权于民,有效保障了基层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
当前我省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广东省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矛盾凸显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在思想观念、主体定位、模式创新、治理手段等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思想观念落后。当前,广东省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们政治诉求不断增加,经济社会形势更加纷繁复杂,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多变。一些基层干部在基层社会治理上存在“求稳怕乱”、“怕闹事”、“怕上访”思想,依靠强硬的“管控”、“管治”旧观念、旧思维求稳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没有树立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尊重人格的观念;一些地方政府只讲“维稳”,不讲“维权”,不善用法治、经济、民主、协商、新载体等新型手段、方法来解决新矛盾新问题,应对社会风险的创新能力不强。
(二)治理主体职能模糊。长期以来,受“万能政府”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乡镇、区街道基层政府充当了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主角,管理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存在社会治理“过度行政化”、“头重脚轻”现象。村委、居委成为在基层政府办事的延伸机构,与其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功能属性不符,基层政府越位、错位管治现象十分严重。同时,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存在弊端,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在县、市区,而具体行政性、事务性工作却由基层机构承担,事权和能力不匹配、权责不对称,村委、居委承担了过多不该干、干不了、也干不好的工作。
(三)治理管理方式落后。一些地方误以为治理就是收费、审批、处罚,治理的过度行政化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模式过于单一,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和低效,在社会冲突中基层政府置于矛盾的焦点。一些地方误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对上访群众无原则的妥协,鼓励了群众用“大闹”、“重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基层治理陷入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恶性循环,群众信访不信法,恶化了基层的秩序生态。加上信息化管理落后,基础信息采集不及时、不互通互享,社会管理“高本低效”现象普遍。
(四)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滞后。治理制度的缺失、滞后和不规范是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当前,我省“重管控轻制度”现象普遍,主要是在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基层治理绩效考核评估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落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城市地方政府习惯沿用“运动式”思维应付危机、冲突,习惯于表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修补,缺乏深层的制度变革动力,造成社区治理制度严重缺位。
完善我省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对策建议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今后一段时期,我省要把基层治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分类治理理念,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治理与建设并举,为全省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可靠保障。
(一)县(市、区)对基层治理负总责,分类治理问题型社区。胡春华书记强调指出,县级党委是抓基层治理的主体。为此,一要明确县(区)委对基层治理负总责。要转变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不是要将老百姓“管死”、“控住”,而是要从坚持社会正义、公平的角度尊重民意完善社会治理政策,逐步建立起地方党委负治理总责的制度化安排。二要转变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界定政府权力控制和社区自治之间的界限,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明确是服务型政府,把行业管理、社会生活事务管理等职能向具有资质条件的社会组织转移,实现从“运动员”到“裁判员”的转变。三要重点治理问题型社区。对实施了村改居的“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社区,探索将合法的集体建设用地征为国有,有偿出让给村股份公司、集体经济组织;对有干部因征地款、集体分红不均引发贪腐行为的社区,要依法严惩查处;对因物业管理不善、占用公共用地引发矛盾的城市社区,要引导建立物主委员会,加强社区的自治管理;对恶意上访、故意聚众闹事的社区,要依法严惩带头闹事头目,以维护城乡社区的和谐稳定。
(二)扶持发展社会组织,推进基层社会合作共治。要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推动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构建开放型现代社会组织生态系统。一要制订重点领域社会组织培育、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财政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意见,大力扶持发展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如居民社区业主委员会、志愿者组织、行业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二要积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社区治安、环境维护、养老助残等群众急需的社区服务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推进网络化治理。三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开辟网络参政、议政渠道,同时加强对网络参与主体教育和监督,建立网络监督队伍,减少公民接触不良信息的机会。
(三)建立自我管理调节机制,完善基层社会自治。社区是以社会互动为基础的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有机体。要完善党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落实居民、村民组织的自治权,把基层重大事务的决策、管理、监督等事项归还给基层,使群众能够真正参加与自己利益有着切身关系的自治活动。要加大政务、事务公开力度,将群众关心、利益相关的重大事项进行公开,激发群众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要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大力宣传基层自治的精神实质、目的以及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让基层群众在政策宣传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对自治制度的认知,逐步培养基层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基层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的积极性。
(四)加快法制建设,构建法治化的基层社会治理。一要加快社会领域立法进程。当前,要逐步完善劳动就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法律,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二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积极开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执法司法公开、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审判权运行机制、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改革试点,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三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核心是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重点是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基本经济、公共财政、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保障等制度,以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四要开展法治教育。在农村、社区、企业、学校设立“法律工作室”、“道德法律文化墙”,树立法律权威,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强化法律对社会治理的促进作用。
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 篇5
中国经济新常态，简单可理解为：这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其现实背景，即中国经济正从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同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旧常态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旧常态的高增长，是不平衡式的增长，是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的粗放式增长。所谓以投资为主导，实则是通过人为政策刺激而实现的增长，因而，在旧常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违背经济规律和资源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然促使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与之对应的新常态。
在旧常态日渐暴露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之时，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下降。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重大转变，增长速度下降至7%～8%之间，明显下了一个台阶。当时中国政策研究人士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经过两年来反复辨析，基本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经济增速回落，不仅是国内外短期因素冲击所致，而且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因此，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增速不可能也不应当再回到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二是，虽然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不能支撑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潜在增长率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发达国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不得不说的是，2012年11月，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掌舵中国经济发展“巨轮”后，就敏锐注意到中国经济这一重大变化和可能潜在的深刻影响。经过一年的研究观察和听取多方意见，2013年年末，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第一次统一决策认识：中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2014年年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在对“三期叠加”进一步分析中，强调“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随后，在北京APEC峰会上，他概括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三大特点。在年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九个趋势性变化。“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按照最高决策者的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那么什么是经济新常态，它的特征是什么呢？通过学习，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高速。从发展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绵延不绝，导致发展能量巨大而持久。“比如，当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崛起时，退出的制造业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西部地区，推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二是优结构。结构层面，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出口则是负2.9%。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将逐渐拉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GDP增速。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
三是新动力：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
读懂经济新常态 篇6
在很长时期内，西方作为全球消费者经济的主体，通过进口极大地促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如今西方的形势却非常不妙。由于在西方之外的新兴市场依然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速，这将推高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同时金融市场依然惊魂未定，前景依然不明朗，融资渠道依然不顺畅。上述所有这一切就是新常态经济的特征：较慢的经济增长，市场前景模糊，融资渠道不畅。这和以前的世界截然不同。从上世纪80年代直到2007年，全球流动性过剩，找钱和信贷都很容易，债务高速累积。如今银行都很谨慎了，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的资产负债率有很高的要求，这都显著推高了融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消费者经济很难恢复到2007年之前的状态了，像中国这样倚重出口的国家可以放弃对它们的指望了。
除了金融市场的根本变化，高昂的能源价格对全球经济也极为不利。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直到2000年，石油价格都非常低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得以生产出大量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营造出了一个低通胀的消费环境，极大地提高了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准。然而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成熟，情形开始起了变化。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已经能够对全球施加通胀影响，比如金融海啸前几年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牛市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热火朝天的建筑业，中国也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国际能源价格，而且近些年中国的人工成本也在不断攀升，这意味着价廉物美的世界工厂时代的终结，西方消费者被亚洲低廉劳动补贴的日子将一去不返了。
有很多人指望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能够再次跌下来，消费者大享实惠的好日子可以昔日重来，然而从今往后情况只会越来越朝反方向发展。眼下亚太地区GDP最大的10个国家已经占到了全球GDP的将近30%，超过了美国或者欧盟的占比。在本世纪的头50年，亚洲对全球GDP的占比可能要上升到50%。随着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生活水平不断向西方靠拢，并且人口不断增长，这将不断推高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价廉物美的好日子注定一去不返了。
除了上述挑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和央行巩固市场和消费者信心的能力遭到了严重地侵蚀。在金融海啸之前，政府和央行能够游刃有余地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金融安全之间踩好平衡木，投资者和消费者都信心满满。但是金融海啸摧毁了这个黄金增长期的三个基础——充沛的货币流动性、价廉物美的商品价格和坚固的信心。欧美国家靠消费驱动的高增长之路似乎走到了尽头，全球过剩的产能只有寄望于新兴市场的消费者来买单，也就是说哪个国家的产品在新兴市场卖得越好，哪个国家就越可能在这种新常态下脱颖而出。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西欧，表现最好的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德国和瑞典，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的大企业都注视着中国消费者的钱袋子。
以前对于全球企业来讲往往是“得美国者得天下”，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企业不惜代价削尖脑袋也要征服美国的原因，如今俨然变成了“得中国者得天下”。好莱坞超级大片《变形金刚4》的中国票房远超美国本土，这绝对是一个风向标似的事件。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市场的中心。
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发展新策略探析 篇7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长,产业升级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步入21世纪,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驱动力也由以往的投资驱动变为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实现了优化。同时,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也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在新常态下,为了实现新一轮经济的增长,需要探索经济发展新策略,以保证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健康发展。
一、经济新常态概念解读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中首次用“新常态”来描述我国现实经济状况,强调:“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更大的机遇,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一机遇,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入手,适应新常态”。
事实上,对经济新常态的解读,国内外有着不同的观点,欧美等发达国家认为新常态指的是金融危机后世界整体经济特征,这主要包括了经济的低速增长、投资回报时间长、失业率高等特征,因此西方对经济新常态的解读是消极的,提倡分配公平以及对高收入群体增税。而我国对新常态的解读着重新常态下经济体制的改革,明确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新的发展机遇,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脚步,进而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将呈现高速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由以往不均衡、不可持续与不协调到当前均衡又可持续、高效,以及协调的方向转变。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因为过于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对经济发展的质量重视不够,所以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应注重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稳步进行。深层次解读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与西方“低增长、高失业与高债务”不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体现为: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经济增长模式从以往粗放的工业生产转变为注重质量与效益的双重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也从中低端水平逐渐变成高端水平。
然而,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并不都是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比如债务风险、创新驱动风险、产能过剩风险等,这些都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新常态下,要探索新的发展策略,以使我国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二、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创新策略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要积极进行改革,着重从提高发展质量、加快发展效率,以及实现产业升级三个方面来应对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挑战。
1. 提高发展质量。
在新常态下,要想实现GDP的快速增长,就要探索在消耗同等资源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益的方法,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依赖当前先进生产力,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此外,为了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还要不断扩大消费,我国拥有大量的人口,拥有很大的消费潜力,因此在未来的经济战略规划中,要将视角锁定在促进内需上,并对个人收入进行合理分配,让民众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2. 加快发展效率。
在经济新常态下,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发展效率的提升就应从提高创新水平方面着手,在现代化商品生产过程中,可以应用最新的创新与科技手段,充分挖掘资源的内在价值,最大程度的推动经济的增长。在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虽然在科技创新方面提出了诸多政策,但是目前先进科技成果与资源依旧不能得到完全利用,使得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率并不高。所以,在经济新常态下,一定要继续完善创新策略。
此外,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政策改革与完善的同时,还应强调政府职能与管理方式的创新,只有灵活的职能供给与管理,才能让创新制度充满活力,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跟上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脚步。
3. 实现产业升级。
产业结构不完善与结构体系落后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虽然一直致力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改造,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因产业结构失衡出现的问题屡屡出现,比如我国工业产业虽然庞大但是整体生产力不强、农业基础薄弱、农民经济收入增长不快等,这些问题都是影响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一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通过不断的实施科技创新来保证我国社会再生产工作的进行,利用科技创新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技术创新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动力。具体实施上,应鼓励现代企业掌握核心的技术手段,发挥自主创新的生产模式,结合国家的最新政策以及地区产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经济发展新策略。此外,还可以用经济与法律的手段来实现企业投资的宏观调控,引导企业投资朝着推动企业经济发展的方向前进。对于外来投资,依旧要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外商的投资力度,也可以通过选择性的引进外资项目来吸引外商投资,以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步伐。
三、结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逐渐步入经济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迎来结构优化,创新驱动等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产能过剩、金融债务风险等挑战。因此,面对经济新常态这一客观形势,在经济发展中,一定要调整心态,可以提高发展质量、加快发展效率,以及实现产业升级三方面来实现我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进一步完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刘伟.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发展新策略[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02):5~13+2.
[2]田凤.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发展新策略[J].商场现代化,2016,(10):243~244.
经济社会新常态 篇8
目前,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的阶段, 在此影响下, 我国经济进入了一种不同于过去30 多年传统的丰富换挡、结构调整动力变化和政策转型的新的常态。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 为了能够支持实体经济, 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竞争性金融体系, 而2014 年如火如荼发展的互联网金融正好切合了新常态的需求。从根本上讲, 互联网金融是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支付、社交网络以及搜索引擎等互联网工具借以实现资金融通功能的一种新型金融服务模式, 其业态包括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P2P网络借贷、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以创新的服务形式、丰富的业务形态、多样化的参与主体, 形成了蓬勃发展的生态体系。互联网金融对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成为普惠金融下的原动力, 弥补了传统金融体系尤其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领域的短板, 有利于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通过财富效应的牵引力, 调动了普通居民参与金融业务、消费金融产品的积极性, 提高了居民收入;加速了利率市场化及金融脱媒的进程, 提高了金融资源可获得性, 倒逼传统金融业加快创新的步伐。正是如此, 互联网金融才会受追捧并兴起。2013 年是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的一年, 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 而到2014 年其发展速度更为迅猛, 规模已经突破10 万亿, P2P网贷平台更是达到了1500 家, 累计成交额约为2013 年的3 倍服务的企业超过200 万家。如今, 随着创新产品、创新平台、创新模式的增多, 互联网金融已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引擎。但是, 随着“新常态”趋势的深入, 中国的消费、投资、产业组织等形态变化也越来越大, 而且经济新常态催生了金融新常态, 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等外部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 这些变化给互联网金融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加之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本身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那么, 未来中国互联网金融的野蛮高速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 互联网金融的新常态化将呈现怎样的面貌, 都值得深思。
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的新常态化
(一) 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进行互动是互联网金融新常态化的重要表现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消费、投资、产业组织等形态发生深刻变化。消费形态由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变, 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不断涌现, 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而互联网金融平等、自由、开放的属性使得个性化定制成为可能, 其具有的社交粘性又能广泛联系到各种各样的客户, 这样就可以把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和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的生产结合起来, 尤其能为新兴的小微企业提供不受地域、规模等各种条件限制的融资平台, 很大程度上疏通了富余资金向小微企业自由流动的渠道,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从一个新的维度推进了资本要素的市场化, 成为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助推剂。但是, 随着经济“新常态”的不断深入, 互联网金融领域同样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存在着专业化与多元化、个性化与综合化等几对矛盾, 未来需要认真对待并加以解决。
(二) 与传统金融的关系由“冲击”转为“竞合”是互联网金融新常态的另一表现
在利率双轨制和高货币化的背景下, 管制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存在套利空间, 从而推动货币市场基金发展迅速。从2013年6 月到2014 年上半年,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基金销售兴起, 引领了互联网金融创新浪潮, 分流了国内银行业的存款, 压缩了其利差空间, 致使传统银行业在储蓄存款、利润来源、客户资源以及传统经营模式等方面均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不过, 随着近期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不断上调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 利率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 这样, 一方面可以消除利率管制导致的套利空间, 从而有利于金融市场向完全竞争转变并构建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进而避免互联网金融预期收益率畸高及恶性竞争现象;另一方面, 为了避免客户黏性的下降和互联网金融的蚕食, 商业银行对待利率市场化的态度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放弃存贷息差, 创造各种银行理财产品以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和挑战。另外, 互联网金融的“鲶鱼效应”迫使传统银行业积极创新金融服务方式, 逐步实现金融的互联网化, 比如, 多家商业银行正在利用自身在金融数据积累方面的优势积极部署自己的电商平台, 筹建直销银行, 甚至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或直接进军互联网金融, 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在线服务 (平安银行“陆金所”、招商银行“小企业e家”等) 。可以看出, 互联网金融促使传统银行业在社交金融、电商金融等方面作了尝试。所以说, 在新常态下, 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竞合”将成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关系的主流。
(三) 创新激发的活力显著增强与监管力度不断加大愈发同步是互联网金融新常态的第三个表现
在经济新常态下, 人口红利与政府投资等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减弱, 而创新是盘活整个经济并保持增长最有效的手段, 发展动力必须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在创新的所有形态中, 互联网金融在产品、平台、模式上的创新激增, 不单单改变了金融行业本身, 更重要的是辐射到中小企业等其他领域。其创新是最具效用的, 互联网金融已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另一方面, 创新变革释放的市场活力, 也将是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环境中, 中小企业是创新最具活力的经济体, 但“融资难、融资贵”的两难问题却困扰着中小企业的创新与发展, 这就推动互联网金融必须不断根据中小企业客户创新所产生的融资需求进行产品、平台以及运行模式的创新。但是, 相对于传统银行有形、封闭、相对循环、接近完美的风险控制, 互联网金融创新风险大、管理弱的问题较为突出, 所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 相应的监管措施也应随之完善。之前的互联网金融创新缺乏规范化, 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与监管和制度并不同步, 致使野蛮生长的互联网金融问题凸显。据调查, 由于缺少必要的监管和法规约束, P2P贷款公司接连发生恶性事件, 2014 年就有275 家P2P平台出现提现困难或倒闭。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并催生金融新常态的背景下, 金融管理部门对互联网金融的认知逐步完善, 政府包容的“观察期”即将结束, 指导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法律法规即将出台, 以保障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总之,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 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其自身的新常态就是在规则化、监管化日臻完善的同时不断在创新中迭代升级, 即在新常态下互联网金融将从野蛮、迅猛生长阶段逐步过渡到理性、适度增长阶段。
三、互联网金融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政策建议
(一) 妥善协调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中出现的专业化与多元化、个性化与综合化等几对矛盾
首先, 互联网金融从“野蛮生长”逐步理性、完善, 所要求的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同时, 互联网金融的创业主体、服务领域、产品模式、技术支持以及风险来源却越来越多元、复合化。只有不断提高以上5 个多元化背景下的专业化程度,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能力才能经受考验。其次, 要使人们对互联网金融的个性化需求与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的综合化服务融为一体, 从个性化的需求发现节点出发, 通过大数据采集用户在各种平台留下的信息和交易痕迹, 挖掘客户的各种隐性需求, 并以此为中心来重新设计、组织服务板块, 这样才能快速、真正提供综合化的服务。
(二) 加强与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的合作, 提升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合作共赢融合力
新常态下,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必将进入O2O式的融合发展模式。一方面, 商业银行应更加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尝试移动金融、电商金融、社交金融等新业务, 甚至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应主动进军互联网金融、与互联网企业合作, 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在线服务。这样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会不断地由线下向线上拓展。另一方面, 互联网金融将不断地线下化。以电商金融化为例, 其初级阶段是电商平台的第三方支付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商业银行的支付和信用功能, 此时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很大程度上属于竞争关系。而在新常态下, 电商会积极与商业银行展开合作, 虽然2007 年阿里与工行、建行开展的小额信贷合作没有成功, 但电商与银行的合作仍在不断探索。比如, 以苏宁云商为代表的金融平台已经获得民营银行牌照, 可以完全控制信息流和资金流, 这是当前比较成功的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相互融合的模式。
(三) 动态创新和完善相应的监管措施, 在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
理性看待经济新常态 篇9
关键词：GDP增速,GDP增量,经济结构
一、引言
2014 年5 月, 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用新常态描述我国当前的经济新周期, 指出要增强信心, 适用新常态;同年12 月, 新常态正式出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中。1978 年以来, 中国连续30 多年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 在全球206 个国家和地区居于第二位, 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创造了世界史上经济长时间高速增长的奇迹。经济新常态下, 我国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 2010~2014 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已经连续5 年20 个季度下滑, 这在过去的20 多年来十分罕见 (仅1992~1996 年发生过) 。2012 年以后, 我国GDP增长率一直低于8%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下探, GDP增速出现阶段性低点, 不免会引发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失速的担忧, 引发民众对经济发展情况的悲观情绪。
二、经济现状分析
(一) 增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要理性看待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不要一味认为这是“坏事”, 一直保持冲刺式的速度既不科学, 也不现实。应该看到, 这种下行趋势既是客观形势使然, 更是主动战略选择的结果。“新常态”最基本的特征, 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相较以前下了一个大台阶, 超高速增长时期已告一段落, 真正进入经济换挡期。从国际经验看, 一国经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 势必要有一个经济减速或调整过程。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后, 多数国家增速从第三个10 年开始明显下降, 到第四个10 年, 大多数进入4%以下的增长时期。这是由资源和劳动力等经济增长要素优势不断被消耗后, 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所决定的。2006 年以来各年份我国GDP及全球GDP (以2005 年为不变价格美元计算) 的增长速度如表1 所示。 (表1) 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令人满意的。由表1不难看出, 从2006 年到2011 年, 我国GDP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9%以上, 而全球的GDP增速低于4.1%;2006 年、2007 年和2010 年GDP增速超过10%, 其中2007 年实现了2000 年以来的14.2%的最高增长速度。在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 我国GDP依然能够保持在9%以上的增长速度。2009 年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 但并未影响我国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领先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 2007 年以后, 我国的GDP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 (2010 年增长) , 2012 年后, 我国GDP增速虽然“破8”, 但仍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2014 年7.3%的经济增速虽然创下中国24 年来新低, 但在全球大型经济体中, 7.3%的增速依然名列前茅。
(二) 经济增量巨大。新常态下, 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 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30 多年的高速增长, 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2013 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 年全年的经济总量。2012 年、2013 年、2014 年3 年GDP增长率虽然低于8%, 为近15 年来最低增速。但这3 年经济增长额分别为49, 999.5 亿元、53, 895.8 亿元和47, 891.2 亿元, 实际增量仅比2010 年和2011 年略低, 比其他年份的增量要高;其中, 2003年、2004 年、2005 年、2006 年这几年都是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但增量却远低于2012~2014 年。1994 年我国GDP总量为48, 459.6 亿元, 在新常态下每一年的经济“增量”都超过了1994 年的“总量”。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经济总量基数不断变大, 在此基础上, 继续提高增长率会很困难, 尽管目前增长率看起来并不高, 但是现在的1 个点和过去的1 个点所需要的资源和技术都远不在一个量级上。举例来说, 如果过去经济总量是100 元, 增长10%就是10 元, 现在经济总量是1, 000元, 增长7.4%就是74 元, 两者绝不是一个等级。换言之, 即使是很低的经济增长率, 也会带来很大的经济增量。另外, 以2000 年为基期, 得到2013 年不变价格的GDP是2000 年的3倍多。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经济增量增加了两倍多。
过去36 年,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经济总量跃居第二位, 从低收入经济体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综合国力明显增强,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2014 年我国GDP总量为99, 255.4 亿美元, 仅次于美国, 排名世界第二位。GDP总量大于排名第三位的日本和排名第四位的德国的总量之和。大约是老牌资本主义劲旅英国和法国之和的1.9 倍。2014 年我国GDP的增量为47, 891.2 亿元人民币, 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是最高的, GDP增量仍可“敌国”。世界GDP排名18 位的荷兰的GDP为7, 864.4 亿美元, 排名19 位沙特阿拉伯的GDP为6, 974.62 亿美元。根据2014 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平均汇率, 1 美元折算6.1428 元人民币, 荷兰、沙特2014 年GDP折算成人民币分别为48, 309.4 亿元和42, 843.7 亿元。也就是说, 这一年的经济“增量”几乎可以赶上荷兰经济的总量、超过沙特阿拉伯的总量, 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发达经济体。
(三) 结构优化升级。新常态下, 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发展前景更趋稳定。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的组成成分及这些成分的构成方式, 是国民经济各个要素在特定的关联方式和比例关系下所结成的有机整体。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实现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 由投资出口拉动向三大需求协调拉动转变。
国家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 发达国家平均是在70%, 美国的第三产业发达,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于75%, 美国的第一产业只占GDP的1%, 而第二产业 (制造业加上建筑等行业) 也就20%微微出点儿头。日本也差不多, 第一产业1%, 第二产业不到30%, 第三产业也70%多。全世界第三产业平均比例在60%, 中国只有48%。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一二产业比重过高, 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但是, 也应该看到积极的一面,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明显。一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一产业的比重由2010 年的9.6%降到2014 年的9.2%, 第二产业从46.2%下降到42.6%;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加, 2010 年到2014 年累计增加了4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的企业数量和从业人员也均有明显提升。 (表2)
2014 年, 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为51.2%, 比上年提高3 个百分点, 超过资本形成的贡献率。表3 是2011~2014 年“三驾马车” (最终消费、投资形成、净出口) 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全年消费贡献率消费增量占到GDP增量的比重延续了“十二五”期间一直高于投资贡献率的载体, 2010 年与2013 年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低于资本形成贡献率的原因是投资的刺激政策。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 它实实在在的成为第一引擎。 (表3)
三、小结
积极应对经济新常态 篇10
新常态的提出, 基于对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分析判断, 基于对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和质量效益提高的深刻关注。新常态, 不仅是增长速度的调整, 更是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结构的优化、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适应新常态, 要有新理念。在新常态下, 经济增长由高速进入中高速是最基本的特征。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既是客观规律, 也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既要走出高速纠结, 又要适应和保持住合理的增速。黄石作为后发地区, 第一位的任务仍然是发展, 立足于稳、好、快, 做到稳中求进、好字当头、能快则快。但是, 我们的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 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适应新常态, 要有新思维。一方面, 要遵循发展规律, 即遵循经济规律, 实现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 实现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 实现包容发展。另一方面, 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 凡是从坏处准备, 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做到有备无患、 遇事不慌, 牢牢把握主动权。底线思维要求“有所守”, 守住经济发展底线和土地红线、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等资源环境底线;还要求“有所为”, 即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 立足当前谋求长远, 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此外, 应有战略眼光。在新常态下, 我们要在全省、全国的大局中来定位, 在全球的大势中来考量, 围绕优势做文章、发挥优势谋发展、依据优势创特色, 切实把具备的优势转变为产业的优势、竞争的优势、发展的优势。适应新常态, 要有新方法。即努力做到“八个更加”: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 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 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 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 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 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 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 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这是判断我们认识是否到位的基本标准, 也是我们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基础。
二、充分认识发展新优势
从国家层面看, 2014年国家将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同年9月,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和 《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 今年4月又出台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黄石位于国家“十”字型一级发展轴线, 处于长江经济带的中心区域, 在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梯度辐射长江上游的重要作用。同时, 黄石还是湖北长江经济带的优先开发地段, 在湖北对外开放格局中可以发挥对接“长三角”前沿阵地的战略作用。从省级层面看, 省委省政府多次要求相关部门对黄石的区域功能定位进行研究, 这充分表明了省委省政府对黄石发展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另外, 武汉正在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 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需要一个周边的区域中心城市进行“拱卫”, 在鄂东四市中黄石能作为“二传手”发挥辐射引领作用, 同时也为黄石承接来自武汉的产业转移、资源要素扩散提供了难得机遇。从自身层面看, 黄石有3000多年工业文明积淀的创造能量, 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电子信息、 现代服务业等4个千亿元产业支撑, 有一大批在全国叫得响的企业、技术和品牌, 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科教资源。同时, 还有国家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试点城市、全国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试点城市、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首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黑色金属材料出口基地等40个国家级“金字招牌”, 这些牌子就是政策、就是项目、就是资金。
三、推进工业转型新发展
作为老工业城市的黄石, 工业始终是安身立命之本。全面对接中国制造2025, 按照“生态立市、产业强市”发展战略要求, 大力推进工业转型升级。首先, 找准发展定位。着力打造“五个基地”, 即:中部地区先进制造基地、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国家特钢和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国家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国家生命健康及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其次, 明确发展重点。超常规发展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 做优做强有色金属、黑色金属、新型建材等传统产业;培育壮大装备制造、智能模具、生物医药、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优势产业;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以产业背景为依托, 政府支持为前提, 企业需求为根本, 选择那些市场基础好、增长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生产性服务领域, 重点培育, 从而建立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的产业群来推动。第三, 强化措施保障。要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工作推进机制, 有效协调、 推进、落实行动计划的相关工作;要坚持规划引领, 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规划布局, 制定全市区域功能区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要通过奖励、补助和贴息等财政扶持方式, 银企合作、政银合作、发行债券等金融支持方式以及企业上市等方式, 畅通资金流;要加强园区建设, 按照“九通一平”要求, 加大工业园区建设投入力度, 进一步提升工业园区功能配套和项目承载能力;要优化发展环境, 按市场化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简政放权, 制定政府权力清单、政府部门责任清单、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 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 打造更加宽松的市场准入环境。
四、努力实现民生新改善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当前, 要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百姓。着眼民生之基,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推进各县 (市) 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提升素质教育;合理优化配置, 实现资源共享;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 支持高校转型发展;完善和落实教育资助政策。着眼民生之本,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完善和落实创业就业扶持政策, 深入实施科技孵化创业、大学生引领创业和农民工回归创业工程, 切实抓好各级各类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园 (街) 建设。着眼民生之依, 织牢织密社会保障网。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工作思路, 继续加大民生投入, 着力解决好群众的后顾之忧。要全面清理排查, 扎实推进参保扩面工作;要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要推进居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 提高养老覆盖面和保障水平。着眼民生之需, 加快安居工程建设。李克强总理强调, 政府有保障群众基本居住条件的责任。深入推进全国共有产权住房试点工作, 完善住房供应体系, 满足各类群体的住房需求。着眼民生之乐, 大力发展文体事业。要扶持壮大基层文艺团体, 加强队伍建设;要完善社区文体设施, 加强阵地建设;要广泛开展文化活动, 大力营造文化氛围;要实施惠民工程, 促进文体事业健康发展。着眼民生之盼, 打造生态宜居黄石。当前, 经济建设步入“后工业化”时代, 如何实现生态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要建立企业环境管理制度, 推进生态工业发展;要培育绿色市场, 促进生态服务业发展;要大力开展环境保护行动, 努力改善居住环境;要培育生态文化, 倡导勤俭节约的低碳生活。对于民生改善, 不能只是个案式地解决眼前或者局部问题, 还必须对民生幸福工程“六大体系”进行系统化研究、制度化安排、规范化建设, 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物质文化需求, 让群众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摘要：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河南时首次使用“新常态”这一概念, 随后又在多个场合谈到“新常态”, “新常态”已经成为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概念。黄石作为后发地区, 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如何认识自身新优势、如何推进转型新发展、如何实现民生新改善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篇11
应该说，“新常态”这种提法并非新词。近几年，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国内的很多经济学者都试图从理论和参与决策的层面论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和表现。但对于新常态究竟是中国经济危机后的各种不稳定表现，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常态的周期，学者之间的分歧很大。而习近平这次站在决策者的角度，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并从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则属首次，其势必对中国未来的宏观政策选择具有方向性的影响。
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宏观政策未来的选择，绝非“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之举。事实上，自2010年中国GDP规模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自2010年至2012年经济增速连续11个季度下滑，2012年至2013年，GDP年增速连续两年低于8%。对于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理论和政策层面对此分歧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2010年以来经济下滑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旦这些因素消除，中国经济会恢复快速增长；而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近几年增速下滑的原因是趋势性的，是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旧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必然的。很显然，两种观点不仅仅是理论的分野，更重要的，其蕴含的宏观政策的导向完全不同：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外部因素所致，则意味着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低于潜在增长率，刺激政策可以大有所为；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内在因素所致，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宏观政策对此应该保持必要的克制和包容。
事实上，新一届管理层对中国经济的减速和先前模式的不可持续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去年换届之后，习李二人在很多场合都为盲目追求GDP增长的行为和理念降温，多次表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新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追求远在速度本身之上，中国不会追求有后遗症的速度等等。这种将对速度的简单追求保持强烈克制的执政思维在2013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尽管全年稳增长压力很大，但外界概括的“李克强经济学”的精髓之一——不刺激的政策方向贯穿全年，这在换届的第一年，的确让外界看到了管理层推动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型的决心与魄力。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习近平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法与外界所概括的“克强经济学”在理念和内在逻辑上几乎是一致的。按照我的理解，“新常态”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增速正式告别8%的快速增长，潜在增长率在2020年前后回落至7.5%左右；二是宏观政策告别常态的调控和刺激，如果经济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区间，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悄然转换，政府投资让位于民间投资，出口让位于国内消费，创新驱动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成败的胜负手；四是在推动新型工业化使命的同时，强力扶持服务业，经济结构避重就轻；五是告别货币推动型增长模式，控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杠杆优于经济增长本身。
如果上述“新常态”的理念在政策层面得到贯彻，几乎意味着：面对当前经济下滑的压力，管理层绝不会轻易启动以前动辄救市的模式，容忍甚至听任经济下行可能引发的一些风险，比如企业债务和房地产泡沫。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消化以前刺激政策遗留的产能过剩、债务杠杆以及房地产泡沫的确极为痛苦，但这是倒逼中国走上真正的改革正道，推动经济转型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是个套餐，要选择改革，就必须真诚面对过程中的痛苦和必须的代价，罗曼蒂克式的、田园牧歌式的改革从来只存在于作家的想象中，就现实而论，改革和转型的过程是极为痛苦的。
旅游品牌与经济新常态 篇12
新常态下, 传统投资为主和产能积累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前3季度, 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6.7%, 创历史新高。伴随着消费规模的快速扩张, 形成走向服务业大国的市场潜力与市场空间, 推动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作为服务业的重中之重, 中国旅游业产值亦突飞猛进。按经济学常识, 如果产业产值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8%, 即可称为支柱产业———当前旅游收入已占GDP的5%, 可谓准支柱产业。据世界旅游组织的预测, 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旅游接待大国和第四旅游输出大国, 届时中国的旅游收入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 旅游业将称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这意味着, 中国旅游业大有潜力, 而且处于上升势态。但是, 中国旅游产业也有自身的瑕疵硬伤, 最主要的是缺乏足够叫得响的旅游品牌。因而, 经济新常态下, 为中国旅游业制定长远发展战略, 提升服务水平和打造世界级知名品牌, 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中国旅游业亦当抓住契机, 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节奏, 让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
中国旅游业最大的问题是大而不强, 竞争失序, 缺乏品牌意识。具体有下列问题:一是旅游资源过度开发, 缺乏特色, 旅游纪念品雷同化;二是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难以根据国人旅游诉求提供差别化服务;三是旅游战略缺失, 品牌意识不强;四是存在跟风而上的短期短视现象, 如扎堆申遗、争抢历史名人、制造虚假景点等等。可以说, 各地对旅游产业不是不重视, 而是重视过度将之视为政绩工程或财政收入催化剂了, 这不符合旅游业的发展规律, 也不可能做强中国旅游业, 更无法提升中国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
从专家到学者到旅游“主产地”, 近年来都加大了旅游产业的战略研究, 也设计了一些适合当地的产业规划路径。但在新常态逻辑下, 调结构和强改革是宏观经济的主旋律。作为未来的支柱产业之一, 旅游业也需要更高层次的战略规划, 当前最迫切的是需要一个科学的量化评价标准, 使中国旅游产业各项指标有标准可循, 弥补短板要素, 提升中国旅游产业的外延和内涵, 培育越来越多在国际社会叫得响的旅游品牌。
好消息来了。国家标准委发布了旅游业的品牌价值评价标准 (GB/T 31284-2014) , 涉及到旅游业品牌价值的各项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对普通人而言, 或许不会太过关注, 但是对地方政府尤其是旅游业者, 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有标准, 才能指导旅游业者创建知名品牌, 按照标准补漏堵缺和增量提质, 科学评估旅游品牌建设情况和成果, 最终通过提升旅游品牌定位, 提升旅游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