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与经济新常态

法治建设与经济新常态（精选6篇）

法治建设与经济新常态 篇1

新常态下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全面法制化提高到新的高度, 烟草行业要想实现自身的科学、可持续化发展就是将法治化建设落到实处。

一、加强烟草法治建设的原因

(一)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市场主体要在市场经济中维护自身权益, 实现自身发展, 就必须依照市场规律依法规范自身行为。市场经济是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运行的, 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建立时间并不长, 发展过程中也走了许多弯路, 但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完善, 也日渐规范。国内的各行各业, 也包括烟草企业在内, 与外国企业在法律上的地位一致。市场机制由于具有自发性的缺陷, 企业一旦进入市场经济环境就会肆意竞争, 产生恶意竞争。面临这一问题就必须完善法律法规, 对企业的行为规范进行约束, 在西方国家, 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公司决策难以推行。因此, 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序良好竞争的前提条件是有健全法律制度的保障。就我国目前烟草企业的发展, 随着对于禁烟呼声的高涨, 烟草企业的发展造成很大影响, 想要在同等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 对于烟草企业而言, 就是要懂法、用法。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化必然要求所在其中的行业进行法制化, 烟草企业也不能排除在外, 烟草企业要完善法制化建设, 就是要在企业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 并且熟知法律对于烟草行业的规定, 根据这些法律依据确保烟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因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内在要求促进烟草行业加强自身的法治化建设。

(二) 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烟草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 世界贸易组织对烟草有着严格要求, 并且随着世界控烟形势的愈演愈烈。烟草企业要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就必须加大对企业法治化建设的投入力度。由于烟草行业的特殊性, 对于烟草的供应及生产都是由国家控制把关, 并且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思想根深蒂固。长期以来, 对于烟草行业的法律规定不完善, 甚至漏洞百出, 烟草企业员工的法律意识淡薄。及时出现法律纠纷的案件, 能够运用的法律武器有限近乎于没有, 很多纠纷只能以不了了之结尾。在新常态下, 烟草行业实行改革已是必然趋势, 在改革过程中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烟草企业容易陷入法律纠纷中, 给烟草企业的顺利改革带来困难。在新常态下, 加强烟草行业法治化建设是实现烟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新常态下进行烟草法治建设的对策

(一) 依法行政, 确保法治专卖

新常态下, 烟草企业要依法执政对烟草行业的执法力度进行改善和加强。保证行政执法落到实处, 为确保这一目标必须做到三个禁止:禁止委托执法的违法行为出现;禁止非专业执法主体参与到执法活动中;禁止自行对外执行相关执法权。对执法人员要进行严格的培训、考核, 通过考核的执法人员才能够参与到执法活动中去。确保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的合法权益, 同时, 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 对于执法过程中出现的不当执法制定明确的惩罚措施, 保证执法过程合法合理, 做到有理有据有节。

(二) 加强行政人员的反腐倡廉建设

就是从制度上将行政人员的工作作风进行规范, 由于我国烟草是有国家进行控制专卖, 因此压迫积极开展各种警示教育, 引起专卖人员思想上的重视, 组建专门的烟草专卖监督组, 不定期的明察暗访, 查处行政人员利用职务权利进行以权谋私、不严格根据法律制度制定执法的违法违纪现象, 并对发现违规行为, 进行严厉惩处, 绝不松懈, 构建专卖人员的心理防线, 时时做到廉洁专卖。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规范监督人员的工作作风, 严防监督人员与专卖人员沆瀣一气, 在行使权利时, 在金钱利益的不良诱惑下, 失去监督制度的原本意图。

(三) 清理企业法人治理机构

烟草企业是国家独资企业, 因此, 烟草企业最大也是唯一的股东就是国家。在新常态下, 对烟草企业的法人进行治理时, 必须抓紧时机, 加强对烟草企业改革的政策制度建设, 对当前的法人治理机构进行大胆改革, 理清楚法人组织中的关系, 并且创新性的改革企业组织结构。由于是国家独资企业, 烟草行业竞争意识淡漠, 对于企业亏盈的概念不强, 因此, 将竞争机制引入烟草行业, 从国家层面对烟草行业进行改革, 增加烟草行业的竞争力。除此之外, 烟草行业是对人体健康有损的特殊行业, 在新常态下, 烟草行业除了注重自身竞争发展, 还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 促进烟草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四) 依法进行企业管理

烟草行业的管理一定要做到有根有据, 企业的建设一定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规章制度进行。严格认真依照法律法规, 整个企业管理就会流于形式。在企业建设过程中, 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 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 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形成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将法治落实到点上。规范企业的劳动关系, 制定完善的劳动合同, 依法维护企业员工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劳动合同的基础上, 构建完善的员工生活保障制度。形成互惠互利的和谐劳动关系。

烟草企业的兴衰存亡在新常态下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将烟草行业的法治化建设纳入到整个行业建设中来, 烟草行业的法治化建设既是烟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 也是烟草行业自身规范化发展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邢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加强法治烟草建设[J].东方烟草报, 2011 (04) .

法治建设与经济新常态 篇2

应更加重视和加强企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

—从曲靖市企业职工技能素质现状看目前企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加强改进的对策建议

岳光荣

一、经济新常态下，重视和加强企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必然要求。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方式将从过去的传统粗放转为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经济增长动力将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并将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和科技自主创新必将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企业发展成败的“胜负手”。

在当前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新常态下，自主创新的关键在于企业，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加快培育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主体，不断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能力。

企业拥有的技术基础是企业自主创新活动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它包括企业技术人员数量和质量、专利数量和水平、企业技术设备的性能等方面的资源。可见人员素质与人才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高低的重要评价指标，特别是企业所拥有人员的技术素质更是企业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

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职工队伍素质是企业发展的强大基础，企业有了高素质的人才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就能赢得发展的话语权，可以说人才是创新的关键，职工是创新的主人。而企业技术工人是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实现技术成果转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生力军，中石化江苏油田分公司高级技师田明和国家电网山东省电力检修公司送电线路技师王进，分别凭借“试油测试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和“±660kV直流架空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和工器具创新及应用”这两项创新成果，在2014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转型升更需要更多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担当风险，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素质精良的技术工人队伍。

二、当前企业职工技能素质的现状和企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需要在我们经济新常态下必须更加重视和加强企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

根据2013年，曲靖市总工会对曲靖市市域内8家国有及其控股企业、2家集体企业、30家非公企业开展的《企业职工技能素质状况调查》显示，作为全省工业大市、工业强市的曲靖来说，曲靖市的企业职工技能素质现状却极不乐观，与全省工业大市、工业强市的地位极不相配，企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

一是技术工人总量偏少。在被调查的40家企业的13056名普通职工中，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职工只有4340人，占这40家企业职工总数的28%，比全省平均水平低7.83个百分点，极个别企业甚至连一名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技工都没有。

二是技术工人文化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的9089人，占69.6%，高中、技校等文化的2018人，占15.5%，大专文化的1179人，占9.0%，本科及以上文化的770人，占5.9%。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例过低。而企业所拥有的大专以上（包含大专）员工的数量及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例却是决定企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高低的关键因素。

三是技工结构欠佳，无技术等级和初级工比例较高，高技能人才总数偏少，企业内部老年技工占比高，而中青年技工人数占比不够，不能满足企业实际生产需求。在被调查的40家企业中的2612名现有技术工人队伍里，初级工889人，占34.04%，中级工765人，占29.29%，高级工576人，占22.05%，技师246人，占9.42%，高级技师136人，占5.21%，技术带头人更是微乎其微。企业管理人员中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比生产一线职工中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高15个百分点。非公企业的技术工人更是明显少于国有及其国有控股企业，在被调查的8家国有及其控股企业职工中，技术工人的比例和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职工比例分别比非公企业高7.2个百分点和36.7个百分点。

四是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主要集聚在汽车驾驶员、汽车修理工、维修电工、钳工、车工、焊工、计算机操作员、中式烹调师、服装设计定制工等30-40个传统型职业工种内，而与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中所需掌握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技术要求的工种较少，战略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缺口较大，城市“新时尚”职业的技能人才更少。

五是企业技能人才地位不高、待遇偏低。一些企业认为只有专业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才是人才，对“技术工人也是人才”的观念在认识上仍有很大偏差，一边是国家提倡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另一边是不少技能工作从业者靠不多的收入勉强养家，企业技能人才的平均工资水平大大低于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影响了技术工人的归属感和企业技术工人队伍的建设与发展。

六是技术工人培养不畅，学用脱节、产教结合、校企合作差。大多数企业对员工的技能培训工作并不怎么热心和重视，民营中小企业更是如此。一边是一些企业对员工技能水平不满，一边是从不对员工技能进行培训提升的矛盾现状。持有初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工人大多是在职业技术学校读书时取得的，工作后在职培训取证的较少。企业内部受技术工人不被重视的影响，职工缺乏主动自觉参加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动力，企业内部培训、外派培训、校企合作培训氛围不浓，产教结合差。曲靖市现有的几所职业技术学校主要精力都用在招生和在校学生的教育培养上，很少与企业合作对企业在职职工进行培训。职业技术学校在技能工人的培养模式和方法上也存在很多问题，学习地点更多地就是教室，而不象国外一样，技工学校就是一间工厂，上课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常年在学校而不是在工厂的本校教师，很少聘请常年在生产一线岗位工作的高级工或技师来给学生讲课，学生很少能跟着师傅上工，造成了学用脱节。

七是技术工人建设投入不足。政府和企业对在职职工的技能培训都投入不够，虽然大部分企业都按相关规定，按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1.5%-2.5%提取了一定数额的职业技术教育经费，但大部分都用于开展各种教育实践活动和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外出培训，很少用于对普通职工的技术技能培训。很大一部分非公企业职工连一些基本的应知应会技术常识都不知道。非公企业“重使用轻培养”的现象突出，宁愿化大价钱从劳动力市场或其它企业招用，也不愿对本企业的职工进行必要的技术技能培养。

八是技术工人的评价激励机制没有完全形成，奖励措施不到位。没有形成技能人才的评价、激励和流动机制。在技能人才评价方式上，存在着比例、年龄、工龄、性别、资历、学历等限定，没有建立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并注重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水平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在技能人才的激励上，大多数企业没有建立起鼓励生产操作一线技能人才钻研技术业务，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的收入分配机制，严重的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由于企业在薪酬、选拔、培训等人力资源制度方面的缺乏，给技术人员造成对企业未来“不稳定”的预期，难以保证技术工人队伍的稳定性，容易造成技术人员的流失，以及研究项目的失败和知识产权的外流。在企业外部，由于没有给高技能人才创造灵活的流动环境，高技能人才的最大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九是职业技能鉴定相对滞后。现有的技能鉴定工种覆盖面偏窄，不能满足企业和职工需求。一些职业技能鉴定标准与企业实际生产岗位要求存在不相适应，一些职业技能鉴定的内容与岗位操作规范的要求也不对应，依据现有职业标准进行培训和鉴定的主要内容，与企业岗位实际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导致一些企业职工虽然取得了资格证书也不能直接上岗，还需企业重新培训后方能上岗。职业技能鉴定门槛和费用过高，使一些职工望而却步。

三、经济新常态下，加强和改进企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

目前曲靖市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对全市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全市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将产生不利影响。全市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应把加强企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放在适应经济新常态，促进全市经济转型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积极建立健全技术工人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和保障机制，使更多的技术工人脱颖而出。

一是加大技术工人培养力度。企业要把在职职工的技术技能培训放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企业职工继续教育。要积极适应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建立健全技术工人库，通过“导师制”、名师带徒、诀窍绝技传授、请进来走出去、订单式培训、网络化教育、岗位轮岗培训、岗位开发等方式方法不断强化岗位技能和新技术培训，对职工进行多层次、多门类、多样化的培训，培育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知识型职工队伍。要积极推行学历证书与职业证书“双证”制度，善于运用网络、远程教育等现代化教育培训手段，努力突出培训内容的新颖性、培训方式的专题性、培训项目的实用性、培训目的的针对性，坚持把培训课堂搬进企业、生产车间，努力提高技术工人的实践能力和创造才干。要加强企业职工教育培训基地建设，强化产教结合，加强校企合作，完善企业与学校联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要充分利用曲靖职业教育的优势，围绕面对曲靖重点产业，与企业开展订单式的人才培养，培养产业急需的技术工人。

二是畅通技术工人培养渠道。加强对技术工人队伍建设的宏观指导和统筹协调，切实把技术工人发展规划纳入经济发展规划总体部署。严格执行“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制度，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的财政支持力度。鼓励引导职工岗位成才，激发职工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促进职工技术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依托公共职业培训机构和职业学校以及企业集团，建立技术工人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信息库，发布技能人才需求预测、产业紧缺工种目录、职业资格培训鉴定计划等内容。人社门要制定并向社会定期发布各行业、各工种技能工人工资指导线，引导社会重视技能劳动价值。要建立健全培训和鉴定服务体系，形成畅通的协调服务机制，建立技能培训基地、公共实训基地和鉴定工作站。企业要加强企业高技能人才的引进，引导企业做好高技能人才的储备。

三是完善评价机制，高标准建设技术工人队伍。要积极探索有利于技能型职工成长的多元化考核评价激励体系，通过科学的考核、评价、激励等机制，形成正确的导向，打破目前人才评价中的“证书化”倾向，为职工提升素质搭建平台，帮助职工实现全面发展。要从重学历、重资历向重实绩、重贡献转变，坚持专业评价与企业认可相结合，健全完善技术工人考核评价机制，解决企业实际需求与社会评价鉴定机构脱节的问题，建立以专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并注重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水平的技术 工人考核评价体系。要坚持职业能力与工作业绩相结合，对有突出贡献的技术骨干，可破格或越级参加技师和高级技师的考核。要坚持高级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相结合，发挥企业在考核评价中的能动性，适当提高企业对国家题库确定考核内容进行调整的比例。

四是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和地位，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共享创新成果，激发创新动力。要建立以政府奖励为导向、企业奖励为主体、社会奖励为补充的技术工人建立资金，对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特别是高技能人才进行奖励。要建立健全职工创新激励表彰机制，积极推动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并在现有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各种荣誉称号评选过程中向技能型工人倾斜，推动全员创新、技术创新奖励和创新评价体系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激发职工创新热情，充分调动职工创新积极性。要积极实施专业技能人员岗位聘任制，参照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待遇标准，落实技术工人的相关待遇，开展“先进操作法”和“操作技术能手”评选，对获得者给予重奖。设立首席工人、技术带头人、高师带徒和特殊岗位等津贴制度，提高技术工人收入水平，积极落实高技能人才岗位津贴和退休养老金补贴等各项优惠政策。，完善政府表彰制度，每年按行业选出一定数量的拔尖技术工人，授予“职业技能操作能手”称号，评选推荐优秀高技能人才为“首席技师”“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全面推行技师、高级技师、技术带头人聘任制度，在生产服务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工人可纳入“政府特殊津贴”评选范围。

五是加大投入，夯实技术工人队伍基础。政府要不断加大技术工人培养的投入，设立技术工人工作专项经费，用于职业技能竞赛组织、高技能个人表彰、高技能人才培养、师资培训补贴、题库建设等。企业应足额提取职工教育培训费并实际使用，其中用于企业一线职工教育培训的应不低于60%，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项目引进，应按投资的10%提取培养经费，用于项目关键岗位技能人才的培训。鼓励社会各界对技术工人培养和技工学校建设进行捐赠和其他培训服务，鼓励企业和个人对高技能人才和技术工人培养的资助和捐赠，鼓励各类金融机构为公共实训基地和技工学校基础建设提供金融支持。

今年云南省进一步加大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财政投入，年初预算安排资金5250万元，重点支持云南省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工程、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及云岭首席技师项目、技师培训项目，预算比上年增加1555万元，增长42%，今年，省财政安排4250万元支持云南省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工程，对符合规定的技工院校全日制教育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云南籍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给予每人每年2000元学费补助。同时，安排1000万元支持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及云岭首席技师项目，对云南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按每家400万元的标准给予支持，给予每名“云岭首席技师”10万元的工作经费支持。

法治建设与经济新常态 篇3

科学设计法治建设具体目标

北京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吴玉华委员：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要有具体目标，特别是要找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方面的“短板”，比如法律体系是否适应城市发展和管理的需要，政府部门的职责是否清楚明确，司法人员数量和所承担任务是否匹配，是否缺乏有效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的手段等，并切实解决，法治建设才能有长足进步。

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苏号朋委员：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的核心是要严格依法行政。建议：一、必须“于法有据”，先立法再行政;二、应该让每一个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有法治意识，提高执法能力;三、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有勇气严格执法;四、把依法行政和满足市民需求结合起来;五、要有勇气接受监督，保证公民监督批评权利的实现。

切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冯莉琼委员：建立多渠道的纠纷解决机制，要重视仲裁的作用。北京应强化仲裁意识，全面统筹仲裁发展，建设高水平的仲裁机构，打造世界知名的商事仲裁中心。

京津冀协同发展

应加强顶层设计

北京世博顺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朴哲委员：京津冀协同发展应加强顶层设计，一是加强新农村建设，吸引农村人口在当地就业和创业;二是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网络，实现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三是要长期坚持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扶持政策，实现京津冀地区产业的高精尖发展。

区域协同发展 做好利益分配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委员：区域协同发展的本质是利益的协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要解决好目标协同、职责分工和利益分配问题，要建立相对完善的利益分配和补偿机制，确保合作各方能够实现共生、共赢、共融。

加快推进京津冀产业对接协作

北京东昇农业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宝平委员：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更合理的资源配置和整体布局。北京在现代农业种业科研和创新方面优势明显。建议依托首都重要的战略定位和优势，在高端人才引进、土地政策改革、投融资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等方面实施创新举措，加快推进区域产业对接协作，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

打造京津冀户外休闲系统

助推京津冀旅游一体化进程

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委员：京津冀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产业大有可为，建议在“旅游”的大概念下先推出户外休闲系统，由政府牵头做一个大型户外休闲体系规划方案，并出台相关鼓励创业、鼓励创新、税收优惠和降低准入门槛的政策，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让民众体会到京津冀一体化的好处。

打造京津冀物流一体化体系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交通工程系主任高利委员：建议，一是在北京六环建立用于运输接驳的物流中心体系，应用新能源车辆，利用地上地下的铁路资源进行物流配送;二是建设京津冀公路和航空一体化的快递物流体系;三是在京津冀环渤海地区建立公路和港口一体化的物流体系;四是建立物流和商业企业联盟，充分利用资源，提高物流运输的效率。

非公经济助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北京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郑默杰委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非公经济也要发挥重要作用。由于目前京津冀尚未建立统一的区域性市场规则，国有企业、特大企业较多，非公经济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微企业发展活力不足。因此建议，一要深度认识和有效挖掘非公经济的主体地位，让三地的非公企业主动加入到协同发展的布局中来;二要加大对社会支持力度，引导部分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真正做到政府引导、商会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三要在解决企业转型难题、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过程中，区别对待小微型非公企业，支持科技型、民生型的新业态、新模式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突破关键技术 吸引高端人才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主任劳庆芳委员：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一是要融入到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上，形成立体交叉、融合互动的创新生态;二是要集中力量突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发挥产业技术联盟在战略、基础性问题和专业模式方面的作用;三是要注重制度创新，研究制定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领域的鼓励政策;四是要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支持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的担保机制。

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

北京凌盛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立荣委员：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一是要在吸引海归人才、国际高端人才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二是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三是要做好尖端品牌和国际知名科技企业的筑巢引凤工作;四是要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

科技创新中心必须要有

高端人才作为支撑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萧鸣政委员：建议在北京建立依靠市场机制驱动的人才交易中心，定期举办人才交易会，面向海内外发布创新创业信息，吸引风险投资人、知识产权营销人选择合作伙伴与购买交易，把人力资本、成果与产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助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创新协调机制

实现协同发展

北京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高级工程师，北京技术市场协会常务副秘书长丛巍委员：在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方面，应积极推动建立北京市与中央单位之间的创新协调机制，由中央单位牵头统筹，相关省市一同参与，通过这样的机制更好地实现首都的“溢出“效应，实现自身与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

利用互联网经济

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国家开发银行顾问黎维彬委员：建议政府将京津冀三地互联网相互沟通，用大数据连接在一起，使京津翼各个地方的数据能够协同管理。同时建议将天津自贸区的数据也与京津冀的互联网相连，以达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的。

积极推动京津冀三地

教育资源融通

北京教育学院院长李方委员：推动京津冀教育一体化，实现首都功能疏解，离不开教育功能的区位迁移与整合融通。但是不宜简单地行政化，搞“一刀切”，否则欲速则不达。目前，北京高校向津、冀主体迁移或迅速在津、冀建分院不太现实，建议将不符合首都发展定位的高校产业基地、研发基地或校办产业，外迁到京津冀合作圈，共建部分实习实践基地。

加快推进京津冀

医疗一体化进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主任贾继东委员：按照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要求及首都新功能定位，将北京三级医院的部分功能有序向外疏解转移，可以缓解郊区和津、冀两地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并建议设立专项基金，用于转移项目，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助推京津冀医疗一体化进程。

推广集中式电采暖

促进首都大气污染防治

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廷勇委员：建议将集中式电采暖纳入北京城市发展规划和供热专项规划，兼顾城乡，加强统筹，新建与改造并举，提升北京清洁供暖立体化保障能力。同时希望政策支持与市场机制建设双管齐下，最大限度减少政府财政补贴负担的基础上保障企业合理收益，简化项目审批程序，优化项目投融资环境，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建设，营造集中式电采暖发展的良好环境。

以科技创新

解决大气污染问题

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委员：通过回收采集北京在建的燃气热电余热和周边的工业低温余热，通过长途输送技术，进入大型蓄热箱，综合调节发热和供热矛盾，能起到巨大的节能效益和减排效果。建议政府要全面协调、综合论证，做出科技规划;要完善制定相应政策、机制，创新运营管理模式、投资融资模式和热价计量模式;依靠科技创新手段，构建区域热网供热系统，全面解决现在城市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环境难题。

依托科技使机动车限制政策

更人性化

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朱良委员：建议着手研究政策，采用机动车电子车牌的科技新手段精细化限行政策。给每辆机动车规定行驶里程、重污染天行驶里程、拥堵状况行驶里程三个额度，类似阶梯水价电价，实行超额累进制，在合理范围内用车免费，严重排污添堵时多付费。依托科技，由车主按照需要和额度情况自主选择、自我约束，使对机动车的限制政策更加人性化。

北京华磊邦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石向阳委员：建议，一是应由政府牵头，行业协会和商会负责，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搭建本市中小企业商业联盟公共电子平台，实现消费结构升级，拉动本市经济发展;二是应修订完善有关汽车租赁的行业法规，调整租赁小客车新增配置比例，大力促进本市汽车租赁业发展;三是应制定汽车快修连锁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扶持政策，促进本市汽车快修连锁行业发展。

强化科技创新

构建非公人才数据库

北京市保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明德委员：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能单靠建园区、减税、资金补贴等措施，更要加大顶层设计，从体制和机制上有所突破，建立大型的公众开放平台、开放式实验资金、开放式人才体系和创新产品的应用推广通道，逐步摆脱科技创新依赖土地创新的单一路径。

东方美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郭丽双委员：建议构建国家人才信息管理标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非公人才动态标准数据库和非公人才动态电子化档案。

提倡全民阅读 提高全民素质

北京宏宝堂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程茂全委员：建议首都在建设文化中心的过程中，应尽快出台全民阅读地方性法规并积极推进全民读书计划。北京能否出台全民阅读地方性法规，一是明确责任，包括强化政府组织领导责任、强化政府财税保障责任、强化政府宣传倡导责任和强化未成年人监护人责任;二是整合资源，涉及出版发行、阅读设施、阅读活动、阅读推广、教育系统、社会力量等方面;三是保障重点，主要是未成年人、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四是制定监督评价，包括政府问责、社会监督和群众评价。

加大监管力度

规范互联网行业发展

北京军区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张斌委员：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网络安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应对现有的互联网监管机构进行整合，梳理已有政策，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打造一个坚固的信息安全堡垒。

中国工商报社主编赵静委员：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同时，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损害国家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严重地危害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建议政府加大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为人民群众创造数量更多、范围更大的放心购物环境。

集美家居总裁赵建国委员：针对于互联网经济中虚假信息传播、不正当竞争、无照经营等较多问题，建议政府在大力促进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同时，尽快组织专家和学者对这些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出台相关政策规范互联网行业的发展。

中国农业大学葡萄酒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黄卫东委员：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涉及我国产业安全、政治安全等诸多领域，建议在促进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未雨绸缪，做好互联网进入其他各领域的承接工作，在互联网促进其他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不要忽视规则的制定和法律体系的建设。

大力促进互联网经济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科技处处长王永滨委员：利用大数据发展互联网经济，政府开放数据颇为重要。目前政府拥有很多高价值的数据，但是其数据资源的利用和运营还处于较为原始阶段。建议进一步开放政府数据，用大数据提升互联网经济。

运用互联网思维

破解就医难题

中央编译局出版社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刘明清委员：应利用互联网的思维和技术来破解百姓就医难题，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搭建一个诊疗信息平台，将所有医院有关收费、病床、资质、特色、专业等信息放在平台上，方便患者比较、选择、就诊和评价，解决目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完善顶层设计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金钢委员：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是要完善顶层设计，明确哪些国有企业在该行业可以退出，哪些企业国有资本应该控股等;二是要坚持市场化运作，让企业在完全对等的条件下自由结合，减少行政干预;三是发展过程中要依法办事。

促进科技建设 用科技手段

打造和谐宜居之都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研究员陈善广委员：应积极促进载人航天领域一系列可以改善自然环境的先进技术转化为民用，为首都宜居建设出力。

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北京城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张军伟委员：实现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应该通过管理目标的量化，管理标准的细化，职责分工的明晰化等手段推进。建议，一、加强城市管理的标准化，形成整体体系，对城市管理进行规范。如盲道的规范，公共健身器材统筹管理，城市公共标识要有统一的图形和颜色等。二、推进城市管理的智能化，要配套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如医院、学校等。三、完善城市管理法制化，增强城市管理的执行力。四、推进城市管理社会化，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强调便民利民，强调公众参与，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建立城市管理长效机制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石景山分局局长左小兵委员：北京要在建立城市管理长效机制上下工夫，要实现社会管理服务的重心下移，加大基层社会组织的建设;要完善精细化管理机制，尤其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对地下管网、电力设施、交通设施等数据进行整合，并实现资源共享;要完善投入保障机制，政府财务投入逐年增加，逐步实行政府购买服务;要完善全民参与机制和督察奖惩机制。

城市精细化管理要以人为本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校长刘飞委员： 城市精细化管理初始设计方案要人性化、科学化，每做一件事，都要心存这样一个理念——这样做，是否考虑到使用方的利益，设计方案是否符合使用方的需求，而不能是惯性思维。所谓精细化管理，也即以人为本的管理。一是精细化管理的中心是人，管理宗旨、管理方式、管理结构的评估要以人为本，这是精细化管理的关键。二是精细化管理要跟依法治国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城市管理法规。三是精细化管理一定要借助信息化提升水平，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实施大数据战略，通过信息化和大数据助力建设城市新常态。

首都的生态环境建设要以

中关村科技优势为突破口

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 篇4

《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

这是一本系统论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发展路线图的作品。在书中，作者以预测“全面深化改革”成功为前提，预测了新常态对国家、企业和个人，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将远远超过邓小平“南方讲话”。作者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单纯是经济制度问题，更是国家治理社会的最有效的治理方式，因为市场的本性就是自由、平等、公平、竞争和博弈合作。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已开始步入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就是通过改革，逐步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导致今天中国经济困局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政府过去一直在做市场的主体，而不是做市场活动的裁判和监管者。所以作者认为，当前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清除阻碍建立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旧制度。在书中，作者从国企垄断、权力腐败、金融垄断、政策楼市、土地财政、政府监管失责等方面，说明政府在市场方面越位和缺位的灾难性后果，说明了一个由政府操控的市场不是一个好市场。作者认为，政府的精力应放在建立一个没有垄断的公平竞争的“有效市场”。“政府行为公司化”是所有的经济旧制度、旧常态革除不去的根本原因。由于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这一旧制度的存在，政府只能用调控、投资这种手段代替改革，以应付经济上遇到的困局。这两种代替改革的手段反过来又固化了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的行为，如此循环往复，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的经济困局。我们新一届政府已经认识到了上述问题，所以在2014年连出三记重拳，以政策、法律、法规的形式，厘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作者认为，“43号文件”将成为厘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里程碑性文件。新常态的目标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一个法治经济的国家，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看起来是经济改革，实际上却是真刀实枪的开创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而目前前所未有的“打老虎”、“拍苍蝇”的高压反腐，为打破垄断利益集团的改革攻坚战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保障。作者指出，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职责，关键在于在国内国际市场为企业营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和格局。企业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作为创新的主体，要如何转型升级。在2014年，已经看到新一届政府在国际经贸关系方面的大手笔布局，开创了主动布局、创制规则的局面。新常态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顶层设计，对于我国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说，融入世界格局难度最大的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和价值观。十八大提出的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特点，这也是我们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融入世界大格局的生命力所在。只有文化和价值观融入世界大格局，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完全的正常市场经济国家，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郎咸平先生一直为国家社会经济的改革鼓与呼，积极为政府和相关部门建言献策。可以说，本书涉及了目前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分析有理有据，简洁透彻，直指问题的本质。读本书的过程，感觉痛快淋漓。这是一本让我们提升认识水平和分析能力的好书。

在法治的轨道下步入新常态 篇5

但是如何理解“新常态”，则众说纷纭，各有发挥。在我们看来，新常态意味着，面对新时期的发展，观察与看待问题需要新的视角、新的框架，特别是新的思路。

要理解国情世事的深刻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全面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支撑此前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日渐式微时，唯一的出路仍然是中央高层所说的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继续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动力，创造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红利”。

在世界形势风云变幻的当下来说，“新常态”也意味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远国近邻的风云变幻一日千里，处乱潮中当有定力，于万国纷争中寻找机会，保持和平与发展的态势并不容易，当摩擦成为常态，当竞合成为常态，就需要有新的应对方式。

当前社会也在不断变化，要保持变化下的平常心态，就是坚持底线思维，积极主动，开拓创新。“新常态”，是一场全新的探索，是对宏观调控思路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创新。面对现代化的未来，需要治国理政的新思维。

进入新常态下的中国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上，更需要避免在一些常识问题上出差错。这也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一个重要主题的意义所在，不仅要尊重法律、依照法律办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还要遵循市场原则，公平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同时，要按照社会规律办事，保持历史的承继性，循序渐进推进社会進步。也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注意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统筹协调人、资源和气候的良性循环。

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改革的权力和改革权力的运作必须受法律的约束。否则，改革就会像是一辆没有刹车系统的汽车。因为任何权力，即使是改革的权力，如果没有制约，都必然导致滥用。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道理，改革也不可能例外。

所以必须要找到常态下的运行轨迹。理念决定行动，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发展的新常态不局限于更可持续、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速，而在更深层次上取决于更加系统的改革顶层设计、更为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和具有操作性的实现路径。

目标既定，就要找准改革突破口，让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领域和环节，力求“一子落”，激发“全盘活”。

当一种政治理念付诸实践，其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无远弗届。

经济新常态与传统金融资产走势 篇6

摘要：用美林时钟等传统方法来解释2014年的股、债双牛现象明显失效。在“新常态”下，过去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误区正在被打破，由此引发实体和金融层面的深刻变化。本文通过对经济“新常态”与金融市场走势的分析，梳理了其背后的逻辑，并对“新常态”下金融资产的未来走势进行判断。

关键词：新常态 货币政策 资产配置 供求关系

2014年我国出现了股、债双牛且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现象，这与2007、2009年传统经济周期中的表现颇为不同，也无法用传统的美林时钟加以解释，背后的驱动因素值得深思，实际上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已略显端倪，过去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误区正在被打破，由此引发实体和金融层面的深刻变化，并导致传统金融资产的走势出现一些新局面和投资机会。

过去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一些误区

（一）经济增长的三个误区

误区一：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误区。表现为经济增长诉求强，加上刚性兑付的普遍存在，导致金融层面信用风险定价缺失，实体层面过剩产能也无法实现市场化出清。

误区二：投资依赖症。表现为保增长诉诸于需求刺激，并依赖基建和房地产等投资，进而推升全球大宗商品需求和价格；基建与房地产均属于资本密集型且高杠杆产业，很多时候只能通过非标等融资途径，由此进一步推高了利率水平，导致要素成本全面上升，也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不仅如此，一直以来稳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刺激短期需求，但却加大了长期供给。经济长期依赖投资驱动，导致政府、资本和权力所有者报酬增长，拉大贫富差距，对居民长期消费产生抑制，也不利于长期经济转型。

误区三：外部失衡导致内部失衡。表现为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人民币有效汇率过去多年持续升值，对非贸易部门（比如房地产）利好，但对贸易部门持续利空。伴随着人民币升值，境外投机资金持续流入国内，不得不通过各种措施对冲外汇占款增加，并对国内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产生影响。

（二）对经济和金融的不利影响

过去几年经济增长中存在的一些误区的本质还是宏观经济不愿承受“创造性破坏”，进而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层面都持续产生不利影响。在实体层面，凯恩斯主义总需求刺激的后遗症越来越明显，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边际刺激作用越来越弱；伴随着GDP继续高速增长，过剩产能快速积聚，全社会负债率、杠杆率快速上升，利率、大宗商品等要素成本抬升，环境等负担不断增加。由于经济效率下降，要素成本抬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企业整体盈利不断弱化，实体经济表现为“经济热，微观冷”的局面。

在金融层面，金融市场格局也在发生变化。银行业表外类贷款业务不断膨胀，而由于刚性兑付预期的普遍存在，非传统金融资产如信托、理财等蓬勃发展，成为居民等财富配置的重点，进而导致股市、债市的机会成本均出现抬升。其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因遭遇机会成本和上市公司盈利预期的双重打击，股市表现持续低迷，投资回报率在各类金融资产中最差；而债市走势在货币政策与房地产价格上涨之间形成周期轮回，利率中枢与经济增长放缓走势逐步脱钩。

经济“新常态”下的诸多不同

习总书记在2014年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新常态”的特点包括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新常态”理念的提出，反映了党中央对经济增长环境、速度、结构及动力的理性思考。

（一）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解

“新常态”论述首先是对经济规律的尊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环境、驱动力等都发生了变化，也要求施政理念做出相应调整。经济增速由于人口结构、劳动生产率（服务业生产率提升更慢）、资本报酬率递减、入世红利消退等因素出现中枢下移。促增长措施的边际效益在递减，通过改革和优化结构提升经济效率显得更为迫切。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正在从强烈依赖需求端管理转向需求端托底，而通过供给端改革来提升经济效率和微观活力，改革成为主线。改革能够形成共识恰是由于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遭遇瓶颈，原有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发生了根本变化。目前改革思路清晰，执行力强于预期。

经济“新常态”的目标在于“正常态”。如上所述，中国经济增长误区导致“宏观热，微观冷”，好比一个人虚胖但并不强健。GDP是量，而企业盈利才是质。过去几年，GDP与上市公司业绩虽然保持同向，但相关性已经大为降低。业绩表现远逊于表面的经济增速。而无论“新常态”的最终状态如何，笔者期待“宏观稳，微观活”的新局面。

（二）“新常态”下宏观环境的新特征

笔者认为，“新常态”下，宏观环境可能呈现如下特征：

一是在政策取向上开始重新审视凯恩斯总需求刺激，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提升。

二是政策需要同时兼顾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和防风险等多重任务。其中，化解过剩产能、降低杠杆成为主要矛盾。如何降低杠杆？需要控、堵、疏兼顾。比如，通过债务清理使地方政府债务透明化，严控非标和影子银行，防止资金向城投等过剩产能领域输送。同时，激活权益市场对于降低杠杆、产业兼并重组、升级优化、国企改革及鼓励创新等都具有战略意义。当然，基于2020年GDP翻番的目标，以及经济难以承受硬着陆，尾部风险仍需极力避免。

三是随着中央与地方事、财、税权重新调整，过去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显性化倾向越发明显，地方政府债务需降杠杆，而经济托底需要中央加杠杆，基建还是重要的着力点。

四是货币政策托底不刺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外汇占款系统性减少，基础货币缺口需要通过货币投放来弥补，这使得央行对流动性的调控能力大为增强。与此同时，货币政策正在适应“新常态”下的新环境，避免大规模刺激，同时着力防范尾部风险。

五是两个财富的再分配。随着GDP增速放缓，内部分配愈加引发关注。从人口结构变化看，未来分配将更有利于劳动者报酬的增长，而营业利润在金融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分配也值得重视。此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引发资源需求国与生产国之间的财富再分配，在降低通胀压力的同时，对中国经济增长也略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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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房地产周期也可能已经迎来长周期拐点。房地产行业面临的长周期、内生性制约因素开始显现，这些因素包括人口结构变化、房价超居民收入增速的累积效应、人民币升值预期弱化等。当房地产行业进入下行周期时，其投资价值将大为弱化，吸金效应不再。

“新常态”下的融资需求、供给与货币政策

（一）导致融资需求萎缩的几个因素

融资需求萎缩是“新常态”下经济层面最深刻的变化。2009年以来，总需求刺激政策难以为继。资金缺口仍广泛存在，但已明显缩小，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包括：房地产投资回报预期下降，投资增速放缓，融资需求相应大为降低；反腐举措和政绩观调整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地方债务透明化、融资平台取消融资功能等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投资意愿，当然存量债务仍然较大；由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为负，实际利率仍然居高不下，抑制了企业的投、融资需求。从债券市场看，虽然中票、短融等融资工具注册量很大，二级市场利率也明显较贷款利率更有吸引力，但实际发行额仍有限。当然，一些被动因素同样不容忽视，由于贷款不良率上升等因素导致银行风险偏好降低，房地产、产能过剩等强周期行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而城投债及非标资产的发行等均受到一定限制，叠加刚性兑付弱化等原因，是信托等利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二）资金供给与货币政策操作

从资金供给层面上看，预计未来货币政策仍将保持稳中略偏松。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上，央行有望继续维持短期利率走廊，同时通过MLF等控制中期利率，并尝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兼顾“量”与“价”进行平衡与转换，引导和稳定预期的要求和难度也将更高。近日，央行宣布自2015年2月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并有针对性地实施定向降准措施，旨在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

资产配置重新布局与价值重估

综合上文对经济“新常态”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些误区正在被打破，从而将引发大类资产配置的重新布局，并重塑传统金融资产供求关系。

旺盛的融资需求快速降温，将降低金融资产供给，包括信托产品、非标甚至标准化债券的供给量都在收缩，而刚性兑付预期也已明显弱化，非标、信托、理财等均存在短久期特性。此外，房地产迎来长周期的拐点，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这些因素导致居民和实体资金部门等开始调整资产配置，重新加大对低配且低估值传统金融资产的配置力度。2014年以来，国企改革等诸多举措使股市产生“聚焦效应”，“沪港通”等资本市场开放政策也使投资者拓展国际视野，重新审视权益市场价值，加上市场对政策托底经济的信心，这些因素也共同提升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在这一过程中，股市开始摆脱存量博弈，增量思维开始主导板块走势。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增量资金进入股市的趋势十分明显，实业资金、融资融券、伞形信托和IPO打新等都成为资金入场的途径，估值洼地、主流题材板块、中游业绩改善等行业都成为新资金追捧的对象。特别是此前一直被市场主流资金抛弃的银行、航运等传统周期性行业都有靓丽的表现。而股市赚钱效应的快速传播，金融创新、高杠杆的应用在此过程中也放大了资金量，行情演绎速度明显超预期。

对应到2014年的债市表现，货币政策转为偏放松、融资需求萎缩、银行风险偏好下降，总需求弱且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使得通胀风险无忧。因此，货币政策稍有放松就会导致收益率的剧烈下行。

相对股、债双牛的表现，大宗商品价格则因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程度降低、需求放缓，叠加产能扩张和美元升值，将进入持续下跌通道。

股、债从双牛到相争

在传统金融资产重估的第一阶段，伴随着流动性宽松和高收益可投资金融资产供给的收缩，股、债两类资产均从中受益。而随着行情的演绎，流动性如果继续大幅宽松，股、债两类资产之间将开始出现阶段性的相互扰动。

一般而言，股市对债市的影响可能将从如下方面展开：一是回报预期引发的配置方向调整。随着股市的持续上涨，不仅仅是机构投资者开始调整配置方向，个人投资者也开始权衡性价比，债市基金和开放式理财将遭遇一定的赎回压力。二是两融受益权等资产成为银行理财和保险机构的优质资产，对纯债配置产生挤出效应。换言之，8.6%的融资利率和IPO打新回报开始成为“无风险利率”，将对债券利率中枢起到一定的抬升作用。三是在流动性方面，理财到期不续等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这会导致银行拉高或保持理财收益率水平，给理财的资产配置和流动性管理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增持债券的力度会减弱。此外，IPO的提速也有可能给资金面带来更多扰动。四是股市持续上涨且杠杆操作将导致货币政策在短期陷入两难，放松方式很可能会改变。股市好转后，货币政策的放松必然从资金面和情绪方面进一步助涨股市，对实体经济的作用甚至可能被削弱，这很可能倒逼货币政策更多采取定向和窗口指导等方式来“退烧”，对债市甚至股市均相对不利。五是股市上涨引发的财富效应和补充资本效应值得中长期关注。

股市和债市的投资群体及风险偏好存在一定分割，均受益于流动性宽松。如果流动性宽松不能继续，股、债两类资产会快速演变为资金竞争关系。股市由于弹性和赚钱效应更足，吸金能力更强，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债市资金分流的效果类似于“非标”。而当股市出现剧烈震荡之后，这种资金分流作用将明显放缓。好在目前的股市上涨属于估值修复行情，还没有形成业绩、资金面和情绪层面的共振，对债市的资金分流并非基本面驱动。随着股市快速上涨，震荡难免加剧，将对债市资金回流产生利好。所以综合判断，当前的股市行情不会导致货币政策的逆转，还不会对债市带来很大冲击。反过来，债券等利率水平上行会直接影响到企业资金成本和盈利，从而对股市的中期表现形成制约。所以，没有债券收益率的稳定甚至继续下行，在正利率环境下，股市行情也走不远。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情的延续和IPO、股权再融资等加速，投资者也需要关注股市上涨引发的财富效应、降杠杆等对经济的反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