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心理（精选5篇）
国民心理 篇1
近年来, 报刊、书籍、广播电视和网络传媒上各种错字病句层出不穷。报刊上的错字是常见的事, 图书质量也大不如以前, 有人笑称“无错不成书”。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常读错字, 电视字幕问题多多, 而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错字病句尤其多。如: (1) 2013年浙江卫视反复播放的加多宝广告:“中国每卖十罐凉茶, 七罐加多宝”。这句话怎么听都觉得别扭, 原来句中缺少成分, 若加上“就有”两字句子就通顺了, 即“中国每卖十罐凉茶, 就有七罐加多宝”。 (2) 2013年浙江卫视热播的电视剧《精忠岳飞》第四十七集中, 宋高宗赵构让人读信, 说“读予我听”, “予”应为“与”。 (3) 2008年春节, 于丹在中央电视台讲《庄子》时, 把“狡黠”中“黠” (音“霞”) 读成了“皆”音, 把“秽” (音“慧”) 读成了“岁”音。 (4) 2007年5月22日, 国资委网站登载了一篇题为“江苏用制度建设打造反腐长城”的新闻。“打造”的意思是制造, 多指制造金属器物。长城不能“打造”, 应用“建造”。凡此种种, 不胜枚举。
三十多年前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吕叔湘先生以78岁高龄写了一篇文章《错字小议》, 呼吁“让所有写稿子的、编稿子的、排字的、校对的, 乃至于广大读者, 联合起来, 向错字宣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目前媒体的错字病句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 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扑来。面对这种现象, 我们不禁要问, 这是怎么了?
一素质教育出现了问题
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相对应, 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 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而素质是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 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质结构, 通常又称为素养。主要包括人的道德素质、智力素质、身体素质、审美素质、劳动技能素质等”。素质教育主要包括内在素质和外在素质。内在素质主要是人对世界、环境、人生的看法和意义, 包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 也就是对待人、事、物的看法, 也可以成为人的“心态”。外在素质就是一个人具有的能力、行为、所取得的成就等。另外, 素质教育不仅是针对在校学生的教育, 还是针对全体国民 (包括成年人) 的教育。
然而目前的素质教育却并非如此。对于在校学生, 很多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把素质教育片面理解为学习唱歌、跳舞、绘画、体育运动等, 从而要求学生学习这些技能而忽视其他。殊不知, 语言文字的学习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自古以来, 儒家就强调素质教育, 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周礼·保氏》载:“养国子以道, 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 二曰六乐, 三曰五射, 四曰五驭, 五曰六书, 六曰九数。”这“六艺”中的“书”不仅指识字, 书写文字, 还指书法。也就是说, 一个真正有素养的人不仅能正确地辨认、书写、朗读文字, 还要把文字写好, 有美感, 让人赏心悦目。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中, 孔乙己“回”字的四种写法, 在小说中虽有讽刺他迂腐的意味, 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古代学者对文字学习的高度重视。反观现在, 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大多重视外语, 不重视汉语;重视考试成绩, 不重视基础学习 (包括语言训练)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 严重缺乏严格语言训练的学生不写错字不出病句是不可能的。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曾经感慨地说, 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写的文章错字一大堆, 甚至很多句子都不通。这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当下素质教育的问题:错字病句太平常。而这些学生毕业后一旦进入媒体工作, 写出的稿子质量令人堪忧。
而在各媒体工作的编辑、记者、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在工作中大多有一种错误的认识, 以为素质教育是学生的事, 与自己无关。殊不知, 素质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 还是终生教育。2008年4月24日,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老先生在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组筹备大会上说, 人类正在毁灭自然, 我们要尽快改变这种现象, 急需提高全人类的素质;素质教育不只是针对小孩子, 各位教职工作者 (当然也包括全体国民) 也要提高自己的素质。他还说, 顺手带走没有喝完的水, 这就是一种素质。带走水是人的一种素质, 不出错字病句应该是全体媒体人的一种素质。
总而言之, 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 让人摆脱庸俗、唤醒卓异, 做一个健全、完美的人。然而对于素质教育持有偏见的媒体人一旦不重视继续教育和自觉学习, 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业务水平, 出现错误终将不可避免。
二文化心理出现了问题
一是急功近利、轻率浮躁;二是责任意识淡薄, 缺乏羞耻之心。
近年来, 各类媒体出现错字病句的问题其实不是孤立的现象, 它反映了我国的文化产业以及传播媒介都存在急功近利、轻率浮躁的倾向或弊端。媒体出现错字病句不只是媒体自身的管理制度、从业人员素质等因素决定的, 还与当代学术文化创造主体的素质以及学风密切相关, 是当代学术文化事业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反映。自20世纪以来, 我国的学术文化领域真正享誉世界的大师巨子极少, 这与长期抄袭他人的学风密切相关。20世纪初的学术文化主潮是“别求新声于异邦”, 学术界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无意间走上“抄袭他人”的歧途。与此密切相关, 我国的学术文化建设也存在急功近利的倾向, 教育特别重视外语和数理化, 对于铸塑人的灵魂的人文社会科学则重视不够, 因为这些知识似乎无关“实务”不能立即见效。有百科之母美誉的语文, 更是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语文教学注重学生做客观题, 忽视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培养, 这样必然会导致文化创造主体 (各种文字工作者) 的素质下降, 也就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另外, 很多单位评奖或评定“技术职称”一般都需要有“成果”, 单位为了“便于操作”用“量化考核”的办法去衡量参评者, 只强调作品的数量, 不重视作品的质量, 导致浮躁风气如火趁风势, 蔓延全国。这种急功近利、轻率浮躁的风气将直接导致媒体失范出错, 而无人问责的失范出错又助长了其他人竞相效仿的浮躁风气。
除急功近利之外, 一些媒体人责任意识淡薄、缺乏羞耻之心是媒体出现错字病句的另一重要原因。认为错个别字没什么, 这种事时有发生, 我又何必太认真。这实际上就是缺乏责任心、羞耻心的表现。我国宋代就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知耻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和要求, 有羞耻之心才会极力避免做错事违背伦理道德。在浮躁成风的今天, 如果我们不重提责任、不讲究道德, 错字病句现象将难以消除。
三努力消除错别字
为了消除错字病句, 我们有必要重提吕叔湘先生的要求:向错字宣战! (1) 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广播电视、网络媒体工作人员要自觉学习, 加强素质教育, 加强语言训练, 熟练运用汉字。媒体工作者应该做“说”和运用标准汉语的楷模, 他们读音的正误、字词的运用影响很大, 这些关口把好了, 读错字写错字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 (2) 养成严谨求实、严格认真的态度, 不写急就章, 完稿后再多看一遍。“态度决定一切”, 媒体人在写稿或编辑时如果有反复推敲字词句的严谨认真的态度, 消除错字就成功了一半。 (3) 建立严密的检查制度, 及时发现错字。 (4) 查出来的错字要更正, 不要怕丢面子。 (5) 请求读者、观众、网民帮助监督。 (6) 错字问责。媒体要做到有错必查, 有错必究。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 将各环节出现的错别字认真登录, 定期张榜公布, 并与年终考核奖惩挂钩, 照章办事, 决不含糊。
我们相信, 通过媒体人的共同努力, 消除错字将不再是一件难事。
参考文献
[1]吕叔湘.错字小议[J].读书, 1982 (2)
[2]余运萍.书业质量的文化透视[N].中国文化报, 2000.11.8
[3]王彩琴.读错字的危害及避免读错字的对策[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5)
国民车的国民性 篇2
仪表盘上的数字显示屏
奇瑞A1的仪表盘设计的非常新潮时尚，圆形的深槽和冷光设计极为动感。但遗憾的是，我们试驾的这辆A1的中间数字显示屏已经花屏，累计里程以及瞬时油耗都无法得知。其它的A1试驾车也出现了此类问题，虽然数字液晶显示很有科技感，但是稳定性欠缺，不如简简单单地应用传统的机械式，并且制造成本也能降低一些。
方向盤
A1的方向盘大小适中，手握的感觉很舒服。不过做工上稍显欠缺，中间喇叭按键左右的缝隙有很大差距。据奇瑞汽车研究院前院长许敏讲，当初该车内饰为卡通设计方向，但细节的差距总是会破坏心情。而环绕方向盘外侧一周的金属环，无疑增加了制造成本，而对内饰整体效果的美化作用，效果并不明显。
手刹拉杆
A1的平板式手刹拉杆非常“隐蔽”，前卫而独特的样式让人新奇兴奋。但是在手刹使用上，可不理想，拉起和放下不好发力，总是需要很大的手指力度才能正常使用。对于女性来说，这更是一个弊端。抛弃实用性、注重外观样式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做法，在一辆经济型轿车上，不如使用更为稳妥的手刹设计，相应地也就减少了成本。
DVD影音系统
较大尺寸的DVD屏幕是A1车内比较显眼的部件，它的摆放位置有些低，前排乘客坐直时只能低头侧向观看。如此大尺寸显示屏不支持倒车影像或者导航系统，有点可惜，不如将资源全部整合，或者干脆去除彩色屏幕，则能节约成本。
车顶行李架
其实车顶行李架一直是我们倡导的汽车部件之一，A1也将此当作标准配备。但综合考量这部小车的制造成本，这一部件完全可以列为选装配件，以降低价格，使车型更具亲和力。
国民总收入不是国民的总收入 篇3
国民的总收入,是偏正短语,如果对之一般的理解是全体国民的收入合计,那么其与作为经济术语的国民总收入,即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初始收入的合计,是显然不同的。两者可各分解为三部分,其含义完全不一致(见表1)。
本文欲说明的是三组不同中的“国民”含义的不同,因为“总”和“收入”含义的不同可以协调,关键差异点在于国民总收入之国民是属地原则,在某国而不论是何国人;而国民的总收入之国民是属人原则,是某国人而不论在何国。
与国民总收入概念密切相关的是更为人所知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反映的是一国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的价值,生产的价值是收入产生的源泉和依据,此为“做蛋糕”;按照各生产要素的贡献,向常住单位、非常住单位(即国外)分配价值就形成了各单位的收入,此为“分蛋糕”。另一方面,常住单位的收入还可以来源于国外分配其所做蛋糕时对应分给国内的价值,把一国经济体内所有的常住单位获得的收入加总即为该国的国民总收入。
这个过程和国民总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两者间的关系可以用公式描述如下:
①来自国内生产的收入合计
=国内生产总值-分配给国外的要素收入
②来自国外生产的收入合计
=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
③国民总收入
=来自国内生产的收入合计+来自国外生产的收入合计
=国内生产总值+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分配给国外的要素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
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总收入两项总量指标的测度对象都是由全体常住单位或部门所构成的经济总体,两者的差别不在于指标所覆盖的范围(国内还是国民),而在于一个测度生产、另一个测度收入。国民总收入之国民(national)实际上就是国内(domestic)之意。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总收入这两个术语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不必对其称谓进行调整,但其含义必须清晰。
国民(national)真实含义的演变简述:初时,人们讨论国家经济时,关注的重点在于一国国民从事了多少经济活动,故有国民经济之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国间人员、资本、技术交流的广度、深度都大大加强,关注一国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更有意义、也更可行,国民经济实质上转为一国范围内的经济。但仍沿用着既有的约定俗成的表达。
为了更直观地对比国民总收入与国民的总收入,可用数字通过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的角度来展示一下(见表2)。
注:1.收入不是严格的自然人收入的概念,而是国民所掌握/获取的收入的概念;2.因为有外国控制或入股的常住单位,故把营业盈余(资本回报)分为国民和外国人所得两部分。
据表2可得:
国内生产总值=550+130+120+200=1000
国民总收入=1000+(12+2)-(5+15)=994
国民的总收入=(545+12)+130+120+(150+2)=959
如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已呈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没有一国可以独自发展或运行,国民总收入与国民的总收入不是一回事,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并把差距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得经济中既有外来的先进成分,又不损伤国人自己的能力和利益。仿佛我们在办足球、篮球联赛时,引进外援是手段或组成部分,目标是要有利于自身水平的提高,要注意把握好度,避免手段伤害目标,局部损害整体。
风范大国民 篇4
亲爱的邻居们：
今天我过生日，偶有噪音，请你们原谅。
感谢你们的理解。
多尼娅
原来我的邻居多尼娅女士今天要过生日，她请了几个朋友来庆贺，因为害怕不小心吵着大家，便写了两张纸条，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与宽容。后来我发现，事实上，那天晚上她家没有传出一点喧闹的声音。这只是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一幕。当晚，我坐在塞纳河边上，很难为情———以中国人的风格情操，多半是要“与民同乐”的。然而，这种“同乐”多半都是建立在扰民的基础之上。别说结婚时的吹吹打打，即使温文尔雅的求爱，也不免会变成高音喇叭里的“安红，我爱你”!
法国的日常生活，留给我印象深刻的事还有很多。比如说，在进出门厅的时候，走在你前面的人会用手挡着门扉等你进，虽然你们并不相识，也可能你们相距有十米的距离。这些细节，让人觉得生活在其中十分温暖。又比如说，在电视里，当主持人出现口误的时候，他会在纠正字词的同时向观众表示歉意。这是一种对观众表示尊重的职业素养。如果你只是急着纠正发音，并不代表你因为你的错误向观众表达了歉意。既然没有这种歉意表达，口误者就会时常想着蒙混过关。在法国，如果播音员在电视里说错了话而不向公众道歉，只会让人觉得他没有教养，而不只是职业道德的问题。在日常生活里，这种“对不起”文化是随处可见的。甚至可以说，许多场合，不经意的歉意表达已经成为西方忏悔文化的一部分。1793年10月16日，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特瓦纳特被判处死刑。走上断头台时，玛丽王后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因此留下了一生中最后也是最让所有法国人至今都脸红心疼的一句话：“先生，我请求您的原谅，我不是有意的。”
十几年前，《泰坦尼克号》中国电影院里掀起了眼泪风暴。最让我感动的镜头，不是爱情，而是生死，是人们怎样有序地上救生艇，是竟然没有一人喊出“让领导同志先走”的口号。在巨轮即将沉没之时，许多人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既是人道主义的，也是出于对秩序的尊重。所以最早知道要沉船、最有条件逃生的船长愿与船同沉;牧师也不忙着逃生，而是为人们朗诵《圣经》;让人感动的还有乐队，在死神逼近的时候，以琴声温暖人心……同样是电影，在没有秩序的年代，我们看到的只是《滚滚红尘》里被拥挤的人群冲散的一双痴男怨女。如果说当时人们不讲秩序是因为战乱，那么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里不讲秩序该拿什么当替罪羊?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人做梦都想自己国家变得强大。李叔同26岁时曾写《祖国歌》述怀：“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字里行间，甚至还有些刀光之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国力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问如何胜任做大国公民，这是中国人集体理性上升的一个标志。然而，大家所谈多是“不让狂热的民族主义引火烧身”式的警告。笔者以为，除了民族、国家这些大词之外，塑造大国公民，应该从情结走向细节。政治文明之外，更有生活文明。所谓生活文明，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人尊重、对秩序尊重的文化，它是一切政治文明的摇篮。没有人本主义与秩序文明的根基，幸福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浪漫却不在我们身边，而自由随时会摇身一变，成为一根驱赶他者生活安宁的鞭子。
国民心理 篇5
一群的观点
“群”的观点是梁启超和陈独秀国民性改造思想中的主要观点。“群”与“己”是相对的范畴, “己”指作为个体的自我, “群”指作为整体的社会共同体。由于救亡的紧迫性, 梁启超始终将“群”排在“己”之前。当陈独秀还是康党分子时, 他追随康有为和梁启超信奉民族主义, 同样视“群”高于“己”。1914年陈独秀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 标志他从民族主义者转向自由主义者。虽然“己”成为陈独秀思想的重心, 但“群”的观点仍然是他一直坚持的。
梁启超认为要建立民族国家, 必须有具备治理国事、制定国法、维护国家利益能力的国民。“国者, 积民而成, 舍民之外, 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 治一国之事, 定一国之法, 谋一国之利, 捍一国之患, 其民不可得而侮, 其国不可得而亡, 是之谓国民”。为了国家群体的强盛, “必其使吾国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 皆可与彼相坍, 则外自不能为患”。正是怀着建立国家群的愿望, 梁启超以西方国民性为标准, 要将封建专制下的中国人改造成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的国民, 培养国民的公共道德和政治能力。可见, 梁启超始终是以利群作为衡量国民性的标准。其中, 梁启超对中国人奴隶性和无公德心的批判, 最能显示他对群的关怀。
梁启超认为, 奴隶根性是中国积弱的文化心理原因。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为天下一家的“天下群”, 民只须服从一群之首的君王, 因而养成了奴隶根性的国民性。奴隶根性是与“天下群”相适应的文化心理。要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群, 就需要根除奴隶根性, 培养具有独立、自由特性的现代国民。只有国民摆脱顺从封建君王的奴隶性, 才能以自己的意志管理国家, 真正实现民主制度, 建立“国家群”。改造中国人的奴隶根性, 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国民, 以构成“国家群”。
梁启超在国民性改造中, 强调要培养中国人的公德心。梁启超认为, 中国传统伦理只有处理个人与个人关系的私德, 而没有处理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的公共道德。因此必须树立国民的公德意识, 树立国民以国家兴荣为已任的公共权利与义务思想。“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 国家之所以为国, 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梁启超以群的观念来定义公德, 指出公德的目的就在于维持群体的团结统一, 无群则无公德可言。公德的作用就在于“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理论, 虽然从国民素质的改造着手, 但却从民主国家的建立着眼。在梁启超看来, 国民是实现民主国家的工具。在中国传统的“天下群”观念瓦解之后, 如何建立新的“国家群”是梁启超思考的重心。因此, 群的观点是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核心。
陈独秀对群己关系的看法有明显的变化。辛亥革命前, 陈独秀信奉民族主义, 重视群的观念, 集中表现在他的国家观中。在《亡国篇》中, 陈独秀分析了亡国原因, 批判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 呼吁国人不能只追求个人升官发财、家族荣耀, 而要尽力于国事。陈独秀用一家之于国, 好比一部分之于全身的比喻来阐述群己关系, 强调群是己的前提保障。己不能离开群体而生存, 群体的利益与每个人密切相关。
辛亥革命后, 陈独秀由民族主义转向个人主义, 虽然“已”得到高度重视, 但“群”依然不可忽视。一方面, 虽然陈独秀已认识到个人本身的主体价值, 但民族危亡的历史境况使任何一位启蒙思想家都不能忽视国家群的利益。另一方面, 陈独秀也认识到个人主义的弊端。他在《人生真义》中指出, 人生的目的在于创造个人幸福, 同时要造福社会, 以求群的共同发展。因此他反对极端利己主义, 认为其“不达群己相维之理, 往往只知有己不知有人, 极其至将破坏社会之组织”。
二、力的观点
梁启超和陈独秀国民性思想中都体现了力的观点。梁启超对当今世界局势作了判断, 认为世界各国正处在由民族主义向民族帝国主义转化的阶段。各民族迅速向外扩张, 凭借本民族发达的经济、军事、政治实力, 侵犯弱小民族利益, 在世界范围内培植势力。而中国人崇文尚静, 倡老庄无为之学, 养成懦弱服从的性格。为了抵御西方民族的扩张, 梁启超和陈独秀都强调力的观点, 以培养国民的坚韧意志, 弘扬尚武精神。梁启超和陈独秀力的观点有以下相同点:
首先, 两者力的观点都是建立在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之上。
梁启超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出发, 认为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像生物界一样都存在着竞争, 这种竞争就是力量的较量。“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 强者常制弱者, 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则欲得自由权者, 无他道焉, 惟当先自求为强者而已。”强权就是强力。世界统治秩序是根据强力来安排的。力量弱小者要受力量强大者的统治, 这是天演的公例。任何权利、自由都是建立在强力的基础上。
“强权云者, 强者之权利之义也……何云乎强者之权利, 谓强者对于弱者而所施之权力也。自吾辈人类及一切生物世界乃至无机物界, 皆此强权之所行, 故得一言蔽之曰:天下无所谓权利, 只有权力而已, 权力即利也。”梁启超清楚地指出:权利是从力产生的。世界上本没有什么“权利”, 因为力有强有弱, 力量强大者必然战胜力量弱小者。因而强者就能够对弱者进行统治、支配, 这就是权利。
自由也同样源于强力。梁启超认为, 放弃自由比侵人自由更加罪大恶极。按照物竞天择, 优胜劣败的法则, 人人应当无限扩张自己的力量, 不断壮大自身。因为, 自然法则要求万物都要竞争, 在竞争中发展。而放弃自由的人, 舍弃了竞争权利, 就是违反自然法则。如果人人凭借自己的力量相互竞争, 当两力相抗达到持平状态时, 互相都不能战胜对方, 那么自由的界限就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 人人都保全了自己的自由, 只是自由的度有大有小, 那么每个人都享有自由。侵人自由的人虽然对别人的自由权构成威胁, 但因为他尊循竞争法则, 所以是合理的。而放弃自由的人, 虽然对他人不构成威胁, 但却违背竞争法则, 所以是不合理的。可见自由是自然进化过程中力量对比的结果。
陈独秀同样以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说明力的观点, 集中体现在抵抗力理论中。人和动物都会面临自然力量的阻挠和同种之间的竞争。要生存就必须具有抵御自然灾害, 赢得同种竞争, 保全自身的能力, 即抵抗力。只有经受住自然考验, 具有强大抵抗力的强者才能生存下来。因此, “审是人生行径, 无时无事, 不在剧烈战斗之中, 一旦丧失其抵抗力, 降服而已, 灭亡而己, 生存且不保, 逞云进化!”人生无时无刻不充满了竞争, 如果丧失了抵抗力, 就只能服从强者的统治, 丧失人格, 甚至灭亡。
第二, 梁启超和陈独秀都意识到中国人意志薄弱, 体质孱弱, 因此提倡尚武精神。中国国力衰微, 亡国在即, 原因在于中国人柔弱成性, 缺乏尚武精神。为此, 梁启超与陈独秀都提倡尚武尚力精神, 强健国民体魄, 坚毅国民精神。梁启超在《论尚武》中对中国人孱弱的体态进行了一番描述:“重文轻武之习既成, 于是武事废坠, 民气柔糜, 二千年之腐气败习, 深于国民之脑, 奄奄如病夫, 冉冉如弱女, 温温如菩萨, 戢戢如训羊。”与之相应, 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也表达了对国民病夫之躯的担忧:“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 手无缚鸡之力, 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 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 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 将何以任重而知远乎?”
面对令人堪忧的国民素质, 梁启超提出要培养尚武精神, 具体来说即要培养三力:心力、胆力、体力。所谓心力, 即永往直前, 只求必胜的信念。所谓胆力, 即冒险进取精神。所谓体力, 即强健的体魄。针对国民精神萎靡、身体柔弱的弊病, 陈独秀提出“兽性主义”教育方针:“兽性之特长谓何?曰, 意志顽狠, 善斗不屈也;曰, 体魄强健, 力抗自然也;曰, 信赖本能, 不以他为活也;曰, 顺性率真, 不饰伪自文也。”梁启超培养“三力”的对策和陈独秀培养“兽性主义”的对策, 目的都在于培养强力, 以养成国民坚毅不屈的品格、百折不挠的毅力、健康强壮的体魄。这样中国人才能与西方民族抗衡。
三、人的观点
启蒙运动的目的在于将人从封建专制统治、宗法纲常制度等压抑人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树立自由、平等、人权等近代民主价值, 从而使人摆脱道德理性的束缚, 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观点是梁启超和陈独秀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核心。
梁启超与陈独秀对国民奴隶性进行批判, 认为中国人缺乏独立性和自由意志, 从而希望通过伦理道德革命树立国民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 使中国人从臣民转变为公民, 从封建统治者的奴隶变为近代意义上独立自主之人。
梁启超认为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培养了具有奴隶根性的臣民。统治者视国民为奴隶, 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而更可悲的是中国人自视为奴隶, 认为君主的地位是上天授予的, 因而无条件地服从君主。正是这种天命观念, 使得中国人没有权利思想, 只知为朝廷尽义务。这种观念导致百姓对自己的奴隶地位无所知觉, 甚至自甘为奴, 成为臣民而非公民。
陈独秀则侧重从封建伦理的忠孝节义对奴隶性进行批判。他认为:“忠孝节义, 奴隶之道德也。”“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 而为以己属人之道德也。人间百行, 皆以自我为中心, 此而丧失, 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 即丧失此中心, 一切操行, 悉非义由己起, 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忠孝节义的观念要求臣必须服从君, 子必须服从父, 妻必须服从夫, 否则将被视为违反人伦规范。每个人的言行均以他人为转移, 凡事不能由自己作主, 就丧失了自我, 成为只会遵从主人没有自由的奴隶。
奴隶性的本质是自由意志的缺失。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之腐败, 其祸及于今日, 退其大原, 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 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云, 正使人自知其本性, 而不受钳制于他人。”自由是人的本性, 国民只有成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人, 才会珍视自由自主的权利, 不甘受他人控制。由具有自由意识的国民组成的国家才能够摆脱他国控制。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要“打到奴隶主义, 争取自主自由之人格”, 人都有平等的自由自主权利, 丧失了自由权利的人就沦为奴隶。“解放云者, 脱离夫奴隶之羁绊, 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 一切操行, 一切权利, 一切信仰, 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 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陈独秀揭示出自由的本质就是保全自主之权和独立人格, 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支配行动。
怎样破除奴隶性, 养成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呢?梁启超提出五条标准:勿为古人之奴隶, 勿为世俗之奴隶, 勿为境遇之奴隶, 勿为情欲之奴隶, 勿为正统观念之奴隶。陈独秀提出“偶像破坏论”。一切没有实际价值但却受到追捧、被视为典范的东西就是偶像。无论是梁启超的五条标准还是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 其实质都是一种思想解放论。要破除奴隶性就必须解放思想, 用自己的理性重新评估客观事实, 才能具有自由意志, 养成独立人格。
四、结束语
通过对比梁启超和陈独秀国民性改造思想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特色:一、两代启蒙思想家思想中都充满对民族独立、国家振兴的渴望。他们思想中都包含群的观点, 都力图唤醒国民爱国心, 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抵抗外辱。梁启超和陈独秀都力图通过立人的道路塑造近代国民, 建立近代国家。因而两者都身兼资产阶级启蒙和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二、在启蒙途径的选择上, 梁启超和陈独秀都选择了以政治伦理为主要内容的国民性改造途径。两者都侧重从建立近代民主政治所要求具备的政治思想、伦理价值基础方面来进行启蒙宣传, 批判支持封建专制的国民性格和道德基础。
摘要：梁启超和陈独秀分别是中国戊戌启蒙思潮和五四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 虽然两者处于不同启蒙阶段, 但他们都以国民性改造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实现手段。通过对比梁启超和陈独秀国民性改造思想, 可以发现两者思想都包含群的观点、力的观点和人的观点三大核心思想, 反映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建立民族国家与实现人的自由两大主题。
关键词：国民性,群,力,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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