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

国民政府时期（共12篇）

国民政府时期 篇1

伴随着近代警察制度的出现, 中国近代警察教育也随之形成。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已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两大警察教育体系, 分别展开以培养高级警察人才为主的警官教育, 和以培养低级警察人才为主的长警教育, 警察教育更趋完善。1936年中央警官学校正式成立, 全国警官教育逐渐统一于中央, 中央警官学校以全国最高警察教育机构之显要地位及培养警察人才的高层次性, 在近代警察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人数众多的长警不仅是国家政令的直接贯彻者与执行者, 他们的作用也渗透在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 当局在进行中央警察教育的同时, 也积极地同步推进地方警察教育建设, 以提升警察的职业素养与能力。各省市警察训育机构, 在不断发展中逐步形成了针对低级警察的教育特点与教育内容。

一、分层级的警察教育

从清末建立正规的警察教育开始, 警政当局就注意到警察教育的层次性。早期的北京警务学堂开设有初等、中等、高等、研究等科, 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地方警察教育层次更鲜明, 以适应从警官到警士教育的不同要求。

1. 警官教育。

总体说来, 中央警官教育旨在培养高级警政人才, 地方警察教育以培养低级警察人才, 即警长与警士为主。1936年修正的《警官补习班规程》规定:“凡未受警官教育之现任委任警官, 均须受补习教育, 于省府所在地, 设班集中训练。”[1]82依据规程规定, 部分地区也先后开办了警官补习教育, 如浙江省警察训练所附设战时警官训练班, 湖南省会警察训练所附设巡官班, 重庆市警察局设警官训练班及湖北省会警察局附设警察实务讲习班等。不过各省份的警官培训多为补习性质, 主要是应临时需要而设, 所以存在时间也很短暂。抗战胜利后, 南京警政当局为提升警察整体层次, 拟推行警员制, 对警员以低级委任警察官视之。为满足各地实施警员警勤区制的需要, 各省、市警察学校都承担了相应的训育工作, 以养成警员必须具备之服务精神与应用技能, 充实急需的警政干部。

2. 长警教育。

警长与警士合称为长警, 是警察官等以外的职务, 不属于国家公务人员, 但却是执行政府政令最直接的人员, 工作极为繁复重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警察受教育程度虽较以往有提高, 然而总体水平仍十分低下, 加强长警的教育显得更为迫切与必要。根据1929年颁布的《警士教练所章程》规定, 全国先后共建立了199个警士教练所, 警士培训渐趋规范。1936年修正后的《警长警士教育规程》改警士教练所为警察训练所后, 训育对象和内容也有新的调整:以前教练所只训练警士, 修正规程则将警长教育亦包括在内;以前仅注意对警士的基本教育, 修正规程则将常年教育亦包括在内。

针对警官、警长、警士等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警察人员, 各地警察教育机构制订了相应的训育计划, 开设了不同的班次, 实施了具有层次特点的教育培训, 对提升中、低级警察素质有重要的意义。

二、分类别的警察培训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警察种类已日臻完善, 如交通警察、消防警察、外事警察、卫生警察、驻卫警察等。基于此, 地方警察教育机构对长警进行了分类别的训育, 主要表现在训育内容的针对性和训育方式的灵活性两方面。为使招录的长警能尽快履职, 各地警察培训机构根据其分派的具体职责展开有针对性的训育。如保安警察一向被视为武装警察, 其训练办法“包括于一般行政警察训练之内”[2]21, 但教育科目在基本学科基础上有所增加, 尤其是抗战及“戡乱”的特定时期, 为配合军队抗战与“剿匪”, 保安警察除需具备警察知识外, 其教育以军事为主[3], 因此保安警察的训育内容带有极其鲜明的军事色彩。“卫生警察以保持国民健康为目的”[4]253, 培训内容主要在于使其获得最基本的卫生常识从而提高工作的实效性。其他如交通警察、消防警察、户籍警察、外事警察、水上警察等的训育内容都各有侧重。从南京国民政府警察训育的整体实施来看, 在警察勤务繁重, 警察人数又偏少的情况下, 这种针对特定警种而施予的培训, 无疑能在短期内迅速有效地达到警察行政的目的。

此外, 各地警政机关还采取了富有机动性的灵活的训育方式。如驻卫警察多为机关自行招募, 尽管警察机构一直有将驻卫警察纳入体制内统一管训的想法, 内政部也有“凡各机关及各公私团体, 自行招募之警卫, 得由所在地警察机关轮流调训管理之”的相关规定”[5], 但因驻卫警察常驻于各机关服勤, 受过警察专业培训的寥寥可数。随着驻卫警察人数的日渐增多, 地方警察训育机关开始以轮流抽调人员培训的方式, 保证每一驻卫警察都有受训机会。甚至还可以由警察局派遣教官赴各驻卫警察所服务的机关施训, 既达到提高驻卫警察整体素质及技能的目的, 又兼顾了驻卫警察的业务需要。针对女性的生理特点和主要业务, 警察训育机构在遵照通行的警察教育法规训练的同时, 在课程设置上以调查户口、调查罪犯防谍等项为主, 其他一般警察常识为辅, 训练中虽实施军事管理, 但军事类课程并不多, 不仅培训内容有别于男警, 训练方法亦有不同。类似灵活的训育方法某种程度上在勤务繁重而又警力缺乏的情况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三、多样化的教育形式

警察教育在精神上注重警察品德的修养, 在能力上注重警察技术的熟练, 在知识上注重警察的专门学问和普通常识的丰富。要求受教者有同一的认识、技能和修养, 以应用到警察行政上的时候, 可以齐一步骤[6]18。在思想政治化、行动军事化、学术科学化的警察教育方针指导下, 地方警察教育主要有养成教育、常年教育、特种教育三种方式。

养成教育是警察的基础教育, 由警察学校的专业教员施以正规化、集中化的教育与培训, 学习的课程有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学科包括精神教育、警察学、法学等, 术科包括军事教育、警察技能及普通体育三类。由于警官与长警的文化程度有高下之分, 所以对不同层次的警察, 开设的课程及学习时限也稍有区别。警员、警长、警士经养成教育后, 按级别分派各警察机构, 但在其职业生涯中, 仍需接受后续的常年教育, “即现在各局队服务之长警警察教育是也”, 以作为养成教育的补充。常年教育的实施主体是地方警察机关。各局、所利用勤务以外时间或在不妨碍勤务原则下, 集中长警施以强制教育, “以逐渐改进服务效能, 提高学术水平, 并激励其依次晋升为目的”[7]。在养成教育、常年教育、特种教育三者中, 以常年教育为中心。

特种教育也是补充教育的一种。由各级警察机关遴选警员、警长、警士, 授以侦探、指纹、验枪、警犬、刑事等特种知识。警察特种教育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为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警察教育机构往往聘请专业人员施训。如刑事司法警察, 其任务在“配合戡乱, 行宪国策, 协助政府促进民主法治”, 因之除专职教官教授课程外, 往往均聘请地方名流进行补充教学。湖北省警察学校第一期刑事司法班授课教官就包括了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谢珈航、华中日报社副总编辑姚梅镇、华中日报社主任编辑朱国栋、湖北武昌地方法院推事梅荫隆、法律专家袁祥庸、著名律师李鹏、湖北省会警察主管机关科长刘绍向等人, 以弥补警察局专职教官之不足[8]。

除了养成教育、常年教育及特种教育这三种主要的警察教育方式外, 警察机构还对警察施以机会教育, 加强警察的素养和能力。所谓机会教育, 是指在实际工作中, 由警官及资深员警随时对长警进行指导的一种训育形式。1946年, 内政部按照“警官受警察教育一年以上, 长警受警察教育六个月以上”的标准, 对各省市警察机关受过警察教育的人数进行统计, 达此标准的员警尚不及一半。如汉口市警察局统计显示:已受教育之警官175人, 警长108人, 警士364人;未受警察教育之警官241人, 警长435人, 警士1496人[9]。即使以如此低的标准来衡量, 这样的警察教育也只能是肤浅知识的了解。所以, 针对这一事实, 各地警察机构采取了许多灵活变通的教育方式, 将警察常识、技能等内容贯穿于工作中进行。如适时举行周会讲解警察实务, 随时利用时机教授警士识字等。由于机会教育主要利用服勤和休息时间进行, 不需要集中长警, 实施起来具有更大的机动性, 在短期内相对常年教育更易显现效果, 较受各分局、分驻所的青睐。

四、地方警察教育的意义与局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警察教育已形成了根据层次不同、类别不同而有针对性的警察训育体系, 但仍有一些非常突出的问题存在于警察训育过程中。其一, 长警文化程度悬殊明显, 同一课程的讲授效果因人而异。其二, 经费欠缺, 教育设备落后。一些地方警察训育机构连基本的桌凳文具均难保证, 现代警察所需了解和掌握的科学办案仪器更无从谈起, 许多设定的授课内容只能在计划上而不是实际上完成。其三, 师资力量不足。担任教官者, 或有实际警务工作经验但理论高度不够, 或具备专业学识而欠缺职业经历, 兼之人数甚少, 还不能满足警察训育的要求。其四, 各地警察局辖下之分驻所分散, 长警集中不易, 每逢集中训育时不免彼此等候, 致耗费许多时间, 也使统一训育的目的不易达成。其五, 长警人数不敷勤务分配, 于紧张勤务之外再频繁接受培训, 难免感觉疲惫, 以致受训人员在服勤之余走训练的过场, 警察训育流于形式。这些尚未考虑周全或虽已有察觉, 然而未能及时解决的困难与不足, 使警察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也影响了彼时的警政建设成效。

参考文献

[1]李士珍.警察行政之理论与实际[M].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 1948.

[2]保安警察[M].中央训练委员会, 1942.

[3]奉令加强警察教育并增列保密防谍科目一案特饬遵照由[B].1947-12, 湖北省档案馆藏40—13—648.

[4]张恩书.警察实务纲要[M].中华书局, 1937.

[5]丁光昌.驻卫警察派遣办法[M].大东书局, 1947.

[6]邓纯灏.警察教育与警察行政应如何密切配合[J].警声月刊, 1943 (7-8) .

[7]汉口市警察局督察处三十七年度工作报告[B].武汉市档案馆藏40—3—331.

[8]鄂警校聘名流讲课[N].和平日报, 1948-5-14 (3) .

[9]汉口市警察局未 (已) 受警察教育之各级官警人数调查表[B].1946-10-31, 武汉市档案馆藏40—3—224.

国民政府时期 篇2

作者：张昱 [] []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淮安

淮安光复后，蒋雁行并不满足于巧获的江北都督的高位，复谋建立江北省，过过“督军瘾”，结果未能如愿，后调离。1914年，置淮扬道，道尹衙门即设在清江浦。军事方面，先后置江北护军使、淮扬镇守使，护军使和镇守使署也驻清江浦。军阀多飞扬跋扈，拥兵自重，故凡事多护军使、镇守使说了算。北洋军阀政府先后委刘询、刘之洁、马玉仁为淮扬镇守使，驻扎清江浦。

在这些军阀当中，以马玉仁的军容风纪最坏，驻扎时间也最长。马玉仁系盐城人，原为盐匪，后受清廷招安编人缉私武装，并以种种机遇和手段，得以官运亨通。1913年，因镇压二次革命有功，马玉仁先后被袁世凯任命为扬州游击统领、江苏第一混成旅旅长兼淮扬镇守使，接替刘之洁。刘之洁是冯国璋的外甥，坚不交印，而清江人久闻马的臭名，也不愿他的部队进驻清江浦。即以商会会长闻溥为首，联名呈请省方挡驾。马只身前往拜会闻溥，以利相诱，始得就职。镇守使署就设在河漕总督旧署内。马就任后，又罗致了一些盐匪充实、扩大自己的队伍。

淮境土瘠民贫，穷极之民铤而走险，啸聚山泽者很多。他们往往与帮派会党相结合，“遍地蔓延”，以致大股千余人，小股十数人数十人不等。大小参差，每县十数股数十股不等。全区不下百余股。他们或落草结寨，以洪泽湖、骆马湖、黄墩湖、青伊湖等为渊薮；或勾结劣绅，以地主庄园为荫庇。土匪劫掠钱财，对豪绅富户威胁尤大，故地主豪绅家都养有练勇，以对付前来劫掠的土匪。有的地主还出面倡导联络附近地主共同筑圩办练，互为犄角。因此那些悍匪，往往以出面倡导办练剿匪的地主为主要攻击目标，企图置之死地而威慑其他地主。如宿迁北乡赵圩地主赵永疆，不仅倡导附近地主筑圩办练，共同防匪很积极，而且自己勤于剿捕，“毙匪甚众”。因此为众匪所切齿。1913年5月25日，大蔡、席三等集股匪数千人，分围赵永疆附近各圩，而以主力攻赵圩。赵拒守5日，弹尽援绝，率全家登炮楼自焚而死。匪众入圩，又杀54人，凡青壮男子几乎无一幸免。同年7月25日，土匪为报首领宋芳春被杀之仇，集股1000余人，攻下归仁集顺河庄（属今泗洪县）,杀地主蔡连声父子及练勇50余人，并为宋芳春大殡3日，乡民慑于匪焰，前往注册吊唁竟至两三千家。土匪们不仅杀人越货，抬人拉牛，甚至于光天化日之下，围攻商户繁多的集镇。本区的著名集镇，如黎城、众兴、渔沟等都曾被土匪攻掠过，损失惨重。

马玉仁驻淮期间，也照例有剿匪安民之责，然而，驻防的马军，却每有人暗中与匪首勾结，常常名为出发剿匪，实则按线索向良民劫掠勒索。民众见到马军比遇到土匪还害怕。有时也做些表面文章，却出尽洋相。1922年夏，马军一个营的剿匪部队竟被土匪打垮，以致泗阳众兴镇横遭洗劫，商民被绑架数十人。当时马玉仁往防地视察，中途闻警，狼狈而回，归途听得枪声，竟沿运河堤爬行。回来还振振有词，以“青纱帐”和“匪众我寡”相搪塞。

马玉仁军驻清江浦9年，横行霸道，敲榨勒索，草菅人命，贩毒嫖妓等种种恶行，擢发难数，略举几例，即可窥斑见豹。

马玉仁每逢赴省或发晌，必向淮阴商会借款，常欠约在万元左右。每逢宴宾或过节，也必向商会借桌椅碗盏，从无一次完璧，事后又全由商会按件赔偿物主。

马玉仁的族叔马二乱子、侄子马益祥，都是狗仗人势，横行不法。一次，马二乱子到南巷唐氏理发店剃完头，忽大怒并拖住唐氏痛打，说将他脖底的痣毛剃掉，将影响他的寿限，要唐写保单保他平安无事。后唐氏央人说情，好不容易允许唐氏拜他为师，“孝敬”100元，并设宴请客，方算了事。马益祥在省立第九中学读书，身佩手枪，目无师长，一次，竟率领无赖同学多人，痛打校长张开轩一顿，事后并无处罚。马玉仁手下旅长郁汉川挟妓侑酒，警察到场过问，竟被打伤。郁又将一妓带到家为妾，不久疑心该妓与卫兵有不正当关系，遂将该妓打死，并碎尸投人北门桥下水中。

马玉仁的士兵还常常贩卖烟土，牟取暴利。一姓高的士兵到王营兜售烟土，大敲竹杠，使商户沈万祥蒙受很大损失，引起全镇商民公愤。地方头面人物领衔申诉无效，地方报纸又披露实情，士兵高某竟纠集同伙，公然向报馆兴师问罪。

马玉仁部士兵以盐阜人为多，盐阜至清江的一二百里路上，其士兵不断来往，于是沿途老百姓也遭了殃。兵士们到处抓人背纤，老少贫富，士农工商，碰到就抓，抓到给钱放人，不给钱的就吃背纤之苦。其扰民坑民，类皆如此。

马玉仁驻浦期间，正值军阀频频混战。1920年与1924年直皖战争、1922年与1924年直奉战争，马玉仁部卷人战事。1924年直皖战争，直系胜利。马军撤回原防时，一路奸淫抢掠，满载而归，仅红木家俱一样，就装了十几船。因马“参战有功”，被吴佩孚任命为淮扬护军使兼某军军长。可好景不长，在同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败北。9月6日，南下的奉军追击败退的马玉仁部队到王营，马部利用盐河和黄河站住了脚跟，并在援军的帮助下与奉军对垒，奉军的炮弹竟打到清江城第六师范校园内。然而不两天奉军即退去。孙传芳老早知道马玉仁声名狼藉，于是命其嫡系第十师师长郑俊彦进驻扬州，旋又下解散令到清江浦，令马军解甲归田，由郑部接防。

马玉仁一面急忙派人向郑俊彦商请缓进，一面想筹买枪支弹药。遂匆匆赶回盐城向富户们敲了8万元竹杠，赶回清江浦。时郑俊彦已北上到淮安。马派人欢迎接待，声称欠饷未发，一时不能遣散，恐发生哗变。实际这是马玉仁的缓兵之计。后购军火之事落空，马才知已无可挽回，但又不甘心交卸。而郑奉孙传芳最后通牒，限马刻日率部徒手出境，否则围歼缴械，其时形势恶劣，人心惶惶。

遂有省议员李更生、省立第六师范校长徐公美等，穿越两军对垒的板闸镇，偕同淮安关监督黄芝潭，去淮安与前清翰林周钧商谈，一起出来维持地方治安。后几经磋商，由淮安筹款6000元，清江3000元，板闸与河下两镇各500元，共10000元。6000元作马军的遣散费，4000元为招待郑军的招待费。马、郑见面，交接而散。马玉仁等悻悻离去。时为1925年春。

两相比较，后来的郑俊彦部的军纪比马玉仁部队好多了，这也是众人皆知的事实。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淮境农工商等实业有所发展。例如，办起了农事试验场，推广农业良种及良种禽畜等。工业方面，先后办起了淮阴第四工场、增新祥蛋厂等。还修筑公路，开通部分主干道的汽车，并疏浚里运河，以利运输。这些，同北洋政府不能说没有关系，如农事试验场、第四工场，都是官方所办，功劳自不可没。具有日打蛋三四十万只的增新祥蛋厂，则纯为商办。修公路通汽车的事，则是淮、扬绅商在深感交通的闭塞已影响淮、扬繁荣的情况下，集股开办的，北洋政府实未掏出几文钱。相反，商办企业不仅受到军阀政府重税的折磨，还难免军阀派系战争的摧残。清末由商办的淮阴大丰面粉厂，除担任地方用款的甲级数字外，每日开机，还得缴国税银元100元。1925年直奉战争，增新祥蛋厂损失惨重，一度停产。第四工场亦是在直奉战争期间停办的。

文化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以淮阴、淮安、泗阳、涟水、宿迁、沭阳6县为例，民国元年仅有初等教育学校80余所，到1921年就增加到500所，10年中提高了6倍。但是，适龄儿童未入学率仍高得惊人，各县都在85%以上，有的甚至在90%以上，女孩入学者尤其少，6县共有1400余人。但比起清末，已有很大进步。为提高全民素质，一般县里还设有民众教育馆，负贵扫盲教育和文化娱乐等开启民智的工作。然而，由于民众素质普遍起点太低，工作量太大，而人员配备又很少，所以收效甚徽。五四和五卅时期的爱国运动

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本区是反映较强烈的地区之一，淮阴学、商、工、绅、军、警、政各界都卷人了运动，仅千人以上的集会就有五六次。抵制日货的斗争则遍及淮属各县。

5月18日，淮安县各界为山东问题交涉失败，于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到会五六千人。会议决定组织演讲团劝购国货，编印日刊报告外交消息，调查和抵制日货，并将各界人士送来的日货当众焚毁。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为了争取舆论界的支持，淮阴省立第六师范、淮安教育会分别打电话给各报馆，声援爱国学生，呼吁我国外交使节据理力争，决不可在和约上签字。

6月3日后，本区各地的声援运动再次掀起高潮。6月13日，清江、淮安城等地为声援六三运动酝酿罢市，旋即举行了清江、西坝等地工人和市民参加2万多人的大游行。各地群众自发抵制、焚毁日货。此间，淮阴省立第六师范、第三农校、六师附小、绳武高等小学和淮安省立第九中学，在六师礼堂举行五校联合会成立大会，制定会章，并决定出版会刊《爱国报》，发表了《淮阴学生联合会宣言》。《宣言》号召淮阴学生联合起来，群策群力，办教育，兴实业，开通民智，尽快使国家振兴起来。《宣言）对团结青年学生，推动运动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号召力。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席卷本区各地。各地各界纷纷成立后援会、宣传演讲团等，举行集会游行，宣传演讲，发表通电，募捐援沪，查禁英、日货等。

6月5日，淮阴省立第六师范全体学生，为上海租界上的英国巡捕枪杀学生间题开会，并电告北京、上海，请求严正对付。省立第三农校也通电声援。7日举行游行，8日成立上海惨案后援会，还成立演讲团，分组轮流出校演讲。同时组织募捐汇沪。中旬，中共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恽代英在西坝盐务运商公立小学讲演，揭露五卅惨案的真相和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号召淮阴各界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17日，淮阴县各界在城内丰济仓召开国民大会，到会团体30多个，共万余人。上海学生代表报告了沪案惨状，会后游行声援。7月1日，在清江浦召开规模空前的江北市民大会。来自各县的与会代表共数万人齐集赞化宫前门广场，与会者听取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的报告、讲演，并举行大游行。本区各界的声援运动至此达到高潮。

6月15归，“五卅涟水旅沪学友内地宣传团”来到涟水，报告沪案经过。17日，由县商会、师范、县中、县立第一高小等单位联合集会，成立“五卅惨案涟水后援会”，发表通电，并分别到各地演讲、募捐，全县捐款20000多人，共捐了5000余元。30日，各界在章化寺召开沪汉死难烈士追悼大会。7月14日，后援会女会员吴景钊等，还成立涟水五卅惨案后援会女界分会，在女界开展宣传、募捐活动，支援上海工人斗争。淮安县沪案后援会还通电声援上海。

通过五卅爱国运动，本区人民特别是知识界进一步觉醒，其中一部分人开始接触和宜传马列主义。如陈治平等组织的“读书会”，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著作，宣传苏联十月革命，为中共淮阴地方党组织的诞生莫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北伐战争之际的淮境战事

1927年5月初，国民革命军重新拟订渡江北伐计划后，第一路军由镇江渡江进攻扬州，连连告捷，并乘胜追击直鲁军。5月26日，孙传芳退往宿迁，战事正式进人淮境。北伐战争在淮安境内分两个阶段。自5月26日国民革命军进人淮境起，至同年8月中旬撤至长江南岸，为第一阶段。在孙传芳退往宿迁的同时，第二路军以第二纵队向淮安前进，拟切断孙传芳部队的退路，以第三纵队主力直趋宿迁，拟截击孙传芳残部。6月4日，第二路军第一纵队攻克宿迁、洋河镇。6月5日，第一路军21师陈诚部攻克淮安，第17军2师杜起云部攻克涟水，孙军向海州等地溃退，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进驻淮安。同日，第二路军第一纵队又以主力渡过运河，向泗阳、海州方面追击，第二纵队第17师于淮阴附近与孙军遭遇，经奋勇攻击，遂一举攻占淮阴。孙传芳残部经涟水、新安镇逃窜郯城，其第5师白宝山、第7师冯绍闵、第12师周荫人诸部败逃海州。第一、二路军分头向北急进。至此，孙军已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

可是，蒋介石却于6月26日命各部停止北伐，对直鲁军取守势，而转移主力，准备溯江而上，西征武汉。不久，直鲁军即开始大举反攻。8月3日，国民革命军奉令撤退。8月17日，令北伐部队各部撤至长江南岸，直鲁军遂复进据淮安各地。

北伐战争在淮境的第二阶段自9月3日起，至12月16日结束。9月初，孙军在龙潭会战失败后，节节败退。9月3日，国民革命军中央纵队（14军）经两泰、邵伯、高邮向淮安追击。9月5日，国民革命军左纵队（10军，附淮海游击队）于占领扬州后，亦以主力向淮安追击前进。

9月11日，18军与直鲁军在淮安城郊遭遇，不多时，直鲁军被击退入淮安城，旋被18军包围歼灭。9月12日，18军一部迫近淮阴城东门和北门，与直鲁军激战7小时，直鲁军一部向宿迁、蒋坝方向奔逃，余皆被俘。此役共俘敌3000余名，击毙敌1000余名，18军亦亡百余人，时称“渡江追击以来第一恶战。” 19月14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众兴、泗阳，同日中午，到达涟水的北伐军与直鲁军方永昌部骑兵团接战，经过奋击，北伐军冲人涟水城，直鲁军向海州退去。

9月17日后，由于北伐部队再次被抽调“西征”，北伐军与直鲁军一度处于相持状态。

11月，国民革命军回师北征。12月，双方在宿迁外围地区接战，孙部败退。北伐战争在淮安的战事至此终于结束。

国民政府时期 篇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693；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12-0016-03

中国国民党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并宣称“以党治国”[1]。然而中国国民党并没有能够整合当时国内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这跟其并没有能够渗透到社会基层密切相关。当我们分析中国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制度性缺陷时，其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中国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中国国民党自兴中会至中华革命党时期，活动据点多在海外，加之孙中山更多的依赖自己指定人员来运营党，不关心组织形成，国内因而几乎没有组织基础。武昌起义后章太炎提出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观点之所以能一唱百和，固然同当时国人对政党的认识有关，但也同国民党缺乏基层组织，不能吸纳民众参与政治有莫大关系。到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是年10月10日颁布《中国国民党规约》，充实了党员的规定，还就有关组织规定提出：本党设本部在上海，总理全党事务。本党在国内及海外华侨所在地设党总支、支部、分部。然而除此规定外，并无组织建设的细则，其党组织建设还没有效开启。

到1923年，国共两党已经开始酝酿合作。11月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广州市全体党员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2]，完备了国民党的组织，草案提出两大方针：即下级党部受上级党部管辖，各地方固有问题地方党部有自由处理权，实际上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结合。草案树立起国民党的组织架构，依次为：中央最高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中央设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地方各级也相应设立地方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和地方执行委员会，并就各级党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职权作出规定。并明确提出，区分部为党的基层组织，经县执行委员会审查，由五名以上党员组成；区分部执行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执行日常党务；还规定区分部的职责。该组织法有苏联共产党组织法的明显痕迹，实际上草案本身就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帮助下制定的。

不过，在国民党没有充分控制国家政权时期，该组织法难以充分实施。例如，据1926年10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全国25个省正式成立省党部的近13个省[3]；即使在国民党势力影响范围内的各省，正式成立县党部的比例都在50%以下，更遑论基层组织的建立了；湖南、湖北、广东以接近组织法的形态成立了党组织，但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运作所致。周恩来回顾：“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4]可以说，中国国民党虽然在国共合作条件下承袭了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拟定了组织法，党员人数得以扩展，但其并不熟谙组织运作，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区分部的建设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中央也认识到其不足，故致力于组织工作，最受重视的就是区分部建设：再次确认党员必须加入区分部，这是针对不少国民党员游离于党组织之外，不参与党的活动密切相关；强调了县党部的独立性，对下属党部有财政和人事权，规定“县政府也要仰承县党部指挥，受县党部管辖。”[5]把党对政府的驾驭姿态在地方层面制度化；同时规定3个区分部组成一个区党部，三个区党部才能组成县党部。即，组成一个县党部至少需要9个区分部及最少45名党员。但从全国来看，有八成以上的县达不到这一数值[6]。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国民党的组织架构基本上是区分部的累计形态，基层单位区分部是这一架构的初始基础。然而国民党的省党部多是在下级组织缺乏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仅仅是形式上的统一，省一级的权力多被国民革命军的地方军事领袖垄断，他们多兼任省长或省党部主席。中国国民党中央力图通过授予县党部以地方权力，以摆脱地方军事领袖影响，向地方渗透中央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由此产生了省与县脱离的问题。

国民党区分部建设强调党员必须参加党的活动，以改变不少基层党员游离于党的组织之外的状况，同时最重视的是通过训练培养“良好的党员，充实区分部活动。要求党员做到“革命化、团体化、纪律化、系统化、民众化”。在思想方面要“掌握革命的人生观，提高革命的热情”。区执行委员会“调查负责地区所有大众的状况”，讲求“吸收革命分子的方法与措施”。为贯彻这一规定，中国国民党指示区分部进行宣传工作，当时涵盖四个方面：（1）文字宣传——通过刊物，（2）艺术宣传——绘画、戏剧、音乐、电影，（3）发动宣传机关，（4）发动文化机关。另外，也奖励举办讲演会。关于实际的政治问题，以三民主义为准则[7]。

然而，从区分部实际运作来看，却是差强人意。如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势力较强的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省，国共分裂之后，党员数量锐减。组织工作健全进行的江苏、浙江、河北、河南、山西、甘肃、绥远省中，河北、河南、山西等是典型的“委托型”统治地区，不在国民党的直辖之下，国民党真正能直接统治地区只不过江浙两省[8]。除去极其有限的地区之外，其制度化的理想形态即自下而上的累计方式根本没有发挥机能。实际上实施的几乎都是省党部、县党部开展的组织工作即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国民党的权力只到达县这一层级，而且是不充分的。从执掌全国政权之初，国民党党员仅27万余人，到1937年亦不过52万余人，党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9]。抗战前夕，国民党中央只能控制全国25%的地区和66%的人口。可以说，国民党执政的22年间，从没有真正统治过全中国。

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民党在组织化过程中，几乎没能动员民众，党的组织工作是以游离于大众的形式进行的。如果说在清共之后，国民党内部对于民众运动何去何从，国民党究竟代表哪个阶级还存在争论的话，那么到1929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这一争执开始有了结论，国民党由动员民众转向控制民众，国民党干部王子壮回忆：“与共党争者，民众为一大问题，互夸己党真正代表民众、解放民众者，至此中央公然主张不要民众矣……党的基础空矣。”[10]国民党已经退化为一个保守型政党，它反对民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维持旧的政治社会秩序，竭力使自己适应和迎合旧的社会秩序中既得利益阶级的诉求。它要求区分部调查大众状况，要求党员的革命化与民众化，然而实际上政党又疏离大众，不能推行有益于劳苦大众的各项社会改革，自然对民众缺乏吸引力，其基层组织架构无法有效搭建。

三、 区分部的作用变迁与小组的成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员绝对数量的不足，对其工作重心由“革命”转移到建设上来的政策不利，为此1931年国民党大幅修改了党员章程，而党的组织变化，最显著的是基层组织区分部。区分部以往采取的是“居住地区分法”，现在加上了“职业区分法”，给区分部的任务即训练党员最重要的课题是提高所辖党员的“职业技能”，使“党员职业化”[11]，这使得在职业团体、学校、机关中设立区分部成为可能，同时区分部基本成为秘密组织。这一组织方法，消除了地域偏差和绝对数量的不足，区分部数量有所增加。同时“职业区分法”又使党员阶级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国民党要求党员以某种专业知识贡献于党，而不问革命经验，促使专家入党人数增加而工人、农民入党人数减少。区分部训练党员的一条重要任务就是识字教育，1933年5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党员识字教育实施办法》规定：“本党党员不识字者必须接受识字教育，区分部或区党部负执行职责。”“识字教育最低限度之必需经费，由区分部或区党部设法筹措。”[12]这种规定虽然本意上是促进国家建设，但在旧中国文盲率达80%的情况下，却使各区分部对发展不识字者入党的积极性不高。曾作为“革命”的担当者加以动员的工人、农民的比率急剧减少。这导致全国1890个县，成立县党部的仅有348个县，占18%[13]。而党远离大众，党员不能负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也成为蒋介石最大的不满，为此国民党中央又做出了一系列调整。

首先是鉴于县党部建设严重不足，地方权力集中，县自治完成都受到挫折的情况，1932年6月17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规定：在未设立党部的县设立小组，3人以上就可以设立小组，由省党部直接训练指导，以“专门培养党务工作人材”，夯实基层组织，实际上意味着对县党部的失望和放弃。其后，为健全组织， 1938年蒋介石训示：要充实县以下党组织，区党部、区分部是非公开组织，对外保密，党员以个人身份开展内外活动，举行小组会议；制止党脱离民众，党的工作与地方民众的自卫、自治、公共福利事业完全一致；以前行业或机关的工作分子并不积极，今后要激励他们热心向前，构建党员与党的密切关系等。根据这一意向，193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区分部组织法，对各党部组织进行改编，规定：区分部是党的基层组织，党员必须分别参加分部会议，区分部的区分单位以党员住所为准，可在机关、学校内设立区分部，区分部在从事的机关或住宅内执行任务，不能对外公开等。这些规定使区分部基本上又恢复“居住地区分法”。后来蒋介石认为，区分部“居住地区分法”是使党脱离大众，党员不参加党的活动的最大原因。

这一时期国民党党组织改革最大特点是党小组作用的扩大，小组直属党部，党员有义务参加区分部党员大会，另外组织小组并举行小组会谈，原则上一个党员加入一个小组，小组会谈内容包括“总理遗教”、“总裁训示”、“本党政策”、“推进党务”、“国际形势研究”、“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研究”等[14]，而1932年起大部分基于“职业区分法”形成的区分部，实质上失去效力而形骸化。1939年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小组训练纲领》，阐明区分部虽是党的基层组织，但因人数过多，难于实行党员的训练工作，因此颁布小组会谈，以谋救济。还规定，小组是党的细胞，似机器中的发动机，必须深入各行政机构、各种团体组织，发挥党的力量，收训练党员之实效[15]。并明确小组要在全国的保甲中普遍设立，把中央的一切政令直达下层民众。小组实质上成了中国国民党最基层的组织，也成了蒋介石完成县自治的基础，并担负着向党员渗透蒋介石个人权威、实现其国家建设理想的重要载体。 然而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国家进入战时体制，小组几乎没能发挥作用。1942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党务报告谈到，全国三万多个区分部中，不能按期开会，或未能开会者，占68%[16]。小组会谈亦徒具形式，了无生气。到抗战结束，国民党组织一方面进行党员总清查、总登记，整顿组织；一方面实行党政基层配合，要求做到乡（镇）建区党部，保建区分部，甲建小组。但效果并不明显。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其党员只余7万多人，相当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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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区分部训练工作实施纲领[Z].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二十三年），第二编《党员》，（乙）：43.64.

[13]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M].台北：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93：436.

[14]小组会谈办法（1938年5月31日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Z]，党务法规汇编第三编《各级党部组织》：35-37.

[15]小组训练纲领（1938年5月31日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Z]，党务法规汇编第三编《各级党部组织》：116.

[16]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Z].中央党务公报第4卷第23期，1942年12月.

作者系广东韶关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教师

国民政府时期 篇4

关键词：国民政府,西医,派系纠葛

一、近代中国西医派系的生成及力量消长比对

由于历史原因, 近代中国的西医界始终有德日派与英美派之分。清末民初, 我国留洋习医者主要集中在日本, 归国后, 他们有的被纳入急需西医人才的中央卫生行政机关, 有的开办医院, 也有的创办各地医学院校。这些学校的教员基本上都是留日西医, 学制仿效日本, 教科书引自日本。而日本的医学校在明治维新以后几十年间完全照搬德国的医学教育制度, 连教学用语都用德文, 所以我国留日学医人员与直接在德国医学校毕业者比较接近。他们和日本人在中国各地设立的医院及其附属医学校培训出的本土西医, 共同形成了当时的德日派[1]844。英美派西医的来源也主要有两种, 一是直接留学英、美归国者, 二是从英美派教会医院开办的医学校毕业者。清末民初, 美国庚款办学政策促成了中国留美热潮的兴起, 其中不乏有留美学医人员。19世纪末, 在华外国教会势力逐渐感受到了中国本土医学院校发展给他们借医传教带来的压力, 为了传教事业的发展, 他们也开始在中国创办医学校, 如上海圣约翰医学校 (1906) 、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 (1909) 、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 (1914) 、北京协和医学院 (1921) 等。这些英美教会学校培养出的医学人才与直接留学英美者所受的文化教育背景相同或相近, 故称英美派。总之, 留学各国的中国学子受到不同的医学教育及生活习惯影响, 各以自己所知为是、他人为非, 于是各自成群, 各自援引, 各自创办了不同制度的学校和不同规模的医疗卫生机构。

英美派与德日派西医不仅有数量多少之分, 也有技术高低差异。这些因素进而导致不同时期两派实力消长的转换。据1932年全国登记医师统计, 当时国内毕业的医师有2552人, 占全国医师总数的87.44%, 国外毕业者一共367人, 其中留日医师最多, 达194人, 留德医师42人;留美人员只有74人, 留英15人, 余则为留学其他国家或地区[2]746。国内部分, 毕业于德日派西医所办或日德两国在中国开办的医学院校的, 也占绝对多数。可见, 德日派西医在民初占有数量优势。不仅如此,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中央最高卫生行政机关———卫生司, 以及重要卫生行政机构 (如中央防疫处、中央卫生试验所、防疫医院) , 均由日派西医执掌大权。

实力的消长随双方医疗技术水平的高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潜变。比较而言, 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学习西医时, 日本医学尚未发达, 因而日派西医中只有少数人具有相当学术水平。英美派西医则不然, 由于教会医院及外国医学院校的支持, 这些英美派西医可以接受到比较系统的学习与训练。尤其是1921年, 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建的协和医学校建成后, 培养了许多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1925年, 协和医学校公共卫生科与当时的京师警察厅合办北京市第一卫生事务所“, 各地卫生行政机关的负责干部很多是受过这个教学区的训练的”[1]846。因此, 到北洋政府后期“, 英美派西医在英美外力的扶植下, 实力增长, 几乎形成了全国西医当中最有组织的势力”[1]848。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 欧美之风劲起, 在孔宋家族势力支持下, 英美派, 尤其是留美派西医开始占据上风。这自然引起了德日派的警惕与不满, 双方矛盾陡增。

二、国民政府中央卫生机关的派系纷争

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之初, 仍沿用中华民国初年以来的旧制, 在内政部设卫生司, 陈方之任司长。陈方之是日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 曾在蒋介石的大本营卫生处任职”[1]848。1927年3月14日下午, 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宋庆龄提议中央设立卫生部, 孙科、宋子文随即表示支持, 该提案最后获一致通过。次日上午, 会议即决定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首任华人院长、英美派的首要人物“刘瑞恒任卫生部部长”[3]52。提案之突然, 人选决定之匆忙可想而知, 因此, 国民政府对外暂缓发布此消息。

1928年11月, 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 内设总务、医政、保健、防疫、统计五司。基于政治考虑, 蒋介石任命冯玉祥的部属薛笃弼为卫生部长, 刘瑞恒任常务副部长, 实际处于卫生行政的领导地位, 而陈方之仅被任命为技监室技监, 后经过薛笃弼的转圜, 才调他为中央卫生试验所所长[4]853。此时的卫生部内尽管也有日派西医, 但留美派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英美派与德日派的矛盾已公开化。1929年10月, 薛笃弼因冯玉祥倒蒋事发, 不辞而别, 刘瑞恒代理卫生部长。卫生部内英美派与德日派的关系更趋紧张, 最直接的表现是, 1931年4月, 国民政府明令卫生部裁并入内政部, 改称卫生署, 编制缩小, 科室也只设技正及三个科长而废司一级职位, 自觉升迁无望的“日、 德、法派西医的高级职员都自动去职”[1]848, 署中绝大部分都是英美派人士。1938年, 刘瑞恒开始兼管军医, 并兼任军医学校校长“, 原军医署长张建辞职他去 (张是德日派西医, 可能当时军事当局怕派系斗争影响工作, 故同意他辞职) , 改任原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林可胜为军医署长”[4]856。刘瑞恒以整顿军医, 提升医疗水平为由, 撤换了一些原有的日派系统的军医而代之以英美派西医, 因而与原军医团体结下仇恨。他们集体包围刘的住宅闹事, 并以经济理由告发刘瑞恒[1]848。刘瑞恒虽受此影响而辞职, 但英美派的实力布控已经完成: 卫生署、卫生署直属机关, 如中央防疫处、西北防疫处、西北卫生实验处、西北医院、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蒙绥防疫处、全国海港检疫总管理处及各地检疫所, 以及抗战期间后方各地所设立的医疗防疫队、公路卫生站、边疆卫生院等, 主要干部几乎都是英美派西医所充任。“地方卫生行政机关的主要干部也是一样”, 除个别省、市外, 绝大多数地方卫生处领导都是英美派西医充任[1]846。总之, 英美派西医不仅在中央卫生机关中占有相当优势, 也把控着地方卫生实权。

三、派系纠葛对中国西医事业发展的影响

1.卫生行政运行不畅。行政之道, 贵乎实施, 而实施之方, 在于有完善之计划。由帮派斗争而引发的内耗, 使国民政府卫生行政有组织而无计划, 严重影响了其正常运行。最为典型的是, 1931年, 卫生部改隶于内政部后, 首先要解决的是《组织法》问题, 但由于内部英美派和德日派的矛盾与斗争, 直到1934年4月, 《内政部卫生署组织法》才得以颁行。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 由于没有相应法规“, 卫生署的一切工作仅是日常工作, 卫生工作几乎等于零, 那时卫生署没有印章, 不能发布公文命令, 有一两次为了遏止传染病在各地的发生和流行, 只好用内政部大印发出公文, 通令各省的卫生局及民政局遵照办理”[4]854。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引发疫情后, 刘瑞恒也只能“以其过去的威望, 号召各级医疗卫生人员踊跃参加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 在长江水灾救治委员会之下组织卫生防疫组”[4]855, 分散在各灾区进行防疫医疗工作。

2.医学教育乱象环生。西医界内部“是此而非彼, 入主出奴”[5]961的派系纠葛使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一派每进一言, 他者即出而掣肘。如对中国西医未来改进的方向“, 有主张研究精造者, 有主张由浅入深者, 有谓锻炼新医, 以除异说者, 有谓统一新医, 加以改进者”[6]4, 彼此互称偏倚, 议论纷纭, “发言盈庭而莫衷一是”[5]961。学校教育混乱的现象更为严重:英美派西医尽管在中央及地方卫生机关中占优势, 但日派教员在当时公私立医校“仍占极大势力”, 且“若辈势力, 根深蒂固”, 因此, 英美派想要统一医学教育模式, 连自己都承认“实不易言”[7]197, 常常是“朝发一令而暮易焉!甲倡一制而乙非焉”[8]1。1929年, 刘瑞恒与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蒋梦麟联合设立医学教育委员会“, 由亲美派西医任委员及主任秘书”[1]848。 该委员会曾于同年8月拟定各医学校统一教学规章制度, 但“实际上各专科学校似尚未奉行”[9]848。同为国立、省立医学院, 因派系不同, 入学资格不等, 教授语言不同。如德日派的中山医学院、同济医学院入学资格为高中毕业, 教学语言为德语。英美派的协和须大学三年级以上程度, 圣约翰、上海女子医学校学生须大学二年级以上程度, 三校学生皆须通晓英语;满洲医校则纯粹用德语上课;德日派开办的医学校, 无论是国立、省办, 还是私立, 都没有将实习列为必修科[9]681;各医学校的学制也不一样, 有四年制的, 有五年制的, 也有加上医预科六年制的, 可见其纷乱。

3.学术交流互有抵触, 医患纠纷增多。1915年2月, 英美派西医伍连德、颜福庆等人在上海创立中华医学会, 定期举行全国性学术年会。1915年8月, 德日派西医在汤尔和、侯希民、周颂声、方擎等组织下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初期, 两学术团体尽管存在有分歧, 但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 许多中华民国医药会会员同时也是中华医学会会员, 1920年, 中华医学会第三次大会时, 时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会长的侯希民亲自带团参加, 但到国民政府时期, 两学会关系恶化。1928年, 入主卫生部的刘瑞恒要求两会合并, 以统一医权, 整合各种医疗卫生人力资源, 走国家医学模式, 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拒绝了这一倡议。双方学术研究氛围自此被权力攘夺代替, 有时甚至 “因一时之意气而假手于他人以倾轧异派之同道”[10]1, 所以宋国宾总结说“:医讼之原因, 医界内部之不团结亦其一也。”[10]1可见双方在学术研究领域的矛盾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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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时期 篇5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围绕党的创建与工农运动两大中心任务而展开，具体内容包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述的译介与学习，划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界限，为建党扫清思想障碍：通过报刊杂志，阐明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方向；通过创办工会与工人补习学校，加强对工人的宣传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通过创办农民补习学校和农讲所，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激发他们的革命兴趣；通过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向知识青年灌输新的思想和信念，提高他们的社会觉悟：结合黄埔军校的实际，探索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人民群众进行基本国情教育。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还处在幼年阶段,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的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的热情很高,在工人中开办夜校,成立工人俱乐部,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主张,提高工人的革命觉悟,掀起了轰轰烈烈工运高潮,使工人的阶级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彭湃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农民中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他们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先后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举办了六届讲习,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毛泽东还于1927年春到湖南湘潭等5县作了详细调查,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著名的历史文献。贯穿此文当中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之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还普及到黄埔军校中去,在军校中建立起政治部,对学生进行“为什么要革命”、注意军民关系、要救国卫民、严守纪律等内容的教育,每周组织一次政治演讲。以后,在黄埔军校学员东征中也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特点是在北伐军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北伐军中建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围绕着革命军要把中国各阶层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各阶层人民要团结起来,严守革命纪律等内容进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总之,这一时期,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革命军中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了初步的经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处于初创的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创建阶段。这一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围绕革命军队的创建、土地革命的深入和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三大中心任务，具体内容包括：通过印发文件及向部队和地方群众作报告的形式，讲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革命前途的思想教育；通过三湾改编，采用大会演讲、小会座谈、个别谈心等方式，对部队全体官兵进行部队纪律、军民关系等的宣传教育，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对边界农民进行广泛的想政治教育，激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热情，巩同和发展革命根据地；通过遵义会议，向红军指战员宣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清除王明“左”倾错误在军事上的影响；针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开展加强党和军队团结的教育；广泛开展长征沿途的群众教育工作，认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动员少数民族的民群众支持和参加红军：灵活有效地开展对敌军士和被俘人员的宣传教育：以《实践论》、《矛盾论》教材，开展对广大党员、干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和土地革命的艰难时期,革命进入低潮,共产党人奋起武装反抗,革命斗争异常曲折。由于这一时期各种复杂因素的出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活跃起来,共产党在红军中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并在党和红军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方面,在指导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在起义军中建立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在军、师两级设立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辅导员。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大力开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部队内部,实行官兵一律平等的原则,加强了军民关

系,严明了部队纪律,著名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就是这时候提出的。1929年12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案成为建设共产党、建设红军的伟大纲领,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古田会议是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在1930年6月,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制定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部工作纲领》,这是一部政治工作准则。这个纲领表明我党在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朝着规范化迈进了一步。这年冬,党中央又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条例指出:红军的战斗力,不仅靠军事技术,最主要的靠它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影响。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实施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部工作纲领》和《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表明了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形成。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党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和制定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的条例,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育准则、教育途径和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到了应有地位,这些标志着党的政治教育工作从初创时期进入到形成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全面发展和走向成熟阶段。围绕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中心任务，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包括：深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党的抗战路线；提高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树立持久战思想，坚定抗战信心；深入开展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思想政治教育，铸造延安精种；延安整风；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总结。这一时期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出台了许多重要历史文献。例如,1937年8月1日,《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论述了抗日新阶段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抗日新阶段部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任务,为抗战初期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另外,周恩来《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的发表,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从理论上又作了全面的论述,并提出了“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和灵魂”的著名论断。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对红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作了科学概括,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从理论上高度概括了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在此期间的另一篇重要文献是1944年4月11日,谭政代表陕甘宁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经毛泽东亲自修改,最后经中共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通过,是一篇很重要的历史文献。报告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的科学含义。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另一战线是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政治教育及抗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抗日根据地,党在群众中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保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开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则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了。由于坚持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它先后为党培养了20多万名政治性强,懂理论、懂军事的优秀指挥员,被誉为革命熔炉,驰名全国,闻名世界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是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不仅是一次伟大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共产党内部的整风运动,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这个讲话提出了文艺界思想政治工作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观点,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显著特点是系统化、制度化和理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有了一定的深度、广度,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和原则、途径和方法,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丰富和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走向了成熟。

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外交 篇6

眾所周知，国势不逮，外交自然举步维艰。因为外交与国势、国力密切相关,并与军事、经济实力相辅相成，并最终是以军事、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为依托的。然而,外交终归不是军事、不是经济，是具有相对独立和能动的一面的。事实上外交可以在恶劣的条件下仍然发挥它的特殊作用。从一国来看,国家穷困,兵力不逮,使外交无可靠依托,难以进行其作为国家对外的重要手段。然而,客观上这些不利因素却可给外交留下充分发挥作用的宽阔余地,并且,这种困境也往往激发外交精英的热情与智慧,使外交优秀的表现与军事的败绩形成更加鲜明的反差。还有,外交往往在国家使用其他对外手段无效、无力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作为一弱国,当国家其他对外手段都与它国相形见绌,外交则成为仅有的可与对手较量的武器。一方面国家加倍予以重视,另一方面,困境和重任调动和激发了外交的积极性。并且随着中国近代民族的觉醒，民气可用。例如，时人曾论及到民气与外交的关系，认为：“外交须以国力为背景，而国力云者，非指武力而言，乃指其国民精神的或物质的各项力量而言，国力优而外交必胜利，国力劣则难言矣。中国若与物质力，此不能讳言者，物质力之养成，亦非旦夕之间。故就现状而论，本不能对外获极大成功，然所恃者，即在另一半面之精神的力量，竟胜力果立足，犹勉可有为，否则唯有失败已矣。”

为此，国弱未必外交弱,兵败未必外交败,甚至从外交的角度来看,有时弱国的外交不仅不弱甚至有时强于强国。因而,单从外交的角度来讲,弱国的外交有时甚至强于强国的外交。那么客观来讲，在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就不能以“弱国无外交”来做全盘的否定。并且这一时期北京政府是取得了一定得外交成就的，并为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与此同时，作为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民外交在这一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与北京政府外交形成了互动。事实上，国民外交与北京政府外交作为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在所持的外交理念，参与群体，社会基础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然而不可否认，二者还有互补与合作的可能，并且纵观上世纪20年代北洋外交活动，也能充分证实这一点。基于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成果和相关史料基础上对作为外交近代化产物的国民外交与当时北京政府外交活动的关系、关系变化的原因以及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以期加深对其的了解。

国民政府时期 篇7

一、从政学者在国民政府中的分布概况

学者从政,放下教鞭,走出书斋,搭上了一个走进现实社会、实现理想抱负的快车道;同时亦把自己置身于腐蚀性极强的官场大熔炉中,成为统治者的一个工具、一颗棋子、一件政治装饰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从政浪潮中,行政院可谓大牌学者云集。早于1935年,蒋介石力邀地质学家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其后历史学家蒋廷黻从清华大学历史系调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而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也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有众多的学者包括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的陈之迈、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张纯明、国立中央大学行政法教授端木恺等人都曾在行政院供职。而在行政院的各个部门中又以下面两个机构的学者居多:

其一为翁文灏担任部长,经济学家何廉担任常务次长、农本局总经理的经济部。经济部汇集了当时比较多的知识界名流。社会学家吴景超时任经济部秘书,由华洋义赈会的创始人之一章元善担任农本局的合作指导室主任,南开大学会计学教授廖芸皋担任会计处处长。而与马寅初、刘大钧、何廉齐名的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也和农本局也保持着密切联系,并负责训练农本局在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出的派往各地的高级人员。由于翁文灏的关系,高平叔也于1942年秋调到经济部从事利用外资研究。在翁文灏与何廉的努力下,经济部成为了当时从政文人最集中的部门之一。

其二是文人云集的民国教育部。教育部与文人学者的关系不言而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为蔡元培的学生、后长期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1931年,蒋辞职后,朱家骅继任教育部长。1938年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任教育部政务次长。1944,朱经农亦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杭立武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并于1949年任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著名校长梅贻琦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职务,并于1948年底平津形势危急之际担任了几天的教育部长。这些学者都是颇具影响力的高校领袖,门生故吏无数,他们的加盟无疑让教育部更是成为了文人的聚集地。

另外,成为经济学者又一聚集地的是抗战时期特别设立的中央设计局。鼓吹计划经济和国营经济的陈伯庄曾一度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1944年1月起经济学家何廉担任该局的副秘书长,1944年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邱昌渭也担任了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的职务。虽然在该局供职的学者的名望可能不及上述机构中的学者,但在中央设计局中供职的学者的数量却不少。曾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研究员的张希哲回忆说,政治组、经济组、财政金融组及调查室(后扩充为调查处)的工作人员,以书生型的人占多数。“在设计局的办公室里,不论是办公或开会,随时都可以听到书生论政的论调。”[1]39-41

而分散在其他部门与机构中的耳熟能详的著名学者还包括张伯苓、傅斯年、罗家伦等名者大家。除上述所举之外,沈仲瑞、左舜生、李万居、姚宝猷、俞叔平、马星野、陈裕光、黄天鹏等一批学人教授也相继从政。由此,这些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力的从政学者更多的从议政论政的幕后走上了参政执政的前台,给民国政坛带来了一缕难得的清新。其确切数字虽难以统计,但透过这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的从政行为,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二、民国学者从政的动因分析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一语道出了民国知识分子中最受欢迎的三种参政模式——办报议政、组党参政或是入阁执政。前者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及其周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把《努力》《新月》《独立评论》《新经济》等报刊媒体作为平台议论时政,用报纸监督政府,引导舆论,留下不少抨击专制、腐败和推进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舆论的作用是有限的。而组党参政在当时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也只能是一个空想。对于那些以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担负起救亡御侮的时代使命为人生要义的文人学者来说,从政治国似乎成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取向最为有效的方法与途径,这也许就是形成这股从政浪潮的一个主要动因。但并非所有的从政学者都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兴趣,归结起来,当时学者从政的动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其一、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与救世情怀

如上所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人抱负与“学而优则仕”的浓厚情结之间的结合有时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动量,民国的学者中有不少人在从政之初对国民政府与蒋介石抱有寄望,因此他们的从政也多出了几分理想的色彩。胡适曾以“在山作得许多声”诗句劝说他人辞官治学,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家已经危在旦夕,文人的救世情怀使得一向提倡对政治保持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的胡适也不得不抛弃“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承诺,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己任,出而应世。

其二、恩情并济,不易托辞

以宋明道学修身的蒋介石深谙“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之道,常能抓住文人“士为知己者死”的命脉做文章,或登门邀请,或请人说项,软磨硬泡。而这些受恩于人的学者从政后又常会拉拢共事过的旧友故人加入,人情难拂自不用说,从而在各个部门形成了学者从政的小团体。如翁文灝的出仕就颇为典型,翁本不欲从政,曾被委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却坚辞未就。但在1934年,翁于考察石油途中遇上严重车祸以致昏迷,后因蒋介石的全力抢救才渡过危险。为了还这份人情债,他从此正式踏上仕途,从行政院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直到1948年被蒋介石推上行政院长的宝座,最终因金圆券改革的失败而引咎下台。

其三、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

这里说的实用主义涉及到人们对现实条件与利益的考虑。一般认为民国前期教师的工资较高而又稳定,高校教师的待遇较为优厚。抗战后,由于通货膨胀的强烈冲击,工资制度不能保障高校教师生活的安定,大学教师的工资水平不仅低于战前,且“较同时期其他行业所受冲击最重,高校教师的生活水平降至社会的最下层。”[2]当然不是每个学者都愿意一辈子作一个清贫的教书匠,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从政为官不失为一条改变现状的捷径。官位优势的诱惑很有可能会对他们决定产生着现实或潜在的影响。

三、学者派官员的“仕途”

与职业官僚相比,书生从政自有一种不为私意、不畏强势、忤时抗俗的淑世精神。对于出世的选择,他们常引用丁文江的一句“出山要比在山清”来自我安慰与评价,但真是“在山清”抑或“出山清”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命题了。学术界有人认为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的从政是“误人仕途”,也有人认为工作出色的朱经农就是一个比较成功地范例。而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朱经农,去世之前,他在日记里却是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来总结自己从政二十年的得失:

……浮沉二十余年,至今思之,实为重大牺牲。倘以二十余年光阴从事学术事业研究,埋头著述,则今日成就决不止此。从政二十余年,所做建设工作,均被战争摧毁。至今回思,一场空梦。今年老力衰,虽欲从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3]

在这一污浊横流、党同伐异的权力场,“清者自清”的何廉始终拒绝加入国民党,一直以“局外人”的身份为政府工作,却终究因受到孔祥熙等人的排斥与责难而丢了农本局的工作。在民国内部派系倾轧、山头林立的党政机关中,学者派官员的日子并不好过。派系斗争的失利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只有那些职业官僚们才是这一领域真正的“专家”。而在日常的政府工作中,“缓慢而无效率的官僚政治”也被认为制约着才干的发挥。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谈到了生平第一次目睹的中政会的议事过程:“我听了一阵,简直搞不清楚与会人员对行政院通过的政策究竟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尽管我对此一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衷心尊重,但对这种徒具形式的议事程序也不禁好笑”[4]187亲历者的表态无疑反映出了最高决策机关的低效。高层如此,底下又能如何呢?在这样的行政环境中,要想做一个称职的官员实须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这些努力与心血却不免随着一场战争的失败,一个政府的垮台而付之东流。

参考文献

[1]张希哲.记抗战时期中央设计局的人与事[J].传记文学, 1975,27(4).

[2]姜良芹.抗战时期高校教师工资制度及生活状况初探[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3]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4.

[4]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3.187.

[5]戴光中.书生本色——翁文灏传[M].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4,3.

[6]查尔斯?R?里利,张新.蒋廷黻.局内的局外人[J].档案与史学,1999,(03).

国民政府时期 篇8

一、对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参议会的关涉性研究

目前的中国议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1911-1913年的临时参议院和国会参众两院这一“典型”阶段上, 其他时期的议会研究则比较薄弱, 有的才刚刚破题。”[2]

1949年之前对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参议会的研究涉及较多的著论, 主要有:亢真化的《地方民意机关与基层政治》、李学训的《现行地方民意机构制度》等分别从地方制度等角度介绍省县参议会制度。1949年之后的著论主要有:秦孝仪的《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谢俊美的《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徐宗勉的《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耿云志等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徐矛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魏光奇的《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这些著作涉及地方议会的内容大多为制度文本的介绍, 缺乏实证的深入研究。

值得重视的是学界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和新县制的论文对地方参议会有较多的涉及:如曹成建的《试论20世纪40年代四川新县制下的基层民意机构》、《20世纪40年代四川省新县制下地方自治的施行》及《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政策及其实施成效》、肖如平的《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朱国斌、郭宝平的《寻求控制和参与之间平衡的尝试: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地方自治》、贾世建、王晓岗的《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的地方自治》、周玉玲的《试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基层民意机关的理论设计》、Corradini, piero的《Leautonomieregionaliin cinadall’ImperoallaRepublica》, (刊载《Mondo cinese (Italy) 》, Vol.16, No.3, 1988) 、Bian, Morris L的《Building State Structure:GuomindangInstitutionalRational izationduring the Sino2JapaneseWar, 1937-1945》, (载《ModernChina》, Vol.31, No.1) 、坂井田, 夕起子的《抗日战争期における河南省の地方政治改革——区の设置と改编, そして新县制の实施まで》 (载《历史研究》 (大阪教大) 35期, 1998年) 、今井骏的《日中战争期の四川省における地方行政の实态についての觉え书き——民政厅档案史料を中心に》 (载《近きに在りて》34期, 1998年) 。行文多是分析川、桂及豫等省县的地方自治, 集中关注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基层制度的变化及民主的推行。曹成建等人对地方民意机构的研究涉及了参议会的制度设计、实施状况和县自治背后的新地方精英, 对于地方参议会的运作做了一定的实证研究。

二、对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参议会的深入研究

1949年之前对地方参议会的著述主要有邵力子的《地方参政制度》、陈念中的《县各级民意机关》、张鉴虞的《县参议会论》等, 这些著述对地方参议会的制度规定、仪式、职权、作用及特点等等做了一定的阐释, 但是基于当时政治背景而没有深入。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大陆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参议会的深入研究较少, 直到近十年才引起了关注。

1. 关于参议会的构成及参议会的运行:

王春英通过对四川省县参议会的设立情况做量化分析, 认为正式县参议会的议员构成、运作过程趋向合理, 对调动地方势力协助政府控制地方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作为咨询机关的角色一直没有改变过[3];孔玲则重点论述了贵州省参议会的机构、人员构成及实际运作, 否定了其“代表人民”的作用, 作者还指出作为外来的议会制度已有了中国化的倾向, 但仍是很不成熟[4];周玉玲、陆建洪根据1942、1944、1947年三个典型年份的全国各省县参议会设立情况的量化分析, 指出以县参议会为主体的国家基层民意机构并没能如期普遍建立起来, 更谈不上职能的运作了。[5]

2. 关于参议会代表民意的程度:

王付昌通过分析广东省临时参议会的具体议案, 认为省参议会还不是地方立法机关, 只是一个反映民意的机关, 其监督行政的职能并不能做到有效的运用, 但省参议会在战时为集中力量坚持抗战、革新省政及民主建设方面做了一定的贡献, 也为我国的地方民主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6];周玉玲、陆建洪通过对川、桂两省的县级议会的具体议案做具体分析, 指出参议会所表达的民意与民众的生活相去甚远;从这两省的县议员构成中反映出党政代表过多、无工农代表;议员的选举工作“自始至终就是骗人的把戏”, 议会的会务“懒懒散散”, 这样的混乱状态影响了此后中国的民主建设[7]。

3. 关于参议会与地方政府及党部的关系:

高健既认为省临时参议会是国民党为加强对新疆的控制而成立的机构, 存在着党治的烙印, 也肯定了省临时参议会在缓和社会矛盾、推进民族文化与建设方面的作用[8];张丽明论述了浙江的县参议会、县政府、县党部及地方士绅间的关系, 认为县参议会的权力受到了同级党政的干涉, 其职能仅是同级政权的一种补充和陪衬[9];何一民指出抗战时期的成都市正式参议会扩大了职权、初步具备立法机构的性质、参议员的直接选举面扩大、会议召集及会期制度更加合理、对政府的监督有了实质性的力量。[10]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由于历史原因, 对地方参议会的深入研究起步较早, 主要有谢欣如的《从民族自决运动到省自治体制之破弃:台湾省级议事机关演变之历史分析》 (《社会文化学报》2003年第17期) 、薛化元的《战后台湾地方自治体制的历史变迁》 (载《国史馆馆刊》32期, 2002年) 、刘兆隆的《动员戡乱时期台湾地方自治权限的探讨:以“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为中心》 (载《中山学报》24期, 2003年) , 其中以郑梓的《台湾省参议会史研究:变迁时代里的一个过渡型代议机构 (1946-1951) 》 (台北:华世出版社, 1985年版) 和《本土精英与议会政治-台湾省参议会史研究 (1946-1951) 》 (台北:华世出版社, 1987年版) 研究最为深入, 对台湾地区参议会的建构背景、议员组成及参议会机构权力的争取有了全方位的审视, 不仅有对“决议案”量的分析, 而且通过对参议会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的个案研究, 他以“过渡型代议机构”及“地方精英”数语道破制度的本质。

三、问题及展望

归纳以上, 不难看出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参议会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如对川、桂及台湾等区域的地方参议会进行了一定的梳理, 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成绩的背后, 掩盖的是明显的不足。

1. 缺乏对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参议会有相当研究深度的专著。

大多数关于议会的研究著述是以晚清民初、抗战这些时段为着眼点而展开, 且立论资料的重复, 所用多为制度文本、文史资料和“二档”的资料汇编史料。资料的不足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和价值。我们应积极去挖掘在地方“三馆一局”等处的未被利用的资料档案、报刊资料及有可能的口述资料。

2. 研究内容需要拓展。

现有著述中制度文本研究型论著者偏多, 研究地域多集中于研究川、桂及台湾等省, 时间上对于战后的正式参议会无所涉及。正式参议会议员的构成出现了怎样的变化?省县议会与省县政府、省县党部及地方势力的相互关系及对现实影响是怎样的?和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崩溃是否有联系?国民政府的地方参议会制度对现今的基层民主制度有何历史借鉴?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3. 理论、方法运用及视角上的单调。

此前的地方参议会研究, 要么是革命史范式的阶级分析, 要么是恶性心理预设下的“道德”评判。如从政治学、社会学、制度学、管理学等多视角予以审视, 并积极采用统计、心理分析等方法及个案研究方式可能更容易对地方参议会得出更为客观且还原出最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

参考文献

[1]程幸超.中国地方政府[M].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7:1.

[2]薛恒.民国议会史研究述评[J].近代史研究, 2004 (3) .

[3]王春英.国民政府改革基层参政制度的努力与成效:以20世纪40年代四川县政议事机构的设立及其运作为例[J].社会科学研究, 2005 (2) .

[4]孔玲.略论民国时期的贵州省级民意机关[J].贵州社会科学, 2002 (5) .

[5]周玉玲, 陆建洪.国民政府十年 (1939-1949) 基层民意机关建设数量分析[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05, 7 (3) .

[6]王付昌.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省临时参议会述评[J].广东社会科学, 2000 (4) .

[7]周玉玲, 陆建洪.国民政府十年 (1939-1949) 基层民意机关调查[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3) .

[8]高健.民国后期新疆省临时参议会述论[J].新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32 (3) .

[9]张丽明.试论民国政府时期浙江省县参议会[J].东方博物, 第二十辑.

国民政府时期 篇9

一、设计运河治理具体方案

民国时期山东境内的运河治理始于1913年山东省政府设立的南运湖河筹备处,该处同时“兼办山东全省水利事务”。[2]1925年山东省政府在济南成立“山东运河工程局”,但由于省政动荡,经费困难,实施的具体治河举措殊为有限,随着政局变动,运河工程局的工作也陷入停顿状态。1930年山东省政府改组后,认为“运河工程不容稍缓”,于当年10月重建了“山东运河工程局”,任命孔令2)为局长,“一面整理旧有资料:一面派员实地履勘,延致水利人才,共同规划。”[1]运河工程局成立后,在搜集旧有资料基础上,于1931年正式设计提出了详细的《治运意见书》,并公布了《山东运河工程局施工大纲》,出台了治理鲁境运河的全盘规划。

按照省运河工程局《治运意见书》规划,治理鲁境运河应遵循“先南后北”原则,即先治理黄河以南的南运河,再对黄河以北的北运河进行修治,“实以南运为汶泗滕薛及鲁西坡水之惟一尾闾,鲁西千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咸系于此”,也因运工处的前身———“南运湖河筹备处”自民国肇始已对南运河进行了不少实地勘查、数据收集和初步的工程施工,治理南运河比北运河具有更加便利的前期资料积累;加之南运河连通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江苏省,江苏省内江北运河的治理在镇江的“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和此后的江北运河工程局实际操作下取得了一定进展,导淮工作也成为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最为重视的水利事业;运河、淮河、黄河水系互相扰乱,彼此纠葛不清,仅以局部治理远不能解决各种水患问题,因此,先治理山东省境的南运河也有利于与国民政府的导淮和江北运河的治理相结合,形成综合治理。“运工局”第一阶段规划中的十项工程,以整修戴村坝、小坝口、设计汶洪盛涨穿运及排泄工程、治理大小清河、治理南旺至济宁间之运河为主,“注重排洪,盖去患尤急于兴利”,[1]意在通过这一阶段工程,初步解决南运河对鲁西地区的水患问题。第二阶段工程一面继续“治理济宁至夏镇之间河道,以免水患,而维航运”等,一面开始对北运河水患问题进行初步治理,主要是“设计马颊、徒骇等河穿运工程,以利排泄而免水灾”[1]。此后各阶段工程将逐渐深入,由减轻水患发展到设计通航,并扩展至修建水电工程和用之灌溉沿运田亩,以使大片原先的“沉粮地”恢复垦殖。在运工局1931年初公布的《山东运河工程局施工大纲》中,亦是按照“先南后北”的原则,并进一步区分了“治标”与“治本”计划。治标计划包括续疏浚东泗河、疏浚蜀山湖上下游引渠、修理戴村坝(南运河),疏浚徒骇河、疏浚马颊河、疏浚四女寺减河及老黄河(北运河)等举措,主要以疏浚河道为主[3];治本计划则有改建、新建闸坝、桥梁、蓄水池,甚至恢复运河故道等举措,如“实行建造新闸、桥梁以便蓄泄而利交通”、“恢复南阳至兰家坝一段明初运河故道”等[3]。治本计划的实施难度明显更大。

二、实地勘估,设立水文站

治运工程的实施需要实地勘测当地具体情形,收集大量基础数据。京杭运河山东段自清末失去原有交通动脉的作用起,即渐沦至无人过问的状态。民国初年设立的南运湖河筹备处曾一度对南运河干支流进行过测量,但时过境迁,图表、数据有的遗失,现存的也有很多已与当时情况不符,“查沿运干支各河,民四、五(年)时,虽曾测有地形断面各图,然十余年来,沧桑屡变,与现下情形不符之处甚多。且所埋石标,历经人民损毁,水流冲刷,遗失不少。自宜加以埋补,以便施工时之应用。现已拟有二十年度测量计划,呈厅鉴核”,“一俟批准,即行组队出发,重施测量。”[4]山东运河工程局在恢复成立后,即着手实施了大量实地勘估、考察和数据收集工作。1931年初,运工局开始重勘“治运”计划第一阶段的主要地点:大运河重要水利枢纽戴村坝,“查戴村坝以年久失修,倒塌堪虞,前经拟具修理计划,呈送在案,复为慎重工程起见,率领工务课长工程师等,随同曹技正前往详细履勘,并修正计划,以期工归实际,款不虚掷。”[5]运河其他各段的测量工程也逐步开展,如1932年2月,“运河工程局长孔令2),以东泗河时为汜滥,鲁南各县,不堪其苦”,“呈准建设厅派测量队长赵文璧、纪巨文率领测量夫12名”赴兖州测量由兖州至滕县鲁桥段[6],为下一步整修施工做准备。

水文站对细致了解运河地区水文状况、指导治水工程发挥着重大的基础性作用。“夫天空降落之水,足以左右河水之流量;而水面之高低,亦随流量而增减。其变异之多寡,实与治水之事,息息相关。”[7]因此,山东运河工程局在成立之初即指出:“闻山东运河工程局因水文测验为河工必要设备,与预防水灾与发水利之设计工程俱有重大关系。如黄河上下流所设流量水标等站,虽经赓续至十余年之久,其测验成绩尚感不足。运河各地水文测站迄未设立,尤感缺乏资料,现经该局派员查勘适当地点,拟在沿运韩庄戴村金口四女寺等地设立水文站九处,并于济宁泰庄、刘老口、清河门等地设分站十七处,已拟就测验计划,呈请核定,将来审定以后,即将从速开办云云。”[8]1931年7月,山东运河工程局又向省府正式提交了《山东运河工程局设立水文站计划》,重申需附设水文站九处,分站十七处。而在此后的实践中,水文站的数目和地点又有增益变化。

三、治运救灾,以工代赈

由于经费短缺、人力物力严重不足和各方掣肘,山东运河工程局的治运工作一开始便颇为不顺。如修整运河枢纽戴村坝的计划,本为治运计划第一阶段的重要内容,运工局亦派人员赴戴村坝实地调研考察,搜集数据并了解民意,但在运工局将修治计划提交省府后,省府竟然“议决缓办在案”,这也引起了运工局的不满。“兹东平人民一再呈请,从速修理,以救灾黎”,运河工程局即“重申前请,俾得准备投标,庶伏汛过后,即行开工,早观厥成”,[4]再次向省府提出了尽快修整戴村坝的提案。最终在运工局的不懈努力下,戴村坝工程于1932年开始实施并最终完工。但是由于经费紧张,运工局的很多计划难以顺利得到落实。如运工局在1931年10-12月工作计划中称,“查第一期工程计划,行将审查完竣,施工测量,应即准备。本局前曾将其列入七八九三个月工作计划中,后因经费无着,未能见诸实施。现仍编入本期工程计划,一俟预算批准后,即行开工。”[9]运工局前一季度制定的工程计划,却因苦无预算而无法执行,只得再次列入下一季度的计划中等待实施,这在20世纪30年代山东运工局的工作报告中并不鲜见,很多工程甚至一拖年余,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运工局所有工程计划全告搁浅。

虽然一些工程计划因为经费等问题常常无法按期执行,但运工局在抗战爆发前仍取得了不少治运成效。如1931年运、泗、小清河决口,沿运各县如东平、鱼台、嘉祥、济宁、滋阳、金乡受灾严重。“现查滋阳济宁泗河决口三十二处,如早为堵塞,可涸复出田地四千顷,冬季犹可种早麦秈麦”,“运河新决口济宁四处,汶上一处,堵塞后,亦可涸地三千顷,至小清河决口四处,亦宜及早堵塞涸复。”[9]运工局很快提出堵塞方案及所需资金,报省府批准实施后,对沿运各县迅速救灾复垦做出了贡献。1931年底,运工局“派员督修东平堤工及汶、清两河缺口”,“除东平堤工修筑完竣,清、汶两河缺口,已堵塞十一处。嗣因天寒地冻,暂行结束,业经分别呈报,并准予派员验收各在案外,其余里仁保、小清河、三叉庄、汶河、罗家漫两缺口,俟明春冻解,再行续堵”。[10]1934年运河工程局在治理南运河经验的基础上,对北运河进行整治,“征调沿运7县民工20余万人参加施工,历时3个月,于7月15日全河土工大体告竣,计疏浚长度135公里,完成土方1400万立方米,用工款280余万元。”[11]由于治理运河工作能够起到减轻水患、灌溉田亩甚至恢复通航的成效,因此沿运民众对于治河工作是较为积极的,参加以工代赈的青壮年劳力也很踊跃。1934年7月,国民党中央对北运河疏浚工作提出赞扬,“查该河前当施工之际,适值麦收,各县均经给假10日,以利收获。假期满,经总工程师及督工员之催促,该民众等遵即复工,并各加倍出夫,异常努力,是以北运工程,完成极速,六月份业已大部竣工”,并表示“全工告成,定不在远”,将来沿运民众必得益良多。[12]

随着1937年抗战爆发、山东沦陷,山东运河工程局的治运计划及其实施亦不得不告中断。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又对南运河已建水利工程及水系走向等造成了严重破坏。然而山东各界对运河治理的强烈愿望并未因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抗战胜利后,南运河复堤治理再次被国民政府提上议事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对运河山东段的治理高度重视,不遗余力地推进了不少工作。应该说,使大运河由灾变利,恢复其往日的繁华,并带动沿运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既是20世纪30年代山东运河工程局同仁们不懈努力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今日山东广大沿运群众的热切盼望。

参考文献

[1]孔令瑢.治运意见书[M].济南:山东运河工程局,1931:1-2,2,9-10,11.

[2]李书田等.中国水利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490.

[3]山东运河工程局施工大纲[J].山东省建设月刊,1931(1).

[4]山东运河工程局七八九三个月工作计划概略[J].山东省建设月刊,1931(7).

[5]山东运河工程局二十年四至六三个月工作报告[J].山东省建设月刊,1931(7).

[6]运河工程局测量东泗河工程完竣[J].山东省建设月刊,1932(3).

[7]山东运河工程局设立水文站计划[J].山东省建设月刊,1931(7).

[8]运河工程局筹设水文站[J].山东省建设月刊,1931(4).

[9]山东运河工程局十至十二三个月工作计划[J].山东省建设月刊,1931(11).

[10]山东运河工程局民国二十年十、十一、十二三个月工作报告[J].山东省建设月刊,1932(1).

[11]山东省水利史志编辑室.山东水利志稿[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430.

国民政府时期 篇10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婚约制度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新文化思潮对“人”的发现,使得作为人类个性自然表现的爱情,被赋予神圣而崇高的意义。正如陈顾远先生所言“:支配婚姻之动机,依社会学家言,初以经济居先,生殖次之,恋爱又次之;次以生殖居先,经济次之,恋爱仍次之;最后始以恋爱居先,生殖次之,经济再次之。”[1]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被奉为圭臬,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民法典中关于婚约的规定最突出的特点在于规定婚约不再是婚姻的必经阶段和必要组成部分1,并将主婚权交由婚约双方当事人,强调婚约不得强制履行。

1.《民法·亲属篇》中关于婚约的新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订婚不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结婚不以婚约为前提;婚约由当事人双方自主订立,不受他人强迫和干涉;婚约具有法律效力,但履行婚约必须双方意见一致,不得强迫履行。婚约作为一种民事契约,不再是婚姻成立的必要程序和构成要件,采用非要式形式。这就将传统社会中家长对子女的主婚权交到婚约当事人的手上。“至缔结婚约,并非要式行为,手续简单亦无碍于婚约之成立”。其后的相关礼节或程序也就相应失去了法律效力。“婚约系为订立婚姻之准备,纵结婚而未先订婚约,亦不妨有效婚姻之成立”。法律意义上的婚约指已达到法定年龄的男女,自愿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做出的事先约定。“婚约为男女当事人自行订立固不生效力。”婚约成立的要件:男女当事人自愿订立。民法第972条规定,男女双方订立婚约必须出于自愿,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婚约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之婚约,非得其本人追认自难生效[2]。一般而言,父母未经子女同意订立的婚约无效,但父母代替子女订立的婚约,如果子女认可,则视为男女当事人重新达成合意,而不看作父母代理订立婚约。中华民国民法始定男未满17岁,女未满15岁不得订定婚约。从而将定小婚、订娃娃亲、非自愿订婚等情形排除于有效婚姻之外。这反映了当时立法和司法实践对男女当事人婚姻自由的维护,也对“父母之命”的限制。这是自由民主思想在中国影响深化的必然结果。由于指腹为婚、娃娃亲在社会上容易滋生婚姻家庭纠纷。法律予以废止,无疑有助于当时人权状况的改善,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2.抗战爆发后《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条例》中关于军人婚约的特殊规定。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前颁布的民法典和刑法典中均没有特别保护军婚的条文,但在抗战爆发后不久(1938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颁布了《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条例》(下文称《优待条例》),并于同年12月31日、1940年4月5日、1941年12月30日对其进行修正。该条例第30条规定“:出征军人在服役期内,其妻或未婚妻无论持何理由不得离婚或者解除婚约。”[3]而1942年出台的院字第2436号的解释规定“:出征抗敌军人之妻,在其服役期内,虽有民法第1052条所定之离婚理由,亦不得行使其婚姻请求权。”

二、婚约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在接下来的胡志彬告谭邓氏交人完婚一案中,我们将感受到民众对于上述新法呈现出的丰富多彩的时代内容的理解和接受情况,以及这些新式的观念怎么在婚约纠纷中被引用。即使是在战时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保护当事人婚姻自由仍被奉为至上的原则,彰显新时代背景下重视和保护人权的时代进步。

1.案情介绍。原告胡志彬于民国三十一年与被告谭邓氏之女谭世梅订婚。自民国三十一年行军出征。但与谭世梅来往信函频繁,在本年三月请假回四川预备与谭世梅完婚。然而谭世梅竟然为被告李义臣诱嫁于被告潘青云为妻。于是原告胡志彬将谭邓氏、李义臣、潘青云一同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其交人完婚。

2.分析。在这个案子里,原告显然是按照以往的民间习惯,认为订婚和结婚是一体的,订婚后即具有形式上的婚姻关系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悔婚是要受到法律的惩处的2。倘若依照传统旧法,被告谭世梅不仅要受到刑法的处罚,还要对原告进行民事上的赔偿。然而在1930年民法对婚约的效力规定:“婚约,不得强迫履行。”(1930年民法第975条)除非一方有民法第976条之规定(婚约订定后,再与他人订定婚约或者结婚;故违结婚期约者;生死不明已满一年者;有重大不治之病者;有花柳病或其他恶疾者;婚约订定后成为残疾者;婚约订定后与人通奸者;婚约订定后受徒刑之宣告者;有其他重大情形),另一方婚约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婚约。依照民法第977条第一款“:依前条之规定,婚约解除时,无过失之一方,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其因此所受之损害。前项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如果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婚约,或因过错导致婚约无法履行,而给对方带来财产上或者精神上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里所谓的赔偿责任实质上是一种违约责任,违反的是“将来结婚的‘契约’”。各国法律对于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有不同的规定。

《民法·亲属篇》第977条到979条规定,无过错一方虽然不能诉请婚约的强制履行,但可以要求赔偿,由过错方承认赔偿责任。因此,在胡志彬诉谭邓氏交人完婚中,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胡志彬的诉讼请求。其理由是“:惟查除对于未成年人返还监督外,人身不得为民事诉讼请求之标的。此为尊重人权应有之解释。而婚约不得强迫履行又后于民国法第九百七十五条订有明文。谭大姑虽违背婚约而另与被告潘青云结婚,核诸前……明原告诉请被告等交人与之完婚。自难认为无理由。”[4]

但是胡志彬并不甘心,因为他深信自己在出征期间与被告谭世梅通信频繁,他相信谭世梅是有节操的女子,只是因为“谭邓氏伪称民在外死亡,遂因感动谭邓氏成一擅行将民未婚妻世梅嫁与青云为妻”[4],因此,胡志彬提起上诉,在其上诉状中,他提出以下几点理由:第一,双方是经过双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立旧式婚姻关系。第二,一审中谭世梅并没有到案,无法判定谭世梅的真实意愿。从诉讼策略上来看,原告胡志彬主张其与谭世梅的婚姻是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关系显然对自己不利。其目的本是为了证明谭世梅与自己夫妻关系。显然,胡志彬是把婚约理解成婚姻的一部分,认为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下聘礼之后就成立婚约,可以申请强制履行结婚义务。

因此,此案的关键点在于,此婚约是否是有效的婚约?如果婚约本身是无效的,那么之后的请求履行婚约也将不能成立。但如果婚约是有效的,出征军人的未婚妻,在军人服役期内,无论持何理由都不得解除婚约。通过查阅,我们会发现,《民法·亲属篇》第972条至第974条规定了婚约成立之二要件。第一,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在此案中,显然是双方当事人的父母为其订定的婚约,但也并不是所有包办的婚约都是无效的。重要的还是要判定是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换句话说,当事人的父母子女认可,则视为男女当事人重新达成合意。

在本案中,上诉人提出一审被告谭世梅(二审被上诉人)并没有到场,无法质证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也就反驳“强迫履行婚约”的说法。第二,订婚需达到法定年龄(男年满17岁,女年满15岁),未成年订定婚约,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从本案上诉人的上诉书中“谭邓氏对于谭世梅具有管束权之人”可知谭世梅并未成年,因此其婚约需征得其监护人谭邓氏的同意。显然谭邓氏在婚约订定的时候是同意的,只是之后反悔了。从上述分析来说,胡志彬与谭世梅的婚约是有效婚约,谭世梅就是胡志彬的合法未婚妻。虽然《优待条例》规定出征军人在服役期内,无论未婚妻持何理由都不得解除婚约。

三、小结

从制度层面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婚约制度改革,否定了婚约成立为要式行为,确认了婚姻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并规定不是男女当事人自己定订的婚约,不经本人追认不生效。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对婚姻自主权的维护,引导人们从传统包办婚姻枷锁中解放出来,朝着争取自身的婚姻自由的文明方向迈进。但从社会层面而言,民众对婚约制度的改革的完全接受需要一个过程。此外,抗日战争这个特殊时期稳定军心是非常重要的。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的《优待条例》作为民法典的例外规定,给予军人婚姻以特殊保护。院字第2331号解释也尽可能来遵循民法典中关于婚姻自由的精神。尽管如此,但从在司法实践层面看,综观本案整个审理过程,特别是判决中提到的“尊重人权”、“人身不得为民事诉讼之标的”和“婚约不得强迫履行”,相对于传统社会的法律规定而言,无不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文明气息。

摘要：婚姻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表达民众心理的文化现象。本文以一起军人婚约案件为例,剖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婚约制度及其司法实践情况。

关键词：婚约,离婚,现代性

参考文献

[1]陈顾远.中国婚姻史[M].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

[2]菜墩铭.民法立法理由、判解决议、令函释示、实务问题汇编(增订版)[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

[3]司法行政部.司法法令汇编:第一册[M].上海法学编译社,1946.

国民政府时期 篇11

关键词:北伐;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6—0150—02

一、意料之外的困惑

北伐前夕,国内政局错综复杂。对于国民政府,无论是其控制区域,还是其经济军事实力,均处于劣势。

从地域方面看,尽管北洋政府体系已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但各派军阀仍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而国民政府则地处华南一隅,仅以广东广西为其控制区域,而且还处于众多军阀的包围之中。从经济方面看,北洋政府依然经营了不少近代企业。它们不令接管了清末洋务派所办的军火工厂,而且经营资本在10 000万元以上的新式工矿企业就有549个,资本总额为1 029.7万元。而据国民政府财政部报告:1923年广东省全省收入为1 000万元,平均每月收入85.8万元[1]。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主要的军阀吴佩孚拥有20万兵力,张作霖拥有35万兵力,孙传芳拥有20万兵力,这样一来北洋军阀的总兵力可达75万。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军队号称10万人,但能够作战也只有七八万人。因此,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北洋军阀是占很大优势的。除此而外,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不断分化,国民党右派势力肆无忌惮地进行分裂活动,诸如此类的问题,表明国民党革命军的北伐将会是异常困难的,这种困难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当时的北洋军阀将领讪笑道:“若辈年青人畏死,不啻寻死。”北伐军将领李品仙曾回忆说:“国民革命军誓师之初,虽号称十万之众,实际上不过五六万人。而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以前后不过八个月的时间,占有长江以南,真非始料所及。” [2]而且一般人也都认为,辛亥革命以来,很少有南军北伐成功的,多是北军南征取胜,因此,1926年的北伐亦会如此。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能使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此如此复杂的条件下以弱取胜呢?真可谓是意料之外的困惑!

二、政治文化理论下的解析

北伐成功,首先得益于政治文化的载体——国民政府的建立。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这里的政治文化,并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政治文明,它包括政治认识、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政治文化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社会政治秩序得持久的基础。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了一个以儒家作为大一统思想基础的强大的封建政府。到民国初年之际,因黩武主义和政党独裁的兴起,政治权威趋于崩溃,形成了所谓“五代式”的格局.诚如著名报人杨荫杭所说:“国家固应有柱石,所谓中心势力也。共和国家以大多数之民意为柱石,即降而至与军阀国家,亦有统一之武力为之柱石。今民意既弃如弁髦,各藩镇有‘大者王、小者侯’之势,中央政府则自认为空空洞洞、飘飘荡荡之物,是虽有‘国家’而无‘柱石’也。无柱石,是无国家也。”[3]由此可见,北洋军阀政府已完全丧失了中央权威。这样,人们的政治情感开始逐渐转移。国民政府的建立,无疑再形成这一”柱石”作用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急切的关心普通老百姓的平等;要求承认科学的威力并为行动战略战术的世界观;爱国的和人道主义的理想,正在成为中国救星的化身。”[4]而且以“致中国于平等、独立、自由,着手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宗旨的国民政府,积极倡导召开国民会议,并以全力赞助粤港的民众运动,在政策上物质上给于有利的支持,解决“农民受军阀与年俱增之压迫与蹂躏”[5]等问题,从而使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国民政府还组织了商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解放协会及工商联合会等组织。国民政府的这些举措,潜在的为其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前提,国家权威逐渐树立起来。因为国民政府“以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统一全国为其政治口号,其政治更新颇能一新全国耳目。”[6]人们的政治情感、政治认识与政治价值观,无疑已转向国民政府,从而使国民政府这一革命政权,成为人们政治文化的载体,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面旗帜。胡适曾这样讲道:“在民国十五六年间,全国大多数人所倾向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间所没有的新景象。”[7]由此可见,北伐的成功,在于代表人的政治认识、政治情感趋向的国民政府这一政治文化载体的成立。正是它的成立,使之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一面旗帜,从而为北伐的成功奠定了舆论导向和群众基础。

三、政治意识形态理论下的解析

北伐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要范畴之一——民族主义的正确把握于运用。所谓政治意识心态,是指特定人群所共有的特定的社会意识、特定的价值信仰和态度,或者是指人们对其社会的共同反应.政治意识行态的积极功能就是它的政治功能,也即它能促进社会成员的政治信仰和行动热情。据李宏图认为,民族主义应分为两个层次,“经过长期的情感积累,被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属于第一个层次,它只是一种心理层次;第二个层次则是理性的政治观念层次,它是为民族国家构建提供一种政治理想,价值观念和符号。”[8]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产生有其复杂的内部动因和外部还境,其中西方列强的入侵,使近代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民国以来,尤其是1915年日本与袁世凯签订的21条,是全国范围内的人民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凡尔塞会议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移交给日本,从而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特别是1924年”中苏协定”的签订,否定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掀起了巨大的民族主义浪潮。然而,在以北伐求统一的的革命行动中,却有外国势力不时介入。例如,在北伐时期,英国政府惊恐的感到北伐将影响到英国在华利益,于是竭力干涉中国革命,造成“万县惨案”;1928年宁汉合流后,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消灭奉系军阀势力,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千方百计企图阻止北伐,并多次出兵山东。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求得全国统一,国民政府合理把握了民族主义在北伐中的作用,着力强调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层次,积极谋求国家独立统一的理性民族主义,以先获取全国统一而后再面对列强的策略,从而避免那种慷慨激昂,似逞一时之快却不利于统一的民族情绪。

首先,注重先打一头,力避树敌过多的策略。国民政府在实施制定反帝外交纲领时,采取了集中力量孤立、打击英国侵华势力,分化列强各国反华联合战线的策略。1926年10月,中央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便在决议中明确规定,“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并不能同时一起反对,一起打倒。我们顶好首先打倒一两个压迫我们顶厉害的帝国主义,其余的压迫我们还不十分厉害的帝国主义,暂时不去打倒它。自然我们不是不永远打倒他们,不过是暂时不反对罢了。例如,现在最厉害的帝国主义是英国,我们应该首先打倒它,至于别国,暂时可以不反对。”[9]这种决策,避免了那种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倾向,为北伐的成功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单靠民族主义就能建立起来的” [10]。如果仅以民族情绪来反对帝国主义,势必会造成帝国主义的联合,要么支持北洋政府,或者直接干涉中国革命,北伐取得成功谈何容易。

其次,在于列强发生冲突时,力避逞一时之快的慷慨情绪,一切以统一为其指归。但在此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妥协退让的缺憾。1928年4月,蒋介石下总攻击令,发动第二次北伐。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公然进攻济南,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国民政府一方面向日本提出抗议,要求日方“迅速拟派赴山东军队,一律停止出发”[11],另一方面力求妥协,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为完成北伐计,应以全力避免不利行动。” [12]无庸讳言,对这一时间的处理,国民政府实行了妥协退让的政策。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并没有进一步激起群情激愤的民族主义化情绪,而是强调国家构建,谋求国家统一。“济南惨案”后,蒋介石致电广州的李济深,称自己“含泪忍辱,节节退让,并恐小不忍而乱大谋。”[13]他又致电白崇禧:“国威已极,深受更苦,惟国难兴邦,毫不悲观,只期共同一致,则五年之内,必雪此奇耻也。”[14]这一切说明,国民政府尽管低调的处理了”济南惨案”但却有利于北伐的最后完成。正如罗志田先生所说:“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感召力,并不像以前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在其抵御外侮的一面,而卡在其强调统一的一面,并以军事实力证明其具有通的一面。”[15]余英时先生也曾讲道:“百年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时失败,就看他对民族主义情绪利用倒不到家,如果能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16]

总之,北伐的成功,就在在于国民政府重新树起了国家权威,使之成为人们的政治文化载体,从而形成了人们对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人们的政治情感因素集中到这一载体之下,为北伐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国民政府正确的运用民族主义的结果。这一策略的运用,克服了那种狂热的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而是强调理性民族主义,避免了列强的联合干涉,从而取得了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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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与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56.

[9]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83.

[10][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82.

[1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G] //黄道炫.民国兴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182.

[12]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日本出兵山东之应付方案[J].民国档案,1993,(4).

[13][14]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54.

[15]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

[16]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203.

国民政府时期 篇12

一、创设背景

清匪善后捐开征于1932年6月。倡议者胡思义在辩解其首倡是项恶税的原因时曾谈及该项税捐的创设背景:“吾省连年匪患, 创钜痛深, 自非集合全省力量, 设法将其扑灭, 不足以解倒悬而奠民居”, 而“清匪善后, 动需巨款, 劫后灾黎, 忍言劝募。”[2]179也就是说, 置税目的全在筹集巨款以便“清匪”。而当时新上任的江西省长熊式辉之所以会一力支持该项税捐的创办, 则更可能是因为其于1932年初上任江西省长, “省库中只剩下15元钱”[3]223, 完全无力支应其新官上任意图挥洒胸襟、施展政治宏愿的需要。

二、清匪善后捐的经征规划

江西省创设“清匪善后捐”的依据是公布于1932年6月的《江西省特种物品产销清匪善后捐征收章程》。而根据该章程之规定, 清匪善后捐主要是对在江西一省境内进行生产和销售的物品进行征税。其中针对本省出产物品征收产捐, 被征捐物品主要是江西拥有相对优势的特产, 包括“木植、瓷类、纸张、夏布、药材”等5类[4]1403;而对于自外省输入的产品则要征收销捐, 被征捐的物品主要有“糖类、织物类、出厂品、油类、茶类、纸、锡箔、海味、木植、陶瓷、牲畜、药材、漆、皮毛、茧、丝、黄豆、棉花”等18种[5]4。而具体到被征捐物品应缴纳的捐税额, 该办法则根据被征捐物品与民生日用相关程度的高低分为三等, 其中“日用品征捐2.5—5%;半奢侈品征捐7.5—10%;奢侈品征捐12.5—17.5%”[4]1403。

三、围绕清匪善后捐的争议

从实践效果来看, 该项税捐与此前在各省开征的“特税”或“特捐”多有类似, 其性质更与南京国民政府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意图开征的“特种消费税”极其相似, 甚至其关于销捐品种的标准也完全照搬该项“特种消费税”第二条的规定, 即所谓“依前特派员公署征收特种消费税原案办理”[4]1403。但创设于1932年2月的江西省的“清匪善后捐”却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放弃创设“特种消费税”[6]22、撤销“特税筹备处”的背景下逆势而动, 故当时社会评价多抨击其设税不当、百弊病民。

典型如当时的《银行周报》曾以《江西省举办产销税》的名义对该善后捐之开征予以抨击。该文章先是揭示该税捐不理会民生疾苦, 不顾及阖省反对, 强行开征的事实, 继而又针对该税捐拟征及的“瓷器、夏布、竹木、纸张、茶叶”五种江西特产, 分项批驳, 指责其设税病民且无益。对于瓷器, 文章认为“查瓷器出产地为浮梁之景德镇, 去年被匪陷落, 其销路亦受运输外瓷及金融影响, 营业衰落, 江河日下”;对于夏布, 文章认为“夏布之精装为万载宜黄等县, 则因匪祸影响, 出产大减;粗装产为抚州临川等县, 其销路为朝鲜各地, 但自万宝山发生至今, 销路断绝, 临川李渡镇失业之男女工人已数十万名”;对于竹木, 文章认为“竹木之出产处, 为偏僻之山乡, 刻下大都成为匪化区域, 年来赣南杉木几至绝迹”;对于纸张, 文章也指出“纸张一项, 原料为竹子, 出产地一再穷乡僻壤之山乡, 如万载铅山宜黄等县出纸处, 三分之二落于匪手, 纸张来源尤少, 价格较前已昂两倍”;最后, 文章还对茶叶特税予以批评, “茶叶之出产地, 以修水为大宗, 亦因为赤匪焚杀劫掠。无人入山, 且其销路以俄国为尾, 中俄绝交后, 其出口减至百分之五十以下”。在罗列了各项清匪善后捐拟征及的江西特产的出产及销售窘境之后, 文章直接结论称“以上各项出产既减, 销路又滞, 前途暗淡, 是税收成绩, 可推知矣”[7]3。

而且, 在闻知清匪善后捐的开征之后, 当时江西省的工商业界亦曾群起反对。除前述瓷业团体曾“呈请撤销赣省产销瓷税”之外[8]102, 江西公会亦曾通电各界, 表达强烈的反对, 称该项捐税的开征行为“事关全省安危, 非仅局部得失”, 希望全省商民及全国的江西籍人士“尚乞一致抗争, 务令撤销而后已”, 并呼吁实业部出面制止, “查违法殃民之江西特种物品‘清匪’善后捐, 业经中央令行撤销在案, 乃江西省政府迄未遵办, 似此顽抗法令, 蔑视民瘼, 若犹任其狡展, 何以肃纲纪而击民望, 仍恳限令裁废, 幸务瞻徇。”[3]223

民情激愤之下, 为制止该项不合法税捐的继续运行,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曾致电江西省长熊式辉, 称“据九江申新纱厂电称, 江西成立特种物品产销清匪善后捐, 设局即日开征。凡出厂货品均须征税, 其税率系为以前消费税。所有九江已完统税之棉纱棉布, 均须补征消费税后, 方准驳货……察棉纱征收统税, 系属中央国税, 凡已纳统税货品, 运销各省, 概不得重征其他税捐, ……赣省设局开征特税物品产销清匪善后捐, 既未经中央核准, 复将棉纱等项重征, 实与统税税制相抵触”, 要求当时的江西省政府将这项明显不合税法、有违国税体制的地方税种“讯饬取消”[9]228。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监察院也曾出面干涉, 不但曾提劾江西财政厅长吴健陶, 认为其“举办特种物品产销捐, 按货征税, 设局立卡, 俨然变相厘金……抗令违法”[10]112;更直接弹劾江西省长熊式辉, 指称其“不顾人民痛苦, 不遵中央法令, 于水深火热之江西, 擅行征收类似厘金之产销税, ……其违法病民, 已属罪无可恕;近更于全省人民哀恳免征之际, 行政院财政部有令饬其撤销之后, 仍不顾一切, 强制征收如故……是不啻以武力反抗中央法令”。要求将这两个当事人“依法惩戒”, 并致函行政院, “令饬江西省政府立将产销税撤销”[11]109。

对于这些来自省内外的干预和阻挠, 熊式辉一方面电复宋子文, 委婉解释因“江西匪患危害邦基, 影响中外, 省政府方以全力补助国军从事清剿。而巩固地方自卫, 办理一切善后, 在在需款, 财力不继, 无米难炊。中央既无力协助地方, 清匪、善后诸事亦不能因无款而不办。毁家纾难, 责在人民, 乃自动决议举办此项捐款。名称为捐, 性属临时。商人固不应以私利见却, 贵部亦不妨体酌地方情形略予变通。至于捐率, 再斟酌情形核为减轻。其他不得已之苦情, 当亦为吾兄所早能谅解也”[4]1401。另一方面却在省内以政府公告的形式宣称“本省因厉行清剿, 办理善后, 特举办清匪善后捐, 事前即几经审慎, 全省清匪会议亦一致赞同, 良以舍此即无以应急需, 而济省难, 无论如何障碍, 必力予排除, 断不能因一二人之私见, 误兹大计。此种特殊情形, 早为中央所深悉, 当邀察谅, 各该商民等生息于斯, 务各激发天良, 共体时艰, 勉为负担, 勿用怀疑, 稍存观望……倘有无识之徒, 希图破坏, 或互为勾结, 玩令抗捐者, 即应会同地方官严拿究办, 勿稍宽纵为要”[12]20, 杀气腾腾的强调了其在全省强行推行该向税捐的意图。

此后, 在省长熊式辉的指挥之下, 江西省政府绕过正常的税政体系自行筹建了一个以南昌清匪善后捐总局为中心, 下辖九江、大庾分设征收局, 湖口、玉山、萍乡、景德镇、南城稽征所, 南昌、姑塘、河口、樟树、吉安、赣县等处掣验委员办事处的涵盖全省的清匪善后捐的稽征运营体系, 用以办理清匪善后捐相关事宜。

四、清匪善后捐对江西经济的影响

据1936年的《江西年鉴》记载, 江西实征特种物品“清匪”善后捐的数额:1932年为2175572256元;1933年为2167543.92元, 下半年对邮寄包件补征139041.33元;1934年为18698929.06元, 对邮寄包件补征288399.77元[13], 总体而言, 数额颇为可观。

但在这个庞大数值的背后却是江西工商业界的疲弱与萧条。“一面增加出口品的成本, 一面又提高各种入口品的价格。‘如白糖前只六百文一斤, 今涨至七百二十;洋油昔卖五百二十文的, 今已升至六百多矣:其他各物, 多涨百分之十或二十’”[14]459;“樟树药业推举咸宁号经理朱景云为首的代表团, 赴南昌省府和南京中央政府请愿, 无获而归。为了抗征, 药商纷纷抽资, 转至湘潭、汉口一带, 有的因资金不足而倒闭。德茂康、德生源两药号业主, 因欠债无法偿还忧愤致死。庆隆药行业主徐林斋欠捐款五万银元服毒自杀”[15]133。此后, 江西省政府虽废除产销捐中的产捐而只征收销捐, 但恶果仍在, 以致到1937年, 《国际贸易情报》仍撰文指称“赣省进口销捐繁重”[16]56。

五、清匪善后捐导致的税政败坏

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地方税政建设曾经颇费心力的进行制度设计, 先后达到四次之多的国地分税计划更对于地方税系统应征何项税种, 如何征收有极为明确的规定。在此背景下, 江西省推出的“清匪善后捐”不但伤害了江西的商民利益, 也严重损害了南京国民政府在税政建设方面的威信。所以, 1932年政策刚出台就遭到了当时的财经学者的严词批评, 财政部也因此发文要求其在这方面作出解释并予以取缔。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该税种并未被取消。在当时的江西省政府当政者的坚持之下, 遍及全省的清匪善后捐事实上是轰轰烈烈的推行开来, 并在短时间内敛聚了大量的财富。在南京政府不遗余力的推行军令政令统一的时代背景下, 直属于南京政府有效控制的江西省及其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不但悍然违背中央的统一政令, 且未受到应有的处罚。应该说, 南京国民政府的这种软弱和不作为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为后来遍及江西全省乃至国内各地违法征敛活动、为“民国万税”的恶誉埋下了伏笔, 也为抗战后期甚至抗战结束后的大规模经济政策的败坏伏下了先声。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江西省长熊式辉曾违法开征“清匪善后捐”。此举遭到行政院财政部、监察院的强烈反对, 省内商民抵制愈甚。然该税捐持续征收达五年之久, 其对于民国地方税体系影响甚重, 也造成了赣省经济的进一步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