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待遇原则

2024-12-03

国民待遇原则(精选11篇)

国民待遇原则 篇1

一、国际投资协定:逐步转向多边投资协定的制定

截至2015年, 国际投资协定共计3304项。[1]不可否认的是, 各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仍然是国际投资规则的主要形式。但是, 由于双边投资协定所固有的局限性使得各国谈判双边投资协定的兴趣日益减少, 谈判的重点开始向签订多边投资协定的方向转移, 这给国际投资协定体系带来了系统性的变化。[2]近年来的多边投资条约, 一方面体现了投资自由化的趋势, 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引入投资准入阶段, 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政策的目标, 对某些领域的投资准入进行了控制。

二、多边投资协定:投资准入自由化

在国际投资法理论与立法上, 通常把外国投资活动以外国投资机构建立为准, 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即国际投资准入阶段和国际投资运营阶段。国际投资准入, 从东道国角度看, 强调的是资本输入国政府是否允许外国投资进入本国市场、允许哪些国家的投资以何种形式进入本国市场、允许外国投资进入的产业领域, 外国投资准入的条件以及给予外国投资者何种待遇等等;从投资者角度看, 指的是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管辖领域的权利和机会;国际投资准入的实质是东道国有权从本国利益出发, 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外国投资进入, 的领域和条件等。[3]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随着这股经济浪潮的推进, 国际社会对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外国投资准入已经由国家层次逐渐进入到了国际层次, 越来越多的多边条约将投资准入纳入规制范围, 力求达到促进投资自由化的目的。这种自由化往往通过以下途径达成:1、禁止国家制定投资准入限制措施 (如:配额, 垄断, 专营权和其他的) 2、禁止国家在投资的准入阶段歧视投资者。3、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这三个途径, 用一句话概况, 就是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引入投资准入阶段。

三、多边投资协定投资准入自由化: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

(一) 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都是传统国际经贸条约中的重要法律原则

1. 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 (national treatment) 指是指主权国家在条约或互惠的基础上, 一国给予外国国民或法人在投资财产、投资活动及有关司法行政救济方面等同于或不低于本国国民或法人的待遇。[4]国民待遇, 不是依据国际法直接产生的, 而是通过东道国国内法, 互惠或者条约给予的。

2. 最惠国待遇原则

最惠国待遇是指一国在贸易、航海、关税、国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给予另一国的优惠待遇不得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待遇。该项待遇的给予通常是通过签订双边贸易条约并在其中订入最惠国待遇条款得以进行。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国家为受惠国, 给与最惠国待遇的国家为给惠国。最惠国待遇赋予各外国投资者之间在东道国平等竞争的法律机会, 被称为国际商务法律关系的“基石”。[5]

3. 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的关系

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常见于各种国际通商以及投资协议当中, 往往相互为用, 相互补充。最惠国待遇保证了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境内与第三国投资者的平等法律地位, 国民待遇保证了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境内与当地投资者的平等法律地位。通过这两项待遇标准, 外国投资者就可获得与其他所有内外投资者平等竞争的机会。[6]

(二) 多边条约中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

外资准入在传统国际法上是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 是东道国控制外资的主要手段, 一般通过国内法来规定。在过去双边条约的立法实践中, 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只适用于投资准入后阶段即营运阶段, 随着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发展, 在多边投资条约出现了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适用于投资准入阶段的趋势。典型的例子有以下几个。

1.《欧洲能源宪章条约大会最终法案》

1994年12月缔结的《欧洲能源宪章条约大会最终法案》 (ECT) 第10条第1和第3款的规定, “缔约国为其它缔约国在此领域内投资促进和创造稳定、公正, 良好, 透明的环境, 在这种环境应承诺在投资的任何一个阶段都给予其他缔约方投资者公平和公正的‘对待’……”“为了实现条约的目的, ‘对待’指的是缔约方给予另一缔约方的待遇不能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 任何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或任何第三方投资者, ……遗憾的是这一部分对投资者不具有直接适用的效力, 不能为投资者所直接援引, ECT关于投资准入阶段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规定, 是一种软法性质的规则, 还仅仅停留在鼓励和倡导的阶段, 但是投资准入自由化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2. 美国的多边投资协定

美国签订的某些多边协定对于将最惠国和国民待遇原则引入投资准入阶段的规定是最彻底, 最具有代表性的。

(1) NAFTA市场准入规则中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1994年1月1日,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正式生效, NAFTA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连接了4.5亿的人口, 创造了价值170亿美元商品和贸易的产值。[7]NAFTA是第一个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引入外资准入阶段的多边投资协定。NAFTA第1102条第1款和第2款给予缔约方投资者投资的设立予国民待遇。NAFTA第1103条第1款和第2款给予缔约方投资者以最惠国待遇。在有关服务贸易市场准入问题上, NAFTA要求缔约国废除与服务贸易规则中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本地商业存在要求不符的措施及限制开放的服务业部门详实规定。[8]NAFTA在改善美、加、墨3国投资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00年美国在加拿大直接投资1860亿加元, 占美国对外投资总额的64%, 加在美投资也达到1540亿加元, 双方互相成为对方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加入NAFTA后, 墨西哥吸收美国外资占美对外投资的60%, 加拿大也在墨西哥金融、电信、运输、采矿等行业直接投资。2009年, 美国对于NAFTA成员国的直接投资达到了3577亿, 跟2008年相比增长了8.8%, 主要投资于非控股公司、制造业、金融保险业和采矿业。2009年, NAFTA国家对美国的投资达到2372亿, 比2008年增加了16.5%, 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金融保险业和银行业。[9]

(2) 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2004年8月5日, 美国和五个美洲发展中国家 (哥斯达黎加,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 签订了《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 (CAFTA-DR) , CAFTA-DR通过消除关税, 开放市场, 减少贸易壁垒, 促进透明度等措施创造了很多的经济机会, 使得这几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更为便利, 区域一体化更为深化。CAFTA-DR同样将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引用投资准入阶段。CAFTA-DR的第10章10.3条关于投资准入的国民待遇的规定, 10.4条关于投资准入的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和NAFTA如出一辙。2008年, 美国对于CAFTA/DR成员国的投资达到了85亿美元, 比2007年增加了39.4%[10]

(三) 多边条约对投资准入阶段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排除

虽然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引入投资准入已经成为多边投资立法的趋势, 但是它还是更多的停留在倡导和鼓动的层面上, 还没有进入大规模采用的实质阶段。此外, 当今多边投资规则对于投资准入中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都规定了例外和排除的情况, 即使像NAFTA和欧盟这样高度自由的多边投资规则也不例外。NAFTA第1108条就对第1102, 1103的投资准入阶段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提出了保留, 例如, NAFTA允许缔约方在附件1和附件3列出清单, 作为缔约一方在联邦层面所保留的措施, 排除适用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11]此外, NAFTA还允许墨西哥和加拿大继续对某些大规模的外资项目进行审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协定》虽然在第5条第1款规定了投资准入的最惠国待遇, 但是紧接着在第5条第2、3、4款规定了例外的情况。

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关于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规则现状与完善

(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关于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规则现状

2009年8月15日,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与东盟10国的经贸部长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贸易区刚建成的2010年,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就达到44.05亿美元, 同比增长63.2%[12]

值得探讨的是, 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关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分列在第4和第5条。从这两条可以看出, 《投资协议》将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国应给予另一成员的“最惠国待遇”明确扩展到投资准入阶段, 但是, 对于外资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避而不谈。换句话说, 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的框架下, 国民待遇的规定只适用于投资运营阶段, 不适用于投资准入阶段, 这和NAFTA, CAFTA-DRD的规定有所不同。肯定投资准入阶段的最惠国待遇而对投资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避而不谈, 与中国与东盟各国一直以来在投资准入上的保守立场有关。

(二)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关于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规则现状与完善

截止到2016年, 中国-东盟贸易区的全面建成已经过了六个年头, 东南亚早已经成了全球投资的热点。2015年, 亚洲的直接外资流入量增加了16%, 达5410亿美元, 创下了新纪录。[13]东南亚各国要抓住这一时机, 加大合作, 促进经济的腾飞。

在条约中, 给成员国更多政策制定的空间意味着对投资者更少的保护。鉴于此, 中国-东盟各国应该进一步促进外资准入的自由化, 以促进区域内投资的自由流动, 这需要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层面来完善, 既不违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承诺, 又能保持国内政策的灵活性, 从两者中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

多边投资协议中对投资准入自由化承诺范围的规定是关键。国际上的对于范围限定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否定清单模式和肯定清单模式。否定清单模式指的是原则上投资准入自由化承诺适用所有行业和部门, 各国将不包含在内的行业和部门列在协议的附录中作为保留, 没有单独列出的行业部门, 就全部适用。一旦协议签字生效, 保留的行业部门便不得增加;肯定清单模式提供的是可选择的自由化模式, 原则上, 投资准入自由化承诺不适用, 除非各国在协议清单中专门列出能够开放的行业和部门, 仅仅列出的行业和部门才能享有投资准入自由化的待遇, 随着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 肯定清单模式可以随时增加开放行业和部门的数量, 肯定清单模式也就叫做GATS模式。采用否定式清单对缔约国的要求更高, 至少满足以下条件:1、成熟的国内监管制度。2、国内贸易机构有足够的能力, 能合理地设计自由化贸易制度和谈判自由化贸易安排。3、对未来各部门开放发展具有前瞻性。

从国际法的角度, 为了进一步促进投资准入的自由化, 中国和东盟各国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有条件的实行投资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原则, 可借鉴上文提到的“肯定清单”模式, 即第一阶段, 在多边条约中确定投资准入的范围和基本原则, 这是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定》中已有的;第二阶段, 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缔约各国就具体行业和部门进行谈判, 以行业或部门协定的形式给予协议内其他缔约国投资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 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行业和部门, 暂时不给予投资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由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员数量比较多, 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观念, 国家禀赋和各自偏好上有很大差异, 如果多边谈判的难度过大, 谈判难以达成, 也可以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内部, 和其他成员国进行投资准入阶段国民待遇具体行业和部门的双边谈判, 通过多边条约基础上的双边协议细化和补充规则, 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

多边投资协定单独本身不具备将糟糕的国内投资环境变好的特性, 也不能保证大量外国投资的涌入, 多边投资协议更不是国家投资政策和投资监管框架的替代物, 在促进企业在做很多投资决定方面, 多边投资协定只是起到补充的作用, 所以各国国内法的制定尤其重要。

从国内法的角度, 以中国为例, 中国与东盟其他国家一样, 对外资准入实行的是“否定清单”方式, 对外资准入不给予国民待遇, 而是采用外资准入核准这种审查手段控制外资的准入。现阶段, 在多边协议中给予外资准入国民待遇, 取消外资准入核准制度, 由市场力量决定替代外资准入审查不符合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发展现状, 由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要求各国在短期内整齐划一的实现投资准入的国民待遇 (即使存在例外和保留) 也是不现实的。在国内法的角度, 各国应依据每个国家的投资战略, 设立公开、稳定和可预测的准入条件。我们国家根据外资准入领域的不同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某些领域采取由市场决定的方式, 某些领域采取政府准入审查的方式, 从而在一定领域内的外资准入中减少行政审批的复杂过程和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 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的情况下, 为外资准入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

五、结语

当今多边投资协定关于投资准入立法的新趋势是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引入投资准入阶段, 立法模式向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但允许有例外的存在。

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多边条约投资准入的立法中并不意味着缔约国完全丧失了对投资准入的控制权。国际法对国家的这种控制权还是予以肯定的。《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草案》第47条规定:“各国拥有对跨国公司进入本国或者在本国建立跨国公司进行管制的权利, 包括确定跨国公司在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禁止或限制跨国公司在特定部门活动的权利。”这条虽然是草案, 但是体现的仍然是传统国际法的内容。

在国内法层面, 中国应设立一部稳定、公开、可预测的外资准入法;在条约层面, 中国可以进行双边或多边谈判, 通过肯定清单的方式逐步开放某些特定行业和部门, 使投资者能享受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 以适应全球投资自由化发展的趋势。

国民待遇原则 篇2

国计民生之关注农民工——被歧视与国民待遇

授课学院:*** 授课系别:*** 授课老师:**** 学

号:** 姓

名:****

2012-6-28

目录

一、新生代农民工

1新生代农民工概况 2.基本特征

二、农民工基本权利

三、农民工歧视

1.农民工歧视的含义 2.农民工歧视的主要表现 3.改善农民工歧视的建议

三、国民待遇

1.农民工福利现状

2.原因分析

3相关建议

四、结语

重视人权

为自由而努力

一、新生代农民工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1新生代农民工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08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09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09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重视人权

为自由而努力 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而2008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04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2009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6.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

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7,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2.基本特征

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重视人权

为自由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重视人权

为自由而努力 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二、农民工基本权利

1.农村劳动者外出务工,不需要办理就业证卡 2.用人单位应该按时足额支付工资 3.用人单位不得克扣劳动者工资 4.用人单位不得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

5.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6.在非全日制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支付的小时工资不得低于当地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7.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加点应依法支付加班加点工资

8.建筑业企业应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 9.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重视人权

为自由而努力 10.试用期应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中

11.订立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不得向劳动者收取定金、保证金或扣留居民身份证

12.劳动者不必履行无效的劳动合同 13.用人单位不得随意变更劳动合同

14.解除劳动合同应当符合《劳动法》的规定

15.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16.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合同

17.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下,即使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也不得终止劳动合同

18.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也依法享有劳动保障权益

19.企业违法分包工程的,应承担用人主体责任 20。农民工有权参加工伤保险

21。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应认定为工伤

22。劳动者发生工伤后,应及时申请工伤认定

23。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24。职工因工负伤、患职业病进行治疗,依法可以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重视人权

为自由而努力 25。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的,用人单位不得减少其原工资福利待遇

26。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工伤职工,可以依法享受生活护理费

27。农民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可以选择长期待遇的支付方式

28。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用人单位不得主动提出与其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

29。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时,用人单位应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30。职工因工死亡,其直系亲属可以享受供养亲属抚恤金等待遇

31.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职工的工伤待遇由用人单位支付

32.非法用工单位的劳动者也有权享受工伤待遇

33.用人单位应依法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

34.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加点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35.农民工依法享有休假权利

36.农民工有权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37.农民工有权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38。农民工有权参加失业保险

重视人权

为自由而努力 39.用人单位应依法为农民工参加生育保险

三、农民工歧视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外出打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据统计我国有近2.3亿农民工,他们为城市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农民工的职业和生活缺乏制度的保障,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有的甚至失去在农村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在城市又没有取得合法的生存地位,却不断地受到城市各个方面的歧视。农民工处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状态,生活状况令人担忧。歧视直接导致农民工权益的受损,权益的损失又直接影响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彻底解决农民工歧视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大局,而且影响农民工和城乡关系。同时解决这个问题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路和长远之计。

1.农民工歧视的含义

农民工是指从农村进入城市,将为雇主工作作为谋生手段,但不具备非农业户口的社会群体,由于我国至今未废除户籍制度,该群体基本上没有工会组织,几乎没有任何权益保障,更不能享受因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农民工成为该制度下得特殊群体,也是城市被雇佣者中劳动条件最差,收徒最低的群体,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从农民工称谓看,农民工首先是一种身份,既户籍制重视人权

为自由而努力 度约束下的农民,其次才是一种职业,既城市中的工人,在我国特有的城乡经济条件和思想道德的差异在这些人脑中的根深蒂固。“城市人”和“乡下人”有着明显的等级高下之分。城市居民始终把农民当做外来人,虽然他们从事非农业生产,但是无法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不能享受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待遇。

农民工歧视不时农民工歧视别人,而是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指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在制度和执行政策法律上,对农民工群体利益的忽视及对农民工不公开,不公平和不公正的认识和对待。表现为整个社会或居于强势地位的社会团体对农民工的种种限制上。这些限制日益制度化,经济化,事实上已经构成了我国社会的最大不公平,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这种有悖于法律规定和社会进步趋势,散发着封建等级观念腐臭气息的荒唐做法,不仅伤害了外来农民工的尊严,更毒化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应该努力消除。2农民工歧视的主要表现

身份歧视,农民工这一称呼明显带有歧视色彩。存在明显的社会偏见和严重的社会歧视,是一种身份歧视,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当今社会,无论是社区居民还是外来农民工,只是职业有别,身份各异,从人格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尊卑山下之分。但是在户籍制度下出现了身份歧视。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分别把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确定为农重视人权

为自由而努力 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并以户籍制度固定下来,形成城市和乡村居民的身份壁垒,这种城乡身份具有刚性和世袭性,城市人口市民身份不变,而农民除了升学改变身份外,无论其职业和住所如何变化,只要农业户口没变,世代为农民。与户籍有关的还有劳动就业,教育,医疗保健等制度。这些制度向城市居民的利益倾斜,因此在这些歧视的背后是对农民工身份的歧视。

3.改善农民工歧视的建议(1)改善户籍制度

以居民身份证制度取代户籍制度,每个中国居民都有统一的居民身份证明,废除计划经济模式的户籍制度,以公民的工作地和实际居住地享有公民的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废除以社会出身为条件的就业和职业准入制度,仅以工作能力为资格向所有的公民提供就业和职业机会;废除各级政府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简化农民外出就业手续,清理各种对农民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减少农民进城的迁移成本,降低农民工入户的门槛。在经济生产过程中流动人员不再受到各种由于户籍身份表面特征面所带来的不公正待遇和歧视。

(2)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国家应制定相关的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工逐步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5大保险,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晚上农民工的养老和工伤保险,确保其先享受到基本的深灰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失业,医疗和生育保险,力争做重视人权

为自由而努力 到“同工同酬、童工同时、同工同保”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农民工工伤事件,在集中暴露现在社会保障制度缺陷的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工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诉求。可以以工作年限和居住时间为标准平等提供社会保障资源,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民工能够自由迁徙或生活在其工作地,使农民工子女可以在其工作地接受义务教育,使其家庭可以在工作地团聚,使其得到医疗,失业,养老,教育保障等。

(3)健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严格规定用功制度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将对农民工的管理列入法制轨道。同时还要加快制定和劳动法相配的劳动合同法,工会保障法和工资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政府要统一城乡就业政策,消除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在就业机会,就业安排和就业供给上使进城农民享受与城镇劳动者同等的待遇,将农民工平等就业纳入国家统一的就业政策范围,清理和取消农民进城就业歧视性规定,职业工种限制和各种就业准入制度,根除对当地劳动力就业的保护主义,实行劳动力凭学历和技能竞争就业的制度,使农民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权力,城乡劳动力的平等竞争提供合理规范的环境,整顿劳动力市场秩序,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介绍机构,规范企业招、用工行为,保证农民工就业市场的有序流转。

(4)建立农民工工会组织

农民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如农民工会等,这重视人权

为自由而努力 12 是农民表达心声的合理渠道,也是提高农民正直参与能力的有效途径,让农民享有基本合法权益,参与工作地和居住地的政治生活,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力,有制约政府和官员行为的权力和集体谈判的权利等,工会需要得到法律承认和政府支持,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和完善为农民工服务的体制。

四、国民待遇

1.农民工福利现状

农民工在城市一般从事建筑、环卫工、保姆、厨师、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据资料显示70%以上的农民工工资都在千元以下,并且经常被无故拖欠。虽然部分民工按照法规缴纳了城市保险,却由于制度的缺陷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形成了只参保、不享保的奇怪局面。更多的情况是,根本有社会保险。他们游离于正式体制之外没有法定假日,没有公休假日、更不用说带薪年假了。简陋的住宿环境,艰苦的工作环境,粗劣的饮食质量,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生理心理备受折磨。子女或留守家中无人管教。或漂泊于城市间,孤独的成长。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日益严重了。带着歧视性的帽子,农民工走到城市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与农民工的物质生活的严重贫乏相联系的必然是精神生活的极度空虚,有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只有睡觉。问及用人单位是否会为他们组织娱乐活动,答案几乎都是没有。另外80后农民工作为新生代在民工中已成长为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年轻人受过一定教育,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强,但由于精神上缺乏正确引导,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重视人权

为自由而努力 会问题。

2.原因分析

(1)城乡户籍差异是造成农民工福利问题最主要的原因。从历史根源来看,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是为了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该制度对国家的建设,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户籍制度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已逐步丧失了其存在的必要性,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由于户籍制度的实施,农民工在诸如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福利方面无法得到公平的待遇。

(2)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是这一问题的又一主要原因。建国初期,国家为加速工业化采取了长期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城市居民获得了相当大一部分特权,并获得了并不应属于他们的“天然”优越感,处在优势地位的城市居民受到尊卑观念的长期影响,自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排斥来自于另一种生存环境的同胞们。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城市居民的歧视,也就不可能存在农民工问题,自然更不会有如此农民工的福利待遇问题了。

(3)不可否认,农民工在人力素质方面远远处于下风。由于农村的教育资源系统远远劣于城市教育资源系统。从教育的源头出发,农民输在了起跑线上。由于没有收到良好的教育,自身素质的提高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当然我们不否认某些人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与重视人权

为自由而努力 城市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劳动力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4)中国目前用工法律制度还存在很大的缺失。虽然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确立了新型的劳动合同关系。但现实中的实施离真正意义上的用工保护还存在着极大地差距。由于农民工文化程度低,缺乏对自己合法权益的正确认识,当自己的合法权益(一般是福利待遇问题)遭到不法侵害时,无法通过有效地途径来解决。而相关的劳动保障部门也存在严重的职责缺失问题,他们的福利待遇问题就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5)农民工福利待遇差与当经济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劳资关系劳方一直处于劣势地位,缺乏工会组织的有效组织。用工单位的不规范行为就会导致农民工的福利问题成为长期的隐形状态。在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农民工为了获得一份宝贵的工作,就不得不接受低工资低福利。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这种问题就变得更为普遍了。

3相关建议

(1)有计划的逐步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逐渐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取消各方面有歧视色彩的限制性规定,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先从三线城市开始,因为这里城乡对立矛盾相对比较缓和。然后选取一批二线城市例如武汉、长沙等作为试点城市,在取得相关经验后再逐步推向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大城市。

(2)与户籍改革相适宜的城乡社会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一系列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制度必须进一步跟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破重视人权

为自由而努力 除二元户籍制度所带来的众多社会矛盾,为农民工社会福利的改善提供坚实的制度设施基础。由于建立了一体化的城乡保障制度。使得人口流动成为可能,这样从根本上解决了由于农民工高流动性而带来的社会福利保障问题,不会在出现诸如只参保不享保的等怪局面。

(3)全民的素质教育亟待提高,必须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去破除这种腐朽的等级尊卑观念,这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中国五千年来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这种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历史的发展向我们证明人人生而平等,这是人类杜会发展的趋势。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只要坚持这种信念。就一定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减少歧视从而提高农民工的福利问题。

(4)政府积极倡导职业培训,为农民提供广阔的的平台提高自身素质,通过学习相应的技能,使得他们能够有一技傍身。优化了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提高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优势,面对强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也不需要再靠牺牲自己的福利和工资来换取工作了。

(5)政府的有效监督,与社会的法制进程对改善农民工的福利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加强立法执法,来改善农民工的福利问题是最有效地方法。其中执法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只有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才能建立起一个规范的用工制度。农民工的福利待遇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6)农民工群体需要集体代言人。作为一个有着两亿人口规模的群体,农民工应该学会如何寻求有效地途径为自己谋求正当的权益。社会大众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代表他们重视人权

为自由而努力 的根本利益。

(7)我们可以参照妇联,建立一个由党领导的农民工自己的组织。由这各组织来引导农民工的业余生活,负责教育和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尤其是对年轻一代农民工尤其需要正确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他们积极向上,努力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坚决抵制不良思想意识形态的诱惑。

(8)关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必须慎重对待。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就能否教育好他们关系到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我们必须为农民工子女提供稳定的基础教育服务,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受到良好公正教育的机会。农民工子女具有较大的流动性,所以必须由政府主导建立专门学校,严把教学质量,建立起完善的跟踪服务体系,使他们健康成长。

四、结语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农民工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维护农民工权益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会组织义不容辞,维权工作要落到实处,就要从根本上保证农民工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利益,让农民工获得社会认同感,农民工的权利得到正常行使,农民工的权益得到良好保护,从而充分保护和调动农民工的劳动积极性,才能使他们在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建设中作出更大贡献,促进国家的繁荣稳定。

重视人权

国民待遇原则 篇3

但是虽然同为国民待遇原则,在WTO体系下和在国际投资法律体系下的设立目的、法律性质等有着天壤之别。在不同的体系下,国民待遇原则都会有不同的目的和特征,不能因为两者具有同样的名称就将两者进行混淆,如何对国民待遇原则在两个法律体系进行区分能够能加深入的理解国民待遇原则的真正内涵。

关键词:国民待遇;WTO;国际投资法(一)国民待遇原则在WTO法律体系中的法律特点

1、使用范围的广泛性

由于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确定的是“一揽子协议”协议,“一揽子”协议谈判方式所采用的这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规则,WTO的缔约各方的谈判不仅是跨领域、多议题的,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协议必须全盘接受,别无二价。“一揽子”所产生的效果令多边谈判结果在各参与方之间尽可能的交换和交叉。

在货物贸易领域,《GATT1994》第三条规定,“每一成员对于来自任何一个其他成员的进口商品所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收费均不得高于其本国的同类产品;在进口商品从通过海关进入进口方境内至该商品最终被消费期间经过的销售、推销、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法令、条例和规章方面,所享受的待遇应不低于相同的国内商品所享受的待遇。同类产品还包括与进口产品直接竞争或可替代进口产品的國内产品。”即不得利用国内税费和国内规章及数量性规定“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也就是说,不仅不允许对进口产品采取“歧视性”措施,也不允许对国内产品采取“保护性”措施。

在服务贸易领域,GATS第17条规定:“每一成员方应在其承诺表所列服务部门或分部门中,根据该表内所列条件和资格,给予其他成员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就所有影响服务提供的政府措施而言,其待遇不低于给予本国相同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服务贸易不同于货物贸易,没有实际存在的货物进行买卖交易,因此进口国无法对服务征收关税,如果需要将国民待遇适用于服务贸易,实际上就是允许一切外国服务也与本国服务业享有同等待遇。这在发达国家间可能有实施的可能,但是对于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程度较为落后的发达国家将是灭顶的冲击。因此,国民待遇原则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适用必须是有条件的。

在知识产权领域中,TRIPS的总则和基本原则中明确规定了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适用国民待遇原则,这使得原先关贸总协定仅适用于外国进口产品的规定进一步延伸至包括商标权、专利权、邻接权、著作权等内容的知识产权领域。对于知识产权领域保护的扩张,体现了WTO体系下在适用国民待遇规定时的广泛性和周延性。

2、权利义务关系的多边性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终结了之前国际贸易法律领域条约分散、各自为政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体系完整、组织严谨、争端解决机制完善的国际贸易组织,它标志着世界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的框架是在1947年签署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基础上,经过八轮全球性的多边贸易谈判,修改、增加、补充了一系列的协议、议定书,特别是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一揽子协议”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其中最根本、最核心的法律文件是《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又称《WTO协定》。《WTO协定》包括序言,16条条文以及4个附件构成。协定规定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范围、只能、机构设置、与其他组织的关系、法律地位、决策机制和一些程序性法律问题。

国民待遇条款分别散见于GATT、GATS以及TRIPS的条约中,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给予对方国家具有特定关系的人或物不低于本国具有同类关系的人或物的待遇不同于一般双边或区域性国际贸易组织,1948年开始临时适用的关税贸易总协定,是国民待遇条款突破了传统的双边互惠形式而采用了多边互惠形式。①截止于2010年,全球已经有153个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中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

这就突破了传统的给惠国和受惠国之间的双边权利义务关系。从法律角度来分析,任何一个WTO的成员方既是其他152个成员方的给惠方,同时又是其他152个成员方的受惠方。世界贸易组织用一个简单的国民待遇制度和“一揽子协议”的方式,将所有成员方的权利义务相互联系,实现权利义务的多边化发展,为促进国际贸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国际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的法律特点

1、受市场经济制度的制约

外资投资国民待遇问题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突破国界,生产要素的流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政策。

国民待遇的条款只可能产生于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前文对于国民待遇制度产生的背景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国民待遇思想产生于19世纪初的西欧,而西欧是当时世界上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产生于欧洲。西欧国家的工业化和生产力在当时就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国境内,而是向全球范围扩张。

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同,就像中国在1978年之前一直处于计划经济阶段,自1978年之后才逐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性变革。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生产资源的配置空间和居民的经济贸易水平处于一个计划下的状态,贸易完全取决于国家规定的分配额度,完全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计划经济是一个准封闭型的经济,是国家层次上的封闭经济,对外经济交往被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在此经济体制下,即使外国投资者进入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进行投资,其投资的项目、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销售的渠道和数量等都被限制,

因此,国民待遇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才能有效的发挥功能。无论是对外国居民还是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都要求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是为外国居民的生活或外资企业的生产提供必要的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如果无法实现市场经济,那么外资的国民待遇也只是空谈。

2、受民族企业竞争力的制约

对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本国的经济产业在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国内的产业已经相当成熟,所以引进外商的投资对于本国的经济冲击相对而言比较小,但是发展中国家情况就会变得完全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起步较晚,很多产业相较于发达国家非常不成熟。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扩大国内生产能力,带动国内技术的进步,促进就业,增加财税收入实现外汇供求平衡。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拥有先进的技术,充足的资本供给,合理的人员陪伴,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品牌影响力的优势等等,在被投资国能够迅速的抢占市场,对于一些较为稚嫩的产业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外国投资者会通过收购并购等方式将本国收到冲击的企业吞并以实现占领本国市场的目的。

因此在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本国民族产业形势,民族企业的可承受能力。只有在民族企业具备足够的竞争能力的条件下,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才不会对民族企业产生太大的打击。

引进外资和保护民族产业一直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两难选择。过分的引进外资而不顾本国现有产业情况,那么在引进外资之后很快本国的企业将迅速被外商投资企业所击垮,在本国无法立足,更不用说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了;相反,如果过分的保护本国的民族企业,本国企业无法了解世界经济的最新形式,闭门造车无法享受外资引进的最新技术和管理方式,没有了竞争也就没有了进步的动力。因此把握好引进外资的尺度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将引进外资的条件、适用范围设置在一个合理的条件下,这无论对于外国投资者还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本身而言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作者单位:国民油井华高石油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注解:

国民待遇原则 篇4

无论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GATT),还是各项乌拉圭回合协议,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每个法律文件中均含有大量的例外条款,其数量和种类之多,是其他国际条约中所罕见的。有的学者认为:WTO下的多边贸易体制“被各种例外打得布满窟窿”;有的学者则将多边贸易体制比喻为“例外迷宫”;还有人断言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一个律师可以驾驭一辆四套马车通入任何一方所承担的义务”;而笔者却认为WTO规则实际上是“一碗意大利面条”。由于WTO的例外条款如此之多,甚至有人戏称WTO的例外是一个原则,即“例外性原则”。GATS沿袭了GATT的传统,在GATS国民待遇原则存在以下例外:一般例外、政府采购例外、补贴例外、国际收支例外及保障措施例外。正是由于这些例外条款的存在,才导致GATS国民待遇原则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潜规则。

1 G A TS有关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例外

GATS由一套普遍适用的原则与关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组成。GATS第17条第1款规定,每一缔约方应在其承担义务计划表所列的服务部门和分部门中,根据表内所述的各种条件和资格,在影响服务提供的所有措施方面,给予任何其他缔约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须不低于给予本国类似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从其定义可以看出,与货物贸易不同,服务贸易领域的国民待遇不是成员方的一般义务,而是一项具体承诺,即各成员方只在自己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给予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没有作出具体承诺的部门,不适用国民待遇。即使在作出具体承诺的部门内,也允许对国民待遇进行限制。这与货物贸易中的国民待遇存在极大差别。在货物贸易中,一旦货物越过边境,即使进口国未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作出任何有约束性的减让,该货物也应享有不低于国内产品所享有的待遇。在GATS第17条第2、3款进一步规定,国民待遇并不要求与其适用于国内机构的待遇在形式上完全一样,而只要求其不至于损害外国服务提供者的竞争条件。可见,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国民待遇一般是指一缔约方对于来自任何其他缔约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在法律、规章和管理等方面与该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享受相同的待遇。其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外国的服务提供者免受进口国在法律、规章和管理等方面所施加的歧视性措施的影响。

将国民待遇原则引入服务贸易领域,是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一项重要措施。一方面,它意味着一个缔约方在本国境内,在某一特定的服务业领域,对所有服务提供者都应当一视同仁,不管该提供者的国籍如何。这就确保了国内外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享有同样的商业机会,并促使所有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在非歧视性的基础上公平竞争;而另一方面,国民待遇原则本身又允许各国政府保持对一些敏感行业的管制措施,只要这样的措施不构成特别针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的保护主义限制。所以,理想的国民待遇原则兼顾了各国的经济主权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双重目标,从而也就有了下面的例外,即第14条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政府采购例外、补贴例外、国际收支平衡例外和保障措施例外。

GATS国民待遇原则的各项协议也是各成员在互相冲突和妥协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以妥协为基础而发挥着作用,并且潜规则起着一种十分重要的平衡作用或润滑作用。然而,条款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适用的效力,使其法律约束力大打折扣,如国民待遇与服务贸易的问题;“相同”与“直接竞争或能相互替代”的问题;国民待遇与服务提供方式问题等至今仍未解决。WTO成员引用一些例外作为不适用GATS国民待遇原则的理由是合法的、正当的,然而实践中GATS国民待遇原则在具体适用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本文结合对“加拿大期刊进口措施争端案”的分析,有针对性地探讨、研究适用国民待遇原则的相关问题。

2 加拿大期刊进口措施争端案中G A TS国民待遇原则的运用

1996年3月16日,美国根据DSU(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4条和GATT第23条要求加拿大与之磋商,并且指出,加拿大实行的与期刊进口有关的措施不符合GATT的规定。1996年4月10日,双方进行了磋商,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1996年5月24日,美国请求DSB(Dispute Settlement Body,WTO争端解决实体)成立专家组审理此案。1996年6月19日,DSB决定根据DSU第6条成立专家组。

本案所涉及的是加拿大采取的影响期刊进口的三项措施:

(1)加拿大第9958号关税令禁止某些期刊进口,即只要进口到加拿大的不同版本期刊中有5%以上的广告内容是针对加拿大市场的,不管期刊内容与国外发行的期刊是否相同,就不允许进口。

(2)1995年12月15日开始实行的货物税法对不同版本期刊征收货物税,不同版本期刊要按其中所登载广告总价的80%缴纳货物税。但对1993年3月26日前在加拿大发行的期刊,如果发行期数不超过1993年3月26日前每年发行的期数,就可以享受“祖父条款”,不必缴纳货物税;如果发行期数增加,则只就增加部分缴纳货物税。

(3)从1996年3月4日起,加拿大邮政公司对期刊邮寄费用作了新的规定,将期刊分为受加拿大政府资助的出版物、加拿大商业期刊和国际商业期刊,分别实行不同邮寄费率。前两类适用于在加拿大出版印制的期刊。自1981年加拿大邮政公司建立以来,加拿大政府就通过出版物发行、援助项目给予资助,对符合规定的在加拿大印刷、发行的期刊以优惠费率邮寄。1990年,政府宣布将逐步取消出版物发行援助项目,而直接向出版商提供援助。项目到1996年4月30日终止。但1996年3月,加拿大通信部(现改称为加拿大Heritage部)与加拿大邮政公司签订备忘录,将项目延长3年,备忘录自1996年5月1日生效。备忘录规定,加拿大政府每季度向邮政公司支付一定数量的钱,邮政公司应当以优惠费率邮寄符合条件的期刊,同时将符合条件的出版商名单移交给政府管理。从1996年5月1日至1997年3月31日政府提供5800万加元,1997年4月1日至1998年3月31日政府提供5790万加元,1998年4月1日至1999年3月31日政府提供4730万加元。要想享受优惠费率,期刊必须在下列方面符合规定:由加拿大人或主营业地在加拿大的公司生产,在加拿大编辑、出版、印刷和邮寄,订户数量,广告比例,最低定价。加拿大邮政公司与邮寄大量出版物的公司分别签订“出版物邮寄服务协议”(对符合条件的加拿大期刊适用)和“国际出版物邮寄服务协议”(对符合条件的外国期刊适用),对签订协议的公司给予优惠费率。

美国指出,加拿大第9958号关税令不符合GATT第11条;货物税法第五部分第1节不符合GATT第3条第2款或第4款;加拿大邮政公司对国内生产的期刊适用较低的邮寄费率不符合GATT第3条第4款,但又不是GATT第3条第8款所说的国内补贴。加拿大则提出,其9958号关税令符合GATT第20条(d)的例外;GATT第3条不适用于货物税法第五部分第1节,如果专家组认为适用,则该规定符合GATT第3条;GATT第3条第4款对加拿大邮政公司的收费不适用,政府向邮政公司支付的钱是GATT第3条第8款允许的国内补贴。

3 该案G A TS国民待遇原则适用中存在的潜规则

从上述对加拿大与期刊有关的措施案的分析可以看出,GATS国民待遇原则在具体适用中存在诸多潜规则。

对GATS国民待遇条款潜规则的分析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3.1 GATS国民待遇条款的具体承诺属性使其适用存在潜规则

GATS国民待遇条款之规定仅在各缔约方作出了具体承诺时方才适用,也就是说,对于国民待遇而言,未列入缔约方的具体义务承诺表中的服务部门,缔约方没有遵守国民待遇条款规定的义务。因此,GATS中的国民待遇条款,并非一般性适用,而是限制性适用。同时,国民待遇承诺表可以通过缔约方间谈判的结果进行相应的改变,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范围则相应扩大。如本案中加拿大主张GATT不应适用于货物税法,其理由是该措施针对的是广告服务,应专属于GATS管辖。由于加拿大并未在GATS项下就广告服务作出任何承诺,因此加拿大主张该措施应豁免于WTO义务。这种立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适用上的狭隘性和不稳定性,以至于GATS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目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达到。

3.2 国民待遇与服务提供方式中存在潜规则

其他任何缔约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在一缔约方所作的承诺表中所包含的服务行业和部门享受国民待遇,但在实践中实施的效果很可能因各缔约方在GATS中关于服务贸易提供方式的规定而被削弱。在GATS对服务贸易的定义中,其他缔约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进入一缔约方市场进行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只限于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等四种。在不违反相关规定的前提下,一缔约方可以在服务的提供方式上大做文章。

一缔约方可以对其本国境内设立服务机构的服务提供者给予补贴或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而不把这些优惠给予尽管未在该国设立服务机构,但事实上向该国提供服务的其他缔约方的服务提供者。1995年12月15日开始实行的货物税法对不同版本期刊征收货物税,不同版本期刊要按其中所登载广告总价的80%缴纳货物税。但对1993年3月26日前在加拿大发行的期刊,如果发行期数不超过1993年3月26日前每年发行的期数,就可以享受“祖父条款”,不必缴纳货物税;如果发行期数增加,则只就增加部分缴纳货物税。可见,各缔约方可以通过服务提供方式的限制性规定,从而规避了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制造出一些潜规则,这样给予国内外服务提供者以差别待遇,国民待遇适用范围的缩小致使该原则的法律约束力受到严重影响。

3.3 GATS中国民待遇条款的某些表述不够具体明确引起的潜规则

在GATS中,国民待遇给予一缔约方特定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类似的”其他缔约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才称得上是与本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类似”呢?GATS对此并没有作出规定,学术界也还没有定论。正是在GATS中国民待遇条款存在这样不够具体明确的表述,从而给各国制造了利用其中潜规则的机会。

从表面上看,如果有关服务在GATS的服务分类表中列于同一个栏目中,就可以将之视为类似的服务。但是,即便如此,在具体操作上仍会产生一系列的潜规则。如本案中的进口的不同版本期刊与国内非不同版本期刊是否为“同类”产品;即使不同版本期刊与非不同版本期刊是相同产品,是否应当证明货物税法第五部分第1节对进口产品给予区别待遇。上述机构认为,进口不同版本期刊与国产非不同版本期刊是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产品,但同时指出,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期刊不管内容如何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以新闻为主要内容的期刊与以园艺、体育、音乐等为主要内容的期刊就不是直接竞争或可以相互替代的产品。但新闻期刊的不同版本则是可替代的,如果是专业期刊,其可替代性就更加明显。根据以上分析,上述机构对这一问题的结论是:进口不同版本与国产非不同版本期刊是直接竞争和可以相互替代的产品。

3.4 非关税壁垒的存在给GATS国民待遇条款所带来的潜规则

由于服务的无形性,对服务本来就无法征收关税,因而服务贸易领域的非关税壁垒实质上指各国的国内管制措施中影响服务贸易的那些措施。正如本案中加拿大所采取的邮寄费率的规定就是一种非关税壁垒。比较常见的非关税壁垒包括外汇管制、政府采购政策、对国内生产者的补贴、对利润汇出的限制、对外国设备进口的限制、对外国公司设立营业场所的限制、许可证书要求等。而对于移民、外资进入和外国营业场所设立等方面存在的非关税壁垒对服务贸易自由化更为有害。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些非关税壁垒,特别是发达国家利用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歧视的一些措施,如难以达到的技术要求、卫生健康标准等,明显是针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因为有些标准外国服务提供者很难或根本达不到,尽管这些标准并非很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潜规则就使得国民待遇原则显得无能为力。

4 该案对我国的启示及应采取的对策

从某种程度上说,WTO例外规则是WTO体系的漏洞所在,而这些例外本身又存在着不少潜规则。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引发争端最多的就是这些潜规则。而国民待遇原则又是WTO的重要条款之一,所以笔者借助这个案例来总结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4.1 GATS国民待遇的理解

在争端解决机构通过的报告中,有关国民待遇的案件名列第一,本案就是众多案件之一。本案给予我们的启示是:

首先,我国企业应根据WTO规则尽力主张享受国民待遇,使我国出口产品在国外享受与进口国或地区内的企业相同的待遇,在同一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对于其他国家不给予我国以国民待遇的情形应勇于利用WTO争端机制,积极与之磋商,起动专家组程序。

其次,我国将尚存在的与WTO协定的国民待遇条款不符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主动修正规行的法律法规,以免被他国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迫使我国进行修改。GATS国民待遇存在诸多例外,我们应善于利用这些例外。要做到上述两点,首先应对WTO下的GATS国民待遇条款的内涵与其在不同领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特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WTO框架下对该原则作到充分和正确的利用。

在服务贸易领域,成员方给予外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应低于本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享受的待遇,但以该成员在服务贸易承诺表中所列的条件或限制为准;并且在成员方没有作出开放承诺的服务部门,外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不享有这种待遇。GATS允许成员方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对服务贸易进行有限度的限制:成员方未承诺国民待遇的部门且不必说,即使是对已经承诺承担的国民待遇义务,成员方为政策需要而采取的可能产生歧视效果的措施,以及国内行业得到的某些权利和利益是被许可排除在国民待遇之外的。施行限制性措施的成员有义务保证情况相同的成员不会受到歧视性待遇,同时此类措施不构成变相的限制。

国民待遇原则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特点有: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对象既有服务,又有服务提供者,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范围是成员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采取的与提供服务有关的各项措施;给予外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承诺表中所承诺的国民待遇为准,对成员方没有作出开放承诺的服务部门,不适用国民待遇原则。因此,在服务贸易领域,与最惠国待遇不同,国民待遇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承担的“一般义务”,而是成员方通过谈判确定的,且对不同服务部门有不同的规定。

第三,利用GATS的例外规定,根据我国服务业具体情况,实施国民待遇。我国应根据服务业发展的具体情况,针对已承诺开放的不同服务行业,制订实施国民待遇的具体标准,明确规定外国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在哪些部门中的哪个领域享受国民待遇。对于竞争力较强的服务部门可以承担较多的国民待遇义务,例如航运业、旅游业等。对于刚刚起步、竞争力较弱、尚需保护的服务行业,可以承诺较少的国民待遇义务,例如保险业、商业零售业等。对于影响社会公共秩序、公共道德以及国家安全的部门或领域,我们可利用GATS第14条一般例外和第14条副则安全例外的有关规定,不实施国民待遇。除此之外,在给予外国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方面,我们还可利用GATS中有关国民待遇的例外规定,例如,GATS第13条政府采购和例外及第15条给予发展中国家补贴的灵活性。

第四,对于一般例外与安全例外,在GATS框架下的引用并不多见,更多是在WTO体制下对特定领域,如货物贸易等进行援引。而且,此类例外更多地与一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挂钩,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一般而言,GATS成员方援引的可能性及援引的成功性并不大。

第五,保障国际收支例外,在GATS框架下的引用也不多见,更多是在WTO体制下对特定领域,如货物贸易等进行援引。而且,此类例外更多地与一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挂钩,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另外,保障国际收支的援引还受到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约束,因此GATS成员方援引的可能性及援引的成功性也不大。

4.2 对我国期刊国际交流的启示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活动的增加,国际文化交流大量增加。文化和信息交流的媒体很多,期刊是印刷形式的媒体之一。与图书相比,期刊的信息量大,出版周期短,同时可以附带广告内容,因此它成为商家竞争的一个“阵地”。

从2004年5月1日起,中国允许外商在中国从事图书、报刊和杂志的零售业务。外商设立零售企业的注册资本是500万元。关于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批发企业的规定,已于2004年12月1日起实施。外商设立批发企业的注册资本是3000万元。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表示,外资享有的政策条件,国内的民间资本也同样享有。1995年,贝塔斯曼公司与上海新闻出版局直属的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合资,成立了当时第一家中外合资图书零售企业。1997年,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图书俱乐部———贝塔斯曼书友会成立。根据新闻出版总署披露,已有7家外资公司在申请国内书报刊的经营权,他们分别是德国贝塔斯曼、德国图书中心、英国朗文培生集团、美国麦格劳希尔、日本白洋舍、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新加坡泛太平洋有限公司。

据统计,2001年,全国发行图书156亿册,发行报纸350亿份,期刊杂志29亿册,总营业额接近660亿人民币。而我国的人均购书支出还不到欧美的10%,中国的书报刊分销市场极具发展潜力。业内人士认为,作为分销主渠道的邮政局和新华书店长期处于垄断地位,使得市场的发展受到了限制,民营企业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分销网络,民营资本若与外资联手,将会加速它们的发展。

可见,我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开放了期刊服务市场,但是国内的书报刊分销市场还很不完善。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除了是一物质的实体之外,还包括着文化内容,包括编辑内容和广告内容。在国内市场对外国期刊开放后,外国期刊必然对国内期刊带来冲击:一方面,在思想文化上带来了外国的社会观念和思想价值,对进口国的传统的观念与文化带来震荡;另一方面,在期刊市场上,影响国内期刊。因此,我国应提高警惕,在遵循WTO协定条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这些潜规则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市场。

参考文献

[1]马通.美国诉加拿大期刊进口措施案——关于WTO国民待遇原则的典型案例[J].WTO经济导刊,2004,(04):84-86.

[2]白光,苏佳斌.WTO规则适用50例[M].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02.

[3]李先波.WTO案例选评及对我国的启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4]臧立.论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国民待遇问题[J].法商研究,1998,(05).

[5]刘珈珞.GATS国民待遇条款缺陷之分析[J].台声(新视角),2005,(06).

[6]余敏友.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法律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7]邓继亮.WTO国民待遇原则例外探析[D].湘潭:湘潭大学,2003.

[8]余敏友.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法律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老外”的“超”国民待遇 篇5

过去十年是跨国药企在中国的“淘金期”。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郭云沛对媒体分析说,原因就是它们得到了中国国内药企享受不到的价格优惠,而葛兰素史克野心更大,他们争取的是优惠之上的优惠。业内的声音说,随着这起贿赂案的曝光,跨国药企价格保护有可能被打破。

但更大范围的“超国民待遇”并无法被撼动。北京的“老外”,七八百万来自中国各地的“外”地人,与2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两者一字之差,待遇的差别却似乎把国内人抛出国外。

首先是买房。外地人需要在北京缴纳五年社保,或有五年个税完税证明,才能取得一个购房资格。并且如果中间有一个月的间断,五年必须从头起算。但对外国人来说,要求只在北京工作满一年。

第二,工作。在北京工作,月薪超过3500元就得纳税,而外国人,这个数字则需要再增加1300元,达到4800元才需要纳税。大概因为担心物价太高,他们会吃不饱穿不暖吧。

如果要创业,外国人则可以不断享受减税、免税再减税。按照政策,经营期十年以上的外资企业第一年和第二年不用缴企业所得税,接下来的三年按照一半税率缴企业所得税。如果是进出口和高新技术企业,五年后,还可以继续减税。

第三,孩子。作为中国人,无论外地人还是北京人,都要遵守计划生育政策。这对外国人来说当然不受拘束。而孩子的上学问题,如果是外国人且拿到“中国绿卡”,正式名称为《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就可以享受跟本地居民子女一样的上学待遇即便在北京也一样说白了,就是外国人比那些外地人上学容易很多。

而到了高考一关今年五月,一则“非京籍学生变美籍就可在京高考”引发众怒,此时的“超国民待遇”一词比葛兰素史克案更敏感。报道里说,一个外地学生跟着外地的父亲在北京生活,直到高三才发现自己不能在北京高考,只好投奔远在美国的母亲,孩子拿到美国国籍后,回京顺利高考,还拿到了10分加分。

虽然事后它被证实是假新闻,但这个报道里所说的另一面,仍然是事实外国人拿到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和《外侨居留证》,的确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不过需要加个时间而已只要他的外国护照是四年以上,并且最近四年,有两年是住在国外的,有了这个记录,即能在北京高考。

外国人与外地人都是“老外”,待遇怎么那么不同?难道是因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越远,越热乎?

准入前国民待遇的中国模式 篇6

借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东风, 国际投资自由化也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高水平的外资待遇标准日趋被接受。世界范围内推动投资自由化的最积极力量当属美国, 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运用了“三位一体”的方式, 将“宽泛投资定义”、“准入前+准入后国民待遇”以及“否定清单”三者有机结合, 不仅指导其国内立法而且在对外签署双边条约时也采用该标准。这种高水平的外资待遇标准虽然在20世纪一度令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无法接受, 但进入21世纪以来却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并适用该标准, 这其中不仅包含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包含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目前虽然国际间调整投资关系的法律形式仍以双边投资协定为主, 但鉴于双边投资协定在调整对象上的局限性和投资自由化的高涨呼声, 达成一个统一的多边投资协定法律框架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之前由美国主导的MAI谈判最终流产的阴霾日前已被新一轮的TPP投资协定谈判涤荡, 该协定涉及二十多个经济形态迥异的国家, 在谈判过程中各国会基于自身的立场提出有关投资待遇的意见, 最终达成的协议必然是各国力量博弈的结果, 而这一博弈过程也是国际社会制定新一轮投资规则的过程。

二、准入前国民待遇登陆中国的必要性

现阶段在国际投资领域提到投资自由化必然与投资者待遇问题相勾连。投资自由化是放松投资准入的限制, 包括对投资准入领域和条件的限制, 即在准入前实行开放, 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1]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 继续保持经济稳步增长的驱动力之一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合理利用外资, 大力推进“引进来走出去”战略。从现阶段的国内外形势来看, 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 我国都面临与准入前国民待遇接轨的境况。

长久以来, 我国对内外资的管理采用双轨制, 二者在准入环节的待遇差别极大。首先, 外资的准入要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所做出的鼓励、限制和禁止的分类来确定可进入的领域;其次, 国际投资者要查明一系列复杂的相关信息, 比如与企业规模对应的审批权限、出资比例和出资规模限定等;再次, 外资的准入要经历发改委核准、商务部或其他机构审批登记等复杂程序。[2]相比之下, 内资的设立完全不涉及上述问题, 这样的双轨模式既不透明又信息不对称, 给外资的准入设立了高门槛, 势必会打击外资流入的积极性和通过率。若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 将内外资纳入一元管理模式中, 不仅会掀起新一轮的来华投资热还会激发竞争效应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 许多企业希冀能够绕开贸易壁垒直接到外国本土进行投资, 然而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之路却并不顺畅。据统计,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仅为30% (西方国家为60%) , 大多数并购案在竞标评估的准入阶段即遭拒绝。究其原因, 最根本的内心动因是“中国威胁论”的影响, 再加之金融危机的阴霾导致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更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我国要扭转这一局面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制度层面确立准入前国民待遇标准, 通过签署双边投资协议的方式发挥其双向保护作用。这样, 我国企业在进军海外市场之时便有了制度保障, 东道国不能再借由莫须有的托词实行准入阶段的歧视待遇。

三、我国应对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措施对接

新型外资准入制度在运转的过程中要涉及一系列的相关措施对接问题, 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分析:第一, 在未来的立法模式上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制定一部适合中国的BIT范本, 用以指导国内立法和对外签署国际条约, 将准入前国民待遇统一适用于国内法和国际条约, 加速法制改革进程;第二, 全面整合《公司法》明确其效力层级, 在涉及有关公司的法律规定时, 内外资可以统一适用, 不再采取双重标准;第三, 在确定负面清单之时应全面梳理产业部门, 将涉及国家安全、公共职能和维护社会稳定职能的相关产业排除开放领域, 但是为了实现“以开放促开放”则可以有针对性的开放某些敏感领域来换取长远利益;第四, 由于我国经济形态的发展并不成熟, 对于制定负面清单时尚不存在的领域和部门要提出保留制定不符措施的权利, 以防止无法预估的风险存在;第五, 承认原则上不增加负面清单的不符程度, 但遇到“根本安全”等重大例外之时可以慎重的、有条件的扩大负面清单;第六, 将措辞模糊、含义不清的一些概念如“国防安全”、“关键行业”、“核心资源”等归入重大安全例外条款, 并肯定重大安全例外责任。

四、结论

国际投资体制不可逆转的向着自由化的方向迈进, 准入前国民待遇这种高水平的外资待遇标准虽然尚未在世界范围普遍建立, 但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该标准乃是大势所趋, 为了防止出现被动接受业已形成国际标准的尴尬局面, 我国有必要在游戏规则尚未全面建立之时以积极的姿态加入其中, 尽早获得话语权, 努力在国际舞台中让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发音能够掷地有声。

全面扩大开放领域, 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将内外资拉齐在一个标准之上必然要求各类所有制的内资首先实现待遇平等, 形成开放倒逼改革的局面。这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有积极意义, 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 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有效减少行政措施的微观干预。然而, 释放市场活力意味着缩减行政管理范围, 放开准入门槛意味着解除政府的事前监督, 将开放的风险全部转嫁到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之中, 这对政府的行政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摘要:目前, 国际投资体制呈现日趋自由化趋势, 准入前国民待遇作为一项保障公平基础上最大限度激活外资流动的待遇标准倍受青睐。我国的引进来走出去战略需要准入前国民待遇的配合以实现外资的高效利用。从制度层面确定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有利于我国深化改革, 但在相应的制度对接上还需进一步探索。

关键词: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

参考文献

[1]余劲松.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外资准入阶段国民待遇问题[J].法学家, 2004 (6) .

国民待遇原则 篇7

最近由池子华、叶继红、马德峰主编的《农民工待遇问题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出版) 一书, 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很好的阐述。该书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 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 立意深远, 视野广阔

本书以苏南农民工为考察对象, 聚焦于农民工待遇问题。通过揭示农民工在物质待遇、精神待遇和社会待遇方面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 显示出解决农民工待遇问题的紧迫性。作者将待遇问题与权利问题联系起来考察, 认为解决农民工的待遇问题其实就是保障农民工基本权利实现的问题, 进而将待遇问题上升到国民待遇与政治权利的高度来认识, 从而抓住了农民工问题的实质, 也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找准了突破口。作者学术视野广阔, 既有对农民工待遇问题的历时性考察, 又有对当前待遇问题的共时性研究, 兼顾了历史与现实, 使得本书既有历史的厚重感, 又有鲜明的时代感。

2 观点新颖, 见解深刻

本书首次对农民工的待遇进行了科学的界定, 认为农民工待遇是农民工所获得的物质报酬和权利、地位的总和, 在内容上包括物质待遇、精神待遇和社会待遇三个组成部分。物质待遇主要体现为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条件和居住条件等方面, 精神待遇表现为精神需要、精神支持和人格自立, 社会待遇则体现在劳动就业、生命健康、教育发展以及政治参与等方面获得的权利和待遇。从而将这一常用但又笼统的概念进行了准确的定义和操作化。作者指出, 在提高农民工物质待遇方面, 最主要的是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 改善农民工工作软环境;在改善精神待遇方面, 作者提出了依靠政府引导、企事业单位支持、社区密切配合, 以及民间组织协助的操作模式;在提高社会待遇方面, 作者通过引入“个体主动增权”与“外力推动增权”的模式, 强调农民工自身能力提升与外部保障 (政府、企业、媒体、市民四位一体) 相结合的解决思路。这些观点无不具有作者独到的见解和创新之处, 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以往的研究, 在实践上可以为解决农民工的待遇问题提供参考。

3 资料翔实, 方法多样

资料的丰富翔实是本书的又一特色, 作者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 综合使用历史文献法、问卷调查法、田野调查法, 各种方法的运用驾轻就熟, 不同方法优势互补, 书中不仅使用了大量史料、史志、档案资料, 还有大量的问卷数据资料、访谈和口述资料, 确保了研究所需资料的全面性、可靠性、准确性和科学性, 也使得问题分析和对策建议完全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 避免了泛泛而论。

国民待遇原则 篇8

消息称, 该协议的签署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即中国和东盟各国愿同舟共济, 携手抗击金融危机, 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为东亚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投资协议》包括27个条款。该协议通过双方相互给予投资者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投资公平公正待遇, 提高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透明度, 为双方投资者创造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资环境, 并为双方的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 从而进一步促进双方投资便利化和逐步自由化。

近年来,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步伐的加快, 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不断扩大。截至2008年底, 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520亿美元, 占我吸引外资的6.08%。同时, 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对东盟的投资也出现了快速增长态势。2008年我对东盟直接投资达21.8亿美元, 同比增长125%, 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东盟国家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

国民待遇原则 篇9

公务员应当有住房, 这是一个无需论证的命题。所有公民都应当享受适当住房。给予公务员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以一定的区别化保障, 也有一定的必要性。因为公务员是受社会委托维护公共利益的职业群体。这个群体队伍的稳定符合公共利益的稳定和最大化;公务员不是一个通过市场化竞争来获取消费性资源的群体, 给予岗位对应的福利保障有利于降低公务员队伍的流动性, 维护其稳定性。但是, 在任何国家, 包括住房待遇在内, 公务员的福利标准都应当是社会中等水平, 而不应享受显然超出社会其他群体的超国民待遇。

一、任何国家都没有公务员住房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经验”

纵观各国住房保障体系, 几乎找不到为公务员提供实物型产权房的保障方式。除了维护国家形象所必须的“官邸制”住房外 (官邸待遇也只是和任期相联系的一种职务消费, 并不和私人产权挂钩) , 国外实物型公务员住房保障通常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以只租不售的租赁型住房为主, 例如履行职务所必须的特殊岗位宿舍、政府持有产权的公务员公寓等;二是重点保障的对象是年轻或低端岗位的公务员, 例如提供给单身或低端公务员租赁型住房通常含有政府“暗补”贴租, 因而租金低于市场价格;三是只保障基本住房需求, 适当兼顾一定职务的改善性需求, 不包括享受性需求, 例如实物型保障住房通常都是“小户型”, 家庭人口多的一般也只有60—80平方米/套。

少数国家也有与产权相联系的, 但只有三种情况:一是20年以上的旧房, 如果当地不再需要, 可以卖给居住者, 如法国。二是和社会一般住房保障体系融合一起。欧美一些国家所有符合保障条件的社会成员都可购买一种叫做“affordablehouse”的 (意即“与支付能力相称的房子”, 或“买得起的房子”) 的住房。这种住房享受政府提供的廉价土地, 因而价格便宜, 且可以享受先租后买, 或分次购买产权等政策援助。其中公务员能享受的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惟一政策是, 在这种住房中划出一定比例优先供应公务员, 如英国。三是组建专门针对公务员的建房机构, 由公务员通过“公务员基金”等金融组织集资建房。但这种“集资建房”通常仍要按照市场化原则支付地价, 而且仍以满足中低端公务员的需求和以满足基本住房需求的“小户型”为主, 如韩国。

特别强调指出, 国际经验真正普遍证明的一点是, 政府持有、配置实物型公务员住房的政策往往是低效率、高成本、浪费资源和容易滋生腐败的。不仅如此, 一些因特定发展阶段的历史条件、社会政治传统等原因, 在公务员住房保障上采取了相对较多区别化政策的国家, 例如韩国、日本、法国等, 其政府都无一例外地因此项政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尖锐指责。近年来, 这些国家都在采取措施逐步收缩原有政策范围、降低保障标准或努力把公务员住房保障纳入社会一般住房保障体系, 其中包括高级官员的官邸和普通公务员的“廉租房”。相反, 基本没有对公务员实行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住房保障政策的, 如美国、德国、瑞典等, 则很少因此引起舆论对政府的批评。

二、公务员住房上的超国民待遇危害极大

当前, 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趋势是, 不少地方正在采取“委托代建”、“定向开发”的方式, 大兴土木地给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这些单位名义上大都打着“集资建房”的旗号, 实质上是力图绕过土地公开“招拍挂”的政策门槛, 甚至把公务员住房纳入免交土地出让金的“经济适用房”范围, 再加上各种明暗的税费优惠, 一些部门的公务员往往可以用只有市场价若干分之一的“价格”买到产权房。一些地方以政府搬迁为名, 在原有公务员住房政策之外, 在所谓的城市“新区”另建高档、奢华的领导干部集中居住区、公务员小区等, 高标准、低价格地为公务员配置住房;一些已经享受了福利分房和住房制度改革优惠政策的公务员再次有机会低价买大房子、好房子。还有一些单位, 一边给公务员发着“住房补贴”, 另一边又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集资房”, 货币、实物保障两头享受。

以上都是给公务员超国民待遇的腐败做法。

公务员住房上的超国民待遇危害极大, 不仅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 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 妨害市场的健康发展和价格的稳定性, 而且会对形成健康文明的住房消费模式起到负面示范作用。一些国家在公务员住房问题上的不慎做法曾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以至政治危机, 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三、保障公务员住房必须合法合规合理

为公务员建住房是一个并无争议的命题, 给任何社会群体建住房都是合理和应该的。但是要动用公共资源, 纳入住房保障体系, 采取区别化的政策去为公务员建拥有产权的实物型住房, 则必须在合法、合规、合理的范围内。任何一级政府, 任何一个政府部门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滥用自由裁量权, 不能靠“打擦边球”去谋取不正当利益。

警惕一种“超国民待遇” 篇10

最近的一系列相关报道,将“友邦人士”闹腾的麻烦推向了大众议事前台:5月,一名英籍男子在北京宣武门强奸妇女未遂;同一周,北京交响乐团的首席俄籍大提琴手在动车上行为不雅,将脚跷在前排乘客头顶,并出口成“脏”、大声辱骂;5月底,厦门一个的哥遭到乘车老外的殴打,与老外同行的中国女友不但不及时制止,反而向男友献吻怂恿;6月,南京多家商店遭遇老外使用美元假钞欺诈;沈阳一外国留学生买酒不给钱,对民警拳打脚踢,并称自己有豁免权;而最轰动的则是广州一名非裔男子因民事纠纷被带往派出所后因病死亡,却有逾百名非裔在街头非法聚集,致使当地交通一度中断。

随着中国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提高,目前我国每年外国人出入境人次达到五千万以上,在华领取就业证的却仅有二十多万。“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者数量的猛增不是错觉。他们每天都与外界发生频繁的接触,摩擦难以避免,其治安和管理问题一直都让人头疼不已。

外国人大量涌入中国,在古代已经有过,开放包容如唐时的长安,胡人攒动,人数至少五万以上,而万一有作奸犯科、危害汉人之事发生,也是严格按《唐律疏议》中所写,“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但近代殖民时期中大行其道的“领事裁判权”或“治外法权”,却给民族潜意识中深深烙下了逆向种族主义的惯性思维。无论民众抑或管理机构,均有一道“外国人不一样”、“涉外无小事”的紧箍咒套在头上,“不敢管,不会管,管不了”,客观上让老外长久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没有《移民法》对其管理约束,唯有的一部《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所订处罚标准二十年不变,这在全球都属罕见。

自根源上看,这与改革开放初期,为吸引外资和外交需要而做出的一系列妥协让步有着重要关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皮尔·卡丹来中国时,满街还都是警惕和怀疑的目光,中国的《小学生守则》里还有着“不要尾随、围观外国人”的规定。八十年代以后,他们摇身一变,全都镀上了专家、富商的金身,受到上自官员下至女青年的迷恋,享受着较高的税务起征点和其他“关照”。而在经济深入发展数十年后、资本选择余地宽泛的今天,针对外国人移民法与办案程序方面的规定仍然保守滞后。

我们更有必要反思的是自身。法网过疏与道德惯纵,导致许多慑于本国舆论与法律氛围的外国人,在中国变得肆无忌惮。英国室内严格禁烟,而斯诺克球手奥沙利文在中国公开赛发布会上当众抽烟,他辩解道:“在中国,你可以随心所欲做你想做的事情。”宁波街头一名当街乱扔杂物的老外,被劝阻时仍一脸不屑,振振有词:“没事,这是中国,你看谁都是这样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整个社会的氛围出了问题,也会更加刺激人暴露出丑恶的一面。

在民意调查中,高达百分之九十四点三的人力挺“提高外国人入境中国的签证门槛,加大对外国人的存款、房产、有无工作调查”。民意驱使下,北京等城市大力清理“三非人口”,凸显了公共层面的重视。但打击之后仍有待修补法律与程序上的漏洞,形成更为有效的预防机制,否则问题极易死灰复燃;同时亦应保持理性,就事论事,防止盲目排外的“义和团”式情绪滋生,慎用央视某主持人“洋垃圾”这样的歧视性用语。

国民待遇原则 篇11

在进入21世纪后, 其内资且和外资企业将的竞争日益剧烈, 从而使得“超国民待遇”所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变得更加突出, 因此, 我们要将“超国民待遇”从立法中消除, 这样一来, 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便会在相同标准下展开公平竞争, 同时这也是当前国内外资法制定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然而, 在此情形下, 有研究学者建议将现有外资法中设计到外资企业可以充分享受到“超国民待遇”内容予以撤消。从短时期分析, 此建议不仅可以维护国家经济利益, 而且完全满足“国民待遇原则”的精神实质。然而, 此建议并没有从法律变动的角度来考虑, 同时还朝着不利于投资者利益方向快速发展, 另外还有可能挫伤外国投资在国内的投资信心和国内招商引资策略的实施带来的妨害, 所以, 此建议还值得我们去深入考虑。

1、我国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不利于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在立法过程中, 我们要始终坚持维系法律稳定性原则, 同时这也是确保法律权威性的一根本需求。在我国, 外资法是我国法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对外资法的稳定性也有一定的规定, 若法律内容变动次数较多, 那么将对国内吸引外商投资带来巨大的影响。换言之, 如果外资法不够稳定, 那么将直接影响到投资东道国内不的投资环境, 挫伤外来投资者投资信心, 这样一来, 造成东道国国际资本大大减少, 同时对国内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和国内投资大不相同, 外来投资因东道国国内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从而极易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风险, 例如:财政困难、国有化等, 这些都有可能对外来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带来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 还会严重的挫伤外来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但是, 从整体上来分析, 导致投资环境因素大多数都是由法律规定对投资者产生影响的, 例如:税收政策、行业限制以及外汇管理等, 而这些都必须借助立法的形式予以表现。换言之, 国家内部吸引外资的政策与各种优惠对策等都必须借助法律形式予以规定、实施。一次, 外资法变动将对外资政策产生影响。因此, 作为一个外来投资者, 若想把资本放入到某个东道国时, 既要对东道国当前的发展情况进行考虑, 同时还要事先预测东道国的某些政策的变化是否会对外来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影响。

2、我国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不利影响

早在2000年和2001年, 国家便已修改了三大外资法, 同时还取消了关于外资企业可以享受“次国民待遇”。而在此情形下, 若继续在短时间内修改外资法, 进而再次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条款, 那么这将直接暗示外来投资者国内引资政策和立法都在朝着不利于投资者在东道国发展的方向转变。这样一来, 会直接挫伤外来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信心, 从而难以不断扩大外来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规模。因此, 在短时间内, 不需要对外资法进行多次修改, 同时也不能快速将所有关于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等条款予以取消。

3、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策略后对我国招商引资带来的影响

“遵守约定”为一国际惯例, 同时这也是各项国际经济活动当中所要遵循的一原则。结合此项原则, 当某个国家在吸引外资并且承诺给外来投资者提供更多优惠政策时, 除在遇到某些巨大情形变更时, 就要严格按照当初给予投资者的承诺来履行。因此, 在外资立法中, 必须严格按照“遵守约定”原则, 同时这也会政府和外资法的信用问题。在过去几年内, 我国吸引大量外资是为弥补我国现代化建设资金不足问题, 因此, 对外来投资者承诺个多种优惠政策, 同时借助外资法将具体规定予以明确, 这样一来, 外来投资者无论是在税收, 还是在产品进出口方面都可以享受到一些特权。但是, 这些特权完全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要求, 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尽管是现在, 上述种种承诺也对我国吸引外资是十分有利的, 这主要是由于诸多优惠政策都可以作为外来投资者在我国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若没有各种优惠政策, 外来投资者不愿意来我国投资。所以,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 我们依然要继续遵守上述种种承诺。虽然有时需要修改外资法, 我们也要尽量将上述优惠承诺予以保留。

二、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分析

超国民待遇这一时代的终结加上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 会大大降低外商在华投资的热情, 不时出现的关于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和市场汇入的声音也加深了这一顾虑。然而, 跨国公司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证实, 优惠政策和低廉的劳动成本不再是中国吸引他们的主因。中国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法规体系, 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以及巨大的市场正是促使更多跨国企业升级它们在中国地区的发展重点, 将其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中国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覆盖境内所有的企业, 适用于依法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

在“十二五”期间, 我国重点在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面作出努力, 逐渐由传统的经济大国转变成经济强国, 进而为我国下一个30年发展探索新的发展动力。这样一来, 才可以将引进外资战略重点予以转移, 不断提高引资质量, 因此, 我们需要做要一下几点工作:

1、引进更多外资活力源

我国, 在引入外商投资方面要选用各种更合理的对策, 由最初的“超国民待遇”发展到“国民待遇”, 而引资类型由传统的“优惠型”转变为“规则型”与“比较优势型”, 从而大幅度降低引资成本。另外,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逐渐转变, 未来到我国投资的外来企业借助市场经济规则与比较优势等逐渐开拓市场, 而对于想要借助施压的方式继续使我国政府实施“超国民待遇”条款, 对新技术进行研发。

2、加强对引进外资行业引导

大多数外来投资者来我国进行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 从而在我国占有大部分市场, 属于利己的表现, 而并不是站在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 从而积极投入到加快东道国产业发展当中。所以, 我国政府部门应该在引进外资时期, 将引导与调控作用予以充分发挥, 进而再制定各种相关规范政策, 例如:《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 借助“看得见的手”来引导更多国家最需要发展的行业与领域当中, 如:战略性产业。此产业成为打破技术发展的一个前提与基础, 从而对国内的社会发展发挥引导的作用。近年来, 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从而使得各个国家都在寻找新经济发展动力, 进而对各种战略性产业给予更多的关注。其选择依据主要遵守一下三点原则:第一, 产品要有相对稳定且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第二, 产品经济技术效益要非常高;第三, 可以带动相关连产业获得全面发展。

3、重视对引进外资质量评价

当前, 在国家对引进外资从“超国民待遇”发展到“国民待遇”情形下, 所以, 外资治疗的评价标准与发展也都发展了巨大改变。具体主要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其一, 对外资水平考核引起高度重视;其二, 对外资效应要充分予以利用。从整体上来说, 引进外资水平成为确保外资质量的一个基础条件, 主要涉及到外资投资模式、投资方式、区域分布等内容;但是, 针对外资效应质量高低, 对外资项目经济效益予以全面考虑, 与此同时, 对所引入的外资进行适当的调整, 而借助此工作, 我们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外资资料评价体系。

三、结束语

总体来说, 我国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后, 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以及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对策。因此, 我国重点在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面作出努力, 逐渐由传统的经济大国转变成经济强国, 向集约型经济类型发展, 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进而为我国下一个30年发展探索新的发展动力。这样一来, 才可以将引进外资战略重点予以转移, 不断提高引资质量, 保证企业健康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为进一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 国家政府部门在税收与土地等方面提供了一些外资优惠, 其中以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税为代表。这两个税费自1985年和1986年相继设立以来, 一直仅对中国公民和内资企业征收。在2010年, 我国颁布和实施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 该文件是一个标志性的文件, 该文件指出自2010年12月1日, 我国开始对外商投资企业、外籍个人等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税, 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在华外资企业一直享有的税收“超国民待遇”宣告结束。

关键词:取消,超国民待遇,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杜静.超国民待遇取消, 外商在闽投资悄然转向[M].海峡财经导报, 2011-04

[2]彭兴廷.“投资移民”因何升温[M].人民日报, 2011-05

[3]王仁贵.外资“超国民待遇”时代谢幕[J].新闻周刊, 2010-17

[4]尹思雨.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机遇与挑战并存[N].中国外资网, 2011-7

[5]雅思.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历史作用及其终结[M].中国企业报, 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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