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通用12篇）
国民政府军 篇1
一、引言
市场和政府各占多少的问题和经济学一样古老, 因此, 政府规模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由于对发展认识的不同, 政府规模研究经历三个主要阶段的变化。从庇古时期的“守夜人”的政府, 到凯恩斯主义时期的全能政府, 再到公共选择理论的适度规模政府。政府规模的研究首先经历了研究政府规模大小及其理论解释阶段和适度政府规模研究阶段。虽然研究的内容有一定的区别, 但这两个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所关注的最终目的都是经济增长。
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选择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 损害经济增长和公民生活质量。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 却解释不了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 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依据生态经济学的观点, 经济增长是有限的, 而质量的改善是无限的。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那么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因此, 新的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转型, 不仅仅限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但是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 政府规模的扩大应该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密切相关, 即评价政府工作的好坏应该是看社会福利的改善, 而不是看GDP的增长。因此, 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面向福利增长的转型。
基于这些认识, 本文深入研究了国内外有关政府规模研究的相关文献, 并依据政府规模研究的理论解释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提出新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向注重福利提高转型, 并论述研究转型的理论根据和意义。
二、政府规模研究的演进
(一) 政府规模的概念及界定
广义的政府规模指以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 按一定组织原则建构的政府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政府规模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内在规模指政府职能和行政权力的范围及结构, 即职能规模和权力规模。外在规模是指政府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的数量、结构以及行政成本消耗的数量, 即机构规模、人员规模和费用规模。”
政府规模对经济与社会影响的主要方面, 表现在政府所掌握和调控的经济资源的规模和大小。国际上的研究主要采用政府总支出或各项目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
(二)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转型前的政府规模研究及理论解释
考察国内外相关的文献, 根据其依据的理论, 政府规模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层次。
第一阶段, 对政府规模大小的研究和解释。早期对政府规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的变化及探讨背后的理论解释。主要结论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规模逐渐增大。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注意到一个经验规律,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逐渐增大, 即瓦格纳法则 (Wagner's Law) 。鲍莫尔 (Baumol) 则推测, 由于政府部门生产率低于其他部门,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部门的产出成本将大于其他部门, 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价格无弹性, 意味着随着需求的增长, 只能以政府规模的扩大来满足, 即所谓的鲍莫尔成本。
研究者依据新古典主义理论, 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大多数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需求导致的。一方面由于要纠正市场失灵, 要求公共部门进行干预;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长, 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增长, 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Kau and Rubin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供给增加。因为技术进步使纳税经济活动增多及税收成本降低, 从而使政府收入增加及劳动力供给增加, 如果需求不变, 则政府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
在实践上, 现代政府早已摆脱庇古时期政府“守夜人”的角色, 凯恩斯的大政府论在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之后备受推崇。总之, 对于政府规模大小的争论永远不会停止, 当经济高速增长, 市场运行良好, 人们就希望政府退回“守夜人”的角色, 管得越少越好;而每当经济危机袭来, 人们又很自然地期望政府充当“救市者”。
第二阶段, 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研究。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同样很好地解释了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 例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官僚体制和财政幻觉导致了政府规模的增长。但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规模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指出政府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会损害经济增长。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中的官僚也是经济人, 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官员函数中包含的变量包括薪酬、所在机构及人员规模、权利及地位等, 这些变量与政府预算成正相关。因此, 追求政府预算最大化是官员的目标。这种官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导致了“政府失灵”, 从而使经济和社会福利恶化。公共选择理论主张限制政府的干预, 反对凯恩斯主义。Borcherding and Lee认为, 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规模的研究转到关注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阶段。
Ram、Rubinson和Kormendi and Meguire总结出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扩大政府的规模将促进经济增长。而Landau和Barro的研究认为, 政府规模扩大会降低人均收入, 不利于经济增长。Folster and Henrekson发现, 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过度扩大政府的规模会造成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对于上述结果的不一致, 一些学者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调的关系。Grossman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和证明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Armey证明并用曲线表达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称阿米曲线。而更进一步, Vedder and Gallaway、Peden等还证明了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最佳规模。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并不多, 而且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与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占主导地位是分不开的。马栓友、李国柱、马树才和刘方等学者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为政府规模指标, 研究并估计了我国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最优政府规模水平, 得出大致相近的结果。
三、从经济增长到生活质量:政府规模研究的福利转型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占主导的情况下, 对政府的评价是根据GDP和GDP的增长来判断的。但在发展已经定义为人的发展和福利提高的情况下, 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 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国际国内的研究者已经从实证上做出了尝试。
第三阶段: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近两年, 国际上关于政府规模研究的新动向是学者们开始关注政府规模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美国学者Antony Davies研究了政府规模对福利的影响。使用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投资支出分别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 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 (HDI) 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指标, 利用15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 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 存在最优政府规模。发达国家DHI最大化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7%, 政府投资支出占GDP比例为13%, 总的最佳规模为30%。而发展中国家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与HDI正相关, 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达到40%以后才对HDI有促进作用。
Christian Bj·rnskov等人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alues Survey, WVS) 中生活满意度作为福利指标, 用政府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 实证分析74个国家的政府规模是否有利于或不利于生活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 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 刘长生等首次研究政府支出规模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作者构建了社会福利指数, 以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政府规模指标, 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最优规模估计, 估计出我国最优政府总支出规模为39.21%。潘雷驰对政府支出的增长率和HDI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分析, 得出政府支出增长率的变动对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影响不显著。这些研究虽然使用的指标与国际上的研究相似, 但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 因此, 值得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 为我国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实证结果和理论基础。
四、政府规模研究福利转型的理论根据
(一) 生态经济学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理论基础
新古典理论从需求或供给方面可以解释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 公共选择也可以说明过度的政府规模会对其他经济产生挤出效应, 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和为什么会影响经济、社会, 却解释不了政府掌握和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 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新崛起的生态经济学, 作为对传统经济学的反思, 在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政府调控目标上可以解释上述问题。
1. 新古典理论及传统增长理论是建立在以下两个主要假设基础上的, 但是这些假设遇到了挑战
假设一: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
假设二:福利的提高需要加强政府干预和扩大政府规模, 以便纠正市场失灵。
第一, 许多研究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福利的持续增长。Manfred Max-Neef提出“门槛假说”, 即“在每一个国家似乎存在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生活质量的改进到达一个点, 即门槛点, 超过这个点, 如果更多的经济增长, 生活质量可能下降。”之后, 生态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了经济增长存在福利门槛, 超过这个门槛经济增长不再导致福利增长。
为了克服GDP作为福利测量的不足, Daly and Cobb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ISEW) , Cobb又提出真实进步指标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 作为GNP替代指标来测量福利, 发现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GNP持续增长但ISEW开始下降。之后ISEW被应用到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国。计算不同国家的ISEW发现, ISEW随着GDP的增长会达到某一点, 超过这点ISEW的增长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原因是经济增长引起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使得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没有全部转化为福利, 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福利。生态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成为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这些研究显示经济增长不一定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 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
第二, 相对于福利的提高, 并非政府规模越大越好, 最新研究显示存在福利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前面介绍的Antony Davies的研究结论, 即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 存在最优政府规模。Bjornskov等的结论是, 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这些结论构成了对假设二的挑战。
2. 生态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评价政府的标准是什么
1977年赫尔曼·E·戴利 (Herman E.Dal y) 发表了《稳态经济学》, 重新将经济和物质世界联系起来。在《稳态经济学》及之后的著作中, 戴利反驳了传统经济理论将经济过程与能量和物质资源脱离开来, 提出了为古典经济学家所不熟悉, 但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完全排斥的概念:增长的极限。戴利指出, 经济理论和实践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 (熵定律) , 用熵定律可以解释经济过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将潜在的、有用的能量和物质转化为这样那样的商品, 商品经过一定的时间被用光或损坏最终被抛弃。因此, 所有的商品是将低熵的资源转化为高熵废物的中间物。由于地球本身不能增长和以不变的比率接受太阳能, 所以, 以无限制地将能量和物质输入经济过程, 无限制地向环境输出废物为特征的无限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那么, 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可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最终仍然缺乏根据。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 其规模的调整应该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 即评价政府应该使用福利标准, 而不是GDP或GDP的增长。
(二) 生态经济学对福利衡量的反思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推动力量
自从庇古区分了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的概念, 指出非经济福利是不可测量的, 经济福利是福利中能够用货币加以量度的部分, 国民收入 (GDP或GNP) 就一直是福利的代名词。
但是, GDP作为福利测量存在许多不足 (Costanza) 。生态学家对如何更好地测量福利进行了许多探索。Daly和Cobb等先后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和真实进步指标GPI。Pearce和Atkinson提出了真实储蓄GS (Genuine Savings) 的概念。
阿马蒂亚·森发展了福利经济学, 认为人的福利主要取决于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与健康、知识和收入密切相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发布人类发展指数 (HDI) 作为衡量福利的新指标与阿马蒂亚·森的贡献分不开。阿马蒂亚·森认为, HDI是广泛认可的用于比较国际之间福利的指标。
从福利研究的进展可以看出, 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福利, 而且仅靠经济增长单一手段也不能持续地推进福利增长。那么, 政府规模研究仅仅考虑经济增长是不够的, 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实现福利转型。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 其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应该有利于国民福利的提高。
五、结论
政府规模的研究在实践中的演进, 既反映着对发展的认识从经济增长到人的发展和福利提高的转变, 也反映着各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转变。我国政府规模的研究同样应该反映这样的变化。但是, 发达国家在物质资本基本满足的情况下, 关注更多的是目的和规模的问题, 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 不能以发达国家的逻辑来看待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而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对于我国政府规模的本质和现象的研究, 还不能简单地套用发达国家的逻辑与方法, 更不能将它们进行简单的类比。
国民政府军 篇2
这个说法的由来非为今日，早在1949年以前，社会各界及民间舆论对于国民党政府官僚的私人财产情况即多有揭露，并有严厉的批评。
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 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 3500万元，孔祥熙 1800万元，孙科 4000万元，张静江 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
但实情如何，外人究竟很难得知真相。笔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时，在该校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张嘉（曾任中国银行、中央银行总裁）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39年10月 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秘密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
蒋介石 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 809万美元。下同），宋美龄 3094万元（377万美元）
宋子文 5230万元（637万美元）
孔祥熙 5214万元（635万美元），宋霭龄 1200万元（146万美元），陈立夫 2400万元（292万美元），宋子良 550万元（67万美元），张静江 3750万元（457万美元），孙科 2832万元（345万美元），张群2750万元（335万美元）
何应钦 2600万元（317万美元）
阎锡山2800万元（341万美元），何键 2000万元（244万美元），陈济棠 6550万元（798万美元）…
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
列入上项名单的人员，有些是位居国民党政府最上层的统治人物，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有些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政官员，如何应钦、张群、孙科等；有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何键、陈济棠等；有些是以裙带关系而享有特权之上层人物，如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等。日本人一向重视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不过因该调查报告尚无其他材料可为佐证，我们一时还
无法判断其可靠性究竟如何。
但如果该报告调查数字真实可靠，我们则可得出如下分析：第一，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确有大量私人财产，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有相当数量。
以调查当年的1939年为例，中国国内银行存款总额为605900万元（不包括沦陷区），政府预算收入为 74000万元，外汇储备为25000万美元（1937 年）。
上述18人的存款总额为56785万元（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于外汇储备的28%。用“富可敌国”形容恐不为过。
这还仅仅是他们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数，在其他城市和中国以外的外国银行和华资各银行中，他们有无存款？如果有，想来也不会是小数目。
第二，过去一般认为，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私人财产，而蒋与陈氏兄弟的私人财产则未必很多。
但据该调查，不仅陈立夫有不少存款，蒋介石的存款数更是位居榜首。
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存款总数为9733万元（118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1.6%，政府预算收入的13%。外汇储备的4.7%，高居于上述国民党政府官员私人存款额之首。蒋、宋、孔、陈四家合计存款总数为 23777万元（289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
总额的3.9%，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他们不仅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在财产上也不遑让人，“四大家族”之说，实非捕风捉影
第三，按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薪俸标准，他们显然不可能凭工资积聚如此巨额的财产。
根据1933年9月 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薪金为800银元，当时的银元与币制改革后的法币基本等值，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数，也相当于一个特任级官员573年的薪金；更遑论他人。从1927年国民党上台至1939年不过短短12年时间，其高级官员居然能够有如此 巨大数额的私人存款，只能是从非薪金收入渠道而来。一般情况下，这些渠道无非两条：合法与非法。
如果这些财产来源合法（如经营所得或继承祖产），外人因无可置论，但即便如此，作为政府高级官员，在经营中有无特权，有无下级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对上“报效”，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何况，在当时民众普遍收入水准和生活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如此“富裕”，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十分正常的。如果这些财产来源非法，则必与 贪污腐败相联系，更兼上行下效，贪污腐败之风在国民党内迅速蔓延，至抗战胜利后更一发而不可收。国民党统治之所以在短时间内由盛而衰，最终失败，于此调查或已可窥见其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从上述调查所列官员的存款数，可以推论国民党其他官
员的存款亦不在少数。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不少高级官员流亡海外当寓公，在没有薪金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其生活，或从此调查可得知一二。
上述调查的可靠性或可待今后之继续研究，但它至少给了研究者们若干具体数据，可以多少建立一种参照，以使我们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问题不至于完全凭印象或感觉行事。
国民政府为何定都南京？ 篇3
定都之争
孙中山和蒋介石选择南京作为建都地，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辛亥革命以后，确定新的政治中心成为革命党人之首要，一时就有武昌与上海之争。武昌是首义之地，鄂军都督府于1921年11月7日就建立新政府问题通电各地，请各省派代表至武昌组织临时政府。而江浙方面则主张将新的政治中心定在上海，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提出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
随着南京的光复，中国新的政治中心设在何处，在革命党人内部达成初步共识。1911年12月12日，各省代表由武汉、上海齐聚南京，29日召开代表会议，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派经过短暂的争执，达成一致，南京成为临时政治中心。
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形成南北对峙的两个中心：清王朝身处北京，革命党人立于南京。孙中山曾允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促使末代皇帝逊位，自己愿让出总统一职。至于都城，他认为南京和北京都可以，但更倾向于南京。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孙中山在提出辞职的同时约法三章，其中有两条与定都南京有关：一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二是新总统在南京就职。孙中山就想把袁世凯置于南方革命党人的监控之下。此外，当时日本方面对孙中山的影响不容回避。日本朝野多主张中国的政治中心置于南京，其出发点是否暗藏玄机，想借中国政治中心南移、对北方鞭长莫及，以利日本谋划扩张则不得而知了。
但在参议院有关定都的表决中，竟有20票投给了北京，南京只获得区区5票，还有2票为武昌，1票为天津。这样的结果令人意想不到，革命阵营内发出不谐之音，章太炎发表《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公开提出建都北京的主张；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亦通过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通电全国，反对定都南京；安徽都督、顺直咨议局等省和机构则表示响应。关键时刻，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一再坚持，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复议时才最终确定南京为首都。
袁世凯是从北方起家，一旦离开经营多年的老巢落户南方，犹如虎落平阳。至于北方的军人集团，也不愿将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他们不仅在生理上，更有一种心理上的水土不服。随着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形势急转直下，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遭到严峻挑战。袁世凯及北洋势力雄厚，革命党人力所不及，参议院只能屈从强权，于4月2日开会决定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在南京建立政治中心的努力一时夭折。
袁世凯力主维持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其思谋，但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尚不足以“改弦更张”。选择北京，代表了当时地方的意愿：一则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继续以此为政治中心，当有承继之意；二则南京历史上都为短命王朝，从政治风水的角度而观也不适宜；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图谋东北的危局下，维持北京的地位，对制约日本、抑制复辟势力有着一定的作用。
重启选址
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持续到1927年时已是朽木难支，大厦将倾，国民党人强势出击，于是年发动了旨在推翻北方政权的北伐。未雨绸缪，确立新的政治中心便被再次提到日程上来。
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最初也赞成将首都设在武汉，随后便一改初衷，原因有二：一是唐生智归顺国民政府后，基本控制了两湖地区，在他的地盘上，显然影响到蒋氏个人权威的发挥；二是北伐前，广州地区严重“赤化”，两湖地区民众运动基础较弱，迁都武汉，可以限制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然而事事难料，计划不如变化，当北伐打到武汉后，那里的“赤化”程度暴涨，已失去作为政治中心的氛围。蒋介石决定“另起炉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南京为首都。这既实现了孙中山的夙愿，亦表明自己的“正统”，有一种明确的承继关系；同时显现出一种强烈的地域观念，国民党人多江浙人士，对于这块土地，他们最为熟悉也最易掌控。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当日，即发表国民党中央建都南京的宣言：“政府谨遵总理遗志，接受多数同志之主张，依据中央政治会议，于4月18日在南京办公。南京地位在党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地理上均较武汉重要，定都以后，本政府所负领导国民革命与建设民国之责任越益重大。”
蒋介石虽然在南京建立了政治中心，但当时还有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以及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的一个国民党中央，此外，以北京为中心的安国军政府尚存，呈现出一个多头政治中心的局面。不过，这种情势未能维持多久，1928年2月2日，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了宁、汉、沪3个中央对峙的局面。同年6月，蒋介石二次北伐，直捣北京。接着，东北的张学良易帜，全国一片“青天白日满地红”。
在当时条件下，国民党非但没有认真考虑过将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南京迁往北京，相反，为了淡化北京的传统政治中心概念，国民政府将北京改称北平。从此，中国只有一个地方被冠以具有特殊意味的“京”字称谓，这就是六朝古都南京。
《首都计划》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城市发展规划便提到日程上来，1928年2月1日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负责拟订首都建设计划。
《首都计划》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主持，另一位美国工程师古力治和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共同参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1929年12月完成，它是近代南京历史上第一个城市规划文件。《首都计划》将南京的城市建设纳入规划之中，其布局以新街口环形交通广场为市区中心，以中山大道为城市的中轴线。中山大道又名迎榇大道，它是专为迎接孙中山先生灵柩奉安中山陵而建，包括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三段，北起下关，东出中山门与陵园大道衔接，全长12001.9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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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其治丧活动一结束，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即筹备安葬事宜，随后便付诸实施包括中山陵设计方案、迎榇及安葬等一系列大事。作为永久性的纪念，迎榇大道及配套工程均以“中山”冠名，它是民国时期首都道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1928年8月12日，中山大道破土动工，整个道路建设赶在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奉安大典前初步完工。这之后，国民政府对中山大道又进行了多次改造修建，一条路宽40米的大道最终成型。
如今，80多年过去，这条大道仍是南京市内交通的主动脉，发挥着积极和有效的作用。由快慢车道、游憩岛（又称安全岛、分隔带、绿岛）和人行道构成的主要干道贯穿南京，沿途的行道树法国梧桐亭亭如盖，夹道成荫，成为一道迷人和独具魅力的风景线。
城市实践
初识南京，从中山大道开始；“走进”南京，则由民国《首都计划》步步深入。
《首都计划》的设计思想以“欧美科学之原则”、“吾国美术之优点”作为指导方针，宏观上采纳欧美规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规划者对现行欧美模式予以分别对待：第一，经过实践检验、具有普遍使用价值的，直接运用；第二，不符中国国情、不能直接用于南京的，调整后再用；第三，实践后出现问题的弃之，代之以新的规划观念和模式。
《首都计划》的内容甚广，共编制有南京史地概略、人口预测、都市界线、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建筑形式的选择、道路系统规划、路面、市郊公路计划、水道的改良、公园及林荫道、交通的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计划、飞机场站的位置、自来水计划、电力厂的地址、渠道计划、市内交通的设备、电线及路灯规划、公营住宅的研究、学校规划、工业、浦口计划、城市设计及分区授权法草案、分区条例草案、实施之程序、款项的筹集等28项规划内容。
《首都计划》按照现代都市的标准，采取了不同功能的划区，分别为：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傅厚岗一带为市级行政区；长江两岸及下关港口为工业区；主干道两侧和明故宫、新街口一带为商业区；鼓楼、五台山一带为文教区；山西路一带为新住宅区。随后，大规模的首都建设就此展开，南京现代都市的风貌一举奠定。今日南京旧城的总体格局，乃当时旧影。
精彩画卷
南京大量的民国建筑是《首都计划》的具体体现和实践，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是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近代建筑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等级高，除国民政府的“五院八部”之外，中央研究院、中央体育场、中央医院、中央博物院的等级和规模均属当时全国乃至东亚之最；二是类型全，举凡行政、纪念、文教科研、宗教、使馆、公共、官邸、工业、交通、民居等各式建筑应有尽有，行人在不经意中就与它不期而遇；三是历史及艺术价值高，20世纪20、30年代的南京汇聚了吕彦直、杨廷宝、赵深、范文照、卢树森等众多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建筑师，他们运用现代建筑技术，建造的一批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以及对新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许多建筑现已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名录中；四是内涵丰富，每栋民国优秀建筑都与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名人相关，文化内涵非常丰厚。一幢幢建筑就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仿佛是一组历史画卷，俳佯其间，令人流连，恨不能读懂看遍。
由于《首都计划》在注重城市的现代性、强调新型的发展理念和规划布局方面实为详尽，它的前瞻性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和展示，这使南京在其后几十年的发展中没有落伍，为世人称道。1927～193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黄金时段”，它把城市发展的辉煌留给了古都南京，使它再次拥有一分荣耀！
【责任编辑】王 凯
国民政府军 篇4
一、分层级的警察教育
从清末建立正规的警察教育开始, 警政当局就注意到警察教育的层次性。早期的北京警务学堂开设有初等、中等、高等、研究等科, 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地方警察教育层次更鲜明, 以适应从警官到警士教育的不同要求。
1. 警官教育。
总体说来, 中央警官教育旨在培养高级警政人才, 地方警察教育以培养低级警察人才, 即警长与警士为主。1936年修正的《警官补习班规程》规定:“凡未受警官教育之现任委任警官, 均须受补习教育, 于省府所在地, 设班集中训练。”[1]82依据规程规定, 部分地区也先后开办了警官补习教育, 如浙江省警察训练所附设战时警官训练班, 湖南省会警察训练所附设巡官班, 重庆市警察局设警官训练班及湖北省会警察局附设警察实务讲习班等。不过各省份的警官培训多为补习性质, 主要是应临时需要而设, 所以存在时间也很短暂。抗战胜利后, 南京警政当局为提升警察整体层次, 拟推行警员制, 对警员以低级委任警察官视之。为满足各地实施警员警勤区制的需要, 各省、市警察学校都承担了相应的训育工作, 以养成警员必须具备之服务精神与应用技能, 充实急需的警政干部。
2. 长警教育。
警长与警士合称为长警, 是警察官等以外的职务, 不属于国家公务人员, 但却是执行政府政令最直接的人员, 工作极为繁复重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警察受教育程度虽较以往有提高, 然而总体水平仍十分低下, 加强长警的教育显得更为迫切与必要。根据1929年颁布的《警士教练所章程》规定, 全国先后共建立了199个警士教练所, 警士培训渐趋规范。1936年修正后的《警长警士教育规程》改警士教练所为警察训练所后, 训育对象和内容也有新的调整:以前教练所只训练警士, 修正规程则将警长教育亦包括在内;以前仅注意对警士的基本教育, 修正规程则将常年教育亦包括在内。
针对警官、警长、警士等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警察人员, 各地警察教育机构制订了相应的训育计划, 开设了不同的班次, 实施了具有层次特点的教育培训, 对提升中、低级警察素质有重要的意义。
二、分类别的警察培训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警察种类已日臻完善, 如交通警察、消防警察、外事警察、卫生警察、驻卫警察等。基于此, 地方警察教育机构对长警进行了分类别的训育, 主要表现在训育内容的针对性和训育方式的灵活性两方面。为使招录的长警能尽快履职, 各地警察培训机构根据其分派的具体职责展开有针对性的训育。如保安警察一向被视为武装警察, 其训练办法“包括于一般行政警察训练之内”[2]21, 但教育科目在基本学科基础上有所增加, 尤其是抗战及“戡乱”的特定时期, 为配合军队抗战与“剿匪”, 保安警察除需具备警察知识外, 其教育以军事为主[3], 因此保安警察的训育内容带有极其鲜明的军事色彩。“卫生警察以保持国民健康为目的”[4]253, 培训内容主要在于使其获得最基本的卫生常识从而提高工作的实效性。其他如交通警察、消防警察、户籍警察、外事警察、水上警察等的训育内容都各有侧重。从南京国民政府警察训育的整体实施来看, 在警察勤务繁重, 警察人数又偏少的情况下, 这种针对特定警种而施予的培训, 无疑能在短期内迅速有效地达到警察行政的目的。
此外, 各地警政机关还采取了富有机动性的灵活的训育方式。如驻卫警察多为机关自行招募, 尽管警察机构一直有将驻卫警察纳入体制内统一管训的想法, 内政部也有“凡各机关及各公私团体, 自行招募之警卫, 得由所在地警察机关轮流调训管理之”的相关规定”[5], 但因驻卫警察常驻于各机关服勤, 受过警察专业培训的寥寥可数。随着驻卫警察人数的日渐增多, 地方警察训育机关开始以轮流抽调人员培训的方式, 保证每一驻卫警察都有受训机会。甚至还可以由警察局派遣教官赴各驻卫警察所服务的机关施训, 既达到提高驻卫警察整体素质及技能的目的, 又兼顾了驻卫警察的业务需要。针对女性的生理特点和主要业务, 警察训育机构在遵照通行的警察教育法规训练的同时, 在课程设置上以调查户口、调查罪犯防谍等项为主, 其他一般警察常识为辅, 训练中虽实施军事管理, 但军事类课程并不多, 不仅培训内容有别于男警, 训练方法亦有不同。类似灵活的训育方法某种程度上在勤务繁重而又警力缺乏的情况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三、多样化的教育形式
警察教育在精神上注重警察品德的修养, 在能力上注重警察技术的熟练, 在知识上注重警察的专门学问和普通常识的丰富。要求受教者有同一的认识、技能和修养, 以应用到警察行政上的时候, 可以齐一步骤[6]18。在思想政治化、行动军事化、学术科学化的警察教育方针指导下, 地方警察教育主要有养成教育、常年教育、特种教育三种方式。
养成教育是警察的基础教育, 由警察学校的专业教员施以正规化、集中化的教育与培训, 学习的课程有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学科包括精神教育、警察学、法学等, 术科包括军事教育、警察技能及普通体育三类。由于警官与长警的文化程度有高下之分, 所以对不同层次的警察, 开设的课程及学习时限也稍有区别。警员、警长、警士经养成教育后, 按级别分派各警察机构, 但在其职业生涯中, 仍需接受后续的常年教育, “即现在各局队服务之长警警察教育是也”, 以作为养成教育的补充。常年教育的实施主体是地方警察机关。各局、所利用勤务以外时间或在不妨碍勤务原则下, 集中长警施以强制教育, “以逐渐改进服务效能, 提高学术水平, 并激励其依次晋升为目的”[7]。在养成教育、常年教育、特种教育三者中, 以常年教育为中心。
特种教育也是补充教育的一种。由各级警察机关遴选警员、警长、警士, 授以侦探、指纹、验枪、警犬、刑事等特种知识。警察特种教育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为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警察教育机构往往聘请专业人员施训。如刑事司法警察, 其任务在“配合戡乱, 行宪国策, 协助政府促进民主法治”, 因之除专职教官教授课程外, 往往均聘请地方名流进行补充教学。湖北省警察学校第一期刑事司法班授课教官就包括了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谢珈航、华中日报社副总编辑姚梅镇、华中日报社主任编辑朱国栋、湖北武昌地方法院推事梅荫隆、法律专家袁祥庸、著名律师李鹏、湖北省会警察主管机关科长刘绍向等人, 以弥补警察局专职教官之不足[8]。
除了养成教育、常年教育及特种教育这三种主要的警察教育方式外, 警察机构还对警察施以机会教育, 加强警察的素养和能力。所谓机会教育, 是指在实际工作中, 由警官及资深员警随时对长警进行指导的一种训育形式。1946年, 内政部按照“警官受警察教育一年以上, 长警受警察教育六个月以上”的标准, 对各省市警察机关受过警察教育的人数进行统计, 达此标准的员警尚不及一半。如汉口市警察局统计显示:已受教育之警官175人, 警长108人, 警士364人;未受警察教育之警官241人, 警长435人, 警士1496人[9]。即使以如此低的标准来衡量, 这样的警察教育也只能是肤浅知识的了解。所以, 针对这一事实, 各地警察机构采取了许多灵活变通的教育方式, 将警察常识、技能等内容贯穿于工作中进行。如适时举行周会讲解警察实务, 随时利用时机教授警士识字等。由于机会教育主要利用服勤和休息时间进行, 不需要集中长警, 实施起来具有更大的机动性, 在短期内相对常年教育更易显现效果, 较受各分局、分驻所的青睐。
四、地方警察教育的意义与局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警察教育已形成了根据层次不同、类别不同而有针对性的警察训育体系, 但仍有一些非常突出的问题存在于警察训育过程中。其一, 长警文化程度悬殊明显, 同一课程的讲授效果因人而异。其二, 经费欠缺, 教育设备落后。一些地方警察训育机构连基本的桌凳文具均难保证, 现代警察所需了解和掌握的科学办案仪器更无从谈起, 许多设定的授课内容只能在计划上而不是实际上完成。其三, 师资力量不足。担任教官者, 或有实际警务工作经验但理论高度不够, 或具备专业学识而欠缺职业经历, 兼之人数甚少, 还不能满足警察训育的要求。其四, 各地警察局辖下之分驻所分散, 长警集中不易, 每逢集中训育时不免彼此等候, 致耗费许多时间, 也使统一训育的目的不易达成。其五, 长警人数不敷勤务分配, 于紧张勤务之外再频繁接受培训, 难免感觉疲惫, 以致受训人员在服勤之余走训练的过场, 警察训育流于形式。这些尚未考虑周全或虽已有察觉, 然而未能及时解决的困难与不足, 使警察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也影响了彼时的警政建设成效。
参考文献
[1]李士珍.警察行政之理论与实际[M].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 1948.
[2]保安警察[M].中央训练委员会, 1942.
[3]奉令加强警察教育并增列保密防谍科目一案特饬遵照由[B].1947-12, 湖北省档案馆藏40—13—648.
[4]张恩书.警察实务纲要[M].中华书局, 1937.
[5]丁光昌.驻卫警察派遣办法[M].大东书局, 1947.
[6]邓纯灏.警察教育与警察行政应如何密切配合[J].警声月刊, 1943 (7-8) .
[7]汉口市警察局督察处三十七年度工作报告[B].武汉市档案馆藏40—3—331.
[8]鄂警校聘名流讲课[N].和平日报, 1948-5-14 (3) .
国民政府军 篇5
国民政府初期的统治 教学设计示例(一)
重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难点：币制改革及其作用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教师引导学生一起回忆上节课内容，然后教师指出：南京政府的统一仅仅是形式上，因为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依据自己的实力称霸一方，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蓬勃发展，严重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怎样来加强、巩固其统治呢?
二、讲授新课
1、加强对财政金融的控制
国民政府为什么要采取措施稳定财政呢?
请看下面材料
财政总收入
总支出
军费开支
赤字
1928年
21，000万元
1929年
33，400万元
43，400万元
24，500万元
10，100万元
1930年
48，400万元
58，500万元
21，200万元
10，100万元
1931年
55，800万元
77，500万元
(缺)
21，700万元
思考：从上段材料中，你看出了什么问题?
(正是因为政府财政严重困难，所以，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巩固统治，国民政府采取措施稳定财政。)
2.稳定财政的措施和作用
1)措施
让同学们阅读课文，找出国民政府稳定财政的具体措施，划出来。
(学生答：具体措施有：整顿税务、控制金融、改革币制等。)(学生答后，教师板书)
整顿税务：这是整理财政的主要措施。
控制金融：受南京政府控制的四大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是国民政府的金融中心，各地还有许多分支机构，在全国形成一个金融垄断网，控制了货币、公债的发行，存、贷款等金融事业。
币制改革：这是完成对全国金融垄断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引导学生在看完教材后，思考：什么叫“法币”?什么叫“币制改革”?以及“币制改革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
(出示银元和“法币”图)请同学们从图中认出哪种是币制改革前使用的银元?哪种是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然后启发学生思考)币制改革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
(学生答后。教师小结)作用：
币制改革后，法币成为当时国家法定的`唯一流通货币;货币统一，促进商品交流和经济发展;
强迫白银拥有者向银行兑换法币，使国家掌握了大量白银，而限制白银从民间外流.也有利于经济发展。
整顿税务、控制金融、币制改革这一系列稳定财政的措施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
2)作用
这些措施使中央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发展。
3、四大家族的形成
在国民党加强统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四大家族和垄断全国经济命脉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
1)四大家族：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
教师展示四大家族代表人物图片，让同学们识别。
蒋介石：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逐渐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身兼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总裁、军容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耍职，成为中国独裁者。
宋子文：金融界的头目。他利用自己在金融界的影响支持蒋介石反动统治;同时，也利用蒋介石政权力量扩充宋氏家族在财政金融界的实力，发展成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之一。宋子文还担任过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
孔祥熙：既是大官僚又是金融巨头，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孔祥熙也曾出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和中国银行总裁。
陈果夫：陈果夫是国民党历史上主持组织与人事管理工作时间最长的人。在国民党党务和用人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是蒋介石的重要亲信。
由此可见，四大家族操纵国民党和政府的党、政、军和人事、财政大权。所以，国民党的统治，实际就是四大家族的统治。
四大家族利用国家政权，巧取豪夺，积聚起巨额财富，又依附英美帝国主义，成为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官僚资产阶级。
2)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四大家族利用手中大权操纵金融，通过发行公债、改革币制等手段攫取暴利，聚敛财富。
四大家族对金融的控制，标志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四大家族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控制和垄断以后，便进一步袭断全国工商业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
正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及对国民经济的垄断，严重影响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4、国民经济的缓慢发展
国民政府建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义制订了工业展计划，开展经济建设,所以到1936年，十中间国民经济有所发展。
1) 发展情况
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经济有所发展，但发展缓慢。那么，造成国民经济缓慢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2)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①内受封建势力阻挠和官僚资本控制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利用种种手段吞并民族工业。
②外受帝国主义侵略
教师向学生展示工业示意图，让学生边观察边思考，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国民经济在当时不可能独立地、正常地发展，是畸形的。因此，在国民政府时期，我国几乎没有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能源工业被帝国主义资本控制。有些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以发展经济，振兴中国。但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打击排挤下。民族工业日趋委缩，几乎是奄奄一息了。实业救国的理想也被残酷的现实击的粉碎。
巩固小结
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国民政府是怎样加强统治的?(教师设计一个表格，同学们逐一口述填充)为加强统治，国民政府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整顿财政，控制金融，改革币制使中央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四大家族趁机巧取豪夺，牟取暴利，垄断国民经济。在政治上，建立特务组织，实行保甲制度，镇压革命，控制人民。(教师小结后，启发学生思考)
那么这些政治经济措施说明了什么?(学生可课后思考回答，下节课教师提问)
国民政府的漫漫求援路 篇6
相交德国
德国与中国的交往始于清末，它在军事技艺方面居于领先，故一直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舰船和军火等。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这为中德之间展开新一轮的军事和经济合作提供了契机。
次年3月，由陈仪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由德军退役上校鲍尔陪同赴德考察。此行有双重目的：一是吸引德国大企业和财团加入中国的复兴工作；二是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来华服务。当年11月，一个德国顾问团远道而来，不过他们属于个人行为，并没有得到德国政府和军方的认可。
鲍尔成为在华德国顾问团的首任团长，此后，相继有佛采尔、塞克特、法肯豪森担任这一职务。随着德国顾问在华工作的展开，国民政府从德国购买军火物资、引进军工设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让他们尝到了甜头。德国政府遂于1936年4月与中国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以优惠条件鼓励中方继续购置军工产品。
1937年6月，国民政府派遣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海军部长陈绍宽赴德洽商军火货物交换及聘用德国军事技术人员等内容。在七七事变前夕，中德之间关系融洽，这一时段是中方购买德国军火的高潮。中国订购的海陆空军装备及军火物资种类繁多，大到飞机军舰，小到手枪子弹，至少有近1.5亿马克的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
抗战爆发时，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中央军精锐之师装备有清一色的德式武器。中国主要的兵工企业依靠德国设备进行生产，甚至连中国的防御计划也是由德国军事顾问制订的。中日开战后第一场重大战役“八·一三”淞沪抗战，大约有70名德国军事顾问参与指挥，国军作战勇猛，初战告捷，让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惊呼这是在与德军作战。德国军事顾问忠于职守，但德国顾问团经10年努力所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却在几个月之内丧失殆尽，日军攻城拔寨，国军节节败退。南京沦陷后，德国顾问团大多数成员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
随着中日战事升级并趋于持久，德国顾问团在华使命宣告终结。虽然在战初德国宣布中立，并表示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同中日冲突无甚关系，但这种中立实难持久，中德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1937年10月下旬，德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冲突未见成效后，便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关系急转直下，双方曾经的“蜜月”完结，开始冷眼相待。1941年7月1日，德国公然承认汪伪政权，国民政府遂宣布与之断交。
中德合作的形式简单，蒋介石以私人名义雇用德国顾问，他们只对蒋个人负责。德国军事顾问的作用在于向国民政府的军队初步灌输现代军事观念，帮助其建立起一支比较现代化的部队，大批德制武器和军工设备的输入，提高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联姻苏联
1938年6月，在德国军事顾问团即将从中国撤出的时候，27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抵达中国，帮助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和扩张。
苏联军事顾问首次来华是在大革命时期。1923～1924年期间，苏联在援助孙中山广州政府的同时，又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其后，由于意识形态相异，导致双方不睦。至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中苏则完全断绝关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造成威胁。“同命相连”使得中苏于次年12月恢复外交关系，但双方矛盾和互不信任依存。
1933年5月，中苏两国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进行磋商，后因苏联方面的原因而搁置。1935年后，面对日本向华北的不断扩张，南京政府适时调整对策，决定“联苏御日”。蒋介石陆续派人向苏方试探，希望两国越过“互不侵犯条约”而直接签订“互助条约”。
苏联从自身利益考量，担心如果签订“互助条约”，势必会深陷战争泥潭，所以始终未表态。但同时，苏联政府有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表示一旦签约，就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国民政府对此建议一直犹豫不决，它更关注的是具有实质意义的“中苏互助条约”。
抗战全面爆发后，着眼于当前时局艰危和考虑到今后长远利益，国民政府只能退而求其次，于8月21日在南京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随后，参谋次长杨杰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寻求援助。苏联则言而有信，立即采取积极行动，提供的第一批飞机和军火等物资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间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
在抗战的前4年，中国得到的援助主要来自苏联，以军火为例：飞机1563架、坦克164辆、各种火炮1850门、各种炮弹280亿发、各式机枪20320挺、步枪10万支、各种车辆1337辆以及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汽油等战略物资。与西方的绥靖政策和对侵略持纵容的态度相比，苏联的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苏联援华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向中国派遣空军志愿人员。他们担负着两项任务：一是直接参加对日空战和轰炸，给日本空军、海军及地面部队以重大打击。从1937年秋季至1939年夏季，先后来华的苏联空军志愿人员有700多人，其中有200多人为抗战献身。二是培训中国飞行员和航空技师，重建中国空军，先后共培训了1000多名飞行员和80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
随着苏联援华规模的不断扩大，1938年6月，应国民政府的请求，苏联又向中国派遣了高级军事顾问，覆盖各战区、各兵种。工作内容包括训练军队和参与重大战役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先后来华工作的苏军顾问有300多人，加上专家、技术人员等，总数约5000人。经由苏联顾问和教官培训的中国军校学员大约有9万人。1938～1941年间，苏军顾问参与了中国正面战场几次重大战役作战方案的制订。
1941年后，由于多方原因，中苏关系走向低谷。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全力应付德军入侵，已无暇东顾。1942年2月，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奉召回国，苏联援华至此告一段落。
中苏之间的合作基础是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扩张，但合作对双方而言则是权宜之计。其合作的形式较为单一，仅限于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就苏联当时的国力而言，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是及时和大量的。对中国来说，毕竟是在抗战最孤立、最危险的阶段得到了巨大的外援。
结盟美国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囿于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在中国并无特殊利益需要保护，美国作壁上观，采取了中立政策，以避免日美直接冲突。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美于1933年签订了一笔价值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1936年5月，两国又以备忘录和换文形式达成了一项“白银协定”。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最初并没有求助美国。蒋介石是想通过短暂的抵抗引起英、法等国出面交涉，以便早日结束中日冲突，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是在英国。但是在所期待的九国公约会议和陶德曼调停相继失败之后，国民政府审时度势，于1938年6月确立了以争取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方针。
谋求美国的财政支持和贷款是国民政府争取美国援助的重点。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国与美国达成了战争期间第一笔贷款协议即“桐油借款”，这是美国援华和战时中美合作的肇始。1940年3月和9月，又分别签订了“华锡借款”和“钨砂借款”，用于购买汽车、兵工材料、航空汽油、枪支等军需物资。
从1939年春起，国民政府开始把争取同英、法、美等国开展军事合作的问题提上日程。国民政府拟就了一份关于中、英、法三国首先在远东开展军事、经济合作的方案，在适当时机邀请苏联参与，并请美国剑走偏锋，一致对日，共同维护在远东的权益。但英、法、美互相推诿，谁也不肯明确表态。
中国争取美国援助十分艰难，一方面在于美国《中立法》的掣肘，另一方面则在于罗斯福政府一直谨慎对待中日问题并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使其援华的力度和作用十分有限。
1940年秋，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形势急转直下，罗斯福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的力量以牵制日本。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利用这一机会向美国施压，并成功得到一笔1亿美元的巨额援助。
1941年4月中旬，美国政府决定立即向中国提供450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这是租借法案军事援华的开始。罗斯福又于5月6日发表声明，除表示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外，并定下了“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的基调，表明了一种“共存亡”的可喜态度。国民政府旋即任命宋子文为代表，加紧磋商相关事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与美方交涉军事援华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三项：一是美国提供训练与技术援助，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空军；二是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三是帮助中国建设滇缅铁路和公路，并提供运输车辆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共同的敌人使中美迅速结盟。但美国突然卷入战争，打乱了它刚刚实施的援华计划，其“先欧后亚”的战略使得中国处于美国所有供应线中最长的末端，所得到的现代化军事装备严重不足，中国军队到1944年5月累计所得的武器装备不过万余吨。这注定了中国战场只能依靠非常有限的资源与日军抗衡。
抗战期间，中国对飞机的需求最为迫切，虽然美国提供的飞机数量与中国的需求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但在中国从外国获得的全部2351架飞机中，向美国购买与租赁的合计为1394架，占了总数的59％，给中国空军以强力支援。从1941年5月至战争结束，美国援华租借物资中枪炮弹药、飞机、坦克、车辆、船舰及各种军用装备价值达5.17亿美元。
中美之间的合作从形式上看较为全面，但拓展的领域并不宽。不过，中美两国为彻底击败日本而结盟，因而是双赢。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虽然有限，但它为中国保持了一支空中力量，先进的美式装备起到了极大的抵御作用。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援助最为全面、规模最大。
国民政府军 篇7
闭上眼, 浮现在脑中的有:花花绿绿的钞票, 破败不堪的街道, 穿着旗袍、身姿妙曼的歌舞妓, 西装革履、风度偏偏的留洋生, 还有挥汗如雨的黄包车夫……往事如烟, 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四大家族的故事。下面我们扒一扒四大家族之一的Soong family的主人——宋子文。我们无意探讨宋子文有多少财富 (据可靠资料说, 并不是特别多) , 也不关心他与女人们的故事, 我们希望透过历史迷雾了解一下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
出生名门学业显赫
1894年12月4日 (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 宋子文诞生在上海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即是大名鼎鼎的宋耀如先生, 他的二姐是著名革命家宋庆龄, 他的妹妹便是时人敬畏的蒋夫人。宋耀如早年留学美国, 回国后曾在上海做传教士, 后从事商业。通过艰苦创业, 宋耀如积累了可观的财富, 所以说宋子文的家庭在物质上是很优厚的。但这个富裕的家庭不同于其他富豪之家, 它有民主的家庭氛围和积极健康的家庭关系。宋耀如先生具有革命思想, 曾出资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活动。宋耀如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 在辛苦工作之余, 常常和孩子们讨论各种问题, 对孩子们言传身教。
在这样良好的家庭熏陶下, 宋家的孩子们愉快成长, 个个学业出众。宋子文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然后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深造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然而这样一位出身不凡、毕业名校的公子, 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下面我们将时间切换到1944年。
临危受命
1944年的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它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夕, 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行到最后关键时间。这一年对宋子文来讲, 也是一个不平常的时间点。
1944年12月4日, 他刚在重庆被委任为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两周后, 宋子文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封面上的宋子文远眺前方, 意气风发。封面的标题为“中国的宋子文——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之上”, 封面文章称宋子文的出任, “将给中国人民, 乃至世界带来希望”。
出现在《时代》作为周刊的封面人物的人, 大多是对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人, 宋子文出现在《时代》作为周刊的封面人物, 体现出国外媒体对宋子文的抬举, 但抬举归抬举, 宋子文的历史作用到底有多大, 恐怕只有让历史去评说了。
被排斥在中央权力核心之外整整10年后, 宋子文再一次重返政坛。这一次, 他到达了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身兼行政院代院长、外交部长两职, 并实际掌控了财政、金融和经济大权。
再次复出的宋子文踌躇满志。当时的局面一片光明——经过8年浴血奋战, 抗战终于取得了关键性胜利;还有他不辞辛苦争取来的大量“美援”, 其中包括一笔高达5亿美元的长期无息借款——这将为中国战后的恢复和重建输入充足的“血液”。
宋子文的“万分努力、万分忍耐”, 连美国人都被深深打动了——称他是“那个时代最不知难堪、不怕疲倦的游说家”。
“通往胜利的路”确实在峭壁之上——他的大姐夫、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孔祥熙刚刚被赶下台, 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经济被战火摧残, 物价上涨如脱缰野马。据《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数据:从1942年到1944年, 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年仅1月到8月, 价格就上涨了251%。在大学里, 营养不良成为普遍现象, 教员和学生都生活在“饿死的边缘”, 疟疾和肺结核随处可见。
不同于民生凋敝的场景, 官场则是普遍的贪污腐化。独立的报纸上充斥着各种黑幕的消息, 这些故事或流言虚虚实实, 其中不少有夸张和捕风捉影的成分, 但足以令民怨沸腾, 尤其是知识分子们, 他们可以承受清贫、“共赴国难”, 但不能容忍政府的腐败猖獗到这个地步。
“美元公债丑闻”、“黄金舞弊案”, 接二连三地爆出和孔家有涉的丑闻, 也令美国非常不满——他们不能忍受对华援助“肥”了中国贪官的腰包。这使得孔祥熙的处境很是艰难, 可以说, 孔祥熙已经失宠了。
相反地, 宋子文给英、美的政府高层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总统罗斯福很欣赏宋子文的率直的性格和独立的人格特质, 曾亲口对宋子文说, 他很愿意与宋子文打交道, 但是对孔祥熙不敢恭维。为中国货币制度改革当顾问的英国首席经济学家李滋罗斯也非常信任宋子文的能力, 他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执行孔祥熙的财政政策, 市场非垮掉不可。所以, 必须有一个新的人选来顶替, 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宋子文。
“还是让宋出来吧。”他们对蒋介石说。对宋子文持保留态度的蒋介石, 终于还是妥协了, 妥协于时事, 妥协于自己的政治需要。于是, 官运坎坷的宋子文又一次走上了掌管蒋家王朝钱粮的路途, 这一次他又能在这条路上走多久呢?
两度手攥“钱袋子”
这是宋子文踏入政坛以来第3次掌控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与经济大权。他第一次所效力的, 是孙中山建立的广东革命政权;第二次和蒋介石合作, 效力于南京国民政府。
前一个是他的亲姐夫, 后一个是他的亲妹夫。两朝“国舅”, 两任“财长”, 复杂的姻亲关系与个人的政治命运, 使他和他的家族成为各种小说、传奇、电影的主角, 任人们谈论、猜测、想象。
把宋子文引入政界的, 正是他的二姐宋庆龄。1923年2月, 陈炯明被赶出广州, 孙中山回到广州, 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 出任大元帅, 第3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
新生政权面临种种难题, 尤其让孙氏焦头烂额的是财政问题——为了筹款征税事宜, 新政权和当地金融工商界的关系十分紧张。于是, 已成为孙夫人的宋庆龄把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弟弟引荐给了孙中山。从情感上来说, 在宋家兄妹中, 他和庆龄最为亲近, 两人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
而此时的宋子文正为情所困。留美归来后, 他几度投身实业, 后在晚清著名大官商盛宣怀家的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担任秘书。他常常出入盛府, 成为盛家七小姐谨如的英文老师, 郎才女貌, 两人很快坠入情网。然而, 在看重门第的盛家看来, 这位堂堂哈佛毕业生比不上有来路的世家子弟, 不过是“教堂里拉琴的”的儿子。
在盛家“棒打鸳鸯”下, 宋子文一走了之。走之前, 他曾恳求盛七小姐和他一起南下私奔。然而, 盛小姐终于没有勇气成为“出走的娜拉”。若干年后, 已是政坛新贵的宋子文对年轻貌美的江西商人之女张乐怡一见钟情, 后结为夫妻。
在广州, 宋子文很快在财税事务方面显露了干才。孙中山也不断地对他委以重任, 起初, 委任他为其大本营秘书;同年5月委托他筹备中央银行;同年10月委任他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8月中央银行成立, 宋子文正式出任行长。1925年, 年仅31岁的宋子文出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宋子文不负所望, 将他所学的现代西方经济知识一一付诸实践, 筹建中央银行, 统一广东财政, 对财政机构和征税体制进行整理, 使得广东革命政权渐渐摆脱了财政困境, 并为北伐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 他也因在北伐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被人称作“中国的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财政部长) 。
随着北伐的不断推进, 身为军事首脑的蒋介石控制了江浙的军事局面。孙中山去世后, 他和胡汉民、汪精卫的分歧日益加深。蒋介石竭力想把宋子文拉拢进他的阵营, 在他眼中, 宋子文的理财与筹措军费的才干“决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1927年3月27日, 坐上英商太古公司“重庆”号的宋子文, 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前往上海, 执行统一江浙财政的使命——他希望借助富裕的江浙地区, 以满足新政权的急需。同日, 国民政府也致电上海当局和各方, 要求他们服从、配合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全权管理财政事宜。
早年混迹上海滩、熟悉地头的蒋介石早已抢在宋子文之前, 和虞洽卿、荣宗敬等上海金融实业头面人物商谈过, 很快成立了和宋子文对抗的江苏财政委员会, 声称将由该委员会来实行财政统一。
1927年4月12日, 蒋介石与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公开决裂, 随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 宁汉之间出现了两个对峙的政权。蒋介石随即以武力“清共”, 一夜之间, 把本来属于国民党中间派的宋子文推到了做出抉择的境地。
滞留在上海的宋子文处境颇不理想。他没有公开斥责过蒋介石, 但对蒋的作为是不满的, 他曾对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谈到, 尽管他讨厌诸如劳工煽动和罢工等群众运动, 但他认为南京政府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个人独裁政权。武汉尽管有共产党人, 但是仍然代表了国民党纯洁的正统。
在和哈佛法学院教授赫贞的谈话中, 他表达了自己的悲观论调: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国, 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都被推翻了!
1927年5月, 蒋介石任命其特务处长杨虎为上海警备司令, 陈群为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长。据汉口的报纸报道:杨、陈时常在宋子文的宅第附近布置暗探, 窥测动静。宋子文亦曾收到过匿名恐吓信, 每日只能深居简出, 避免社交。
我们在美国记者希恩的回忆中看到:“他的住宅一直受到特务的监视 (这幢住宅从建造以来, 白天黑夜每时每刻都在监视之下) , 这使他心情十分紧张, 他不敢走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 因为这个城市无处没有蒋介石的士兵, 他们转眼就能把他抓走。如果被他们抓走, 那就只有两条路:当财政部长, 要不坐牢。”
宋子文从来就不是一个肯轻易就范的人, 他的个性更使得他对蒋介石近乎胁迫的方式异常反感, 然而, 他的天秤开始一点一点地倾向了蒋介石。
武汉国民政府的无助于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 令宋子文不安。更令他不安的, 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奉行的劳工政策和北伐时期农会的种种过激行为。在武汉, 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 使得工厂大面积停业倒闭, 生产停顿, 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作为专注经济建设的专业人士, 宋子文厌恶暴力, 对社会失序有天然的恐惧和反感。他缺乏他的父亲所具有的革命精神, 他曾对希恩说:“我其实不是社会革命家。我不喜欢革命, 也不相信革命。如果劳工政策吓得所有的商人和工厂主都闭店关门, 我怎么能平衡预算或保持货币流通呢?”
随着宁汉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 宋、蒋之间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7月上旬, 宋子文返汉, 给宋庆龄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信, 称:“务请与子文、庸之 (孔祥熙) 兄即日回沪, 所有党务纠纷, 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
让他心情更为复杂的, 是蒋介石对他妹妹的追求。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宋子文当初如何竭力反对蒋追求宋美龄的故事, 几乎闹得兄妹决裂。
政坛元老谭延闿充当了调节这桩家庭矛盾的“和事佬”。他在日记里记载道:“因宋美龄电邀西摩路赴宋母之约, 抵彼, 美龄迎于梯口, 称有事奉托。入室, 宋母以美龄将嫁介石事见告, 并称不料子文反对, 托为劝解。继呼子文来, 同至另室详询经过, 当婉劝以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 何况兄妹, 徒伤感情, 且贻口实, 再四譬解, 始得完成使命而归。”
8月, 蒋介石迫于党内压力下野, 随即东渡日本, 全力向宋美龄展开求婚。9月, 宋子文以探望母亲的名义离开上海去日本。临行前, 他向新闻界表示:希望“国民党内从前对峙及不兼容之分子”统一起来, “产生团结及有秩序之党和政府”。等到10月21日, 宋子文携新婚夫人乘“长崎丸”号轮返回上海时, 消息灵通的《申报》已放出消息:宋子文来沪, 是专为11月的蒋宋婚礼做筹备的。
12月1日, 在上海大华饭店里举办的结婚仪式上, 众宾客中, 作为女方主婚人的宋子文挽着美丽的新娘, 把宋美龄的手交给了蒋介石。在操办这桩轰动上海滩乃至当时中国政坛的婚事时, 宋子文是出了大力的。
这次婚姻再一次让宋子文成了人们眼中炙手可热的当朝“国舅”。
和蒋的姻亲关系, 使得人们对宋子文之后的政治前途做出各种猜测。有些人认为, 正是因为蒋宋联姻, 使得宋子文得到蒋的认同, 请他出任南京政府财长一职;另有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 认为正是因为当初对“中美合璧”的反对, 使得兄妹交恶, 宋子文也始终难以得到蒋的好感和信任。
“离开了宋子文本人的诸多条件, 他决计成不了‘宋子文’, 而只会是他的弟弟宋子良, 甚至是从未涉足政坛的宋子安。”
1928年1月3日, 宋子文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财政部长, 原部长孙科调任为新设立的建设部部长。4天后, 他在就职通电中称:“子文自国民政府成立, 奉命承乏财政, 期竭所学, 服务党国。去岁四月宁汉分立, 暂卸任肩, 于党国纠纷, 民生疾苦, 徒懔匹夫之责, 愧乏涓埃之助。今承政府之命, 续长财政, 重以北伐正值进行, 又际旧历年关, 筹饷安民, 两不容缓, 财政自不可一日无人主持。各方及各同志复再三敦促, 万不获己, 只得暂时担任, 勉力维持, 以期毋负党国。”
对宋子文而言, 加入南京国民政府之后, 如何处理好同蒋介石的关系, 日益成为他无法回避的难题。他把自己的个人前程与命运, 和蒋介石紧紧绑在了一起。
浅谈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原因 篇8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5年11月实施币制改革, 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因素。总体来讲, 它是顺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 也是南京政府早就存意要采取的改革措施之一。
第一, 国民政治形势变化的迫切需要。
首先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于1928年“东北易帜”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为了适应政治统一的需要, 南京政府也迫切需要经济上的改革, 特别是币制改革。第二,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陕北根据地得以巩固;况且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这成了南京政府改革的推动力。第三,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 于19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 中国面临亡国亡种之境地, 南京政府进行经济改革在所难免。另外, 地方军阀虎视眈眈,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时有发生, 为维护中央权益不爱损害, 经济改革也迫在眉睫。
第二, 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后, 旧的混乱的货币制度就更加复杂化了。南京政府时期, 货币流通之混乱仍未改观, 且银元种类繁多, 成色不一, 价格有别。此外, 市场流通的还有形形色色的银币, 如银行钞、辅币券、铜元币、关金币及规元券等, 这严重阻碍了商品交换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社会各阶层要求统一货币的呼声在北洋政府时已多次发出, 且有过改革的具文, 却未付诸行动。南京政府成立后, 币制改革迫在眉睫。“废两改元”、“统一国币”的提案在1928年的全国经济会议上被正式提出并获通过, 但事后却未实行。1930年, 美国甘来尔顾问团来华替南京政府计划改行金本位, 以期完成“金元”帝国在太平洋方面的统治。后因“金贵银贱”风潮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这个计划只能束之高阁。
银两和银元双轨制的本位币, 给商品交换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障碍。为了统一本位币, 南京政府于1933年4月6日公布了《废两改元》训令, 规定:由即日起, “所有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顺一律改用银币, 不得再用银两。”[1]银两的废止, 完成了对币制真正而有效的简化工作, 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 为币制改革扫清了道路。
第三, 美国白银政策的冲击。
作为一个农业占压倒优势和以白银作为法定货币经济的国家, 中国起初没有受到工业国家间危机 (1929年危机的影响。中国外贸量在1929——1930年之间保持稳定, 而在1930——1931年之间则增长20%以上。) [2]但世界银价受危机的打击, 1931年和1932年跌到最低点。而中国是使用银本位币的国家, 在世界银价低落时, 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据统计, 在1928——1931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每年达到关平银0.6——1亿两之巨。[3]而美国为了达到剌激实行银本位制度国家的购买能力, 扩大推销美国过剩的产品, 保护美国国内银矿业资本家的利益, 操纵世界白银市场, 把当时实行银本位制的国家拉入美元集团, 控制中国货币发行权的目的, 公然破坏由它参加的伦敦经济会议的九国协定, 于1933年12月公布了“银购入法”。1934年6月又公布了“购银法”, 实行白银固有, 禁止白银出口, 在国际市场上大量高价收购白银。这导致了银价上涨。
美国的白银政策引起中国白银大批外流。1934年由上海外国银行流出的白银在于.5亿元左右, 导致上海经济溃决;1934——1936年, 上海新设工厂只有76家, 而改组歇闭的却多达1077家。[4]倒闭和停歇的民族资本银行有12家, 占当时民族资本银行总数67家的17.91%。[5]
南京政府及时利用白银外流后造成的经济恐慌夺取了全国金融业的控制权。为了遏制白银外流, 保护国内市场, 南京政府自1934年4月起, 对白银出口提高2.25%的税;10月, 又开征白银出口关税, 增高关税壁垒。
但是白银走私猖獗, 导致税收收效甚微, 而关税提高, 反而造成进口货物总值下降, 政府关税收锐减。与收情况相反, 政府的财政支出却猛增起来。1934年增为12亿元, 1935年13亿元, 而且1935年债款收除外的实际收入数仅5亿元, 亏短8亿元, 占实际支出总额的61.6%。[6]财政金融连连告急, 币制改革不得不行。
第四, 币制改革的物质条件。
南京政府建立的金额体系是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 到1935年, 中央银行资本总额增为1亿元, 中国银行4000万元, 交通银行2000万元。同年4月, 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 资本总额为1000万元。这四大银行既是国民政府国家资本的核心, 又是国民政府用来扩大国家资本最重要最有效的工具。此外, 还有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
到1935年11月币制改革前, 国民政府的国家金融体系已完成了对全国金融业的控制, 并在资本实力上占了优势。如全国银行共有159家, 资本总额为3.68亿元, 其中, 国家银行有资本1.59亿元, 占全国资本总额的43.3%。再加上官商合办的省市银行资本总额3700多万元, 由商业银行改办成官商合办的银行资本额2000万元, 合占全国银行资本总额竟达58%。[7]这说明, 国家资本金融统治网已建立起来, 这就为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和必备条件。
以上内容就是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的原因和条件。其实, 南京政府早就有意放弃银本位币制, 只是苦于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改革方案。它向列强求援, 美国怕得罪日本而未答应。英国于1935年8月派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爵士来华与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多次协商, 并实地考察了三个月, 终于制订出一个可行性较强的币制改革方案。南京政府于1935年11月3日晚11时发布了“金融改革令”, 规定:“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 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 定为法币, 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 概以法币为限, 不得行使现金。”[8]这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币制改革——法币政策。
注释:[1]《国民政府训令》, 《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第54页。[2]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年) 下卷, 第564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3]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话》, 第267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中报年鉴》, 1936年, 第806—807页。[5]《上海金融史话》, 第126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6]《民国财经史》, 第43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7]转引董长芝、李帆著《中国现货经济史》 (1919—1949年) , 第86页, 东北师范大学1988年版。[8]转引袁冈编《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 第66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参考文献
[1]《国民政府训令》, 《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第54页。
[2]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年) 下卷, 第564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话》, 第267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中报年鉴》, 1936年, 第806—807页。
[5]《上海金融史话》, 第126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6]《民国财经史》, 第43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
[7]转引董长芝、李帆著《中国现货经济史》 (1919—1949年) , 第86页, 东北师范大学1988年版。
国民政府军 篇9
关键词：国民政府,西医,派系纠葛
一、近代中国西医派系的生成及力量消长比对
由于历史原因, 近代中国的西医界始终有德日派与英美派之分。清末民初, 我国留洋习医者主要集中在日本, 归国后, 他们有的被纳入急需西医人才的中央卫生行政机关, 有的开办医院, 也有的创办各地医学院校。这些学校的教员基本上都是留日西医, 学制仿效日本, 教科书引自日本。而日本的医学校在明治维新以后几十年间完全照搬德国的医学教育制度, 连教学用语都用德文, 所以我国留日学医人员与直接在德国医学校毕业者比较接近。他们和日本人在中国各地设立的医院及其附属医学校培训出的本土西医, 共同形成了当时的德日派[1]844。英美派西医的来源也主要有两种, 一是直接留学英、美归国者, 二是从英美派教会医院开办的医学校毕业者。清末民初, 美国庚款办学政策促成了中国留美热潮的兴起, 其中不乏有留美学医人员。19世纪末, 在华外国教会势力逐渐感受到了中国本土医学院校发展给他们借医传教带来的压力, 为了传教事业的发展, 他们也开始在中国创办医学校, 如上海圣约翰医学校 (1906) 、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 (1909) 、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 (1914) 、北京协和医学院 (1921) 等。这些英美教会学校培养出的医学人才与直接留学英美者所受的文化教育背景相同或相近, 故称英美派。总之, 留学各国的中国学子受到不同的医学教育及生活习惯影响, 各以自己所知为是、他人为非, 于是各自成群, 各自援引, 各自创办了不同制度的学校和不同规模的医疗卫生机构。
英美派与德日派西医不仅有数量多少之分, 也有技术高低差异。这些因素进而导致不同时期两派实力消长的转换。据1932年全国登记医师统计, 当时国内毕业的医师有2552人, 占全国医师总数的87.44%, 国外毕业者一共367人, 其中留日医师最多, 达194人, 留德医师42人;留美人员只有74人, 留英15人, 余则为留学其他国家或地区[2]746。国内部分, 毕业于德日派西医所办或日德两国在中国开办的医学院校的, 也占绝对多数。可见, 德日派西医在民初占有数量优势。不仅如此,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中央最高卫生行政机关———卫生司, 以及重要卫生行政机构 (如中央防疫处、中央卫生试验所、防疫医院) , 均由日派西医执掌大权。
实力的消长随双方医疗技术水平的高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潜变。比较而言, 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学习西医时, 日本医学尚未发达, 因而日派西医中只有少数人具有相当学术水平。英美派西医则不然, 由于教会医院及外国医学院校的支持, 这些英美派西医可以接受到比较系统的学习与训练。尤其是1921年, 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建的协和医学校建成后, 培养了许多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1925年, 协和医学校公共卫生科与当时的京师警察厅合办北京市第一卫生事务所“, 各地卫生行政机关的负责干部很多是受过这个教学区的训练的”[1]846。因此, 到北洋政府后期“, 英美派西医在英美外力的扶植下, 实力增长, 几乎形成了全国西医当中最有组织的势力”[1]848。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 欧美之风劲起, 在孔宋家族势力支持下, 英美派, 尤其是留美派西医开始占据上风。这自然引起了德日派的警惕与不满, 双方矛盾陡增。
二、国民政府中央卫生机关的派系纷争
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之初, 仍沿用中华民国初年以来的旧制, 在内政部设卫生司, 陈方之任司长。陈方之是日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 曾在蒋介石的大本营卫生处任职”[1]848。1927年3月14日下午, 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宋庆龄提议中央设立卫生部, 孙科、宋子文随即表示支持, 该提案最后获一致通过。次日上午, 会议即决定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首任华人院长、英美派的首要人物“刘瑞恒任卫生部部长”[3]52。提案之突然, 人选决定之匆忙可想而知, 因此, 国民政府对外暂缓发布此消息。
1928年11月, 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 内设总务、医政、保健、防疫、统计五司。基于政治考虑, 蒋介石任命冯玉祥的部属薛笃弼为卫生部长, 刘瑞恒任常务副部长, 实际处于卫生行政的领导地位, 而陈方之仅被任命为技监室技监, 后经过薛笃弼的转圜, 才调他为中央卫生试验所所长[4]853。此时的卫生部内尽管也有日派西医, 但留美派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英美派与德日派的矛盾已公开化。1929年10月, 薛笃弼因冯玉祥倒蒋事发, 不辞而别, 刘瑞恒代理卫生部长。卫生部内英美派与德日派的关系更趋紧张, 最直接的表现是, 1931年4月, 国民政府明令卫生部裁并入内政部, 改称卫生署, 编制缩小, 科室也只设技正及三个科长而废司一级职位, 自觉升迁无望的“日、 德、法派西医的高级职员都自动去职”[1]848, 署中绝大部分都是英美派人士。1938年, 刘瑞恒开始兼管军医, 并兼任军医学校校长“, 原军医署长张建辞职他去 (张是德日派西医, 可能当时军事当局怕派系斗争影响工作, 故同意他辞职) , 改任原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林可胜为军医署长”[4]856。刘瑞恒以整顿军医, 提升医疗水平为由, 撤换了一些原有的日派系统的军医而代之以英美派西医, 因而与原军医团体结下仇恨。他们集体包围刘的住宅闹事, 并以经济理由告发刘瑞恒[1]848。刘瑞恒虽受此影响而辞职, 但英美派的实力布控已经完成: 卫生署、卫生署直属机关, 如中央防疫处、西北防疫处、西北卫生实验处、西北医院、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蒙绥防疫处、全国海港检疫总管理处及各地检疫所, 以及抗战期间后方各地所设立的医疗防疫队、公路卫生站、边疆卫生院等, 主要干部几乎都是英美派西医所充任。“地方卫生行政机关的主要干部也是一样”, 除个别省、市外, 绝大多数地方卫生处领导都是英美派西医充任[1]846。总之, 英美派西医不仅在中央卫生机关中占有相当优势, 也把控着地方卫生实权。
三、派系纠葛对中国西医事业发展的影响
1.卫生行政运行不畅。行政之道, 贵乎实施, 而实施之方, 在于有完善之计划。由帮派斗争而引发的内耗, 使国民政府卫生行政有组织而无计划, 严重影响了其正常运行。最为典型的是, 1931年, 卫生部改隶于内政部后, 首先要解决的是《组织法》问题, 但由于内部英美派和德日派的矛盾与斗争, 直到1934年4月, 《内政部卫生署组织法》才得以颁行。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 由于没有相应法规“, 卫生署的一切工作仅是日常工作, 卫生工作几乎等于零, 那时卫生署没有印章, 不能发布公文命令, 有一两次为了遏止传染病在各地的发生和流行, 只好用内政部大印发出公文, 通令各省的卫生局及民政局遵照办理”[4]854。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引发疫情后, 刘瑞恒也只能“以其过去的威望, 号召各级医疗卫生人员踊跃参加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 在长江水灾救治委员会之下组织卫生防疫组”[4]855, 分散在各灾区进行防疫医疗工作。
2.医学教育乱象环生。西医界内部“是此而非彼, 入主出奴”[5]961的派系纠葛使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一派每进一言, 他者即出而掣肘。如对中国西医未来改进的方向“, 有主张研究精造者, 有主张由浅入深者, 有谓锻炼新医, 以除异说者, 有谓统一新医, 加以改进者”[6]4, 彼此互称偏倚, 议论纷纭, “发言盈庭而莫衷一是”[5]961。学校教育混乱的现象更为严重:英美派西医尽管在中央及地方卫生机关中占优势, 但日派教员在当时公私立医校“仍占极大势力”, 且“若辈势力, 根深蒂固”, 因此, 英美派想要统一医学教育模式, 连自己都承认“实不易言”[7]197, 常常是“朝发一令而暮易焉!甲倡一制而乙非焉”[8]1。1929年, 刘瑞恒与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蒋梦麟联合设立医学教育委员会“, 由亲美派西医任委员及主任秘书”[1]848。 该委员会曾于同年8月拟定各医学校统一教学规章制度, 但“实际上各专科学校似尚未奉行”[9]848。同为国立、省立医学院, 因派系不同, 入学资格不等, 教授语言不同。如德日派的中山医学院、同济医学院入学资格为高中毕业, 教学语言为德语。英美派的协和须大学三年级以上程度, 圣约翰、上海女子医学校学生须大学二年级以上程度, 三校学生皆须通晓英语;满洲医校则纯粹用德语上课;德日派开办的医学校, 无论是国立、省办, 还是私立, 都没有将实习列为必修科[9]681;各医学校的学制也不一样, 有四年制的, 有五年制的, 也有加上医预科六年制的, 可见其纷乱。
3.学术交流互有抵触, 医患纠纷增多。1915年2月, 英美派西医伍连德、颜福庆等人在上海创立中华医学会, 定期举行全国性学术年会。1915年8月, 德日派西医在汤尔和、侯希民、周颂声、方擎等组织下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初期, 两学术团体尽管存在有分歧, 但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 许多中华民国医药会会员同时也是中华医学会会员, 1920年, 中华医学会第三次大会时, 时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会长的侯希民亲自带团参加, 但到国民政府时期, 两学会关系恶化。1928年, 入主卫生部的刘瑞恒要求两会合并, 以统一医权, 整合各种医疗卫生人力资源, 走国家医学模式, 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拒绝了这一倡议。双方学术研究氛围自此被权力攘夺代替, 有时甚至 “因一时之意气而假手于他人以倾轧异派之同道”[10]1, 所以宋国宾总结说“:医讼之原因, 医界内部之不团结亦其一也。”[10]1可见双方在学术研究领域的矛盾及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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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军 篇10
1930 年12 月26 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 《中华民国民法·继承编》(以下简称《民法继承编》),并于次年5 月5 日施行。《继承编》规定在《中华民国民法》第五编,共三章、八十八条,其内容涉及遗产继承主体(包括遗产继承人的范围及顺序、遗产继承权等方面)、具体的遗产继承之规定(例如遗产分割之规定)及遗嘱(包括遗嘱的方式、效力、执行、撤销和特留分等内容)等方面。同时,国民政府于1931年1 月24 日公布了《民法继承编施行法》,并于同年5 月5日施行。《中华民国民法·继承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继承法,其确立了新的财产继承制度,实现了继承法律的近代化。从《民法继承编》的内容来看,其西方继承法的色彩明显,并试图废止中国传统的继承制度以确立继承法律新秩序。具体而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继承”并非常用的词汇,亦未成为法律上的专门用语,与之相关的表达为“承”、“继”、“承受”、“分析”、“析分”等词汇。在《大清民律草案》(1911)颁布后,“继承”成为我国正式的法律用语。我国传统的继承制度可以表述为宗祧继承(承嗣)和财产继承(分家析产)两个方面,具体为:宗祧继承又称祭祀继承,以嫡长子为主要继承人,遵循“有子立长,无子立嗣”的基本原则,财产继承(分家析产)遵从“诸子均分”的基本标准;财产继承以宗祧继承为前提。《民法继承编》废除了宗祧继承制,采用西方的继承法体例,实行单一的财产继承制。而对于民间根深蒂固的立嗣传统,立法者给予了较大的选择自由,“至于选立嗣子,原属当事人之自由,亦无永加以禁止,要当不分男女,均得选立与被选立耳”《继承法先决各点审查意见书》;但是嗣子在继承中的法律地位发生了变化,其财产继承权受到了明确的限制,丧失了继承全部财产的权利。民法继承编施行后被继承人生前的立嗣被视为收养,若被继承人有女儿,其应继份仅为婚生子女的二分之一,若留有寡妻,则还要与其养母平分遗产;被继承人立遗嘱立嗣的,可以视为指定继承人,但特留财产的规定也使得其不可能得到嗣父的全部遗产;对于被继承人死后才过继的儿子亦不享有继承权。在法律上,嗣子仅具有单纯的宗祧继承人的地位,财产继承脱离了宗祧继承的束缚。
在传统的家产传承领域,宗祧继承决定财产继承,家产是在男性成员间进行分割的,女性所得极少。《民法继承编》废除宗祧继承,并赋予了男女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利。《民法继承编》第1138 条明确规定除配偶外,直系血亲卑亲属、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均按顺位享有继承权。按照黄宗智(2007)的观点,“新法典赋予女性直系血亲(直系卑亲属)与男性直系血亲在继承上享有第一优先权。”在国家法层面,财产的继承男女平等,就女儿而言,无论是否出嫁,皆享有与其兄弟同样的继承权;妻子对被继承人的遗产也享有遗产继承权,而且《民法继承编》第1144 条对配偶继承遗产的份额做了详细的规定:若配偶与被继承人子女同为继承,遗产份额均分;与被继承人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同时继承时,其份额为遗产的二分之一;与被继承人的祖父母同为继承时,其份额为遗产的三分之二;若被继承人无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时,则遗产由配偶全部继承。正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1986)中所言:如果一个男人在1931 年5 月以后去世,他的财产便可平均分配给寡妇、儿子和女儿;如果他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母女可以共同继承遗产;父系侄子和其他亲属一概无继承权。在法律上确立男女平等的继承权,摒弃了先有身份而后有财产继承的传统,符合当时世界民法的发展潮流。
按照我国传统的分家析产规则,在子女成家以后,就在父辈生前完成对家庭财产的分配,而西方的遗产继承是在父辈去世之后进行。《民法继承编》采用西方的死后继承制,规定“继承,因被继承人死亡而开始”(第1147 条)。就遗产继承的方式而言,《民法继承编》充分引进西方个人财产制度,规定了法定继承、代位继承、遗嘱继承、遗赠等方式。例如,《继承编》第1187 条明确规定在不违反分制度下,被继承人得以遗嘱自由处分财产,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允许被继承人自由处分遗产,而在传统的分家析产中,由宗祧继承所决定,财产的继承被限定在一定亲属范围内,父母有义务维持此种继承秩序;虽然存在遗嘱的形式,但无遗嘱的自由。同时,《继承编》也规定了制度(第1223—1225 条),使得被继承人通过遗嘱处分财产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其必须给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留有确定的份额,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继承人尤其是女性继承人的财产权利,这也与家产制下家产服务于全体家庭成员的公有性传统相契合。
二、司法实践中的继承法
按照黄宗智教授(2014)的观点,广义的“民事法律制度”应当理解为:一是在成文法或法典之外,还包括司法实践;二是法律与习俗之间的关系及司法机关的立场;三是当事人在行动中的选择。可见,对一项法律制度的全面理解,应注重法律表达与实践两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对继承制度进行变革,颁行《中华民国民法·继承编》,确立了新的继承法律制度,而综合考察其新的继承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的表达层面,还应当深入到司法实践中去。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继承司法实践的考察是以现藏于重庆市渝北区档案馆的民国江北县地方法院诉讼档案为依据的,所藏档案的时间跨度为1922-1949年,主要包括民事领域的婚姻、继承、借贷、土地等各类纠纷及少量刑事类纠纷,所涉地区包含现今重庆及其周边的广安等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重庆地区及其周边的基层司法实践状况。
从已整理的42 件继承案件来看,涉及具体遗产分割的案件有17 件,所占的比重为40%,确认继承(权)、返还遗产的案件有13 件(主要涉及女子),占31%,涉及赠予和遗嘱的案件有4 件,占10%,其他案件(包括交付遗产及契据、立嗣、终止收养等)有8 件,占19%。可见,《民法继承编》颁行后,改变了旧有的财产继承规则,而新的继承法律秩序还未确立,涉及具体的遗产分割时极易产生纠纷;同时,固有的继承权利结构生了变化,如新法赋予男女平等财产继承权,使女子请求确认继承(权)、返还遗产的案件开始出现;另一方面,新法虽然确立了遗嘱自由原则,但是涉及遗嘱的案件是较少的,可以反映出传统分家惯行对财产自由处分的影响。
对继承人而言,分得遗产的多寡是其争讼的焦点问题之一。从17 件涉及具体遗产分割的案件来看,遗产分割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而胜诉的有3 件,例如在唐李氏等诉李国桢等分割遗产案中,法院判决被告应将李化南遗产分给原告继承七分之一;但原告前后从李化南受赠滥田湾田业之价额应由其应继分中扣除。理由:“查被继承人李化南系民国二十七年废历腊月二十三日死亡,继承开始,依《民法继承篇》规定,其遗产由应其配偶李陈氏及其子女共同继承。原告之父李庆莹系李化南之长子,先于民国二十一年死亡,依法应由其女即原告共同代位继承其应继分,继承人中除被告阳李氏抛弃继承外,原告故父应继分应占遗产七分之一,原告请求分给李化南遗产七分之一,非为无理由。但原告故父生前因分居从被继承人李化南受有赠与滥田湾田业十二石,有被告李国桢提出其父之遗嘱及原告故父之悔过文约为证明属实,依法应将此业之价额加入李化南所有财产中为应继财产,在分割时,由其应继分中扣除,原告请求分割遗产自应扣除此项赠与价额。被告李国桢等此外之抗辩无足采取。”而分割遗产的诉讼请求被驳回的案件有9 件,如在陈光琏、陈光发诉陈光恒、陈光福请求分析产业案中,法院判决原告之诉驳回、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理由:“查两造均为已故陈大渭之子,陈大渭之遗产全部依法应由双方平均继承,固属毫无疑问。原告主张系争徐家院之田业原为乃父母所提之养膳,应由被告陈光福交出,按四股均分。其主张有无理由,应以双方对于应遗陈大渭之遗产全部是否已经分割为断。援被告陈光福抗辩,民国二十八年已凭亲族均分,得产田数相当,备以契书管业,不另立分约,系争徐家院之业,已分为其所有,而原告亦承认以契书管有二天岩之业,□□陈光恒亦承认以契书管有叶家湾之业,均各拿出契书证明属实,是两造对于乃父之遗产,已经实行分析,系争徐家院之业,在先固为乃父母之养膳,□□遗产之一部,既经分为被告陈光福所有,自不能再令交出均分。原告主张,不应认为有理由,应予驳回。”再如,在李向氏诉李相林、李相荣分析遗产案中,法院判决原告之诉驳回,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理由“:查民法继承编系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施行,继承在施行前开始者,除别有规定外不适用之,民法继承编施行发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张与被告等分割共有李渊奎所遗恒兴场五珠堡田业二分之一,其夫李渊奎系民国十七年六月十一日死亡,其时民法继承篇尚未施行,自不能适用民法一千一百四十四条前□而取得继承,其主张分割其夫之遗产,显无理由。又查被告每年给付原告租谷五石,自民国二十三年判决起,历年给付,毫无积欠,亦为原告所承认,按之现对谷价,及原告个人乡居生活,亦足以维持,亦无主张分割遗产之余地。”
可见,在具体的遗产分割案件中,无论原告胜诉还是败诉,法官都是严格依法裁断的,例如在李向氏诉李相林、李相荣分析遗产案中,从法院判决书的内容来看,驳回原告李向氏之诉的理由为被继承人(其夫李渊奎)的死亡时间为民国十七年六月十一日(即1928 年6 月11 日),《民法继承编》尚未施行,原告依据《民法继承编》所主张的与被告等分割共有李渊奎所遗恒兴场五珠堡田业二分之一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因为按照 《民法继承编施行法》(1931 年1 月24 日国民政府公布,同年5 月5 日施行)第1 条的规定,“继承在民法继承编施行前开始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别规定外,不适用民法继承编之规定”。
另一方面,法官在严格依法裁断的同时,对传统的分家析产也给予了法律上的确认,例如在陈光琏、陈光发诉陈光恒、陈光福请求分析产业案中,被继承人(原被告之父陈大渭)于民国十九年(1930)去世,《民法继承编》尚未施行,不能适用其裁断,排除了适用新的继承法律的可能性(其未在判决理由中明确写明);民国二十八年,原被告之母在世时已凭亲族分析产业,其所争之徐家院之田业分归陈光福所有,自不能再令交出均分,固主张系争徐家院之田业原为乃父母所提之养膳,应由被告陈光福交出,按四股均分无理由(对传统分家析产予以了法律上的确认),原告试图借助新的继承法律推翻旧有的分家析产之结果。正如刘昕杰(2011)指出的那样:虽然基层司法较为严格地执行了民法的西方继承制度,但并不代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分家析产和宗祧继承就此完全消失。法院的判决书中仍然会使用传统的与继承相关的“分析”等词汇。
《民法继承编》的颁行对女性继承权利的影响较大,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继承法律地位,赋予了其与男性平等的继承权利。从13 件请求确认继承(权)、返还遗产的案件来看,皆涉及女性群体,这反映了女性继承权利观念开始觉醒并试图将法律上的继承权转化为现实的财产利益。
女性主体主要是以原告的身份出现在诉讼中的,这反映了在现实的财产继承过程中,女子的继承权并未真正得到实现,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抗争以实际享有其继承权益。究其原因,按照白凯(2003)的观点,民法继承编所援用的西方继承理论只是在财产所有者逝世的时刻才发生效果,此时女子的平等继承权才能实现,而一位父亲只要在生前分掉自己的财产,就可以剥夺他女儿的继承权。传统的分家惯行影响女子实际享有继承权。从诉讼主体来看,以女儿身份参加诉讼的案件有9 件,所占的比重约为70%,反映了其对继承权利的强烈诉求,因为按照我国旧习,亲生之女,非其父母特别给予,不许对遗产主张任何权利,而不像寡妻那样可以通过立继来对财产进行控制,例如在姜登珍诉姜忠兴确认继承权案中,法官严格依法裁断,判决姜登珍无继承权,其诉讼请求被驳回,理由为:查姜登福所有龙兴场姜家冲田业原系继承乃父姜成林之遗产,姜成林系民国纪元前二十年即行死亡,当时法例其配偶姜黄氏及其原告余姜氏均无继承财产之权利,姜登福死之后继承开始,然尚有其直系血亲卑亲属姜广和、苟姜氏存在,即使二人亦均死亡依照新旧法例,原告均无主张有继承权之余地;后姜登珍提起上诉,诉称其兄于民国二十九年五月死亡以图继承其遗产,二审认定姜登福尚有子女存在,仍然否定了姜登珍的继承权。至民国三十五年,姜登珍与姜忠兴达成和解,姜登珍达到了占有其亡兄产业之目的。女儿争取继承权的努力可见一斑。
日本政府鼓励国民多吃大米 篇11
Once the most important ingredient in every Japanese meal, the average amount of rice eaten each day has shrunk by more than 50 percen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now unveiled plans to boost rice consumption in a bid to drive up the nation’s self-sufficiency rate from 40 to 50 percent within the next decade.
The recommended consumption rate of rice as a staple food has also been increased from 61 to 63 kilograms per person a year, Shigeru Ishiba, the agriculture minister announced.
“This target can be achieved if Japanese people eat an additional bite of rice at every meal,” said a ministry official.
Traditionally the focal point of every meal in Japan, rice has steadily been eclipsed by Western foods such as pasta and cereals.
The self-sufficiency initiative is the latest in a string of government drives to encourage the nation to revert back to its traditional rice roots.
Earlier this year, ministers launched a major ￥200 million campaign to woo back a new generation of rice eaters in a bid to revive the domestic rice industry.
Bakeries across the country were urged to make bread with rice flour, local government cookery classes taught housewives how to make rice pasta and thousands of schools were served rice-based food for lunch.
Further steps towards agricultural self-sufficiency included the doubling of wheat production to 1.8 million tonnes and soybean from 230,000 tonnes to 500,000 tonnes as well as further hikes in dairy and milk output.
The ongoing decline in rice consumption has also impacted the waistlines of the nation.
During the past three decades, Japanese men have grown in weight by ten percent and women by 6.4 percent,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figures.
Since 2002 the number of obese and overweight Japanese over the age of 15 has risen from 28 to 36 million,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port by Datamonito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research analysts.
为提高本国的粮食自足率,日本政府日前鼓励国民多吃大米。
大米曾是日本人餐桌上最重要的食品,而在过去40年中,日本人的日平均大米消耗量减少了50%多。
为实现在未来十年将粮食自足率从40%提高至50%的目标,日本政府日前公布了提高大米消耗量的新计划。
据日本农业大臣太田诚一介绍,日本的年人均大米建议消耗量也从61公斤增长到了63公斤。
一位官员称:“只要人们每顿多吃一口米饭,这个目标就能实现。”
曾为日本人一日三餐必不可少食品的大米如今已逐渐被通心粉和谷类等西方食品所取代。
日本政府采用了一系列办法鼓励国民吃大米。自给自足计划是最新的措施。
今年早些时候,日本政府发起了一项耗资达2亿日元的“回归大米”运动,以振兴本国的大米业。
此外,政府还敦促全国各地的面点店用米面做面包,地方政府组织家庭主妇学习如何做米制通心粉,数千所学校的午餐也都开始以大米类食品为主食。
日本提高粮食自给率的其它举措还包括,粮食增产一倍,达到180万吨;大豆产量从50万吨增至23万吨;以及进一步提高奶制品和鲜奶产量。
大米消耗量的持续下降已经影响到日本人的体重。
据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三十年中,日本男性的体重平均增长了10%,女性增长了6.4%。
国民政府军 篇12
一、对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参议会的关涉性研究
目前的中国议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1911-1913年的临时参议院和国会参众两院这一“典型”阶段上, 其他时期的议会研究则比较薄弱, 有的才刚刚破题。”[2]
1949年之前对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参议会的研究涉及较多的著论, 主要有:亢真化的《地方民意机关与基层政治》、李学训的《现行地方民意机构制度》等分别从地方制度等角度介绍省县参议会制度。1949年之后的著论主要有:秦孝仪的《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谢俊美的《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徐宗勉的《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耿云志等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徐矛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魏光奇的《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这些著作涉及地方议会的内容大多为制度文本的介绍, 缺乏实证的深入研究。
值得重视的是学界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和新县制的论文对地方参议会有较多的涉及:如曹成建的《试论20世纪40年代四川新县制下的基层民意机构》、《20世纪40年代四川省新县制下地方自治的施行》及《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政策及其实施成效》、肖如平的《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朱国斌、郭宝平的《寻求控制和参与之间平衡的尝试: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地方自治》、贾世建、王晓岗的《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的地方自治》、周玉玲的《试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基层民意机关的理论设计》、Corradini, piero的《Leautonomieregionaliin cinadall’ImperoallaRepublica》, (刊载《Mondo cinese (Italy) 》, Vol.16, No.3, 1988) 、Bian, Morris L的《Building State Structure:GuomindangInstitutionalRational izationduring the Sino2JapaneseWar, 1937-1945》, (载《ModernChina》, Vol.31, No.1) 、坂井田, 夕起子的《抗日战争期における河南省の地方政治改革——区の设置と改编, そして新县制の实施まで》 (载《历史研究》 (大阪教大) 35期, 1998年) 、今井骏的《日中战争期の四川省における地方行政の实态についての觉え书き——民政厅档案史料を中心に》 (载《近きに在りて》34期, 1998年) 。行文多是分析川、桂及豫等省县的地方自治, 集中关注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基层制度的变化及民主的推行。曹成建等人对地方民意机构的研究涉及了参议会的制度设计、实施状况和县自治背后的新地方精英, 对于地方参议会的运作做了一定的实证研究。
二、对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参议会的深入研究
1949年之前对地方参议会的著述主要有邵力子的《地方参政制度》、陈念中的《县各级民意机关》、张鉴虞的《县参议会论》等, 这些著述对地方参议会的制度规定、仪式、职权、作用及特点等等做了一定的阐释, 但是基于当时政治背景而没有深入。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大陆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参议会的深入研究较少, 直到近十年才引起了关注。
1. 关于参议会的构成及参议会的运行:
王春英通过对四川省县参议会的设立情况做量化分析, 认为正式县参议会的议员构成、运作过程趋向合理, 对调动地方势力协助政府控制地方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作为咨询机关的角色一直没有改变过[3];孔玲则重点论述了贵州省参议会的机构、人员构成及实际运作, 否定了其“代表人民”的作用, 作者还指出作为外来的议会制度已有了中国化的倾向, 但仍是很不成熟[4];周玉玲、陆建洪根据1942、1944、1947年三个典型年份的全国各省县参议会设立情况的量化分析, 指出以县参议会为主体的国家基层民意机构并没能如期普遍建立起来, 更谈不上职能的运作了。[5]
2. 关于参议会代表民意的程度:
王付昌通过分析广东省临时参议会的具体议案, 认为省参议会还不是地方立法机关, 只是一个反映民意的机关, 其监督行政的职能并不能做到有效的运用, 但省参议会在战时为集中力量坚持抗战、革新省政及民主建设方面做了一定的贡献, 也为我国的地方民主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6];周玉玲、陆建洪通过对川、桂两省的县级议会的具体议案做具体分析, 指出参议会所表达的民意与民众的生活相去甚远;从这两省的县议员构成中反映出党政代表过多、无工农代表;议员的选举工作“自始至终就是骗人的把戏”, 议会的会务“懒懒散散”, 这样的混乱状态影响了此后中国的民主建设[7]。
3. 关于参议会与地方政府及党部的关系:
高健既认为省临时参议会是国民党为加强对新疆的控制而成立的机构, 存在着党治的烙印, 也肯定了省临时参议会在缓和社会矛盾、推进民族文化与建设方面的作用[8];张丽明论述了浙江的县参议会、县政府、县党部及地方士绅间的关系, 认为县参议会的权力受到了同级党政的干涉, 其职能仅是同级政权的一种补充和陪衬[9];何一民指出抗战时期的成都市正式参议会扩大了职权、初步具备立法机构的性质、参议员的直接选举面扩大、会议召集及会期制度更加合理、对政府的监督有了实质性的力量。[10]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由于历史原因, 对地方参议会的深入研究起步较早, 主要有谢欣如的《从民族自决运动到省自治体制之破弃:台湾省级议事机关演变之历史分析》 (《社会文化学报》2003年第17期) 、薛化元的《战后台湾地方自治体制的历史变迁》 (载《国史馆馆刊》32期, 2002年) 、刘兆隆的《动员戡乱时期台湾地方自治权限的探讨:以“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为中心》 (载《中山学报》24期, 2003年) , 其中以郑梓的《台湾省参议会史研究:变迁时代里的一个过渡型代议机构 (1946-1951) 》 (台北:华世出版社, 1985年版) 和《本土精英与议会政治-台湾省参议会史研究 (1946-1951) 》 (台北:华世出版社, 1987年版) 研究最为深入, 对台湾地区参议会的建构背景、议员组成及参议会机构权力的争取有了全方位的审视, 不仅有对“决议案”量的分析, 而且通过对参议会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的个案研究, 他以“过渡型代议机构”及“地方精英”数语道破制度的本质。
三、问题及展望
归纳以上, 不难看出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参议会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如对川、桂及台湾等区域的地方参议会进行了一定的梳理, 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成绩的背后, 掩盖的是明显的不足。
1. 缺乏对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参议会有相当研究深度的专著。
大多数关于议会的研究著述是以晚清民初、抗战这些时段为着眼点而展开, 且立论资料的重复, 所用多为制度文本、文史资料和“二档”的资料汇编史料。资料的不足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和价值。我们应积极去挖掘在地方“三馆一局”等处的未被利用的资料档案、报刊资料及有可能的口述资料。
2. 研究内容需要拓展。
现有著述中制度文本研究型论著者偏多, 研究地域多集中于研究川、桂及台湾等省, 时间上对于战后的正式参议会无所涉及。正式参议会议员的构成出现了怎样的变化?省县议会与省县政府、省县党部及地方势力的相互关系及对现实影响是怎样的?和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崩溃是否有联系?国民政府的地方参议会制度对现今的基层民主制度有何历史借鉴?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3. 理论、方法运用及视角上的单调。
此前的地方参议会研究, 要么是革命史范式的阶级分析, 要么是恶性心理预设下的“道德”评判。如从政治学、社会学、制度学、管理学等多视角予以审视, 并积极采用统计、心理分析等方法及个案研究方式可能更容易对地方参议会得出更为客观且还原出最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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