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前期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共3篇）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 篇1

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中国国民党执政全国, 依据“以党治国”的方针, 在新闻出版事业管理上, 提出“以党治报”原则, 并依此实施新闻统制政策, 制定和颁布以《出版法》为代表的一系列专门适用于新闻出版事业的法律法规, 设置专门的新闻检查机构, 实行新闻检查。由于1927年-1936年正处在中国社会巨变的时期, 各种社会矛盾的存在、政治势力的斗争以及各种思潮的较量, 均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新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一、寻求思想一律, 实施新闻统制

寻求言论一律, 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待新闻出版事业始终如一的指导方针。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 社会动荡、军阀乱战、民众身处困境中, 蒋介石把此境况归因于“思想的纷杂”, 他提出“拿三民主义来做中心思想, 才能统一中国、建设中国;如果中国各派的思想不能统一, 中国的建设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思想之统一, 比什么事情都要紧”。蒋介石认为, 对国民心理影响的诸因素中, 报纸对国民的影响甚大, 所以要达到思想之统一,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控制新闻出版界。

为有效统一舆论宣传和新闻出版活动, 也为了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基本方针, 致“以党治报”被提出, 它要求国统区所有报纸、杂志等的审核、出版、发行, 都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和行政管理, “使党的势力伸入整个新闻界, 逐渐使之化于党”。1934年,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邵元冲在国民党新闻宣传会议上做《开会词》, 其中对“新闻统制”做了解释:“所谓新闻统制, 就是‘一方面要希望自己新闻宣传发生有力的表现, 一方面要应付反党反宣传的新闻’, 二者之间要通盘考虑, 党内外间密切联络, 以求脉络贯通, 统一宣传”。由此, 国民党在着力发展自身新闻事业的同时, 对其他党派的报业进行了适时的扶助或严厉之取缔, 以此实现对国统区报业的有效统制。

二、制定新闻出版法规, 实行新闻检查

为实现“以党治报”、钳制民众思想、寻求言论一律, 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1936年十年间, 先后颁布了大量的新闻出版法规, 据此加强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其中, 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种:1927年的《审查宣传品条例》, 以本党的主义、纲领为界限, 规定报刊的登记条件、审查范围和标准。1930年12月《出版法》及其实施细则颁布, 此法中最主要的是关于出版品刊载内容之限制, 如不能登载“一、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二、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三、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四、妨害善良风俗者。”虽然此法采取登记制, 对报纸杂志的创办并无太多限制, 但为了防止新闻自由的滥用, 在禁载事项中强调“意图”二字, 实际给予执法部门较大的执行权力和解释空间。1933年的《新闻检查标准》, 规定了军事、外交、地方治安和社会风化四类新闻的审查、扣留、删改标准。1934年6月, 《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颁布, 开始对图书杂志实行严格的原稿审查。

1927年-1936年,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大量新闻出版法规来管理和控制新闻出版业, 通过法律条文将其新闻统制政策确立起来, 也据此建立完备的新闻检查制度, 在实际新闻出版事业管理中实施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宣传品审查标准》、《新闻检查标准》、《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新闻检查办法大纲》、《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等多项法令, 均是专为新闻出版检查而设, 从检查范围、内容、标准、处罚等方方面面将新闻检查制度化、常规化, 尤其是1932年开始实行的事先检查制, 要求报纸、杂志、图书在出版之前必须将文稿、报样上交至新闻检查机构, 由各地新闻检查机构对报刊内容等进行审查, 若报刊违反相关法令或检查标准, 即要求其撤销、修改甚至损毁而不得上市。作为新闻预防手段的事前检查制, 是一种最为严厉的检查制度, 它直接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言论一律”、“以党治报”下的新闻统制思想。

为进行有效的新闻检查, 南京国民政府专门设置新闻检查机构和图书杂志审查机构。1934年8月, 国民党中央检查新闻处成立, 下属南京及重要省市的新闻检查所和各县市新闻检查室, 从而形成全国性的新闻检查网。

三、区分不同报业, 实行不同政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中国报业处在一个多元结构中, 国共两党的新闻事业、传统的民营报业, 以及在华外报等, 其各自的发展原则、社会影响, 与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有很大差别。南京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 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和有效地实行新闻统制, 针对不同的报业采取不同的政策, 以便有的放矢。

首先, 是构建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 建立国民党自身新闻出版体系和管理体制的工作迅速展开。1928年, 国民党政府先后专门颁布三个关于党报的条例:《设置党报条例》、《指导党报条例》、和《补助党报条例 (草案) 》, 这三个条例将国民党党报管理规范化、统一化, 在其指导下, 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迅速发展并初具规模。至1932年前后, 形成了一个以《中央日报》为中心的党营新闻出版事业体系, 这个党报体系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 为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指导思想、执政方针及各项政策服务。

其次, 对中国共产党的报刊进行严格查禁。针对共产党的报刊, 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权一建立就颁布了许多法令, 对其进行严格查处, 如1928年《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中华民国刑法》中, 明确了对不利于国民党执政宣传的惩处;1929年《宣传品审查条例》中着重将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定为反动宣传;之后的《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令》、《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等直接规定禁止共产党出版物出版发行。根据这些法令, 共产党出版物受到坚决的抵制和查处,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29年公布的一份查禁刊物报告, 这一年查禁的共产党刊物有148种, 占到全年查禁刊物的一半以上。

第三, 对于民营报业恩威并施。民营报业一直是中国近代主要的报刊出版力量, 其言论传统在社会上早已形成广泛又深刻的影响, 为政权的稳定, 国民党政府十分注重对民营报刊的拉拢, 总体上采用较为宽松的政策, 因此民营报业在资金、设备等方面都有所提高, 报刊数量和质量都有大幅增长。但是, 并不是民营报业的一切言论或表现都得到政府的肯定与支持, 有危及国民党统治的相关言论时, 政府仍会对其进行各种名目的干预或制裁, 如1932年对《申报》的多次禁邮和对史量才的暗杀, 都可反映出国民政府对民营报业的两面性。

1927年-1936年, 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政权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时期, 其对于新闻出版事业的基本态度、管理政策、措施及各项法令, 从初步建立到逐渐完善并形成较为固定和完整的体系, 尤其是形成了贯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始终的新闻统制思想, 依据这些思想及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对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新闻出版事业进行了区别式管理, 也影响到这十年间乃至之后中国报业的格局。

摘要：1927年到1936年十年间,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多项新闻出版法规, 并依此对新闻出版界实施严格的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的原稿审查。在实施过程中, 其针对不同报业类型, 在具体策略和方式上有所区别, 但本质上仍是围绕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方针, 在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上, 逐步形成“以党治报”、“党化新闻”的新闻统制。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新闻统制,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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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四册[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3]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四册[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4]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 (1928-1945) [M].台北:国民党党史会, 1996.[4]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 (1928-1945) [M].台北:国民党党史会,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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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6]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 篇2

一、创立了较为独特的商事立法模式

观察一部法律的特征, 首先要从宏观上来审视其立法体例, 从中基本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思想和脉络。民国国民政府前期, 在历史上被许多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称之为“黄金十年”, 这主要是基于当时社会的相对性稳定发展而言的, 当然这种说法也存在一定的异议, 笔者无意去讨论这个问题, 但通过研究发现, 当时政府对法律制定的高度重视却是不争的事实。

法为治国之本。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 针对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 将商事立法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立法院的主导下, 专门成立了商法起草委员会, 负责各种具体商事法律的修订、起草、制定工作。在清末和民国初期商事立法的实践中, 基于当时社会政局剧烈动荡, 虽然也出现了商事立法方面的一些创新的思想和实践, 但商法更多地被赋予了法律工具主义色彩, 很多商法没有得到实际颁行, 也没有取得很好的实践效果。当时世界各国的商法立法进程,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 也都在一定地域和范围内存在, 到底哪种模式更为先进, 当时的法学界为此纷争不已, 但一直没有定论。

民国国民政府的立法者经过参酌中外, 通盘慎重考虑, 最终选择了一条创新之路, 即在《民法》的“债编”中, 将诸如经理人、行纪、承揽等内容, 作为一般民事行为进行了规制, 而对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等却单独立法, 在保持这些单行法与民法相对一致的立法体例的基础上, 也便于这些单行法能够及时得到修订、完善。这种以民商合一为主、单行立法为辅的模式, 是对当时《瑞士债务法》、《苏俄民法债权编》所倡导的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的创新和发展, 兼顾了民法的稳定性和商法的变动性, 实现了民商法律的有机协调与统一。

对于这种立法模式的优点, 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 (担任过民国国民政府司法顾问) 给予了高度评价, 其认为, 基于这种创新模式, 中国的法律已经比较完美了, 今后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追求外国的最新法理, 而是应该使这种模式能够真正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相一致, “成为真正的中国法律”[1]77。

二、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商事法律制度

仔细整理民国国民政府时的商事法律制度, 不难发现, 这一时间的商法不仅数量较多, 并且立法技术比较先进 (前面在立法模式中有所述及) , 规制的法律内容也比较完备, 初步建立起了商法体系, 基本实现了商事法律制度的近代化。

一是在《民法》的“债编”中, 将有关经理人及代办商的规定、有关买卖的规定、居间和行纪的规定、仓储的规定、合伙的规定等, 纳入了“债编”中的“各种之债”, 作为一般民事行为进行规范, 实行民法的统一指导, 其相应的内容也比较详尽。二是制定出台《公司法》, 既体现了公司的私法属性, 也阐明了“社会本位”的管理理念, 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现代中国公司立法”[2]15。更为难得的是, 我们从中基本可以看到现代《公司法》的雏形。三是《票据法》, 堪称当时世界各国票据法的集大成。《票据法》吸收了《海牙票据公约》内容, 借鉴德国、日本的立法经验, 利用先进的立法技术, 确立了“三票合一” (本票、支票、汇票) 的票据制度, 对票据在商事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进行了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的规制。笔者认为, 《票据法》应该算作是民国国民政府前期商事法律制度内容的最大亮点。四是制定出台我国第一部正式施行的《海商法》, 为当时的中国走向世界打下了基础。五是制定出台《银行法》, 其对银行的经营模式和监管措施进行了详细规范, 但由于其立法理念有些超前, 当时备受争议。六是有关保险法律, 从1928年开始修订, 几经波折, 分别于1935年、1937年才正式颁行了《保险业法》、《保险法》, 其中规定了保险契约、保险利益等一些基本法律规范, 但由于时局动荡, 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

通过这些法律制度, 可以看出民国国民政府前期的商事立法, 基本扭转了我国古代商事立法一直落后的局面, 达到了一个相对先进的水平, 并对当时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实现了外部移植与内部继承的法律结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民国国民政府前期的商事立法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这种开放性体现之一, 就在于法律移植。任何一个事物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 对其他事物的学习和借鉴, 实行“拿来主义”, 然后吸引转化为自己的东西, 就不失为一种捷径和明智的选择。民国国民政府前期的商事立法也不例外, 这也是当时中国国力衰弱、经济落后、法制不健全的必然选择。实行法律移植, 有利于我国尽快与国际惯例、与世界先进事物接轨。通过仔细分析民国国民政府前期的商事立法内容, 很多都是借鉴国际法及经济发达国家的商事立法的成果, 如前文所述的《票据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当然, 法律移植必须根植于法律继承, 这也是民国国民政府前期商事立法的根基所在。任何脱离历史和现实的事物, 都将是无本之木。从民国国民政府前期的商事立法来看, 或多或少都带有清末和民国初期商事立法的影子, 如1931年正式施行的《公司法》, 实际上就是在民国初期制定的《公司条例》的基础上, 结合现实实践内容,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增补或删减[3]537。

民国国民政府前期商事立法, 巧妙地将法律移植和法律继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并在继承和移植中有所扬弃, 从而给这一时期的商事立法烙上了鲜明的时代进步特征。

四、体现了应急性与超前性的现实法律需求

法律是统治者治国理世的工具, 其鲜明的工具性色彩, 决定了民国国民政府前期商事法律的应急性与功利性的特征。研究民国国民政府前期的历史, 不难发现, 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国内、国际的矛盾和问题非常多, 特别是西方国家利用租界的形式, 在中国的土地上恣意妄为, 更不用说日本利用九一八事件入侵中国了。有学者认为, 国力衰弱的民国政府, 为了得到外国的满意和某种支持, 不得不引进并移植了国外当时先进的法律制度, 至于这些法律制度是否适应中国的土壤, 民众能否接受, 统治者无暇顾及。

也正基于此, 民国国民政府前期商事立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纵观当时的商事法律制度, 无不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本位”的法治思想。应该说, 这是现代社会比较先进的思想, 对建立理性政府、保障人权等具有重大意义。但当时的社会现状却是, 没有建立起宪政制度, 社会也不稳定, 经济发展比较落后, 民众的自由平等理念也没有形成, 这样就相当于政府为民众勾画出了一个很美好的未来愿景, 但要想过上好日子, 还需时日。正如当时的学者认为, 民国国民政府前期商事立法比较先进, “虽足以启迪社会之意识, 究不能变更社会于一旦”。因为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 法律的进程一般是紧紧跟在社会发展的后面, 最好的状态是两者能够同步。如果法律的进程跑到了社会发展的前面, 可能会过犹不急, 欲速则不达。当然, 我们也不能否认先进的法律制度对社会有一定的指引作用[4]186。

五、深受大陆法系的规制和影响

民国国民政府前期商事立法仿日德而舍英美, 这表明了我国商事立法体系深受大陆法系的规制之深, 影响之大。这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

我国的法律渊源属于制定法, 历史上各朝各代的法律均由国家编纂成文法典颁布实施, 这与大陆法系的立法思想比较吻合。尽管其间也有一些案例作为补充, 如《唐律疏议》中的“疏议”部分, 就有许多解释性的例子, 但这些具有一定英美法系理念的案例, 主要是用来解释律条, 起辅助作用。民国国民政府前期的商事立法自然也是以成文法面世。

另外, 从立法技术上来看, 英美法系的纷繁复杂, 自然也与当时我国立法者的“效率”不符。而采用法律移植技术, 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 制定出一套形式有序、内容完备的法律, 比较切合当时的现实需要[5]223。

仔细研究民国国民政府前期的商事法律演进路径, 日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清朝末期起草的《大清商律草案》, 历史上又称为《志田案》, 就是当时清政府邀请日本法律专家志田钾太郎修撰完成的。因为遍观世界各国法律后, 清政府认为继承了德国法律衣钵的日本, 不仅立法先进, 而且与中国相距较近, 与中国的法律有一些共同点, 于是就从日本大规模移植了许多法律, 包括商事法律。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民国。因此, 我们从民国国民政府前期的商事法律制度中, 或多或少都可以感受到日本法律的影响。

六、民国国民政府前期商事立法的局限性

民国国民政府前期商事立法的先进性不言而喻, 但由于其过于“速成”, 不可避免地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没有很充足的民商法理论作准备。我国古代乃至近代民商法领域的最大缺陷是私法的理念不足, 这是基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 没有接受资本主义私法理念的熏陶和市场经济的洗礼, 民国国民政府前期的商事立法也同样如此;二是民国国民政府前期的商事立法没有得到广大基层民众的自觉参与和强有力的支持。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上层建筑在“闭门造车”, 然后仓促出台相关法律规范, 也没有很好的贯彻落实办法, 配套措施也不完备, 这样必将导致最终的法律实施效果比较有限。

民国国民政府前期的商事立法, 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笔者通过研究后认为, 仅从立法技术和体例上讲, 这一时期的商事立法无疑是比较先进的, 有很多的亮点和创新。但如果从法律效果来看, 这一时期的商事立法与民众之间的互动还比较少, 法律效果也有所欠缺。当然, 在当时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人的生命是比较廉价的, 人的尊严和权利是无助的, 而这些都应该是法律的工作目标和最大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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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平.新编公司法教程[M].法律出版社, 1994.

[3]何勤华.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4]苗全来.国际化与本土化——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高校政府采购前期工作的探讨 篇3

1 立项申请准备及时性

每年3月，学校教委会向各所属单位下达本年度预算，其中包括政府采购项目的预算，各单位政府采购执行部门按照预算进行相关项目(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单位)的立项工作，在立项表中填写项目代理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市教委)审核批准后，将相关信息传到招标代理机构，由其组织后续政府采购工作。各单位政府采购执行人必须根据项目的申报文本、项目的评审报告及可行性报告，及时填写政府采购立项表。此项工作非常重要，必须根据时间安排，尽早填写相关内容，尤其是仪器设备参数和配置的要求及审核工作。各单位政府采购执行部门应尽可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立项，交出合格的政府采购立项表，以保证后续工作的正常进行。

2 涉及进口产品的论证审批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119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8]248号)等法律法规，北京市财政局下发了《市财政局关于北京市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京财采购[2011]114号)，要求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北京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限额以上的进口产品，都要由财政局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进口产品采购进行审核管理，对于符合要求的进口产品出具《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核准函》。

涉及进口产品采购的项目，相关项目执行人或单位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填写《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资格审查表》和《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论证意见》。购入人组织专家论证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的，应同时对专家资格进行审查，政府采购进口产品论证专家可以自行组织，也可以从北京市评标专家库中抽取，抽取程序按照《关于市本级政府采购项目使用北京市评标专家库有关事项的通知》(京财采购[2007]896号)等文件规定执行。如采购人代表不得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论证；参与论证的专家不得作为采购评审专家参与同一项目的采购评审工作；专家一般应当熟悉该产品，与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没有经济和行政隶属等关系；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8年，具有本科(含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和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能够认真、公正、诚实、廉洁地履行论证职责，愿意以独立身份参加政府采购进口产品论证工作，并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管理；没有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此项工作采购人必须及时、细致地完成，没有《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核准函》，不能购买用户所需进口产品，公开招标工作也就无法进行。这势必影响项目执行进度，给单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此外，财政局采购办定期办理此项工作，采购人一定要提前交到上级主管单位。如果没赶上本期审核，就要等到下一个审批期。这将延误整个政府采购的进程。

为此，采购人必须与代理机构密切配合，及时聘请相关专家，对项目中涉及的进口设备进行论证，将《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资格审查表》和《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论证意见》及时上报主管部门，争取尽早取得市财政局签发的《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核准函》，进入下一步招标程序，保证采购工作的顺利进行。

3 招标文件中相关技术参数的编写应做到科学化、规范化

众所周知，高校仪器设备采购预算由各相关单位项目负责人申报，预算批复后，项目负责人在提供设备技术参数时，可能会按照某一厂商提供的仪器设备指标编写招标文件，其中一些关键指标可能存在排他性，其他厂家的同类设备达不到相关要求，存在着负偏离。如果政府采购执行部门没有进行专家论证，代理机构草率发标，就会造成投标单位不足3家，出现废标现象。重新完成招标程序又需要一个月左右，导致政府采购项目执行缓慢，甚至出现不能按上级要求的时间完成项目，经费被收回的严重后果，给本单位造成损失。为此，建议在编制招标文件中的设备技术参数时，应注意以下几个常见问题。

3.1 参数编写的科学性

通常情况下，设备购入人或单位对购置设备基本情况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厂家宣传、业内交流、设备会展、网络信息等渠道，了解到的都是设备(尤其是进口设备)的最优性能，缺乏对设备具体使用情况(如技术性能的实现程度、功能的再开发与应用、零配件和消耗品的更换周期及应有备货量、需要相匹配的环境条件以及固有缺陷等)的实际体验和详细了解。设备技术参数应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原项目申报文本、评审报告及可行性报告，按照所需设备的特性、预算资金、主要使用方向，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咨询同行以及多家比对等多种方式，编写符合自己需求的技术参数，确保参数的科学性。同时，单位政府采购的执行部门初审时，应聘请2～3名校内专家，论证参数的科学性，避免有倾向性的语言文字。对单价在40万元及以上的设备，由单位政府采购执行部门聘请3～5名校外专家进行会审，对技术指标的合理性、科学性、先进性进行把关，避免出现排他性条款。经相关项目负责人和领导签字后，应及时将材料交给招标公司，保证招标工作的正常进行。

3.2 参数编写的规范性

设备技术参数交给招标公司后，招标公司应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根据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编制招标文件。商务文件和技术文件都不能存在排他性，不能限制潜在投标人参与投标。为此，招标公司应聘请相关专业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对招标文件进行评审把关，并将评审意见及时告知采购人，采购人签字盖章后，及时在相关网页上发出招标公告，保证招标程序的正常进行。

4 结束语

政府采购前期准备工作是政府采购顺利进行的先决条件，必要时可以聘请相关专家和政府部门对各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政府采购的相关法律法规和采购流程，这样不仅能够做到依法办事，还能保证前期工作的规范性、完善性，使政府采购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更好地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

摘要：高校经费投入的增加和规范化使用,使得高校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越来越多。政府采购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招标前期的准备工作,现通过立项申请及时性、涉及进口产品特殊性、标书参数科学性几个方面,探讨政府采购前期工作的重要性。

关键词：高校,政府采购,前期工作

参考文献

[1]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北京市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Z].京财采购(2011)1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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