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与幸福指数

住房与幸福指数（精选10篇）

住房与幸福指数 篇1

2009年12月26日, “200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在西安揭晓, 杭州、成都、宁波、西安、昆明、长沙、南京、银川、南昌和长春等十大城市入选。其中, 杭州市因连续多年在这一调查推选活动中表现优异, 成都市因为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中对民生贡献突出, 分获“建国六十年特别大奖”。宁波则因连续三年获奖, 获颁“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金奖”。

此项评选活动由新华社《望东方周刊》联合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主办, 历时四个月, 调查内容涉及城市总体幸福感、生活节奏、人情味、赚钱机会、生活便利、自然环境、文明程度、文化娱乐、治安状况、贫富分化、发展速度、教育质量、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政府威信、生活总体幸福感、生活质量、职业、收入、住房、房产、婚姻、子女、路程、睡眠25个具体指标。与以往相比, 此次评选更加突出“民生幸福”这一主题。它打破以经济指标评价城市发展的传统模式, 将重心放置于市民的生活满意度等生存状况以及人际和谐程度, 让城市决策者更关注普通市民的幸福感, 使他们在科学发展的同时更加心系百姓幸福。

如果说GDP是衡量国强、民富的重要指标, 那么, 幸福指数则是衡量国稳、民福的重要指标。由于长期以来, 在一些地方GDP是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GDP数字高, 说明干部能力强, 仕途能升迁;数字低, 就被认为分管官员能力不行, 不但升不了官, 还可能被“末位淘汰”。但是, GDP并不是评价一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 它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增长过程的成本及财富分配, 更不能提供大众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和反映民生状况, 甚至可能以GDP增长的强势掩盖一个国家发展及社会变革方面的劣势。GDP仅仅成为官员政绩的体现, 公众没有从GDP增长中享受福利, 因此, 一些民众对GDP已经不太关心, 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准的提高。

相对于GDP, 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 最大的优点在于引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 转而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

幸福指数可以勾勒社会心理氛围的风貌, 揭示人们需求结构的态势, 透视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 反映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 从而为最急迫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导向和动力。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的政策意义表现在: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增加幸福感, 决策者在确立工作目标时, 应更优先地了解社会中哪些条件或因素与人民的生活满意程度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 以便通过制定、完善相关措施和机制来减少、消除导致人民不满意或满意度较低的方面, 从而促进人民幸福感程度的不断提高。

衡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能否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能否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能否坚持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极富人性化色彩的幸福指数, 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GDP指标的片面和不足, 而且可以衡量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文明程度。

推出国民幸福指数其愿望无疑是美好的, 但其不可能取代GDP的地位, 操作的难度是很大的。

在笔者看来, 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 有必要对原有的统计模式进行修复与重构, 但倘若想覆盖一切, 极为不易。事实上,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 社会文化领域的现象纷纭而复杂, 动辄将民生、民情、民意数据化和指标化, 的确有一定的难度。

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 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然而, 对于幸福的理解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 这说明了社会心理体系的高度复杂性, 而这种复杂的主观世界要用数量化的工具来加以测量和说明, 无疑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性提出一个重大挑战。

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 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 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此外, 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分析层面, 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

政府在发展指标上淡化GDP, 重视“民生指标”, 则反映了发展观念的深刻变化, 把落实科学发展观变为行动。但是, “民生指标”的提出和强调并不意味着取代或忽视GDP指标。正确认识幸福指数与GDP指标之间的关系, 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GDP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和人民群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 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大力发展经济, 不断积累社会财富, 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 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因此, 我们应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 将幸福指数作为GDP指标的必要补充, 使之成为考察社会和谐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

在告别“GDP崇拜”的大背景下, “国民幸福指数”成为一项考察地方民生、人文的软指标, 这无疑是一种执政理念的进步。因为相较于单调的GDP数字, “幸福指数”更符合人性化的需求, 更有利于创造健康的精神生活。作为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的幸福指数, 与GDP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GDP是硬指标, 幸福指数是软指标, 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的地位与作用。能够关怀幸福, 说明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 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但绝非要在GDP与幸福指数之间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

住房与幸福指数 篇2

【关键词】：生活满意度 幸福感指数 女性 调查

一、前言

1、调查目的：

本次调查希望通过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评估，了解本市不同年龄段和学历程度的女性群体在生活质量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依存度，以及其中的差异性等问题，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不同区域的女性群体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性的背后存在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女性问题上的决策提供心理科学的依据。

调查人群：

全市各辖区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的成年女性3000人。

二、结果分析

1、年龄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全市部分女性生活满意度指数年龄段调查统计 表一

辖区

常模

武进区

钟楼区

天宁区

戚墅堰区

新北区

金坛市

溧阳市

60后

16.45±5.37

16.32±5.39

16.05±5.4316.45±4.9

114.89±4.5

514.62±4.58

20.72±4.10

70后

17.91±6.77

17.91±6.76

18.00±4.19

18.91±5.18

17.13±5.90

17.02±4.89

18.62±4.27

80后

17.18±4.94

17.2±4.87

16.82±5.90

17.89±4.87

17.07±4.74

16.41±5.4

217.27±5.01

90后

17.0±4.73

17.86±5.79

16.79±5.87

17.27±4.77

21.0±4.24

10.0±0.0

16.4±6.19

未标明

17.31±4.87

17.53±6.11

16.24±5.69

16.95±4.82

25.0±5.55

15.62±4.32

16.87±5.94

总

17.17±5.34

17.36±5.78

16.79±5.42

17.93±4.91

19.02±5.00

14.79±3.84

17.98±5.10

全市部分女性生活满意度指数年龄段常模为：17.29±5.06。

表中红色部分数据显示，钟楼区、戚墅堰区、新北区、溧阳市均显示高出常模，提示这些区域的被调查女性生活满意度可能较其他的被调查女性要好，特别是新北区与溧阳区，他们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指数较高，预示这两个区域的女性个人幸福感也较高。综合这两个区域的情况，可能是与农业生活的人数较多，长期的农村生活对现有生活质量的水平比较满意，体现其追求的生活状态总体上较其他区域更具幸福感。

2、学历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全市部分女性生活满意度指数学历类别调查统计 表二

辖区

常模

武进区

钟楼区

天宁区

戚墅堰区

新北区

金坛市

溧阳市

初中

16.45±5.37

16.63±4.30

16.43±5.1

216.65±4.7

115.67±4.88

16.87±4.66

20.00±0.00

高中

17.91±6.77

17.03±6.07

16.23±4.96

16.38±5.12

17.09±5.1

414.30±3.36

18.78±5.69

大专

17.18±4.94

17.2±4.87

17.56±5.82

17.01±5.36

17.49±5.20

16.56±5.2

517.96±4.62

大学

17.0±4.7

317.34±5.50

17.76±5.35

17.88±5.91

16.69±5.73

16.89±4.98

17.71±4.79

未标明

17.98±5.34

18.00±6.50

16.81±5.56

17.90±4.31

15.46±5.47

17.91±5.52

18.34±3.84

总

17.30±5.43

17.24±5.45

16.96±5.36

17.16±5.08

16.48±5.28

16.51±5.77

18.56±3.79

全市部分女性生活满意度指数学历类别常模为：17.17±5.17

从学历的类别来看，钟楼区高中生的个别差异较大，大部分则较为稳定。高中生和大学生的离散度较小，说明他们的生活质量高于初中生，也许是他们的工作环境与经济收入因学历关系得到提升，社会接受度也高，容易在社会环境中比学历低的有较多的机会与社会参与度，因此，体现自身价值的社会收益较多。比较而言，武进区和钟楼区总的常模高于全市区域常模，呈现生活满意度较高的状况。

从各辖区的总常模比较来看，武进区和钟楼区女性群体整体生活质量较高，新北区女性群体生活质量相对较低些。

武进区和钟楼区的经济基础较其他区域要好，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比较安逸的环境与舒适的生活条件，因此，物质上的保证给女性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而新北区从理论上应与武进区不相上下，可能源于其特殊的环境与政府行政机构的距离，产生的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在提升，可对比的参照群体也可能引起心理落差，抑或生活水平与其他区域相比有下降趋势。

3、年龄对幸福感的影响：

全市部分女性幸福感指数年龄段调查统计 表三

辖区

常模

武进区

钟楼区

天宁区

戚墅堰区

新北区

金坛市

溧阳市

60后

6.24±5.19

6.25±5.2

36.05±5.43

5.84±5.36

7.02±5.38

5.93±4.9

45.20±5.59

70后

4.04±6.74

4.85±5.7

15.03±5.6

24.68±5.83

5.70±5.6

54.73±5.52

5.68±4.04

80后

2.85±5.56

2.85±5.56

4.82±5.95

3.56±7.07

4.57±5.12

4.92±8.35

4.23±5.73

90后

2.86±6.57

2.86±6.57

3.71±6.67

2.12±4.52

3.50±9.19

11.00±0.00

5.20±6.14

未标明

4.00±5.51

4.19+5.96

3.97±6.06

总

4.00±6.02

4.20±5.77

4.90±5.93

4.05±5.70

4.96±6.17

6.15±4.95

4.86±5.51

全市部分女性幸福感指数年龄段常模：4.30±5.72

从表中可以看出，天宁区、新北区、金坛市、溧阳市的部分女性群体幸福感常模高于全市被调查女性的总体幸福感常模，总体幸福感高于其他区域。

总体而言，60后、70后、80后的幸福感趋于稳定态势，个别区域，比如新北区的90后就显得比较突出;金坛个别人的幸福感指数超高，提示可能有故意的作为或出现精神异常的可能，需要加以特别注意。抑或有调查中对被控环境的因素出现不符合专业要求的情况，需要予以甑别。

国内有研究结果，幸福感指数常模为5.12+2.03.我市部分女性的幸福感指数调查，其常模均高出其他人群，显示我市被调查女性具有较高的幸福感指数。

从全市各辖区不同年龄段的幸福感指数比较(图表21)来看，金坛的80后、新区的60后、90后幸福感指数较高，总体上60后、70后比较稳定，没有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性。戚墅堰的90后则呈现出较低的态势。

4、学历对幸福感的影响：

全市部分女性幸福感指数学历类别调查统计 表四

辖区

常模

武进区

钟楼区

天宁区

戚墅堰区

新北区

金坛市

溧阳市

初中

5.81±4.9

36.81±3.83

5.67±3.93

5.12±4.6

25.85±3.39

4.00±5.544.82±3.68

高中

5.76±5.82

4.73±5.92

4.97+5.2

15.47±5.23

4.77±5.15

6.48±3.75

5.10±4.74

大专

2.98±5.89

3.75±5.96

3.89±5.24

4.21±5.25

4.29±5.21

5.63±4.43

4.98±4.79

大学

3.2.0±5.73

3.91±5.64

4.01±5.73

3.79±5.20

4.61±5.56

4.81±5.27

5.52±5.37

未标明

2.50±6.82

6.09±5.94

5.04±5.31

总

4.44±5.59

4.34±5.63

4.64±5.03

4.65±5.08

5.12±5.05

5.23±4.75

5.09±4.78

全市部分女性幸福感指数学历常模：4.79±5.13

从学历上看，个人文化程度的差异还是在主观幸福感的体验上呈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性，且相互间的个性差异较大。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群体大部分处于稳定状态即在一定区间范围内波动。在学历上的常模也高于我国某一人群的常模。其中，新北区、金坛市则高于全市被调查女性群体的总体水平。

处在较高状态的区域是武进区和钟楼区，幸福感指数处在较高状态的区域则是新北区和金坛市。由此，也印证了当初的假设，即，生活满意度指数高的人群，其幸福感指数不一定就高。简言之，生活比较满意的人不一定感到幸福。

所以，从幸福感指数的调查来看，主观幸福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并非物质条件好了就一定感到幸福，还有其个人的人格因素、环境因素、文化素养、理想观、价值观、婚姻观、成长经历、社会因素、生活形态的诸多因素影响。

对低学历的女性而言，其生活满意度常模比较接近社会常模，原因可能是对生活的思考深度问题。对此类的女性群体应该进行“溢出性鼓励”，即以此影响其周围的女性和家庭成员，扩散其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体验，营造社会性和谐氛围。

高学历的女性群体对生活的追求目的不同，有着较高的生活目标和情感需求，其生活中的物质条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其精神层面的需求，有必要加强对此类女性群体的精神需求的满足举措，应该对其进行“礼花式引导”，即对其此类女性群体进行职业与生活质量训练，提升其幸福感指数。

三、小结

调查结果大部分支持了当初的假设。

女性生活满意度指数与幸福感指数虽然是一个城市社会发展状况的群体性主观感受，是社会和心理问题的“集体潜意识”，但不能简单地以此作为体现某一群体或个人生活质量、群体或个人幸福及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一个绝对性指标。

GDP:9%与幸福指数的距离 篇3

国民经济保持了回升向好的势头，GDP增长10.3％：物价基本控制在预期的目标范围之内，CPI同比上涨3.3％……1月20日，在向社会公布了2010年国民经济主要数据后，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十一五”国民经济发展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回顾十一五，我们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面对十二五。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2010年中国经济在超额完成保“八”目标，GDP增长10.3％并超越日本后，因为面临经济结构、增长方式调整困难、大面积的通货膨胀、巨大的收入差距，2011年调控的主旋律更像是实现控制通胀下的保就业式增长。这样，8％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政府的增长目标，也是地方政府在GDP崇拜驱动下起跳的基点。因此，在外贸继续回暖，投资降温不大，消费平稳增长的背景下，9％是很可能的结果。

增速在9％左右

开春到一季度的数字不会很好看。

2008年底推出的4万亿人民币投资刺激计划已基本完成。今年一月，各地传出银行接到停止放贷通知，表明信贷政策已在收紧。同时受2010年一季度基数较高的影响，2011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将进一步下降，可能下降至8％左右。2011年中国经济将呈现前低后高的趋势，经济增长率较2010年低，但仍然较为可观。从2季度起，经济增速可望逐步回升，但回升速度相对缓和。

我们一直努力调速的三架马车，可能还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首先，受制于收入的不平衡，结构性消费增长仍然难以替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由于政府刺激消费的税收优惠政策逐步退出，2011年消费增速将有所下降。但由于经济形势较好，消费仍将维持增长势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望达到166718.7亿元，增长13.2％。

其次，中国对外贸易将继续恢复。进出口都将稳定增长，贸易顺差有所扩大。外贸的增长因素主要是：一是2011年欧美日三国经济都可望温和复苏，消费需求适度增长，有助于刺激中国出口增长；二是通货膨胀下，人民币实际升值的空间不大，产品出口优势持续：三是两年来大量投入的产能释放，出口消化张力不小：四是中国政府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严重经济失衡，缓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将推行一些鼓励进口的政策，使进出口同步增长。预计2011年中国进口增长16.4％，出口增长15.8％，贸易总额达33827.8亿美元，同比增长16.1％，顺差达2130.3亿美元，同比增长11.5％。

投资也会得到周期性政策的后劲支持。固定投资将呈现前低后高的反弹趋势，仍然维持较高增幅。2011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将下行到局部低点，从二季度起，由于“十二五”规划的新公共投资项目开始启动，投资增速再度上升。预计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16743.5亿元，增速为17.1％。

幸福指数的期待

年前，一些地方抛出了美观的幸福指数，引来了社会性的讨论。一度成为公众争论焦点。

提高人民幸福指数，这个幸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得想方设法，不懈努力去谋取，这个谋取就是靠发展，用发展来增强经济实力，用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的唯一途径。如何防止片面的追求发展和杜绝不安全的发展指标，要讲究科学，扎扎实实。

政府也深知其中要害。对于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的现象，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要冷静客观地对待这个现实，在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但随着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中国也将越来越成为关注焦点，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压力。虽然中国经济在一段时间内仍可望保持较高的增长，发展模式和国家战略都需要进行深刻调整。从中长期来看，外需不可长期依赖，高投资率也不可能维持，加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上涨，中国经济模式必须进行全面调整，否则中国最终将陷入停滞。中国需要放弃片面重视经济总量增长的“发展主义”思路，更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社会公平。长期以来政府乃至社会都只注重经济总量而不重视质量，社会公平被严重忽视；而随着经济发展，单纯的经济总量发展已不足以满足民众的要求，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冲突显示目前存在越来越多的复杂的社会问题。

这意味着，中国将更加注重推进社会建设，去建设那些满足各阶层公众需求的社会事业，同时完善各种保障、促进公共服务的制度建立，真正的还社会以公平，给国民以幸福。

刺激政策必定退出

必须退出——中国的经济刺激战略。

有太多的理由和事实来支撑这样的要求。

第一个因素是通货膨胀。尽管官方的统计数据将CPI控制在3.3％以下，但从各主要日用消费品、蔬菜、肉蛋等食品产品的价格上升来看，实际通胀压力远远高此，席卷中国南方大部分省份的洪涝灾害加剧了下半年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流动性泛滥情况下政府对房地产的打压导致众多国内外投机资本流入到农产品领域，如今年发生的炒作绿豆、大蒜等农产品案例。下半年以来的大旱，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态势。

第二个因素是全球各经济体正逐步停止刺激措施。今年以来，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已经加息，新兴市场中印度、巴西也相继加息，新加坡宣布紧缩货币。尽管美国依旧保持原有政策，强调确保经济复苏，但美国官方透露的信息显示本轮刺激中美国投入不足1100亿美元，而且其国内物价面临通缩，而非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同时由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制约，使中国央行不得不跟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发展下去有可能使国内通胀失控。

第三个因素是各级地方政府在“拯救经济下滑”的旗帜下，近两年大肆举债投资，各类地方融资平台累计融资7.4万亿元，不可再造。

刺激政策的后果已经出现，并且不具备再实施的空间。

因此。中国政府应执行“紧财政、稳信贷”的政策。尽管中国政府可能结合“十二五规划”推出一批新的公共项目，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下，需要财政政策的宽松支持，但是由于此前的货币放量尚未消化，流动性仍然强劲，切不可让地方和银行再联手拿钱，因此不宜放松。由于面临通胀压力，预计2011年将延续目前的适度从紧的货币信贷政策，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和资产泡沫，并可能加息1—2次。

展望2011年中国经济，挑战和困难，来自于物价上行的压力还比较大；来自于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来自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机遇和希望，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格局没有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推动仍然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来自于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结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来自于中央政府已经确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将有助于2011年的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发展。

浅析GDP与幸福指数 篇4

何谓GDP, 众所周知,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简称GDP) 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 (一个季度或一年) ,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 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更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

自1970年以来, 中国GDP的增长率持续增高, 平均达9%, 短短三十多年时间, 中国GDP总值在世界各国GDP总值排名从1970年的第八名上升至2010年的第二名, 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之势让世界叹服, GDP总值不断创造新的记录, 中国已然是世界经济大国。

二、GDP——一个缺少经济生活质量的指标

GDP在一国的经济生活中的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经济总量指标能够取代它。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GDP并非完美无缺, GDP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先天的不足, 它无法涵盖“发展”的全部内容。

首先, GDP没有衡量社会成本, 尤其是环境的代价。通常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消耗得越多, 其GDP增长也就越快。同时, 它不能反映环境的缓冲自净能力下降, 反而将产生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收益也计入GDP之中, 甚至将环境污染算成对经济的贡献。据环境问题专家估计, 如果把环境的恶化考虑在内, 中国GDP的实际增长要减少2~3个百分点, 中国环境污染每年导致损失几千亿元。

其次, GDP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GDP不是实实在在流通的财富, 它只是用标准的货币平均值来表示财富的多少。但是生产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完全转化成流通的财富, 这个是不一定的。

再次, GDP没有衡量全部的社会发展。虽然GDP代表经济发展, 但是经济发展是否与社会进步协调, 城市与农村是否协调, 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等等这些方面都是GDP所无法正确反映出来的。一些非生产性活动以及地下交易、黑市交易等不计入GDP中, 如家务劳动、自给自足性生产、赌博和毒品的非法交易。

最后, GDP不衡量分配和幸福。GDP只是社会总财富的一个指标, 它不衡量财富的流向和社会的贫富差距, 不能反映社会贫富悬殊导致的分配不平衡等瓶颈, 不反映社会保障是否健全, 人民生活是否稳定幸福, 社会风气是否和谐, 市场竞争是否公平, GDP只是一个数据, 很多方面都无法反映。

三、GDP增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GDP不等于幸福感。这些年, 我国经济发展每年以接近10%的速度提高, 但许多人的幸福感却没有明显的提高。这种情况表明了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收入, 可以用个别地区、少数人的高收入, 平均到多数人的身上, 看上去平均收入提高不少;但幸福感却不能“平均”, 个别地区、少数人幸福指数的提高, 不能“平均”到多数人身上。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就业发展的机会、开放的社会、贴近民众的政府, 在经济、文化、科技、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公平竞争和有更多的个人选择, 批评官员不当行为而不受打击报复的保障, 社会贫富差距适度等。没有这些, 即使GDP指数上去了, 社会仍然会潜存着很多不安定的因素, 人们的心里不会因为GDP的增长而充满幸福感。就目前的实际看, 人们对幸福指数思之不多, 片面地将GDP指数当作了社会发展的全部, 这种只强调一点不及其他的思路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不利的, 财富可以换来很多东西, 但未必能买到幸福, 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

富士康——制造业的航母, 《财富》2009年全球企业500强第109位, 总裁在《福布斯榜上有名》, 富士康所创造的财富为社会GDP贡献不小的力量, 富士康的工资待遇相比一般企业而言还是具有竞争力的。然而在富士康发生悲剧的“九连跳”之后, 人们猛然发现, 劳动的幸福感究竟在哪儿?每天机械化地重复做同样的劳动, 而且高度紧张, 这样的工作压力下劳动已经没有幸福可言, 为的只是赚取工资而不停的忙碌, 最终采取过激的手段结束生命。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有力武器, 但是时代在变, 人在变, 人们的期待也在变。一味地低工资拼竞争的时代正在慢慢过去, 不仅企业, 也包括社会的运转, 要为人们的健康、幸福和尊严增加成本的时代, 其实已经到来了。

经济发展同幸福指数不同步, 值得社会警惕。文明社会发展的惟一目的, 应该就是增加人们生活的幸福。美国前总统罗伯特·肯尼迪说:“GDP衡量一切, 但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这话有点过激, 却不无意味。经历多年发展, 中国也在反思:经济发展的目的何在?到底是为GDP增长, 还是为了幸福的生活?

四、幸福指数——衡量国稳民福的重要指标

如果说GDP、GNP、人均GDP、人均GN P是衡量国强、民富的重要指标, 那么, 国民幸福指数则是衡量国稳、民福的重要指标。

GDP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物质发展的成果, 而幸福指数更多体现的是精神层面的发展。对于一座城市的居民而言, 在评价城市的建设成效时, 不管是切实可见的修路造桥, 还是不可见只可感的教育医疗、城市治安等, 最终都要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居民生活是不是变得更加幸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相比于其他各种统计数据, 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指数能更鲜活地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发展的成就与不足。仅用GDP衡量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不充分的。

1. 什么是幸福感。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 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 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 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

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 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 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此外, 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分析层面, 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 等等。

相对于GDP, 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 最大的优点在于引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 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

2. 较之GDP, 幸福指数有何作用。

(1) 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 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首先, 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从这个标准来看, 以往将GDP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核心指标的做法显然是不充分的, 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 这也正是近年来人们试图对这一指标加以修正或补充的原因。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 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指标, 恰恰可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 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2) 幸福指数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 一定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这一点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引起了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关注。按照生活质量始作俑者的理解, 生活质量本质上就是一种主观体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 我们应当很好地吸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 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发展。 (3) 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在我国, 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 因此检验我们各项政策的标准只能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是我们制定和调整各项政策的依据。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仍然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 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民众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 充分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民众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

五、GDP与幸福指数两大指标结合的意义所在

美国政治家罗伯特·莱思明确指出:现有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都错把手段当作了目标, 陷入了“手段拜物教”。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 其他一切不过只是手段而已。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也认为, 经济增长的本质不是参加经济增长的竞赛, 而是国民生活的幸福。GDP的增长是为了“福指”的增长服务的。

GDP是基础, 是前提, 没有GDP的增长, “福指”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GDP增长的最终目标是“福指”的最大化。这就是GDP与“福指”的最佳结合点。GDP适合衡量经济总量, 幸福指数适用人民群众福利满意度, GDP是硬指标, 幸福指数是软指标, 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因此, 将幸福指数作为GDP指标的必要补充, 使之成为考察社会和谐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

当前, 我国已进入“十二五”时期,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离不开为人民谋幸福这个根本。在新的形势下“谋幸福”, 就是要避免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走的“有钱不快乐”的弯路。在以民生为本的前提下抓GDP增长, 才能有效的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才能保障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 才能使国家更加和谐更加富强。

摘要：在现代经济中, 作为衡量国家经济总量的指标, GDP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GDP只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情况和人民群众客观生活质量, 而不能具体体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幸福感觉;幸福指数则能体现人民群众精神层面的发展。文章通过对GDP和幸福指数的解析, 结合两者的优势, 从而为政府制定宏观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GDP,GDP增长,幸福感,幸福指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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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俞灵燕, 王岚.“幸福指数”编制及指标体系建构探析[J].统计科学与实践, 2010 (10)

住房与幸福指数 篇5

五指山市邮政局营销部 吉训就

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的新形势下，如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升企业员工幸福指数，增强企业凝聚力，调动员工积极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品结构，着力自主创新，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呢?

一、在和谐稳定上下工夫

管理者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将“全心全意服务员工，全心全意依靠员工”融入企业管理的各个细节，把企业发展建立在员工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关心关爱善待服务员工，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忧群众所忧、办群众所需，深入生产一线，与员工广交朋友，了解员工工作情况，体验职工生活疾苦，把握员工思想脉搏，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员工在工作、学习和思想、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供合理的薪资福利待遇，保证员工物质需求，提供生活保障，建立融洽和睦的关系，形成健康的企业文化，提升员工幸福指数，真正让员工受到尊重，得到实惠，共同享受企业发展的成果，收获企业发展的快乐，亲身感受在企业这个大家庭里事业有价值、工作有奔头、生活有温暖，以此增强员工对企业有认同感、归属感，激发员工报效企业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以文化力推动生产力。

二、在文明舒适上下工夫

一是把员工发展放在首位，制定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拓宽员工成长成才渠道，提供员工展示才干机会，搭建员工干事创业平台，提升职工幸福指数，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意识、生活热情和创业激情，促进员工和企业的共同进步。二是转变发展方式，加强绩效管理，推行精益生产，拓宽营销渠道，开发适销对路、市场占有率高、高附加值的产品，抓好节支降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员工工资收入，改善员工的生活、生产条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千方百计提高员工生产、生活的舒适度，工作起来无后顾之忧，身心愉悦，让员工的幸福指数与企业的发展共同提高。三是定期向员工传达企业发展的最新情况及对未来的展望，及时和员工分享信息和成果，提升员工幸福指数，从而取得员工的理解和信任，真正实现员工与企业同舟共济的美好局面。四是通过畅通的电子邮件、网络博客、意见箱、手机短信等渠道，鼓励员工献言献策，积极采纳员工好建议、金点子，并给予相应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提升职工幸福指数。四是根据员工的喜好和特长，建立和完善各种富有人情味的工作、生活设施，成立学习类、体育类、科技类、文误类等兴趣团体，开放图书阅览室，倡导员工读好书，并开展读书辩论赛、快乐演讲等活动，提升职工幸福指数，引领职工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学有所用，学有所乐，健康成长，不断进步。

三、在公平正义上下工夫

一是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在效率优先、注重公平的前提下，尽量采取更有效的方式，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财富蛋糕”分好，缩短收入差距，保证员工合理分享发展成果，使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员工，提升员工的幸福指数，充分调动员工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努力为企业健康发展尽责出力。二是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员工的民主权利，发挥员工在决策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建立完善重大事项议事决策、厂务公开等机制，坚持把关系企业发展的重大决策和涉及员工收入分配、职业安全健康、劳动保护、教育培训等切身利益的问题应交员工充分讨论，努力提高决策的透明度，从制度上保证员工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提升员工幸福指数，让每位员工感到在企业中有地位、有前途，从而把领导的决策变为自觉的行动，积极地搞好生产经营，为企业的发展尽心尽力。

四、在安全生产上下工夫

一是利用板报、橱窗、标语、网络和安全质量方面的现身说法、事故分析、问题解剖等方式方法，大力宣传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启发和引导员工牢固树立“安全赢得市场、安全铸就品牌、安全营造幸福”、“企业要发展、安全是前提”“安全稳定是我们干好工作、搞好生产的首要条件”等思想观念，切实增强员工搞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心和紧迫感，进而把“我要安全稳定、我要幸福生活”的安全幸福意识渗入到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落实到操作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正确处理好安全、质量和效益、效率的关系，自觉养成用安全生产制度约束和规范自己行为的良好习惯，遵守规章制度，卡控安全源头，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生产，获得健康、财富，提升职工幸福指数。

五、在培训提素上下工夫

住房与幸福指数 篇6

1 关于文献检索情况的概述

为了了解我国专家、学者对“幸福指数”、“健身运动”有关研究成果情况, 通过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进行了检索, 其具体情况如下: (1) 设置篇名为“幸福指数”检索得到4495条结果, 按来源数据库分组来看, 其中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704条、特色期刊250条、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条、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14条、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1条、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3500条、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7条;然后设置全文为“健身”在结果中进行检索得到69条结果;设置全文为“健身运动”在结果中进行检索得到19条结果。 (2) 设置篇名为“幸福感”检索得到6323条结果, 其中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总和为4182条;然后设置全文为“健身”在结果中进行检索得到42条结果;设置全文为“健身运动”在结果中进行检索得到18条结果。 (3) 设置篇名为“幸福度”检索得到182条结果, 然后设置全文为“健身”在结果中进行检索得到0条结果;设置全文为“体育”在182条中检索得到2条结果。

从以上结果我们可以发现, 对“幸福指数”、“幸福感”的研究相对较多, 两者相比“幸福指数”的研究相对较少, 这反映出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研究这一社会热点话题“幸福指数”, 然而对“健身运动”与“幸福感”或“幸福指数”之间的研究相对不多, 就体育领域来说这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

2 关于“幸福指数”研究现状的分析

国外对幸福感的研究起步比较早, 并且涉及面也比较广泛。18世纪末, 英国的法理学家、经济学家边沁设计了“幸福计算”。1955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提出了“生活质量”这一概念。不丹国王旺楚克1972年提出“国民幸福总值”。而后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分别提出“国民发展指数”、“国家幸福指数”、“国民生活快乐指数”。伊斯特林1974年提出了“幸福悖论”;罗伯特1996年提出了“幸福函数”;安德鲁等2004年建立了“幸福模型”;2002年, 普林斯顿大学丹尼尔·卡尼曼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标志在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领域出现心理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的趋势。纵观国外研究来看, 对幸福指数的研究涉及了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 对幸福指数的研究主要经历了调查描述、理论构建和实证测量研究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 我国对幸福指数的研究才开始, 台湾学者陆洛编订了“中国人幸福感量表”。邢占军编制了“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陈惠雄设计了“快乐指数调查量表”。董永茂在国民幸福统计时用“国民幸福感时间”作为的基本指标来研究。苗元江提出了“幸福感理论框架”。姜宏波研究了人的幸福指数评价及实现途径。郑方辉构建了幸福指数及其评价指标体系。陈志霞对城市幸福指数及测评指标进行了研究。彭展对北京市城镇居民进行了幸福指数结构分析及测算。牛松对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构建与测评方法进行了研究。高娟构建了国民休闲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综合来看, 国内学者对于幸福指数的研究主要是由心理学、经济学进行描述性研究和探索幸福的主客观影响因素, 并从不同视角出发建立了幸福指数度量方法和评价体系, 对“幸福指数”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的热门话题, 如何构建及构建怎样的幸福指数, 如何推广幸福指数, 如何运用“幸福指数”指导解决民生问题等一系列研究成为国内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

3 关于“健身运动”与“幸福指数”的研究现状分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引起专家、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锻炼心理学逐渐兴起, 随着研究的深入其内容不断拓展, 从锻炼心理学又拓展到健康心理学, 目前,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幸福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他们主要是从情绪幸福感、认知幸福感、幸福流和心理幸福感四个方面对健身运动与幸福指数的进行了研究。1960~1989年, 佩特鲁茨罗等人用元分析对“有关健身运动与消极情绪 (焦虑) 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其结果显示, 短期和长期的有氧运动都能降低个体的焦虑水平, 而且锻炼对焦虑的效果比放松练习的效果更显著。North等对80项研究的元分析结果表明, 一次性和长期性的锻炼都能有效地降低抑郁水平, 且对需要得到心理帮助的特殊个体的效果最显著。Scroll分别对年龄在50~85岁之间的人群进行跟踪调查, 综合分析得出, 健身运动对生活质量有促进作用。最早对健身运动的心理幸福感效应进行研究的是McAuley和Rudolph, 结果证实身体锻炼有助于心理幸福感的培养和提升。Morgan等人对“身体锻炼对心理幸福感的效应”横向和纵向比较的研究表明, 身体锻炼有促进心理幸福感的作用。

在我国, 昝海燕、徐涛等学者以太极拳、体操、东北秧歌等变量作为影响因素对老年人进行了实验研究, 结果表明:坚持身体锻炼的老年人的正性情感得到了显著改善;朱大梅从有氧锻炼的效果出发对女大学生进行了实验研究, 结果为:“体育锻炼有助于改善女大学生的身体自我水平, 进而提升生活满意度水平”。蔡赓等研究得出“体育锻炼是中小学生获得愉快感的主要途径”。刘微娜等在跨文化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运动者的最佳表现状态是体验到运动所带来的流畅感, 有助于促进运动员技能的发挥, 身体锻炼能带来流畅体验。杨波等人以体育锻炼为中介变量进行研究, 发现“体育锻炼加强了自尊对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影响作用, 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的心理幸福感存在间接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更加重视健身运动与幸福指数的研究, 相关研究也越发深入, 无论是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有了一定的延伸和拓展,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研究不管是在研究证实锻炼类型, 还是在锻炼强度等要素的不同对幸福感的效应上都存在很大差异, 由此可见, 健身运动对幸福感的效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健身运动不但能改善身体素质、开发自我潜能, 更能拓展人际关系, 实现自我成长和提升幸福指数, 不但能提升身体素质, 更能通过各种形式、各种强度、各种情景下的身体锻炼来满足人们生活的实际需要、提升效能感和培养能力感。

4 总结与思考

纵观文献, 身体锻炼与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应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它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或相关的关系, 这一关系社会和谐的民生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研究。

(1) “幸福指数”内涵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 我国才对幸福指数开始研究, 发展至今只有30年的历史。幸福指数研究还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从学科的发展来说, 幸福指数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一定的欠缺, 因此, 后续研究发展中应该更加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2) 就体育领域而言, 与健康相关研究并不乏见, 其中主要的结论是:“一定强度、不同方式的规律身体活动能够降低应激反应、调节情绪、增强心理健康、预防和治疗心理疾病”, 这无疑是符合人们对健康和美好生活追求的需求, 但是有关研究成果是否真正能够帮助到人们来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幸福指数, 他们的实际执行情况如何, 健身活动对于他们提高健康水平和生活幸福水平的收益又是如何, 尚缺乏追踪观察研究, 生活状况对于他们长期健身习惯的养成和维持又有怎样的作用, 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摘要：通过检索文献归纳得出, 幸福指数已成为目前国内研究的热门话题, 身体锻炼与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学者们在对各种中介机制提高幸福指数的作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 尚缺乏追踪观察研究。

关键词：健身运动,幸福指数,研究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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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与幸福指数 篇7

一般而言, 工作幸福指数指的是员工对自己工作质量变化的心理感受, 它是评价企业员工工作质量标准的重要参数。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提出过“幸福指数=效用/欲望”的计算公式。

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企业员工的幸福值既包括有企业带给员工的工作环境、薪水待遇等硬性指标, 同时又包括员工对自身的期望值。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相应的, 企业员工对企业的要求也相应地有所增强。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加强对薪酬福利管理与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指数关系的研究与探讨, 并进而找到如何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措施, 对于企业以及社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2 薪酬福利管理与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

2.1 薪酬福利管理是提高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充分条件

薪酬福利管理作为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有机组成, 对员工的日常工作、生活意义重大。一般来说, 企业员工作为一个社会个体, 有物质的需求, 只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得到满足, 企业员工才能在社会上生存, 才开始从内心憧憬幸福。假如企业工人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得不到满足, 又如何去探讨幸福!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分为情感需求、安全需求、生理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这些需求相互之间关系较为紧密, 制约着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

对于企业而言, 它们在创造社会价值、获取经济利润的同时, 也承担着满足员工最低生活保障的需求。从赫茨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我们能够看出, 员工产生强烈工作愿景的动因是由安全与激励因素所导致的。如果企业员工自身的安全得不到有效地保障, 那么就会使得员工产生消极怠工、负面情绪甚至会提出辞职。

一方面, 员工总的薪水待遇是否能够满足员工自身基本的生活需求是影响企业员工幸福指数的重要参数。当前, 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国内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需要依靠手工劳动力, 然而, 由于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 一些企业员工的薪水待遇日渐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另一方面, 相关的薪水待遇分配制度是否公正、公平, 也是制约企业员工幸福指数的重要原因。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来看, 企业只有深刻认识到员工幸福指数与薪酬福利管理的重要关系, 以此为起点, 建立健全一个科学、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将企业员工的付出与自身的收入成正比, 才会在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基础上, 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2 薪酬福利管理并不是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必要条件

薪酬福利管理是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充分条件, 但并非它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 当员工们基本的生活、生产需求得到满足之后, 就自然而然地会追寻更高层次的需求, 这也无可厚非。因此, 对于相关企业来说, 这时就应该积极调整公司规划, 紧跟社会与市场潮流, 在加快发展的同时, 推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来满足员工一些高层次的需求, 以此来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指数。

2.3 员工工作幸福指数和员工辞职率的相关性分析

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对员工在将来是否会辞职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数据表明, 在企业内部, 有许多员工并不想一直呆在一个公司。现在, 他们虽然仍然在企业供职, 还没有提出辞职要求, 但是, 其在未来辞职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 可以将他们视为公司潜在的流失雇员, 目前他们可能还在留恋于公司较好的发展前景以及较高的福利待遇, 不过从总体上来说, 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度较差, 并且可能会随时离开企业。

3 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薪酬管理措施

3.1 建立健全完善的薪酬福利与分配制度, 满足员工的生理因素

一方面, 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 企业要树立法制意识, 建立健全基本薪酬福利制度, 通过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 确保员工的生活需要;同时, 企业还要树立起科学发展观的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 尊重员工人格, 关心员工生活, 增加对人力资源的投入, 为员工创造一个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 从而使得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有所提高。

另一方面, 企业还要制定好一个科学、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 设立绩效奖金, 完善员工日常工作考核标准, 将他们的日常表现以及工作业绩与每月的福利待遇挂钩, 尽最大可能地实现公平分配、按劳分配。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企业在制定规划与制度的时候, 还要将工作指标进行细化, 具体落实到个人, 使每位员工都有责任意识感, 从而可以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员工的付出在得到公正的回报后, 幸福指数也就随之加强了。

另外, 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出一个员工薪酬福利的管理措施, 在工资待遇之外, 细化企业的福利待遇。在这里, 相关企业可以借鉴一些先进企业的薪酬福利管理措施, 推行一套弹性员工福利方案, 合理地区别出各种福利项目, 满足企业员工的工作与生活需要。企业员工薪酬福利的管理措施应该要比法定待遇更加灵活, 它应该能够提供给各个员工不同范围的选择, 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员工原本差异性的工资待遇。

3.2 加大薪酬福利的奖励力度, 满足员工的激励因素

在员工的生理安全因素被满足之后, 企业就要努力地去寻找满足员工的激励因素, 从而通过奖励来提高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值得注意的是, 在推行薪酬福利的奖励措施时, 必须要让这种奖励措施与员工的情感相结合。

例如:在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中, 企业的薪酬奖励通过合伙人政策等手段来实现。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 公司的员工不被称为员工, 而是被称为合伙人。公司规定, 只要合伙人在公司工作两年以上, 且平均每年在一千个小时以上, 都可以参与分享当年的公司利润。这样一来就拉近了企业和员工之间的距离, 增强了员工的被尊重感和归属感, 实现了较好的激励。

当前在我国, 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规模小、资金有限, 因此很难通过提高员工的工资待遇来提高企业员工的幸福感。因此, 企业这时就必须从企业文化方面入手, 加强文化思想建设, 大打感情牌, 增强员工的凝聚力, 使得员工认识到自己在为一个有前途的企业服务, 从而愿意为这个企业终身奋斗。企业管理者要时刻了解相关雇员的生理、心理状况, 对困难员工积极帮扶, 真心实意地去解决员工所遇到的问题, 以此来提高员工的企业向心力, 同时增加其工作幸福指数。

4 结语

综上所述, 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企业能否持续发展壮大与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息息相关。薪酬福利管理是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前提, 建立健全薪酬保障体制, 推行弹性薪金绩效机制, 加大对员工的情感沟通, 培养员工的责任意识与公司归属感, 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使公司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科学、公正、合理, 能够加强企业员工的凝聚力, 从而在根本上提高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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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清华.薪酬福利管理与员工工作幸福指数关系探讨[J].现代商业, 2012 (09) .

住房与幸福指数 篇8

从2008年开始, 石家庄便开始了一项翻天覆地的“大变样”。从媒体的宣传中, 我们得知了省委、省政府制定了《省会城市建设三年大变样和2008年迈大步实施方案》。就这样石家庄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年大变样工程…如今三年过去了, 省会石家庄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作为参与全程调研活动的大学生, 同学们怀着对石家庄这座城市的热爱积极投身于城市“三年大变样”的调研中, 对三年大变样的整体成就、环城水系——民心河的变化及市民的满意程度进行调查, 用同学们微薄的力量为城市的建设奉献一份爱心。

1 调研内容

调研组通过参阅《省会城市建设三年和2008年迈大步实施方案》等文献资料, 确定调研活动主题。

1.1 民心河作为石家庄的环城水系, 也是本次三年大变样的重

点改造对象之一, 它与石家庄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本调查组希望从这一点上具体探“三年大变样”给普通的市民是否带来了幸福与方便。

1.2 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 从街道、公园、社区中进行调查, 对各个不同的年龄段进行调查, 以获得真实可靠的数据结果。

调研组的开展, 首先对整个“三年大变样”后的石家庄进行了全面的调研, 从主城改造、新区建设、道路畅通、品味提升四个方面进行了调研。调研组深入到城中村、正定新区、景观大道———裕华路、第一条快速路———槐安路、社区公园等地, 从各个方面对“三年大变样”的成果进行了数据汇总整理。

2 关注“民心河”

在整个活动中, 令调研组成员印象最深的是在民心河的调查活动。石家庄一直是个旱城, 典型的内陆城市, 所以民心河作为省会中少有的“水”, 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本调研组调查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左右, 夏天的石家庄这个时间是十分炎热的, 但是在民心河边, 却看到了许多的市民在这里乘凉、下棋、锻炼, 还有几位老人在这里吹奏乐器, 丝毫感觉不到炎炎夏日给他们带来的烦躁。民心河两岸绿柳成荫, 这里成了省会市民夏日避暑的好去处。当然这里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河岸两边仍能看到烟头等垃圾, 某一段的河水仍发出阵阵臭味…这样的现象, 让人们意识到“三年大变样”后的石家庄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调研组一共发出1000份调查问卷, 系统的对不同年龄段的人进行了走访调查, 收回的有效问卷共975份, 每个年龄段的有效问卷数如下:

20岁以下:144份

20—30岁:235份

30—40岁:225份

40—50岁:228份

50岁以上:143份

通过对问卷数据的统计, 本调查组发现大多数市民对“三年大变样”中民心河的改造表示满意, 20岁以下45.14%, 20-30岁48.09%, 30-40岁48.89%, 40-50岁48.68%, 50以上54.55%。

市民对“三年大变样”的成就表示一般的占大多数, 其中20岁以下48.61%, 20-30岁50.21%, 30-40岁49.33%, 40-50岁50.00%, 50岁以上43.36%。这也说明“三年大变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于石家庄的改造不是三年就可以完成的, 发展不是三年就可以实现的。在“三年大变样”的所有变化中市民最满意的变化是公园免费开放, 看来对于能真正让普通老百姓得到实惠的措施是最受到大家欢迎的。

3 结果讨论

3.1 民心河应改进水质现状, 实现雨污分离。

民心河虽然在汛期承担着我市的防洪工作, 但由于长年来污水与雨水混合在一起, 使得民心河的水质量很差。虽然在三年大变样中, 民心河的环境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如果不彻底根除“排污池”、“泄洪渠”的命运, 那这种清澈是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的。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市民中, 有超过90%的市民认为应该对民心河实现雨污分离。

3.2“三年大变样”之后城市绿化、城市道路的改造、空气质量等方面的到显著改善。

过去的石家庄在全国环境质量评估中总是排在最后面, 但经过“三年大变样”, 石家庄的空气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变。其中30-40岁55.11%, 40-50岁53.07%的市民表示满意。在城市绿化方面尤为突出, 20岁以下49.31%, 20-30岁51.91%, 30-40岁55.56%, 40-50岁53.95%, 50岁以上53.15%的市民表示城市绿化得到很大改善。

3.3 公共交通需要继续改善。

在十二五规划中, 国家强调节能减排, 绿色能源。公共交通在其中就扮演重要角色, 为贯彻落实节能减排的理念, 就应从公共交通开始。在上学一族即20岁以下人群中认为我市公共交通在“三年大变样”中的改善一般的占49.31%, 上班族即20-30岁, 30-40岁的人群中分别有49.79%和52.44%认为改善满意。这表明我市在公共交通方面改善是得到市民认可的。

通过对每一个年龄段每一个方面的统计, 本调研组发现不同的年龄段在对同样的问题上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三年大变样”给每个人带来的影响都是不同的, 但是本调查组希望通过我们所做的调查反映出一些基本问题。

在调查中本调查组发现, 处于20—50岁年龄段的人, 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更加的关注。无论从环境上、设施上、福利上都有更多的感慨, 他们作为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从大的方面上来说, 他们肩负着建设社会, 改变社会的责任。从小的方面上来说, 他们正处于“上有老, 下有小”的状态中, 他们有理想, 有能力, 所以他们更能体会城市的发展给人们所带来的好处。

调查结果体现出, 对于整个“三年大变样”的成果来说, 石家庄市的市民总体来说比较满意。作为一名石家庄人, 在“三年大变样”中, 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变化。从旱城变水城;从土城变石城;从武城变文城, 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都真正惠及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本次活动的问卷调查中有关于城市魅力和幸福感的问题, 五个年龄段的市民这两项问题的肯定答案均达到半数以上, 这说明作为石家庄人的我们是幸福的, 是自豪的, 这就是对石家庄“三年大变样”所取得成就的最好嘉奖。

4“变样”之我见

作为10级的大学生本调研小组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从根本上改善民心河的污染问题, 实施雨污分离。

民心河不是我们的排污渠、泄洪池, 它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希望它的清澈能永远的保持下去。

4.2 让城市道路的改善更加亲民。

石家庄的发展越来越快, 有车一族也越来越多。但是终归自行车一族还是最多的, 普通的市民大部分都要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 希望在道路建设的过程中, 除了机动车道的拓宽, 也不要把非机动车道变得越来越窄。

4.3 城市的魅力除了体现在外貌上, 更重要的是市民素质。

希望多举办一些宣传活动, 以此来提升市民的素质, 让人们的素质随着城市的发展一起进步。

参考文献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住房与幸福指数 篇9

一、国内外对幸福指数的研究与运用

1. 国外对幸福指数的研究

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国民幸福总值 (GNH) , 他认为, 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政策应该关注幸福, 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 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 (GNH) 指标。

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 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 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 (MDP) , 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 (GNC) , 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

2. 我国对幸福指数的研究

中国由于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等存在差异较大, 因而对于幸福的理解和感受幸福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 起步相对落后。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2004年间, 属于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出阶段, 首先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认为幸福包含了除经济社会发展以外更多的内涵, 这也是中国大陆有据可查的最早从统计角度对国民幸福的研究。200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一次全国性幸福指数调查, 数据的选取采用统计学中抽样调查的方法, 即通过样本数据来推断总体的数据,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第二阶段:2005-2006年, 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 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 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2006年4月, 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 首次明确提出要“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这代表了中国领导层对国民幸福统计的关注与重视。同年, 国家统计局提出编制“国民幸福指数”的设想, 北京市统计部门则在试算国民幸福指数上先行一步;2007年至今属于第三阶段, 国民幸福问题的统计研究逐渐深入, 全国多个地区和城市的统计部门先后提出了适合本地实情的幸福指标评价体系。还发布以市民幸福感为评选标准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结果。其中, 较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主要有:一个是由国家统计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经济生活大调查》所评出的2007-2011年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另一个是由新华社《望东方周刊》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大调查》评选结果。

二、对江苏省太仓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

在江苏省太仓市, 居民对幸福的定义理解为“业有所就, 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 住有所居, 学有所教, 居有所乐, 心有所向”。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得到了第一手资料, 顺利完成了此次研究。其中发放了500份问卷, 收回476份, 有效问卷468份。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仔细分析, 可以找到以下几点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

1. 收入水平是影响幸福指数的最根本因素

在收入状况上, 太仓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140元, 从1000元到5000元以上, 仅有5.8%的被调查者对自己的收入很满意, 而明确表示对收入不满意的人占了37.4%以上,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物质因素在居民生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 也可以看到太仓居民的普遍收入虽然有所提高, 但提高幅度不是很快。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占据将近35%, 处于2000元到3000元收入水平的人数占了23%, 3000元到4000元水平的仅34.8%, 而5000元以上收入的占有6.5%。有43.6%的人认为“丰厚的经济收入”是直接影响幸福的首要因素, 这说明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提高生活质量是幸福的基础。“经济是基础”在幸福指数上依然通行, 在低幸福指数群体中, 月低收入中人群有71人, 而月收入较高人群没有进入低幸福指数群体。

2. 人际关系、家庭因素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正如马斯洛需要层次论说表述的, 五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级, 其中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和感情上的需要都属于低一级的需要, 这些需要通过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而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高级需要, 他们是通过内部因素才能满足的, 而且一个人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同一时期, 一个人可能有几种需要, 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要占支配地位, 对行为起决定作用。任何一种需要都不会因为更高层次需要的发展而消失。各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和重叠, 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后, 低层次的需要仍然存在, 只是对行为影响的程度大大减小。在一项关于“在您的生活和工作中, 您最看重的是哪一项?”的问题中, 25.7%的人选择了事业成就, 同时也有14.2%的人选择了收入多少, 而有60.1%的人选择了家庭和睦。而在家庭生活满意度一项, 近80%的人对家庭生活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研究表明, 在居民收入较低时, 随着财富的增加幸福指数也会得到相应提高, 然而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 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反而会逐渐减少, 而家庭成员的关系融洽、人际关系交往、身体健康程度、工作稳定、自我价值及稳定的社会局势等将成为决定幸福的重要因素, 这说明, 幸福感随收入增加会面临一个拐点, 过了拐点, 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不会增长。从分层次比较, 不同收入层次居民, 幸福感有差异。

3. 政府对公共环境和设施的建设也会影响居民的幸福感

在对太仓环境的满意度、公共设施满意度、治安状况的感觉以及对政府举措的满意度调查上, 太仓居民大都表现出关心的态度, 结果有10.6%的居民对太仓环境很满意, 43.3%的人比较满意, 46.1%认为一般。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 仅有3.5%的居民对此很满意, 比较满意的占了24.5%, 43.6%感到一般, 28.4%的人很不满意。调查显示, 居民认为“环境卫生”、“医疗保健条件”、“交通状况”等领域是热点民生问题, 是政府最需要加强和改善的三项内容。

三、对提升太仓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几点建议

太仓属于苏南城市, 发展水平相对来说比较快, 特别是近几年来政府在公共设施的投入愈来愈多, 城市环境有所改善, 社会福利有所提高, 不知不觉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 幸福感自然提升。在调查中发现太仓居民的幸福感是比较高的, 认为“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占65.84%, 认为幸福感“一般”的占24.72%, 认为“较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仅占9.44%。但同时也看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 环境的破坏以及房价高等问题仍然是困扰居民的主要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的努力, 政府是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 加快经济发展, 提高居民收入保障

相关数据显示, 太仓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10.5%和12%, 户籍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保持95%以上。全民参保率保持99%以上, 大病再保险平稳运行。今后, 政府将以更实举措促进就业, 注重劳动者素质培训提升, 完善公益性岗位开发和援助机制, 抓好大学生、失地农民等群体就业工作。促进多种形式就业, 鼓励自谋职业、自主创业, 以创业带动就业, 以培训增加就业, 以帮扶促进就业, 以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推动就业。更大力度推动增收, 深入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努力缩小城乡之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更高水平加强保障, 进一步提升大病再保险水平, 完善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制度和全民医疗救助制度, 做好住房保障、社会救助等工作, 更好地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2. 促进文化繁荣, 构造和谐的城市环境

幸福感的提升, 不仅需要政府大力改善民生工作, 积极改善外部客观条件, 还要从改进人民的主观忍受, 通过舆论引导提高人们对幸福的认知。应一如既往地对“文明太仓”市民大行动、“家在太仓”等活动深入推进, 深化开展一系列文化活动。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全面回顾撤县建市20周年发展历程, 增强干部群众建设现代化的信心。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 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继续开展好各项文化惠民活动, 繁荣文艺创作, 积极创建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加快推进长江口旅游度假区、江苏太仓创意产业园、沙溪古镇历史文化街区等重点项目, 发展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3. 全方位优化公共服务, 多渠道加强环境保护

政府应该把群众利益作为价值原点。政府应进一步加快民生十大实事工程建设, 确保2014年全面兑现承诺。尽快推进校舍升级、幼儿园新建等工程, 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着力打造省教育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在医疗卫生方面应加快区镇医院建设步伐, 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 完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重大疾病防控机制, 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全面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多渠道加强环境保护, 正确处理好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为居民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 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的环保政策方针, 努力构建绿色和谐的城市环境。

以上是针对调查提出的一些建议, 仅供有关部门参考。幸福指数被广泛运用的今天, 愈来愈多的国家和地区不仅仅局限于GDP来衡量社会发展, 而且运用“幸福指数”、“幸福感”等诸如此类的名词, 这不仅是社会的进步的体现, 同时也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以人为本的理念的认同, 而对幸福指数量化的研究也会成为未来永恒的主题。

参考文献

[1]陈有真.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 2009 (10)

[2]俞灵燕.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与思考——以绍兴为例[J].调研世界, 2011 (5)

住房与幸福指数 篇10

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首席顾问丁俊发。丁俊发深度剖析了目前物流人的工作现状以及生存状态,指出了物流人幸福指数不高的根源,诠释了物流人幸福指数与中国经济的深层次联系。

一丁俊发认为,物流行业幸福指数低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收入水平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目前,物流企业的工资水平参差不齐,职位不同收入多少也不一样。比如,一些外企的物流企业高管的薪酬已经很高了,像大田物流,他们聘请的高管薪酬在行业里算很高了,但是他们的幸福指数并不是很高,因为他们每周5+2的工作强度,每天白加黑的工作方式,睡眠时间每天不足8小时,就连做梦想的都是工作,有时刚刚睡下,突然梦到还有一个方案写了半,又被突然吓醒了。这种生存状态,他们的幸福指数能高吗?工作压力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幸福指数,这在很多物流企业中是很常见的,特别是企业的“一把手”还要面临更多的生存压力,因为他们是直接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人物。

成本压力影响物流人的幸福指数

丁俊发认为,薪酬直接关系到物流人的幸福指数,而员工薪酬的高低受企业效益制约,物流企业成本压力陡增,企业效益肯定会受影响。比如燃料成本,这与当前中国燃油价格密切相关。成品油调价后,与物流企业密切相关的航空、铁路货运、公路运输都相继受到影响;成品油价上涨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企业肯定要受到高油价的冲击。这部分成本增加了,那么其他方面的成本要想办法减少。有些物流企业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员工和客户,以此来消除陡增的成本压力,这也是造成物流人幸福指数不高的原因。

另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不少物流企业特别是外销订单多的物流企业,受到很大影响,订单不断减少,经营陷入困境。现在经济形势好转,但有些企业需要重头再来,开拓新的市场,这从人力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都是一次新的挑战。虽然这只是少数企业,但也不能忽略这些因素的存在。

多功能发展让物流行业节奏加快

丁俊发还特别谈到,物流企业为了改变低利润的现状,在降低成本的同时需要创新服务。这样,企业从功能单一的模式向多功能模式发展。比如,以前很多物流企业单一搞运输,但是由于互相压价、恶性竞争,利润非常低。单纯的仓储环节或者单纯的运输环节利润都不高。为了改变这种生存状态,很多物流企业将运输和仓储环节相统一。如果仓储运输联手,那效果又不一样了。功能从单一向多功能转化成为企业的必然趋势,所以现在的物流企业将仓储、运输、配送甚至包括将生产环节的物流一体化,大宗消费品的物流配送向高档商品的方向发展,这样物流企业即可做强,利润亦能大幅度提高。

“特别是运输环节,由于竞争激烈,利润又少,在我看来,物流行业中的运输司机幸福指数最低。随着油价的上涨,同行业车辆的不断增多等因素,企业为了多争取客户,相互砸价,车辆运输价格已经压得很低了;为了能够多些利润,他们就想到了超载这个办法,每趟车都会超载。白天司机不敢开到市区,因为市区在这方面管得很严,他们就选择在夜里开。你可以晚上看看高速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物流行业的大货车,堵车就是司机吃饭的时间,嘴里嚼上两口方便面,累了就在车上小睡一会儿。如果是远途,司机没有什么住宿的地方,吃喝拉撒都在车周围,十分辛苦,幸福指数很低啊。”丁俊发用低沉的声音向记者描述着运输司机的生存状态。

多头管理让物流企业剪不断理还乱

对于目前物流企业的管理现状,丁俊发用“多头管理”一词来形容,无论是物流企业内部,还是政府对物流企业的掌控,都存在这个问题。从内部说,物流企业的领导多,让员工不知道应该听谁的,很茫然。领导者不能体恤下情,不能为员工的利益着想。物流圈子里,也有做得不错的企业,比如宝供物流,他们会将新分配的大学生安排在仓库里搬东西,让他们从基层做起,亲身体验当普通员工的感受。这样,当他们从员工慢慢上升到高管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与员工沟通,也更能体会到员工的疾苦。

“从宏观来看,现在的物流企业也存在政府‘多头管理’的问题,企业有人管吗?有人管,方方面面的政府部门都在管,其实谁又都不管。我接触到很多企业都在诉苦,比如,联邦快递、邮政、TNT等单位都遇到这些问题,特别是TNT集团。他们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有问题时哪个部门都不管;要是谈到企业出钱,地方政府的航空部门要管,因为有航运啊;商务部门要管,因为涉及到货代服务啊;邮政部门要管,因为有快递啊;外贸部门要管,因为涉及到国际接轨啊。这些问题让企业头痛,企业对此剪不断理还乱,摸不清头脑。但最后埋单人还不是客户和员工!”丁俊发认真地说。

“从物流企业再来看看‘十一五’规划期间诞生的物流产业,国家将物流业列入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是将物流当成一个产业在做,它应该怎么管?以上海为例,上海商委要管,工信委、发改委要管,交通部也要管,我们能够体会政府的难处。但同时,真正出了问题到底由谁来管呢?物流企业很为难,因为他们觉得各个部门是挑好管的事情管,而难管的事情却不管。我觉得,这些是物流产业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没有经验啊,毕竟是新兴产业嘛。所以,我希望行业协会能起到桥梁作用,把企业的困难转达给政府,力求从根本上为物流企业解决好这个问题。”

期待物流人工作幸福指数不断增长

丁俊发认为,这几年物流业的发展的确有很多兴奋点。但作为一个物流工作者,更多应该想到的是存在的问题,不研究问题物流业就不可能进步。他说:“以前我讲过一些观点,如中国物流业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的20年是中国物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物流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大概差20～30年,等等。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比例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下物流成本是比较高的;而现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他们服务业的比例很高,所以物流成本相对比较低。但这一比率一方面说明目前中国物流业很落后,另一方面说明调整结构、转型升级的空间很大。”

丁俊发认为,中国物流业将出现大发展的局面,这与整个宏观环境密切相关。首先,从现在到2015年,中国的消费GDP贡献率将上升到60%左右,达到这个数值难度很大,但必须要达到这个数值,才能确保中国经济增长。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9年,消费贡献率是55.8%。对此,“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加大对消费经济的GDP拉动,消费在“三驾马车”中成为第一拉动力。如果2015年基本上初步实现消费者拉动,中国最终消费大概能达到五万亿元左右,超过日本占世界的第二位,进入这个时代中国将成为消费大国。

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形态将实现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初步转轨。目前,中国的GDP贡献率,农业是10%左右,工业是47%,服务业是43%。到2015年农业将会下降到3%,工业下降到40%左右,而服务业则有大幅度提升。目前重点是解决农业问题,因为农业就业占到38%,工业就业是27%到28%,服务业占就业人数的35%;这个状况到2015年时候,我估计农业就业将会下降,占36%,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里工作,工业预计占28%左右,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到整个人口的38%。也就是说,到2015年的时候这种转轨初步完成。

由此可以分析一下物流行业,从2000年到2009年,我国社会物流总值平均每年增长20%,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14%左右,物流总费用增加15%左右;另外,我国现在的投资平均每年增长23%左右。在这种大背景下,物流业将会随之出现大调整。从物流业的调整来看,不仅仅是由东部到中部到西部区域性的调整,还有一些行业性的调整。比如说,开始的时候物流做的都是消费品,属于销售物流。以后物流行业调整,产业范围扩大,触角会延伸到方方面面。另外,物流企业的调整也要进行,不管民营也好、国营也好,企业的整合是必做的调整之一。

“我想经过调整后,中国肯定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有影响力的物流企业。物流业也将出现大变革,促使这个变革的原因就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变革。现代物流是以供应链管理和精密技术化为核心,那么今后管理的理念会融入供应链管理和精细化发展的理念,它将产生很大的示范带动效应,不仅在企业运营发展上,在物流管理上,而且在物流工程等方面会显现推动作用,发生很大的变革。总之,物流产业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我们拭目以待,物流业的前景光明灿烂!”丁俊发自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