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精选12篇）

幸福指数 篇1

一、幸福指数的提出和界定

1、幸福指数的提出

20世纪是全球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 GDP的提高是各国政府追求的主要执政目标。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 各国政府也开始反思片面追求GDP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即是幸福指数 (Happiness Index) 提出的时代背景。关于幸福指数还有其它一些含义相近的术语, 如国民幸福总值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 和国民幸福指数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NHI) 等。在国外文献中, 尤其是经济学文献中更多的使用国民幸福总值 (GNH) 作为正式的学术用语, 国内研究则没有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区分, 在本文中也统一称为幸福指数。

20世纪70年代, 不丹国王基格梅·辛格·旺楚克 (Jigme Singye Wangchuck) 认为不丹这样的小国不应模仿美国的发展模式, 过分注重经济发展, 而更应该注重国民的幸福程度。因此, 他提出了由政府治理, 经济增长, 文化发展, 环境保护四类指标组成的幸福指数体系, 它被认为是最早的系统化的幸福指数体系。在此之后, 发达国家如美国, 英国, 日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幸福指数体系。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计算国民的“幸福指数”;英国提出了“国民发展指数” (MDP) , 包括社会, 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 (GNC) 的概念, 强调文化的价值。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 韩国等也根据各自的需要提出了自己的幸福指数体系。

2、幸福指数的研究视角

幸福指数的研究涉及心理学, 社会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 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也有所不同。按照对幸福指数的理解, 可以把研究视角归类为主观视角;客观视角和主客观相结合的视角。

主观视角即把幸福指数看作是民众的主观体验和评价, 持这类视角的研究者是心理学家和一部分经济学家。他们通过编制问卷量表, 进行访谈等研究方法, 来测量民众的幸福指数。

客观视角即把幸福指数看作类似GDP的客观统计数据, 持这类视角的研究者主要是经济学家。他们立足于宏观的经济统计指标, 提出各种公式对幸福感进行计算, 意图弥补片面强调GDP指标所带来的不足。

主客观相结合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对以上两者进行了折衷, 通过量表等工具获得主观指标, 通过经济统计数据计算客观指标, 再将两者结合到一起, 将各类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 构造幸福指数体系。

3、幸福指数与主观幸福感

确定幸福指数的研究视角, 首先需要明确幸福指数和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这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幸福指数与主观幸福感都是反映幸福程度的指标, 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也有所不同。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的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 (Diener, 1984) 。对于幸福指数, 尚未有统一的, 广泛认可的定义, 但可以确定的是, 幸福指数是一个数量化的指标, 它测量的对象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因此, 主观幸福感与幸福指数都是反映人们幸福程度的数量化指标, 它们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

4、幸福指数的界定

通过与主观幸福感的比较, 可以发现幸福指数可以看作主观幸福感的特殊形式, 是主观幸福感研究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应用。因此, 对幸福指数进行如下界定:幸福指数 (或国民幸福指数) 是以该地区民众幸福的水平来衡量该地区经济发达与社会发展的量化指标。

从这一界定出发, 可看出幸福指数有以下特性:首先, 它的形式是某地区民众的幸福程度, 因此是主观的, 依赖于民众的自我评价与体验;其次, 它是衡量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 因此体验与评价的内容是具体的, 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联系的, 而不仅仅是概括和抽象的;再次, 它的研究目的与通常的主观幸福感有所不同, 更多的侧重于监测该地区幸福程度的平均水平, 为政策的制定和修改提供参考和建议。

二、幸福指数的结构与体系

幸福指数的结构与体系, 就是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 对“幸福指数包含哪些组成要素?”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研究者的视角不同, 对幸福指数包含哪些组成要素的观点也不同。

一类研究者认为幸福指数完全是主观的, 这种观点实际将幸福指数和主观幸福感简单的等同起来, 这样, 幸福指数的结构体系与主观幸福感一样, 即包括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维度。

随着对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深入, 以及主观幸福感对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等概念的整合趋势, 幸福指数或者说幸福感的内涵也在不断深化。Diener (2000) 将主观幸福感扩展为总体生活满意度, 具体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四个维度。国内邢占军 (2003) , 苗元江 (2003) 和乐正 (2006) 等人都在对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幸福指数体系。邢占军从体验论的观点出发, 认为幸福包括健康体验, 满足体验和发展体验三个成分[2];苗元江从整合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框架与测评指标角度出发, 提出了一个指数 (幸福指数) 、两个模块 (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 、九个维度 (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 [1]。乐正 (2006) 提出了三类指标测量居民的幸福感:A类指标包括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B类指标包括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 C类指标包括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瞭望东方周刊》发起并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采用了奚恺元 (Christopher K.Hsee) 提出的城市幸福评估体系, 该体系包括市民对城市的总体主观感受;各具体方面的感受 (包括人情、交通、赚钱机会、节奏、生活便利、娱乐、环境、市民文明程度) ;去留意愿 (市民是否愿意自己和子女留在自己的城市, 如不愿, 则问最愿意去中国哪个城市定居) 。

另一类研究者认为幸福指数完全是客观的, 他们根据各种经济学的理论与假设, 提出了各自的幸福指数体系。这些体系大都建立在GDP等可统计的经济数据的基础上, 综合全面的考虑衡量经济发展的各种客观指标, 如失业率, 基尼系数, 生态环境等因素, 通过各种因素或公式对幸福指数进行描述和计算。不丹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了包括政府治理, 经济增长, 文化发展, 环境保护四类指标的幸福指数体系。国内的蔺丰奇 (2006) 认为国民幸福指数包括社会健康指数, 社会福利指数, 社会文明指数, 生态环境指数, 并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的计算公式: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其中a、b、c、d、e分别代表各项指数所占的权数[3]。周四军, 庄成杰 (2008) 从经济、社会、人口与环境四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NHI体系, 这些指标和数据都取自政府发布的统计年鉴, 而不是个体对自己幸福程度的主观评价。

还有的研究者综合了上述两类观点, 提出了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相结合的体系。英国的“幸福星球指数 (Happy Planet Index) ”由生活满意度, 预期寿命以及生态足迹 (Ecological Footprint) 组成, 其中生态足迹衡量在人口与经济规模条件下, 维持资源消费和废物消纳所必需的生物生产面积。该幸福指数的计算方法是通过生活满意度和预期寿命相乘得到幸福生活年, 然后除以生态足迹, 以此来探讨能否花费最少的资源让人们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三、幸福指数的研究方法与测量

幸福指数作为主观幸福感的特殊形式, 因此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方法与测量工具都深深的影响了幸福指数的研究。

Paul Dolan, Richard Layard&Robert Metcalfe (2011) 将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法分为三类:评价的 (Evaluation) ;体验的 (Experience) 和完善论的 (Eudemonic) 。评价的方法是测量受访者对其生活总体或某一方面的概括性的满意或幸福程度。体验的方法是测量完全取决与受访者的“纯粹”的情绪状态。这种方法要求受访者重构某段时间 (如昨天) 所发生的具体事件, 从而唤醒当时的情绪体验, 在测量中较常使用日重现法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DRM) (Kahneman et al, 2004) 和生态取样法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 (Stone et al, 1999) 。完善论的方法是将个体心理需要的满足与自我实现看作幸福, 对个体的测量更多的偏重于心理幸福感 (PWB) 。

参考文献

[1]苗元江: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 《南京社会科学》, 2009, (11) 。

[2]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2003年。

[3]蔺丰奇:《新标尺——国民幸福指数》, 《国情观察》, 2006, (7) 。

[4]严翅军:《全面小康社会的幸福指数构成探讨》, 《唯实》, 2010, (5) 。

幸福指数 篇2

铁锁关镇扎实开展“三问三解三服务三促进”活动掠影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铁锁关镇兰家沟村委会内热闹非凡、暖意融融。县茶叶中心干部正耐心细致的回答村民提出的茶叶采摘技巧方面的问题。这是铁锁关镇开展“三问三解三服务三促进”活动的一个场景。

近年来，铁锁关镇深化干部作风建设，创新服务群众方式，连年开展干部下基层活动，建立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解决制约农村发展的基础设施难题、农民发展产业致富的难题、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难题。今年，按照中省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和市、县深化干部作风建设，开展“三问三解三服务三促进”活动的要求，镇党委以雷厉风行的作风扎实开展好活动，班子成员、各办所负责人、机关干部30人分批驻村入户。同时，对市、县包扶部门和下派干部纳入机关干部管理范畴，严管重用。活动中，镇党委要求下派干部坚持民生重于一切，多行便民之举，多半利民之事，要尽心尽力干出利于农村发展、利于百姓利益的业绩，用自己的幸福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民生细小，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一枝一叶总关情。铁锁关镇把解决好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作为下派干部工作重点，实行帮扶到户到人，下派科级以上干部包扶5户困难群众，一般干部包扶2户困难群众，对干部家庭的情况熟

记于心，把群众所望所盼详细记录在民情日记中。县政府办下派干部何仕国包扶的熊家沟村五组王明进，家里有6人，仅王明进1人赚钱养家，子女正在上大学，家庭经济入不敷出，何仕国表示将尽己所能，帮助其子女完成学业。民生改善，收入是关键。老百姓有工作，才有收入，才有条件去提升生活质量和维护尊严。铁锁关镇把产业发展作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下派干部在工作中千方百计帮助群众发展产业。周家坎村建食用菌示范园区，政府出钱征地、搭棚，群众免费入园区。起初群众对此心存芥蒂，认为这么好的事有猫腻。下派干部就到村上召开群众会，向群众细细讲解，引导群众进入园区，规模化发展食用菌。在装袋备料过程中，镇上还组织农技干部为群众提供技术服务，让群众真切的感受到政府是为了群众利益。

改善民生，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方式。过去是老百姓有矛盾纠纷找政府调处，经常是小事闹大，大事闹炸。现如今，铁锁关镇针对民生问题，主动回应，下派干部到基层一线，和群众谈心交流，掌握群众所思、所想，主动回应群众诉求，及早化解矛盾纠纷，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了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铁锁关镇一组张姓和杨姓两户因宅基地边界产生纠纷，村组多次调解，未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县国土局下派干部王博了解情况后，先后和村干部、两兄弟分别交谈，理清了矛盾根源，给两家讲政策，摆事实，拉感情，最终邻里两家互相做出让步，妥善化解了这起矛盾隐患。

铁锁关镇党委书记杨光富说：胸中有百姓，干事方向明。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中心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关注群众的需求，顺应人民的愿望。在工作安排上，要解决好人民群众工作、生活中的不便和困难，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下派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工作方式上，要注重创新，体现公平、正义，解决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要扎实推进、打牢基础，一点一点突破，一个一个解决，一件一件办成。

不丹国民幸福指数 篇3

在不丹国民幸福总量的衡量标准里，“社区”的概念占据核心地位。该指标认为，人应当深深地植根于其所属的社区，那里安全、人与人之间互相支持，值得信赖；理想的情况下，不存在被其他人伤害的恐惧。在团结共处的社区生活中，人们通常让渡部分自我，感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在这一设想的社区里，家庭之内以及各家庭之间，有深刻的归属感和互助精神。

因此GNH指数评估接受和给予各种馈赠的水平，如社交的时间、劳务和物品，并评估一个社区中关键要素的文化传承，如方言、手工艺技能以及村镇庆典上仪式性的戏剧和舞蹈。

在个人层面上，GNH的生活标准指标衡量收入、土地和住房质量。在健康领域，GNH所构想的人，每个月应有超过26天感觉健康，自我报告的健康水平很高，而且不能具有严重残疾的苦痛。

除了物质生活的考量，GNH所设想的个人，还应当嵌入在完满的社会价值观和愿景当中。 该指数评估人生的满足感、心理健康和生活压力的水平；衡量10项自我报告的情绪，从而评估精神生活的模式。那些有助于缓解心灵迷失的精神手段，如冥思和祷告，也会在GNH指数中得到衡量。

最后，GNH将时间作为其中的一个独立要素。GNH所构想的人，不应该有时间的匮乏，而应当能够感受缓慢生活的愉悦。每一天，都有充分的时间用于社交、休闲活动，并享受充足的睡眠。

总体来说，通过GNH指数可以观察人们9个领域的表现：心理健康、时间利用、社区活力、文化多样性、生态环境的韧性、生活标准、医疗、教育、政府治理水平。

GNH指数旨在引领民众和国家走向幸福，主要手段是改善不那么幸福的人的境遇。我们可以通过分析GNH指数来了解谁感到不幸福，不幸福的根源在哪里。根据GNH指数所呈现的数据，政府及其他机构会有更大的动力来减少不幸福人群的窘迫，缓解不幸福人群在许多领域的匮乏。比如，不丹农村的不幸福人群往往是那些受教育较少、生活标准较低、时间利用不平衡的人。不丹城市的不幸福人群所缺乏的是非物质层面的东西，如社区的活力、文化和心理的健康。在不丹首都廷布，人们最大的匮乏在于社区缺乏活力。

幸福指数 篇4

关键词：收入,幸福指数,倒U型曲线

一、幸福指数总体评价

还记得一些年前, 很多人都认为有钱就是幸福, 因为有钱就可以买房子买车, 过上富裕的生活。可是随着这些年GDP的飞速增长, 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如预期般随着GDP一同上扬, 相反, 幸福指数不升反降, 难道有钱不再等于幸福?

二、回归模型

在问卷中, 我们向被调查者提出了5个有关幸福方面的问题, 分别是身心健康、物质条件、人际关系、个人价值和家庭生活。我们利用2009年的数据, 将这5个部分作为自变量, 将幸福指数的总体状况作为因变量, 做一个回归模型, 旨在得出各个方面对于幸福指数的贡献度。这样也就从侧面反映出了人们更关注哪个方面, 哪个方面更能影响人们对于自己是否幸福的判断。

得出回归方程, R方为62.4%, 总体看模型的拟合优度并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F统计量P值远小于0.05, 说明结果显著, 所以认为建立的回归方程是有效的。每一个自变量的P值都是远小于0.05的, 说明这几个变量都是有效的。接着再看回归方程的系数, 物质条件这一项的系数仅仅是0.091, 相对于其他四项已经是并列倒数第一了, 说明物质条件对于幸福指数的贡献比其他几项相对较小。

三、路径分析

下面我们再通过路径分析, 验证一下这五个因素对于幸福指数的影响。

我们将6个变量设为观测变量、即显变量。通过回归分析, 我们的模型设计为一个多元回归方程, 在路径分析中, 我们也将这6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设置为一个多元回归。

下图为在路径分析中我们绘制的关系图, 如图

这五个因素对于幸福指数总体状况的影响大小, 他们相对应的权数分别是身心健康0.091、家庭生活0.282、人际关系0.245、物质条件0.09、个人价值0.154, 而在标准化之后这五个因素的权数分别为身心健康0.138、家庭生活0.414、人际关系0.359、物质条件0.132、个人价值0.235。从各个因素权数的P值我们可以知道, 这五个变量对于幸福指数总体状况的贡献都是显著的, 物质条件的权数是五个变量中最小的, 说明其对于幸福指数的总体状况的贡献程度是最小的, 而家庭生活的权数最大, 说明其对于幸福指数的贡献最大, 而这个结果与我们利用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是大致相同的。

这就表明在现代人的观念中, 物质条件已经不再是对于幸福指数贡献最大的部分了, 甚至已经被其他诸如家庭生活、人际关系等因素所超越。

四、收入与幸福指数倒U型关系

通过以上的两种分析, 我能够部分验证自己的一些想法, 即对于当代人来说, 自身收入的高低早已不是影响幸福指数的惟一指标, 甚至都已经不是最主要的指标了, 他们可能会更在意家庭是否幸福、自我价值能否更好地实现、生活的环境会不会更好、贫富差距是不是加大等等。

“收入—幸福”悖论一直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难题。相关研究显示, 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 GDP的增长使幸福曲线的上升坡度很陡, 而到了人均3000至5000美元的水平之后, 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

对于收入—幸福的非同步性, 我们再利用2009年的数据进行一下说明。通过对于数据的整合, 我们将总体状况这一栏的数据画成散点图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出, 幸福指数并没有一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持续增加, 而是在中间出现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趋势。对于这个现象的出现, 不仅符合我自己的假设, 也符合现在主流的幸福指数研究的观点。

由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的“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数监测报告”中显示, 家庭月收入不足4000元时, 居民的幸福感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当收入达到4000元后, 这种幸福感就会呈波浪形上升。这一阶层居民的生活品质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有所提高, 对生活现状也会呈现阶段性满足。家庭月收入在5000元至7000元之间的中等收入阶层对“幸福生活”的感觉最为强烈。于秀琴说:“这些人衣食无忧, 生活水平停留在小康阶段, 生活稳定也没有更高的奢求, 所以最能体会生活的幸福。”而收入再高点, 幸福感却并不能随之增长。调查显示:家庭月收入高于7000元后, 居民幸福感开始出现下降。当家庭月收入达到15000元至20000元时, 幸福感反而显得很不确定, 这一组别的人群幸福感平均分值与家庭月收入在1000元至1499元之间收入组相同。

五、结论及建议

随着近些年经济的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满足于能够吃饱穿暖, 而将有更多的精力去追求更高一层次的幸福。与此同时, 高收入带来的高压力、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所以收入和幸福已经不再是那种简单的正相关关系了。通过结合北京社会生活指数调查的结果, 我们得出了收入与幸福的关系, 基本上呈现出一个倒U型的趋势, 即在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 随着收入的提高, 幸福指数会有显著的提高, 而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 收入的继续增加并不能有效地提高幸福指数, 甚至会使得幸福指数出现下降。

本次调查由于是学生们完成的, 从总体分析中的收入水平可以看出, 被调查者中极少甚至不存在超高收入者。由于超高收入者和一般收入者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我们不能仅仅通过一些较高收入者的数据来笼统地解释超高收入者, 这种数据的缺失, 使得我们对于收入与幸福指数的相关曲线不够完善。在我的猜想中, 富豪们由于有足够的金钱、名誉、地位以及自己价值, 使得他们能够以很大的代价来弥补现实环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而消除那些降低幸福指数的负面影响。这样, 他们这个人群的幸福指数可能要比一般人高一些, 从而使得整个收入与幸福指数的相关曲线呈一个三次方的曲线形状。

参考文献

[1]刘军.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幸福指数同步增长.时代金融, 2011 (08) .

[2]张意丽.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

[3]李伟杰.让好看的GDP和真实的幸福感一起成长.决策探索 (下半月) , 2011 (01) .

[4]周学森.学位论文.上海复旦大学.

“幸福指数”阅读答案 篇5

提高学生成绩的同时，还应该兼顾到他们的远景发展、精神发展和快乐程度。如果因为学习让学生成了书呆子，成绩好了，心态差了；能力强了，快乐少了，这样的教育不能说是健康和谐的教育。因此，就像华师附中的学生可以将快乐指数纳入课堂调查，将精神幸福指数作为学校改进教学质量、后勤管理的一个标准，让学生们为教育行为打分，就能够有效调动老师们注重发展学生精神成长的积极性。实践证明，学生的情商和非智力因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智商，智商得到了较好发展的同时，情商也能得到较好发展，未来人才的终身教育才能形成和谐状态。

现在，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冲突随着未成年人权利意识的增强而增加，但社会仍把关注点放在加强理解与交流这一层面上，没有把未成年人权利上升到人权高度，进而加强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将孩子的精神幸福指数作为教育内容，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角度上讲，是法治精神的体现，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法律尊严，能更好地落实依法执教。

1．此文内容旨在提醒公众要关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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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概括文章最后一段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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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全文信息，以下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

A．学习让学生成了书呆子，成绩好了，心态差了。

B．孩子的情商和非智力因素远比智商重要。

C．现在的传统教育都围绕着功名利禄，精神卫生状况不容乐观，精神幸福成为奢侈品。

D．现在，未成年人与成人的冲突日渐增加，导致自杀率呈上升趋势。

参考答案：

1．关注学生的精神成长和人格成长。

2．将孩子的精神幸福指数作为教育内容，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是法制精神的体现。

从人民幸福指数看国民幸福感 篇6

关键词：人民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感

据专家预测，发达国家在2015年GDP增速将在2.58%，而中国2015年GDP增速将在5.81%。[1]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GDP的增速较快，并且引起西方国家的一度恐慌。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中国本来就是发展中国家，起点低，增速快，要想发展，这也是必然的趋势。因此，丝毫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国家强大起来了。除此之外，专家预测在2015年欧洲联盟的GDP增速将在1.67%，相对于中国来说也是较低的，然而据调查，欧洲国家的人民幸福指数要远远高于中国，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原因在哪里？

一、国民幸福感的概念定义

国民幸福感是指国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或幸福的感觉。从经济学上来说，国民幸福感可以用人民幸福指数来代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民幸福指数是否就能真的代表国民幸福感，这值得去探究。而人民幸福指数是由国民收入的递增、失业率、通货膨胀这几个方面组成。从宏观方面看，我国的国民收入是不断增加，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国民收入是人均收入。我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大的国家，国家的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小部分人手中，小部分财富却被分给了人口的大部分。因此对于大部分人说，他们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增加。而据资料报道，我国近几十年的失业率也只增不减，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略微下降。因此接下来将讨论国民收入、失业率、通货膨胀这三个因素是否会影响国民幸福指数。

二、我国国民幸福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失业率增加

在我国，对于许多父母来说，孩子上大学就意味着将来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不用跟父辈一样辛勤劳作。而对于孩子来说，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寒窗苦读十几载，毕业后很可能找不到工作。那么失业是什么呢，它对生活有什么影响呢？需要刺激经济的发展。而据资料显示，近些年来，我国的失业率只增不降，实际失业率比登记的失业率要高，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因此这是导致国民幸福感下降的原因之一。每天早上起床，想想有好几万人在跟你竞争，害怕哪一天就被解雇了。

（二）工资水平变动不大

工资水平是指在一定区域内， 一定时间内劳动者平均收入的高低水平。而确定工资水平时应考虑生活费用、物价水平，这样才能保证员工及其家庭获得维持生活的基本费用。一般来说，总的物质生产增多，工人的工资就应随之增加。根据《国民幸福报告2014》，我们可知时薪在20-30元的人在工资方面幸福指数最高，感到最幸福。[3]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质量没有提高。那么是为什么呢？因为工资变动不大，而普通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衣食住行方面的费用，却增加了。对生活费用影响最大的是物价水平，当物价上涨时，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消费的水平也会提高，花同样的钱就只能买到更少的东西，因此原来的生活水平就维持不了，就会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倘若连最基本的消费也满足不了，那么国民的生活就会一直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对生活的幸福感就会下降。

（三）通货膨胀

近几十年来，通货膨胀速度加快，普通老百姓在感叹的同时，也有一种明显的无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无论社会发展速度有多快，由于没有文化，他们的生产力始终赶不上机器。他们的生活始终在生存线上挣扎。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虽然钱挣得比过去要多，但是物价一涨，他们的生活并不见得比过去好。而根据CPI中八大类食品所占的比例，我们大致可以估算，在我国过去的三十年间，货币的购买力的确是下降了，比如据资料显示2010年的50块人民币，在1980年只能相当于当时的一块人民币。因此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工资的上涨而提高。[4]

三、提高我国国民幸福感的若干建议

（一）提高就业率

国家在要求民众树立正确的就业观的同时，也隐含更改拓宽就业途径，提高就业率。比如说，高校也应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适当调整自己的教学目标和培养目标，使面临毕业的学生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学生自身来说，既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在学校中学习时，不能过多认为学校是享乐的乐园。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加强自身的训练，提高自己的社会生存能力，使自己能自信地面临社会的挑战，最终找到合适的工作。

（二）适当提高工资水平

工资水平不提高，而物价不断增长，必然就会造成人们的幸福感下降。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控，适当提高工作水平，使看不见的手发挥重要的作用，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在CPI调查中，蔬菜、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占有很大的比例，假如连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上涨了，那么CPI必定要上升，因此工资水平如果不提高的话，那么人民的生活水平必然不会提高。而即使工资水平提高了，但是它上涨的速度没有物价上涨的速度快，那么人民的生活也不会好过。

（三） 控制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国民的生活。因此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手段，控制通货膨胀。比如说，对于生活必需品，政府需根据广大国民的生活水平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结合最高限价法，对于生活所需的农产品进行分类定价，同时给予农民一定的种植补贴，鼓励农民种植。而对于房地产业，政府应理智的调整住房的供需结构，不能一味为了发展经济，过度开发房地产业，肆意将房价调到普通国民买不起的价格。造成超高的空房率。应该用政策鼓励那些建中低房价的公司或企业。

总之，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问题，这时就需要政府不断地进行小规模地改革，改善人们生活的质量，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这条路想必走起来很漫长，需要国民耐心等待。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教科院）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2015年世界各国GDP经济总量及GDP增速排名预测[J].资讯榜单，2015（13）.

[2] 钱晓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博弈论分析[J].科协论坛，2007（02）.

[3] [EB/OL].http：//wccdaily.com.cn

投资幸福指数四原则 篇7

理财投资、理财规划是具有生命的,需要用心经营,不断吸取经验,这样才能让投资理财更加行之有效。

原则一:合理配置稳健投资

选择相对稳健的投资工具,让自己的资产配置更恰当,分散不同市场、不同投资产品和不同投资时间的风险,合理保持流动性,才是更稳健的、通往幸福的致富轨道。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特别是投资经验还不是很丰富的人,我建议不妨选择稳健的投资理财方式。

原则二:投资资金合法健康

用于投资理财的资金来源一定要合理合法,这样才能在投资产生正常波动时,保持心态平和。如果用典当、抵押、贷款,甚至是高利贷途径获得的资金用于投资,其背后必将饱含投资者对超额收益的疯狂预期,使投资变成了投机。试问,如果紧张、恐惧等情绪一直伴随着我们,又何谈投资理财带来的幸福感!

原则三:未来收益合理预期

投资者只有合理地设定预期,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才能实现风险可控、理性持续地获得投资收益。对于喜欢投资权益类等风险相对较高产品的投资者来说,平时需要注重对宏观政策导向的理解以及国家对这些政策的实施进程。而自己是否能够遵守投资规律、保持正确的投资心态等都将决定投资结果的好坏。对大多数人而言,花费很多时间研究投资产品、宏观政策及实施进程都是不太现实的,而且市场波动无处不在,调整自己的投资心理也非常困难。要想在起伏的市场上做到幸福理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预期收益目标调整到市场平均收益的水平、降低理财收益预期值。

原则四:创造财富服务生活

金钱是我们提高生活质量的工具,掌握驾驭财富的能力,才能让金钱服务于我们的生活。为了赚钱而赚钱,就偏离了我们投资理财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在自己可以支配的财富基础上充分驾驭这些财富,按照自己的实际能力选择相应的生活,才能让金钱充分发挥它该有的作用,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投资理财是一件快乐而又长期的事,需要你不断学习相应的知识技能,从经验中总结得失。但有一点一定要记住,投资理财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幸福感。

国人幸福指数现状研究 篇8

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心理体验,它既与客观生活条件密切相关,又集中体现个人需求和价值取向。[1]幸福是一种极为抽象的东西,神秘而高贵,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很飘渺,有时候也会突然而至,唾手可得,但无论怎样,我们总是虔诚无比,锲而不舍的追求它。[2]对于幸福,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在每个人心中对幸福的概念似乎是那么的清晰,清晰得我们一直在说,一直在想,甚至一直在祝福着自己、他人幸福。但我们对幸福似乎又是那么的陌生,陌生得我们很难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那么,幸福究竟又是什么呢?

1.1 国外关于幸福的论述

当代的研究者已将幸福概念的哲学起源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快乐主义幸福观”(hedonicview)始自阿里斯底波(Aristippus)的哲学。阿里斯底波提倡将快乐的最大化作为生活的目标和幸福的源泉。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s)后来追随这一观点,虽然是以更温和的方式来阐释。另一种观点——完善论的幸福观(eudai-monic view),来自亚里士多德学派(Aristotelian)的视角。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他是行为的目的。”[3]幸福是理性的行为,其具有长效性、自足性、持久性,同时幸福是快乐的。幸福是至善,至善本身就是目的,且是其他目的的目的,因此是可欲的。[4]一个人在生活中“善”的程度是评价幸福的决定性标准。善的生活,而不只是快乐的生活,是获得幸福的关键因素。当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与我们平常人所理解的“善”的意义不同。平常所说的“善”,也就是与“恶”相对的概念,非恶即善,这属于道德上的名词,为狭义的“善”。善是一切事物之功用(或效用),由于各种事物的功用(或效用)不同,所以善也是多种多样的。同时“普遍的善”是同个别的、具体的善不可分离的,善是通过具体的、现实行动去实现。[5]而以密尔为集大成者的功利主义,则在苦乐原理上以快乐原则通感所有的幸福心境。这是与现代主观幸福感的概念联系最密切的观点。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总是徘徊于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之间,尽管分别赞同两种不同观点的学者对幸福的定义和主要来源经常持有异议,他们的理论最终都丰富了关于幸福本质的看法。[6]

1.2 国内关于幸福的论述

在《汉语大词典》中,“幸福”的含义是:(1)谓祈望得福气;(2)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3)指生活、境遇等称心如意。[7]在我过的早期文化中,儒家、道家、佛家都对幸福有着自己不同的诠释。儒家的幸福观首先强调个人和社会的统一。儒家认为人的幸福分为两个方面,即内圣外王。[8]内圣,追求个人的价值实现,强调自强不息;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处世之功,强调厚德载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除了涉及个人自身修养外,还表现追求普天下人幸福的意愿。儒家的幸福观向内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形成仁、义、礼、智良好的道德品质;向外要齐家、治国、平天下,求取功名,行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以仁爱之心建立和谐人际关系。而道家的幸福观中,老、庄认为人都有自然本性,只要将这种本性充分发展,实现无知、无欲、无为和柔弱不争的上德,才能回归真我,得到幸福。[9]佛家提出苦、集、灭、道四圣谛,意在世间本无幸福可言,释迦牟尼认为: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苦产生于人的欲望,人若想达到极乐世界,就必须消除欲望,潜心向佛,修善事,得正果,摆脱痛苦的“生死轮回”,达到极乐世界,即真正的幸福。

1.3 关于幸福指数的论述

幸福指数,是个体对自己幸福状况最为直接的评估,反映个体对自己生活状况的直观判断。[10]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就是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国富是为了民乐,是为了“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十六大报告结束语)。

幸福指数起源于南亚不丹国,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旺楚克于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的核算,称“国民幸福指数”(GNH),或“国民生活快乐指数”(GHC),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方面组成。这引起了各国经济学家的关注,并纷纷开始研究有关幸福指数的理论。美国联邦政府和英国内阁都拨巨资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聘请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等专家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目前,不丹研究的国民幸福指数已经扩展到九大领域:生活水平、健康、教育与生态体系的多样性和弹性、文化的活力和多样性、时间的利用与平衡、政府善治、社区活力及心理良好。在“不丹模式”的影响下,近年来,世界各国更刮起了构建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试算国内幸福指数的热潮。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

对幸福指数指标的内容,不同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有不同的定义,程国栋院士认为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是一个综合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应该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6类要素组成;而邢占军教授认为幸福指数应该包括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成长进步体验指数、目标价值体验指数、心态平衡体验指数、人际适应体验指数、家庭氛围体验指数。[11]

在幸福指数的研究中,幸福星球指数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幸福星球指数不是用于衡量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或最适宜居住的国家,也不是用于衡量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或对环境最友好的国家,它是一个衡量各国人民在创造长久、幸福生活的同时是否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有限的生态资源的指标,即人类幸福生活的生态效率的指标。幸福星球指数由三部分构成: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及生态足迹。计算公式为:幸福星球指数=(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生态足迹。

国民幸福指数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它能用数字把主观的感受表示出来,了解民众在一定期间内的生活质量,这一时期生活的质量满意度,给人更直观的印象。幸福指数可以弥补GDP指标只从经济层面评价社会发展的不足,通过人民精神层面反映民众的生活质量,以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另一个重要指标,为政府制定方针政策,出台以人为本的相关人文关怀政策提供政策依据,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我国人民幸福指数现状分析

我国对幸福指数的研究中,山东省委党校的刑占军教授、芝加哥商学院的奚恺元教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带头作用。奚恺元教授对我国几大城市生活幸福度的调查引起了人们的热烈关注。2004年他与瞭望东方周刊合作,以随机访问的方式,对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六大城市进行幸福指数测试。

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问耶鲁大学时,曾强调要重视幸福指数,关注人民的生活质量。十七大期间,胡锦涛主席又提出把人民的幸福指数当做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人民幸福指数过程中提出了构建中国幸福指数的设想:(1)构建中国幸福指数的目的,和谐社会的核心部分之一是民生,即要做到以人为本。(2)中国幸福指数的理论框架,中国幸福指数也将由三部分构成:中国各省区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各省区市居民的预期寿命以及各省区市的生态足迹。计算公式与幸福星球指数的一样。(3)数据收集与指标标准化,中国各省区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数据,可以使用中国城市论坛进行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网络公众调查的相关数据替代。

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也越来越明显,幸福指数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正逐渐成为考核一个国家和地区进步的新指标。

2.1 我国农村人口幸福指数现状分析

在我国的人口分布中,农民总人口接近9亿,农民是我国人数最多的群体,同时也是一个弱势群体。研究农民幸福指数,有助于我们真实的了解农民群体的生活质量,了解他们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度,同时也可以折射出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是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三农”问题提出后,我国农村经济收入、医疗卫生、交通状况、生活环境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同时“看病难,看病贵”,子女教育等依旧是困扰农民生活的难题,这也成为影响农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随着政府对农村发展的不断重视,我国学者对农民幸福指数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在中国知网中,输入农民,幸福指数进行搜索一共包含了267条记录,如山东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盖国强的《新农村建设该怎样追求“高幸福指数”》;王萍霞的《提升农民幸福指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终目标》;吕斐宜的《论农民幸福指数应纳入农村发展指标体系》等研究。

王立明等人在其《河北省农民幸福指数调查报告》中,通过对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的100为农民进行抽样调查,并从农民对自己家庭收入满意度、当前农业方面的收入满意度、当前农村物价满意度、邻里关系、子女表现、医疗制度、健康状况等满意度、农民工工资发放满意度及当前经济负担满意度、农村执法和社会治安、农村生态环境及交通状况、文艺文化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12]通过调查得出,较大比例的农民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仅靠农业收入已经很难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40%农民工不能及时得到工资,物价上涨过快等等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经济负担。农村脏乱差的局面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医药费报销存在种种困难和误解,“小病舍不得看,大病看不起,也不敢看”依旧是农村医疗的真实写照。这都是影响农民幸福指数不高的重要原因。通过对不同年龄的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得出表1。

在表1中,40—59岁的农民幸福指数最低,笔者分析认为,可能这阶段的农民都承担着上有老小有小的家庭重担,经济压力较大,且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身体健康状况不再如青壮年时期,伤病也开始增多。这一分析结果与王金花的调查结果一致。

王金花在她的《农民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通过抽样调查得出70%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包括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其中53.3%的人的幸福指数处于60分到75分的分段。根据调查结果和分析得出:农民幸福指数与家庭收入的相关性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和家庭收入这几个因素中是最大的,可以说家庭收入这个因素对农民幸福指数的影响作用最大,年龄的影响作用次之,其他因素对农民幸福指数几乎没有影响。[13]在研究健康生活指标、收入保障指标、生活环境指标、社会环境指标、生活满意指标和幸福信心指标六个方面对幸福指数的影响中,生活满意指标是影响农民幸福指数的最重要因素,而社会环境指标对农民幸福指数的影响不大。同样,调查还发现,自尊心强,积极乐观的人,幸福指数相对较高。而那些觉得社会不公平,内向和懒散的人,幸福感指数相对较低。通过访谈还总结出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身心态的对比,比如:和XX相比,我比他幸福多了(苦多了);和过去相比,我的日子过得好多了(差多了)等等,从而也验证了卡尼曼的前景理论。

农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生活水平较低,经济不富裕,文化素质不高等也使得他们为弱势群体,经受不起生活中的大风大雨。若想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心理满足感是远远不够的。根据笔者的分析研究,提出如下建议:(1)认真贯彻执行“三农”,让老百姓真正过上小康生活,而不仅限于口号和形式。(2)从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真正解决农村最棘手的问题,解决好经济、医疗、卫生、教育、交通、环境等根本问题。解决好看病贵,看病难,农村教育水平滞后等突出问题。(3)关注农村弱势群体的生活和心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等都是农村必须解决、急切解决的问题。(4)因地制宜,创造农村特有经济体制,如根据自身优势发展种植业、畜牧业;就近建立企业,让剩余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5)做好相关考核制度,以免使幸福指数成为政绩工程。

2.2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幸福指数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批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务工,在农民工形成的同时,广大的农村也随之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农村留守儿童。

对“留守儿童”的定义,学术界目前尚不统一,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专家严福梅教授(1994)认为留守儿童是由于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打工或者经商而留在家里,由祖父母或者其他亲人代为抚养的孩子,这些孩子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一般小于16岁。[1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4)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农村家乡,并且需要其他亲人或者委托人照顾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6—16岁)。[15]由于目前对留守儿童的概念上存在对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的分歧、对留守儿童年龄的争议、对父母外出时间的分歧,从而对留守儿童的统计数据也有所差异。

据《中国妇女报》2011年2月21日报道,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多留守儿童,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长期与父母分离,容易产生亲情缺失、教育监护、安全保护不力等问题。[16]

父母外出务工,通常将子女交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甚至亲戚朋友照管。在隔代监护中,由于年龄相差太大,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要么溺爱,要么粗暴、放纵不管,隔代监护的监护重点是“养”而不是“教”,而且彼此间年龄相差太大,很难真正沟通。寄养在亲戚朋友家的孩子,监护人要么觉得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不用那么在意;要么不想惹麻烦,从而对其放纵。调查还发现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问题是留守儿童最容易出现的问题。[17]他们容易表现出:性格内向、自卑闭锁、空虚寂寞、盲目反抗和逆反心理。而此时监护人不仅不能对其心理进行正确的引导。在农忙时监护人没有时间顾及孩子们的生活,他们要么挨饿,要么自理,甚至承担全部家务。这样孩子们在缺乏父母关爱下往往容易任性、叛逆、逃学、甚至打架斗殴。

在朱科蓉等人对农村“留守子女”学习状况调查分析中,通过对父母是否外出打工的学习成绩进行比较,得到结论是留守儿童的平均成绩低于非留守儿童,如表2。[18]

在党云皓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及相关因素的调查研究中,通过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焦虑、抑郁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得出表3。[19]

由表3留守儿童组与非留守儿童组的比较中,除社交恐怖因子得分外,抑郁总分、焦虑总分及其他各因子得分均留守组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留守儿童总体焦虑抑郁障碍高于非留守儿童。

张丽芳等人通过对留守儿童进行分类与非留守儿童进行主观幸福感比较,得出父母未外出的儿童幸福感最高,且明显高于其他任何情况的留守儿童(表4)。[20]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学习情况、幸福感都值得社会、学校、家庭深思,在国家大力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采取措施以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幸福指数,让他们真正感受幸福的滋味。

2.3 当代在校大学生幸福指数现状分析

大学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也是很受社会关注,对大学生的培养直接决定着国家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他们既是学生,享受着学生时代特有的那份安闲和孩子气,但他们也将承受着中小学生不需要承受的种种社会压力。大学时代是介于学校和社会的过渡期,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因此,对在校大学生的幸福指数做调查有着重要意义。

在对大学生幸福指数研究中,苗元江在他的《当代大学生幸福感调查研究》中做了详细的研究,他通过对1077名在校大学生采用苗元江编制的《综合幸福问卷》,得到图1。[21]

(注:1=非常痛苦;2=很痛苦;3=痛苦;4=有些痛苦;5=中等;6=有些幸福;7=幸福;8=很幸福;9=非常幸福)

同样,在唐洁等人通过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GWB)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测量中得到表5。[22]

这两份调查报告均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大学生整体幸福感状况良好。同时大学生显现出高友好关系、高自我价值、高健康关注和低消极情感等特点。[23]另外有学者还提出构建良好人际,寻找社会归属;实现自我认同,积极悦纳他人;提高自我效能,明确社会责任;不断发展自我,相信社会潜力;积极关注社会,保持心理和谐等建议以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幸福指数。[24]

3 当前我国幸福指数差异分析

2008年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分别为:杭州、宁波、昆明、天津、唐山、佛山、绍兴、长春、无锡、长沙十座城市,而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最发达,市民经济收入最高的城市在综合竞争方面落榜。无独有偶,2004年,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应用幸福指标体系对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墨西哥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为第3名,美国排第15名,中国排第48名,居中等水平,印度尼西亚位于被调查国家的最后一位。[25]不丹和墨西哥在资源、资本、人才、市场环境等方面很难与经济发达的美国相比,然而其普遍性的国民幸福感却超越于美国。这一结论似乎有些出人意料,许多富裕国家中的财富增长并没有伴随主观幸福感的改变,按照人们的正常思维习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均收入越高,从而能够享受更多的物质条件带来的幸福感,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提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不够丰富的时候精神文明自然无从谈起。在郭海龙等人的《当前居民幸福指数的几点思考——基于对X市的实地调研》中通过研究分析绘制了收入——幸福关系图和居民幸福感的权重分析图(图2和图3)。[26]

通过图2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随着经济的增长,人民的幸福感平均值不断上升,但并不成简单线性关系增长。但从图3可以清楚的看到,居民的幸福感并非全是由经济收入决定的,况且健康状况和家庭和谐占的权重最大。对于发达国家,我国还处于经济收入较低阶段,收入的提高依然是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指出:收入是可以用货币单位衡量的指标,但收入的高低却是一个需要对比才能获得的。由于个体的差异性以及比较的对象不一样,同样的货币量化的收入却得到不同的收入高低感受,自然给人带来的幸福感受也不一样。在较低经济收入阶段,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是正相关的,在经济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这种相关程度就低了,收入对幸福很少甚至没有影响。心理学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幸福是相对的,取决于用来判断的标准。向上比较会降低主观幸福感,而向下比较会提高主观幸福感,即我们常说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经济发达城市在对外交流、文化融合方面较经济不发达城市更为便利,城市旅游业的繁荣也使其更具开放性,人们接触外来事物、获取外界信息的机会更多,但与外界、与他人相比较的心理也相应增多,更容易产生不满足感。这也就印证了为什么北京、上海居民的满意度均值和其他西部城市居民的满意度均值一样只是比较满意而不是非常满意。同样也可解释为什么农村经济较城市严重落后而幸福指数却比较高甚至部分农民幸福指数略高于城市的原因。通过幸福指数调查,按职业分组的各样本单位幸福指数均值来看(5分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主观幸福感最高,指数值达3.35分,其次是学生3.15分,再次自由职业者3.12分,企业从业人员3.05分,这四类人员指数值均值均在基本满意(3分)以上,最低的是失业/无业人员,均值仅约2.22分农民2.78分,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就业保障以及职业带来的经济预期与社会地位感受对提升幸福指数的重要意义。[27]

4 国家和政府应该怎样提高中国人民幸福指数

针对上述调查研究,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经济还处于不发达阶段,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依然是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的有效措施。同时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社会和谐、文化事业、教育事业等全方位同步发展,具体提出如下建议:

4.1 做好就业保障,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就业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调查人群中失业及无业人员的幸福指数最低,增加就业岗位,做好就业规划,安排社会闲置人员有着重要意义。就农村来看,根据地方条件创办企业,加大农业发展及扶持力度,使农民就地就业,就近就业,从而可以有效解决农民工、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一系列问题。就城市居民来说,失业或者无业就意味着没有工作收入,在高房价、高物价的城市生活中,就业显得尤为重要。就大学生而言,提供创业贷款,把“农民工、留守儿童、大学生就业”作为全社会的一个工程,齐抓共管为他们生活与学习提供法律保障。

4.2 做好医疗保险、提高教育水平、改善交通状况、发展文化事业等

农村医保取得了一定成果,城市医疗卫生有了很大提高,但看病难,看病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病不起”的呼声依旧,改善医疗服务依旧是影响人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义务教育的普及、大学的扩招一定程度改善了教育状况,但农村教育水平较为落后,教学设施较为缺乏,教育质量较低等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城市的超负荷教育也影响着学生的幸福指数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农村交通的不便利及城市交通的堵塞都已成为影响人民生活的重要因素。发展文化事业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有利于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

4.3 政府部门做好考核制度

让幸福指数走进技校课堂 篇9

一位当代教育家曾经说过,人只要做好两件事情,便可以提升自己的幸福指数:一是做自己乐意做的事; 二是做自己擅长做的事。笔者认为, 要想做到这两点,先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材施教,培养学生做乐意 之事,有效提升课语文堂幸福指数

只有改变陈旧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做自己乐意做的事情,他们的智慧和潜质才能发挥到极致。语文教师只有更新教学理念,改变学生心态,才能提升学生学习语文的幸福指数。

1.各取所需,使学生乐意缩小差距。不同的学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教师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和需求,最后再根据需求培养他们的兴趣,兴趣越多,收获越多,进步越快,从而实现做更多乐意之事的梦想。从此以后就会自信满满的去学习、去生活。这时候我们的老师的课堂驾驭也就游刃有 余,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分享乐趣,使学生擅长表达。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自主学习的必要条件。例如:笔者在讲授陶宏开的《我对网络游戏的态度》一文时,不仅没有直接指责学生玩网络游戏的弊端, 而是一起探讨网络游戏的乐趣,此时的学生不但不反感学习语文,而且很开心,认为老师教学方法好,读懂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于是敞开心扉开始畅所欲言,渐渐说出自己当初幼稚的想法。老师再根据他们的想法及时引导他们正确看待网络游戏,以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学生分享乐趣,是培养学生擅长表达的最佳方法。

3.创设情境,使学生乐意学习。老师应该善于根据课文教学内容,创设相对应的情境,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使学生加深对教学内容的领悟与感受,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例如:讲授毕淑敏的《我的五样》一文,在讲授正文时,笔者把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实物,用透明的纱布掩盖起来之后神秘地摆放在讲台上,然后让他们猜测里面的东西,当他们猜测不出来的时候,老师再设置悬念。学生感觉很好奇,便马上思考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五样东西。在同学们的鼓励和帮助下,终于使他们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从而变得非常乐意学习语文,因此达到了提升课堂中幸福指数的目的。

二、改变语文传统教学方式,挖 掘学生擅长之事,有效提升幸福指数

技工院校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强, 容易放弃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擅长,面对困难经常选择用逃避的方式。这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去挖掘学生擅长之处:

1.明确任务,挖掘自身擅长之亮点。笔者讲授语文新课时善于明确任务,习惯把任务分给每个小组,由组长把课文的导入、写作目的、线索、背景、结构、板书、重点、难点、收获、质疑、受到的启示等具体任务划 分给每个成员,让每一个成员承担相应的语文任务。任务明确后,许多学生习惯绞尽脑汁努力去想、去做。然后通过不断的鼓励、指导、点评,在短暂的时间内,他们便实现了从不愿意→愿意→擅长的梦想。

2.捕捉细节,暴露学生擅长之源泉。有经验的老师通过捕捉学生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一句不得体的话、一个不起眼的动作就知道学生的想法。 在讲授《自荐书》一文时,老师鼓励学生亲笔书写自荐书,因为字如其人。学生有意想刁难笔者,要求当场分析字迹及性格特点,笔者马上拿几个同学的字迹做示范,分析得头头是道,让学生刮目相看。一个如此简单的细节,便改变了他们对字迹和事物的态度,后来大部分学生养成了写字认真、办事规范的好习惯,从而达到提升幸福指数的目的。

3.有效竞赛,激发学生擅长之资源。技校学生一直认为自己学习成绩不理想,各方面不如他人,谈不上擅长。其实只要老师用心授课就会发现大部分学生均有自己的擅长之处。在讲授 《螳螂捕蝉焉知黄雀在后》一文时,老师讲授完谚语的概念,然后举了几个谚语的例子,接着叫学生举例时,学生觉得自己缺乏谚语资源, 怎么都说不上来。后来老师把班上的学生分组,由大家共同制订竞赛规则,然后进行轮流竞赛,没想到他们的学习兴趣越来越高,大脑中的谚语源源不断涌现出来,直到下课铃响了,大家还意犹未尽。

提升乡村教育的幸福指数 篇10

第二, 贯彻“全面”方针。乡村教育的功利色彩浓烈到如此程度, 以至于乡村学校的一切活动都以教育为依归。学生总是在语数外等“主打”科目中翻腾, 而可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调动学生兴趣的选择被剥夺, 这是导致乡村教育幸福指数下降的又一重要因素。更为严重的是, 这种“偏瘫”式的教育, 让高考成为乡村学生几乎唯一的出路, 除此之外, 他们难以找到适合的路径。我们的新乡村教育要尊重教育规律, 尊重学生多样化的选择, 给予学生更多发掘潜能的机会。这样, 幸福指数的提高才不会是天方夜谭。

第三, 立足乡村实际。从实际出发, 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乡村教育, 需要立足乡村实际, 任何超出实际的想法和做法都会导致教育的灾难。教育是一项现实的事业, 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们要追寻的新乡村教育, 应该更充分地调研乡村儿童的认知背景、学业基础、思维方式, 充分发掘利用乡村教育资源, 制订更符合乡村儿童实际的发展目标, 寻求适应乡村儿童认知规律的教育教学方式, 从而让教育的过程真正成为乡村儿童的生命过程, 让幸福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

谨防“幸福指数”再注水 篇11

9月21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说，热点的爆发，始于国家统计局将推出“幸福指数”的计划。在国家统计局宣布此决定之后，已经有数个城市声称，要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将百姓的“幸福指数”纳入考核体系，是执政为民理念的一大进步，可圈可点。我想每个百姓都会为之一振——听闻这消息，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可是，联想到“数字造假”这个老话题，笔者又生发出一点担忧，在被称为“痼疾”的“数字造假”愈演愈烈的今天，“幸福指数”会不会也遭遇“不幸”，成为一些人“把数字搞上去”的新目标？

媒体披露的情况也让人不能乐观：有关“幸福指数”的测量标准，学术界争议不断，地方政府无所适从。针对测量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质疑几乎从未停止。评价体系的不同，导致结果千差万别。事实上，仅在中国内地，已出现各种版本的幸福感排名。地方政府正在展开新一轮的“幸福指数”大战，评论家们说，这有可能使“幸福指数”成为下一个“GDP崇拜”。

而我最大的担忧正在于此：GDP等硬指标在“GDP崇拜”下都能被人为造假、注水，以致于今年上半年GDP数字又出现“打架现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与发改委根据各省市统计的数字相差8048亿GDP产值，逼得国家统计局打出强势“组合拳”对付数字造假，从建立直属统计调查队，到组织修改《统计法》，再到设立举报中心……那么，对于这个“争议不断”、“无所适从”、“各种版本”的软指标统计，如果有人想造假、想注水，空间不是就更大了么？

所以，有关部门在制定有关“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时，要全方位、多层次进行严谨、细致的考虑和规划，力求把人为造假、注水的空间减少到最小限度，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进、完善评价指标。只有能够真实反映老百姓幸福程度的指数，才能真正代表社会进步的程度，也才能为国家的决策调整提供正确的依据。

相关链接

178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8国集团成员排名50名以外，中国居第31位。

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推出全球幸福指数调查报告

就生态环境角度而言，在怎样的国家或地区生活最幸福？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一次大排名，并于今年7月12日出炉了一份“幸福指数”报告。其中，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荣登冠军，一批发达国家反而名落孙山。

结果之所以出人意料，原因在于评选依据的标准是“获得幸福的投入产出比”，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与其对自然资源开采使用的比值。计算公式概括来说就是，以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指数乘以人均寿命，然后除以当地资源消耗指数。

“新经济基金”组织表示，此次排名中表现最优秀的地区当属中美洲。前10名名单中，中美洲国家占了大多数。

越南以排名第12位成为亚洲成绩最好的国家，而新加坡则以第131位成为亚洲成绩最差的国家。中国排名第31位，而泰国、印度、日本、韩国则分别排名第32位、第62位、第95位和第102位。

非洲国家平均成绩最不理想，包揽了最后10名中的7位，津巴布韦更成为倒数第一。

有意思的是，八国集团成员却无一进入排行榜前50名。英国和美国分别位列第108位和第150位，俄罗斯则排名第172位。意大利、德国、加拿大、法国分别排在第66位、第81位、第111位和第129位。

幸福指数 篇12

一、创设品德课堂“幸福活动”主题情境,让儿童在课堂体验中获得幸福,焕发课堂教学的生命活力

活动是品德与生活 (社会) 课堂教学的重要载体和途径,课堂上,教师要从儿童的生活经验出发,精心创设“幸福活动”情境,引领儿童在活动中真实体验,在体验中感悟、感知,激活儿童道德生命主旋律。

1. 巧设游戏,激发“幸”趣。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游戏是孩子童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孩子道德成长不可缺少的伙伴。教学中,教师要根据教学需要,设计生动活泼、形式新颖的教学游戏,让孩子在游戏活动中获得幸福的体验,从而提升道德认识。

如在教学《让我们手拉手》一课,为了建构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帮助的道德认知,老师设计了两个游戏:一个是“绑腿”比赛的游戏,每个组选两名同学,把其中一个同学的左腿和另外一个同学的右腿绑在一起,进行计时比赛,看哪个组第一个到达终点。第二个游戏是“接力传球”,组内全体同学都参与活动,比一比,赛一赛,看哪组同学先把球传回来。比赛结束后,让儿童说说游戏活动的心情,总结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使儿童感受到:只有大家团结一心、互帮互助,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游戏活动使孩子的情感得到满足,认知得到发展,个体得到快乐。

2. 巧设情境,体验幸福。

品德课堂是提升学生道德认识的重要场所,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创设生活情境,选择学生日常熟悉的生活主题来设计活动,在幸福的体验中实现对主题的深入理解。

如在教学《我长大了》一课,如果没有对比,儿童很难直观感受自己长大了。课前,老师布置收集小时候的照片、小时候曾穿过的衣服和鞋帽等物品。课堂上,老师把一些儿童小时候的照片出示给全班同学,猜一猜他们是谁?然后让孩子试穿小时候的衣物,教室里顿时热闹起来,短短的衣裤,小小的鞋帽,孩子们笑声阵阵......在这样的课堂上,孩子的体验是深刻的,是真实的,是快乐的。这一情境,用实物来还原生活,使孩子们真正感悟到:自己真的长大了。这样的课堂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认知是自我构建的,如此充满生活情趣的品德课,让孩子体验到幸福成长的生命历程。

3. 巧用媒体,体味幸福。

现代教学媒体以其独特的教学手段在激发儿童道德情感、促进道德认知的形成上,奏响课堂教学的华彩乐章。教学中,教师要巧用媒体资源,再现生活场景,使儿童视听结合,不自觉地融入到媒体情境中,入情入境,在体味幸福的同时,收获理想的教学效果。

例如,有位老师在上《国旗我向您敬礼》一课时,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播放了天安门广场上庄严的升旗仪式,又播放了奥运会上升国旗时激动人心的场面:刘翔高举着国旗跃上领奖台,王军霞身披国旗在场上飞奔,乒乓球队员集体夺冠,亲吻国旗等一系列画面,使儿童在回味幸福时光的同时,增添了对国旗的崇敬和热爱。课上,老师还播放了江姐在狱中绣红旗的视频,让儿童懂得国旗是先烈们用鲜血染成的,使儿童体验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课的结尾,老师捧出一面国旗,让孩子们逐个传递,在背景音乐中,孩子们深深地被感染了,对国旗的爱尽在不言中。

二、打破品德课堂时空界限,让儿童融入大自然,品尝学习生活的快乐与幸福

我们生活的大自然是最大的课堂空间,大自然有青山绿水,有蓝天白云,儿童对大自然十分熟悉,他们热爱大自然,喜欢在这样的“课堂”里学习,享受生命的乐趣。《品德与生活》有很多与大自然相关的主题活动,教师要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带学生走出教室,来到宽阔的操场,来到广阔的大自然,在那里授课。课堂,因空间开放而精彩;生命,因空间开放而美丽。

例如《走进春天》一课的教学,老师带领儿童到大自然中去捕捉、搜集春天的气息,感受大地从严冬中苏醒、万物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大自然中交流和汇报时,孩子们兴趣盎然,有的说看见燕子了,有的说看见小草发芽了,还有的说看见了人们着装的变化……这节课老师还和孩子们一起快乐地放风筝,引导孩子思考:春天放风筝,为什么会飞的那么高?让学生体验到春天的自然气息。这节课,老师把儿童带到大自然,孩子们个个兴高采烈,从具体的活动情景中引导儿童认识大自然丰富多彩的变化,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乐于探究的品格。

又如,《玩雪》一课的教学,老师就抓住下雪天的有利时机,带领孩子到操场去授课,让孩子仔细观察雪花的颜色、形状、大小。还带领孩子玩雪,开展堆雪人比赛,孩子们高兴极了,兴奋极了……回到教室,虽然脸蛋冻红了,双手冻得冰凉,但孩子们开心极了!老师又及时组织了“开心辞典”活动,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让孩子看看自己身上的雪,进教室后有什么变化?想一想,雪为什么会融化?还有哪些让雪融化的办法?……这节课,在玩中学,在乐中学,孩子品尝到学习的幸福和快乐。

三、寓品德课堂教学于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中,让儿童在社会大课堂中学习,享受自由成长的幸福

品德教育的目标最终指向人的道德发展,儿童作为教育最基本的生命单位,在参与社会大课堂活动后,生命状态会发生神奇的变化,他们的思维被激活,视野被打开,心态更加阳光,在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中,能品尝到自由成长的快乐。

例如,《购物的学问》这一课的教学,老师课前发给每个学生一个模仿的“购物卡”,面值100元,购物卡的主题是:谁是聪明的消费者?下面布置了课外实践的学习任务,这些任务包括:你要买什么商品?应该到哪里去购买这些商品?同一种商品在不同的购物场所,价格一样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购物时有哪些学问?学生带着这张“购物卡”上的学习任务,纷纷走进超市、走进商场、走进小卖店……在实践中,他们动脑思考,亲手实践,有的还询问售货员一些问题,个个“满载而归”……在课堂上,儿童兴致勃勃地拿着自己实践成果的“购物卡”,在课堂上互相交流购物经验,彼此分享学习成果。儿童自己总结出购物的学问20多条,最后师生评出购物“学问之星”、最佳“理财之星”等,在兴趣盎然中完成了本课的教学,喜悦洋溢在他们的脸上。

四、实施品德课堂教学“幸福”评价,让儿童在同伴中找到自信,留下幸福成长的足迹

1. 使用“幸福评价语”。

成长中的少年儿童需要激励和赞美,品德教师要从关注儿童幸福的角度出发,使用“幸福评价语”,这样的语言充满激励,充满关怀,有助于营造愉悦、宽松的学习气氛,给学生创造出一个认识自我、建立自信的良好空间。

比如,有的教师对有独到见解的儿童说:“你真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孩子,你的精神也值得我学习!”;对道德认知回答不够完整的同学,说:“你这次的表现比以前有很大进步,而且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说明你认真思考过”。特别是有的教师将批评的话语用表扬的方式说出来,让学生时时体验幸福。比如,对回答不出问题答案的儿童说:“好,你先坐下,我想你可能是太紧张了,没关系,我们请其他同学来帮助你解答,好吗?”。

另外,课堂上教师的肢体语言评价,如老师的一个目光、一个微笑、竖一下大拇指、轻拍一下肩等等,都可使儿童幸福一堂课。

2. 开展“幸福大盘点”。

品德教师要从儿童品德成长的实际出发,开展多元化评价,让孩子对自己的进步进行“幸福大盘点”,找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提升自信心。

比如,有的老师实行“夺卡争星”的评价方式,每个孩子都有一本“幸福成长手册”,里面记录着孩子的成长历程,内容包括礼仪、读书、劳动、环保、习惯等方面,老师实行“印—卡—章”层层“递进式”评价模式,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闪闪发光的“金子”。孩子每月都进行品德“盘点”,任何一个方面表现突出或有进步,自己都记录在“幸福成长册”上面,得到证实后,老师“盖章”,印章可以转换为相应的分数,老师根据总分为学生兑换相应的卡,到了学期末,卡积累一定数量后,老师给学生兑换成胸前的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