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指数

创新指数（精选12篇）

创新指数 篇1

一、背景

2010年,国家发改委同意沈阳、大连、青岛等16个城市开展创新型城市试点。要求各城市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导向,形成若干区域创新发展增长极。同年,国家科学技术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监测评价指标(试行)》确立北京海淀区、上海杨浦区、天津滨海新区等20个城市(区)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区)。之后,沈阳市制定了《沈阳市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2010-2015年)》和《沈阳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工作方案》,其中特别提出要将各地区、各部门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核,通过开展指标评价工作,形成科学的评价机制指导创建工作规范有序进行。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能贴近沈阳城市产业结构特色的创新能力指数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指数测度。研究结果可以找出影响沈阳市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因素和制约性因素,进而为客观评价国家级创新城市的创新绩效提供支持。

二、沈阳城市创新指数的设计

在分析沈阳市建设国家级创新型城市的规划和需求基础上,本文充分借鉴现有创新指数研究成果,确定了沈阳创新指数的一级指标,包括创新体系、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3个,二级指标包括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经费、创新人才、创新成果和创新效益6个,三级指标由14个综合指标体系构成(如表1所示)。在此基础上,根据指标赋权方式对各项指标进行权重分配。

根据上述指标框架及指数编制方法,我们对2012—2014年的沈阳创新指数进行统计和测算。由于在指标体系中所包含的原始数据往往具有不同的计量单位,在构建综合指数时,应将不同单位表示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最终计算结果见表2。

注:表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12-2014年沈阳统计年鉴等

从表2可以看出:一是沈阳市2014年创新体系指数为140.30,比上年提高15.92个点。其中,高新技术企业数指标达到最高;孵化器指数增速最快,为17.8%;研发机构指数在“十二五”时期呈持续下降趋势,2014年比上年下降了0.37个点;二是在创新投入指数方面,2014年创新投入指数为102.15,比上年提高7.64个点。该领域的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数保持了上升势头;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增速最快;三是针对创新绩效指数,2014年创新产出指数为127.61,比上年提高11.78个点。其中,技术市场成交额指数增速最快,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在2013年有所下降。四是总体来看,沈阳市2014年的创新指数达到122.89,且与之前的三年相比,创新指数呈稳步上升趋势。

三、结论和启示

创新指数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员参与、政产学研部门联动,共同推进沈阳市创新指数研究工作的开展。从长远看,推动连续的创新指数研究和评价不仅能够显示沈阳市的创新发展历程,而且能够找出沈阳市整体的创新发展规律。因此,要建立健全相关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把解决现实问题同建立创新评价长效机制紧密结合起来,在保障评价数据输入准确性的同时,推动沈阳市创新指数体系得以持续开展和改善。

创新指数 篇2

高锰酸盐指数测定方法的创新与改进

摘要：高锰酸盐指数是一个相对的条件性指标,其测定结果与溶液酸度、高锰酸盐浓度、加热温度和时间有关,只有严格遵守操作规定,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性.其中,老方法比新方法节省了时间,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作 者：刘红武 作者单位：河北区环保监测站期 刊：中国科技博览 Journal：ZHONGGUO BAOZHUANG KEJI BOLAN年，卷(期)：,“”(24)分类号：X830.5关键词：高锰酸盐指数 酸度 浓度 温度 时间缩短

区域科技创新指数体系构建分析 篇3

关键词：区域科技；创新指数；指标体系

一、研究背景

现今社会，科技创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出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经济结构持续快速调整的过程。上世纪中期的科技革命以其所特有的重要发明创造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史无前例的大变革，这一系列变革又对全世界生产要素配置流动化和产业转移时效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球经济、文化、信息等交流程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新科技新发明出现的速度正变得越来越快，知识经济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贡献度日益提升，科技创新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度的也越来越强。

调查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最显著差别在于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当今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新科技革命不断迸发的今天，国家战略意志已经越来越体现在其本国的科技政策之上。因而，包括美日在内的诸多发达国家纷纷将科技发展战略作为增强自身综合实力的主体战略，打造适合本国发展的科技政策已成为实现国家战略的必经之途。

二、研究意义

从全国范围来看，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不断发展急需构建相应的区域科技创新绩效指标评价体系。

首先，明确目标导向对推动科学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目标导向的激励作用可以提升实现目标的动力，将科技创新工作的思想最大限度的转化为实践活动。构建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可以明确科学发展的具体方向并将其原则要求量化，为政府部门提高绩效水平提供可信的评价方法，推动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科学化，最终能够给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其次，变革政府机构的管理机制能为社会经济的成长提供不竭动力。在社会发展能力的诸多测度标准中，政府绩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科技创新作为提升政府绩效的一个有效手段，也日益受到关注。因此，构建有效可信的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显得愈发紧迫。

最后，对改革人事制度和文明政治风气的树立起到引导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指标评价体系，可以使政府部门将用人制度与部门业绩相结合，以更加直观的量化标准对组织和人员进行科学化评估，也为政府的机关单位考核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为政绩科学化考核确立了衡量标准。

因而，想要构建合乎国情的并能适应当代科技创新趋势的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客观全面的考虑影响因素，准确的选取指标，科学恰当的选取测算方法，才能实现对创新指标的精确测度和评价。为政府完善和改革管理机制，出台政策措施提供可靠地理论支撑。最终，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早日实现。

三、指标体系构建

区域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三个层次，即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其中，目标层为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准则层分别从科技资源配置绩效、科技创新转移绩效、科技创新经济绩效、财政科技投入与管理绩效与科技创新社会绩效5个维度之中选取指标。指标层一共有20个具体指标，其中：科学家工程师（万人）、科技活动人员（万人）、R&D人员（万人）、R&D经费的增长率（%）属科技资源配置绩效；科技成果数量（项）、专利申请授权量（项）、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项）、高技术产品贸易特化系数属科技创新转移绩效；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产值占全国比例（%）、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中高技术产业份额（%）、高新技术产业化推进系数属科技创新经济绩效；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GDP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城镇登记失业率下降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属科技创新社会绩效；政府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比例（%）、财政科技拨款增长率（%）、三项费用增长率（%）属财政科技投入绩效。

四、以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赋权

（一）建立递阶层次结构

明确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使之条理化和分层。层次分析法的递阶结构通常由三个层次组成，分别是：目标层（最高层），建立区域科技自主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准则层（中间层），指行政一级指标；措施层（最低层），是指行政二级指标。明确各层次因素组成及其位置，然后把它们的之间的关系相互连接在一起，便组成了递阶层次结构。

（二）构造判断矩阵

构建判断矩阵的根本目的在于，针对层次结构模型中的上一层次某元素，本层次中的有关元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可假定A层中元素Ak与A层的下一层元素B1、B2、…、Bn有联系，设定bij表示对于Ak而言，Bi对Bj而言其相对重要性的数值体现，通常情况下，bij可取值1、2、…、9及它们的倒数，bij的取值通过两两比较来确定。填写基于比较的判断矩阵的方法为：向填写人反复询问，同一层的两个元素两两比较哪个重要以及重要多少，并对其重要性程度按1-9的程度予以赋值。

（三）进行层次排序

本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是层次单排序法，层次单排序要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值及其特征向量，记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是λmax，将与最大特征值相对应的特征向量标记为W（向量W要作归一化处理），那么向量W的分量Wi则为相应元素排序的权重值。

五、使用层次分析法，对所评估指标进行权重处理

本研究通过层次分析法旨在区域科技自主创新指标体系中各一级指标的权重，因而目标层为区域科技自主创新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准层次则是科技资源配置绩效（Z1）、科技创新转移绩效（Z2）、科技创新经济绩效（Z3）、科技创新社会绩效（Z4）、财政科技投入绩效（Z5），措施层则为各个一级指标下的不同部门的二级指标。

对五个一级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并作一致性检验，最后求得Z1、Z2、Z3、Z4、Z5的权重系数。需要说明的是，在对五个一级指标作两两比较时，所选取的主体可是专家、学者、权威人士，也可是抽样的公民群体。在此，基于本文研究的是公民参与的基层公务员绩效评估，故为充分反映公民群体真实需求，笔者建议两两比较指标的主体是抽样的公民群体，其两两比较的结果取1至9的均数（对小数部分采取四舍五入）。

六、构建模型

五个不同的一级指标所对应的权重系数并不相同，在这里，为便于本研究模型的构建，现分别假设五个指标Z1、Z2、Z3、Z4、Z5所对应的权重系数分别是A、B、C、D、E，并假设该地区科技创新体系效力得分分别是X、Y、M、P、Q，则可知，各地区科技创新体系效力总得分为AX+BY+CM+DP+EQ，设定S为该地区科技创新体系效力总得分，则存在：S=AX+BY+CM+DP+EQ

其中总得分S的大小直接反映着测度和评价现行区域科技创新的成绩与效果。

七、小结

本文运用测度对科技创新进行绩效评价方法，通过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赋权建立递阶层次结构并构造判断矩阵，最终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评估指标进行权重处理进而构建模型。最终实现对科技创新进行绩效的测度。（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周志忍.公共组织绩效评估——英国的实践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新视野，1995，5：38-41

[2] 彭国甫.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湘潭大学学报，2005，5：21

[3] 倪星.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研究的发展方向.政治学研究，2007，4：92-98

指数基金增强策略创新研究 篇4

关键词：指数基金,增强策略,趋势分析,量化交易

一、引言

增强型指数基金结合了被动式投资和主动式投资两种策略, 其在投资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除了瞄准指数外, 还引入增强型的积极投资手段, 对投资组合进行适当调整, 力求在控制风险的同时获取超额的市场收益, 以期超过同期标的指数的表现。增强型指数基金常用的增强方法有两种:一是“择股”增强法, 即在按目标指数结构进行部分资产分配 (例如90%) 的基础上, 将剩余资产 (例如10%) 投向有升值潜力的个股、行业、板块, 另外, 还可以在不同风格的股票上增减仓位。二是进行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 例如买入看多的股票指数期货, 由于股票指数期货的杠杆作用, 只需要较少的资金就可以复制股票指数的表现, 剩余的资金投资于固定收益证券或者货币市场工具, 只要这部分投资的收益超过购买股票指数期货的成本, 就达到了增强指数投资的效果。

目前, 国内大多数增强型指数基金采用的是第一种增强方法, 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另外, 由于国内基金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方面存在种种限制, 使得第二种增加策略在实际交易当中很难实现。

国内学者关于指数增强策略研究并不多, 且大多是从“择股”增强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戴英琢 (2012) 提出通过假设传统的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中的三个因素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 进而获得了股票收益随机分布的信息, 采用部分复制的原则建立随机投资组合优化模型来增强指数表现, 并通过历史数据实证证明上述模型的表现优于同期指数业绩。巴曙松、汪鑫 (2011) 通过将C-TEV模型引入增强型基金得出结论:在不允许卖空的条件下, 我国的增强型指数基金如果要满足跟踪误差约束, 只能是“退化”成标准型指数基金产品, 进行积极管理的空间很小。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30年中, 牛短熊长, 大部分时间处于下跌趋势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复制标准型指数产品的策略并且一直满仓持有并不是明智之举。本文引入一套“择时”机制, 将其与指数基金自身的“择股”优势结合起来, 实证分析采用“择时”机制的量化交易系统是否可以实现超越指数本身表现的目的。

二、增强型指数基金的相对业绩

我们将增强型指数基金与同期标准指数基金、同期主要市场指数的业绩进行了分年度对比。由表1可以看出, 在2007、2009、2010年度增强型指数基金的平均净值增长率均低于标准指数型基金, 而在2007和2009年, 增强型指数基金的净值增长率还低于市场主要指数的平均增长率, 差额分别达到6.18%和8.81%。虽然在2006、2008、2011年度, 增强型指数基金的业绩略高于标准指数型基金和市场主要指数, 但是从总体来看, 增强型指数基金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增强”特性, 不管是在牛市还是在熊市中的业绩都没有显著超过市场指数, 甚至差于标准型指数基金。在费用方面, 增强型指数基金也没有优势, 其申购、赎回、管理费率普遍高于标准型指数产品。

注:数据来自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和WIND数据库, 表中数据均为均值。

三、单边做多机制下趋势量化交易系统的业绩

1. 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刘白兰和朱臻 (2012) 的研究方法, 选择最简单、最直观的均线交易系统 (MA) 作为数据分析使用的系统, 采用“插值法”的思路对交易系统进行优化, 即选择不同的参数组代入交易系统中测试效果。交易周期用日K线, 数据分析软件选用文华财经MYTRADER和WH3。评价的标准包括:收益率、标准差、平均盈利、平均亏损、最大盈利、最大亏损、最大回撤幅度、最长滞涨周期等。

2. 实证结果。

在只可单边做多的单向交易机制下, 采用MA交易系统对2006年1月~2011年12月期间的沪深300指数、深证100指数和中小板指数进行优化, 选取其中表现较好 (次优) 的一组参数可得到表2、图1和图2中的结果。

由表2中可知, 不管是沪深300指数、深证100指数还是中小板指数, 在MA交易系统中的表现要远优于“一直持有”策略。在2006~2011年间如果简单买入沪深300指数并一直持有的收益率为49.17%, 而在MA交易系统中的收益率为622.33%;简单买入深圳100指数并一直持有的收益率为50.21%, 而在MA交易系统中的收益率为735.27%;简单买入中小板指并一直持有的收益率为94.40%, 而在MA交易系统中的收益率为764.18%, 结果相差非常大。

由图1和图2可以直观地看出, 与指数本身的走势相比, MA交易系统的净值表现更加稳定, 整体趋势向上, 回撤幅度及波动幅度更小, 总收益率更高。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交易系统表现最好的阶段不是在上涨时期而是在下跌时期。在2006年3月初至2007年12月这段时间的上涨过程中, 交易系统的涨幅与指数相比并没有优势, 甚至还略低于指数。但在指数大幅下跌的2008年, 交易系统的表现远远超越了指数, 这也是造成最终收益率差异巨大的原因。从长期来看, 系统表现更为稳健, 充分体现了长期稳定复利的思想。

本文将交易系统自2006~2011年的历年业绩与其盯住的指数做了一个逐年对比, 结果如表3所示。将表3与表1中的增强型指数基金进行比较, 可以看出基于“择时”理念的趋势量化交易系统的业绩在大幅超越同期指数的同时, 也优于同期增强型指数基金。因此, 可以将趋势量化交易作为指数基金增强策略, 这让大幅提升指数基金业绩成为可能。

四、采取趋势量化交易策略应解决的问题

我们以2006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沪深300指数、深证100指数和中小板指数为样本, 在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对指数基金的量化投资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结果表明, 在单向做多机制下采用MA交易系统对指数基金进行操作的结果要远优于同期指数表现, 同时也远优于同期增强型指数基金的表现。因此, 可以将趋势量化交易策略作为指数增强策略的一种, 从历史数据来看, 其表现优于以“择股”为核心的增强策略。但要将其付诸于实际操作还需解决以下问题:

1. 交易成本的问题。

以上数据分析都是在低成本假设 (券商佣金费率设为0.1‰) 基础上完成的, 但与“一直持有”的标准指数化产品相比, 交易系统每年要进行7~8次交易, 相应的手续费用将更高。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 在市场上大笔股票交易的实际费率会比0.1‰的佣金费率还要低;而对普通投资者而言, 最优选择是直接在场内买入标准指数化产品进行趋势量化交易, 而不是直接买入股票, 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2. 交易标的指数的问题。

现在指数产品日益丰富, 选择什么样的指数作为标的物对于趋势量化交易的结果影响很大。不同类型的指数也有不同的“个性”:大盘指数走势比较稳健, 上下波动幅度和频率要小于中小盘指数, 但一旦形成趋势短期内不易改变;中小盘指数走势比较活跃, 同一时间内的波动次数要比大盘指数更多。从长期历史数据来看, 中小盘指数的趋势量化交易的优化结果要好于大盘指数, 但并不代表实际交易当中也是如此, 因为中小板指数的操作难度高于大盘指数,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流动性问题。中小盘指数成分股容量有限, 当大规模资金集中对某些中小盘股票进行操作时, 很容易出现买不到或卖不出的情况。而对中小投资者而言, 现有的标准型指数基金产品还不够丰富, 尤其是适合双向交易的指数化产品很少。

3. 双向交易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结果是基于单向交易的假设, 而在转融通实施以后, 中国证券市场将全面进入双向交易时代, 在这种背景下趋势量化交易将获得比单向交易更大的优势, 但是目前能够进行双向交易的品种很少。对于个股而言, 只有沪深300覆盖的一些成分股能进行双向交易。对于指数基金产品而言, 在2011月12月融资融券标的扩容之前, 只有泸深300指数可以通过IF股指期货做空从而实现双向交易, 其他指数基金只能做多。

五、投资建议

对于基金管理者而言, 过去的业绩已经证明单靠“择股”方面的增强策略很难战胜指数, 再加上交易成本和申购赎回管理费用方面的劣势, 即使与标准型指数基金相比, 增强型指数基金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如果不进行创新, 这类基金产品未来的生存空间将很小。而引入趋势量化模型的“择时”增强策略可以大大改善指数基金产品的业绩, 这给增强型指数基金产品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在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全面开放的背景下, 双向交易的趋势量化交易将会有更好的表现。

对于广大中小投资者而言, 应该更清晰地理解“长期投资”的概念, 即“长期投资”不等于“长期持有”, 在单边做多的交易机制下, 即使是做长期投资, 也应有较长时间是处于空仓的状态。指数化投资的优势是提供一篮子样本股票来解决“择股”的问题, 这样有利于分散个股风险, 但是在牛短熊长的中国股市, “满仓一直持有”并不是明智之举。将场内标准型指数基金和趋势量化交易系统结合起来, 利用两者的优势, 从长期来看, 可以获得超越指数的超额收益。

参考文献

[1].巴曙松, 汪鑫.C-TEV约束下增强型指数基金管理实证研究.经济问题研究, 2011;4

[2].赵勇.我国指数基金投资风险评估.软科学, 2010;5

指数与指数函数教案 篇5

市实验二中 王雪琴 授课班级：高二（3）班

授课时间：2012-6-14 星期四 第6节 授课人：王雪琴

一、复习目标:

1、理解和掌握有理指数幂的定义及性质，指数函数的概念、图像与性质；

2、综合运用指数函数的图像与性质解决问题。

二、重难点：

重点：有理指数幂的定义及性质，指数函数的概念、图像与性质。难点：综合运用指数函数的图像与性质解决问题。

三、教学方法：讲练结合，探析归纳。

四、教学准备：多媒体

四、教学过程

一、知识梳理

nxa(n1,nN)，那么x称为a的n1、分数指数幂：（1）、根式：如果n次实数方根；式子a叫做根式，其中n叫做根指数，a叫做被开方数。

方根的性质：当n为奇数时，nnan=a.当n为偶数时，an=|a|=aa(a0),(a0).1mn（2）、分数指数幂：①分数指数幂的意义:a=

nam，a

mn=amn1=

nam（a

＞0，m、n都是正整数，n＞1）。②有理数指数幂的性质：

arasars;(ar)sars;(ab)rarbr(a0,b0,rR,sQ)

2、指数函数的图像及性质的应用

①指数函数的定义：一般地，函数y=a（a＞0且a≠1）叫做指数函数.②指数函数的图像

x1Ox）yx y=a a> 1(x yy=a(0＜a＜1)1Ox

③底数互为倒数的两个指数函数的图像关于y轴对称.④指数函数的性质：定义域：R； 值域：（0，＋∞）；过点（0，1）；即x=0时，y=1。

当a＞1时，在R上是增函数；当0＜a＜1时，在R上是减函数。画指数函数y=a（a＞0且a≠1）的图像时，应该抓住两点：一是过定点（0，1），二是x轴是其渐近线。

3、重难点问题探析：（1）、指数型函数单调性的判断，方法主要有两种：①利用单调性的定义（可以作差，也可以作商）；②

f(x)ya利用复合函数的单调性判断形如的函数x的单调性：若a1，则yf(x)的单调增（减）f(x)ya区间，就是的单调增（减）区间；若

f(x)0a1，则yf(x)的单调增（减）区间，就是ya的单调减（增）区间；

（2）、指数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Ⅰ)指数函数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的图象的相对位置与底数大小的关系如图所示,对应关系为

（1）y=a，（2）y=b，（3）y=c，（4）y=d 则0cd1ab。xxxx在y轴右侧,图象从上到下相应的底数由大变小；在y轴左侧,图象从下到上相应的底数由大变小,即无论在y轴左侧还是右侧,底数按逆时针方向变大。

xxya(a0,a1)的图象关于y轴对称 ya(Ⅱ)指数函数的图像与（3）、指数型的方程和不等式的解法

f(x)f(x)f(x)ab,ab,ab的形式常用(Ⅰ)形如“化同底”转化为利用指数函数的单调性解决，或“取对数”等方法；

2xx(Ⅱ)形如aBaC0或a2xBaxC0(0)的形式，可借助于换元法转化为二次方程或不等式求解。

（三）、基础巩固训练

• 1： 比较下列各题中两值的大小

（1）1.72.5 , 1.73;（2）0.8-0.1，0.80（3）(0.3)-0.3 与(0.2)-0.3（4）1.70.3,0.93.1

2.（1）当0

必不经()A.第一象限

B.第二象限 C.第三象限

D.第四象限

（2）若函数y= a2x+b+1(a>0且a≠1,b为实数)的图象恒过定点(1，2)，则b=_____.二、合作探究

1、曲线C1,C2,C3,C4 分别是指数函数y=ax,y=bx，y=cx,y= d x,和的图象,则a,b,c,d与1的

大小关系是

三、典型例题

1.（1）求函数 y=2x(-1≤x≤1)的值域2.（1）求函数 y=2x(-1≤x≤1)的值域

y642x（2）求函数 的定义域与值域

1).求函数y22.（x22x的单调增区间(2)求函数y(0.5)3.不等式

x22x3的单调增区间

2x22x412 的解集为

(四)、小结：本课主要复习了有理指数幂的定义及性质，指数函数的概念、图像与性质。要求大家理解和掌握重点概念与方法，并能综合运用指数函数的图像与性质解决问题。

创新指数 篇6

1 民生指数与民生档案的关系

1.1 民生指数含义。民生指数，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最近的几年。简单概括就是，人民群众对生活的满意度。涵盖了许多方面，包括人民的衣食住行、收入支出、就医就业等方方面面。民生指数的提出，不仅让和谐社会有了一个标准的参照，而且能够更加直观显示出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

1.2 民生档案的含义。民生档案这一词语和民生指数一样，也是随着社会水平的发展不断发展和衍生出来的。它是有理有据的历史记录，也是人民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依据和凭证。因此，民生档案的管理工作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民生档案有很多种，主要包括城市低保档案、土地承包档案、学籍档案、拆迁档案、银行档案、农民工档案、房地产档案等15大类。这些民生档案分门别类地记录了老百姓的大事小情，为日后的管理工作提供有限的依据。

1.3 民生指数与民生档案的关系。民生指数和民生档案有着互相依存的关系。第一，民生指数的产生是科学的，是在认真调查分析中产生的，是一个系统的量化指标，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民生档案管理中的不足之处，纠正民生档案管理的不科学性，为民生档案的服务作出有效的指导。第二，民生档案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凭证，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民生指数”代表的不光是民情，更重要的是人民的利益。

2 确立以民生指数为导向的民生档案工作创新方式

2.1 加强对民生档案管理工作的指导。国家的档案管理部门应该严格地按照相关法律，不断地强化档案管理的工作建设，科学有效地利用时间，完善归档机制、归档要求和归档范围。在民生档案管理的过程中，上级相关部门要对档案的管理工作定期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加强引导，使得下级在档案管理工作中更加专业。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就业人员档案、婚姻档案、学籍档案和社会保险档案，等等。另外，在农村的民生档案管理工作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更多，需要有关部门加大监督和指导的力度。尤其是农村人民关心的农村养老保险档案、禽流感档案和农村换届选举档案等。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村人民的合法权益，应该推行严谨的公开制度，在领导好、指导好的情况下，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档案管理服务。

2.2 注重基层的民生档案服务工作

2.2.1 与人民群众相关的基层档案管理工作，是服务工作的重点，尤其是乡镇、社区和事业单位。我们必须加大工作强度，把基层的档案管理工作做到位，监督本单位的文件归档时间和档案保管的期限，加强整合工作，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要做好基层的管理工作，就必须做到下面两点：第一，保证档案的管理覆盖到每个地区，做到不遗漏。第二，保证档案的管理明确到每个人，做到不落下不丢弃。

2.2.2 改善民生档案服务方式。最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关注民生的步伐不断加快，导致各级档案部门优质的管理工作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其实，这种积极主动的服务形式，是档案部门服务有效发展的良好形式，对扩大档案工作影响有显著作用。另外，最近有些地区流行一种新的形式，就是开展将红头文件送下乡的活动，把县级党委政府有关民生方面的可公开现行文件，复印出一份，送到各社区里和各乡镇村档案室，使老百姓能够及时地了解上级政府的有关规定，享受着足不出村的便利。

除此之外，有些地区的档案部门，与固定的地方电视台合作，通过有线电视网，将能够公开的文件传送进百姓家，通过遥控器点击就能够观看文件。更有的档案部门，把档案信息通过互联网发送到手机上，使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地阅读。这些都是改善民生档案服务方式上的创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科技为档案部门建立便捷的档案利用体系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手段支撑，我们通过先进的手段，利用网络平台，开发档案信息，建立起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

创新指数 篇7

报告显示,美国排名第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创新国家之一,但美国在高等教育的教育支出上得分较低,这是因为理工科、能源利用效率及经济领域投资和生产率专业的毕业生比例偏低。

在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新加坡排名第6、韩国第11名、中国香港第14名、日本第16名,新西兰第17名。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世界著名学术机构联合编纂,自2007年起每年发布一版。该报告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企业高管、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依据。

幸福指数中的创新虚与实 篇8

美好生活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

一千个人有一千种幸福, 每一座城市有每一种坐标。5年前, 江阴以创新发展的大气魄提出了“幸福江阴”的构想, 以此为原点, 逐渐清晰的幸福坐标刻画出了这座城市的发展深度和广度:城市不单是一个财富积聚、商贾云集、高楼林立的地理空间, 它还是一个城乡和谐、文化交融、诗意栖居的幸福家园。

从理念深化到创新实践, 从政府倡导到百姓认同, “以人民幸福评估发展”9个字被深深定格在988平方公里的城市发展坐标上。建设“幸福江阴”的思想认识不断升华, 民生之本在就业创业中更稳固, 富民之纲在多路增收中更持久, 民享之先在环境优化中更突出, 民安之基在和谐有序中更坚实, 民强之重在素质提升中更厚重。

江苏省江阴市通过“幸福江阴”的实践, 在幸福社会的建设上迈出坚实脚步: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对作为江阴人感到自豪。

2011年2月18日早上7时许, 春寒料峭, 家住徐霞客镇阳庄村的黄信兆坐上家门口的公交车, 到江阴城区儿子家去带孙子。公交车上冰冷的座位上, 铺着一个棉垫子, 给乘客带来阵阵温暖;到了城区, 在十字路口, 遮雨棚给等红灯的骑车人和行人带来方便;为解决“公交车最后一公里”, 公交站点配有自行车出租点, 一小时内免费使用, 黄信兆用市民卡给自行车解锁, 骑上自行车就到了儿子家里。“现在出行很方便, 这些民生上的细节, 让我觉得很幸福很温暖。”黄信兆说。

江阴, 这个苏南模式的发源地、县域经济的领头羊, 早在2005年末, 就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达标、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但江阴人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上升。

那一年, 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上任不久, 他也在思考“后小康社会”江阴的走向。在一次大会上, 他问江阴的干部们:“经济发展为什么?区域领先争什么?全面小康达标后干什么?”2006年6月, 江阴市委提出全面建设“幸福江阴”, 开始了从“小康江阴”迈向“幸福江阴”建设的征程。

幸福在哪里?幸福是什么?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有所不同, 江阴人的幸福观就很朴素:每一个勤劳努力、善良淳朴的江阴人“以民生为本, 力求个个都有好工作;以民富为纲, 力求家家都有好收入;以民享为先, 力求处处都有好环境;以民安为基, 力求天天都有好心情;以民强为重, 力求人人都有好身体”。后来出台的“幸福江阴指标体系”, 就是围绕着这“五民五好”而制定的。

“富裕不等于幸福, 口袋里有钱, 心情不那么好, 生活质量不那么高, 就谈不上幸福。”江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冬青说, “幸福是主观感受, 幸福不幸福, 最终还是百姓说了算。”因此, 在制定“幸福江阴指标体系”中, 江阴充分尊重百姓意见, 15万余张百姓选票从50个备选指标中评出10项最关注的“幸福指标”, 包括环境卫生满意度、绿化满意度、家庭和睦度、住房条件满意度等指标。在以后的历次修改中, GDP考核的指标逐渐减少, 而民生指标逐步增加, 到最后, GDP指标减到最少, 取而代之的是民生指标。

民生投入需要钱, 5年来, 江阴为民支出每年都在10亿元左右, 占全市可用财力的比重每年超过15%。江阴舍得对民生投入, 但幸福江阴建设不全部依赖政府的钱。江阴人的理念是:“有钱花, 但不乱花, 能靠市场解决的, 政府绝不掏一分钱。”

通过5年“幸福江阴”的实践, 2010年度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95.87%的被调查者对作为江阴人感到自豪, 97.13%的被调查者对建设幸福江阴充满信心, 江阴百姓的主观幸福指数达到87.44分, 连续5年稳步提升。

幸福的密码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 一项调查显示, 以丹麦为首的4个北欧国家, 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中占头5位, 原因是这些国家人民生活富足。中国大陆位列125, 香港则排名81。

“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在2005至2009年间, 访问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 让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满意程度, 以1至10评分, 得出“人生评估”幸福指数。指数高的人属“生活如意者”, 其他则为“身处逆境者”及“饱受折磨者”。研究人员根据每国“生活如意者”所占百分比, 得出排名。此外, 受访者又被问及之前一日的幸福程度, 如是否休息足够、受尊重、远离病痛及是否有益智消遣等, 得出“每日体验”幸福指数。

丹麦再次当选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国民综合幸福指数高达82。对于一个仅有3 094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和530多万人口的国家来说, 这样的调查结果令人瞩目。

量化幸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幸福该如何衡量?为什么丹麦人拥有这么高的幸福指数?日前, 有相关记者就这项调查结果对一部分丹麦人进行了采访。大部分受访者对调查结果深表赞同, 他们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非常满意, 且普遍认为丹麦之所以能被评为世界最幸福的国家, 是因为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民的物质和心理需求。

丹麦向来以高税收和高福利著称, 优越的福利政策建立在高税收的基础之上。政府将税收的70%用以支持各项福利项目, 通过调整税收和福利制度, 有效地降低了国民的收入差距。

丹麦公民可免费接受各种教育, 在校学生每个月还可以从政府获得生活津贴。从下一代的教育培养到老年人的养老抚恤, 从孕妇的孕期福利到儿童津贴, 以及免费医疗和失业救济, 福利政策面向全体公民, 不分阶层和经济状况, 落实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真正实现了“学有所教,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即使在当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丹麦政府也会出台新的政策, 比如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 保证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促进消费。

没有百分之百的幸福。即便在丹麦这样一个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 因为地处高纬地带, 日照时间很短, 很多丹麦人会抱怨坏天气和潜在的抑郁症候群。但是应该肯定的是, 丹麦良好的社会秩序、安全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和福及大众的福利政策确实值得借鉴。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 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交流时对“幸福感”作了这样的阐述——“幸福就是让人民生活的舒心、安心、放心, 对未来有信心”。的确,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 我们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

幸福感, 这是近几年国家频繁提到的词。我国的经济发展最终目的也是让国民更加幸福。有调查显示, 并非收入越高人民的幸福感越强。那么, 什么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今年“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凌孚用20个非常精炼的字总结出“幸福中国”——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此番总结, 不无道理。

那么幸福感可以感知, 能否测量呢?怎样让幸福感“立体化”, 让中国人民更清楚地了解到自己幸福与否, 让祖国与世界人民共同感受这份幸福呢?于是国民幸福指数呼之而出。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季铸教授认为, 国民幸福指数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简称NHI) , 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态环境、政府管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居民生活与幸福水平的指标工具。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 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那么, 我国应怎样用好幸福指数, 走好幸福之路呢?简单讲,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努力。

创立属于中国的幸福指标体系。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与体验, 最早由不丹国王提出, 正是由于“不丹模式”的出现, 各国才开始逐渐思考幸福感的量化测量。那么, 如何让中国在不富的状态下, 提高幸福指数, 增强幸福感, 就需要逐步确立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指标体系, 并因地制宜, 细化、系统化和规范化, 以此来指导中国人民的幸福之旅。

将幸福之路走真、走实。在“十二五”开局之年, 幸福指数汹涌而至, 值得热情欢呼。但在幸福欢呼之余, 值得我们正视的是幸福指数的伴生现象。幸福指数需要进一步理性对待和思考。切忌把幸福指数夸张化、简单化、片面化。这就需要人们对幸福指数的内涵、标准、作用有深入理性的思考和认识, 需要各地政府各单位有明确的“国民幸福责任感”, 才会不至于走入假、大、空的幸福指数误区。

避免幸福指数绝对化、偏激化。在实践领域中, 幸福指数可以成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并非唯一方面, 幸福指数不能够成为体现个人生活质量和衡量社会进步成就的绝对性指标。同样, 幸福指数也只是一个软指标, 其与GDP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 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地位与作用, 切不可将幸福指数的理解偏激化。

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估领域

随着GDP量化指标在“十二五”规划中的淡出, 中国发展评估体系的历史性变革正在到来。

改善民生与GDP指标淡出, 一个国家的发展评估体系并不是一系列自在自为的简单指标, 它的背后是这个国家对“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美好的、值得追求的社会”思考与实践。

对于国民幸福指数而言, 有关专家选取了九个领域来评估幸福。

这九个领域是:心理健康、社区活力、文化、时间使用、政府管理、生态、生活标准、身体健康以及教育。

在这一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估领域中, 心理健康可以从3个关键的指标上去理解。这3个指标随后又被分解为5个, 接着又被细化成大约40个变量。这是一种集成体系。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都设有指标。

社区活力是一个重要指标, 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社区里。有了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我们的人格才得以成长。社区是一种社会结构。社区的作用尤为深远。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不是要发展社区, 而是在社区中发展。对社区活力的衡量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 当人们面临危机、事故、死亡或感情问题时, 是否能从社区中得到帮助和支持。这需要人们的主观判断。还有两个方面是对社区的信任程度以及在社区中的归属感。

文化是幸福的一种折射, 文化与传统工艺, 从皮制工艺到编织, 成为国民幸福指数文化领域的评估指标。

时间使用, 这是第四个指标, 这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长久幸福都密切相关, 因为我们每天对时间的分配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问题是, 总有一些事情会占用较大块的时间, 这些事情对我们的时间分配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上下班要花费的时间全世界都在增长。当代社会另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等待的时间在变长。人们没有对时间分配给予足够的重视, 但合理分配时间, 这是逃避不掉的。我们身体的系统构造是有规律的, 这个规律在我们体内深种, 并要求同样有规律的时间安排。抛开金钱和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我们同样能从时间使用上窥视生活的质量。

在衡量不丹的政府管理成效时, 在廉政方面, 专家们用感知型数据来衡量人们的信任程度。

对警察的信任是一个重要指标。警察工作在社会第一线, 因此我们要衡量警察在处理民事或刑事案件中能否获得民众的尊重和信任。另外是对司法系统和政府的信任, 这些也都会被衡量。

存在即负责, 我们要对外界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如果生态环境在恶化, 我们不可能保持良好的状态。

在生活标准这个领域里, 专家把房屋所有权列为一项关键指标。当然食品也是。挨饿的经历是不可接受的。

在健康领域, 专家从人们的健康状况、健康知识以及健康行为三个方面去衡量。这与卫生部衡量工作业绩的方法很不一样。卫生部看重的是医院和医生的数量。

在教育领域, 教育部的指标同样是资源的投入、入学率、教师以及教师的数量等。他们衡量这些硬件设施的输入, 但害怕衡量输出。而幸福指数则基本上用教育输出来衡量教育现状。

幸福的产生是多方相互依存的结果。佛教里的一项重要信条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而产生。将这一理念运用到社会科学中也是没有害处的。

正因为所有的因素都是相互依存, 所以我们不能把幸福拆分为主要的因素, 诸如收入、教育或健康。我们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 因此需要许多生存条件, 而不是以牺牲其中的一样条件为代价换取另一样。我们需要社会、心理、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各种因素, 并且只有当这些因素交互在一起时, 我们才能感受到一点自发而来的幸福。如果我们带有目的性地去寻找幸福, 或许很难找到;但如果所有的因素都齐全了, 幸福会自然而生。

宏观的“幸福”基于微观的“快乐”

在2010年, 世界经济画上了一抹复苏的亮彩之时, 英国政府就将目光转向了“国民幸福总值”。

英国政府承诺增加对公民幸福感的调查, 引入“幸福指数”, 以衡量公民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状况。

对公民幸福感的调查是英国新任首相卡梅伦在大选时提出的, 就任后他履行诺言, 将其作为新内阁工作的一个方面。卡梅伦曾责令国家统计局设计一套全新的统计方案, 以详细采集涉及个人幸福程度的数据。这一评估既有客观测量标准, 例如英国各地循环利用的情况, 也有对居民的心理状况和心态等主观因素进行的测评。英国政府今后将把这些数据摆在制定和评估政策的中心位置。

“幸福指数”是从国民健康水准、社会福利状况、经济产出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等多个角度对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进行综合考量。其评估结果不仅为政府部门体察民众生存状态提供全新的视角, 而且将在政府制定决策时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幸福指数”风靡全球。法国总统萨科齐曾经宣布, 有意往本国经济增长评估体系中引入能够反映民众快乐程度和幸福状况的参数。加拿大统计部门也在全国范围调查中增设反映民众幸福程度的项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官员杰尔·马德松这样说:“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承认, 为了衡量国民福利和取得的进展, 有必要对经济有一个更全面的看法, 而不是只关注国民生产总值 (GDP) 。”

如此看来, 将“幸福指数”引入经济增长评估体系已成趋势。

社会进化史可以用三个主题词来概括:农业化的主题词是“温饱”, 工业化的主题词是“富强”, 信息化的主题词是“幸福”。

富强可以用GDP来衡量, 幸福用什么来衡量呢?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的方法是从个人行为推导社会利益, 从微观推导宏观, 从快乐原理推导出幸福之道, 从快乐测度推导出幸福测度。

卡尼曼研究的本行是快乐学, 又被人称为快乐心理学 (Hedonie Psychology) 。享乐 (hedo) 这个词在中国有特殊的含义, 国人往往一看享乐、快乐, 就以为不关正事, 殊不知快乐与幸福同构, 如果把快乐经济学比作微观经济学, 幸福经济学就相当于宏观经济学。

俗话说, 治大国如烹小鲜。宏观寓于微观, 熟悉在游戏追求的快乐中“烹小鲜”, 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人民“谋幸福”这个“治大国”之道。卡尼曼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 卡尼曼抓住了我们所说的“谋幸福”之道的微观机制所在。

调查统计分析, 就幸福和快乐问题得出了一些与工业化方法不同的判断。最集中的一点, 就是对快乐水车 (Hedonic Treadmill) 现象的解释。Hedonic Treadmill是指收入增长, 但快乐却不相应增长, 即所谓的“有钱不快乐”现象。传统以GDP为核心的统计, 建立在效用最大化假设的基础上, 认为有钱就快乐, 增长就幸福。卡尼曼、黄有光、奚恺元等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却一致表明, 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物质和货币的增长与幸福和快乐的关系就渐行渐远了, 人们的快乐和幸福, 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事物的体验, 而不是事物本身, 因此单单产品和劳务的增加, 并不能增加幸福。

幸福是对服务的体验, 而不是服务本身。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现实意义在于:如果GDP增长与“人民满意不满意”只有非常微弱的联系, 两者之间有一大块空白需要弥补, 那么“为人民谋幸福”就必须依靠以人为本的思路来进行, 否则, 就会在根本目标上出问题。

重估一切生活价值

塔尔1992年进入哈佛大学求学, 一开始主修计算机科学, 他成绩优异, 擅长体育运动——壁球打得不错, 社交也游刃有余, 一切都很顺利, 除了一点, 他不快乐, 而且他搞不懂为什么不快乐?大二期间, 他突然顿悟, 决定找出原因, 变得快乐, 于是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哲学及心理系, 目标只有一个, 如何变得更快乐。

现在塔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首次开课时, 他还只有8个听众, 中途还撤走两位, 现在他的《幸福课》已经超越《经济学导论》, 成为吸引学生最多的课程。可见, 即使精英云集的哈佛, 也同样面临“快乐受创”的问题。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塔尔坚持认为, 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 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他说, 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 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 所有与钱无关的, 都不会被考虑, 金钱是最高财富。

塔尔比喻道, 人生与商业一样, 也有盈利和亏损。可以把负面情绪当支出, 把正面情绪当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 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所以, 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一个幸福的人, 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 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 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 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中国人现在也要面临如何快乐的大问题了。在经济学上, 人均收入3 000美元-5 000美元是一个分界点, 在这个点之前, 国民幸福感会随着GDP的增长而递增。过去30年的经济腾飞, 确实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体验。但随着临界点的到来, 幸福感不再跟随GDP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 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 转变为抛物线。

不知不觉间, 一种全民焦虑的氤氲开始蔓延, 从城市发酵生长, 伴随着城乡劳工交流而向乡村扩散, 很多人开始逃遁寻找新生活, 也有很多人硬扛着, 在社会大机器流水线上支撑。自感不幸福的人越来越多, 几乎每个人都处于不安全感、无归属感的忐忑中。到底是什么原因, 开始让众人感觉不快乐呢?

人的幸福源泉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物质、情感、精神。同时快乐又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主观感受, 对快乐的计量必然面对差异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阻碍, 通常来说, 影响快乐的因素除了外部大环境, 还有信仰、健康、家庭、事业和社交等微观层面。

目前来看, 人与外部世界的三大矛盾在逐渐恶化, 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无节制开掘, 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因为犯罪增长、道德下降, 以及丛林社会潜规则盛行, 人与别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加重;人与自己也开始过不去, 中国的自杀率逐年递增, 每两分钟就有9人自杀, 已是全球自杀率最高国家之一。

无节制地信奉物质是最明显的原因, 有钱就幸福, 有钱就成功, 有钱就是英雄。国家为了发展可以不顾一切, 民族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个人在社会运行中沦为工具, 欲望和市场理性屏蔽了心灵和精神。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 我们已经迎来建立在GDP上的绚烂盛世, 但好景不长, 就要面对精神危机了。

中国曾短暂出现精神层面的真空, 在主流意识形态塌方之后, 民族主义曾成为填补这块空白的短暂材料之一, 可是随着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攻城略地, 人们就都浸入到挣钱弄权纵欲的狂欢中。可是, 我们多少明白, 科技与物质的进步, 并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精神平衡。

信仰缺失, 道德滑坡, 再加上日常生活压力重重:买不起房, 开不动车 (堵) , 看不起病, 上不起学, 结不起婚等等问题, 不一而足, 让人怎能快乐得起来。迷茫, 我们并不清楚, 日益耗竭的资源, 日益恶化的环境, 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对立的人群, 最后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道德不是解决当下精神困境的全部药方, 体制缺憾也不是唯一借口, 在现今中国复杂语境下, 把问题归在任何一个原因之下, 都像穿错姐姐衣服的半大小子一样, 显得粗楞怪异不合身。

谁来教你怎么活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 人在幼儿期所得到的语言训练, 不仅可以使他发生快乐感, 并且支配他成人期的行为。这种衍发程序, 弗式归结为“语文是无所不能的”。以此推论, 一个从小背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 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就被语文的魔力所同化。回想一下你学过的语文课本吧, 起码在“快乐教育”和“生命教育”方面, 是有缺失的, 很多时候你是要被一些英雄人物感动, 放弃生命去维护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一直以来, 威权价值观会为你提供这样的生活逻辑:为家国大业去奋斗, 为社会进步去拼搏, 为民族利益献出血泪甚至生命, 总之, 是为各种宏大叙事去活着。唯独没有对个人生活的建议, 个人仿佛就是大机器下面的一颗螺丝钉, 钉子是不需要被考虑感受的。作为有独立意识的“我”被严重低估和压缩了。很少有人能够脱离威权价值观的浇灌和时代风尚的铁幕。即使那些主动要求挣脱原先逻辑, 寻求快乐幸福的新锐, 有时还不慎滑入“快乐主义”的漩涡。

那么, 一直试图指导人生活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呢?

最开始是革命和斗争话语, 这种原教旨思维随着“文革”结束而逐渐失效, 如前所述, 民族主义曾经是填补精神空白的材料之一, 但随着二十多年的重建, 与物质社会相辅相成的新主流意识已经成熟, 伴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推广, 进步主义话语逐渐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 并利用话语增强机制, 走向单一霸权地位。

进步主义的具体表现, 主要有三大主流话语:科学主义、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它们都表现出对进步的乐观, 形成新的话语共同体。市场主义在过去30多年的实践中, 由于带来无限物质繁荣, 使得各阶层上下一致认可;科学主义由于在“五四”时期就有铺垫, 在当下又与发展主义相结合, 形成“科学发展观”。三大主义互相支撑, 有理有据, 维持着市场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主流文化体系里, 人人都笃信进步, 相信发展就等于进步, 认为进步就是一个由高到低, 不断上升的单向度过程。在这种话语笼罩下, 唯有占有更多的资源, 才能获得尊重和亲近。于是每个人都为金钱和权力所诱惑, 拼命去谋取更大的利益, 是否快乐和幸福也简化为要靠你有多少银子来衡量。这种被量化和货币化的幸福感, 被成功学奉为圭臬, 用传销的方式传播着。

这也就不难理解, 那种大机器开动下众人如蝼蚁刨食的苍茫感何来;也不难理解不少地方官员为了个人政绩和腰包的光鲜, 开动暴力工具拆掉“阻碍城市发展”民房的积极;更不难理解那些把孩子送去读各种补习班, 不想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的殷殷目光……

人被异化了, 在自己所创造的物面前, 越来越被动 (马克思语) 。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最近讲了一个故事:去听他课的50个乡镇书记中, 有一个很悲伤地说, 我农村的祖居要被强拆了, 我父母和兄弟实在不想上楼, 地方上就动用黑社会吓他们, 制造各种事端。我找家乡的镇书记, 希望能看在同是乡镇党委书记的份上, 高抬贵手。可那个书记说:我们都是乡镇书记, 都应知道县委书记要干的事是不能反对的啊!

官也被异化了, 在无可置疑的发展主义话语面前, 传统价值和特殊关系都显得轻如鸿毛。在于建嵘的故事里, 县委书记当然不是终点, 它其实已经可以幻化为一种符号, 代表着当下这个无法阻挡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 依照常识, 科学、进步、发展、成功等从来都是褒义词, 人类历史也反复证明, 这些词代表的潮流都是正确的, 值得人们去追求的。在很多人看来, 在这些词语面前, 什么个人生活、快乐价值、私人情调之类都是浮云。但同样是常识, 一个平衡的系统, 不可能是单向度的。一个缺乏制衡机制、纠错机制的社会系统, 也不可能是稳定的。

“钉子”是活的, 活着, 就还要去寻求快乐幸福和精神依托, 是时候厘清生活的逻辑了。

“在过去一百年来, 中国人干了两件事情, 一件叫破坏, 一件叫建设, 破坏这件事大家都干得比较齐心、到位, 该破坏的基本上都没留下, 但是在建设这件事情上, 好像从一开始就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我们一开始先建设国家、制度、社会、主流文化, 最后才想到建设生活, 历史上的‘新生活运动’好像也是不了了之”。这是《财经》杂志主编何力的一段话, 他的落脚点是, “建设的正确逻辑是:先建设生活, 然后才去建设社会、体制、国家和主流文化”。

很多时候, 我们过于在乎外人对自己生活的评价, 其实他们根本不清楚你生活的原始点和参照物是什么?幸福感是主观感受, 你觉得自己很幸福就行, 不要看GDP, 不要看个人收入, 不要看生活状态, 不要看有没有车房, 只要看自我报告的幸福感。

自我报告的幸福感, 在学术上被称为主观幸福感, 经济学家卡里曼就是因为总结了对幸福的四种定义, 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主观幸福感是他的第一个定义。有心理学研究指出, 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偏低, 男性主观幸福感比女性高一些, 大学生比成年人要低一些。人们还发现, 主观幸福感还与评价体系相关, 特别是家人朋友的评价。如果你认为自己幸福, 就得家人朋友也这么认为。

另外, 从人格特质上说, 人有快乐的人, 也有不快乐的人, 得允许不快乐的人有不快乐的自由, 不能觉得“快乐人生”是一种时代风尚, 就强加于人, 去迫使身边的人“要快乐, 要幸福, 要高兴, 要笑”, 那就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负担——快乐主义, 结果成了“我相信快乐”、“我要快乐”, 而不是“我可以快乐”。

正如塔尔教授说的那样, “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一个幸福的人, 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但是如果这个意义和目标是权威配发的, 不是自我教育生发出来的, 就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幸福。所以, 乐自由我, 只有在独立意识下做出的自由选择, 才是得到幸福的前提之一。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最后一本书的名字 (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就疯了) , 放在经受了各种洗礼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只有重估一切价值, 才能实现思想独立, 慎思明辨, 回到建设个体生活的正确逻辑上。

自由比快乐更重要

生活中充满了对快乐的算计。

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年, 中国人的问候才从“你吃了吗”部分改成“你快乐吗”。结婚贺卡上有人写“你们一定要幸福”, 换成啤酒广告就变成了“不准不开心”。

对快乐的需求既如此无度, 传媒和商业都展开了快乐营销。快乐意味着收视率、收听率和传播度。在“欢乐中国”和“幸福中国”的卫视频道定位出来之前, 快乐已是各家电台和电视台必不可少的娱乐节目名称。“我要快乐”、“你比从前快乐”、“快乐老家”、“快乐颂”……没人不会吟唱几首主打快乐的歌曲。

为什么唱K、逛迪斯尼流行?因为快乐;为什么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开遍中国, 因为它们号称能提供快乐。为什么模特作家歌手天才越来越低龄化, 因为如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呀, 来得太晚的话, 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圣诞、元旦及所有节日的数十亿条祝福短信, 核心意思都是:祝你快乐!远方的、久未联系的朋友们, 不太关心彼此的喜怒哀乐、生老病、前途与八卦、工作与琐事, 只要对方快乐就好。仿佛快乐是生活宪法第一条, 快乐就是人生的意义和硕果, 快乐就是幸福生活本身。

其实不然。

人生若只有快乐一味, 也寡淡得很。

只有喜剧而没有悲剧和正剧的舞台, 不给力。只有恶搞和冷笑话而没有说理和分析的网络, 也乏味。只有欢笑而没有磨难痛苦焦虑和无聊的人生, 不真实。

“祝福文化”和“快乐文化”已成社会共识, 亦有庸俗化危险。为了显得快乐, 大家要掩饰、压抑;为了享受快乐, 大家要努力遗忘一切的不快。但, 有这个必要吗?

为了追求快乐, 有人没心没肺或假装没心没肺。因为大家只要快乐, 于是痛苦不能呻吟, 苦难不被聆听, 会破坏欢乐气氛的话再也说不出口。如此, 还不如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把自己的委屈、懦弱、失望、失败感和煎熬全部哭出来, 哪怕大出洋相。

过于强调快乐, 只会把人生肤浅化。除非, 你的快乐脱胎于自由。

什么能夺去我们的自由?

自由, 指向的是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的程度。它既不意味着为所欲为的权力在握, 也不是“睡觉睡到自然醒, 数钱数到手抽筋”这么简单。“我要快乐”, 这是对自我需求的自我认知;“我可以快乐”, 这是对自我实现能力的自我认知。

什么能夺去我们的自由?它们可能是恐惧、伤害、禁锢、愚弄, 也可能是疾病、挫折、贫穷和盲从。

有一条微博, 2010年11月10日02:08发出, 至12月24日17:11转发了212 987次:“大家注意了, 这是一个万年树神, 传说只要是看见这棵树神转发到自己的围脖, 年年平安, 日日顺利, 看见不转的。会很倒霉”——就是这样一句连标点符号都用错的意淫之语, 配上类似女人体的老树照片, 融祝福、恐吓、预言、奇幻、审美、巫术和心理学于一体, 竟成了新浪数亿条微博中转发率最高的一条。

大家都信吗?不, 大家持的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但并不把其中的恐吓当假, 反正人转我也转。而此种“伪信”态度和从众心理, 也是夺去我们自由的原因之一。

得到自由, 比得到快乐难得多。心智自由了, 才有自觉去发现和实践生活的意义的可能。这是属于你的意义, 如同你亲自掌控的人生。汤川秀树言:“我认为觉悟到生活的意义而活在世上, 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生活方式。”

就像“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 与人斗其乐无穷”, 这是一种自以为的快乐;而自由的心智已了然要与天、地、人斗的意义, 才可以把这种快乐引向持久和深邃。

须知, 自由是一切幸福的基础。

追寻时下社会中幸福指数真谛

舒淇和刘德华在《游龙戏凤》里说:幸福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人对有情人终极幸福的理解是“终成眷属”, 成家以后, 古人量化的幸福指标是:“值太平世, 生湖山郡;家道充裕, 官长廉敬;娶妻贤淑, 生子聪慧。”用今天的语言翻译过来就是:生在太平盛世, 住山水城市湖景别墅;家庭资产很丰厚, 单位领导关系铁;媳妇漂亮又贤惠, 儿子读书不操心。

当代人对幸福的理解越来越功利:“事少钱多离家近, 位高权重责任轻, 睡觉睡到自然醒, 数钱数到手抽筋。”但这一切都没有关注到精神层面, 林语堂曾给全世界人民描述了天下大同的幸福蓝图:“住美国的房子, 娶日本的太太, 家有中国厨子, 外有法国情人。”一介布衣, 夫复何求。

不过, 该幸福指数飚得太高, 要想达标, 着实不易。

世界上超乎万物之上的最高幸福是自由: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定义,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应该是这样:

“时间自由, 空间自由, 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自然是指有足够的钱——“家道充裕”、“数钱数到手抽筋”皆属此类。金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一个人若是失去了消费的能力, 需要的、想要的东西皆无力获得, 亲爱的、疼爱的人均无力给予, 无论如何也配不上幸福二字。所谓贫贱夫妻万事哀, 古来如此。

但经济自由不过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试想, 一个人虽然腰缠万贯, 却失去了自由行动的能力, 上高原缺氧, 登汽艇晕船, 欲策马而力不逮, 想张弓却眼花——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中国首富刘永好在被大学生追问:“如何才能像首富一样有钱时”, 情急之下, 道出心声:“我愿把所有的钱都给你, 只要我像你一样年轻。”

香港很多嫁入豪门的女星发现自己的财富一夜之间暴增, 但对金钱的支配度和人身自由度却降低了, 幸福指数大打折扣。

经济自由之外, 最紧要的是空间自由。

天南海北, 世界之巅, 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 绝对是令人艳羡的幸福。

当然, 空间自由的前提是时间自由。除了被仇家和债主追, 人生最痛苦的是被时间追。人们只看大人物秘书保镖前呼后拥的风光, 却不知自己的时间被别人安排的惆怅。生命全然交付在别人的手里, 属于自己的, 甚至连睡眠都算不上。这样的生活离幸福很远。

有经济、时间、空间的自由, 刚好做了自己喜欢的事, 这不是幸福的真谛吗?

幸福也需科技不断拓展广度和深度

科学技术是不断开拓人类自由最有力的武器。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每一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 都会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和社会的巨大进步。

近代以来, 曾经发生过四次科学技术革命。

科技发展使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提高, 使劳动者的智能迅速提高。微电子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 智能机器代替了人的部分脑力劳动, 使人们的劳动方式正在经历着由机械自动化走向智能自动化、由局部自动化走向大系统管理和控制自动化的根本性变革。将人们不断地从时间和空间中解放出来, 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使人们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多, 为人们全面自由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使人们能更多更自由地从事科学、艺术、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创造性活动。

现代科技革命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通过影响思维主体、思维客体和思维工具, 引起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 人们具有了新的知识理论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 能够运用新的理论工具和现代化技术手段, 去研究一系列新现象、新领域、新课题, 从而拓展了更多更自由的选择。

总之, 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也是更大自由实现的基石。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一年之计在于春, 五年规划看头年。1月以来, 各省区市两会陆续召开, 目前逐渐落下帷幕;3月初, 全国两会大幕开启, 从地方两会到全国两会, 新起点上瞩目新的发展蓝图, 让人充满憧憬。

观察地方两会, “幸福”可谓其中一大热词。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 让百姓共享更多发展成果, 已成为共识。北京提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广东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重庆宣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创新指数 篇9

根据国家推进企业创新发展和建设创新型企业相关政策及文件中界定的标准和定义,确定了评价企业创新发展状况和方向的5项基本标准:

(1)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企业要掌握经营发展的核心技术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软件、集成电路、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以及植物新品种权等,整体技术水平在同行业居于领先地位;有较强的技术话语权,主持或参与国际、国家或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工作。

(2)具有持续创新能力。与同类企业相比,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较高;有健全的研发机构,并与国内外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重视科技人员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吸引和使用,显示出较强的创新发展潜力。

(3)具有行业带动性和自主品牌。在行业发展中具有较强的带动性或带动潜力。注重自主品牌的管理和创新,通过竞争发展,形成了企业独特的品牌,在同行业中,企业主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都比较高。

(4)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企业近几年连续盈利,整体财务状况良好,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呈稳定上升势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具有良好的社会诚信形象。

(5)具有创新发展战略和文化。为了未来的发展,企业制定技术发展规划和创新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和健全的激励创新的奖励表彰制度,企业劳动关系和谐,职工技术创新活跃。

2 评价企业创新发展指标的选取

在确定以上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可以选取企业创新发展的指标。在具体确定评价企业创新发展的指标时,应注意遵循以下的原则:

(1) 科学性。评价指标要能真正反映企业研发活动和技术创新的现实状况、发展潜力和变化趋势。强化指标的客观监测与科学评价功能,以及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实际引导作用。

(2)国际可比性。指标选择要注意与目前国际通行的指标保持一致,尤其是与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经济论坛、OECD等国际权威评价机构的指标相互一致,保证评价指标具有国际可比性,能够被世界学术界认可和应用。

(3) 独创性。在评价指标的选取上,要注意反映我国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所独具的性质和特点,创造性提出具有我国评价特色的、新型的企业创新发展评价指标,将此作为国际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的有益补充和动态发展。

(4) 可操作性。在指标的设置上,要考虑是否能够采集到权威、准确的公开数据。虽然在理论研究中可以设置很多指标,有些甚至是非常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但如果该指标采集不到数据,也是没有操作性的。

(5) 相对稳定性。评价指标要保持相对的稳定,在一般情况下不要轻易变动,否则达不到累积比较的目的,很难动态监测和比较分析一个企业在5年或10年后的发展变化情况。

为了使统计评价工作更加准确和客观,真正反映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在评价指标的设计和选择上,还要注意遵循统计和评价的理论方法基础。例如,总量指标与平均指标相结合、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相结合、经济指标与科技指标相结合,以保证评价指标能够相关互补、有机平衡,并满足唯一的评价服务目标。

3 企业创新发展指数的系统设计

3.1 企业创新发展指数设计思想

企业创新发展评价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它是由单个指标评价和整个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组成的。类似于国际竞争力评价,企业创新发展评价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在信息化、全球化的影响下,创新发展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影响因素非常多,因此需要直接描述的评价指标也越来越多。

通过分析近几年IMD(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体系结构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IMD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正在逐步实现对称性设计。例如,从2001年以后,IMD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基本都采用4×5的对称式结构,即在国际竞争力总体评价目标之下设计四个基本要素,每个基本要素所代表的部分竞争力追求大致平衡,而在每个基本要素之下又分别设计5个子要素,各个子要素包括若干评价指标,指标数量不一定相等,但基本保持平衡。

为了更加全面、客观、有效地评价企业创新发展的状况和趋势,我们采用IMD研究比较成熟的对称性设计模式,选择比较多的评价指标,利用等权-综合的方法体系,并根据我国各省市、地区和工业行业创新发展的总体情况,构建了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指数。总体评价目标被划分为4个组成要素,然后,每个组成要素进一步分解成3个子要素;最后,每个子要素再分解为4—6个评价指标。整个指标体系共包括4个层次58个评价指标。

3.2 企业创新发展指数组成要素

运用迈克尔·波特提出的描述某一区域或某一特定领域竞争优势的钻石理论。该研究提出反映企业创新发展水平和影响科技创新效率的4个关键组成要素:创新基础要素、创新能力要素、创新活动要素和创新绩效要素,构成企业创新发展钻石评价模型,并据此建立评价我国企业创新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企业创新发展指数钻石评价模型可以用图1表示。

(1)创新基础要素。

创新基础要素主要反映支撑企业创新发展的经济实力、经费来源以及设施基础,由经济表现、基础设施和R&D经费三个子要素组成。企业通过研究开发、技术创新等活动使科技资源变成现实科技生产力,必须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保障,以及拥有充足稳定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同时,创新基础要素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创新发展对其经济市场运营的直接促进作用。

(2)创新能力要素。

在该研究中,企业创新能力的概念是狭义的,主要根据科学能力论中社会科学能力的含义,即科研人力、实验条件和信息网络等,所以创新能力要素选择R&D人力、科研条件和技术获取三个子要素,因为投入充足的、高素质的研究开发人力,具有先进的科研实验条件以及畅通的技术和信息获取渠道,它们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

(3)创新活动要素。

创新活动要素具体反映企业开展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的进展状况,由技术研发、项目研究和科研合作三个子要素构成。创新活动的有效开展是全面促进企业提高创新效率的直接动力和因素,也是强化企业创新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环节和基础。

(4)创新绩效要素。

创新绩效要素反映企业通过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所创造出的全部科技成果以及由此引起的影响和进步,包括知识产权、产品开发和技术进步三个子要素。创新绩效是开展研究开发和技术活动效果的最终体现,是企业创新发展水平最集中的表现形式。

4 企业创新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在对企业创新发展组成要素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经过初选以及专家评议,选择从创新基础、创新能力、创新活动、创新绩效等4个方面刻画企业创新发展水平,并最终构建了一个包含4个组成要素、12个子要素、58个评价指标的企业创新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5 企业创新发展指数分析方法

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指数基于IMD等国际著名竞争力研究机构的评价理论和方法,设计了一整套定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数据处理方法。具体评价过程是:广泛采集多项指标,分层归类,做出可比口径的标准化值,进而做出各项指标及综合目标的排序。

5.1 指标标准化与要素权重确定

5.1.1 评价指标的标准化

在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中,评价指标的量纲很多是不同的,不可以直接相加和对比,因此首先需要对评价指标做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的方法很多,在该研究中,采用国际通行的标准差方法(Standard Deviation Method,SDM),将各个评价指标转化为可比的标准化值(Standard,STD)。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的步骤如下:

(1)计算全部省市或行业某一项指标j的算术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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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全部省市或行业某一项指标j的标准差:

undefined

(3)计算第i个省市或行业的第j 项指标的标准化值(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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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j 表示第i个省市或行业的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N表示参评省市或行业的总数, M表示评价指标的总数,undefined表示第j项指标全部省市或行业的算术平均值,Sj表示第j项指标全部省市或行业的标准差。标准化以后,所有指标数据的均值为0,方差为1,即指标数据满足标准正态分布。

5.1.2 缺失数据的处理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我国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中,有些省市或行业的部分数据有缺失的现象,需要对这些缺失数据进行特殊处理。一般处理缺失数据最常见、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个案剔除法,但这种方法没法保证行业数据信息的完备性。均值替换法是另外一种常用的处理缺失数据方法,是利用该变量所在群体其他对象取值的平均值来替换该缺失值。这种方法简便、易行,而且对该变量所在群体的均值不会产生影响。但是均值替换法将会造成该变量所在群体标准差的变小,而且对其他统计对象是一种不公平的处理。

由于在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缺失的数据,通常是那些比较分散、数据量较小,或者难以统计到的数据,因此可以考虑将缺失数据统一处理为零进行计算。但是在样本量较小的情况下,这种处理方法非常容易影响数据的客观性和结果的正确性,尤其是对于数据绝对值比较大的情况,这一处理方法容易对均值和标准差的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基于以上考虑,在该研究中采取最小值替换法,即利用该变量所在群体其他对象的最小值来替换缺失的变量值,这样既可以避免对均值和标准差产生较大影响,也不至于造成缺失数据被无形“拔高”而产生不公平的排名结果。

5.1.3 要素权重的确定

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指数是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包含若干层次,涉及大量指标,在确定要素权重时,遵循IMD和WEF(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系统理念和设计思想,基于以下两个系统设计原则:

(1)组成要素等权。即创新基础、创新能力、创新活动和创新绩效等4个组成要素保持等量权重,每个组成要素权重均为25%。这样处理就使得4个组成要素对于评价总目标的贡献是平等一致的,形成典型的对称设计、等权-综合的应用评价模式。

(2)子要素等权。即每个组成要素下的3个子要素保持等量权重,每个子要素的权重均为8.33%(即0.25/3=0.0833)。但是,子要素等权并不要求其所含的指标数目相同,因为子要素权重的确定并不依赖于它所包含指标的数目。这样可以使得子要素中评价指标的选择更加灵活、合理,便于满足不同情况的需要。

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指数采取要素等权分配设计的主要好处在于:可以从全局上把握评价省市或行业创新发展各组成要素(或子要素)的重要性,强调各组成要素对于提升企业创新发展水平所作出的贡献,避免使个别组成要素或子要素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发挥过分重要的作用,而忽视其他组成要素或子要素在创新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同时,这样处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指标体系设计中指标间信息的重叠问题,以及在综合评价技术中极端值所带来的偏态分布问题。

5.2 综合排序方法

5.2.1 子要素与组成要素排序

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指数在计算评价指标标准化值的基础上,采取分层汇总、等权-综合的方式得出企业创新发展水平的各级排序。具体的数据处理步骤如下:

(1)首先计算58个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值,并且按子要素项目进行归类。由于每个子要素中包含的指标数量不等,所以需要计算子要素内若干评价指标的平均值,然后将12个子要素赋以8.33%的相等权重(12 x 8.33 = 100),得到各个子要素的评估得分,进而根据子要素的得分值给出省市或行业关于每个子要素的排序。

(2)将各省市或行业子要素的得分值按组成要素项目进行归类加总,这样就可以得到省市或行业各个组成要素的评估得分,最后根据组成要素的得分值给出省市或行业关于每个组成要素的排序。

5.2.2 各省市与行业总体得分及排序

将以上计算出的4个组成要素的得分值加总,并将其转化为百分制数值,就可以得到各个省市和行业的企业创新发展指数的总体得分,并据此最终给出省市或行业的企业创新发展指数总排序。

应该注意,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指数的总体得分并不是4大组成要素得分的直接加总,而是经过进一步计算获得的间接数值。即将名列第1位的省市或行业的得分确定为100,其他省市或行业依照各自的相对指数计算得分,这样可以更清楚地显示各省市或行业之间存在的差距。

6 企业创新发展指数应用实例

通过以上指标标准化与要素等权处理之后,就可以根据指标标准化分值与各组成要素及子要素的赋权值对我国30个省市以及全部工业行业的创新发展状况和趋势进行量化评估,并按照计算得出的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指数进行排序。

6.1 我国各省市工业企业创新发展总体评价

本研究利用国家统计局2006—2008年编辑出版的《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公布的数据,选取了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后简称“省市”)的统计数据,从中观层面对我国各省市工业企业的创新发展情况进行了动态监测与量化分析,为促进我国以及各省市更好地开展和实施自主创新发展战略提供参考数据和决策咨询。

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创新发展指数排名前10位的省市中,前7位都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它们依次为:北京、上海、江苏、天津、广东、山东和浙江;另外2个分布在创新基础较好、经济快速崛起的西部地区,分别是四川和重庆;还有一个是中部地区的安徽。

而在企业创新发展指数排名后10位的省市中,西部地区的省市占了一半,依次是青海、宁夏、内蒙古、云南和广西;东部地区有3个省市,分别是河北、福建和海南;中部地区有两个省市,是山西和吉林。

6.2 我国工业行业企业创新发展总体评价

我国工业行业企业创新发展总体评价的全部数据,都取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6—2008)》,以及国家其他权威机构公布的相关数据。同时,按照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对我国38个行业2008年的创新发展指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计算和分析研究。

我国工业行业企业创新发展指数排列前10位的行业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以及烟草制品业等行业。基本以高技术行业和装备制造业为主,这些行业的科技含量与创新发展水平都比较高。

而排列在后10位的行业,分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塑料制品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这些行业多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总体水平还有待提高。

摘要：借鉴IMD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我国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和构建了全面评价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指数。同时,利用该指数对我国各省市和工业行业的企业创新发展情况进行了动态监测和科学评价,通过定量化的数据处理,得出我国各省市和工业行业企业创新发展优劣状况的排序。

关键词：企业创新,创新发展,评价指数,评价方法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2]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3]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4]国家统计局.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统计资料2005,2006[EB/OL].[2009-03-20]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dzxgyqyzzcxtjzl/index.htm.

[5]科学技术部.关于开展创新型企业评价工作的通知[EB/OL].[2009-04-08]http://www.most.gov.cn/jscxgc/jscxxgwj/200810/t20081029_64623.htm.

[6]IMD.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08[EB/OL].[2009-03-10]http://www.imd.ch/research/publications/wcy/index.cfm.

[7]WEF.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7-2008[EB/OL].[2009-03-15]http://www.weforum.org/en/initiatives/gcp/index.htm.

[8]察志敏,杜希双,关晓静.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方法及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4(3):12-16

[9]王立新,高长春,任荣明.企业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研究[J].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2(3):34-37,56

创新指数 篇10

关键词：科研创新能力,h指数,信息计量学,温州

0 引言

进入21 世纪以来, 随着温州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政府和社会各部门加大了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投入, 温州的科研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科研成果很大一部分以科研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中外文的学术期刊上。通过检索国内外期刊和索引数据库, 温州地区发表中文论文8.3 万余篇, 外文论文近6000 篇, 并且以每年数千篇的数量递增。应用信息计量指标和工具对科研论文进行分析, 可以测度科研主体的学术影响力, 而科研主体的学术影响力又能够体现其创新能力和水平。本文拟应用h指数这一新兴信息计量工具对温州各科研主体所发表科研论文情况进行分析, 试图衡量和评价温州的科研创新能力。

1 h指数应用于科研创新能力评价的研究

1.1 h指数的定义

美国学者Hirsch提出了用于评价研究人员科研产出的指标———h指数。Hirsch将h指数定义为:当且仅当一个科学家有h篇被引次数至少为h的论文, 同时剩余论文的被引次数都小于h时, 该科学家的成就分值为h。一个人的h指数越高, 则表明的他的学术影响力越大。其巧妙地将数量指标 (论文数量) 和质量指标 (被引频次) 结合在一起, 同时对论文产出力和论文影响力进行测量, 克服了其他单项评价指标 (如总论文数、总引文数、篇均引文数等) 的缺点[1]。

1.2 研究现状分析

h指数获得了国际科学界和图书情报界的高度和广泛关注, 先后被Nature和Science杂志报道[2], 也迅速成为信息计量学和学术评价研究的热点。之后, 众多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将h指数的适用层面扩展到国家 (地区) 科研实力评价、学术机构科研实力评价等领域。科研实施主体的科研实力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创新能力, 由此可见, h指数应用于科研主体的创新能力分析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1.2.1 h指数应用于科研人员科研实力分析

Cronin和Meho将h指数应用于情报学家排名, 并比较了以原始引文统计为基础的排名和以h指数为基础的排名, 发现这两套排名之间存在很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并显示出h指数在学者历时科学产出的广泛影响上比直接的引文统计表现更为精密[3]。Oppenheim将h指数应用于英国一些资深图书情报学专家的排名, 这些专家中的大多数目前已占据较高的职位, 结论表明h指数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里也是一种有用的工具[4]。马妍等测算和分析了中科院2003-2011 年院士遴选不同轮次申请人CNKI / WoS论文的h指数等指标, 探讨了h指数与类h指数应用于人才遴选的可行性[5]。

1.2.2 h指数应用于科研团队科研实力分析

Anthony和Van对1991-2000 年荷兰147 所大学的化学研究团体的成果进行统计分析, 其研究对象是研究团体而非个别科学家, 这样处理主要是考虑到研究团体是科研尤其是自然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基层单元。经研究发现, h指数和标准文献计量学指标之间以及和同行评价结果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尤其对那些规模比较大的研究小组而言更是如此[6]。

1.2.3 h指数应用于国家、机构科研实力分析

匈牙利Semmelweis大学Csajbok等采用ESI数据库作为主要数据来源, 对欧洲等40 个国家 (或地区) 科研论文的h指数及发表论文数量和篇均引用率两种传统计量指标进行了测量比较, 得到了科研h指数排序表, 还列出了按农业科学等20 个学科领域的h指数排序表[7]。曹志鹏以广东的“211 工程”高校为例, 探索了h指数作为我国高校科研能力评估指标的有效性, 认为h指数在评价国内高校科研能力方面表现出优良的特牲, 具有发展成为下一代核心评价参数的可能[8]。

2 h指数应用于温州科研创新能力评价的实证分析

经过以上的文献分析可知, h指数虽然是针对评价个人学术成就而提出的, 但在分析和衡量区域、机构等科研主体上仍然具有很好的适用性。本文从温州地区、在温高校和在温学者3 个层面出发, 测算其h指数, 并通过横向比较分析、探讨评测温州地区科研主体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状况。h指数获取方法:检索所选数据库, 将科研主体发表的论文按被引次数从高到低排序;从前往后查找排序后的列表, 直到序号大于该论文被引数, 所得序号减一即为h指数。

2.1 温州地区科研h指数分析

通过检索中外文期刊论文数据库和索引数据库, 在获取科研论文数据的基础上, 测算作为一个整体的温州地区科研h指数, 并与浙江省内其他地市、省外相关地市进行横向的比较。

2.1.1 区域h指数的获取

科研论文数据的来源:中文科研论文来源选取中国知网 (CNKI) 的中国学术期刊论文全文数据库;外文科研论文选取Web of science。科研论文数据的时间跨度:2000-2013 年。检索时间:2014 年2 月25 日-27 日。检索途径:作者单位或者地址。具体如表1 所示。

注:h-cnki为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的h指数;h-wos为来源于Web of science的h指数 (下同) 。

2.1.2数据分析

如表1所示, 温州地区科研论文的h指数为78和54, 在浙江省内排在杭州和宁波之后。温州市是浙江省3大中心城市和3大高等教育中心之一[9], 其h指数状况与此地位相符合。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综合比较来看, 温州与杭州和宁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

相对于杭州、厦门、青岛、大连、苏州、深圳而言, 温州地区的h指数相对较低, 原因在于这些城市聚集了较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如:杭州有浙江大学, 厦门有厦门大学, 青岛有中国海洋大学, 大连有大连理工大学, 苏州有苏州大学, 深圳有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以及诸多名牌高校的研究院等。这些高校和研究机构成为所在区域科研创新的主力军。温州和东莞同为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地区, 而在科研h指数方面, 温州比东莞要高很多, 原因在于温州拥有温州大学和温州医科大学等高校, 在基础科研上要好于东莞。

温州要在区域发展和城市竞争中取得优势, 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是重要的推动力。以h指数审视科研创新能力, 不在于扩大科研产出的数量, 而在于提高其质量, 培育学术影响力高和创新性强的成果。

2.2 温州地区高校科研h指数分析

科学研究是高校的主要职能之一, 通过h指数的测算和比较可以比较高校之间科研的影响力和创新水平。通过检索中外文期刊论文数据库和索引数据库, 在获取科研论文数据的基础上, 测算在温高校科研h指数, 并与浙江省内部分高校进行横向的比较。

2.2.1 高校h指数的获取

科研论文数据来源:中文科研论文来源选取中国知网 (CNKI) 的中国学术期刊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 ;外文科研论文选取Scopus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科研论文数据的时间跨度:2000-2013 年。检索时间:2014年3月2日-4日。检索途径:作者单位或者地址。具体如表2所示。

2.2.2 数据分析

在温高校中除了温州大学和温州医科大学, 其他都是高职类的院校, 而高职类的院校主要目的是培养应用型人才, 科学研究不是其主要的职能, 因此本文中只将其h指数计算出来, 而不对其进行讨论和比较。在一个区域内, 高校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通过相互的对比明确各自的科研水平。 根据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的 《2014 浙江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温州大学和温州医科大学分别排在浙江省高校的第8、10 位。在表2 中, 除了列出了在温州的高校外, 还列出了排行榜中位列前10位的其他省内高校, 以便于与温州大学和温州医科大学进行横向的比较。如表2所示, 在浙江省高校中, 浙江大学的科研h指数遥遥领先, 这是由其在省内高校中一家独大的地位决定的。从h指数视角看, 温州大学、温州医科大学与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宁波大学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温高校的科研学术影响力和创新能力在浙江省内已经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但要达到一流的水平, 还需要注重科研的内涵式发展。

2.3 温州地区科研人员h指数分析

h指数的提出最初就是为评价研究人员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科学研究的创新性是获得高影响力的源泉, 笔者认为h指数可以很好地反映科研人员的学术创新能力。

2.3.1 温州地区科研人员h指数获取

关于温州地区科研人员的h指数分析, 本文从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科领域各选取一人作为代表进行分析。原因有二: 一是温州地区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众多, 限于本篇论文篇幅, 无法一一列举;二是科研人员的h指数的计算应从其开始进行科研工作时算起, 对于研究人员的科学研究经历, 笔者无法一一进行精确核实。本文中, 自然科学领域以温州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黄少铭教授为例;人文社科领域以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王佑镁教授为例。

注:h-cscd是来源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的h指数;h-scopus为来源于Scopus数据库的h指数。

(1) 通过网络获取黄少铭的研究经历, 他的科研经历中涉及的机构包括南开大学、南京大学、英国Sussex大学、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院 (CSIRO) 、美国Duke大学和温州大学。他的科研论文主要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 检索Web of science和Scopus数据库, 其h指数为30。

(2) 通过网络获取王佑镁的研究经历, 他的科研经历中涉及的机构包括江西师范大学、温州师范学院、温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他的科研论文主要发表在中文期刊上, 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其h指数为18。

2.3.2 数据分析

Hirsch认为如果一个人在从事科研20 年后, h指数能达到20, 是一名成功的科学家;能达到40, 则是一名杰出的科学家;能达到60, 则是首屈一指的大科学家了。按照这个标准, 以国际视野审视, 黄少铭教授是一名成功的科学家, 并正向杰出的科学家迈进。2009 年, 梁振辉等曾应用h指数对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研究人员的科研绩效进行评价[10], 王佑镁教授进入了“1998 至2007 年段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最具科研绩效的前30 位研究人员”名单, 当时其h指数为7。目前, 其h指数已达18, 在教育技术学领域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当然, h指数在评价研究人员成就时存在局限, 数值高低与从事科研的时间长短有关, 不适合用于评价年轻的科研人员, 并且不同学科研究人员之间h指数不能简单地进行比较。

3结语

h指数计算和获取较为简便, 且具良好的特性, 可以作为衡量区域、高校科研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指标与工具。 温州地区的高校人力资源部门可以通过获取所拥有人才的h指数, 了解他们在所在学术领域所处的位置。h指数还可以作为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遴选人才和招聘人才的标准和工具, 准确地把握候选者的学术影响力和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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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指数 篇11

“中关村指数2013”借鉴硅谷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实际，在去年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创新，首次进行了综合指数的合成，并深入分析了指数数据变化背后的原因。其指标体系也调整为创新环境、创新能力、产业发展、企业成长、辐射带动、国际化6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以及38个三级指标。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副主任杨跃承认为，“中关村指数2013”指标体系和分析报告很好地把握住了高新区发展的核心定位，符合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对高新区提出的要求，对解决目前我国一些高新区发展中“重经济产出、轻创新能力提升”的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廖国华认为，“中关村指数”的编制，既可以为政府部门全面审视园区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工具和视野，也能为全社会了解和认识中关村提供新的窗口。由第三方机构来编制“中关村指数”，相当于用“第三只眼睛看中关村”，能够更加客观和理性地反映中关村的发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希望研究机构能够体现独立智库的价值和作用，敢于直面中关村存在的问题，为中关村的发展出谋划策。

六个维度刻画中关村创新发展

“中关村指数”研究编制工作总负责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赵弘公布了“中关村指数2013”综合指数的测算结果，并从六个维度刻画了中关村近几年的创新发展情况。

自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批复以来，中关村综合指数一直保持较快增长。2012年，中关村综合指数为194.6，较上年增加24.8点。从一级分项指数增长情况来看，2008-2012年，中关村6个一级指数都有大幅提升。2012年，创新环境指数达到223，位居第一；国际化指数达到202.5，位居第二；创新能力指数达到200，位居第三；辐射带动指数为191.2；产业发展指数为174.7；企业成长指数为158.2。

具体来看：一是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高端要素加速聚集。中关村成为我国海内外科技人才实现梦想的热土。2012年外省市户籍从业人员达到85.7万人，留学归国人员达到1.6万人；高学历从业人员加速增长，平均每月新增近1万名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从业人员，全年净增10.7万人；年轻创业者队伍迅速成长，2013年度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榜单中有1/3入选者出自中关村。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科技金融创新进一步深化。截至目前，中关村上市公司224家，在“新三板”累计挂牌企业234家；2012年，中关村创业投资金额约159亿元，占全国创业投资总额的30%；各银行累计为中关村企业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超过100亿元；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36亿元。此外，中关村涌现出“车库咖啡”、“创新工场”、“联想之星”和“创客空间”等富有开创性的创业孵化服务新模式，为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搭建了许多新的联络服务平台。

二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国家自主创新源头地位更加突出。2012年，中关村企业科技活动人员达到40.2万人，科技活动经费支出918.2亿元，均创历史新高；中关村创新投入强度也大幅领先全国平均水平，每千名从业人员拥有科技活动人员253.7人，比同期全国高新区平均水平高出77.6人；R&D经费支出相当于增加值的10.5%，是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5.3倍。

中关村创新成果丰硕。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2012年共申请专利39703件，授权专利22632件，分别占北京市的43%和44.8%；截至2012年底，企业主导创制的国际标准103项、国家标准2569项。产业联盟成为中关村协同创新的重要载体，截至2012年底，中关村累计成立产业联盟126家，成员单位超过5000家。

三是产业规模和人均效益持续攀升，成为支撑首都经济升级的中坚力量。2012年，中关村实现总收入2.5万亿元，同比增长27.4%；实现增加值3647.5亿元，占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20.4%。人均效益持续提升，2012年，中关村从业人员人均实现总收入157.8万元，比全国高新区平均水平高27.3万元；万元增加值能耗约为0.08吨标准煤，仅为同期北京市万元GDP能耗的1/5。

现代服务业在中关村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2012年实现收入1.7万亿元，占中关村总收入的66.6%。以移动互联网、生物健康、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共实现总收入1.5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占中关村总收入的60.2%。

四是潜力企业持续涌现，领军企业实力不断增强。2012年，中关村新创办科技型企业达到4800家，一批高科技企业快速成长。2012年，中关村有482家企业实现收入倍增，24家企业入选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1897家企业年收入超过1亿元，45家企业年收入超过100亿元。

以“十百千工程”企业和上市公司为代表的领军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2012年，中关村426家“十百千工程”企业实现总收入1.1万亿元，占中关村总收入的42.7%；中关村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到1.34万亿元，企业合并报表收入达到1.33万亿元。

五是对外辐射模式日趋多元化，跨区域引擎带动作用逐步显现。2012年，中关村流向外省市的技术合同有17440项，成交额达602.4亿元，同比增长37.8%；中关村企业在外各省市设立分支公司8301家，较上年增加2648家。

与此同时，中关村与其他区域的合作不断深化，跨区域并购、跨区域共建园区等新辐射模式不断涌现。2012年，中关村企业并购京外企业的案例共44起；启迪控股在上海、广州、南京等27个城市建立了29个异地分园；联想集团在武汉、昆明、漳州、大庆等地设立了4个产业基地。

六是国际资源配置能力日益增强，成为我国科技型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前沿阵地。2012年，中关村新增外籍专家668人，目前在中关村工作的外籍专家人数达到2319人；英特尔、微软等96家“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关村投资设立子公司或研发机构200余家；联想、用友、中星微等一批企业与跨国公司进行联合研发，设立了实验室、研发中心等研发机构。

同时，中关村积极推进技术“走出去”战略。2012年，中关村企业实现技术或服务出口34.8亿美元，同比增长28.4%；全年PCT专利申请量达1736件，占北京市PCT申请量的64.2%，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联想（北京）有限公司3家企业入选了“2012年全球PCT申请人500强”。

中关村一批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2012年，中关村企业海外并购案例数达14起；296家企业开展了境外直接投资，较上年增加108家；对境外直接投资额也迅速攀升至331.9亿元，同比增长了1.1倍。

赵弘指出，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关村肩负着引领我国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未来要重点从四个方面发力，力争取得新的突破：一是要在打破制约创新的体制性障碍上发力，真正形成适宜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二是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上发力，真正发挥引领区和策源地作用；三是要在推进跨区域合作上发力，真正释放和放大辐射带动效应；四是要在推动企业“走出去”上发力，真正助力科技型企业自由便利地参与全球角逐。

创新指数 篇12

高技术产业研究与开发密集型产业,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高研发投入, 高创新性。目前, 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已跃居世界第二位,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例已达30%。高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 大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高技术产业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有力的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但是, 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如技术创新不足, 研发能力不强, 相关产业人才短缺, 创新效率低下等, 因此, 提升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要对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进行分地区评价。

不少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实证分析, 杜传忠、王金杰对我国23个省 (市) 、自治区的区域创新系统绩效进行实证分析表明:近年来, 全国总体创新绩效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率的不断提高, 但不同区域的技术创新效率存在差别, 并提出进一步提高区域创新系统绩效的具体对策。电子科技大学邵云飞、唐小我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进行实证分析, 认为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程度有较强的相关性。张琦运用层次分析法考察了中部六省近五年来区域创新系统的运行绩效, 并进行了纵横向的分析比较, 指出中部崛起需要协调发展, 对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为促进中部的协调发展所应制定的方针政策, 提出了初步的构想。李庆东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产业创新系统综合运行能力进行了分析。张宗益 (2006) 等利用此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的区域创新技术系统。白俊红 (2009) 等以1998-2007年我国30个省份的研发面板数据为样本, 应用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测算了各区域的研发创新效率。张国旺、李百洲构建了区域创新系统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引入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并将其作为评价区域创新系统效率的定量评价方法。根据构建的指标体系与C2R模型, 可以对区域创新系统的效率进行评价。

二、malmquist指数介绍

Malmquist指数首先是由瑞典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Sten.Malmquist (1953) 提出的, 后来被用于生产率指数, 结合DEA模型用来考察跨时期的生产率变化情况。在t时期的技术条件下, 用来表示t时期到t+1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malmquist指数是:

指数值大于1, 表示生产率提高, 小于1表示生产率的降低。在t+1时期的技术条件下, 用来表示从t时期到t+1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malmquist指数是:

将上述两个指数左右两段分别相乘, 可以得到一般意义下的malmquist指数:

这个Malmquist指数又可以分解为不变规模报酬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effch) 和技术进步指数 (techch) 的乘积, 其分解过程如下:

techch指数测度了相应决策单元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从t时期到t+1时期变化情况;effch指数测度了相应决策单元的技术边界从t时期到t+1时期的移动情况;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techch) 还可进一步分解为规模效率变化指数 (sech) 和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pech) 。从而有:

分解到的指数, 如果大于1, 则表示其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如果小于1, 则表示其降低了生产率的发展。

三、效率评价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 评价体系的建立

对于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资源投入, 可按其类型分为资金和人员两个方面。在创新过程中, 为了实现知识的增长或技术的突破, 资金投入的形式主要是R&D经费的投入。为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资金的投入主要以技术改造、引进、消化吸收的资金为主。资源投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人员投入。在创新的过程中, 知识增长或技术的突破主要依靠R&D人员的参与, R&D人员全时当量是一个重要的测量指标, 为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则主要依靠其它从业人员。对于物的投入, 如购买实验设备和生产设备, 进行基础建设等等又可以由资金形式来表示。

创新的产出内容可分为两大类:

1. 创新的科技类产出。

在高技术产业活动中, 科技类产出主要的形式有两种:一是专利;二是非专利技术。专利是给予各种应用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产权予以保护的法律形式, 是受到正式承认的创新产出;非专利技术是企业创新活动中产出的、不希望公开的技术诀窍, 也就是不用法律的形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而是以商业秘密的形式进行自我保护。这些产出也就是企业自身的技术储备, 用以面对变化的市场环境, 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viii。

2. 创新的效益类产出。

效益类产出又可分为经济类效益和社会类效益。企业是追求利润和创造利润的机器, 其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为股东创造价值。通过销售开发出的产品, 企业获得产品销售收入和利润, 政府获得税收, 股东获得分红, 员工获得工资, 这些都体现了可以量化的经济类产出;还有一类难以量化的效益, 就是社会类效益产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不仅促进了本产业的发展, 而且通过技术的外溢性也可以带动其它产业或社会部门的发展。另外, 技术的发展还能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 改善我们工作或学习环境, 增加我们的社会效益。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研究高技术产业内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 并且, 社会效益通常也难以量化, 因此, 涉及其它产业和部门的社会效益本文不计算在内。

结合相关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效率评价指标文献的研究, 根据完整性、针对性、实用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 本文选取人员投入和资金投入两个一级指标作为输入项, 科技产出和效益产出两个一级指标作为输出项。其中, 选取R&D人员全时当量和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作为人员投入的二级指标, 选取R&D经费内部支出和技术获取和改造经费支出为资金投入的二级指标, 选取专利申请数作为科技产出的二级指标, 选取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效益产出的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列表如下:

(二)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高技术产业1995-2011年的数据, 数据全部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考虑到部分省市高技术产业统计数据不全, 故扣除东部地区海南一省, 中部地区的内蒙古一省, 扣除西部地区的重庆、西藏、青海、宁夏、新疆五省, 余下共24省市数据, 其中东部11省市, 中部8省, 西部5个省市, 组成24个决策单元, 对其进行研究。

研发活动R&D经费投入与产出成果时间之间具有明显的不一致性, 产出不能在投入的当年见效。本文选择高技术产业的滞后期为两年, 即R&D经费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时间差为两年。也就是, 1997年的产出指标使用的是1995年的投入指标, 1998年使用的是1996年的投入指标, 以此类推。

四、实证分析

将选取的1997年到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地区时间序列数据, 代入DEAP2.1软件对我国高技术产业进行效率动态评价, 得到以上结果表2和表3:

(一) 纯技术效率分析

过去15年, 我国高技术产业分省效率评价的纯技术效率年平均值是1.004。纵向来看, 有7个年份的纯技术效率大于1, 其中进步最快的是2007-2008年和2001-2002年, 进步率分别为23.7%和13.9%。有7个年份的纯技术效率小于1, 退步最大的是2000-2001年, 为-16.3%, 其次是2010-2011年, 为-10.7%。横向来看, 过去15年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平均值为1.010, 中部地区的平均值为0.999, 西部地区的平均值为1.004。东部地区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小于1的有3个, 分别为河北、山东和福建, 其他8个的纯技术效率变化都大于1, 其中变化率最大的是辽宁, 为5.9%;中部地区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大于1的有4个, 分别是黑龙江、安徽、湖北和湖南, 其中进步最大的是安徽, 为4.5%;小于1的也有4个, 分别为吉林、河南、江西和山西, 其中退步最大的是吉林, 为-3.6%。西部地区纯技术效率大于1的有2个, 分别为甘肃和贵州, 小于1的也有2个, 分别为山西和四川, 云南高技术产业的纯技术效率等于1。

注:所示Malmquist指数平均值均为几何平均值。

(二) 规模效率分析

过去15年, 我国高技术产业分省效率评价的规模效率平均值为1.011。纵向来看, 有5个年份的的规模效率大于1, 进步最大的2007-2008, 为28.8%, 其次是2001-2002, 为27%。有10个年份的的规模效率小于1, 退步最大的是2002-2003年, 为-21.6%, 其次为2000-2001年, 为-17.7%。横向来看, 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规模效率变化的平均值是1.003,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平均值都是1.018。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规模效率大于1的有6个, 分别是天津、河北、辽宁、江苏、上海和广西, 增长率最大的是江苏, 为2.3%;小于1的有4个, 分别是山东、浙江、福建和广东, 退步最大的是广东, 为0.6%;北京的高技术产业规模效率为1。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大于1的有6个, 分别是黑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 其中增长率最大的是安徽, 为9.7%, 小于1的有两个, 分别为吉林和山西。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规模效率大于1的有4个, 分别为四川、甘肃、贵州和云南, 其中增长率最大的是甘肃, 为3.5%。小于1的有1个, 为陕西。

(三) 综合效率分析

过去15年, 我国高技术产业分省效率评价的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1.015。纵向来看, 其中综合效率大于1的有6个, 其中增长率最大的是2007-2008年, 为59.3%, 其次为2001-2002年, 为51.5%;小于1的有8个, 退步最大的是2000-2001年, 为-31.1%, 其次为2002-2003年, 为-22.5%。横向来看, 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综合效率的平均值是1.014, 中部地区的平均值为1.018, 西部地区的平均值为1.019。东部地区综合效率大于1的有6个, 分别为北京、天津、辽宁、江苏、上海和广西, 增长率最大的是辽宁, 为7.3%, 综合效率小于1的有5个, 分别是河北、山东、浙江、福建和广东。中部地区大于1的有6个, 分别是黑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 其中增长率最大的是安徽, 为14.6%, 小于1的有2个, 分别是吉林和山西。西部地区大于1的有3个, 分别是甘肃、贵州和云南, 其中增长率最大的是甘肃, 为6.3%, 小于1的有2个, 分别是陕西和四川。

(四) 技术进步分析

过去15年, 我国高技术产业分省效率评价的技术进步变化的平均值为1.107。纵向来说, 过去15年, 有8个年份的的综合效率大于1, 其中综合效率增长率最大的是1999-2000年, 为98.2%, 其次为2000-2001年, 为60.1%;综合效率小于1的有6个, 退步最大的是2001-2002年, 为-39.9%。横向来看, 东部地区高技术行业技术进步变化的平均值是1.093, 中部地区的平均值是1.101, 西部地区的平均值是1.158。三个地区的所有省份都是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变化大于1的, 其中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最大的是广东, 为20.6%, 其次为北京, 为20.3%。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最大的是湖北, 为22.2%。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进步最大的是陕西, 为26.6%。

(五) 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过去15年, 我国高技术产业分省效率评价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平均值是1.124。纵向来说, 过去15年, 有11个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大于1, 其中变化率最大的是1999-2000年, 为71.9%, 其次为2008-2009年, 为45.9%;有三个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小于1, 分别是2001-2002, 2005-2006和2009-2010年, 分别为-7.3%、-0.8%和-29.3%。横向来看, 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平均值是1.107, 中部地区的平均值是1.121, 西部地区的平均值是1.179。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最大的是北京, 为24.8%, 其次是辽宁, 为18.9%;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最大的是湖北, 为24.4%, 其次是22.3%;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最大的是陕西, 为26.6%, 其次是云南, 为18.7%。

五、结论和建议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近些年来, 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 大部分年份的效率都是增长的, 东部省份、中部省份和西部省份都取得了较快的增长, 但还是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我国高技术产业这些年的进步大都源于技术进步, 综合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小;其中, 技术进步主要源于规模效率的变化, 这说明我国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还是比较粗放的。二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东部、中部和西部省份之间差别较大。东部省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主要是技术推动, 部分省份出现了规模收益递减, 中西部省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主要是规模推动, 技术进步不足。三是同一区域不同省份创新效率差异也比较明显。

针对各地区投入产出现状, 和本文的研究结果,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东部地区提升创新效率的重点不是加大资源投入, 而是在于提升现有资源的配置效率, 对一些规模报酬递减的产业可以逐步向中西部转移, 便于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二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整体资源投入偏低, 可以大力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适当加大资源投入力度, 提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发挥规模报酬递增的优势。三是我国高技术产业目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创新效率的提升不应只注重增加创新资源的投入, 而应逐渐转向创新的内生能力, 即注重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 提升产学研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 提升区域内或产业内的创新效率。四是完善基础设施, 建立健全包括产业政策、技术中介、产权制度、科研体系、金融等在内的软环境, 把我国高技术产业内的各个主体系统的贯穿起来, 打造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 从创新系统的层次着眼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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