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指数

发展指数（精选12篇）

发展指数 篇1

人类发展指数 (H D I, H u m a n Development Index) 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用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 是对传统的G N P指标挑战的结果。

原则

(1) 能测量人类发展的基本内涵。

(2) 只包括有限的变量以便于计算并易于管理。

(3) 是一个综合指数而不是过多的独立指标。

(4) 既包括经济又包括社会选择。

(5) 保持指数范围和理论的灵活性。

(6) 有充分可信的数据来源保证。

构成及公式

人类发展指数由三个指标构成: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 D P的对数。这三个指标分别反映了人的长寿水平、知识水平和生活水平。

人类发展指数是在三个指标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健康长寿, 用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获得, 用成人识字率 (2/3权重) 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 (1/3权重) 共同衡量;生活水平, 用实际人均GD P (购买力平价美元) 来衡量。

为构建该指数, 每个指标都设定了最小值和最大值:

出生时预期寿命:25岁和85岁;

成人识字率:0%和100%;为15岁以上识字者占15岁以上人口比率。

综合入学率:0%和100%;指学生人数占6至21岁人口比率 (依各国教育系统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

实际人均G D P (购买力平价美元) :100美元和40000美元;

对于H D I的任何组成部分, 该指数都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计算:

指数值= (实际值-最小值) / (最大值-最小值)

揭示的内容

人类发展指数从动态上对人类发展状况进行了反映, 揭示了一个国家的优先发展项, 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政策提供了一定依据, 从而有助于挖掘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通过分解人类发展指数, 可以发现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预警。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2008年11月16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报告指出, 近三十年来, 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类发展指数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接近“高人类发展国家”的标准。但是, 重大的挑战依然存在。城乡之间, 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贫困地区之间, 不同性别之间以及城市户口人群与非城市户口人群之间的人类发展差距仍然在扩大。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建议加快进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为每一个中国公民平等提供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与近期政府出台的刺激增长、防止经济增长放缓的新政策协调一致。报告指出, 要让十三亿人都能公平享受健康、教育、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 全面的机制体制创新至关重要。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的主题为“惠及十三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经过一年半的研究组织撰写而成。该报告就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给予农村人口和其他困难群体特别关注提出了九项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其核心是怎样为13亿人口中的每一个人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符合最低统一标准和水平的公共服务。报告提到, “中国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为下一阶段的人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发展阶段, 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公共服务制度的逐步完善, 将更好地满足公共需求的变化, 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促进中国人类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报告进一步指出, “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保障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获得符合法定标准的、质量得到保证的教育、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 是13亿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提供这些基本公共服务是各级政府的核心责任”。

发展指数 篇2

国家邮政局发布20中国快递发展指数

图1 -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图2 2015年12月快递业与非制造业PMI部分指标对比(单位：%)在5月30日召开的中国快递行业(国际)发展大会上，国家邮政局发布了2015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2015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386.1，同比提高36.7%;2010-2015年，发展指数持续走高，年均提高超过31%。数据显示，我国快递业继续处于较高景气区间，高速发展的趋势仍将持续，同时，快递服务质量稳中向好，普惠程度不断提升。从四个一级指标来看，发展规模指数高速增长。2015年，中国快递发展规模指数为738.8，同比提高44.9%。从指数变化率来看，在经历三年加速增长后，发展规模指数出现速度回落迹象。受政策红利集中释放、需求拉动刺激增长等因素推动，201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首次突破200亿件大关，同比增长48%，约为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近7倍，增速居现代服务业前列。受快递需求快速增长的影响，快递供给能力明显提升，全国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超过1万家。快递企业也开始创新业务模式，拓展高端服务市场。服务质量指数稳中向好。2015年，中国快递服务质量指数为94.8，同比提高6.3%。-2015年我国快递服务质量指数相对稳定，在90上下波动，并自年起出现改善迹象。快递服务质量稳中向好，一是得益于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竞争加剧，二是得益于外部资本进入和上市激励与约束，三是得益于行业管理部门的积极引导和有效规范。发展普及指数保持增长。2015年，中国快递发展普及指数为285.1，同比提高38.8%。2010-2015年发展普及指数年均提高23.3%。在网点密度方面，网点人口密度从每十万人4.8个快递网点，改善到2015年每十万人13.3个快递网点，网点面积密度从20每千平方公里1个快递网点，改善至2015年每千平方公里17.6个网点。在快递深度方面，快递业务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10年1.4‰提高至2015年4.1‰，提高2.7‰。发展趋势指数进中趋稳。2015年，中国快递发展趋势指数为116.3，发展趋势指数收窄，但我国快递高速发展的趋势仍将持续。在业务增长预期方面，预计，我国快递业务量完成275亿件，同比增长34%，快递业务收入完成3530亿元，同比增长28%。在经理人预期方面，12月快递业商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5.6%，比非制造业高11.2%。价格指数为50%，比非制造业高1.8%。从业人员指数为56.3%，比非制造业高7.4%。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79.2%，比非制造业高20.9%。从长远来看，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制造业2025、“一带一路”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推进，“新经济”将衍生更多样化的快递服务需求。《国务院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系列利好政策出台实施，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将助力快递业在结构性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我国电商快递需求基本稳定，农村快递和国际快递需求正在培育，快递增长动力依旧强劲。中国快递发展指数(China Express Development Index，简称CEDI)是基于中国快递发展的基本特征、规律，对一定时期中国快递发展程度的量化评价，以2010年为基期，基期指数设定为100，指标体系由发展规模指数、服务质量指数、发展普及指数、发展趋势指数等4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11个三级指标构成，数据来源为国家邮政局和国家统计局。

中国保险发展指数首度发布 篇3

指标体系的设计依据与原则

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编制指数的基础，中国保险指标体系，是以“新国十条”中2020年发展目标作为政策理论依据，并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导向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建立。该指标体系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用以反映我国保险业总体发展情况，通过计算总指数实现;第二个层次用以反映我国保险业在基础实力、服务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4个领域的发展情况，通过计算分领域指数实现;第三个层次用以反映各领域内具体指标发展情况，由25个指标体现。在此基础上，采用综合指数法，利用2010-2014年数据测算总指数和分领域指数。

保险综合发展实力稳步提升

从总指数看，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以2010年为100，2014年中国保险发展指数为109.1，年均增长2.2%。2014年，保险业实现快速发展，整体实力显著增强，改革创新不断深化，服务能力有所提升，成为影响全球保险格局的重要力量，总指数同比提高2.8个点，提升幅度最大。

保险基础实力不断增强

基础实力主要从承保和投资角度，反映保险业发展的速度和结构状况，以及资金运用效果。“十二五”期间，中国保险业保费收入逐年增长，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经营主体结构日趋完善，资金运用能力稳步增强。2014年基础实力分指数为110.4，比总指数高1.3个点，对总指数的贡献率为41.0%，贡献最大。与上年相比，指数提升了3.9个点。

保险服务能力显著改善

服务能力主要从服务经济和保障民生角度，反映保险业对国民经济和金融业的贡献，以及保险在社会保障方面发挥的作用。“十二五”期间，中国保险业承保范围不断拓展，风险保障与损失补偿功能凸显，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增强。2014年服务能力分指数为109.9，比总指数高0.8个点，对总指数的贡献率为32.4%，贡献较大。与上年相比，指数提升了3.1个点。

保险创新能力有所提高

创新能力主要从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角度，反映保险业人才投入、新产品产出情况，以及渠道创新等情况。2014年创新能力分指数为107.3，比总指数低1.8个点。与上年相比，指数提升了0.5个点。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保险业创新潜力巨大，在互联网渠道创新的同时应更加注重模式创新。

保险国际竞争力逐步上升

国际竞争力主要从国际比较和对外开放角度，反映我国保险市场和保险企业在全球的位置，以及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情况。2014年国际竞争力分指数为107.9，比总指数低1.2个点。与上年相比，指数提升了3.2个点。保险业国际竞争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比较分析 篇4

一、人文发展指数的计算

人文发展指数首先分别计算预期寿命指数、教育指数和收入指数。预期寿命指数由国民平均预期寿命测算得出,教育指数由预期受教育年限和25岁以上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综合测算,收入指数由本国人均GNI测算。这3个维度指数的几何平均值就是各国人文发展指数(HDI)值。在计算之前,对每个维度的指标都设定了最小值和最大值,见表1。

计算公式为:

以加纳为例,2012年,加纳人均预期寿命64.6岁,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儿童预期受教育年限分别是7年和1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NI为1684美元,则各项指数分别是:

二、2012 年人文发展指数排名情况

2013年的《人文发展报告》测算了187个国家(地区)的2012年HDI值,挪威排名榜首,澳大利亚、美国分列2、3位,日本是唯一进入前10名的亚洲国家。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分别排在第12、13和18位,在亚洲排名靠前。排名倒数3位的国家均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尼日尔排名最末,其次是刚果(金)和莫桑比克。中国的HDI值为0.699,排在第101位,高于亚洲平均水平(0.656)。其他4个金砖国家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排名分别为55位、85位、123位和136位,除南非比2011年前进1位外,其他国家与2011年相比无变化。

从分项指数看,发达国家(地区)在健康、教育和居民生活质量方面整体水平较高。在健康方面,日本排名榜首,国民预期寿命为83.6岁,中国香港居民的预期寿命为82岁,排名第2。在排名第3到第10名的8个国家中,有7个来自欧洲,反映出欧洲国家整体较高的医疗卫生水平;在教育方面,新西兰的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12.5年)和学龄儿童的预期受教育年限(19.7年)位列第1,而排名居末位的3个非洲国家(莫桑比克、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15个月,相当于新西兰的1/10;在收入方面,中东石油出口国富裕程度较高,卡塔尔、科威特和阿联酋均排在前10位以内,其中卡塔尔以人均国民总收入87478美元位居第一,其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倍、全球平均水平的8倍。

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取得长足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国内人文指数排名的大幅提高。1980年,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只有0.407,位于低人文发展水平国家行列;而2012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到达0.699,比1980年提高0.292,提升幅度在所有国家中排名靠前。2012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世界排名101位,高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平均值(0.683)以及金砖5国平均值(0.655),已处于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上游位置。

从分项指数来说,按照世界银行用PPP法计算的结果,198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524美元,到2012年增长到7945美元,提高14倍。特别是1990年以后,中国人均GNI年均增长率达到9%,是所有187个国家中增速最快的国家。1990年到2008年间,我国有5.1亿人摆脱绝对贫困,为世界减贫作出巨大贡献。在健康和教育方面,中国也取得了显著成绩。2012年中国的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比1980年增加近6.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学龄儿童预期受教育年限分别提高了3.8年和3.3年。目前基本能够实现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100%、中学入学率80%,居民素质得到大幅提高。

四、中国社会进步过程中的问题需要关注

尽管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发展水平大幅提升,但中国的发展仍面临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是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中国人文发展指数的提高主要由经济高速发展拉动,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比,健康、教育等社会方面的进步明显滞后。2012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87个国家中排名第89位,但HDI排名却比人均国民收入排名低12位。而在剔除收入指数后,中国的HDI排名下降了5位,跌落到世界的106位。与2000年后中国人均GNI完成“三级跳”对比,国民的健康水平、教育水平近10年来的进步幅度不大。2012年国民预期寿命仅比2000年多1.5岁,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仅比2000年多2.5年和1.8年,经济成果没能更有效地传递到社会进步中去。

二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状况依然突出。东部发达省份的人文发展指数要比内陆经济欠发达省份高出很多。表4所示,中国大陆社会发展存在4个区间:最发达的京、沪、津的可以达到高人类发展组别水平,与欧洲国家葡萄牙的水平相当。而排名靠后的青海、甘肃、云南、贵州、西藏5省份则属世界低人文发展组别,仅相当于加纳、赤道几内亚等非洲国家的水平,两极分化极为严重。从分项指数看,发达省份如京、津、沪的人均GNI1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比排名垫底的省份高出近6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反映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在教育方面,东部地区在教育资源和教学水平方面都存在巨大领先优势,如北京的高中入学率达到98%,专上教育入学率可达60%,与英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大学入学率相当。而贵州高中入学率仅有55%,将近一半的学生会在高中阶段辍学,专上教育入学率仅有20%,仅相当于越南、老挝的水平。从医疗卫生方面,上海、北京的医疗资源充足,人均预期寿命也达到80岁以上,与法国、挪威等发达国家相当,达到极高人类发展组别水平,而医疗资源匮乏的西藏、云南、青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均在70岁以下,比经济发达地区少了近10岁,仅相当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

三是政府社会管理面临巨大挑战。2011年,中国人口结构发生转折性变化,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城镇常住人口总数超过农村,目前有7.1亿人口生活在城镇。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不仅在速度上是世界上最快的,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给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带来巨大压力。中国的基层政府往往更加重视发挥经济管理职能,而忽视社会管理。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大量涌入,农民工阶层对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城市公共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凸显,解决不好这种矛盾,会对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四是不平等现象阻碍社会进步。从“不平等调整后人文发展指数(IHDI)”的计算结果来看,不平等使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损失了1/5。不平等最明显地体现在收入指数上。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74,属于收入差距较大的行列。高低收入人群差距明显。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达7.8,其中最高收入户与困难户收入之比可达9.8。从城乡层面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倍,我国农村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经不平等调整后,收入指数损失了29.5%,在3个分项指数中最高。教育、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分别使教育指数和预期寿命指数损失23.2%和13.5%。如何进一步消除不平等,促进社会公平,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摘要：人文发展指数(HDI)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泛、影响最大的衡量人类发展的工具。本文对HDI概念、计算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并对我国人文发展水平总体情况及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和国际比较,为客观评价我国可持续发展状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发展指数 篇5

国内外空气污染指数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摘要：针对中国目前使用的空气污染指数(Air Pollution Index,API)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比较国内外空气污染指数在基本概念、级别限值和等级划分等方面的区别,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增加监测指标、提高发布效率、优化统计模型等改进意见.作 者：钟声 丁铭 夏文文 ZHONG Sheng DING Ming XIA Wen-wen 作者单位：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江苏,南京,210036期 刊：环境监控与预警 Journal：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FOREWARNING年，卷(期)：,02(3)分类号：X823关键词：空气污染指数 分级 标准 空气质量

发展指数 篇6

关键词 企业 创新能力 评价分析

一、构建企业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

1.科学性与真实性。所选用的评价指标要能真正反映企业研发活动和技术创新的现实状况、发展潜力和变化趋势。强化指标的客观监测与科学评价功能，以及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实际引导作用。

2.可衡量性与一致性。所选用的指标既要注意与目前国际通行的指标保持一致，保证评价指标具有国际可比性，能够被世界学术界认可和应用；同时也要与国内官方统计口径一致。指标的选取均能做到可测度、可衡量、可比较、可评价。

3.数据可获得性与简明便利性。在指标的设置上，既要考虑是否能够采集到权威、准确的公开数据，也要考虑数据的易得性。在理论研究中，虽然指标设置方案可以有多种选择，这些指标的设置甚至非常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如果所设置的指标无法采集到数据，则该指标没有实际的意义。评价指标体系既要体现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也要体现层次性和逻辑性，同时具有操作和使用的便利性。

4.相对稳定性。评价指标要保持相对的稳定，在一般情况下不易变动，否则达不到累积比较的目的，很难动态监测和比较分析一个企业在5年或10年后的发展变化情况。

为了使统计评价工作更加准确和客观，真正反映新疆企业创新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在评价指标的设计和选择上，还要注意遵循统计和评价的理论方法基础。例如，总量指标与平均指标相结合，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相结合，经济指标与科技指标相结合，以保证评价指标能够相关互补、有机平衡，并满足唯一的评价服务目标。

二、分析方法

1.构建企业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参考同家相关部委、国内学者构建的企业创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指标遴选初步构建新疆企业创新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征询有关专家、行业管理者的意见，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改完善，最终确立新疆企业创新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2.指标体系权重赋值。新疆企业创新发展指数综合评价拟采用德尔菲法，通过征询有关专家、行业管理者的意见，确定指标体系各层次的权重。

3.选择评价方法。在实践应用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新疆企业创新发展评价的需要选择适宜的评价方法。

4.综合指数及单维指数评价。搜集整理指标体系中相关数据，运用所选择的评价方法，对新疆2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3年企业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2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企业创新能力进行排序。

为了进一步揭示影响评价结果的关键因素，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可根据需要，对单维指标进行分析，以便找到影响评价的原因，为有针对性的整改提供依据，使评价結果更具说服力和区分性。

5.评价结果讨论。根据计算结果，分析2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企业创新能力现状、存在的问题、优势劣势，根据存在的问题和优劣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新疆企业创新发展指数评价体系设计

结合新疆企业的实际情况，筛选出新疆企业创新发展指数的关键构成的关键要素，从而确定新疆企业创新发展指数评价的维度和构成要素。新疆企业创新发展指数评价包括三个方面评价指标，即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效。指标体系设计过程中，本着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及可操作性原则，以期对新疆企业创新发展有一个综合、客观、科学的评价。

1.创新环境。通过企业科技经费、人才、项目管理相关制度的健全程度，闩治区级以上认定的研发机构个数，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在年末从业人员数中所占比例，企业销售利润率，企业人均科技活动用仪器设备净值等五个方面建设情况指标，反映企业创新的环境条件。

（1）科技经费、人才、项目管理相关制度：是否形成了相关的管理制度及文件，科技经费、人才、项目管理相关制度各占一份，三项制度评分的权重均为1。计算方法：根据相关的管理制度，公司文件进行统计并赋值。

（2）自治区级以上认定的研发机构：企业研发中心泛指建在企业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技术中心及其他研究开发机构，企业任一种研发中心通过闩治区级以上科技部门认定的，即可列入统计范围。

计算方法：以科技厅认定的文件为基准，统计、认定。

（3）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在年末从业人员数中所占比例：企业中拥有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数量在企业全部从业人员中所占比例，通过企业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的人才比较，体现企业创新发展的环境和能力，以及企业实施创新型人才政策战略的实际成效

计算方法：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

年末从业人员数

（4）企业销售利润率：主营业务收入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所产生的收入总额；利润总额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的盈亏相抵后的利润总额，反映企业的基础支撑作用。

计算方法： 利润总额

主营业收入

（5）企业人均科技活动用仪器设备净值：企业人均拥有生产设备的情况，从而判断其从业人员的生产能力和效率。

计算方法：

2.创新投入。通过企业用于科技活动的全部经费支出，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技术获取和技术改造经费支出，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等指标反映企业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强度，鼓励企业重视创新平台长期建设和投入，是衡量企业创新发展的最重要指标。

（1）企业用于科技活动的全部经费支出：企业用于与境内外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科技合作的支出总额，直接显示企业与科研院所及高校进行合作交流情况，用来考核企业创新发展的环境。

计算方法：

（2）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企业用于与境内外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科技合作的支出总额，直接显示企业与科研院所及高校进行合作交流情况，用来考核企业创新发展的环境。

计算方法：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

（3）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表现企业的研发活动对经营收入的贡献程度，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用于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经营收入贡献水平越高，用来考核企业创新发展的可持续性水平。

计算方法：

（4）技术获取和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反映了企业在报告期内创新投入中的技术获取基本情况，用来考核企业从外部获取的技术支撑力度；同时，反映企业对技术引进的消化程度，表现其创新能力。

计算方法：

（5）R&D人员折合全時当量：R&D项目人员的全时当量南参加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项目人员的全时当量相加计算；应分摊在R&D项目上的管理和直接服务人员的全时当量按R&D项目人员的全时当量占全部科技项目人员全时当量的比重计算。

计算方法：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合计

3.创新成效。通过有效发明专利数，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反映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和成本效率及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水平。

（1）有效发明专利数：反映企业获得专利认证的数量，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反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和设计成果情况。

计算方法：有效发明专利数分累计和当年情况

（2）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企业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和行业的认可，最终形成国家或者行业标准的数量。

计算方法：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分累计和当年情况

（3）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反映企业在专利授权方面的成果和效益，用来考核企业创新发展的绩效水平。

计算方法：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分累计和当年情况

（4）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新产品销售收入是反映企业创新成果，即将新产品成功推向市场的指标。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新产品开发在企业经济运营中的地位和作用，企业通过新产品开发而带来的经济效益，创新对产品结构调整的效果。

计算方法：新产品销售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5）劳动生产率：在报告期内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与年末从业人员数之比。创新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企业创新的目的之一。劳动生产率反映创新对工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计算方法： 工业总产值

年末从业人员数

新疆企业创新发展指数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分配、指标来源见表1。

全部子项指标共15项，加分项包括：获国家和自治区科技奖项目数（获得自治区以上的奖项加分项）。

四、明确新疆企业创新发展评价体系指标选择范围和统计口径

新疆企业创新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所需要的数据均包含在如下报表当中：

（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项目情况（B107-1表）；

（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及相关情况（B107-2表）；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活动及相关情况过录表；

（4）工业统计年报。

其数据均来源于自治区统计局社会科技处，指标口径以规模以上企业为主。

五、企业创新发展指数分析方法

南于企业创新发展评价的统计指标功能各异，视角不同，并且指标之间的量纲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于企业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不能简单化。首先在内容上，要保证每个组成要素、子要素和评价指标都能够深刻体现和科学测度企业创新发展各个方面的内在实力和外部影响；其次还要考虑统计技术上的要求。例如，不同性质指标的有机配合及比例问题，消除不同量纲标准化的客观性问题，指标采集与测度的误差影响问题等，都要求利用规范的统计理论和方法，以保证和提高企业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质量和功能。

1.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在新疆企业创新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中，评价指标的量纲很多是不同的，不可以直接相加和对比，因此首先需要对评价指标做标准化处理。得到一个可以相互对比的标准化值，用于计算评价总体、组成要素和子要素的得分结果。标准化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在本研究中，采用国际通行的标准差方法（Standard Deviation Method，SDM），将各个评价指标转化为可比的标准化值（STD）。

实际上，标准差方法（SDM）是以标准差为单位表示某个数据在全部样本中所处位置的相对位置量数，它可以用来衡量全区所有企业间的相对差别。具体来说，标准差方法是以一批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参照点，以标准差为单位表示每一个数与算术平均值之间的距离。计算出的标准化值（STD）南正负号和绝对数值两部分组成，正负号说明原始数是大于还是小于算术平均值，绝对数值说明原始数相距算术平均值的远近程度，从而准确地刻画了某个数在一批数中的相对位置。原始数据被全部转换成标准化值后，它们的整个分布形态并不会发生改变。经过这样处理以后，就可以将原来不能直接加总的原始指标数据，转化为消除了量纲因素，可以随意相加的标准化值。

对于每个评价指标，首先计算全区所有企业的算术平均值和标准差；再使用标准差公式，分别计算每个企业的标准化值（STD）。指标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步骤如下：

（1）计算全区所有企业的某一项指标j的算术平均值：

（2）计算全区所有企业某一项指标i的标准差：

（3）计算第i个企业的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STD）：

其中，Xij表示第i个企业的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N表示参评企业的总数，M表示评价指标的总数，表示第j项指标全区所有企业的算术平均值，sj表示第j项指标全区所有企业的标准差。标准化以后，所有指标数据的均值为0，方差为1，即指标数据满足标准正态分布。

由于任何指标的标准差都大于零（不考虑等于零的情况，即各个企业的某项指标的值完全相等），STDij有可能为正值，说明第i个企业的第j项指标的值高于全区所有企业的平均水平，而且数值越大，说明该企业在此项指标上的相对优势越明显；也可能为负值，说明第j个企业的第j项指标的值低于全区所有企业的平均水平，而且数值越小，说明该企业在此项指标上的相对劣势越明显；若STDij=0，则说明第i个企业的第j项指标在全区所有企业中处于平均水平。

2.缺失数据的处理。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我区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中，有些企业的部分数据有缺失的现象，需要对这些缺失数据进行特殊处理。一般处理缺失数据最常见、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个案剔除法，但这种方法无法保证企业数据信息的完备性。均值替换法是另外一种常用的处理缺失数据方法，是利用该变量所在群体其他对象取值的平均值来替换该缺失值。这种方法简便、易行，而且对该变量所在群体的均值不会产生影响。但是均值替换法将会造成该变量所在群体标准差的变小，而且对其他统计对象是一种不公平的处理。

由于在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缺失的数据，通常是那些比较分散、数据量较小，或者难以统计到的数据，因此可以考虑将缺失数据统一默认为零进行计算。但是在样本量较小的情况下，这种处理方法非常容易影响数据的客观性和结果的正确性。尤其是对于数据绝对值比较大的情况，这一处理方法容易对均值和标准差的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基于以上考虑，在本研究中采取最小值替换法，即利用该变量所在群体其他对象的最小值来替换缺失的变量值，这样既可以避免对均值和标准差产生较大影响，也不至于造成缺失数据被无形“拔高”而产生不公平的排名结果。

统计指数计算模式的发展述评 篇7

1 早期指数的经验计算形式

据有关史料考证, 早在1609年, 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曼就计算过一个加权综合物价指数;1707年, 英国经济学家皮索普·弗里特伍德也计算过物价指数。而在法国, 指数的应用比英国还要早, 1568年, 著名统计学者让·波丹也计算过物价总指数。1811年, 英国学者阿瑟·杨格首先提出, 在计算总平均指数时要对个体指数进行加权平均计算。1822年苏格兰的约瑟夫·娄威公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生活费用指数”。这个指数对比了1820年与1796年间“中等家庭”的同样一些生活资料的价格。其中, P1和P0为1820年与1796年的生活资料价格;q为“中等家庭”的生活资料数量。1840年德国经济学家约甘·赫尔费里克首次进行了物价指数的国际对比。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 各种指数的计算都还没有任何数学公式方面的记载。1853年英国经济学家琼·史密斯才开始应用一些专门的指数计算公式。1886年得到瑞士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的发展;1898年又经瑞典数理经济学家克鲁特·威克塞尔的进一步完善。至此以后, 指数计算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并且指数的计算公式才相对固定下来, 最终趋于科学的测算。

2 指数计算的几种数学模式

1863年, 英国经济学家斯坦利·杰文斯提出几何平均公式计算物价总指数。计算公式为:其中, ipj为个体物价指数。

杰文斯认为, 由于几何平均数总是处于算术平均数与调和平均数之间, 因此, 几何平均指数才能表明“真实的”物价平均动态。但这种指数的严重不足是它缺乏必要的经济内容;在一般情况下, 几何平均指数不能对价格的变动做出反应。比如各种个体指数的乘积为1时, 价格的任何变动对杰文斯的指数都不会有影响。并且几何平均指数完全忽略了商品种类以及售出商品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差异。

1864年, 德国经济学家拉斯贝尔制定的加权综合指数, 拉氏指数虽然不是最早出现的加权综合指数, 但却是最重要的加权综合指数公式之一。拉氏指数其方法后来被推广到各种质量指数和数量指数的计算。该指数公式将同度量因素固定在基期水平上, 所以又称为基期加权综合指数。

1874年, 德国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派许制定的, 派氏指数也是重要的加权综合指数公式之一。派氏指数其方法后来也被推广到各种质量指数和数量指数的计算。不同的是该指数公式将同度量因素固定在报告期 (计算期) 水平上, 所以又称为计算期加权综合指数。

拉氏指数与派氏指数的比较, 从上面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拉氏指数和派氏指数无论是相对数还是绝对数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什么原因造成的?下面进行简要说明。

第一, 由于拉氏指数与派氏指数各自选取的同度量因素不同, 使得两者在计算结果产生差异。同时假设利用同样的资料编制指数, 两者给出的计算结果一般也会存在差异。只有在两种情况下, 两者才会恰巧一致: (1) 总体中的所有指数化指标都按相同的比例变化 (即所有个体指数都相等) ; (2) 总体中所有项目的同度量因素都按相同比例变化 (即权数的结构保持不变) 。但这毕竟是两种极为特殊情形。在一般情况下, 拉氏指数与派氏指数是不会相等的。

第二, 由于两个指数具有完全不相同的经济分析意义, 使得两者的计算结果不同。以价格指数为例:拉氏价格指数以基期商品销售量作为同度量因素, 这说明它是在基期的销售数量和销售结构的基础上来考察各种商品价格的综合变动程度的;而派氏价格指数以计算期商品销售量作为同度量因素, 则说明它是在计算期的销售数量和销售结构的基础上来考察各种商品价格的综合变动程度的。尽管两者的基本作用都是反映价格水平的综合变动, 但怎样反映、在什么基础上反映, 两者又是存在差别的。

一般认为, 派氏价格指数的分子与分母之差, 即:∑p1q1-∑p0q1=∑ (p1-p0) q1能够表明计算期实际销售的商品由于价格变化而增减了多少销售额, 因而较之拉氏价格指数具有更强的现实经济意义。不过, 从另一个角度看, 拉氏价格指数的分子与分母之差, 即:∑p1q0-∑p0q0=∑ (p1-p0) q0也是有意义的, 它至少能够说明, 消费者为了维持基期的消费水平或购买同基期一样多的商品, 由于价格的变化将会增减多少实际开支。这种分析意义显然也是很现实的, 甚至通常人们编制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主要目的。可见, 从经济分析意义的角度看, 拉氏指数与派氏指数其实并无绝对的判别标准, 关键在于编制者的目的和所要说明的问题。

十九世纪后半期, 在比利时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勒“典型”的平均思想的影响下, 抽样技术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发展。1888年, 英国数理经济学家弗兰西斯·埃奇沃思综合杰文斯和古诺的思想, 提出了所谓“随机性”指数理论。这种指数认为, 总指数必须再现某种“标准的”平均数。这样个体指数围绕其“真实”平均值的一切波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典型的随机过程。但由于个体指数之间的性质不同, 根本就谈不上它们会加入随机过程并会形成那种虚构的“真实”平均值。著名的马埃指数公式是英国学者马歇尔和埃奇沃思共同设计了选择基期和报告期同度量因素平均值来计算指数, 目的是避免拉斯贝尔和派许公式的偏误, 其质量指数和数量指数公式分别为:

马埃指数公式的计算结果介于拉斯贝尔公式与派许公式的计算结果之间。随机指数理论在西方指数理论中占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20年代, 被新的数学形式所替代。

1922年, 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提出测验指数理论。测验指数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借助于数学形式的准则选择并构造各种形式的指数公式。这种理论是以虚构的关于各种经济因素等价性的假设为前提构造的。费雪及其后继者想要构造出一种对所有因素、对所有指数现象都适合的通用的指数公式。结果是完全失败了。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统计机构都是按极不相同的指数公式计算的。在每种具体场合, 对于每种具体类别的经济问题都有相应的公式以资使用。通常应用的并非是费雪的理想指数形式, 而是有经济依据的综合指数和平均指数。

理想指数公式是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和庇古等人在1901~1920年之间先后提出来的, 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费雪通过验证, 将它命名为“理想指数公式”。它是对拉氏指数和派氏指数直接进行平均型交叉的结果。。实践表明, 借助于某一种形式的方法不可能做出本质的选择。

1925年, 法国经济学家弗兰索阿·迪威夏提出了积分理论的数学形式。积分指数用于研究价格的动态时可以表示为:;其中, 为兰索阿·迪威夏的积分物价指数;qt和pt, 为时期t内的物量和物价;t0和t1, 为基期和报告期。依据迪威夏建立的指数公式不可能得到任何具体的数字结果。由于所选择的积分方式不同, 它会导出完全不同的指数公式、也会计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在西方指数理论中, 根据积分指数的近似算法可提出许多近似计算公式。积分指数及其近似计算法都是建立在, 假设存在着经济指标的某种连续函数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这种函数一般是不存在的。所有经济指标都是一些离散的、不连续的量。它们的意义不在于其本身, 而在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间隔。在现实经济中, 有关迪威夏物价的任何一种连续函数, 都是不存在的。所具备的仅仅是确定时间间隔内各类个别商品的价格。至于其余时期内的有关商品价格的任何资料都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这一点与这些商品生产的间歇性及其价值重估有关。积分理论完全忽略了客观的经济现实。它没有获得任何实际应用, 即使是西方国家的统计机构从未打算近似地计算过迪威夏积分物价指数。因此, 指数本质上是经济指标, 每种指数都体现着特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

3 综合指数的科学计算原则

在经济分析中, 通常我们分析一个因素的变动时, 把其它的影响因素固定起来, 以反映单纯由这一因素影响的程度和幅度。至于把它固定在什么时期, 这就由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来决定。这里我们采用价值指标来做具体的评价和选择。

设Q1为报告期产量, Q0为基期产量, P1为报告期价格, P0为基期价格。如果只生产一种产品则产值的变动如下:

在生产多种产品时产值的变动为:

这里为什么分析产量时乘以基期的价格, 而分析价格变动时乘以报告期的产量。为了完整地解释影响结果的因素构成, 我们对这一原理解读如下图:

为了简化分析计算的过程, 我们将产量和价格同时变动影响的结果归结在某一个因素之内。但在归结时, 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 一定要符合指数体系的要求:

2) 假定资料要具有特定 (现实) 的经济意义:在上述指数体系中, 有两个假定资料∑Q1P0和∑Q0P1。∑Q1P0表明按过去价格或不变价格报告期数量计算的价值指标。而∑Q0P1表明按现行价格过去数量计算的价值指标。前者更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

3) 资料取得的难易程度。∑Q1P1和∑Q0P0, 这两个资料分别为报告期价值和基期价值指标。两种资料都是统计认识的直接结果, 只是一个为实际资料, 一个为历史资料。而∑Q1P0和∑Q0P1是两个假定价值资料, ∑Q1P0比∑Q0P1更容易取得。∑Q1P0是有选择性 (以不变价格为依据或基期为基础) 的计算, 而∑Q0P1的计算则是历史资料的调整, 历史资料愈多, 统计的工作量就愈大。

综合指数的一般原理:计算数量指标指数, 作为同度量因素的质量指标应固定在基期;计算质量指标指数, 作为同度量因素的数量指标应固定在报告期。这就是综合指数编制的一般原理, 也是综合指数的基本计算形式。

参考文献

[1]徐国祥.统计指数理论及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2]黄书田等.国民经济统计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黄良文等.统计学原理[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6.

发展指数 篇8

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早就指出: “经济学的目的应当是人, 而不是财富。经济学家的任务是使人人都有可能过上最佳质量的生活。”他强调, 经济学是以增进人类幸福为目的的一门科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货币积累是一种不自然的活动, 它会使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失去人性。由此可见, 经济与人文、发展人文经济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人文经济也有人称之为人本经济、人道经济, 等等。它是指这样一种经济模式, 这种经济模式以保障人的幸福和尊严为目的, 协调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人文经济不仅包括经济价值, 还应包括社会平等、生态平衡、环境舒适、以及美、尊严、生活情趣, 等等。

国民幸福指数, 是人们对自身幸福感的一种评价指标, 用来衡量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 它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居民收入及自身素养等紧密相关。

发展人文经济, 就是要求政府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摒弃和纠正过分偏重物质畸形发展的错误理念和做法, 坚持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 尊重公民权益, 倡导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稳定, 提升公民的幸福感。

二、发展人文经济必要而又迫切

1. 粗放式经济增长, 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明显。在我国不少地方仍然延续高投入、高能耗、高消耗、高污染、多占地为特征的“四高一多”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由此导致的空气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异常等问题愈演愈烈, 直接影响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有统计表明, 我国约有15% 的GDP依赖于环境的破坏。这意味着, 我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并没有真正重视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2. 传统落后的经济管理, 致使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 管理者对经济的管理只见“物”不见“人”。即使有的地方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但仍然只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消耗的减少、技术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的保护等等“物”的因素高度关注, 而对人的因素重视不足, 如对劳动者工作环境的改善、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提高、劳动者社会保障的增加、劳动者工资报酬的增长等关注不够。

3. 民生问题突出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研究表明, 对于人类感知到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来说, 社会关系远比金钱重要。为了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因利益调整而引发的民生问题逐渐增多。比如, 收入分配存在不公, “三农”问题难以根除, 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事故不断, 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看病贵看病难, 教育乱收费, 官场腐败, 等等。由此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 社会矛盾频发, 国民幸福感下降。

三、发展人文经济的主要途径

1. 以“保障人民生活富足”为目的, 努力做大经济总量。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动摇, 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通过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扩大对外开放等途径, 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做大社会财富“蛋糕”。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 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

2. 注重人文关怀, 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在经济发展中, 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和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主人翁精神和主体地位作用。尤其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 要进一步改进用工制度和用工方式, 提高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 满足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 让职工真正享受企业发展的成果, 激发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实现企业与个人良性互赢。

3. 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快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当前, 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严重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要切实解决好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重大民生问题, 让人民群众普遍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要准确把握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特点, 妥善处理好各种人民内部矛盾, 及时化解不稳定因素; 在利益调整、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措施, 构建和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让人民群众平等和谐地享受幸福生活。

4. 提高国民素质, 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国民幸福指数的高低, 不仅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多少和外部环境的优劣, 还取决于其内心对幸福的感受和自身的价值观。所以, 一定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对国民的科学文化、理想信念、道德品质等方面的教育和培养, 引导他们做一个人格健全、诚信友善、乐观向上的人, 珍惜生活, 感恩社会, 知足常乐。

四、发展人文经济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 低发展与低幸福。低发展必定导致低幸福。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 提升国民幸福指数才有根本的保障。事实证明, 如果物质财富匮乏, 人们为了维持生存相争逐利, 社会就会产生动荡, 人民生活就无幸福可言。

2. 低发展与高幸福。低发展维持不了高幸福。当经济不发达, 物质财富不富足时, 过分追求所谓的幸福, 只能是“苦行僧”式的“苦中作乐”。单靠精神层面维系的幸福, 是不能长久的。

3. 高发展与低幸福。高发展谨防产生低幸福。如果国家的经济财富大幅增长, 而国民感到不幸福或低幸福, 那么, 这种不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是没有意义的发展, 最终也会因失去内生动力而停止。

4. 高发展与高幸福。高发展持续保障高幸福。必须坚持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大力提高经济发展的福祉转化率, 建立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的良性循环互动, 保障人民幸福安康, 社会和谐繁荣。

总之, 作为政府, 在致力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 必须更加注重节约自然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加大人文关怀, 保障民生利益, 维护公平正义, 化解社会矛盾, 提升国民素质, 为当代人乃至后代人的幸福生活作出不懈的努力。

摘要：立足发展人文经济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相互关系, 阐述了人文经济和国民幸福指数的基本内涵, 探讨了发展人文经济必要性和主要途径, 指出了发展人文经济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问题。

关键词：人文经济,人文关怀,民生保障,和谐幸福

参考文献

[1]程艳.和谐社会重在改善民生.西城论坛, 2008, (3) .

[2]刘泰来.对构建和谐山西的人文经济学探索.经济师, 2007, (5) .

[3]刘泽雨.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动.社会科学, 2003, (2) .

发展指数 篇9

此次年会发布了《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及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 (英文版) , 发布了“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并宣布了十强企业名单, 举行了电子信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集体发布仪式以及社责委与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本届年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行业社会责任建设进入新阶段。

据了解,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成立于2011年, 旨在推进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 为电子信息行业开展社会责任工作, 研究、制定、推广社会责任标准和相关应用工具以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搭建全方位的建设、服务和交流平台。此次年会是第二届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年会”, 首届年会于2013年1月在北京举行。 继2013年首届年会发布《中国电子信息业社会责任指南》后, 为实现与全球经济社会和国际话语体系的融合, 促进社会责任优秀理念和实践经验的交流与共享, 社责委组织完成了《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 (英文版) 的编制, 并在本届年会上正式发布。此外, 社责委联合社科院研究编写的《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既是企业编写社会责任报告的有效工具, 也是企业提升自身社会责任管理水平的重要参考, 对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业、信息技术服务业 (含互联网领域) 和通信业等具有指导作用。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和《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的发布与实施旨在促进电子信息行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提升行业竞争力, 引导电子信息企业和其他有关组织科学、持续、 系统地履行对员工、环境和社会的责任, 并进一步促进企业履责信息披露, 强化电子信息行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

同时, 本届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年会延续了2013年首届年会的传统, 安排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集中发布环节。此次参与该平台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数量由首届的3家大幅增至19家, 报告总数也由2013年的3份增加为今年的20份, 体现出年会发布平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此次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包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及所属5家上市公司、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 联想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 (北京) 有限公司、国际商用机器 (中国) 有限公司、英特尔 (中国) 有限公司、超威半导体 (中国) 有限公司、微软 (中国) 有限公司、三星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日电 (中国) 有限公司、松下电器 (中国) 有限公司和佳能 (中国) 有限公司。其中,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和百度在线网络技术 (北京) 有限公司等公司在报告编制过程中参考了《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这些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电子版均可在中电标协网站“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年会”专题页面查询下载。

另外, 本届年会见证了中电标协社责委与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在年会上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并联合发布了合作形成的第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据了解, 该指数充分考虑了电子信息行业的特点, 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具体指标, 主要包括引领行业社会责任建设, 推动行业社会责任实践, 响应行业社会责任行动三方面的社会责任工作内容, 从该角度反映了电子信息行业的社会责任发展现状。

年会还公布了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 (2013) 排名前十位的企业名单, 这些企业依次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三星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联想集团、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英特尔 (中国) 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松下电器 (中国) 有限公司和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并列第十名) 。

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特别强调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沟通, 因此此次年会特别安排了主旨演讲和对话交流两种沟通方式, 邀请来自企业、行业组织和研究机构的代表介绍和分享社会责任工作经验, 并就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工作建言献策。

发展指数 篇10

我们不仅期望测度城市之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的不平等程度, 而且期望了解区域之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和同一区域内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 以便用其时间序列动态地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它们与区域经济的联系。显然, 这通过计算单个基尼系数是办不到的。这就需要引入赛尔指数。

Theil熵最早是由Theil于1967年研究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时首先提出来的。以Theil熵表示的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总水平等于各个国家收入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的对数的加权总和, 权数为各国的收入份额。Theil熵优于基尼系数的地方在于, 以Theil熵表示的各地区之间的总差距可以直接分解为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两部分, 从而为观察和揭示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各自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 以及各自在总差距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提供了方便。赛尔系数的算法有两种, 由此产生两个赛尔系数,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Theil系数T以GDP比重加权计算, 而Theil系数L则以人口比重加权计算。

根据以上分析, 以四川省21个州市为基本区域单元, 则表示全省总体差异的Theil系数计算如下:

式中, Yij代表地i区域第j州市的收入, Y代表所有州市的总收入;Pij代表第i区域第j州市的人口;P代表所有州市的总人口。

如果定义第i区域的区际差异为:

则公式 (1) 中的Theil系数Tp可被分解为:

上式中, Yi代表第i区域的总收入, Pi代表第i区域的总人口;TBR表示区域间的差异, TWR表示区域内部的差异。

二、四川省近十年区域发展差异的赛尔指数分析

根据以上对四川省赛尔指标体系的建立, 笔者通过对四川省1998—2008年各州市人均GDP及相关人口数据, 计算出了历年的赛尔指数, 并进行了动态对比分析。四川省由21个州市组成, 分为五大经济区域, 分别为:成都经济区:成都、德阳、绵阳、资阳、眉山;川南经济区:自贡、泸州、宜宾、内江、乐山;攀西经济区:攀枝花、凉山、雅安;川东北经济区:南充、遂宁、广安、达州、广元、巴中;川西北经济区:甘孜、阿坝。

从表1的贡献率看, 全省总体差异的近50%变化都是由五大经济区的区域间差异引起的, 但区域间差异的贡献自1998年以来基本处于下降的趋势, 从1998年的65.10%到2008年的31.80%, 下降幅度较大, 成都经济区贡献率仅次于区域间差异, 不同的是其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从1998年的28.83%上升到2008年的48.54%, 并且超过了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川南、攀西、川东北经济区的贡献率虽有波动, 但总体呈上升趋势, 分别从1998年的0.52%、4.73%、0.73%上升至2008年的3.51%、13.23%、2.88%。不难发现, 区域内部的差异对四川省总体差异贡献率越来越大, 尤其是成都经济区, 其贡献率已经上升到近50%, 由此说明成都经济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川南、攀西、川东北等经济区贡献率虽有上升, 但内部经济发展相对均衡, 故对总体差异变化影响较小, 尤其是川西北经济区, 影响更是微小。

数据来源:1998—2008年四川省统计年鉴。

三、基于以上分析的几点总结与建议

1. 2003年成都城乡一体化政策成效显著。

如前所述, 全省总体经济差异在1998—2003年有缓慢的上升, 除2002年不规则的变动外 (2002年显著下降) , 此后总体经济差异呈稳定下降趋势, 这说明2003年成都市实施的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核心、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保障的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改革, 开创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的可喜局面。

2. 成都经济区发展迅速, 区际差距拉大。

由于区位优势和政策支持, 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 成为产业、人才、信息、交通、商贸高地, 因此, 应该进一步发挥成都经济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如资阳明确了“融入成都经济区的四个定位”:努力成为产业升级的“接替站”, 绿色农副产品的“供应站”, 劳动力资源的“输送站”, 旅游度假的“休闲站”。

3. 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 缩小区域差距。

2007年6月7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 通知要求成都市和重庆市从实际出发, 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要求, 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

在国家政策支持的背景下, 一方面, 成都要凭借自身优势不断发展壮大, 这样才能够增强其增长极作用, 另一方面, 在发展自身的同时, 要统筹城乡发展, 努力缩小区域差距, 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尚卫平.中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中国软科学, 2002, (8) .

[2]刘惠.区域差异测度方法与评价[J].地理研究, 2006, (7) .

发展指数 篇11

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教育面临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缺乏与浪费并存等新的挑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各级政府把教育事业摆在更加优先发展的位置，农村教育获得良好发展契机。本研究从城镇化视角人手，用实证、调查、比较等方法剖析农村教育现状，把握时代脉络，提出现实问题，为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支撑，推动和促进我国以及各省农村教育改革的不断进步。

发展指数勾画农村教育整体态势

构建农村教育发展指数，可以为了解和掌握农村教育发展现状提供量化分析的工具，为认识农村教育整体现状和发展方向，解决农村教育问题，比较国家间、区域间农村教育发展差异提供独特视角和依据。

在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发展指数、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指标等国外教育综合发展研究情况，以及国内王善迈等人的教育发展指数、袁桂林的农村教育发展指标等多项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综合考虑可得统计数据，深入分析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日标和相关政策文件，经多次专家论证，最终构建了农村教育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普及情况、师资情况、投入状况、办学条件、信息化水平5个一级指标；下设班额、入学率、生师比.教师学历合格率、生均经费支出、生均固定资产、生均教室面积、生均图书册数、生均计算机台数及生均建网学校比例等10个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涵盖学前、小学、初中、高中4个学段的具体项日共34个。

农村教育发展亮点突出

1.中国农村教育总体发展水平居9个人口大国首位

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农村教育总指数得分为0.634，居9个人口大国首位。农村教育机会指数中，中国在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入学率方面排在前列。小学入学率超过100%，与发达国家日本、英国持平，且超过德、法、美等国水平。农村教育质量指数中，中国指数为0.796，仅次于墨西哥的0.806。可以判断，中国农村教育总体发展水平优于其他人口大国，入学率等部分指标表现抢眼（见图1）。

2.农村教育发展各级指数呈增长状态

2012年农村教育发展总指数由201 1年的0.596增加到0.631，增幅为5.87%（见图2）。一级指标中，农村教育信息化水平指数增长幅度最大，由201 1年的0.343增长到2012年的0.396，增幅达15.45%；二级指标中的“建网学校”指数增幅最大，由2011年的0.270增长到2012年的0.319，增幅为18.10%。

可见，农村教育整体发展势头较好，特别是与硬件建设相关的指标增幅较大，见效较快，如信息化水平、办学条件、投入状况。而与软件建设或者内涵发展相关的指标增幅较小，见效较慢，仍需加大发展力度。

3.教育发展城乡差异状况趋于好转

我国教育发展城乡差异状况指数是在农村教育发展指数基础上构建的，其指标与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指数相同。数据显示，2007～2012年间，教育发展城乡差异状况指数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投入指数的城乡差异状况提高最快，增加了0.163，其次为条件指数，增加了0.153。说明教育普及状况、师资状况、投入水平、教育条件和信息化水平的城乡差异在逐渐缩小，特别是投入水平和教育条件的城乡差异改善状况更佳。上述情况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农村教育各项指标的公平程度均在不断提升。

4.城镇化推动农村教育整体水平提高

研究表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的受教育人口规模、教育投入水平、学校布局和软硬件建设、教育意识形态等方面都会发生深刻变革；农村教育品质的提升，会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口素质，反过来又推动当地城镇化向纵深发展。通过计算可以看出，农村教育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发展水平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是0.765（P<0.01）。这就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城镇化水平越高，该区域农村教育的整体水平也会逐渐提高。

农村教育发展差距尚存

1.农村教育发展水平仍落后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发达国家

与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美国等7个OECD国家相比，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总指数得分落后，仍与其保持较大差距。尽管发达国家缺失贫困率、识字率等多个指标项，但其教育发展总指数均在0.800以上，如日本高达0.908。可见，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状况虽然好于9个人口大国，但与OECD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例如，OECD国家目前83%的年轻人能在有生之年完成高中教育，而中国日前仅为73%。凶此，有必要提高农村地区学校教育的水平，并且为城镇中的农村人群及弱势群体学生提供更多经济上和教育上的支持。

2.各省份农村教育发展指数差异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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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2012年农村教育发展水平呈两极态势。城镇化率处于中高级阶段的7个省份，农村教育发展水平明显高出其他较低阶段的省份，发展指数大都在0.700以上；城镇化率处于初级阶段和乡村型省份的农村教育发展水平，呈现基本均衡态势，发展指数在0.500上下浮动。各省农村教育发展水平差异悬殊（见图3）。

北京市农村教育发展指数最高，为0.850，其普及指数、师资指数、投入指数、办学条件指数以及信息化水平指数分别为0.782、0.945、0.978、1.000、0.824，均位列全国首位。河南省农村教育发展水平整体最弱，指数为0.386，其短板主要为信息化水平、投入水平和师资水平3个指标，指数分别为0.192、0.241和0.583，均列全国末位，这3个领域也是该地区农村教育发展亟须关注的重点所在。

投入水平悬殊是造成省际差异的主凶，例如，北京的农村初中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为47 365.17元，而贵州省仅为4 357.33元，相差4万余元。由于投入水平不同，造成各省份农村教育发展的师资状况、办学条件等指标差异明显。

3.班额过大仍“居高不下”

2012年，农村基础教育平均班额指数全国平均水平为0.472，有19个省份超过这一水平，说明大部分省份农村教育班额状况仍然堪忧（见图4）。尽管城镇化加速发展会带来农村受教育人口的迅速减少，但在城镇化率超过50%的18个省份中，仅江苏、重庆、湖北、山东和宁夏5个省份的平均班额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城镇化率低于50%的13个乡村型省份中，也有近1/2的省份农村基础教育平均班额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是造成部分省份农村学校平均班额过高的主凶。例如，2010年数据显示，农村小学在10年间的撤并率约为49.3%，北京的农村小学撤并率高达57.81%，同时期北京农村小学生仅减少了50.18%。凶此，应充分考虑农村现实，增加资源配置特别是农村教师数量来改善农村教育质量。

4.农村寄宿制学校发展“中部塌陷”“小学塌陷”现象突出

农村寄宿制学校已成为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办学形式。2012年，农村中小学寄宿学生总数为2 710.7万人，占当地中小学在校生总数的26.2%，初中生总体寄宿率更是达到了53.89%。农村寄宿制办学形式也正逐渐从西部向中东部推进，农村中小学实行寄宿制已是大势所趋。日前，农村寄宿制学校发展存在重西部、轻中东部，重初中、轻小学的现象。西部地区寄宿生规模最大、寄宿率高，一直是农村教育发展和政策制定时关注的重点。而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寄宿生规模和寄宿率也非常高，甚至超过西部的多数省份。如河南省农村中学阶段寄宿生占全国总体的12.14%，位居首位；小学阶段寄宿生规模仅次于云南省，占全国总体的9.72%。相对于西部省份而言，中部地区寄宿制学校发展困境突出。2012年中部地区小学和初中办学条件、教师队伍的多项指标差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并且差距仍在进一步拉大。

寄宿制小学比寄宿制中学面临的发展困难更大。虽然2012年农村小学寄宿生总体规模只占到中学总体规模的一半多，但有11个省小学阶段的寄宿生总体规模达到30万以上，超过了中学阶段寄宿生规模不足30万的1 3个省，个别省份如云南省、青海省的小学阶段寄宿生规模甚至超过了本省的中学阶段寄宿生人数。2012年在办学条件、教师队伍等多项指标方面，小学都低于初中，而小学生年龄小，需要获得的照顾更多，小学寄宿制学校的投入成本不应比中学低。

政策倾斜力度偏小是造成“中部塌陷”和“小学塌陷”的主因。从各类国家支持性政策分析看，西部获得明显支持，东中部特别是中部寄宿制学校获得较少支持。2006年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以来，国家对免学杂费资金、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的安排都是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中部分担比例高于西部。国家实施的一系列重大T程项日，其投入对象中西部地区所占比例更大。已实施的重大工程项日建设中也存在重校舍、轻配套，寄宿制学校建设重初中、轻小学的状况。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西部中小学办学条件的很多指标改善幅度大于中部，硬件改善先于软件提升，这都导致了地区差距、学段差异进一步加大。

结论

准确把握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现状，高度重视农村教育发展问题，完善和调整发展政策与措施，方能使农村教育取得跨越式发展。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教育要改革适应，更要超前布局。

1.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村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占有很大比重。在教育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教育不但要改革适应，还要超前布局。在推进教育公平的进程中，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依然是紧要任务。正凶如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指示，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要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2.在确保教育公平基础上走内涵发展之路

当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支持的政策体系基本形成。落实“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等政策项日，使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条件迈上了新台阶。尽管如此，面对城乡差距，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加快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适当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仍是重要任务。但数据也显示，农村学校硬件指标的改善幅度远高于师资状况等软件方面的改善。凶此，应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岗计划”“免费师范生制度”“国培计划”等重大政策，加大对农村学校尤其是农村教学点的倾斜力度，逐渐将支持重点由财力投入与硬件建设转向提升农村教师素质与教育质量的软件建设，促使农村教育走内涵发展之路。

3.农村教育先行缩小省际教育发展差距

《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我国“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坚持农村教育发展先行，从最困难的地方做起，补齐区域内教育发展“短板”，可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和省际差距，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除继续支持西部省份外，要加大对“中部塌陷”省份的支持力度。例如，河南、湖南、江西等农村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大、学校多的省份，其经济发展水平并未明显高于西部省份，依靠自身财力很难解决农村教育的难点问题，迫切需要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

4.全方位关注农村寄宿制小学

相较而言，2008—2010年间，大部分省份农村教育发展和经费投入更多关注农村初中阶段。2004年以来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等都以初中寄宿制学校为主，这导致农村寄宿制小学的办学条件明显落后于初中。生活自理能力、安全问题是农村寄宿制学生面临的最大困难。而在农村寄宿制小学，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凶此，在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整体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的过程中，要关注寄宿制小学，配备合格专任教师和必要的生活教师，为学生全面发展与健康安全成长提供切实保障。

（来源：《中国教育报》杨润勇刘晓楠赵小红/文本报告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专项基金项目（2013）“农村教育发展研究”课题组完成）

发展指数 篇12

一、幸福问题引论

幸福, 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如今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足, 幸福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 追求幸福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那么什么是幸福呢?《辞海》是这样界定幸福的:“幸福是在为理想奋斗过程中以及实现了理想时感到的满足状况和体验。”但是由于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职业不同、环境不同、民族不同等, 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就会不同。以至于周辅成先生说:“不幸的是幸福的概念是如此模糊, 以致虽然人人都在想得到它, 但是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定追求或选择的东西, 说得清楚明白, 条理一贯。”

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不少重要的伦理学及哲学流派如:德谟克利特、梭伦、伊壁鸠鲁、犬儒学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边沁、宗教神学家 (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等) 、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都很关注幸福问题。由于对幸福问题的不同理解, 我国儒家德福一致的幸福观、道家合于自然的幸福观、墨家义利并重的幸福观以及佛教等都对幸福有自己的论述。但是这些观点的缺陷在于并没有建立起系统而完整的科学的幸福观, 也未能真正揭示出“幸福”问题的内在本质, 而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辩证的幸福观, 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了人的本质和人们的社会生活, 从人的本质的异化以及扬弃异化、消除不幸的角度来谈论人的幸福, 从而克服传统哲学中对幸福理解的缺陷, 为人们正确理解与追求人的幸福指出了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 幸福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 是享受与劳动的统一, 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幸福的阐释, 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幸福的含义, 从而追求和创造幸福生活,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幸福指数的内涵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 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 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幸福指数, 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指数主要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偏好对于自身生活状态所做出的满意程度方面的评价。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 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 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 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近年来, 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 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

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幸福指数方面的研究的学术成果, 笔者认为把幸福指数分为个人生活幸福指数和社会幸福指数是比较合理的观点。个人生活幸福指数主要从微观层面对居民个人生活领域幸福感体验进行测评, 主要指标有三类。一是职业收入指数, 二是身体健康指数, 三是家庭人际指数。社会幸福指数主要从宏观层面测试人们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幸福体验, 主要指标为教育、社会保障、社区文化、生活环境等社会环境指数。

三、提升幸福指数与妇女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政策选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幸福美好的社会图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幸福指数,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关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妇女同男子一样, 同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推动者, 同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者。随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 女性的发展、女性的幸福, 不仅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 而且社会各界也越来越重视。多年以来, 各界人士都为女性的发展和女性的幸福付出了无限的努力, 这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

由于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事实, 或者说社会现象, 它体现的是一般民众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 所以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 并以此为核心来推动妇女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首先, 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 而妇女发展问题是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方面。所以是否能够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幸福指数的衡量标准, 是否能够满足女性的生存需求, 是否能够为女性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 是制定幸福指数, 推动妇女发展的重要方面, 也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其次, 幸福指数是监测妇女发展体系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一个运转良好的妇女发展体系, 一定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妇女生活质量的提升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再次, 幸福指数是政府关于妇女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在我国, 妇女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广大妇女的根本利益。由于广大妇女的切身感受是我们制定和调整各项政策的依据, 我们在各项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必然把为广大妇女谋幸福、为妇女提供尽可能优越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作为妇女发展问题所遵循的最高价值标准。

如何以提升幸福指数为核心推动妇女的发展是当前的一项紧要任务。目前我国社会仍然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 我们不仅应当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整体民众幸福感的影响, 还要关注对于妇女发展会产生哪些重大影响。我们应当关注妇女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妇女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 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妇女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我们应当努力做到: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作为理论指导, 认识到幸福的本质内涵, 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幸福观对广大妇女的不良影响。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 努力做到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 享受与劳动的统一, 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其次是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幸福指数的内涵和意义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 为妇女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体系。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教育层次和不同民族分布等实际情况制定出合乎广大妇女实际需要的方案和解决办法。解决好妇女在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遇到的种种问题。再次幸福的实现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社会建设,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扩大公共服务, 完善社会管理,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由于地区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女性的发展差距还是很大的, 还存在多方面的问题, 提升女性的整体幸福还需要继续付出更多的努力。目前, 我们各级政府和妇联组织以及众多的妇女工作者都在为妇女的发展做出大量工作和有益尝试, 让我们继续努力, 为妇女的发展和人类美好的明天做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 追求幸福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本文从幸福内涵入手, 探讨了提升幸福指数对于妇女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女性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实践者和推动者, 如何提升幸福指数, 并以此为核心推动妇女发展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幸福指数,妇女发展,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编委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