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管理文献述评

风险管理文献述评（精选11篇）

风险管理文献述评 篇1

摘要：盈余预告信息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所以管理层盈余预告信息质量直接关系到投资者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那么, 管理层盈余预告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关键词：独立董事,特征,机构投资者,盈余预告性质

一、国外文献综述

Osterland (2004) 指出, 柏灵顿和康卡斯特等几家公司建立了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委员会来监督公司信息披露。因为相比其他董事, 当这种透明度关系到股东的利益时, 独立董事就会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及其独立性, 很可能拥有更大的动力去确保透明度。即独立董事监控信息披露政策的同时也培育了一个具有更高透明度的环境。

Mace Jensen (2004) 的研究中采用1997~2002年发布的管理者盈利预测的例子, 发现管理者盈利预测的事件概率及这些预测发布的频率与董事会中由独立董事组成的比例呈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还显示, 具有更大的独立董事比例的公司会做出更准确和带有更少乐观偏见的预测。然而, 研究没有找到独立董事与预测发布特征的一个重大关系。这可能归因于董事会害怕由于更具体的预测会带来更大的诉讼风险。

Skinner (1994) , Kasznikt和Lev (1995) , Kim和Verrecchia (1991) , Baginski, Conrad和Hassell (1993) , Williams (1996) 对盈利预测的研究表明, 代替股东这一代表公司最大利益的人士而管理公司的管理层应该通过发出更频繁的、具体的、准确的、详细的盈余预测来提高上市公司盈余预告信息的透明度。然而, 管理者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从而做出不是最优的披露决定。包括内幕交易和错误预测。独立董事可以通过直接审查信息披露政策和收益发布以及通过培育一种环境, 鼓励更大的透明度来减轻管理者的利己主义行为并对盈利预测的发布和特征产生影响。NIRI (2002) 在研究与收益指导相关的问题以及董事可以提高管理者领导能力的作用时, 发现虽然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没有明确要求委员会对所审查公司的收益情况进行公布, 一些著名证券律师说, 他们建议他们的客户这样做。同理, 企业董事会成员杂志 (2004) 发现投资者一般会通过季度电话和新闻发布的沟通方式进行的评估。此外, 纽约证券交易所 (NYSE) 上市的其中一个要求是审计委员会中的独立董事要与管理层讨论信息, 做出相关的发言稿及收益指导。因此, 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一个关键的责任和义务是“审查并与管理层讨论任何拟议的准备向公众发布的业绩或指导信息”。因此, 他们认为更大比例的独立董事 (一般是由更加独立和有性质的成员组成) 应该对盈利预测有好的影响。

以前研究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信息披露政策关系的文献, 集中关注的是分析师信息披露等级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关系。希利、赫顿和帕利普 (1999) 发现公司持续增加信息披露 (用分析师评级作代理变量) 会出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上升的现象。Bushee和Noe (2000) 同时使用面板数据和变化分析找到分析师披露评级与机构投资者持股之间的关系。

Bhojraj和P.Sengupta (2005) 在研究中, 通过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管理预测各种特征之间的关系扩展了之前对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研究。他们专注于管理预测, 并把它作为一个私人信息自愿披露的单一的衡量标准, 而不是只看分析师预测的数据。专注于管理预测还有利于去研究具有特异性和偏见的披露。专注于管理预测的额外的好处是可以在特定的时期内拥有更大的样本量。鉴于公司披露尤其是盈利预测信息是被机构投资者密切监控之外, 还被那些预测公司收益前景的固定投资者所关注。所以, 该研究期望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发布预测的频率呈正相关关系, 也和盈利预测的具体和准确性呈正相关关系, 和管理者的乐观主义呈负相关关系。经过研究发现, 那些具有较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公司更倾向于发布盈利预测。在六年的采样周期里, 这些公司发布盈利预测很频繁, 并且这种预测也更准确。使用子样本点预测, 该研究也发现这种预测的准确度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呈正相关关系。而乐观的预测偏差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即在那些具有较高比例的机构投资者的公司管理层会有更保守的预估。他们在测试这种效应的程度后, 发现那些具有较集中的机构投资者的公司不太可能发布收益预测, 而且预测往往是不太具体的。因此, 机构投资者的集中性对披露属性有不利影响。

Healy, Hutton和Palepu (1999) , Bushee和Noe (2000) 的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更愿意购买能够持续增加信息披露的公司股票。这些机构投资者将继续要求公司进一步增强信息披露。代表主要机构投资者、公司、金融中介机构利益的国际上通用的公司治理理论中, 有一个关键的格言, 这个格言与通信和报告有关, 指出“企业应披露准确、充足和及时的信息, 以允许投资者作出有关收购以及出售股票的明智决定。”

卡拉马诺和Vafeas (2004) 也专注于公司治理结构和盈利预测的关系的研究, 他们检验了治理结构对管理预测的影响。他们从1995年到1999年《财富》500强的275个公司中开始筛选样本, 最终选取了一个更小的样本, 但他们的研究包含了一组更广泛的控制变量, 这些控制变量包括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议的次数和审计委员会成员的构成。结论显示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影响管理层盈余预告性质。

二、国内文献综述

魏冬 (2004) , 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并选取了独立董事比例这个变量, 研究发现当公司外部董事比例增高时, 公司利用流动性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就发生相应的降低。总的来说, 现有研究普遍支持独立董事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具有正向影响。

陈胜蓝和魏明海 (2007) 用2001~2004年A股公司数据, 研究董事会特征、盈余稳健性与投资者保护的关系, 发现董事会特征的提高有利于增强盈余稳健性, 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石军、冯根福和黄谦 (2011) 指出如果机构投资者准确的判断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他们会采取客观的投资行为, 并通过投资调整上市公司股票供需关系来决定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 进而决定上市公司的市场报酬率。机构投资者通过客观的市场报酬率来决定自身下一步的投资行为, 这样就能影响管理层盈余预告信息的质量。

三、文献展望

由于国外研究比较成熟, 主要综合考虑了独立董事、机构投资者两者共同对管理层盈余预告性质的影响, 然而国内只是单纯考虑独立董事对管理层盈余预告性质的影响或者机构投资者对管理层盈余预告性质的影响, 所以, 未来文献可以综合独立董事、机构投资者两者共同对管理层盈余预告性质的影响来研究。同时, 由于管理层盈余预告信息披露在中国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课题, 国内相应的研究为数不多。以管理层对年度盈余预告信息的披露这一特定信息作为研究对象, 立足于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对管理层盈余预告信息质量的影响这一视角, 对中国上市公司盈余预告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了研究, 这一视角是未来研究方向的创新。

参考文献

[1]BUSHEE, B.J.“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n Myopic R&D Investment Behavior.”The Accounting Review, 73.1998.

[2]B.B.S.Bhojraj, P.Sengupta.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utside Directors,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the Properties of Management Earnings Forecast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5.43.3.

[3]夏冬林, 李刚.机构投资者持股和会计盈余质量.当代财经, 2008.2.

风险管理文献述评 篇2

【述 评】 “少教多学”的思想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追本溯源，自古有之。先秦时期，孔子就曾有过非常明确的阐述，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此外，《学记》中也曾有过这方面的阐述：“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这两段有关教育的论述，都明确提出了“少教”，皆认为教师的任务是“道”、”强”、“开”，切不可“牵”、”抑”，尤其不能事事都“达”。分析其主旨，就是教育我们，在教学中，老师应该起到其应该起的作用，即“道”、”强”、“开”，而不是事事都替学生想到了，相反，应该给学生自己思考的空间，让学生在思考与自己学习中不断总结学习经验，直至悟“道”，这才算是成功的教育。教育发展到近现代，”少教多学”思想得到了人们更为深刻的认识。

十九世纪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指出：“教学就是引导学生的思想，引导学生智力的积极性”、“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第斯多惠的观点再清楚不过，教师不应该剥夺学生思考进而发现真理的乐趣，而应该引导他们的思想，让他们在学习中发扬主动性积极性。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对此思想也给出自己的观点：“所谓教师之主导作用，盖在善于引导启迪，俾学生自奋其力，自致其知，非谓教师滔滔讲说，学生默默聆受”、“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卒底于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教是为达到不需要教”。叶圣陶的观点，与今天我们所追求的通过教让学生学会自主思考，自主学习，继而达到不教而教的观点几乎完全相同。

现代的“少教多学”思想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研究较早，上世纪四十年代初，Richard Livingstone爵士提出，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的求知欲与学习能力是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而不应该是教师教授的知识量。这种思想其实与后来的深度学习一脉相承，也为今天我们的“少教多学”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探究教学的倡导者施瓦步于1961年在哈佛大学提出“作为探究的理科教学”，同时期的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也提出在教学中采用“探索——发现”式教学方法，从而实现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习时能够象科学家那样探索知识，摒弃一直以来那种学生完全由教师进行灌输的教学方法。这种体现学生主体性培养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发展素质，这种提法，也与今天我们的“少教多学”教育思想有着本质的联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少传授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之外，他将越来越多的成为一个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牛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我们应使学习者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随着他的成熟程度允许他有越来越大的自由；由他自己决定要学习什么，他要如何学习以及在什么地方学习及受训。这应成为一条原则。”

中学生数学能力结构文献述评 篇3

摘要：能力结构是指能力内部各要素、成分之间合乎规律的组织形式。教学能力是顺利而有效地完成数学活动的个性心理特征。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能力结构的论述和研究。在研究结果上几乎都提到了运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在研究方法上，使用了描述性统计、推断统计和多元统计。对于不同类型的学校学生的数学能力结构是否有显著差异，以及对于日常教学的改善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中学生数学能力结构述评

能力是指影响人的心理活动的效果和效率的心理特征。能力结构是指能力内部各要素、成分之间合乎规律的组织形式。数学能力是顺利而有效地完成数学活动的个性心理特征。关于数学能力的分类纷繁复杂，本文将对中学生的数学能力结构做一个述评。

一、已有的数学能力结构研究概述

教学大纲中小学数学教学大纲把数学能力分为运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观念，并包括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的能力。运算能力是运算技能与逻辑思维能力的结合。逻辑思维能力是要求学生会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和概括，会用归纳、演绎和类比进行推理，会准确阐述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

(一)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中学生数学能力结构的论述

王朝霞、张庆认为数学能力结构主要由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构成。周学海在《数学教育学概论》中提出，数学能力结构的基本成分为：数学观察能力、数学记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郑君文、张恩华所著的《数学学习论》写道：数学能力由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数学观察能力、数学记忆能力和数学思维能力组成。王岳庭等提出五种数学能力成分构想：数学抽象能力、数学概括能力、数学推理能力、数学语言应用能力、数学直觉能力(《数学教学》1990年第6期)。孙宏安提出：数学能力应包括计算能力、数学证明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现代数学教育理论》)。张士充从认识过程角度出发，提出数学能力的四组八种能力成分。国家新颁布的《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则从学科教育的角度指出：“要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运算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以逐步形成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孙以则综合以上观点，在“数学能力的成分及其结构”一文中提出，数学能力分为基础能力(数学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运算能力)；核心能力——数学思维能力(数学抽象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综合性数学能力(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吴伟鸿在“谈中学数学能力结构与测试”中提出，中学数学能力结构由获得数学信息的能力、数学信息的加工能力、数学信息的贮存能力、数学信息的转化能力。

2.中学生数学能力结构的研究

(1)有关的期刊论文

前苏联心理学家克鲁捷茨基认为数学能力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数学材料的形式化感知；2.概括数学材料的能力；3.对数学材料的记忆力。(《中小学数学能力心理学》)。

卡洛尔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及项目反应理论对数学能力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认知能力的三层理论：一般智力为第三层；第二层包括流体智力，晶体智力，一般记忆和学习、视觉、听觉，恢复能力、认知速度、加工速度；第一层包含了100多种能力。

林崇德认为：第一，数学能力结构应当包括传统的三种基本数学能力(运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以及五种数学思维品质(思维的深刻性、灵活性、独创性、批判性、敏捷性)。

司徒伟成对中学生数学水平的测量与评价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几种主要能力结构：逻辑思维与演算能力以及空间思维与想象能力。

陈仁泽等对厦门市四类中学(高中)入学考试分别进行了Q型与R型因素分析，通过对指标体系矩阵的研究，找出并估计出支配所有指标的四种数学能力：主因素Ⅰ(占总分25％)为抽象概括能力；主因素Ⅱ(占总分26.66％)为综合运算能力；主因素Ⅲ(占总分38.3％)为思维转换能力；主因素Ⅳ为逻辑推理能力。

张君达等在智力与能力发展理论的基础上，重点对组成超常儿童数学能力的因素进行了结构分析。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抽出了五个主因素，即综合运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概括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灵活的形象思维能力。

胡中锋采用经典测验理论与项目反应理论相结合，以及探索性因素分析与验证性因素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高中生的数学能力结构进行了研究。结果得出了高中生数学能力结构的四因素模型。四因素为逻辑运演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空间思维能力、思维转换能力。非常巧合的是，这里四个能力的归类正好与传统高中数学的分科教学(解析几何、代数、立体几何、三角)相一致。

(2)有关的硕士学位论文

潘榕在硕士学位论文“新课程下初中数学能力因素分析”中以新课程标准下第三学段的内容标准为测试范围，编制了包括数概念及其运算、方程与不等式、几何量及其关系、几何证明、统计推理等十个测试项目的测试题，选择初中生为研究被试，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结合数学学习心理学中有关知识的表征、思维过程、影响迁移过程的因素的研究成果，通过对三因素、四因素、五因素三种结果的分析和比较，得出四因素数学能力构成，即数形推理能力、抽象能力、数式运演能力、表象操作能理力。

杜先存在其学位论文《云南民族中学高一学生数学水平调查及思考》中对云南民族中学高一年级的全体学生的实际数学能力的情况进行了测试，并对测验结果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学生的实际数学能力发展水平差异显著，整体实际数学能力水平不高，大部分学生的实际数学能力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尤其是运算能力。总的来说，学生的推理能力较强，其次是判断能力，而较差的是应用能力，最差的是运算能力。

(3)文献的评述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各位学者在中学生的数学能力结构和成分问题上各抒己见，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在论述的内容和研究的结果中几乎都提到了运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这和目前的教学大纲的内容是基本吻合的。

(二)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分成以下几种：

1.非量化研究

克鲁捷茨基所研究的数学能力。实际是学生感知数学问题的能力。他采用的方法是活动分析法。这就导致克鲁捷茨基所研究的数学能力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能力理解的片面性；二是研究方法的主观性。由于没有采用较为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因此其研究结果缺乏客观性。

2.描述性统计

杜先存测试的原则是知识技能结合、难度、时间原则。被试对象的选取存在选取好生与差生比例不当、男女比例不协调的问题，并使用客观的评分方法。缺陷是统计

方法过于简单，只使用描述性的统计，难以得到更深入的结论。

冯国东通过与教师进行座谈和对学生进行测验相结合的办法来考查学生的数学能力，但统计方法仍局限于描述性的统计。

3.推断统计

范叙保等对初一和初二学生进行数学能力成分性别差异研究，测试题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考查四种能力。选题的原则是能力单一、层次区分、双基适度、数学应用。统计方法使用了均值差与方差比检验，还进行了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的调查问卷分析。缺陷是实验的范围较小。

4.多元统计

司徒伟成及编制量表方法是采用的经典测验理论，因素分析是采用的探索性模型，难以克服传统方法本身的局限性。

陈仁泽进行的是正交旋转的因素分析，即假定各分测验之间不存在相关。显然，此假设不一定符合事实。另外，这里采用的高中入学考试成绩没有编制量表，也没有量表的质量指标。因此。整个研究的信度、效度缺乏足够证据。

胡中锋采用经典测验理论与项目反应理论相结合，以及探索性因素分析与验证性因素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高中生的数学能力结构进行了研究。根据已经编制的数学成就测试量表，从1291名被试中先随机抽取接近50％的被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再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计算几种模型的拟合程度。结果得到，4因素模型的拟合程度最高。接下来，又进行了高层因素分析，发现4因素模型再也无法抽出多于一个的公共因素。因此，得出中学生数学能力结构由4个因素组成。

潘榕的初中生数学能力测试问卷的编制分为三个阶段：问卷结构设计、编写测试题目、进行测试。测试对象为初三年级学生，北京9所中学，天津3所中学，共计629名学生。统计使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分成三因素、四因素和五因素。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展望

(一)不同学校的差异研究

以上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大范围的考查中学生的数学能力结构与成分，而对于在校工作的某一位教师而言，他更注重本校学生的数学能力。不同类型的学校，学生的数学能力结构会有显著差异吗?例如，民办初中的生源好于公办初中；重点高中的生源好于普通高中，那么学生的数学能力是否有显著差异?如果有，主要体现在哪些成分?

(二)培养的目标和日常教学的研究

风险管理文献述评 篇4

关键词：双向信息流动,管理者,市场学习效应,信息效率,经济效率

一、引言

股票市场价格能否影响实体经济?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级市场的发行价格能影响融资成本,从而影响资金的配置和企业经营。行为财务学则提出了市场择机理论等解释。但却很少有文献研究二级市场的股票交易价格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二级市场的交易只是在投资者之间达成的,似乎并不会涉及到上市公司本身(除非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影响到一级市场的融资成本)。那么,为何管理者还是密切关注着二级市场的股票交易价格呢?Bond等(2012)从二个角度分析了其原因:第一,管理者的薪酬有可能是与股价挂钩的,因此,管理者做决策时会考虑其对股价的影响。如果股价中包含的噪音很多,管理者可能就不会尽力去完善各项决策以提高企业价值,因为基本面信息无法被股价反映出来。第二,管理者能从股价中获取信息,相应地调整各种企业决策,因此,股价能影响到企业决策,从而影响企业价值和实体经济。这被西方学者称之为“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本文主要从管理者市场学习的角度,进行文献回顾。

二、管理者市场学习概述

(一)管理者市场学习的涵义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了信息经由上市公司的披露,从上市公司流向证券市场这个单向流动的过程;却忽略了信息从市场流向上市公司的过程,即信息在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之间的流动应该是双向的。在进行决策时,管理者不仅需要公司内部信息,还需要外部市场信息。本文将广义的管理者市场学习定义为各种来源的市场信息流向管理者的过程。早在1945年,Hayek就提出了价格作为信息来源的重要性。作为一个综合信号,证券价格向人们传递了大量的信息,既包括宏观经济、行业环境以及管理者所拥有的上市公司内部信息,也包括了投资者所拥有的私人信息。不仅公司自身的证券价格汇总了管理者所需的信息,同行业竞争者或上下游企业因其基本面与上市公司有较大关联,其证券价格所包含的信息对管理者而言也具有决策参考价值。因此,本文将狭义的管理者市场学习定义为管理者从相关的证券价格中获取决策有用信息的过程,下文中所探讨的为狭义的管理者市场学习。

(二)管理者市场学习的原因

理论上,管理者在做决策时是可以利用市场信息的。原因在于:第一,相对于上市公司管理者而言,单个投资者的知情程度或许比较低。但市场汇集了大量的参与者,包括中小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他们从总体上来说相较于管理者或许更有信息优势。而即使市场参与者的相对信息优势并不明显,但只要他们拥有管理者所需要的信息,市场学习就会存在。一个特殊的情况是,投资者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偶然获取到有关企业经营的无偿信息(Subrahmanyam和Titman,1999)。例如,一家百货公司的经理可以从每天的经营中了解到顾客对于各个服装品牌的需求。图1中描绘的是管理者和投资者的信息集,以M代表管理者拥有的公司内部信息,P代表市场参与者的私人信息,C代表公共信息。P部分不一定会比M部分大,但只要市场参与者拥有管理者未知的信息,即P的部分不为空白,那么管理者就有动机去获取并利用这些信息。第二,虽然管理者可能拥有关于较多公司内部信息,但企业各方面决策的效率仍然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行业环境、市场需求、上下游公司和竞争公司等外部信息。第三,由于代理成本和企业官僚主义等问题的存在,管理者可能缺乏动机去搜集信息,尤其是一些难以标准化、难以解读的软信息(Gao和Liang,2011)。但逐利的知情投资者却有动机去进行交易,使得他们所拥有的信息被股价反映出来,减少管理者获取信息的成本。

三、实证经验证据

(一)实际投资决策

实证研究证实,股价和企业的实际投资(real investment)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Mock等,1990)。Chen等(2007)将其归因于管理者市场学习:管理者利用从股价中获取的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投资决策。他们发现,股价信息含量越高时,投资对股价的敏感度越高。这说明,股价包含的信息越多,管理者越有可能利用这些信息调整和改进投资决策。Basse(2012)利用欧洲14国的数据,对股价中的基本面信息和误定价部分进行分解,也验证了管理者市场学习的存在。Durnev等(2004)发现股价信息含量和投资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这是因为股价向管理者传递了有用的信号,当管理者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时,负面的股价反应会让他们意识到错误,进而更正。除本公司的股价外,同业公司的股价对管理者也有参考价值。Foucault和Fresard(2014)考察三种假设情景:第一,无市场学习;第二,管理者只从本公司的股价中获取信息;第三,管理者从本公司和同业公司的股价中均获取信息。他们发现,当本公司股价的信息含量增加时,企业投资对同业公司股价的敏感度降低;当同业公司股价的信息含量增加或本公司与同业公司的基本面的相关程度提高时,企业投资对同业公司股价的敏感度增加。他们认为,只有当管理者同时从本公司股价和同业公司股价中学习时,才会得到这些结果。Rebello和Ozogus(2013)也发现企业投资和同业公司的股价成正比。当行业中存在较多同质性企业时,企业投资对同业公司股价的敏感度越大。

(二)并购决策

当并购意图被宣告之后,管理者是如何做出继续或终止并购交易的决策呢?管理者及其咨询顾问了解本公司的内部情况,但包括了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等的市场总体很可能拥有关于目标公司、行业前景和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关键信息。或者他们有更高超的分析能力,能够发现管理者判断错误和遗漏的地方。Luo(2007)发现,最初的并购公告所引发的收购方和目标公司的股价反应能被用来预测最终并购交易的结果。管理者会观察并购公告带来的市场反应,从股价变动中获取信息。Kau等(2008)也发现,并购公告窗口期的市场反应越好,则并购交易完成的概率越大,即管理者会“倾听市场的声音”。Ouyang和Szewczyk(2013)关注了管理者在并购宣告之前进行的市场学习。他们发现,股价中的特质信息含量会提高并购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而且,股价信息含量越高时,并购效率则会越高。

(三)融资决策

Giammarino等(2004)考察当企业提出股票增发的注册申请之后,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管理者选择继续完成增发行为还是取消的决定。在检验了股票增发、内幕交易和股价信息含量之间的关系之后,他们的结论支持市场知情假设。即股票增发申请的提出之后,逐利的市场参与者会努力搜集与之相关的信息,管理者从股价反应中了解市场的看法,决定是否应该继续完成或取消增发。Fresard(2012)发现,股价的信息含量越高,现金与股价的敏感度越高。这说明,在进行现金储蓄决策时,管理者也会利用股价所包含的信息。他还发现,股价信息能帮助管理者能够做出更有效率的现金储蓄决策,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

(四)信息披露

Luo(2013)发现,当股价的信息含量较高时,管理者的预测性信息披露的修正与修正期间股价变化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管理者从修正期间的股价变化中进行了学习,随即调整了先前的预测。其次,他还发现股价信息含量与预测的准确度成正比。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信息披露决策影响股价;而由于管理者学习的存在,信息披露决策同时也被股价所影响。金智等(2011)发现,当监管当局发布信息披露违规的处罚公告之后,被处罚公司的同行业公司观察到公告对本公司股价所带来的影响,相应地调整了了其会计信息披露行为。

(五)交叉上市

管理者市场学习理论为上市公司交叉上市的动机贡献了一个新的解释:交叉上市为那些在母国市场上受到交易限制的知情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市场,扩大了交易者的总体数量,因此交叉上市能提高公司股价的信息含量。Foucault和Fresard(2012)发现,当公司交叉上市之后,其投资与股价之间的敏感度相较于之前更高,并且经营效率也得到改善。这说明,交叉上市之后,管理者依赖信息含量更高的股价来引导投资决策,改善经营效率。且投资-股价敏感度越高,经营效率的改善越明显。这种情况只有当公司在公开市场交叉上市时才会出现,若公司在流动性较差、不利于知情交易者参与交易的OTC或私募市场交叉上市,则不会出现。其次,母国的市场环境会影响管理者从中学习的动机。在政治关联和社会关系较为重要的国家,管理者更有可能依靠政治关系获取信息,因此,在这些国家,股价信息对于投资决策的指导作用就不明显了。

(六)管理者的个人投资决策

Gao和Ma(2012)发现,当管理者利用其个人账户进行投资时,会向卖空交易者学习,管理者和卖空交易者进行的操作策略是同向的。过去研究证实,卖空交易者大都是知情交易者。他们或许拥有一些私人信息,或许具有更强的分析和处理公开信息的能力。因而管理者能通过观察卖空交易获取有用信息。作者还发现,当管理者买入股票时,当公司的信息环境有利于卖空交易者获取信息时,这种效应更为明显。而当卖空机制被禁止时,这种效应则会减弱。

四、理论启示

(一)融资决策研究

传统的啄食理论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管理者能否从证券价格中学习到有助于企业经营的信息,也是制定融资决策时的重要考量因素。相对来说,权益融资的信息含量大于债务融资的信息含量;公开交易股票的信息含量又大于私募发行股权的信息含量。因而融资决策就是在银行融资的优点(债权人的监督)和权益融资的优点(股价提供的有用信息)之间进行的权衡(Boot和Thaker,1997)。这可以解释企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选择的融资方式:企业开始建立时,会选择银行融资以得到其对企业经营的监督功能。当发展到一定规模,权益融资成为可能的选项时,企业会选择上市公开发售股票,以获得股价所包含的信息。若企业在上市之后再次融资,则又会选择债务融资,以进一步消除剩下的道德风险问题(Sunder,2006)。也可以解释不同类型的企业选择的融资方式:缺乏固定资产作为抵押而不能得到银行贷款的企业会选择以管理和监督水平著称的风险资本家;依赖于复杂技术的企业则能从金融市场中获得更多所需的信息,因而选择权益融资(Boot和Thaker,1997)。管理者学习还能解释企业在公开发行和私募发行之间所作的选择。当企业推出新产品时,会倾向于公开权益发行,因为外部投资者很有可能掌握了管理者所需要有关产品需求和市场竞争等方面的信息;当企业计划内部重组时,则会选择私募发行,因为投资者在这方面并不具有信息优势(Subrahmanyam和Titman,1999)。

(二)公司治理研究

从实证研究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在各项决策中,管理者会进行市场学习,若股价呈负面反应,管理者则会更正决策错误。这样的分析过程同样适用于公司任免高管等情形。换个角度来看,市场反应对管理者起到了监督作用,即管理者的市场学习使得股价有了一种公司治理功能(Edmans等,2012)。那么这种外部治理手段与公司内部治理手段之间是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呢?Ferreira等(2011)发现,股价信息含量(衡量股价的治理功能)与董事会规模和独董比例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股价的公司治理功能与内部治理手段之间是替代关系。此外,在研究股价公司的治理功能时,不应该忽略投资者的预期效应(Edmans等,2012)。当管理者做出错误决策时,例如,一个错误的并购宣告或错误的高管任免决策时,股价可能会呈负面反应。若投资者预期到管理者会进行市场学习,更正决策,改善基本面(类似于银行业危机中,监管者救市的情况),投资者又会推高股价。因此,当投资者预期效应存在时,股价所包含的信息可能是相当复杂的。股价信息与管理者决策或企业基本面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明朗。此时,股价对管理者的监督作用可能会消失。

(三)信息披露研究

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总是越多越好吗?一方面,更多的信息披露能减少逆向选择问题,提高股票的流动性,最终提高企业价值。另一方面,更多的信息披露会使得知情交易者的信息优势减弱,降低他们的交易利润和收集信息的动机。股价中的私有信息含量因此会减少,对管理者的参考价值就减少了,这又会降低决策效率和企业价值。因此,当管理者市场学习存在时,管理者披露的信息并非总是越多越好。一个最优的信息披露政策则是在以上两方面的考虑之中进行的权衡。Gao和Liang(2011)构建的模型解释了为何增长型企业的信息披露往往并不透明:因为增长型企业的管理者可能更需要依赖股价获取决策信息。

(四)合并/拆分研究

若两个原本独立的分部被合并,将使得投资者搜集有关这两个单元的信息的难度加大,投资者所有拥有的总体信息将减少,因而股价的信息含量会减少,其对于管理者的决策有用性会降低。Habib等(1997)认为,如果投资者拥有大量有价值的信息,那么拆分决策将提高企业投资的效率,而合并决策会降低管理者从市场获取有用信息的可能。但换个角度来看,知情交易的减少会降低普通投资者因流动性需求而进行的交易损失,这将降低投资者所要求的流动性溢价。因而合并/拆分决策就是在合并的优点(更低的流动性溢价)和缺点(更少的有用信息)之中进行的权衡。

(五)投机潮研究

根据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当一些投机交易者买入/卖出使得股价变化时,另一些投机交易者必然会针对股价变化进行反向操作以获利(Goldstein等,2013)。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交易者之间并不会进行同向的战略协作,因而投机潮并不会出现。但这样的分析忽略了管理者市场学习的存在:如果投机交易者进行卖空操作,使得股价被拉低,这会误导管理者,使他们放弃原本可能盈利的投资项目,对企业基本面形成负面影响,使得股价降低更多。如果其他投机交易者意识到股价在未来会随着管理者的决策调整而进一步降低,他们会纷纷效仿卖空操作,最后形成投机潮。换个角度来看,即使投机者并不拥有私人信息,由于管理者市场学习的存在,投机者也能通过对股价的推动来操控管理者。但这种操控只能存在于卖空操作中。如果不知情的投机者推动股价上涨,管理者则会过度投资,这将最终导致企业价值和股价的降低,此时投机者是无法获利的。

(六)套利限制研究

管理者市场学习使得交易本身存在一种内生性的套利限制。当知情交易者基于负面信息例如,被投资者判断为错误的企业经营决策)进行卖空操作而拉低股价时,管理者会相应地更正其决策以改善公司的基本面,试图提升股价,因而股价并不会像知情交易者所期望的那样继续降低。因此,如果知情交易者预期到管理者会进行市场学习,那么一开始就不会利用负面信息进行套利,由此出现了一种内生性的套利限制。相反,当知情交易者根据正面信息(例如,一个好的投资项目)进行交易使得股价被推高时,管理者认识到市场的正面反应,会加大投资,使得股价进一步被推高。因此,负面消息和正面消息所造成的股价走势是不对称的。投资者对管理者市场学习的预期使得负面消息更难被反映在股价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企业会进行非效率的过度投资,因为管理者无法从股价中学习到负面信息(Edman等,2014)。

(七)内幕交易研究

学术界关于内幕交易的争论由来已久。从管理者市场学习的角度来看,内幕交易是应该被允许的。内幕交易者往往拥有更多的私有信息,通过交易,被包含在股价中。管理者可以从中学习到内幕交易者所拥有的信息,将有助于降低决策风险和改善经营业绩(Khanna等,1994)。当然,这里所指的内幕交易是由除了管理者本身或企业内部人员之外的投资者进行的内幕交易。

五、述评与展望

虽然大量实证文献均证明了管理者市场学习效应的存在,但Jennings和Mazzeo(1990)却发现并购公告的市场反应并不能被用来预测并购交易的最终结果,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管理者并没有进行市场学习。他们认为可能是因为管理者的一些自身因素阻碍其进行学习。此外,从理论研究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关于管理者市场学习对于投机交易和套利限制的启示,不同的学者得出了不同的分析结论。Goldstein等(2013)认为卖空操作会误导管理者,使得他们放弃良好的投资机会,损害公司价值,因此未来股价仍会下跌,进一步的卖空操作将获利颇丰。但Edmans等(2014)认为管理者会更正错误决策,改进公司基本面,因此未来股价将逆转,卖空操作无法获利。

为何不同实证研究的结果有所不同?理论研究得出的启示也有差异?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所考察的管理者本身:(1)管理者是否会学习,什么样的管理者会进行市场学习?(2)管理者能否正确学习?首先,管理者市场学习理论是建立在一个隐含的假设基础之上的:管理者是理性的,他们会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从股价中获取信息,尽量做出有利于企业绩效改善的决策。如果管理者并非完全理性,那么他们在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和最终做出决策的各个环节中,很有可能受到各种心理偏差的影响,从而做出有损企业价值的决策。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保守性偏差和锚定效应是否会影响其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效率呢?此外,管理者的其他个人特征,如政治联系、社会关系、教育背景、性别等又会如何影响其学习效应呢?

管理者市场学习理论的另一个隐含假设是:管理者的目标是提高公司价值,所以会尽可能利用所有可以获取的信息来完善决策。但根据代理理论,实际上管理者和股东的目标是不同的。管理者很有可能出于自利而做出损害股东利益的决策。当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较为匹配时,管理者更有可能做出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同时也使得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其次,当管理者受到的监管较多时,考虑到其自利行为可能会被发现而影响到职业生涯,他们会更以公司利益为重,进行市场学习。未来研究可以从管理者的薪酬-业绩敏感度、股权结构、所有制形式、董事会构、声誉机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媒体监督、债权人监管等方面考察公司内部和外部的治理机制对于管理者市场学习动机的影响。

过去文献主要侧重于对上市公司管理者的研究。因私募企业的股权并未在市场上公开交易,其管理者并不能获取价格信息,但却可以观察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信息。其次,证券市场的其他参与者以及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如监管者、分析师、债权人、供应商、客户和雇员等是否也会从股价信息中进行学习呢?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管理者从股票市场信息中进行的学习,却忽略了证券市场的其他版块。债券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低于股票市场,因此,总体来说债券价格的信息含量低于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但在国债市场上,大量的信息,特别是宏观经济信息,被包含在了价格当中。当管理者所做的决策主要依赖于宏观经济信息时,他们是否也会从国债价格中学习?其次,现有研究考察的是本文所定义的狭义的管理者市场学习效应,即价格信息对决策的指导作用。股票价格汇集了市场参与者拥有的大部分而并非全部信息,考虑到信息成本,总有少部分信息是未包含在股价中但却为管理者所需要的。未来研究可以关注管理者从市场其他来源获取的信息。例如,在进行分阶段项目投资时,管理者会不会参考分析师报告中的预测信息来决定是否继续?在并购交易当中,媒体汇集各方对并购交易的评价和预测,那么媒体报道所传递的信息是否会影响管理者的最终决策?

六、结语

风险管理文献述评 篇5

关键词 辑要 序跋 图书馆学 文献学 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

分类号 G259.296

Review of The Preface and Postscript and Summ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brary Science Literature with Translation

Hu Damin， Yang Xiuyun

Abstrac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a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ject achievements， the book Summary carries forward the essence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ntegrates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brary science literature with translation， which can be praised as a work of kill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Work itself， contains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brary science hundred discussions with teachers， reflected in cultural fusion， introduces and demonstrates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value and the value of 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documents retrieval.

Keywords Summary. Preface and postscript. Library Science. Philology. Academic value.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图书馆是百科知识资源集散地，是诸多学术机构的仓储地。在三网融合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将庞杂纷繁的图书情报学知识进行分视角、精细化的拆分与整合，是必可以为广大用户及专业人士的研究提供更加便捷化、清晰化、集成化的高质量服务，实属精雕细琢之运作。笔者一时兴发，为一直从事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的学者刘宝瑞博士的新作——《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谈几点主观狭隘的、偏颇的看法，并提供给业界同仁指瑕，以求大数据时代的知识共享与阅读推广。

1 学界经典著作“序”“跋”的普遍性意义

序与跋，作为治学的凝练和入门，是国文文献中比较独特的一种文体，即为图书、文章、表谱等撰写的短文，它具有说明、评议或叙事的功能，一般附于书籍正文的前后。“序”，又称“序文”，指写在著作之前的文字，一般由作者说明其写作经过，或他人介绍和评论该书的内容。宋代王应麟《辞学指南》中说：“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在我国古代，“序”，又写作“叙”。明朝徐师曾老前辈对其曾作过进一步阐释：“《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比之绪也。”即在书稿完成后，对其写作背景、内容、体例和目次加以陈述、说明[1]10-11。“跋”，又作“题跋”，指附在文章或书籍后面的说明性文字或议论言辞。徐师曾《文体明辨》中说：“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由于传统书籍的“序”与“跋”从内容到特质、再到文法脉络大致相似，所以学界又并称为“序跋”[2]。

序与跋对于学术著作的正文、主体部分而言，作用绝不可小瞰，它既有叙述法，又有归纳法，它让你提纲契领地把握原著，而且，它还昭示你更加深入、贯通性地理解原著。正象业界学人余嘉锡所言：它就仿佛一把密钥、一条栈道，极具魅力，能将读者引进宏篇巨论的文本间，了解著作者的时代背景、生平事迹、写作缘由及传承指向，实可谓理解原创作者的创作宗旨、厘清作者文思脉络的说明书。上乘的序与跋，堪称字字珠玑，感染力度绕梁三日而不绝于耳。

2 《辑要》一书的“古籍善本”史料学术价值

古籍善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文本。诚然，本书所指的“善本”，有其鲜明的专有度：仅指图书馆学、文献学的善本作品。需要客观指出的是，《辑要》里此主题的序跋仅仅两篇[1]4-6，但这并不足为怪，“善本、珍本”就是宝贵和稀缺。推敲起来，民国时期距离现时已经比较遥远，那么，“民国时的馆藏图书善本题识”，就更加遥远，它追溯到宋代、清代、明代的刊本、钞本、翻刻本。

在民国时期，各类图书馆收藏图书亦是多渠道广泛征集的。公共馆渠道要更宽泛些，珍贵的古籍“善本”书，有些是爱国志士捐赠的，而且，有一些善本书被考证为“国内外”仅存的“孤本”真迹，实则价值连城。

从“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题识”之跋中，读者不难发现，不仅有本民族的善本书，浙馆还藏有日本国的善本书：森立的《经籍访古志》、岛田翰的《古文旧书考》等。当时的浙江藏书楼大约藏有宋元刊本10许种、明本近200种。正如陈训慈本人所言：“辗转来归、朱墨烂然，陈于一室，对之摩挲，如见古人！于善本每有所需，辄先案捡是编，并求大雅之教督。”即，遇到有查找善本的读者，先去目录检索，并（在大师指导下去研读原作）共同去学习探究先贤的个性化著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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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辑要》一书，体现了民国图书馆学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倾向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一方面在引进“新知”，另一方面在梳理“旧学”。涉及引进“新知”，就是要译介“海外图书馆著作”。民国时期恰恰是图书馆学译介的第一次学术高潮。在《辑要》里，译著序跋占有很大比重。而且，内容涉猎图书馆学的诸多领域，如日本田中敬的《图书馆学指南》（1920，杨昭悊译）、美国弗瑞德（J. A. Friedel）的《图书馆员之训练》（1929，杨昭悊、李燕亭译）、美国吉罗德（J. T. Gerould）的《大学图书馆建筑》（1936，吕绍虞译）、英国的麦考温与累维（Mc Colvin. Revie）的《英国图书馆》（1949，蒋复璁 译），甚至苏联学者伊林（Ильин）的《书的故事》两种译本的序跋都被收录：其一是张允和于1936年时基于原著翻译的序言;其二是胡愈之在1946年时参照法译本翻译的后记[3]。这些译著为国人了解西方图书馆学及其发展流派发挥了导航、传播的作用，并且，推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在此，尤其要强调的是：图书馆学理论著述传播的“时效性”。仅以美国鲍士伟（Arthur Blmore Bostwick）的《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The Popular Libraries of the World）为例，1933年美国芝加哥图书馆协会出版，国内文华图专的徐家麟、毛坤在1934年就将译本问著于世，西学东渐的速度令人刮目称叹。不仅如此，此书的问世，同时加深了国人对国际图书馆发展情形的认知，并籍此了解到公共图书馆在海外诸国发展的“不均衡”状况，也领悟出公共图书馆的性质与影响，正如作者鲍士伟指出的：公立民众图书馆之性质，概一条是民治民享民有的！笔者理解为：公立图书馆之性质取之于民、读者至上、服务于民。

4 《辑要》内容丰富，收篇结构清晰、分类科学、注重完整的检索文献，具有较高的古籍文献检索应用价值

读过《辑要》的读者都清楚它的结构体例。此书分为七大部分，即分为七个板块：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收图书馆学人著作序跋18篇;“图书馆学教育”：收图书馆学者序跋2篇;“图书馆事业”：收序跋228篇;“文献学”：收序跋5篇;目录学：收序跋11篇;校雠学：收序跋6篇;书志学：收序跋2篇。为此，笔者认为刘著《辑要》是一本集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之大成的“辑要”，此部书相关的著名学者有：胡适、陶行知、梁启超、蔡元培、史量才、王光五等;业界学者有：杜定友、刘国钧、沈祖荣、王重民、李小缘、毛坤、马宗荣、严广郁等。颇具特色的是《图书馆学大辞典》，它的序言10篇之多;杜定友先贤为26种著作写了31篇序言，这已成了《辑要》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其中，在图书馆事业·检索一节中，读者可以学习到林林总总的“检索法”。尤其是“国学古籍”的“五笔检字法”、“字首不字排检法”和比较有规律可循的《四角号码检字法》[3]。这“四角号码捡字法”在《辑要》里占了24页，篇幅之大，介绍之细，有如学海珊瑚熠熠生辉！ 此版本为：王云五编著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针对“四角号码检字法”，蔡元培曾给予高度褒扬。此法变通永字八法的旧式而归为笔画为10种;以四角的笔画为标准，又以电报号码的编码给出，以10代表十笔，以0代表没有笔画之角，这种匠心独运、钩心连角的组织简直太奇妙！胡适称之“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笔者认为：四角检字法，是一种“古为今用”、穿越文化的“宝法”。向下可普及到大学生、中学生的基础教育，向上可推广到大学与成人教育，受众为“老少咸益”、可持续弘扬传统经典文化。

无巧不成书，胡适先生还给王云五的检字法编了一套经典的口诀，诚可谓“触类旁通”、“一蹴而就”，并一直流传于今天。其口诀为：“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基于此，笔者得出示例：天=1043;地=4411;玄=0073;黄=4480;宇=3040;宙=3060;洪=3418;荒=4421，如此类推，按右侧四位号码索字，查找古汉语的读音与字义，一脉相承，由此及彼。具体见表1。表1 四角号码检字法笔画代码表

5 《辑要》的馆史收篇个案，有利于民国图书馆学理论深入研究与学术传承

《辑要》在陈独醒《图书为什么要流通》（1932年）一书中，刊有蔡元培先生的一篇小序。蔡元培清楚提到：“浙江陈独醒先生与其夫人，以仅少之款，办理流通图书馆，以杭州为中心，而次第散布于各地;七年以来已普及五十三县，事在人为，凯不信哉？”[4]这段话，讲到陈独醒先生在杭州创办流通图书馆的时间、地点、规模。于今看来，这都是绝好的民国图书馆史研究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民国时期杭州流通图书馆状况的一个重要线索。而黄警顽在给许晚成《全国图书馆调查录》（1935年）写的序言中，提及自己“历办广智流动圕、通信圕、蚂蚁圕、武术圕、儿童流通圕、晨光民众圕、绿村圕、书报服务社、合众读书会，近更创办汽车圕，将出发九省公路，巡回展览，唤起国人读书兴味”[5]。这段自述，应是从流通视角提示了当时上海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对现当代图书馆事业的繁荣与创新有着奠基和启发作用。

6 结语

《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已问世一年余。这部饱涵了三位学人汗水和智慧的作品，将逐渐为学界所熟悉与认同。笔者一度认真地浏览过多遍，试图熏染一些民国文化的思想和文化底蕴。可以说，谁人读之都将受益匪浅，无论从它的封面设计，到其内容的版式策划，堪称别具特色：深驼色的封面古色古香，版式插图也颇有民国风俗人物质感与情景氛围——简约、质朴、和谐、知性。

参考文献：

[ 1 ] 刘宝瑞，秦亚欧，朱成涛.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10-11，4-6.

[ 2 ] 张昳.论序跋的文献学价值[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8）：46-47.

[ 3 ] 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7-8.

[ 4 ] 陈独醒.图书为什么要流通[M].杭州：私立浙江图书馆1932：蔡序.

[ 5 ] 许晚成.全国图书馆调查录[M].上海：龙文书馆1935：黄序.

胡大敏 长春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吉林长春，130024。

杨秀云 长春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5-04-03 编校：刘勇定）

风险管理文献述评 篇6

1、张林芝 (2010) 则侧重理论分析负债经营的利与弊, 她认为在市场经营条件下, 负债经营是企业扩大规模、公司经营收入的易变性、公司的盈利性等其他方面来分析与判断企业负债经营是否适度。因为只有适度的负债规模才能为企业带来最好的效益, 并控制好负债经营风险。

2、肖上已在08年时代贸易中发文称, 负债经营可以从减税效应中获益, 由于负债筹资的利息支出是税前支付, 在会计处理中负债资金的利息费用会计入财务费用, 这样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费用,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税收的负担。

3、此外, 张蕊教授在《公司财务学》中指出, 负债经营具有“财务杠杆效应”提高企业股东收益。在资本结构一定的条件下, 公司从息税前利润中支付的债务利息是相对固定的, 当息税前利润增加时, 每一元息税前利润所负担的债务利息就会相应地降低, 扣除所得税后, 可分配给公司所有者的利润就会增加, 从而给公司所有者带来额外收益。

4、2010年《财会信报》第D02版中丁丁认为, 负债经营有助于企业在通货膨胀中获益。经济通货膨胀会导致货币贬值, 物价上涨, 然而企业与偿还的负债仍然是以账面价值为标准而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这样, 企业实际产换资金的真实价值抵御通货膨胀前其所借入资金的真实价值, 因此, 企业从通货膨胀中获得了货币贬值的好处。

5、杨丽云在《中国信息报》发表的名为《企业负债经营之我见》提到, 负债经营可以及时满足企业运营资金和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必须要有大量的资金支持。如果只靠企业自有的资金积累, 难以达到企业运营的资金欲求。因此通过负债经营, 企业可获得广泛的资金来支持, 进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6、杨依华在《企业适度负债经营探析》中指出, 负债经营有利于企业保持控制权, 如果企业在筹资过程中过多的的采用股权筹资容易导致控制权的分散, 而如果企业适当采用债务筹资既可以满足资金需求, 又可以有效避免这一问题, 有助于保持现有股东对企业的控制。

二、企业负债经营中的劣势分析

1、华玲认为负债经营可能增加企业的偿债风险

当企业的生产经营处于低潮时, 债务利息会减少企业的利润, 将臣为企业严重的负担。如果短期负债长期存在, 就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企业负债越多, 需要负担的本金和债务利息也就越多, 一旦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不畅, 出现财务危机, 现金流量无法偿还到期债务, 可能会以所害所有者权益为代价来偿还债务。

2、杨丽云《企业负债经营之我见》中指出, 负债经营也可能受“财务杠杆”负效应的影响

在资本结构一定的条件下, 公司从息税前利润中支付的债务利息是相对固定的, 如果息税前利润减少, 每一元息税前利润所负担的债务利息就会增加, 扣除所得税后, 可分配给公司所有者的利润也就会成倍减少, 既权益资本收益率会随着资本收益率的减少而更大程度上的减少, 产生负的财务杠杆效应。

3、增加了再筹资风险

李兰屏在《浅谈企业适度负债经营》中提出, 负债使企业的负债率增加。当企业的负债比率超过了一定额度后, 对债权人的债券保证程度就会降低, 企业将面临巨大的偿债压力。若到期债务企业不能按期足额的还本付息, 不仅会影响到企业的信誉, 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企业以后债务筹资的能力, 增加未来筹资成本, 从而使企业的再筹资风险加大。

三、负债经营的风险控制措施

1、卜桂芝在《经管空间》中提出, 企业应确定合理负债规模并找到适合自己的资本结构。企业不仅仅要兼顾财务杠杆利益和财务风险, 还应考虑企业未来收入、未来经营环境的变化、竞争、以及企业自身权益资本规模, 最佳资本结构等因素, 以确定合理地负债规模, 使资产负债率保持一个合理恰当的比例。盲目扩张, 盲目举债, 都会大大增加财务风险。

2、尉喜明, 汪秀芬在《借鸡生蛋——负债经营》的文章中指出, 企业负债经营要遵循五项原则: (1) 坚持效益性原则。 (2) 坚持严守信用的原则。 (3) 坚持资金融通有偿的原则。 (4) 坚持负债经营适度的原则。企业在负债经营中应该严格遵守这些原则, 这样才能更好的避免财务风险的发生。

3、吉力茹 (2009) 提出, 建立预警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是规避风险的重要措施。企业负债风险的识别可以通过某些财务软件和财务指标 (如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 获得一些预警信息, 由此测算出自己的风险大小, 及时规避风险的发生。

四、总结

本文主要通过查阅资料以及相关期刊论文, 并阅读相关网站, 如: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贸易金融网、中国知网等, 了解国内外研究状况, 了解最新的发展态势。以上只是对负债经营的简单了解和认识, 以及有关专家们的在负债经营中存在的风险提出的一些控制策略, 但是细细研究发现这些研究中系统的进行指标数据分析方面做得还不够充分, 缺乏相关指标体系研究进一步分析, 难以定量的指出企业合适的负债规模。但是这并不影响企业负债经营的热情, 因为负债经营给企业诸如迅速扩大规模, 占领市场, 获取财务杠杆正效应, 税前抵扣等等诸多好处, 早已成为现代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经营目标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负债经营的风险也是相伴而生的, 其收益与风险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希望通过对企业负债经营的研究企业能够最好的利用负债经营, 在得到“玫瑰的芳香”的同时而不被其茎部的尖刺所扎伤。

摘要：负债经营是现代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经营目标的重要特征, 如何利用负债来捕捉投资机会、获得最大收益, 又不至于面临破产的风险已经成为企业经营者乃至财务管理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文从宏观经济环境和企业自身特征这两个内外因角度出发, 来分析负债经营中的优势, 与其中的风险, 并提出相关的控制策略, 使得企业能够最好的利用负债经营。

关键词：负债经营,风险控制

参考文献

[1]杨丽云.企业负债经营之我见[N].中国信息报, 2005-12-2 (2004) .

[2]尉喜明, 汪秀芬.“借鸡生蛋”—负债经营 (上) [N].财会信报, 2007-3-19 (D04) .

风险管理文献述评 篇7

1 Va R理论国外研究文献回顾

JP.Morgan (1996) 将Va R看作是在既定头寸被冲销或重估前可能发生的市场价值最大损失的估计值。Jorion.P (1997) 把Va R描述为是对正常市场波动的度量, 大于Va R值的损失只会以小概率发生。Beder (1995) 、Kevin Dowd (1998) 指出Va R是在给定的持有期内, 一定置信水平下资产组合的最大期望损失。

Engle (1982) 提出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 (ARCH) 。Bollerslev (1986) 提出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 (GARCH) 。美国JP.Morgan银行1995年提出以方差———协方差法作为衡量Va R的基本方法。Jorion (1996) 针对各种Va R衡量方法归纳出一个完整架构。

Dowd Kewin (1999) 提出了针对收益率尾部分布超过某一较大阀值的数据进行建模进而计算Va R值的极值模型。Lan-Chih Ho等 (2000) 对亚洲包括日本、韩国等六个地区1997-1998年极端市场境况下的价格指数应用了极值理论。Bacmann等人 (2004) 年应用极值理论分析了包括套利基金、股票和债券的混合投资组合的风险, 并用Va R和ES进行了定量描述。C.Brooks等 (2005) 提出了一种半非参数的极值方法。Matthew Pritsker (2006) 从实证和理论的角度比较全面地分析、探讨以及验证了三种Va R模型———历史模拟法以及改进的两个历史模拟法, 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和结论, 具有启发性。

2 Va R理论国内研究文献回顾

2.1 侧重于Va R概念、作用和计算方法介绍的文献。

中国对Va R方法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起步较晚, 最早始于1997年郑文通的《金融风险管理的Va R方法及其应用》一文。王春峰 (2001) 系统地介绍了Va R的有关理论基础。曹乾等 (2004) 分析了Va R的产生背景、概念、特点、算法以及使用局限性等, 最后探讨了该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2.2侧重于Va R方法的实证分析和应用的文献.a.基于覆盖正常事件风险的Va R方法实证和应用研究的文献.朱宏泉等 (2001) 应用Va R模型对香港股票市场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叶永刚等 (2003) 利用Va R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风险进行了度量。薛宏刚和朱世武 (2004) 对中国股票市场上各类Va R方法计算进行了实证研究。胡经生等 (2005) 在对国外利用Va R方法及其拓展模型对投资组合进行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总结的基础上, 主要针对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投资组合风险管理数量模型, 随机选择五只股票构成投资组合, 并利用1997~2003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b.基于覆盖尾部事件风险的Va R方法实证和应用研究的文献。田宏伟等 (2000) 讨论了根据极值理论计算风险价值的两类不同的方法。周开国、缪柏其 (2002) 对香港恒生指数进行研究, 将极值方法与方差———协方差方法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马玉林等 (2003) 将基于极值理论的Va R的方法与基于正态分布和实际分布的Va R方法进行了实证结果的比较。田新时等 (2004) 将基于广义帕雷托分布的Va R模型和其它Va R模型进行了实证结果的比较。彭寿康和顾朋亚 (2007) 采用跳跃———GARCH模型来描述金融资产收益率波动过程, 研究涵盖事件风险的Va R模型的构建方法。

3 国内外Va R研究文献述评

3.1 理论研究和实务应用, 国外均处于领先水平。

相对而言, 国外研究更成熟一些:内容上, 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更胜一筹。另外, Va R思想在国外金融领域也有着丰富的实践应用, 二者交相辉映。反观国内, 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起步晚一些, 内容与思路上又大体和国外文献类似。而在实务领域, 我国商业银行过去测算的重点基本上是信用风险。3.2国外Va R研究文献的演进有更清晰可辨的逻辑线索。国外的研究时间比较长, 文献的数量也特别多, 但按照时间顺序并结合那些主要文献, 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一个简单的逻辑脉络的:首先, 是从1952年Va R的提出到1993年其正式被引入市场风险管理, 再到Va R作为市场风险管理理念的迅速普及和其概念的进一步明确。其次, 是Va R方法的迅速发展以及其经典模型———方差———协方差法、历史模拟法、蒙特卡罗模拟法的逐步确立, 以成体系。再次, 由于经典模型覆盖尾部事件能力的欠缺, 且小概率事件对于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管理有着莫大的意义, 压力测试等风险管理方法逐步受到重视, 尤其是极值理论的研究得以兴起。而国内文献, 是不容易看出像国外研究那种循序渐进的演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较清晰的逻辑脉络的。3.3国内外文献研究Va R的重点和难点。对Va R方法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处理好几个要素:置信区间、风险资产持有期、价格损益的随机分布以及样本数据。实证研究表明:置信区间越高, 对模型的精度要求越高;对市场风险投资组合的持有期的选择, 也会影响模型的有效性。对于较短的持有期而言, 可以在计算出日Va R值之后直接应用平方根法则即可。但是, 对于较长的持有期, 应用该法则要谨慎;价格序列是一个随机时间序列, 对于价格损益所遵循的随机分布所做的假设, 最终也会对模型的有效度起决定性的作用;数据的选择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市场风险数据的搜集本身就非一件易事;如果使用低频数据, 信息缺失现象过于严重, 使用高频数据, 对数据进行合理的甄选又具有一定的难度;波动性具有时变性的特征, 选择样本数据的区间过短, 影响参数估计的效果, 过长单位数据权重的合理确定问题就变得异常重要。3.4国内外对于Va R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第一, 研究模型的选择。国内外对于经典Va R模型中方差———协方差法和蒙特卡罗模拟法研究得非常多, 而对历史模拟法研究得相对较少。国外极值理论的研究最近几年比较兴盛, 而国内的类似文献要少得多。第二, Va R的应用。国外研究者多着眼于Va R作为风险计量和市场风险监管的作用, 而国内大量文献对Va R方法在绩效评估、投资组合优化、金融机构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等方面的作用表现出更多的兴趣。第三, 对各种模型关系的认识以及派生的研究取向的分歧。有的学者热衷于确定最优的Va R模型。但是国内外许多实证研究表明, 由于样本区间、置信水平等因素选取的不同, 大多数模型之间并无绝对的优越性可言, 国外有的研究者也指出, 各个模型之间不是对立与替代的关系, 而是可以互补和相容的。这与本文主张的观点是一致的。至少并无任一有说服力的文献可以证明经典Va R模型体系中的三大方法存在着绝对的优劣区别。因此, 与许多学者一样, 主张应该着力于探索各个模型之间应如何借鉴彼此优点。此外, 许多文献将各种Va R模型进行简单的罗列, 这绝非相互借鉴与互补, 而是属于模型堆砌, 甚至是一种错误的倾向:使操作者疲于选择, 无所适从。

综上所述, 在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快速融入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趋势的过程中, 在金融创新蓬勃发展和市场风险日益加巨的背景下, 对基于Va R的市场风险度量方法的研究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曹乾, 何建敏.VaR:金融资产市场风险计量模型及其对我国的适用性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4 (5) .

[2]胡经生, 王荣, 丁成.VaR方法及其拓展模型在投资组合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5 (5) .

[3]彭寿康, 顾丽亚.VaR模型及对银行资本要求影响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 2007 (1) .

石油安全评价方法文献述评 篇8

一、文献概述

对石油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的研究主要有:葛家理等(2002)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对石油经济安全系统进行分析,通过综合集成建立石油经济安全的主指标体系,确定其安全界限,并编制石油经济安全数据库系统和预警监测系统软件;[1]吴文盛(2002)在对影响石油资源安全的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石油资源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标准;[2]张抗(2004)建立了单指标的石油安全预警系统;[3]郭小哲等(2005)构建了能源经济安全的多目标多因素监测预警系统,石油安全是其中一个子系统;[4]张华林等(2005)建立了石油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安全等级,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中国的石油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5]李凌峰等(2005)建立了石油安全的危机预警模型和我国石油安全评价层次结构,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中国的石油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6]聂富强等著(2005)认为能源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直接影响系统中的一个构成部分,保证能源安全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方面,石油安全即是能源安全中的主要部分;[7]迟春洁(2006)运用改进的BP神经网络方法建立中国能源安全预警模型;[8]何贤杰等著(2006)首先确定四个基本指标:国内资源禀赋、国内生产保障能力、国际市场可得性、国家应急保障能力,再通过统计概率法和专家咨询法最终选定6个要素指标建立石油安全评价指标体系;[9]郝吉(2007)从资源禀赋、政治局势、经济影响、运输因素等方面分析我国的石油安全状况;[10]范秋芳(2007)针对中国石油安全面临的主要国内、国际态势,建立石油安全监测预警体系。[11]

二、评价与总结

(一)石油安全评价方法

根据石油安全评价方法的研究特点,分别对指标选取、权重确定、计算方法进行评价与总结。

1.指标选取

通过对石油安全评价方法相关文献的综述,可以发现在指标选取方面存在三种类型:单指标、复合指标、层次多指标。

张抗(2004)建立的是单指标的石油安全预警系统,仅选取“石油短缺量占上年消费量的比值”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反映石油供应数量上的短缺对石油消费的影响,仅仅反映石油安全问题的某一个方面。而我国面临的石油安全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仅仅一个指标无法考虑到石油资源储量、价格波动、进口能力等多方面因素,不能全面衡量我国石油安全的状况,因此单指标方法并不能客观评价石油安全水平。

葛家理等(2002)认为石油经济安全是复杂性问题,他采用系统化、集成化的方法找出影响系统的主要因素,进而选取若干个复合指标来进行研究。作者选取储采比、投入产出比、供需比、国际市场油价和产量等几个复合指标,反映我国石油资源储量、生产、需求、国际市场等方面的情况,是国内较早建立的较为系统的石油安全评价体系。但是仍不能综合反映我国的石油安全水平,如缺少石油储备、石油贸易等方面的相关指标。而且作者没有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各个指标分别评价石油安全状况,无法形成石油安全的综合评价。

以张华林等(2005)为代表的层次多指标法,将石油安全评价结构分成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三个层次。准则层一般包括几个方面,吴文盛(2002)、聂富强等(2005)将之分为国内因素、国外因素;张华林等(2005)将之分为资源因素、进口因素、市场因素和其他因素;李凌峰等(2005)将之分为资源安全、进口安全、市场安全、消费安全;何贤杰等(2006)将之分为国内资源禀赋、国内生产保障能力、国际市场可得性、国家应急保障能力;郝吉(2007)将之分为资源禀赋、政治局势、经济影响、运输因素;范秋芳(2007)将之分为资源安全、供需安全、进口安全、市场安全。准则层下的指标层更具体的列出相关指标,郝吉(2007)选取的指标最少,仅在每个准则层下选取一个指标,分别为石油对外依存度、石油储备天数、管线运输能力、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等4个指标;张华林等(2005)选取了12个指标,分别为储采比、储量接替率、战略石油储备度、石油对外依存度、石油进口集中度、运输通道可靠性、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石油消费增长速度、油价波动率、国际市场的石油可获得性、石油消费强度、能源可转换与替代程度,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石油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后来者的研究在其指标体系基础之上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到范秋芳(2007)时建立了16个指标的石油安全评价体系,在张华林等(2005)的指标基础上减少了石油消费强度,增加了资源储量探明程度、石油消费增长弹性、生产增长速度与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比、石油进口份额、石油价格等指标。层次多指标法能够较为全面的衡量我国石油安全状况。

2.权重确定

通过对石油安全评价方法的综述,可以发现有些研究没有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如葛家理等(2002)、吴文盛(2002)、郭小哲等(2005)、迟春洁(2006),因此无所谓权重确定的问题。

在建立石油安全综合评价体系的研究中,权重确定方法主要包括主观赋值和客观赋值两大类。郝吉(2007)在指标权重确定上采用的是纯粹主观赋值法,张华林等(2005)、李凌峰(2005)、范秋芳(2007)采用了层次分析法,聂富强等(2005)采用了德尔菲法,何贤杰等(2006)采用了德尔菲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德尔菲法等主观赋值法相对于客观赋值法来说,受专家个人知识水平、价值判断标准的影响较大,不能客观地反映各指标之间的重要性。层次分析法是在建立主观比较指标重要性后,在对顺序赋值的基础上计算出指标的权重。层次分析法依然带有主观的色彩,因此刘建平、舒晓惠(2006)认为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权重只能用于排序,不能作为比率权重。[12]相比于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更加客观。主成分分析是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不可比(量纲不一致)的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综合指标,从而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指标的信息,又避免了指标间信息重复、不可比等影响综合评价的问题,因此主成分分析法更适合石油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确定。

3.计算方法

石油安全评价方法主要包括分指标评价法和综合指标评价法,在综合指标评价法中主要采用加权平均函数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方法。

葛家理(2002)、吴文盛(2002)、郭小哲(2005)等没有建立石油安全综合评价体系对各个指标的安全状况分别进行评价,因此当各个指标之间的安全程度不一致时,无法获知我国石油安全的整体状况。张华林(2005)、聂富强(2005)、李凌峰(2005)、何贤杰(2006)、郝吉(2007)等采用了加权平均函数法对石油安全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公式为其中,张华林(2005)、李凌峰(2005)等运用了层次分析法,所以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公式为这种方法合理、客观,是评价石油安全水平的主流方法。迟春洁(2006)、范秋芳(2007)采用了人工神经网络法。迟春洁(2006)认为,复杂的能源系统由于其自组织性以及非线性反馈的存在,用经典的模型和理论难以研究。能源安全预警是一个最优化、函数逼近、模式分类的过程,这些正是人工神经网络最擅长的应用领域,因此可以将这种技术应用于能源安全预警的研究,对于石油安全预警问题当然也适用。当人工神经网络训练好后,对未来石油安全水平的预测简单、精确,但缺点是样本数量少导致人工神经网络的训练受影响。人工神经网络法在非线性复杂系统中具有高效的仿真能力,适用于预测未来,因此应重视这种方法在石油安全问题研究上的运用。

通过以上对石油安全评价方法的梳理可以发现:其一,指标数量逐渐增多。从单指标发展到多指标体系,最多达16个指标,基本涵盖石油安全问题的各个方面。其二,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有些要素影响石油安全的综合评价,但是没有与该要素相对应的定量指标,因此有必要设计一个定性指标,并采用人工赋值的办法将其纳入到定量分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其三,计算方法多样化。指标的权重从最初由作者人工赋值,发展到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主成份分析法;石油安全综合评分由简单加权平均法,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发展到人工神经网络法。近几年在学者的努力下,石油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但是仍处于不断探索创新的阶段,在指标选取、权重确定和计算方法上仍存在分歧。

(二)石油安全评价结果

虽然石油安全评价方法不够完善,但是上述文献的研究结果无一例外地显示现阶段我国石油安全状况岌岌可危,处于“危险”或“不安全”的等级。

从影响我国石油安全的主导因素来看,各位学者各有侧重,但是综合研究发现,储采比、战略石油储备量、对外依存度、石油消费速度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这几个指标的权重排名在前几位,对石油安全水平进行综合评定的影响力最大。储采比和石油消费速度反映石油供需状况,储采比显示石油资源状况和石油开采能力,体现石油供给水平;石油消费速度体现石油需求水平,这两个指标是影响石油安全水平的根本原因。对外依存度和战略石油储备量反映石油供需不均衡时的调节状况。对外依存度显示从国际石油市场进口石油以弥补国产石油自给率的不足,战略石油储备量显示紧急状态下可以动用的石油储备以保证暂时石油安全。对外依存度是中期调节指标,战略石油储备量是短期调节指标,这两个指标也是影响我国石油安全水平的关键因素。

从这四个指标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石油安全状况不容乐观。一是2007年我国石油储采比仅为11.3,远远低于41.6的世界平均水平。[13]这说明如果没有新发现的可开采石油资源,以当前的开采水平,十几年后我国的石油资源将被开采殆尽,届时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仍未完成,缺少了石油这一战略基础物资,我国的经济发展必将受阻。二是从1991~2004年,我国年均石油消费增长速度高达7.7%,消费速度大大超过年均1.8%的生产增长速度,导致国内石油供不应求,自给率连年下降。再对比世界各地区的石油消费量,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发布的《世界能源报告2005》[14]预测的2002~2025年世界各地区的石油消费年均增速数据显示,我国为4.5%,为世界最高,世界平均水平为1.9%。发达国家石油消费增速趋缓,发展中国家石油消费增速迅猛,未来石油供需矛盾压力将越来越明显。三是石油对外依存度从1990年负的20.5%,增长为2005年正的43.9%(1),说明我国近一半的石油消费依赖国际市场。根据国际能源机构2004年发布的报告,这一上升趋势并不会逆转,到2030年,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达到80%以上,原油进口将超过2亿吨。[15]四是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体系,直到2004年才开始着手建立,但是由于起步较晚,目前我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仍然很薄弱。据国家有关部门透露“目前中国战略石油储备量在200~300万吨之间,2010年前将增至1200万吨。”[16]以我国2006年消费石油34875万吨可以计算出,目前的战略石油储备也仅够4天左右的消费量,到2010年也仅够15天左右的消费量,与国际能源机构要求的90天石油净进口量和欧盟要求的90天的石油消费量的安全储备天数相距甚远。

企业研发成本预测研究文献述评 篇9

关键词：研发成本,成本预测,研发成本预测

研发活动对企业生存和整体竞争能力提升起着关键作用。目前, 很多企业管理层对研发成本管理工作不够重视, 加之研发成本预测的实施难度也较大,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在理论界, 学者们对企业研发成本预测的研究相对也比较少。

一、成本预测国外研究现状

在成本管理理论发展过程中, 在科学管理阶段, 成本预测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的方法。二战后, 企业的战略从生产主导型向需求主导型转变, 成本预测理论受行为管理理论和目标管理理论的影响, 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达成企业规划目标方面, 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受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影响, 成本预测的准确性和有用性有所提高;90年代后期, 学者们将战略成本管理和生命周期等理论引入到成本预测理论中, 进一步拓展了成本预测理论的应用范围, 使成本预测理论更能够适应不同阶段及不同前景导向的企业;进入21世纪, 学者们逐渐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成本预测方法上。

关于成本预测, 国外学者多是分行业对成本预测进行评价的, 如建筑行业、通信及电子行业等;在研究方法上, 国外学者多采用实证方法与案例研究, 并且比国内更多地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和宏观经济学模型, 突出发展变化轨迹。对于研发成本预测的研究文献则较少。

1982年, 美国的Boothroyd和Dewhurst创建了BDI公司, 该公司开发出一款成本估算系统软件, 利用行业的平均成本水平作为基础来进行成本估算, 虽然这个软件可以根据公司的特点来进行个性化设计, 但是BDI公司发现几乎很少客户这么做。

1999年, 美国Mark.valeton.Martin提出产品的成本预测工作在进行产品设计和产品规划时就应该考虑, 并且还要把产品的使用成本计算在内, 即必须考虑产品的使用寿命周期成本。

2000年, 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霍恩格伦在《成本会计:以管理为重心》一书中提到, 可以利用历史成本会计统计资料以及成本与影响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计算未来成本的可能结果。书中研究了三种基于定量分析法的成本预测数学模型:因果关系成本预测模型、时间关系成本预测模型和结构关系成本预测模型。

2002年, 美国Jalinski和seitol从战略角度进行研究发现, 战略成本管理的关键切入点就是精确的成本预测。战略管理是面向未来的, 成本预测自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2005年, 美国的Robert L.Peurifoy与Garold D.Oberlender在著作《施工费用估算》中提到, 为保证成本预测精确, 预测人员必须对所要完成的工程进行仔细和彻底的分析。

2008年, 英国的Rolls Royce进行研究表明, 设计阶段是成本预测的起点。85%的产品成本都是在设计阶段 (前期规划阶段) 己经确定下来了, 成本预测对产品成本的影响至关重要。

2009年, 土耳其的Tugba Efendigil, Senmih Ount, Cengiz Kahraman指出, 在变动的商业环境中, 需要依据需求信息来提高竞争优势, 对不确定顾客需求的多层供应链结构的预测方法是很重要。

综上所述, 国外学者关于成本预测研究,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产品的设计阶段对成本预测十分重要;二是成本预测的准确性将会影响产品成本。

关于研发成本预测, 国外研究成果比较少。20世纪中, 美国学者曾对B-52飞机成本费用进行分析, 发现各个阶段成本费用比例依次是:研制阶段前85%, 研制阶段10%, 生产阶段4%, 使用阶段1%。1989年, 爱立信的研发管理团队按照PROPS (The Project for Project Steering) 模型把研发项目划分成四个阶段:预研究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执行阶段、收尾阶段。其中, 在项目的预研究阶段采取成本预测模型。2002年, chan, Josef Lakoniskok和sougiannis针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企业市值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美国高科技上市企业的股票收益要大于非高科技上市企业的股票收益, 原因在于高科技企业通常都会有大量的研发投入活动, 企业的研发强度与回报呈正相关关系。

二、成本预测国内研究概况

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企业采用的是前苏联的成本管理模式, 由于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 成本预测方法及划分简单;改革开放以后, 企业纷纷学习吸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成本预测模式, 并在借鉴国外成本预测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提出了自己的成本预测理论。目前, 关于成本预测的理论研究, 大多学者研究重点是成本预测要根据实际变化的情况, 制定适合企业的成本预测方法。

2004年, 吴彦龙指出, 影响成本预测的因素有很多而且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 成本预测必须按照成本的变化规律进行。2005年, 周仁强等学者对成本测定的指数采集、要求和编制方法以及对编制的工程成本指数的预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田春华 (2007) 和陈桢剑 (2008) 认为, 成本预测是根据生产成本的变化与技术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 结合市场及企业的发展前景和采取的各种措施, 利用现有数据并采用科学的方法, 对未来趋势做出的科学推测。2008年, 杨兴荣等提出, 面对施工企业成本测定的难题, 要充分基于网络平台, 辅助于商业化的运作手段, 生成动态的、个性化模式, 是企业解决成本预测问题的新思路。

三、研发成本预测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企业研发成本预测, 国内学者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的。

1. 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的研发特性影响研发成本预测的准确性。

2005年, 梁莱歆、熊艳对研发成本披露问题进行了研究, 建议在披露研发成本数据的同时应该重视未来预测信息的提供。2007年, 李平、周春阳认为, 大量的企业虽然开展了成本预测的工作, 并运用了数学工具, 但所开展的工作大多在企业内部进行, 成本预测的结果很难适应激烈的市场环境。2010年, 宋雪莲认为, 大部分企业虽然能够认识到研发项目高风险的特点, 却并未建立有效的研发成本控制预警机制, 缺乏对研发风险的实时监测和科学预警, 难以及早采取规避风险的应对措施。2010年, 梁莱歆、熊艳通过对5省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内230家企业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发现研发成本具有不可控性, 研发活动的这一客观特性确实加大了企业研发成本管理的难度。企业虽然对研发成本进行了预测, 但是效果不理想。2010年, 钟娜认为, 由于研发成本的随机性比较大, 长期以来研发人员凭直觉和经验对产品项目进行决策, 缺乏对成本项目成功率的判断。同时, 受到市场份额、产品价格、消费者喜好转变、不同领域的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受法律、外界相关事件等突发因素的影响。所以, 对企业研发成本的准确预测是非常的困难。

2. 另外一些学者从企业现有研发成本预测的过程入手, 发现研发过程中的问题, 提出了新的研发成本预测思路。

2006年, 李占国认为, 成本预测是成本管理的起点, 也是成本事前控制成败与否的关键。2006年, 李平、顾新一针对研发多项目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了联合风险优化模型, 并采用遗传算法对风险、费用和进度进行管理, 通过在新产品开发中综合基于参数拟合的成本预测和基于作业的成本预测。2008年, 孙慧萍认为, 产品研发阶段成本管理分为成本预测、成本分析和成本优化决策。在产品开发循环的每一个阶段, 成本预测为成本分析提供成本信息, 将整个生命周期的成本考虑进来进行成本预测和估算, 才能真正做到对产品的成本效益进行有效地分析。2010年, 官小春认为, 高科技企业研发预测管理主要是针对研发活动的特点, 将预测方法和手段以及一整套流程创造性地运用于研发管理活动中, 以实现研发战略目标, 促进研发过程中的资源优化配置, 研发人员积极性提高, 研发绩效得到持续改善。2010年, 宋雪莲、张德洲认为, 企业研发成本存在的问题之一是缺乏研发成本的预测, 对研发的投入及成本的战略规划不够, 导致研发成本控制目标和方向不够明确, 研发成本控制的效果欠佳。

综上所述, 国内学者关于研发成本预测研究, 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成本预测的准确性将影响产品的成本;企业研发成本的诸多因素会影响成本预测的准确性;企业研发成本的特性会导致企业研发成本预测准确性比较低。

研发成本预测涉及因素众多, 影响了预测的准确性, 也给学者的研发成本预测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关于研发成本预测的信息大多涉及到企业的机密, 对外披露不多, 这也导致有关研发成本预测的理论研究受限;此外, 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 其研发成本预测方法也不尽相同, 寻找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研发成本预测方法, 提高研发成本预测准确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R&D成本效益评价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7.

[2]张海燕.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绩效分析[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8.

[3]张丽.爱立信研发成本管理案例分析[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 2011.

[4]陈力.TE中国公司精益研发管理体系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2011.

风险管理文献述评 篇10

关键词：地方文献民国地方文献保护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4-96—99

地方文献是指某一地域内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的群体活动方式的历史记录。民国地方文献就是民国时期，即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至1949年9月新中国诞生前夕由中国出版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它们是民国这一特殊社会转型期思想、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这一时期历史史实的最原始记录。

民国时期，政治制度和经济情况虽然衰败，但思想文化却大放异彩，新与旧、中与西的各种社会思潮在这一时期汇集、碰撞，形成了一道特殊的文化景观。这一时期，中国进行了旧的民主革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期，爆发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动；这一时期，西方学说大量涌进，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形成了著述兴盛、流派众多、百家争鸣的新局面。贵州虽处西南边陲，但民风开化较早，历史文化名人荟萃；这一时期，有浙江大学、大夏大学、唐山工学院、湘雅医学院、桂林师范学院、之江大学以及一批军事院校内迁贵州，贵州高等教育空前繁荣。一大批文化名人，如科学家竺可桢、茅以升、苏步青、李四光；文学家茅盾、巴金；画家徐悲鸿、刘海粟；音乐家马思聪等先后到贵州讲学、创作或举办书画展，推进了贵州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民国文献正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载体和社会巨变的原始记录，可见民国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尤其思想文化价值堪比善本古籍。

建立于1937年的贵州省图书馆(以下简称贵图)是贵州省规模最大的公共图书馆，自1942年成立特藏部以来，经过66年的不懈努力，民国时期地方文献的收藏令人瞩目。据最新统计，贵图现收藏民国时期的地方文献2000多册，其中不乏保存较完整的珍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现简单介绍如下，以供参考。

贵图收藏的民国时期的地方文献包括有杂志近100种，约400余册，如《世光杂志》，系双月刊，由世光杂志社编辑，贵阳蓝主教准刊，旨在介绍教会的哲学神学，以及教会对宇宙人类社会所抱的观点，希望在建设民族的思想及精神上，尽国民的义务与天职。现该刊贵图有民国30年(1941年)第1卷第3期；民国31年(1942年)第1卷第4期，第2卷第2期；民国32年(1943年)第2卷第3—6期，第3卷第1期；民国33年(1944年)第3卷第2、3、6期，第4卷第1—2期；民国34年(1945年)第4卷第3—12期；民国35年(1946年)第5卷第3、4、9—12期；民国36年(1947年)第6卷第1-4、7、12期。

《贵州省立医院医刊》，邹子度主编，刊物旨在宣扬科学医学，现该刊贵图有民国38年(1949年)第1卷第1、3-5期，第1卷创刊号刊登有《创刊语》，《黔省卫生事业沿革》，《省立医院与黔卫》，《贵州省立医院成立以来之概述》，《毒素之一般特性及眼之素毒病》，《现代医师应有的态度及责任》，《盘尼西林与破伤风》，《克罗罗霉塞丁一种新的抗生素》，《儿童口腔卫生》，《贵州省立医院妇产科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医药拾零》等文章；每期均登载有贵州省立医院门诊时间表。

《达德》，达德学校编，贵图有民国22年(1933年)第15、16期存。该刊15期论著栏有《一封讨论教育的信》，《“八四”纪念日支出预算表》；公布栏有《本校民国二十一年九月份收支一览表》，《本校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份收支一览表》等文章。16期论著栏有《本校两月来之幼稚班》，《三权分离与五权分离的比较观》；文艺栏有《你的敌人是…》；校闻栏有本校新闻五则；会议栏有《第八次校董会议记录》，《第八次校务会议记录》；公布栏有《本校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份收支一览表》等。

《清华文学》，系年刊，贵阳私立清华中学文学会编，民国33年(1944年)创刊，该刊成立出版的目的在于对文学有兴趣的同学聚于一堂，研讨文学，希望以文学的力量，激起中国的新生。贵图藏有民国36年(1947年)第3期，其中登载有《小黑的悲哀》，《湖畔之歌》，《词与苏辛词》，《我对于集训的观感》，《缺陷美一唐明皇艺术生活浅识之一》，《忏悔》，《花溪的秋》，《海的呼唤》，《病中惊悟》，《别沪航行》，《乡村的悲剧》，《文学的工作》，《乡居外一章》，《少年游》等文章。

《贵阳市政》，系半月刊，贵阳市政府贵阳市政编辑室编，贵阳市政府发行，民国30年(1941年)8月20日创刊，为贵阳市政府机关综合性刊物。刊物以发扬本府政纲及实施状况，灌输市民应具的知识及其市民对于市政的批评和建设为宗旨，研究本市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部门之建设问题。除刊登政府文告、规程、报告、记事外，还刊登关于市政之专著、译述、建议、讨论、特载及各省市政调查等。贵图藏有第1卷第1—10期，第2卷第1—12期。第1卷创刊号登载有《发刊词》，《勖市政工作》，《对贵阳市之期望》，《对于贵阳市政之希望》，《贵阳设市后之展望》，《战时市行政的中心观》，《都市建设与土地整理》，《保甲与市政》，《贵阳设市的今昔》，《贵阳市政府于七月一日成立》，《行政新猷及其他》，《何市长在市府首次扩大纪念周训词》，《贵阳市政府组织条例》等文章。

《贵阳药讯》，杨森题写刊名，贵阳市新药商业同业公会主编，贵图藏有民国37年(1948年)3月25日一民国38年(1949年)3月15日出版的第2期-24期。该杂志主要向群众介绍新药，推广新药，多为广告，并有贵阳市药房地址、出售药品价格与使用注意事项等介绍。

贵图收藏的民国时期的报纸比较珍贵的有创刊于1907年的《黔报》，它是贵州省第一张日报，由周素园创办，报纸旨在宣扬爱国主义，反对西方列强瓜分中国，进而唤起民众推行政治改革的理念。贵图藏有宣统三年(1911年)9月30日一10月20日的《黔报》。该报纸主要分6个版，第1版有论说栏、辕报栏，第2版有本省新闻，第3版有直省近闻、小说栏，第4版有外国近闻、来件栏，第5版有广告栏，第6版有谐谈栏等。

还有《铎报》，民国5年(1916年)在贵阳创办，报纸日出两大张，共8版，设有《言论》、《代论》、《中外纪闻》、《要电》、《要件》、《快信》、《专件》、《时评》、《黔闻》、《小说》、《谐铎》、《笔记》、《文艺》、《诗话》、《丛谈》、《报萃》、《广告》等栏目，民国8年(1919年)停刊。贵图藏有民国5年(1916年)2月一民国8年(1919年)6月的报纸。

其次，我馆收藏民国时期的《兴黔日报》、《贵州日报》等，都是贵州思想文化的原始记录，从中可以查阅到一些比较罕见的历史资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印刷的报纸、图书、杂志，贵图也有较多的收藏。

贵阳文通书局成立于1909年，是贵州近代最大的编辑、印刷、发行综合出版机构，由贵州爱国人士、盐商

华之鸿独资创建。当时的私人出版机构大多产生于上海，贵阳文通书局诞生于当时边远贫穷的贵卅I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书局在军阀混战、政权更迭、战火频仍中艰难发展壮大，历时41年，出版各类图书500多种，丛书、丛刊30余种，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的《文讯》杂志，出版承印《贵州政报》等28种报纸杂志，还承担部分全国中小学教科书供应任务。抗战期间，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集编辑、出版、营销于一体的全国性文化出版集团，在近代贵州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据统计，贵图现收藏的由贵阳文通书局编辑、出版、印制的报纸约11种，杂志约有23种，图书157种，占文通书局出版图书的三分之一左右，现介绍如下，以供参考。

(一)贵阳文通书局出版、印刷的报纸约11种，如《贵州公报》，系日刊，宪政预备会机关报。清宣统二年(1910年)2月5日在贵阳创刊，民国9年(1920年)11月停刊。该报设《社说》、《选论》、《论说》、《译论》、《要电》、《京信》、《辕抄》、《本省新闻》、《直省要闻》《国外新闻》、《传奇》、《小说》、《来件》、《医寓》、《电报一束》、《广告》等栏目，主要刊载清末民初贵州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大事，是研究这一时期贵州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贵图藏有宣统二年(1910年)7月至民国5年(1916年)7月6年的《贵州公报》。

(二)贵阳文通书局出版、印刷的杂志大约有23种，如《贵州教育公报》，系半月刊，民国2年(1913年)1月15日在贵阳创刊，民国13年(1924年)8月31日停刊。该刊为贵州省教育司行政刊物，设司令栏，公牍栏，法规栏，论著栏，调查研究栏等5个栏目。贵图藏有民国2年(1913年)第1-4期，民国13年(1924年)第5、10～15、18期。

《贵州文献季刊》，后改名为《贵州文献汇刊》，系不定期刊物，任可澄、杨恩元编辑，贵州省文献征辑馆发行，民国27年(1938年)5月在贵阳创刊，民国38年(1949年)停刊。刊物以阐述本省文献暨刊布贵州前贤未印行遗稿为宗旨，包括乡先辈未刊遗稿、有关黔省文献之论著、札记、文艺等。贵图藏存有创刊号一第5期。创刊号刊有《插图》，《撰著》，《遗作》，《文录》，《诗录》，《词录》，《馆务撮要》等栏目。

《贵州政报》，系旬刊，贵州省长官署编印，民国5年(1916年)6月在贵阳创刊。该刊设有政府命令栏，部咨栏，军署公文栏，本署公文栏，各机关文牍栏，法规栏，图表栏，批告栏，判牍栏，代布栏，附录栏等。贵图藏有民国8年(1919年)至民国12年(1923年)的《贵州政报》。

《南明杂志》，贵阳南明中学南明杂志社编，张廷龄任主编，南明杂志社发行，民国3年(1914年)12月15日在贵阳创刊，民国11年(1922年)11月停刊。该刊主要刊登贵阳南明中学办学情况。贵图藏有该刊第1期，设有编首栏，法令栏，论说栏，记事栏，成绩栏，科学栏，艺林栏等。

《晓鸡声》(月刊)，安顺晓鸡声文艺编辑社编，谢速航主编，安顺晓鸡声文艺编辑社发行。民国22年(1933年)5月在贵阳创刊。刊物宗旨在于博聚斗争民魂，启示爱美人生，唤取民众自决自救，发展生产，充实国力，向日本帝国主义展露我们锐利的锋芒。刊物设有《论著》，《专载》，《附录》等栏目。贵图藏有第1卷第4期，刊登有长篇论文《文艺之意义及其趋势》；短文《战士》，《伤兵》，《老王》，《血笺》等；附录发表了《热望》，《扫日氛》，《奋赴国难》，《荡倭曲》，《塞北吟》，《当我们在室里开会的时候》，《创伤的心灵》，《悼友》等24篇诗歌。

《中国诗艺》，系月刊，中国诗艺社徐仲年、陈才、吕亮耕、常任侠、孙望、汪铭竹、林泳泉编，民国28年(1939年)在贵阳创刊，民国30年(1941年)9月停刊。贵图藏有民国30年(1941年)第2、3期。该刊设有《创作》、《译诗》、《诗论》三个栏目。在第2期创作栏，发表有《卢沟桥》，《给日本被俘兵士》，《走向胜利》，《一个皇军的墓铭》，《号召》等抗战诗作；译诗栏，发表译诗有《妇人》，《白杨》，《光阴》，《早行》，《少年先锋之死》，《海滨坟墓》等；诗论栏，发表有《诗闲论》，《诗坛漫步》，《新诗之话》等。第3期创作栏，发表有《号召》，《黎明》，《白龙潭小景》，《我期待》，《送别》，《怀念》，《鸭儿河》等作品；译诗栏，发表有《海滨坟墓》，《赫斯曼诗三章》，《清早》等译诗；诗论栏，发表有《诗的意识和形象》，《新诗诗话》等，两期封面题字均为孙逸园先生。

《文讯》，系月刊，贵阳文通书局编，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臧克家先后任主编，民国30年(1941年)10月在贵阳创刊，民国37年(1948年)12月在上海停刊。该刊载文艺、哲学、史地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稿件，如民国31年(1942年)第2卷第3期刊登了《论语言之演变与训诂》，《中国画的形似》，《中国教育行政的路向》，《治疗的评价》，《贵州人之营养问题》，《工资理论之批判》(一)、《欧洲沦陷区的反德暗潮》，《编纂司法法令判解汇辑要旨》等文章。贵图藏有民国30年(1941年)第1卷第2期，民国31年(1942年)第2卷第3期，民国35年(1946年)第6卷第l一6、8、10期，民国36年(1947年)第7卷第3、5、6期，民国37年(1948年)第8卷第1—6期、第9卷第1、3、5期。

(三)贵阳文通书局出版、印刷的图书贵图收藏大约有157种，如《贵州省单行法规汇编》第一辑，第二辑，由贵州省政府秘书处法制室编，分别于民国24年(1935年)12月和民国25年(1936年)11月出版。还有《十年来之贵卅l》，次青编，民国26年(1937年)5月出版。《贵州风光》又名《漫画贵阳》，黄尧著，民国31年(1942年)11月出版。《乡谈集》，蹇先艾著，民国31年(1942年)出版。《黔游心影》，卢前著，民国31年(1942年)出版。《霜崖诗录》、《霜崖词录》、《霜崖曲录》，吴梅著，卢前编，民国31年(1942年)出版。《贵州名贤传》，贵州省政府教育厅编，民国33年(1944年)出版……

上述几部分民国时期的贵州地方文献都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然而，与全国各大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的情况相仿，这些珍贵的文献大多存放在无恒温恒湿设备、不避光、不防尘的书库内，大部分都已经极为脆弱，完全变黄的纸张勾连在一起，稍一触动便“粉身碎骨”，更遑论供读者阅览、研究了。

面对民国文献惊人的老化速度，如何应对，值得全社会和我们每一个图书馆人的深思，笔者接触民国文献工作的时间不长，对此几点拙见，以供参考：

首先，应改善书库环境。相对于以手工生产的宣纸、绵纸等材料刊印的古籍善本，用机器纸印制的民国文献在存放环境上本应更考究，然而事与愿违，当前民国文献的保存现状远不如古籍善本，虽然贵图目前已为民国文献书库购置了空调设备，用以保持书库恒定的温度，然而进一步的改善迫在眉睫，如为民国文献书库添置抽湿机、空气过滤器以及吸潮器等，为文献加装保护性书皮，更换封闭式樟木书橱，为民国报纸配制专

用函盒等，竭尽所能让民国文献和古籍善本一样，享受优越的藏书环境。

其次，尽量完善阅览制度。大量的翻阅以及复制无疑会导致民国文献原本就发脆的纸张进一步碎化，因此完善民国文献阅览制度迫在眉睫，应制定以下规定：民国书刊，允许现场阅读，不允许外借，不允许复印，建议读者尽量利用微缩胶片，或者用数码相机拍照，必须阅读原件的，也最好采用手工摘录的办法；另外，要求读者翻阅民国文献时动作要轻柔，谨防撕坏；工作人员入库时一律使用代书板以作标记；提供阅览的书刊必须限制在损毁程度不十分严重的范围之内等等，以缓解对民国文献的损伤，尽量延长其寿命。

第三，民国文献保护应从缩微化和数字化方向着手。对民国文献中具有重要价值的部分进行缩微化和数字化，以新型载体保护文献内容，以复制件代替原件阅览和利用，是保护民国文献行之有效的办法。目前，贵图已对民国时期的部分报纸和地方志进行了缩微拍摄，如1911年的《黔报》、1910—1916年的《贵州公报》、1916—1919年的《铎报》、1928—1947年的《全民报》、1929—1937年的《新中华报》、1933—1937年的《朝报》、1934—1938年的《汉报》、1936—1949年的《大公报》、1938—1949年的《贵州日报》以及民国时期修文、开阳、黄平、德江等20多个地方的县志，这对于已无法提供阅读的文献所起到的保护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缩微已不再是最理想的保护手段，随之而来的数字化技术为民国文献提供了更理想的保护。

民国文献实现数字化，可根据文献的重要程度对文献全文或索引进行数字化，制成民国文献书目数据库和民国文献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民国文献信息资源，届时，读者通过电脑就可以浏览民国时期尘封的历史，而不必担心损毁那些脆弱的书刊。

企业创新障碍国外研究文献述评 篇11

1 创新障碍的识别与分类

创新障碍的识别与分类是指研究者对特定区域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或利用官方调查结果, 通过问卷反馈的信息, 了解中小企业在创新全过程面临哪些障碍。并根据各障碍相关性进行分类, 对各障碍的重要性或普遍性进行评价。Hadjimanolis ( 2003) [2]指出, 存在许多障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因素, 对这些因素的识别与分类是创新障碍相关研究的基础。因为只有正确识别了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障碍, 才能发现消除障碍甚至将障碍转换为有利条件的途径。

1. 1《奥斯陆手册》 中的创新障碍

为指导和规范成员国进行创新数据的采集和分析, OECD与欧洲统计局合作于与1992年出版了《奥斯陆手册》 (Oslo Manual) 第一版, 提出了关于创新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以及调查数据收集和解释的指导原则。随着创新理论的发展以及技术创新调查实践的不深入, 经修订的奥斯陆手册第二版和第三版分别于1996年、2005年出版。在奥斯陆手册的指导下, OECD国家从1994年开始, 每两年进行一轮社会创新调查 (CIS,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 随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东欧、南亚一些国家也开展了类似调查。CIS提供的大量调查数据为学者们对企业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创造了条件, 这些调查数据已成为测度、研究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依据。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 国外关于企业层面的创新研究, 包括创新障碍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

在三个版本的奥斯陆手册, 都有专门一节讨论企业创新障碍问题。手册指出创新障碍可能是当初公司无法开始创新的理由, 也可能是导致创新无法达到预期成果的原因。1996年出版的手册第二版将创新障碍分为经济因素、企业因素和其他因素[3]。2005年出版的手册第三版进一步细化, 将创新障碍分为成本因素、知识因素、市场因素、制度因素和其他因素五类。成本因素包括:察觉到风险过高, 成本太高, 缺乏内部资金, 缺乏外部资金 (风险投资基金、公共资金资源) 。知识因素包括:创新的潜在条件 (研发、设计) 不够、缺乏技术人才 (内部与外部) , 缺乏技术信息, 外部服务不足, 难以发现合适的合作者 (技术、产品开发及市场合作伙伴) , 企业的组织刚性 (员工对变化的态度、管理者对变化的态度、企业的管理结构) , 没有能力组织创新团队。市场因素包括:创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需求不明晰, 市场被在位企业占领。制度因素包括:缺乏基础设施, 财产权太弱, 法令、规范、规定、标准等障碍。其他因素为:之前已有创新所以现在不需要创新, 没有需求所以无需创新[4]。

从奥斯陆手册关于创新障碍的分类及具体内容来看, 其思路是按照创新要素来进行分类的。即创新活动需要这些要素投入或支持, 但企业无法获得相应要素, 从而构成了对创新活动的障碍。与第二版比较, 奥斯陆手册第三版中分别将市场因素和制度因素单列为一大类, 强调了市场机制在激励或抑制企业创新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 以及合理的法律法规和创新政策设计的必要性。由于之后关于企业创新障碍的实证研究较多使用了CIS数据, 而CIS中关于企业创新障碍相关题项的设计基本参照了奥斯陆手册的内容。因此不少学者直接接受了奥斯陆手册关于创新障碍的划分方法, 如Lim (2007) [5]对马来西亚制造业的研究, Blasco等 (2008) 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研究[6], Kubiak和P·czkowski (2011) [1]对波兰的研究, Galia等 (2012) [7]对法国和意大利企业的比较研究等。另有一些文献也遵循了按要素分类的思路, 但具体的分类情况有些差异。Baldwin和Lin (2002) [8]研究了加拿大制造企业在引用先进技术时遇到的问题, 作者将阻碍技术应用的因素归为五类:成本相关类、制度相关类、劳动力相关类、组织相关类和信息相关类。Comtesse等 (2002) [9]发现瑞士企业创新时面临文化层面、教育层面、政策层面的障碍。文化层面障碍有:风险规避意识, 易于满足, 对创新的价值认识不够, 地方主义和自我封闭;教育层面有:创新教育薄弱, 人力资源有限, 功能模块缺失, 缺乏企业家精神;政策层面有:资金筹措困难, 法律障碍, 政策缺乏远见, 基础设施和智力资本没有被充分利用。Freel (2000) [10]在对英格兰的西米德兰地区的研究中, 将创新障碍分为四大类:资金、管理与市场、技术劳动和信息。Demirbas (2011) [11]在研究197家土耳其企业时, 将创新障碍分为正式障碍、非正式障碍、环境障碍和技术障碍。

1. 2 内部障碍与外部障碍

另有很多作者按照创新障碍产生的内外部来源将创新障碍分为外部 (外生) 障碍和内部 (内生) 障碍。

Piatier是最早对中小企业创新障碍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在对欧共体八个国家企业创新障碍的研究中, Piatier (1984) [12]将企业创新障碍分为外部 (外生) 障碍和内部 (内生) 障碍。外部障碍包括供给障碍 (企业难以获得相关技术信息、原材料和金融支持) 、需求障碍 (顾客需求、创新风险、国内外市场限制) 和环境障碍 (政府管制、反垄断政策和政策行为) ;内部障碍包括创新资源障碍 (创新资金短缺、技术人员不足、创新管理时间不足) 、企业文化障碍 (管理人员对风险态度、内部员工的反对) 。研究同时发现在欧共体国家, 排在前五位的外部障碍依次为:创新容易被抄袭、政府官僚行为、缺乏政府支持、缺乏熟练劳动力、银行信贷政策。Hadjimanolis (1999) [13]通过对塞浦路斯中小企业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 发现塞浦路斯中小企业面临的五项主要外部障碍依次为:创新容易被抄袭、缺乏政府支持、缺乏中试检测机构、缺乏技术人才、缺乏金融支持。五项主要内部障碍依次为:没有足够的时间 (精力不够) 、设计检测等设施缺乏、创新资金缺乏、创新周期太长、缺乏创新经验。Madrid-Guijarro (2009) [14]通过与西班牙穆尔西亚地区294位中小企业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 将中小企业面临的障碍分为外部障碍 (共6项, 分别为:缺乏政府支持、经济波动、缺乏市场信息、区域创新基础设施薄弱、缺乏技术信息、没有合适的创新合作伙伴) 和内部障碍 (共9项, 分别为:高成本、创新成本难以控制、风险太高、缺乏创新人才、融资难、人才流失、缺乏内部员工培训、员工抵制和管理人员的抵制) 。

1. 3 抑制障碍和显性障碍

虽然奥斯陆手册指出创新障碍可能是当初公司无法开始创新的理由, 也可能是导致创新无法达到如期成果的原因, 但手册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将其列出的主要障碍进行划分。同时CIS问卷也没有对此问题进行科学的题项设计。因而导致CIS调查中出现这样的结果: 创新活动越多的企业, 报告的创新障碍越多。事实上, 这也导致之后的许多实证研究出现一些困惑: 创新障碍对企业创新有积极影响。这样就不利于创新障碍运动规律的发现, 不能不说是奥斯陆手册以及CIS调查的一个缺憾。

D·Este等 (2012) [15]认为有必要将创新障碍区分为显性障碍 (Revealed barriers) 和抑制性障碍 (deterring barriers) 。显性障碍是指企业在实施创新活动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这类障碍可能会延缓企业创新活动的进展和降低创新活动的效果, 但并不会阻碍企业实施创新活动。而是如Galia和Legros (2004) [16]所说:“有些问题只有在企业实施创新活动之后才会遇到, 越是创新型企业, 遇到这类问题越多”。或者如Baldwin和Lin (2002) [8]解释的那样:通过调研获得的有关创新障碍的信息不应该被看作是阻碍企业创新的原因, 他们更多的是描述了创新者在创新过程中面临和需要解决的困难。因此, D·Este认为基于创新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多是在研究显性障碍。抑制性障碍则是指导致企业不愿实施创新活动的原因, 如大企业由于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而不愿做出改变, 小企业由于资源限制或市场结构等原因而无力或无心开展创新。D’Este认为要想发现此类障碍, 必须界定没有采取创新活动的潜在创新者并开展深入的案例研究, 而对此研究多是创新管理和产业组织领域的内容。

由于对创新障碍的识别是研究深入的前提, 因此相关文献较多。部分研究成果见表1。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 决定创新障碍的因素

中小企业创新障碍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现导致创新障碍原油, 即哪些因素与创新障碍的存在相关。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了企业特征以及企业创新类型与企业感知到的创新障碍之间的关系。

Baldwin和Lin (2002) 通过对加拿大制造业的研究发现:面临激烈竞争的企业和新建立的企业通常遇到成本相关的障碍;创新型企业和新建立企业通常面临制度相关障碍;创新型企业、新建立企业和正经历高速增长的企业通常面临劳动类障碍;老企业和集团企业主要面临组织类障碍;创新型企业、年轻企业和加拿大本土企业通常面临信息类障碍。Blasco等 (2008) [6]对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研究发现:创新企业比不创新的企业更倾向于感知到创新障碍的存在, 在成本障碍和知识障碍方面尤为明显。小企业比大企业往往感知到更多的创新障碍, 尤其是在缺乏内部资金和创新成本太高方面。总体来看, 小企业和创新企业更容易发现创新障碍。Iammarino等 (2009) [17]研究了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不同区域分布的企业在感知创新障碍时的区别。发现跨国公司比本土企业较少感知到创新障碍;区域分布因素只对本土企业的创新障碍有影响, 意大利北部地区的本土企业较少感知到障碍。同时发现创新强度与创新障碍的感知正相关, 但这种相关性对跨国公司的作用明显小于本土企业。Hlzl and Janger (2012) [18]对欧洲18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对创新有兴趣的非创新者比对创新有兴趣的的非创新者更可能感知到创新障碍。从国别的因素来看, 接近技术前沿国家的企业认为与熟练劳动、创新伙伴、知识等相关因素是主要的创新障碍, 而离技术前沿较远国家的企业则认为无法获取外部资金是更重要的障碍。Galia等 (2012) [7]在对法国与意大利企业的比较研究中, 系统分析了多个变量与创新障碍感知之间的关系。通过多变量Probit回归发现:大企业比小企业感知到的障碍要少;集团公司成员企业在内部资金、技术人员和创新合作伙伴方面遇到的问题较少;制造业企业更容易遇到创新成本太高的问题;高技术企业较少感知到市场信息缺乏和市场不确定性障碍;高速增长的企业较少受到技术信息缺乏的困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得好的企业较少感知到创新成本高的问题。同时, 国别的比较显示, 总体上法国企业比意大利企业更容易感知到创新障碍, 作者从国家创新系统的视角解释这种差异。

从已有文献来看, 企业对创新障碍的感知与许多因素有关。实证研究通常将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 各类创新障碍作为因变量, 通过选取特定样本来检验他们之间的关系。表2 列出了相关文献中使用过的自变量。

来源:参考Blasco等 (2008) 并重新整理

3 创新障碍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早期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常以各类创新活动与成果指标作为因变量, 以各类创新障碍作为自变量, 来检验后者对前者的作用。实证研究往往得出出乎常理的结论: 创新障碍对创新活动及创新成果没有影响, 甚至有积极影响。如Hadjimanolis ( 1999) [19]对塞浦路斯的研究表明外部创新障碍对企业创新活动和创新绩效并没有显著负面影响。Baldwin和Lin ( 2002) 对加拿大制造业的研究发现创新障碍与新技术的采用之间存在正相关。Mohnen和Roller ( 2005) [20], Loof和Heshmati ( 2006) [21]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Garcia - Vega和Lopez ( 2010) [22]等认为出现以上结果是因为存在共生性问题, 即存在同时影响自变量 ( 感知的创新障碍) 与因变量 ( 创新活动) 的因素。因此, 要发现创新障碍对创新活动的影响, 内生性的排除是必要的。

对此问题的处理, 一种思路是允许变量间存在内生性, 通过发展合适的计量模型来处理此问题。Hajivassiliou和Savignac (2008) [23]通过建立联立双变量概率模型来处理资金障碍和企业创新决策这两个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 结果发现资金障碍会降低企业的创新活动。同时, 创新型企业更容易遇到资金障碍。Savignac (2008) [24]和Tiwari等 (2008) [25]的研究同样表明, 在控制内生性之后, 资金障碍对创新活动有负面影响。

另一种思路则是选择合适的样本来消除共生性。正如D·Este指出的那样专门研究显性障碍对创新企业的影响以及抑制性障碍对潜在创新者创新意愿的影响。通常的做法是将样本限定在采取了创新活动的企业, 来考察创新障碍对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都发现前者对后者的负面作用, 同时实证结果也表明, 这种作用会因障碍的具体类别和创新活动的具体形式而存在较大差异。如Blanchard (2008) [26]等为了辨识清楚创新障碍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将企业样本分为四类:不创新但感觉到创新障碍的企业、因创新障碍而导致创新失败的企业、因创新障碍导致气馁而不创新的企业、从未打算创新因而不会感知到创新障碍的企业。通过严格限定企业创新意愿之后, 研究发现创新障碍对创新活动有显著的负面作用。Mohnen等 (2008) [27]对荷兰的发现:资金方面的障碍会阻碍企业创新项目的启动、但对企业是否放弃已经实施的创新项目没有显著影响;而技术和知识方面的障碍往往导致创新项目进展缓慢, 总体来看, 创新障碍对荷兰企业的创新活动有明显的负面影响。Vega和Lopez (2010) [22]研究了创新障碍与企业放弃创新项目的概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所有的创新障碍都与创新项目失败概率正相关。导致大企业创新项目放弃概率提高的最主要的创新障碍是人才和资金缺乏;而对中小企业来说, 资金短缺被看做是最重要的创新障碍, 但导致企业项目放弃概率提高的最重要因素却是与市场相关的障碍。Canepa和Stoneman (2008) [28]对英国的研究发现资金障碍往往使得企业或者不启动、或延迟、或放弃创新项目。Galia和Legros (2004) [16]对法国企业的研究发现缺乏技术人才、创新成本更容易延缓企业创新项目的进展;而经济方面的障碍 (成本、风险、顾客反应等) 比技术障碍和组织障碍更会导致企业放弃创新项目。研究同时发现各障碍在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及结果时存在互补性, 并且对延缓项目的作用和放弃项目时的互补性是不同的。Madrid-Guijarro等 (2009) [14]对西班牙穆尔西亚地区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创新障碍对不同类型创新活动的影响是不同的。内部障碍对过程创新和管理创新有负面影响, 而环境障碍则对过程创新和管理创新有正面作用;风险、成本和资金等障碍则只对管理创新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源障碍虽然不被看作是主要的障碍, 但对企业创新活动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

4 总结与展望

通过以上对相关文献的梳理, 可以将国外学者关于中小企业创新障碍的研究纳入图1 所示框架。图示主要内容为: 企业自身特征、区域创新环境等变量决定了企业客观面临的内部障碍与外部障碍。内部障碍和外部障碍中, 有些抑制企业创新的动机, 可以称之为抑制性障碍; 有些则是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感知到的障碍, 称之为显性障碍。显性障碍对企业创新活动影有负面影响, 这种影响会因障碍的具体类别和创新活动的具体类型而存在较大差异。

同时可以发现国外对中小企业创新障碍研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研究内容不断深入。从障碍的识别、分类、评价, 到障碍的成因和决定因素, 再到障碍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路径, 逐步深入, 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过程的逻辑一致性。二是研究手段多的样化。从对问题的定性描述和简单的统计分类, 到各种多元统计方法以及微观计量方法的应用, 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三是系统性思维。总体来看, 国外学者是在区域创新系统大的环境中研究中小企业, 是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创新, 而不是把创新看作机械的线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