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优惠政策（精选12篇）
高考优惠政策 篇1
1 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各地封堵政策
所谓“高考移民”,是指那些高考录取分数线较高省份的高中毕业生,通过各种途径将父母及本人户口转入(空挂)到录取分数线较低的省份,以期待在高考中凭借原来较好的学习基础和转入地较低的录取分数线,考取理想大学的现象。“高考移民”指的既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类群体,这个群体不仅包括高中毕业生,还包括陪同他们“移民”的家长。
出现高考移民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区高考分数的悬殊。有两地成为学生竞相转户口的集中地,一是西部一些省市自治区,二是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由于上海、北京户口限制较严,难以进入。而西部内陆一些省市迁移户口相对较松,一些人将户口转移的重点放在西部一些省市。
“移民”考生既享受了高水平的教育资源,又占有国家所给的资源补贴,同时排挤了应该接受补偿的考生,造成对公平与公正的践踏。因此,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封堵“高考移民”,比如新疆给全区在校高中生“编号”,规定各中学一律不准接纳非本校学籍的考生报名等。应届考生及父母必须有在新疆的不少于两年常住户口,或者考生高中阶段在新疆就读3年并有学籍档案和会考成绩的方可报考。宁夏要求本人户口在该区落户且高中阶段在该区就读,但其父母户口不在该区的,只能报考区属院校;投靠亲友落户该区或户口空挂的不得报考。青海对符合高考户口政策规定的省外高中借读生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内蒙古规定父母不在本地、本人户口迁入自治区者,或本人和父母户口从外省迁入内蒙古、但本人不在自治区上学和居住者,不得报考普通高校。广西要求考生本人及父母在该区有常住户口,且本人高中阶段在该区就读的考生才能报考。海南规定考生本人及法定监护人有本省户籍,考生本人高中阶段后两个学年在海南就读;考生本人小学或初中在海南毕业且毕业时户籍在本省;考生有本省户籍且其法定监护人属驻琼部队现役军人或者省人事部门引进的优秀人才,才能报考普通高校,不符合以上条件但户口在海南的考生,只能报考本科第二批和专科(高职)学校。
从上述提到的一些政策措施看,目前这些地方采取措施的基点是将过错主要或全部置于考生,对政府和社会造成的原因未予重视;只注意从控制和制裁违法学生的角度设定封堵措施,未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源头根源,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是漠视公民受教育公平个人权利,只堵而不疏导,容易加重不公正的教育秩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2“高考移民”政策的反思
造成“高考移民”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我国教育平等权的缺位,没有意识到受教育权公平的问题,法律意识淡薄。各地政府对高考移民“堵”、“驱”,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高考移民,只会增加“高考移民”成本,而且会助长腐败现象的发生。
(1)移民的教育公平权的保障。
一定程度来说,“高考移民”现象先是由不公平造成的,为了追求平等而又造成现有制度中的不平等。许多高考移民家长对封堵政策表示极大的不满。“高考移民”很大程度上是政策上疏忽造成的,过错不应该完全由考生来承担。这种限制报考地域计划分配招生名额的行为,是对学生受教育权的强行干涉,是地方保护,是在维护不公平的制度。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也是达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纵观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利益的推动,还是政治利益的驱使,不管是人权运动的要求,还是国家民族利益的体现,都无法回避教育公平问题。在实现教育普及化、大众化的基础上,追求教育的高质量,培养高水平的建设人才,同样是我国目前教育改革最具代表性的时代特征。教育公平,主要是教育机会平等,已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主流。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在教育公平问题上必然体现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本质特征,展现着教育公平的更高理想。尤其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公平问题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现实之间的转化问题必将越来越深刻地显现在我们面前,并不断地反映在各种实际的教育改革之中。
(2)对中学教育的影响。
“高考移民”现象很容易使西部地区、海南、北京、上海等地产生教育腐败行为和户籍管理部门的腐败行为。这些地区部分中学通过向移民考生收取高额借读费以增加其收入。同时,他们还利用和依靠移民考生提高本校的高考录取率,造成“泡沫分数”现象。甚至有个别教师和中学校长也会去劝导学生移民到他们中学读书,为他们寻找中介或直接充当他们的中介。由高考分数反映出来的虚假教学水平,使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国家不能够准确地了解当地的教育情况,对当地教育方针的调整和对当地教育人力、物力的投入估计不足,造成西部基础教育长期的滞后性和落后状况。对于流失了学生的内地学校而言,他们培养的优秀学生流失也会影响内地学校的升学率,给内地学校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3)“高考移民”所带来的畸形经济发展。
首先,部分省份利用倾斜的高考政策和相对较低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吸引外来投资带来了不真实的经济繁荣。因为,很多投资商是为了子女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才来此投资的。其次,高考移民为西部、海南等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宾馆、餐馆带来了比“黄金周”还要火爆的生意。“高考移民”还刺激了一批专门帮助办理户口空挂或帮助买户口的掮客产生,通过办理这一事务,他们从中牟取暴利,一条有组织、有计划、成规模的移民产业利益链已经形成。此外“高考移民”还带来了房地产的发展及小城镇的建设。一些地区的商品房绝大部分是被为了高考购房入户的“高考移民”购置的。“高考移民”的虚假城市化,将一种正常的户籍制度演变成一种特殊的商品资源。
3 对策与建议
(1)合理缩小地区间分数差。“高考移民”最直接的动力就是录取分数差所引起的录取院校的不平等,要解决“高考移民”这一问题,规范高考秩序,就必须首先在录取分数差上做文章。要求全国录取分数线统一是不可能的,而且全国录取分数统一是一种更大的不平等,会损害更多少数民族、教育不发达地区考生的利益。同时,由于教育部所属高校所在地政府给予了很多支持,那么录取分数线统一也会影响到当地生源的录取,影响到当地人对高校建设的支持。因此,只能实行渐进式改革,合理缩小地区间录取分数差,充分考虑到全国各地考生的利益,既合理保证北京、上海和西部等教育不发达省份考生的利益,又考虑到中部教育大省考生的利益,可以将分数差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分数段之内,既让直辖市和西部省份的尖子生可以接受,减少部分人的高考地区心理优势,又不至于让中部和基础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觉得心理不平衡。
(2)名牌高校招生录取指标合理配置,公开、透明对全国各地招生。因为部分院校的部分专业只对本地或有限的几个省份招生,这事实上就是一种教育歧视,是不合理的。而绝大多数录取指标又集中分到了高校所在地,分到各个省的名额十分有限,这实际上就形成了将农村考生、部分优秀的中部考生被排斥在重点高校、名牌高校以外的局面,而“高考移民”们所争取的也恰恰是这一部分指标。因此,只有将录取指标合理地分配到各省,才能使“高考移民”的热情有所降低。不论任何专业,都应该在兼顾分数公平、地区公平、人口比例相当的基础上,合理地分配到各个省份。
(3)加大对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扶持力度。对于历史所形成的发展差距,国家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加以调节和平衡,以求直接有效地缩小地区间差距,保证竞争起点的相对公平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纵向看是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其他省份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国家应该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将它们的教育经费缺口补起来,提供给西部等教育欠发达地区足够的实验仪器设备和实验经费,促使基础教育条件的改善和教育质量的提高,缩小与内地的差距。对于中部或发达地区的毕业生到西部欠发达地区工作,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在政策和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可以提供给他们一定的优越条件,以达到人才接力工作的顺畅进行并实现良性循环。
(4)合理分配高校资源。我国的重点高校资源过于集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省会城市。可以在河南、江西、山东、安徽等基础教育发达而稀有重点高校的省份重点扶持一定数量的高校,打造当地的名牌、重点大学,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相对均衡。新办大学应该优先考虑设在教育不发达地区和高等教育稀少地区,合理分配高校资源也可以在不降低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在一些条件合适的地市设立一些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分校,鼓励高校教师到这些地方任教。
(5)考试权交给大学。摒弃原有的以省为单位自己组织考试或全国一张卷的做法,将考试权交给各个大学。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可以采用相对难一点的试卷,其他学校可以简单一些。各个高校依据自己的实力,灵活控制试题的难度和灵活度。民办大学可以自己考试,甚至不考试,从自己学校的办学目的和特色出发,直接从报考学生中录取,把大部分学生从考试压力中解放出来。同类学校之间可以搞联考,更可委托社会上的中间机构组织考试,院校可以根据自己培养的学生踏入社会所要从事的工作,在某些学科的试题难度上可以有所侧重。针对我国复杂的民族状况和发展程度的不一,对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给予适当的倾斜和照顾,达到中华各民族的教育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摘要：由于客观存在的高考录取分数差,“高考移民”应运而生。这种现象破坏了正常的教育考试秩序,并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目前所采用的封堵政策只是一种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的行政手段,并不能从深层次上找到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对此,我们必须反思采取更合理的对策。
关键词：教育公平,封堵,高考移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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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昌勇,郑淮.教育社会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高考优惠政策 篇2
2022高考难度趋势
报考人数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近年高考报名人数是呈逐年上涨趋势，据相关统计，2022高考报名人数已破1120万。不得不提的是，虽然多地已经明确禁止公办普通高中招收复读生，但实际复读人数恐怕也在悄然攀升。
全国新生人口统计
同时我们注意到，今年参加高考的多为02/03/04这几年出生的同学，对比00/的新生儿数量是有所降低的。这意味着虽然报名人数有略微上涨，但实际竞争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再对比一下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报名人数涨幅，高考难度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录取人数
对比，的高考录取率又有所上涨，总体的录取率从90.4%提高到92.89%。
目前我国乃至整个世界仍处于后疫情时代，国家对于“稳增长”“稳就业”的态度十分明显。放在教育上，就是保证更多的孩子有学上;在“工农医学理学”等专业上的扩招也是有力地彰显了国家的信心，因此2022年的招生和录取人数都应该会有所保障。
试题难度
2022年或将是“旧高考”的最后一年，据同学们反映，全国卷的难度非常大，各种“飞不出大山”的吐槽不绝于耳。如果按“大小年规律”来看，22高考的试题难度应该不会特别高。
而新高考地区已经有一定的命题经验，无论是教学还是考试都渐入佳境。因此同学们对今年高考不必过于恐惧，只需按部就班复习即可。
2022新高考湖北分数线预测
注：以下高考分数线预测仅供参考，具体高考分数线请以考试院公布为准。
根据近几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来看，2022年湖北高考上本科物理类预计需要400分、历史类需要467分;物理类专科200分，历史类专科200分。
影响高考分数线的因素
招生规模的大小对分数线有一定的影响。
招生人数多，自然分数线就下降，所谓水落船低。不过这个因素对分数线的影响实在有限，因为近几年来各省市的总体招生规模趋于稳定，与上年差距很小，即使具体到某所高校在一个省的招生人数，也是基本稳定的。
真正能决定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是试题难度。
北京或调整高考加分政策 篇3
据了解,调整高考加分政策的原因之一,与2010年北京市将首次进行高考统招有关。由于首次尝试高考统招方式,专科只看语、数、外3科成绩,理综、文综的成绩将不计入总成绩,因此专科满分就是450分,比本科高考满分750分少了300分。在专科满分降低的基础上,若按原有的加分政策,那么10分甚至20分的加分,在专科考分中所占的权重,无疑将大大增加,而这可能加剧高考加分所引发的不公平现象。
基于此,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向学校征求有关高考加分调整的意见,在征求意见中提出,将适当降低专科考生的加分分值,但是否一定是“砍一半”,目前尚无定论。
刍议高考体育加分政策 篇4
1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追溯
1.1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释义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隶属于高考加分政策, 是为弥补高校招生制度的某些缺陷而制定的针对体育特长生的加分政策。针对拥有体育特长的考生, 经过专业部门测试, 在考试成绩之外给予一定的加分, 是应试教育体制下, 鼓励学生注重全面素质提高的一项措施[1]。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考试制度。
1.2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历史沿革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属于鼓励性加分范畴, 它的发展与成型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 是伴随高考加分政策的稳固实施的产物, 同时又随着高考改革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即起源与确立、常态发展、非常态发展、调整与取消阶段。
1.2.1 起源与确立阶段 (1978年-1986年)
1978年改革开放后, 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人才来参与到祖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中来,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国家加大选拔优秀人才的力度, 对三好学生、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特长生实行高考分数优惠政策”[2]。随之在1983年规定, 高中阶段获地区级体育竞赛单项前5名或集体前3名的主力队员, 考分达到规定分数线的, 可上提一个分数段投档。1986年, 规定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考生可降低20分投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使得高考加分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确立, 体育特长生加分政策作为一项明文规定的形式正式登上了高考的历史舞台。可见, 国家对特定历史时期选拔优秀人才的决心和力度之大。
1.2.2 常态发展阶段 (1987年-2004年)
1987年4月, 国家教委出台《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 其中第36条规定:应届毕业生高中阶段参加地区级以上体育竞赛获单项前5名的队员或集体前3名的主力队员, 获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的考生, 总分低于同批录取学校控制分数线20分以内, 可提供档案, 由学校审查择优录取。并对参加的赛事级别进行了详细说明, 其中指出获得重大国际、国内体育比赛前6名、获国家一、二级运动员称号, 且报考当年通过省招委和体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的测试并被认定的考生可享受加分。加之1999年全国高校扩大招生政策的出台, 为我国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奠定了基础。从此,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成为一项稳定的高考政策延续下来, 随后的几年里虽然对加分的项目和分值做了较大调整, 但此阶段基本上延续了1987年的高考体育加分政策, 属于体育加分政策的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1.2.3 非常态发展阶段 (2004年-2010年)
2004年教育部废止了198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 同时出台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同时, 全国高校已开始自主招生, 导致地方性招生的自由空间加大, 无形中标志教育部将制定高考体育加分攻策的权利下放到地方。以致于连续出现:2004年西安高考体育加分造假、2006年湖南高考体育加分造假、浙江高考体育加分2007-2009连续三年造假、2010年厦门马拉松高中生作弊等现象的发生。这种“病变”的情况的发生无疑是“钻空子”, 挑战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红线”。此阶段正是缘于教育部权利的下放, 加之全国高考试卷变为地方性出题, 然而地方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制约, 为提高升学率, 导致后期各省、地区的体育加分项目无调控、无标准、无理性的逐年增加, 使更多的考生从中“获益”, 最终使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异化为金钱、权力腐败的加分政策。此阶段加分政策没能正常发展, 属于“畸变”阶段。
1.2.4 调整与取消阶段 (2010年-2014年)
2010年底, 教育部联合相关部门发布《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 对体育特长生的高考体育加分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 “瘦身”后的高考体育加分项目变为足、篮、排、田径等8个项目, 各省市可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不超过2个项目, 《通知》规定自2014年高考实行。然而, 可悲的是2014年7月辽宁本溪、河南漯河的考生被报道高考体育加分作弊。一次次的屡禁不止的造假作弊现象导致了高考体育加分政策走向末路。2014年12月, 教育部网络公布2015年1月1日起取消体育特长生高考加分项目。对在2015年前获得加分资格的考生, 进行严格审查, 严控加分分值。致使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穷途末路, 从此淡出了高考的舞台。
1.3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特点分析
1.3.1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灰色公平性”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灰色公平性”包含两方面含义:政策本身的相对公平性和政策实施的不公平性。高考体育加分政策起初是为了照顾具有体育特长的考生, 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增加一条“保险”条件;另一方面是想让“一考定终身”的模式向着“多元化”考试的一种尝试。在同等条件下, 具备体育优势条件的考试能够享受“特殊照顾”, 体现应试教育的“公平性”。然而,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 由于监管力度及缺乏法制制约, 随之出现众多的“暗箱操作”事件打破了同等条件下的平衡原则。就像老子说道:“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 损人不足以奉有余”。
1.3.2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不统一性
(注:表1, 表2源自中国教育考试网)
通过调查发现, 我国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在加分项目和加分分值两方面均不统一。由表1和表2可知, 2014年全国各省市国内外重大赛事前六名和获得国家级二级运动员的各省的考生在加分分值就很大区别, 分值为从0-20分不等, 陕西无分值而是以优先录取替代, 这对于各地区考生而言不公平。由表3可知, 高考体育加分的项目亦是从1983年后成“突变式”增长, 在2004年达到峰值, 有的省份甚至多达32项, 如果监管不严则容易出现腐败、作弊或造假问题;2010年教育部对体育加分项目总量进行了调整, 规定加分项目为“8+2”;2014年9月份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 2015年起取消体育特长生加分项目。加分项目逐渐增多到缩水直至最后取消的背后, 隐藏着诸多腐败、作弊及造假问题等暗箱操作现象。
1.4 取消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原因分析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初衷是为鼓励学生强身健体,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在一些地方数十年实施的过程中, 结果主导制被异化成了敛财工具, 成了部分学生投机的腐败温床, 严重影响了高考公平, 才导致了政策的大变革而被取消。仔细推敲发现: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实施过程均存在一定不足。首先, 政策的制定缺少相应的法治约束、项目设置缺少硬性规定。导致下属部门作假、舞弊、违规现象层出不穷, 致使“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其次, 在实施过程中, 体育局和招生办对加分项目审核不严谨, 监管不到位, 导致测试教师“生杀权”过大, 复测过程走过场, 甚至出现“量身定制”改成绩现象。如辽宁省2014年高考体育加分复测标准, 其中女子跳高标准由国家体育局在2010年颁布了最新《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规定女子二级运动员跳高标准为1.56m, 降低为1.45m。诸如此举还谈何公平?此外, 高考本身也不是绝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 受中国几千年来的应试教育的影响。自古便有“学而优则仕”, 再到今天的“一考定终身”, 为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失衡”埋下了隐患。
2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与高校体育单招政策的解析
2.1 高校体育单招释义
高校体育单招指国家针对各类高等学院单独组织的招生考试, 考试内容为:文化考试和体育加试两个部分, 文化由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统一命题;体育加试由各高校自行组织考试, 单独划线, 单独录取, 录取学生跟参加普通高考学生待遇相同。报名时间根据各省高考报考时间差异不同, 各高校报名现场确认时间一般为3月初, 体育加试的考试时间一般为五月初考试, 与高考不冲突。体育单考单招考试时高等院校统招的一部分, 学生可自由选择参加高考。
2.2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与高校体育单招分析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已被取消, 而高校体育单招考试政策依然存在。有学者认为, 体育加分政策取消后, 对于没有高考或即将高考的学生 (获得二级或以上运动员称号) , 可报名参加全国高校体育单招考试。
调查发现, 体育单招政策和高考体育加分政策有着一定的区别:前者是以体育特长为主, 受测者的运动成绩的优劣占主导;后者是以文化课成绩为主, 运动特长只是一个辅助加分手段。但两者都存在各地区体育成绩测试过程中的考试监测问题:无论运动成绩为主为辅, 体育成绩的测试都在各地方招生高校内部进行, 由各高校内相关体育教师进行测试, 那么其测试者主导性作用依然很大。高考体育加分政策正是缘于在实施过程中监管不力, 测试空间的封闭和不透明性造成不公平而被取消。那么高校自主招生 (体育特长生单招) 考试过程中, 也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监管不到位可能。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与高校体育单招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 可谓“万物皆各有藕, 藕中又自有藕”, 是高考的联系和区别的两个方面。体育单招也应针对加强评价监测, 完善考试制度, 建立考试实施过程中科学的专项督查、抽查、公告制度和行政问责机制, 以免赴高考体育加分后尘。
3 相关体育政策的解析
2015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文《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 文中指出, 切实保障中小学体育课课时, 鼓励实施学生课外体育活动计划, 促进青少年培育体育爱好, 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 确保学生校内每天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一小时[14]。《若干意见》中强调“促进青少年体育爱好, 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这表现出对如今学校体育工作的严峻现状的“挑战”。高考体育加分政策针对的是一少部分有体育特长学生群体, 现如今《若干意见》则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能拥有一个特长且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运动水平。
2016年4月21日,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改革发展, 强化学校体育是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意见》第十四条指出, 中小学要把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情况、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和运动技能等级纳入初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省 (区、市) , 在高校招生录取时, 把学生体育情况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13]。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则是在考虑学生学习成绩的前提下, 凭借自己的“体育特长”获取一定的砝码而得到理想院校的录取。例如美国的加州大学在录取时通常都会考虑到学生的体育特长方面, 并重金鼓励他们去参加体育赛事。由此可见, 国家借助“高考升学”的平台来全面推动学校体育工作全面开展。
《若干意见》和《意见》中均体现了国家对学校体育工作重要性的肯定和支持, 强调“增进学生体质健康、掌握运动技能”是升学时一个可综合评价的优势指标。虽然, 体育加分政策取消了, 但可看出国家要大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指明了学校体育工作要培养学生体质健康、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掌握运动技能的培养目标。体育政策的颁发, 是取消高考体育加分后将学校体育工作回归教育本位的重磅出击。
4 结语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在高考的历史舞台活跃了30多年, 经历了改革开放、高校扩招、全国地方性自主考试三个“分水岭”, 可谓高招考试制度历史上的一次革新, 在特定历史时期选拔全面性人才曾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政策制度的缺陷和监管不力, 导致后期破坏了高考的公平性, 期间进行了多次的调整和改革, 但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体育测试阶段的监管懈怠性, 成了敛财工具, 损害了考生的利益。高考体育加分的取消为高校体育单招敲响了警钟。高考体育加分将学校体育工作推到了教育边缘, 《若干意见》和《意见》的颁布, 重新理顺了现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思路和方向, 将体育工作提升到国家战略, 促使学校体育工作回归教育本源, 对今后学校体育发展的方向起到积极引领作用。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 以高考体育加分政策为切入点, 针对体育加分政策的历史背景、政策的特点、取消的缘由, 并结合相关体育政策及当今学校体育工作发展方向进行解析。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选拔全面性人才曾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政策制度的缺陷和监管不力被异化成为敛财工具, 破坏了高考的公平性;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取消敲响了体育单招考试的警钟, 促使学校体育工作回归育人本源, 对学校体育工作开展产生积极引领作用。
北京高考新政策,高考改革北京 篇5
统考语数外总分450分
根据“北京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方案”，此轮高考改革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考试科目调整和普通本科院校招生录取模式的改革。
从20起，北京市统一高考科目调整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不分文理科，每门科目满分150分，总分450分。
2.英语增听力考试
明年起听力考试一年两次
从起，英语听力分值30分，采用计算机化考试，与统考笔试分离，一年两次考试，取听力最高成绩与笔试成绩一同组成英语科目成绩计入高考总分。从起，英语增加口语考试，口语加听力考试共计50分，英语科目总分值不变。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上一度流传着英语将在未来高招录取中降低权重的说法。其实，从《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到此次的“北京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方案”，都明确了英语学科在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这就意味着北京新高考方案突出了英语学科的教学和考试要回归英语的工具性作用的方向。
3.自选3门等级考试科目
年高考为“3+3”模式
根据北京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方案，从2020年起，参加本科院校招生录取的考生的高考成绩将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3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也就是普通高考考试科目实行“3+3”模式。选考每门科目满分100分。因此，在新高考方案框架下，高考总分满分值仍为750分，作为高等院校录取的基本依据。
北京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方案指出，高等院校可根据办学特色和定位以及不同学科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中，分专业(类)自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但最多不超过3门，提前向社会公布。考生满足选考科目其中任何1门，即视为符合报考条件。而对于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的高等院校，考生在报考该校时无科目限制。
4.高一期末可“随考随清”
合格性考试除体育与健康、艺术(音乐、美术)外，另外11门科目一年两考，学生可在高一第二学期末必修课程结束后参加合格性考试，做到随教、随考、随清。
体育与健康合格性考试安排在高三第二学期，艺术(音乐、美术)合格性考试安排在高三第一学期末。其余11门科目合格性考试每学年组织两次，分别安排在每学期末。普通高中在校学生首次参加合格性考试时间为高一第二学期末，学生在完成每门科目必修课程后即可参加合格性考试。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9门科目合格性考试由全市统一组织。体育与健康、艺术(音乐、美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4门科目合格性考试由各区教委根据市级要求组织实施。
等级性考试每学年组织1次，学生在高三年级第二学期参加。等级性考试由全市统一组织。
合格性考试内容以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中的必修课程要求为依据;等级性考试内容以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中的必修课程和选修ⅰ课程要求为依据。
5.等级性考试成绩分5等
参加北京市当年统一高考的考生，可在完成各科目必修内容的学习、对自己的兴趣和优势有一定了解后选定等级性考试科目。学生可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科目等级性考试中自主选择参加3门科目考试。高等院校可根据办学特色和定位及不同学科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从6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中，分专业(类)自主提出指定选考科目，并提前向社会公布。
合格性考试达到合格水平是普通高中毕业的必要条件和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的主要依据。合格性考试成绩以“合格/不合格”呈现。卷面成绩60分(含)以上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当次考试不合格，可参加以后学期同科目合格性考试，全市不组织补考。参加高考的考生，语文、数学、外语3门科目统一高考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可认定相应科目合格。参加本市当年统一高考考生的合格性考试所有科目成绩将提供给招生高校使用。高中生离校两年内以社会人员身份参加学业水平考试合格且符合其他毕业条件的可补发高中毕业证书，两年以上不再补发高中毕业证书。
高考政策改革催生艺术素质热 篇6
补习科目发生变化
据了解，受国家教育改革的影响，除传统意义上的语数外主课外，其他课程也变得同样重要起来。随着国家高考政策的发布，全国各地的教育培训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语热”在一些省份已经开始消退。我市的辅导市场因为受全省教育高考改革措施的影响，虽然补习英语的学生没有减少，但其他科目有了变化。“以前主要是补习英语和数学，现在各科目的需求都在上升，全面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一家辅导班的培训教师说。
艺术类培训增多
相对于文化课，今年报艺术类，如乐器、绘画辅导班的家长较往年多了一些。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选择在寒暑假报个兴趣班：一方面家长上班忙，假期时间让孩子有地方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促进孩子全面发展的同时能学到一门特长。一位前来接孩子的王女士告诉记者：“我平时工作忙，让娃娃去兴趣班，既学到了本事，还让家长省心，真是一举两得啊。”
尊重孩子的选择
高考优惠政策 篇7
这九类考生分别是:获得省级优秀学生称号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20分投档, 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高中教育阶段见义勇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凡受市人民政府或省综治委表彰的, 总分低于高等学校调档分数线以下10分之内的考生, 可以向学校投档;受省人民政府表彰的, 总分低于高等学校调档分数线以下20分之内的考生可以向学校投档, 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见义勇为学生的认定以政府颁发的证书为准。获省级以上表彰的先进劳模青年, 总分低于高等学校调档分数线以下20分之内的考生, 可以向学校投档, 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高中阶段获得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赛区一等奖或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含全国青少年生物和环境科学实践活动) 或“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或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一、二等奖, 在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或国际环境科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且同时符合保送生条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20分投档, 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艺术特长考生, 按教育部有关规定向所报考学校提供档案, 录取与否由学校决定。烈士子女, 总分低于高等学校调档分数线以下20分以内的考生, 可以向学校投档, 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 可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10分投档;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 (含) 以上或被大军区 (含) 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 可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20分投档, 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 总分低于高等学校调档分数线以下10分之内的, 可以向学校投档, 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山区、湖区、海岛、少数民族聚居地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总分低于高等学校调档分数线以下10分之内的, 可以向学校投档, 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
考生若同时具备上述几项享受加分或降分照顾条件, 只可选其最高的一项分值作为考生附加分, 不得重复计算。
同时, 还有四类考生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 高等学校应优先录取:退出部队现役的考生;残疾军人、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驻边疆国境的县 (市) 、沙漠区、国家确定的边远地区中的三类地区和军队确定的特、一、二类岛屿部队现役军人的子女;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报考高等学校。
我国异地高考政策反思 篇8
一、异地高考政策制定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城乡二元体制被打破, 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可能, 大量的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随之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政策就是为了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制定的。异地高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 拥有高级中学学籍的学生跨省份、跨户籍所在地, 取得高考所在省、市、自治区考生资格, 且以当地考生身份参加当地高考, 并享有与当地考生同等和平等高考权利、义务的一种高考制度。[1]异地高考弥补了现行高考制度的不足, 是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重要表现。具体来说, 异地高考政策制定的背景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高考户籍制度的限制
高考户籍制度是中国国情的产物, 制度的初衷是:保证公民尽可能平等地享受教育权利, 分省划分指标的招生录取方式却违背了这一初衷。分省下达的招生计划的质量和数量在各地差异较大, 无论从全国还是从一个省区来看, 政策制定者都通过较低的分数线, 把较多的名额投放给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 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沿用至今的高考户籍制度导致随迁子女无法在迁入地报名高考, 异地高考政策成为解决这一问题行之有效的方式。
(二)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我国的教育资源分配存在着绝对稀缺和相对稀缺现象。绝对稀缺是指我国对教育的投入量太小, 始终不能达到国际社会规定的占GDP比重4%的标准。相对稀缺是指教育资源在发达地区以及欠发达地区之间、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投入比例的差异导致的欠发达地区和基础教育领域教育资源相比发达地区和高等教育领域的稀缺。在教育总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这种相对稀缺更加剧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2]因此, 进城务工人员往往选择让自己的子女跟随自己在务工的城市接受基础教育。但是, 由于户籍制度限制非本地户籍的学生就地参加高考, 随迁子女不得不回原籍参加高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异地高考应运而生。
(三) 高校的属地化现象严重
由于高校与政府存在隶属关系, 高校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所以在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交换关系, 高校的属地化现象严重。近年来, 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一系列的政策, 要求属地化招生地域性缩减, 但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一是教育主管部门对部属高校招生计划地域比例的制定没有刚性的制度规范。二是高校招生计划的执行中留下了一个“追加计划”的政策漏口, 允许高校根据部分省、市生源情况, 调整计划或机动计划, 而这种“追加计划”基本上都留给了属[3]地。高考的属地化现象导致考生录取和入学机会不均等, 长期享有优势的“高考洼地”的考生及家长会想办法阻止其他地方的考生在本地区参加高考, 分享其既得利益。[3]由此, 随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门槛又被提高了。为了解决高校的属地化问题, 维护随迁子女的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各地纷纷出台异地高考政策时间表。
由此可见,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理念和价值支配下的高考制度公平性远远没有实现, 高等教育的根本的制度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因此, 有关异地高考问题的思考应运而生。
二、异地高考政策实施的困境
异地高考政策出台以后, 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系列的阻力。异地高考政策的实施牵涉到利益的重新划分, 所以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以下困境:
(一) 各地政府执行政策不一
国务院颁布异地高考政策以后, 为了回应国务院的要求, 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异地高考的政策。但是仔细分析各地方政府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可以发现, 各地在执行政策时往往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情况。各地都设置了异地高考的条件, 如果某地区占有优质稀缺教育资源较多, 对学生异地参加高考的吸引力较大, 该地区就可能成为异地高考生流入地的热点地区, 其设置异地高考的条件就较高。
例如, 北京、上海、广东等人口流入集中的地区对异地高考的限制较严格。上海将异地高考政策要求持有上海居住证A证, 即人才引进类居住证的随迁子女并且在上海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并完成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 方可在当地报考。广东方案主打“积分入户”。2013年起, 通过积分入户, 广东的异地务工人员、高技能人才, 其随迁子女可在广东报名参加高考。而山东、重庆等地由于竞争压力大、资源稀缺等原因, 异地高考的条件比较宽松。从2014年起, 山东方案是凡在山东省高中阶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省就地报名参加高考, 并与山东省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重庆市2013年起,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只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就可以在重庆参加高考:具备在重庆高中阶段三年连续完整的学籍并就读;学生家长在重庆有合法稳定职业和住所即可。这反映了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利益, 在执行中央的政策时往往会打折扣。
(二) 教育资源分布现状与异地高考生愿望的矛盾突出
由于我国教育资源长期分配不均,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高考洼地”, 这些地区的考生把享有优质稀缺的教育资源当成是自己的一项权利, 不愿意将这种稀缺的教育资源与别人分享。异地高考政策制定以后, 随迁子女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 盲目地涌入教育资源优质的地区, 随迁子女的流入必定会引起当地考生和父母的担忧, 因此异地高考流入地的考生和父母对异地高考产生强烈排斥。这样, 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的愿望往往会受到阻碍, 异地高考政策在一些地区很难推行, 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此。[3,4]
(三) 异地高考生录取标准不统一、不透明
异地高考政策制定后, 有些省份并没有明确规定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后的录取问题, 录取标准不明确。
首先, 分数的计算方法缺乏统一标准。异地高考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到底是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录取, 如果采取“异地高考, 就地录取”这种方式, 随迁子女就一定会占据流入地考生的名额, 这势必会引起流入地考生及家长的反对, 北京“异闹”现象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果采取“异地借考, 折算分数回乡录取”的话, 分数折算的方法也缺乏明确的规定, 随迁子女的权益还是得不到保障。
其次, 录取方式的不确定也给高校在录取的时候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自由度。各高校可以随意采取录取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 随迁子女平等的入学机会还是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再次, 录取流程不公开、不透明。教育部规定的异地高考方案出台以后, 各省关于异地高考录取流程却迟迟没有出台, 至今也没有论证的过程, 没有听证会。这种不公开、不透明是对教育的最大不公。
因此, 异地高考的推行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虽然其推行会受到各个方面的阻力, 但是异地高考政策是实现高等教育地域公平的重要措施。我们要不断完善异地高考, 使其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三、完善异地高考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对异地高考政策产生的背景和实施的困境可以看出, 异地高考政策的推行还不尽如人意。异地高考政策无法顺利实施, 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地方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思维方式, 同时也伤害了随迁子女的感情, 最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的权威遭到践踏。为了保证异地高考政策的顺利实施, 将异地高考实施的阻力降到最低, 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一) 重新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教育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各方面发展的全局。因此, 我们必须切实把教育放在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战略地位, 确保教育优先发展, 把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我们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重新分配教育资源, 以及加大公私学校的平等力度。
1、加大教育投入。
首先要加大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力度, 保证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4%这一目标的实现。其次, 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国家应该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家和社会组织对教育的投入。
2、教育资源重新分布。
在加大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和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同时, 需要特别注意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我们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必须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基础教育领域倾斜, 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地区, 特别是边远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
3、平衡公办和私办学校的关系。
当前我国教育投入逐年加大, 但是没有平衡好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的关系。根据我国国情, 要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 动员民间教育资源, 为年轻一代提供更多受教育的机会。
(二) 消解高等教育的功利性色彩
1、高等教育的功利性观念
在中国, “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深入人心, 接受教育的目标不是为了学习知识, 培养能力。现在家长和考生把考上重点大学当成找到好工作的敲门砖, 教育的功利性泛滥。加上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往往认为“学历等于能力”, 把是否于“985”“211”类的大学毕业当成是否胜任工作的前提条件, 而不看应聘者的实际能力, 这也就强化了考生和家长甚至是中学老师的观念———只有上好的大学才能有好的前途。尽管现在教育部表示, 凡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 要做到“三个严禁”: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 但是企业虽然不明显的规定必须是985、211高校, 但是招聘过程中还是会优先考虑重点高校的应聘者。
2、改变高等教育功利性的措施
首先, 要培养学生的个性。在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家长和学校要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 不能把专业与工作对不对口作为选择专业的唯一标准。其次, 教育去“产业化”。教育领域的种种“产业化”行为, 客观上在不断强化应试教育, 异化了教育目的, 必然造成受教育机会、过程以及结果的不均等, 给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带来直接的阻碍, 并最终严重影响受教育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的公平、和谐和健康发展。最后, 要真正转变企业招聘过程中“学历等于能力的”思维方式, 选择真正有能力的应聘者到企业, 而不是徒有一纸文凭的应聘者。
(三) 完善综合协调机制, 合理规定异地高考生的录取标准
异地高考政策是国家对异地高考的原则性的指导意见, 不带有强制性。所以地方政府在实施的过程中往往会考虑本地的实际情况, 保护本地考生的利益不受侵害, 因地制宜地设置异地高考的条件。若流入地政府设置的条件过高, 能满足异地高考条件的人数很少, 异地高考政策则形同虚设, 不能达到其应有的保障随迁子女利益的目的。另一方面, 需要探讨异地高考生到底占用户籍所在地还是迁入地的录取名额。异地高考实施的难点并非考试本身, 而在于能否制定合理的录取标准。行之有效的方式可以以省为单位, 全国按统一比例分配招生名额。不管考生选择在哪里考试, 都占他原省的名额, 考地省要统一统计报考人数, 区分不同省籍, 有多少外省考生, 就增加相应的录取比例的考生名额, 而考生原省份就相应地减少相应比例的考生名额, 这样就可以使全国重点高校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有所缓解。[5]其次, 各省要尽快出台异地高考生的录取规则和流程, 明确异地高考生是否和本地考生适用同等的规则和流程。尽快举行听证会, 以政策法规的形式明确录取规则和流程, 避免录取过程的不公开、不透明。
由于公共政策涉及了利益与价值层面的分配, 因此, 各利益主体出于利益诉求考虑, 会千方百计地阻止政策的实施。当政策必须要出台时, 反对者也会采取正式或非正式途径阻碍政策论证和新政策制定。所以, 保证异地高考政策的顺利实施, 需要各利益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妥协, 让渡一定的利益,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策的实施。
参考文献
[1]孙新, 杨淑捷.异地高考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分析[J].教育评论, 2013, (01) .
[2]郭文婧.名牌大学属地扩招有损教育公平.教育与资源[J], 2012, (28) .
[3]叶锡阳.平稳突破异地高考的种种藩篱[J].湖南教育 (上) , 2011, (10) .
[4]陈斌.异地高考的利益博弈、困境分析与对策建议[J].教育与考试, 2012, (03) .
高考加分政策的现状及思考 篇9
一、高考加分政策综述
1. 高考加分政策的历史沿革
1987年4月27日, 原国家教委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 其中第35条至第44条, 详尽地规定了可以享受加分政策优惠的对象和分值幅度。此后，虽然加分项目、对象、分值多有调整，此项政策却稳定地延续下来。纵观之，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国初至1976年的“优先录取”阶段。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1950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革命干部及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以及华侨学生均为“优先录取”的优惠对象。到1956年，又增加了“烈士子女”和“香港澳门学生”两类人员。第二阶段为1977年至2000年的降分录取阶段。这阶段取消了工农成分学生及革命干部的优先录取政策，继续对少数民族学生、港澳台青年、归国华侨青年等实行优先录取政策。自1978年以后, 国家加大了人才选拔的力度, 开始对三好学生、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艺术特长生、思想品德表现突出者、受政府表彰的优秀青年、报考农林等特殊院校者实行高考降分投档政策。第三阶段为2001年以后的加分录取阶段，2001年规定，对于高中阶段的省级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省级及以上科技发明创造奖获得者或单学科竞赛优胜者，以及高中阶段参加重大国际体育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取得前六名、获国家二级运动员以上称号的考生实行加分投档政策，一般不得超过20分。2004年规定，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在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的退役军人，可增加10分投档;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上或被大军区以上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可加20分投档[1]。
2. 高考加分政策的不同取向
高考加分政策之所以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价值导向性，“触碰了高考公平性这根敏感神经”[2]。以2008年教育部及各省公布的高考加分政策为例，按其导向性可以划归为三类。
(1)照顾性加分。此类加分体现了高考公平的价值导向，也是社会公平在高考中的映射。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烈士子女等三类考生由省级招生委员会决定，可在高等学校调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要求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残疾军人、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驻边疆国境的县 (市) 、沙漠区、国家确定的边远地区中的三类地区和军队确定的特、一、二类岛屿部队现役军人的子女报考高等学校，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残疾人民警察、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报考高等学校，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在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2)鼓励性加分。鼓励性加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有利于激励学生个性的张扬、特长的发挥。根据教育部规定，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考生获得省级优秀学生称号者、奥赛获奖者、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含) 以上称号等，由省级招生委员会决定，可在考生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分数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增加分数投档条件的，只能取其中最高一项分值，增加的分值不得超过20分。
(3)政策性加分。国家或一些地方为推行某种特定政策，而把分数作为奖励的一种手段。如教育部规定，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可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10分投档;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 (含) 以上或被大军区 (含) 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可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20分投档。退出部队现役的考生，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重庆2008年高考加分政策规定，三峡库区淹没城市乡镇的考生可加5分;农村独生子女报考在渝院校在各批次控制线下5分内视为达到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二、当前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问题
高考加分政策从实施至今已有几十年时间了，它在弥补我国高校招生制度的不足以及促进入学机会的相对公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其不完善之处也逐渐暴露出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政策制定随意性大
首先，加分政策涉及部门多。目前，加分项目已涉及科协、体育、外事、民委、计划生育、残联、公安、民政、工会等10多个部门和单位，通过关系找教育部门要求出台高考加分政策的行业、部门或人士更是层出不穷[3]。其次，加分政策的出台，往往来自于专家之建议、领导之意愿，缺乏公众的参与，没有经过听证会、座谈会及网络上的交流、讨论、辩论，因而决策者对加分政策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缺少清晰地评定。再次，加分政策成为了社会福利手段。比如，四川省的“见义勇为”加分政策;河北省的“农村独生子女”加分政策;重庆市对三峡库区移民子女的加分政策等。用分数作为实施某项政策的激励手段或补偿途径，违背了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因为高考加分政策最初是为了弥补高校招生制度的某种缺陷而制定的, 目的在于鼓励学生提升素质，综合全面地发展;实施社会救济，促进教育公平。
2. 对象范围界定模糊
1950至2008年间，教育部规定的高考加分对象从“工农干部、少数民族考生和华侨”三项增加到20多项，而各省市的加分对象则更多。2000年后，由于高考加分政策的制定权限下放到省一级教育主管部门，各省市出现了加分对象不一样的情况，除了教育部规定的加分对象外，各省市还加入了其他的加分对象。此外，对于某些标准的界定也较模糊，如2008年福建省规定，“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考生，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思想品德方面确有突出事迹者，先由各设区市招生委员会鉴别、审核后附详细事迹材料上报省招生委员会，由省招生委员会再研究确定是否符合加分条件以及具体的照顾分值。”一般来说，“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本身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校准，它“属于精神领域的软指标，没有物化的标准可以衡量，这给评定执行造成了极大的弹性空间”[4]，从而给造假提供了保护性条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3. 加分幅度各地不一
教育部在历年的加分政策中对同一加分对象的加分幅度都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只是指出了一个大致的范围，比如在2008年教育部规定，烈士子女考生由省级招生委员会决定，可在高等学校调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要求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考生获得省级优秀学生称号者由省级招生委员会决定，可在考生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分数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规定中的“适当降低”、“适当增加”在赋予地方一定自主权的同时，也导致了各省市对同一加分对象的加分幅度不一致的情况。
4. 荣誉造假愈演愈烈
高考加分政策本身存在的漏洞，加上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得此项政策成为了某些社会阶层的特权，滋生教育腐败，频频出现为获得加分而进行荣誉造假的事件。2004年，河北省查出80名假“三好”学生和假优秀学生干部;同年，陕西西安查出192人国家二级运动员造假;2006年，湖南省上千考生国家二级运动员造假。当前学生荣誉已成为造假的“热点”，这种“荣誉造假”不仅涉及部门多、环节多，很难逐级核查，而且由于参与造假的大部分为干部子女，很可能引发新型的官场腐败[5]。渐成上升趋势的“荣誉造假”已成为高考“场外舞弊”的新热点，势必严重威胁到高考的公平与公正。
三、完善加分制度，促进高考和谐
1. 明确加分范围
首先，高考加分牵扯到千百万学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应当采取各种形式征求意见，特别是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给他们表达意见的机会。就加分政策的制定而言，相关部门应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也可以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其次，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对自然属性一类考生，如少数民族、归侨、革命烈士的子女等在高考录取中给予加分, 是带有照顾性质的，体现了社会的人文关怀, 考生、家长及社会一般可以理解和接受。同样，为了体现真正的公平正义, 对于那些非自然属性的考生, 如三好学生、国家二级运动员、在各项竞赛活动中获奖的学生等，则应一律取消高考加分政策，可以改为优先录取。为了防止出现人人争做“自然属性考生”, 就必须对“自然属性一类考生”进行明确的界定, 如因地区偏僻、经济落后，教育设施无法跟上现代化步伐的少数民族、边远山区等弱势群体就属于这一类。再次, 国家必须加大力度制定相关政策监控和规范一些非法改变户籍、学籍以及非法侨民等行为，坚决取消因后天优秀等原因给予加分的政策。当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国家也应逐步取消全国范围内的高考加分制度，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2. 规范加分程序
加分制度之所以腐变, 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加分制度本身的缺陷, 即对“程序公正”的忽视。因其操作过程往往是封闭的、不公开和不受监督的, 在操作程序方面又缺乏严格的规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执行的空间相当模糊, 人为因素很大。因此，在制定出新的高考加分政策后, 其程序正规化应视为极为关键的环节。全国各地在贯彻执行过程中, 程序公开、操作透明是首要原则，各地区必须将享受加分照顾的考生向公众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严防被人掺杂使假;要建立和完善防范与责任追究机制, 一旦发现有人鱼目混珠, 应有制度性的处罚措施制约。这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公信力不彰的现实情况下，既是为了保护真正应该照顾的学生的权益, 更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辽宁省在2008年高考加分政策中就明确规定，凡符合加分、降分条件的考生名单，必须于高考前向社会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享受相关照顾项目分值。此举势必会大大降低“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3. 统一加分标准
根据政府的职能要求，对某个对象的高考加分显然不是某个省份或高校的特有事务，而是一种全国性事务，应该由中央政府来决定[6]。但目前看来，具有同一加分项目资格的考生却因为省市的不同而获得了不同的分值，这必然造成新的不公平。制定统一的加分标准，势在必行。首先，对“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省级优秀学生等实行优先录取，取代原有的加分规定。因为此项加分规定造成法律上的不合理差别，有悖宪法平等权原理。其次，根据各类竞赛者的获奖名次分别实行不同的加分标准，并逐步降低分值，直至取消。如对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中全国决赛一等奖获得者给予20分加分、二等奖获得者给予10分加分、三等奖和省赛区一等奖获得者给予5分加分。因为这类竞赛的要求较高，不仅要求考生掌握好书本知识，而且还要求考生对书本以外的知识也要有较深的了解，特别是创新大赛。这就要求学校在培养人才时，也应该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加强各方面素质的发展。再次，对照顾性加分对象的加分标准不变。对少数民族考生、华侨、港澳台学生实行加分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对报考农、林、地、矿等艰苦专业者实行加分，可以保证这些相对“冷门”专业有相对稳定的生源，从而使其不断发展。“照顾性”加分体现了合理性差别，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但应当细化加分标准、分值。
4. 强化监督审查
“在当代中国, 凡是竞争激烈的地方仍然是人情与关系最希望介入的地方。而大学招生是教育界竞争最为激烈的一个领域, 如何防止人情与关系的干扰便成为招生考试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7]高考加分因加分对象和标准的模糊性而可能成为教育腐败的又一个领域。腐败产生的根源，首先在于制度设计上出现了问题，加分制度设计本身不够严密，再加上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形同虚设，运作过程的不透明、不公开，致使高考加分政策在一些地方被严重异化，成了一部分人以权谋私的工具。加强权力监督和制衡，使有加分权者不能随意弄权，同时要尽量将人才选拔权从行政部门移走，交给那些直接从事教育的职业工作者，并配套设置一系列周详、到位、透明、有效的公众监督机制，以实现目标公正和程序公平的有机结合。首先，要建立严格的资格审查制度，细化标准，强化责任，同时邀请纪律监察部门、考生或家长代表等参与审查过程;其次，要完善加分对象公示制度。一旦加分对象人选确定后，教育主管部门就应尽快通过学校、报纸、电视、网络等途径将之公布于众，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最后，要加大对“荣誉造假”的打击力度，通过建立一套公开、公平、规范的学生档案管理制度，采用有防伪标识的荣誉证书或识别系统，以及加大围、追、堵、截力度，严惩造假行为等综合治理措施，不给造假留下任何的活动空间和机会。
在大一统、一刀切、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还不能立即革除的情况下，通过加分或其他变通办法优化人才选拔机制，应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合情合理的。高考加分政策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弥补高校招生制度的某种缺陷，它是一种制度性的矫正措施。因此，彻底取消加分政策显然是行不通的，只有重新审视现行的高考加分制度，通过明确范围、规范程序、统一标准、强化监督、严惩违规等途径予以完善，不给造假者以可乘之机，才能为考生带来真正的公平和公正，实现高考的和谐、有序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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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优惠政策 篇10
一、分析工具: 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政策网络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未, 是将网络理论引入公共政策研究的一种新型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 主要研究公共政策过程中相互依赖的行动者所结成的关系模式对政策形成及发展的影响。不同于以往将国家与社会截然两分的研究思路, 政策网络从实际出发, 考察国家与社会两种力量的发展变化, 揭示在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背景下, 国家与社会“碎片化”、“异质性”特征, 以及国家与社会主体边界日趋模糊的现实情况。在批判和借鉴传统二元分析模式基础上, 政策网络理论将研究对象扩大至跨越政府内部层次与部门, 囊括各类社会主体的跨组织的关系网络, 并将政策执行过程视为各主体互动以及网络自身结构动态变化的过程。
政策网络理论认为, 在政府之外还存在广泛的政策主体和关系形态, 它们对政策形成与落实至关重要, 政策网络即是对这些参与主体及其行为的一种动态分析框架。该理论的集大成者罗茨 (R.A.W.Rhodes) 将“政策网络”定义为“国家与社会行动者在政策过程互动中基于资源依赖而结成的组织集群”[2] 。综观政策网络理论的各类研究成果, 其核心内容可概述为以下几点: (1) 围绕某一政策议题, 聚集着多元社会行动主体, 包括政府部门、私人部门以及第三部门等众多行动者; (2) 社会行动主体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 这种依赖包括资源的依赖、利益诉求与表达以及政策合法化的需要[3] , 各主体之间资源的差异与互补是网络关系形成的前提; (3) 拥有不同资源、诉求及价值规范的各行动主体以利益为基础, 通过合作、联盟、竞争或对抗等形式进行互动, 交换信息、资源, 协调目标、策略和价值, 从而实现各自目标与利益诉求; (4) 政策执行内嵌于行动主体之间所构成的结构网络之中, 政策执行过程也是各行动主体探知彼此立场与政策底线, 进行妥协交换, 追求自身利益的互动过程; (5) 政策网络与政策后果具有因果关系。这一点是该理论的“硬核”和主要价值[4] 。行动者在政策网络中的地位、关系强弱以及网络开放程度都会影响政策后果。具体政策后果取决于特定行动主体在网络中的结构关系与各主体之间的谈判、妥协与博弈。
“异地高考”作为跨部委、跨部门、跨区域、多层次的综合性政策议题, 涉及范围广, 包含利益群体众多, 政策调适量大。在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 各级政府部门、流动人群、城市市民、专家学者、大众媒体等一系列行动主体, 为追求各自利益和目标, 构成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这些政策网络主体之间在网络内占据不同的地位与资源, 构成复杂的利益关系结构, 从而影响着异地高考政策执行特征以及最终落实结果。借助政策网络理论, 可以透过利益相关方的互动与结构关系来理解异地高考政策执行, 并对政策结果及后续跟进策略加以预测与分析。因此, 政策网络理论可为理解异地高考政策过程提供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
二、分析过程:异地高考政策网络特征与政策执行
(一) 异地高考政策网络主体构成
政策网络主体构成分析是研究异地高考政策网络的前提。异地高考政策过程涉及中央及地方政府、流动人口及其随迁子女、城市市民、专家学者、媒体等多个利益主体。依据不同政策参与者的价值取向、结构特征以及行为方式等情况, 结合Rhodes 政策网络的经典模型, 根据异地高考政策的实际情况, 围绕该政策形成过程中的相关政策网络可分为政策社群、府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四类。
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政策社群网络。在这一网络中, 行动者对政策制定及执行具有高度权威性及自主性, 行动主体间互动模式稳定, 成员参与资格严格限制。在异地高考政策网络中, 政策社群是以国务院为核心, 包括教育部、发改委、公安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多个职能部门在内的国家机构。这些行动者位于权力结构顶端, 在决策上具有高度权威性, 彼此间互补性较强, 因而在异地高考政策网络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异地高考政策形成过程中, 中央政府基于全局利益, 综合考虑经济转型、城镇化进程及教育均衡发展战略, 对社会不同群体的教育利益诉求加以综合, 并最终确定关于高考入学机会与利益的权威分配方案。这一方案在充分考虑对流动人群子女教育利益进行倾斜同时, 也试图协调与整合城市市民子女教育利益, 以期实现公共教育利益的最大化。
以地方政府为中心的府际网络。府际网络中的行动主体是政策执行过程的中枢。在异地高考政策执行过程中, 地方政府所持立场、执行力度、推出配套政策及执行策略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政策结果。虽然从规范意义上讲, 地方政府作为中央决策目标的执行代理机构, 负责将异地高考的利益分配方案贯彻落实。但在现实中, 代理机构同样是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行动主体, 具有“经济人”理性的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代表着本地区、政府部门甚至是执行者自身利益诉求。相比中央政府维护教育公平、公正、均衡发展的“集体理性”, 地方政府更易于从市 (县) 个体理性出发, 决定自身价值取向和行动策略。在不同价值选择的驱使下, 中央与地方在异地高考问题上可能产生不一致的行为选择。
以专家学者为核心的专业网络。主要包括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领域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具有特殊话语权的行动主体。这一网络是具备一定教育知识与技能, 以及具有特殊地位的群体方能进入的专业性网络。专家学者作为各级政府的“智囊”, 可以在异地高考政策的出台、细化及反馈与完善过程之中, 负责制定研究方案, 提出专业意见以及完善策略。而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将异地高考政策中的关键议题、重点难点及缺陷不足等纳入政府部门视野, 推动异地高考政策顺利落实及不断完善。
成员复杂的议题网络。包括专家学者、新闻及网络媒体、教育研究机构、流动人群、城市市民在内的多个行动主体。异地高考政策中的议题网络成员规模虽然庞大, 但参与主体分散, 互动频率低, 关系缺乏稳定, 价值取向也存在分歧。在异地高考政策制定与落实过程中, 官方媒体为异地高考政策的意义营造宣传效果, 非官方媒体及网络媒体则监督政策落实、比较和分析各地落实方案, 扮演着监察的角色。相关学者、教育研究机构通过新闻媒体、网络发表言论, 论证异地高考政策的可行性、存在的缺陷不足、改进策略, 甚至是替代方案等, 促进异地高考政策议题深入推进。而流动人群和城市市民为维护各自子女高考教育利益最大化, 会通过新闻或网络论坛等平台展开辩论甚至是对抗。
(二) 异地高考政策网络关系
政策网络关系是指政策过程中各网络间对抗、合作、联盟或协调关系。网络间各类关系的形成取决于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与目标定位。网络关系既影响网络结构特征, 也影响着政策落实结果。因此, 厘清异地高考政策网络关系是网络分析的重要内容。具体来看, 包括以下几点:
政群网络与府际网络的合作与冲突。从现实情况看, 异地高考政策的产生带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及明显的政治烙印。当前农村进城务工经商总人数近2.3亿, 其背后是多达1400万的随迁子女[5] 。这一规模庞大人群能否有机会、有多大机会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不仅事关我国长远教育战略的落实, 而且与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有着重要联系。因此, 对于政群网络主体而言, 它要立足全局, 综合经济转型、社会变迁与教育发展综合因素, 推动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与推进, 追求整体的政治与社会利益。然而, 地方政府作为枢纽网络, 角色微妙。作为多重利益的复合体, 地方政府既要与中央保持一致, 同时又要尽可能利用既有资源, 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因此执行策略呈现多重性。对于流动人口规模较小的内地及对劳动力需求量较大的沿海地区的政府而言, 落实这一政策符合自身利益 (至少不损害自身利益) , 因而倾向与中央政府积极合作与配合。而对于流动人群密集的重点城市, 政策执行的利益考量又有所不同。对于这些重点城市的政府部门而言, 流动儿童在当地参加高考仅为问题的一个方面, 隐匿其后是社会深层结构的改革, 涉及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 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教育资源配置, 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诸多方面问题, 这些均会随着高考问题的解决而产生联动效应。显然, 这些问题并非政治、经济资源有限的地方政府所能全部解决的。因而在力求稳定的大局下, 这些重点城市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与中央进行利益博弈, 对政策进行拖延、替换或选择性执行, 以确保学籍与户籍双认定的高考体制不因外来人群的大量涌入而崩坍, 确保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按常规顺序进行分配。
府际网络与议题网络的联盟与冲突。在政策网络中, 资源越密集的地方, 其关系越紧密和封闭, 内部协调性强, 外部排斥性高[6] 。高考资源密集的城市地区, 当地政府部门为寻求支持以对抗来自中央及其他地方的压力, 会与议题网络中的城市市民进行一定程度的联盟, 并联合本地的部分媒体、学者或研究机构, 形成利益联盟, 协同抑制或影响本区异地高考政策细则和执行策略, 以试图最大程度维护本地区的教育利益。而与此同时, 议题网络中的部分流动人群与教育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与媒体形成反对“联盟”, 通过媒体呼吁、网络发声和街谈巷议对异地高考政策执行不力的地方政府进行批评指责。同时, 一些媒体、专家通过深度调查, 揭露政策执行中“钻空子”及违规问题, 引起政群网络的关注与回应, 从而给府际网络及其联盟造成舆论压力, 以保障政策有效落实。
议题网络内部的分化与冲突。这集中体现为城市市民与流动人群的对立与冲突。双方均以子女的人生福祉为最大利益, 在异地高考政策中的利益诉求具体表现为如何使子女入学机会甚至是上名牌大学的机会最大化。作为分配型政策, 异地高考政策在增加流动人群子女高考入学机会的同时, 也意味城市市民子女的教育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异地高考政策通过调节高考入学机会与资源, 削峰填谷, 将以往重点城市的教育政策“高地”变为政策“洼地”, 这可能导致更多的外来人口分享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当前难以大规模增加供给的情况下, 这一利益分配机制会导致政策目标群体间结构性分裂, 城市市民与流动人群形成非合作博弈态势。双方群体基于各自利益诉求, 各自形成临时性利益集团, 利用占有的社会关系资源, 采取集体行动, 展开争论与对抗。同时双方也通过新闻舆论影响, 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 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
(三) 异地高考政策网络特征与政策执行
不同的网络有着不同的耦合意愿, 因而网络主体的合作程度不尽相同。根据集成度的不同, 政策网络可分为松散、半松散及紧密集成三类网络[7] 。在异地高考网络中, 政策社群、府际网络掌握政策制定与执行主导权, 组织化程度高, 网络集成度高, 属于紧密集成型网络;专业网络准入门槛较高, 行动者专业性强, 掌握一定的利益诉求渠道, 集合程度相较于政策社群及府际网络低, 属于半松散型网络;在议题网络中, 由于人数众多, 责任分散, 群体行动存在着“搭便车”现象, 难以形成协同效应, 属于松散集成网络。因此, 异地高考政策整体网络呈现集中度不均匀特征。另一方面, 政策社群、府际网络由于占据稀缺的政治资源, 控制着利益诉求渠道, 位于网络的核心位置, 属于强势网络。而专业网络因占据一定的话语权和资源, 位于网络的一般重要地位。而议题网络中的流动人群由于缺乏可交换资源, 话语权缺失, 处于整个政策网络边陲, 难以在政策网络中实现利益诉求。据此可知, 异地高考政策网络呈现行动主体力量不对等、网络集中程度不均匀的特征。
政策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 同样具有分配效应。而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在政策网络的博弈策略选择推动政策网络演化, 进而影响政策执行走向及最终结果[8] 。由于异地高考政策网络是以政府为主导, 进入门槛限制较高, 行动主体利益诉求渠道有限的半开放结构, 因而异地高考政策中的关键行动者——社群网络和府际网络之间博弈互动, 对政策执行特征与最终走向发挥主导作用。由于流动人口主要集中于若干重点城市, 异地高考政策最终落实程度与这些城市的政府部门与中央政府博弈互动密切相关。基于前文分析可知, 在这些重点城市中, 资源有限的地方政府在解决流动子女高考问题时顾虑重重, 动力不强, 与中央政府间存在“激励不相容”问题。在现行执行监督“乏力”, 专业、议政网络“无力”的情况下, 府际网络的核心——地方政府可凭借信息非对称优势, 在受惩处概率较低条件下, 运用自由裁量权与中央进行利益博弈, 对异地高考政策进行因地制宜的“本土化”, 凭借在政策执行网络中的优势位置, 运用强制型的政策工具, 通过设置各类准入标准阀限, 限定异地高考生的准入资格, 进而对异地高考生规模与结构加以控制。这有可能导致本该政策最着力关照的流动人群的大多数 (尤其是弱势群体) 被准入标准屏蔽而拒之门外, 使政策预设价值与实际执行两相割裂, 弱化政策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因而, 从当前政策网络特征来看, 异地高考政策执行存在偏离倾向, 影响政策完整落实和中央意图实现。
三、结论与建议
异地高考政策所涉及利益的复杂性使得该政策有效执行必须建立在广泛“共识”基础之上, 单靠地方政府采取“强制”性工具落实政策, 显然并非长久之策。以政策网络理论的视角来看,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不合理的网络关系, 通过网络再造途径, 提供多方合作的治理手段, 培育合作与协调机制[9] 。具体来看, 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 整合异地高考政策网络中各行动者利益需求, 建立资讯公开、沟通顺畅的利益协调机制。要推动各行动主体特别是议群网络主体参与到政策执行过程中,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政府要鼓励和引导议题网络中的社会组织或个人从公共利益出发, 以积极姿态参与到异地高考政策执行过程:媒体在异地高考问题上要加强后续跟踪, 客观准确地报道相关政策事件, 做到不误导公众;普通公众特别是流动人群在异地高考问题上要参与政策听证;专家、学者与研究机构要深入展开社会调研, 及时、准确地向政府反馈各群体声音, 提出专业建议。只有这样, 才有利于多元诉求的表达、传播与互动, 促使政府更加准确识别、合理回应各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 促进网络信任机制形成。
其次, 协调中央政府与府际网络的合作机制, 强化对异地高考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中央政府要注重与各级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 加强上下级政府的纵向一致和同级政府的横向协调, 以良好的“整体政府”形象实现对异地高考政策问题的治理。同时, 要加强和完善监督体系, 形成多层次的异地高考政策执行监控网络:第一, 强化人大监督作用, 设立专门监督委员会;第二, 健全完善行政问责机制, 追究政策执行主体因追逐私利造成异地高考政策扭曲的不良后果;第三, 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特别是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要针对异地高考政策中的种种问题进行社会问责, 同时注意加强社会舆论监督的立法, 为社会问责提供制度保障。
最后, 中央政府加强制度创新与供给, 为异地高考政策网络的形成与完善提供制度保障。政策网络内嵌于由符号、习惯及规范所构成的制度体系之中, 受到制度演变的影响与制约[10] 。在教育领域以户籍制度为基础, 按省级行政区划分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利益分配制度格局尚未根本改变, 影响和制约着异地高考政策网络的形成。异地高考政策能否有效落实, 新的制度供给能否跟进是关键。在当前实际情况下, 在教育系统内部, 中央政府要研究推行实行多元化的高考升学制度:形成和完善全国统考和多样选拔录取相结合的招生考试制度;试行按各省人口比例或省内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为依据分配招生指标, 以学籍为参加升学考试依据的管控机制;推进省际考试成绩认证, 推动区域自主命题替代省市自主命题, 逐步探索高考的省际认证、区域联考与统考;此外, 更重要的是, 要不断扩大高等院校的高考选拔权限, 并最终给予高校完全的自主招生权, 使高校可根据自身需要单独或联考录取学生。同时, 在教育外部, 需要继续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均等化公共服务体系, 破除户籍壁垒, 使公共资源能在不同群体间合理配置与流动。
摘要：异地高考问题是当前政府、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运用政策网络理论, 分析了异地高考领域相关政策的主体构成、博弈互动关系及政策网络特征, 发现了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网络集成不均匀、有限开放的政策网络影响和制约着异地高考政策的有效推进。为此, 需通过网络再造, 整合各行动者利益需求, 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机制, 强化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 加强制度创新与供给, 确保异地高考政策的有序推进。
关键词：异地高考,政策网络理论,政策执行,网络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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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篇11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下文简称为《通知》），要求各地原则上在2012年年底前出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异地高考的推行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一、各地异地高考实施现状
1.受益随迁子女增多，但占随迁子女总数比例仍较小
2014年有28个省市开始实施“异地高考”，约有5.6万名随迁子女符合条件参考。但根据学者储朝晖的推算这只解决了1/20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并且陕西、甘肃、西藏等地区仍未开始实行异地高考政策。
2.部分省市不同程度限制随迁子女考生报考学校类型
目前各省出台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方案，对异地考生监护人的职业、户籍、连续社保年限等内容做的一些限制，使部分非户籍考生只能报考流入地高等职业学校、专科或民办独立院校。纵观各地实行的方案可以发现，录取率高的“高考洼地”，其“异地高考”门槛非常高。目前存在两类“高考洼地”，第一类是“教育质量高，高考录取率也高”的地区（如京津沪地区）；第二类是“教育质量相对低，高考录取率高”的边远地区（如云南、内蒙古、青海），高校在分配招生指标时对边远地区给予区域性的倾斜，这些地区录取分数线较低。为防止出现“高考移民”，部分边远地区要求“学籍+户籍”都在当地，而这使得学籍、户籍不一致的学生无处报名参加高考。
在北京满足五项条件的随迁子女也只能报考中职、高职，并尚未公布本科开放时间。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北京为了缓解中职生源不足，便在其他周边省市招生。上海、广东、海南等地则根据家长和学生的条件实行分层次报考。而云南、内蒙古、青海等地考生异地高考准入资格与户籍相挂钩，对没有户籍的考生进行了报考学校类型的限制，分别仅可报考三本、专科和高职院校；高职高专院校（专业）；省内高职高专院校。
3.异地借考实施可行性低
国家规定异地借考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因公长期在外人员或其随迁子女；第二，两地试卷相同；第三，由考生向户籍所在地的省级招办提出申请并经同意后，方可在就读地考试。但目前有16个省市自主命题，而且其余省份在高考时也还有全国Ⅰ卷和全国Ⅱ卷的区别，要达到以上三个条件比较困难。
二、目前异地高考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1.部分地区异地高考方案易造成社会阶层固化
曾有报道称：“许多专家曾建议，对于北上广等地异地高考压力大，先开放高职教育，因为这类学校面临比较严重的生源危机，竞争不那么激烈，有利于通过试点摸索和积累经验。”[1]笔者认为，允许非户籍子女就读当地高职可以提高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也确实有助于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但有调查研究证实“就读重点院校比就读一般本科院校及专科及以下院校的毕业生在职位获得和地位变迁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2]。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等教育对受教育者未来的职业选择、社会地位、收入等也会有现实的影响。
高考不仅具有人才筛选的功能，而且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通常情况下，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社会中低层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坚信可以通过个人后天努力，实现上升流动，达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3]然而，目前部分“高考洼地”的异地高考方案根据受教育者的出身——父母的职业，是否有户口等先赋因素，而不是受教育者自身的能力，决定受教育者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对随迁子女可报考类型进行了等级性的分配。部分异地高考方案成为隐性阶层排斥的一种手段。
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来说，要保证他们的教育机会公平，首先要做的就是给予他们公平的考试权利。罗尔斯认为：“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4]我国《教育法》第九条也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优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是有限的，因此具有竞争性。平等的竞争性教育机会要求每个人具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而不能根据阶层背景、家庭状况等出身分配机会，也不能设置一些与程序公平相矛盾的选拔标准，降低人们参与的平等性[5]。然而，对一些本身智能禀赋优异的随迁子女来说，因为异地高考方案规定或自然天赋等因素只能进入高职高专，无法就读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学校，这有违教育公平的理念。这会造成一些处于社会底层阶级的父母认为自己孩子最多只能考高职，进而对子女教育方面不重视。更重要的是会使随迁子女丧失通过后天努力积极改变生活的动力，减少社会流动，造成代际传递，使社会阶层固化愈加严重。
2.异地高考准入条件的设置缺乏合理性
国务院发布的《通知》要求各政府根据进城务工人员在当地的职业、住所和参加社保年限以及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等确定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考试的条件。笔者认为，国务院发布的《通知》意在使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义务教育后能在当地参加考试，设立一定的门槛主要是为了防止高考移民，而不是把非精英阶层排除在外。一个城市的建设不仅需要高端人才，也需要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劳动者。
现有13个省市的异地高考方案多对考生监护人是否缴纳社保作出了规定，不少要求是连续交满几年。今年就有学生父亲几年间一直在深圳交社保，但因为工作变动没有连续交满三年，中间有中断而造成受教育者无缘高考的情况[6]。可见异地高考准入条件对农民工工作的实际情况考虑还不够全面，合法稳定的工作如何定义，社保年限连续与否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虑。根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013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仅有41.3%，参加养老、工伤和医疗保险的比例更低，分别为15.7%、28.5%和17.6%[7]。社会保险一般都是由用人单位缴纳，个人自己缴纳成本较高。而部分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并没有按照规定为农民工缴纳社保，这会造成不少农民工子女失去异地高考的机会。要想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严格要求各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缴纳社保等。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应设置政策上的障碍，使农民工群体排除在外。
另外，各省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方案缺乏统筹协调。对学籍和户籍有双重要求的地区，有考生因学籍和户籍不统一的问题，在两地都无法报考。
三、解决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存在阻力的原因
在教育冲突论者看来，社会分层实质上是某个集团为保卫和强化它的经济利益而创造和保持下来的[8]。流入地户籍考生和非户籍考生是异地高考中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将为争夺高等教育资源而相互博弈。部分“高考洼地”的户籍考生作为既得利益的获益者往往会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竭力阻止或排斥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侵占这些优势。这是因为按照分省定额录取制度，各高校在各省份招生人数是按照当年参加高考的户籍应届毕业生人数按比例分配的。进城务工人员在未获得流入地的户籍前，其子女若在流入地参加高考，必然要侵占当地的高考招生指标。
尽管随着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文简称为《意见》），户籍制度壁垒将进一步减弱，但是彻底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异地高考问题所存在的难题依然存在。这主要是因为各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同，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招生指标分配不均。长期以来，各高校根据自己对各地教育基础发展水平的评估，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确定录取名额和划定高考录取分数线。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过程中，由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高等院校属地化等原因造成各省高考录取率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重点高校分布不均衡，高校招生计划存在较大地域差异，造成各地学生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不同。我国高考每年一次，各省按高分到低分录取，可以说形式上是公平的，但存在区域不公平的问题。采用分省定额录取主要是为了补偿教育水平较弱地区的学生，改变以往仅仅追求分数公平而改为追求区域公平，让更多基础教育资源薄弱地区的学生有机会进入高等院校。但从近年来高校招生计划来看，中央部属高校招生计划中在基础教育资源丰富的北京、上海所投放的名额比其他省份要高出许多，特别要指出的是比教育资源贫乏的地区也要高出许多。问题在于高校在分配招生指标时，倾向于将更多招生指标投放到基础教育发达、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和省份，形成了“马太效应”[9]。而对教育资源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和省份给予的教育补偿相对较少，进一步扩大了地区入学机会的差异。
2014年7月30日，《意见》指出，将改进城市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同时强调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样在北京达到规定分值的流动人口也将有资格入户。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曾强调放开异地高考，“解决外来人口子女的考试就学问题，要考虑到当地学生的权益不受影响”。若想达到不损害原户籍学生的权益不受影响，且对高校各地区招生指标分配的差异不进行调整的话，那么随着津京沪地区的户籍人数日益增加，高校在这些地区投放的指标也将更多。这些地方本就存在“洼地效应”，那就需要进一步扩大在这些地区的招生录取人数，给予这些地区更多的招生名额以维持其较高的录取率。而这可能导致更多的人涌向教育优势地区，教育资源也将愈加紧缺。而教育质量相对较差的地区家长愈加到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寻找工作机会，原省份学生数量减少，分配名额也将更少。少数流入地进城务工子女的教育机会提高了，而没有到外省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学生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不利于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其次，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背景下，高校属地化对各地录取率的影响较大。有研究表明，2012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地域不公平程度由大到小排序是985大学、211大学、普通本科、专科[10]。我国有一部分重点高校属于省部共建学校（即中央和地方财政按一定比例给予资助），其他普通高校主要以地方财政资助为主。拥有大量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中央部属院校）的京津沪地区，尽管其高校主要教育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即全国纳税人的贡献），但在得到地方政府在土地、资金上的支持后，各部属学校在招生录取时主要以本地生源为主，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其所在省市的高考录取率偏高。
此外，城市教育资源、人口承载量有限等客观原因也是特大城市异地高考难以推进的原因之一。每年有大量农民工涌入北上广，若设立门槛较低，会继续有更多的人涌入，会造成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危害所有在当地学习的学生，同时对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也造成不利影响。
四、解决农民工子女异地高考问题的对策
1.需要中央发挥顶层设计作用，引导各地区开展实施异地高考
第一，高校应遵循罗尔斯的差别补偿原则在各省市区合理投放招生指标。如果国家不统筹指标分配，使各高校的招生计划更加合理，仅仅依靠各地方政府，无法解决现有突出的矛盾。首先要解决高校在各省招生名额差异巨大，各地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的问题。罗尔斯提出的制度的正义原则中包括差别原则和补偿原则。他认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11]。在教育中差别原则体现为差别性分配教育资源，以便改善最不利者的长远期望。根据罗尔斯的观点，社会在允许差别时，首先应考虑最弱势群体的利益。
高考录取制度中存在区域差异有其合理性，但应遵循公平原则和教育补偿原则。尽量消除教育资源丰富的“第一类高考洼地”所存在的不合理的区域差异，而允许经济落后、教育资源弱的第二类高考洼地存在区域差异，并给予区域性的教育补偿，即给予更多招生名额，以此弥补他们因教育资源缺失所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各地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大致相同。根据“补偿原则”，贫困省份的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相对较差，招生名额向他们倾斜符合受教育机会平等的要求。
有学者提出采用“欠缺差额”的方式建立专门针对随迁子女的招生名额补助机制，比如流入地随迁子女参加高考的名额从流出地名额中转移，用于随迁子女[12]。笔者认为，假如这样会伤害到绝大部分未能随父母进城获取更好教育资源的广大农村学生的利益。高校可按照不同类型在全国分配名额。教育部直属高校和省部共建的高校获得大量中央财政的资助，在分配名额时应尽量保证公平，可以建立按各省在读学生人数分配的方式，同时对基础教育资源薄弱地区给予教育补偿分配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而省属高校可将更多的名额分配给本省考生，但也要留出一定比例的名额招收教育资源弱的省份的学生。同时，为防止高考移民用非法手段进入教育补偿地区参加高考，对于给予教育补偿的地区的申请异地高考考生的资格认真核对，杜绝出现空挂学籍等现象。
第二，均衡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由于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各地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也不均衡，需要逐渐改善。并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和教育方面的投入。每年大量中西部农民工涌入东部地区势必会造成东部地区教育资源紧张，竞争加剧。加强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工在家乡发展的机会，从而减轻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资源的压力，减少随迁子女的数量。同时，加强教育投入，增强师资力量，使各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更均衡，最终达到各地的学生都拥有均衡的教育资源。到那时全国可以统一命题来考查学生，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标准进行招生录取，不再需要对教育薄弱地区进行教育补偿。
第三，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异地高考方案的同时，教育部应加强对各地异地高考政策实施的督导并建立考核评价体系。目前缺少对各地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方案及其执行情况进行的评价。同属于第二类高考洼地的城市，有的城市已放开户籍限制，而有的城市仍没有放开。权威部门应对改革进程慢的地区进行督促，并对各地所设计的异地高考方案给予评价，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对异地高考政策执行的妨碍。
2.公平合理地设计异地高考准入条件，以保障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教育权
异地高考方案设计得是否合理是教育公平能否实现的前提条件。异地高考政策的设计，一方面应保障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另一方面应尽量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使他们能够平等地享有教育自由。政府也应通过社会舆论倡导教育公平思想，树立和宣传差别原则和补偿原则。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尤其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属于弱势群体。若我们的政策不是遵循补偿原则给予教育补偿，而是设置政策上的障碍，那么教育将再生产社会的不平等，进一步拉大这种差距，使社会分层固定化，削弱那些本就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们“翻身”的机会。在设计异地高考制度时，应减少因身份等因素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对学生发展水平的影响。在解决异地高考问题过程中，需要除了教育部门外，其他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加强农民工社保缴纳的监管力度。针对目前的现状，需考虑到农民工工作的特性，对社保的要求应更灵活。
在教育资源紧张，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大的地区，异地高考准入条件可以更为严格，适当提高受教育者在当地学习及父母在当地工作的年限要求。因为进城务工人员在当地工作年限越长，所做贡献也越多。对于特大城市北京来说，可提高异地高考准入条件，如要求受教育者家长在京一定年限的纳税证明等。但同时应遵循权责对等的原则，受教育者父母在当地纳税，其子女也应享受平等的高考权。而不应由于家庭社会出身，以教育政策作为保护，使学校成为社会不平等的复制器。
此外，应加快推进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以解决高职生源问题。有些地区为了缓解生源压力，限制异地高考学生所报学校类型，以增加生源，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本身不存在孰好孰坏的差异，各种不同能力优势类型的学生适合不同的学校。首先，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让重点大学、普通大学、民办大学、高职高专站在同一平台上凭借学校办学特色、专业优势吸引优秀生源，让更多的学生按照自己的职业兴趣选择高校，这也有利于提高职业院校的生源质量。其次，可以放低高职门槛，实行注册入学制度，宽进严出以增加生源，但不能以牺牲异地考生高等教育的平等入学机会为手段来保障高职的生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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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许衍琛.异地高考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33）.
我国高考加试体育的政策分析 篇12
1 高考加试体育的政策法规依据和具体实施
1.1 高考加试体育的政策法规依据
高考加试体育有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依据。政策法规的出台, 为体育的良性发展, 提供了充足的行政措施保障, 使得学生享受到接受体育教育和参加体育训练的权利。
1990年《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执行办法》、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宪法》第八条、《全面健身计划纲要》、《高等教育法》第三十四条、《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二十条等规定都对学生享有体育锻炼的权利进行相关方面的确定。
除此之外, 政府及相关部门为了保证学生身体素质的健康发展, 还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条例。如2007年下发的《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的中央7号文件, 明确提出了:“逐步加大体育成绩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中考成绩中的分量, 积极推行在高中阶段学校毕业学业考试中增加体育考试的做法”。[1]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学生体质发展的高度重视, 是高考加试体育的重要法律法规依据。
1.2 高考加试体育政策的具体实施
2007年, 山东省高考就开始对体育理论知识进行考察。基本能力测试的试卷内容涉及到高中课程中的技术、体育与健康、艺术、综合实践等全方位的理论知识, 其中尤为强调的是对体育的理论知识考察。
2012年, 山东省高考在全国率先提出加试体育, 相关通知要求“严格测试各环节的管理, 优化测试的形式和方法, 做好首次面向高考考生的体育测试工作。”测试项目有男子1000m、女子800m、立定跳远和掷实心球, 任选两项进行测试。测试成绩不计入高考总分, 分为A、B、C、D四档记入考生电子档案, 供高校作为录取参考。根据相关政策, 山东省2013年的高考体育加试政策与2012年相同。
2 高考加试体育的原因分析
2.1 学校体育工作与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密切相关
高考升学的巨大压力使得学生片面强调文化课的学习, 忽视了体育锻炼;学校片面强调升学率, 体育课在高中校园形同虚设, 青少年学生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2010年, 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 较之2000年, 我国青少年的身体素质仍持下降趋势。我国肥胖超重儿童大约有1200万, 肥胖率增长了近50%;近视率指标也从原先的20%上涨到了如今的31%。[1]学校体育在增强学生体质方面有着重要的责任, 学校体育需要采取各方面措施来改善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在这种背景下, 高考加试体育是全方位提高学生体质的重要手段。
2.2 高考加试体育是全方位提高学生体质的重要手段
体育课对我们每一个学生来说并不陌生, 它是所有必修科目里开设年限最长、课时最多的课程。从小学开始, 到大学的一、二年级, 体育都作为必修课被纳入正常的教学计划中, 体育课《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早已经规定体育课应该作为学生毕业、升学考试的科目。所以把体育列入高考的范畴是有必要的。
2.3 高考加试体育政策与体育教育观密切相关
在普通高考中加试体育, 应该说这是我国体育教育史上一项突破。其实施必将对我国教育和体育的发展起到积极而深远的作用。高考加试体育是对体育教育价值的重新认识, 是体育强国观念的体现, 也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观的体现更是全民体育观点的体现。
3 高考加试体育政策的弊端
3.1 高考加试准备过程中的应试现象不可避免
在普通高考中加试体育, 其初衷是为了增强青少年学生的体质, 培养青少年对体育的兴趣, 为学生的终身体育打下基础。为了保证升学率不受影响, 学校仅仅安排普通高考中体育加试的内容来保证体育分数的稳定, 这种应考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3.2 不同人群对高考加试体育的认识程度不一
学生是高考加试体育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但是在学生中也会有不同的声音。比如文化课成绩好的同学就对体育成绩不太关心;相反, 文化成绩稍差的同学, 则会对体育成绩倍加重视, 来增加自身的高考胜算率。
从家长的角度来看, 大多数家长还是只重视文化课成绩, 忽视体育成绩。有些家长过于溺爱孩子, 缺乏对孩子进行体育训练的意识。因此, 关于此项政策的真正落实, 还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不断加以完善。
3.3 高考加试体育成绩的真实性问题
中考加试体育政策开展以来, 有学者发现“在中考加试体育中, 有的学生为在中考体育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存在着吃兴奋剂、喝‘兴奋剂’饮料和代考等作弊现象”。[2]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在计算高考加试体育成绩时, 可以将学生平时体育课的出勤情况、日常锻炼等成绩都算入总分中, 对体育学科进行过程性管理及评价, 将总结果公布于众, 让各方面都进行监督。尽量减少个人因素的干扰, 保证体育成绩的真实性。
3.4 高考加试体育政策的地区公平性问题
高考是面向每一位高中生的大型正规考试, 每一位学生都应享受到平等的待遇。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条件, 尤其是在师资力量、场地器材、教育经费等方面, 都与经济发达地区有着一定的差距。因此为了保证公平性, 应考虑到特殊地区的特殊情况, 特殊对待, 或者尽快进行学校体育教学改革, 加大欠发达地区学校体育的经费投入, 使得全国体育的发展能跟上政策发展的要求, 缩小差距, 享受公平待遇。
4 完善高考加试体育政策的建议
4.1 加强学校体育与家庭、社会之间的联系
高考中加试体育的初衷是增强学生体质, 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 自觉养成锻炼的好习惯。然而, 要使学生真正热爱运动, 崇尚体育, 不能仅依靠学校的体育课时间, 还需要家庭以及社会的支持。家长要转变陈旧的观念, 引导孩子养成体育锻炼的好习惯。社会相关体育部门也要策划各种知识讲座、手册宣传、体育单项比赛等活动, 发挥各基层组织的优势与特色。
4.2 加大高考加试体育项目的灵活性, 减少应试教育现象
从山东省出台的相关政策可以看出, 高考加试体育的内容单一, 缺少灵活性, 不能很好地激发起学生对体育的乐趣, 将会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全面推行。因此改革高考加试体育项目的内容, 一方面可以杜绝在学校体育教学过程中出现的考什么就练什么的应试教育现象;另一方面可以杜绝因项目难度太大而使一些体弱、懒惰等投机取巧者去医院开假证明而取得高分的现象。
4.3 高考加试体育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地区差异, 先从某一省市逐步开展试点, 保证公平性
普通高考中加试体育, 是高考改革中的一次新挑战。在高考加试体育政策的开展过程中, 由于受到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不同地区的体育教学产生的效果也会不同[3]。因此, 可以在实施过程中, 先由山东省开始, 进行试点, 当政策发展较为完善时, 再慢慢进行推广。这样,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学生身体素质也会得到有效提高, 也最大限度保证了政策实施的公平。
4.4 完善监督措施, 避免营私舞弊现象的产生
高考加试体育的政策一经提出, 受到来自各方的肯定, 前提条件是要对此加强监督。教育行政部门要定期抽查各地区政策的实施情况, 根据数据分析政策产生的不良后果, 及时加以制止与修订, 确保政策的有效开展。对于社会来说, 要加强群众监督与媒体监督, 从而避免政策漏洞导致的实施效果偏差。对于学校、家长、学生来说, 他们是利益的直接相关者, 在政策实施中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 通过相关渠道及时进行反馈, 确保政策的有效落实。
5 结语
高考就是指挥棒。学生是祖国的未来, 是民族的希望。高考加试体育的目的就是使学生能拥有健康的体魄, 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均衡发展。然而这项政策的实施任重道远, 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的积极配合, 也需要相关教育部门的监督与完善。希望通过各部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体育教育的发展能够上到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周玉兰.关于高考加试体育的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 2009:1-6.
[2]雷文静.中考加试体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体育世界 (学术版) , 2010,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