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新政策

2024-08-01

高考新政策（精选12篇）

高考新政策篇1

“政策是对全社会的利益做权威性的分配。”[1] 高考政策实质上是围绕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所产生的权力与利益进行分配的机制。可以说, 高考政策的变迁都是基于国家、高校与考生等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与权力的重构, 这也是我国高考政策改进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本文拟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对我国高考政策做一些分析。

一、综合分析框架的建立

“新制度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 它试图解释制度的性质以及制度如何影响人的行为, 并揭示了组织、结构、文化、规范、习俗是怎样型构社会行为, 如何在行动者之间分配权力, 以及怎样塑造个人决策过程和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 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已经成为多种流派并存、遍及整个社会科学的分析路径。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理论流派是最具有特色的政策变迁分析框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产权理论为基础, 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产权、交易费用等基本概念分析政治问题。他们认为, 制度的相关行为者都具有理性和固定偏好, 并且极力采用经过周密计算的高度策略性的方法来实施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偏好。所以, 制度变迁的变迁路径是行动者基于“收益—成本”对比以达到个人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的计算路径。

而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而非设计的政治过程, 其核心要素是基于稀缺资源的集团竞争与冲突, 而制度就是在竞争与冲突过程中, 形成的利益保护屏障;而且在回报率递增机制作用下, 制度就会形成自我强化的路径, 从而形成路径依赖。因此, 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分析给出的是一条博弈演化的理路, 强调路径依赖。

社会学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理解更加宽泛, 认为制度不仅包含了惯例、程序、角色、规划、组织形式以及政治活动建构的技术等, 而且包含信仰、范式、符号、文化以及相关的知识等;行动者深深地嵌入在这种由符号、习惯和规范所构成的制度之中, 行动者实施行为时, 最先会在个人行为与制度之间确立一个价值标准来衡量自身选择的结果与自身价值的适切性, 以保证自己的行为与其政治制度中的身份认同保持一致。因此, 行动者的行为不是策略性的, 而是受到个人世界观的影响。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文化权威为特定的制度安排提供合法性基础作用, 为人们的行动提供了“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板和道德模板, 弥合了旧制度主义视野中文化和制度之间的裂痕, 给制度变迁提供了一种文化演进的分析模式。

三种制度研究范式共同建构了新制度主义制度的理论体系, 各有优势也各有自身的不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尽管注意到行动者战略互动在决定政治后果中的作用, 但是它却无法解释一些内化的规则, 以及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的无效率;历史制度主义对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太过于注重宏观过程而无法揭示出制度创建和变革过程中存在的利益之争和权力之争;社会学制度主义虽然对政治生活中大量的无效率的制度的存在很有解释力, 但是由于把文化也作为一种制度, 使其在解释政治现象时很难进行定量化研究, 带有相当的模糊性。但是,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善于微观的技术分析, 社会学制度主义长于宏观的背景探讨, 历史制度主义则是一种中层意义的综合解释。” (周光礼, 2008) 而高考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一样, “必须同时既是结构性的, 又是生成性的。”[2] 因此, 对政策的分析既要把握其整体性、系统性与功能性, 也要体现其生成性、动态性与变化性。如果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 整合其三种不同流派的制度变迁理论, 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的角度分别把握高考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就会为我们揭示高考政策变迁和演进的有关规律和内在逻辑提供新的视角并能得出有益的启示。

二、我国高考政策变迁的制度分析

高考政策从“国家主义”倾向向“利益相关者”变迁背后真正的逻辑是什么?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 从上面建立的综合框架出发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三条比较清晰的变迁理路。

1.基于“投入—产出”路径的微观变迁理路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往往从“投入—产出”的理路来分析制度变迁中行动者的行为。他们认为制度的变迁是一个理性的、有意识的变迁过程, 行动者之所以选择某种制度是因为他们可以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如果旧制度不能满足行动者的利益诉求, 那么旧制度就会被改变。

在1977年以前, 特别是“文革”中, 高考政策被看成一个纯粹的政治活动, 政治目标作为选拔新生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标准, 高校新生质量严重下降, 很多工农兵学生大学毕业后还只有小学毕业生的水平。“文革”后, 国家面临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崩溃危机, 国家既要维护政治稳定又要恢复和发展经济, 维护政治稳定必须改变以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消解人民内部的“成份论”;恢复发展经济就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 而以前的招生政策造成了我国科技人才的断层。因此, 邓小平同志力主恢复高考, 并以此作为国家由乱到治的突破口。“恢复高考, 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3] , 可见其政治收益是难以估量的。

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 地方利益 (集体利益) 和行业利益开始显现, 并快速发展。如果按照以前中央政府高度控制的招生计划分配体制就会影响地方经济与行业经济的发展, 阻碍国家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同时, 高校的大发展也存在财政困境, 地方、行业以及考生又具有自己缴费上大学的现实需求与能力。基于对新制度收益的比较, 中央实行了“国家计划、委培和自费”三种形式的招生计划。后来,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开始实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 最后使得三种招生计划并轨, 考生均承担部分教育经费。这就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国家的财政压力、给高校的发展带来了较强的资金支持, 同时增加了考生的入学机会。

另一方面, 高校招到有潜力的、高质量的学生, 是高校进行实现自身职能、提升自身品牌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高校希望改变过去招生“拉郎配”的局面, 增强自身的选择权, 而国家从整体利益来考虑, 认为在一定的监控范围内增强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不会影响到国家权威, 反而能在高校之间形成竞争, 能为国家更加精确地选才。因此, 1984年中央政府逐步扩大高校的自主招生权, 试点“单独录取”政策。高校积极响应并将政策发挥到极致, 不断变革、完善演化成“自主招生”政策。该政策通过1993年的《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校教育的意见》以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得到明确, 最终在199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形式得到确立, 从而走过了一段从放权试点到政策认定再到法律确立的过程。

同样, 对考生志愿填报政策的改革, 表面上看是学生增加了对高校的选择权, 但是, 从高校的角度来看, 这个政策的变化也能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对于高水平的学校来说, 如果按照第一志愿录取可能会导致一些优秀的学生过于保守不敢填报高水平大学, 从而使得大学会失去一些潜在的优质生源;而对于普通大学来说, 二次志愿的填报能够使他们招到更加忠于自己学校的学生。而作为考生来说, 无疑是减少了自己填报志愿的风险与担忧, 增加录取的几率, 自然符合考生的根本利益。

2.基于“冲突—博弈”路径的制度变迁动力机制分析

在社会政治结构中, 制度是一个中层结构, 它由社会宏观结构塑造, 但是, 制度也会通过构造政治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影响政治产出。制度的危机往往是由外在的环境所引发的, 最后导致旧制度的崩溃, 但是, 旧制度还存在一定的惯性, 这种惯性还会在新的制度安排以后, 引发紧张的政治冲突。因此, 高考政策变迁的制度分析本应该是政策中各种力量之间和各种力量之内的政治冲突, 即国家、高校和考生之间的博弈。但是, 行动者只有结成一个支持者联盟才有可能进行有效的博弈。而支持者联盟必须共享一组统一的和能自圆其说的信仰并从事一项没有争议的合作行动。而考生并不具有从事合作行动参与博弈的可能性。因此, 作为中层结构的高考政策主要是高校与国家的博弈关系。

长期以来, 我国政府角色多重合一, 是大学的举办者、管理者和事实上的办学者, 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既不平等也不清晰。高等教育管理的基本特征是以政治性的经验决策为基础, 以权威的行政指令为主导方式。因此, 高校的招生政策也是由中央政府直接负责。但是, “办学自主权本来就是高等学校与生俱来的权力, 是教育规律的客观要求。”[4] 而办学自主权应该包括高校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制定招生标准录取新生的招生自主权。

1981年教育部允许高校在一个分数段内进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新生;1983年则提出按照多于录取人数20%的比例投档。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1986年对第一批录取的高校实行“学校负责, 招办监督”的录取体制;1993年《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通过立法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包括制定年度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调整或扩大专业范围等。”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32条对此进行明确规定。虽然高校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招生自主权,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政府对高校采取了太多的集权管理与直接干预, 高校对政府的直接管理形成了依赖性, 而政府放权给高校的时候, 高校反而担心手中权力会被随时收回, 于是把权力变为高校实现自身私利的手段, 形成“一统就死, 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因此, 政府与高校之间就权力问题不停地进行博弈。

3.基于制度变迁宏观背景的文化演进路径分析

社会学制度分析主义认为, 制度框架是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严密的文化信仰体系[5] 。因此, 文化演进路径的制度分析是以制度的合法性为核心, 主要通过文化阐释来增强未来制度的合法性。文化演进路径的制度分析认为, 行动者对制度的选择一方面是根据嵌入在制度分析环境中的成本和收益做出选择的, 另一方面又是受社会文化遗产 (风俗、神话和意识形态) 的限定。因此, 我国高考政策变迁并不是国家、高校在追求组织的绩效的结果, 而是在追求合法性时的一种反应。

高考政策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公平性、与环境的同构性以及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性。高考作为一种严格的选才制度, 由于其客观的评价标准而显示出公平性的优势;但是, 一旦这种标准丧失了, 高考政策的合法性就会受到置疑。保送生政策的兴衰以及自主招生政策的渐进式发展就是基于公平性的因素。高考政策还与社会宏观制度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社会环境的竞争性日益增强, 客观上要求高校必须通过高考政策来竞争有限的社会资源。而高校培养人才质量的高低以及毕业生的就业率和日后的工作业绩是其展开资源竞争的重要指标, 高校更希望通过自己的标准招收新生, 而国家也希望高校通过高考政策提高教育质量。因此, 在市场环境中, 高考政策就因获得与社会环境一样的竞争性特征, 而获得其合法性。同样, 高考政策的目的是选才, 而选才的目的就是更好地进行知识传播、知识创造与知识应用, 所以高考政策不能脱离大学培养人才的内在逻辑。如果新的高考政策脱离了这个基本的逻辑, 其政策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 新政策就会出现认同危机。文革时期取消考试, 实行推荐入学的模式, 就是脱离了大学培养人才的内在逻辑, 最后被废止。

通过整合新制度主义在解释制度变迁时的三种分析路径而形成的综合性分析框架, 可以清晰地发现行动者的有限理性、制度变迁的博弈与路径依赖以及文化观念在高考政策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我国高考政策之所以从“国家行为”到国家、高校与考生利益互动发展是基于相关者可以从新制度中获取更多的收益;但是这个变迁过程主要是高校与政府长期利益博弈的过程, 冲突的双方在博弈中型塑了新的政策, 促使了高考政策中各方利益达到“纳什均衡”;同时, 文化认同是高考政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通过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高考政策变迁受制于社会的整体环境与结构, 高考政策的变迁不能脱离人才培养这个基本逻辑, 并往往体现出和旧政策具有某种关联性。

参考文献

[1][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4—5.

[2][法]皮埃尔.布迪厄, [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 李康,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97.

[3]杨学为, 中国考试改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394.

[4]姚启和.9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大潮丛书高等教育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83.

[5]何俊志, 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234.

高考新政策篇2

平行志愿投档，是按“分数优先”原则，先按分数排序，再遵循志愿投档。从最近几年来的录取情况看，平行志愿分布较为均衡，考生志愿的满足率比较高，可有效保护高分考生。

，河南省高考录取一本和二本实行的是平行志愿，本科三批和专科批次录取采取的是“顺序志愿+平行志愿”的模式。

起，河南省的本科三批和专科批次也将实行平行志愿。

另外，河南省还将推动招生计划管理改革，继续压缩人才培养过剩、就业率低的学校和专业的招生计划，推动高校建立分专业招生计划安排与就业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

今日高考新政解读

教育部3月29日召开直属高校“十三五”规划编制和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工作视频会议，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林蕙青出席并讲话。主要要点摘录如下：

1、把握中央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工作重点，从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分析：专业结构在未来几年的调整速度会加快，5月各高校即将出炉20高招计划，其中专业的调整面和调整深度应该较往年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2、完善协同育人机制

分析：让社会力量进入教育领域，利用其行业经验及资金优势加快孵化教育行业的变革，这从近几年标杆高校陆续推出的双导师，教材社会资源共建，实习基地建设等动作可以看出趋势。

3、深入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分析：自主招生作为创新人才的甄选机制，其作用应该会加大甚至成为主渠道。浙江“三位一体”目前取得的成果斐然，研究浙江教育改革意义重大。

4、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等方面着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分析：对师范类教育技术行业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是从事教育互联网化的各类企业的利好。大量软件和硬件，包括整体解决方案应该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5、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作典型发言

本月聚焦：高考加分政策篇3

高考加分政策的前世今生

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前主要实行“优先录取”政策,1978年后则主要实行“加分录取”政策。

早在1950年,教育主管部门就规定,高校招生对于“参加工作3年以上的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以及华侨学生,考试成绩虽差,得从宽录取”。这一政策体现了照顾性与鼓励性兼顾的原则,符合当时的人才选拔环境和制度。1956年,高等教育部学生管理司发布的《全国高等学校1956年暑期招生录取、分配办法》,则进一步规定了优先录取的分数控制幅度,要求“在与一般考生成绩相同或相近(指总分少20分左右)时,就应该优先录取”。

1978年以后,国家加大了人才选拔的力度,不再对工农成分学生及革命干部进行照顾,而是对三好学生、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艺术特长生等实行高考分数优惠政策。从1983年开始,更是规定对获得地区以上表彰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干部,以及高中阶段参加地区级以上体育竞赛获单项前5名的队员,或集体前3名的主力队员,考分达到规定分数线的,可提上一个分数段投档。1986年,国家教委又规定,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的考生可降低20分投档。1987年4月27日,国家教委发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其中第35条至第39条,详尽规定了可以享受加分政策优惠的项目和分值。这一条例奠定了我国高考加分政策的基础。从此,我国高考加分政策成为一项稳定的高考政策延续下来,但对于加分的项目和分值却多有调整,而且调整的幅度很大。

有专家指出:“这种缺乏规范和稳定性的加分制度,是这个政策的最大硬伤。”由于没有形成有章可循的政策法规,在每年出台一次的招生文件中,项目和分值的频繁变动,不仅让考生难以适从,也为教育腐败提供了不小的操作空间。2006年年初,教育部公布了调整后的高考加分政策,十多个条目涉及数十个类别。其中,既有对原有项目的继承,也有对“省级以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者、“三等功退役军人加分”等项目的扬弃。与此同时,又增加了“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等5个新的类别。这些加分项目涉及科协、体育、外事、民委、计划生育、残联、公安、民政、工会等10多个部门和单位。据研究高考加分政策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罗立祝说,近几年来,许多行业或部门纷纷通过关系找教育部门要求出台加分政策,加分项目越来越多。

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

高校招生的原则是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在坚持这些原则的前提下,高考还有两个方面不能忽视:一是倡导人文关怀,关爱照顾那些困难和特殊人群;二是逐步推进改革,不拘一格选拔特殊人才。教育界人士认为,设立高考加分制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今年6月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学生司本专科招生处处长杨松说,高考加分政策的目的,一部分是带有鼓励性的,另一部分则是照顾性的,目的在于鼓励三好学生、竞赛优胜者、思想品德突出的学生,照顾少数民族考生、烈士子女等。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表示,对于照顾性加分,人们一般不会产生疑义,因为这是维护教育公平和正义的题中之义。但是,有些加分项目已违背了初衷,也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应有内涵。比如,有的地区规定博士子女可以降分录取,这虽然有助于吸引人才,但从教育公平的角度看却很不合理。高等教育是稀缺资源,对于每个适龄青年都弥足珍贵,给这个群体以优惠,就必然牺牲其他一些群体受教育的机会,而这些群体往往还是弱势群体。

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认为,高考加分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没能维护教育公平,反而制造了新的不公平。在某些地方,该加分的没能加上,不该加分的却加上了。由于我国现行的高考加分制度缺乏透明度和规范性,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因而考生家长有钱的使钱,有权的使权,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理想的高校,最终为一些利益群体所利用。

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认为,高校招生过程中,在统一的分数线外还制定了许多特殊政策,开辟了许多特殊通道,这些不合理的特殊政策加剧了教育不公,虽然初衷是好的,但由于有的已经变质,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并成为腐败的温床,有必要彻底革除。

高考加分政策的嬗变

从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看,对体育、艺术、学科特长生以及综合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一定加分,是为了修正高考录取凭卷面分数的单一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素质教育。但在实践中,加分政策逐渐异化出了“加分教育”,同时滋生了腐败。

加分政策之所以异化出“加分教育”,原因主要在于分数导向。加分政策是将考生某方面的特长,折合成一定的分数加到高考卷面分数上——特长素质“分数化”,虽然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但强调的是分数在高考录取中的作用。在这种制度下,考生及其家长倾向于谋求加分,而不是谋求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而且这些折合到高考分数中的素质,只是在集中录取阶段发挥作用,进入大学大门之后,是不会被录取高校复查的。

加分政策之所以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在于政策的制订程序不民主,政策的执行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加分项目、加分分值的确定,基本由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事先并不广泛征求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的意见。这样的加分政策决策程序,为权势侵蚀教育提供了空间,导致加分项目泛滥。据报道,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甚至可以为领导的子女度身定制加分政策,把违规合法化。有关统计显示,各类高考加分政策现已达到192项之多,其中包括一些明显有违教育公平的加分,比如为金融高管子弟加分、为进城买房者加分,等等。近年来,有关加分政策执行中的丑闻,不时见诸报端。2006年,湖南体育特长生造假案轰动一时,有不少持有“体育竞赛优胜者”和“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的考生,不会投球、不能跳、不能跑,一些三级跳远的考生连沙坑都跳不到,参加健美操测试的考生连韧带都压不下……

高考加分政策应该取消

加分措施的结果,是使公平丢分。取消派反对高考加分,认为高考加分本身就是人为制造不公正。见义勇为者也好,三好学生也好,大赛得主也好,他们的成绩或事迹已经得到肯定和奖励表彰,为什么还要把这种奖励和表彰继续延伸,扯到高考中来呢?高考是追求公平的,但有些措施却为不公平提供机会,考试加分措施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应该大面积取消或修改加分条款。

首先,取消给归侨等特殊考生加分。对这部分群体,国家当然要照顾,但国家在税收、高考名额分配等公共利益方面已经有所照顾,如果再给考生加分,就损害了其他考生的利益。

其次,取消三好学生的加分待遇,因为三好学生本来就包括了“学习好”;对特长生与文体尖子生的优惠,是素质教育的表现形式,但这项优惠只能在其报考对口专业时才可使用。

最后,所有保留的加分条款,应改成当事考生申请的形式,以便于监督。英国规定,在临考前因遭遇重病或自然灾害的考生,可以申请加分,并且审核机关若审核出错,则须承担失职渎职责任。这两点都值得我们借鉴。

高考加分政策应该完善

完善派认为高考加分政策仍有存在必要。在提倡素质教育的情况下,学生的发展应该是多元的,高考加分制度也应该继续。这是对特长生和品学兼优者的一种认可。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会衍生出不协调的声音,但加分政策的主流是好的。加分政策本身没问题,只是在操作的过程中出现了漏洞,该对学生的优秀行为进行鼓励的还是要鼓励,该加的分也要加,但是,要有一个十分完善的操作机制来约束操作过程中的不公正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系毛寿龙教授认为,高考制度原本就很模式化了,高考加分制度是对高考制度的重要补充,也是对其缺陷的重要弥补,并且能够让优秀人才不致陷入“一考定终身”的苦恼,因此有必要坚持实行。

刘海峰教授也认为,高考加分制度在美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也存在,应该说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尤其是照顾性加分,是社会救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坚持下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加分项目应逐渐取消。他介绍,我国台湾地区的教育部门在1993年至1998年间,就逐一废除了运动绩优生、边疆与港澳生以及大陆来归生四项大学入学优待政策,对于退伍军人和派海外工作人员子女采用按年限优待制。相比之下,大陆的高考加分对象近年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这显然不符合发展需要。

罗立祝博士认为,目前对高考加分政策最大的争议,并不在于该不该取消,而在于哪些项目该加分,哪些人应该成为加分的对象,加分的幅度又以多少为宜。

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静认为,作为弥补高校招生制度的某些缺陷而制定的一项政策,高考加分在平衡地区教育水平差异、选拔各类特殊专门人才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这个政策的一些设计漏洞及其造成的不公现象也确实值得认真反思和探讨。高考加分制度中的鼓励性加分,同保送生制度、自主招生制度等一样,是破除对高等教育考试一考定终生的分数一元标准的有利补充和探索;也是在目前应试教育体制下,鼓励引导学生注重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保证高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为体现对某些特定群体考生的人文关怀,按照国家相关照顾政策,可对某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烈士子女考生等实行照顾性加分政策。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制度中分数一元标准的局限和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情况造成的实质性不公平现象。因此,尽管存在许多漏洞和弊端,但在人才发展多元化、社会人才需求多样化的大方向下,高考加分政策仍有存在必要。只是,无论是高考加分、自主招生、还是保送制度,都要建立健全一系列分类细致、可操作性强的配套制度,尽可能压缩人为操作和权力寻租空间,同时通过改革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招生录取方式,实行全程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接受社会监督,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加大对徇私舞弊行为的查处力度,既要保证程序上的公平,更要兼顾实质内容的公平。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熊丙奇认为,不能简单取消高考加分,应从三方面改造高考加分的土壤与环境。首先,变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决策的方式为科学、民主决策,对高考加分项目进行充分论证。在目前的高考加分项目中,数学、物理、化学等全国性学科竞赛的优胜者获加分,考生和家长意见不大,而对于体育特长生、艺术特长生和三好学生的加分,则质疑颇多,原因在于特长和三好生评价可能有“水分”,因此,在选择加分项目时,应广泛听取学校、老师、家长、学生的意见,而不能由教育部门自作主张。其实,如果这种新的决策机制能够建立,很多存在于我国教育中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其次,每个加分项目获得者的名单都要公示。在高考录取中,一分之差对考生的投档录取的影响就极大,更不用说10分、20分的加分了。因此,在执行经严密论证确认的加分政策时,需要公开、透明,公布所有获得加分的学生的全面信息,包括家庭信息,接受公众监督。再次,从长远看,对考生的加分政策,应纳入多元评价体系,即变“高考成绩+加分”为用多项指标对考生进行综合评价,引导学生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而学校根据对学生的综合评价自主录取。这类似于美国大学对申请者的评价和录取。当然,对于高校自主招生,近年来也存在质疑。其实,分析对加分政策的质疑与对高校自主招生的质疑,其根本原因是一致的,即决策不够科学民主、办学不够公开透明。也就是说,如能做到决策科学民主、办学公开透明,加分政策就不至于如此变异,同样地,高校的自主招生也会有良好的公信力。所以我国的教育发展,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加强改革,建立一套能保障教育决策科学、民主,学校办学能真正对受教育者负责的管理制度。

高考新政策篇4

关键词：新高考政策,数学课堂,教学活动,思考

高考政策是高中学科教育教学的“风向标”、是高中学生群体努力奋斗前进的“指明灯”。当前,随着新高考政策的颁布和实施,高中数学教师就必须围绕和遵循新高考政策的要求,进行数学课堂的组织、开展和施行。众所周知,课堂是教学目标意图的重要平台,是教学活动实施的有效载体。课堂教学已成为教师落实新课改要求、新高考政策的阵地以及学生感知获取新高考政策要求的路径之一。适应、发展、引领新高考政策要求,是教师和学生的共同任务和根本要求。作为课堂教学的设计者、高考政策的执行者和传授者,就必须在课堂教学上下功夫、做文章,进行认真的组织和实施,以期达到课堂教学、新高考政策、教学效能之间的有效平衡、科学协调、持续发展。

一、双边互动交流应成为课堂教学活动的“主旋律”

高中阶段,学科教学时间紧、学生学习任务重、期望标准要求高,课堂教学活动就变得十分的紧张、课堂时间就变得十分的短暂。有部分高中数学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时,为了实现有限课堂教学时间的“最大化”,采用题题相套的形式,把大量的数学问题填进课堂之中,高中生只有完成解题的“招架之力”,缺少了师与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活动。而笔者以为,课堂应该是师与生交流的场地、生与生互动的舞台,应将双向互动的交流活动渗透和落实在整个课堂教学过程。加之新高考政策提出的知识点考查要求以及学习能力要求,都需要通过互动式、双向性的实践活动予以展示,这就要求,教师要将双边互动交流变成为课堂教学的“主旋律”,注重师与生、生与生等之间的交流、沟通,生动展示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各自显著特性以及课堂教学的能力培养功效。如“向量的数量积”一节课新知要点教学中,新高考政策中对该节课所涉及的知识点提出了深刻理解和有效运用的要求。为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教师采用“互动式教学法”,设计出师与生之间互动、生与生之间合作的教学活动,让高中生开展阅读教材活动,提出叫做在方向上投影,然后与学生一起总结向量数量积的定义,学生互相合作交流学习、教师的适当引导,以此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探究思维锤炼应成为课堂教学活动的“主焦点”

学习数学的过程,就是动手探究、思维研析的实践进程。学生主体在动脑思考、动手操作等进程中,数学学习能力、学习素养等方面能够得到显著、有效的锤炼和提升。笔者通过对新高考政策内容,特别是学习能力目标相关内容的研析发现,新高考政策中对学习能力方面要求与新课改实施纲要如出一辙,都十分重视学生主体数学学习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因此,培养和锻炼高中生数学探究、思维等方面技能素养,应成为课堂教学实施的“主焦点”、“主攻点”、“主任务”。教师要相信学生,多腾出教学时间,提出需要高中生进行动手、探析的问题任务、目标要求,并组织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相结合的数学实践活动,不断展现他们的课堂主人翁风采,提升他们的数学研究解析技能。在此过程中,教师不能放手不管,听之任之,应该切实实时指导和引导,保证他们的探究活动不偏离“航向”,取得预想的效果。如“f(x)=2sin(π-x)sinx-(sinx-cosx)2,求f(x)的单调递增区间”案例教学中,教师根据新高考政策提出的“准确掌握和运用函数y=Asin(ωx+φ)的图像变换以及三角函数的图像和性质、正弦函数的单调性等知识点进行解题的能力”要求,采用师引为辅、生探为主的探究式教学方式,将课堂桌椅设计成若干个马蹄形形状,分成合作探究小组进行案例探究分析和探讨活动。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探析,对该问题的涉及的知识点有初步了解:“应该利用三角恒等变换化简函数的解析式,再利用正弦函数的单调性,求得函数的增区间”。同时也初步获取了探析解答的观点。教师让小组内的学生代表阐述,指出:“该问题主要是关于三角恒等变换、正弦函数的单调性求函数的值问题,需要运用转化的数学思想”。此时,教师组织其他小组学生对此观点进行补充和完善,从而获取该问题的解题思路。教师组织学生小组内进行解题活动,对照比较完善解题过程。最后,要求学生主体小组合作讨论,共同找寻推导出解题的方法,从而使学生在合作探析讨论中得到其基本解题方法。在这一问题的讲解进程中,学生得到了较为充足的合作学习、探究分析、讨论沟通的实践时间和空间,并且对该类型的问题解答方法有了深刻、准确的掌握和理解,促进和提升了学生解决问题能力水平的提高,较好地落实了新高考提出的能力培养要求。

三、渗透高考政策应成为课堂教学活动的“主方向”

高考政策应时时刻刻渗透和体现在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过程。高中数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结合高考政策要求,紧扣高考政策这一“要义”,把系统的高考政策化整为零,融进平时的课堂教学之中,将相关目标要求等,通过预设活动予以体现,渗透在教学活动的各个“枝节”。同时,在巩固提升环节,有意识的设计出能够体现高考政策的数学典型试题,组织学生进行学习认知、解答分析活动,进一步感受和领悟高考政策的内在要求,逐步让学生获得符合高考政策要求的数学技能应用能力和数学素质。

以上是本人结合新高考政策要求,对现在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实施,进行的较为粗浅的阐述,期望教学同仁能够积极响应,共同推进有效课堂改革,实现教学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朱勤荣.浅析新课改下高中数学课堂提问有效性策略.素质教育论坛,2009(1)

2021高考复读新政策篇5

高考复读新政策

1、国内各省教育部都有声明，对待复读生，必须和准高三生录取政策一视同仁，高考不得有克扣分数出现。而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加分这一项，每个民族都一样。

2、国内教育部声明，所有的复读生，都和准高三生的待遇是一样的，不得出现偏袒或者不愿意招收复读生的情况出现。不过复读生要明白，国内大部分军事类的大学都是不收复读生的，部分大学也是有这样的规定。

3、复读生和准高三生在高考政策是一样的，没有地区限制，而且高考后和其他毕业生一样，都是达到同样的分数线来做录取。

复读生的优势

1、首先是知识储备比较丰富

教育改革的趋势是强调基础知识的掌握，这个要求对复读生很有利，因为他们已经经过了一次高三的积累，因此相对来说对于基础知识的掌握，他们还是比应届生具有一定优势的。

2、其次是考试经验丰富

复读生亲身经历过高考报名、体检、政审、熟悉考场等完整的考试流程，感受考场气氛和考试全过程，这对第二次高考很有帮助，首先是不会感到紧张和慌乱，其次就是能够更加稳定的进行复习，最后也能正确的调节自我情绪来适应高考考试。

3、再次是心智更加成熟

复读生经历过高考挫折之后，那么他们年龄和阅历也随之增长了，而且他们的性格更加稳定成熟，好的心态就是成功的一半，心智的成熟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益处。

4、最后是比应届生多复习了一年

一年的时间会使他们掌握更多的知识和经验，这也是相对于应届生来说的一大优势。

复读生和应届生有什么区别

首先，在志愿填报上，复读生是不可以报考国防生和军校军事生(不是地方生);公安现役院校(与公安院校不同);8年制医学;某些特殊专业(比如涉及国家安全的)等。其次，有一些学校的专业会明确规定不招收复读生的。

除此之外，国家考虑到复读生有可能会受到区别对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各省的教育机构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明确表明了：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歧视复读生，与应届生享同等政策和待遇。如果你是少数民族，那么你高考复读同样享受加分待遇。

复读生在港澳的院校录取方面也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大家只要达到所报的院校规定分数，就可以报名港澳院校的相关专业，正常参与面试或者入校读书。

复读生怎样调整心态

1.每天思考复习中的加减法

复习中的加法：每天都要问自己：“我又掌握了什么新的内容”“得到了什么新的启发”“有了什么新的收获”，不断获得成长的感觉，进步的感觉，保持积极的情绪。复习中的减法：即每天每科每课都及时总结“我又消灭了一个薄弱环节”，“我又排除了一个隐患”。使自己的弱势不断减少，信心不断增加。只有真正愿意去学才不会觉得学习是负担。

学会减压、学会自我安慰、学会转移和释放压力。在复习时，不用去和别人比较复习进度、成绩高低，也没有必要拿别人的标准当成自己的标准。要相信自己，自己的事情自己最了解，关键要看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自己究竟做到了多少，和前一次相比自己这次有没有进步。

2.每天进行自我激励

每天晚上睡觉前，对自己说：“我这一天过得很充实，我又收获了很多，进步了很多，我每天都在进步，我真的挺了不起的……”反复说几遍，你会带着自信、满足和愉悦的心情进入梦乡;早晨起床时，你也可以自己说：“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经过休整我精神抖擞，信心百倍，相信今天我会收获更多!加油!”有效放松身心的方法包括：听音乐、做深呼吸(腹式呼吸)、运动、唱歌、聊天、沐浴等。

抽时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或是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运动、听音乐、和信任的师长、家人聊聊天，对于释放压力缓解情绪很有帮助。不能放弃任何一科，必须认真对待每一科。考试成绩只能是你一阶段的复习成果，这时要借此机会找出自己的薄弱处，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遇到学习上的困难一定要咬牙坚持，相信自己就是黑马，不要畏惧。

3.多做题多思考

复读生普遍存在听多做少，看多思少问题，归纳总结环节缺失将严重阻碍成绩的进一步突破。因此复习应回归基础，注意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深入理解和各知识点之间脉络轮廓的摸索总结，认真回顾以往所做习题，尤其是易错题和常见题，总结归纳固化典型习题基本处理模式，既不能泛泛浏览书本，也不可盲目陷于题海。

同时，仔细分析历次大考失误分数的成因，是心态紧张、审题计算错误还是时间分配不当等，有针对性地予以训练纠正，基础较好的同学可以适当增加综合模拟练习量。

高考加分政策的现状及思考篇6

一、高考加分政策综述

1高考加分政策的历史沿革

1987年4月27日，原国家教委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其中第35条至第44条，详尽地规定了可以享受加分政策优惠的对象和分值幅度。此后，虽然加分项目、对象、分值多有调整，此项政策却稳定地延续下来。纵观之，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国初至1976年的“优先录取”阶段。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1950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革命干部及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以及华侨学生均为“优先录取”的优惠对象。到1956年，又增加了“烈士子女”和“香港澳门学生”两类人员。第二阶段为1977年至2000年的降分录取阶段。这阶段取消了工农成分学生及革命干部的优先录取政策，继续对少数民族学生、港澳台青年、归国华侨青年等实行优先录取政策。自1978年以后，国家加大了人才选拔的力度，开始对三好学生、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艺术特长生、思想品德表现突出者、受政府表彰的优秀青年、报考农林等特殊院校者实行高考降分投档政策。第三阶段为2001年以后的加分录取阶段，2001年规定，对于高中阶段的省级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省级及以上科技发明创造奖获得者或单学科竞赛优胜者，以及高中阶段参加重大国际体育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取得前六名、获国家二级运动员以上称号的考生实行加分投档政策，一般不得超过20分。2004年规定，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在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的退役军人，可增加10分投档；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上或被大军区以上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可加20分投档。

2高考加分政策的不同取向

高考加分政策之所以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价值导向性，“触碰了高考公平性这根敏感神经”。以2008年教育部及各省公布的高考加分政策为例，按其导向性可以划归为三类。

(1)照顾性加分。此类加分体现了高考公平的价值导向，也是社会公平在高考中的映射。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烈士子女等三类考生由省级招生委员会决定，可在高等学校调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要求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残疾军人、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驻边疆国境的县(市)、沙漠区、国家确定的边远地区中的三类地区和军队确定的特、一、二类岛屿部队现役军人的子女报考高等学校，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残疾人民警察、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报考高等学校，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在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2)鼓励性加分。鼓励性加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有利于激励学生个性的张扬、特长的发挥。根据教育部规定，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考生获得省级优秀学生称号者、奧赛获奖者、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称号等，由省级招生委员会决定，可在考生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分数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增加分数投档条件的，只能取其中最高一项分值，增加的分值不得超过20分。

(3)政策性加分，国家或一些地方为推行某种特定政策，而把分数作为奖励的一种手段。如教育部规定，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可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10分投档；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上或被大军区(含)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可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20分投档。退出部队现役的考生，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重庆2008年高考加分政策规定，三峡库区淹没城市乡镇的考生可加5分；农村独生子女报考在渝院校在各批次控制线下5分内视为达到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二、当前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问题

高考加分政策从实施至今已有几十年时间了，它在弥补我国高校招生制度的不足以及促进入学机会的相对公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其不完善之处也逐渐暴露出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制定随意性大

首先，加分政策涉及部门多。目前，加分项目已涉及科协、体育、外事、民委、计划生育、残联、公安、民政、工会等10多个部门和单位，通过关系找教育部门要求出台高考加分政策的行业、部门或人士更是层出不穷。其次，加分政策的出台，往往来自于专家之建议、领导之意愿，缺乏公众的参与，没有经过听证会、座谈会及网络上的交流、讨论、辩论，因而决策者对加分政策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缺少清晰地评定。再次，加分政策成为了社会福利手段。比如，四川省的“见义勇为”加分政策；河北省的“农村独生子女”加分政策；重庆市对三峡库区移民子女的加分政策等。用分数作为实施某项政策的激励手段或补偿途径，违背了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因为高考加分政策最初是为了弥补高校招生制度的某种缺陷而制定的，目的在于鼓励学生提升素质，综合全面地发展；实施社会救济，促进教育公平。

2对象范围界定模糊

1950至2008年间，教育部规定的高考加分对象从“工农干部、少数民族考生和华侨”三项增加到20多项，而各省市的加分对象则更多。2000年后，由于高考加分政策的制定权限下放到省一级教育主管部门，各省市出现了加分对象不一样的情况，除了教育部规定的加分对象外，各省市还加入了其他的加分对象。此外，对于某些标准的界定也较模糊，如2008年福建省规定。“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考生，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思想品德方面确有突出事迹者，先由各设区市招生委员会鉴别、审核后附详细事迹材料上报省招生委员会，由省招生委员会再研究确定是否符合加分条件以及具体的照顾分值。”一般来说。“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本身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校准，它“属于精神领域的软指标，没有物化的标准可以衡量，这给评定执行造成了极大的弹性空间”，从而给造假提供了保护性条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3加分幅度各地不一

教育部在历年的加分政策中对同一加分对象的加分幅度都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只是指出了一个大致的范围，比如在2008年教育部规定，烈士子女考生由省级招生委

员会决定，可在高等学校调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要求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考生获得省级优秀学生称号者由省级招生委员会决定，可在考生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分数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规定中的“适当降低”、“适当增加”在赋予地方一定自主权的同时，也导致了各省市对同一加分对象的加分幅度不一致的情况。

4荣誉造假愈演愈烈

高考加分政策本身存在的漏洞，加上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得此项政策成为了某些社会阶层的特权，滋生教育腐败，频频出现为获得加分而进行荣誉造假的事件。2004年，河北省查出80名假“三好”学生和假优秀学生干部；同年，陕西西安查出192人国家二级运动员造假；2006年，湖南省上千考生国家二级运动员造假。当前学生荣誉已成为造假的“热点”，这种“荣誉造假”不仅涉及部门多、环节多，很难逐级核查，而且由于参与造假的大部分为干部子女，很可能引发新型的官场腐败。渐成上升趋势的“荣誉造假”已成为高考“场外舞弊”的新热点，势必严重威胁到高考的公平与公正。

三、完善加分制度，促进高考和谐

1明确加分范围

首先，高考加分牵扯到千百万学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应当采取各种形式征求意见，特别是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给他们表达意见的机会。就加分政策的制定而言，相关部门应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也可以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其次，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自然属性一类考生，如少数民族、归侨、革命烈士的子女等在高考录取中给予加分，是带有照顾性质的，体现了社会的人文关怀，考生、家长及社会一般可以理解和接受。同样，为了体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对于那些非自然属性的考生，如二好学生、国家二级运动员、在各项竞赛活动中获奖的学生等，则应一律取消高考加分政策，可以改为优先录取。为了防止出现人人争做“自然属性考生”。就必须对“自然属性一类考生”进行明确的界定，如因地区偏僻、经济落后，教育设施无法跟上现代化步伐的少数民族、边远山区等弱势群体就属于这一类。再次，国家必须加大力度制定相关政策监控和规范一些非法改变户籍、学籍以及非法侨民等行为，坚决取消因后天优秀等原因给予加分的政策。当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也应逐步取消全国范围内的高考加分制度，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2规范加分程序

加分制度之所以腐变，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加分制度本身的缺陷，即对“程序公正”的忽视。因其操作过程往往是封闭的、不公开和不受监督的，在操作程序方面又缺乏严格的规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执行的空间相当模糊，人为因素很大。因此，在制定出新的高考加分政策后，其程序正规化应视为极为关键的环节。全国各地在贯彻执行过程中，程序公开、操作透明是首要原则，各地区必须将享受加分照顾的考生向公众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严防被人掺杂使假；要建立和完善防范与责任追究机制，一旦发现有人鱼目混珠，应有制度性的处罚措施制约。这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公信力不彰的现实情况下，既是为了保护真正应该照顾的学生的权益，更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辽宁省在2008年高考加分政策中就明确规定，凡符合加分、降分条件的考生名单，必须于高考前向社会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享受相关照顾项目分值。此举势必会大大降低“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3统一加分标准

根据政府的职能要求，对某个对象的高考加分显然不是某个省份或高校的特有事务，而是一种全国性事务，应该由中央政府来决定。但目前看来，具有同一加分项目资格的考生却因为省市的不同而获得了不同的分值，这必然造成新的不公平。制定统一的加分标准，势在必行。首先，对“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省级优秀学生等实行优先录取，取代原有的加分规定。因为此项加分规定造成法律上的不合理差别，有悖宪法平等权原理。其次，根据各类竞赛者的获奖名次分别实行不同的加分标准，并逐步降低分值，直至取消。如对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中全国决赛一等奖获得者给予20分加分、二等奖获得者给予10分加分、三等奖和省赛区一等奖获得者给予5分加分。因为这类竞赛的要求较高，不仅要求考生掌握好书本知识，而且还要求考生对书本以外的知识也要有较深的了解，特别是创新大赛。这就要求学校在培养人才时，也应该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加强各方面素质的发展。再次，对照顾性加分对象的加分标准不变。对少数民族考生、华侨、港澳台学生实行加分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对报考农、林、地、矿等艰苦专业者实行加分，可以保证这些相对“冷门”专业有相对稳定的生源，从而使其不断发展。“照顾性”加分体现了合理性差别，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但应当细化加分标准、分值。

4强化监督审查

“在当代中国，凡是竞争激烈的地方仍然是人情与关系最希望介入的地方。而大学招生是教育界竞争最为激烈的一个领域，如何防止人情与关系的干扰便成为招生考试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高考加分因加分对象和标准的模糊性而可能成为教育腐败的又一个领域。腐败产生的根源，首先在于制度设计上出现了问题，加分制度设计本身不够严密，再加上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形同虚设，运作过程的不透明、不公开，致使高考加分政策在一些地方被严重异化，成了一部分人以权谋私的工具。加强权力监督和制衡，使有加分权者不能随意弄权，同时要尽量将人才选拔权从行政部门移走，交给那些直接从事教育的职业工作者，并配套设置一系列周详、到位、透明、有效的公众监督机制，以实现目标公正和程序公平的有机结合。首先，要建立严格的资格审查制度，细化标准，强化责任，同时邀请纪律监察部门、考生或家长代表等参与审查过程；其次，要完善加分对象公示制度。一旦加分对象人选确定后，教育主管部门就应尽快通过学校、报纸、电视、网络等途径将之公布于众，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最后，要加大对“荣誉造假”的打击力度，通过建立一套公开、公平、规范的学生档案管理制度，采用有防伪标识的荣誉证书或识别系统，以及加大围、追、堵、截力度，严惩造假行为等综合治理措施，不给造假留下任何的活动空间和机会。

在大一统、一刀切、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还不能立即革除的情况下，通过加分或其他变通办法优化人才选拔机制，应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合情合理的。高考加分政策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弥补高校招生制度的某种缺陷，它是一种制度性的矫正措施。因此，彻底取消加分政策显然是行不通的，只有重新审视现行的高考加分制度，通过明确范围、规范程序、统一标准、强化监督、严惩违规等途径予以完善，不给造假者以可乘之机，才能为考生带来真正的公平和公正，实现高考的和谐、有序进行。

刍议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篇7

1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追溯

1.1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释义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隶属于高考加分政策, 是为弥补高校招生制度的某些缺陷而制定的针对体育特长生的加分政策。针对拥有体育特长的考生, 经过专业部门测试, 在考试成绩之外给予一定的加分, 是应试教育体制下, 鼓励学生注重全面素质提高的一项措施[1]。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考试制度。

1.2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历史沿革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属于鼓励性加分范畴, 它的发展与成型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 是伴随高考加分政策的稳固实施的产物, 同时又随着高考改革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即起源与确立、常态发展、非常态发展、调整与取消阶段。

1.2.1 起源与确立阶段 (1978年-1986年)

1978年改革开放后, 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人才来参与到祖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中来,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国家加大选拔优秀人才的力度, 对三好学生、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特长生实行高考分数优惠政策”[2]。随之在1983年规定, 高中阶段获地区级体育竞赛单项前5名或集体前3名的主力队员, 考分达到规定分数线的, 可上提一个分数段投档。1986年, 规定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考生可降低20分投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使得高考加分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确立, 体育特长生加分政策作为一项明文规定的形式正式登上了高考的历史舞台。可见, 国家对特定历史时期选拔优秀人才的决心和力度之大。

1.2.2 常态发展阶段 (1987年-2004年)

1987年4月, 国家教委出台《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 其中第36条规定:应届毕业生高中阶段参加地区级以上体育竞赛获单项前5名的队员或集体前3名的主力队员, 获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的考生, 总分低于同批录取学校控制分数线20分以内, 可提供档案, 由学校审查择优录取。并对参加的赛事级别进行了详细说明, 其中指出获得重大国际、国内体育比赛前6名、获国家一、二级运动员称号, 且报考当年通过省招委和体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的测试并被认定的考生可享受加分。加之1999年全国高校扩大招生政策的出台, 为我国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奠定了基础。从此,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成为一项稳定的高考政策延续下来, 随后的几年里虽然对加分的项目和分值做了较大调整, 但此阶段基本上延续了1987年的高考体育加分政策, 属于体育加分政策的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1.2.3 非常态发展阶段 (2004年-2010年)

2004年教育部废止了198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 同时出台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同时, 全国高校已开始自主招生, 导致地方性招生的自由空间加大, 无形中标志教育部将制定高考体育加分攻策的权利下放到地方。以致于连续出现:2004年西安高考体育加分造假、2006年湖南高考体育加分造假、浙江高考体育加分2007-2009连续三年造假、2010年厦门马拉松高中生作弊等现象的发生。这种“病变”的情况的发生无疑是“钻空子”, 挑战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红线”。此阶段正是缘于教育部权利的下放, 加之全国高考试卷变为地方性出题, 然而地方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制约, 为提高升学率, 导致后期各省、地区的体育加分项目无调控、无标准、无理性的逐年增加, 使更多的考生从中“获益”, 最终使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异化为金钱、权力腐败的加分政策。此阶段加分政策没能正常发展, 属于“畸变”阶段。

1.2.4 调整与取消阶段 (2010年-2014年)

2010年底, 教育部联合相关部门发布《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 对体育特长生的高考体育加分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 “瘦身”后的高考体育加分项目变为足、篮、排、田径等8个项目, 各省市可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不超过2个项目, 《通知》规定自2014年高考实行。然而, 可悲的是2014年7月辽宁本溪、河南漯河的考生被报道高考体育加分作弊。一次次的屡禁不止的造假作弊现象导致了高考体育加分政策走向末路。2014年12月, 教育部网络公布2015年1月1日起取消体育特长生高考加分项目。对在2015年前获得加分资格的考生, 进行严格审查, 严控加分分值。致使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穷途末路, 从此淡出了高考的舞台。

1.3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特点分析

1.3.1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灰色公平性”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灰色公平性”包含两方面含义:政策本身的相对公平性和政策实施的不公平性。高考体育加分政策起初是为了照顾具有体育特长的考生, 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增加一条“保险”条件;另一方面是想让“一考定终身”的模式向着“多元化”考试的一种尝试。在同等条件下, 具备体育优势条件的考试能够享受“特殊照顾”, 体现应试教育的“公平性”。然而,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 由于监管力度及缺乏法制制约, 随之出现众多的“暗箱操作”事件打破了同等条件下的平衡原则。就像老子说道:“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 损人不足以奉有余”。

1.3.2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不统一性

(注:表1, 表2源自中国教育考试网)

通过调查发现, 我国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在加分项目和加分分值两方面均不统一。由表1和表2可知, 2014年全国各省市国内外重大赛事前六名和获得国家级二级运动员的各省的考生在加分分值就很大区别, 分值为从0-20分不等, 陕西无分值而是以优先录取替代, 这对于各地区考生而言不公平。由表3可知, 高考体育加分的项目亦是从1983年后成“突变式”增长, 在2004年达到峰值, 有的省份甚至多达32项, 如果监管不严则容易出现腐败、作弊或造假问题;2010年教育部对体育加分项目总量进行了调整, 规定加分项目为“8+2”;2014年9月份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 2015年起取消体育特长生加分项目。加分项目逐渐增多到缩水直至最后取消的背后, 隐藏着诸多腐败、作弊及造假问题等暗箱操作现象。

1.4 取消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原因分析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初衷是为鼓励学生强身健体,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在一些地方数十年实施的过程中, 结果主导制被异化成了敛财工具, 成了部分学生投机的腐败温床, 严重影响了高考公平, 才导致了政策的大变革而被取消。仔细推敲发现: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实施过程均存在一定不足。首先, 政策的制定缺少相应的法治约束、项目设置缺少硬性规定。导致下属部门作假、舞弊、违规现象层出不穷, 致使“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其次, 在实施过程中, 体育局和招生办对加分项目审核不严谨, 监管不到位, 导致测试教师“生杀权”过大, 复测过程走过场, 甚至出现“量身定制”改成绩现象。如辽宁省2014年高考体育加分复测标准, 其中女子跳高标准由国家体育局在2010年颁布了最新《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规定女子二级运动员跳高标准为1.56m, 降低为1.45m。诸如此举还谈何公平?此外, 高考本身也不是绝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 受中国几千年来的应试教育的影响。自古便有“学而优则仕”, 再到今天的“一考定终身”, 为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失衡”埋下了隐患。

2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与高校体育单招政策的解析

2.1 高校体育单招释义

高校体育单招指国家针对各类高等学院单独组织的招生考试, 考试内容为:文化考试和体育加试两个部分, 文化由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统一命题;体育加试由各高校自行组织考试, 单独划线, 单独录取, 录取学生跟参加普通高考学生待遇相同。报名时间根据各省高考报考时间差异不同, 各高校报名现场确认时间一般为3月初, 体育加试的考试时间一般为五月初考试, 与高考不冲突。体育单考单招考试时高等院校统招的一部分, 学生可自由选择参加高考。

2.2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与高校体育单招分析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已被取消, 而高校体育单招考试政策依然存在。有学者认为, 体育加分政策取消后, 对于没有高考或即将高考的学生 (获得二级或以上运动员称号) , 可报名参加全国高校体育单招考试。

调查发现, 体育单招政策和高考体育加分政策有着一定的区别:前者是以体育特长为主, 受测者的运动成绩的优劣占主导;后者是以文化课成绩为主, 运动特长只是一个辅助加分手段。但两者都存在各地区体育成绩测试过程中的考试监测问题:无论运动成绩为主为辅, 体育成绩的测试都在各地方招生高校内部进行, 由各高校内相关体育教师进行测试, 那么其测试者主导性作用依然很大。高考体育加分政策正是缘于在实施过程中监管不力, 测试空间的封闭和不透明性造成不公平而被取消。那么高校自主招生 (体育特长生单招) 考试过程中, 也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监管不到位可能。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与高校体育单招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 可谓“万物皆各有藕, 藕中又自有藕”, 是高考的联系和区别的两个方面。体育单招也应针对加强评价监测, 完善考试制度, 建立考试实施过程中科学的专项督查、抽查、公告制度和行政问责机制, 以免赴高考体育加分后尘。

3 相关体育政策的解析

2015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文《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 文中指出, 切实保障中小学体育课课时, 鼓励实施学生课外体育活动计划, 促进青少年培育体育爱好, 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 确保学生校内每天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一小时[14]。《若干意见》中强调“促进青少年体育爱好, 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这表现出对如今学校体育工作的严峻现状的“挑战”。高考体育加分政策针对的是一少部分有体育特长学生群体, 现如今《若干意见》则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能拥有一个特长且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运动水平。

2016年4月21日,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改革发展, 强化学校体育是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意见》第十四条指出, 中小学要把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情况、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和运动技能等级纳入初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省 (区、市) , 在高校招生录取时, 把学生体育情况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13]。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则是在考虑学生学习成绩的前提下, 凭借自己的“体育特长”获取一定的砝码而得到理想院校的录取。例如美国的加州大学在录取时通常都会考虑到学生的体育特长方面, 并重金鼓励他们去参加体育赛事。由此可见, 国家借助“高考升学”的平台来全面推动学校体育工作全面开展。

《若干意见》和《意见》中均体现了国家对学校体育工作重要性的肯定和支持, 强调“增进学生体质健康、掌握运动技能”是升学时一个可综合评价的优势指标。虽然, 体育加分政策取消了, 但可看出国家要大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指明了学校体育工作要培养学生体质健康、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掌握运动技能的培养目标。体育政策的颁发, 是取消高考体育加分后将学校体育工作回归教育本位的重磅出击。

4 结语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在高考的历史舞台活跃了30多年, 经历了改革开放、高校扩招、全国地方性自主考试三个“分水岭”, 可谓高招考试制度历史上的一次革新, 在特定历史时期选拔全面性人才曾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政策制度的缺陷和监管不力, 导致后期破坏了高考的公平性, 期间进行了多次的调整和改革, 但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体育测试阶段的监管懈怠性, 成了敛财工具, 损害了考生的利益。高考体育加分的取消为高校体育单招敲响了警钟。高考体育加分将学校体育工作推到了教育边缘, 《若干意见》和《意见》的颁布, 重新理顺了现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思路和方向, 将体育工作提升到国家战略, 促使学校体育工作回归教育本源, 对今后学校体育发展的方向起到积极引领作用。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 以高考体育加分政策为切入点, 针对体育加分政策的历史背景、政策的特点、取消的缘由, 并结合相关体育政策及当今学校体育工作发展方向进行解析。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选拔全面性人才曾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政策制度的缺陷和监管不力被异化成为敛财工具, 破坏了高考的公平性;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取消敲响了体育单招考试的警钟, 促使学校体育工作回归育人本源, 对学校体育工作开展产生积极引领作用。

高考新政策篇8

编者按:2003年, 国务院针对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提出了“两为主”, 即以流入地管理为主, 以公办学校为主, 允许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在流入地就读。十年过去了, 当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开始要考高中、考大学了, “异地高考”这个问题就成为一个客观的、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2011年3月24日, 20名学生家长向教育部学生司工作人员递交了《学籍与户籍分开, 以居住地和学籍确定高考地的建议方案》。这些家长都是外地来京工作多年, 孩子当中大部分在北京完成了小学、初中教育, 马上就要面临高考。2011年10月, 他们又向社会公开了民间版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 并递交教育部。这份方案提出, 不再把户籍作为高考报名的限制条件, 高考报名资格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的标准认定。具体措施是子女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 至高中毕业在该地有3年以上连续学籍的, 高中毕业即可在该地参加高考和录取。对于北京、上海等情况较为特殊的区域, 方案中也有明确设计: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 至高中毕业有连续4年以上学籍的, 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之后, 这些非京籍家长每个月到教育部信访办提交公开信, 希望能够得到明确答复。同时, 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家长志愿者自发组织, 在地铁口、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社会宣传, 目前, 已争取到接近10万人次的公众签名。民间版《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就是他们在调研、征求意见, 组织专家学者、家长、媒体记者召开研讨会的基础上拟成的。

2011年8月30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 (后文中简称《意见》) 。2012年9月7日,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文件主要精神有三点:一是要积极解决。文件规定各地在年底前要出台解决办法。二是要有条件准入。家长、学生和城市都要符合条件。家长基本条件是, 有稳定的工作, 有稳定的住所, 有稳定的收入, 并且交了各种保险, 是这个地方的常住人口;学生本人条件是, 有可能在这里学了小学、初中、高中, 也可能只是高中才来, 可能高中三年都在这里, 也可能高中一年在这里, 因此各地会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什么样的学生跟本地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是城市条件, 要考虑城市的发展需要和承载能力。三是因地制宜。各地根据流入地的具体状况, 制定具体的办法, 提出具体的条件。

那么, 本次出台的三个条件是否能够满足异地高考的诉求,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围绕异地高考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本期《深度报道》特邀教育政策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对此进行深入剖析。

高考新政策篇9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基础教育也得到普及。作为人口大国, 中国在人才方面的竞争尤为激烈。在古代科举制度的影响下, 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一直备受瞩目。近几年来, 随着民族身份造假事件层出不穷, 人们对于少数民族考生是否应该在高考录取中受到照顾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笔者认为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应该延续下去, 它对教育资源匮乏、教育条件落后的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是一种补偿, 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他们在全国高考的巨大竞争下同教育条件优越的我国中东部地区的考生保持竞争力,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壮大, 这项政策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二、华东地区2002-2012年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

什么样的少数民族考生能受照顾?加分幅度多少适宜?针对这些疑问, 现整理出华东地区各省 (市) 近10年来民族政策的规定, 如下表:

注: (1) 上表注释内容:宁德市、罗源县、连江县、福州市晋安区的北峰山区 (日溪乡、宦溪镇) 、漳浦县湖西乡、赤岭乡, 龙海市隆教乡, 永安市青水乡, 上杭县官庄乡、庐丰乡, 宁化县治平乡的畲族考生;晋江市陈埭镇、惠安县百崎乡的回族考生;华安县高山族聚居点的高山族考生;生活在高山 (享受高山补贴) 、海岛 (无桥梁、海堤与大陆相连) 的少数民族考生以及报考我省省属高等专科学校民族班的少数民族考生。

(2) 上表中, 福建省少数民族加分高考照顾性政策适用于全部招生院校, 在闽招生院校中无此项内容。

从上表可以看出, 华东各个地区少数民族加分政策从照顾条件, 照顾方式上来看存在差异。2002年至2012年, 就照顾对象条件来看, 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上海市只要是少数民族考生即可有条件享受照顾性政策, 而其他两个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加以限制;照顾方式来看, 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为加分投档, 福建省、上海市为在总成绩上加分, 山东省委在院校调档分数线10分以内的可以向学校投档, 由学校录取。不管是以何种方式, 各地区照顾幅度相差较大, 3分到20分不等。

三、对现有华东地区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反思

民族考生在教育体系中是一直受到照顾的群体。上世纪, 少数民族因教育条件差、教育资源短缺等不利的教育环境受到国家的格外照顾。但进入新世纪以来, 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和汉族考生接受同等的教育。同时, 国家逐渐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投资, 在教育设备、师资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仅根据户籍是少数民族就加以照顾难免有失公平。

总体而言, 少数民族地区在各方面发展上仍与汉族地区有较大差距, 且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的人人平等还不可能实现, 该项政策的正当性仍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但在当今, 对民族考生的照顾必须限定条件。比如福建省已经规定必须是生活在高山 (享受高山补贴) 、海岛 (无桥梁、海堤与大陆相连) 及特定的艰苦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才可以享受照顾政策。因此, 未来少数民族学生应至少满足少数民族户籍和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聚居地两项条件才能在高考中加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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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莉娟, 孟立军.教育公平视阈下我国高考加分政策探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第21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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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崔华华, 方美.对我国高考加分政策的理性分析及思考[J].高教探索.2010年第三期.

高考加分政策的现状及思考篇10

一、高考加分政策综述

1. 高考加分政策的历史沿革

1987年4月27日, 原国家教委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 其中第35条至第44条, 详尽地规定了可以享受加分政策优惠的对象和分值幅度。此后，虽然加分项目、对象、分值多有调整，此项政策却稳定地延续下来。纵观之，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国初至1976年的“优先录取”阶段。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1950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革命干部及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以及华侨学生均为“优先录取”的优惠对象。到1956年，又增加了“烈士子女”和“香港澳门学生”两类人员。第二阶段为1977年至2000年的降分录取阶段。这阶段取消了工农成分学生及革命干部的优先录取政策，继续对少数民族学生、港澳台青年、归国华侨青年等实行优先录取政策。自1978年以后, 国家加大了人才选拔的力度, 开始对三好学生、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艺术特长生、思想品德表现突出者、受政府表彰的优秀青年、报考农林等特殊院校者实行高考降分投档政策。第三阶段为2001年以后的加分录取阶段，2001年规定，对于高中阶段的省级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省级及以上科技发明创造奖获得者或单学科竞赛优胜者，以及高中阶段参加重大国际体育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取得前六名、获国家二级运动员以上称号的考生实行加分投档政策，一般不得超过20分。2004年规定，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在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的退役军人，可增加10分投档;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上或被大军区以上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可加20分投档[1]。

2. 高考加分政策的不同取向

高考加分政策之所以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价值导向性，“触碰了高考公平性这根敏感神经”[2]。以2008年教育部及各省公布的高考加分政策为例，按其导向性可以划归为三类。

(1)照顾性加分。此类加分体现了高考公平的价值导向，也是社会公平在高考中的映射。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烈士子女等三类考生由省级招生委员会决定，可在高等学校调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要求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残疾军人、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驻边疆国境的县 (市) 、沙漠区、国家确定的边远地区中的三类地区和军队确定的特、一、二类岛屿部队现役军人的子女报考高等学校，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残疾人民警察、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报考高等学校，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在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2)鼓励性加分。鼓励性加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有利于激励学生个性的张扬、特长的发挥。根据教育部规定，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考生获得省级优秀学生称号者、奥赛获奖者、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含) 以上称号等，由省级招生委员会决定，可在考生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分数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增加分数投档条件的，只能取其中最高一项分值，增加的分值不得超过20分。

(3)政策性加分。国家或一些地方为推行某种特定政策，而把分数作为奖励的一种手段。如教育部规定，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可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10分投档;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 (含) 以上或被大军区 (含) 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可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20分投档。退出部队现役的考生，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重庆2008年高考加分政策规定，三峡库区淹没城市乡镇的考生可加5分;农村独生子女报考在渝院校在各批次控制线下5分内视为达到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二、当前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问题

1. 政策制定随意性大

首先，加分政策涉及部门多。目前，加分项目已涉及科协、体育、外事、民委、计划生育、残联、公安、民政、工会等10多个部门和单位，通过关系找教育部门要求出台高考加分政策的行业、部门或人士更是层出不穷[3]。其次，加分政策的出台，往往来自于专家之建议、领导之意愿，缺乏公众的参与，没有经过听证会、座谈会及网络上的交流、讨论、辩论，因而决策者对加分政策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缺少清晰地评定。再次，加分政策成为了社会福利手段。比如，四川省的“见义勇为”加分政策;河北省的“农村独生子女”加分政策;重庆市对三峡库区移民子女的加分政策等。用分数作为实施某项政策的激励手段或补偿途径，违背了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因为高考加分政策最初是为了弥补高校招生制度的某种缺陷而制定的, 目的在于鼓励学生提升素质，综合全面地发展;实施社会救济，促进教育公平。

2. 对象范围界定模糊

1950至2008年间，教育部规定的高考加分对象从“工农干部、少数民族考生和华侨”三项增加到20多项，而各省市的加分对象则更多。2000年后，由于高考加分政策的制定权限下放到省一级教育主管部门，各省市出现了加分对象不一样的情况，除了教育部规定的加分对象外，各省市还加入了其他的加分对象。此外，对于某些标准的界定也较模糊，如2008年福建省规定，“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考生，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思想品德方面确有突出事迹者，先由各设区市招生委员会鉴别、审核后附详细事迹材料上报省招生委员会，由省招生委员会再研究确定是否符合加分条件以及具体的照顾分值。”一般来说，“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本身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校准，它“属于精神领域的软指标，没有物化的标准可以衡量，这给评定执行造成了极大的弹性空间”[4]，从而给造假提供了保护性条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3. 加分幅度各地不一

教育部在历年的加分政策中对同一加分对象的加分幅度都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只是指出了一个大致的范围，比如在2008年教育部规定，烈士子女考生由省级招生委员会决定，可在高等学校调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要求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考生获得省级优秀学生称号者由省级招生委员会决定，可在考生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分数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规定中的“适当降低”、“适当增加”在赋予地方一定自主权的同时，也导致了各省市对同一加分对象的加分幅度不一致的情况。

4. 荣誉造假愈演愈烈

高考加分政策本身存在的漏洞，加上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得此项政策成为了某些社会阶层的特权，滋生教育腐败，频频出现为获得加分而进行荣誉造假的事件。2004年，河北省查出80名假“三好”学生和假优秀学生干部;同年，陕西西安查出192人国家二级运动员造假;2006年，湖南省上千考生国家二级运动员造假。当前学生荣誉已成为造假的“热点”，这种“荣誉造假”不仅涉及部门多、环节多，很难逐级核查，而且由于参与造假的大部分为干部子女，很可能引发新型的官场腐败[5]。渐成上升趋势的“荣誉造假”已成为高考“场外舞弊”的新热点，势必严重威胁到高考的公平与公正。

三、完善加分制度，促进高考和谐

1. 明确加分范围

首先，高考加分牵扯到千百万学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应当采取各种形式征求意见，特别是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给他们表达意见的机会。就加分政策的制定而言，相关部门应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也可以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其次，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对自然属性一类考生，如少数民族、归侨、革命烈士的子女等在高考录取中给予加分, 是带有照顾性质的，体现了社会的人文关怀, 考生、家长及社会一般可以理解和接受。同样，为了体现真正的公平正义, 对于那些非自然属性的考生, 如三好学生、国家二级运动员、在各项竞赛活动中获奖的学生等，则应一律取消高考加分政策，可以改为优先录取。为了防止出现人人争做“自然属性考生”, 就必须对“自然属性一类考生”进行明确的界定, 如因地区偏僻、经济落后，教育设施无法跟上现代化步伐的少数民族、边远山区等弱势群体就属于这一类。再次, 国家必须加大力度制定相关政策监控和规范一些非法改变户籍、学籍以及非法侨民等行为，坚决取消因后天优秀等原因给予加分的政策。当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国家也应逐步取消全国范围内的高考加分制度，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2. 规范加分程序

加分制度之所以腐变, 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加分制度本身的缺陷, 即对“程序公正”的忽视。因其操作过程往往是封闭的、不公开和不受监督的, 在操作程序方面又缺乏严格的规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执行的空间相当模糊, 人为因素很大。因此，在制定出新的高考加分政策后, 其程序正规化应视为极为关键的环节。全国各地在贯彻执行过程中, 程序公开、操作透明是首要原则，各地区必须将享受加分照顾的考生向公众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严防被人掺杂使假;要建立和完善防范与责任追究机制, 一旦发现有人鱼目混珠, 应有制度性的处罚措施制约。这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公信力不彰的现实情况下，既是为了保护真正应该照顾的学生的权益, 更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辽宁省在2008年高考加分政策中就明确规定，凡符合加分、降分条件的考生名单，必须于高考前向社会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享受相关照顾项目分值。此举势必会大大降低“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3. 统一加分标准

根据政府的职能要求，对某个对象的高考加分显然不是某个省份或高校的特有事务，而是一种全国性事务，应该由中央政府来决定[6]。但目前看来，具有同一加分项目资格的考生却因为省市的不同而获得了不同的分值，这必然造成新的不公平。制定统一的加分标准，势在必行。首先，对“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省级优秀学生等实行优先录取，取代原有的加分规定。因为此项加分规定造成法律上的不合理差别，有悖宪法平等权原理。其次，根据各类竞赛者的获奖名次分别实行不同的加分标准，并逐步降低分值，直至取消。如对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中全国决赛一等奖获得者给予20分加分、二等奖获得者给予10分加分、三等奖和省赛区一等奖获得者给予5分加分。因为这类竞赛的要求较高，不仅要求考生掌握好书本知识，而且还要求考生对书本以外的知识也要有较深的了解，特别是创新大赛。这就要求学校在培养人才时，也应该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加强各方面素质的发展。再次，对照顾性加分对象的加分标准不变。对少数民族考生、华侨、港澳台学生实行加分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对报考农、林、地、矿等艰苦专业者实行加分，可以保证这些相对“冷门”专业有相对稳定的生源，从而使其不断发展。“照顾性”加分体现了合理性差别，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但应当细化加分标准、分值。

4. 强化监督审查

“在当代中国, 凡是竞争激烈的地方仍然是人情与关系最希望介入的地方。而大学招生是教育界竞争最为激烈的一个领域, 如何防止人情与关系的干扰便成为招生考试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7]高考加分因加分对象和标准的模糊性而可能成为教育腐败的又一个领域。腐败产生的根源，首先在于制度设计上出现了问题，加分制度设计本身不够严密，再加上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形同虚设，运作过程的不透明、不公开，致使高考加分政策在一些地方被严重异化，成了一部分人以权谋私的工具。加强权力监督和制衡，使有加分权者不能随意弄权，同时要尽量将人才选拔权从行政部门移走，交给那些直接从事教育的职业工作者，并配套设置一系列周详、到位、透明、有效的公众监督机制，以实现目标公正和程序公平的有机结合。首先，要建立严格的资格审查制度，细化标准，强化责任，同时邀请纪律监察部门、考生或家长代表等参与审查过程;其次，要完善加分对象公示制度。一旦加分对象人选确定后，教育主管部门就应尽快通过学校、报纸、电视、网络等途径将之公布于众，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最后，要加大对“荣誉造假”的打击力度，通过建立一套公开、公平、规范的学生档案管理制度，采用有防伪标识的荣誉证书或识别系统，以及加大围、追、堵、截力度，严惩造假行为等综合治理措施，不给造假留下任何的活动空间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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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铁桥.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清理规范高考加分政策.中国青年报, 2006-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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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立祝.高校招生考试政策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230.

制定高考政策要有方向感篇11

这样的规定能否被各学校认真执行，恐怕是个问题。教育部2D02年就曾出台过“禁办”规定，从当年秋季开学起，各地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的教育资源举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也不得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但几乎所有好一点的，公办高中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招收复读生。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都有这种需求。

而且，套办高中招收复读生是否就不利于教育公平?高中不属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义务教育的范畴。义务教育旨在为所有公民的人生提供一个平等的基本文化知识起点，因而，政府有义务承担这笔教育费用，以使每人均可接受这一程度的教育。与此不同，高中阶段的教育基本上无关乎教育的社会，公平功能，而主要关乎中、高等人才的培养。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中，普通高中就是高考复习班。政府出资举办公办高中，主要功能之一是为了向大学供应生源。那么，任何人都有权利利用政府提供的这一教育资源，国家没有任何理由歧视某一群体。复读生考上大学与应届生考上大学，对于大学来说，对于实现政府的目的来说，并没有区别。总之，复读不会影响高中阶段教育的公平。

更进一步说，复读、再次参加高考，乃是青年学生的一种自由权利。复读生基本上由两类学生构成：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但希望上大学者，及达到录取分数线但认为大学不够理想而不去上学转而继续参加高考者。关于前者，政府没有理由妨碍一个学生安排自己的生活，包括利用，公共教育资源上大学参加高考。关于后者，人们的议论比较多，有人甚至将此类学生中之板瑞者称为“考霸”。但是，利用公共教育资源实现自己的理想，并无不妥。

事实上，上述两种情形，其实是教育处于正常状态下的教育制度的通例。在上个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及目前的西方各国，学生们为了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总是多次参加高考。只不过，在那里，是各大学组织考试，学生可以在同一年同时参加多所大学的考试；或者由中介机构组织考试，学生可以多次参加考试，取其中成绩最好的一次作为依据，向多所大学提出入学申请。

也就是说，在正常的高考制度及大学录取制度中，每个学生都可以为了上大学及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多次参加高考。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话语来说，每个学生都是复读者。只不过，中国的高考制度是高度垄断的，学生一年只能参加一次考试，且所有学生只能参加同一个考试，由此“复读”才成为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用政府官员最喜欢使用的一个理由，“按照国际惯例”，政府应当逐渐改变目前的高考制度、大学录取制度，给予学生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让他更充分地验证自己有没有上大学的天赋，让他有更多机会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令人遗憾的是，近些年来，教育制度的某些调整不是顺应这种大势。大学内部的行政化色彩更加严重。在高考制度及大学录取制度方面，也是进一步退两步。开放香港的大学到内地录取，确实有助于增进大学的竞争性，也增加学生的选择机会。但随即，教育行政部门禁止学生在香港大学与内地大学之间自由选择。如此做法，让合理的规则俯就不合理的制度。教育部门对复读生设置障碍，同样是为了迁就不合理的现实。

这样的行政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丧失了方向感。政府一向忙碌碌地做很多事情，但整个制度却不完全趋向合理化、人性化、更有效率也更公平，甚至在某些时候强化了旧的不合理的制度。人们已经普遍承认，目前的高考制度及大学录取制度存在弊端，它不利于大学独立，也不利于学生进行自由选择，因而实有必要予以改革。各界也已经列出了种种方案，给予高校以更多自主权，也打破一考定终身的不合理规则。在这些方案所设想的制度框架中，目前以复读形式出现的学生多次参加考试、申请多所大学的现象，也就是大学和学生双向自由选择的一种正常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