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环境效应

工程环境效应（精选12篇）

工程环境效应 篇1

水力是一种可再生、无污染的能源, 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被广泛开发利用。国内外所兴建的水利工程具有防洪、排涝、供水、发电等作用, 并逐渐满足了航运和旅游的需求。由于可循环利用, 且污染小, 广泛受到人类的推崇和青睐。对水利工程的生态环境评价, 能够使存在的相关问题及时妥善的解决, 也可以更加客观真实地对水利工程的环境效应做出评价, 从而实现水利工程的平稳发展。

我国国家出巨资兴建大型水利工程, 使水利工程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是由于我国缺乏对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的科学深入研究, 致使很多水利工程理论没能得到成功地运用。我们仍需要立足我国的实际, 不断深入研究水利工程环境效应, 研究制定出更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方案, 科学地对其环境效应做出评价, 从而推动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取得持续健康发展。

一、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的基本概念

通过多年来人们对水利工程的研究和认识得知, 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指的是在水利工程的建设与运行中, 可能会破坏与影响自然生态环境,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将工程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摈弃开来, 注重验证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效应, 从而反射出生态负效应要多于生态正效应。[1]也就是说, 要将水利工程从规划到建成的整个过程的生态环境效应给予足够重视, 科学有效地进行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 合理看待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的正负效应, 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完善。

二、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体系和设计原则

一是评价体系。水利工程评价涉及多个方面的内容, 需要进行科学客观地进行生态环境效应评价, 也要理性客观地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等内容进行分析。那么, 对水利工程的评价该坚持什么标准呢?笔者结合查阅文献资料得出结论, 一定要客观、公正地进行生态环境效应评价, 这种评价与其他的建筑工程是存在差异的, 它是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包含评价标准、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三项内容, 根据国际惯例, 对水利工程的环境效益评价也是采用成分分析和模糊评价等方法利用树状图来展开。通常, 选择一个可靠的标的, 在对水文、生活、物种等方面的影响分析后与标的进行对照, 再按照评价体系的内容和方法展开科学客观地评价。

二是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坚持的原则。科学客观地对水利工程环境效应进行评价能够对水利工程的长远规划期待积极的引导作用。在最初进行水利工程设计和建造时, 设计者的初衷是提供更多的水资源、起到防洪和排涝的作用, 这就要保证水利工程设计和建设的质量, 使它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得以实现、使它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 让它能够与自然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正是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的存在, 才是水利工程最大的价值所在。因此, 在设计修建水利工程时, 必须具有长远的眼光, 考虑到当前和子孙后代的利益, 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环境换取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利益, 这样才能实现水利工程最大的效益, 才能真正发挥水利工程应有的价值。

三、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的发展前景分析

水利工程的兴建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工程, 对其生态环境效应客观地评价才能给整个工程一个科学的定论。但是, 我们毕竟对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还需要经历长时间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化。近年来, 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逐渐增强, 也逐渐认识到科学客观地进行生态效应评价的重要意义, 这就奥更加深入地研究相关理论。对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指标体系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 如何科学合理地制定指标体系, 使所确立的指标具有说服力, 能够经得住现实和历史的拷问是关键。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 从中选择能较好地反映系统状态、能基本反映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产生的累积和叠加影响的指标因子是一个较难把握的问题。[2]这就要求在进行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时, 准确地收集相关定量指标, 合理地对分析定性的指标, 只有将定性和定量指标都融入考虑, 所建立的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指标体系才能更加科学、客观、合理, 才能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与此同时, 我们也需要不断吸收借鉴国外在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不断探索和使用更加有效的生态环境效益分析和评价方法, 这样才能为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生态环境评价提供更加科学、精准的依据, 才能实现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总之, 科学客观地进行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益评价, 根据评价结果找出其水利工程对气候、水文产生的影响, 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降低水利工程建设的生态环境风险, 从而确保水利工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深入地在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益评价上下功夫, 不断健全评价指标体系, 对水利工程做出更加精准、科学地评价, 实现水利工程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摘要：水利工程对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但是, 我们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效应之间的影响, 从而对水利工程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本文从阐述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的基本概念出发, 在论述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体系和设计原则的基础上, 提出了如何进一步促进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的发展建议, 旨在为进一步科学合理地评价水利工程的生态环境效应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发展

参考文献

[1]万建平.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管理工程, 2016, 9:183.

[2]尚淑丽, 顾正华, 曹晓萌.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综述.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2014年1月第34卷第1期:17.

工程环境效应 篇2

纵观国内外交通隧道的发展，凸显出一个重要的特征：隧道越建越长，贯穿的水域面积越来越宽。这是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提出的必然要求。然而，隧道工程的实施与运营会改变其周围水环境状况，可能会破坏水环境系统，使水环境向着不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因此，需定量地评价隧道工程对其周围水环境的影响，以指导隧道工程建设和保护措施的采用，维持隧道区域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一套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获得正确评价结果的必然前提。因此，笔者对隧道工程水环境效应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相关研究。

1隧道工程对水环境的影响机理

水环境是指自然界中水形成、分布和转化所处的空间。工程项目的实施会对水环境造成破坏和污染，从而导致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其称为项目水效应。隧道工程的建设实施必然也会对水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其影响机理如图1所示。隧道开凿会完全封堵地下水带来巨大压力引发水流通道的转移与变化，打破了地下水渗流场原有的平衡，致使出现断流、涌水等现象。而隧道的不断涌水、断流会使地下水逐渐疏干，水位下降，疏干漏斗扩大，恶化水文地质条件，最终导致洞顶地表河湖泉井枯竭，水环境失去平衡，生态环境破坏。运行期中，隧道的渗漏水流失与车辆排放的危害气体、噪声等污染物质间接地对地下水影响，也会致使水环境的破坏。当水环境受到破坏时，渗漏水将使隧道承受一定的水压力，对隧道产生软化、分割、崩解的作用，引发岩溶地面塌陷等严重影响人类生活、生产的灾害[2]。

复杂电磁环境内涵及效应分析 篇3

关键词：复杂电磁环境；内涵；效应

最近几年，军用装备增添了现代性，获取显著进步。这种情形下，装备提升了固有的电磁敏锐特性，但却没能抵挡偏大范畴的电磁类干扰。日渐复杂的环境之下，发挥装备成效，是亟待化解的现有疑难。要识别危害源、明晰特性及成效。这样做，才可提升总体范畴的建造装备水准，提升军事的总水准。

一、解析根本的内涵

未来战争之中，遇有偏复杂的多样环境，都应着手予以化解。在复杂环境中，含有电磁环境。复杂电磁环境指代：特定战场之中，电磁环境干扰着平日作战，显示了明晰的干扰倾向。详细而言，它可被分成自然性的、人为性的环境。给定空间之中，布设着密集形态下的电磁类信号。它们交错布设，彼此显现了叠合的情形。这种叠合含有频域、时域以及能量[1]。信号动态交织，表征出来的样式也更为繁多。电磁干扰着装备、人员以及燃料，影响场地环境。

电磁环境特有的效应指代：多样构成要素、有着挥发性的原材、生物体及装备显现的总效应，它代表着作用成效。它密切关联着电磁类的机理，可分成兼容性、规避电磁骚扰、缩减易损耗性。此外，还涵盖了电子特有的防护、脉冲电磁防护。某些原材有着挥发的特性，含有沉积静电，它们也显现了多样的现象及关联效应，构成某一整体。

二、识别危害源头

电磁环境之中，复杂危害源含有如下：沉积性的静电、自然雷电威胁、脉冲及核电威胁、人为发出的电磁类辐射。此外，危害源还可分成军用类的、民用类的多样干扰。

（一）突发放电等干扰

作战之中常见多重的自然干扰，是不可规避的。例如累积着的静电放电、突发性的雷电、沉积情形下的放电干扰。静电放电时，常常带有瞬时态势下的突发电流，电位也十分高。电流附带着剧烈辐射，带来电磁脉冲。静电被看成近场类的干扰，构成电子干扰，很易引发油品爆炸、电源等的燃烧。此外，电容及电感类的耦合还会经由天线，将耦合能运送至装备[2]。

（二）多重的人为干扰

电磁危害涵盖了人為类的干扰，分成多样类别。人为危害显现了彼此的特性差异，构成机理不同。例如：核电磁关联的脉冲有着偏强的摧毁能力，也具备软杀伤，干扰常规作战。在人为干扰中，高空核爆显出了最大强度，覆盖范畴很大。核爆炸发生时，将释放更多的脉冲能，覆盖几千平米。从现状看，发达国家创设了偏小体积这样的武器，强化脉冲效应。定向能武器指代：超宽带特性的武器、微波性的高功率武器。电子战融汇了多重的干扰源，含有机载类的干扰机。识别它的性能，就要考量频率覆盖的范畴、干扰样式及显现出来的功率、响应耗费的时段。

三、探析多重效应

从根本上看，电磁环境表征出来的效应指代：传导电磁能量，经由辐射场来干扰燃油、场地内的人员及装备，显示多重影响。针对多重的效应，要预设如下的防控途径：

（一）规避剧烈的干扰

电磁能量可被传递至某一体系内，干扰电子元件。在电子配件上，显出了偏强的剧烈电场。雷电持续时段也较长，同时规模很大。对比常见放电，雷电脉冲显出偏低的总频率，然而能量很大。雷电脉冲还带有偏大的辐射能，瞬时带来偏强的电流。严重状态下，武器之中的电爆类配件将会着火，损伤不可估测。闪电及释放出来的静电附带着偏强的电流，电磁场也很强。针对于电磁场，屏蔽更为艰难[3]。剧烈电场击穿了电子类的配件，击穿氧化层及衔接的金属介质，电路因此短路。在剧烈电场下，器件表层附带的载流子常常会迁移，增添潜在损伤。为此，有必要规避缺陷性的迁移，保护敏感线路。

（二）有序调配频谱

复杂环境之下，装备将会自我扰动，或者彼此扰动。这种扰动密切关联着电磁类的多重干扰，含有干扰效应。辐射电磁能量，它被融汇于信息类的体系，这就添加了突发情形下的误动作，设备失掉性能。经由耦合的路径，电磁能量将被移转，干扰常规运转。为此，要慎重筛选最优的屏蔽类原材，提升信息水准。频谱资源是有限的，但聚集着的无线设备数目很多。这种情形下，就要有序去调配资源，确保设备都可获取足够的频谱。

（三）抗干扰及防识别

电磁作用于场地内的装备、人员以及燃油，它们彼此作用。电磁能被替换成热能，带来后续的热效应。复杂环境之下，微电子特有的配件将被损毁，敏感电路呈现出偏热的状态。这种效应之中，局部配件也将被伤害，恶化电路性能[4]。人为干扰来源很多，有序抵抗干扰，是首要解决的难题。增设防止识别类的技术，可以有效抵抗人为的干扰。

结语：

科技不断进展，武器体系添加了电爆类的、微电子特有的多重装置。这种情形之下，装备也更为敏锐。未来作战依托着信息管控，审慎查验场地、随时互通并传递信息。总指挥及操控、设定定位导航，都不可脱离更为致密的总部署。电磁辐射可查验的源头变得更多，双方常常会剧烈去对抗，场地现状偏复杂[5]。新时段的战争倾向于无形，凸显力量对比。辨别电磁环境，明晰它自身的潜藏规律，才能预设最适宜的作战路径，争夺最佳位置。要掌控主动权，接纳新颖的探测手段。

参考文献：

[1]刘尚合，孙国至. 复杂电磁环境内涵及效应分析[J]. 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学报，2012（01）：1-5.

[2]高斌，唐晓斌. 复杂电磁环境效应研究初探[J]. 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学报，2011（04）：345-350.

[3]邱世锋. 复杂电磁环境效应的初步探讨[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13（10）：83-84.

[4]汪连栋，胡明明，高磊等. 电子信息系统复杂电磁环境效应研究初探[J]. 航天电子对抗，2013（05）：23-25+50.

[5]汪连栋，郝晓军，韩慧. 复杂电磁环境效应分析及环境控制实现[J]. 电子信息对抗技术，2014（06）：7-11.

基坑工程的环境效应及对策分析 篇4

关键词：基坑工程,环境效应,机理,对策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越来越多的高层、超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日益加大的开挖深度和复杂的施工条件以及众多的工程事故使得人们不得不重视基坑问题。近年来, 基坑工程呈现出开挖越来越深、工程地质条件和周围环境越来越复杂的趋势, 同时由于基坑围护结构属临时性工程, 人们不愿注入过多资金, 更使得事故经常发生, 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比较严重。基坑工程对环境效应的作用成为工程界比较热门的话题。

2 基坑工程的环境效应

2.1 地下水位下降引起的地质环境效应

基坑开挖对地下水的处理有两条途径, 包括基坑降水和基坑止水。为保证施工作业面的需要, 对基坑直接进行坑内降水或坑外降水, 或设置止水帷幕, 隔断坑外地下水, 形成水头差, 锚杆施工可能发生漏水漏砂, 均可发生水位下降。降低地下水引起的环境效应表现形式为:地面沉降、基坑坍塌、基土开裂。

2.2 支护结构变形和位移引起的地质环境效应

支护结构的变形主要表现为水平和竖向变形, 当基坑开挖较浅时, 支护结构主要为水平变位, 随着开挖深度的增加, 土压力增大, 支护结构变位逐渐回复, 地表变形范围增大, 最大变位量也增大, 基坑深度再加深时, 基坑应力释放量增大, 往往会造成地下支护墙体向上变位, 支护桩体的入土深度减少。支护结构发生变形和位移引起的环境效应表现形式为:基坑失稳、基坑隆起和邻近建筑设施破坏。

2.3 支护结构施工引起的地质环境效应

支护结构施工的过程, 一方面是对基坑采取安全防护的过程, 另一方面是对基坑侧壁和地质环境进行破坏的过程。支护结构施工引起的环境效应主要表现为:挤土效应、振动效应、环境化学效应。

3 基坑工程环境效应的作用机理

基坑开挖引起的地质环境效应, 主要是基坑开挖改变了地下水的渗流途径, 破坏了土体的原始平衡状态, 产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基坑开挖水、土压力变异与地质环境效应的关系分析如图1所示。

基坑变形的影响因素很多, 基坑深度、形状、地下水位的高低、土质特性、土压力、支挡结构形式与布置形式、支撑布置与预加应力情况、基坑地基加固情况、开挖工况及地面附加荷载的大小都将对变形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由于基坑变形影响因素的多样性, 导致了基坑变形机理的复杂性。

3.1地下水位下降引起的地质环境效应的作用机理

3.1.1地面沉降

水位降低, 软弱土层压缩沉降;水位下降, 孔隙水从土中排出, 土体发生固结变形而压缩沉降;降水带出细小土颗粒, 土骨架颗粒重新排列, 引起地面沉降。

3.1.2基坑坍塌

基坑开挖时基坑内外地下水位存在一定的水头差, 在动水压力作用下, 基坑土发生流失、潜蚀等渗透破坏现象, 导致岩土体结构松动和破坏, 引起基坑坍塌。

3.1.3基土开裂

当基坑内外水头差较大, 或基坑下部有承压水存在, 开挖基坑使原有土压力减少到一定程度时, 承压水的水头压力大于基坑底土体浮重力, 形成管涌、流砂等基坑突涌现象, 导致地基土开裂。

3.2 支护结构变形和位移引起的地质环境效应的作用机理

3.2.1 基坑失稳

支护结构自身破坏, 导致基坑失稳, 表现为大面积的滑坡;支撑物受破坏或锚杆体系抗拔力不足, 拉杆自身断裂或拉杆及锚座的连接不牢等引起支护结构体系承载力丧失;支护结构位移过大;地基土强度不够, 桩侧土的滑动力作用形成整体滑动;基底水平面两侧荷载不均, 坑底产生过量隆起。

3.2.2 基坑隆起

基坑开挖卸载改变坑底原始应力状态, 土体中自重压力减少, 土体的弹性效应使基坑底面产生一定的弹性隆起, 随着开挖深度的增大, 坑内外高差所形成的加载和地面各种超载的作用, 使围护墙体外侧土体向坑内移动, 坑底产生向上的塑性变形, 支护结构整体破坏, 导致基坑隆起。

3.2.3 邻近建筑设施破坏

基坑开挖卸载, 基底隆起, 支护结构变形, 基坑周围产生较大的塑性区, 引起地面沉降;基底暴露时间过长, 或基坑积水, 使粘性土吸水体积增大, 抗剪强度降低, 回弹变形增大, 由于粘性土的流变性, 将增大被动压力区的土体位移和坑外土体向坑内的位移, 引起支护结构位移, 从而增加地表沉降;支护结构嵌入深度不足, 引起基坑隆起, 使地基土强度降低或丧失, 支护结构位移, 地面沉降开裂;基坑流砂和管涌在基坑外侧形成空洞, 地面沉陷坍塌。地面沉降、开裂和坍塌导致基坑周边建筑物、管线和道路等设施的变形、位移或破坏。

3.3 支护结构施工引起的地质环境效应的作用机理

3.3.1 挤土效应

当基坑围护结构或止水帷幕采用挤密型桩时, 可能会引起桩周土发生一定的竖向和水平位移, 导致支护桩的上浮、倾斜、变位, 诱发周边管线、建筑设施等位移, 地面开裂。

3.3.2 振动效应

在邻近基坑侧壁, 由于车辆或机械施工振动等引起机械振动次数频繁, 对周围一些较脆弱的建筑物, 往往会引起疲劳破坏;砂土由于振动液化而引起土体抗剪强度降低, 地面沉降。

3.3.3 环境化学效应

基坑施工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废弃物, 如废弃泥浆、混凝土渣等。它们会侵占耕地、污染水源、影响土壤性质造成周围环境的恶化为防止管涌流砂基坑隆起或围护结构过大变形等问题, 往往需要在坑底或围护结构后侧灌浆以形成加固区, 而这些化学灌浆多具有不同程度的毒性, 特别是有机高分子化合物, 如环氧树脂、乙二胺、苯酚等, 这些注浆进入土体后, 通过溶滤、离子交换、分解沉淀、聚合等反应, 从而不同程度地污染地下水, 导致环境恶化。

4 基坑工程中环境效应的对策分析

(1) 调查基坑周围重要建筑物、构造物和地下管线的分布情况, 掌握它们对环境的要求, 沉降的允许范围等。对工程资料作系统分析, 提出采用回灌等措施保证基坑开挖的施工条件和安全, 同时又满足周围环境要求的降水最优化问题。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控制建筑物沉降, 特别是不均匀沉降的产生。

(2) 为了保护环境、节约水资源, 要尽量采用保护和利用地下水的支护结构和工程桩的施工工艺和施工方法。在实施降水工程的过程中进行降水监测和降水维护, 对降水井和观测井的水位、水量、水质进行同步观测, 并符合有关的规定和要求。

(3) 在基坑边抽取地下水, 同时在离基坑稍远处回灌抽取的地下水, 在保持基坑内地下水位较低的情况下, 保持基坑外较高的地下水位。尽快制定保护监测孔的制度或法规, 加强工程环境影响监测, 按有关规定建立时空监测系统, 优化监测网。及时根据监测数据调整降水方案, 直至在一定时期结束降水。在降水工程结束后, 尚需对周围建筑物持续做一段时间沉降观测, 至确认不会因基坑降水而产生的滞后地面沉降影响环境安全为止。

5 结语

基坑施工对周围环境影响的大小与许多因素有关, 它与深基坑工程自身、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测及工程管理、自然条件等因素都有密切关系。由于基坑变形影响因素的多样性, 导致了基坑变形机理的复杂性。基坑开挖前, 应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对基坑开挖变形的影响程度, 并应分析基坑变形值的大小及基坑监测措施的布置。基坑工程正确、科学的监测设计, 配合切实有效的信息化施工管理, 对确保基坑支护结构和环境安全、加快工程建设进度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徐至钧, 徐卓.环境岩土工程的特点及开发前景[J].岩土工程学报, 1989, 11 (2) :30~36.

[2]刘建航, 侯学渊.基坑工作手册[M].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 1997.

[3]李永盛.城市基坑施工监控及其环境监测[J].建筑施工, 1999, 21 (1) :35~37.

[4]刘俊岩.深基坑工程[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论文 篇5

在水利工程生态环境中，其内涵的确定是实施环境效应评价的首要任务，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评价选取的指标是否合理、内容的覆盖范围以及建成的指标体系等，对最终结果的可靠性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为止，人们对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的概念尚未给予准确定义。通过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的意义，可以将其定义为水利工程建设制约生态环境系统，受到影响的所有生物以及生态系统对其作出响应。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主要是工程的实施影响了生态系统环境的功能以及结构。一些学者认为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是综合了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修复两种形式，通常是在工程完成后才能够表现出来。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是在生态基础上分析出来的，同时对人和自然界生物进行总体分析，而未对经济以及社会的效益做出分析。在国外并没有对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的效应评价和影响评价进行区分，影响评价是指在工程建设之前对影响环境系统的因素进行预测，对评估规范有较为严格的限定和实施步骤。效应评价是指在工程建设实施中对生态环境系统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沉积扰动、水质变化、生态系统等。在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的内涵上要着重下面几个方面：首先要重视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的时间，需要同时考虑工程建设的所有过程包括规划、设计、建设以及建成后的整体生态环境效应。其次，是在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空间上需要加大重视力度，对整体自然界进行效应评估，包括河流、陆地、人们生活环境等生态环境系统。最后，需要考虑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的全面性，需要同时考虑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的正负效应两个方面，在负效应上需要考虑的是工程建设和实施所造成的影响，正效应要考虑生态环境的修复、人类的社会以及经济效益。

2对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体系的分析

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主要涵盖了生态、环境、社会等各个系统，需要整体的分析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对生态环境以及经济效益所造成的影响。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是一种独特的评价体系，与环境影响评价和工程建成后的评估有着很大的不同。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主要是对建设完成后的工程进行整体分析，其中包括人类居住环境、自然界生物、经济效益方面的影响。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的体系构成主要是以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以及标准来实现的。

2.1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

伴随着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越来越深入的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标体系以及评价方法和模型，但在此方面并没有形成共识，因此需要一种完整的、合理的、科学的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体系来进行评估，在现代学者中是一项较为关注的问题。在现代评价体系中，效应评价体系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1）确立新型指标体系于基本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标准上，使用基本的层次、主成分、灰色关联度等分析法，通常情况下的指标体系主要是以目标层，指标层以及准则层组成，是一种树状结构，它的确立一般都依照系统化、独立化、定性和定量相融合的原则来进行。2）将压力—状态—响应模式以及改进模式作为基础，对指标体系进行建立，也就是PSR模式，其主要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基础，将压力—状态—响应模式最为指标选取的依据。现阶段，较多政府机构以及组织都承认借助环境指标组织以及环境现状汇报最为有效的框架就是PSR模式，此模式也在环境管理、生态安全评价以及决策制定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与此同时，在国内外也有较多改进模式得到应用，例如：状态—压力—响应模式、驱动力—状态—响应—潜力模式以及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式等。将以上模式作为基础，所建立的指标体系有较为显著的优势，对认识以及管理陌生生态环境系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能够对各个环节指标交互作用进行考虑的同时，还能够分解以及简化评价过程，基于此，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3）对生态足迹法建立指标体系的分析。早在1992年生态足迹法一词就已经被提出，Wackernagel等对其进行了完善工作，能够对可持续发展程度方法进行衡量，现已在区域可持续发展度量以及生态经济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2.2对评价标准进行分析

在对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进行评价时，需要具有一定的依据以及标准，并将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标准建立起来，并将生态环境质量以及人类活动影响程度的定量参照系衡量指标建立起来，借助参照系能够使决策者对当前的发展状态有一定了解，并采取一定措施做好生态负效应的减轻以及消除工作，从而使生态环境现状得到彻底的改变。因评价目的以及评价模型都会存在不同，因此就会导致生态环境效益的评价标准也存在不同，此外，还会受到区域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情况以及社会背景等条件的制约，对评价标准很难实现统一。因此，目前为止，还未有形成统一的评价标准去对生态环境效应做出有效的评价，还需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对评价标准进行制定。1）以国际、国家、地方以及行业的标准作为基础，此外，还需结合行业环境评价规范、地方政府标准体系、河流水系的保护情况以及特别区域的保护要求作为基础对评价体系进行确定。2）对区域的背景值以及本底值进行研究，具体包括：水利工程兴建前，河流水系是否连通、年径流变化规律、水质达标标准、区域植被覆盖情况、生物多样性指数分析以及区域水土流失底值等内容。3）类比标准，即选择与当地环境较为类似或者没有经过人类破坏的生态环境作为对比，将其作为标准进行对比。4）对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例如河流水质达标率评价标准以及水土流失强度标准等内容。5）以专家经验作为依据，对指标进行分级。

2.3对评价方法进行分析

水利工程的建立，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借助单因子评价方法无法将水利工程的生态环境效应真实、全面以及准确的反映出来，还需借助综合评价的方法。1）以经验为基础的综合评价方法，主要就是将专家的经验以及评价对象作为依据，对领域的通晓程度进行评价，专家打分法以及德尔菲法是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此种方法应用较为简单、且有较广的适用面，能够较为直观的对其作出解释。但是其还有较强的主观性，且准确性较低，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2）以数值以及统计为基础的综合评价方法，在对评价系统实施严密的定量描述以及计算时，可以借助数学理论以及解析方法进行，加权平均法、TOPSIS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是其较有代表性的方法，且有较强的数学逻辑性以及充分的理论依据，评价结果有较高的可信度。

3结语

关于城市绿地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篇6

关键词：城市绿地；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前言：在生态城市构建理念深入的背景下，城市绿地作为其中重要的内容，侧重于自身生态环保价值的实现。其中绿色植物的选用从功能角度不仅体现在吸附或吸收等作用方面，对于固碳释氧以及污染程度的降低也表现出极大的优势。这就要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注重绿地建设，分析其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以此推动生态城市的构建。

一、固碳释氧方面城市绿地的作用机理分析

根据以往学者研究，固碳释氧过程中绿地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为植物生长全过程以及自身的光合作用可对CO2进行吸收。如McPherson在研究萨克拉门托市时证明，城市绿地利用光合作用所固定的CO2每年至少达1.2t hm-2a-1，充分说明对于吸收CO2城市绿地的作用极为明显。其二为在绿地蒸发作用以及树荫条件下，人类生产生活中CO2的排放量将因此较少。其三为绿地土壤与植被能够吸收CO2，如国外学者如Pataki以及Nowak等人结合美国十个城市，通过比较分析发现热量与温度的控制可通过绿荫面积的扩大而实现，同时绿地中土壤所吸收的CO2根据研究得出每年吸收量至少为2.9tCO2hm-2a-1。另外，关于固碳释氧中绿地作用的研究在国内也较为深入，主要研究内容多集中在：首先，绿地类型的不同对固碳释氧效应的影响程度，如研究中发现乔灌草型的应用使固碳释氧效应更为明显。其次，树种类型的不同对生态环境效应的影响，有学者研究中通过对广州地区的绿化树种进行试验，证明叶片层次较多且树干粗壮的树木所取得的固碳释氧能力极为明显。综合来看，目前关于生态环境效应方面城市绿地作用机理的分析，国外多以固碳释氧机理为主要研究方向，而国内侧重于绿地类型产生的生态环境效应差异。实际研究中应结合二者的优点，保证在机理分析过程中正确估算固碳释氧能力的价值，使固碳释氧效应在绿地作用下表现更为明显[1]。

二、降温过程中城市绿地的作用分析

城市绿地在降温方面的作用亦可称之为降温效应，尤其现阶段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要求利用植被蒸散与光合作用等使“热岛效应”得以减缓。国外现阶段在进行绿地降温效果研究方面，以Jauragui等人为典型代表，分别选取潮湿与干燥两个季节对墨西哥公园绿地降温作用分析，结果证明干燥季节绿地降温大约可在4℃左右，相比之下潮湿季节降温幅度仅为1℃，说明绿地降温效应一定程度受空气湿度影响。再如Kawashima等学者在研究绿地降温效应中发现东京地区城郊与室内降温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城郊地区绿地主要以稀疏植被为主，降温效果表现极为明显。对此方面研究我国许多学者也分别选取不同城市如北京市、太原市等地做出同样降温效应的分析，所取得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综合来看，城市绿地在降温效应方面可取得良好的效果，是改善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途径，但降温效应的程度受空间与空间的影响较为明显。

三、城市绿地的降噪效应分析

城市绿地在实现降噪目标方面往往受绿地树种类型的影响，通过研究分析，利用绿地进行降噪通常控制在5-10dB之间，其中10dB降噪效果的实现要求绿地在整体结构方面保持浓密，且宽度设计需保证在100m以上。国内许多学者根据不同类型绿地组合所获取的降噪效果分析，发现若采用草坪、灌木与乔木相结合的方式且使绿地结构以紧密型为主，可获得良好的降噪效果。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影响绿地降噪程度的除绿地结构、植被类型等方面外也包括如噪声的频率等因素，要求城市绿地建设过程中结合具体影响因素做好绿地结构的设置[2]。

四、城市绿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绿地的作用突出体现在对动物与植物两方面的保护功能。结合Cornelis等人关于公园中动物多样性的研究，选取15各不同城区公园发现两牺动物大约在60%左右，哺乳鸟类也在50%以上，能够说明动物多样性保护中公园绿地的重要作用。在植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国许多学者多认为绿地系统的完善需从物种引进方面着手，但需注意的是不同区域土壤与气候条件会对植物多样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通常草本植物的多樣性水平较低，而乔木林多样性表现却比较明显。综合来看，城市绿地可起到生物多样性保护效应，需注重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合理规划设计城市绿地，做好物种的引进工作，发挥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3]。

五、城市绿地在减轻环境污染方面的作用

该效应又可称为抗污染效应，集中体现在城区绿地对有害性气体的吸收与降尘方面。其中在有害气体吸收方面，多体现在氯气、氟化物以及二氧化硫等气体。通过研究发现绿地面积越大能够吸收的有害气体越多，且不同类型树木吸收有害气体能力也存在一定差异，如二氧化硫吸收过程中通常乔木林的作用较为突出，而能够对氟化物起到作用的主要依托于叶片气孔。另外氯气的吸收与净化通常需对植被自身机体进行破坏而实现，植物在吸收氯气后自身细胞液pH值将大幅度降低，其中的叶绿素成分被破坏，不利于植物的生长。此外，城市绿地除尘方面则体现在直接进行尘埃颗粒的吸收或利用空气流通实现降尘的目标。一般影响降尘效果的主要受叶片浓密度影响。由此可总结，绿地在吸收或净化有害气体方面的影响因素多集中在植被的类型以及绿地面积方面，而降尘效果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叶片结构以及绿地构成等方面[4]。

结论：关于城市绿地所产生的生态效应是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结合以往学者研究以及文中的分析，发现城市绿地能够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多体现在降噪、降温、抗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固碳释氧等方面，要求城市绿地规划设计过程中结合影响城市绿地作用的因素采取相应的完善措施，推动城市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苏泳娴，黄光庆，陈修治，陈水森，李智山. 城市绿地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J]. 生态学报，2011，23：302-315.

[2]李莹莹.城镇绿色空间时空演变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D].复旦大学，2012.

[3]王忠君.基于园林生态效益的圆明园公园游憩机会谱构建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13.

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分析 篇7

环境关税是指以保护环境的名义对进出口商品所征收的关税。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自由贸易政策能让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发挥其最大优势, 但这一政策无法将对环境有利的生产体现出来。随着环境保护运动在全球的兴起, 许多国家通过征收环境关税来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通过关税的形式把环境费用有效地分摊给污染者, 使环境成本内在化, 进而使环境费用包含在国际贸易商品价格中[1]。

环境关税通常包括进口环境关税和出口环境关税两种:

进口环境税是指对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的进口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征收对象是进入境内的严重污染或预期污染环境但又难以治理的原材料、产品及大量消耗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工艺、生产设备。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在使用过程中会对环境产生污染, 如汽车、农药、清洁剂等;二是消费过程产生的残余物对环境有害, 如商品包装物、垃圾等。

出口环境税, 是对输往国外的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也包括两类:一是产品的生产过程或生产过程中的残余物对环境有害, 如工业生产中产生“三废”等;二是产品对输入国的污染极轻或几乎无污染, 但消耗了输出国国内的大量资源, 如资源出口税或出口产品环境附加税等, 包括原材料、初级产品或半制成品等[2]。

环境关税的产生是有深刻的贸易背景和环保背景的。二战后, 国际贸易得到快速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商品流通障碍, 繁荣发达国家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由于发展的不平衡, 发达国家尝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果, 率先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法规和贸易规则。这些法规和规则的实施, 成功地避免了自然资源的进一步退化, 保护了其自身环境。但同时发达国家开始把一些重污染高消耗的工业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并将国内停止使用的商品出口至发展中国家, 一些发达国家甚至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将废弃物转移到其他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20世纪70年代起, 国际上开始出现“洋垃圾”越境转移现象。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 工业发达国家产生的有害废弃物占全球产量的95%。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毒废料输出国, 每年要向境外倾倒2万吨左右的有毒废料。美国的两个环保组织———巴塞尔行动网络 (BAN) 和硅谷防止有毒物质联盟 (SVTC) 在2002年发表联合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输出危害:流向亚洲的高科技垃圾》中表明:美国国内收集的电子废物50%~80%没有在本国回收处理, 而是被迅速地装上货船运往亚洲, 而其中的90%则运到了中国。德国承认, 每年要运送600万吨以上的危险废物到国外。英国一家尼法略格技术集团向塞拉利昂提供2 500万美元, 换取把有毒废物运到该国处理的权利[3]。

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 摆脱贫困, 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一方面出口原材料、初级产品或半成品, 换取外汇, 另一方面进口污染严重甚至已经淘汰的生产设备和商品, 造成资源严重消耗, 恶化环境。如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的森林资源, 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木材, 美国进口的木材大部分来自中美洲国家, 欧洲国家则来自非洲, 日本的白皮书中承认, 日本在热带森林原木世界贸易总进口量中占52%, 这些原木都来自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从而形成了国际贸易中环境污染的转移和扩展[4]。

随着国际贸易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 对于贸易和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和相互影响, 如何在不影响国际贸易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有效地保护本国环境成为各国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WTO协定中也就环境问题作出了规定, 不提倡各种非关税保护措施, 但肯定关税保护的地位和作用。因此, 20世纪80年代, 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关税政策措施, 环境关税应运而生。

二、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分析

环境关税是重要的国际经济与贸易调控杠杆, 在保护环境方面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一) 贸易条件恶化效应

这里所说的贸易条件恶化效应是指大国对贸易国产品进口征收进口环境税会使贸易国的贸易条件恶化 (大国是指一国对其进口产品征收进口环境税会对该产品的国际价格产生影响的国家) 。普雷维什和辛格首先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问题, 后来又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基于不同样本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 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贸易条件恶化现象的产生和环境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目前, 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环境进口附加税常常被发达国家作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用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发展, 使其消极影响占据重要位置。

下面以征收进口环境税为例分析这个问题。以大国情况为例, 用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探讨一国征收进口环境税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大国情况是指进口国政府对某种进口产品课征收进口环境税对该进口产品的国际价格有较大的影响。如图1, OA为自由贸易条件下A国的出口品X的贸易提供曲线 (提供曲线即相互需求曲线, 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为了进口其需要的某一数量的商品而愿意出口的商品数量) , OB为B国的产品Y的贸易提供曲线, OE为均衡的贸易条件。此时, A国的OC (X) 与B国的OD (Y) 交换, 两国福利水平最高, 因为两国的贸易无差异曲线U和K相切于P0点, 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设B国的Y物品价格由于能源或原材料枯竭上升t%时, Y物品的国内价格上涨, 国内价格比率为OE2。于是, A国对Y物品的需求下降, 并使国外供给减少。由于A国是大国, 需求减少, 导致国际市场Y物品供大于求。相反, 国际市场上X物品求大于供, X价格相对上升, Y物品相对下降, 于是改变了国际价格比率。假设外国提供曲线不变, A国提供曲线向左移动, 其移动的幅度等于对进口物品价格上涨的大小。假设提供曲线移至OA1, 交外国提供曲线OB于P1点。此时A国X物品与B国Y物品的交换由原来的OF的X与FN的Y相交换, 转变为OF的X与FP1的Y交换, 贸易条件改善。

A国征收进口环境税的效应简单归结如下:贸易量下降, A国贸易条件改善, B国贸易条件恶化。也就是说, 环境恶化的国家不但贸易量下降, 而且贸易条件恶化。而B国 (环境恶化的国家) 一般是发展中国家, 他们的环境恶化和贸易条件恶化相互加强, 使他们在国际分工中更为不利, 也不利于世界整体贸易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善。

(二) 贸易歧视效应

在WTO体制下对于发展中国家, 一般均给予优惠关税, 使其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照顾, WTO协定中也就环境问题作出了规定, 不提倡各种非关税保护措施, 但肯定关税保护的地位和作用。环境关税并不违背国际贸易协定的非歧视条款, 但是隐含歧视性。这种隐蔽的贸易歧视效应主要体现在:

1.有些发达国家根据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具体贸易状况以及国家间不同的环保条件制定和实施环境关税, 特别是对其进口的商品采用很高的环境标准并征收高额环境关税, 使得环境关税的实施不利于进口产品在进口国市场的竞争。这种表面上的公平性, 实质上却隐含着由于发展中国家低环保水平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一种受歧视的地位, 使其商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从而产生针对进口产品的“隐含歧视”问题。

2.污染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环境问题上, 发达国家采取了双向标准。一方面防止不符合环境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 另一方面鼓励本国企业将污染较重和破坏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与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很不健全, 并且环保标准很低, 这就使得发达国家有机会将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 甚至将有毒废弃物和污染性产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3.许多国家采取的环境关税政策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或阻碍某些商品贸易的作用。环境关税的目的在于降低产品在进出口国消费和生产的环境影响, 目前存在的一些环境关税政策, 多是根据非歧视原则制定的。但由于目前环境关税还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科学定义, 各国的相关部门、组织和产业界可能以环境关税的不同概念或内涵来反映其自身利益, 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 从而对外国进口产品构成贸易歧视。这些环境关税政策的实施事实上构成了贸易歧视,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的开展。

(三) 贸易结构效应

环境关税的贸易结构效应是指环境关税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环境关税通过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国际市场的效率和国际国内的资源配置, 改变国际贸易商品结构。

1.环境关税政策的实行引起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为适应环境关税政策的要求, 高效的、低消耗的、清洁的生产技术及污染控制与处理等商品和技术的贸易将越来越多, 国际商品和技术贸易的结构也将更丰富。同时, 如治污设备类的环保产品的国际贸易量也将迅速上升。

2.环境关税会约束产生外部性的产业的贸易效应。如限制可能造成森林退化、渔业资源破坏、大气和水污染、温室效应、生态破坏、物种灭绝、荒沙漠化等的商品贸易的发展, 还可限制有毒废物、危险化学品、濒危物种的跨国流动, 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减少这些商品贸易的规模。

3.环境关税措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产资源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配置, 引起产业部门的此消彼长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 进而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产生影响。显然, 当一国的产业结构是以高消耗、低技术和高污染型的加工业为主时, 较高的环境关税可以促使这些部门的萎缩, 在短期内会对本国经济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如果环境关税政策能引导和促进一国产业结构向以高技术、低污染的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 则会增进本国经济的中长期利益。发达国家在处理环境问题时, 往往提出较高的环境政策和环境标准, 这是与他们的产业结构状况和自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的[5]。

(四) 贸易优势效应

长期以来, 中国的对外贸易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经营型与数量扩张型的道路。而且, 在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模式影响下, 中国外贸结构呈现出非绿色产品及环境竞争力差的产品所占比重大, 绿色产品及环境竞争力强的产品所占比重低, 劳动密集型、低科技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所占比重高, 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所占比重偏低的状况。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实施将改善中国出口产品结构, 进而改善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提升中国的国际贸易竞争能力。

1.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人口不断的增加、社会需求的不断膨胀, 自然资源被过度开采, 环境日益恶化, 这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贸易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各国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发展, 因此应当在经济成本核算时计入环境成本, 不能把环境视为免费物品。环境成本内在化能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资源, 维护生态平衡, 促使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走资源耗费少、低排放、少污染、效益高的工业发展模式。从长远看, 环境成本内在化将有利于中国贸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环境成本内部化措施将引起比较优势在国家间转移, 这不仅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促使国际贸易更加均衡有序、更加自由地发展, 而且有利于达到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的目标。目前, 各国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基本都不考虑环境成本内部化。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 但是李嘉图提出的比较成本并没有反映环境成本。只有将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后, 包含环境成本的比较成本才构成真正的国际贸易比较成本。因此, 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不仅可能改变某些国家比较优势的大小, 而且可使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相互转化, 进而改变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一方面, 具有较低环境成本的国家将可能拥有新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 从资源禀赋来说, 同样的资源消耗可能会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大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环境成本, 那么资源相对丰富、环境容量相对较大的国家将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6]。

三、中国建立环境关税制度以协调贸易与环境

加入WTO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不断快速增长的状态中。但是, 贸易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汽车、计算机、电子仪器、化工原料等, 这些商品在使用过程中均存在能耗大、资源消耗量大、污染严重等问题。此外, 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每年还向中国倾销大量的“洋垃圾”。目前, 中国每年都进口大量的ODS (臭氧层损耗物质) 和化肥、塑料薄膜等环境污染物。因此, 开展环境关税的研究并采取相关措施已非常迫切和必要。

(一) 中国应当制定和实施环境关税制度

环境关税是一种既不需要对现行税收体制进行很大改变, 又能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的经济手段。因此, 它是一种“双赢”政策。对进出口的污染产品征收环境关税, 既能有效防止环境污染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转移, 又能利用关税这一手段增加政府税收, 加大环境治理投入。从而促使中国的整个税收体系朝着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鼓励环境良好的社会经济活动方向发展。

环境关税体现关税的环境保护职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中的多数国家已确定环境保护思想在设计关税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并把涉及环境关税的结构性调整作为21世纪关税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 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 加快推行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关税, 以配合其他方面的政府政策, 共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2]。

迄今为止, 中国关税制度改革中还没有贯穿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指导思想。在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程中, 需要发挥关税的环境保护职能。中国应从现在做起, 成立专门的部门开展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对国际贸易中的商品进行分类分级, 结合实际情况, 做好国内的研究和组织准备工作。同时应积极开展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关税制度改革, 构建中国的环境关税制度, 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 环境关税应以环境成本内在化为目标

环境成本内在化是指对环境外部成本进行估价并将它们内化到生产和消费商品与服务的成本中, 从而体现资源的稀缺性, 消除其外部性。环境问题的特征在于其“外部不经济性”, “外部不经济”的实质是私人成本社会化。在出口贸易中, 必须把资源环境成本计入出口商品价格内, 坚决改变长期以来资源低价、环境无价的局面。这不但有助于发达国家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而且还会缓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的趋势。有两种实现途径:

1.借鉴发达国家在环境管理方面已取得的经验, 利用政策、法规和标准实现环境成本内在化。主要经济手段有:环境费 (主要是排污收费) 制度、环境税收制度、污染权交易制度、签订自愿协议以及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等。对于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不高、达不到既定标准的企业, 政府应当究其所引起的外在环境损失, 要求企业承担治理成本;对于尚未达到环保标准的企业, 政府将给予技术上的支持;对于环境成本已经内部化的企业, 政府应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同时加大对这些企业的宣传, 以形成良好的环保风气。

另外, 通过发展中国家政府间可以通过协调以统一某些商品的出口价, 这主要适用于有多个发展中国家出口同类商品的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共同努力。否则若只有其中一个或几个出口国提高出口商品价格, 那么发达国家可以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该商品, 结果必然导致提高出口商品价格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出口量大幅下降。从实践上看, 比较成功的是OPEC对石油价格的提高[7]。

2.向出口的资源密集型商品、污染残留型商品加征出口税, 从而迫使出口企业提高出口商品价格。这将减少资源密集型商品、污染残留型商品的出口, 从而减少发展中国家遭受“生态剥削”的程度。征收此类出口税, 在种类上, 一国可以择其主要的资源密集型商品和污染残留型商品征税;在量上, 征收的出口税应该相当于生产这些商品的生态环境成本。当然, 确定生态环境成本的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从而确定这种最优税率也会十分困难。

对资源密集型商品、污染残留型商品提高出口价格或征收出口税, 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减少这类商品的出口, 甚至恶化国际收支, 但从长远看,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资源与环境保护, 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我们决不能贪求一时之近利而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7]。

3.中国应积极参与制定有关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

环境关税政策措施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环境关税政策可以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 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实际上, 国际上许多与贸易相关的环境问题的争端, 其产生根源就在于国家间在贸易利益分配上的冲突。对环境关税的认识, 不能仅仅停留在它是一种贸易政策创新的层次上, 更要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来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讲, 国际贸易竞争是一场关于贸易规则的斗争。谁掌握了规则的制定权, 谁就成为潜在投资者的信心, 也有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氛围, 成为潜在的最大赢家。很明显, 制定规则的一方会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贸易规则。中国应根据环境关税的经济性质和贸易效应, 积极参与关于环境关税的国际合作与谈判, 促进形成有利于中国的环境关税国际规则, 以有效维护中国的环境权益和国家经济利益[8]。

摘要：环境关税作为与环境有关的贸易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 其实质是借助价格机制使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 从而实现利用关税手段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主要包括贸易条件恶化效应、贸易歧视效应、贸易结构效应和贸易优势效应。当前中国应研究和制定环境关税制度, 既要加强环境关税的相关立法工作, 也要积极参与制定有关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 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关键词：环境关税,贸易效应,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

[1]曲如晓.论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关税[J].国际经贸探索, 2004, (4) :4-7.

[2]侯鲜明.试论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关税问题[J].国际经贸, 2007, (1) :23-24.

[3]鞠建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环境保护的影响[J].环境污染与防治, 2000, (3) :1-3.

[4]尤立进, 闽毅梅.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关税初探[J].江海学刊, 1991, (1) :34-37.

[5]姚立新.环境关税的理论分析与政策选择[J].中共厦门特区党校学报, 2001, (4) :5-9.

[6]谷祖莎.绿色屏障——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与中国的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76-78.

[7]俞海山.国际贸易外部效应的表现、特点及消减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 2004, (2) :5-10.

降雨径流的多重环境效应 篇8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广州市地处中国大陆南部、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北缘,位于典型亚热带季风区,雨量充沛,年均降雨量为1982.7 mm,年均降雨日为152 d。研究区位于广州大学城华南理工大学,校园占地面积约1.12 km2,校园因用地功能不同分为教学区和生活区,根据下垫面特点以及采样可操作性,选取生活区路面、教学区路面以及办公楼屋面3个典型下垫面,其中路面采样点为道路侧雨水篦子,屋面采样点为雨水竖排管出口。

1.2 有效降雨事件特征

2015年11月~2016年01月期间,对地表降雨径流进行收集,由于降雨事件的随机性以及采样操作的可行性,共获取5次有效降雨径流水样。研究期间在环境与能源学院楼顶设置JDZ-1型自记式雨量计,记录降雨相关特征见表1。

1.3 样品采集与分析

在降雨事件发生前,打开雨水篦子清扫附着沉积物,以免收集径流时沉积物随径流进入水样干扰分析结果。降雨事件发生后,在采样地点观察下垫面产流情况,自下垫面开始产流开始计时采样,采样容器为500 m L聚乙烯瓶。地表径流产生后30 min内每隔5min取1次样,30~60 min每隔10~15 min取1次样,60~120 min每隔20~30 min取1次样。由于降雨事件的随机性,若采样时径流中断,则待降雨强度变大地表径流恢复后继续采集样品。在采集样品的同时,使用秒表记录收集每瓶水样的时间。

径流样品立即送至实验室分析,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各指标的测定。根据城市降雨径流特点,以微生物量和微生物活性表征降雨径流的自净能力,以总氮(TN)、总磷(TP)、溶解态氮(DN)、溶解态磷(DP)、氨氮(NH3-N)、悬浮物(TSS)和化学需氧量(CODcr)等水质指标表征降雨径流的污染程度。微生物量采用磷脂法表征[7];微生物活性采用荧光素双醋酸酯(FDA)水解酶活性表征[8],FDA液显色分析[9];颗粒物粒径分析采用激光粒度分析仪(Eyetech-Comb,Ankersmid,Holland);DN、DP采用0.45μm微滤膜过滤水样后测定;所有常规水质指标均按标准方法进行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降雨径流的微生物特征

生物净化效果主要决定于水体中悬浮微生物生物量与生物活性,评价微生物量与活性的方法有很多,本研究采用脂磷含量来表征微生物量,FDA水解酶活性来表征微生物活性。以2016-01-05、2016-01-10和2016-01-26三场降雨为例,统计其微生物指标事件平均浓度EMC值(表2),研究降雨径流微生物特征。

由表2可知,下垫面类型和雨前干期是影响降雨径流微生物量和活性的重要因素。同一降雨事件中,屋面径流微生物量的场次降雨平均浓度(EMC)分别是道路径流的1.89倍和18.10倍,FDA水解酶活性分别为1.36倍和1.64倍;雨前干期为5 d时屋面径流中微生物含量与微生物活性分别是雨前干期为2天的4.96和2.35倍,而雨前干期为5 d时路面径流微生物含量与微生物活性分别是雨前干期为2天的38.88和1.17倍。屋面雨水径流的微生物量和FDA水解酶活性EMC的算术平均值约为路面径流的3.04倍和2.19倍,表明屋面径流的自净能力强于路面径流,可能的原因在于:路面的清扫频率为2次/d,较高的清扫频率导致沉积在路面上的微生物更容易被清扫去除;而屋面雨水径流采集点为雨水竖排管,有研究[10]表明微生物容易附着在排水管道表面形成生物膜,屋面雨水形成径流冲刷排水管道会携带更多微生物。

2.1.1 降雨径流中微生物量的历时变化特征

分析不同时刻径流中微生物量,得到微生物时间变化曲线见图1和图2,由图可知:降雨径流中微生物量的变化特征与下垫面类型和降雨特征有关,屋面径流微生物量初始浓度较高,随降雨时间的延长微生物量逐渐降低,具有较明显的初始冲刷特征。而路面径流中微生物量在降雨事件中变化不大,基本在同一水平上下波动;屋面径流微生物量受降雨特征影响较大,以2016-01-10降雨事件为例,初期径流中微生物量较高,随降雨时间延长微生物量迅速降低,在地表产流后25 min和50 min左右发生降雨中断现象,而待降雨强度变大后采集的径流水样中的微生物量出现突然跃升,甚至高于初期径流微生物量,随后伴随降雨时间的延长,微生物量迅速回落至径流断流前的水平。

2.1.2 降雨径流中微生物活性的变化特征

降雨径流中微生物活性随径流形成时间变化曲线见图3,由图可知:降雨径流中的微生物酶活性随降雨时间延长的变化特征与下垫面类型有关;屋面雨水径流微生物活性具有较明显的初始冲刷效应,随降雨时间的延长生物活性逐渐降低并达到稳定值,而道路雨水径流的微生物FDA水解酶活性随降雨时间的延长并没有出现显著下降的趋势,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同一降雨事件下,不同下垫面径流FDA水解酶活性并不一致,道路径流微生物FDA水解酶活性均低于屋面径流,即屋面径流微生物具有更高的活性;

2.2 降雨径流水质

地表径流水质主要由污染物累积与降雨冲刷两个因素决定,雨前干期长度决定了污染物的累积程度,降雨强度决定污染物的冲刷程度。分别统计5场次降雨径流各下垫面的污染物降雨事件平均浓度(EMC),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进行评价,详见表3。

由表3可知,各下垫面径流水质较差,主要超标污染物为TN、CODcr和TSS。路面径流水质污染程度高于屋面径流,教学区与生活区路面径流的CODcr的EMC平均值分别是屋面径流的3.00和2.31倍,TSS的EMC平均值分别是屋面径流的2.47和3.41倍,原因在于道路下垫面受车辆与行人影响,废气与扬尘积累量大,增加了径流水质的污染程度;另外,不同功能区道路径流水质也有差异,教学区道路径流TN高于生活区道路,研究表明城市地表径流氮污染的来源包括车辆尾气[11],教学区道路车流密度大,车辆排气带来的氮输入可能是造成教学区径流TN污染更严重的原因之一。

2.3 降雨径流中污染物的历时变化特征

降雨径流中污染物浓度随降雨历时发生明显变化,以2015-12-05、2016-01-10和2016-01-26三场降雨径流过程的水质变化阐述径流污染物随降雨历时的变化特征如图4~图6。由图可知,降雨径流初期污染物浓度较高,随降雨时间延长,污染物浓度总体上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并最终趋于稳定值,具有较明显的初始冲刷特征。期间受瞬时雨强的影响污染物浓度可能出现突然上升,但随后浓度迅速回撤的现象。

图4中屋面径流的TN、TSS和COD峰值均出现在第一个水样,随降雨时间延长浓度迅速下降,具有较明显的初始冲刷现象;生活区道路径流TN、TSS和COD初始浓度较高,随后逐渐降低,径流形成后30 min达到峰值峰值,随后迅速回落逐渐下降至稳定值,原因是25~30 min内降雨强度变大,地表冲刷力度加大,污染物释放能力加强。图5中教学区道路径流TN、TP、TSS和TSS浓度随降雨历时的变化特征很相似,初始浓度即为峰值浓度,地表产流20~30 min污染物浓度突然上升,可能的原因为采样时段恰逢学生放学,受车辆与行人的干扰所致;屋面径流TN、TP、COD和TSS均随降雨时间延长呈现缓慢下降趋势,COD在25min和4 5 min出现剧烈升高,可能源于外界污染源瞬时排放,NH3-N随降雨历时浓度变化不大,说明降雨特征的变化对其影响较小。图6中2016.01.26教学区与屋面径流污染物浓度随降雨历时变化与图4情况较为一致,道路径流各污染物下降趋势比屋面径流要平缓,可能因为屋面汇水面积更大,径流量大因而水质更快稳定。

2.4 降雨径流中氮磷形态

降雨径流中的营养盐吸附在悬浮颗粒上成为颗粒态,颗粒态营养盐的生物利用程度低于溶解态,从而对受纳水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异[12]。本研究以2015-12-03、2015-12-05与2016-01-05三场降雨事件为例,探究典型降雨径流中氮磷的赋存形态,结果见图7。

由图7可知,3种下垫面径流中氮磷赋存形态较为一致。径流中的溶解态氮排放约占总氮的百分数约为32.2%~77.8%,随着降雨时间的延长,径流中溶解态氮略呈下降的趋势,平均值为53%,这表明在降雨事件中,径流中的氮主要以溶解态存在;径流中溶解态磷排放占总磷的百分数随着降雨时间的延长变化程度不大,平均百分数约为21.8%,说明径流中磷排放以颗粒态为主。由此可知,溶解态氮和颗粒态磷是广州大学城校园区地表径流中营养盐的主要输出形式,这与Vaze等[13]对城市暴雨径流中氮磷排放规律的研究结果较为接近。

2.5 降雨径流中颗粒物特征

2.5.1 不同下垫面径流粒径分布

城市降雨径流中颗粒物的来源包括:路面磨损及老化、人为活动、大气干湿沉降、土壤侵蚀等。粒径是表征颗粒物最重要的参数,对降雨径流悬浮颗粒物进行粒径分析,不同下垫面径流中颗粒物的粒径分布见图8。

由图8可知:地表降雨径流中的颗粒物粒径受下垫面特征影响较大,不同下垫面径流中悬浮颗粒物的优势粒径段分布存在显著差异。教学区路面径流为小于5μm的微小粒径段,生活区路面径流为40~100μm粒径段,屋面径流为5~40μm粒径段;交通繁忙的教学区路面径流中的细颗粒(小于5μm)体积分数最大,与朱伟等[14]对镇江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总体而言3个下垫面降雨径流中悬浮颗粒物都以粒径小于100μm的小颗粒物为主,体积百分比分别为79.29%、95.16%和98.75%,平均约为91.01%。Andral等[15]研究表明径流中90%颗粒物粒径<150μm,也有研究[16,17]表示,常规机械或人工清扫只对粒径大于250μm的颗粒物有效,而对细小颗粒物的去除效率很低。对降雨径流悬浮物粒径分布的研究表明,进入降雨径流的颗粒物以细小颗粒物为主,对小于100μm粒径的悬浮颗粒物应予以特别关注。

2.5.2 降雨径流中颗粒物历时变化特征

不同粒径颗粒物携带污染物的能力不同,对降雨径流中颗粒物历时过程变化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污染物的迁移过程,从而有针对性的采取控制措施来削减降雨径流中的污染物。以两场典型降雨事件为例,初探降雨径流中悬浮颗粒物排放特性。径流颗粒物粒径变化特征见图9,由图可知径流颗粒物历时变化特征受地表类型的影响较大:路面径流颗粒物输出变化特征不稳定,体积分数上下波动明显,这是由于路面为沥青材质,颗粒物在传输过程中容易残存在路面孔隙或低洼处,而降雨冲刷力度的改变致使部分颗粒物重新进入径流中;屋面材质为不透水瓷砖,汇水面积较大,径流容易汇集,颗粒物输出特征较为明显。整体而言,不同下垫面径流颗粒物粒径变化表现为:径流初期携带颗粒物以40~100μm粒径段为主,随降雨时间延长体积分数剧烈波动并呈下降趋势,而5~40μm粒径段颗粒物体积分数随降雨时间延长呈升高趋势。在降雨中后期径流颗粒物以细小颗粒为主,一方面可能是粒径较大的颗粒累计较少并且迁移时易沉淀,另一方面也与较小颗粒物更容易被冲刷移运有关。

2.6 径流污染物相关性分析

降雨径流中悬浮颗粒物可作为其他污染物的载体,研究降雨径流中TN、TP、COD与TSS浓度之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确定其赋存形式。对TN、TP与TSS进行Pe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TN与TSS的相关性在不同下垫面上差异性较大,屋面径流TN与TSS相关性较好,说明屋面径流中颗粒态氮比重较大,而道路径流TN与TSS相关性均较差,这可能与道路上TN的来源更容易受车辆交通、行人或其他因素所影响有关;各下垫面上TP与TSS的相关性良好,进一步说明了径流中磷的排放以颗粒态为主;COD与TSS相关性较好,说明了径流中悬浮颗粒是富集有机污染物的重要载体。

注:*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 结论

(1)不同下垫面降雨径流的环境效应差异较大,径流控制策略应有所区别。屋面径流的自净能力强,水质污染程度低。屋面雨水合理设置弃流量后可排入受纳水体,而路面雨水则应采取截流措施控制径流污染。

(2)降雨径流的环境微生物效应受雨前干期和下垫面的影响。雨前干期长,径流中微生物量高、微生物活性强。屋面径流中微生物量与微生物活性在不同降雨事件中均高于路面径流,说明屋面径流自净能力更强。

(3)溶解态氮、颗粒态磷和颗粒态有机污染物是径流污染物排放的重要输出形态。地表径流污染物随径流历时变化受下垫面、降雨特征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径流初期污染物浓度较高,随径流时间延长浓度波动下降并趋于稳定值。

(4)随降雨径流迁移的主要是小于100μm的颗粒物,粒径较小的颗粒物更容易随径流迁移。路面和屋面径流中TSS与TP、CODcr均显著正相关,而TSS与TN仅在屋面径流相关性良好,去除悬浮颗粒物是控制径流污染的有效途径。

摘要：为探究地表降雨径流的多重环境效应,选择广州市某校园教学区路面、生活区路面和办公楼屋面3种下垫面对其降雨径流进行监测,分析了微生物量、微生物活性、氮磷以及悬浮颗粒物的变化特征,并探讨了下垫面和雨前干期对微生物的影响、径流中氮磷营养盐的赋存形态以及污染物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不同下垫面降雨径流的环境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应针对其特征制定不同的径流控制对策;下垫面和雨前干期是影响降雨径流中微生物的重要因素,屋面径流微生物量与微生物活性的事件平均浓度EMC是路面径流的3.04倍与2.19倍;溶解态氮和颗粒态磷是降雨径流中营养盐的重要输出形态,降雨初期氮磷污染物浓度较高,随降雨时间延长浓度逐渐下降并趋于稳定值;随降雨径流迁移的主要是小于100μm的颗粒物,相关性分析表明TSS与TP、CODcr呈显著正相关,去除悬浮物是控制降雨径流污染的有效途径。

中国服务贸易环境效应分析 篇9

关键词：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环境效应

一、引言

20 世纪70 年代,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开始备受关注,而在国际贸易的大环境下,这个论题也就被提上了关贸总协定(GATT)。1971 年,GATT成立了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组,但在上世纪90 年代后该问题才被正式列为多边贸易谈判的议题。1995 年,WTO环境与贸易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人们把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政策等纳入了WTO法律框架内。自此,针对服务贸易和环境问题的研究便蓬勃开展,现如今俨然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尽管“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时签署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曾以附件形式关注到服务贸易与环境的关系,但此后的几乎全部文献都把注意力集中于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环境问题很少涉及。不难理解,传统观点普遍认为服务业不像工业那样容易产生“废气、废水、废渣”,但服务业的范围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服务产品本身的特殊属性也有助于掩盖服务业以间接和更隐蔽的方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例如,早期美国与墨西哥的金枪鱼事件,以及之前由于牙科诊所丢弃的大量水银废弃物造成的旧金山海湾中水银含量严重超标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一样能够产生不同程度的环境效应。

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

1、整体上发展迅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务贸易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国内服务业水平也因此有了较大的提高。2013 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按国际收支口径统计,不含政府服务)总额5396 亿美元,是中国服务贸易总额首破5000 亿美元,比2011 年同期增长14.7%。其中,服务出口2106 亿美元,同期增长10.6%、进口3291 亿美元,同期增长17.5%。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1.5%,较上年提高了约0.7 个百分点。在过去15 年中,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9%以上,在2001 年,在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普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下,我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仍攀升9%。1982 至2005 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了20 多倍,出口世界排名也从1982 年的第28 位上升到第8 位。在2006 年我国服务出口年增长率达24%,服务贸易出口总量占世界比重的3.4%。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的世界排名以及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阶段。根据历年的《WTO年度报告》,2001 年至2013 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不含政府服务)从719 亿美元增加到5396 亿美元,增长了7 倍多。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从2.4%提高到4.4%。

中国占世界服务贸易的份额从1990 年为0.73%一路爬升至2013 年的5.6%。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快速提高,服务贸易的产业结构也不断升级,技术密集型服务的出口也有所增加,金融、保险、技术贸易、人员培养等服务进出口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通过服务贸易,我国在出口服务的同时也引进国外先进的服务,如管理方法、技术经验等,这些高端的服务对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在加入WTO后,服务贸易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2001—2013 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长19.1%,在国际中的重要地位也日益凸显,世界排名由2001 年第12 位上升到2013 年的第3 位。

2、结构上不合理

一直以来,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并不均衡,贸易结构也不够合理,形式过于单一。42.4%这类污染比较严重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贸易为主,从2006 年至2013 年期间,我国出口服务贸易中光是旅游、运输这两项就占据我国当年出口服务贸易总额的绝大部分,所占比重从2006 年的60.1%降至2013 年的47.5%,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所占比例依旧接近一半。而我国服务贸易中的其他的高新技术低污染产业,如金融、保险、专利技术等行业,一直发展十分缓慢,只占了很小的比例。看我国2013 年的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出口服务贸易中高附加值的新兴行业的所占比重不足30%,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的进程,同时也制约了我国的服务贸易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因此,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带来的环境效应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也正是由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化特征太过明显才导致我国服务贸易中的环境问题迟迟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

三、我国服务贸易形势下的环境分析

我国的服务贸易是我国服务生产者向除我国以外的某一国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并取得外汇收入的过程。随着GATS的不断完善和实施,服务贸易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而引发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被关注。在以往的研究当中主要是针对货物贸易,特别是关注制造业带来的环境效应,在世界范围内一直认为服务业是无烟工业,不会像制造业那样会带来“废水”、“废气”、“废渣”,从而产生水污染、气体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但当我们把服务贸易当作一种环境友好型贸易来对待,恰恰却忽略了服务贸易带来的环境效应。实际上服务贸易本身也存在着很大的环境效应,也会给环境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有直接也有间接的。WTO成立以后进一步把服务贸易分为12 个行业143 个项目。其中12 行业主要是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建筑服务,环境服务,教育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电信服务等。根据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运输服务,建筑服务和旅游服务这些劳动密集度和自然资源密集度较高的传统服务部门,而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能以低能耗高效率获取利益的现代服务部门,如电信服务,金融服务教育服务等比重较小。同时,在我国占服务贸易比重最大的运输服务的国际竞争力竟连年下降也凸显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合理性。我国服务贸易这种结构性不合理的发展带来的环境效应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有人研究。

根据服务业中CO2 的排放情况从而分析服务业的环境效应,可以看到服务业中的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的污染尤为严重。由于我国服务贸易结构是以旅游服务,运输服务以及建筑服务等服务业为主的,基于这样不合理的贸易结构,我国服务贸易的环境效应会比其它国家更加严重,就更需要引起重视。加上服务贸易中的服务业的引力效应的作用所产生的间接碳排放即隐含碳排放,导致我国服务贸易中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就更为严重了。

服务业的流通不仅仅局限在服务商品的流通,更是信息的相互交换、观念和文化相互流通碰撞。因为服务业可以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构筑起一座桥梁,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和突破口。因此,环境观念的树立对防治整个服务贸易的污染显得尤为重要。在对我国服务环境影响分析之后,能提高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和保护程度。

从全世界范围内来讲,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各国对此都已经有所发现和逐步重视。随着世界各国进入后工业社会,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对国内环境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政府和决策者应该寻求解决服务业的环境污染问题。由于服务业的特殊性,对待服务业的环境管理不能像应用于制造业、采矿业、农业等的传统方法,需要新的不同的管理方法。

四、加快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措施

服务贸易发展对一个国家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世界经济的重心越来越偏向于服务型经济时,服务贸易俨然成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焦点。一个国家的服务贸易简单来讲就是将本国所具有的生产服务消费品的能力作为商品输出到别国,从而获得利益增值这真正做到了利用较少资源来取得较大的收益。因此,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我国走向贸易强国之路的关键点。为了合理引导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持续快速发展,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环境污染控制,在此基础上把握当前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结构决定的各服务行业污染状况,进一步通过合理规划服务业发展的发展战略,调整贸易结构上的不合理,从而逐步缩小各服务行业环境污染差异,改善我国服务贸易带来的环境问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更好地完善服务贸易机制

目前,我国还没有很好的服务贸易机制,在贸易与环境的问题上,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对服务贸易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这就要求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对服务贸易内容进行细化、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发展机制进而提出合理的指导方向,明确各行业新时期的发展重点并加以鼓励,同时不断调整服务贸易的结构完善结构升级,加大新兴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为突破绿色贸易壁垒和增强我国产品和服务业的环境竞争力提供研究、咨询和决策参考。

2、全力提升服务业工作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越高,我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和从事国际服务贸易的可能性越大。因此要解决服务贸易相对滞后与环境污染问题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是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尤其是高等教育投资力度,加快培养高效率的劳动力;同时,顺应市场需求及时调整教育中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着力培养实践型人才;此外,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快人才流动。

3、加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国家要鼓励服务领域的技术创新,建立一批技术研发中心和中介服务机构对产品进行研发设计、信息咨询、产品测试等。从多方面鼓励服务型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通过自身技术革新来提高企业的品牌影响力,通过不断的进行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等方式,形成网络化、品牌化经营,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服务贸易业集团,由此带动全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企业的快速发展;同时,推动服务贸易体制和管理的创新,在服务贸易开放、金融合作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方面加大自由化改革步伐。

4、抓住服务产业机遇,促进服务贸易与低碳经济发展共同发展

大气气溶胶的环境效应 篇10

气溶胶是指悬浮在空气中的, 由固体和液体微粒与气体载体共同组成的多相体系。产生气溶胶的源很多, 沙漠地区、干旱或半干旱地区裸露地面、火山喷发口、海洋洋面等都是自然气溶胶源, 此外, 人类活动也向大气排放大量的气溶胶。

小粒径的气溶胶粒子 (0.1~10μm) 能在对流层中悬浮超过数10d, 在平流层中可悬浮一年以上;大于这一范围的气溶胶能对太阳短波辐射和长波辐射有较强的吸收作用, 但是在空中停留时间很短;小于这一范围的气溶胶其辐射效应也小。通常认为粒径在这一范围的气溶胶为稳定气溶胶, 产生主要的辐射效应。气溶胶粒子间的碰并和粒子与云滴、雨滴的并合是对流层中气溶胶清除的主要过程。另外气溶胶作为凝结核, 在过饱和的大气中凝结水汽形成云滴、雨滴, 也是对流层中气溶胶清除的重要过程。

普遍认为对流层内的尘埃气溶胶 (dust aerosol) 对地球的冷却作用不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它们在降水和核化过程中很快被清除。由火山喷发的硫化物在大气中产生硫酸盐气溶胶能达到对流层以上的平流层, 因而对全球气候的冷却效应有较大的影响。激光雷达和卫星探测表明这类气溶胶层可由对流层顶 (tropopause) 向上伸至30km高度。这层气溶胶的消光系数与大气分子消光系数之比为2∶6。这层气溶胶开始时, 出现在热带上空对流层顶部和平流层中, 它们有比较固定的输送路线和清除过程。首先由上升气流带往中高纬度上空, 由核化过程、凝结过程或与其它气溶胶混合, 最后在中高纬度上空落入对流层中, 在对流层中很快被清除。这里还包含许多清除过程, 如极地下沉涡旋流清除 (polar vortex) 、沉降清除 (sedimentation) 、对流层云伸入平流层清除 (cloud intrusions into stratosphere) 和由罗斯贝波驱动的对流层平流层交换过程的清除 (isentropic transport) 。

2 气溶胶的气候效应

气溶胶的气候效应, 在文献[1]中已经有过一些讨论。近十几年来, 对中国近海和西北太平洋地区沙尘气溶胶元素入海通量的国际观测项目, 揭示了沙尘暴过程和气溶胶沉降与海洋藻类暴发事件之间的关系[2], 这也成为气溶胶在全球变化过程中作用的新内容。研究发现:气溶胶对海洋中的浮游生物的繁衍活动有重要的影响。沙尘粒子富含海洋生物必需的N, P, Si等常量元素及Fe等微量元素, 能够增加海洋营养盐的输入, 刺激海洋生物的活动, 加强藻类光合作用, 促进海洋生物的生长繁殖。

由源自中亚干旱区的沙尘暴将沙尘输送到数十公里的高空, 大气环流又将尘埃输送到东亚沿海与西太平洋, 为海洋中的浮游生物提供生存的必要营养盐;而海洋生物活动又影响全球的碳循环, 从而对全球气候产生影响。这一研究成果使得对气溶胶间接影响气候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3 大气气溶胶与人体健康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 城市机动车的剧增与煤炭消耗量加大, 导致城市灰霾 (PM 2.5) 问题日益严重。灰霾是指粒径小于2.5μm的气溶胶粒子, 即PM 2.5, 是大气气溶胶的细小粒径部分。灰霾易于随大气而飘动, 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长。

今年1月北京等大城市出现持续大范围的灰霾天气, PM 2.5浓度频频超过300μm/m3, 引发社会广泛的关注。根据2012年9月中国科学院启动的战略性先导科技项目研究结果, 北京地区PM 2.5的主要来源为3个方面:机动车 (25%) 、燃煤 (19%) 以及外部输入 (19%) 。这个研究结果对其他的人口稠密城市也同样有意义。

灰霾的组成成分及其复杂, 大部分有害元素和化合物都富集在细颗粒物上。检测到的主要成分为硫酸盐、硝酸盐、铵盐、含碳颗粒 (包括元素碳和有机碳。元素碳主要产生于高温燃烧过程, 有机碳主要来自相对低温的燃烧过程) 、重金属、地壳物质, 微生物、毒素等多种有害物质。

对于大气中小于2.5μm的颗粒物是可以深入人体肺泡并产生沉积, 进入血液循环, 导致与心肺功能障碍有关的疾病。PM 2.5与人体呼吸系统疾病关系比较密切, 直径越小进入呼吸系统位置越深。短期暴露即可诱发肺部疾病, 如哮喘、急性气管炎、呼吸道感染。长期暴露会导致肺功能下降, 慢性支气管炎等。医学观察表明:PM 2.5浓度增加与呼吸道疾病患者人数增加显著相关, PM 2.5的增加可引起儿童哮喘急诊室就诊率的增加。

发表于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报告, 由50个国家、303个机构、488名研究人员共同完成。该报告指出:2010年细颗粒物 (PM 2.5) 形式的室外空气污染, 居全球20个首要致死风险因子第九位, 而在中国则为第四, 仅排在“饮食结构不合理”“高血压”“吸烟”之后。报告还显示:在全球范围内, 细颗粒物形式的室外空气污染所导致的公共健康风险, 比人们以往认为的要严重得多, 每年在全球导致320多万人过早死亡及超过7600万健康生命年 (1个人减少1年寿命为1健康生命年) 的损失;2010年在中国, 室外空气污染导致120万人过早死亡及超过2500万健康生命年的损失。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周边土地的开垦利用与荒漠化以及工业的发展都产生大量的气溶胶, 这一现象在局部地区是更加显著, 如:工业城市、山区或河谷居民稠密区。这样的局部地区普遍存在着大气环境恶化现象, 其上空的气溶胶浓度可以是远离人口稠密区的3~10倍。

4 气溶胶的观测研究

气溶胶浓度的测定通常用称重法来进行, 这国家环保局对测量大气中的PM 10与PM 2.5的规范测量方法。称重法的每次测量时间长, 对于多点的连续观测比较困难。自19世纪末Aitkin计数器问世以来, 气溶胶测量技术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如激光计数器、光学辐射测量等等。对大范围的气溶胶观测, 还有激光雷达、卫星遥感等。因为气溶胶的空间分布十分不均匀, 所以光学辐射测量方法很难与称重法统一起来。一般与人体健康相关的环境监测使用称重法, 而对整个气层的气溶胶的观测, 采用光学辐射方法;对大区域范围的气溶胶的空间分布, 采用雷达与卫星遥感方法。

光学辐射、激光雷达等先进仪器价格昂贵, 难以广泛应用, 目前只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 一定的局部区域范围内使用, 常规环境监测则用的很少。此外, 利用测量大气电导率的方法, 也可以间接地推算大气气溶胶浓度。Twoney[4]分析了从18世纪以来在船舶上对大气电导率的记录的资料, 他把大气电导率转换为绝对粒子数浓度。利用电导率来推算粒子浓度, 由于存在难以确定的物理量, 如电离率、小离子迁移率和粒子的复合数等, 准确的粒子浓度难以计算, 但是粒子浓度相对增长数量的判断是十分可信的, 可以用作气溶胶浓度变化趋势的分析。并且, 对大气电导率的测量简便易行。

太阳直接辐射与太阳光度计的资料, 可以用来推算大气整层的气溶胶污染的状况。2010年分析了近40年兰州市及其他人口周密城市的日照时数资料, 发现兰州与其他人口比较周密的城市, 都存在日照时数减少的趋势。日照时数的减少意味着太阳直接辐射减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城市上空的浑浊度增加, 灰霾增加。

在兰州进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如:复杂地形上的大气边界层和大气扩散 (1989-1991年) 、城市大气气溶胶辐射效应 (1992-1995年) 等课题都考虑了气溶胶对城市气候的影响, 并有一些初步的研究结果, 如:山区易于使人为气溶胶堆积;气溶胶的浓度在100μg/m3以上时地面太阳辐射就明显减少;当气溶胶浓度达500μg/m3时, 地面以上的400~600m烟雾层可使地面太阳辐射减少30%;空中气溶胶吸收了太阳辐射而增温, 使大气不稳定性减弱, 并使大气扩散能力变差, 进而使山区上空气溶胶堆积加重。这种正反馈积累过程是山区或河谷城市的气溶胶污染的典型气候特征。在这一时期对兰州市污染大气的观测表明, 兰州市上空600m厚度的烟雾层大气混浊度系数为0.357, 比烟雾层以上的大气混浊度系数大2.3倍, 市区上空整层大气光学厚度为0.87, 是无污染地区的一倍多。

进入21世纪以来, 兰州市加大对大气环境的治理, 关闭搬迁了一些重污染企业, 市内冬季的平均TSP浓度降低了一些, 由20世纪90年代的500~700μm/m3, 到2010-2011年观测的400μm/m3。分析自2006年开始实施的大气气溶胶的太阳光度计长期光学观测资料, 得到兰州市2006-2007年冬春季的气溶胶光学厚度仍在0.8~1.0之间。这说明了, 虽然由重排放企业的TSP减少了, 但是, 细小颗粒的气溶胶污染仍然十分严重。汽车尾气排放量的剧增与气溶胶光学厚度保持在高值密切相关。

5 气溶胶在未来研究方向

兰州市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 大气气溶胶的污染问题长期十分严重。进入21世纪后, 随着城市工业的布局调整、搬迁, TSP的浓度降低了一些。但是, 人口的增加与机动车的增加, PM 2.5的污染问题突出。考虑到当前的气溶胶对气候环境与人体健康影响的问题, 提出以下两方面的研究方向。在每个方向上, 都有一些相互关联的研究内容。

1) 对气溶胶的成分的分析以及与相应成分的产生源、大气过程的解析分析, 这是研究气溶胶对人体健康的基础, 也是研究气溶胶在大气中光学辐射等物理效应的基础;关于气溶胶在大气中的循环过程研究, 包括各种输送过程与清除机制, 特别对平流层的气溶胶循环过程的研究尚待进行;对各类不同形态的气溶胶光学性质 (如气溶胶的吸收、散射系数、折射指数等) 的研究;气溶胶作为凝结核的核化作用以及与其相关的控制因素;气溶胶的各种物理效应在气候模式中的表示;评估导致气候变化的自然和人为因素;对整个气候系统的各种反馈作用以及气候系统的易变性和脆弱性的研究;

2) 气溶胶颗粒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 这一研究对我国当前的城市化建设非常重要。特别是对细小颗粒物与人体健康关系, 目前主要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 利用时间序列分析, 采用暴露—反应关系等方法。但是, 对灰霾与健康关系的研究较少。当前所采用调查统计的方法, 仍停留在定性化阶段。对于其他物理特性如质量浓度、数浓度、表面积等致病机理的研究还不深入, 亟需加强。

摘要：大气气溶胶在气候研究、污染气象与人体健康等领域是热点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已开展过许多观测研究和模式研究。但是由于气溶胶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气溶胶的观测历史短, 至今尚缺少全球范围的气溶胶系统观测资料, 所以, 在这些领域尚缺少定量化的研究结果。根据国内外开展的研究工作和一些初步的结果, 概述近期国内外对气溶胶的观测研究状况及结果, 介绍了今后将要在这一领域开展的研究工作。

关键词：气溶胶,气候变化,灰霾,大气环境

参考文献

[1]付培健.探讨气候变化的新热点:大气气溶胶的气候效应[J].地球科学进展, 1998, 13 (4) :387-392.

[2]Zhang J.Atmospheric wet deposition of nutrient elements:Correlation with harmful biological blooms in northwest Pacific Coastal Zones[J].AMB IO, 1994, 23 (8) :464-468.

工程环境效应 篇11

10月31日，成功、精彩、难忘的上海世博会落下帷幕。正如许多专家先后提及，本届世博会给上海带来全面、系统、深远变革，如果说这种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有什么特色，便是对低碳环境的全方位聚焦和展示。世博会不但云集了全球最为先进的低碳环境技术、实践案例和操作方法，而且还以巨额资金将新能源、新材料、新设施等投入使用，社会方方面面也被动员起来，这一切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温家宝总理在世博高峰论坛“让世博精神发扬光大”主旨发言说明，传承世博精神已成当前最为紧要的问题，延续和扩散世博环境效应无疑是传承世博精神的重要体现。

世博环境效应有直接间接之分，所谓直接即世博会举办本身带来的日常管理不可能具备的环境改善，只是这种改善相比较的对象是“通常模式”，即世博会所没有的状态，至于这种效应有多大需要具体分析；所谓间接，即世博会申办、筹办、举办过程中出现诸多的科学技术、规范创新和治理机制对未来环境治理带来的影响，它不属于世博会本身效应，但确实因上海世博会才引致或加速实现，一般说来这种影响更为经久有效。本文主要探讨后一种影响，目的就创新各种机制确保城市回归日常管理环境效应能得以延续和传承。

一、上海世博会的特征和属性

分析世博环境效应首先需对世博环境效应本身做一番分析。上海世博会是由展览展示、文化活动和论坛研讨三部分构成的特大活动，大量参与性、环境影响性、文化推动性赋予其聚焦放大效应。然而聚焦放大只是形式，形式离不开内容，而内容无外是时间地点、目标人群、基础设施、媒体传播等方面（如图1）。

首先是时间，世博会运营虽只从5月1日到10月31日，但需经过申办、筹办和举办长达10年，而筹办、举办又可分世博经济、世博文化、世博社会、世博管理、世博主题等诸多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统、复杂和艰难。其次是地点，上海是中国重要直辖市和经济社会发展领头羊，目前正致力于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大中心建设，是一座正处于崛起进程中的全球城市，这种地理区位决定了世博会影响力不会局限于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区域性，必然扩展至全国乃至全球；目标人群是全球意愿参观者，其中主流为上海、长三角居民。再次是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效应，园区规划、住房配套、交通运输、展馆筹备、餐饮服务等等和大规模人口流动对宏观经济的拉动，新兴技术应用而引致的物流、安保、票务、娱乐等现代服务业和产业结构升级、国内外先进技术展示和思想观念对公民素质的提升、国际多元文化和价值理念对城市性格的塑造等等，这些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随着配套硬件设施完善和轨道交通、房屋以及现代服务业发展城市更新加速、生活愈加便捷。如果说时间、人物和基础设施呈现的只是一种结果、一种静态的话，那么其确保这种结果的动态便是使世博正常运作的组织创新和工作机制。图2是上海世博会运作圈层特性。

最里层是包括活动、展示、论坛在内的各种具体活动和事件，外一层便是使这些事件得以实现的组织创新和运行机制，更外层便是组织这些机制和规章的城市管理框架和国家制度，最外层便是国际体系包括主办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和世界整体舆论环境等等。世博会圈层特性说明世博会可从横向纵向两方向发挥出巨大影响力。横向通过主办城市、城市间区域合作机制、论坛思想以及参观者等途径和方式将自身影响力投射到周边、长三角、其他区域乃至全国、全球；纵向伴随媒介对游客和城市社区、农村持续渗透，影响力逐渐从城市精英、知识分子下沉到普通居民，上海整个城市系统被强力动员，动员过程中媒体话语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这种系统性、全面性，为确保高效运营，从中央到地方都给予了充分支持，切实做到“举全国之力，集世界智慧”。

二、环境效应是时代赋予上海世博会的战略责任

任何效应持续和扩散都必须首先从价值上获得正当性，而正当性和时代主题存在因果逻辑，而时代主题又是当前最需要回答的紧迫问题。如果说19世纪工业博览会追求的是钢铁般的科技力量，20世纪30、40年代追求的是和平信念，那么随着信息革命和后工业风险社会到来绿色转向便成为时代潮流。发展主义意识形态长期支配了人类头脑、构建了核心制度、塑造了国家和城市战略走向，这种战略思想观念结出了城市化工业化这一累累硕果但也产生不容忽视甚至不可逆转的后果，其中最为严重的便是对人类生命支撑系统的侵蚀。面对环境相当程度的被忽视、环境治理机制的实质性缺位和环境责任的深刻体悟，以低碳为核心绿色发展不折不扣地成为时代主题[1]。世博会是思想的驿站，对城市系统影响不可能局限于物质和工业，也不可能局限于科技和经济，而在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诸方面都产生影响。“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说明21世纪世博会已从侧重物质、崇尚科技、重视经济、推广工业产品转变到教化人类、追求人文、倡导自然、实现精神、担当责任方面上来。由此以来，上海必须将自身融合进历史进程成为问题解决方案一部分。

三、上海世博会环境效应的延续和扩散

上海世博会特征属性和时代责任决定其环境效应不应局限于一时而应具备充分的扩展性和延展性。直接效应是为筹办、举办世博会本身带来的，最突出表现便是世博园区选址而带来的对诸多污染企业的改造、搬迁，这一改造搬迁既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和产业结构，有效减少了该地区排放；同时又通过建设大面积滨江绿地，增加“碳汇”。在“一减一增”中，世博园区成为未来市中心难得的“绿肺”，从而在物理形态上对上海环境产生持续影响。相比于形式上的直接环境效应，间接环境效应重点在于如何将上海世博会承担的战略责任转换为可持续的实际成效。战略管理学认为从战略责任到可持续环境效应产生需要一系列中间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的不仅仅是经验和技术，更是价值、组织创新、运行机制多方面的协同和融合。

（一）实现环境价值和规范对政治系统和全社会全方位输入，强化低碳环境社会共识

可持续的环境效应首先需要政治系统的价值和意识的“绿化”。按照系统论观点，政治与社会意识对政治制度、全社会行为有明显相关关系，其中政治意识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价值构成，而价值构成又决定着制度架构，而制度架构又从根本上约束着社会和市场，最终对个人选择和行为产生巨大影响。通常政治体系价值输入存在两种途径：一种源自民众权利觉醒和创新，另外一种类似“西学东渐”国际性输入。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体系规范一般通过知识、利益和制度对国内政策施加影响[2]，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多种场合提及“低碳发展”、“气候变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说明气候环境价值已成功进入中国政治体系中枢。然而政治中枢向整个政治系统自上而下传导、政治系统向全社会传播仍需要适宜媒介，由此世博获得了传播平台的重要性（见图3）。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与不同行为主体举办了一系列绿色、低碳活动，其中最瞩目的便是和上海市环保局、美国环保协会联合发起的世博绿色出行活动。2009年5月活动启动以来已穿越“长三角”16个城市扩展到全国，78家行业协会和企业承诺员工绿色出行上下班，172所学校近2万学生和家长填写了“绿色出行承诺书”，124个社区开展了各具特色绿色出行倡导活动，认建“世博绿色出行林”5000平方米。运营期间，世博局还采取各项措施鼓励参观者感受低碳环境意识，体验未来低碳生活方式。除了世博主管单位的官方行为，一些环保领域重要行为主体还配合世博积极宣传环保理念，比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起熄灯一小时让人们关注地球。世博不但贡献低碳话语，使环境价值和意识从上到下、从政治到社会全方位传递，还提供一个更高层次的“低碳实践”。参观者可使用手机或者网上的“绿色出行碳计算器”直接计算自己参观世博的碳排放，在网上购买“碳指标”予以抵消；也可购买“含碳指标绿色出行交通卡”及其他“含碳指标世博纪念品”；还能直接参与种树等降碳活动，直接或间接降低碳足迹。通过系列活动和实践的开展，低碳、减碳话语和实践正式融入整合政治系统和日常百姓生活，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显著而深刻影响。

（二）促使低碳环境知识从知识共同体迅速走向社会，成为社会性的融合知识

实现可持续的环境效应不仅需要价值，还需要知识和制度[3]，如果说实现环境价值和规范对政治体系和全社会的传递是上海世博会战略重要性的初步体现，那么应该在“什么样”基础上实现“怎么办”扩散和传播更具有重要性，而“怎么办”的基础莫过于技术知识。世博园区是科学技术汇聚地，汇集了大量先进的低碳、节能、环保科技，出现大量低碳示范和案例，如对这些案例进行解剖分析不难提炼出以一整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和模式，如果行政管理部门和机构能将此标准予以推广，将产生异常广阔的效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具备系统知识的专家在政策制定和技术知识扩散过程中扮演着特殊的“经纪人”角色[4]，然而环境效应可持续的关键在于社会大众，如何将知识经纪人的专业隐性知识转化为社会大众的显性知识异常关键，世博会以其特殊性将最复杂、最深奥的专家知识直接转化成了最形象、最直观的表现形式从而实现了由点向线、由线向面扩散，并逐渐演变为社会性融合知识。由此我们认为世博是推动知识普及的催化剂和最佳战略工具之一。

（三）不仅输入价值、传递知识更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制度创新

使环境效应得以延续和扩散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制度，然而制度构建成本异常昂贵，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世博会具有强烈的安全属性，而这种安全属性促使不同的行为主体尤其不同地域、不同隶属的政府部门为确保世博妥善安全运营不得不凝聚目标，形成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使协调成本大为降低；这种安全属性还将政府环境责任提高至史无前例的高度，改进政府环境执法的氛围和舆论条件，推动了区域环境治理一体化。这方面最突出的案例是2010年4月8日由环境保护部应急办组织指导，上海市环保局、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华东环保督察中心、江苏省环保厅、浙江省环保厅协办的上海世博会环境安全保障应急演练。如果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三省市环保部门在此基础上构建协同一致、持久有效的区域环境治理机制，那么世博在促进制度创新方面就得以部分落实。同样令人关注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为迎接世博会特意开展了“加强市容环境建设和管理600天行动计划”，通过该计划政府各部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责任机制、保障机制和动员机制，进一步梳理、整合部门分工、接点范围，明确和发挥牵头部门的协调沟通作用，将有关整改措施长效化、制度化，为未来类似行动奠定组织基础。在国际机制构建方面，上海世博会同样不逊色，2008年8月，由上海市环保局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合作开展“上海环境友好型城市动议”项目，该项目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和专长，并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平台向世界展示上海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如果此项目在后世博机构基础上不断滚动，就会成为不断推动环境治理的一大机制。

（四）最大限度改变城市“生态足迹”的发展路径依赖轨迹，促使整个城市产业结构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改变

任何城市发展都离不开经济职能，而经济职能的核心便是产业结构和布局，产业结构不仅从根本上决定了城市经济功能也决定了城市可以成为什么样的城市。上海是一座迅速发展的全球城市，然而与这种趋势不相符合的是以钢铁、石化、船舶、汽车等构成的传统工业体系。这种传统工业体系会给生态构成沉重负荷，任何数量上扩展都会引致生态环境恶化，上海要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目前上海已将自身定位为要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率先成为中国经济“领头雁”、世界经济增长极，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大力发展服务经济、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郊区城镇化建设。针对“十二五”期间上海将由“快速增长”步入“平稳增长”阶段，上海更加着力于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结构和水平，产业发展主线将从“战略性调整”转向“调整中加快提升发展”，并已制定高端制造、创新驱动、品牌引领、低碳发展为特征的新型产业体系，将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作为九大领域重点投资。幸运的是，上海发展阶段、发展态势和发展目标与世博会宗旨、目标和手段天然契合，上海世博会新技术列表包括了上海欲以突破的几乎所有方面，技术展示为未来产业化提供了第一手技术参数和运营情况从而为后世博上海整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准备了条件。上海世博会对产业结构贡献不仅仅限于高新技术产业本身还包括建立在创意和科技基础之上现代服务业。上海世博会需要门票、安保、审计、会务、生产等完善专业服务体系，也需要现代金融业，更需要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和高附加值休闲娱乐产业。通过对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动、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上海世博会环境效应得以延续和扩散。通过正确处理好国家战略和上海目标、产业转移和向外扩张、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服务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上海世博会将成为撬动“率先转型”、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支点和新的起点。

四、上海世博会实现环境效应延续和扩散的机制及相应优化

上海世博会要通过价值输入、知识传递、制度创新激励、产业结构变迁来延续和扩散环境效应。然而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上述方面都是时代主题演绎下的历史必然，是一种趋势，世博会在这种趋势中扮演了加速和催化的作用。然而历史趋势代替不了动力机制的分析，宏观层面的变革也离不开微观层面演化，世博实现环境效应的动力机制和微观层面演化又是怎样的呢？世博具有聚焦放大效应，为保持妥善运行从中央到地方都给予大力的财经技术支持，从政府到社会全力予以配合，不但摆脱了日常管理中的一些束缚，而且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国际资源也被有效动员从而成就了安全化。以安全化动力机制看待世博会就不难发现环境效应延续和扩散的强度和力度。直接效应方面，对污染工厂的搬迁和改造、以行政手段关闭重型污染企业呈现出了坚决的政治意志和行政主导。间接效应方面，环境价值对政治体系和全社会全面渗透、知识专家到社会大众的技术知识传递、围绕制度创新开展大量卓有成效工作，均说明以安全化机制落实世博环境效应有其成功之处，也有其必要之处。这也从根本上说明世博会环境效应实质是政府主导下对低碳环境科技的大规模示范应用而衍生出来的政治经济态势。

正如任何安全化机制持续时间都是短暂的一样，安全化对世博环境效应延续和扩展也会产生某种限制。环境效应本质上属于日常管理，然而世博会安全化随着世博会闭幕嘎然而止，便和环境效应的可持续性产生矛盾，这种矛盾使得如果没有将这种力度和强度转化为制度那么环境效应的延续和扩展就受到影响。任何长效机制建设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如果没有居民环境价值觉醒和环境需求，如果不能在环境价值和技术知识普及基础上实现公民对环境事务的参与管理，那么任何机制生命力都是有限的。公民参与的形式既可包括各种活动、社会中间组织，也包括专门的制度化渠道。世博局开展大量活动，取得异常良好成效；然而对社会中间组织的培养和制度化参与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尤其在吸引高学历、高收入的社会精英层公民参与方面仍然有着制度性缺陷。

世博的安全化动力机制使得承载着环境价值和规范的世博效应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但安全化的缺陷便是无法实现对日常的经济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因此如何实现这一转换或者说软着陆便成为重中之重，而这一转换或者软着陆的基础便是价值、知识和制度构建。

价值方面，无论中央和地方都明确表示绿色发展将是下个五年核心主题，低碳环境纳入“十二五”整个规划，并决定将能源强度和碳强度作为主要政绩考核指标，这充分说明价值已彻底为政治系统所接纳，而社会对此也表示热烈欢迎，虽然这并不是全部属于世博贡献但世博在价值扩散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某种作用，显著提升了城市居民对气候环境的关心。

知识尤其技术知识方面，世博科技列表充分说明世界低碳环境科技的历史趋势，仅仅展示作用极其有限，关键是如何积极推动这些科技的商业化和国产化，尽快以其可承受代价应用经济社会。笔者以为最好办法便是将后世博的园区建设成为全球技术交易中心和环境产品集散地，不但可以直接获取相关市场信息，尽快予以应用，还可以实现从市场中心这个位置本身获得诸多先机。建设这个中心的过程中能使全球低碳环境技术持续不断地汇聚上海，将最新的技术产品信息（包括技术信息和技术产品的价格信息）得以反馈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市场，这不仅是对世博环境效应的延续和扩大，更是对中国经济如何发展一个新范式的思考。

环境效应延续和扩散需要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需要成本，上海市政府以世博名义通过行政措施淘汰了落后产能关闭了若干重型污染企业，这是世博一大贡献，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摆脱了发展主义的经济激励，由此，逐步构建落后产能和环境有害产品的自然退出机制才最为关键。世博观点认为，构建这种机制并不仅仅是上海世博会或者上海市政府能做到的，需要中央政府在财政税收体制上做出一系列的创新安排，对后世博来说，如果未来世博园区或者世博继承机构能够收集最为前沿环境产品价格信息，并与相对应的环境有害产品进行对比，那么这就不但能给予环境有益技术和产品以市场信心，而且还给那些污染性企业制造出了市场和道德双重压力。目前中央已明确将在未来几年征收环境税和碳税，这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产品来说是利好消息，如果后世博机构能跟进中央政策逐步落实相关举措，那么世博园区环境效应无疑会得到经久延续。无论价值、技术还是制度都需要知识。

知识传播最直接有效地方式是书籍，如果世博会能将所有低碳环境知识包括技术列表、城市最佳实践区、论坛展示展览活动所取得的思想成果经验总结、对人类探索城市发展共同智慧进行全方位的编辑整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不但能实现与广大民众共同交流的目标，而且也为城市管理者提供非常必要的教科书和参考书。

五、结束语

正如《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注册报告》指出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成为人类文明的一次精彩对话”。目前，我们有理由认为上海世博会也是对人类未来命运思考的总结，而这段总结，环境是最为突出和最具亮点的特色。上海世博会从价值规范、技术知识普及、制度创新激励、产业结构变迁等诸多方面推动环境效应的延续和扩散，因而是不折不扣的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战略工具。上海世博会认为城市根本目的是让生活更美好，生活形态最终决定着人类未来，因此理想城市绝不仅仅是具体实践、制度构建，还应内在地包括形上思考，这一形上思考的结果便是和谐城市。和谐城市不仅包括建筑、生产与自然形成的环境和谐，城市居民、政府、商业等人与人的社会和谐，而且包括了全球挑战、城市未来、道路路径等发展和谐以及人自身幸福、满足感体现出来的心灵和谐，正是在和谐基础上城市慢慢从物质聚合体演变为城市有机体最终进化为城市生命。

上海世博会提升了全社会的环境关注、使得群众环境需要指数急剧提升，扩散了技术可行性，推进了政府、企业和社会三部门的协调，从而为安全化奠定了基础、形成了某种可能性。上海是正在崛起中的全球城市，世博在这个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信随着后世博机构的逐步建立和关于世博档案、研究、信息的陆续发布，上海将再一次感受到世博精神的魅力，而环境治理也会因为这种精神而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绿色发展[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4）.

[2] 于宏源.国际机制中的利益驱动与公共政策协调[J].复旦学报，2006（3）.

[3] 默罕·穆那辛何.直面应对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的挑战: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的应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4] Hass，Peter.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2，46 (6).

区域金融的环境效应实证研究 篇12

关键词：环境金融,区域金融,环境效应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产业发展尤其是一、二产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同时,目前发展较快的现代服务业尤其是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发展与环境状况的关系却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1,19]事实上,金融业的发展一方面会通过金融机构自身资源、环境消耗对其所处环境产生直接影响;[2,17]另一方面会通过其资源配置功能间接地而更大范围地对环境、资源状况产生影响(于永达、郭沛源,2003;王玉婧、江航翔,2006)。[3,4]因此,通过各种类型的金融创新以实现金融对环境保护和环境改善的影响开始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Mc Cammon(1995)、Scholz(1995)、Keidel(1997)、Jose Salazar(1998)、Coulson and Monks(1999)、Eric Cowan(1999)、Marcel Jeucken(2001)、Schaltegger and Figge(2001)、Sonia Labatt and Rodney R White(2002)、T.E.Gradel and B.R.Allenby(2003)、Marcia Annisette(2004)、Sanjeev Bansal(2006)、Perez Oren(2007)等对环境金融创新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王军华(2000)、于永达、郭沛源(2003)、熊学萍(2004)、陈光春(2005)、张伟(2005)、李心印(2006)、李虹(2006)、王玉婧、江航翔(2006)、王卉彤(2006)、孙恒有(2006)、丁玲华(2007)、李华友(2007)、任卫峰(2008)、葛兆强(2009)等中国学者也开始结合中国实际基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中国经济转型对环境金融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一系列环境金融相关概念。金融机构对金融与环境关系及环境金融的认识经过了一个较长过程。Marcel Jeucken(2001)的研究认为,最初金融机构将环境视作不应由其考虑的因素;之后金融机构发现融资项目的环境风险可能会向其自身传递,开始将环境风险评估纳入其融资项目评估体系;其后随着社会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和环保产业的兴起,金融机构意识到环保行动有助于其树立良好的声誉,同时金融机构也开始在这一领域里获得新的业务增长机会,于是开始重视环保业务的发展;从未来的发展趋势预测,金融活动最终应在环境保护、资源有效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推动作用,并从中获得自身的良性发展。实践中基于《京都议定书》配额项下的碳金融交易也取得了很多运用交易机制形成市场化环保模式的经验。[5,11]

尽管一些中外学者做了有关金融与环境关系的分析,但是此类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较多的是关于环境金融实践、国际环境金融合作实务以及环境金融概念范畴的分析和实践发展状况的描述,目前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环境金融理论体系,并且尚未对环境金融的内在机制进行系统研究,无论对于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尤其缺乏相关的实证分析,也未见到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与环境状况关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更未见到结合区域性特征进行的相关研究。我们认为环境状况与金融发展状况均与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环境与金融均具有区域性特征。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将在理论分析与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中国不同省、区、市区域金融发展状况与区域环境质量关联性、区域环境金融与区域环境质量的关联性、区域间环境金融发展差异性等方面的实证分析,从区域视角研究现阶段中国金融发展与环境状况的关系。本文以下的第二部分进行金融与环境关联性的金融创新理论模型、声誉理论模型和公共金融理论模型分析,并基于区域视角建立实证分析的基本假设;第三部分基于中国内地29个省、区、市区域数据进行相关的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是对本文理论与实证分析的总结,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6,7,12]

二、理论分析与基本假设

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环境、资源、生态等产生影响,但是从市场的角度,我们认为金融进入环境领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传统理论认为环境投入属于公共投入范畴,应由政府财政承担。但是,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逐步增强,环境消费逐步进入了许多私人消费领域,因而除了公共需求外,企业和个人也产生了类似私人消费品的环境消费需求。因此,商业性金融可以以一般商业形式进入这一新兴的产品生产和服务供给领域;同时,随着居民和政府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企业融资项目的环境风险在加大,金融机构在融资活动中出于控制风险和自身经营安全,需要重视和规范环境风险评估,将环境风险视作整个风险评估体系的一项主要组成。其次,出于商业性市场声誉的考虑,金融机构在为企业和个人提供融资服务的过程中应充分履行资源与环境社会责任,开展相应的环境风险评估,避免其融资活动对资源环境造成间接的负面影响,从而在金融市场上树立良好的金融企业品牌形象,积淀金融企业核心文化内涵。再次,尽管政府财政承担着公共环境供给的责任,但是在财政力量不能及时提供充分的环境供给时,应该通过金融方式动员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投入环境领域,然后再以环境改善后所增加的公共收益偿还融资,这种做法在经济学上显然同样是值得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金融进入环境领域的第一种诱因属于一般意义的市场延伸与拓展,可以使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及环境金融创新理论进行认识;第二、三种诱因则可以以使用声誉理论模型和公共进入理论模型进行解释。[8,13]

(一)环境金融创新理论模型

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为创新,创新同样是金融企业和金融活动的常态,只有保持创新才能保持金融业的生存和发展(Van Horne,1985)。在环境经济备受瞩目的背景下,金融业进行必要的创新,使其传统业务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市场变化,为其开辟新的市场领域是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9]

J.A.Schumpeter(1912)的创新理论将创新活动归结为产品、技术、市场、原料和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基于一般创新理论的金融创新理论同样认为金融创新活动源于多层次、多方面的因素影响(Tufano,2002)。Greenbaum and Heywood(1973)认为金融创新满足了仍然缺乏供给的潜在的金融服务需求,并使得创新的金融产品得以推广;David Llewellyn(1985)具有类似的观点,认为金融创新的范围包括了金融工具、市场及模式等方面,并认为各类环境条件的变化是金融创新的诱因。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环境金融是一种金融创新,正如每一次金融创新活动一样,环境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即适应社会对环境质量提高的新要求、居民对环境产品与服务的新要求、政府环境监管与治理的新要求所做出的回应。在全球环境意识普遍提高的背景下,治理环境污染、生态保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内需求不断提高,国际合作不断加强。居民、企业和政府所代表的公共需求使得环境经济的市场不断扩大,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必然需要依赖社会需求和产业发展的变化,在居民和政府环境需求持续快速增长、环境产业发展日趋成熟的过程中,金融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和速度将决定其未来发展。但是,环境产品与服务和传统产品与服务也有着很大的区别,从而也构成了环境市场较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传统金融模式进行金融创新就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和新市场的兴起,赢得自身新的发展空间。我们认为环境金融创新将是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模式、金融市场、金融交易制度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创新活动,如“碳金融”创新交易实践就包括了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合作等多领域的创新。此外,除了在银行信贷、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领域里进行环境金融创新以外,还可以运用包括环境产权交易市场、中小环境科技企业融资、环境知识产权抵押融资以及环境基金、风险投资、海外资本市场、中小企业集团债券等环境金融创新形式。[10,14,15]

另外,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会导致一项企业或项目因为忽视环境、资源和生态因素而遭受谴责、处罚、成本增长甚至失败,如小火电、小造纸、小化工等企业因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被关停,这一过程会给金融机构融资资金带来风险。因此,在一般传统融资项目中,金融机构也需要针对环境需求、环境影响和环境监管的变化进行项目评估和业务操作层次上的创新。

(二)金融机构的环境金融声誉理论模型

Tadelis(1999)的研究指出,声誉对企业而言至关重要,其形成需要长期积累并付出艰辛努力,是具有价值的企业最主要的无形资产类型。Dunbar and Schualbacb(2001)的研究认为,声誉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声誉源于客户、供应商、投资人和政府等各利益关联者对企业的综合评价,一般来讲,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收益状况、诚信状况对企业声誉有着重要影响。随着环境保护与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提高,人们开始越来越注重企业履行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意识和能力,因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形成其声誉的重要影响因素。Fombrun(1990)的研究就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意识与能力已经构成对其声誉形成的重要影响。Brown and Dacin(1997)的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影响企业声誉,并因此影响消费者对企业形象和企业产品、服务的认同与选择。Sen and Bhattacharya(2001)、Mohr and Webb(2005)等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影响企业声誉,从而影响消费者的市场选择行为及价格定位。[16]

与一般企业比较,品牌和声誉等无形资产对于从事信用业务的金融机构而言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因此,金融机构需要利用一切机会树立客户信心和政府监管信任,除了保持经验安全、防范风险意外,随着人们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要求的提高,充分履行社会责任也是金融机构树立品牌形象、积累良好声誉的重要方面。金融机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属于金融机构的重要社会责任,金融机构的环境意识与行为除了影响其金融创新市场选择之外,一项重要的影响是其企业品牌声誉,并潜在地影响其市场地位、产品定价和长期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践中,“赤道原则”为金融机构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制定了基本原则。履行环保社会责任的金融机构必然能够树立负责任企业的形象,从而提升企业声誉,取得消费者市场选择和政府监管的充分信任,提高金融机构的品牌价值,间接为企业创造收益积累基础条件。因此,金融机构的环境金融业务一方面需要从市场角度进行金融创新,另一方面也应从社会责任和企业声誉角度形成环境行为的自我道德约束。

(三)政府的公共环境金融理论模型

政府公共支出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税收等行政渠道,但税收等形式的政府财政收入受到税法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各个区域政府年度财政收入是有限的,在需要增加开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金融渠道筹集资金,以获得政府资金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再配置,我们可以将政府这种通过金融渠道筹集资金并用于公共支出的方式称为公共金融。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环境属于公共品的范畴,需要通过政府财政形式的公共支出来保障供给。但是,我们认为政府公共财政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便是完全需要由政府负责提供的环境公共品,也可以通过金融的方式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以政府和金融的共同力量结合使环境产品与服务获得更充足的供给,在时间与空间上提高资源在环境领域里的配置效率。政府可以通过向公众或商业银行发行环境治理债券等金融形式筹集资金以保障环境投入,我们将这种由政府以金融方式进行的环境投入称为公共环境金融。我们认为政府尤其是区域政府可以运用公共环境金融并按照各区域的环境需求进行投入,通过区域环境质量的提高吸引各方面投资并使本区域各项要素增值,增强区域的要素吸引力和综合竞争力,从而带动财政收入增长,偿还环境金融融资资金。[18]

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并结合区域性视角,我们下面的实证分析将基于以下假设:

假设1:区域金融发展状况与区域环境质量具有关联性,即区域金融发展会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负面或积极的影响。这一假设暗示,如果在区域金融发展中金融机构与金融活动的各个环节没有环境因素的关注,则会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如果通过金融视角和金融环节关注环境、制约环境损害行为、激励环境改善,则有利于区域经济、社会关注环境问题,有利于环境事业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

假设2:区域环境金融投资能够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影响,即通过金融方式筹集资金对环境领域的投资能够对改善环境质量产生影响。传统理论认为环境治理主要是政府的公共责任,财政投入是环境质量改善的主要资金来源,尽管已经存在金融来源的环境资金投入,但是环境金融投资对环境改善的作用程度必然受到其规模和方式的制约。因此,这一假设事实上暗示如果环境金融尚未对环境质量改善发挥明显的促进作用,需要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使环境事业能够更多地利用金融这种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融资渠道获得更充足的资源配置。

假设3:环境金融具有区域性特征,即处于不同经济区的省、区、市环境金融规模与形式存在区域差异性。环境金融应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知程度、市场化水平、公共服务能力等因素相关,中国不同经济区域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而环境金融在不同经济区域的发展水平应存在差异性。

三、实证分析

(一)区域金融的环境效应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状况与环境质量的关联性是我们的研究基础,因此我们将首先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将以区域环境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并分别以空气“二氧化氮含量”表示区域环境质量、以“人均区域金融业产值”表示区域金融发展水平。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报以及国家环保局的环境统计年报对于环境质量和环境污染状况的统计主要包括气体污染物、水体污染物和固体污染物产生与排放量等指标,我们认为其中空气污染影响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涉及范围最广,是最具综合性的环境质量指标。空气质量指标中“二氧化氮含量”的来源既包括工业源又包括生活源,主要由广泛使用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燃烧产生,而且是国家统计局城市空气质量指标中的氮氧化物含量指标,能够较为综合地反映区域环境质量。因此,我们选取“二氧化氮含量”指标表示各区域的环境质量状况。需要说明的是,“二氧化氮含量”指标表明的是环境受污染的状况,因而其为负向指标,即该指标越低表明环境状况越优,反之亦然。“人均区域金融业产值”综合反映了各类金融产业、各类金融业务的发展水平,较能综合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因此我们选择这一指标作为代表区域金融的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为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包括内地29个省、区、市(由于数据缺少而没有包括青海、西藏2省、区,以下相同)的相关数据,未加特别说明的数据时间均为2007年度。我们建立如下式(1)的计量分析模型:

其中:Q代表以“二氧化氮含量”表示的区域环境质量水平;F代表以“人均区域金融业产值”表示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数据检验结果见表1。

注:***、**、*分别为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t检验值。

从实证检验的结果中我们发现,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在5%水平上对区域环境质量水平有较为显著的解释作用,对于我们的基本假设1,实证检验结果首先表明区域金融发展状况与区域环境质量有着较为显著的关联性;其次,我们发现解释变量“区域金融业产值”指标的回归系数为正值,由于环境质量指标“二氧化氮含量”为负向指标,因此说明区域金融发展尚未将环境问题作为重点考虑的因素,目前的金融活动没有重视环境因素,金融机构尚未在其业务活动中将环境作为关注目标,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无论通过自身的直接作用或是通过其融资业务的间接作用都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检验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目前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提示我们可以从金融角度关注环境问题。

(二)环境金融的区域环境质量效应实证分析

中国目前各区域针对环境治理的各项投资来源中,来源于金融方面的投资是否对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做出了显著性贡献是我们关注金融影响环境问题的又一个主要方面。因此我们将进一步对中国区域环境金融投资状况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将以区域环境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区域环境金融投资水平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仍然采用空气“二氧化氮含量”表示区域环境质量;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各区域2006年度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来源数据,以“排污费补助”、“政府其他补助”、“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等形式的环境投资,各投资来源指标均采用各区域的人均数据,“银行贷款”即环境金融形式。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采用的区域环境质量水平指标为2007年度数据,区域环境金融投资指标为2006年度数据。我们认为,区域环境金融投资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相应的影响存在1年的时滞是合理的。我们建立如下式(2)的计量分析模型:

其中:Q代表以“二氧化氮含量”表示的区域环境质量水平;Fj(j=1,2,3,4)分别代表“排污费补助”、“政府其他补助”、“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等形式的环境投资,F4即为我们要检验的环境金融投资。数据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所显示的实证检验结果中,我们发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来源4项指标中,“排污费补助”和“政府其他补助”两项来源于政府公共支出的项目,分别在10%和5%水平上对区域环境质量水平具有较为显著的解释作用,而“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来源的投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作用均不显著。表明区域环境质量改善投资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环境金融尚未对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做出显著性贡献。

注:***、**、*分别为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t检验值。

同时,由于我们所采用的表示环境质量水平的指标空气“二氧化氮含量”为负向指标,而政府投入中发挥最显著作用的“政府其他补助”对环境污染程度指标的影响为正,说明各区域政府的环境投资仍为被动模式,是迫于环境压力而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公共环境影响行为处于起步阶段;同时,这一检验结果也暗示中国各区域未来需要向统一环境投资规划、环境风险防范、预先环境投入、优化环境质量主导的环境投资主动模式转变,以提高环境投资及环境影响行为的效率,降低环境投资和环境影响行为的成本。

(三)环境金融的区域效应实证分析

尽管我们的上述实证检验显示中国各区域环境金融投资尚未对各区域环境质量改善产生显著性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不同区域间经济、社会、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我们仍然关心各区域间环境金融投资水平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即发达区域是否已经先于欠发达区域开始重视环境金融的投入,从而检验我们基于基本理论分析对于环境金融区域性特征的认识和假设。实证分析将以区域环境金融投资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表明各经济区域性特征的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区域环境金融投资水平以上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来源中的“银行贷款”指标各区域人均额表示;区域虚拟变量则包括表示东部、中西部区域的虚拟变量等反映区域性特征的相应指标设定。我们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来表示不同的经济区域特征,将青海、西藏外的中国内地29个省区市划分为东、中西部2个区域(1),分别以RGi(i=1,2)表示东部和中西部虚拟变量,则有:

依据前述理论分析和基本假设,我们建立环境金融区域效应分析的计量模型以对理论分析、模型和基本假设进行检验。我们基于年度时点水平建立基本计量分析模型如下式(3):

其中α0、α1为模型参数;F表示被解释变量,为区域环境金融投资变量指标,即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来源中的“银行贷款”指标各区域人均额;RGi表示解释变量,为代表东部、中西部等不同区域特征的虚拟变量。检验结果见表3。

注:***、**、*分别为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t检验值。

从表3所显示的检验结果中我们发现,区域环境金融投资的东部效应和中西部效应均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东部经济区域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中西部经济区域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东部区域的区域环境金融投资水平普遍明显高于中西部区域。尽管实证分析第二部分的检验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区域环境金融尚不能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显著性影响,但是环境金融区域效应的实证检验仍然表明环境金融具有显著的东部、中西部区域效应,即东部省市区域的人均环境金融投资额普遍显著性高于中西部省、区、市。一方面,东部区域的经济发展仍属以制造业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对环境和资源的消耗也带来了对环境治理投资的相应需求;另一方面,东部区域随着经济、社会的领先发展已开始更多地运用金融方式增加对环境的投资,改善和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