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科文化

大学学科文化（通用10篇）

大学学科文化 篇1

大学教育的本质是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服务于大众, 而大学美术学科在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社会角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部分高校的美术院系都将美术论文当做科研的评估手段, 但是评估方式却不适合注重实践的美术教学。美术教学的实质和目的是引导学生将自己的内心情感与聪明智慧发挥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上, 而不是在美术理论上做文章。过于将学术理论放在教学活动的中心, 会束缚学生的艺术创作思维。

同样, 国内单就地方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不在少数, 但是地方文化建设往往忽视了地方高校在文化普及、国家政策宣传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大学美术学科发展与地方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实际意义

随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强国”战略思想的提出,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更多受教育水平高、文化素质好的优秀人才的参与。高校所在地, 大到一个行政区域, 小到一个社区, 既是提供给高校美术专业一个施展本专业才华的舞台, 又是给在校学生由学校向社会过渡的一个锻炼平台。目前, 各级政府与教育界越来越重视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 大学学科与当地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正是一个有待深入挖掘, 具有广阔社会推广前景的系统工程。

1. 有利于大学美术专业自身的发展。

大学美术学科各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 除了在特定历史时期被动地参与社会运动与政治宣传外, 其学科建设与培养目标基本上以训练学生的基础技能和一定的创作与教学能力为主。相对于设计学科的基础学科定位和相比于理工学科的人文学科背景, 美术学科比较缺少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和对社会发展变化的互动影响。当前, 我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文化艺术对社会和谐发展的促进引导和建设性作用已被更广泛、深入地理解接受。

2. 有利于当地文化建设与发展,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丰富大众文化生活。

在当前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建设的意义愈发重要。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 对文化艺术等精神文明的需求也日益提高。文化艺术设施与活动的建设发展已成为各地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大学的美术学科作为重要的艺术机构和培养艺术人才的基地, 其集聚的专业人才和设备设施在满足自身发展的同时, 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文化艺术的活动与建设。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 可以有效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丰富大众文化生活。具体到中西部地区和社会文化建设欠发展城市, 本课题具有更明确的实际意义。

二、大学美术学科发展与地方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意义

当前, 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许多新的问题与现象需要新的观念与更深入切实的理论来研究解决。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都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大学美术学科发展与地方文化建设理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课题项目及理论研究还是较匮乏的, 而把文化发展与政治思想建设相结合的观点正是本项目别具匠心之处, 其课题关注的范围不再是一个点, 而是涵盖了国家政策、教育、文化、艺术、社会等较多方面的综合性课题。一个综合性课题往往包括几个子课题, 这些细小的研究单元不能孤立地对待, 需要我们用联系、辩证、实验、数据考证等科研方式解决, 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研究的内容、对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三、大学美术学科发展与地方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理论的研究内容

1. 国家政策的理论研究。研究围绕关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和地方文化建设理论。

2. 美术学科与当地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性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论研究。

探讨和研究美术学科与当地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性及其相互作用, 通过翻阅和查找相关理论书籍和历史文献逐渐形成美术学科与当地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发展思路。

3. 国内一些高校的美术专业与当地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现象研究。

通过调研和走访, 搜集国内一些高校的美术专业与当地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成功范例, 例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大部分雕像是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集体完成, 四川美术学院的蓬勃发展所引发的西南美术现象, 等等。这些成功的范例值得我们分析和探究推动其发展的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

4. 具体实践。

逐步开展多种形式的美术学科与当地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互动环节, 其内容为:大学美术展览、艺术讲座向市民开放;大学美术专业的结课作业展、优秀学生作品展、教师作品展以及学院收藏的古代名画复制品展向市民免费开放, 学院定期通过网络发布专家、学者和教师讲座, 感兴趣的市民可以提前预约听课;组织学生通过实践环节课程, 深入生活, 在社会各领域了解和学习, 搜集素材, 创作出真正反映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优秀作品;师生积极参加国家和省市组织的美术展览, 把好的作品呈现于人民、奉献于大众。在教师的组织和带动下不断创作好的公共艺术作品, 美化城市环境, 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积极参加周边社区组织的文化宣传活动;把民间优秀艺术请进课堂, 为民间优秀的艺术家举办讲座, 通过举办展览把优秀的民间作品展现于广大市民和美术爱好者。

5. 信息收集和反馈。

建立信息收集和反馈机制, 通过数字统计和问卷调查的形式, 不断了解美术专业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和群众的好评度。清楚课题在实践过程中的运用情况, 总结课题实施之后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和积极成果。通过该机制建立, 进一步修订和指导后续的研究工作。

四、大学美术学科发展与地方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理论预计突破的难题

大学美术类学科建设与区域文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结合体, 在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突破和解决的难题包括:

1. 高校美术学科自身的壮大与成熟。

(1) 国油版雕等传统美术专业得到巩固的同时, 专业方向需要不断拓展。随着社会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 新的专业或专业方向陆续出现。学科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不断增强, 专业结构有待完善, 只有构建除了传统美术专业外应用美术专业、新媒体专业互为补充的专业群, 高校美术学科自身才能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强的发展后劲。 (2) 学校要形成有自我特色的人文景观。美术类专业是校园亮丽的人文景观风景, 画展、艺术节等形式的艺术活动, 活跃了校园文化氛围, 加强了学校文化建设, 促进了教育内涵发展, 不但丰富了师生的精神生活, 而且对地区区域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2.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的区域文化艺术建设, 首先要以发展的眼光, 整合原有社区文化, 包括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官方的艺术机构, 一方面重视文化设施等硬件系统建设, 另一方面重视文化内容、形式的创新与提升, 摆脱人们对文化建设理解存在的误区。其次, 美术类学科与地方政府相关机构的合作需要有良好的沟通渠道。构建良好的沟通渠道, 需要政府机构相关部门的重视与支持, 一旦形成良性循环, 将更有利于学校与政府间的互动。

3. 区域文化的发掘与整理。

保护发掘区域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前提。依托厚重的城市文化底蕴, 发挥世界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界影响力, 加强城市文化建设, 在不断满足城市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促进高校美术学科的壮大与成熟。大学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教育中心所在, 因此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要做到把大学课程与当地文化特征相结合, 做到课堂与社会文化机构的互动。一是跟其所处地域和所能辐射到的区域的文化产生互动, 二是跟普通观众产生互动。

本理论研究可作为制定大学美术学科建设发展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参考文献和调研报告;也可供政府文化与教育部门制定文化建设与发展政策, 各类文化艺术与教育机构开展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与项目时作为咨询报告使用。

摘要：目前, 我国的教育体制及学科设置, 学校教育大多注重专业知识的教学, 而忽略了该学科与社会发展的联系性及其社会功能性。作者把大学美术专业作为研究实施的对象, 设计适合大学美术学科与地方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实施方案。

关键词：大学美术专业,区域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剑虹.梅贻琦的大学学科建设思想初论[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2001, 01.

[2]雷兵, 张勋宗.地方高等教育对文化强市起支撑作用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04, 08.

[3]李育勤.对当代美术学科建设中基础问题的思考[J].美术学报, 2006, 03.

文化学科群创建研究 篇2

摘要：创建文化学科群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遵循和把握问题导向、深化和强化文化学科建设的客观要求和时代呼唤。中国创建的文化学科群，是由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文化学为核心和灵魂、以社会发展领域的文化学科和学科研究范畴的文化学科为主体部分构成的“一头两翼”框架体系。系统创建并深入研究文化学科群，应努力把握其基本特点，运用其科学方法，并彰显其意义。

关键词：文化；学科群；创建

中图分类号：C913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6）01014606

近年来，中国文化经济的崛起和持续繁荣，为文化学科群的加速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文化强国战略的扎实推进，是文化学科群不断拓展的直接动因。面对全球文化竞争形势的深度发展，迫切需要创建文化学科群。从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积极践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以及社会和文化自身演进视角考察，都客观上呼唤文化学科群的创建。

一、创建文化学科群的可能

（一）新常态下文化产生的综合效益日益凸显，文化学科群的创建成为强化学理支撑的迫切要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中国对培育文化产业经济新增长点的呼声越来越高，对科教文化的创新驱动战略越来越重视，文化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要更好发挥文化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必须使文化学科的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深入化、常态化。

（二）文化现象和文化发展问题的大量涌现对文化学科的研究提出客观要求

人类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不断产生大量的问题，形成丰富的文化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不是仅一国、一地、一代、一民族就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靠全球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接续努力才能解决。党和国家一直重视文化建设，中国学界的探讨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作为有志于文化学科建设事业的我们，理应积极行动，勇当研究使命。

（三）学术界十分重视对文化学科的研究，学术成果成绩斐然

不仅在国外，而且在中国，社会各界、各学科、各领域广大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对文化学科的研究予以极大的关注。现代化的社会比任何时候更加关注文化现象和对文化现象的研究。目前对文化现象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的科研成果成绩斐然，社会各界在相关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学术文章，以中国知网检索为证，篇名为“文化”的文献有近100万条结果。在学术著作出版上，目前逐步形成以文化学、文化经济学、文化政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管理学等为主的文化学科群。同时还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民族学、文艺学等相关学科，这些都为研究文化学科群提供了基础。

（四）研究文化学科思路的拓宽、领域的拓深以及手段的现代化和多样化使文化学科群的创建如虎添翼

目前对文化现象和文化发展的研究思路，更加重视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进而把文化和文化发展放在经济、社会与文化自身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三位一体”的大系统中进行研究。对文化、文化现象和文化发展研究的领域从传统的文化学自身、文化哲学，拓展到整个社会发展领域，从单一的学科视角研究到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等各方面。我们将逐步实现现代化和科学化，充分重视发挥信息科技乃至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在文化、文化现象和文化发展研究中的作用，使大面积的实证调查研究、计量研究成为可能。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交流的深化和扩展，拓宽了对文化学科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

二、创建文化学科群的框架体系

我们创建的是“一头两翼”的文化学科群。“一头”指的是文化学是文化学科群的核心和灵魂；“两翼”指的是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对文化学科群包容的各个学科进行归类，既可以从社会发展领域进行分类，也可以从学科研究范畴进行分类。我们创建的文化学科群框架体系，如图1所示。

（一）文化学是文化学科群的核心和龙头

离开了文化学，文化学科群的创建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之所以有文化学科群，就是因为文化作为灵魂，作为基因，作为要素深深地融入、渗入、植入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同时落地生根，已经跟各相关学科门类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在学科分化和综合、交叉发展的今天，文化学几乎无所不在，到处都可以寻见其踪迹，看到其影响。文化学显然是以研究“文化是什么”为主题，并对文化现象和文化规律进行专门研究的科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应适时正式确立文化学在国家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二）从社会发展领域对文化学科群的基本学科进行划分和列队

由于传统观点上一个社会的发展领域主要是由经济、政治、文化构成，再加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领域已经纳入重要关注议程，以及学界日益关注的人的发展领域成为热点研究领域，据此，可以对文化学科群相应学科及其与这些领域的交叉学科进行合理分类。由文化学科群框架体系示意图可知，这些学科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文化经济学、文化政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等。然后再进行细分和归队，其中主要的是：文化经济学包容了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学、消费文化学、城市文化经济学、商业文化学、企业文化学等；文化政治学包容了文化政策学、政治文化学、国际政治文化学、文化行政学、公共文化行政学等；文化社会学包容了都市文化学、乡村文化学、乡村旅游文化学、茶文化学、酒文化学、地域文化学等。当然，其他还有很多分支学科，可以划归到文化生态学、文化地理学、文化人类学之中。其中，文化地理学与文化社会学又有交叉，如形成了乡村旅游文化学、地域文化学等。

（三）从学科研究范畴对文化学科群的基本学科进行划分和列队

中国的学科可以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等13个门类，据此，可以对文化学科群相应学科及其与这些门类的交叉学科进行合理分类。由文化学科群框架体系示意图可知，这些学科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文化哲学、文化史学、文化经济学、文化管理学、文化艺术学及其他等。然后再进行细分和归队，其中主要的是：文化哲学包容了中国文化哲学、文化美学等；文化史学包容了中国文化史学、比较文化史学等；文化经济学包容了文化产业学、文化市场学等；文化管理学包容了文化市场管理学、文化产业管理学等；文化艺术学包容了设计文化学、文化创意学等。当然，其他还有很多分支学科，包括文化心理学、文化法学等可以纳入“文化学”的其他学科。显然，从学科研究范畴对文化学科群的基本学科进行划分和列队的学科，其可以与从社会发展领域上对文化学科群的基本学科进行划分和列队的学科交叉融合，生成新的学科，比如民俗文化学、礼仪文化学等。

（四）相关学科为研究文化学科群中的学科夯实了理论根基

一是管理学与文化学科。管理学是研究管理活动、管理方式、管理规律的一门科学，它是从管理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由一系列管理理论、原则、职能、形式和方法组成的学科，文化发展必然要借助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从事文化建设的管理工作，因而文化学科研究必然要涉及文化管理学。二是社会学与文化学科。社会学是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通过揭示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它以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人与集体活动的具体环境；社会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人与环境作用的形式和过程；个人与集体意识、社会群体；个体与社会的互动，特别是人的社会化问题等等。显而易见，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文化社会学在研究文化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研究社会中的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所要涉及到的内容。三是人才学与文化学科。人才学是研究人才现象，揭示人才成长、发展的规律和对人才培养、选拔使用的规律，文化人才学是为了使文化工作者顺利成才的科学，它必然要借助于人才学的基本理论。系统论、软科学、宣传学、领导科学、传播学、美学、人口学等学科都或多或少为文化学科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的启迪和借鉴。

三、文化学科群的基本特点

文化学科群作为一个正在形成和逐步发展的新兴学科群，是综合性的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集合体，它具有自己的显著特征。

（一）文化学科群具有复杂性的特点

文化学科群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文化现象和文化发展问题，文化学科群是社会发展领域中的文化学科以及与各学科门类交叉融合的文化学科所构成的集群。文化现象是复杂的，文化问题也是复杂的，社会领域中文化的发展、变化就更加复杂，而置于社会发展领域、结合各学科门类进行的文化学科群研究就极其复杂。例如，文化计量经济学、文化统计学、文化竞争系统科学研究就很复杂。经过全面而深入研究（走访了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市统计局等实际部门，由实际部门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国内外文献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阅读、分析，收集了1 354个具体指标，形成指标库），才从科学评估的角度提出了中国文化竞争指数[1]、文化强省（市）指标体系[2]，从一个完整的体系出发架构了中国文化竞争系统[3]。

（二）文化学科群具有实践性的特点

文化学科群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它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它是实践经验的结晶，又指导实践。文化学科群的理论只有在文化发展实践中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检验、修正、补充、提高、丰富和完善。文化学科群体系建立以后，同样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人们对文化发展特征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要经过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不断反复，才能深化对文化发展特征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文化学科群体系也必须不断地在实践中得到充实和完善，实践是检验文化学科群体系的唯一标准，也是促使文化学科群体系发展的唯一动力。创建文化学科群的唯一目的是促使文化发展科学化。文化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环境，运用文化学科群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就能比较科学地认识文化、理解文化发展，充分发挥文化在推动社会发展、经济转型中的积极作用，而文化发展的实际成效又能进一步修正和完善文化学科群的理论。正因为如此，文化学科群是一个动态的学科集群，是开放的体系。文化学科群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指导文化发展实践的深入推进。离开了文化发展的实践，脱离了对文化发展实践的指导，文化学科群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然也就会丧失文化学科群存在的价值。

（三）文化学科群具有交叉性的特点

由于当代科学发展，文理渗透的趋势越来越显著，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又形成新的热点，产生出不少的新观点、新方法、新范畴、新结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学科，这一科学发展的趋势要求

必须研究掌握这一新兴学科群的交叉性。文化学科群研究的对象——文化和文化发展规律本身是复杂的，其自身发展的复杂性，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自然系统、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各学科门类的复杂性，决定了文化学科群学科的交叉性。例如，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我们就提出应按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原则，加快社会科学发展立法，应将其定位的重要性、投入的递增性、工作的保障性、人才的发展性、环境的优化性等内容制度化和规范化。再如，就文化人才学研究而言，文化人才建设还存在一些不足，在观念认识、现行体制、整体设计上，也还存在如下问题和不足：一是观念认识上存在不足。思想观念守旧，工作中陈旧的人才工作观念还没有消除。如论资排辈、平衡照顾、求全责备、官本位等用人观念依然突出。工作态度消极被动，有的部门单位对文化人才培养管理理念未完全树立，统筹规划缺乏前瞻，大多沿袭习惯性的工作思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守株待兔”的现象较严重。二是现行体制上存在不足。在培养方面，还存在培养的体系上相对封闭、渠道上还需畅通、手段或方式上相对单一、相应的制度尚需完善等问题。特别是对于培养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等方面，急需改革创新。同时，还需进一步形成体系开放、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在管理方面，行政思维与“官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致使违背人才成才规律和使用人才规律的现象时有发生； 管理体制不顺畅，人才使用体制不优，人才活力得不到有效释放，埋没人才、压制人才的情况并不鲜见。在服务方面，重管理轻服务，请上来听意见者

多，走出去拜访者

少，缺乏深交朋友；联系服务面不够广，由于宣传思想文化人才分布在系统、高校和区县，门类多、战线长，联系工作时往往顾此失彼；沟通渠道有限，以往逢节召开的联谊会、团拜会逐步缩减，目前联系方式多局限于会议座谈、节日慰问、调查问卷等方式，与其感情交流的机会相应减少。三是整体设计上存在不足。政策制度不够全。虽然有一揽子的顶层设计，但主要为人才培养规划、人才评选办法，对于薪酬方式、政治待遇、项目资助、招才引智方面的政策措施研究得不够。培养机会不够多。缺乏后备队伍培养机会，致使人才梯队建设薄弱，年龄结构老化。体制外文化人才管理缺乏长期性、延续性、规范化，在使用上基本都采取外聘的形式，聘一次、用一次、管一时。在联系服务艺术家上，做法还比较老套，活动形式单一，没有与艺术家真正交心。

（四）文化学科群具有整体性的特点

文化学科群作为多学科、跨学科交叉的有机统一集群，其本质特征就是它的整体性。整体并不是简单的部分相加，而是形成倍增效应、整合效果。文化学科群的研究必须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整体上把握文化发展的各方面特征，把文化置于多重属性普遍联系的网络之中，才能够取得多学科的整体效应，达到超越单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水平，获得对文化完整的科学认识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系统揭示以及指导文化发展实践的全面性、持续性。对文化发展的研究必须树立整体意识，运用系统方法、从纵向横向相结合的角度把握文化的各种属性，了解文化发展规律，认识文化与经济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等。所以必须把文化发展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改变以往对文化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某一局部的工作领域内，要跳出文化看文化。从整体上看，文化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是一项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组成的社会活动，文化发展不仅可以带来社会效益，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而言，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可以实现低投入高效益。应积极统筹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及经营性文化产业投入，全面提升文化发展的最佳综合效果（包括直接经济效益、产业溢出效益、间接经济效益、传承助推效应、渗透辐射效应、维系发展效应）。

（五）文化学科群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文化学科群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各学科以文化为研究的成果，对于探索文化发展的内在必然性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文化学科群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博取众长，自成一体，通过积极吸取各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然后融会贯通、综合运用于文化发展实践之中。文化学科群的学科知识结构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体，要综合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它不仅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和新兴学科等多学科的理论，还包括运用数学、统计学、人际关系学、领导科学等学科的成果，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各个方面科学研究和解释文化发展的各种现象，深刻揭示文化发展规律。文化学的研究是学科群的研究，文化学既是综合学科，又是最高层次的龙头学科。它综合了各分支学科的理论成果，成为一个综合研究文化的总学科。同时文化学又对各门分支学科的建设起着指导作用，而各门分支学科则是文化学的具体运用，这些学科的发展，又可以充实文化学科群体系。

四、文化学科群的研究方法

（一）文化学科群的研究要运用系统研究法

由于文化发展是一个整体，应该把文化作为一个因素放在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考察文化发展。要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了解文化发展各方面的属性、特征和功能变化的轨迹，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需要和行为，文化建设的一般过程和规律，研究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文化经济、文化管理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以及如何提高文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文化品牌力、文化创意力和文化软实力等。

（二）文化学科群的研究要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文化学科群就要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运用它们的研究成果、基本理论和科学手段。现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论等新兴科学的出现，为提高社会科学方法理论的构造性、清晰性、预见性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它们已成为自然科学方法广泛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新的结合点，而社会科学的方法也对自然科学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统一影响下，文化学科群研究方法必须引进和吸收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系统方法、统计方法、信息方法和控制方法。这些方法适合文化发展的特点，必将使文化学科群研究的一般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提高到一个可以包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大发展空间的更高层次。

（三）文化学科群的研究要运用多维综合研究法

研究文化学科群应从经济社会各领域、各门类学科的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运用各种理论、知识和方法、方式进行多维综合。在文化学科群的研究中，甚至可以把心理学方法（文化心理学）、社会学方法（文化社会学）以及新兴学科的方法，根据研究对象的情况和研究的目的进行综合运用，在实施综合运用时，每项研究以一种方法为主，辅之以其他的方法，这种建立在多维研究基础上的有机组合，有利于发挥研究方法的综合效益，也适合文化研究和文化发展研究的特点。

（四）文化学科群的研究要运用具体研究方法

文化学科群的具体研究方法很多，主要是指微观研究中的方式和方法，如获取信息的方法、社会调查分析法、观察法、案例分析法、谈心法、档案法、比较研究法、定量分析法等，由于有关的具体研究方法甚多，在此不一一论述。

五、创建文化学科群的战略意义

（一）创建文化学科群，扩大了研究的视域，有利于提升文化发展研究的实效化水平

从文化学科群的内容看，文化学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文化，更应辐射到其他有关文化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各种要素。从文化的环境看，不仅要注重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而且应该把文化放在社会大环境下进行考察。从文化经济的评估方法看，除了一些优秀的传统评估方法外，还应该根据新情况，大胆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新计量方法。从文化发展的效果看，不仅要对文化发展效果进行质的评价，而且还要对文化效益进行量的评估，把定性和定量有机结合。

（二）创建文化学科群，是创建中国发展学的基础研究之一，有利于提升学科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中国发展学的研究内容可以概括表述为“1+5+1”：前面的“1”是指中国发展学的目标论，研究人的生存、发展问题；中间的“5”是指中国发展学的结构论，具体涵盖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发展五大内容；后面的“1”是指中国发展学的保障论，重点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4]。中国发展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一系列社会存在的总体发展。研究中国发展学，离不开文化学科群的学理支撑。创建文化学科群正是要不断研究文化发展的理论体系，探讨文化发展涉及到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畴，揭示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要立足多学科，基于不同角度和层次的研究，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实现文化发展的科学化和最优化。正是这样的基础研究，有利于根据建立中国发展学学科体系的理论逻辑为主线，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逻辑性，最后落脚到如何从整体上建设好中国发展学。这就是要抓住主要矛盾，以文化学科群的创建促进中国发展学的学科性质的规定及其逻辑联系的科学性提升。文化学科群正是一个综合性强、运用性强的学科群，中国发展学必须容纳其理论和知识，进而开拓思路，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群（经济学科群、社会学科群等）的理论和知识，从而有机地彰显学科建设理论和实践上的科学性。

（三）创建文化学科群，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求新，有利于提升新型智库建设的溢出化效益

目前研究文化和文化发展的单一学科很多，但是把文化作为一个综合性学科群进行整体的研究，在学术界、智库中还处于探索阶段。创建文化学科群并不是简单地“堆积”其他研究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和知识，而是注重从整体的角度，找到涉及文化的不同部份的联系，着重研究学界研究得比较少或尚未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比如中国文化竞争系统运行机制[5]；同时，对一些以往研究比较多的问题，还要进行深化研究和拓展研究。文化学科群的创建既注意了文化学科的完整性和逻辑联系，又重视各分支学科的相对独立性。当今时代，新常态的现实，迫切需要有新型智库理论和对策做支撑。创建文化学科群是一个从现实中提出的理论课题，又是经过理论研究然后指导实践的现实应用问题。因此，这就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地从学科建设和研究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揭示规律，又不断地将理论付诸实践指导经济社会建设，从而有利于溢出最佳的智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参考文献：

[1]孟东方，王资博.我国文化竞争指数的理论框架与现实应用[J].改革，2013（11）：146-156.

[2]孟东方.文化强省（市）指标体系：逻辑演进抑或多维评估[J]. 改革，2011（11）：141-150.

[3 ]孟东方，王资博.中国文化竞争系统研究论纲[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35-140.

[4]孟东方.创建中国发展学的初步思考[N].人民日报，2014-11-03（5）.

[5]孟东方. 构建中国文化竞争系统运行机制的思考[J].管理世界，2015（7）：174-175.

大学学科文化 篇3

一、回味与感悟:学科课程文化之内涵

要构建学科课程文化, 必须先清楚学科课程的内涵是什么。在此, 拟通过对文化、课程、学科这三个概念的回味和感悟, 就学科课程文化的内涵做一个描述性的界定。

关于文化一词, 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统一的定义。综而观之, 有两种定义是比较明确、通俗的, 一种是辞书上所说的“文化就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另一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序言中所定义的:“文化是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 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人的基本权利、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2]”尽管对文化的理解各有不同, 但我们似乎对文化所蕴藏的“细雨无声”般的感召力却是一致认同的。在人们心里, 细雨对物的润泽虽然悄无声息, 可却是透彻和厚重的, 其空间是博大的, 这就是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才有机会在文化这个广博而又多彩的空间里, 对其有了自己的随性感悟。联系学科课程的范畴, 其文化的内涵就可理解为一种习俗的形成, 一种行为的延续, 一种物质的呈现, 一种规则的维持, 一种习惯的养成, 一种氛围的营造, 一种精神的弘扬, 一种品牌的坚守, 一种成果的展示, 一种标志的奠定, 一种制度的建立, 一种创造的力量, 一种经验的积累, 一个系统的组合。

关于课程, 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综而观之, 主要有这么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认识[3]:一种最普遍的观点认为, 课程是指学校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其进程与安排。广义的课程是指学校为实现培养目标而选择的教育内容及其进程的总和, 它包括学校老师所教授的各门学科和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狭义的课程是指某一门学科。另一种观点认为, 课程即教材, 认为课程内容就是学生要学习的知识, 而知识的载体就是教材, 其代表人物是夸美纽斯。再一种观点认为, 课程即活动, 认为“课程最大流弊是与儿童生活不相沟通, 学科科目相互联系的中心点不是科学, 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 这种课程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杜威。正是认识上的这些差异, 说明了对课程内涵的认识还有待于深入探索和发展。鉴于此, 我们把它放到学科与文化的视角上分析, 课程的文化内涵应包括课程的形成与发展、课程的审美、课程的内容、教与学的过程、课程评价、教学艺术、课程的主体与客体等多项内容。

关于学科, 目前最普遍的认识有两种[4]:一种为学术的分类, 具体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化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中的法学、社会学等。一种为“教学科目”的简称, 也称“科目”, 具体指教学中按逻辑程序组织的一定知识和技能范围的单位。如中小学的数学、物理、语文、音乐等;高等学校心理学系的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显然, 我们在此处要探讨的学科问题应属于“科目”的范畴, 是课程的狭义所指。因此, 从文化的视角出发, 学科的内涵应包括学科知识的储备、学科教学的准备、学科史实的研读, 学科情感的建立、学科课堂教学模式的建构、学科教学艺术的掌握、学科备课上课等常规教学行为的规范、学科成绩的评定等多项内容。

缘于上述的理解和感悟, 本文姑且给学科课程文化做这样的界定:科学课程文化就是师生在以教学活动为根本的学科课程建设中, 经过持续积累并形成的相关的物质、知识、行为、规则和精神等要素的总和, 具体包括学科史实文化、学科亲和文化、教学模式文化、学习方式文化、引导艺术文化、学科通合文化、评价导向文化、教师发展文化等八大元素。

二、归纳与生成:学科课程文化之特征

对学科课程文化建构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不仅需要我们对学科课程文化内涵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而且还应对其独有的一些基本特征进行归纳。有不同的内涵, 就会有不同的特征。从学科课程文化的内涵出发, 学科课程文化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

1. 学科课程文化具有沉积性。

沉积是一个凝聚、沉淀、积累、过滤的过程, 因而在沉积的意蕴里, 学科课程文化是需要慢慢积累的, 而且要在积累的过程中慢慢过滤, 然后真正形成我们需要的文化精髓。哪怕是一种具体的教育教学观念, 它都是由一个个行动积累而成, 并最终在沉淀中经过不断修正后转化为学科教师共同的行为。学科课程文化的建构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它不同于一项具体的工作, 不能是一个单一的目标。因此, 学科课程文化的形成必须经过积累和沉淀, 既要有量的积累, 也要有质的飞跃, 工程式的突击是学科课程文化建设的大忌。以政治学科为例, 由于其育人目标与社会意识形态有关, 其发展显得更为曲折, 要形成包括政治课史实文化、政治课亲和文化、政治课教学模式文化、政治课学习方式文化、政治课引导艺术文化、政治课通合文化、政治课评价导向文化、政治课教师发展文化等要素在内的学科课程文化系统, 必然需要一个不断的沉淀积累过程。

2. 学科课程文化具有包融性。

包融不仅代表了包容、融合, 也代表了兼包并蓄, 因而在包融的意蕴里, 学科课程文化的建构需要在相互借鉴中获得营养, 并在开放包容中变得越来越系统和越来越有魅力。哪怕是一种经验的积累, 它也可能是在借鉴了别的经验基础上再通过不断实践而得来的。因此, 从文化的视角出发, 学科课程文化建设更需要开放包容的心态, 绝不能封闭起来“造车”, 要重视多层面、多层次的融通。仍然以政治学科中的评价导向文化建设为例, 我们不仅要研究本学科在国内外的不同评价方式, 也要研究相关学科的各种评价方式, 然后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一套具有政治学科不同学段特色的导向性评价文化体系, 真正在评价中体现它的思想性、人文性、实践性、综合性等特点。

3. 学科课程文化具有延展性。

延展指持续生成发展之意。延展不仅包括了传承, 更包括了创造, 这就决定了作为文化范畴的学科课程文化, 是一种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外在到内在、由低级到高级的持续变化过程, 是一个在传承中需要不断进行创造、更新和改变的内生成过程。人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在推进学科课程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其关键点就是要适应学生的学习需要, 并在现实教育背景的变迁中不断调整和转变。因而, 学科课程文化的建构需要对课程历史的不断总结和感悟, 需要不断吸收最新的教育教学理论思想, 需要对相关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进行不断的提炼和升华, 需要持续探索学生发展最近区的学习方式, 需要不断探索最有效的学习评价方式和方法, 等等。从而真正形成各具魅力和影响力的学科课程文化品牌和学科课程文化品质。仍以政治学科中的引导艺术文化建设为例, 如果要使我们的教学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就要在延续已有的教学经验上, 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需要和特点, 不断创新自己的教学方式, 形成独具魅力的政治课教学艺术文化, 提升学科教学在学生中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 有了对学科课程文化内涵和特征的切实理解, 有了学科课程文化的观念和行动, 我们就可以系统地去思考我们的学科教育, 我们的一切教学行为就可以变得更符合逻辑, 就可以构建我们的学科课程文化系统, 就可以把“我”变成“我们”, 进而将“我”的教学变成“我们”的教学, 将“我”的课堂变成“我们”的课堂, 将“我”的探索变为“我们”的探索, 把“我”的成功变为“我们”的成功, 将“我”的学生变为“我们”的学生。这样, 我们就可以在文化的无声细雨中滋润着、允吸着, 让在厚土中浸润着的根真正成为种子, 进而长出教学之壮茎, 开出教学之艳花, 结出教学之硕果, 使我们的学科课程在文化的基因中坚守着、创新着、繁荣着。

摘要：随着学校课程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 学科课程文化的建构必将成为核心的内容。文章作为学科课程文化建构的系列探讨成果之一, 具体阐述了学科课程文化的内涵与特点———科学课程文化就是师生在以教学活动为根本的学科课程建设中, 经过持续积累并形成的相关的物质、知识、行为、规则和精神等要素的总和, 具有沉积性、包融性、延展性等特征。

关键词：教育,学科课程文化,内涵,特征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K].第5版.商务印书馆, 2010.

[2]http://hzdaily.hangzhou.com.cn/hzrb/html/2013-05-16/content_1496247.htm.

[3]http://www.baike.com/wiki/课程.

“班花文化”与体育学科的整合 篇4

我们实验学校的班花内涵也被赋予了体育的精神。如二(1)班的竹,朝气蓬勃,寓意积极进取,引申为体育课堂的竞争向上。三(2)班的兰花,高雅、静美,引申为体育课堂的守纪规范。四(1)班的向日葵,活泼开朗,蒸蒸日上,引申为体育课堂中的专注,跟着教师走。一(3)班的月月红,鲜艳夺目,表达了要获得美好就一定要坚持努力的理念。五(1)班的仙人掌,别具一格,讲述着班级成员团结一致,坚强不服输,为了班级荣誉努力奋斗的精神,引申为体育课堂小竞赛中的团结与合作。还有六(1)班的不畏严寒的梅花,六(3)班坚强不屈的菊花,都寄予了师生们的美好心愿。“班花文化”精神的提炼与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紧密相连,而体育教学与意志品质培养二者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学生的意志品质都是在平时的学习、训练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这就要求教师在平时组织教学的过程中,渗透“班花文化”,恰当地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高度重视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使学生健康地发展。

一、制定班花口号,激发锻炼情感

在我校的冬季早晨长跑活动中,我们要求各班结合班花制定长跑口号,使学生充分感悟到锻炼要像班花一样,从而激发起学生要学习班花品格的要求与愿望。有的班级通过多次讨论,确立了班级锻炼口号,如“月月开红花,天天来跑步”“菊花不怕冷,我们意志强”“梅花——东风第一枝,我们——长跑练身体”……学生在长跑的过程中,适度地喊响班级长跑口号,不仅激发了学生长跑的兴趣,更锻炼了学生克服困难的精神,培养了学生坚持、坚强的品质。

二、融入班花特性,强化体育规范

在学校“体育操队过关达标”的活动中,我们结合班花开展了“翠竹直,我也直”(观察翠竹挺拔的身姿,学习翠竹“直”的特点,辐射到路队、做操等方面)系列活动,评比“路队翠竹班级”“广播操翠竹班级”等先进班级。针对学生在不同季节操队有滑坡的问题,我们体育组相继推出“身姿赛青松”“傲骨似冬梅”等活动,巩固体育活动中出操路队的规范化,保证广播操和长跑活动的质量,并结合“班花文化”装点好学校体育工作的“门面”,使学生在练习过程中克服了困难,锻炼和提高了意志品质。

在活动中,班花的品性总会从学生的身上自然地流露出来。如学校开学初要进行队列队形训练,还要进行广播操比赛,体育教师就带领“翠竹班”的学生进行训练。开始,学生们练得非常认真,时间一长,他们就感觉枯燥无味,动作质量也下降了……但有部分学生依然精神抖擞,教师问他们为什么动作能做得到位,他们说:“竹子风吹不倒、雪压不弯,四季常青,是那么的坚强。我们这么一点苦和累算不了什么。”在他们的带动下,全体学生受到启发,以翠竹为榜样,苦练队列队形和广播操。长期坚持下来,“翠竹班”在每月的队列过关和广播操比赛中,均能有出色的表现。

三、班花争艳活动,丰富体育内涵

每年一度的春季“绿色全员运动会”是我们实验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运动会一直是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的重要舞台,也是激发学生体育意识的重要手段。所以,我们让班花来争艳运动会,用别具一格,独具匠心的形式,让学生在自己的小学生涯中对运动会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从小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首先,在运动会的开幕仪式上,各班旗手举着班花旗帜依次进场,解说员介绍:“向我们走来的是身姿飒爽的‘翠竹班’,‘翠竹班’在这次运动会中……”在比赛过程中,参赛班级“大本营”前面也竖立着参赛标语,如“学翠竹,争第一!”“仙人球,我最棒,团结拼搏争佳绩!”“拉拉队”也呼喊着与班花有关的加油口号。在成绩公示栏中,都是以班花命名的班级标志,学生一眼就能看出自己所属的班级和成绩。

在我校,田径队有个动听的名字“松梅队”。梅花象征着女运动员,青松象征着男运动员,以“松梅”命名,号召着队员们学习梅花、青松不怕困难,勇于展现自己的美好精神。针对队员存在懒惰、怕吃苦、气量小、受挫能力弱等问题,在训练队中营造浓厚的松梅文化,师生同心共悟松梅之韵,学松梅之神,做松梅之人。队员们在教练的带领下搜集松梅的盆景、照片、图画、名言、格言、对联、诗句等资料,张贴在训练场的墙壁之上,浓厚的松梅文化使队员们置身于强烈的情感教育场之中。我们还在队员之间开展竞争活动,评比“训练刻苦小梅花、小青松”“成绩优异小梅花、小青松”等,通过班花精神的渗透,锤炼运动员的坚强意志,保证训练的正常开展和队员成绩的进步。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在体育教学中,树立新理念,实施新课程,勇于探索,讲究方法,强化对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就能创造出体育课堂的另一片新天地!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文化宣言 篇5

我们“全国高等教育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发展论坛”的全体与会者, 愿借此机会向社会各界表达我们对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强烈愿望。

百余年来, 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一种强劲的势头。我们并不否认西方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但是, 我们也不得不警惕其对于其他民族文化的冲击与挤压。文化的世界性与时代性, 应当建立在民族性与传统性的基础上。诚如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一样,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 由于起源、地域环境和历史文化的不同, 所形成的体育文化也必定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各种不同形态的体育文化都是人类智慧灵动的结晶, 体现着不同族群的精神信仰、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 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分。我们主张, 不同民族、不同形态的体育文化之间要互相尊重, 加强对话, 减少偏见和冲突, 促进交流与合作。既反对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 也反对庸俗的民族虚无主义。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以消极保护态度来避免流失, 还是以积极创新态度来促进发展;是在交融中消蚀自我, 还是在竞争中保持自立, 都是当今中国体育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特别是以武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项目, 其深邃的文化意蕴和丰富的技术内容, 对本民族乃至整个世界, 都具有久远价值和深刻意义。对待民族传统体育, 我们应上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来认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应该走出西方体育运动的思维定势和实践范式, 回归到固有的文化发展轨道中来,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合理地吸收和借鉴国外优秀体育文化, 使其成为当代先进文化的一部分, 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的中华文化, 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了醇厚的文化滋养。据《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记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近700项, 汉民族项目已有300余项。如此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 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整理、改造和推介, 不仅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的当代义务, 而且具有繁荣世界体育文化, 造福于人类的历史责任。以太极拳运动为例, 它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观, 人与人和谐的伦理观, 人自身身心和谐的养生观, 十分符合当今人类社会的需要。我们相信, 民族传统体育的振兴, 能够为世界体育的发展带来新生与希望, 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将会产生良好的影响。

新的时期,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应当有所作为!

我们呼吁, 要坚持文明多样性与文化多元化的思想理念, 理解与尊重诞生于不同文明体系下的各种体育文化形态, 实现不同形态体育文化间的对话、融通与共享。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 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 而是要站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高度, 将其置放在一个宏阔的社会文化与历史长流中加以透视, 探讨其自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机制, 并以此进行改造、发展与创新。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要站在世界文化的潮头, 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它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人才培养等历史使命。

文化的进步,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还有待于伟大的创造和成功的实践。我们希望, 体育工作者以及所有热爱民族文化和传统体育的各界人士, 共同携手, 为弘扬民族传统体育而不懈努力。

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族传统体育必将拥有一个灿烂而崭新的明天!

让语文教学回归学科文化本位 篇6

这是个万象更新的年代,新理论、新观念层出不穷。语文教学也不例外。随意浏览一下网页,就可看到语文被冠以的无穷的称号。这些无穷的称号似乎都与我们有关,又似乎都与我们无关。在语文世界里,山头林立,每一座山头之上,又有数不清的旗号。我记起朱自清的话:“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

我常常想,从前的语文教育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前的语文只有一个朴素的名字,那个名字叫“国文”。后来,叶圣陶先生建议将“国文”改为“语文”。他对“语文”的解释是,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两者并重。这是针对当时语文教育重 “文”轻“语”的偏颇提出来的。自此,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教会学生运用母语,让学生在听说读写的实践中感受语言、积累语言、领悟语言、形成语惑,进而形成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 便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教学方法上,现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语文教学法的奠基人黎锦熙先生提出把国语教学分为“预习、整理、总结、深究和练习以及发展与应用”五段。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则总结了白话文教学的十个步骤:说明、答问、 分析、综合、口头批评、书面评价、演讲、辩难、讲评、札记。这十个步骤就包含了启发式教学法、 设计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的种种因素。[1]由此可见,当今的语文课堂教学,应该回归学科本位,将听、说、读、写、思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继承语文教学重感受、重积累、重领悟、重运用的传统。我想,认清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好好传承母语教学的优良传统,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语文教学效率上,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何必非要去另辟蹊径,占山为王呢?

二、文化视角:语文教学的重要指向

如果认真研究国语教育的基本经验,就可以知道,语文课程属于文化范畴,语文教材内容闪耀着人类文化的灿烂光辉。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里面包含了许多造字时的“社会意义”或 “社会现象”。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汉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语文教材的选编、课文的教学,都体现出编者、教师、学生的一种文化选择。有学者提出,“作为教材内容的种种人类生活和社会,自然也理应从文化教育的角度给予探讨。”[2]因此,语文教学应当回归文化本位。“母语课程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向母语文化传统回归罢了。”[3]当然,语文教学中的“文化”,与通常所指的“文化”有所区别,特别是作为语文教学的主要载体的教材,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文化选择———对规范的、稳定的、优秀的文化的选择。教材中那些文质兼美的课文,都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结晶。如果在教学中不能充分挖掘它们的文化意蕴,“课文”的文化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呈现,造成的结果便是“从文本字里行间读出的扑面而来的直觉一到教科书里就变了味或消失得无影无踪”[4],语文教材的功能和价值就得不到充分体现。

例如,小说反映的是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每个作家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文化思考的焦点,去关注社会民生。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 聚焦着他所关注的辛亥革命前后的国民性问题。如果我们不从这样的文化高度去解读文本, 得出的结论自然只是“小说以‘我’回故乡的见闻和感受为线索,通过闰土二十多年前后的变化,描绘了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衰败、萧条、日趋破产的悲惨景象,提示了广大农民生活痛苦的社会根源,表达了作者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这样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话语。实际上,我们认识到,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是一套完整的封建礼法关系,闰土就是在这样一套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而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一种准则,人与人的心灵就融合不到一起了。社会压抑了闰土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使他习惯了消极地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痛苦。只有从这一种文化视角去研读文本, 我们才能悟出“故乡”这一命题的深刻内涵———那种物质意义上的故乡和精神意义上的故乡的融合,才是人类真正的故乡。[5]唯其如此,我们才会真正理解作者内心的悲哀。

三、情意价值:语文教学的必然取向

对于语文老师来说,对文本的解读主要是解读文本的文学价值及其教学价值。我们知道, 文学作品一旦被选入教材,它的价值就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把那些作品作为一种社会阅读客体而存在的价值称之为原生价值,那么,进入了语文教材的作品,就具有了独特的教学价值。 当然,这种教学价值也是多元的,一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情意价值、知识价值、智能价值。其中的情意价值是适应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文性发展方向的。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并没有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相反却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对科学技术的功利性追求和利用,又扭曲了人性,压抑了个性的发展。因而人文主义教育理论强调教育过程中学生心智的发展与人格的熏陶[6]。知识的学习过程会对学生的情感、意志、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情意价值”。语文学科教学中的“情意价值”,主要来自语文学科中的审美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说:“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对美的惊讶、赞赏和崇爱———这是人性态度的基础,舍此,人的文明素养的真正培育和形成便不可思议。”[7]不管何种社会体制的国家,在母语教育、母语教材的编制中都十分重视语文教材的美育与道德规范功能。“审美教育着眼于人的心灵的净化,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8]而文学作品中“美”的形象(这种美,既包括崇高美,也包括悲剧美),无疑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有效载体,也是让语文教学回归其学科文化本位,实现语文教育的情意价值,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念的重要题材和内容。

执教王鼎钧的《那树》时,我在课堂上提出文章作为一种客体,它负载着作者显露或隐藏的见解、意愿,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既有确定的一面,又有不确定的一面,因此,对于这篇散文, 我们如果深入下去,也许会发掘出更多更深的意义。这篇文章同时收录在人教版的语文教材和台湾地区的国文教材中,我出示了两地教学参考书对其所作的不同评价:

大树的命运引发了作者深重的思考和感慨,他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存,人类的发展不应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人教社 《教师用书》)

庇荫人类、护卫大地,可其后却被人类基于私利考量,落得砍伐殆尽的下场,表面看来固然是老树一生实际的写照,但相应到人类社会,老树的坚固稳定, 何尝不是传统文化根深叶茂的表征? 奈何时移事迁,在西风东渐、国人盲目崇洋的心态下,传统文化亦不免于被折枝刨根、砍伐殆尽的命运。(台湾地区《国文教学手册》)

教师引导学生比较、讨论两岸对同一篇文章的解读,表达出自己的见解。学生经过思考, 指出文章讲了“那树”被重重包围,最终连根挖除,这是有象征意义的。就像文章写到的老树预先将灾祸告诉蚂蚁的事,很奇异,不可能是真的。所以,那棵老树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作者表达的正是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而渐渐衰落的悲哀之情。教师也作为其中的一员参与讨论,与学生对话,用自身的生活体验、阅读个性、道德判断、审美情趣,对文本作出个性化的解读,与学生的体验形成共鸣,挖掘出了“课文”的厚重与深意,实现了文本的“情意价值”。

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看,文学作品只是用文字固定下来的活动或事件,它是超越作者创作它时的心理———社会条件的,它向无限的一系列的解读开放。[9]通俗地讲,作品大多是“未完成”的,其意义有待于我们在阅读的审美体验中加以实现。语文教学中“情意价值”的实现,对于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念,使其达到益德、修身、养亲、齐家、爱民、报国的高尚境界具有重要意义。

四、文本细读:语文教学的应然途径

让语文教学回归文化本位,充分实现文本的“情意价值”有很多实施途径,其中,文本细读是最重要的方法。

文本细读是20世纪40年代英美新批评流派对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是美国文学理论家克林斯·布鲁克斯提出来的。我们现在所讲的文本细读,是课程教学语境下的文本细读,是指抓住文本的细微之处,见微知著,对文本所蕴涵的丰富内涵进行充分的发掘。说得通俗一点,文本细读指的是就文本本身进行的反复、深入、全面、细致的阅读。其实,文本细读并不是一个新的阅读教学理念,夏丏尊先生提出的“学习语文,就要引发一种对语言的敏感”,说的就是文本细读;叶圣陶先生提出的“字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说的也是文本细读;吕叔湘先生提出的“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说的还是文本细读。可以说,文本细读早就体现在一大批优秀语文教师的阅读教学过程中,因为上好课的前提是备好课,备好课的前提是仔细钻研教材。如果要说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对“文本”概念的理解不同。一般而言,阅读教学中的文本细读, 其“文本”多指文学类文本。基于文学类文本的 “细读”,是通过分析语义、语气、语法、意象、修辞、音节、态度和情绪等因素,从而获取学识智慧、写作技巧与情感体悟等。

教学《最后一课》这篇小说时,我试着引导学生从字缝里去读出作家所要表达的意味。例如,对课题“最后一课”的品读,抓住“最后”二字,学生读出了“不舍”“伤心”“自责”“后悔”“遗憾”“珍惜”等不同情感。然后又以第11自然段为例,引导学生在“又柔和又严肃”“只许”“已经”“就”,还有两个“最后”等字缝里,读出国难当头时,韩麦尔先生作为一个觉醒者,此时此刻复杂的内心世界。众所周知,文本是由细节构成的,把握细节是解读文本的钥匙。文本中有生动传神的词语、人物个性化的语言、画龙点睛的句子等,对这些关键地方的揣摩、理解、品味往往可以成为解读文本,展开教学的突破口。

大学学科文化 篇7

学科课程文化是一种坚守, 因为教育不能浮躁;学科课程文化是一种责任, 因为教学不是功利。一节课就是一次文化透析, 一节课就是一次文化成长, 一节课就是一次文化旅行, 一节课就是一次文化探索, 一节课就是一次文化提升, 一节课就是一次文化精神的倾听, 一节课就是一所学校的学科课程文化黄金亮点……学校文化其实原本不必寻觅, 也无需发现, 只需多多“进课堂”“走基层”, 牢牢抓住学校学科课程文化的特色创建这一强势抓手。

教育治学当以做人为先。学校的教育活动、教育管理要形成一定的丰厚的文化底蕴, 学科课程文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环节。只有形成一定的学科课程文化并依托其为学校文化的载体, 才能促进从理念到行动的教育管理的跟进和水平提升。

在学校文化特色创建活动中, 特色就是个性, 特色就是品牌, 特色就是卓越, 特色就是黄金亮点。实践告诉我们, 学校特色文化建设中的学科课程文化的科学性、人文性、独特性、交融性、前瞻性、个性化等关系着学校文化建设的质量和生命力。

一、依托学科课程文化系列基点, 抓住关 键创新点, 让学校文化闪亮起来

依托学科课程文化建设的基点, 抓住学校学科课程文化的关键创新点, 打造学科课程文化主题教育系列, 提振课程文化复兴龙头, 让学校文化亮起来。

1.学科课程文化传承系列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传统规范以及世界优秀文化传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课题, 是学校学科课程文化育人的必要内容, 因为这些内容是中华文化文明的历史底蕴和宝藏。如读国学、读《史记》《论语》《弟子规》、读我国传统四大文学名著、读世界文学名著, 开展阅读文化接力活动等, 积极建设和开展校园书香文化、墨香文化传承活动, 引领学校文化传承文明活动, 并适机编印学科课程文化校本化教育教学系列。

2.学科课程文化主题系列

学科课程文化应当结合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节日、纪念日形成文明文化科普、文明文化美德、文明文化法制、文明文化环保、文明文化安全等主题教育活动系列, 结合《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学生守则》等形成良好的文明文化规范、习惯养成和文明文化引领主题教育活动。诸如“读名著文化沙龙”“文明文化头脑风暴赛”“文明文化好习惯, 伴我行”“课堂捉虫 (课堂陋习) 树文明文化”“文化在考场”“学科课程文化进教研组进备课组”“学科课程文化进班级进寝室”“送文化进家庭、进社区、进广场、进农村、进基层”“文化进步家校互评”等主题文化系 列活动, 让学科课程文化不断被赋予新形式, 注入新内涵。

3.学科课程文化教材系列

皮尔森说:“人不是单纯的问事物是怎样的, 而是问它应该是怎样的。”结合学校学科课程文化建设和师生实际, 开设学科课程文化“大讲堂”活动, 编写《学科课程文化:从这里起步》《学科课程文化发展史》《学科课程文化美在身边》等系列化学科课程文化校本教材活动, 以使学科课程文化实事求是、有机结合、动态平衡。这样的话, 从教材的研究、编写到教材的使用、改进, 学校学科课程文化之路将越走越平坦而宽广。

4.学科课程文化基地系列

许多名校都是在历史文化殿堂的基础上几经演变发展而形成的, 学校历史文化深厚, 国学渊源流长, 文化根基殷实, 学风敦厚朴实, 这就为学校学科课程文化的建设打下了牢固坚实的文化基础。学校在创建文化特色基地活动系列的过程中, 就应该本着修旧如旧, 推陈出新的原则, 优化学科课程文化科学发展观, 投入学科课程、资源整合、品牌提升, 以改革促发展, 由量变到质变, 铸就学校学科课程文化联合体, 形成仿古复古文化与创新引领文化的崭新学科课程文化基地模式。

思路决定出路, 理念决定命运。在学校学科课程文化系列化创建活动中, 校长要做“放风筝”的有心人, 这样学校的学科课程文化创建才能:心中有天空、眼中有课程、手中有基地、脚下有沃土, 特色有创新, 文化有亮点。

二、以学科课程文化规范为基石, 张扬师 生文化个性, 让学校文化劲道起来

规范是学校发展的基石, 学校在学科课程文化特色建设的同时, 要始终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第一要务来抓。

学科课程文化的“磁场”应力作用滋养教师学科文化的智慧生成和彰显。以学科文化为特色的学校更要注重学科课程文化的规范基石, 关注师生个性的张扬, 为每位师生的发展提供舞台, 让每位师生展示自己的风采, 实现自身的文化个性特色价值, 张扬个性化文化特色发展。一定意义上讲, 一所文化特色学校, 如果没有学科课程文化特色的突破, 学校的规范学校管理、规范课堂教学、规范师生行为、规范教科研等不会走得顺畅, 也很难走远。学科课程文化特色发展能为学校规范办学提供经验、积蓄智慧。

支撑学科课程文化特色发展更重要的基石是学科教学质量, 没有了学科质量, 特色就难以深化、学校就难以突出模式化办学的重围而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学校要始终把语英数的学科教学质量看作是学校发展的底线。为了提高学生语英数的成 绩, 学校应该在突出学科课程文化特色的同时, 坚持每月的学科文化成绩调研, 每学期对教师的学科课程文化教学质量进行动态考核, 并将学科课程文化教学质量作为衡量教师工作业绩绩效的主要指标。规范办学文化侧重于共性, 而学校文化特色强调学校的学科课程文化个性品牌力量。如不能正确把握两者的内涵, 均有可能把学校、教师、学生的发展引向一刀切的死胡同。

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必须正确处理学校文化特色发展与师生个性化文化张扬之间的关系, 学校文化特色建设必须有利于师生文化个性的张扬。学校文化特色教育不是学校文化教育的全部。把师生都绑在学校文化特色一辆战车上是一种极端的、有害的办学行为。因 此我们在学校文化特色教育课程化的同时, 就应该为学生提供“菜单 + 特长发展项目”, 以此来满足学生成长的多样性成长诉求, 学校可以在满足主修课程的同时, 积极开设国学类、域外文化类、器乐类、棋类、球类、武术类、民族类等诸多学科课程文化特长发展项目, 为学校文化特色教育的“一枝独秀”到学生大发展的“春色满园”铺平道路。

正如皮尔森所言:“文化是人的活动, 它从不停止在历史或自然过程所给定的东西, 而是坚持寻求增进、变化和改革。”学校在创新学科课程文化时, 还可以为文科学生开设科学探索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诸如天文地理、航空航天模型制作、苹果落地实验等, 以形成学生那多元包容、体验与创造的价值追求及自然与人文、学校与社会的有机融合的特点, 并创造出一种积极探索的团队精神。为理科学生开设经典音乐欣赏课程, 诸如阿炳的《二泉映月》、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g小调第一交响曲》、国画中的工笔画鉴赏等, 让理性思考的光辉照耀、濡染未来学子的创造灵性。借用《教育哲学》中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民族能否为人类贡献一个爱因斯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理工科学生能否从哲学那里接受一种崇高的雄浑浩博气质的感染……取决于我 们的理工科学生是否从现实世界接受了似乎同自己专业全然无关的许多形象, 并且有一种创造性的联想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来, 学科课程文化是学习者汲取、储存知识并应用于、创新于自己及回报社会的一种知识礼品, 是使学习者“获得一种使他们能够改变文化的对话并发起社会变革的批判的和自觉的教育。”

规范和特色就是卓越。例如江苏省四星级高中丹阳市第五中学的“学科课程文化”亮点工程更是为学生发展创造了广阔舞台, 如语文的作文教学, 以课题研究为先导、以班级日记周报为载体、以成功激励为手段, 以《运河潮》《芳草》《旦阳》等文学社团为平台, 培养出一大批小小作家, 仅近两年以来, 该校已有五十多位学生在《语文报》《中学生作文选刊》《中学生》《地理教育》《考试报》《扬子晚报》《江苏教育报》《镇江日报》《京江晚报》《丹阳日报》等报刊发表习作70余篇。在学生发展的同时, “学科文化亮点”工程也促进了教师的多元发展, 每一个学科亮点的形成, 必将造就一批学科教学的领军人物。如数学学科的丹阳市名师工作室导师林伟民、政治学科的镇江市名师工作室导师丁双六等, 涌现出镇江市教学能手王洪玲、史培喜、朱国良等;物理、化学、生物、国画、计算机、舞蹈、体育等学科文化的兴起都与教师的成长同步。教师的个性化专业发展是教师个人最大的幸福、是学生最大的幸福, 是学校强大的幸福标志。

三、物化学科课程文化形态, 创造学校文 化黄金亮点, 让学校文化精神靓丽起来

把学科课程文化物化为学校环境文化, 既可以诠释学校的办学理念, 又使学校环境建设有了重心和中心。如一所学校的办学理念是“以人为本, 彰显个性, 多元提升, 和谐发展”, 因此他们就在学科课程文化环境建设上围绕其办学理念, 结合学校学科课程文化之“尚品”教学优势, 布置了古今中外“人本文化”的名人书香长廊, 设计了国学廊、数理化名家塑像群、科技园、地理园、生物生态园林、松鹤梅竹莲兰相伴等景观, 请来了文化始祖孔子, 觅集了始建于唐初的万善园遗石, 竖起了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并激励后学者的征宇落英池, 刻录了一段彰显江南齐梁故里、季子兴学、孔融让梨的故事碑刻, 矗立起文化巨匠鲁迅雕像等。园林相依, 古今相通, 一脉相承, 这些都或许能给学生留下点滴人生的思考和启迪。此外, 挂在墙上的十大功勋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雷锋等成了学生做现代人的楷模。开放的电脑房、每个教室都有能宽带上网的电脑, 提高学生现代信息素养已成为现代人的必需。英汉对照的名人名言, 告诉学生外语已成为日益国际化的现代社会必备的工具。总之, 学科课程文化是能够诠释, 是可以物化, 是可以触摸, 是可以实践的, 通过努力也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随着学校学科课程文化的创建和培育, 以学科课程文化为载体的墨香校园和书香校园工程的推进, 还可以结合学科课程文化教学, 建设书画苑, 在校园曲径处布置学生的课程学习书法石刻小品;把学校图书馆搬进教室, 使文化书香更贴近学生;成立“小小书虫俱乐部”、英语角 (EnglishCorner) 等学科课程文化外显景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文化做派, 却也能够使学科课程文化的内涵在逐步丰满, 如林间的学生书法石刻小品, 既是对书法尖子生的褒奖, 更为了让富有哲理的短语去鼓励警示每个欣赏作品的人。同时还具有创造学校学科课程文化的功能, 随着书写作品的学生的成长, 这些石头文化符号必将记录着学生一生的故事, 也让这些学生终身牵挂着学校。如班级图书交流中心的建设与新课程的综合实践活动有机结合。小书虫俱乐部全天候开放、学生自我管理、好书分享的运行模式, 学生获得了被尊重的快乐、分享的幸福、享受自由阅读的快乐。

此外, 还可以创新非物质化的学科课程文化教学活动, 如语文学科课程文化教学中的“读书读报沙龙:为教学而学习”的实施, 师生们读名著, 与大师对话, 与巨人握手。潜心研读, 可表程门立雪之虔诚;品头论足, 却无贻笑大方之顾虑。名著如敦厚的长者, 永久立于书柜, 供你咨询, 解你疑惑, 助你成长。学科课程文化的非物质化创新中, 案例反思, 讲述自己的教育文化故事活动也是一个不错的创意。学科课程文化教学案例的撰写, 可以为教师提供了练笔的机会, 提供记录自己的“教育文化故事”的成长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 使教师的学科课程文化教学反思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大学学科文化 篇8

数学学科的名称与数学著作关键词的联系最密切,我们试图从中国古代数学著作题目关键词入手,结合其他资料,作一梳理和分析。根据表1,秦及先前没有成型的数学著作,也没有固定的数学学科名称;汉至宋,以算术和数术为主要名称;宋至清,数学、数术、算学、算术都频繁出现,并且逐渐集中于算学与数学,以算学为最;民国之后,固定为数学。四种名称各有其丰富的文化含义,相互之间有交叉,又各有自身发展演变的历程。

我们根据名称内涵与外延的异同及其在中国数学史和现当代数学中的作用将它们分为四类,即数学、数术、算学和算术。将数学单列,数术与术数合为数术,其余都可以归于算学和算术,比如,算法可以认为是算学或算术的方法,算经可以认为是算学或算术的经典,等等。我们还要讨论Mathematics和Arithmetic,因为它与数学学科名称的最后确定关系密切。我们略论或不论算法、算书、算稿、算指和算经,因为他们不太适合作学科名称。早期的数、算、计和九九等词可归于活动或具体知识的名称,比如,数即指一十百千万亿等数目、技能或计算的过程,张家界古人堤《九九乘法表》和敦煌汉简《九九术》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九九乘法表,也不在本文详述之列。

编制依据:吴文俊主编.中国数学史大系·副卷第二卷中国算学书目汇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一数术

(一)以术数为名称的著作举例

《术数记遗》,也作《数术记遗》,传本作“汉徐岳撰,北周汉中郡守、前司隶注”。书中载有命数法和算筹、心算以及其他各种计算共十四种。除第14种“计数”为心算,无须算具外,其余13种均有计算工具,分别是:积算(即筹算)、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五行算、八卦算、九宫算、运筹算、了知算、成数算、把头算、龟算、珠算和计数算[3]。《数术大略》,(宋)鲁郡秦九韶道古撰。即前述秦九韶《数学九章》,一书二名。《数术记遗甄鸾注校》(清)瑞安孙冶让撰。《决疑数术》(清)金匮华衡芳若汀撰。《合数术》(清)天门方士荣撰。《合数术》(十一卷)(英)白尔尼撰,(英)傅兰雅、(清)金匮华衡芳若汀同译。《经数术》(三卷)(民国)通州王印侯撰。

(二)变化中的数术含义

数术的含义一直在变化。先秦认为是“经国之术”,两汉认为是“知道之术”,魏晋认为是“究天之术”,现代人认为其“百伪一真”。[4]以至于今天的科技史家对数术文献分类感到为难:“本文的统计与分析,‘对二十五史’ 科技书目的综合研究来说,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比如,对术数类书目,有一部分类属的书目没有统计在内,事实上术数在古代有一部分属于数学,但是又有其独特性,与现在我们所说的数学不同。……有待进一步研究。”[5]中国古代,数术这一学术类别包括了很多数学和其他科技著作。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是最早著录数术著作的文献,二书失传,但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保存了有关书目,其六种学术之五就是数术。

隋唐以来,史志著录大体上仍基本沿袭汉代。宋朝秦九韶时代,数术在内容上已经去掉了很多东西,所欲部分逐渐凝练为内算和外算两大部分:“今数术之书尚三十余家。天象、历度谓之缀术,太乙、壬、甲谓之三式,皆曰内算,言其秘也。《九章》(即《九章算术》)所载,即周官九数,系于方圆者为专术,皆曰外算,对内而言也。”[6]

明末清初,伴随着西学东渐天文和数学都独立出来了,到清朝中后期,数术几乎只包含后来所谓的封建迷信了。《四库全书总目》的表述开始有明显变化,将数术其他分支合并划归于术数类,并且置于天文算法之后。但是在人们的日常用法中,还有人将之视为天文、数学的同义词,倭仁于1867 年3 月20 日上奏称:“天文、算学为益甚微……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7]1886年,奕在《奏请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疏》中还使用这一概念:“臣等伏查此次招考天文算学之议,并非务奇好异,震于西人术数之学也。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8]王韬在1890 年重刊《西国天学源流》时,在书后加了一段识语,其中写道:“余少时好天文家言,而于占望休咎之说颇不甚信,谓此乃谶纬术数之学耳。”[9]

二算术

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所保存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书目中,算术列于数术之学六类之二历谱之内。所记载最早的算术著作是《许商算术》26卷和《杜忠算术》16卷,但是算术的含义,班固解释为:“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此圣人知命之术也。”[10]可见与《九章算术》完全不同。数目并没有记载《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看来那时的人们认为内算比外算更重要。

《隋书·经籍志》以来,算术依附于天文、历法之下,算术与历术是历算类的两个子类。《隋书·经籍志》、《日本国见在书目》和《明史·艺文志》称为历数。《七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经籍志》和《宋史·艺文志》称为历算。宋朝郑樵(1103-1162年)《通志》取消了历算,将其分为算术和历数。后来的史书,算术也大致依附于天文、历法之下。明清时期也往往将算术与乐律并提,大学士张玉书等上疏康熙,“请编次乐律算数”。他们说“ 乐律算术之学,失传已久……臣等仰祈皇上特赐裁定编次成书,颁示四方,共相传习。”[11]最后,算术,从清末到当代有此用法,主要指数字的奇偶等属性和加减乘除运算法则。

三算学

算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主流名称,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以之为名称数学的著作。但是他们的含义有变化。

虽然先秦就有数学教育,但是隋唐才开始以“算学”代表这门学科。《隋书·卷二十八·志二十三》这样记载:“国子寺祭酒,属官有主簿、录事。统国子、太学、四门、书(学) 算学,各置博士、助教、学生等员”。 唐中叶在国子监增设算学馆,与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等五学馆并列。唐《六典·卷二十一》记载这一数学教育制度:“算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二分其经以为之业,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候阳、周髀、五经算十有五人,习缀术、缉古十有五人,其记遗、三等数亦兼习之。孙子、五曹共限一年业成,九章、海岛共三年,张邱建、夏候阳各一年,周髀、五经算共一年,缀术四年,缉古三年。”宋元明清其含义变化不大。

全国院校统一“遵用”数学作为学科名称始于1939年8月国家教育部通令,此后,算学一词并没有完全消失。姜立夫、熊庆来等人坚持用“算学”一词。民间科学机构“科学名词审查会” 于1940年编印的《理化名词汇编》收录了“算学名词”,其编叙认为“算学分数学、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函数论、代数解析等各类”。其“算学名词凡例”以“数学”和 “算学”为例讲述定名原则:“Mathematics”通做‘数学’,今改做‘算学’。留‘数学’用做Arithmetic 最广义之译名。 最广义之译名。”[12]1954年李俨仍然出版《明代算学书志》(中算史论丛第二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丁福保、周云青出版的数学著作目录集仍命名为《四部总录算法编》(上海:商务印书馆)。2000年,吴文俊主编的《中国数学史大系》副卷第二卷名称仍然是《中国算学书目汇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四数学

(一)数学作为学科名称的历程

数学本是我国语言的固有词汇,古代以“数学”为题目关键词的数学著作,最早是秦九韶(1208-1261)作于1247年的《数学九章》(也称《数书九章》、《数学大略》、《数术大略》),其自序云“尝从隐君子受数学”。[6]467此后到清中期,有如下一些以数学为题目关键词的著作:元代,王氏,《数学举要》;明万历年间,柯尚迁,《数学通轨》;明(1631),李笃培(1575-1631),《中西数学图说》;清(1681),杜知耕,《数学钥》;清初,梅文鼎,《数学星槎》;清江永(1681～1762),《数学》8卷(其中:《数学补论》1卷;清乾隆十七(1759)年,谭文,《数学寻原》。晚清是“数学”与“算学”并用,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但是以数学一词命名数学学科却是用行政手段实现的。大致情况如下:晚清“数学”与“算学”混用,在用哪一个表示数学学科总名称上不一致。中国科学社成员数学家何鲁曾撰文批评这一情况:“好徇己意,于新名词多各自为说,是不能相守也;相近之名词不能别,则统以一名而混乱真义,是不能精也;好仍旧名或日本名,不问其浃义与否,是不能审也。”[13]他认为,数学学科通称应为算学,而以数学名高等算术,或数论,以避免混淆。在数学的译名上,梁启超本人的著作中就有这种混用的情况,他作于1899年的《东籍月旦》用数学作学科总名称,介绍日本现行中学校的十个普通科目,数学位列其六,[14]而作于1896的《读西学书法》把算学作为学科总名称:“学算必从数学入,乃及代数。”[15]1896年,康有为编撰《日本书目志》,“数学居然找不到合适的归属。”[16]

大家感觉不妥当,于是举行一系列活动以使其统一。1904年的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初等小学堂的八科课程中设“算术”科;中学堂的十二科中则设有“算学”科;“高等算学”隶属“格致”科,并设算学、星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理学六门。1923年7月,中国科学名词审查会姜立夫、胡明复等人参与审查数学名词,审查原则是:意义准确、避免歧义、有系统。依旧译名与日本译名为依据。凡旧译与日名能合上之原则者,择一用之;其不合者酌改或重拟。“数学”与“算学”都符合上述原则,且委员会成员在“择一”上没有统一意见。1927年,清华大学成立 “ 算学系” 。1933年4月教育部召开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还是没有定下来。1935年7月,中国数学会成立后,接受国立编译馆委托而审定名词,采取二者并存态度。1938年9月,教育部审核公布后感觉不妥当,于是征询设立数学系的大学、独立学院教授的意见。1939年,公布征询结果:28个单位中,14个单位赞成“数学”,13个单位主张“算学”,一个单位“无所谓”,仍然不好确定。教育部又将原提案及其成果交由部召集的理学院课程会议。该会议认为二者任选其一,由教育部决定,通令全国各院校统一使用。教育部鉴于数理化已成为通用简称,传统“六艺”中也有“数”,加之教育部规程中已习用“数学”一词,各院校用“数学系”、“数理系”、“数学天文系”29个单位者,用“算学系”、“算学天文系”者仅7个单位,于是决定用“数学”。 1939年8月国家教育部通令全国统一“遵用”。

(二)数学的含义

在中国古代,数学一词含义很多,大致如下。

第一,周易象数学。

秦九韶《数书九章》自序云:“尝从隐君子受数学”(见前注),所谓的数学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既包括“《九章(算术)》之流”,又包括“天象、历度、太乙、壬、遁”[6]465-755,后者之“太乙、壬、遁”即周易象数学。全祖望在评价黄宗羲学术时也称邵雍之学为“数学”:“(黄宗羲之学)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张载)之理教,康节(邵雍)之数学……。”[17]中国传统数学中,与《九章算术》关注实际事务不同,《周髀算经》关注宇宙结构,但是这一传统后来退化了,到明代已蜕变为狭义的数术。当时也称“数学”,比如,清初王士禛著《池北偶谈》中提到的“宋孝廉数学”,就是“精确”推算某人做大官和死亡的日期;金声,曾被徐光启推举为《崇祯历书》继任主持者,因故未赴任,也曾准确推算自己的“甲申之难”,他果然死于1644年。[18]《四库全书》把易学中的图数之学称为数学,[1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术数类小叙称:“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支派,付以杂说耳。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学。”其实中国当时的其他表示数学学科的词汇大多有这一含义。

第二,数字神秘主义和幻方。

《四库全书》认为传统术数包括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等,又将其分为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等六门,其中的数学是指易学中的图数之学[19],也就是河图洛书,是数字幻方,蕴涵了数字神秘主义。

第三,外算数学。

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数学,即《九章算术》的传统。明末清初徐光启就提倡这种数学:“我中夏自黄帝命隶首作算,以佐容成,至周大备。周公用之,列于学官以取士。宾兴贤能,而官使之。孔门弟子身通六艺者,谓之升堂入室。使数学可废,则周孔之教踳矣。”[20]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把《现代汉语外来词汇研究》及《现代汉语中从日语中借来的词汇》中的来自日语的汉语外来词汇汇总得到了“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一览表”。此表包含有“三角、方程式、代数、未知数、空间、指数、时间、周期、距离、集合、微积分、数量、数学、算术、积分、体积、抽象、演绎”[21]19个数学名词,都是这种用法。

五 Mathematics、Arithmetic与数学学科名称

(一)Mathematics

西方是现代数学(Mathematics)的发源地,“数学”的含义也不是一直固定的,也存在混用的情况。古罗马君王所严令禁止占星术,古罗马人称占星术士为数学家。罗马王戴克里先(Diocletian)(245-316年)就曾严格区分几何与数学,前者应用于公众事务的,后者则被视为不合法的。“数学和恶行禁典”是禁止占星术的罗马法律,一直被中世纪的欧洲所援用。不过,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也在宫廷里豢养占星术士,希望他们的预言万一能够灵验。文艺复兴之后很长时间里欧洲都保持着这种“数学家”和“几何学家”的身份区分。17世纪和18世纪,人们还称呼我们今天所谓的数学家为“几何学家”。[22]

由于上述情况,再加上耶稣会原则上对占星术的拒斥,将近代早期数学传到中国的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自然不会选择“数学”一词作为这一学科的名称;虽然中国表示数学学科的词汇很丰富,但也多与“数术”脱不了干系,与利玛窦的反“迷信”立场相矛盾。

徐光启、利玛窦和当时的其他人认为,拉丁文Mathematicarum所对应的汉语是“几何之学”。[23]传教士艾儒略就采用这一用法:“几何之学,名曰马得马第加者,译言察几何之道,则主乎审究形物之分限者也,复取斐禄之所论天地万物,又进一番学问。……独专究物形之度与数,度其完者为几何大,数其截者以为几何众……”[24],李之藻和傅汎际也坚持这一用法,明确界定了今天所说的数学为“审形学,西言玛得玛第加,”[25]12 “几何之学”的同义词是“审形学”、“察几何之道”、“几何家”。

(二)Arithmetic

1629年,李之藻与傅汎际合译的《名理探》则明确说明“算法”译自Arithmetic所对应的拉丁词:“审形学分为纯杂两端。凡测量几何性情而不及与其所依赖者,是之谓纯。类属有二:一测量并合之几何,是为量法,西云日阿默第亚。一测量数目之几何,是为算法,西云亚利默第加(Arithmetic所对应的拉丁词的汉语音译)也。”[25]121853年,伟烈亚力的中文著作《数学启蒙》,其英文译名就是“A Compendim of Arithmetic,以数学与Arithmetic对译。

六数学学科名称文化含义形成和演变原因初探

由前述可知,中国传统数学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内算与外算两个部分,当然,这两个部分的内涵与外延也一直在变化。总体来看,数学学科名称文化含义形成和演变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的大一统特点。中国文化基本定型的汉代,虽然它的文化政策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是,综合百家,援入儒术。将各家各派各科文化中与儒学不相冲突的部分都整合在儒学的系统,使中国学术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形态,传统数学也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雄的“通天地人曰儒”的观念为历代儒者所遵从,如果说天学、地学和人学是儒家的骨架,那么数学就是儒学的血液和筋脉,是将儒学各方面联系起来的线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这方面的杰作,比如,其中的《人副天数》就用数表达了人与天的同构性,再比如,他居然能用数学运算推导出管制的应有数目:“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数以为植而四重之”,[26]从而得出,公、卿、大夫和元士的数目分别为3、9、27和81。我们知道,宋代的邵雍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大一统的学术形态之下,中国古代逻辑学不发达,与之有关的学术分类也不清晰。梁启超生活的时代,人们才开始注重这种缺陷,将二者明确区分:“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而至于用者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27]在此之前,学与术的关系是不明确的。这种情况一直到清末发生“三千年未经之变局”之前没有根本变化。

第二,中国传统数学教育中内算外算并重的特点。与“第一”相对应,中国文化的大一统特征在数学教育中的表现就是内算与外算并重。如宋代的崇宁算学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诸学生习《九章》、《周髀》义,及算问并通《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并历算、三式、天文书。诸试以通粗并计,两粗当一通。算义算问以所对优长通及三分以上为合格,历算即算前一季五星昏晓宿度,或日月交食,仍算定时刻早晚,及所食分数。三式即射覆及预占三日阴阳风雨。天文即预定一月或一季分野灾祥。并以依经备草合问为通。”[28]而元代建立的教育体制之一的“阴阳学”就是以内算为主了。

大学学科文化 篇9

新课程改革不仅是一批新教材的推行，更重要的是教育理念和教学行为的更新，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课堂文化的重建。在课堂中，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教学而产生的，因此课堂文化建构的核心在于教学文化。钟启泉先生认为：“课堂教学总是存在着某种文化，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学生都在进行着某种‘文化适应，其本质就是隐性观念、思维方式对学生的影响。”隐性观念主要指价值层面的观念，即对于课堂教学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教学价值观直接影响教师对课堂教学内容和过程的取舍。思维方式是个体思维层次、结构、方向的综合表现，它对课堂教学方式和教学效果具有直接的制约。因此，“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教师应当创造一种怎样的‘教学文化适应。”

二

地理科学是一门“生活化”的科学，是与时代发展紧密联系的科学，是注重“体验”和思维发展的科学。传统地理教学中，具有学科特色的内容、教学方法等往往被忽视，“灌输中心”、“知识中心”的教学理念占据主导，地理知识学习“难”、“繁”、“旧”等问题突出，而对生活的体验，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尤其是对地理现象的“观测”、“调查”、“统计”、“实验”、“模拟”以及地理思维发展等方面明显存在不足。

从社会大环境和时代发展的角度来看，“灌输式”教学和“知识”本位教学是各学科普遍存在的问题，教师习惯“灌输”，学生习惯“被灌输”，这种教师与学生文化适应的“惯性”，也的确是新课程改革中课堂教学文化重构的一大阻力。但抛开上述共性，从学科教学本身来看，地理学科特性的缺失，是传统地理课堂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学科教学中一味追求“统一”、“求同”和“中庸”，缺乏学科独特的个性，必然缺乏学科魅力。因此，关注地理学科特性，构建有学科特色的课堂教学文化，是充分展示地理学科魅力，促进地理课程目标达成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三

“愉悦”、“互动”、“探究”、“合作”等理念是新课程改革中课堂教学文化建构的共识，在地理课堂教学文化建构中，除需要注重上述诸多共性的要素外，还必须结合学科特性，建构具有学科特色的课堂教学文化。

1、地理学的学科交叉性要求地理教学模式具有高度的兼容性

地理学科兼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性质，新课程改革把地理学科定位为兼跨“人文与社会”和“科学”两个学习领域。这就要求广泛吸收其他学科教学文化中对地理教学有益的成分，如语文学科的“阅读文化”，数学学科的“思维文化(如建模方法)”，理化生学科的“实验文化(如实验操作技能)、观测文化(如自然现象观察)”，政史学科的“调查文化(如通过问卷调查资料搜集)、论述文化(如通过论述阐明观点)”等等，在地理学科教学中的不同领域都需要充分运用。

2、地理学的思维特性要求地理教学建构“思维型”教学文化传统地理课堂教学中“记忆型”教学文化的色彩极其明显，“死记硬背”成为很多人公认的地理学习法宝。地理学科“有地无理”也因此根植于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事实上，当前地理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的区域性和综合性被赋予新的内涵，地理思维有了进一步的扩展。例如，在区域地理学中从传统的强调现象描述转为强调从一般到具体的演绎和定量分析，把解释和建立模型作为中心任务；在地理学传统的综合研究基础上，综合地理学已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它要求实现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合作与统一，同时要运用和吸取经济学、工程技术科学、生态学、行为学和政策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积极推动区域综合开发、区域系统工程和区域综合问题(如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的治理与开发等)的研究；等等。

由此可见，在地理教学中紧抓地理思维特性是重塑地理课堂教学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地理思维是地理素质最本质的东西，在地理教学中应着力培养学生运用地理思维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地理教学的过程体现出“地理味”，从而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地理素养。

3、地理学的决策功能要求建构地理课堂教学的决策文化

地理学在区域开发与国土整治研究方面具有优良传统，已经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决策依据；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为区域规划、管理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强化了地理的决策思维，也促进了学科的决策化；地理学每每走在时代的前列，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对知识经济及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等都为国家提供了决策依据。从目前中学基础学科设置来看，具有决策特性的学科并不多。因此在教学活动中应通过问题分析、制定方案、方案对比、模拟决策等环节，充分展示地理科学的决策功能，这也是展现地理学科魅力的重要途径。

4、地理学的社会性和实践性要求地理课堂教学具有极强的开放性

首先，地理学的社会性要求地理课堂教学紧贴时代脉搏。从宏观上来看，地理学在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等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微观来看，地理学在区域开发与国土整治以及在重大项目的建设方面都能够提供大量的决策依据。地理学关注社会，对于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的理性分析和反思，是促进地理科学发展的巨大动力。因此，地理学对上述系列问题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进步和完善的。例如：在沙尘暴问题、江河泛滥问题、全球变暖问题、城市化问题、重大工程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等的教学中，教师必须关注相关的前沿观点，充分发挥地理理性分析和反思的功能，培养学生的质疑力、反思力等批判性思维。

其次，地理学的实践性要求地理课堂关注学生对地理现象和规律的体验。地理学向来重视其实践作用的发挥，实地考察、调查等手段在农业区划、行政区划、城市和区域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旅游规划等方面得以充分运用。地理教学应充分开展地理观测、考察、实验、调查等实践活动，这些都是学生体验地理规律和现象的重要手段。当然，课堂教学中由于时空的限制，在上述活动无法开展的时候，地理教学设计就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生活体验。

5、地理学所传递的价值观要求地理课堂关注环境伦理教育

地理新课程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要“树立科学的人口观、资源观、环境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念”，可见价值观的传递和渗透是地理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同时也是地理学科在素质教育实施中的一项重要功能。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地理教学所传递的最主要的价值观，要从观念走向行动，必须通过人们的伦理道德来促成，这种伦理道德就是环境伦理。环境伦理虽然在发达国家逐步发展为大众伦理，但在我国仍然是前沿伦理，所以以地理课程为载体进行环境伦理教育，也是地理教学顺应时代潮流和切合中国国情的重要体现。

大学学科文化 篇10

那如何在历史与社会课教学中渗透电视文化呢?笔者结合自己多年教学实践经验, 在此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借鉴电视节目的多元性, 革新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模式

电视节目要生存下去, 必须想尽办法使电视节目符合广大电视观众的口味和审美取向。但由于观众的构成不是整齐划一的, 不同层次的观众对电视节目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所以电视节目必须具有多元性。有轻松类的, 也有益智类的;有偶像类的, 也有戏剧类的;有少儿类的, 也有老年类的……总之, 电视节目的“身份”应该是千姿百态的。反思一下我们历史与社会课教学, 也应多些变化, 我们面对的学生个性差异很大, 课堂上如何吸引住不同层次学生正是课堂教学的关键。

可传统的教学模式体现的是“填鸭式”“一言堂”, 重视书本知识, 忽视学生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新课程改革强调“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确立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正如教育家布鲁纳认为, 教学不应是“奉送真理”, 而应该是“教人发现真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改革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从教师单一的教授模式向“师生共同探讨”模式转化。

如何建立这种新型的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模式, 我们不妨可以借鉴电视节目。如《夺宝骑兵》中的挑战式, 《焦点访谈》中的访谈式, 《艺术人生》中的对话式, 《中国文艺》中的讲解式, 《法庭内外》中的辩论式等, 都可以被我们运用到具体的教学中来, 丰富我们的教学手段。

如在上“秦朝一统”这堂课时, 笔者大胆运用了《艺术人生》中的对话式的互动教学模式, 先安排两个学生分别扮演秦始皇、李斯, 并让他们在课前收集秦朝一统的相关资料, 其余学生以四人小组为单位准备问题。同时为了更好地突出互动效果, 我还把这节课搬到了音乐教室来上, 大家围坐成半圆状, 笔者担任“朱军”的主持角色, 从中穿针引线, 始终引导互动教学不偏离课堂教学主题。这种互动教学极大地引起了学生学习兴趣, 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求知需要。

二、借鉴电视节目的娱乐性, 促使历史与社会学科全民参与

电视是一种娱乐文化, 很多吸引观众的成功电视节目往往是那些比较轻松的, 体现了生活化和简单化, 观众看后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参与体验感的节目。新课程改革更多强调历史与社会学科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 提倡全员的体验、探究、参与、合作、讨论、调查等多种学习方式。因此, 我们完全可以借鉴电视编导们的精心设计, 来激活每一个学生参与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的兴趣。

如在上完八年级历史与社会课后, 考虑到新课改后历史与社会学科的综合性和整合性增强, 而学生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不是很清晰, 所以我特意安排了一节梳理中国朝代发展的复习课———“我爱记朝代”。在教学过程中, 我借鉴了浙江卫视的《我爱记歌词》栏目, 以小组为单位分四个教学环节进行:“朝代大接龙”中由各小组从“黄帝”开始自行进行朝代接龙;“朝代大找茬”中我挑选了很多历史人物、历史著作、历史制度等概念性的知识, 故意把它们放错朝代, 然后由学生来“找茬”;“朝代连连看”中我把八年级教材中一些重要的知识点列举出来, 让学生指出与此相对应的朝代;“朝代大填空”中我选了相对比较重要的四个朝代秦、汉、唐、清, 让各组进行填空, 看哪一小组讲出该朝代史实最多。

三、借鉴电视节目的时代性, 把握历史与社会教学时政分析

有人说电视文化是一种快餐文化, 它所呈现的信息瞬息万变, 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当然这也是电视节目生存的需要。为了吸引住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的人们, 电视节目的制作必须要不断更新, 时刻保持新鲜感。而历史与社会学科是为实施公民教育而构建的综合课程, 也有着很强的时代性, 毕竟学习历史与社会最终是为现实服务, 是为提升学生分析解决身边实实在在问题的能力。这些问题可以大到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等, 也可以小到生活阅历对个人成长的影响以及如何进行交往等, 所以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一定要重视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的联系, 突出历史与社会教学的时政分析功能。

新课改实施后, 我就有意识地借鉴了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 在学生中开展了课前五分钟的时政演讲, 要求班上学生轮流进行、人人参与, 演讲形式可以多样, 但是必须做到两个前提:一是演讲内容是近期发生的有一定争论性的时政;二是演讲中必须要有本人对此问题的看法和分析。五分钟的时政演讲, 逐渐培养了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习惯, 也加强了学生慧眼看世界的能力。

四、借鉴电视节目的地方性, 突出历史与社会学科的乡土气息

电视文化也是一种地方文化, 它在一定程度上担负着发展区域文化、彰显地方特色的任务。而对于地方电视台来说, 要真正有所建树, 也必须依托当地优势文化资源, 精心组织策划, 创建自己的品牌栏目, 吸引观众。如河南台的《梨园春》、辽宁台的《明星转起来》、江西台的《红歌汇》、杭州台的《阿六头说新闻》等。新课程对于历史与社会课教学也有一个要求:在平时教学中教师应树立地方乡土意识, 引导学生关注本地的大事, 并主动与课本知识点相联系, 进行分析、学会感悟。在历史与社会学科中有效地开展乡土素材的教育, 不仅可以弘扬地方的优秀传统, 更容易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 树立建设家乡、建设祖国的志向。

我在给学生讲解“悄然转变中的社会生活”一课时, 有意识地融进乡土素材———向学生介绍了出生在杭州的著名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夏衍先生, 通过夏衍的成长经历, 让学生感受到近代中国、近代杭州的变化。当然, 在讲解这块内容时我也巧妙地结合了《焦点访谈》的形式, 邀请了夏衍故居的工作人员来到课堂上担任“专家”角色。学生对于就在身边的前辈会有很多感兴趣的问题要问, 在学生与“专家”的问答中, 很多知识点在落实, 丰富的情感在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