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企业海外投资分析

铜企业海外投资分析（精选12篇）

铜企业海外投资分析 篇1

1 国际投资风险及其特征

1.1 国际投资风险

关于国际投资风险主要是指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或者特定的时期内由于客观因素的存在, 导致相关国际投资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出现比较大的差距而带来的损失。当前存在的国际投资风险主要分为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经营风险、组织风险、技术创新风险等几个类型。

1.2 自有特征

国际投资与传统的国内投资有很大不同,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由于投资跨国界的客观性, 企业在风险防控方面面临诸多阻碍, 仅能使用技术经济手段加以一定防控, 但例如自然界的地震洪水, 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战争意外事故等, 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次, 企业面临的风险事故现象具有一定随机偶然性, 风险事故的随机性主要表现为:风险事故是否发生不确定, 何时发生不确定, 以怎样的形式发生不确定, 发生的后果不确定。由于风险承担的主体不同, 在国际投资方面具有一定相对性。例如, 汇率风险归于国际投资者来说可能是较大的风险, 而对于国内投资者来说则算不上风险。加之风险和效益成正比, 收益高的国际投资, 那么它存在的各种风险也就越大, 国际投资要根据自身的实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项目, 把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同时还要让投资效益最大化。

2 影响因素

2.1 东道国的投资环境

它对国际投资风险起决定性影响。它包括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一个国家政局不稳, 政府变更或改组的频率越高, 政策变动越大, 爆发战争, 经济状况恶化等都会加大外国投资者的风险。

2.2 投资者的投资项目目标构成

一般而言, 投资项目目标越高, 其构成越复杂, 投资的风险也就越大。

2.3 投资项目的合理性

即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是否严格。诸如筹资方式、销售渠道、利率、汇率等问题逐一进行可行性研究。如果可行性研究较为严格, 并且论证投资项目能够获得较高收益, 投资项目的合理性较高, 投资风险就减少。

2.4 投资者经营管理行为

如果投资者经营管理不善, 就会出现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成本提高等问题, 带来收益的下降, 甚至亏损。

2.5 投资项目的寿命周期

任何行业、任何产品都存在一个生命周期问题, 即有一个产生、发育、成熟而后走向衰亡的过程。时间越长, 风险越大。所以投资项目的周期不宜过长。

3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特征

3.1 推动力来自内在的力量

我国的海外投资和国外的投资在特征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 国内企业的海外投资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内在力量, 而国外的投资主要来自于市场的拉力。海外投资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内部动力, 另一方面就是市场的拉力。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相对比较成熟, 很多海外投资都是通过市场的拉动来完成的。我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 很多海外投资来自于国家内在力量, 主要包括民间和政府两个力量。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企业的实力越来越强, 市场拉动的力量越来越强。但是我们不能否定来自内部的力量, 这主要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 海外市场环境的恶化, 来自内部的力量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无论是来自内部的力量还是来自于市场的拉力, 最终的目的就是获得海外资产的增值和保值。进入新世纪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化, 我国海外投资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时期。

3.2 跳跃性

我国的海外投资跳跃性主要表现在“难易结合”和“远近结合”, 当前我国的海外投资亚洲及非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在海外的投资首选国家和地区还是亚洲、港澳台等一些地区,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非洲正在成为我国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地区, 这种远近结合的跳跃式发展正是我国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我国不仅仅针对于发展中国家进行有效的投资, 在对一些发达国家也正在加大投资力度。

3.3 低层次性

由于我国在海外投资的时间比较短, 同时由于发达国家在海外比较成熟的投资, 这就给我国的海外投资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我国正在经历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的阶段, 但是我们在走好这两个阶段的同时, 还要和发达国家进行激烈的竞争, 那就是在全球战略布局中寻求效率型的投资。当前我国的海外投资主要优势那就是我国强大的生产力和劳动力资源优势, 和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海外投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我国海外投资企业主要面临着人才、资金匮乏, 技术和研发能力比较弱, 国家化经验不足等等问题, 因此我国在海外投资要积极吸取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 为我国的海外投资做好准备。

4 国际投资风险的分类及风险管理

4.1 商业风险

商业风险是指由于企业收益自身的经营战略错误, 经营决策出现失误, 企业所处经营环境的变化而带来的经济损失。这种风险主要包括:外汇风险、利率风险、经营风险及其派生风险。

4.2 外汇风险

4.2.1 外汇风险的含义

外汇风险也称为汇率风险。它是指在国际投资活动中, 由于汇率变动而使投资者蒙受损失及将丧失预期收益的可能性。外汇风险的根本原因是汇率变化莫测。自1973年主要发达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汇率剧烈动荡, 给国际资本流动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外汇风险的英文字母为Exposure, 含义是“有先的头寸”, 即, 汇率变动后使持有手中的一部分货币发生贬值, 这部分贬值的货币就是“有先的头寸”。汇率变化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都有影响、威胁。

4.2.2 外汇风险管理

外汇风险管理主要分为外汇风险预测和外汇风险控制。当今世界各国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 汇率变化不定, 这给当前国际投资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不以利于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对外汇进行有效的分析后预测汇率的变化, 加强汇率的管理, 汇率预测对外汇风险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能为投资提供依据, 进而保障投资的可靠性。汇率预测是采用灵活经营策略的需要;汇率预测是选择最优避险措施的需要。外汇风险管理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利用远期外汇市场套期保值、利用货币市场套期保值、提前或推迟支付、平行贷款、选择计价货币。

4.3 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投资方在国际投资活动中, 借贷利率的变动, 给国际投带来的间接或者直接的损失的可能性。利率风险主要是在资本的筹集过程中和资本的流通过程中, 由于国际投资需要进行货币的转换, 在转换过程中就会出现利率差额, 进而给国际投资带来风险。

4.4 利率风险的管理

从资金筹集方面来看, 利率风险主要表现在资金成本上。筹集资金多种多样, 但每一种都涉及利率风险。如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 虽然利率大多数为固定的, 但是, 可能出现市场利率下调使资金成本提高的风险;如通过从银行借一笔中长期贷款, 利率大多数也是固定的, 可能出现短期市场利率下降而增加贷款利率支付的风险。所以, 筹资者应选择正确的筹资方式。当预期市场利率上升时, 可采用长期借款方式;当预期市场利率下降时, 可采用短期借款方式。此外, 还应考虑同一货币在不同市场上的利率差异, 不同市场不同货币的利率差异。选择正确的筹资方式, 还可考虑将几种筹资方式搭配使用。总之, 最终目的是降低资金成本。

从资金投放的角度看, 利率风险表现为资金收益率的高低。资金运用的投向很多, 但是, 各种投资的收益是不一样的, 并且收益率与市场利率关系重大。所以, 资金投放运用的利率风险控制, 关键在于选择最佳的盈利机会。例如, 证券投资的利率风险主要体现在债券投资上, 所以, 要准确判断利率风险造成的债券价格波动风险和债券息票利率风险。资金投放时间长短也非常关键, 投资期限越长, 资金流动性越差, 而利率风险也就越高。

4.5 经营风险

4.5.1 经营风险的含义

经营风险是指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 由于市场条件和生产技术等条件的变化而给企业带来损失的可能性。经营风险一般由价格风险、销售风险、财务风险、人事风险、技术风险构成。

4.5.2 经营风险的管理

风险的识别是风险管理的前提。经营风险的识别主要有以下三种:德尔菲咨询法;头脑风暴法;幕景识别法。风险识别后具体的管理方法如下:

风险规避:它主要是通过对风险进行有效的预测后判断导致产生风险的各种因素和条件, 并在投资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它或改变投资的流向的管理措施。

风险抑制:是指采取各种手段减少风险实现的概率以及经济损失程度的管理措施。

风险自留:是指投资者对某些无法避免和转移的风险采取现实的态度, 在不影响投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自行承担下来的管理措施。

风险集合:是指在东道国的各个外国企业联合行动, 从而分散风险的管理措施。

风险转移:是指风险的承担者通过若干经济和技术手段将风险转移他人承担的管理措施。

4.6 政治风险

4.6.1 政治风险的概念

政治风险是指在国际投资活动中, 由于未能预期到的政治因素变化而给跨国企业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例如, 东道国国内的政治事件或东道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对跨国公司利益的可能的影响。

4.6.2 政治风险的预测方法

(1) 实地考察。实地考察主要是指企业的相关人员对其投资地或者学习地进行的实地参观、调研。在考察过程中企业的相关人员会对考察地的负责人进行会谈, 并深入了解相关情况, 进而确定是否适合进行投资。

(2) 德尔菲咨询法 (听取专家意见法) 。德尔菲咨询法主要是聘请外部专家学者诊断相关问题, 并积极听取这些学者的相关建议, 这些专家或者学者可以是当地官员、管理者或者相应的行业先进者, 通常情况下这些人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3) 风险指数法。进行国际投资活动的企业可以借鉴一些国际风险评估的专门机构提供的风险指数进行政治风险的评估。国际上主要的风险指数有:《欧洲货币》杂志的国别风险排列;国际商业公司和佛罗斯特和沙利文公司的政治风险系数等。

综上所述, 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 会遇到很多风险, 尤其是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期。企业只有综合考虑各风险要素, 谨慎选择, 才能实现在风险最小化的前提下赢得最高的利润。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各国的快速发展, 跨领域、跨国界的投资热潮也随之而来。我国也加入了这场以海外投资为盈利手段的经济竞争之中。国际投资不同于普通国内投资, 国别不同, 政治环境、经济制度、语言文化等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给企业外海投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 在理论界的研究关注也愈演愈烈。基于国际投资风险的复杂性, 探究其影响因素, 力求探讨出企业国际投资风险管理的新方式, 首先必须识别、分析和评价我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各种投资风险。

关键词：海外投资,国际投资,投资风险

参考文献

[1]曹旭平.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去”分析[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 (3) .

[2]曹旭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分析[J].沿海企业与科技, 2005 (7) .

[3]杨大楷.国际投资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铜企业海外投资分析 篇2

2008-3-3 13:17:00 中国报告大厅市场研究报告网 [打印本页] [推荐给朋友] 【报告名称】: 2008年空调企业海外市场分析 【关 键 字】: 空调 【报告来源】: 中研网讯

〖 报告内容 〗

当国内销量无法负担庞大产量时，空调企业的利润也在备受考验，因此“出走”海外市场成为一种必然。

近期，美的电器成为继海尔之后第二个提出“全球化”战略的白电企业，其在2007年年报上重点提到“2008年将积极稳妥地推进美的自主品牌拓展”，对于这一点美的空调国际事业部在2月25日发给《中国电子报》记者的采访回复中表示，2008年自主品牌将达到18%、2010年则达到40%。

格力和海尔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2008年对于海外市场寄予厚望，格力预计出口将增长30%、海尔则增长100%。其他主流空调厂家在三巨头的政策感染及庞大产量压力下，对海外市场自然亦是趋之若鹜。2008年中国空调企业大规模“出走”海外市场将是一种必然，而这种“出走”的背后则是中国空调产业竞争力的大幅升级。

海外建厂 谋求自主品牌

据记者了解，中国空调业出口的高速增长已有7个年头，曾在2004年达到高峰，随后2005年和2006年两年表现虽然较为平淡，但也是稳步增长，直到2007年空调出口再次出现大幅增长。

中华商务网数据甚至表示，2007年出口所占比例首次超过内销。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空调很早就蜚声海外市场，中国空调企业也不是从2008年才走出国门的。但对空调出口来说，2008年还是颇为引人关注，因为从年初各大空调厂家得到的消息可以看到，这一年空调业出口的将不仅仅只是产品。

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的空调企业开始增多，比如美的在越南投资4000万美元建设空调组装厂项目已获核准，现已进入设备安装和生产线试生产阶段；海尔在拥有阿尔及利亚等七大海外工业园的基础上，2008年还将在印度、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再建海外生产基地；即使先前没有一家海外基地的奥克斯，2008年也有了海外建厂的计划，奥克斯空调海外市场部总经理王稳根向记者透露了具体计划：成立两个海外公司、一个组装厂，建两个保税仓库。

美的制冷集团总裁方洪波说：“美的的全球化处于由产品出口向海外制造转移的阶段。”其实这也是整个中国空调出口目前的发展阶段。奥克斯王稳根说：“对外投资、走出去，将是2008年空调出口的一个最大特点。”他分析认为，海外建厂有四大理由：其一贴近空调市场，其二规避高关税国家，其三辐射周边地区，其四向有反倾销可能的地区渗透。

格力巴西建厂之后为其带来的品牌影响力以及北美销售，足以说明了这四大理由的可信性。格力电器市场部在给《中国电子报》记者的采访回复中如此表示：“在建立海外生产基地上，2008年格力电器会根据海外市场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跟进。”

除了向海外输出产品以及更多地投资之外，中国空调从2008年开始还将逐步输出“品牌”。中国家电协会秘书长姜风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虽然中国空调出口数量庞大且多是大企业出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仍然主要以代工为主。”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但是2008年部分企业已经开始有计划地提高自主品牌的销售比例。

美的空调国际事业部向记者透露的计划是：2008年自主品牌达到18%，2010年达到40%。格力和海尔虽然没有给予记者明确的数字目标，但都肯定地表示，加大自主品牌的比例势在必行。海尔给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近年来，中国空调产品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印度、越南等低成本制造国家对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比不了成本只好比品牌，或者说是比品质。

产能过剩 被迫出走海外

生产基地、品牌继产品之后的“出走”，令中国空调有了即将整体“出走”海外市场的迹象。可以说，空调企业对于海外市场的觊觎之心已变得“明目张胆”，而其直接的渊源还在于巨大的销售压力。

一个公认的事实：中国空调产量已经占到全球产量的70%。中国内需这几年的稳定增长确实分担了不少销量，但是相对于每年8000多万台的产量来说，仍然有“杯水车薪”的感觉。目前内销量占整体销售的比例也仅为40%多。而且业界期待的三、四级市场销售的爆发，一直也未发生。

虽然2007年底财政部以彩电、手机、冰箱为试点产品推出了“家电下乡”政策，但是空调企业心中大多都十分清楚，空调作为“奢侈品”，在农村市场的普及不是两三年内所能完成的。对于这一点，一向对内需市场抱有很大信心的姜风秘书长也表示认可。

在内销市场无法为产量分忧的时候，中国空调企业开始将目光转移到海外市场，也必须如此做。值得庆幸的是，这几年海外市场一直都未曾让人失望，而且大多数企业也已经尝到了甜头，比如格力、美的连年产量增加，但依然保持良性健康运转，不得不说出口的功劳巨大。其中，美的尤为如此，2007年出口高达750万台；格兰仕则更加明显，2007年出口空调280万台，占到总销量的75%；奥克斯今年天津又设生产基地，产量必将大幅增加，而此时奥克斯在海外市场的步伐也开始加快，两者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

正如美的电器在2007年年报中所分析的“全球除日本少数区域以外大部分地区对空调的需求都在扩大”。“海外有着巨大的拓展空间。”奥克斯王稳根这样认为，“全球变暖令空调需求增加，同时新兴市场又不断涌现。”这个新兴市场包括中东、印度、俄罗斯等地区。

利润下降 也是出走原因

事实上，销量的压力固然是空调企业纷纷瞄向海外市场的重要原因，但是作为企业来说更在乎的还是利润。当国内销量无法负担庞大产量时，空调企业的利润也在备受考验。

姜风认为，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增加是空调企业走出国门开始到海外建厂的根本原因。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2007年，人民币汇率屡屡经历加速升值，年终最后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年升值幅度达到6.9%，超出市场预期。而且业界各方面对于2008年的预测也不容乐观，大多认为，受美元持续走弱及贸易顺差居高不下等多种压力因素影响，人民币单边走势将难以扭转。

面对人民币升值及汇率波动带来的家电产品出口利润水平逐渐降低，美的电器在年报中这样为自己寻找出路：“将积极推动海外营销转型和海外制造基地布局、营销分支机构布局以及国际化运作管理体系的搭建。”

现在中国空调企业环顾四海会突然发现，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还有比中国成本更低的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越南。海尔空调方面就向记者明确表示：“国内人工成本正在增高，所以我们2008年主要通过去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建厂，来实现新的增长计划。”

而且据某空调厂家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如果中国企业去那些低成本发展中国家投资，会获得很多优惠政策，以再度降低成本。这便宛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他还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比如有厂家去尼日利亚投产，尼日利亚政府甚至因此表示以后将不容许本国进口空调。”

这些都成为推动空调企业“出走”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各国的各种壁垒。对于那些高关税壁垒的国家，如果空调企业去当地建厂，显然会降低很多成本。王稳根说：“哪怕建立一个组装厂都可以规避很多关税，出口零件以组装可比出口整机的关税低多了。”

对于中国空调企业来说，产量的难以迅速消化还可以退一步指望内需市场的逐渐放量，可是利润的逐渐走低则逼迫他们不得不另谋出路。事实上，中国空调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又何止这些，还有即使是“出走”海外也无法逃避的成本增加，比如原材料涨价、各种技术性壁垒(《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用能产品生态设计指令》等多个指令)的陆续出台。每个企业都在想：能“逃”多少算多少吧。

记者感言

日本和韩国是学习榜样

无论是因为消化产量还是利润驱动，都让中国空调出口看起来有一种“悲情”色彩。而事实是相反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中国空调强大的本质所在。

王稳根说：“加大海外市场投入是中国空调产业升级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他让记者仔细观察，2008年加大海外市场投入的是哪些企业？“显然都是在无数次洗牌后剩下的大企业。”他这样认为，“如果企业不够强大，想走出去也是走不出去的。”

美的空调国际事业部的一位负责人私下里对记者表示：“这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日本空调企业大举进入中国的情形，现在只不过换成了中国企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渗透。”

在记者采访中发现，此次中国空调企业的“出走”都带有明显的计划性，比如美的空调，他想要的不只是几个海外生产基地，而是2010年成为全球空调的领导者。中国空调企业勾画出来的是全球扩张蓝图。8000多万台产量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压力，更是一种强大的表现。

中国空调企业开始登上全球化舞台的时候，日本空调企业正卸下昔日的光辉。

依然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日本空调企业大举进入中国、侵蚀全球市场的情形，那时在中国市场日本空调品牌数不胜数，松下、三菱电机、三菱重工、日立、三洋、东芝等等，日本空调几乎成了每个家庭引以为荣的产品代表以及每个中国空调企业顶礼膜拜的对象。现在日本空调品牌依然数不胜数，但是又有多少进入了中国前十？记者得到的数据只有一个松下。

日本空调来中国已经变成只是“生产制造”了。在日本空调品牌无法坚强立足中国市场的时候，日本空调企业在中国的产量却没有任何递减的迹象。中华商务网的一项数据表明，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生产量占其总产量的比值仍高达24%。不过，主要用于返销日本市场。

不得不再次提到中国空调的总产量8000多万台这一数字，在它的面前日本空调显然是相形见绌的。但是，在品牌面前，中国空调是相形见绌的，比如三菱电机和大金在全球范围内品牌号召力依然是中国空调的学习榜样。同时，空调的产品技术很多还是来自于日本空调，比如一些健康技术。

其实在日本空调下滑的同时，韩国空调的崛起更加引人关注。以LG空调为例，不仅连续7年成为全球销量冠军，而且60%以上均是自主品牌。美的空调海外方面已明确向记者表示：“LG就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如今真正取代日本空调立足全球的还是韩国空调。

企业海外投资吹响集结号 篇3

能源海外扩张提速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的消息，这次批复的多个海外投资项目中，能源项目有7个，包括3个太阳能光伏项目、1个镍矿项目、1个石油公司收购项目，另外两个是输电线和电力项目。业内人士分析称，国家发改委密集批复多个海外能源投资项目，意味着中国海外能源扩张有望进一步提速，同时也借助国外市场解决国内光伏产能过剩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中国企业也加快了海外能源扩展步伐。从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交易量和交易额来看，资源类行业（能源和采矿）一直处于各行业之首。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对媒体表示，目前中国自身的能源已经满足不了发展的需求，只有向国外寻找能源，才能解决国内能源不足问题。我国的能源公司都是一些大型公司，走向海外也是公司发展的必然选择，将来会有更多的企业参与到海外能源扩张中来。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审批的15个海外投资项目中有三个光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分别是汉能投资港铂阳太阳能技术控股有限公司股份项目、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在罗马尼亚投资建设122兆瓦光伏电站项目、聚能硅业有限公司增资聚能（卢森堡）有限公司并在意大利和希腊投资建设光伏电站项目。此前，光伏企业也有零星的海外投资项目，如无锡尚德在2010年就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建造了工厂，目前的产能在50兆瓦左右。林伯强也表示，目前中国是光伏产品的最主要生产国，在海外投资建光伏电厂可以有效地拉动国内光伏产品销售，同时还可以避免当地的一些贸易壁垒，可谓一举两得。

龙头房企曲线出海

除了能源领域，在国内一直受到调控的房地产企业，也开始了海外投资的步伐。9月15日，金地集团宣布收购星狮地产，以借该“壳”在香港上市。这是继今年5月招商收购东力控股、万科收购南联地产后，第三家在香港“买壳”上市的内地龙头房企。

据金地集团公告，其全资子公司辉煌商务有限公司以16.54亿港元的总价，向新加坡房产公司FCLC收购星狮地产38.47亿股，约占星狮地产56.05%的股权。为完成收购，金地旗下辉煌商务向渣打银行申请了25亿港元借款额度，贷款期限为12个月。

这并不是金地第一次尝试在香港“买壳”。早在去年6月，金地就欲收购香港华人置业旗下的上市公司至祥置业61.96%的股权，最终因“技术原因”搁浅。此后，金地总裁黄俊灿曾表示，金地还会继续寻找机会收购香港上市平台。

相比直接上市，借壳上市的开发商能够有选择地对“壳”公司注资，在审批程序和时间、数据公开等方面均有优势。因此，若能找到比较“干净”、负债率低、股权集中的“壳”公司，开发商往往会选择借壳上市的方式。

拥有这样想法的并不止金地一家。今年4月，招商地产控股的子公司成惠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从华能有限公司和Greatest Mark Limited处共购买了东力控股约7.498亿股股份，占东力控股全部已发行股本70.18%。招商地产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收购意在建立境外融资平台，未来将成为招商地产旗下商业地产的重要载体。随后，万科集团也宣布，将以10.79亿港元向永泰地产收购港股房企南联地产73.91%股权。该举动，也被认为是万科国际市场的第一步。

而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在国内市场惨淡、融资受阻的情况下，房企欲前往海外寻找“另一条生路”，借壳上市是关键步骤之一。

车企海外出口寻亮点

进入“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重卡市场并没有出现反弹迹象。9月，卡车市场仅销售4.2万辆重卡，同比下降30.8%，环比也只有9.7%的微弱增长。为此，国内卡车市场受阻，车企纷纷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重汽集团今年1～8月，中国重汽出口订单突破21000辆，同比增长26.3%；装船17059辆，同比增长34%，企业出口量是第二名的两倍多。中国重汽目前已在40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建立了6个组装厂，发展了86家一级经销商。陕汽的出口情况同样可圈可点。截至今年7月底，陕汽出口重卡9685辆，同比增长118.3%，实现翻番；订单10008辆，同比增长109.8%。

今年陕汽集团成功开拓了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巴西等全新市场，目前已获得订单超过1万辆，同比增长80%左右。其次是在新能源市场的突破，陕汽新能源重卡在东南亚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泰国市场就实现了400辆的销售。今年1～9月，华菱完成出口1680辆，同比增长20.82%。据悉，福田推行“走出去”政策，提出“在5个国家建设5个海外工厂”的海外发展战略。

企业海外并购风险防范分析 篇4

一、企业海外并购动因分析

(一) 获取核心技术

获取核心技术是海外并购的一个重要动因。技术力量薄弱一直是中国企业成长发展的瓶颈。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 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具有高附加值的行业。竞争的重点由生产领域逐渐转移到技术创新领域。企业之间的竞争也由原来的降低成本转变为技术创新上的竞争。一些企业在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核心技术方面, 进行了勇敢的尝试。例如联想集团斥资17.5亿美元收购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后, 联想不但获得了IBM在个人电脑业务上的所有客户关系、销售渠道、生产设施等, 更为重要地是通过并购获得了IBM个人电脑方面的研发力量和相关专利。

(二) 规避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每年约影响我国400亿~500亿美元的出口, 加入WTO以后, 我国许多行业遭到反倾销调查, 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国际贸易壁垒仅仅限制企业向东道国出口, 却不限制企业在东道国生产产品。海外并购可以规避贸易壁垒, 为企业在东道国获得产品的生产能力, 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和销售渠道, 同时结识更多的客户。这样不但有效地避开了贸易壁垒, 还降低了海外交易费用, 提高了企业的收益水平, 也为企业今后的国际发展铺平了道路。

(三) 拓展国际市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我国企业面临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竞争, 企业要做大做强, 必须有效实施“走出去”战略。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今天, 我国企业迎来了并购国外优势企业的有利时机。通过并购具有优势的国外企业, 可以引进国外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和技术, 可以加快拓展国际市场, 促进企业在更大范围开展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实现持续快速增长。

二、企业海外并购主要风险

(一) 政治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 面临的最大环境风险就是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以及法律风险。政治风险主要是指东道国的政局稳定性、政策连续性等发生变化, 从而造成投资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风险。政策风险主要体现在受资国的外资政策、税收政策以及利率汇率政策等方面。政府在许多跨国并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政府对跨国并购的态度, 反映在其制定的相关政策与法规中。政治风险具有不可预见性和可控性差等特点, 一旦发生往往无法挽救, 常常使投资者血本无归, 后果严重。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特别要注意化解这方面的风险。

(二) 财务风险

财务上的风险主要是由于并购融资或因兼并背负债务, 引起的财务状况恶化或财务成本损失, 而使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企业并购后的财务风险, 主要包括融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主要表现在由于大量支付并购资金而导致的借贷利息增加或股权稀释而造成的新公司的财务压力。并购方在选择支付方式时, 一般有现金支付、股利支付与杠杆支付等方式。不同的支付方式会对企业整合运营期间的财务框架发生重大影响, 相应带来财务风险, 造成企业资本结构偏离于最佳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的下降。杠杆效应使负债的财务杠杆效益和财务风险都相应放大。

(三) 经营风险

公司的经营风险是指并购后, 由于无法使整个企业集团产生经营上的协同效应, 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和优势互补, 或者并购后规模过大, 管理跨度增大而产生规模不经济, 导致经营不善, 生产产品滞压, 公司的销售额减少, 竞争力下降等。企业在实施混合并购时, 如果盲目地进行经营领域的拓展, 特别是进入一些非相关性新领域, 就有可能导致范围不经济。这种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方面,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企业进入新行业的成本较高, 当企业向不熟悉、与现有业务无关的新领域扩展时, 要承受技术、业务、管理、市场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这将带来极大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 企业通过混合并购将过多的资金投入到非相关业务中, 会削弱原主营业务的发展、竞争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如果当主营业务遇到风险, 而此时新的业务未能发展成熟, 或其规模太小, 就有可能危及企业的生存。

(四) 并购整合风险

整合是整个并购过程中的核心内容, 也是决定企业并购成败的关键。并购就是要让并购双方产生1+1大于2的效果, 而这仅仅靠企业规模的扩大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对被并购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文化、原有业务等要素进行认真协调, 全面整合, 避免企业内部出现权利纷争, 利益冲突, 内部控制体系不健全, 财务资源不足等问题, 最终形成双方的完全融合, 并产生较好的预期效益, 才算真正实现了并购的目标。但是, 由于不同企业的成长经历和外部环境, 它们在信仰和价值观以及行为规范和经营风格、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和财务运作方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而跨国并购双方所在国的文化差异会进一步扩大彼此的文化距离。在整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磨擦, 或通过并购形成的新企业因规模过于庞大而产生规模不经济, 甚至整个企业集团的经营业绩都被并购进来的新企业所拖累。

三、企业海外并购风险防范措施

(一) 理性对待海外并购, 妥善处理非经济风险因素

由于非经济风险因素众多, 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所面临的情况都不一样, 这就要求我国企业首先要认真研究, 对可能受到的各种非经济干扰因素作出系统评估。要对目标公司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尽量减少信息不对称, 选好项目后再进行海外并购。并购的范围、时机应服从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寻找那些自己比较熟悉并且有能力去控制和经营的产业或公司;二是按照企业的现状与发展目标制定一些反映企业发展前景的规划, 如制定目标公司的价格和成本范围;三是考察目标公司是否真正具备资源优势;四是评估并购后企业能否顺利实现整合, 产生管理、技术协同效应。在做好市场评估的同时, 做好政治风险评估是海外并购的必要程序。只有熟悉东道国的政治制度、民族理念, 掌握东道国有关外国并购的政策, 才能从容应对。可以通过大型国际投资咨询公司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设在该国的分支机构了解投资国的政治、法律、社会状况以及限制海外并购的政策和投资项目的资信等状况, 尽量避免参与政治阻力巨大、法律障碍多的并购项目。

(二) 增强管理层风险意识, 健全财务风险预测与监控体系

提高企业管理层的风险意识可以从源头上防范企业并购的财务风险。为了确保并购的成功, 并购企业必须对目标企业进行全方位的审查和分析, 特别是从财务角度进行审查, 确保目标企业所提供的财务报表和财务资料的真实性及可靠性。并购是一种投资行为, 并购方应关注自身与目标企业是否拥有互补优势。要在审慎调查的基础上, 根据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和并购财务目标, 制定包括并购价格范围、并购成本和风险、财务状况、资本结构、并购预期财务效应等在内的并购财务标准, 从而准确选择并购方式。另外, 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企业自身的财务风险控制体系, 加强企业对并购风险的预测预警也是建立风险防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完成收购后, 财务风险集中地体现在并购支付方式与融资方式的选择两个重要环节。企业实施并购支付对价时, 应遵循资金成本最小化和风险最低化的原则, 选择合理的对价方式。并购企业可以根据自身获得流动性的能力, 股价的不确定性以及股权结构的变动等情况, 对并购支付方式进行结构设计, 以满足收购双方的需要, 降低企业的并购成本和风险。

(三) 了解目标企业情况, 加强经营管理

为了防范经营风险, 首先就要充分了解情况, 在并购时选择可融性强、善于合作的目标企业。在并购后, 要对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的经营战略进行调整, 使其目标一致, 有利于实现并购后的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在并购的同时要建立风险管理体系, 避免盲目扩张带来的经营不善。最后, 要努力争取将本土企业的低成本经营模式与被并购的海外企业的创新意识和技术领先优势结合起来, 合理安排不同企业之间股权与资产的重新配置, 适当调整管理模式和销售策略, 加强公司的运营能力, 提高整体管理效率。企业要早着手实施有效的人才聘用制度, 留住原企业的关键人才, 在新企业的不同层级和同一层级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 充分的沟通使员工可以迅速完整地了解到新企业的发展方向、战略规划, 指引员工形成新的愿景体系, 快速形成组织凝聚力。

(四) 正确选择整合战略规划

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文化习俗、社会制度之中, 具有不同的并购动机, 整合战略规划实施的重点也各不相同。因此, 要规避海外并购的整合风险, 应当从战略的高度来重视和搞好整合的战略规划。要对被并购的海外企业进行制度上的调整, 使之更适合于并购后的企业。培育企业一体化的经营理念, 努力化解整合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冲突和潜在冲突, 建立新的反映并购后企业内部各方共同发展的企业文化, 并购后组建的新企业应在公司总体战略指导下, 使两种文化水乳交融, 吸收一切有利于新企业发展的文化, 达到文化协同的效应。最后, 企业整合过程中的任何安排, 包括产品和服务的重新设计、人事调整等都应该考虑到是否可能对客户产生冲击。要在并购前充分估计整合的难度, 对整合成本及目标公司风险进行评估, 提前制定好各种方案和措施, 加快运营整合的速度和效果。只有正确处理它们的相互关系, 并购整合才能达到最佳协同效应。

参考文献

铜企业海外投资分析 篇5

——基于风险案例的分析

在中国海外投资活动中，工程承包建设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近几年来，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规模不断增长，基本稳居全球第一。2015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540.7亿美元，同比增长8.2%，新签合同额2100.7亿美元，同比增长9.5%，带动设备材料出口161.3亿美元。

在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整体实力也得到大幅提升，在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评选的2014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名录中，中国内地企业上榜65家，占企业总数的26%，其中排名最高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从上年的第9位上升至第5位，上榜企业共实现海外营业收入89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5%，营业总额占全球海外市场的17.2%，企业业务领域已从最初的土建施工发展到工程总承包、项目融资、设计咨询、运营维护管理等高附加领域拓展。

另外，按全球区域市场份额划分，目前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市场主要集中在亚非拉三大洲，其中，亚洲约占对外承包总额的45%，非洲占35%，拉美占10%。展望未来，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市场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机遇。

从行业特性上看，与制造业、能源矿产、零售业等领域的投资相比，国际工程承包有着独特的行业特征，比如，建设周期长、合同管理难度大、参与主体多元化、项目不可转移、具有政治色彩、存在技术标准差异、长期室外或野外作业等。然而，国内对工程承包、制造业、矿产等所有海外投资领域所面临国家风险的研究，一般习惯于采用自宏观到微观的研究方法，即由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汇率、法律、社会文化、自然环境、安全等基本的宏观风险要素出发，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研究这些风险如何产生，以及直接作用于微观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在这种研究体系中，往往缺少中观行业的研究视角。

可是，在实际经营层面，同一风险要素在不同的行业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过程，而这些区别正是基于不同的行业特征。因此，为了深刻理解中国工程承包企业海外运营所遭遇的各种风险，本文选取其行业特征作为研究视角，结合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真实风险案例，对各个风险要素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一、许多工程承包项目具有政府背景或由国际援建，鲜明的政治色彩使其容易遭受一些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的政治或经济风险的冲击

目前，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承建的领域主要涉及房建、水电、道路、机场、通讯等多个行业。这些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往往由政府部门组织建设或由国际社会援建，具有鲜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因此，一旦东道国发生政治动荡、出现政权更迭或者经济形势恶化等风险事件，这些标志性的政府项目极易受到风险的冲击。

1.政治动荡：泰国军事政变，新政府否定前政府签订的合同 北京城建国际公司曾经承揽泰国“仁爱屋”工程，该项目是泰国政府为解决该国低收入国民的住房问题而实施的一项政府计划，按照合同规定，承包商必须先向业主支付履约保函，其金额为合同价的10%到15%。然而，在中国公司将几千万履约保函发到泰国方面账户之后不久，泰国就发生了军事政变，新政府对前政府签订的合同一概不承认，原先的“仁爱屋”工程也未能幸免。后来，北京城建国际公司通过外交途径，历经数番周折，才追回履约保函。这个案例中北京城建在外交部门的协助下最终追回了履约保函，但这只是极少数情况，而且发生在经济和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泰国，如果发生在非洲地区，追回损失的可能性极低。

2.恐怖主义风险：恐怖分子袭击西方援建项目，借以向政府和西方国家示威

中铁集团分别于2003年9月和10月连中阿富汗北部昆都士及东部贾拉拉巴德两个设计施工总承包公路修复项目,合同价总计5300万美元,合4.38亿人民币,业主分别为世界银行和欧盟。项目中标后,2003年11月下旬，中铁集团公司相关工作人员陆续抵达阿富汗,2004年4月开始施工，2004年6月10日深夜北部项目加劳盖尔拌合站工地遭受恐怖袭击,造成11名中国工人死亡,4人受伤。

这个案例中无法挽回的损失是人员的重大伤亡。此次恐怖袭击由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实施，当时正临近阿富汗大选，国内安全形势日益紧张，而且中国承建的两个项目分别由西方势力的代表世界银行和欧盟援建，因此，成为恐怖组织向政府和西方国家炫耀实力，破坏阿富汗重建进程的重要袭击目标。不过，事后中铁集团积极采取措施，经过与业主艰苦细致的谈判，业主同意对两个项目部增加375名武装警察,并负担253万美元的安全设施费用,北部项目工期延长三个月,最终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3.政府违约风险：也门政局长期混乱，使得政府财政实力单薄，履约能力严重不足

政府违约风险属于政府行为，一般归类为政治风险，但是排除政权更迭、政府换届、双边关系恶化等政治因素引发的新政权或新政府恶意违约，许多政府违约行为可能主要与东道国的经济实力和财政状况欠佳高度相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违约也同时具备经济风险的内涵。目前，中国的海外工程承包项目主要集中在亚非拉等发展中或不发达地区，这些区域内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实力相对落后，一旦发生政治或经济危机，政府信用很难保证，违约的不确定较高。

以也门为例。2006年，北京城建集团以比当地竞争对手低1亿元人民币的出价，中标了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工程，业主为也门民航气象局，工程中标价为1.15亿美元。该项目于2006年4月1日开工，原计划到2008年9月30日完工。然而，施工过程中，业主从未按施工进度拨款。北京城建集团认为业主是政府部门不会违约，坚持继续施工。当主体结构基本建造完成，装修材料及配套建筑材料大批从国内发货运往也门后，对方仍不按期付款，甚至将中国公司3000万美元的履约保函全部扣除，而业主总共只拨付了几百万美元的工程款，最后中国政府出面交涉也无济于事，对方甚至拿出合同对我方进行索赔。2014年，北京城建向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申请仲裁，指控被申请人也门共和国违反1998年中国与也门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强制剥夺即征收了申请人在也门的合同与资产，但估计很难利用仲裁渠道挽回损失。

长期以来，也门内有政党纷争、部落势力割据，外有经济制裁和恐怖分子的渗透，国家政治生态混乱，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在此情况下，政府的财政实力单薄，基本靠外部援助维持，因此，履约能力严重不足。这个案例中，中国企业遭受的损失主要包括：一是应收账款损失，有前期施工垫款、履约保函；二是固定资产损失，建成后的地面建筑不能转移，后期资产处置只能由东道国政府决定。

总之，上述三种类型的案例中，前两个案例是政治风险的直接冲击，第三个的案例是由政治风险影响政府的治理能力，导致经济形势恶化，进而传导至政府主导的建设项目，经济风险的冲击更为直接。此外，墨西哥高铁事件以及与日本在东南亚市场上的高铁项目争夺，其中都掺杂着一定的政治因素，委内瑞拉高铁项目烂尾则是由东道国经济危机造成的，所以说从竞标到施工，具有政治色彩的大型工程承包项目都易受到政治或经济风险事件的冲击。

二、工程承包项目施工周期长，项目结款日期和方式一般事前约定，使得项目结汇自由度受限，而且承包项目部分人工、采购成本支付国际化，因此，与制造业、能源矿产等直接投资项目相比，工程承包更易受汇率波动风险的影响 工程承包项目从招投标、签订合同、施工、完工到后期维修，一般最少需要两年，大型或特大型项目会持续到十年甚至几十年，如此漫长的施工周期，甚至比一般性直接投资的经营性项目的生命周期还长，因此，这必然会大幅提升工程项目运行过程中遭遇不可预见风险事件的概率。而在所有风险中，能够对企业的成本和收益造成直接财务损失的主要是汇率波动风险。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海外投资活动都会受到汇率波动风险的影响，但与制造业、能源矿产等直接投资项目相比，海外工程承包项目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更大。

第一，工程承包项目的结汇自由度不灵活。因为制造业投资的利润汇回时间由投资者自由决定，在东道国货币对美元贬值时可以选择继续在当地投资或延后利润汇回，能源矿产投资企业更是可以根据投资协议的安排以产品出口到国内来代替利润汇回。而工程承包项目的结款日期一般由合同事前约定，不能随意调整。如果东道国汇率波动，承包商只能在固定的合同履行期限内，利用合同条款、金融工具和合理安排工程款进度等措施降低或规避汇率波动风险，与制造业、能源矿产等直接投资项目相比，缺少主动权和自由灵活度。

第二，工程承包项目需要更多国内的技术工人，采购也更加国际化，这些成本一般都用人民币或美元支付，受汇率波动影响较大。中国的工程承包项目，主要采用的是控制成本、提高效率、压缩工期的低价中标策略。其中，中国工人成熟的技术和三班倒的工作模式是该策略的重要支撑，虽然东道国普遍设置了严格的外国劳工名额限制，但与制造业投资充分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不同，工程承包商为保证工作效率还是需要雇佣国内大量的技术工人作为业务骨干，并对当地工人提供技术培训。另外，在原材料供应方面，制造业投资也是就地取材，可是，工程承包则不同，由于许多东道国企业对工程建设材料的生产能力不足，往往质量和价格都不能满足承包商的要求，因此需要从国内或其他地区市场持续不断地采购。一般情况下，国内人工和原材料采购以人民币支付，国际采购以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支付，如果在项目施工期间，遭遇人民币升值或者美元贬值，就相对增加了承包商的人工和原材料成本支出。

1.项目本息偿还期限事前约定，履约期间人民币升值，预期利润受损

国内某国际工程公司2003年以设计供货（EP）的方式中标了某国外工程项目，合同金额4000万美元，预付款比例15%，其余85%采取卖方信贷方式提供。合同约定建设期一年，项目验收通过后，业主分8年、每年2次偿还本息。项目建设初期，按2003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8.3预测，项目总成本约2.8亿元人民币，利润约4900万元。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按照8年还款期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6.5计算，企业最终收回2.6亿元，项目将亏损2000万元。为了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企业决定采取应收账款买断的补救措施。但是，如果人民币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持续升值，企业将损失部分收益。

2.人民币升值导致工程承包企业成本增加 2006年，中国中信-中铁建联合体中标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项目，该项目是当时国际上最大的国际招投标公路建设项目。业主在签订合同时，以美元作为国际部分的结算货币，并签订了封顶条款，这意味所有汇率波动风险由承建方承担。框架合同额约为62.5亿美元，按56%美元付款计算，工程款中美元金额达35亿。项目实施两年过程中，人民币出现大幅度升值，2006年8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7.973，到2008年8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6.842，涨幅达到14%。这样大幅度的汇率变动，使得承包方在项目融资和项目履约收汇期间都遇到较大的汇率风险。

造成的损失主要有：

（1）人工成本增加。当时，海外承包项目大量的劳动力都来自国内，支付薪酬时普遍选择以人民币计薪方式，或固定汇率模式来稳定劳动力队伍，由承建商来承担汇率风险。人民币持续升值，大幅提高了承包商的人工成本支出。

（2）采购成本增加。首先，在国内以人民币结算的物资设备采购支出增加。东西高速公路项目中西标段合计采购金额为129903万元人民币，按50%支付货款。由于汇率损失，中西标段合计多支付货款1346万美元。其次，国际原材料采购成本也大幅增加。承包商在工期压力下，在未收到业主预付款的情况下，2008年用美元垫资（以人民币归还）兑换2550万欧元从欧洲采购了一批钢材，后因美元贬值造成支出增加548万人民币。由于材料费用在工程造价中占整个工程预算的35%左右，所以汇率变动导致原材料支出成本增加，对承包商利润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三、劳工和原材料成本是决定海外工程项目成本的两大主要因素，严控两大成本也是中国企业低价中标策略的基础优势，但东道国相关领域的法律政策，可能会限制这种优势的发挥，进而激发一定的风险

1.东道国劳工人数限制和许可证制度，增加了工程建设的障碍 许多国家对于工程承包项目中外籍劳工数量设定了严格的比例，或者不允许外籍普通劳工进入本国劳动力市场，只能引进一定数量东道国缺乏的技术工人。但一般情况下，可能东道国的劳工素质、工作习惯和效率不能满足中国承包商的工程管理要求，尤其是对于一些专业要求很高的工程，如果当地劳工无法胜任大部分工作，为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中国企业只能花钱买“进入指标”，由此造成人力成本大幅提高。另外，一些国家的法律还针对外国劳务专门设定了“工作许可证”制度，即只有持有劳工部门签发的“工作许可证”，并在工作许可证规定的单位工作才是合法的，否则劳工和雇主都将被罚款。此外，外国劳工还要办理签证、临时居住证等其他各种证件。总之，这些劳工领域的制度限制都给外国承包商正常的工程建设带来了许多障碍。

比如，2009年，由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建工集团及波兰贝科玛有限公司组成的中海外联合体，成功竞标波兰A2高速公路工程，但施工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工程进展缓慢，项目逐步陷入亏损。2011年6月初，中海外总公司最终决定放弃该工程，因为如果坚持施工，中海外可能因此亏损3.94亿美元（约合25.45亿元人民币）。波兰业主则给中海外开出了2.71亿美元（约合17.51亿元人民币）的赔偿要求和罚单。此项目失败的关键原因就是中国企业没有对当地的法律政策进行充分调研，只是按照自己国内的承包经验设计方案，最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陷入被动。中海外急于进入高端市场，制定了低价中标的策略，希望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以及当地廉价的原材料降低成本。可是，预想的策略并未实现。当地劳工法规定，海外劳工必须按当地工资水平雇佣，很多设备必须在当地租赁，需要当地有资质的工人操作，无法雇佣中国劳工，两项规定导致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的成本大幅提高。此外，还有签证问题，由于来自非欧盟地区的人员进入工地需要办理波兰政府颁发的各类证件，包括临时居住证、劳动许可证、特种资格作业证等，而办理这些证件耗时很长，使中海外联营体不仅增加了成本，而且影响了工期。

再如，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对国外劳务实行严格限制，以配额形式限制外国劳动力的进入，同时申办获取外国劳动力许可证的程序十分繁琐，而且许可证的数量还有限制。另外，哈政府经常毫无理由地拒绝给外国公司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发放签证，或者只提供短暂的居留期限。这些限制性规定，严重影响了工程的正常进度。同样，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规定。例如，东南亚某国政府要求所有外籍劳工在当地工作时，均应办理劳动许可证，承建该国燃煤电站项目的中方某公司不熟悉该国外国劳工法规，为中国工人办理商务签证即派赴现场直接开展安装工作，被当地政府移民管理部门发现后，全部中方工人被拘留并被遣返，不允许再次入境。该公司不仅遭受了人员动迁费用的损失，还导致项目工期拖延了3个多月。

2.东道国与原材料相关的法律规定可能会导致项目成本增加、影响工期

（1）波兰《公共采购法》禁止因原材料成本提高更改中标价格。中海外联合体中标时，受欧债危机影响，当地经济不景气，原材料价格较低，到了2011年，由于波兰经济复苏以及2012年欧洲杯带来的建筑业热潮，波兰国内一些原材料价格和大型机械租赁费大幅上涨，砂子的价格从8兹罗提/吨飙升至20兹罗提/吨，挖掘设备的租赁价格也同时上涨了5倍以上，中海外曾在2011年5月向波兰公路管理局提出，由于砂子、钢材、沥青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要求对中标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但公路管理局依据《公共采购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拒绝调整。因为以前波兰也经常出现竞标时报低价，后来不断发生变更，以至最终价格比当初竞标对手还高的情况。为了避免不正当竞争，波兰《公共采购法》禁止建筑企业在中标后对合同金额进行“重大修改”。最后，中国企业只能无奈接受原材料成本上升造成的损失。

（2）海关要求原材料采购出具正规的质量认证文件。国内某企业中标东南亚电力工程项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除按合同采购的永久设备外，施工企业自制了许多施工设备、专用工具和材料，但这些产品并不具备出厂试验报告、产品合格证、指定机构的质量认证等文件。当承包商按合同统一发运的永久设备和施工机具到达该国港口时，却发现无法进行清关提货。因为根据该国海关的相关规定，所有进口的机电设备、工具、材料等，都要有出厂试验报告、产品合格证、必要的质量认证等文件。由于从国内运去这些设备和材料需要补办上述手续，造成全部物资滞留港口。为此，企业承担了高额的滞港费和罚款，也严重影响了工期。

总的来看，东道国在劳工和原材料领域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基于两种原因会对承包商产生法律风险。一是东道国带有明显倾向性和保护性的规定。这种原因引发的法律风险很难完全规避，或多或少都会对承包商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只能采取弥补性措施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比如为了克服国内劳工人数的限制，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优化项目管理，增加对当地工人培训的成本支出，不断提高当地工人的效率，并适应他们的工作习惯，最大程度上保障工期和利润。二是承包商对东道国的相关法律不熟悉。实际上，很多损失都来自这个原因，因此，中国企业开展竞标之前，要做好充分的调研，聘请专业的中介机构提供决策咨询。

四、工程项目不可转移、前期投入资金较多，一旦遭遇风险致使项目中断，会给承包商带来巨大的固定资产和应收账款损失

工程承包项目一般有固定的施工现场，在现场建有大量的临时性设施，包括住宅、消防、安全、卫生等基础设施，以及施工所需的机械设备、原材料等物资，而且施工过程中，承包商还要付出履约保证金、预付款保证金、维修保证金、维持项目正常运行所必须垫付的流动资金。因此，一旦遭遇战争、**等致使项目中断，需紧急撤离东道国的风险，这些固定资产只能留在原地，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如果在风险过后，当地政府不注重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权利，承包商前期付出的资金作为应收账款也基本难以收回。

典型的案例就是利比亚战争。2011年2月，利比亚战争爆发，当时在利比亚有75家中国企业承建的50个工程承包项目，涉及金额188亿美元。利比亚政局动荡造成中资企业有十多人受伤，企业工地、营地遭到袭击抢劫，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人民币。再加上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项目暂停，利比亚危机带给中国的损失估计超过200亿元。

五、合同条款设计复杂、参与主体多元化，合同管理难度较大，容易产生风险

工程项目的合同风险是指由于合同条款制定的不完善以及合同执行不力等因素给工程施工带来的风险。工程承包合同内容较多，条款设计详细，直接关系到业主和承包商之间利益的分配和承担风险责任的划分，如果合同条款制定不完善，合同中许多条款都是为业主服务的，将有利于承包商的条款删除，而忽视了承包商的权利，或者借助熟悉东道国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等优势，将业主可能承担的风险全部转嫁给承包商，这些合同缺陷肯定会使承包商处于不利地位。另外，合同执行过程中，承包商将与业主、分包商、设计单位、监理公司、咨询机构等各种主体开展交流与合作，而且这些主体可能还来自不同的国家，因此，如果承包商不能依据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和责任，处理好各种关系，就可能会遭受损失。

1.对合同审查不清、合同谈判不重视

在前面提到的中海外联合体承建波兰A2高速公路工程项目的案例中，由于中国企业缺乏合同意识，对合同审查不清，没能发现合同中许多关键条款缺失，导致后期施工过程中合同纠纷频发。（1）合同翻译工作不到位。A2项目招标采用国际工程通用的FIDIC合同，中海外中标后与波兰公路管理局签署的是波兰语合同。但是中海外只是请人翻译了部分波兰语合同，英文和中文版本的合同只有内容摘要。此外，由于合同涉及大量法律和工程术语，摘要的翻译也不到位。一般来讲，对合同进行专业和详细的翻译，是承包商了解项目内容，保障自己权利的必要环节，缺少这一环节，可能会使承包商在合同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将严重影响项目的正常运营和最终收益。（2）对合同中关键条款谈判不重视。中海外急于拿下该项目，认为一些工作不必过细，其中甚至包括关键条款的谈判。这种思想促使中海外在谈判中主动降低姿态，立场不够坚定，没有达到通过合同谈判规避风险，保护自己权利的目的。（3）合同中关键条款缺失。例如：业主需要支付预付款的关键条款被删除使中海外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因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工程成本上升时，建筑企业有权要求业主提高工程款项”，“建筑企业实际施工时有权根据实际工程量的增加要求业主补偿费用”等关键条款的删除相当于把所有风险都转嫁给了承包商，形成了一份“总价固定”的合同，使本来成功概率就较低的工程变更索赔变成不可能；而且FIDIC文本中关于仲裁的纠纷处理的条款也被全部删除，代之以“所有纠纷由波兰法院审理，不能仲裁”，这使得中国企业失去了在国际商业仲裁法庭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

2.对合同条款理解出现争议

主要是投标时对招标文件及业主要求的理解不透彻，比如中铁建承建的沙特轻轨项目遭受巨额亏损的原因之一就是双方对开通35%的运能的理解存在偏差，中铁建认为在车站建设方面只需要开通四个车站就可以满足业主需求，而业主则要求九个车站要全部开通，每个车站达到35%运能。由四个车站增加到九个车站，工作量和前期投入成本都会大幅增加，整个工程管理计划也需要重新制作，这些都是中铁建无法承受的损失。

3.对合同的把控和执行能力不足

麦加轻轨项目采用的是EPC+O&M总承包模式，这种合同又叫“交钥匙”合同，即从最初的项目设计到完成之后的项目运营与维护，由总承包商全权负责。但是在合同实施过程中，中铁建不仅没有把握到总承包商的主动权，反而很多职责被分解，受制于人。在设计上，麦加轻轨项目土建采用美国标准，系统采用欧洲标准，设计分包商均是由业主指定的西方公司和当地公司，直接听令于业主，中铁建丧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设计权，这给土建和系统工程施工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不仅如此，很多关键设备的采购也是由沙特业主自行完成，这些设备采购价格相当昂贵，远远超出了当初的价格预期。设计与采购权的缺失直接造成成本失控并导致工程量大幅增加。陷入这种被动局面主要是因为中铁建对中东地区工程投标和操作模式不熟悉，以及事前对可能遭遇的合同风险和合同陷阱评估不足。

六、国际上各种技术标准存在差异，中国标准未获国际认可，给中国承包商海外施工带来不便

技术标准在国际工程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决定了工程材料的选购、施工方案的确定、验收标准以及工程造价等。目前，中国企业采用的是国标（GB）或中国标准，其他国家除了自己国家的规范外，有的使用美标、英标、欧标、南非标准，甚至有的规定采用上述两种以上的规范。因此，在施工过程中要结合工程的要求和现场条件严格把握技术标准的适用性。比如：东南亚某国燃煤电站项目，该项目规定其电站锅炉的现场传接检验必须遵循美国的ASME标准,但中方公司在投标阶段未提出偏差、在执行阶段又忽略此要求,自行决定在检测中应用中国标准,被业主发现后勒令停工整改,最终导致中国承包商工期违约并遭受罚款。这个案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承建方与业主之间就技术标准的差异缺少沟通，承建方一意孤行，最终导致违约。

与之相反，另外一个成功的案例则是承包商就技术标准差异与业主进行了及时有效的沟通：东南亚某燃煤电站项目，该项目招标书中提出保温绝热技术规范按澳大利亚标准执行,但中方公司对此规范不熟悉,因此一面请求业主同意采用中国相关规范,一面抓紧组织技术人员查阅澳标。最终业主在谈判中仍然坚持使用澳标,而且中方公司经过研究发现澳标较中国标准的具体差异十分有限,对成本和工期影响很小。最终业主和中方公司决定仍在该项目使用澳标,解决了预计的技术标准差异问题。

另外，工程设备和材料标准往往与技术标准相配套，由于中国标准并未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可，因此，中国物美价廉的设备和材料走向世界面临一定的障碍。实际上，我国大量的设备和材料已经能够满足美标和欧标的要求，只是缺少一份美标和欧标的认证证书，而国内的这种经认可的认证机构非常有限。比如，在沙特轻轨项目中，业主请英国的设计单位按欧洲标准设计，因此订购了大批欧洲的控制设备，其价格大大地超出了原合同的预算，导致承包商成本大增。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引入中国标准，原材料和设备成本都会大幅下降，可以进一步提升盈利空间。

七、工程承包项目一般都是室外或野外作业，如果对东道国地理环境信息掌握不全，或遭遇不可抗力的环境灾害，更易引发自然环境风险

常见的自然环境风险有:地质结构复杂、地震、台风、泥石流、山体滑坡、高温、强降雨等,这些环境风险有的是由于对东道国的地理环境信息不够了解，导致对施工难度预估不足或施工方案与现场条件不匹配，有的是难以预计的具有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工程承包项目如果遭遇自然环境风险，可能会导致施工条件发生变化、工期延长、工程费用增加、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等。

1.地质复杂 中国某工程公司作为EPC总承包商，承建印尼某电站项目。虽然在前期勘察过程中发现项目临海地区存在发生海啸、地震烈度偏高等风险，但在施工过程中又发现大量液化土层，需要增加碎石桩作为地基处理的辅助设施，由于前期桩型分析资料不全面，延误了预先计划的施工进度。

2.多雨

中国某建工集团承建老挝万象通芒钟盐矿工程，该钟盐项目所在地万象，地处老拋中部，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分雨季和旱季。项目矿区内施工区域温度较为恒定，但湿度相对较高，在雨季的时候由于雨量过大，易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同时长期的阴雨天气影响室外建设项目正常施工，导致矿区工地积水过多，迫使工程停工，影响工期。而旱季的时候因为缺水，也会拖延工期。

3.高温

在中铁建承包沙特麦加轻轨项目时，由于该项目施工地段处于温度很高的特大风沙区，夏季最高温度在70度左右，缺水情况比较严重，大幅提高了工程管理的难度，工期一度出现阶段性延误。

4.飓风灾害

2007年，某中国企业承建某中东国家首都的污水管网收集工程，遭遇特大飓风灾害，工程项目现场遭遇洪水，主要设备被淹，材料被海水冲走，现场损失惨重。施工方及时要求业主依据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查工程损失程度、制定修复的范围和程度，并确认补偿承包商修复损失所发生的费用。但业主和工程师否认飓风事件的不可预见性和不可控制性，拒绝补偿要求。为了维护自己权利，承包方根据合同相关条款向业主宣布“合同落空”，通过当地法院起诉业主违约。后经多方沟通，双方启动争端裁决委员会程序，最终承包商获得合理补偿。此案例说明，承包商在经受自然环境风险后，要依据合同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该由业主承担的赔偿或损失，必须要全力追偿，尽量减少自身损失。

八、社会文化风险

社会文化风险主要指在国际工程承包项目运营过程中，由于承包商所在国与项目所在国之间存在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务惯例等方面的差异，从而给项目运营带来一些不确定影响。比如，在国外施工需要雇佣大量的当地工人，由于存在语言障碍、工作习惯的差异，影响到了工作效率，给工程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在国内很常见的三班倒赶工的工作方式，在国外基本不可能实现。

1.宗教因素

以沙特轻轨项目为例，轻轨有一段要在麦加城内施工，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对于非穆斯林人是关闭的，业主并不会因为麦加轻轨项目而破例。中铁建不得已委托劳务公司在青海、宁夏和甘肃等地招募上千名穆斯林农民工送到麦加工地。上千名穆斯林工人的宗教习俗、生活和工作习惯极大提高了工程管理的难度，而且沙特当地缺乏专业的穆斯林工程师，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工程延期和人力支出成本攀升，加剧了项目的亏损。

2.中国企业不尊重当地居民的利益，引发冲突 在埃塞俄比亚，一家中国公司在使用政府提供的料场用地时，挖过地界30多米，与村民发生冲突，200多名村民手持步枪、冲锋枪和棍棒，与中国员工发生了暴力冲突，将中方人员追赶到营地围困起来，最终造成十几名中国员工受伤。

九、在一些治安形势严峻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时常发生针对中国或其他外国企业的犯罪活动，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目前，非洲是中国海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场，但非洲国家的治安形势总体上不容乐观，不管是在经济发达的南非，还是持续动荡的北非地区，都时常发生针对中国企业或华人的犯罪行为。以中非合作的典范——安哥拉为例，自2015年10月以来，连续发生多起针对中国工人的绑架、抢劫事件，造成了多人伤亡和一定的财产损失（见专栏）。这仅仅是一个国家近期发生的案件，如果放眼非洲，肯定还有更多的类似案件。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对策 篇6

在进行海外投资与跨国经营实践中，政府和企业要从宏观环境和微观个体上寻找和创造利于企业海外发展的气候与条件。

针对政府的五点对策建议

1.政府要正确引导企业客观对待“走出去”

综合各方面的客观实际来说，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在总体上确实需要企业走出国门开展海外投资等跨国经营。但是在实践中，并不是每个企业、每个行业均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达到了必须进行国际化经营的时间节点和实际能力。我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切忌跟风，一窝蜂地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甚至将企业海外投资的商业行为、市场化行为异变为“政治行为”、“国家/民族行为”，使之“意识形态化”。政府及有关学者在引导企业客观对待国家的“走出去”战略上负有重大的必要责任。特别是国资委等政府相关部门对所谓的“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所占考核权重比例应当慎之又慎，要竭力避免出现“逼”着企业“走出去”的情況。

2.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多双边国际关系

在国际而言，我国政府应充分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方式为企业的海外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企业“走出去”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做好保驾护航工作。虽然我国走的是和平发展之路，不会像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侵占殖民地或不平等贸易的方式掠夺矿产资源。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仍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包括警惕和防范心理）。

以世界各国在非洲大陆的竞争为例，我国应特别重视中非关系的巩固与发展。非洲大陆国家众多，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未来几年里非洲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全球平均水平。我国企业在非洲既面临着英法等传统殖民宗主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竞争，同时更面临着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全方位激烈竞争。如2011年6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非洲的造访显示出美国对非洲经济日益增长的强烈兴趣。另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等多位国际著名学者指出，今后一段时期非洲将是中美竞争的重点地区。值得肯定的是，在最近发生政治变动的苏丹、利比亚等非洲国家，我国政府采取了务实灵活态度，与上述国家各方面力量积极接触，意义重大，必将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

3.政府要重视参与跨国投资领域国际条约的相关事项

当前，跨国投资领域的相关国际条约主要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世界贸易组织（WTO）中有关跨国投资保护的协议、自由贸易协定（FTA）、《汉城公约》（中国在1988年4月成为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创始成员之一）、《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能源宪章条约》（1998年4月16日生效）等。总的来看，我国现在仍处于接受、学习和消化现存国际规则的阶段，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发言权较小。今后我国政府应当积极全面深入地参与和影响国际投资领域规则的形成，促进多边、区域、双边等各层次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完善。

4.政府要采取积极而具体的国内政策措施，助力和呼应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

在国内而言，政府相关部门除了应加速起草综合性的《海外投资条例》之外，建议政府还要采取以下具体政策措施助力企业减少海外投资风险：1、尽快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风险分担机制。如，在利比亚战乱中，由于我国企业没有进行国际投保，仅在国内一家保险公司投保，排除了战争险赔偿责任，致使我国企业仅可能获得损失额的5%赔付。2、按行业类别，设立或加大有关产业的海外发展基金，在项目费用等方面降低企业的成本风险。3、同等支持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经营。因为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中遇到的风险各不相同，两类企业各有优势，故我国政府应一视同仁给予支持。4、进一步完善吸引和利用外资法律制度，间接支持企业“走出去”，减少海外相类似的风险。如，加快规范资源能源的外资准入及其出口制度，依照国际惯例合理对等地对待“引进来的外资”和“走出去的内资”。中国古语有云：“欲取之，必先予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政府和民众也应以理性开放的态度平等对待外国来华的投资者。

5.国务院国资委要对央企的海外投资风险承担不可或缺的责任

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家行使中央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权利，代表国家行使对中央国有企业监督管理的责任。据国资委的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底，中央国有企业境外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保护中央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和人员安全也是国资委的职责所在。如，在最近的利比亚政治动乱中，国资委行动迅速，协调中远集团、中航集团等运输企业组织我企业撤离，从海路和航空两线同时启动万余名人员撤离方案，并且在利成立了4个分区指挥中心，分别由四家企业牵头负责指挥撤离，有效地降低了我人员生命和财产损失风险。

国务院国资委非常重视对海外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在2011年6月正式对外公布了《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此前，由于《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颁布）、《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1996年颁布）的内容已不能适应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现实需要，有些企业在实践中并没有严格遵守规定。例如，依据国家审计署于2011年5月20日公布的中钢审计报告，中钢的海外项目存在较为严重的投资管理问题，违反了国资委关于内部控制、风险防范存在严重缺陷、要及时报告重大事项等有关规定。中钢国际控股进行的3个境外投资项目，未严格执行国家境外投资活动报告制度；中钢国际控股下属谨信投资有限公司开展期货交易未严格遵守套期保值原则，通过境外非法期货经纪商从事境外期货交易，导致184.68万元难以收回。因此，国资委近期进一步加大了严格监管的奖惩力度，今年出台的上述规定明确指出，中央企业是其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责任主体，对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情况，国资委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针对企业的五点对策建议

1.企业要尽量做好做足“走出去”开展海外投资的前期功课

企业“走出去”之前要做好人才储备，搭建好相应的项目经营平台，企业的管理层应真正具备风险管理的意识，深入了解掌握东道国当地的政策法律、民族宗教、文化民俗等方面的情况，对不同风险程度的国家（地区）制定差异化的进入策略和风险防范策略，认真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风险评估。如果风险超出预期或难以控制，则即使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前期费用，项目也必须停止，避免将错就错，因小失大。

2.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

例如，在那些对外来投资反应较为敏感的东道国，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特别是资源能源类的海外投资）中，投资或合作形式方面可灵活多样，不必绝对以获得股权或控股权为最高目标，此时可以视情放弃股权之要求，代之以获取资源能源的稳定供应权益即可，以减少东道国的民族抵触情绪等所带来的风险（此种方式先前有日本经验可资借鉴）。

又如，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可以视情选择与各国企业开展合作（包括与东道国企业、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的合作），这样不仅可以降低风险，同时也可以学习和借鉴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经验。我国中石油公司与BP公司合作中标伊拉克油田项目是近期成功的此类典型例子。再有中海油公司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多以参股、联合竞标等方式进行（这也是中海油公司规模及现金流较小的缘故使然），使投资风险大大降低，获得了较高的投资成功比率。

3.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实践中要避免授东道国以口实

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与东道国的关系，提前预防风险的发生。一是不违法。注重学习东道国针对外资的法律规定，认真遵守东道国当地法律（包括税法、反商业贿赂法、环保法、劳工保障法、工会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司法、物权法、合同法等法律），尊重当地宗教民俗和文化。二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注重与当地社会各阶层积极沟通交流，在社会慈善、用工制度、保护当地环境等社会责任领域以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三是尽力实施用工的本地化。

4.在特定的巨额海外投资合作或工程承包项目中，我国企业应要求东道国方面提供足够的有效担保

以所谓的“贷款换资源”为例。近几年来，我国已经与委内瑞拉、巴西、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安哥拉、加纳等多个国家签署了涉及数百亿美元贷款支出的合作协议。从“贷款换资源”合作协议的实施程序上来看，我国的贷款先行付出，而对方的资源能源之后供应，这对我国来讲就形成了一定的风险，极有可能出现“款贷出去了”，而资源能源没能“进来”的局面。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在谈判合作协议时必须要求对方提供担保，并且要特别注重对方所提供担保的有效性。如对方贷款企业是国有矿业公司时，应尽可能地要求对方政府提供担保，而不是仅限于由某个企业提供担保。

5.海外投资经营发生风险后，企业要采取积极而适当的补救程序

风险是一种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即使采取了投资前的预防性策略和投资中的分散风险等策略，也不可能完全杜绝风险。以东道国国有化的政策与法律风险为例，一旦面临此类海外投资风险，我国企业应当及时采取以下补救措施来减少损失。

第一，做好谈判工作。在东道国国有化政策公布以后，如果发现所公布的政策有可协商的余地，那么，我國企业就要积极与东道国政府进行沟通，在交流中阐明由此可能对双方造成的危害。在谈判过程中，企业应尽可能地作出各种友好的姿态，要向东道国政府表明企业投资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好处，并适当做出一些让步。当然，还要将情况尽早通报给我国的有关部门，政府和企业联手与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途径的谈判必不可少，效果也会更好。

第二，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如果风险发生后的谈判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我国企业就应想办法争取外界的支持。包括：争取东道国“朝野”政党等多方政治势力的同情、支持，寻求友好国家的调解和干预。不过此策略的运用应谨慎小心。如果我国企业错误地估计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东道国的决心，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第三，诉诸法律。当谈判最终破裂，东道国政府正式启动国有化政策，企业就应果断地将争端诉诸于东道国法院或国际法庭，以期获得赔偿。一般是先向东道国的法院起诉，因为它的判决在东道国具有良好可执行的法律效力；另一个选择就是向国际仲裁法院起诉，目前可受理国际投资纠纷的仲裁机构有巴黎的国际商会仲裁院、瑞典斯德哥尔摩高等仲裁院、华盛顿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第四，放弃资产所有权，争取与东道国政府签订管理合同。对于跨国投资企业来说，与东道国签订管理合同，也是风险补救的一条有效途径。如委内瑞拉政府征用外国的石油公司后，同时与征用对象签订管理合同，合同规定由跨国投资者在原地继续勘探、钻井、炼油和销售。经过实践发现，这样的处理方式也未尝不可，不一定要拥有资产、掌握股权才能获利，交出股权同样能够获得利润。因此，当以上办法均不能有效地解决争端时，我国企业可以考虑放弃资产所有权，换取与东道国政府签订管理合同。

中国企业海外经营风险分析 篇7

一、中国企业海外经营遭遇的主要风险

(一) 政治风险。

在过去, 只有特大型跨国公司才会关注政治风险。如今, 在多数高层决策者的议程上, 政治风险管理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因为这几年全球政局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特别是“9.11事件”后, 恐怖主义兴起和伊拉克战争的影响等, 给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带来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1、战争和内乱。

战争和内乱风险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其中以中东及北非、南部非洲、拉美、印尼、俄罗斯、东南亚部分国家为典型。在中东和北非地区, 集中了由宗教冲突、领土纠纷、族群矛盾、主权独立、资源争夺等一系列的战争和内乱风险, 其中包括阿以长期冲突、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苏丹内战、索马里内战以及伊朗核问题等。这些战争和内乱将可能直接引起中国企业在本地区投资项目的推迟、中断、甚至取消, 还将会面临较大的人员伤亡和人身安全保障问题。近年来, 涉及中国企业人员伤亡或人身安全失去保障的事件有:所罗门群岛骚乱、东帝汉骚乱、俄罗斯警察查抄华商事件、西班牙烧鞋事件、菲律宾大规模逮捕华商事件、法国大规模查抄华商事件, 等等。

2、排华情绪。

由于经商习惯及文化的不同, 华人的成功往往招致当地人的嫉恨。在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南非、拉美等国家, 存在一股力量较为强大的反华排华势力。在东南亚国家中, 印尼是一个有排华传统的国家, 从独立以来的50多年里, 排华活动没有间断过, 而且成为排华最严重的国家。菲律宾同样是一个反华排华情绪较强烈的国家。在欧洲, 近几年的排外风潮导致华人开始成为攻击目标, 特别是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华人集中居住经商的地方。因此, 这股反华排华势力可能给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正常经营带来潜在的风险。如, 2004年西班牙鞋商和贸易保护主义者打着保护民族产业的旗号, 针对中国鞋发起了多起游行、示威、抗议活动, 9月17日, 埃尔切市的少数激进分子甚至烧毁了大批中国鞋, 酿成震惊世界的“烧鞋事件”。2005年3月24日晚,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国国英商品城遭抢劫, 全部商品被抢毁一空。这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在给当事的海外经营企业带来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 也给希望到这些目标市场开展贸易、投资活动的其他中国企业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3、限制、禁止外资并购。

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 面临由于东道国政府因政治原因而实施的歧视性干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就常以国家安全为由干预中国企业正常的商业行为。如2005年, 联想集团宣布将以17.5亿美元并购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 全球个人电脑 (PC) 业务, 但因为CFIUS担心这一并购行为有可能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被迫接受延期调查。从2005年备受世人瞩目的中海油竞购美国尤尼科公司铩羽而归一案, 到印度政府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无限期搁置中国华为公司在印度投资建厂的申请, 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风险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

(二) 投资决策风险。

主要是指因企业缺乏对海外投资环境、投资项目的有效风险评估, 致使海外投资存在一定盲目性, 从而可能出现风险。目前, 国内缺乏专门的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构帮助海外投资企业分析和评估海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企业本身受信息渠道闭塞、自身评价或判断能力等原因影响很难正确判断某项目在国外是否具有发展前景, 投资决策产生盲目性从而出现风险。部分海外投资企业由于海外投资项目前期调查不充分、不科学, 导致大部分项目投资后经营亏损。海外投资企业在海外发生收购股权、并购行为过程中, 缺乏对投资的准确判断而盲目扩张发生风险隐患。如临沂市海外投资企业44家中, 由于缺乏海外投资项目的科学论证, 真正发挥作用的不足1/3, 资金到位率低, 批准后迟迟不投资或改变投资意向。2004年中国航油集团新加坡公司大量卖出石油“看涨期权”, 由于过度投机, 爆仓时损失高达5.54亿美元, 使得国际市场前景本来非常光明的中航油不得不立即进行破产清算。

(三) 商业信用风险。

跨国经营涉及进口商、中间商、批发商、零售商、银行、保险公司等诸多环节, 任何环节的失信行为都可能使交易失败, 进而给企业带来巨大的风险。据估计, 目前中国企业逾期未收回的海外应收账款约有1, 000亿美元, 而且每年还会新增150亿美元左右。截至2004年底, 美国APEX公司已经累计拖欠长虹集团4.72亿美元的货款 (连同利息及超期罚款共计4.843亿美元) , 为此长虹集团不得不在2004年度财务报告上把高达3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做坏账处理。

(四) 管理风险。

在组织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风险上, 中国企业自身还没有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现代企业制度, 思维方式、治理结构、管理水平有种种不完善之处。再加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目标常常局限在短期“利润最大化”, 很少考虑东道国工会势力和劳工权益等指标, 很少雇佣当地员工和在东道国寻求企业利益代言人, 较少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这样, 企业很难得到当地政府和公众的认同, 很容易引起当地“排华”情绪, 甚至引发严重的民族主义风险。

在跨文化风险管理上, 中国企业缺乏对文化差异的识别和认同, 难与当地消费者沟通。在企业内部, 从高层管理者到普通员工都存在沟通的障碍, 这样加剧了文化的冲突, 从而加大了我国企业文化管理的风险。

(五) 法律风险。

从国内看, 目前我国的相关法规对企业海外经营的保护重视不足, 尽管我国已同70多个国家 (地区) 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但由于我国尚未建立海外投资保证制度, 使得双边保护协定的有关规定无从落实, 而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薄弱, 仅从海信商标被海外抢注就可见一斑。从国外法律来看, 在西方发达国家, 市场经济体系相当完善, 公司行为的法治水平非常高, 在当地生产经营的所有企业都必须严格遵循各项法律制度, 任何对东道国法律法规的漠视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如2002年和2003年,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由于在发放贷款等方面存在违规行为, 不仅自身要承担无法收回贷款的巨大经济损失, 而且还先后被美国货币监理署 (OCC) 等相关部门分别处以高达1, 000万美元和52万美元的巨额罚款。首钢集团在秘鲁投资建立的首钢秘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不熟悉当地的劳工法律, 没有与当地工会组织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10年来遭遇了连续不断的罢工事件, 严重影响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其中仅2004年6月的一次罢工事件就使公司遭受了高达351万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二、中国企业应对海外经营风险的思路

(一) 成立国家风险报告中心。

美国、德国和日本等西方大国都设有国家风险研究与分析机构。这些机构通常是由一些有着显著社会背景的部门负责组织, 其职责是: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 每年发布旨在为本国企业海外投资服务的“国家风险报告”。因此, 为了适应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需要, 我国急需建立为中国企业服务的中国国家风险分析、预警与报告系统, 包括建立官方和民间的专门研究机构, 成立“中国国家风险报告中心”。

(二) 加强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评估, 提高投资决策水平。

在对一个国家投资前, 企业应当对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环境、法律文化等进行全面的分析, 以评估项目投资后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对政治风险主要类型, 以及产生这些风险的原因进行分析, 进而评估企业在该国经营的总体政治风险概况。企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风险评估可以通过购买专业机构的研究报告来实现, 也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专业研究人员来评估。进行海外经营的企业尽可能避开政治局势动荡、反华势力较强的国家或地区, 选择法律健全、政治局势稳定的国家进行海外经营。在投资区位的战略选择上, 应尽快改变目前过于集中的格局, 逐步实现多元化和全方位的分布格局, 形成对国际市场的全方位开拓和国际资源的多渠道利用。

(三) 完善跨国经营企业的风险防范机制。

建立和完善国家风险防范体系固然重要, 但如果具体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缺乏风险意识和企业防范机制, 企业仍有可能随时遭受不应有的损失。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如据有关机构统计, 中国出口业务的坏账率高达5%, 是发达国家坏账平均水平的10~20倍。2004年中国因出口产生的坏账达300亿美元左右, 合人民币2, 400多亿元。一项对1, 000家中国出口企业的调查显示, 68%的企业有过因贸易对方信用缺失而利益受损的遭遇, 企业“应收账款延迟收付”的比例超过50%。产生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于许多中国企业风险防范意识不强, 法律知识缺乏, 风险管理能力较差。

(四) 了解和熟悉东道国法律,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首先要清楚了解国内法律与相关条约, 熟悉东道国有关经营方面的法律;要妥当设计境外投资的企业组织形式, 投资的组织形式应该属于投资所在国的主权管辖范围, 应依照该国关于投资的法律规定办理。从控制法律风险及限制和减少经济责任看, 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其次要加强用法律保护自身利益的维权意识。如, 在东道国政府正式启用征用或国有化政策时, 我国企业就可以寻求法律的保护, 以期维护其合法权利。当东道国的司法系统独立而且执行公正原则时, 在东道国申请法律仲裁的速度最快、成本最低。如果在东道国无法得到合理解决, 企业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寻求我国法律保护。另外, 企业也可以向国际仲裁法院申请国际商事仲裁, 比如巴黎的国际商会仲裁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瑞士苏黎世商会仲裁院以及英国伦敦国际仲裁院、华盛顿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等都可以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调解和有约束力的仲裁。最后借助政府和民间的力量, 采取多种渠道增强与目标公司所在国政府的沟通。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虽然接受了美国相关机构的调查, 但由于准备充分, 最终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

(五) 大力培养国际经营人才。

海外经营往往分布于多个国家, 各地之间又有着很大的文化和制度差异, 以企业的人才储备是无法管理的。因此, 跨国经营企业要尽快从企业内部培养跨国经营人才。同时, 实施人才全球化。作为一家全球性的公司, 在人才的招聘和使用上, 应采用人力资源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政策, 大胆使用国外优秀人才。目前, 在联想14位副总裁和高级副总裁中, 五位来自IBM, 另有5位的背景是跨国公司或国际咨询公司。

此外, 成立一个专门的文化整合小组, 应对和解决每一个文化冲突的问题。应尽可能研究当地的宗教文化与国内文化的差异, 缩短适应时间, 充分了解并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文化、宗教、习俗等, 降低国际化进程中的劳动力使用、反华排华等经济民族主义情绪等风险。

参考文献

[1]武勇, 谭力文.中国国际人才战略的全球化思维[J].公司故略, 2006.12.

[2]宾见成.试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物流科技, 2004.2.

[3]田远鹏.企业如何应对政治风险[J].世界管理评论, 2006.

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 篇8

关键词：层次分析法,海外投资,风险评价,矿业企业

一、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特征分析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中国面临着更广泛的国际竞争, 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增强自身实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 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作为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市场主体, 海外投资已经成为中国企业不断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

我国是一个矿产资源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 现在又处于消耗资源高强度的工业化中期阶段, 是世界铁、钼、铜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2008年下半年,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 国际市场铁、铜、铅、锌等大宗矿产品价格下跌, 导致国外很多矿业企业面临财务危机, 股票市值下降, 纷纷低价出售公司、矿产地或寻求外部合资合作, 为国内企业借机低成本收购矿产资源带来了有利机遇。在资源短缺乃至有些重要资源面临枯竭的今天, 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建设有利于缓解我国资源约束矛盾, 吸收国外采矿先进技术, 促进国内矿石冶炼及下游加工业的发展, 推动我国矿业产业的发展壮大。同时也有利于外汇储备转换成资源储备, 有效规避巨大的外汇储备所面临的金融风险, 这对我国资源安全和金融安全具有双重意义。

在看到机遇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 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建设期和投资回收期很长, 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 从而使得投资支出能否取得预期效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加上投资数额巨大, 项目一旦上马公司就很难再改变投资方向, 所以对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做出合理评价就显得尤为必要。只有做出了准确的风险评价, 才能为项目的运行决策提供依据, 同时也便于项目管理人员采用合适的对策, 加强风险管理, 尽量减少风险造成的损失。

二、模糊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实施步骤

要评价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 首先必须确定评价方法。考虑到矿业跨国投资项目投资周期长、风险种类多的特点, 本文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来对中国矿业企业的跨国投资风险进行评价。具体而言, 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评价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步骤如下。

1、构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要用模糊层次分析法评价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 首先必须确定评价指标。需要指出的是, 要用模糊层次分析法进行评价, 必须将风险指标分成若干层, 形成层次结构模型。考虑到全面性、科学性、层次性、逻辑性、可操作性及差异性等原则, 同时考虑到指标体系的合理规模, 本文选取了以下指标来对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进行评价。

(1) 自然风险。自然风险包括由于不可抗力, 如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给项目带来损失的风险, 由于环境保护发生的成本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还包括地质资源量变化风险和矿石品质变化风险。

(2) 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又称为国家政治风险, 指由于东道国及母国的政局变动以及所采取的政治性措施变化使跨国公司所蒙受损失或实际收入偏离预期收入的可能性。政治风险一般不易预测, 一旦出现往往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很大。它主要包括政局稳定性风险、政策风险、法律风险等。

(3) 经济风险。由于宏观经济走势及其波动导致项目经济效果发生负偏离的可能性称为项目的经济风险。经济风险主要包括通货膨胀风险、市场风险、外汇风险和利率风险。

(4) 社会风险。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的目的, 一是利用国外的矿产资源, 二是追逐利润。但如果过分注重经济效益, 而忽视了社会效益, 其潜在的损失是很可观的。如果企业没有能够很好融入当地的社会氛围, 甚至在投资和经营中与当地社会团体或民众产生了冲突, 会严重影响到企业与当地整个社会的关系, 对企业的声誉和投资的顺利进行带来不利影响。因此要考虑社会风险因素, 社会风险主要包括社会风俗习惯风险和文化风险。

(5) 技术风险。技术风险指的是在矿业项目勘探、开发的全过程中由于技术的局限性而产生的风险。对于矿业项目来说, 它主要是指工艺技术与装备风险、勘探风险和开发风险。

(6) 财务风险。中国矿业企业开发跨国投资项目, 生产的周期很长, 资金投入巨大, 投资回收期也很长。而且由于是跨国投资, 还会产生汇率波动、税收制度不同等财务问题。因此, 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过程中的财务风险不可忽视。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融资风险、通货膨胀风险、产品价格变动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投资回收期风险。

综上所述, 本文建立了如表1所示的风险指标体系。

2、构造判断矩阵

构建分成若干层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后, 下一步就是在各层指标中进行两两比较, 构造出判断矩阵。判断矩阵表示针对上一层次的风险, 进行本层次与之有关的风险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比较。下面以上文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政治风险为例来说明如何构造判断矩阵。

如上文所述, 政治风险包括政局稳定性风险、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政治风险为准则层, 记为A2, 政局稳定性风险、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组成方案层, 分别记为a21, a22, a23。然后回答下面的问题:针对准则A2, 两个元素a2i, a2j (i, j=1, 2, 3) 谁更重要。然后根据一定的标度将判断量化。表2给出一种常用的1—9标度方法。

(注:2, 4, 6, 8, 1/2, 1/4, 1/6, 1/8表示重要性介于上述相邻判断之间。)

用以上标度来建立判断矩阵, 假设对于某一具体项目而言, 政局稳定性风险比政策风险重要, 政策风险又比法律风险重要, 则判断矩阵如表3所示。

在本文所建立的指标体系中, 共包括6个一级指标, 所以共需建立7个判断矩阵。

3、层次单排序

计算出某层次因素相对于上一层次中某一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这种排序计算称为层次单排序。具体地说, 层次单排序是指根据判断矩阵计算对于上一层某元素而言本层次与之有联系的元素重要性次序的权值。层次单排序计算问题可归结为计算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及其特征向量的问题。求得了特征向量, 就求得了对于上一层某元素而言本层次与之有联系的元素重要性次序的权值。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过程可以通过计算机很快完成。

对于如表3所示的判断矩阵, 可求得它的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为w= (0.467186, 0.317305, 0.215508) T。求出每一个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 就完成了层次单排序。

4、层次总排序

依次沿着层次结构从上往下计算, 即可算出方案层风险因素相对于目标层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优劣的排序值, 即层次总排序。也就是说, 层次总排序是针对总高层而言的, 经过层次总排序, 就可以得出最底层 (在本次评价中是各个具体的风险因素) 对于最高层 (在本次评价中是总体的项目风险) 的相对重要性的排序。

5、单因素评价

以上四个步骤完成了对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指标的层次总排序, 也即确定了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从本步开始进行风险评价, 由于所有的指标都具有模糊性, 难以用精确的数值直接打分, 通常评价者对具体的风险指标只能给出“高”, “中”, “低”等定性评价, 对于这样的评价问题, 运用多层次模糊评价的方法较为合适。根据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因素集A={A1, A2, …, A6}, 其中, Ai={Ai1, Ai2, …, Aini}, i=1, 2, …, 8;Ai1, Ai2, …, Aini均为Ai中的指标, ni为Ai中指标的个数。对各指标的评价值分为“很低、较低、中等、较高、很高”5个等级, 即评语集V={v1, v2, v3, v4, v5}={很低, 较低, 中等, 较高, 很高}。

由于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指标均为定性指标, 因此采用以模糊统计试验为依据的等级比重法。在对风险因素进行评判的时候, 邀请若干位从事矿业跨国投资领域的专家, 让专家就该项风险发生水平进行“很低、较低、中等、较高、很高”5级模糊估计, 即对该类风险发生的严重程度和发生概率进行综合估计, 然后用概率和数学期望方法进行统计, 形成风险因素的评价隶属矩阵。

假设请10位专家对投资目标国的政局稳定性风险进行评价。假设这10位专家中, 有2位认为目标国政局稳定性风险很低, 有3位认为较低, 有3位认为中等, 有1位认为较高, 有1位认为很高, 则该目标国政局稳定性风险的评价向量为 (0.2 0.30.3 0.1 0.1) 。依这种方法, 可以得到全部最底层风险指标的评价向量。

6、一级模糊综合评价

对每个评价指标子集Ai进行一级模糊综合评价。通过第5步的单因素评价得出子集Ai的单因素评价隶属矩阵:

i=1, 2, …, j, j为一级风险的个数, m为评语的个数, n为Ai中二级风险的个数。在本文建立的指标体系下, m=5, j=6。

对每个一级风险指标Ai上的权重模糊向量Wi={wi1, wi2, …, wim}, 通过R变换为评判集v上的模糊集Bi=WiοRi, 就完成了一级模糊综合评价。

7、二级模糊综合评价

将第6步得到的j个向量B1, B2, …Bj按照顺序拼起来, 得到新矩阵B= (B1, B2…Bj) T。接着对该隶属矩阵和一级指标组成的权重向量 (W) 进行模糊运算T=WοB, 就完成了二级模糊综合评价。这样, 就完成了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进行评价的所有步骤。

三、案例分析

假定有一中国矿业企业要到A国进行矿业投资。为简化起见, 只考虑政治风险 (A1) 和社会风险 (A2) , 则可建立如图1所示的层次结构模型。

建立了风险评价的层次结构模型, 下一步就要构造判断矩阵。假设经过专家的判断, 对于政治风险, 判断矩阵如表3所示, 对于文化风险, 假设A国社会风俗习惯风险比文化风险更重要, 构造出如表4所示的判断矩阵。在A国, 从总体上来看政治风险比社会风险更重要, 即政治风险对总风险的影响更大, 即可构造出如表5所示的总风险判断矩阵。项目总风险用C表示。

下一步要进行层次单排序, 即计算这两个矩阵对应最大特征值的特征向量。经计算得表3所示矩阵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为w1= (0.467186 0.317305 0.215508) T, 表4所示矩阵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为w2= (0.577834 0.422166) T, 表5所示矩阵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w3= (0.577834 0.422166) T。这里已经对特征向量进行了归一化处理, 这样就完成了层次单排序。

下一步是进行层次总排序, 层次总排序的过程如表6所示。

下一步要进行单因素评价, 按照第二部分说明的方法, 建立评语集, 在此基础上, 可以得出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单个风险因素评判结果和每一个风险因素风险的权重, 如表7所示。

下一步是进行一级模糊综合评价, 政治风险= (0.4671860.317306 0.215508) T*

= (0.231731 0.278449 0.268269 0.121551 0.1) T。社会风险= (0.577834 0.422166) T*

= (0.257783 0.3 0.142217 0.142217 0.157783) T。下面再进行二级模糊综合评价, 总风险= (0.577834 0.422166) T*

= (0.242729 0.287547 0.215054 0.130275 0.124394) T。这样, 就完成了对该项目风险的评价。结果表明, 24.27%的专家认为投资风险很低, 28.75%的专家认为风险较低, 21.51%的专家认为风险中等, 13.03%的专家认为风险较高, 只有12.44%的专家认为风险很高, 所以说明, 该项目风险较低, 可以进行投资, 但还是要注意风险的控制和防范。

四、结语

本文系统考虑了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 建立了全面评价我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指标赋权, 有效地降低了赋权过程的主观性;运用模糊评价方法对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进行了综合评价, 该指标体系和方法既能对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的总体风险进行评价, 又能对某一单项风险进行考核, 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评价问题, 具有适用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的特点, 既为矿业投资者海外投资决策提供了依据, 又为中国矿业企业在解决海外投资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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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恩泽、朱颖超、张在旭:基于Fuzzy-AHP的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J].河南科学, 2010 (2) .

[3]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构建中国资源安全保障体系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我国油气企业海外投资策略思考 篇9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油气资源日益匮乏两大因素推动下,我国油气企业开始走上发展海外投资、开拓国外油气资源的道路。经过近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油气企业已经成功地在海外建立起自己的油气开采基地,为弥补国内能源供给不足、保障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我国油气企业海外投资起步较晚,缺少经验,而且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与西方跨国公司都存在很大差距。随着近几年我国油气企业海外投资规模不断加大,很多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亏损性投资项目随之出现,其中不乏因投资策略失误而导致的亏损。因此若使我国油气资源的跨国投资成功,确保油气资源跨国投资做大做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就需要油气企业选准投资策略,同时也需要我国政府方面的相关支持。

1 谨慎选择恰当的投资方式

油气企业海外投资总体来说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大类投资方式,其中直接投资主要有绿地投资(新建投资)和海外并购两种投资方式,而间接投资可细分参股投资、债券投资和金融衍生品投资三种投资方式,此外还有其他复合投资方式[1]。无论哪种投资方式,都各有优点和缺点,油气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时应认真研究、依企业自身状况及资源国环境具体特点谨慎选择恰当的投资方式,以便顺利进入目标市场。

(1)依企业自身经营状况选择恰当投资方式。油气企业资金丰裕度、企业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等)、投资动机等因素都会影响其海外投资方式的选择。与中石油、中石化相比,中海油在现金流及整体规模上存在一定的差距,然而其海外投资却更为成功,直到2007年其上市后所进行的所有项目无一亏损。这与中海油所选择的海外投资方式有莫大的关系,中海油依据其自身特点,在选择项目时多以参股或联合竞购等直接投资方式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投资风险,选择适合企业自身特点的投资方式成为其海外投资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2)依投资项目资源国环境而选择恰当的投资方式。资源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及资源国财税制度等都是油气公司无法改变和控制的,因此油气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只能通过自己的经营策略的调整和投资方式的选择来规避它们产生的风险,从而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资源国经济状况、政治倾向以及文化氛围等投资经营环境,决定了国外投资者需承担的公共责任、能发挥的优势以及可以实现的社会合法性。政治环境是跨国投资主体需要考虑的第一重要因素,跨国油气投资者投资前必须对投资国或投资地区政治经济环境进行最为充分的评估,政治经济政策倾向宽松的资源国更有利于油气企业自由选择投资方式;两国的文化距离越大,越不利于投资企业整合人力资本和提高管理效率,合资方式更适合进入文化背景较生疏或政治经济约束很强的地区,只有在资源国政治经济管束较放松且两地文化趋同的条件下油气企业才会倾向于独资新建(绿地投资方式)。

2 要加强合作投资的运用

我国油气企业在开展国际投资业务时应该重视选择通过联合与重组建立投资伙伴关系的投资方式,这种投资方式强调相互利用合伙人的资金和技术,优化生产要素,降低成本,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油气企业选择这种方式进行海外投资可以以最小的代价争取更多的机会[2],还可以学习到外国油气企业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最终为我所用。

根据我国油气企业对外投资动机和现状,其对外直接投资宜采用合作开发方式。这种合投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基本做法:(1)租让制,即外国油气公司负责全部投资、承担全部风险,油气产品全部属于外国公司;(2)联合经营,即外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3)承包合同,即发包方自负盈亏、独立经营,开发出的油气产品全部归开发方所有,承包方只取得一部分油气产品作为报酬;(4)油气分成合同,即外国投资者负责设备、技术、资金的筹措,资源国拥有油气资源所有权和全部油气产品的支配权、并负责经营,外国投资者按合同比例对油气产品报酬分成。

3 注重海外油气投资管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专业人才不足是制约我国油气企业海外投资以及扩大国际化经营的重要因素,针对油气企业海外投资的不同方式,人才配套是关键。我国油气行业的人才队伍整体素质较低,大多数人知识面相对狭小,懂投资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不懂技术,而油气企业海外投资合作经营需要大量能够懂得、熟悉和了解投资专业知识与跨国投资相匹配的高素质人才[3]。

在目前与海外投资方式配套人才短缺的情况下,我国油气企业应该加大对人才的投资开发力度。首先,招聘优秀的国际人才来弥补靠自身培养之不足,可以采用人才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战略,揽四海英才为我所用。在引进人才的同时,还应该注意人才的培养,建立起相应的培训机制,定期选派人员到境外参与投资项目,进行工作锻炼,使其深入了解不同的海外投资方式,增长实际投资经验,改善我国油气企业跨国投资配套人才短缺问题。

4 要加强海外油气投资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应贯穿一切项目始终,对于海外能源投资这样高风险高投入的投资项目,风险管理就更为重要。加强海外油气投资项目风险,我们要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项目风险评价制度。在具体的工程进程中,组织专家对阶段工作进行评价,包括上一阶段的经验总结和下一阶段的工作指导,对重要风险进行打分量化,给出评价意见,以保证各项工作顺利完成;第二,要加强系统风险分析。将各个重点阶段风险加以细分,从法律、业务等角度出发,分别研究他们的化解风险的措施。主要包括可行性研究、资产评估、合同谈判几个方面;第三,要加强风险过程控制。为了及时发现风险、规避风险,我们要派遣专业人员进行监控,包括相关的专家、律师,他们对项目实施全过程实时监控;第四,要明确对外投资项目的责权利。为了使项目经理负责制落到实处,我们可以建立层层授权机制,同时成立投资项目小组,明确对外投资项目的责权利。

5 要建立配套的金融政策支持机制

我国油气企业的海外投资方式中直接投资方式占主要部分,这种直接投资方式既包括新建海外企业也包括通过资产或股权并购而设立海外企业,而这两种投资方式都是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海外能源开发投资是落实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步骤,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投资回收期限长,投资风险大,因此政府的配套金融政策支持对其发展的意义重大。

我国政府支持海外能源开发投资金融政策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实施:主要包括政府对海外投资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提供政府补贴,股本融资,实行优惠利率甚至无息利率。因此对政府金融政策建议:(1)建立针对海外不同投资方式的风险基金,凡是经国家批准的能源海外投资项目,油气公司可以根据投资方式不同按规定申请使用该基金。(2)多方面的资金支持:信贷政策方面,对于在境外投资的重点建设项目,国家金融机构可以提供贷款;为境外企业获得境外银团贷款、租赁提供担保,以及其它金融服务;选择经过挑选的境外投资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发行市场上发行股票和债券,为境外投资项目筹资;建立境外投资发展基金,对境外投资项目进行参股,境外企业可以向基金会提出资金申请,基金会根据国家境外投资政策对申请进行评估和审核,然后决定是否批准以及发放资金额度[5]。

6 要建立相应的海外油气投资保障机制

目前世界各国大都采取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境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对本国可能遭受的风险提供的一种保障,我国的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现行的制度又不够完善,适用性不强,还存在着许多弊端,亟待建立一种完善的保险机制。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应先出台海外油气项目风险保险政策,同时建立专门从事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机构,在两方面的配合下,共同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的安全保险工作。

摘要：油气企业海外投资是其进入海外油气市场、参与国际油气项目投资、确保油气来源的手段,同时也关乎我国能源安全问题。那么如何确保油气资源的跨国投资成功,降低投资风险,就需要在投资方式、国际油气合作、油气投资管理和投资机制等方面认真研究。

关键词：油气企业,海外投资,投资方式

参考文献

[1]彭民,周玉晶.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模式的选择[J].经济研究导刊,2008,(4):34-35.

[2]康伊明.对中国石油公司“走出去”战略的思考[J].地质技术经济管理,2004,(2):9-12.

[3]张仁开.我国油气工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J].油气化工技术经济,2006,(3):13-17.

[4]张凯.浅谈石油企业投资风险管理[J].商场现代化,2009,(5):135.

铜企业海外投资分析 篇10

本文探讨了近些年来引导国内部分知名企业其海外投资活动的战略性诱因, 以求为国内跨国企业海外投资 (并购) 行为探寻出更深入的理论依据和一条发展自身核心国际竞争力的有效路径。

1战略诱因分析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诱因是多样的, 并不基于某种统一的模式。总的来说是取决于不同时期 (阶段) 的世界经济发展内涵、趋势及海外投资企业不同的国际发展战略、投资环境状况 (包括文化、竞争、法律、政策等方面) 和企业在整个其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以下, 对各种已经形成的诱因做逐一分析。

(1) 打破区域集团化的内部贸易。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区域集团化的存在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开展。因此, 可以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有效地规避区域集团化, 在维持我国已有出口市场的基础上, 不断拓展新的市场。

(2) 规避贸易壁垒的要求。据商务部有关统计, 经商务部批准和备案设立的境外加工贸易企业已达490家。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的国内企业主要集中在技术成熟和生产能力过剩的纺织服装、家电、轻工、机械和原料药等行业。这种海外投资主要是为了适应我国目前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 以及对海外贸易壁垒的规避。近年来日益成为企业海外投资的一种重要模式。

(3) 海外的品牌创建要求。中国企业目前在国际竞争中的最主要优势是成本优势和产品优势, 最差的是品牌优势, 通过海外投资并购一些国外知名品牌, 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实现三个优势的结合, 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一是“买壳上市”, 即先收购国外当地知名品牌这个“壳”, 然后借助这个“壳”对产品进行包装, 获得或恢复当地消费者的认同, 快速进入当地市场。二是由于所并购的多是经营不善或破产的海外公司现成的知名品牌, 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销售渠道, 所以该模式省去了海外品牌塑造和品牌推广的时间与费用。三是该模式适用于具有一定资金基础、信誉较好、有能力收购和驾驭海外知名品牌的大型企业。

这方面较为成功的例子就是2002年9月, 中国TCL集团下属的TCL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通过其新成立的全资附属公司施耐德电子有限公司 (Schneider Electronics GmbH) , 收购了具有113年历史、在德国和欧洲有广泛的基础、号称“德国三大民族品牌之一”的百年老店施耐德电子有限公司的主要资产。此后TCL集团又于2003年7月花费几百万美元间接收购了美国著名的家电企业戈维迪奥 (Govedio) 公司, 这次收购是一次全资收购。戈维迪奥公司是一个做录像机、DVD等视像产品的渠道公司, 一年的销售额约2亿多美元。借外国品牌开拓海外市场, 已成为TCL集团独特的海外营销策略。

(4) 获得某种战略资源的要求 (以营销渠道为例) 。与国际上的大型跨国公司相比, 我国企业整体规模偏小, 国际化程度较低, 对一些国际化进程中必须的战略资源控制力较弱。我国一些企业通过独资或合作方式对外直接投资, 是要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机构, 借此构建自己的海外销售渠道和网络, 将产品直接销往海外市场, 减少中间环节, 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中国最大制药企业三九集团的海外投资基本上属于这种模式。三九集团的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等均在国内, 海外公司主要是营销机构。自1992年以来, 三九集团先后在香港、俄罗斯、马来西亚、德国、美国、南非、新加坡、日本、中东地区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营销公司。这些营销公司作为三九集团在海外的窗口, 担负着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了解三九产品, 开拓三九产品海外销售市场的重任。海外营销公司的发展壮大, 使三九集团产品的市场由单一国内市场逐步演变成为全球性市场。另外, 福建福耀集团、天津天狮集团、中粮集团、中化集团和中技集团等企业的海外投资也主要是为了建立本企业的海外营销网络, 也属于建立海外营销渠道投资模式。

(5) 核心技术外溢与研发的必然要求。利用海外研发资源, 使研发国际化, 取得居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 并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提供服务结合起来。首创这一海外投资模式的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依托全球化技术开发网络, 利用遍布世界各地的研发机构, 以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更快的响应速度和更好的性能价格, 帮助全球运营商确立可持续赢利的运营模式。现在, 华为的设备已经在非洲、南美、东南亚、东欧等地区40多个国家昼夜运转, 靠着掌握越来越多的核心技术, 华为在世界电信市场上已经能与跨国公司比肩较量。

(6) 产业升级与产业素质提高的要求。当一国的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时, 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这时的企业为了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立足脚跟, 提高自身竞争力, 就必然要求国内或地区内为其提供有关投人要素和配套服务的产业提高自身素质, 争取提高产业结构的整体素质并形成一种产业结构的整合力。一方面进行FDI的企业会要求上游供应商提高质量和效率, 另一方面会对流通领域中的信息提供、交货保证、付款条件、售后服务等有更高的要求, 希望能得到低成本全球融资的能力、国际市场上营销能力、风险回避能力, 得到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法律、咨询服务的能力, 否则将转向全球采购。如此一来, 将促使相关产业和配套服务效率的提高。同时, 这样也就使内向化产业逐步转变为中间性产业, 甚至向外向型产业转变, 由此将极大地提高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的开放度, 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特别是当企业进行最终产品的海外投资时, 对国内或地区内为其提供中间产品的产业要求将更高, 也将促使更多的产业卷入开放性的经济活动之中, 这将更加强化该国或地区产业结构的开放度。而且, 当某个产业中的一家企业采取海外投资策略时, 将引入国外的资金、资源和先进的技术, 提高自己在国内或地区内市场上的竞争力。海外投资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将对国内同行业的企业产生新的威胁, 由此将推动该产业内部所有企业都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 这样也就提升了企业所在行业的产业素质显然, 当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 将极大地提高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的整体素质, 从而也有助于优化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

总之, 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 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以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为特征的时期, 部分特定行业在总供给相对过剩而国内市场相对饱和、内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 企业有必要在调整和升级过程中, 面向国际市场来进行投资。但在诱因的考虑上, 无论是哪个区位和行业, 对于发展中的我国企业来说, 遵循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相结合的原则才会做出合理的判断。

摘要：本文以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为背景, 分析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战略性诱因, 以求为国内资本海外投资 (并购) 的行为探寻出更深入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世界经济一体化,战略诱因,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刘研.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国际化[M].北京:中信出版社.1992.

[2]毛蕴诗.跨国公司战略竞争与国际直接投资[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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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壁垒、进入、效应[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8.

铜企业海外投资分析 篇11

【关键词】资金效率；资金管理；国际资金筹划

企业的目标是创造财富，而资金是企业的血液，资金效率直接影响着企业目标的实现。随着新世纪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投资建设带动整个产业走出去的专业投资公司涌现，这类企业资本密集、规模快速扩大，发展的质量成为企业关心的問题。本文仅就资金角度探讨海外投资建设企业管理效率管理问题。

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学说对资金的定义，狭义的资金指一定时间内可使用的资金总额，狭义的资金效率管理指对于流动资金的管理。而广义的资金包括资本金、债务以及经营活动形成的应付账款等一切资金来源在内的资源总和，广义的资金效率管理即指将可用的资金来源运用到各项资产中去，构建各类资产在时间跨度以及各时间节点上的合理分布，并控制风险获取效益的过程。探讨海外投资建设企业资金效率管理系从广义资金角度出发进行讨论。

一、影响海外投资建设企业资金效率的常见问题

1.海外子企业分布广，子企业间资金统一调配的效率不高

（1）受国别及信贷银行监管限制导致资金调配难度大。海外一国市场有限，海外投资建设项目往往分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所在国外汇管制及信贷银行的账户资金监管，法人企业间资金相对独立和割裂，调剂性资金往来较难实施。

（2）海外投资分单一投资项目管理与目标考核，各项目间的资金协调动力不足。海外投资项目普遍实行投资概（预）算控制，项目较为独立，项目间资金协调的动力不足，企业总部层面资金调配难度大，亦诱发存贷双高。

（3）海外子企业的资金信息反馈不及时、统一决策的效率不高。资金信息的收集依赖传统表格填报手段，工作量大、效果差。从信息上报滞后、信息处理耗时，最终到提出有用的决策信息过于冗长，出现资金管理时滞。也是形成被动选择保持高存量的流动资金贷款方式去解决局部资金缺口而存贷双高的原因之一。

2.投资建设期项目资金预算不精确，分期资金盈余与资金缺口现象时有发生

投资建设期信贷提款计划确定之后较难调整，资本金亦配套投入，但进入施工阶段后，投资计划与资金来源往往出现差异，阶段性偏差较大，资金流量不匹配、效率不足。而境外投资贷款的提款计划相对固定，如果更改提款计划往往需要向银行支付一定的变更费用（Adjustment fee），更改提款计划使资金来源与用款相匹配，存在一定的资金成本，同时境外投资贷款往往需要配套同比例投入项目资本金，如果项目现场资金效率低下闲置，则刚性的资本金投入计划使总部的资金因被迫调入而降低效率，形成联动性。

3.资本市场一次性募集资金规模大但受用途限制消化期长、使用效率低

海外投资建设项目的资金需要长期资金投入，企业往往需要借助资本市场筹措必要的建设资金，但资本市场所供应的资金往往用途限定，除了长期借贷市场提供的中长期贷款可分期提取外，长期证券市场提供的资金往往会一次性提供，例如香港点心债券、美元债券、永续混合资本债券、IPO等，如果投资项目建设期长，则资金的闲置成本则较高。

4.结汇、购汇双向操作，汇兑成本高

海外投资建设企业无可避免涉及到外币结算业务，不仅本币和外币间存在双向结汇、购汇操作，在自由可兑换外币与当地币之间也存在双向换汇的操作，购汇与结汇不仅损失买入和卖出价之间汇差，而且也受汇率波动的影响，存在反向兑换时贬值风险，汇兑成本较高。

中资企业在境外投资大型基建类投资项目，如电站投资、收费公路、港口BOT项目等，往往利用所属内部设计施工单位作为EPC承包商，境内投资主体投入项目公司的资金往往是外汇，而建设过程中的机电设备、施工设备、备件、境内主材（预制钢管桩）等中国成分支出往往又需要人民币支付，形成币种不匹配。

二、海外投资企业资金效率管理与筹划

1.加强海外投资企业的司库管理，模拟三维资金余缺图，实施国际资金筹划

海外投资型企业，以所属投资项目为生产经营基础单位，为企业的利润中心和造血中心，提高资金效率首先以投资项目为资金单元，从资金单元建立二维资金余缺图（横轴时间、纵轴资金余缺量）。

企业总部以司库管理为核心，由司库中心汇集各基础单元分期资金余缺信息（二维资金余缺图）后，从企业总部层面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球网点的不同时点、不同期限的三维资金余缺图（横轴为时间、纵轴为资金余缺量、竖轴为资金单元）。

在构建三维资金余缺图后，企业司库中心即掌握了企业内部资金供需情况，剩下要解决的问题即是资金内部流动问题。海外跨国投资企业的资金内部流动涉及到跨境、跨项目、跨币种问题，存在不同的资金流动成本，如跨国资金调度常见的预扣税（Withholding Tax）问题，资金如果作为股息汇出，则需要在当地缴纳股息预扣税等。因此，在利用股东放款、共同客商与媒介实施贸易金融，解决不同国别、不同项目间资金往来问题时，往往需要统筹考虑资金成本、税收、国际贸易边界条件、外管法规等多个事项，实施国际资金筹划。

国际资金筹划，除了以上三维全网统一筹划模式外，亦可根据三维资金图的区域密集情况，实施两个资金单元之间的点对点筹划、单一国家内部的区域资金单元群筹划等。

2.加强资金预算执行的监督与考核，保障国际资金筹划效果

为提高三维资金余缺图信息的准确性，系统推进国际资金筹划，需要各资金单元的积极投入。对此，海外投资企业可通过加强年度、季度、月份的资金预算执行监督与考核，提高预算准确性，并增加资金集中度考核指标的方式来强化资金上存意识，以充分贯彻企业总部的思路，保障企业司库运作的有效性，减少资金单元的谨慎性资金占用。

3.借助发达的银行系统，改善国际资金管理的手段，解决信息及时性问题、资金控制手段问题

借助国际银行网点资源丰富的特长以及全球资金管理平台系统等现代化手段，加强信息化管理水平，提高国际资金调配的决策效率。

4.加强外汇头寸管理，科学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合理对冲、转移外汇风险

利用远期结购汇、货币互换等衍生金融工具科学主动地对冲风险，减少汇兑风险敞口，这也是目前较为流行的汇兑风险管理方式。另外，通过区域内加强内部互换，也可以减少汇兑成本，例如在境外同一国家内，公司有两个投资项目，一个项目为建设期，另一个项目为运营期，建设期项目需要将外汇资金兑换为当地币进行地材采购、当地分包、支付当地人员费用等支付，而运营期项目形成的现金净流量有相当部分的当地币，需要折成外汇支付贷款本息或作为利润汇回，这样在区域内部就形成了内部货币兑换的需求，如果采用当地法规允许的方式进行内部货币兑换，则会大幅降低兑换损失，减少资金成本。

5.提高现金周转率，从经营活动中提高资金效率

提高现金周转率包括从加快制造与销售产成品来减少存货周转期、加速应收账款的回收来减少应收账款周转期、减缓支付应付账款来延长应付账款周转期等方面提高资金效率。

6.对资金效率工作进行系统制度设计，并专职管理与专项考核

资金效率的管理跨度不仅涉及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时间跨度，而且覆盖总部到项目的组织跨度，需要企业自上而下的系统设计，并专职管理和专项考核。

加强资金效率管理是进一步提高企业财富的手段，但真正实现高效率的资金管理绝非易事，需要从企业最高管理层到项目一线员工都清楚地了解统一的管理目标，无阻碍地实现信息流转并借助专业的资金运作。但海外投资建设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规模下，提高资金效率的着力点又各有侧重，需要企业充分了解自己，科学选择适合本企业的资金管理模式，使资金安全、效率的流动，进而实现企业发展目标。

參考文献：

[1]欧阳谦.资金效率.中信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2]赵鑫.企业集团资金预算管理探讨.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3年第8期86-87页.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风险分析 篇12

企业海外并购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并购的融资风险主要是指能否按时、足额地筹集到资金, 保证并购顺利进行。如何利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资金渠道在短期内筹集到所需的资金是关系到并购活动是否成功的关键。企业通常可采用的融资渠道有:向银行借款、发行债券、股票和认股权证。

一般而言, 企业海外并购融资风险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并购企业的资金结构。 (2) 企业负债经营过度, 财务筹资风险恶化。 (3) 汇率波动风险。 (4) 国际税收风险。第五, 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政治风险。在一个政治不稳定的国家, 并购一家企业的融资风险要比在政治稳定的国家高得多。银行等金融机构要求的利率和风险回报相对要高得多, 他们也害怕自己的投资无法收回。

而影响并购企业的融资财务风险的因素主要可以概括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从外部来看, (1) 是市场环境因素。资本市场是企业并购中迅速获得大量资金的重要外部平台, 融资方式的多样化以及融资成本的降低都有赖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成熟。与西方国家相比, 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 企业融资方式有限, 企业融资大多以银行贷款为主, 融资成本不容易通过多种融资渠道降低。而且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 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导致融资程序比较复杂,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融资的成本与风险。 (2) 是政策因素。在海外并购活动中, 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海外并购给与政策或资金上的支持。我国政府积极参与海外并购融资政策的改革, 在政府的支持下, 银行贷款成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的重要来源, 因此, 政府贷款利率政策将直接影响企业融资成本的高低。

从内部来看, 首先是融资能力。融资能力包括内源融资、外源融资两方面。内源融资能力主要取决于该企业可以获得的自有资金水平及有关的税收折旧政策等, 一般内源融资资金成本较低, 但受企业自身盈利水平的限制, 而且过多的运用内源融资, 往往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外源融资能力主要指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等融资方式, 取决于外部融资渠道的多寡、企业的获利能力、资本结构及市场对企业的态度等。其次是融资结构。包括企业资本中债务资本与股权资本结构。债务资本中包括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结构等, 企业融资结构是否合理, 是影响融资风险的一个主要因素。当并购后的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时, 实际经营利润率小于负债利息率时, 就可能产生利息支付风险和按期还本风险。在以股权资本为主的融资结构中, 对外发行新股意味着将企业的部分控制权转移给了新股东, 如果普通股发行过多, 原股东可能丧失控制权, 并购企业反而面临被收购的危险, 而且当并购后的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时, 会使股东利益受损。

2 海外并购的融资风险控制

合理确定融资结构应遵循资本成本和风险最小化原则。并购融资结构中的自有资本、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要保持适当的比例, 在选择融资方式时, 企业在综合考虑融资成本、企业风险以及资本结构的基础上, 应该以先内后外, 先简后繁、先快后慢为融资原则。当前, 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融资还面临着重重障碍, 企业在积极开拓国内外多种渠道融资的同时, 可以通过融资方式的创新, 顺利完成海外并购。

(1) 与国外企业结为联盟, 寻找适合的跨国战略投资者, 共同完成收购。

目前, 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多是独立完成, 这对企业的融资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 并使企业承担很大的财务风险。我国企业可以与海外企业合作, 在利益上共享。这样既可以解决部分甚至全部的融资问题, 也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需要。这种合作是双赢的, 我国企业从中可以积累与海外公司合作的经验, 通过结为战略联盟来共同完成并购, 实现企业的战略性发展。中国化工集团旗下的蓝星集团便于2007年成功引入美国百仕通集团 (BlackStone) 作为其战略投资者, 同时百仕通出资6亿美元购入蓝星集团20%的股份。百仕通对化工领域非常熟悉, 了解这一行业的收购与合资机会, 成为在蓝星集团的国际化道路上一个重要的支援力量, 在今后的海外并购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 在引入百仕通后, 蓝星成为具有一家国际背景的公司, 一定程度上还可避免政治风险。

(2) 利用有形资产进行产权嫁接融资。

利用有形资产进行产权嫁接融资是并购企业将自己拥有的机器设备、厂房、生产线、部门等嫁接于目标企业, 成为目标企业的一部分, 从而获得相应的股权以实现对目标企业的控制。2000年5月, 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将其麾下的雷诺工业车辆公司的所有权全部转让给瑞典沃尔沃公司, 沃尔沃公司则将其15%的股份增发转让给雷诺汽车公司。此外, 雷诺汽车公司还在股市上收购沃尔沃公司5%的股份, 使之成为沃尔沃公司第一人股东。雷诺汽车公司的产权嫁接融资利用有形资产作为并购支付手段实现并购, 为大型并购融资尤其以小并大的融资提供了成功范例, 对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3) 融资方式的多样化选择。

银行贷款是我国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 在企业的海外并购中, 银行贷款也成为企业获得海外并购资金的主要渠道。同时, 由于海外并购所需的资金数额巨大, 只进行国内银行贷款往往不能足额筹集到所需资金, 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融资时, 多利用银团贷款。银团贷款又称为辛迪加贷款, 是由获准经营贷款业务的一家或数家银行牵头, 多家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参加而组成的银行集团采用同一贷款协议, 按商定的期限和条件向同一借款人提供融资的贷款方式。国际银团是由不同国家的多家银行组成的银行集团。对于贷款银行来说, 银团贷款的优点是分散贷款风险, 减少同业之间的竞争;对于借款人来说, 其优点是可以筹到独家银行所无法提供的数额大、期限长的资金。即一般来说, 银团贷款金额大、期限长, 贷款条件较优惠, 既能保障项目资金的及时到位又能降低建设单位的融资成本, 是重大基础设施或大型工业项目建设融资的主要方式。

另一种运用比较多的是平行贷款。在不同国家的两个母公司分别在国内向对方公司在本国境内的子公司提供金额相当的本币贷款, 并承诺在指定到期日, 各自归还所借货币。平行贷款是两个独立的贷款协议, 分别有法律效力, 是分别由一母公司贷款给另一国母公司的子公司, 这两笔贷款分别由其母公司提供保证, 效果相同。平行贷款的期限一般为5至10年, 大多采用固定利率方式计息, 按期每半年或一年互付利息, 到期各偿还借款金额。如果一方违约, 另一方仍须依照合同执行, 不得自行抵消。因此, 为了降低违约风险, 另一种与平行贷款非常相似的背对背贷款就产生了。背对背贷款是处在不同国家的两个企业之间签订的直接贷款协议。尽管有两笔贷款, 却只签订一个贷款协议。这样就解决了平行贷款中的信用风险问题。

除上述融资方式外, 还有海外上市、海外发债、海外发行可转债、美国存托凭证、换股等融资方式。多元化融资方式逐渐出现在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中, 显示出我国企业日益成熟的资本运作技巧。但从总体来说,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融资方式仍然极为有限, 我们应该从国外并购案例中得到启发, 多角度地思考问题, 把握金融风暴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参考文献

[1]王宛秋, 王蔚, 王淼.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成本研究[J].财会通讯, 2008, (7) .

[2]于桂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财务风险及防范[J].企业改革与管理, 2008,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