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阶段模型（精选10篇）
发展阶段模型 篇1
据测算, 会展业的产业带动系数为1:9, 因此会展业素有“城市经济助推器”之美誉。目前, 成都已经成为业内公认的全国前列、中西部第一的中国会展名城。2013年, “《财富》全球论坛和世界华商大会两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盛会齐聚蓉城, 成都成为迄今为止全球唯一一个在同一年度吸引两大盛会落户的城市”。成都会展产业已初显腾飞之势。
鉴于会展业巨大的引擎作用, 遵循产业生命周期演化规律的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不仅能够推动会展业本身的高速高质发展, 还可以带动交通、旅游、餐饮、住宿、物流、广告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进而促进城市及周边地区的高效发展。因此, 针对会展产业生命周期进行研究, 判断成都会展业目前所处阶段及预测未来发展态势, 从而为会展产业发展战略、发展政策和具体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 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1 成都市会展产业发展的特征分析
数据来源:《成都会展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鉴于会展业强大的引擎作用, 仅用直接收入不足以说明产业的发展状态, 因此本文针对直接收入与间接收入的合计值进行分析。2004～2012年成都会展业发展如图1所示。
据图1所示, 产业呈现出先缓慢启动、后高速增长的特征。
2 产业生长模型建立
Logistic增长曲线, 描述了事物随时间变化, 经历发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由于每一阶段的发展速度不同, 从而形成“S”形, 又称“S曲线”。该曲线呈现出初级阶段发展较慢、中期阶段急剧增长、后期阶段增速减缓直至饱和的特征。
成都会展业2004～2012年发展态势恰好符合Logistic增长曲线的基本特征, 因此, 本文以Logistic增长曲线为基础构建成都会展业的生长模型。
Logistic增长曲线的方程式为:
式中, Y为待测指标;t为时间;k为增长率;B为常数尺度;A为待测指标的最大观测值。
具体到成都会展业, 如果选用合计产值作为Y, A值的确定存在较大困难。因此, 本文将Y选定为会展业合计产值占GDP的比重, 从而使得A值可估。成都市第三产业占GDP比重2012年达49.15%。作为服务业的构成之一, 会展业合计产值占GDP的比重显然无法超越整个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同时, 借鉴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达80%, 本文在进行模型测算时, 将A值确定为40%。
将上述数据输入SPSS软件中, 用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成都市会展产业生长曲线。输出结果如下, 方程式为:
拟合曲线图见图2, 图2以时间为横轴, 以会展业合计产值占GDP比重为纵轴, 将2004年会展业合计产值占GDP比重作为起点, 按照上述方程做出了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曲线描述了2004～2012年成都会展业合计产值占GDP比重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曲线拟合度R2为0.869, 拟合度较好。
根据成都会展业前一阶段的统计数据, 用Logistic模型拟合出生长曲线, 并以此为基础对成都会展业目前所处的产业阶段进行判定、对其未来发展阶段进行预测才更有指导意义和研究价值。
3 产业发展阶段判断依据
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 每一个产业都有自己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 即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产业生命周期分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 通常用一条以时间为横轴、以产值为纵轴的坐标中的曲线来进行表示。而用Logistic模型拟合出的生长曲线恰恰描述了会展业产值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可以用来反映该产业的生命周期情况。
根据成都市会展产业生长曲线的方程式可知, 将2004年作为基期 (第0年) , 此后的年份都可以转化为第*年, 记作t值, 从而计算出每年度的会展业合计产值占GDP比重, 做出2004～2050年成都会展产业生命周期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到, 当t=46 (2050年) 时, Y值接近了A值40%, 这表明2050年时产业已处于成熟阶段, 而此前基本呈上升趋势。
要进一步确定成都会展产业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的具体年限, 仅依靠生长曲线本身还不充分。因此, 本文通过对方程式求导来进一步描述Y值的变化规律。
对方程式求导, 可得:
其中, 表示会展业合计产值占GDP比重的增加速度。由于是Y的导函数, 当上升时, Y快速增加;当下降时, Y缓慢增加。在此基础上, 可再求的导函数来更为详细地描述Y的变化规律。
依据上述方法, 可得产业阶段划分依据表。
4 成都会展产业发展阶段判断与预测
根据成都会展产业阶段划分依据表, 需做出2004～2050年生长曲线一次导函数与二次导函数的图形。
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t=12 (2016年) 之前, 与均处于上升状态, 产业处于形成期;在t=12 (2016年) 到t=32 (2036年) 之间, 在不断下降, 经历了先缓慢上升后缓慢下降的变化历程, 产业将处于成长期, 在成长期的前半段 (2016～2025) 产业发展速度仍较快, 但在后半段 (2025～2036) 产业发展速度逐步降了下来;在t=32 (2036年) 之后, 产业进入了成熟期。
5 目前促进成都会展产业发展的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 成都会展业目前处于形成期向成长期过渡的关键阶段。成长期, 大量企业进入, 但产业内部集中程度较低, 产业内部竞争压力大;产品逐步向多样、优质和低价方向发展;需求高速增长, 产业增长率较高。同时, 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和产品产量的不断增加, 需求会逐渐趋于饱和。此时的企业必须确立竞争导向的发展战略, 从而战胜竞争对手, 维持企业的生存。
处于过渡关键期的成都会展业, 引导企业确立合理的竞争战略, 实现企业彼此错位发展、相互借力发展、抱团集群发展, 才能在充分发挥其市场主体作用的同时为产业的高速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5.1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推动产业市场化
成都市近七成展会由政府主办, 行政色彩较浓。虽然政府主导的模式在前期会展业的快速启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 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才是产业腾飞的关键所在。市场化路径包括:第一, 着重发挥政府在政策支持、规划引导、行业监管、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实现会展业发展中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的转变;第二, 形成实力雄厚、核心竞争力较强、影响力较大的大型会展企业, 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第三, 培育一批新兴企业, 加强产业内部竞争, 推动展会向多样、高效、优质发展。
5.2 依托本土优势产业, 加强展会专业化
纵览中外会展名城, 其会展业的强势发展无不与本地优势产业或特色产业紧密关联。成都会展业打造自身特色, 实现专业化, 也必须立足当地, 实现会展业与重点产业、特色产业的联动发展。
专业化的路径有:一是围绕四川省重点产业, 以西博会、软洽会、欧洽会等大型展会为重点, 进一步发挥品牌会展在招商引资、技术转让、要素配置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 提升展会专业化水平;二是依托特色产业, 办好春季糖酒会、亚太旅游交易会、非遗节、成都国际旅游展等活动, 提升产业升级的同时, 也突出了展会的特色与专业化。
5.3 引进与自主培育并重, 实现会展品牌化
进入成长期, 市场竞争压力增大, 企业必须形成自我品牌才能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而作为会展业的企业, 其品牌的建立更多建立在所办展会品牌的基础上, 因此提高展会的知名度, 才能实现产业的品牌化。
品牌化路径有二:一是引进高端会展品牌, 争取更多国际国内重大会展活动的承办权;二是依托城市特色和优势产业, 培育自主会展品牌, 可以按照“一产业一主展”思路, 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食品、婚庆等领域, 加快开发培育新的品牌项目。
5.4 以重点展会为突破, 提升产业国际化
成都会展产业的发展不可能独立于全国、全球会展业发展之外, 中国“会展第四城”的争夺也日益激烈, 成都会展业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国际化水平, 才能为自身的发展赢得更多的空间。
国际化的路径包括:第一, 依托2013年《财富》全球论坛和世界华商大会, 对照国际先进水准, 实现硬件提升与软件升级, 并充分发挥两会的“大事件效应”, 向全世界宣传成都会展业, 展示成都良好的办会办展环境, 提升成都对外开放水;第二, 吸引汉诺威、慕尼黑、励展等国际知名展览公司来蓉发展, 引进国际办展办会理念、管理经验和人才队伍等。
5.5 注重人才培养与引进, 为产业高速发展奠定基础
产业的高速发展依赖于大量专业人才的存在。四川省仅有四川大学、成都学院开设了会展经济与管理本科专业, 并且目前尚无本科毕业生, 从业人员基本都是半路出家、自学成才, 即将进入成长期的会展业显然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
人才问题的解决, 一靠自身培养;二靠积极引进。在自身培养方面, 应在鼓励和支持在蓉高等院校设立本科及更高层次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同时, 大力发展会展职业教育与从业人员的再培训;在积极引进方面, 不仅要直接引进会展高级人才, 而且要引进知名国际会展培训机构, 实现“输血”与“造血”并重, 填补会展业的人才缺口。除去以上建议外, 由于进入成长期后市场竞争加剧, 会展企业还必须高度重视展会营销。同时, 由于竞争加剧, 为规范市场秩序, 不仅需要政府做好产业规划, 为产业发展提出高屋建瓴式的战略, 而且需要会展联盟的出现, 加强行业自律。只是这些建议与前面融合度较高, 本文不再专门论述。
摘要：分析会展产业发展阶段, 对增强产业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提高产业政策的科学性与针对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出产业生长曲线, 并依此判断出成都会展业目前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中形成期向成长期过渡的关键阶段。
关键词：会展产业,产业发展阶段,logistic模型
参考文献
[1]殷祚云.Logistic曲线拟合方法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 2002, 21 (1) .
[2]董江水.应用SPSS软件拟合Logistic曲线研究[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 2007, 23 (1) .
[3]四川省政府.成都市会展业发展十二五规划[R].2011.
现阶段极限运动休闲的需求模型 篇2
关键词：社会体育；极限运动休闲；需求模型；山东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
中图分类号：G811.4；G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4-0027-04
A model of the current demand for leisure extreme sport
ZHAO Yi-ying1，WANG Lei-ting2
（1.Department of Sports，Taishan College，Taian 271021，China；
2.Taishan Institute，Taishan College，Taian 27102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entertaining, exciting, challenging, nature valued and mass orientated, extreme sport is developing rapidly, becoming a new way of relaxation for modern people. Aiming at various factors currently affecting and restricting the demand for leisure extreme sport, the author selected such two factors as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and the cost for relaxation to establish a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leisure extreme sport. By basing their research subject on State Forest Park at Culai Mountain in Shandong, a typical place for leisure extreme sport, on the basis of acquiring data vi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by using SPSS (a statistic tool) and proving via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ordering, the authors performed some analyse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and the cost for relaxatio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leisure extreme sport; the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leisure extreme sport is rational and feasible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social sport；leisure extreme sport；model of demand；State Forest Park at Culai Mountain in Shandong
“极限运动休闲”一词应指广义的极限运动文化——关于极限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它的目的是通过极限运动文化途径宣泄紧张的情绪、消除身体的疲劳，获得超越感觉阈限的刺激，实现人与自然完美的融合[1]。因此，极限运动休闲是在极限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兼有旅游和健身特点的体育旅游新产品，极限运动休闲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挑战自然和挑战自我的需求，其参与性和体验性特别受到参加者的青睐，吸引了广大休闲者和体育爱好者，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青年文化运动推动了部分极限运动(extreme sports)项目的诞生，使早期的极限运动带有明显的青年叛逆文化特征[2]。然而随着美国科技、经济快速发展所营造的“休闲时代”到来和美国青年文化的发展与转向，极限运动的叛逆特征也逐渐弱化，转向了以追求休闲娱乐、回归自然等为目的的多元价值取向[3]。1995年，ESPN(美国有线体育电视网)在美国罗德岛组织了第一届世界极限运动会，极限运动的发展拓宽到极限运动休闲旅游。以滑水和滑板为例，仅在美国，滑水爱好者目前就有110万之多，而滑板运动爱好者更是多达450万之众；从收视率来看，2003年夏季，观看极限游戏的观众较2001年增加了45%，美国已有67万个家庭固定观看ESPN播放的极限运动休闲节目[4]。
极限运动于20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我国许多大中小学，很多种类的极限运动项目得到广泛发展，如轮滑、滑板、定向越野、室内攀岩等。我国的营业性极限运动休闲场所已经有150多家，而各种群众性、自发性的漂流探险活动更是不胜枚举，各种项目的极限运动俱乐部如雨后春笋[5]。
目前，国内学者不乏对极限运动的概念、发展及分类等问题进行探讨，但鲜有关于影响极限运动休闲需求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本文将构建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模型，并选取山东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极限运动休闲基地为对象进行研究。
1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模型的构建
1.1理论依据
极限运动休闲需求涉及的理论较广泛，本文选取运动心理学、社会学、体育经济学3个最直接相关的成熟理论作为基础理论[6]。
以前学者研究的需求模型主要是马斯洛需求模型、纳什需求模型和游憩需求强度模型。游憩需求强度模型认为，压力平衡论使人们的休闲需求不断上升，出游阻力相应减小，休闲需求强度和机会成本也成反比[7-8]。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以上3种需求层次模式都呈现金字塔型结构。由此，本文假设爱好者参加极限运动的程度——参与度、参加极限运动的费用——休闲成本与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呈正相关，参与度和极限运动休闲成本直接关联度较小，属于间接影响。
1.2休闲需求层次模型构建
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同现代社会的科技、经济快速发展所营造的“消费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社会环境系统是极限运动休闲兴起和发展的动因，而自然环境系统是极限运动休闲兴起和发展的客体[1]，所以可以用异地性和休闲内容两个指标进行分类，将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划分为极限运动游憩、极限运动旅游、极限运动度假3层次。具体而言，极限运动游憩是指人们在居住地附近所从事不超过24 h极限运动休闲的现象；极限运动旅游是指休闲者在旅游中所从事的各种极限运动项目和极限运动文化交流活动与旅游地、体育旅游企业及社会之间关系总和。极限运动度假则是指参与者专门为进行永无止境的极限运动而离开居住地到异地旅行。由此，选取参与度和休闲成本两因素构建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模型(图l)。
参与度是个人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极限运动休闲的次数和参与极限运动休闲项目的广泛性。根据休闲者在一段时间内进行极限运动休闲的次数和参加极限运动休闲项目的形式确定参与度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级阶。图1显示：参与度、成本与极限运动休闲需求是从无到有，即角点(A0、B0)为0起点，极限运动休闲需求从尝试极限运动开始，爱好者处于极限运动参与的初级阶段(A0~A1)，他们在居住地附近进行极限运动休闲，即极限运动休闲者达到以极限运动游憩需求为主的层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参与度达到中级阶段(A1~A2)，极限运动休闲者在满足游憩需求基础上，将跃升到极限运动旅游的阶段；当参与度达到高级阶段(A2~A3)时，在实现游憩需求和旅游需求基础上，有机会实现以极限运动度假为主的休闲需求阶段。
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的选择还受到休闲成本的控制，因而极限运动游憩需求限制在四边形B1A0A3D，这时极限运动休闲成本处于低成本(B0~B1)。极限运动休闲旅游需求限制在四边形B1B2CD，此时极限运动休闲成本处于中成本(B1~B2)。极限运动休闲度假需求限制在三角形B2B3C。相比而言，极限运动休闲成本处于高成本，是休闲需求的最高层次。
1.3分析
1)参与度是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前提。
我们看到极限运动在我国的普及程度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参与人数比例还是太小，许多人对极限运动的参与还停留在欣赏阶段，并没有参与这项运动。有人认为是没有时间或资金不足，其实，我国居民33.78%的闲暇时间在电视屏幕前度过，进行极限运动的费用也相对较低。可见，影响人们进行极限运动休闲的主要因素并不是闲暇时间和经济条件。一定的闲暇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收入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极限运动休闲者需求量的增加和需求层次的提升，引入参与度因素定性分析比前两者更能直接反映极限运动休闲需求。
极限运动强调参与者的勇敢精神，追求战胜自我、战胜外界时所获得的愉悦感、刺激感、成就感。由于经常参加居住地附近的极限运动，随着对周围环境越来越熟悉而厌倦、运动技能的不断提高，休闲者从极限运动休闲游憩中得到的边际效应逐步递减，他们便开始追求更为强烈的刺激，从而获得所需要的感觉和唤醒。异地的地理环境和新颖的极限运动项目对休闲者的吸引力渐强，外出休闲动机越明显，心理渴望以外地极限运动休闲作为休闲需求晋级的目标。而且只有当参与度达到一定程度(A1~A2)时，才有寻求新的挑战，以求得良好感觉的心理倾向，此时，对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就由游憩需求(B1A0A3D)上升到旅游需求(B1B2CD)，当休闲者参与度继续升级(A2~A3)、货币充足、时间合适时，休闲者的休闲方式更有可能再上升到以极限运动为主的度假需求层次(B2B3C)上。极限运动休闲的参与度是反映个人主观休闲偏好的表征，是把主观内容以客观可定量表现的客观尺度。
2)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与休闲成本呈正相关。
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的上升受到了休闲成本的影响。这首先是因为某些专业极限运动项目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科技，参与者所需的装备和仪器，都需要以高科技为后盾。其次是极限运动休闲者需求层次的上升，相应地旅行费用、住宿费用及通讯费用等综合休闲成本也上升。需求层次的选择是极限运动休闲者根据自己的能力决定的。目前极限运动度假属于专业性高档旅游消费，一些极限运动需要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如：滑翔、跳伞、热气球、滑水、潜水、冲浪、帆板等。因此，极限运动度假成本比兼有景点游览的极限运动旅游成本更高。
图l显示，受成本控制线和参与度控制线共同约束的极限运动游憩需求面积四边形B1A0A3D最大，表明一般情况下人们仅需在居住地附近进行便利实惠的极限运动游憩就可得到满足，如各种登山项目、水上项目等。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极限运动休闲者都会以距离较近的极限运动设施为主要的休闲地。对于参与度较高而收入高的休闲者，即使已经成为极限运动旅游者，也还是会把居住地极限运动设施作为主要休闲练习场所，代表游憩需求层次的四边形(B1A0A3D)中包括了休闲者参与度的3个阶段，因而游憩需求总量是最大的。此时极限运动游憩者愿意并有能力支付的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当价格高于期望值，即极限运动游憩成本达到上限值时(B1D)，消费者的需求就会被遏制，休闲者继续选择极限运动休闲游憩的方式寻求身心愉悦。
在极限运动旅游需求层次(B1B2CD)中，包括了休闲者参与度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从休闲者角度分析，需求量与需求成本成反比，也会产生极限运动休闲需求成本的上下限，而由于旅游者来自异地，需求成本中除了旅游景点的直接费用外，还包括长途交通费等旅行费用，因而极限运动旅游成本会高于极限运动游憩成本。根据边际替代率原理，当极限运动旅游需求受高价遏制时，为了保障自身总效用维持一定水平，极限运动休闲者会选择满足消费预算线和效用无差别曲线所辖范围内的其他休闲产品来替代极限运动休闲产品。从极限运动休闲基地经营者的角度分析，为了避免这种替代现象的频繁出现所导致极限运动休闲基地盈利锐减，经营者要推出符合市场期望的价格(B1~B2)，最后经过市场价值规律的微观调控，以达到供需平衡。
三角形(B2B3C)代表着极限运动休闲需求的最高层次，相应的参与度和休闲成本也处于最高阶段。相比游憩、旅游而言，极限运动度假需求量最小，但是，随着经济条件不断改善和极限运动的经验和技能不断提高，有更多的参与者有机会融入大自然，向人类体能、意志、胆量挑战。
2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极限运动休闲需求
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是泰安极限运动休闲发展的典型地区。从地质地貌看，徂徕山在地理构造上属鲁中泰沂山脉断块隆起山地，自泰莱平原拔地而起，气势雄伟，与泰山堪称“姊妹山”，森林覆盖率到79.6%以上，是山东省成立最早的国家森林公园之一。从水文气侯看，徂徕山地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光热资源丰富，形成了众多的泉、溪、瀑布等水文景观。从实践探索看，山东探索野外生存俱乐部从2000年开始在徂徕山进行野营穿越活动；以“回归自然，挑战极限”为主题的《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开发总体规划》于2000年12月通过专家评审，文本中规划设计了相应的极限休闲项目[9]。
在构建的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模型基础上，列举有可能影响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的诸多因素，设计了问卷调查表。对泰山户外运动协会、驻泰安高校师生极限运动爱好者、徂徕山极限运动休闲基地进行了调研，采用了随机抽样法进行，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88份。定量分析采用SPSS12.0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首先进行信度分析Alpha=0.708 6，本结果与真实结果之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可以接受；而后将此数据导入单因素方差分析，并将筛选出来的因素进行了灰色关联度计算排序证明。
1)单因素方差分析。
具体计算步骤为在SPSS软件工具栏中Analyze/Compare/One-way ANOVA[10]，计算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年龄、月收入、职业、参与度、旅行次数和休闲成本对极限运动休闲频率都存在部分显著差异影响，这一结论与经验看法相一致。参与度、休闲成本和职业3个因素对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表现出了较强的显著性影响，而年龄、性别、月收入和旅行次数诸因素则表现出的显著性影响较为次之；不同教育程度和旅行时间这两项因素的变动对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未表现出显著性影响。
2)灰色关联度的排序证明。
徂徕山极限运动休闲系统内诸多因素的不确定性、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和运动性，可以看作是灰色系统，将SPSS软件筛选出的7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度的运算，求出各影响因素对与极限运动休闲频率的影响关联程度。经过Excel和灰色软件依据公式1、2等进行矩阵计算，采用均值化量纲1处理和加权修正公式[11]，所得结果见表1。
综合统计学和灰色关联度[12]的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模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行性。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受参与度和休闲成本影响最大，休闲需求的发展状态与参与度、休闲成本的发展态势最接近，参与度和休闲成本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极限运动休闲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参与度因素排在首位，说明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并非仅由个人的经济基础所决定，重要的是个人喜好和参与愿望。
(2)职业因素对极限运动休闲需求的关联度也较强。此结果部分说明了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受人们职业状况的影响相对较强。
(3)相比而言，旅行次数与极限运动休闲的关联度较大，原因可能为极限运动旅游、极限运动度假均牵涉到旅行，旅行次数多寡为极限运动旅游和极限运动度假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旅行次数丰富个人极限运动休闲的阅历，增加极限运动旅游和度假的机率。
(4)性别、年龄、收入均为人口学因素，三者排在旅行因素之后。旅行习惯属于后天积累形成的特性，称之为次生特性，与之相对的称为原生特性，如人口学因素。次生特性(旅行习惯等)比原生特性(性别、年龄等)更能决定极限运动休闲的频率，这说明极限运动休闲需求是可以后天引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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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模型 篇3
以文化为主题的旅游, 是一种高度自助式的旅游, 对信息化的依赖程度可见一斑。只有旅游、文化、信息三者融合, 才能不断扩展旅游业的“新经济”, 拓宽研究和发展空间。信息和知识作为一种核心资源, 已经得到各经济领域的重视和开发, 从旅游产业链来看, 信息在流通的过程中可以产生价值增值, 本文从价值链的角度, 对文化旅游信息化的发展进行研究和探讨。
1 文化旅游特殊性及其信息化解读
1.1 文化旅游概念及其特殊性
国外很早就有对文化与旅游关系的研究, 如罗伯特·麦金托什和夏希肯特·格波特在《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一书中将“文化旅游”作为专用概念提出, 并指出:“文化实质上涵盖了旅游的各个方面, 通过文化旅游, 人们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思想”[3]。泰勒·莫里斯认为文化是一个旅游区是否有吸引力的决定因素[4]。根据世界旅游组织以及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 (ATLAS) 对文化旅游的定义, 文化旅游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而前往日常生活以外的文化景观所在地进行的非营利性活动[5]。特德·西尔伯格研究了城市背景下的博物馆和遗产地文化旅游及商机问题, 在文中他将文化旅游定义为:外来人士出于对某地区历史、科学、艺术和生活方式的部分或全部兴趣等动机对旅游地国家的访问, 他强调了文化旅游的“文化动机”[6]。霍华德L·休斯对文化旅游定义进行了重新界定, 认为学者们并没有将“娱乐”过多的放入文化旅游的范畴探讨, 对于文化旅游需要从游客对文化的意图和对文化的兴趣方面来考虑, 他强调, 文化旅游的研究内容需要考虑“娱乐”在内[7]。
国内学者余斌虽然并未给出文化旅游的概念, 但在文中提出文化旅游属于文化市场中的文化服务市场, 并且指出旅游者的层次越高, 其旅游消费的文化含量也越高[8]。郭丽华认为, 文化旅游并不是一种产品, 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站在旅游经营者的角度而言, 文化旅游是一种产品设计的战略思路, 它必然要与各种旅游产品结合起来, 融入其他旅游产品种, 丰富旅游经历[9]。朱桃杏, 陆林认为广义的文化旅游是指在寻求和参与全新或更深化体验基础上的一种特别兴趣旅游, 狭义的文化旅游是指人类记忆中一种正在消失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场景或地方特色、表现形式[1]。
与传统旅游形式相比, 文化旅游具有以下特殊性:
1) 文化是旅游的核心资源。从文化旅游的本质来看, 首先需要旅游目的地这一硬件存在, 但文化这一软件是其内核, 可以说旅游目的地是文化的载体, 而文化才是激发旅游需求的动机所在。所以对于文化旅游景区的建设需要充分把握“文化”这一核心竞争力, 不断挖掘文化的内涵, 进行深度的文化旅游开发。文化的形成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 对于文化的深度挖掘, 本质在于寻求特色和差异, 即存在于特定社会环境之下的特有色彩。如“西安古城”的历史文化遗产, 几千年来特定地域不断传承和积淀的文化是其他城市无法模仿的最核心竞争力, 也是带动西安旅游不断转型升级、创造价值的驱动力。
2) 大多数以自助式旅游为主。从旅游周期来看, 文化旅游所花费的时间较观光旅游长, 主要原因是大多数选择文化旅游的消费者偏向于自助式的旅游而非跟团游, 目的是去感受不同的人文景观。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的不断发展, 信息流通的成本不断降低, 信息化扩展了旅游者的活动空间和体验空间, 激发了旅游消费的个性化。旅游者可以根据自身对文化的偏好和需求, 制定个性化的路线和行程, 消费更加趋于理性。
3) 文化旅游消费者是知识程度较高者。学者们从文化旅游的需求出发, 通过观察分析认为文化旅游的受众群体相对来说知识程度较高。Merriman通过对英国博物馆旅游者进行观察研究, 发现大部分光顾博物馆的旅游者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10];Richards的研究也证实了文化旅游与其他文化消费有共同的特点, 消费需求与收入的增长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正相关的关系, 知识程度较高的人群, 对于特定的文化有特殊的偏好, 能明确旅游需求, 提高自身旅游的参与度。为了感受文化差异, 达到娱乐、体验、求知、学习的综合性体验, 这类消费者能融入旅游情景之中, 并愿意付出一定的成本。[11]
4) 文化旅游与季节性关系小。相对于山水观光旅游来说, 文化旅游受季节性影响较小。传统旅游活动本身受季节影响较为明显, 草原、高山、海洋等旅游地淡旺季发展严重失衡。通过在旅游中加入文化要素, 对旅游文化进行深度开发, 可以调节淡旺季的旅游需求。对于文化偏好的旅游者可以选择淡季进行消费, 避免旅游旺季的超载现象, 可以更好的体验旅游文化资源。
5) 对信息化依赖程度高。文化旅游可以带动交通、餐饮、住宿、购物、休闲娱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是一条产业链的集合。在这条产业链上, 大量企业进行着竞争与协作, 他们之间通过信息流这条虚拟链条进行沟通与协作, 进而形成文化旅游产业的合作网。信息作为一种资源, 在流通过程中不断增值, 谁把握住核心信息和知识, 谁就能占领整条价值链的核心地位, 从而影响价值的构成与分配。与此同时, 信息化可以扩展旅游消费空间, 信息科技与文化创意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旅游文化, 如迪斯尼乐园和地震旅游体验等, 高科技的运用可以使一个不具其他文化资源的地区不断挖掘“创意文化”, 培养出成功的旅游产品。
1.2 文化旅游信息化建设必要性
文化旅游与信息化建设密切相关。但从现阶段研究来看, 关于旅游信息化研究涉及较多, 但针对文化旅游信息化的研究较少。国内外针对一般旅游信息化研究主要是关于旅游电子商务、网站以及信息化模型等, 20世纪90年代Eavi Kalakota提出旅游电子商务的概念[12];汉纳等进行旅游网站研究, 提出了以万维网为基础的旅游服务发展[13];国内张泽昆等对数字旅游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 给出了数字旅游工程建设总体框架[14];王艳等从提高旅游服务供给的质与量的角度, 探讨了信息技术与旅游服务创新, 在线旅游与旅游服务方式创新以及电子商务与旅游服务市场创新[15]。王亚峰从旅游者的消费角度, 探讨了信息化对消费行为的影响[16];李云鹏等认为旅游产业具有鲜明的信息依赖性, 从需求泛化与信息共享驱动的角度, 研究了旅游产业深度融合[17];葛军莲等从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 探讨了智慧景区的建设[18];除一般性旅游信息化研究外, 还有少数涉及文化旅游信息化的研究。桂学文等以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为例, 从5个方面总结了农业信息所取得的成就, 并提出问题和改进意见[19];张梅煊等以旅游信息化为背景, 阐述了民族文化信息化在旅游文化中的作用, 并分析了呼伦贝尔民族文化信息化的相关问题和意见对策[20];苑永琴研究了如何整合信息资源, 来推动山西旅游文化的发展[21]。
进入21世纪, 信息化继续延续以往的势头, 在社会经济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代旅游业是一个开放式的大系统, 信息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要素。从本质上讲, 文化旅游业是信息密集型的产业, 从消费方式来看, 旅游市场流通的正是文化旅游商品信息引起的消费者流动, 因此, 如何及时、准备的收集、整理、加工、传递和创新信息和知识是文化旅游产业链的重点, 是连接各利益相关者的纽带。《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信息化专项规划》指出, 对区域性自然、文化资源的认知利用和开发保护是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推动旅游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亟需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区域旅游规划和监管, 实现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可见, 文化旅游离不开信息化的建设。同时, 信息作为文化旅游的一种资源, 在流动过程中会产生价值增值, 因此, 从价值链的角度对文化旅游信息化进行分析和探讨, 可以把握文化旅游信息化建设的要点, 为实现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助力, 提高文化旅游的综合效益。
2 价值链视角下的文化旅游信息化
2.1 文化旅游价值链的构成
迈克尔·波特在其著作《竞争优势》中最早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 并把价值链的活动划分为基础活动和支持活动两大类, 基础活动在各活动环节增加价值, 支持活动不直接创造价值但为基础活动提供条件, 企业的竞争优势就体现在这两类活动的协作与整合之中, 即各活动环节的附加价值构成了整条价值链的增值过程[22]。此后, 许多学者对价值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如在传统价值链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产业价值链, 扩大了价值链的范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对信息资源的重视, 学者们提出了虚拟价值链的观点, 将信息增值的过程称为虚拟价值链;还有学者从价值链系统的角度对价值链进行阐述等。
旅游业本身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产业, 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项基本活动, 需要不同类型的企业和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完成整个价值链的活动。沿着价值链方向发展, 各环节的活动增值过程就是旅游产品价值的转移和创造过程。文化旅游作为深度旅游开发的一种形式, 对文化资源的高附加值进行了不断的挖掘和提炼。传统的文化旅游价值链通过不同层次的文化旅游企业分工协作来完成旅游消费过程, 如图1所示。
旅游价值链的上游资源开发到价值链下游的消费过程的各环节构成了文化旅游传统的价值链形式。其中, 各参与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诉求, 如文化旅游消费者需要在整个旅游过程中得到符合自身文化需求的价值体验, 而中间商需要提供满足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分销渠道与资讯信息等, 文化旅游产品服务提供商需要对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 提供符合终端需求的差异化文化旅游产品[23]。由于传统文化旅游价值链涵盖范围较广, 且没有形成很好的反馈机制, 即在整个价值链中忽略了信息流动的重要性, 终端的消费需求很难被上游产品开发者所掌握, 容易造成文化资源开发的低效率, 降低整条价值链的附加价值。随着信息化要素在文化旅游产业中作用的不断凸显, 需要对文化旅游价值链进行解构和重构, 文化旅游价值链本质上并非纯物质层面的投入产出型价值链, 而是以信息流动为核心的, 加入了信息资源的“实物价值链+虚拟价值链”的资源整合型价值链[24]。
2.2 文化旅游信息化解读
信息化对文化旅游价值链的影响, 主要在于提高了文化资源的附加值, 并使得旅游业的价值链趋于合理化[25]。笔者认为, 一方面, 文化旅游信息化扩展了文化旅游价值链的广度, 使得更多的合作企业和合作形式被融合在内;另一方面, 在信息化的影响下, 文化资源得到了深入的挖掘, 开发出了更加丰富的文化旅游产品和文化旅游衍生品。如图2所示。
从横向来看, 信息化改变了传统文化旅游点对点的价值传递模式, 可以让价值链各利益相关者分工协作, 共享信息, 通过更大范围的资源整合, 达到利益共享的目的, 从而实现价值增值。信息资源的双向流动性和共享性使得传统中介的地位下降, 进而又诞生了新型的旅游网络中介, 文化旅游提供商也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向消费者提供旅游产品和信息咨询, 终端消费即文化旅游者的价值诉求也可以及时的向价值链上游反应, 构成了一条信息不断传递、共享、挖掘和更新的动态平衡系统, 从而整条价值链的利益能更好的保持一致性, 避免旅游资源的盲目开发。
从纵向来看, 信息化促进了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 提高了文化资源的附加值。传统的文化旅游资源一般由单个景区或者组织独自开发, 利用率相对较差, 而相关企业之间合作较为松散, 并未形成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文化旅游产品深度加工和包装、文化旅游产品经营及销售一条贯穿始末的业务流程。信息化使得文化旅游资源得到深度开发, 可以将文化资源延伸到影视传媒、会展、文艺演出、体育、动漫等领域, 更能融合包括旅游金融、保险、教育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等, 利用核心文化产品开发各种衍生文化产品。
从整体上看, 信息化实现了文化旅游价值链的大融合。通过提供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 可以将文化旅游各利益相关者信息集成在内, 通过信息服务, 旅游消费者能更加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传统文化旅游产品和创意文化产品, 只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付出成本, 而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可以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 在更大范围实现合作, 从而实现消费者文化旅游体验的价值诉求, 实现价值最大化。
3 价值链视角下文化旅游信息化发展阶段模型
通过对文化旅游价值链的信息化解读可以发现, 文化旅游信息化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 从文化旅游价值链上游企业信息化的建设到实现整条价值链企业信息化, 需要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 这就需要根据其发展特点, 总结文化旅游信息化发展的规律。从文化旅游企业内部信息化的建设到外部价值链信息化的建设, 共经历了四个主要的阶段, 如图3所示。
3.1 重点发展阶段
此阶段为价值链各企业的内部发展阶段, 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 各企业主要将精力放在自身内部信息化重点项目的建设上, 如景区对其重要业务实现信息化管理, 各中间商企业实现初级的网络信息发布功能, 提供简单的信息查询功能等。这一阶段, 只实现了企业内部个别功能信息化的建设, 是局部价值功能的实现, 信息在企业内部没有实现互联互通。此时, 文化资源并未被充分挖掘, 而是以文化元素的形式存在, 附加值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
3.2 内部整合阶段
此阶段为价值链企业内部资源整合阶段, 文化旅游各相关企业开始注重内部信息的整合, 把信息作为重要的资源进行管理, 企业主要精力放在对自身资源和信息的共享上, 如对于文化景区来说, 从整体上实现景区的数字化管理, 将前期建设的各个功能子系统进行统一管理, 各中间商企业实现旅游资源的整合功能, 建立分销系统。这一阶段文化旅游各企业实现了内部价值链的构建, 但尚未注重外部资源的利用。此时, 文化资源在内部得到了充分的挖掘, 各相关企业对文化元素进行提炼, 使其能形成一个主题或者系统, 附加值有所提高, 但形式依然单一。
3.3 区域合作阶段
此阶段为价值链企业外部资源整合阶段, 价值链各相关企业开始寻求外部资源合作, 由于信息化程度进一步深入, 各企业之间开始借助外部公共平台以方便信息的交流和共享, 信息的流动已经打通了企业与企业之间边界的限制, 各企业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在价值链上发挥所长, 基于地域资源合作的旅游电子商务、行业协作平台和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完毕, 谁掌握了信息优势, 谁就掌握了在价值链的主导权。此时, 文化资源经过进一步的提炼, 可以形成区域共有的文化资源, 由于价值链的企业种类不断丰富, 合作范围不断扩大, 文化资源表现形式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点。
3.4 生态发展阶段
此阶段为价值链企业合作形式多样化的阶段, 由于文化旅游者可以在网上充分享受信息交流的便利性, 消费者开始注重文化旅游的自主化方案制定, 对上游旅游供应企业的服务要求质量有所提高, 因而丰富了价值链企业的合作形式。如文化旅游景区利用其差异化和不可复制的优势资源开发更加个性化的新产品, 提高价值创造能力。旅游中介需要深入挖掘消费者旅游需求, 为其量身定制个性化旅游服务方案等。这一阶段, 由于合作形式的多样化, 使得企业之间不只以一条价值链的形式存在, 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价值网络。处于价值网络节点的各企业可以发挥优势, 资源共享, 形成商务生态的繁荣景象, 终端消费需求的信息可以不断向上传递, 被上游企业挖掘并开发出更加符合需求、种类丰富的文化旅游相关产品。此时, 文化资源在整个系统中不是被动的开发, 而是通过充分的信息交流、共享和创造实现文化的再升华, 新的文化元素在发展过程中被沉淀和再利用,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
4 结论
从文化旅游的概念及所涉及的内容来看, 文化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方式, 文化旅游产品的无形性和体验性意味着知识和信息决定了其核心价值和附加值, 竞争的范围也随着消费者需求从单个企业扩展到价值链的竞争。从价值链的角度来看, 信息化的发展扩展了文化旅游价值链的广度, 使得文化旅游价值链上相关企业范围更大, 合作形式和渠道更加多样化;而文化资源的挖掘又在纵向上加深了文化旅游价值链的深度, 挖掘出更加丰富的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 即信息化的发展对文化旅游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都产生了深入的影响, 不得不有所重视。但文化旅游信息化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需要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 从局部价值链的信息化建设到价值网络的建设, 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相应的特点。文化旅游企业应该找准定位, 先确定自身所处的信息化发展阶段, 再有针对性的进行信息化的发展。
发展阶段模型 篇4
关键词：“新钻石”模型；网络化战略；组织创新；创业文化
从1984年创业至今，跟随着时代的进程，海尔集团已经经历了5个战略发展阶段。在2012年12月，海尔进入第五个发展阶段—网络化战略阶段。持续9年的探索互联网新模式，海尔从传统制造家电产品的企业转型为面向全社会孵化创客的平台，致力于成为互联网企业，打破传统的正三角组织，管理模式的创新，改变成倒三角组织结构。本文运用波特的“钻石”模型以及芮明杰修正后的“新钻石”模型，分析海尔的网络化战略阶段，以其能够构建最优越的生态圈，成为“时代的企业”，实现两个引领的目标，一个是创造全球家电领域交互用户的引领竞争力；另一个是创造虚实融合交互用户的引领竞争力。
一、“新钻石”模型的内涵
（一）波特 “钻石“模型以及相关的修正模型
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又称“钻石”模型，是由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出版的 《国家竞争优势》提出构建，并且认为提高国家的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是形成有效的竞争环境和创新。它克服了传统的国际贸易静态的理论体系，认为一国的国际贸易应该从动态的视野去分析，着重国内的企业环境和竞争市场，但是对于国内市场狭小，欠发达的地区国家却不适用。波特认为一国要在国际贸易中，本国企业取得竞争优势，形成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必须以四个关键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作为切入点。波特强调“钻石”模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积极鼓励每一个生产要素参加到产业生产和竞争中去，充分发挥1+1>2的整体凝聚力。第一个关键要素就是生产要素，其中包括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前者主要是本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劳动力资源等能够轻易获得的，后者偏向于比较专业化的生产要素，需要企业的长期投资和培育。增加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加快其市场化的进程，有助于增强产业集群和提高企业的创新力。第二个因素是需求条件，产品生产的立足点必须是在国内市场生产，它才是产品生产的动力关键因素。其中强调国内市场内行和挑剔的客户才是激发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根据市场细分原则和潜在的需求，将产品系列化，符合特定的消费者群体。第三个因素是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主要是指上下游产业和相关产业的相互扶持的一个互联互通的生态圈，一个产业不能是一枝独秀，而应该是相关支持产业共同发展，共生共赢，在产业内部降低生产，提高生产效率，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第四个因素是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不同的企业有各自的战略组织结构，但企业的战略立足点取决于企业长期坚持的价值观，要有自己企业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特征。另外两个辅助因素是机会和政府行为。前者主要是指新事物的发展突破，技术的创新等机遇，如华为在进军智能手机的第一梯队，在研发和技术方面实现了很多创新，在2016年4月发布的华为P9，创新元素的加入，使其成为一部自主特色的高端安卓手机。卡特赖特多因素钻石模型增添了五个新的海外变量：海外要素创造能力、海外市场的竞争，其中上世纪90年代末，海尔集团进入“国际化战略发展阶段”，开始全力进军海外市场。邓宁国际化钻石模型引入“跨国经济”到钻石模型中去，更加适应经济全球化的产业竞争和企业的FDI投资。
（二）“新钻石”模型内涵
波特教授认为产业的竞争力就是国家的竞争力，但是在现代化的社会，一国的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在知识和创新能力等内生性的变量上，内部化优势明显，所以“新钻石”模型的提出就是在原有的钻石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核心要素：知识吸收和创新能力。技术研发投资的多少是衡量一国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如图：
企业只有拥有自身的创造力和知识吸收能力，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同业竞争中，必须拥有独特的创新手法，品牌主导意识和引领整体价值关的创业文化。在上下游和互补性或相关性的产业中，合作或是共享优势生产要素和相互学习和吸收生产技术，形成价值链和市场链的合作共赢的竞争优势。
二、海尔的网络战略化阶段
（一）战略理论背景
在2005年9月，海尔提出企业向互联网转型，对互联网模式的创新探索已经持续了9年之久。互联网时代零距离、去中心化、分布式的特征颠覆了传统经济的发展模式，产业发展的平台和运行机制网络化特征明显。零距离颠覆了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生产的流水线上，工人仅仅是按照固定的模式，没有生产的创造性，而在今天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发展的时代，若想成为成功的企业领导者，必须实现与用户零距离，充分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去中心化颠覆了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企业的组织结构从传统的封闭的正三角形结构变成一个平台化企业，组织结构变得更加扁平化，没有科层，只有三类人：平台主，小微主，创客，形成一个共同的组织，和两个圈：并联生态圈和用户圈。分布式颠覆了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企业应该不拘泥于自身，而应该在互联网的时代更加的开放。在经营层面上，2005 年张瑞敏以创业文化为基础，提出“人单合一双赢”模式至今，最佳的商业模式，以用户的全程体验为核心动力，抛弃了传统企业的“生产—库存—销售”模式，实现自创新和自组织的价值提升。
（二）发展与创新
“新钻石”模型的核心知识吸收和创新能力在互联网时代日益重要，在工业4.0时代的到来，智慧化，数据化，软性化定制，无人工厂构思也逐渐实现。中国白色家电第一品牌海尔集团推出互联网工厂的计划，张瑞敏认为互联工厂在与用户的零距离的基础上，可以去线上店、去线下店，直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如海尔冰箱沈阳互联工厂目前已经可以基于用户需求匹配互联线体模式，实现了前后研发用户的直接对接，使得用户体验值最大本。文主要探求三个创新点：组织创新，模式创新，文化创新。在协调一致的零距离的模式下，没有上下的层级体系，只有三种人—创客，平台主，小微主，其中平台主是由管控者变為服务者，而原来听从组织安排的员工变成创客，共同组成小微企业，其中小微主是由创客自己选举产生，也可以引进外部资源。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创业文化就是鼓励每一个员工成为自己的创客，能够为用户提供最大的体验价值和体验圈的创业者。这种互联网管理模式 的创新就是从人人创客的创业平台开始。在海尔的网络战略化阶段，它聚焦于两大平台：投资驱动平台和用户付薪平台，实现了人才，资本，薪酬的市场化，由市场的需求来决定企业的供给力度，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驱动力量。文化创新只要是海尔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将美国智慧融入企业文化，创业文化的发展，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摆脱产品的同质化，和地区语言文化的差异，让海尔智慧成为全球的白色家电产业的领导者。
三、海尔新路
承接和响应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号召下，海尔的全球化战略布局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以及在欧洲，北美，亚洲等深化本土化战略布局，探求创性新的战略合作。如：通过本土化工业园建设提升市场份额和行业知名度，搭建物流链和配送体系，主动参与到当地基础实施建设的升级之中，将基础设施红利和家电产品进行有机整合，热心社会公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尔集团用于社会教育事业、对口支援帮扶、扶贫救灾助残的捐款、捐物等共计五亿多元，成为海内外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力量。在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影响下，2014年，海尔集团全球营业额实现2007亿元，成为中国家电行业首个突破2000亿的企业。在海尔的第五个发展阶段—网络化战略阶段，海尔还将国家的政策和其战略思维相结合，使国家的政策导向赋有互联网的思维方式，更加的包容和开放，创造互联网时代的国际性品牌，搭载时代创新的列车，走出智能制造创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Porter，M.F.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0.
[2]Cartwright.W.R.Multiple Linked diamond ：New Zealand’sexperience[J].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1993.33（1）.
[3]Dunning， John H. Internationalizing Porter’s Diamond[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Second Quarter，1993.33（2）.
新型分阶段真空预压模型试验研究 篇5
关键词：真空度,孔隙水压力,沉降,分阶段真空预压法,模型试验
0 引言
随着温州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开始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现象, 土地资源逐渐的变得紧张起来。利用滩涂或者直接围海造地的工程越来越多。温州的陆域海岸线长355公里, 海岛岸线长661公里, 滩涂资源面积97万余亩, 围垦造地的空间很大。建设沿海产业带, 基础在围垦, 潜力也在围垦, 这已经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 新近出台的《温台沿海产业带发展规划温州市实施规划》中, 到2020年, 温州在建及即将开工建设的围垦项目将有33项、总面积374.3平方公里, 相当于温州目前建成区面积的两倍。随着围垦造地的深入推进, 将撑起沿海产业带发展的一片新天地。可见, 围垦造地工程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 吹填土地基处理工程中广泛采用了真空负压排水固结技术[1,2,3], 然而长期工程实践表明, 对于我国围海造地高含水量吹填淤泥质土而言, 传统排水固结法地基处理效果极差, 无法满足工程建设对于地基强度及变形的要求, 导致工程事故频发 (图2) 。
究其原因, 在于围海造地吹填淤泥质土含水量极高, 初期阶段土颗粒处于悬浮、流动状态。由于土颗粒较细, 在排水固结过程中随水移动进入滤膜, 造成滤膜渗透性降低, 同时在排水体周边形成致密土柱, 导致土体径向渗透系数降低。以上原因导致排水体淤堵, 造成靠近排水体处土体强度较高, 排水体之间土体排水固结效果不佳。针对现存问题, 本文提出了阶段式真空预压法处理软土地基的模型试验, 通过深层真空度, 沉降量, 排水量, 孔隙水压力等参数与普通真空预压法的对比分析, 发现分层插板能够有效的使真空度传递给深层土体, 使之得到更好的加固。
1 模型试验方案
1.1 试验目的和具体内容
(1) 实验目的:探究如何使真空度能够更加有效的传递至下层土体。通过实验数据分析, 探究深层真空预压法对下层土体的加固效果。 (2) 实验的具体内容:在加固过程中实时记录土体不同位置处的真空度, 孔隙水压力、土层表面的累计沉降量以及出水量。停泵后分别检测两桶不同深度处土体的抗剪强度以及含水率实验数据及分析。
1.2 试验模型装置
本试验先后共做3组, 每组采用两个模型桶, 编号分别为1#和2#, 模型桶的直径d=60cm, 高度h=100cm, 吹填土的高度为90cm, 试验用土取自温州瓯江口灵昆岛围海造地现场。1#桶和2#桶的装置图如图3所示, 由模型桶、排水体系、真空射流泵和检测系统四个部分组成。孔压传感器埋设在距竖向排水板15cm, 距吹填土表面30cm和60cm处, 真空探头分别埋置在距竖向排水板15cm处, 距吹填土表面20cm、60cm处。
2 实验数据处理与分析
2.1 含水率分析
从实验的开始到结束都伴随着排水, 可以说实验就是一个排水的过程, 因为土中的液态水分为结合水和自由水, 结合水是受电分子吸引力吸附在颗粒表面的土中水, 这种电分子水吸引力高达几千到几万个大气压, 使分子和土粒表面牢固地粘结在一起。我们用的真空预压法排水只有几十千帕, 根本无法破坏它们粘结在一起。所以只能对自由水进行抽取, 同时伴随着一个漫长的过程。图4是含水率曲线。
图4中所分别有普通式和分段式两条曲线, 普通式是指用真空预压的常规方法处理后随着深度变化的含水率, 分段式是对吹填土进行二次处理的含水率曲线, 也是我们的一种创新手段, 结果得出二次处理的含水率比普通式的含水率底, 特别是随着深度的增加效果越明显, 我们对每个点取样深度为15、30、45、60、75、90cm, 每个阶段取3个样本, 我们所做的实验大概有4平米, 在该平面区9个点, 为了得出的结果更加准确每个阶段的含水率都去加权平均值。含水率下降体现出了吹填土的强度有所提高, 得出阶段式真空预压处理的吹填土的含水率要比普通式的底, 强度反则高。在密封膜上的大气压差随着深度的增加逐渐的减小, 呈一个倒三角形在递减, 随着深度的增加吹填土所受到的附加压力逐渐的减小, 排水量也随着减小, 所导致含水率随深度的增加也不断上升。
2.2 沉降曲线分析
随着排水的进行吹填土也跟随着沉降, 因为水在土中也占有一定量的体积, 水被排出后, 水在土中的体积减小再加上密封膜上面还有80k Pa的大气压差。导致吹填土会发生沉降, 吹填土的沉降分为瞬时沉降、固结沉降和后期沉降。这里主要是对吹填土的固结沉降进行分析。曲线图如图5。
在4平米的吹填土面分别取A、B、C、D、E进行测量沉降, 从图5中的曲线可以看出在真空预压的前期的沉降量很迅速, 是由于在处理的前期土中的自由水是为最多的时候, 密封性也比较好, 所以会出现大量的水被迅速排出导致吹填土也跟谁着沉降, 为了准确的测量沉降, 在沉降比较迅速的前期选择两个小时测一次, 在沉降达到150mm时, 迅速沉降的前期将接近尾声, 时间大概在两天左右即可, 此时是沉降的一个转折点, 由开始沉降曲线为比较陡峭变得比较平缓, 开始进入固结中期, 中期的日排水量要比初期少很多, 自然沉降也随着下降, 这是我们选择4小时测量一次沉降, 中期是一个比较长的阶段同时也是很重要的阶段, 很多问题的出现也是中期, 比如:在前期的短时间内大量产生沉降, 在边界上的密封膜会出现漏气的情况, 引起真空度下降排水效率减慢, 所以在中期的时候得特别注意保持密封性良好。当沉降没有什么变化的时候, 固结开始进入后期, 由图可以看出在后期沉降接近与水平线, 并且出水量也很少, 此时固结即将完成, 最终发现不同点的沉降量都不一样, 发现靠近排水板处的沉降量没其他点大, 经分析认为, 当在用真空泵抽水的时候, 水流会带动很多细小的土颗粒也跟随着流动并向排水板方向移动靠近。在排水板的外围还有一层过滤层, 只有水流通过土颗粒无法通过, 土颗粒就停留在排水板的周围, 随着实验的进行积累的土颗粒额就越来越多, 充当了一部分被排出水的体积, 使排水板附近土颗粒变得更加密实, 结果导致排水板周围的吹填土沉降量低于其他部位, 为了更准确得到整个被处理面的沉降量, 分别在不同的部位一共布置了5个点, 最后取得他们的平均值作为沉降量的参考数据。
2.3 十字剪切曲线分析
吹填土处理得是否达到一定的承载能力, 主要是通过十字剪切强度来进行换算得到吹填土的有效强度, 最终得出处理后的吹填土能承载多重的荷载, 机械才能进入施工场地进行施工, 十字剪切曲线如图6。
分别是用普通式和分段式进行处理后得出的结果对比, 普通式就是利用老式的方法处理, 分段式就是对吹填土进行二次处理, 从含水率的曲线可以得出普通式的含水率比分段式高, 在该图充分的反应了在同样处理条件下含水率低抗剪强度反则高, 二次处理对中期的排水建立了有利的条件, 进一步的充分排水, 则对吹填土的二次处理后的强度比普通式的高。测量十字剪切强度的流程与测量含水率的相似, 分别在A、B、C、D、E附近取一个比较理想的点进行抗剪测量, 每个点随深度增加分别对15cm、30cm、45cm、60cm、75cm、90cm分阶段测量, 图中的分段式剪切强度曲线是对A、B、C、D、E点取平均值所描述。不同点的抗剪强度都不一样, 实验发现在排水板附近的抗剪强度比其他点的要大一点, 经分析应该是由于当在用真空泵抽水的时候, 水流会带动很多细小的土颗粒也跟随着流动并向排水板方向移动靠近。在排水板的外围还有一层过滤层, 只有水流通过土颗粒无法通过, 土颗粒就停留在排水板的周围, 随着实验的进行积累的土颗粒额就越来越多, 充当了一部分被排出水的体积, 使排水板附近土颗粒变得更加密实, 导致强度较高。同一个点随着深度的增加抗剪强度也不要, 经分析认为是由于在密封膜上的大气压差随着深度的增加逐渐的减小, 呈一个倒三角形在递减, 随着深度的增加吹填土所受到的附加压力逐渐的减小, 排出水的量也自然也随着减少, 所以随着深度的增加抗剪强度也在递减。
3 结论
通过本文设计的阶段真空预压法对吹填土的室内试验方案, 研究如何使深层土体的到更好的加固, 根据试验过程和数据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
(1) 采用阶段式真空预压法相当于使土体进行二次固结, 即经过抽真空使土骨架成型之后, 再次进行真空预压固结, 这样可以减弱土颗粒的移动, 防止排水板堵塞, 保证真空预压效果; (2) 阶段式真空预压法能够使深层土体的真空度、孔隙水压力的发展速度较快, 十字板剪切强度较高, 含水率下降明显, 能够较为均匀的加固土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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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苑晓青.新型真空预压法室内模拟实验与沉降的预测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 2013.
多阶段风险投资的声誉激励模型 篇6
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是风险资本市场上的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两方。理性风险投资家的投资决策常常很谨慎, 对投资项目百里挑一, 并且对于选中的企业也会采取分阶段投资的方式向风险企业注入资金。创业企业家需要在多个阶段的投资博弈过程中取得投资家的信任, 持续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然而在风险资本运作阶段, 由于风险企业家掌握更多关于自己的信息, 比如说能力、努力程度、自己开发的技术等, 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将会产生逆向选择问题与道德风险问题, 影响着风险投资的最终结果。
实际上“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交易过程中。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多阶段投资过程在实质上也是一种交易过程:风险企业家以自己的能力与想法为交易物, 吸引风险投资家来投资, 通过企业家的努力工作最终达到合作共赢的结局。对于这个问题, 常用的解决途径是通过设立契约合同来激励参与主体努力工作。然而契约设计有时会受一定条件限制, 而且存在设立成本的问题。当无法设立条件契约或条件契约的成本过高时, 信誉机制则是解决交易中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有一些学者探讨了运用信誉机制解决风险投资中“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问题。张道宏和张贺 (2006) 运用一个简化了的单边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 研究了声誉机制下风险投资与风险企业合作的内在激励效应;金永红 (2007) 则将声誉模型运用于风险资本的筹集阶段, 即风险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之间的博弈, 认为风险资本家在受声誉影响阶段的努力程度要严格大于不受声誉影响阶段的努力程度, 并且受影响的时期越长, 声誉对风险资本家的激励作用越大, 努力程度也会越高;张莉 (2010) 运用KMRW声誉模型研究得出:在多阶段的风险资本运作过程中, 无论风险企业属于风险较高或者风险较低类型, 维护良好的声誉都非常重要, 合作行为是风险企业家获得后续发展资金的最优选择。
学者们对风险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是站在风险投资家的角度, 着力研究风险投资协议达成后的风险规避与激励机制, 忽略了投资前项目筛选过程中企业家的选择问题, 即着重突出解决“道德风险”问题, 而轻视了“逆向选择”问题, 并由此而产生了对“信誉”理解的偏差, 认为“企业家信誉”即企业家的工作的行动水平。实际上“企业家信誉”应包括两个方面含义:企业家的行动水平——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企业家的能力水平——面临逆向选择的问题。
本文将运用卖方信誉理论 (Seller Repution) 综合研究多阶段风险投资过程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第二部分是信誉激励模型的基本原理与假设;第三部分讨论只存在风险企业家能力水平未知时情况 (即只存在逆向选择问题) ;第四部分讨论只存在风险企业家行动水平未知的情况 (即只存在道德风险问题) ;第五部分是综合模型, 讨论同时存在企业家能力水平和行动水平均未知的情况。
二、基本模型与假设
对于多阶段的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家选择在不同时段与风险企业家进行投资交易。在某个特定的时段, 他们之间只进行一次投资交易, 交易的结果只有成功或失败, 对风险投资家来说, 交易成功则价值为1, 交易失败则价值为0;风险投资家只能在投资交易发生后观察风险企业家的信息, 交易最终的结果 (交易成功的概率) 完全取决于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和行动水平。
假设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处于“好” (good) 与“坏” (bad) 之间, 即θ∈[b, g], 其中0≤b≤g≤1。记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家在投资交易tth时段的能力水平为“好”的可信度为μt, 在这里μt是影响风险企业家声誉的一个重要因素。
投资交易结果还取决于风险企业家的行动水平。我们假设e为风险企业家的行动水平, e∈[e, 1], 且e>0。另外, 我们假定风险企业家行动的成本函数c (e) 为单调递增的凸函数 (c'>0, c''>0) , 且c' (e) =0。假设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都是风险中性, 都寻求在折现率为δ时最大化自己的现值。
假设市场中仅有一个风险企业家, 且风险投资家进出市场成本为0。投资交易按照如下规则进行:首先风险投资家决定第一阶段的风险投资价格p是否能接受, 如果能够接受则风险投资家向风险企业家支付p, 同时风险企业家选择自己的行动水平e, 则投资交易成功的概率为eθ (如果不接受则交易失败) 。其次, 市场中潜在的其他风险投资家通过观察上述交易的结果来更新自己对风险企业家为“好”的信度μt (μ0>0) 。
在给定风险企业家能力水平θ的情况下, 社会福利最大化即:
由最优化条件有:θ=c' (eθ*) 。
三、能力未知模型
这里讨论只存在风险企业家能力水平未知时情况 (即只存在逆向选择问题) 。此时, 风险企业家没有行动水平的选择, 因此我们设定e=1。交易成功的概率仅由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决定。风险投资家通过观察以往交易的结果来判断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
“好”的风险企业家将比“坏”的风险企业家具有更高的交易成功率, 因此0≤b
同样, 在第一时段交易失败的情况下, 风险投资家的信度函数为:
(一) “最好最坏”效应
将式 (2) 、式 (3) 进行循环迭代可以得到更一般的情况:
当投资交易不断进行, 即当t→∞时, μt→1或μt→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理论上只要交易进行的次数足够多, 风险投资家最后总能判别出风险企业家的最终能力水平, 即认为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为“最好”, 或为“最坏”, 称为“最好最坏”效应。然而实际情况中, 风险投资家并不会无限制的投资下去 (特别是在之前交易失败的情况下) , 因此风险投资家常常不能准确地掌握到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而及早地退出了投资市场。
(二) “最初交易”效应
另外一个影响投资交易结果的因素是交易价格p。很明显, 如果p>g, 则交易期望值Eθ=μg+ (1-μ) b
在实际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b
现考虑μ0=μ+ε, ε>0为微小增量, 但足以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假设在第一时间段的交易中, 由于某些原因交易最终失败了, 由式 (1) 中我们得到下一个时段的信度μ1 (μ0, F) , 由于ε极小, 所以μ1 (μ0, F) <μ, 此时风险投资家将不会选择在此投资价格下进行投资。因此, 首次交易的失败有可能造成风险投资家声誉被低估而最终被意外淘汰的悲惨结局, 称为“最初交易”效应。
四、行动隐藏模型
这里讨论只存在风险企业家行动水平未知的情况 (即只存在道德风险问题) 。此时, 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已知, 即b=g (或μ0=1) 。风险投资家不能观察到风险企业家的行动水平, 只能预期他将付出一定水平的行动;而风险企业家的行动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所以若无任何激励, 他只愿意选择低的行动水平。
倘若投资交易仅为一个阶段, 很明显交易的结果将是风险投资家拒绝投资, 他可以准确预期到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仅为最低水平e, 因为此时风险企业家没有付出更多行动的激励。
我们考虑一个无限次的投资交易。假设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为g, 行动水平为≡e>e, 某一阶段交易收益为V, 则有:
风险企业家要选择最优的行动水平以达到博弈的均衡解, 即要最大化V, 由式 (7) 可得:
同时, 要使风险投资家愿意在价格p进行投资, 还需要满足p≤≡e g。
由式 (8) 可知, V是p、δ和g的增函数, 且c''>0, ≡e也是p、δ和g的增函数。因此, 当δ和g增加时, 投资收益V和风险企业家行动水平≡e都会增加。
风险企业家的行动存在惰性 (即风险企业家有采取较低的行动水平的行为) , 有以下三点理由:
1.上述的均衡解并非唯一, 还存在其他的均衡解。对于重复博弈模型而言, 风险投资家不投资, 风险企业家采取最低水平的行动也是一均衡解。
2.即使风险投资家让风险企业家赚取最大的剩余价值 (即:p=≡e g) , 也不能保证风险企业家行动水平有效。例如, 如果δ接近0, 那么行动水平接近e;如果δ接近1, 那么存在诸多行动水平可以保证博弈的均衡, 此时如果g再足够接近1的话, 会出现比e*g更高的行动水平。
3.风险企业家行动水平大于的必要条件是。
五、综合模型
在实际中, 风险投资家面临着的是风险企业家能力和行动均未知的情形。
假设风险企业家知道自己的能力水平, 而风险投资家并不知晓。考虑一个二阶段的交易模型, 在第二个阶段由于不存在未来预期回报, 风险企业家将采取最低的行动水平e。风险投资家认为不同能力水平的企业家将采取不同水平的行动, 即“good”的企业家的行动水平为□eg, “bad”的企业家的行动水平为□eb。因此可以得到交易第一阶段的价格函数:
第一阶段交易结束后, 风险投资家对企业家信誉的信度函数按Bayes公式更新为:
所以第二阶段的投资交易价格为:
1.能力与行动的互补性。对于能力水平为θ的风险企业家而言, 其期望效用为:
由极大化条件得:
由式 (16) 可知, 行动水平□eθ为折现因子δ和能力水平差异 (g-b) (即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家能力判断的不确定性) 的增函数。
对企业家能力水平判断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风险投资家逆向选择的难度, 但是却能使企业家更为努力地工作。对于投资交易的最终收益而言, 企业家的能力水平和行动水平存在着互补性。
2.模仿路径。企业家总是期望风险投资家认为自己的能力是属于“good”的一类, 并且努力试图让投资家们相信这一点。
我们设定市场中有两个风险企业家, 一个是“good”的类型G, 另一个是“bad”的类型B。G总是会付出较高的行动水平, 以获得每次交易的成功;B会模仿G的类型并灵活选择每个交易阶段的行动水平, 以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考虑一个两阶段的交易博弈。我们设定g=b=1, eg=1, eb=0。此时G类型在交易过程中一直会成功, 即p2F=μ1F=0, B模仿G的类型, 并让风险投资家认为他是“good”的类型, 也取得了交易的成功, 我们有:
由极大化条件得:
由分析可知, B的行动水平随折现因子δ和风险投资家的初始信度μ0的增加而增大。
随着投资交易次数的增加, 如果c' (1) <∞, δ→1, 那么B将选择□eb→1的行动水平, 这样B就可以一直模仿成G的类型而不被风险投资家发现, 信息的不确定性也就可以永久地保持下去。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完美的市场信息的条件 (即g=b=1) 并不存在, 当时b=g<1, 就不能保证B在交易的每个时期都有激励采取□ebt=1的行动水平去模仿成G的类型。因为b=g<1, 即使在t阶段之前所有交易都成功的前提下, 对于下一阶段交易结果的判断也不会一定成功, 这样的话风险企业家就没有必要花去高额的代价采取□ebt=1的行动水平了。但是总的来说, 声誉效应会促使风险企业家在交易的初期阶段付出较大的行动水平以尽可能完美地模仿G类型。
六、总结
企业家信誉包括企业家能力水平和行动水平两个方面的内涵。研究能力水平对风险投资过程的影响是为解决“逆向选择”的问题, 本文的第三部分作了这个方面的分析, 指出了风险投资过程中的“最好最坏效应”与“最初交易效应”;研究行动水平对投资过程的影响是为解决“道德风险”的问题, 本文的第四部分作了这个方面的论述。第五部分将企业家能力水平未知与行动水平未知综合起来研究, 指出企业家能力与行动存在互补性, 同时也分析了“bad”类型企业家模仿“good”类型以取得更大利益的行动路径。本文所做研究属理论研究, 对后续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借鉴意义。当然文中观点还需要通过实例验证, 这是本文不足之处。
摘要：多阶段风险投资过程中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文章在构建声誉激励模型的基础上, 通过单独分析企业家能力水平对风险投资过程的影响, 给出风险投资过程中的“最好最坏效应”与“最初交易效应”, 并且还通过单独分析行动水平的影响, 得出企业家行动存在惰性的结论。文章最后将企业家能力水平未知与行动水平未知综合起来研究, 指出企业家能力与行动存在互补性, 同时也分析了“bad”类型企业家模仿“good”类型以取得更大利益的行动路径。
关键词：风险投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声誉激励模型
参考文献
[1].张道宏, 张贺.基于声誉机制的风险投资与风险企业博弈分析.税务与经济, 2006;3
[2].金永红.风险投资机构运作机制与风险管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3].张莉.多阶段风险投资的声誉激励效应.会计之友, 2010;11
发展阶段模型 篇7
动态因果模型[1 - 4]DCM是通过不同的成像技术推断在神经元水平下脑活动的通用框架, 是一种进行功能整合的有效方法。在过去的几年中, DCM作为一种估计有效连接[5]的方法应用到功能磁共振成像数据的处理上, 在影像学中获得了很快的普及[6]。传统的DCM建模基于先验指导, 然而最优的DCM模型很可能存在于先验指导之外的模型空间中。
1975 年Holland教授首次提出了遗传算法[7]的思想, 并吸引了大批的研究者。遗传算法提供了一种求解复杂系统优化问题的通用框架, 它不依赖于问题的具体领域, 对问题求解的范围有很强的适应性[8]。遗传算法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函数优化、组合优化、生产调度、自动控制、机器人学、图像处理、人工生命、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8]。启动遗传算法的要素包括问题的解决方案集合 ( 种群) 以及适应性函数。适应性函数用来评估解决方案的优异程度, 然后通过选择方法决定个体是被丢弃或者遗传给下一代, 通过交叉和变异用来产生新个体: 变异是对群体中的个体串的某些基因座上的基因值作变动, 交叉是把两个父代个体的部分结构加以替换重组而生成新个体的操作。
近年来M. Pyka[9]等人首次将遗传算法应用于DCM寻优问题, 把整个DCM空间作为解空间, 摒弃了先验模型的指导, 并验证了该方法在DCM模型搜索中是适用的。M. Pyka的遗传算法设计没有局限于局部最优, 但是较大的变异幅度导致该算法在后期搜索聚集到全局最优[10]后, 对全局最优空间的搜索并不高效。本文针对该缺陷提出了两阶段遗传算法来进行DCM优化求解。
1 基础理论
1. 1 DCM简介
DCM是一种基于非线性神经系统的模型。DCM采用双线性微分方程组来近似描述, 利用贝叶斯模型估计[11]来估计模型各生理参数。
在DCM中假设激活区的数量为N, 这N个激活区神经元活动随时间的变化率可以描述为一个多变量的微分方程, 如下:
式中t为时间变量, 单位为s; zt为状态变量; m为刺激输入的数量, ut为刺激输入的时间函数。因变量dzt/ dt与zt和ut的乘积呈线性关系, 所以上式所描述的是一个双线性模型。表达式中A、Bj和C为常数矩阵, 它们分别为内连接矩阵、双线性连接矩阵和驱动输入矩阵。其中矩阵A表示各激活区的内在连接, 即没有刺激输入的情况下各激活区间的有效连接。矩阵Bj表示第j个刺激输入对激活区之间的有效连接的作用。矩阵C表示刺激输入对激活区的作用。
本文将遗传算法应用到动态因果模型的模型寻优中, 将动态因果模型中的内连接、驱动输入、双线性连接的连接矩阵作为遗传信息并编码转化为遗传因子, 并用软件SPM8 中自带的贝叶斯模型选择作为筛选功能。
1. 2 贝叶斯模型选择原理
贝叶斯模型选择是针对模型决策统计的一个基本方法。其原理为在给定的样本和相关参数下, 求得后验概率最大的模型。假设给定的样本为D, 则模型M的先验概率与似然函数的乘积是与模型M的后验概率成比例的。假设模型先验分布为P ( M) , 则贝叶斯模型选择等同于下面的优化问题:
其中P ( M) 可以根据专家的知识和样本的信息来适当选取。当先验信息不存在的情况下, 可以采用贝叶斯假设将P ( M) 看作均匀分布。这时贝叶斯模型选择进一步简化为下面的优化问题:
2 经典遗传算法优化求解DCM
遗传算法DCM求解步骤包括:
( 1) 随机产生初始个体: 随机产生连接矩阵A、B和C, 并将A、B和C连接矩阵信息编码为二进制染色体;
( 2) 产生4 个个体启动循环: 用改变 ( 1) 产生染色体的八个随机的二进制位来产生其他3 个不同的个体。将4 个个体作为启动遗传算法启动基因, 循环标志初始化: i = 1, 开始循环;
( 3) 产生种群: 由4 个个体交叉和突变来产生其他16 个个体, 这20 个个体组成一个种群。具体步骤为: 从4 个个体中随机选取两个, 并随机产生这两个个体染色体的交叉点, 在该交叉点处将这两个个体的染色体进行置换。对新生成的个体以0. 5 的概率[9]来选择是否发生突变 ( 改变染色体中随机选择的n位, 其中n为2 到8 之间的一个随机整数) 。由于矩阵B是刺激作用于内连接的连接矩阵, 即矩阵B的配置依据于矩阵A, 所以我们根据矩阵A中的内连接去掉矩阵B中的无效刺激, 此外, 还要检查生成的个体是否与本代或者其他代重复, 如果重复那么放弃该个体, 并用上面算法重新生成个体。按以上方法执行16 次, 产生的16 个新个体与4 个父代个体组成一个种群;
( 4) 择优: 将20 个个体中的信息转化为DCM。用SPM8 软件对DCM进行模型估计, 然后用贝叶斯模型选择将这20 个DCM按优异程度进行排序。i = i + 1, 当i < 50 时, 选择排名前四位的4 个个体, 继续执行步骤 ( 3) , 否则执行步骤 ( 5) ;
( 5) 找出排名最高的个体, 终止程序。
经典遗传算法为了避免寻优限于局部最优, 所以设置的变异幅度比较大, 这样可能造成遗传算法聚集到全局最优后, 搜索效率不高。所以本文提出两阶段遗传算法进行DCM优化求解。
3 设计两阶段遗传算法优化求解DCM
两阶段遗传算法DCM优化求解将优化过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为经典遗传算法DCM寻优阶段, 该阶段使用的是经典遗传算法, 根据以往实验的经验设置最大进化代数为30, 使遗传算法聚集到全局最优。后阶段为自适应遗传算法DCM寻优阶段, 该阶段采用自适应遗传算法, 设置最大进化代数为20。
自适应遗传算法是将经典遗传算法步骤 ( 3) 中的遗传概率和变异幅度分别与本次迭代中的模型的负自由能和模型编码后的海明距离相联系, 负自由能是指SPM贝叶斯模型选择软件针对模型进行拉普拉斯逼近求解的过程中所给出的判别模型相对优异程度的依据, 而贝叶斯模型选择是指利用贝叶斯理论在给定的数据样本和相关参数信息的条件下, 寻求具有最大后验概率的模型, 海明距离是指两个二进制向量之间的不同位的个数。其具体做法如下:
( 1) 选择用于交叉的两个个体的做法为: 四个个体中优异程度排序为x、y的两个个体以Pxy的概率被选中, Pxy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 Mk表示把遗传算法上一代运行产生的20 个个体按优异程度进行排序后, 第k个个体染色体对应的DCM模型, F ( Mk) 为模型Mk的负自由能。
( 2) 排序为x、y的个体交叉产生的新个体以0. 5 的概率进行变异。变异的具体做法为: 首先等概率随机生成一个1 到H之间的正整数N, 然后在新生成个体的染色体中随机选择N个二进制位进行变异, 其中H的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Ham ( x, y) 表示个体x、y的染色体之间的海明距离。式 ( 1) 表明让优秀的个体组合以高概率参与变异; 式 ( 2) 表明变异幅度会随着结果的收敛而逐渐变小, 这样有利于在最大可能的模型空间发挥出更高效率的搜索。
4 实验结果及分析
4. 1 实验数据
本实验采用互联网上提供的一组真实数据集[12] ( http: / /www. fil. ion. ucl. ac. uk / spm / data / attention / , 由Büchel and Friston提供) 作为实验数据, 这组数据来自于研究心理、注意对视觉通路影响的试验。该实验由Photic、Motion和Attention三个刺激输入构成, 这三个输入分别代表所有不同性质的光点、运动光点、加入注意成分的运动光点。实验提取了四个激活区, 分别为: 初级视皮层 ( V1) 、视觉运动区 ( V5) 、额下回 ( IFG) 与上顶叶皮层 ( SPC) 。
这组数据建立的DCM模型包含4 个激活区和3 个外部刺激。内连接矩阵A由16 ( 4 × 4) 个二进制位组成, 其中矩阵A的主对角线上的元素代表自我抑制连接是默认存在的, 则在这16位中不确定的二进制位为12 位, 因此矩阵A转码为染色体的有效位为12 个。双线性连接矩阵B的配置受内连接矩阵A的影响, 所以矩阵B转码染色体中的有效位数和矩阵A的配置有关。而刺激输入矩阵C是一个4 × 3 的矩阵, 矩阵C转码为染色体的有效位为12 个。
4. 2 实验分析
1) 实验方法
本文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比较经典遗传算法DCM寻优与两阶段遗传算法DCM寻优的优劣:
( 1) 比较两种算法得到的全局最优解及其求解稳定性。
( 2) 比较每次两种算法平均所能找到优于Friston等人提出的经典DCM的模型数量, 并用SPM贝叶斯模型选择来对比两种算法找到的最优模型。
为了从上面两个方面进行算法对比, 本文将实验数据分别按照方案 ( 1) 、方案 ( 2) 进行处理。
方案 ( 1) 首先将实验数据用经典遗传算法寻优迭代30次, 然后将结果作为启动个体分别输入经典遗传算法与自适应遗传算法, 两种遗传算法各进行20 次迭代。
方案 ( 2) 将实验数据分别用经典遗传算法与两阶段遗传算法各运行10 次每轮都循环迭代50 代, 每轮两种算法都以同一个随机生成的DCM模型来启动。
2) 两阶段遗传算法和经典遗传算法计算比较
(1) 优化过程对比
对方案 ( 1) 处理的数据进行分析显示: 当算法收敛到全局最优后, 两阶段遗传算法 ( 改进遗传算法) 相对于经典遗传算法在寻优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两种算法的寻优过程对比情况如图1 所示。图1 中横坐标表示迭代次数, 纵坐标为本次迭代寻找到的最优模型与迭代30 次寻找到的最优模型的负自由能差值 ( 相对优异程度) 。
从图1 中可以看出: 当算法收敛的情况下, 两阶段遗传算法比经典遗传算法具有更高效的寻优能力, 而且改进遗传算法的寻优曲线爬升比较稳定, 然而经典遗传算法的寻优过程稳健性比较差, 这表明经典遗传算法全局搜索效率的不足。两阶段遗传算法比经典遗传算法最终找到的最优模型更优秀。
( 2) 优化结果对比
对方案 ( 2) 处理的数据进行分析, 经典遗传算法平均每轮运行找到43 个优于Friston等人提出的经典DCM的模型, 而两阶段遗传算法平均每轮运行找到72 个, 平均比普通遗传算法多找到67% 。
用SPM软件对两阶段遗传算法和经典遗传算法找到的最优DCM模型进行贝叶斯模型选择, 结果如图2 所示。
图2 中横坐标是20 个DCM, 其中模型1—10 为两阶段遗传算法寻找到的最优模型, 模型11—20 为经典遗传算法找到的最优模型, 纵坐标为模型被选为优秀模型的概率。从图中可以看出, 成对贝叶斯模型选择显示超过85% 的概率会选择两阶段遗传算法的结果。并且在贝叶斯模型选择中可以明显看出两阶段遗传算法找到的模型比经典遗传算法找到的模型更具有优异性。
进一步地将两阶段遗传算法找到10 个最优模型中性能最好的模型记作模型A, 将经典遗传算法找到10 个最优模型中性能最好的模型记作模型B, 对模型A和模型B分别建立模式图, 如图3 和图4 所示。
由图3 和图4 的对比可以看出, 经典遗传算法和两阶段遗传算法找到的最优DCM模型具有高度一致性, 这验证了M.Pyka[9]的遗传算法进行DCM寻优找到的最优DCM具有高层次一致性的结论。模型A与模型B都认为激活区V1 到V5、V5 到PFC、PFC到IFG和PFC到V5 存在正向连接。并且都一致认为刺激输入attention对激活区IFG与V5 有激励作用; 刺激输入motion对激活区V1 有激励作用, 且增强了激活区IFG到V1 和PFC到IFG的连接作用, 同时抑制了激活区V1 到V5 的连接作用; 刺激输入photic对激活区V1 有激励作用, 对激活区V5 有抑制作用, 且增强了激活区IFG到V1 的连接作用。模型A与模型B差别在于是否存在激活区V5 到激活区V1 的连接, 这个差别表现在在染色体上只有一个海明距离。经典遗传算法变异幅度较大, 很难从模型B搜寻到模型A。两阶段遗传算法在后期模型搜寻中随着寻优的收敛而减小变异幅度, 所以从模型B到模型A的搜寻比较容易。
对模型A和模型B进行贝叶斯模型选择得出模型A比模型B更具有优异性, 这也验证了两阶段遗传算法找到的最优模型在性能上优于经典遗传算法。
5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两阶段遗传算法, 该算法分为经典遗传算法和自适应遗传算法两个阶段: 前阶段采用变异幅度较大的经典算法进行全局搜索, 快速聚集到全局最优空间; 后阶段采用自适应遗传算法, 弥补了经典遗传算法搜索后期搜索效率不高的缺点。本文采用真实的数据论证了两阶段遗传算法相对于经典遗传算法在寻优过程中更稳定高效, 寻优的结果更具有优异性。无论是经典遗传算法还是两阶段遗传算法都寻找到了很多优于Friston等人提出的经典DCM的模型, 由此看来遗传算法在DCM寻优的应用上有很大的前景。
摘要：动态因果模型是分析脑区间有效连接最有效果的方法。针对经典遗传算法在搜索最优动态因果模型DCM (Dynamic Causal Models) 的后期, 变异幅度过大这一缺陷进行改进, 提出两阶段遗传算法。利用网上的真实数据集实验表明, 相对于经典遗传算法, 两阶段遗传算法计算结果更优越。
关键词：动态因果模型 (DCM) ,经典遗传算法,两阶段遗传算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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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模型 篇8
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我国经济发展发生了质的飞越，城市化发展水平日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呈现大幅度提升。这些进步在社会福利，尤其是水利方面尤其突出。水利工程项目被列为我国经济、政治、民生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重心也逐渐转移到大力建设水利工程项目上来[1]。由于我国水利工程项目在规模、投资、技术、人力、物力等多方面都要求严格，投资规模过于庞大，其中每一个环节的资金利用率都对整项工程有着巨大的影响。水利工程施工成本对百姓的正常生活、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多方面产生的间接影响都不能小视[2,3]。水利工程在生产准备阶段上的工程成本造价管理工作是整项水利工程在未来施工建设中的指导方向。做好各项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投资成本造价，有利于提升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这非常有利于在投资成本中减少浪费与二次施工现象[4,5]，既为水利项目施工提供了更安全、更科学的良好环境，也大大提升了水利工程建设速度[6,7,8]。
水利工程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影响着全体百姓的生存与发展。水利工程项目的顺利建成不仅成为大家热切关注的重要问题，更是受到了国家的认真审视。生产准备阶段中的水利工程造价是相关部门需要重点对待的核心工作。完善科学的、具有操作性的水利工程前期成本造价方案在水利施工建设工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针对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讨。
1 论工程准备阶段水利工程造价的重要性
水利工程造价早已被国家列为整项水利工程实施建设中的核心建设标准。水利工程中科学合理的造价为工程实施建设环节树立了方向与目标，为未来的经济效益提供了保障。如此一来，水利工程中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管理工作就有着难以忽略的重大意义，在发展我国社会经济、强化现有的水利造价管理模式中将起到关键作用。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工程刻不容缓。
1.1 水利工程前期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方法
我国的水利工程项目处在重要地位，项目建设发挥出来的重大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使水利工程建设环节出现了工程耗时久、建造技术复杂、资金需求量大的种种特点。此时，水利工程造价，特别是在生产准备阶段进行的造价管理，对水利工程项目各环节控制经济的来往、完成水利工程预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成本造价环节已然变成了水利工程施工中最核心的研究对象之一。
所谓的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环节，其实是在进行水利工程建设之前就做好水利建设在施工各个环节所需要的成本造价指标，并且要按照计算好的造价指标进行施工建设，最终做到使实际水利工程耗费的资金额度在生产准备阶段进行的造价控制范围内。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分析管理环节不只针对水利工程资金问题进行管理控制研究，而且还要提前分析水利施工建设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各类不利因素，预先找到解决问题的应对措施，确保工程造价环节在整条水利工程建设中得以顺利进行以及保证工程投资金额也得到有效控制，避免二次投资和施工，减少各方资源的浪费。当下，在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管理环节中，会产生大量的、涉及面极其广泛的资金，这些资金包括建设施工必要的建筑器械、建筑设备费，人员费用，土、泥、沙、基础物资费用，工程施工劳务费用、管理预留费用，工程投资贷款、转包、承包费用等等。首先，考虑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复杂特性，水利造价管理控制方案一旦实施后，便始终贯穿于整个水利工程项目中，依照设定好的水利工程造价管理控制系统，逐步实现水利工程建设，直至水利工程项目顺利收官并进入社会市场运营。水利工程造价管理虽然贯穿整项水利建设工程的始末，但是考虑到不同区域的差异，迎合当下市场经济的发展，解决政策上的问题，水利造价也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提出相应的工程造价管理要求，多次审核、分析不同阶段的成本造价方案。
1.2 分析水利工程准备阶段造价的必要性
就当下我国经济发展要求和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程度来看，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与实施已经处在了核心支柱产业的关键位置。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已经接近于成熟完善的程度。原有的水利工程造价方案，也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从计划性的经济概算向各方面适应于当下市场发展的工程造价升级。水利工程搭建起了适应市场并通过市场考核、竞争而最终形成的工程造价计算系统，但是考虑到我国的水利工程自身的独特因素，包括建设工程规模庞大，建设耗时久、周期长、耗资大、关联部门浩大，客观自然因素的影响、工程所处地理位置、地形特点、气候限制以及当地文化特点、经济发展水平、资源运输能力、政府执行能力和各个环节中的不可抗拒因素，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控制管理方案的困难系数很高。回顾我国现有的水利工程建设施工环节，其中出现的因造价管理失控造成的资金、物资、人力、物力等大量浪费和建设水平不足的问题还很多。
所以说，水利工程造价，特别是在生产准备阶段上的造价管理，是整项水利工程施工中非常重要的控制标杆，它指引着整项水利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各项环节的用资成本、建设进度，贯穿在水利工程施工的全过程中，决定了水利工程建设发展的成败、速度以及资金消耗的程度。当水利工程处在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上时，其顺利建设不仅仅关系到我国水利工程自身的发展，更是关乎到我国民生、经济、政治的重要大事。处理好我国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管理控制环节，是在为整项水利工程寻求更广泛的资金筹集通道创造畅通无阻的新环境。所以，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控制管理工作存在着不可缺失的重要意义。
2 导致水利工程造价失控的原因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和经济发展的逐渐成熟，水利建设重点开发、着重立项都深刻说明了水利工程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在规模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项目上，每一笔小小的资金的利用率都会最终决定水利工程在全社会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所以，在工程生产准备阶段中做好水利的成本造价控制管理工作，对日后水利建设施工过程将起到指引作用。
2.1 论阻碍造价的自身原因：造价模式落后
鉴于水利工程当下在我国经济、政治、民生中所处的重要位置，水利工程在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也被大力重视起来，现有的水利造价在模式上过于传统落后，这为水利造价控制的顺利实施制造了诸多困难。
(1)当下的水利工程对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一般是采用“承包制”模式进行计算的，层层承包导致了过多的分化子项目出现，为水利工程造价管理添加了管理运行上的难度。在水利工程造价环节上出现了体系结构纰漏问题。若想做好在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工作，科学的管理制度是核心。合理的水利工程造价“承包制”环节应该是由水利工程主办方、下属承包方、施工方、监管方共同完成的。然而，在实际水利工程施工建设中，大部分建设环节都是由监管方这一头肩负起了整项项目的重任，其他部门与造价监控环节配合的脱离大大影响了水利工程造价管理控制的最终效果。
(2)在施工方案上也暴露出不利因素影响了水利造价的控制。承包方在设计造价方案过程中，并没有依照科学合理的、符合市场实际的详细数据来进行工程造价。这就从根源上出现了最为严重的水利造价问题，导致后续施工过程中产生多种多样的困难。在执行方案上也缺少明确的、具有参照依据的执行政策，这些因素都大大地阻碍了水利工程的顺利建设，延缓了整项水利工程的施工进度，导致了水利造价的失控。
(3)在造价成本资金利用方面，施工方没有严格依照造价设计方案上的数据进行资金分配，导致资金超出预算成本，造成水利工程项目无法顺利进行。一旦在资金上出现短缺或失控问题，就会导致后续施工在质量保证、安全建设、工程周期上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进而对水利工程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
(4)缺乏造价控制意识是导致水利工程造价环节在水利工程项目中难以实施的直接原因。随着我国对科学技术的不断研究与重视，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在水利工程项目中的大量应用，已经使水利工程施工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出现在水利工程上的各种困难和缺乏科学性指导的领域还有很多，主要原因是忽略了水利造价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原有的施工活动中常常将水利工程施工建设速度、建设质量作为项目的核心研究对象，而在工程造价工作上并没有细心研究探讨。随着水利工程项目日渐发展，忽略的水利工程造价环节其实是真正影响水利工程施工的原因。
2.2 论水利工程造价失控的客观要因
从我国水利工程在生产准备阶段的成本造价过程中产生的多种问题来看，造成最大影响的原因是在水利工程造价控制和管理环节上不完善，而带着这些不完善的造价指标指引工程施工，势必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本文着重分析了存在于我国水利工程项目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管理控制上的问题。
(1)严格精准地实施水利工程建设难度系数大，也是一个极其繁杂细密的流程。整项水利工程项目要求所有分项环节要有着强大而紧密的协调配合能力。然而，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真正做到各项环节积极协调配合的少之又少，也没有严格依照项目流程来施工。
(2)政府频繁变更水利工程方面的基本政策方针，也致使水利工程造价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可抗拒的客观影响因素，从我国市场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还处在调整机遇时期，这必然会产生多变的政策来适应我国多变的经济发展形势，也就给我国水利工程在生产准备阶段的成本造价控制造成了不可预期的困难；与此同时，传统模式中的项目重点施工环节多在工程后期建设、后期决策环节上，对于生产初期的造价环节往往是忽略不作为的态度，势必会造成整项水利工程最终出现成本造价预算失控、资源浪费的严重现象。
(3)在水利工程造价控制上缺乏灵活的管理模式。我国水利工程是一项受多种因素、资源所影响的动态建设工程，所以在进行水利建设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管理环节上，就要考虑到水利工程受到市场经济、政策、环境影响后的解决方案。但回到实际施工过程来看，这种灵活的应对能力与提前准备的预测方案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最后，随着施工的进展，导致水利工程造价失控现象的发生。
3 生产准备阶段造价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
当水利工程项目进行得如火如荼时，面对出现在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环节中的问题，视而不见、将就的态度已然不能满足现代水利工程发展的需要。想要完成水利工程项目，就必须在控制成本造价环节上做好一切工作、解决一切不利因素，竭尽全力做到降低水利工程项目所消耗的成本资源，最终实现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效益最优化。所以，在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做好工程造价工作、清除障碍、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是当下最重要的工作。
3.1 控制水利工程成本，综合改革是关键
在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需要做好水利工程的成本造价工作，其中最大的目的是要在确保该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实现节约资金成本，减少施工成本消耗的目标，最终实现水利工程在社会市场中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中国百姓解决好生活、工业发展的饮水、用水问题。所以，要解决水利工程施工中的造价问题，首先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水利工程在生产准备阶段造价的重要性，其次明确看到并指出我国当下水利工程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且针对上述问题拿出解决方案，依靠科学技术手段，指出合理可行的方向，加大国家、政府、当地百姓的执行能力，合力共同推动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
3.2 水利工程造价工作的分阶段统筹管理
(1)在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做好工程成本造价工作，对整体水利工程进行预期可行性深入分析。工程造价管理的核心意义其实是对即将开展的水利工程项目采取科学性策略比对，分析研究各个方案实施的可行性。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在计算水利工程造价的过程中，着重研究各个方案数据的最佳选择，真正能在未来建设中做到减少资源成本的浪费、降低未知不利因素的爆发率，通过借助现有科技技术，提升造价方案的精准度、可行度。
(2)在生产准备阶段就要详细地建立起水利工程资金的筹备最优模式，采用工程资金成本相对较低的筹备方法，也就是对工程资金成本详细周全地分析、考察，评选、拓宽资金筹备渠道，使得水利工程资本的涌入实现平衡、健康发展。
(3)对工程造价工作制定出严谨、明确的指导标准明细。在未来施工建设过程中，引导执行工作人员做出精准的、适合当下水利建设发展的合理造价数据，科学地减少二次浪费问题。各归各项，各负其责，合理分配工作，执行有序，养成良好的施工习惯。
总结
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是整项水利工程建设的核心。一个完善、具体、详细、具有科学性的水利工程造价控制方案，为整项水利工程建设做出的贡献无法估量。对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进行严格的控制与执行，不仅能降低工程项目的成本投入，也能为水利工程单位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在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制定周密的造价控制方案，既能为项目施工创造良好的作业环境，也能促进水利工程施工效率的提升。水利工程项目的实施与发展问题不只是国家与政府的责任，当水利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其导致的最终结果也不仅只是影响到国家和政府，其更是影响着全体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中最基本的生存发展要素——水要素。所以齐心协力，在政府给出明确的指导方针后，全国上下要积极响应，使水利工程项目顺利建成，这将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百姓民生问题将从根源上得到解决。鉴于此，本文着重分析了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对水利工程发展的重大意义，以期为业内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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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模型 篇9
[关键词]城镇化效率；三阶段DEA-Maimquist；环境变量；β收敛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4-0018-05
一、引言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日益显现，坚持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唯一的选择。新型城镇化就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提高城镇化效率是重要环节。因而，城镇化过程中效率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
与本文研究紧密联系的成果主要有：刘建徽等（2005）将DEA的方法引入对城市化效率的分析并做了实证检验；刘晓峰（2007）运用DEA的方法对15个城市的城市化效率进行简单测算；倪晓宁、包明华（2007）认为，应设立城市化比例指标，建立基于DEA的CCR城市化度量模型，根据地区数据进行绩效评估，寻找适宜的城市化参照标准，不必实行追赶型的城镇化战略；李林杰等（2008）对影响城市化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王家庭、赵亮（2009）运用DEA分析方法，分别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考察我国各省市的城市化效率；肖文、王平（2011）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曼奎斯特指数方法测算了2000-2008年我国248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效率和城市化效率，比较分析了不同区域、不同等级城市的效率表现；李红锦、李胜会（2012）运用DEA模型对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的研究表明，我国三大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总体有效性不足。
上述研究为城镇化的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现有文献均未能有效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效应对样本投入的影响，使得分析结果存在偏差，也未发现有对城镇化效率进行收敛分析的。为了有效剔除环境变量、随机效应，本文分析了中国省域城镇化效率发展态势，并得出了三个创新点：第一，三阶段Malmquist指数模型能够有效地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效应对样本投入的影响，使得分析结果更加准确；第二，三阶段Malmquisl指数模型能够进行面板数据测算，克服了传统DEA模型及三阶段DEA模型只能做截面数据，而无法有效测度一段时期各投入单位效率变化这一缺陷；第三，对城镇化效率进行收敛分析。综上所述，为了有效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效应，准确测度我国区域城镇化效率及收敛态势，本文运用三阶段Malmquist指数模型对我国31个省（市、区）2002-2011年城镇化效率进行分析。
二、分析方法与指标选取
（一）分析方法
由于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相关理论已经较为成熟，因此这里不再赘述其数学原理。其基本思路是：第一阶段，运用传统的Malmquist指数模型对我国在2001-2011年，31个省（市、区）及三大区域城镇化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第二阶段，运用DEA模型之CCR和BCC模型分离出样本投入的偏移量，并通过随机前沿法SFA模型对分离出的偏移量进行调整，以剔除环境和误差因素的影响，使所有的分析对象有同样的环境条件和同样的运气；第三阶段，将调整后的投入项与产出项再次代人Malmquist指数模型进行测算，得出的结果则为剔除了环境因素与随机误差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值，即假设所有的分析单元在同样的环境条件和运气下的MalmqLust指数。
（二）样本选择与指标选取
在投入、产出的指标选择上，本文主要借鉴刘晓峰等（2007）的选取方法，在此基础上做了一定的改动，投入指标有四项：财政支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就业人数、建成区面积。产出指标主要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两个指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数、非农产值。样本为全国31个省（市、区）的2001-2011年的数据，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1-2011年的统计年鉴。
（三）环境变量选取
目前，对于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环境变量的选取缺乏一定的标准，纳入多余的环境变量或缺少必要的环境变量，都将会对调整后的效率值有所影响。本文在考虑城镇化效率及其可能影响因素后，选取以下四项作为环境变量：（1）专利。专利是一个地区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预期对城镇化具有积极作用。（2）人均受教育程度。这可作为一个地区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力资源水平。（3）路网密度。路网密度是利用各个地区的公路、铁路通车里程除以各个地区的国土面积而得出的，体现为城镇化进程中区域便捷性的指标。（4）实际利用外资。利用各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表征各地区的经济外向度，体现城镇化的开放性水平。
三、基于三阶段Malnqust指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第一阶段——传统Malnquist指数分析
从图1、表1、表2可以看出，2002-2011年中国城镇化效率还是小幅上升的，从平均环比增速来看，都为正增长；从大区来看，东部地区领先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领先西部地区。从省份来看，有效增长型的省区有12个，低无效增长型的有12个。说明在调整以前，绝大多数省区的城镇化效率还是较高的。
（二）第二阶段：DEA模型和SFA模型分析
将各DUM通过DEA模型分离出投入项的松弛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上文所定义的4个环境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利用软件Frontier Version 4.1进行SFA回归分析（见表3）。
专利对财政的影响为正，意味着专利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进而促进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专利对非农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建成区面积影响并不显著。教育对非农就业人员的影响为负，这表明我国教育的发展存在应试教育、专业不对口；也说明我国的非农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教育没有太高的要求。教育对建成区面积的影响为负，一方面说明我国建成区面积扩张的驱动因素中教育的作用为负；另一方面说明教育的发展有利于节约建成区面积投入成本，提高城镇化效率。教育的发展对财政和固定资产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教育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运行费用，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出。路网密度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出，同样具有极大的正效应。路网建设作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其对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出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路网密度对于建成区面积、非农就业和建成区面积的作用为负，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路网密度的发达有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同时有利于分散城镇化推动下建成区面积扩张的压力；从城镇化效率的角度来说，有利于节约投入成本从而提高效率。外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上述四种冗余变量更多的是内源性的经济问题。另外，每个冗余变量的gamma显著不等于0，表明投入偏移量同时受到管理误差和随机误差的双重影响。综上所述，进行第二阶段SFA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三）第三阶段：调整后的Malnquist指数模型
分别将第二阶段调整之后的各投入变量及初始产出再次进行Malmquist指数计算，具体结果见图2、表4、表5、表6。对比调整前后的结果发现，2002-2011年我国城镇化整体综合效率明显降低，波动中心值从调整前的0.977下降到0.967，其下降主要是由技术效率降低所造成的，技术效率从调整前的0.986下降到了0.976，而配置效率与规模效率则均比调整前上升；从区域来看，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综合效率均比调整前有所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依然是技术进步指数。从各省份看，调整前后，除了一些省区的增长类型发生变化外，高无效增长省区明显增多。
四、中国城镇化效率Malnquist指数收敛分析
通过表5可见，无论是调整前还是调整后，中国城镇化Malmquist指数都是东部最大，中部居中，西部最小。技术效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也基本呈现从东向西递减的规律。因此，中国城镇化效率的区域差异明显。那么，区域间的差异是如何演化的呢，最终各省的城镇化效率发展水平是否能达到一致呢？本文将利用β收敛方法进行检验，该方法可分为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两种。绝对β收敛是指在趋近于稳态过程中，落后经济比发达经济增长得更快；条件β收敛则指经济主体的增长速度和其相对于自身稳态的距离成正比，即初始水平越低增长速度越快。
（一）绝对β收敛检验
对于绝对β收敛检验，彭国华（2005）做出了详细介绍。按照其方法，可定义我国城镇化效率Malmquist绝对β收敛检验模型为：
（InMalmquistit-In Malmquisti0） /T=a+βInMalmquistio+μit
（1）
其中，In表示取自然对数，Malmquistio表示基期城镇化效率Malmquist指数，a和β为待估参数，μit为随机扰动项。当Malmquistio的回归系数为负时，表示存在绝对收敛，为正时，则表示发散。参照Miller和Upadhyay（2002）的思路，取2002-2004年各省区城镇化效率Malmquist几何平均值作为检验期Malmquist指数，而以2009-2011年间各省区城镇化效率Malmquist几何平均值作为基期城镇化效率Malmquist指数。单方程回归结果见表7。由表7可以看出，全国及东、中部模型估计结果中，主要统计量均显著，且分别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全国、东、中部区域城镇化效率Malmquist都是显著收敛的，且全国收敛速度大于东部，东部大于中部；西部地区并不收敛。从现实情况来看，东部地区城镇化起步早，基础好，发展快，形成了如辽中南、京津唐、沪宁杭、珠三角等城市带；中部地区相对西部而言发展更为均衡；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差异性很大，既有相对先进的重庆、四川、陕西，也有落后的西藏、新疆、云南、宁夏、青海等省区，因此非均衡发展较为明显，绝对收敛难以实现。
（二）条件β收敛检验
按照Miller和Upadhyay（2002）的思路，应该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条件B收敛检验，其理由是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能使用最少的数据进行条件收敛检验，且由于Panel Data的固定效应项对应着不同经济体各自不同的稳态条件，这种估计不需要增加其他控制变量，便于展开实证分析。城镇化Malmquist条件β收敛检验的计量模型为：
d（InMalmqLustit）=InMalmquistt-InMalmqusti，t-1=a+βIn Malmquisti，t-1+μit （2）
利用Eviews8.0软件，混合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见表8）。由表8可以看出，全国及东、中、西部模型的估计结果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估计结果可靠。由于估计结果中B均显著为负，这说明我国城镇化Malmquist指数存在条件收敛，各省区城镇化Malmquist指数均朝各自的均衡水平运动。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构建基于DEA三阶段Malmquist指数模型，采用我国31个省（市、区）2001-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DEAP2.1，测算和分析了我国城镇化效率综合指数的动态演变、结构因素和地区差距，并使用EvieWs8.0对城镇化综合效率的收敛性进行了绝对p收敛和条件β收敛检验。研究表明：
第一，利用DEA三阶段Malmquist指数模型能够准确反映我国31个省区及三大经济地带的城镇化效率。剔除了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得到了在相同外部环境和相同运气的情况下各区域及各省区的城镇化效率。在对调整后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传统的Malmquist指数分析明显地高估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高估了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第二，中国城镇化效率Malmquist指数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无论是调整前还是调整后，Malmquist指数都是东部>全国平均值>中部>西部。这表明，中国城镇化效率存在由西向东的梯度差异，这和全国的经济梯度方向是高度吻合的。
创业过程三阶段模型的探索性研究 篇10
创业研究经历了从单纯研究创业者到研究创业过程的转变。虽然在早期的单纯研究创业者时并未形成相对系统的理论, 但当研究重点转移到创业过程的研究时, 逐步形成了两种研究重点不同的创业理论。第一种是基于机会 (Opportunity-individualnexustheory) 的创业理论, Shane和Venkataraman指出, 解释如何发现和开发创业机会是创业研究领域中应当关注的关键问题。对创业过程来说, 商业机会存在何处, 如何从繁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找到富有潜在价值的商业机会, 进而开发并最终转化为新创企业是创业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二种是基于资源 (Resource-based) 的创业理论, 基于资源的创业理论将研究重点从机会的识别转移到富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如何将同质的投入转化为独特的产出的行为上来。Ireland等人认为创业就是一种与环境相关的社会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个体和团队将各自的资源整合在一起, 利用市场机会创造财富。Casson更明确地认为创业者就是对如何协调稀缺资源进行决策。因此, 稀缺资源是否得到满意的配置是创业者实施创业承诺的保证, 保证稀缺资源满意的利用是创业过程的精髓。从这两种创业理论可以发现, 创业者有效识别创业机会和合理利用创业资源的有效均是创业研究领域的关键问题。基于此, 我们认为, 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都是创业过程研究中的重要元素, 当机会的准确识别与资源的满意利用二者合理匹配时, 创业活动可以得到顺利实施, 并获得良好的创业绩效。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以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资源利用等作为二个基本要素分析现实的创业过程, 将现有的两种创业理论整合到一个研究平台上, 总结出两种常见的创业模式, 并详细分析两种创业模式的具体流程, 最后利用创业案例验证我们的创业模式。
一、创业资源和创业机会
1. 创业资源。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 资源就是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 在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 所拥有或者所支配的能够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各种要素以及要素组合, 具备有价值、稀缺性、唯一性和难以模仿与替代性等特征。而Caves关于资源的定义则比较简明:资源就是以一种相对持久的模式联系在一起的企业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 这里的资源等同于资产。在创业过程中, 新创企业同样需要各种生产要素和支持条件, 只有将这些要素和条件有效组合, 形成产品或者服务, 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我们认为, 这些生产要素和支持条件就是创业资源的主要成分。创业资源一般分为三部分: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和社会资源。人力资源体现在从正式教育、过去的经验和非正式培训中获得的知识及创业者拥有的创业精神, 其中创业精神是最重要的创业资源, 它能满足独特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限制事前竞争和限制事后竞争等方面的要求;创业者利用社会网络得到他们缺乏的信息、知识、资本和其他资源。
2. 创业机会。
对创业机会存在多种理解。一个比较静态的定义是技术、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人口环境发生变化使得新产品、新服务、新原材料和新的组织方式可能出现的情境。一个动态发展的定义是通过把资源创造性的结合起来, 迎合市场愿望并传递价值的可能性。在此我们认为创业机会就是个体希望创造新的手段—目标框架重组资源来获得利润的一种情境, 它存在于能以高于生产成本出售的新产品、新服务、原材料和组织方式中。创业机会或源于不同的价值判断而重组创业者可得到的资源, 或源于不均衡的压力产生出的新的信息, 创业机会的不同来源对创业过程有直接的影响。
二、创业过程
1. 创业过程定义。
对创业过程的定义存在多种理解。广义的创业过程 (venturecreationprocess) 通常包括一项有市场价值的商业机会从最初的构思到形成新创企业, 以及新创企业的成长管理过程。Carter, N., Gartner, W.和Reynolds认为, 创业过程包括从一项商业计划到成为一个现实中的企业组织这一过程中的所有事件。狭义的创业过程往往只是指新企业的创建过程, 这不包括企业的成长管理。
结合以上几个观点, 本研究认为创业过程包括从最初的构思到最后形成一个新的经济组织, 创业者通过一系列的决策使得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得到满意的利用。特别要强调的是, 本文仅对创业过程的早期阶段进行研究, 不涉及新组织成立后的一系列决策活动。而这个阶段又大体可细分为三个子阶段:概念期, 主要完成机会的识别或资源的盘点;酝酿期, 是创业过程的主要环节, 完成资源与机会的匹配, 确定机会, 并开发内部资源或整合外部资源以保障机会的开发;婴儿期, 成立一个新的经济组织, 包括大企业内部的项目小组。下一节将详细分析三阶段的创业过程。
2. 创业过程的三阶段流程。
阶段1:概念期, 创业动机的形成阶段。动机是行动的前奏, 是行动的心理准备, 创业动机就是实际实施创业活动前的有意识的思维, 其目标就是实施创业。不论是否具备理想的创业条件, 只有创业者有创业的意愿时才可能去完成创业所经历的纷繁复杂的过程。在这个阶段, 潜在创业者有意识地对可能的创业机会和有价值的资源保持警觉, 当创业者感觉到他的愿望有可行性的保证时, 形成创业意图。
阶段2:酝酿期, 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及匹配度评估。这个过程是创业机会明确化的核心阶段, 只有资源与潜在机会能满意地匹配上, 潜在创业者方能开始行动, 实施具体的创业活动。不同的创业动机形成方式导致不同的匹配度评估程序, 但都包含三个部分:评估机会的价值、评估可获得或已拥有的资源、机会与资源匹配度评估。
创业机会价值的评估存在两重标准:一个是个体标准即创业者获利标准, 使得创业者尽可能多的获得创业利润;另一个是社会标准即社会效用标准, 就是增加整个社会的效用, 包括消费者、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团体的利益。不过在多数的实际情况中, 创业者还是从自我利益出发考虑。
资源的评估:创业者评估资源时, 并非不分轻重、不加区别的对所有能获得的资源进行评估, 而是要评估可达到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资源。具有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等特征的资源, 才是保障新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资源。
匹配的原则是在理想情况下保障机会和资源二者的价值都达到帕累托最优化, 但因为未来众多因素的不可获知性, 评估者有限理性的约束, 故而评估标准不能采用最优化, 而只能采用满意性原则, 即保证整合完成后的资源的成本小于机会开发后的价值, 或开发出的机会的收益大于现有资源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 机会的潜在预期价值以及创业资源得到反复的权衡比较, 当机会的评估价值比创业者预期价值低或无法整合到足够的资源来开发机会时, 潜在创业者就得从头开始。
阶段3:婴儿期, 实施创业。这个阶段就是实施创业承诺, 通常有几个现象来表明这个里程碑。如法律意义上的公司注册、组成团队研制样品来开发机会, 等等。通常情况下, 外部投资者在明确地观察到这些里程碑式的行动才可能进行投资。
三、基于机会与资源的创业过程分类
虽然在现实的创业活动中, 创业过程的外显比较复杂, 但正如企业的生产管理存在市场导向和生产导向之分一样, 创业过程也存在资源导向和机会导向之分。不同导向的创业过程具有不同的流程、决策方式, 当然也受到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的影响。
1. 创业过程分类。
通过上一节的分析可知, 创业过程是创业机会有效识别和创业资源合理使用的有机统一过程, 其核心问题就是创业机会与创业资源能否有效的匹配, 二者不可偏废。基于此, 我们通过“潜在机会的价值”和“资源”两个维度的明确程度与否将创业过程分成四类。图1中的横轴表征为潜在机会的价值是否明确, 即潜在的机会是否值得去开发, 纵轴表征资源是否明确, 即创业所需的资源是否具备。第一类是两者都很明确, 这是梦幻般最理想的情况, 创业者可以直接做出创业承诺, 实施创业活动, 这种情况在现实创业活动中比较罕见。第二类就是两者都不明确, 那潜在的创业者只能把创业当成一种梦想。第三类是资源情况明确而潜在机会的价值不明确, 那就是一种资源拉动 (Pull) 型创业过程,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会采用探索实践法 (Effectuation) 。第四类恰好与第二类相反, 资源情况不明确而潜在机会的价值明确, 那潜在的创业者就可以通过机会推动 (Push) 型创业过程实施创业活动, 决策行为常为因果分析法 (Causation) 。第一和第二类情况比较简单, 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第三、第四类的创业过程和两种决策行为方法。
2. 机会推动型创业过程。
这种创业过程始于有意识地搜寻潜在机会, 创业者通过评估机会的价值从一个或多个的创意中选择了他心目中的创业机会, 基于机会的推动, 创业者评估开发机会所需的资源, 随之不断持续开发这一机会, 使之成为真正的企业, 直至最终收获成功。我们也可称之为机会导向型创业过程。这种创业过程是Shane和Venkataraman等基于机会的创业理论的拥护者们所主张的创业流程。具体的流程见图2。
阶段1:概念期。在这个阶段, 潜在创业者基于强烈的创业意愿, 有意识地、发散性地搜寻尽可能多的潜在的机会, 出发点是发现自己感兴趣、存在较高获利性或改变目前现状的机会。在这个阶段并不考虑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这些机会一般来源于个体对现状的不满、没有被满足的消费需求、或未被更优化使用的资源重置、或他人已经正在进行且有自己满意的创业利润的项目。”当然潜在创业者所能搜寻的机会与他自身条件密切相关, 他的知识面越宽、信息来源越广泛、发散思维能力越强等等则可能搜寻到越多的创业机会,
阶段2:酝酿期, 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及匹配度评估。在这个阶段的流程如下:对所能搜寻到的创业机会进行价值评估, 如果评估出来的价值不能满足潜在创业者的要求则回到上一过程, 反之则评估开发这种创业机会所需要的资源 (这里称为需求性资源) , 然后比对创业者所拥有的资源或可以整合到的外部资源 (这里称为供给性资源) , 如果两种资源能匹配上, 且资源获取成本小于创业机会的评估价值, 能保证创业者获得满意的创业利润, 则实施创业承诺。
阶段3:婴儿期, 实施创业。完成创建新组织所需要的各种法律手续, 具体实施外部资源的整合。在这个阶段创业者可能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 比如无法整合到预计能够整合到的外部资源, 或是整合的成本超乎预期考虑;或发现上一阶段的价值评估有严重漏洞, 面临创业损失;突然出现更强的竞争对手;等等。这时明智的创业者应该选择放弃这次创业活动, 重新开始机会的搜寻。
3. 资源拉动型创业过程。
这种创业过程始于整理可用的资源, 潜在创业者从自身拥有的资源出发, 搜寻这些资源可行的用途, 评估这些机会的价值, 从中发现最有价值的机会并不断的开发。我们也可称之为资源导向型创业过程。这种创业过程的理论基础是基于资源的创业理论, 但目前尚未有学者对此进行详细的阐述, 本文尝试在这方面作出一点研究, 具体的流程见图2。
阶段1:概念期, 在这个阶段, 创业者基于强烈的创业动机, 宗旨是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从自身的现有资源禀赋出发, 使已有资源得到满意的利用。由此可知, 在这种创业过程中, 创业者拥有的资源禀赋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上。因此, 资源的整理主要是明晰创业者拥有哪些特殊的才能、独特的缄默性知识、有价值的经验等等所体现出的独特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限制事前竞争和限制事后竞争的创业资源。
阶段2:酝酿期, 机会与资源匹配度评估。这个阶段的主要活动是运用这种核心的创业资源去发现或创造出创业机会。比如, 采用更有效的方法完成产品或服务的产出;通过研发实现新技术、新材料的商业运用, 创造出创业机会;利用特殊的社会网络资源比竞争对手更快或更低成本的获得其他人的技术开发成果。具体流程是:首先搜寻出现有资源可开发的机会, 这是一个发散性思维的过程;然后去评估这种创业机会的价值;按照满意性原则评估机会与资源的匹配情况, 当机会评估出来的价值或者机会不能与资源满意匹配时, 潜在创业者返回到资源整理阶段和机会搜寻阶段, 反之, 潜在创业者就会实现创业承诺, 具体实施创业。
阶段3:婴儿期, 实施创业。如同机会推动型创业过程一样, 资源拉动型创业过程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 可能导致具体的创业无法再继续进行。比如,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风险;潜在创业者无法完成原型设计;或无法开发出将原设计转化成可大批量生产的工艺技术;出现竞争对手的替代性资源。
这种过程中的机会价值评估相对比较困难, 因为通常没有可以比较的参照物, 消费者的需求也比较难预测, 因此需要创业者的个人判断和果断决策, 从而更体现出创业者的创业精神的价值。
四、结论与建议
从表面上看, 前述两种创业过程仅仅是机会识别和资源整合在顺序上的颠倒, 其实在背后隐含着决策方式上的重大差异。机会推动型创业过程通常采用因果分析法, 即:基于实现给定的一个目标, 创业者专注于机会实现的整个过程, 进行细致的信息收集、处理和判断, 运用自己的经验或惯例去寻找及整合信息和资源, 采用多种途径为最终实现预先设定好的目标。资源拉动型创业过程通常采用探索实践法。实践式决策其实就是在决策前并不预设目标, 而是把一系列的手段和方法视为给定条件, 评估利用这些手段和方法可能达到的不同效果, 其决策行为就是从这些可能效果中做出的选择。
创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现有的基于机会的创业理论和基于资源的创业理论尚未得到广泛的认识一致。本文在简述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概念的基础上, 以机会识别、资源利用及二者的匹配为基本要素, 基于机会和资源的明确程度将两种创业过程理论整合到一个研究平台上, 总结出四类创业过程和创业过程的三阶段模型。我们认为当创业者实施创业承诺之后, 并不代表这个过程就结束了。相反, 在创业承诺的实施过程中, 创业者可能会更有意识地搜寻机会, 且有可能得到更多的资源, 那么上述的创业过程又会再一次地进行。其次, 同一个创业者并不是固定不变地采用一种创业类型, 他们往往会灵活运用这两种创业过程。
摘要：文章在简述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概念的基础上, 以机会识别、资源利用及二者的匹配为基本要素, 将基于机会和基于资源的两种创业过程理论整合到一个平台上, 总结出四类创业过程和创业过程的三阶段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