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文化与典故

2024-10-10

《圣经》文化与典故(精选4篇)

《圣经》文化与典故 篇1

作为世界文化元典之一的《圣经》文本, 典故是出现频率最高、分布最广的语言现象, 也是《圣经》中最值得研究的语言现象。但《圣经》典故研究成果数量与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再阐释的研究论文数量之比仅为293∶1, 后者明显滞后, 影响现有成果向学术面貌更为清晰的有效资源转化。为此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再探讨。

论文从三个方面阐发《圣经》典故研究的价值与缺失。

《圣经》典故研究现有成果的学术价值, 相对集中在翻译学、语言学和文学三个方面: (一) 有关《圣经》典故翻译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翻译方法的讨论, 译文比较是翻译方法讨论的具体化展开。论文认为:现有同类研究成果所涉各种翻译方法中直译、等值翻译很难实现。从客观上说, 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翻译单位对译很难做到全息对等。从主观上说, 译者很难消除从理解源语到转换为目标语的过程中伴有的语义距离、句法距离和语用距离。 (二) 典故见于目标文本的方式是引用, 引用的对象是源文本故事或词语。源文本故事是以语言进行的意义相对完整的叙述, 源文本词语也是语言表意单位。当《圣经》典故研究以语言叙述的故事和语言表意单位为考察对象时, 其语言学价值得以彰显。从《圣经》典故研究的语源—语义学价值看, 汉语词汇系统对非母语典故的接纳, 似为《圣经》典故少于佛经典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圣经》典故研究的语言运用和语言教学成果主要出自英语学科。 (三) 《圣经》典故研究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为跨文本功能和结构:从《圣经》典故由源文本进入目标文本的叙述功能观察, 《圣经》典故跨文本功能研究体现为4种类型:人物塑造功能、情节衍生功能、主题深化功能、风格定位功能。从《圣经》典故由源文本进入目标文本的结构关系观察, 《圣经》典故研究的跨文本结构体现为4种类型:一对一结构、一对多结构、多对一结构、多对多结构。

《圣经》典故研究的缺失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圣经》典故研究中相关概念交叉现象较突出, 论文将其归纳为概念单向交叉和多向交叉两类。前者包括单向平行交叉、单向可替换交叉、单向多义交叉; 后者包括多项平行交叉、多项从属交叉。共同涉及的交叉概念主要是典故、隐喻、原型、意象、象征。这反映了研究主体对相关概念的认知纠缠。 (二) 《圣经》的百科全书性质较之一般的研究对象更需要跨学科的研究视野, 但《圣经》典故研究整体面貌所显示的却是较多的学科阻隔。一方面, 中英文学科共同涉及的《圣经》典故研究呈现出某种学科封闭现象;另一方面, 中英文学科的《圣经》典故研究都较少关注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 如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历史学科、哲学学科及文化学研究的相关成果, 均很少进入《圣经》典故研究视野。这既影响《圣经》典故研究的宏观把握和理论补充, 也影响微观分析的深化与细化。 (三) 《圣经》典故的重复性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阅读此类研究成果获得的未知信息不够充分, 从而弱化了学术研究的创新性。

《圣经》文化与典故 篇2

《圣经》从最早成书的约伯记在3500年前左右(约公元前1500年)到最后成书的启示录(公元90-96年之间),历经1600年左右,共有超过40个作者。各作者受神的默感,描述神给各人的启示各自成文。此后口耳相传,最后由各宗教组织权势团体集结成册。并各自宣称正统《圣经》。《圣经》不仅仅只是一本宗教读物,其中融合着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它与希腊文明一起,形成了今天的欧美文化。圣经由亚洲传到欧洲非洲再到欧洲美洲澳洲,对英美文化的影响可谓深远。本文仅从人生礼仪、英语语言、文学、政治方面简要阐述其影响。《圣经》对英美国家人生礼仪的影响

作为“基督教国家”的英美国家,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无不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英美国家,孩子生下来后,往往要接受洗礼,父母把孩子抱进教堂或把牧师请到家中,牧师读完《圣经》中的词句后,把清水轻轻洒在孩子的头上,并用《圣经》中的人名给孩子取名。洗礼和命名结束后,有时父母会给孩子戴上一个小十字架,祝福孩子在主的保佑下一生平安。

《圣经》认为婚姻是一种永恒的关系,这使婚礼成为英美国家重要的礼仪。教堂里,牧师为他们主持婚礼,新人上帝面前盟誓、终生相爱,在亲友的祝福中结为一体,组成家庭。英美国家的丧礼也受到了《圣经》的影响,带着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丧礼包含两部分,前半部分在家里或教堂举行,经过祷告、唱赞美诗以及牧师致辞,祝愿死者灵魂早日升入天堂。后半部分在墓地举行简短的入葬仪式,下葬时牧师进行祈祷,在英国,下葬时死者头朝东方,表示迎接日出或复活之意。葬礼自始至终保持庄严、肃穆的气氛。《圣经》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圣经》为英语语言注入了新鲜血液,增添了习语、格言、典故词、派生词等,丰富了词汇。以色列王亚哈(Ahab)的王宫附近有一葡萄园,是耶斯列人拿伯的产业,葡萄园连年丰收,贪心的亚哈对这座葡萄园垂涎已久,想据为己有,但遭到拿伯的拒绝,亚哈为此十分恼火。亚哈之妻耶洗别密谋诬陷拿伯,用石头打死拿伯,强占葡萄园。后来人们就用Greedy as Ahab 形容极度贪得无厌、不择手段侵吞他人财富的人。Manna 一词源于《旧约.出埃及》,当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旷野绝粮,此时天降食物,众人取而食之,称之为“Manna”。现在Manna一词指不期而遇的东西,令人振奋的东西。“God”、“Christmas”在英语中应用十分广泛,“God is still in heaven”、“What else did you get for Christmas”用来讽刺某人像别人炫耀自己的东西。《圣经》对英国文学的影响

宗教故事是文学创作的题材,文学作品中也渗透着宗教故事的汁液。在英国文学中,我们不难发现《圣经》被作者们的广泛化用。

作家们或直接引用《圣经》中的人名、语录作为作品的人物名称,或直接引用《圣经》故事或作为原型进行变形处理,作为创作素材通过比喻、隐喻或象征等手法,把《圣经》故事的寓意融汇到作品情节中或人物性格里,使这些故事发挥有力的陪衬作用。如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剧本名典出《圣经·马太福音》,又如雪莱的《撒旦挣脱了锁链》。再如托马斯·哈代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圣经典故——约柜(ark of the convenant),典出《旧约·出埃及记》第25章。此典意指至圣之物,不可冒犯和亵渎。作品中,哈代描述了苔丝家搬家的情形,描述那个碗架橱,“它仿佛是一个神圣庄严的约柜,非恭恭敬敬的搬运不可”。《圣经》本身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审美价值,这些美丽的故事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为无数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提供无穷的灵感与启迪,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

《圣经》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圣经》为美国的建设构建了一幅蓝图,这种植根于基督教思想并且在不断发展的政治文化深深影响着美国的政治行为。

从1620年“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开始,圣经文化就正式开始了对美国的影响。而此前为了预防无政府状态,由威廉姆·布雷福德发起而签订的《五月花公约》实际上是一种教会盟约式的民主协定,它显示了初来殖民地的移民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以及希望政府是来源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这一愿望。这一公约乃是北美殖民地乃至当今美国政治社会规范的基础。随着英国的清教徒为躲避宗教迫害大批来到这里,一位名叫罗杰威廉斯的英国神职人员于1636年创建了罗得岛殖民地。他主张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两大原则,这就为美国的建国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学说更加系统化,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和卢梭的“人民主权说”给予了杰斐逊和潘恩极大的鼓舞,他们将《圣经》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演化成“人人生而平等”。后来的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基本上是遵循着他们设计的政治蓝图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宗教始终与美国历史的进程机密地交织在一起。美国的立国之本和美国的宪法都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作为一种主流思想一直影响着整个美国的政治进程:如美国国家元首就职宣誓必手按《圣经》;美国的钞票上赫然印着“我们的上帝”;美国的国歌里有“上帝保佑美国”的歌词;国会参众两院的每一届会议都是以国会牧师主持的祈祷开始;法官判案要手按《圣经》;美国的军队里有牧师、神甫等各种不同宗教的随军神职人员,身穿军官制服,在军队中提供宗教服务。上帝和基督教救世主义给美国推行政治扩张、武装侵略和宗教渗透提供了最好的借口,救世主义不惜一切把一切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降服甚至消灭,将美国自由、民主的光亮照耀在非西方国家的上空。

《圣经》对美国的内政及外交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圣经》文化与典故 篇3

关键词:《圣经》典故;英语语言文学;影响

《圣经》中的典故被后人广泛的应用,使得《圣经》在英语语言中的地位愈来愈突出,继而不断地丰富着英语语言。《圣经》语言已经成为英语语言中不可分割的精华部分。因此在英语学习中多了解一些《圣经》中的典故能够更深刻的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从而更好地理解英语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一、《圣经》的历史来源

《圣经》作为基督教教义思想的汇聚,为基督教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故而,《圣经》的由来就与基督教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犹太人耶稣创造了基督教,经过耶稣及其门徒的不断努力基督教先后在欧洲社会传播开来。《圣经》是一部记录希伯来人历史的史书,同时又是一部内涵深邃的哲学著作。圣经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书,其所记述的内容并非某一时期,而是涵盖了人类历史的始终──从起初神创造天地至最终新天新地的实现。耶稣基督的降生将历史划分为旧约和新约。旧约讲述宇宙和人类的出现,特别是一个民族──以色列的历史;新约讲述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复活和初期教会的孕育、成长、扩张,以及在末后天地间要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整个西方世界都受到了《圣经》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并形成了浓厚的教义氛围。

二、《圣经》典故对英语语言文学影响的原因

(一)《圣经》典故鲜明的批评或赞扬态度

《圣经》典故中的故事往往带有明确的赞扬或批判的态度,而巧妙的语言运用更是鲜活地表達出所展现的观点和倾向。在《圣经》中“爱”是永恒的主题,因此人们常引用《圣经》词语来报答美好的愿望,如父母为孩子取名时Mose 是最欢迎的男孩名之一,因为在《圣经》中,Mose是拯救犹太民族穿越Sina 沙漠迁徙他国,最终摆脱奴役生活获得自由,Mose这个名字中包含着父母对孩童的希望之情。

(二)《圣经》典故语言活泼生动

《圣经》典故在活泼生动的语言中,体现事物深刻的含义。如 “An eye for an eye”(以眼还眼),在《圣经·旧约·申命记》的第19篇中,摩西受上帝之命,成为埃及奴隶中的以色列人领袖。他发令:“The punishment is to be a life for a life,an eye for an eye,a tooth for a tooth, a hand for a hand and a foot for a foot.”《圣经》典故中常蕴含丰富的象征意义,而活泼生动的语言避免了故事的单调、冗长与沉重感,继而流传至今仍被广泛的应用。

(三)《圣经》典故经常被英语语言文学引用

《圣经》是西方世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集中反映,《圣经》中的一些典故也常常被一些英语文学作品所引用,引用这些典故不仅能够突出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形象,还可以深化主题。如Adam’s ribs(亚当的肋骨):典出《创世记》第2章21-26节中:耶和华神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此典故将亚当的肋骨喻指女人。英国意识流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化用了这个典故:他惊愕地住了口,并摸了摸随风呼啸着的衬衫里面的肋部,“我的第十二根肋骨没有啦,”他大声说。因此,《圣经》典故对英语语言文学的创作有着非凡的意义。

三、《圣经》典故对英语语言文学产生的影响

(一)《圣经》典故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通过仔细的研究可以发现,英语中的大量的生活用语、成语、人名、传说等都是来自于《圣经》,这说明《圣经》对英语语言的产生和发展都起着关键而重要的作用。如orient(东方)、peacemaker(和平拥护者)等词汇就是来自于《圣经》。而《圣经》中出现的重要成语、习语或者故事、传说等也逐渐变成了英语语言中的相关成语、习语或故事。如意为避难所的诺亚方舟一词就是出自于《旧约》中。

(二)《圣经》典故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在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中,都能够找到《圣经》典故对其创作形成、思想主题、写作技巧、语言风格等方面不可磨灭的影响。如在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莎士比亚就通过对这两大家族间的世仇及两家儿女间的生死恋的描写,并采用悲剧的结局来表达“爱”能熔化一切罪恶的博爱基督精神。此外,在许多的英语文学作品中,也能看见《圣经》典故被广泛的引用。如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可见,在英语语言文学中《圣经》典故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三)《圣经》典故对英语语言文学学习的影响

《圣经》中包含着许多富有哲学性、知识性的内容,其中包括罗马法律、古希腊哲学以及犹太宗教等。这些丰富的内容不仅促进了英语语言文学的发展,而且也对学习英语语言文学带来了积极影响。在英语语言文学中有一些经常出现的词汇是来自于《圣经》典故中的,如鸽子、潘多拉的盒子等。因此在学习英语文学时,不能如同学习英语那样只限于简单的单词记忆、语法学习,还必须要加深对《圣经》典故的学习和掌握,从而在学习英语文学时才能全面准确的掌握其作品的主题及意义。

结束语:

如同儒家思想对我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圣经》典故对西方文化发展也同样起到了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其不仅丰富了英语语言的词汇宝库,还影响着西方人的思想、生活及政治等,并且这种影响不会随着时间和历史的演变而消亡。因此,不断加强对《圣经》典故的学习与了解,对进一步理解英语语言文学有着重要的作用,并能更好地学习并了解西方文化。

参考文献:

[1]平洪.张国扬.英语习语与英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2]蓝红.关于英语中《圣经》词汇的泛化及其汉译[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05.

[3]廖光蓉.圣经与英语语言文化[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李娟(1982-9—),女,汉。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助教。大学本科。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英语教学。

王丽芳(1980-4—),女,汉,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助教。大学本科。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英语教学。

王旭琴,(1982—),女,汉族,山西柳林人,硕士研究生,助教,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

《圣经》文化与典故 篇4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玛拉与丹恩历险记》,《圣经》,典故,象征

《玛拉与丹恩历险记》是当代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 (Doris Lessing, 1919) 的一部深受欢迎的作品。作品讲述了几千年以后的未来世界里, 冰川纪的到来使整个北半球被冰雪覆盖。玛拉与丹恩姐弟俩是位于南半球的艾弗里克洲南部某国的公主和王子, 在战乱中失去双亲, 靠族人帮助隐姓埋名的生活。随着旱情和沙漠化的不断加剧, 姐弟俩一路北上, 遭遇各种磨难, 终于到达西海处的某块绿地, 并和所爱的人一起过上了伊甸园般的生活。小说描写的历险过程和结果看似与《旧约·出埃及记》相似, 但其所要表达的主旨却截然相反。小说中人物历程可分为:在石村、出石村和定居西海三个部分, 与《旧约·出埃及记》的在埃及、出埃及和定居迦南的情节结构是相似的。但相似的结构所容纳的内涵却有截然相反。

以色列人在埃及备受法老奴役, “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 使他们因作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 是做砖, 是作田间各样的工, 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 (《出埃及记》1:15) 为使自己的子民摆脱苦难, 上帝在何烈山神示摩西, 让他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但是, 玛拉离开石村却是因为干旱这一自然原因, 而带领玛拉离开的是丹恩。摩西回到埃及是受上帝的召唤, 而丹恩回到石村找玛拉是出于人性中的亲情的指引。丹恩和摩西相比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没有拯救民族的大任, 只是为生存而逃荒。《出埃及记》中上帝显神迹, 在埃及降下血灾、蛙灾和虱灾等十灾才使以色列人能顺利离开;而小说中并没有任何神迹, 石村中昆虫改变天性, 水资源缺乏, 村民死去, 这一切只是天气恶化所导致的自然后果。但正如摩西对以色列人的重要, 丹恩的归来对玛拉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玛拉自己所说“如果你没来, 我可能就死了”, “火烧起来的时候, 我还想要和戴玛待在一起, 让火把我烧掉。”“我没有理由离开。没有地方可去, 再说我也很虚弱。” (1) 在丹恩的带领下, 玛拉踏上去北方的旅程。

以色列人在旅途中遭遇法老追杀、忍受饥渴、穿沙漠、过旷野, 一路饱经磨难, 玛拉与丹恩在旅途中也遭遇了这些。不同的是以色列人有上帝的赐福, 面对法老的追兵, 上帝兴起强风将红海海水两面分开, 当以色列人走过红海干地时, 上帝使海水淹没了后面的追兵;上帝使苦水变甜, 从天上降下玛拉。而玛拉和丹恩却靠自己、戴玛留下的五十块金币和族人的帮助对付一切。他们省吃俭用并付费作飞行器到达切洛普斯;靠族人找到并治愈吸毒的丹恩;丹恩顶替划桨人的位子省去路费;靠利比斯的帮助, 玛拉逃离妓院……所有灾难的逃离, 显示了平凡人类中爱的强大。在西奈山上, 上帝通过摩西, 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十诫。并以十诫为总纲, 上帝进而颁布了许多戒律和刑法细则。 (《出埃及记》20:2) 而在逃亡途中, 为了生存, 《圣经》中所要求的这些戒律和道德原则根本不起作用。为了生存, 丹恩偷走别人的食物;婚姻关系变得淡薄, 人们为了传宗接代而结婚;到处都是饿死的人和动物, 沙尘暴席卷了一切。上帝的拯救不见了。正因为这样, 小说通过最后围聚在玛拉周围的一群人在临近大海的农场自食其力的生活, 勾画出类似伊甸园般的生活。这生活不是上帝赐予的, 是他们坚强的信念、坚毅的性格、友情亲情和爱情的鼓励所结出的甜蜜的果实, 他们并不需要上帝。

出埃及的事迹强调的是上帝的拯救, 以色列民族也因此在思想和民族上实现了统一。但小说中, 强调的是人类自我的生命力量的显现。作为王室的惟一的两个年轻的后代, “玛拉和丹恩并没有像摩西那样创建一个信奉‘十诫’的民族国家来对抗邪恶的帝国, 相反, 这对皇室姐弟放弃了复国的重任, 最终栖居在安宁的农庄。” (2) 为了简单平凡的幸福生活而努力。

小说在第一章提到洪水, 但随着故事的展开, 始终在人生理和心理上显示强烈压制力的“渴”, 水的缺乏让人感到焦燥。让人想到《圣经》中关于洪水的描述。耶和华见人类在地上的罪恶很大, 决定通过发大水来消灭世上万灵万物, 他吩咐诺亚造方舟, “凡洁净的畜类, 你要带上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 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 可以留种, 活在全地上。” (《旧约·创世纪》7:2-3) 小说中的洪水的产生是山洪暴发, 所谓的诺亚方舟是早已存在的山头, 上面挤满个各自求生的动物, 没有洁净或不洁净之分, 洪水一天之内就消失了。不同于创世纪中洪水退后人类在富饶的土地上开始新生活, 代之而来的是不尽的旱灾。作品用这种相反的情节显示上帝是不存在的, 并借此表明:自然灾害面前, 人无能为力。

随着当今生态危机的日趋严重, 生态批评作为一门新的批评方法产生, 试图寻找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最后将这一根源上溯到《圣经》, 认为它已包含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 即认为世界万物都是以人为中心, 人是它们的主宰。生态思想家帕斯莫尔指出:“基督教鼓励人们把自己当作自然的绝对的主人, 对人来说所有的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的。” (3) 这点表现在《旧约·创世纪》中, 如“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1:26) 上帝造出亚当后说:“那人怎样叫各种活物, 那就是它的名字。” (2:19) 小说通过描写干旱和沙漠化的侵袭, 在否定上帝的同时也体现人在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没有水, 人类和动植物都丧失生命, 活着的人们纷纷为了水而迁移、发动战争, 而动物为了生存甚至改变了自己的天性, 如石村里的蝎子越长越大, 并开始攻袭人类, 蚕食死尸;昆虫会一起吃掉许多小动物等等。作品推翻了人类征服自然的那种自豪和肆无忌惮, 否认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强调自然的反作用力。小说警示我们:重视生态危机, 保护环境。正如玛拉在参观“博物馆之旅”时, 展室内的文字所言:“这些人根本不关注他们行为造成的后患。他们杀绝了野兽;毒死了海洋里的鱼;对森林滥砍滥伐, 使曾经遍地森林的国家一个个变成了沙漠、荒原。他们破坏一切可以触摸到的东西。他们的头脑可能出了问题。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古人确实应该受到冰纪的惩罚, 他们罪有应得。” (4)

但最后, 莱辛让玛拉他们六个人找到了海边的绿洲并幸福生活, 说明作者对人类的未来还是肯定的, 也让我们感到希望。

《旧约·创世纪》中提到“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她为女人, 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2:22-23) 将女性视为低于男性的地位。而玛拉与身边的男性相比毫不示弱。在石村, 村民包括强壮的村长库利克也因干旱而离开了, 但玛拉却为了戴玛留下并活了下来。当姐弟俩到达切洛普斯被抓住当奴隶的时候, 玛拉与丹恩被放在不同性别的奴隶群体里。在这里, 玛拉凭着她丰富的经历, 从小培养的敏锐性和观察力, 努力学习、并把自己所知道的教给族人、勤劳工作等等, 很快就受到族人的喜欢, 年纪轻轻就成为族人商量议事时不可或缺的一员。后来还找到了吸毒的弟弟并将他治愈。在查拉德与阿格雷人的将军沙比斯的交流中, 她敏锐的分析力, 丝毫不逊于将军。被与阿格雷人相敌对的亨尼斯人抓住后, 她表现得很冷静, 在边区守边防时, 她非常喜欢执勤。一路上, 作者通过丹恩来对比玛拉。玛拉试尝毒品后很快就不再受诱惑, 而丹恩成为瘾君子;丹恩想在半路留下买个大房子享受, 而玛拉坚守北上的决心;丹恩想在已经衰败的王室里留下, 做不切实际的梦, 玛拉让他清醒。一路上, 玛拉从没放弃, 直到找到理想中的绿洲。作品以玛拉这个生动的女性形象颠覆了《圣经》对女性形象的设定, 是女性独立的一种写照。

库利克是一个类似撒旦的人物。他似幽灵般如影随形地跟在玛拉与丹恩的身后。自从在石村遇到村长库利克, 在逃荒途中他就与他们不断相遇, 成为姐弟俩心中抹不掉的阴影:丹恩在他的引诱下贩毒到吸毒;玛拉被他抓到哈德隆人那里, 差点成为他们的生育工具;丹恩逃离军队后他带人一路追他想拿悬赏金;在北方, 他向旅店店家打听他们, 直到丹恩在与他的争斗中用有毒的刀刺伤他后, 才解脱。撒旦以诱惑试探人的欲望, 让人远离上帝走向堕落。但库利克引诱丹恩或想抓捕他的内在驱动力不是为了让他堕落或者获得他的灵魂。小说借无处不在, 无时不想害人的撒旦这一原型是想赋予库利克仅仅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行为的动因——种族仇恨。在莫洪迪族统治石人的国家, 两个民族相互仇视。作为石人头领的库利克自玛拉和丹恩这两个莫洪迪人到达村子后就一直有着敌对心理。比如, 把丹恩浸入水里、让玛拉磕头求他等等。所以, 作者在撒旦的形象外壳库利克身上赋予新的含义, 即种族问题无处不在、对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上带来的伤害。这一点在文中随处可见, 比如, 在玛拉小时候, 莫洪迪人就统治着民人;在切普斯特, 哈德隆人统治着莫洪迪人;在查拉德, 亨尼斯人与阿格雷人多年征战。而这也是对当今社会中的种族问题的反映。

通过以上分析, 小说通过《圣经》典故的反其效而用之, 赋予作品以新意, 使小说从反面消解《圣经》的宗教外延, 获得了深刻的隐喻性和现代启示性。既体现莱辛作为一名女作家关注社会问题的高度责任感, 也给人以不少的警示和思索的空间。

参考文献

①①[英]多丽丝·莱辛:《玛拉与丹恩历险记》, 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第104页。

②严志军:《<玛拉和丹恩>的解构之旅》, 《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 第44页。

③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研究》, 中国期刊网, 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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