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进展（共12篇）
理论进展 篇1
一、三化协调理论国外研究进展
工业、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思想基础萌芽于16世纪初, 基本理论初步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 经历了4个多世纪的探索过程。
三化协调发展的思想可追溯到16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莫尔提出的“乌托邦”设想, 经过20世纪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思想和赖特在《宽阔的田地》中提出的“广亩城”设想, 逐步使人们对城乡协调发展的认识深化。1954年,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论文, 标志着三化协调发展研究理论框架初步形成, 使三化协调发展研究逐步走向了应用。
1957年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中提出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和1970年约翰逊在《发展中国家空间组织》中论述了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 标志着实现农村与城市发展相互协调, 城乡一体化思想基本形成。1975年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在《发展的格局》中提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 工业化促进产业结构改变, 加快了城镇化进程, 导致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这是发展经济学中对三化协调发展最为明确的描述。1978年, 美国学者罗迪内利和拉德尔在《城市化与乡村发展》中详细论述的综合区域发展战略, 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实现城乡一体化进行了具体论述。1986年, 英国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在《城市经济学》中提出城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工业化, 工业化促进城市化。
二、三化协调理论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关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初,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的影响、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工业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等方面。
在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的影响方面, 黄铁平、徐扬、尹军、刘明国、彭荣胜分别从民工潮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方面对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对农业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表明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对农业及农村发展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 同时对粮食生产造成一定压力。钱津从农业现代化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出发, 提出了实现工业化需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 实现城镇化需以农业现代化为前提的研究结论。谢杰应用面板门槛模式对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门槛效益进行了分析, 指出我国城镇化过程长期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现实, 认为三化协调的重点是推进城镇化。孔祥智通过对英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历程的回顾, 对我国现阶段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进行了研究。
在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城镇化发展所造成的问题方面。李青、黄群慧、孙新雷、苏喜军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入手, 指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一致, 应从加快发展第二产业、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促进城镇化、工业化协调发展。王发曾、耿德建、刘满仓、金学良、陈彦光、杨迅周、张占仓分别从城镇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对城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提出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发展模式、发展机制及发展对策, 其主要观点对促进城镇化发展具有较强借鉴意义。
在工业化对区域经济影响方面, 苗长虹、冯德显、王淑湘、张教平、郜慧分别从工业化与人地关系、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工业化的发展形势分析、工业化带动落后区域发展、工业化与环境污染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提出推进工业化持续发展的对策。
在农业现代化方面, 张新光、张继承等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出发, 分别对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提出相应对策。
在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方面, 王思明、马恩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课题组、颜海林分别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翟雪玲、韩柱、王瑞波、徐志华、何平均对国外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夏春萍、曾珍香、穆东、王有国等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定量研究、实证分析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新兴工业大省、农业大省, 河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矛盾较为突出, 它们的协调发展事关河南省的兴衰。蔡世忠、王永苏、李海玉、张敬燕、宋伟、徐君、薛百战、耿明斋、张占仓等分别从三化协调的理论出发, 对河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万年庆、范辉、董栓成、杨迅周、吴旭晓、徐君分别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从评价指标体系、协调发展评价等方面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行了实证研究。
综上, 关于三化协调的研究, 国内外研究重点不一样。从已有文献看, 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的研究方面,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等方面。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河南学者中掀起了研究三化协调发展的热潮, 研究重点在三化协调程度的度量, 三化协调的发展重点, 而关于如何实现三化协调的途径研究不足。HK
理论进展 篇2
引言
要素禀赋指一国所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如果一国的要素禀赋（K/L）大于他国，则称该国为资本（相对）丰富或劳动（相对）稀缺的国家；反过来，他国则为劳动丰富或资本稀缺的国家。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又称资源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H－O模型。李嘉图的相对优势模型表明当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时，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效率）的差异使各国在不同的商品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当生产中投入劳动力和资本等多种生产要素时，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将使各国在不同的商品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将考察这一命题。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Heckscher）和其学生俄林（Bertil Ohlin）所提出的资源禀赋理论（Factor Endowments Theory），又叫H－O理论、H－O模型，它建立在对现实经济简单化、抽象化的严格模型设定基础上。
H－O模型假定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假定只有两种商品X、Y，且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商品，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商品。要素密集是通过对两种商品生产中投入的资本－劳动比率进行比较而确定的，资本－劳动比率（K/L）高的为资本密集型商品，资本－劳动比率低的为劳动密集型商品。还假定只有两个国家A、B，且B国资本充裕，A国劳动力充裕。要素充裕是通过对两国生产要素相对价格或生产要素总量相对比例进行比较而确定的，B国的资本价格与劳动力价格之比小于A国，则B国资本充裕，A国劳动力充裕；或者B国的资本总量与劳动力总量之比大于A国，则B国资本充裕，A国劳动力充裕。两国具有相同的偏好，有同一组社会无差异曲线。H－O定理表明资本充裕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相对优势，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商品上具有相对优势，一个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充裕和便宜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相对缺乏和昂贵的生产要素的商品。
要素禀赋论指狭义的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Heckscher－Ohiln theory，简称H—O理论又称要素比例学说（factor proportions theory）。该学说由赫克歇尔首先提出基本论点，由俄林系统创立。它主要通过对相互依存的价格体系的分析，用生产要素的丰缺来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和一国的进出口贸易类型。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开端，被誉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又一大柱石.俄林认为，在要素的供求决定要素价格的关系中，要素供给是主要的。在各
国贸1081董雪丽1081801105
1国要素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各国不同的要素禀赋对要素相对价格产生不同的影响：相对供给较充裕的要素的相对价格较低，而相对供给较稀缺的要素的相对价格较高。因此，国家间要素相对价格差异是由要素相对供给或供给比例不同决定的。
通过严密的分析，俄林得出了结论：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那些大量使用本国供给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价格就低，因而有比较优势；相反，生产那些需大量使用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的产品，价格便贵，出口就不利。各国应尽可能利用供给丰富、价格便宜的生产要素，生产廉价产品输出，以交换别国价廉物美的商品要素禀赋理论是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
规模生产的经济性要求生产规模大、批量大、标准化从而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差异化则要求小批量、多品种、多样化，从而减少价格参照系，为生产者提供操纵价格的余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意味着单位产品的成本比较高，难以达到规模经济效果。如果一国既希望获得规模经济效果，又希望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进行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能够扩大厂商的市场规模，因而大规模生产有了市场保障。国际贸易将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分散到各国的市场上去，在每一国市场上表现为各种产品的小批量供应。对于消费者来说，小批量的差异产品价格是比较低的，因而消费者的需求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这种国际贸易是建立在差异产品的基础上的，因此只要各国之间产品有差异，无论这种差异表现为何种形式，都可以成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基于要素禀赋的研究的发展趋势、研究热点和薄弱环节
1.1 研究趋势 随着要素禀赋研究内容的不断深入，要素禀赋理论研究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趋势。一是要素禀赋理论研究内容空间范围的放大，要素禀赋理论研究已经从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和对国家、地区分工的影响研究逐渐转向基于要素禀赋理论对国际贸易、产业经济、经济发展影响、企业组织发展等众多领域。二是要素禀赋理论具体问题研究和具体领域的细化，对于要素禀赋理论与具体实践运用的研究已经从传统的定量分析手段转向以实证分析为主，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更为科学、完善，研究领域更加细化、深入。三是要素禀赋理论与实践应用研究的梯度升级，无论是对于要素禀赋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于实
践具体领域的研究，逐步上升到发展战略层面，对具体应用领域具有重大的指导性作用。
1.2 研究热点 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条件下，资源要素禀赋理论与发展战略的研究存在以下热点：
1.2.1 国际贸易领域 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趋向于从要素丰裕度和要素密集度角度考虑，分析国际贸易中世界各国或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及其对本地区贸易产业结构影响。当前要素禀赋理论在国际贸易的重要理论支撑和组成部分，在相关研究和分析上更加注重对国家或地区要素禀赋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通过动态比较优势分析，为相关国家或地区选择适宜本国家或地区贸易产业链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指导。
1.2.2 产业发展与产业经济 产业经济是近些年来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信息元素催生了新的产业的诞生、发展，也使一些传统产业面临两难的发展境遇。随之信息技术的推进，世界经济和产业链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影响着各国家和地区产业格局的调整和重组。产业发展与产业经济的战略调整成为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在此背景下，要素禀赋条件对地区产业发展与出口的影响、要素禀赋条件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比较优势的形成、信息资源禀赋要素在传统与新兴产业中的价值体现等促进了要素禀赋理论在产业发展与产业经济中的研究和应用。
1.2.3 企业组织应用 要素禀赋理论在微观企业组织层面发展战略研究是近年来要素禀赋理论较为深入和关注的具体领域之一。企业组织资源禀赋条件对企业未来发展战略方向的支持、基于现有要素禀赋条件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要素禀赋条件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组织发展影响、要素禀赋结构审计转变对乡镇企业产业升级、基于要素禀赋条件的企业组织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成为当前要素禀赋理论在此领域研究的热点方向。
1.2.4 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 随着当前产业结构升级、社会转型发展、二元经济结构较为突出的时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地区可持续发展等成为相关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方向和内容。如何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充分运用地区资源禀赋条件来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要素禀赋理论的又一研究热点领域。
1.3 薄弱环节
1.3.1 基本理论研究进展缓慢 要素禀赋理论的基本框架可以概括为两个核心概念和四个基本定理。两个核心概念是要素丰裕度（Factor Abundance）和要素密集度（Factor Intensity），四个基本定理则分别是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HO）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Factor PriceEquilibrium，FPE）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
（Stolper-Samuelson，SS）定理和雷布津斯基（Rybcznski）定理。通过相关文献搜集和资料查阅，发现近些年要素禀赋理论精湛缓慢，有突破创新方面较少，更多的倾向于要素禀赋理论对具体领域或问题解决的研究。
1.3.2 区域化研究重视不够 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区域经济合作与联系更加紧密。随着世界不同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通过建立相关问题解决机制，在解决地区贸易、经济发展等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基于要素禀赋的区域化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更多还是基于区域经济主体利益关系来研究区域问题。
1.3.3 经济空间及产业布局研究不足 经济空间的研究是经济学领域目前研究比较热门的领域之一，但目前的经济空间研究更多的是从区域经济地理的角度来进行考虑，要素禀赋只作为经济地理在经济空间领域研究的一个因素来对待。此外对于产业布局的研究，经济学者更多的从产业经济学角度来研究产业布局问题，资源禀赋要素在产业布局中的影响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和作用力。相关政策建议
2.1 基于要素禀赋的小企业发展战略政策建议 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企业密集与劳动密集度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其使用资源的资本劳动比越来越大，即等量资本吸纳的劳动越来越少。因此，中小企业在要素禀赋上应采取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战略模式，发挥中小企业本身劳动丰裕的比较优势。同时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其一是降低创业的壁垒，其二是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有利的融资环境。
2.2 基于要素禀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人力资源要素禀赋很高、信息技术和科研转化为生产了的能力很强，对外贸易较中西部地区有很大区位要素禀赋优势。中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还只是潜在的资源，还需要经历向现实资源的转化。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但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在比较优势战略下，区域协调发展应采取“梯次推进”的战略，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协调发展。
2.3 基于要素禀赋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优化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增长迅速，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国家整体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产业结构也由开始的第一产业为主，发展到了第二产业高速发展，同时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
重迅速上升的新阶段。根据当前要素禀赋条件，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以此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分发挥政府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采取良好的产业政策，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
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要素禀赋结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石。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确定本国的比较优势，通过发展有自生能力的产业来参与国际贸易、积累资本财富的发展战略才是科学的发展战略；赶超的发展战略虽然看起来前景美好，但因为要素禀赋的限制，其对经济发展还可能有反作用，欲速则不达。
中国30年改革开放，正式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的结果。随着资本的积累和时间的推移，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正确的认识和把握我国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动态的调整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是我们国家保持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本土市场上的竞争也越来越具有国际市场竞争的特点。在竞争日趋激烈和技术周期日益缩短的情形下，研发投资和制造投资的折旧年限也在不断缩短。为了尽快收回投资和降低成本，某些研发成果一旦具备了商业成功的可能性，并且能够和东道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有机结合，就会迅速投放到东道国市场上，以期在短时间内迅速收回成本。因此，全球化背景下，产业转移的方式就可能由以往只转移成熟技术，发展到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任何阶段都会发生转移。中国制造业应在发挥自身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积极介入跨国公司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在“干中学”中不断积累内生的比较优势，并在某些关键产业环节和关键技术领域整合技术创新资源，实行跨越式发展，从而全面提升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并由此享受升级所带来的各种利益。
从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变化可以看出，国际产业转移的要素禀赋论的内容不断的趋向于资本、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管理等方面，而生产要素禀赋论本身的内在假设、产业集聚、市场本身的不完善性等其他方面形成了国际产业转移本身的刚性，而且特别是一些新要素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的传播与移植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壁垒。但国际产业转移的刚性不但没被证明是产业转移趋势的阿基里斯之踵，而且正如开篇所提出的，国际产业迄今已经经历过几次转移而且正有新的发展趋向，那就是知识化、科技化、高度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意味着国际产业转移刚性并非不可突破，对国际产业承接国而言，就要不断进行市场化改革，使经济趋向良性循环，国际产业转移要承接有“方”，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培养新要素产业的竞争力，进行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着力培育自己的动态比较优势，建立钻石般坚固的国家竞争优势体系。
心理理论任务范式的进展研究 篇3
关键词：心理理论;错误信念;经济互动;矩阵博弈;计算建模
一、引言
心理理论是指个体对他人心理状态 （如愿望、意图、信念、情绪等） 的推理与认知能力，即个体凭借一定的知识系统对自身或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推测，并据此对行为做出因果性解释与预测的能力。心理理论的早期研究，包括对概念的解释、对任务范式的设计与应用及对一些事实的描述等，都是围绕儿童进行。此后，随着心理理论毕生研究取向观点的提出，心理理论才得以在更广阔的空间蓬勃发展，并在一些特殊领域，如自闭症患者[1]、帕金森病患者[2]以及其他精神障碍患者[3]等群体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心理理论的研究范式
心理理论作为认知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已有很多任务范式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其进行了探索。这些任务范式难度不同，适用对象也不同，现将主要的任务范式总结如下。
（一）心理理论的经典研究
1.“错误—信念”任务
1983年，Wimmer和Perner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有关心理理论的问题，并首创了经典的“错误—信念”研究范式[4]。错误信念任务可以说是儿童心理理论的起源性研究内容，也是最重要的研究角度之一，这种范式的提出和使用，为心理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方法学基础，同时也引领了其他相关研究。
一级错误信念包括“意外转移”和“欺骗外表”两种任务。在设置的意外内容任务或意外地点任务中，儿童的信念是真实的，他人的信念是错误的，然后询问儿童他人的想法或行为。如果儿童能够认识到他人将按错误信念行动，那么儿童就具有了一定水平的心理理论。
为了对更高水平的心理理论进行测查，需要增加错误信念任务的难度。为此，研究者根据“错误信念”的嵌套关系，发展出了二级错误信念，即个体对他人关于另外一个人的信念的推断或认知。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儿童对二级错误信念的理解能力比一级错误信念晚两年，8岁是儿童获得二级错误信念的关键年龄[5]。
2.失言识别任务
用错误信念任务研究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所能探讨的仅局限于幼儿阶段，而非年龄更大的群体。为了测查年长个体心理理论的发展，Valerie E. Stone 女士和她的合作者首先提出了“失言识别任务”的范式[6]，用来测量7～11 岁儿童的心理理论水平。
失言情境的操作性定义是：说话者的言语内容可能是听话者不希望知道的， 并且产生了说话者不希望得到的消极后果。在Stone等人设计的任务中， 给被试随机呈现20个故事，其中10个故事含有失言情境，另外10个是控制故事，即无失言情境。每个故事后附有8个问题，其中第一至第四个问题是失言问题，第五和第六两个问题考察对移情的理解，其余两个问题是控制问题。如果被试能够准确理解故事中主人公的失言行为，说明被试的心理理论水平较高。相反，如果被试对故事中主人公的失言没有觉察，则说明被试的心理理论水平较低。失言识别任务分成人版和少年版，因而测试范围更广。
（二）心理理论研究的成年个体范式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心理理论发展的内在机制、制约因素等。同时，心理理论毕生发展观点的提出也使得心理理论的研究将关注焦点投向了青少年、成年人及老年群体。但是，很多考察儿童心理理论的实验任务相对于成人来说太简单，于是研究者们又编制了一些更适合测查成人心理理论的任务范式。
1.“从眼神中解读心理”任务
Baron-Cohen， Wheelwright 和 Jolliffe最先创造了測验成人心理理论的方法——“眼神中读心测验”，简称“眼测验”[7]。测验要求被试根据照片中人物的眼睛区域推断人物的心理状态。2001年，Baron-Cohen等人又对该实验任务进行了修订。用该实验任务对自闭症成年人进行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不能顺利通过这项任务;但在其他研究中，使用其他面部特征时，自闭症患者和正常个体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对于自闭症患者，他们通常会回避与他人的眼神交流，基于视觉呈现的刺激对他们来说是无效的。由此，Sabbagh 和 Seamans采用了基于听觉刺激的“声音心理状态辨别任务”，此任务范式不仅适用于正常成人，也适合研究自闭症患者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推理能力[8]。
2.从视频中解读他人心理
用静态图片作为实验材料来考察个体心理理论的发展并不客观，或者说，测查到的个体的心理理论水平与个体的实际水平有出入，并不具真实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面对的对象是活动的，显然，采用静态图片缺乏生态效度。为此，研究者采用视频的方式来探査个体心理理论的能力。很多研究者采用了电影片段的动态任务，来测查个体推断电影片段中对象的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和心理状态的能力，主要任务包括解读电影中的心理、对电影的社会认知评估测验、尴尬时刻测验。虽然用动态影片作为实验材料与现实接近，但是，利用电影片段不可避免地涉及被试的执行功能和逻辑分析能力，这些将作为无关变量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另外，正确答案是由专家制定，专家的社会规范和习俗也将是影响该测验有效性的因素之一。
3.移情准确性任务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学者们设计了一项用来测量心理解读能力的有效方法，即移情准确度任务。该方法由Ickes等人提出[9]。该任务范式要求被试观看具有相同背景的交流互动视频，并让被试推断视频中目标人物的思想和情感。该范式在测量个体的心理理论能力方面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方法，但是这种设计与日常的心理解读也存在差异。因为被试只是作为观察者而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情境中。他们推断的是观察中的个体，而不是与其真正交流的对象。修订后的移情准确度任务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改进。在成对交谈设计范式中，每个被试都行动起来，作为情景中的一员进行互动，而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研究发现，自闭症成人被试在该范式中的推理能力与正常成人没有差异。Gleason等[10]的研究表明，移情准确度分数越高的青少年，他们拥有同伴友谊的可能性越高且质量越好;而那些在移情准确度任务中得分较低的青少年，其友谊质量也较低，而且在社会问题上存在一定问题。这一研究对调整青少年积极健康的个人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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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济互动游戏
以上实验任务基本都是在“非即时”状态下要求被试进行推理，并没有在“即时”状态下投入到现实的社会互动中进行推理。于是，很多学者采用经济互动游戏来直接测查被试在真实互动情境中的心理推论能力。典型的经济互动游戏包括最后通牒和囚徒困境两种任务。两种任务用不同的方式考察游戏者的合作意图。
在最后通牒游戏中，两个匿名的游戏者各分一笔钱。一个游戏者充当提议者，决定如何分配钱;另一个人是接受者，他有权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提议者的分配方案。如果接受者接受提议，则两人得到提议的钱;如果接受者拒绝提议，则两人都得不到钱。在囚徒困境任务中，两个游戏者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选择：合作或竞争。每个游戏者所得的钱数取决于两个人的决定：通过欺骗，个人所得最大化;通过合作，集体所得最大化。两个游戏中，被试目睹同伴的决定，并需要探求同伴的意图，从而进行下一步的选择。
（三）心理理论发展研究的新范式
随着心理理论建模方法探索的深入，一些更客观、更灵活的研究方法应势而生，如近几年被广泛应用并扩充的认知计算建模及矩阵博弈，为心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1.认知计算建模
认知计算建模[11]重在研究可以模拟人类认知功能的计算原理和方法。该理论认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心智皆是可计算的，大部分以推理为基础的模型都需要遵循人是以达成目标最大化来行动的这一假设。计算建模通过对被试的信念以数学方法做一定精度的逼近，并以自身的算法和层次对心智推理过程进行模拟，提供了对心理理论进行精确量化的可能。计算建模的灵活性、解释能力、建模技术以及方法学上的多样性对心理理论发展的探测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今后深入探究。
2.矩阵博弈
有研究者认为，对他人主观世界的推论不应仅仅局限在与社会性交往相关联的范畴，在一些其他领域，如政治、经济、法律等所有关系到人与人竞争与合作的领域，都涉及对对方思维活动的判断。Yoshida，Dolan和Friston基于最优化控制和博弈理论提出了“心理博弈理论”模型[12]。该范式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手段之一，由博弈者、所有可能的结果以及各个博弈者在所有可能结果下得到的奖励值三个部分组成。在决策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博弈者的决策都会影响到其他参与者的选择，个体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优化，就需要对他人的心理活动进行推测，从而根据他人可能的决策来选择和调整自己的决策。但是这种猜测是交互的，因为对方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判断推测并选择其最优决策。这种博弈过程可以通过直接的认知测量推断博弈者的思考等级，从而得出心理理论推理的等级[13]。
三、存在的不足及展望
随着心理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类任务范式推陈出新，不断适应着发展的需求。研究对象从儿童到毕生取向，研究内容从与社会性交往相关联的范畴到政治、经济等更广阔的领域，范式结构从故事情景向即时互动及建模方法论空间发展等。但发展中仍有不足，并可在更广、更宽的领域进一步探索。
首先，实验测查的内容应着眼于心理理论中信念以外的其他更复杂的心智活动，如欺骗和讽刺理解等，并可设计出囊括愿望、情绪、意图等在内的多种实验任务。
其次，目前存在的任务范式多数只能解释心理理论的某一成分或某一单独活动，理论模型呈现碎片化、分裂化的倾向。对同一个实验结果，由于研究者建模的出发点和本身思维的差别，所做出的解释也可能大相径庭。可以说，所有这些模型都只从某个角度接近了“部分真理”，这显示着这一领域中一个统一的核心机制的缺乏。
再次，对任务范式的使用，目前仍存在着数据采集和客观评价的问题，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在脑成像研究中，统合心理理论的各种模型，探究心理理论的深层机制，利用已有的计算方法对心理理论发展的数量级做出更精确的评估，等等，所有这些都在未来的研究中等待着新的尝试。
最后，实验任务情境为西方文化背景，缺少本土化修订。因此，在本国文化背景下发展本土化的心理理论任务范式将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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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 / 丁 尧 终校 / 王晶晶
拍卖理论研究进展述评 篇4
拍卖一词源于希腊语“augere”, 原意是“增加”, 是市场参与者根据报价按照一系列规则决定资源的分配和价格的一种市场机制 (Mc Mee和Mcmillan, 1987) , 主要包括英式拍卖, 荷式拍卖, 一级价格密封拍卖和二级价格密封拍卖四种基本形式。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价格发现机制之一, 拍卖起初只是被人们用以出售一些不经常用或者是稀有的物品, 后来逐渐开始在很多资源的分配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当代社会, 随着人口激增, 资源紧缺等问题愈演愈烈, 金融, 土地, 原材料以及人才市场的资源的有效分配问题也愈发显现。深入研究和了解拍卖及其内在机理, 对促进人类社会资源优化非常关键。
二、传统的现场拍卖研究进展回顾
关于拍卖研究最早的两篇开创性文献出现在1956年和1961年:Friedman (1956) 提出求解第一价格密封投标中的最优竞价策略的模型;Vickrey在1961年首次运用博弈论处理拍卖问题并取得巨大进展, 极富预见性地提出了拍卖理论中的多个关键问题, 引导了拍卖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
Vickrey (1964) 提出了著名的“收入等价定理” (Revenue Equivalence Theorem, RET) , 正是该理论为其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奠定了拍卖理论研究的基础。Vickrey认为, 无论竞买人是否对称, 英式拍卖导致配置结果是帕累托有效的;竞买人对称时, 荷式拍卖也是帕累托有效的, 而如果竞买人非对称, 荷式拍卖的配置结果很可能是无效率的, 同时荷式拍卖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在战略上是完全等价的。总之, 收入等价定理认为, 在基准拍卖模型下, 对于卖方来说, 4种拍卖 (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第二价格密封拍卖) 方式获得的期望收益是相同的。
然而相悖于收入等价定理的是, 研究者在实践中观察到英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明显更受青睐。这是因为在实际的拍卖中, 基准拍卖模型中的基本假设条件通常很难满足, 故4种拍卖方式所获得的收益往往是不同的。因此, 研究者通过对假设条件进行放松进一步探究了拍卖的核心定理:
(1) 风险厌恶:一旦放弃买卖双方都为风险中性的假设, 第一价格拍卖就具有了某种收入优势。
(2) 非对称性:如果放弃竞买人的估价服从相同概率分布的假设, 第二价格拍卖下仍然是股价最高者得标, 第一价格拍卖却未必如此。Maskin和Riley证明, 强势买主更愿意选第二价格拍卖, 而弱势买主更愿意接受第一价格拍卖。
(3) 合谋行为:理论假定竞买人之间的博弈是完全竞争性, 但是在实际拍卖中, 竞买人或投标人之间完全有可能勾结起来达成隐性或明确的合谋协议。
(4) 败德行为:在密封拍卖中特别容易产生拍卖人与竞买人勾结起来损害卖主利益的败德行为。第二价格密封拍卖中还存在拍卖人损害赢家利益的败德行为。
此后, 研究者又基于实践中更多地观察到的是多物品拍卖的问题开展了多物品拍卖机制的设计问题的研究:Maskin和Riley认为, 如果竞买人对多个单位感兴趣或者可以递交向下倾斜的需求函数, 会使收入等价定理不成立。
三、新兴的网上拍卖研究进展回顾
伴随互联网经济的热潮, 网上拍卖应运而生。相对于传统拍卖, 网上拍卖无需特定场地, 以“结标时间”取代“竞标时间”, 网络价格更透明, 配备电子服务以及有多种定价方式。传统的拍卖理论关注各种不同拍卖方式的分配效率和期望收益。而在网上拍卖研究更关注虚拟环境下信息分享和信任问题。由于网上拍卖容易访问高质量的数据和灵活便利的贸易机制, 使越来越多的理论与实务被进一步探讨,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网上拍卖的信息不对称性:网上拍卖市场中, 买方不能完全观察标的的全部特征, 这使得买方很难评价物品的质量, 故中标的竞买人往往会出现“赢者诅咒”的现象。Yin (2003) 发现在共同值第二价格拍卖中, 竞买人的竞价行为强烈依赖于竞买人对物品的估价信息。
(2) 网上拍卖的拍卖方式:许多网上拍卖站点使用的拍卖方式并不都是现场实验或结构化经济计量模型的结果。3个主要的网上拍卖站点 (e Bay, Yahoo, Amazon) 都使用英式拍卖方式。Lucking-Reiley发现, 英式拍卖方式之所以在网上拍卖网站中如此流行的原因在于大多数网上拍卖是共同值模型。
(3) 网上拍卖的保留价:卖方通过恰当地设置保留价格或起拍价能显著地增加卖方的收益:Bajari和Hortacsu (2003) 发现在网上拍卖中, 设置秘密保留价格可使卖方的收益比期望收益高l%。
(4) 网上拍卖的竞价策略:网上拍卖竞买人常用的一种竞价策略是“狙击”, 即在拍卖结束前的最后时刻提交出价。对于“狙击”, 学者给出了三种主流的解释。其一是由Ockenfels和Roth给出的, 在近似独立私有值的环境下, 最后时刻出价是竞买人对付卖方的一种“战术合谋”形式;其二也是由Ockenfels和Roth提出的, 他们认为最后时刻出价是有经验的竞买人对付缺乏经验 (或第一次进入拍卖领域) 的竞买人因为不理解规则而胡乱跟进出价的策略;第三种解释是基于共同值模型, 即某个竞买人会根据其他竞买人的私有信息更新对物品的估价。
四、拍卖研究进展的未来展望
根据拍卖研究进展的回顾, 我们发现以往拍卖研究存在一点不足和两大研究严进趋势。
拍卖理论跨文化视角研究的欠缺。传统的拍卖研究多聚焦于西方社会, 并假设拍卖的参与者是同质的。但事实上,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拍卖竞价者很可能因为不同的个性和习俗而导致在拍卖中不同的反应, 以往研究并未对此类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 未来的研究应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的个性和动机的差异对拍卖行为决策的影响, 如中美文化差异下的拍卖行为差异。
拍卖研究演进趋势一:虚拟网络拍卖研究的兴起。回顾以往研究, 我们发现网上拍卖的兴起大大拓展了拍卖研究的广度, 深度和灵活度。研究者可以基此探究拍卖在更多领域的应用。此外, 网上拍卖形式的简洁和易操作性, 也为研究者进行相关实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设计参照, 以探索新的拍卖机制。而网上数据相比现场数据的易得性, 也为研究者进行实时数据分析提供了便利性。
拍卖研究演进趋势二:从传统经济学视角转向交叉混合学科视角以及心理学视角。在近半个世纪的拍卖研究中, 拍卖理论从原先的纯经济学议题逐渐扩展成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命题, 很多心理学家, 社会学家加入了这个研究领域。传统的经济学的确在理性的前提下对拍卖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然而, 现实的拍卖参与者往往是有限理性的, 因此, 拍卖理论需要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视角补足, 以更全面的揭示拍卖下决策行为的复杂机制。目前Ku (2005) 和Malhatra (2009) 等人, 已经通过提出“承诺升级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和“竞争激起 (Competitive Arousal) ”等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来补充理性选择的拍卖决策模型。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尝试从多个学科视角研究拍卖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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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进展 篇5
基于光谱理论的作物营养诊断研究进展
随着光谱技术的发展及其自身的优点,应用光谱技术在作物营养诊断和养分估测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本文概要地介绍了植物光谱诊断的原理和生理基础,总结了高光谱数据的提取和处理方法;着重评述了光谱技术在作物氮、磷、钾和其它营养元素的.营养诊断和养分含量估测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和进展.文章指出,氮素营养的光谱诊断研究较多,提取出一些敏感波段,建立了光谱指数,并初步得到验证;磷钾营养的光谱诊断研究相对较少,并且结论也不统一;其它营养元素的光谱诊断只是略有涉及,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还就当前作物营养光谱诊断研究的重点以及光谱数据采集和建立养分预测模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应用前景.
作 者：王磊 白由路 WANG Lei BAI You-lu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100081刊 名：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ISTIC PKU英文刊名：PLANT NUTRITION AND FERTILIZER SCIENCE年，卷(期)：12(6)分类号：S121 O657.3关键词：植物营养 高光谱技术 光谱诊断
理论进展 篇6
【关键词】机械设计理论；设计方法；发展趋势
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制造业也开始向国际化水准靠拢，市场竞争不断升级，市场对机械产品的质量、结构、功能、性价比以及外形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由于环境资源的制约，要求市场上有更多资源节约型、可持续发展的机械产品不断涌现。这代表我们在新的市场形态中面临着新的机遇，同时又存在着极大的危机。因此，提高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水平，提高产品的质量，满足国际化、动态化、环保化的高性能高质量产品要求，成为时下我国制造业的一大重要任务。加强现代机械设计理论方法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显得十分重要。
1.我国现代机械设计理论和方法的现状
据2010 年统计，我国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已居世界第二位，这说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但远不是世界制造强国。 这是因为我国的机械产品不仅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乏自主创新产品，而且在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机械设计水平虽然有较大的进步，但与发达的美德日等工业化强国相比，仍然相当于他们六七十年代的水平。我国机械制造业的落后说明了我国在机械产品设计理论、方法和技术领域的落后，这也说明了加快发展我国机械产品现代设计理论方法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机械行业为了打造“数字化”和“信息化”工厂，许多企业花巨资购买了世界高端的CAD/CAM/CAE 软件，如AUTOCAD、PR0/E、UG、ANSYS和ADAMS 等，并培训了一大批机械设计人员。但很多企业在CAD 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仍有很大局限性，他们仅仅是利用CAD 进行工程绘图，只实现了机械设计的“甩图板”目的，而三维CAD/CAM/CAE、仿真设计等应用却很少。采用先进的CAD 软件进行工程绘图或做产品结构优化计算，确实能减轻设计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机械设计效率，但机械设计不等于计算，也不等于机械制图加计算，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目前机械设计水平低下的问题。在机械产品生命全周期中，由于设计成本只占制造总成本的3%左右，而设计阶段决定了产品的结构、功能、质量、成本、可制造性、可维修性等主要性能指标，所以设计阶段决定了产品整个成本的70%左右，制造阶段及后续其他相关阶段只决定约30%的总成本。因此大力开展现代设计理论方法的研究，并把现代设计理论方法在我国制造业中推广使用显得非常有必要。
2.现代机械设计方法理论的范畴
现代机械设计理论和方法是对传统设计方法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它是将机械技术、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和管理科学等有机地加以综合，形成的一门多学科、多专业相互交融的系统设计科学。如果从系统的观点分析，现代机械设计理论和方法又是一个由时间维、逻辑维、方法维组成的三维系统。时间维反映了产品规划、方案设计、技术设计和加工设计流程的时间顺序；逻辑维是指解决问题的逻辑步骤，现代机械设计采取先分析、再综合、然后评价、最后决策的步骤；方法维是指机械设计设计过程中的各种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现代机械设计采用各种先进的设计理论方法，使机械设计进入优质、高效和创新的新时代。现代机械设计具有的范畴如下：（1）信息论方法。如信息分析法，技术预测等。（2）系统论法。如系统分析法，人机工程等。（3）控制论法。如动态分析法等。（4）优化论法。它是现代设计法的目标。（5）对应论方法。如相似设计、反求工程设计等。（6）智能论方法。如CAD，计算机辅助分析等，它是现代设计方法的核心。（7）寿命论方法，如可靠性和价值工程等。（8）离散论方法。如有限元和边界元方法。（9）模糊论方法。如模糊评价和决策等。（10）突变论方法。如创造性设计等，它是现代设计方法的基础。（11）艺术论方法。如艺术造型等。
3.现代机械设计方法理论的特点
传统机械设计方法设计者是根据机械设计的任务和目标，以生产经验数据作为设计依据，运用一些基本的设计计算理论，采用模拟、类比、试凑等方法进行设计。由于试验和测试条件差、技术水平低，整机的性能分析也难以深入，因此新产品的研发往往需要经多次试验和修改，从而造成产品设计时间长、耗费大、所谓满意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等问题。而现代机械设计理论与方法是在多学科（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系统工程、计算机技术等学科）支持下，研究机械设计规律、设计技术和工具、设计实施方法的工程技术科学，它具有下列特点：
（1）创新性。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生存、发展壮大的前提。现代机械设计依托的是先进设计理论和设计工具，它能使设计者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使设计者灵活运用各种创造性的手法，开发出高质量、低成本、服务优且符合环保概念的产创新品。
（2）系统性。 现代机械设计注重用系统的观点来看待设计问题它既考虑产品本身，还考虑对系统和环境的影响，即注重人-机-环境的大系统关系。
（3）动态性。传统机械设计只考虑产品的的静态特性，而现代机械设计需要同时考虑产品的静态和动态特性。
（4）前瞻性。在产品设计初期，现代机械设计不仅考虑产品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和各个阶段的性能要求，同时还考虑系统和环境的影响。这种具有前瞻性的设计可以让人们及早发现产品的潜在缺陷，将可能发生的机械故障减小到最低程度，它能保证自然生态资源的平衡，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例如，电动汽车的出现就是一个反映现代机械设计具有前瞻性的例证，在电动汽车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既考虑了有关电动汽车的技术问题，又考虑了驾驶操作方便、乘客安全舒适以及动力燃料供应、城市布局、道路发展规划等社会问题。
（5）多学科理论和技术的交融性。 现代设计理论方法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它交叉与融合了现代设计方法学、可靠性设计技术、有限元方法、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工业造型设计等多种学科。例如，可靠性设计涉及产品设计、生产、使用、管理、贮存、运输等各个环节，它是将概率与统计理论、失效物理和机械学等多种学科有机相结合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由于现代机械设计理论方法具有多学科理论和技术的交融性，因此现代机械设计减小了传统设计中经验设计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了设计的主动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6）并行化、自动化、计算机化。传统设计方式是由许多部门用串行工作方法参与设计，由于信息是串行的，采用人工检索资料、手工计算和绘图，因此易造成大量返工，且质量难保证，设计过程漫长。现代设计方法是新理论与计算机应用相结合的产物，采用计算机化后可进行并行设计，可把人们的经验、智慧和创造力与计算机高速运算的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随着计算机软硬件的发展以及工程数据库、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机械设计数据的准确性、稳定性大大提高，提高了工程技术人员的设计效率，设计手段也更加精确，设计方法更加现代化。
4.我国现代机械设计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方向
随着市场需求的多元化与产品质量标准的不断提高，我国现代机械设计理论方法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总体来说，我国现代机械设计理论方法将在以下几个方向进行发展：（1）在性能上向高精度、高效率、智能化的方向发展；（2）在功能上向小型、轻型、多功能化方向发展；3）在层次上向集成化方向发展。具体来说，我国现代机械设计理论方法的发展机械设计对象由单机走向系统，设计要求由单目标走向多目标，产品设计周期缩短；设计所涉及的领域由单一领域走向多个领域；产品设计由自由发展走向有计划的发展；设计工作的人员从单人走向小组；设计的发展要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绿色设计思想。
5.结论
理论进展 篇7
现有网络的数据传输方式大都是基于存储-转发式的,一个节点从上游节点收到数据后,再直接转发给其他下游节点。传统的信息论观点认为,为了提高传输效率,数据在传输前需要用信源编码压缩,而为了提高可靠性,需要用信道编码添加冗余。这些编码操作都是在传输前由发送端完成,而解码是在收到数据后,由接收端完成。在很长的时间内,在网络的中间节点对数据信息进行编解码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2000年Ahlswede等人[1]提出的Network Coding理论表明,存储-转发式的传输方式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的性能。从网络信息流的角度看,网络中的任何节点都可以对收到的数据信息进行编码操作,而不限于简单的转发。与信源编码和信道编码相对应,在网络的中间节点对数据信息的编解码称为网络编码(Network Coding)。
一个简单的Network Coding例子如图1所示。网络中有一个多播连接,节点S发送两个比特b1和b2到接收者t1和t2,网络中的链路都只有单位带宽。在传输中,节点R3对收到的数据进行编码,符号“+”表示异或操作,最后t1和t2都能恢复出b1和b2。这样,S就能同时发送两个比特到t1和t2。很显然,如果不用Network Coding,由于从节点R3到R4的链路的带宽限制,S只能同时传输一个比特给t1和t2。
利用网络中间节点的编码功能,多播的速率得到了提高。Network Coding是更为广义的传输方式,简单转发可以被认为是编码的一种特例。
Network Coding理论近年来吸引了广泛的研究。本文从理论和应用两方面分析了目前Network Coding的研究进展。
1Network Coding理论
Network Coding的提出,最初是用来解决网络中的多播最大流问题。给定一个网络,用有向无环图G(V,E)表示,其中V是节点集, E是链路集。一个多播连接包括一个发送者S和一个接收者集合T。集合V-T-{S}中的节点不是接收者,但是可以参与数据的转发,称为Steiner节点。一棵以发送者为根节点,连接所有接收者的多播分发树称为Steiner树。
如果不用Network Coding,求整个多播组的最大速率是Steiner树的Packing问题[2],也就是在网络中寻找能提供最大速率之和的多棵Steiner树的集合。该问题是NP-hard的。作为特例,当|T|=1时,也就是只有一个接收者,单播的最大速率根据图论中的最大流—最小切定理,可以用多项式时间的算法求得,例如Ford-Fulkerson算法。
Ahlswede等人提出了Network Coding理论,并作了证明,通过在网络的中间节点加入编码操作,如果每个节点t(t∈T)都能独立达到速率h,那么,利用Network Coding,整个组也能达到速率h。也就是说Network Coding能保证整个多播组的速率可以达到最差接收者的最大速率。Koetter等人[4]用代数的方法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Li等人[3]进一步证明了线性Network Coding就可以达到该最大速率。线性Network Coding具有计算复杂度低的优点,节点对收到的数据信息进行线性的编码操作后再转发给其他节点。
线性Network Coding的编码过程如下。源节点s有h个数据块X=(X1,X2,…,Xh),假定每个数据块就是Galois域上的一个元素。Galois域是一个包含有限个元素的域,对其上元素的操作都是闭合的。在网络中传输的任意一个数据块Yj都是原h个数据块的一个线性组合,Yj=∑
编码后的数据块仍然是Galois域上的一个元素,编码的过程实际是把原数据块的信息进行组合,从而编码后的数据块包含所有原数据块的部分信息。
网络的中间节点可以对编码后的数据块再进行编码。假设节点t收到了k个编码后的数据块,Y=(Y1,Y2,…,Yk),其中Yj (j=1..k) 对应的编码向量为Aj=(αj1,αj2,…,αjh)T,由k个编码向量所组成的编码矩阵A=(A1,A2,…,Ak)。节点t需要生成一个新的数据块Y′,则t选择一个k维的系数向量β=(β1,β2,…,βk),对收到的k个数据块进行线性组合,新数据块Y′的编码向量为A·β,仍然是h维的。
解码实际是一个求解线性方程组的过程。节点t收到的k个编码后的数据块Y,需要求解出h个原数据块X,编码矩阵A是h×k维的,显然方程组表示为:Y=X·A,其中包括h个未知数,k个等式。当A的秩达到h,也就是方程组中有h个线性不相关的等式,就能通过消元法解出对应的方程组,从而恢复原始内容X。方程组可解的一个必要条件是k≧h,也就是t至少要收到h个编码后的数据块才能恢复原数据块。
图1的例子中,Galois域为GF(2),只包含元素{0,1},“+”表示异或操作,“·”表示与操作。S有两个数据块b1和b2,对应h=2。S选择向量(g1,g2)T对b1和b2进行编码组合,生成新块g1·b1+g2·b2发送到下游节点。图例中,S发送到R1的块对应的向量为(1,0)T,而发送到R2的为(0,1)T。R3选择向量(1,1)对收到的两个编码后的数据块再进行编码,生成数据块的编码向量为((1,0)T,(0,1)T)·(1,1)=(1,1)T。当t1收到2个编码的块后,对应的编码矩阵((1,0)T,(1,1)T)的秩为2,因此t1就可以恢复出原始的b1和b2,同理t2。
实际的数据块(比如一个IP包)通常都不止一个Galois域元素的大小,因此原数据块Xi (i=1..h)可以看作是一个包含N个元素的向量Xi=(Xi1,Xi2,…,XiN)。如果不同数据块的大小不等,可以采用添加0的方式填充。用线性Network Coding生成的新数据块Yj也是一个包含N个元素的向量Yj=(Yj1,Yj2,…,YjN),其中Yj的第n (n=1..N)个元素是h个原数据块中对应第n个元素的一个线性组合,即:
Yjn=∑
2Network Coding的研究进展
Network Coding是涉及信息论、算法、图论的交叉领域。本节分析Network Coding理论中主要研究的问题。
2.1域的大小
节点对数据块的编码都是在一个域上进行的。域的大小是指编码所采用的域中包含的元素个数,例如Galois域GF(28),包含256个元素,每个元素用8位(bit)表示。编码域的选择与计算的复杂性以及数据的恢复性有很大关系。
选择较小的域,编码的计算复杂度比较低;同时,由于单个元素所占用的空间小,在网络中间节点所需的临时存储空间就小。因此,较小的域所需的开销小。但是如果域过于小,可选择的不相关的编码向量就少,从而可能造成编码后的数据块不能恢复,接收者不能获得最大速率。
一个多播发送者到每一个接收者达到的独立最大速率中,假定最差的接收者获得的最大速率为h。Ahlswede等人证明了当域无限大时,利用Network Coding,整个多播组可以达到的最大速率就是h。Koetter等人得出了更小的域上界,并证明了对于线性Network Coding,O(h·|T|)大小的域就足够了。但是,给定网络中的一个多播连接,为了达到最大速率h,确定所需要的最小的域是一个NP-hard的问题[7]。
2.2编码方案的确定
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需要确定一个编码方案,对所收到的数据进行编码,目前方法可分为确定性和随机性两类。
Li等人提出了一个递归的确定性算法,该算法从发送者开始,顺序为每个节点构造编码方案,新节点的编码方案需要与已经构造好的部分相互测试是否线性独立,从而算法复杂度是指数级的。Sanders等人[5]提出了复杂度为O(|E|·|T|·h2)的多项式时间算法,避免了指数量级的线性独立测试。
Ho等人[8]提出了随机性的方法,每个节点独立地随机选择一个编码向量,对数据块进行编码。随机编码的方案,没有分配编码向量的开销,复杂度小,适用于分布式的环境。但是,随机的方法所分配的编码方案存在线性相关的概率,可能造成节点不能恢复原数据。Chou等人的实验[6]表明,在一个较大的域GF(28)上,利用随机编码方案,Network Coding不能恢复的概率极小。
2.3无向网络
前面对Network Coding的研究都假定网络中的链路是有向的。有向链路上数据的传送只能从链路的起点到终点,而无向链路上数据的传送可以是双向的。
Li等人[9]研究了在无向网络中Network Coding的最大速率问题,通过把一条无向链路分解为两条有向链路,最大速率问题转可以描述成一个线性优化问题,并且证明了在无向的网络中,利用network所能获得的速率最多是不用Network Coding的2倍。
2.4Network Coding的好处
Network Coding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提高多播的速率,减小计算获得最大速率的复杂度。在有向图中,利用Network Coding,多播的最大速率的提高是显著的,能比不用Network Coding高Ω(log|T|)倍[5];在无向图中,提高的倍数最多为2。利用Network Coding,该最大速率是在多项式时间可解的,这与NP-hard的Steiner树packing问题形成鲜明对比。
3Network Coding的应用
目前已有将Network Coding用在实际的网络中的工作实践,本节首先分析将Network Coding应用到实际系统中所需要考虑的问题,然后总结现有的方案。
3.1实际应用所面临的问题
尽管Network Coding在理论上的结果很具有吸引力,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如下问题:
首先是网络中节点的编码处理能力。目前的Internet中,数据转发是路由器完成的,对端用户是透明的。由于路由器的计算能力有限,而更换所有路由器的代价又很大,所以要在路由器上加入额外的编码功能实现Network Coding是不现实的。
其次是数据的同步。由于Network Coding需要对从不同上游节点收到的多份数据进行编码,也就需要节点有存储能力,暂时保存先收到的数据。目前的Internet中,路由器上存储能力有限,保存数据带来的开销是很大的,并且为了保证能正确对不同连接的数据编码,路由器还需要保存连接的信息。Network Coding同样不适合在路由器上实现。
对等网络P2P的节点是PC端系统,现有PC的计算能力对于Galois域的编码已经不是问题,同时,PC具有足够的存储能力(内存,硬盘),因此Network Coding可以在P2P网络中实现。
无线网络中,如ad hoc网络和传感器网络,节点也可以实现编码操作和存储,具有Network Coding的能力。
3.2P2P网络中的应用
Coded Multicast[10]是最早将Network Coding应用到P2P网络中的方案。通过在P2P网络中构建应用层的多播组,每个接收者建立两条不相交的路径到发送者,形成一个2-reduandant图的Overlay结构,并且利用Network Coding在这个Overlay结构上传送数据,从而提高了多播组的吞吐率。Coded Multicast需要在P2P的每个节点分配确定性的编码方案,每个节点用分配的编码向量对收到的数据编码组合。当有节点动态加入退出的时候,该编码方案需要重新分配,从而带来一定的开销。
Avalanche[11]在P2P网络中用随机Network Coding的编码方案来加速文件的下载。发送者将源文件分成小的数据块,每个节点维护多个到邻居节点的连接。当节点收到数据块后,随机编码生成编码向量,组合已经收到的数据块,编码向量嵌在数据块中随数据块一起传输。利用Network Coding,数据块下载的调度开销减小,只要节点收到足够多的编码后的数据块,就可以通过数据块中的编码向量恢复源文件。同时,由于编码向量都嵌在数据块中,节点的动态加入和退出不会带来重新分配编码方案的开销。
LION[12]考虑了P2P网络中每个节点的可用带宽的异构性,在P2P节点间建立多个overlay的mesh结构,发送者将分层的数据发送到对应的mesh,每个节点根据自己的可用带宽加入不同数量的mesh,从而进一步提高吞吐率。在每个mesh结构中,加入的节点都有多个上游和下游节点。与Avalanche类似,每个节点用随机Network Coding对收到的同一层中的数据块编码后再发送到下游,当收到足够多编码后的数据块后,节点就可以恢复该层的数据。
3.3无线网络中的应用
在无线网络中,能量是有限的资源。无线网络中,节点发送数据都是以广播的性质发送给周围所有节点。利用这一性质,Network Coding可以用来减少能量消耗。
一个例子如图2所示。节点A和B由于不能直接通信,需要通过S交换信息b1和b2。如果用传统的方式,需要A发送b1到S,接着S再发送b1到B。然后,B发送b2到S,接着S再发送b2到A。总共需要发送4次。而如果用Network Coding,A发送b1到S,接着B发送b2到S,S将收到的数据编码,然后,利用广播的性质,S同时发送b1+b2给A和B,这样总共只需要发送3次。如果编码所需的能量比发送所需的能量少,那么系统就可以节省能量。
(a)传统的方式 (b)Network Coding
Wu等人[13]研究了更为一般的情况,提出了适用于多跳无线网络中,节点间交换信息的分布式调度算法,可以减小能量的消耗。
4结论和展望
Network Coding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通过在网络的中间节点对数据信息进行编码,可以提高网络的性能,这将对未来网络的设计产生影响。本文首先介绍了Network Coding的理论背景,总结了Network Coding研究的问题,其次,分析了Network Coding在Internet和无线网络中的应用,并且对现有方案作了一个总结。
在理论方面,进一步的工作包括研究多源的Network Coding问题,如果对不同发送者间的数据做编码,研究数据的可恢复性以及可以获得的速率。另外就是多速率的Network Coding的问题,当不同接收者获得不同速率时,研究利用Network Coding,速率可以提高的比率。Network Coding实际的应用场景也有很多,特别是在P2P网络以及无线网络中的应用。在设计新的网络方案时,Network Coding可以用来优化性能方面的问题,例如降低算法的复杂度,减少能量消耗,提高可靠性等。
饱和黏土固结理论及其研究进展 篇8
对路基的固结沉降计算广泛应用的还是Terzaghi于1925年建立的饱和黏土一维固结理论, 也有以此为基础的Terzaghi-Rendulic二维或三维固结理论, 甚至Biot固结理论在工程应用的实例。但这些理论仍无法解释某些固结试验中发现在主固结完成后存在有一定的孔隙水压力无法完全消散的现象。因此研究新型的固结试验, 进一步探讨饱和黏土渗透固结的机理十分必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在土木建筑、水利水电、公路交通等众多的工程建设中, 人们不得不面对大量的软黏土地基, 而软黏土地基的沉降变形在岩土工程设计中又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 对软黏土的固结理论的研究是一项既有实践意义又有理论价值的课题。
一、一维线性固结理论的发展
1923~1925年, Terzaghi在工程经验及实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土体的一维固结理论。Terzaghi一维固结理论在岩土工程应用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 这主要是因为它体现了固结的基本物理过程, 采用的参数可由常规的室内试验提供, 当对计算精度的要求不高时基本可以满足工程的需要, 而且可以手算求得计算结果。但是Terzaghi一维固结理论将孔隙压力消散和固结过程完全隔离开来, 当作互不关联的两个独立问题求解, 在某些情况下, 将产生较大的误差。
传统的Terzaghi饱和黏土一维固结理论存在诸如固结度理论值与实际值相差过大的不足。原因之一就Terzaghi的基本假定存在过多的限制, 对于岩土工程中的软黏土, 其性状往往十分复杂, 土体性质与Terzaghi假定相去甚远。因此, 众多学者分别从非线性应力-应变关系、大变形、层状地基、渗流等多方面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 问延煦、施建勇对此曾做过研究综述。
这些修正, 使得计算模型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土的特性、土层分布和土的加荷过程。在《土的工程性质》 (黄文熙, 1986) 一书中, 提供了一个反映单层地基一维固结的普遍方程, 该方程综合考虑了土层厚度随时间变化, 土的渗透性随深度变化等情况, 即,
令kv=常量, H=常量, ▽σ=0可以得到Terzaghi的一维固结方程。令▽σ=q (t) , kv=常量, H=常量, 可得变化荷载情况下的一维固结方程:
当kv=常量, ▽σ=0而土层厚度增长规律为H=f (t) 则相应的固结方程为:
其中, 对于H=Rt1/2和H=Q·t两种情况, Gibson (1958) 曾做了详细研究, 并分别给出了解析解和有限差分解。
▽σ=0, H=常量, 可得考虑土体渗透性和压缩性指标随深度变化时的固结方程:
其中, Cv (z) =Kv (z) /[γvmv (z) ]。
式 (4) 即为单层非均质地基的一维固结方程。
关于双层或多层地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谢康和、潘秋元等人给出了双层和多层均质地基一维固结的完整解答。
二、一维非线性固结理论研究现状
关于软黏土非线性一维固结理论, Davis等 (1965) 基于线性的e-1ogσ′关系, 通过假定渗透系数kv与体积压缩系数mv的变化是同步的, 得到了固结系数在固结过程中为恒值下的固结方程, 并且获得了解析解。Barden等 (1965) 采用e-1ogσ′关系以及渗透系数与孔压u的简单关系, 采用有限差分法得到了固结曲线。Mersi等 (1974) 采用目前公认的e-1ogσ′和e-1ogkv关系, 同样用有限差分法得到了固结曲线。然而这些研究, 由于未区分非线性固结问题按变形定义和按孔压定义固结度的不同, 因而得出的结论均欠全面。Xie K.H.等 (1996) 在Davis等的研究基础上, 获得了考虑荷载随时间变化的解析解, 考虑了两种固结度的区别, 得到了非线性不同固结度的表达式和固结曲线。李冰河等 (2000) 研究了初始有效应力随深度变化、土体的渗透系数与体积压缩系数非线性变化的一维固结问题;并运用半解析法求得了解答。
对于深厚软土地基或超软土地基, 在较大荷载作用下, 固结变形可以达到40%以上, 这时小应变假设就不合适了, 需用大变形固结理论来分析。Mikasa (1963) 和Gibson (1967) 研究表明, 通过假定有效应力与孔隙比之间是非线性关系、渗透系数与孔隙比有关、渗透速度以孔隙水与骨架的相对速度表示, 并采用孔隙比e为控制变量, 同时采用拉格朗日坐标或固相物质坐标系, 推导了一维大变形固结的基本控制方程:
该方程可以考虑土体非线性应力应变关系、固结过程中渗透性的变化、土体自重以及大应变等多种因素。从此, 在世界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 大应变固结理论的不断发展。
三、基于非达西渗流的非线性固结理论
在孔隙水渗流方面, 虽然Daray定律简洁且并广泛应用于多种饱和土中, 但其有效性一直受到质疑。因为在低渗黏性土中的许多渗流试验都不符合Daray定律。因此, Mersi G (1974) 等采用了孔隙比与渗透系数的线性关系进行分析, 但LawKT (1981) 却认为, 黏性土中的渗流存在一个起始水力梯度Ib, 只有当水力梯度I超过起始水力梯度, 克服了结合水的黏滞阻力后, 才能发生渗流。此时渗流方程可简化为,
其中, k是渗透系数。当Ib=0时, 上式退化为Daray定律。
Miller认为存在一界限比降, 小于该比降时, 没有可测量的渗流存在, 而在超过该比降后, v—i仍呈线性关系。Swartzendruber等发现并不存在界限比降, 但v—i呈非线性关系, 而提出了一些非Darcy形式的表达式。A.Mahinda提出了在渗透系数k和孔隙比之间有唯一关系。Log[k (1+e) ]与loge呈直线关系。由于e—logσ呈直线关系, 由此可以将固结系数与有效应力建立直接的关系。邓英尔 (2004) 等人研究了起始水力梯度时单向和径向的渗流, 并得出了压力传播并非瞬时到达介质末端的结论。
很明显, 只要起始水里梯度Ib>0, 离排水面较远土层的渗流就往往要滞后。但是按照Terzaghi固结理论, 加荷后瞬间整个土层就会产生渗流, 从而引起孔隙水压力的消散。这样, 由于Terzaghi固结理论忽略了起始水力梯度, 肯定会引起一定的误差。如果将黏性土的非线性固结模型与非达西渗流模型结合起来, 黏性土的渗流固结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呢?软土孔隙水压力随时间变化规律如何?这也应该是固结理论研究的内容。
四、固结试验研究的发展
要利用传统的一维线性固结理论正确估算超孔隙水压力的消散过程以及土体的沉降变形, 关键是有效地确定固结系数。确定固结系数的方法主要有四类:第一类由室内固结试验直接测定;第二类由渗透试验与压缩试验分别测定渗透系数和体积压缩系数;后根据定义推求固结系数;第三类由现场试验如“孔压圆锥贯入仪”测定固结系数;第四类是由现场实测沉降或孔压消散曲线分析反推固结系数。由于现场试验成本比较高, 所以长期以来室内试验还是确定固结系数的主要手段。
根据太沙基一维固结理论中固结度与时间关系曲线的各种特点,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根据室内固结试验数据确定固结系数地方法, 主要有时间对数法、时间平方根法、试算法、反弯点法和司脱克法等, 其中以时间对数法 (lgt) 与时间平方根 (t1/2) 最为常用。这些方法的准确性取决于固结试验过程中得到的不同时刻的位移变量读数与理论值的吻合程度。而大量试验结果表明, 往往这种吻合程度在各种时刻并不相同, 所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得到的固结系数Cv的值有一定的差别。Duncan在文献中指出常用的时间对数法和时间平方根法通常会得出不同的Cv值。
要得到比较理想的试验结果, 往往要求具有良好性能的试验设备, 所以一直以来许多学者对固结试验设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国外起步较早, 目前已有全自动液压固结仪和气动固结仪。Rowe和Barden (1966) 研制了一种新型的Rowe型固结容器, 后来通过不断改进后成为英国GDS公司的全自动固结试验系统。目前, GDS公司推出的最新产品是GDS先进固结试验系统, 它是由计算机控制并记录保存试验数据的自动固结渗透试验系统。谢康和、庄迎春等 (2005) 利用GDS先进固结试验系统, 对萧山软黏土的渗透系数进行了研究。
国内固结仪器的发展由于受到自身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 相对而言比较滞后, 目前大都采用杠杆式固结仪。传统固结仪不能满足深入研究软黏土的需要, 如:研究在外加荷载作用下超孔隙水压力的消散情况。因此有的学者对传统固结装置进行了改装。他们大多从孔隙水压力的量测着手, 如施建勇、问延煦等在常规压缩仪的基础上, 研制了底部可测孔压的压缩仪, 在常规固结试验中测得孔压滞后和偏低的原因是土样与仪器的侧壁有摩擦。即使试验前进行仪器侧壁的减摩处理, 也并不能完全消除侧壁摩擦的影响。
对于非线性固结理论中所需计算参数测定要求能精确反映黏土的变形及非达西渗透特性, 其渗透过程相对复杂, 对仪器和设备的改装要求更高, 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 还有待于我们去深入研究。
五、固结计算方法的进展
1925年, 太沙基 (Terzaghi) 建立了瞬时加荷下单层均质饱和土的单向固结微分方程, 即,
并获得了解析解解答:
式中, u为地基中任意一点z任一时刻t的超静孔压,
其中, Kv为土的渗透系数;e1为渗流固结前土的孔隙比;rw为水的重度;av为土的压缩系数;q为瞬时施加于地表的均布荷载;H为土层最大排水距离。Tv为时间因子, 即,
解析法是求解偏微分方程最经典的方法, 但由于数学方法上的困难, 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高维问题很难得到精确解析解。由于非线性一维固结方程求解的复杂性, 除了Cv为恒值的特殊情况, 解析解一般无法求得, 只能借助于数值方法来获得解答。随着近二、三十年来计算技术的发展, 解偏微分方程的直接数值方法——差分法和有限元法, 由于其解决问题的能力高, 已渐渐取代了经典的解析法。
城市综合体理论研究进展 篇9
随着城市综合市场和建筑综合体的形成, 与城市综合体相关的研究也日趋成熟。本文拟通过梳理国内外城市综合体研究的主要文献资料, 分析并总结国内外研究的主要特点, 充分借鉴国外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先进研究成果, 为我国城市综合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研究支撑和实践经验参考。
1 国外城市综合体的相关研究
一般认为, 国外最早的城市综合类建筑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19世纪以来, 西方主要国家的城市发展先后经历快速城市化、郊区化和逆城市化3次重大转变, 空间形态也由集中发展到分散发展, 再到城市蔓延演变[1]。在此演化过程中, 城市综合体研究大都围绕解决特定历史时期的城市问题而展开, 大体可以分为3个时期: (1) 1860年至1940年, 以功能分区为主要研究重点; (2) 二战后至1970年, 以功能平衡为研究重点; (3) 1970年至今, 以土地混合使用为主体的多重功能研究为重点。
1.1 1860年至1940年的研究
工业革命为城市综合建筑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即社会需要和建造技术的可能性[2]。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 一系列“城市病”问题随之出现, 例如:住房紧张、环境恶化、交通拥挤等。在此背景下, 研究学者先后提出中心地理论、功能主义等研究视角。例如:1933年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提出的中心地理论, 将地理学中的空间概念与经济学相关理论结合, 探讨城市数量、规模及布局的规律性, 同时可用作商业中心区位选择理论[3]。1933年8月, 国际建协编撰了《雅典宪章》, 提出城市要与周围影响地区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 其系统应具有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4大功能, 要求在城市中进行功能分区[4]。
综合来看, 工业革命至二战之前是功能疏导与社会需求思潮占上风的发展阶段, 研究内容逐渐从传统的空间形态布局研究转向功能空间研究, 但过多地强调功能分区使城市和建筑的发展偏向单一化, 导致了当时城市发展计划中贬低高密度传统街坊和开发空间的混合使用, 从而破坏了城市的多样性。不同空间的单一化分割, 相互间缺少内在的必要联系, 不但没有创造出新的城市空间秩序, 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城市整体的混乱, 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自我更新产生严重制约。因而, 在一定程度上, 也抑制了城市综合体的进一步发展[5]。
1.2 二战后至1970年的研究
二战以后, 随着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 导致“城市病”问题更加严重。研究学者也转变了研究方向, 更加关注城市综合体的混合使用、功能多样性等方面。1961年, 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出版后, 人们开始意识到应该运用多元化的复合手法来处理城市问题。简·雅各布斯在其所著一文中提出“城市的多样性”的概念, 她认为城市的传统理论性规划常常是不符合现实的, 她的“城市的多样性”的概念推动了城市综合体理论的发展[6]。
20世纪60年代, 建筑理论领域开始从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不同角度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提出修正。这二种理论均强调城市的有机连续和综合互动性, 从而影响了60年代后欧美城市复兴和再开发的实践, 也为综合体的兴起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依据。
总之, 该时期的西方学者不断反思城市综合体的规划理论, 逐渐开始注重生活本身和人本思想, 讲求城市综合体结构的多重功能的复合性, 这一阶段理论研究的逐渐成熟为城市综合体后来的发展盛行奠定了基础。
1.3 1970年至今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 能源危机在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引发矛盾与冲突,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等因素催化了城市综合体的开发建设, 研究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城市综合体的高效率和综合价值。主要研究视角有混合使用和社会价值。
(1) 混合使用。1976年美国城市土地学会提出“混合使用”的概念, 这是国外城市综合体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7]。Kiderra探讨了作为混合利用的典型形式, 城市综合体对城市交通问题的解决能力, 阐述了在进行城市综合体开发时, 应充分考虑对交通的压力[8]。
(2) 社会价值。如Tirrell对城市综合体的社会价值及城市价值进行了论证, 阐述了城市综合体能够很好地实现城市及社会价值[9]。
总的来说, 这一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 游憩空间及内容也逐渐变得丰富多彩, 使得研究学者对城市综合体的研究角度也在不断变化, 研究内容随着实践而不断深化。
2 国内城市综合体的相关研究
我国最早的城市综合性市场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东京开封出现的瓦子, 最早的综合型商业街区是1903年的北京东安市场, 最早的建筑综合体是1918年上海南京路出现的永安公司。但国内对城市综合体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 国内学者逐渐注重对城市综合体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综合体研究大致可分为2个阶段: (1) 概念引入阶段, 以国外理论借鉴为重点; (2) 发展完善阶段, 以综合型城市综合体研究为重点。
2.1 概念引入阶段
从改革开发到20世纪90年代, 我国先后引进了场所理论、有机疏散理论、新城市主义[10]等经典理论, 并由此在部分大城市展开了关于综合体建筑的理论与实践开发研究。总体来说, 此阶段研究体系仍局限于传统地理学等单学科研究, 研究视角仍过多受西方学者的理论影响, 较少注重我国城市发展实际;在研究尺度上以宏观研究为主, 对城市综合体的单独和专门研究较少。
2.2 发展完善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的建筑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中, 高层建筑有明显地走向“综合体”的倾向[11], 20世纪90年代, 国内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多功能城市综合体诞生, 如北京国贸中心、深圳华润中心等, 既满足了人们在生活、游憩、住宿、工作等方面多元化的需求, 也丰富了城市景观, 是现代化大都市的重要标志。
该阶段研究初期着重于城市综合体的开发设计研究, 如韩冬青、冯金龙提出将城市与建筑的设计一体化, 使建筑的功能更能符合城市的功能需求[12];仲继寿指出城市建筑综合体的设计要以交通为主线进行总体规划, 以人为主体设计公共空间, 营造健康生态的建筑环境、轻松安全的心理环境和健康的物业管理环境[13]。
总体来说, 初期研究相比于90年代以前有了明显的变化, 研究内容不断深化, 但研究视角仍局限于开发规划布局和建设模式等方面, 较少注重我国城市综合体的空间联系、产业创新、空间功能等。但随着城市综合体数量的增加, 以及人们对城市综合体要求的提高和相关城市综合体发展的优惠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城市综合体理论研究视角也随着城市综合体开发实践的深入展开而不断调整和变化。国内的关注热点也逐渐转向了综合型城市综合体研究。综合型城市综合体研究视角涵盖了城市综合体空间结构、多元化价值和发展途径等方面。
城市综合体空间结构研究。具体包括4个研究视角: (1) 功能定位。如研究者对城市综合体商业零售、商务办公、酒店公寓、住宅、会议、后勤服务和公共活动等功能的研究[14]。 (2) 开发模式。如研究者将城市综合体大致分为商务驱动、商业驱动、住宅驱动、文化驱动、休闲旅游驱动、娱乐驱动、会展驱动、复合驱动8种模式[15]。 (3) 类型划分。如基于综合体发展趋势以及未来城市的消费需求可分为主流与非主流城市综合体[16]。又如按照性能、地段、品味等的划分研究[17]。 (4) 基本特点。如研究者对城市综合体容量巨大性、建筑集群性、功能复合性、交通网络化、人流密集性、环境生态性、物管人性化、布置均衡性等方面的研究[18]。
城市综合体价值的研究。具体包括经济效益和精神象征等研究视角: (1) 经济效益。部分研究者认为城市综合体能够增加就业机会, 创造巨额税收, 拉动城市或地区的经济发展[19]。 (2) 精神象征。部分学者认为城市综合体具有积淀文化价值和创造活力价值等方面的作用[20], 是一座城市的地标, 一座城市的精神象征。
城市综合体发展途径的研究。部分研究学者从城市综合体的规划布局、体系聚合等视角进行研究: (1) 规划布局。如从业态组合比例构成考虑, 酒店、商业、写字楼、公寓等占比;如从客户构成、人流规模、需求品质等等方面考虑[21]。 (2) 体系聚合。包括产业、文化生态、业态、功能和形态的聚合[22]。
3 国内外研究的比较与展望
3.1 国内外城市综合体的研究比较
对比国内外城市综合体的研究, 其研究差异 (见表1-3) 主要表现在:
(1) 背景和目的不同。西方处于后工业化时期, 面临着城市生态破坏、空间居住、交通拥挤等问题, 城市综合体主要表现为分担城市某些特定功能, 解决城市特定时期存在的问题。相比而言, 我国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城市化阶段, 更加注重经济效益, 兼顾社会效益, 同时城市综合体的开发以商业零售、酒店功能开发为主, 逐步向多功能并重转变。
(2) 研究内容不同。国外研究内容已经从初期的规划设计研究转向规划理念研究, 更加关注“人”的体验、需求, 更加注重政府政策的引导;而国内由于正处在全面发展、快速建成的阶段, 因此研究内容主要为开发模式、空间结构等层面, 较少涉及微观方面的内容。
(3) 研究方法不同。国外呈现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的趋势, 新技术和新方法多样;国内新技术和新方法比较零散, 缺乏系统性, 对深层结构进行机制研究较少[23]。
3.2 我国城市综合体研究的展望
从国外城市综合体研究的演化历程以及我国当前城市综合体开发的实践热潮来看, 城市综合体都将成为我国未来研究的重要命题。然而, 与国外相比, 我国城市综合体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有提高的空间。未来一段时期, 我国城市综合体研究可以有以下研究热点和趋势:
(1) 注重城市综合体的演化及生命周期研究。城市综合体的用地年限一般都长达几十年, 而在这几十年中, 城市的中心可能会随着城市的发展产生变化, 城市综合体的地位和业态需求也可能会随之而改变, 如何处理好这些动态的问题, 也是城市综合体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24], 因此, 可以针对城市综合体的演化及其生命周期展开理论研究。
(2) 以城市文化和居民消费引领城市综合体开发研究。由于我国目前城市综合体的开发存在千篇一律、开发过剩等问题, 因此, 要想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就要有创新性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文化消费为主导的城市综合体能够弥补城市综合体文化特色的缺失, 给城市综合体带来新面貌, 增添新的发展活力。
疾病不确定感理论的研究进展 篇10
不确定感是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无法给予适当的分类或组织时所产生的一种认知, 是一种源自于内在而非外在的认知, 它最早在1962年由Budner定义为一种认知的过程 (cognitive process) 、感知的变因 (perceptual variable) , 当个体缺乏足够的讯息或对件事件无法适当的分类或组织时, 所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
疾病常常伴随着不确定感, 尤其是具有生命威胁的疾病。美国心理护理专家Mishel将其发展成疾病不确定感理论, Mishel认为疾病不确定感是指患者对疾病相关症状、诊断、治疗和预后等所感受到不确定的感觉。当患者在疾病过程中其疾病经验无法与个人经验相吻合, 或个人因缺乏资讯而无法对所发生的事件做定义及分类时, 在认知上出现模糊不清、模棱两可、无法预测、不一致的情形。Molleman等认为, 不确定感是在当决策者无法对一件事给予一个特定的价值, 并且无法正确地预测结时所产生的一种感觉。在最近的研究中, Hilton将不确定感描述为一个过程, 认为不确定感是一个从不太确定向模糊转变的一个认知过程, 它会随着时间的转变发生变化, 并且伴随着消极或积极的情绪状态。疾病不确定感理论现已广泛地被应用在癌症病、心脏病和各种慢性疾患者群的研究。在对疾病不确定感与其他概念的关系的研究中发现, 疾病不确定感高的患者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焦虑、抑郁和失落感, 这些患者的心理调节能力相对较差、面临较多的家庭问题和低生活质量。
二、疾病不确定感的研究工具
在测量疾病不确定感的研究中, 最常用的测量工具是Mishel发展的疾病不确定感量表 (Mishel’s uncertainty in illness scale, MUIS) 。Mishel疾病不确定感量表测量患者对于疾病的症状、诊断、治疗、预后与照顾者的关系等所感受到的不确定感, 主要包括与不确定感有关的4种关键因子:模糊感、复杂性、信息缺乏、不可预知性。Mishel经过多年研究, 主要的量表有: (1) 疾病不确定感量表 (MUIS) , 主要用于检测住院患者, 一个是32条目的量表, 包括不明确性、不一致性、复杂性、不可预测性四个维度。另一个是28条目的量表, 包括不明确性和复杂性两个维度。台湾许淑莲教授把它翻译成中文, 发展成含25个条目的Mishel疾病不确定感量表中文版, 并测试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 疾病不确定感社区量表 (MUIS-C) , 主要用于检测出院或社区患者, 包含了23个条目; (3) 疾病不确定感家属量表 (MUIS-FM) , 主要用于检测患者家属; (4) 疾病不确定感父母量表 (PPUS) , 主要用于检测患病儿童的父母。量表具有可靠的信度和效度, 已在多个国家的护理界得到普遍使用。
三、疾病不确定感的应用现状
疾病不确定感理论早已广泛地被应用在对癌症和心脏病等各种慢性疾患者群的研究中。在癌症病例中, 此理论已研究了宫颈癌、肺癌、乳腺癌、肠癌、前列腺癌、肝癌等人群, 对心脏病病例的研究中已包括了各种心脏疾病患者;在各种慢性疾病中, 已经研究的病例包括HIV、多发性硬化症、早产孕妇、子宫内膜异位症、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肾衰、糖尿病。现今研究表明, 对疾病的不确定感也由不仅又患者产生而已经扩大到患者的家属, 在对患有严重疾病的孩子的父母及家属进行不确定感的测试, Marion等对由于患者从重症病房转入普通病房而造成的家庭成员的焦虑及不确定感进行的干预研究等。对疾病不确定感的研究也由住院患者扩大到对社区或出院患者的研究, 如李雅玲对儿童癌症存活者的不确定感和创伤后压力关系的研究, Wonghongkul等对乳癌存活着的疾病不确定感与应对方式及生存质量的研究。近年来, 疾病不确定感的干预研究成为了焦点, 大量的文献表明为患者提供疾病知识相关的了解以及实施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可明显降低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水平。通过对疾病不确定感的研究可帮助医务人员了解患者及家属的需求和情绪反应, 以便提供有针对性的护理服务, 同时还可以用来检测护理措施是否有效可行。
小结
如今, 对疾病不确定感影响因素与其他相关概念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干预研究也越来越多。通过对疾病不确定感的研究, 探讨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因素、相关因素及干预措施来指导临床工作, 有助于患者降低其不确定感,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加强疾病不确定感理论的教育和普及, 以培养护理工作者对患者身心的全面护理, 从而提高其生存质量, 维持健康。
摘要：本文从疾病不确定感理论的概念、研究工具、理论内涵、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几方面进行论述, 为临床护理实践相关课题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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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航洲、李峥:《乳腺癌病人疾病不确定感的研究进展》, 《中华护理杂志》, 2005, 40 (5)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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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进展 篇11
关键词：化工过程强化技术；化工装置；化学反应
中图分类号：TQ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29-0005-02
“十二五”期间国家制定了节能减排的目标，化工界刮起了一阵低碳经济节能减排的热风。如何在化工生产过程中有效地降低能耗，是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化工企业管理者的共同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既可以从化学反应本身入手，寻找新的催化剂和工艺过程，也可以从反应器和设备入手，采用新的技术和设备，实现化工过程的强化。其中，化工过程强化是实现化工生产过程节能减排、降低能耗的有效手段。
1 超重力强化技术
1.1 超重力技术概述
超重力是指在比地球重力加速度大得多的环境下物质所受到的力。地球环境下，可采用旋转产生离心力的方式实现超重力，其中进行旋转的设备有旋转填充床及超重力机等。总结而言，超重力技术常被视为用于强化传递与多相反应过程的一项突破性技术。
1.2 超重力技术的理论研究
自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知名学者置身于超重力技术理论研究中，分析发现，这些学者大都围绕超重力环境的“三传一反”规律为中心开展超重力技术理论研究，具体体现在：郑冲基于前人研究成果之上构建填料空间内飞行液滴、液膜及夜线的运动与传质方程；陈建峰等人围绕RPB内水脱氧过程开展传质模型化研究，同时对液相传质系统进行科学合理计算，之后构建起完整的便液滴传质模型；此外，陈建峰组织成立课题组，并带领课题组成员对RPB中的分子混合性能开展系统性研究，同时借助偶氮化反应体系分析归纳超重力环境下的分子混合规律，并依托于聚并-分散模型反映RPB内的分子混合情况。
1.3 超重力技术的应用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关于超重力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相对成熟。1994年，陈建峰教授最早开展超重力技术研究，并借助相关设备发现超重力环境下微观分子混合强化百倍特征现象，此外陈建峰敢于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指出超重力强化分子混合与反应结晶过程的新技术和新思想，随后超重力技术正式引入我国工业化生产中，为提高我国工业化生产效率，增强我国工业化生产质量发挥了重要积极效应。
另外，陈建峰还将超重力技术引入二苯甲烷二异氰酸脂生产过程中，自此以后相同时间内，二苯甲烷二异氰酸脂生产产量由16万吨/年增加至30万吨/年，并且二苯甲烷二异氰酸脂生产能源消耗量也下降了30%。由此可见，超重力技术不仅具有增产降耗的作用，而且还能够起到良好的节能减排效应。
2 微化工技术
2.1 微化工技术的基础研究
近年来，我国微化工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相继出现诸多新型微化工设备，其中很多学者集中于微结构构型、特征尺度及表/界面效应等方面进行微化工技术的基础研究，为我国微化工技术的发展具有显著推动意义。
微尺度下几种流动作用力竞争背景下，微化工设备中存在多种分散流型，包括挤出分散流型、滴出分散流型、射流分散流型及层流分散流型，从而能够形成液滴或气泡，即通常比传统化工设备中的分散尺度小1～2个量级。同时，受多相体系内环流与界面扰动等现象的影响，致使物流、热流迁移速度大大较快，使得微设备内的热质传递效果更为显著。通过分析这一现象可得出结论，气-液、液-液、气-液-液及液-液-固体系的传质系数均高于传统设备1～2个量级，单台设备内传质Murphee效率高于90%，可对体积传热系统提高1～2个量级。
2.2 微化工技术的应用研究
微分散设备内制备纳米碳酸钙技术已成功应用于工业化生产，这一举措为工业化生产企业每年新增利润高达千万元；另外，中科院构建了集混合、反应、换热于一体的微化工系统，并将其投入碳酸二氢铵工业生产中，这样以来既解决了碳酸二氢铵工业生产中的安全、环保问题，而且还为kW级PEMFC用微型氢源系统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持。分析发现，微化工系统具备一系列优点，包括体积小、过程易控、移热速度快、产品质量稳定、零排放等。
3 离子液体技术
3.1 离子液体概述
离子液体作为离子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指的是完全由可运动的阴阳离子构成的室温液体物质。随着化工技术快速发展，离子液体越来越深受化学化工领域学者的重视，并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于研究离子液体不易挥发、溶解性能好、导电性适中等问题。通过研究发现，离子液体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其能够替代传统重污染介质与催化剂，并有望成为推动21世纪新一代绿色化学化工产业技术革命的重要动力。
3.2 离子液体的基础理论
截止当前，国内关于离子溶液的研究已近百年，并构建起特有的理论研究框架，然而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致使国内化学化工领域学者对离子液体微观结构与物化性质的认识仍处于模糊不清状态，以此成为离子液体工业应用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不少学者借助量子化学与分子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对离子液体体系的微观结构与其性能间的关系进行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离子液体体系中除涉及静电力外，还存在氢键与范德华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氢键作用而言，能够跨越单个离子、离子簇及离子对形成三维扩展网络结构，从而造成离子液体局部结构不均一性，以此对离子液体反应产生显著影响。除此之外，还存在诸多学者从多个方面研究离子液体基础理论，为推动离子液体的发展发挥着重要意义。
3.3 离子液体在工业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对离子液体相关性研究不断加强，促使离子液体研究逐渐趋于工业应用阶段发展，我国已形成数十家单位或企业专门研究离子液体，其中河南利华、兰州凯迪等企业已从事离子液体研究多年，并成功推出多种离子液体产品。21世纪初，我国正式将离子液体引入清洁工艺中，即由离子液体代替硫酸或氢氟酸，这样既节省了成本，又规避了大污染、大腐蚀现象的发生。此外，离子液体还在三聚甲醛工业生产、肉硅酸工业生产等环节中得到广泛应用。
4 超声波反应器
超声波是一种频率高于20kHz的弹性波，由于其频率极高，因而具有一般声波所不具备的特殊效应，如机械效应、空化效应、热效应、微扰效应等，广泛应用于化工、冶金、材料、食品环境等各行业。对化工过程，超声波的特殊效应可强化制粒过程、提取过程、化学反应过程、流体力学过程、质量传递过程和热量传递过程等，它不仅加快了化工过程的反应速度，而且可以改变化学反应方向，因此超声波技术是一门很有潜力的学科。超声波的控粒作用不仅可以使大颗粒被粉碎成为高度均匀的微细颗粒，还可以使小颗粒聚集成大颗粒，以便于去除。超声波可以强化萃取、超滤等提取过程，Mauro Mecozzi等以乙酸作为萃取剂利用超声波辅助萃取海底淤泥中的碳氢化合物，使萃取时间从原来的48h缩短到5h并且收率超过80%。因此，利用开发超声波的特殊效应将会使许多化工生产过程得到强化。
超声波在液体中可以产生微小的空穴。空穴在迸裂的瞬间产生高温和高压而形成特殊的环境，并由此引起流体剧烈震动，使超声波反应器可以显著加快某些化学反应，反应速率的提高可达到几倍到几百倍。
5 结语
近些年来，化工过程强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展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工艺过程通过化工强化来大幅度减少设备体积、节省投资、降低能耗和减少环境污染。这样才符合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科学理念，才能满足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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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权力理论研究最新进展 篇12
最优契约论认为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使得企业高管人员不会从股东利益出发寻求股东财富最大化,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为高管人员提供足够激励。在最优契约论的观点下,董事会作为股东的代表,其主要工作是为了提升股东利益,他们具有聘请高管人员的权力以及制定企业薪酬方案,提供符合成本收益的激励契约的义务。但高管人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足额报酬和相应声誉,因此在受聘与董事会签订薪酬契约时,可能与董事会人员之间进行有效的讨价还价,而当讨价还价缺失时,可以利用市场限制促使这些最优薪酬契约的形成。但是一些学者对这一论断提出异议,最优契约论假定可观察的契约是对契约环境的最佳反应,那么如果不是最优呢,现实又该是如何?在这一问题下延伸出的相关思考就形成了管理层权力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高管薪酬不仅仅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潜在工具,而且还是代理问题本身的一部分,许多研究表明在某种程度上高管薪酬似乎成为管理层寻租的一种表现,而并非有效地激励方式。但是,尽管管理权力理论与最优契约理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Bebchuk和Fried等(2002)并不建议“前者可以完全替代后者”。他们认为薪酬安排很可能是由市场力量推向价值最大化的结果,管理者的影响会导致形成这些结果的过程中向有利于管理者的方向偏离。管理层权力理论仅声称,背离是巨大的,且最优契约论本身并不能充分解释薪酬实践。
二、管理层权力理论基础
(一)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高管薪酬机制研究根基,也是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Jensen和Meckling,1976年他们在《厂商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一文中提出了委托代理理论。随后这一理论由Holmstrom(1979)等人进一步发展完善。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作为企业所有者的股东与作为企业管理者的经营管理者之间的最终目标和利益不一致,由此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成为困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一项重大问题。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是最早企业模式,这主要是因为传统企业都是规模较小的,其所有者同时也是经营者,出于理性,他们会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努力,而个人利益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实际是一个命题。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的成败都将由个人自己承担,毋庸置疑,无需提供任何外在的激励,所有者(经营者)都会努力工作。伴随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所产生的现代企业制度,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随着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也相互分离,于是“委托代理”关系便产生了,其中委托人是所有者,而代理人是企业的经营者,也即高管人员。由此,以下两个问题便被引发出来:第一,代理人与委托人同为经济人,换言之,代理人也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努力,进而言之,代理人不可能总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而行动。“经济人”基本假设,也称“理性人”假设或“最大化化原则”。这一假设是由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者亚当.斯密提出来的,对后来经济学研究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人”是对经济生活中一般人性的抽象,人本性自私,以利己为原则。自利动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从而延伸出财务理论上重要基本原则——自利原则。自利原则是指人们在进行决策时按照自身财务利益行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会选择对自己经济利益最大的行动。代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能是追求自身收入与在职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或是通过过度投资来构建企业帝国来获得更为稳固的地位,这些行为会降低企业的价值,而此时的企业价值与高管自身作为所有者时的企业价值之差就是“代理成本”。二是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信息是不对称的,换言之,代理人会利用信息为自身的利益服务。此类信息不对称产生于所有者自身的局限性,如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力;另一方面专业分工不同,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的许多行为(如工作的努力程度、机会主义行为等)和条件禀赋(工作能力、对风险的态度等)是不可观测的。
(二)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因而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产生在于当委托人无法识别候选代理人的条件禀赋时,代理人可能采用隐瞒相关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方法,以签订有利于代理人的契约。“道德风险”是由于委托人无法发现代理人所做出的偷懒和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风险。这一方面会让高管人员利用其控制的权力获取比其努力更高的个人收益;另一方面是高管人员以自身利益为先,而不是以委托人利益为先,最终损害了股东的利益。委托代理理论诠释了企业管理中股东和高管人员之间的关系,于是如何降低代理成本,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便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分别为“最优契约论”和“管理层权力论”。在财务学家中,高管薪酬的主导研究方法是将管理者的薪酬安排视为代理问题的补救方法。在这种方式下,一般称之为“最优契约论”,“最优契约论”假定董事会设计薪酬计划,为经理最大化股东财富提供有效激励。财务学家们为了解高管薪酬实践作用,在最优契约论上已经做了大量研究。研究高管薪酬的另一种方法侧重于代理问题和高管薪酬之间的联系。根据这种称之为“管理层权力论”的方法,高管薪酬被认为不但不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潜在工具,而且还是代理问题本身的一部分(Bebchuk and Fried,et al.,2002;Bebchuk and Fried,2004;Bebchuk and Cremers,et al.,2010)。
三、管理层权力理论现状
(一)董事会治理弱
委托代理模型的潜在假设是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是股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与代理人的最优契约(高管薪酬事件中的管理人)。事实上,现代公司股东不直接与管理人员签订契约。相反,他们通过董事会作为中介间接的制定契约。除非董事会行为完全符合股东利益,否则契约与最优契约模式预测不同。在实践中,其实存在着一系列可能扭曲董事会与股东利益一致偏好的问题。这里有几个董事会可能考虑总经理利益,而不是股东利益的原因。首先,董事有动力保住自己的工作。董事高薪,有时得到大量在职消费,反对总经理的意愿大大增加董事不会再次被提名董事会,失去这些好处的可能。第二,总经理可以向董事提供多种方式的利益。譬如,总经理可以直接向董事青睐的那些公司进行慈善捐款。最后,总经理可以向所董事服务的公司施加影响,以帮助他们公司董事获取更多好处。Murphy(2002)认为董事会与企业以外的高管候选人可以通过讨价还价确定最优薪酬契约。尽管这种谈判与现任高管人员谈判相比,可能会接近讨价还价模型,但仍远达不到这一基准。其中,董事与外部高管候选人谈判,得知当候选人成为高管后,他将拥有向董事会再提名的权力及对其薪酬和福利的影响。董事亦希望与有望成为该公司领导及同系董事会成员的人保持良好个人以及工作关系。而且即使同意有利于外部聘请总经理的薪酬方案不会增加董事太多成本,在雇佣谈判中的任何破裂,这可能会让董事感到尴尬,他们重新打开总经理遴选过程,无论如何将增加个人昂贵成本。最后,董事有限时间迫使他们依赖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和薪酬顾问所提供的信息,所有的这些人都有动机取悦新任高管人员。
(二)市场机制作用有限
最优契约论认为在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时,存在限制董事会偏离股东利益程度的市场力量,以保证实现契约的最优。管理者的动机受管理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公司控制权市场潜在收购方的存在,企业管理者必须使他们有足够吸引力,使潜在未来资金供应者愿意投资和企业在产品市场的竞争力。这些市场的每一个潜在机制可以限制董事偏离股东利益的程度。但是,市场力量不够强大,难以保证最优契约论的结果出现。通过对公司控制市场、资本市场的研究发现它们可以对薪酬施加的限制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强,而且产生结果与最优契约论有重大偏差。例如,如果企业遇到控制权市场收购的威胁,往往会采取大量反收购防御措施。众多公司有分期选举的董事会,以防止敌意收购者通过前两年选举就得到控制权,而且往往现任高管人员有责任阻止敌意收购,这对股东是有吸引力的。为了克服现任高管的反对,敌对竞买人必须准备付出相当可观的溢价,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敌对收购时,平均溢价为40%(Bebchuk and Fried,et al.,2002)。公司控制权市场留给高管人员相当大偷懒和攫取私人利益的能力。现有研究表明,公司采用较强收购保护时高管人员薪酬都较高,与业绩关系不敏感。最重要的一点是,公司控制权市场无法对高管薪酬施加严格限制。
(三)股东影响力不足
由于董事会不倾向于采取符合股东利益的行动,股东也有一些可以直接采取行动,可能影响到董事行为,并使高管薪酬符合其利益。如股东可以起诉董事会,否决股票期权计划,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除非股东持有该公司大量股份或在董事会有席位,这些措施才可能对高管行为产生有意义的影响。近期西方发达国家均在薪酬契约的制定过程中提高了股东权力,但是研究显示股东对薪酬契约制定权力产生了影响,但是该法案受到企业一定排斥。
四、管理层权力经验证据
(一)管理层权力的衡量
管理层权力理论提出之前,众多实证文献开始注意到管理层对薪酬契约的影响,并尝试用多种方法来衡量管理层权力。Finkelstein(1992)将总经理权力具体划分为结构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和声望权力。其中,结构权力用总经理和董事长是否二职合一、薪酬数量来衡量;所有权权力用总经理的持股比例、家族持股比例以及是否是公司创始人来衡量;专家权力用总经理在进入本公司之前在其他单位任职的多寡以及其所从事的行业的多少来衡量;声望权力可以用总经理的教育背景、兼任其他公司董事的多少来衡量。以后研究中,文献用以衡量管理层权力的指标大多受到Finkelstein(1992)论述或强或弱的影响。Bertrand和Mullainathan(2001)采用是否存在大股东、总经理任期、董事会规模和内部董事比例来衡量管理层权力。他们认为公司治理的弱化会提高总经理的权力。譬如,当公司存在大股东时,可以有效限制总经理的权力;总经理任期越长,寻租能力就越大。Bebchuk和Fried等(2002)则认为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管理者权力较大。后续研究,在衡量管理层权力时大多涉及到总经理任期、总经理是否是董事长以及股权分散的程度如何(Hu and Kumar,2004;Combs and Ketchen,et al.,2007)等几个指标。其中股权分散的程度可以采用是否存在大股东,以及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或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赫芬达尔指数(HHI)来衡量。Bebchuk和Cremers等(2010)采用总经理薪酬占前五位高管薪酬总额的比例作为管理层权力的衡量指标,是近几年管理层权力研究在指标衡量上的重要突破(Bebchuk,Cremers and Peyer,2010)。国内研究管理层权力的文献并不多,也没有摆脱国外文献在管理层权力衡量上的束缚。如卢锐和魏明海等(2008)采用两职兼任、是否股权分散以及是否高管长期在位三个角度构建反映管理层权力的变量。吕长江和赵宇恒(2008)采用领导权结构两职合一、执行董事的比例、任职年限来衡量管理层权力。纳超洪(2009)除采用两职合一、任职年限、大股东持股比例外,还采用是否实际控制人或创始人兼任来衡量管理层权力的大小。权小锋和吴世农等(2010)根据中国的制度背景,采用除任职、两职兼任、董事会规模、内部董事比例以外,还采用国企金字塔控制链条的深度来衡量国企的管理层权力。金字塔控制链条越长,管理层权力越大。从上面研究可见,管理层权力的衡量可以分为内在权力到外在权力两种。内在权力是指管理层本身具有的权力,如任期、声望等;外在权力是指由于公司治理不足,强化了管理层权力,如,股权分散、董事会规模过大等。
(二)国外管理层权力理论相关研究
(1)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与薪酬业绩敏感性。根据管理层权力理论,现有研究表明:在那些管理者有相对更多权力的公司中,高管人员薪酬会更高,薪酬与业绩之间更不敏感。董事会治理不足时,高管薪酬水平较高。Core和Holthausen等(1999)发现下列情况下总经理薪酬较高:当董事会庞大时,这导致董事更难组织起来反对高管人员。当更多外部董事由总经理委任,这可能导致这些董事对高管人员产生一种感激或义务感;而当外部董事在三个或更多的董事会任职时,使得更容易分散注意力。而且,如果高管人员是董事会主席,高管人员薪酬要高20-40个百分点(Core and Holthausen,et al.,1999;Cyert and Sok-Hyon,et al.,2002)。高管人员薪酬与董事会的薪酬委员会的股权负相关;薪酬委员会的所有权加倍,总经理非工资性薪酬将减少4到5个百分点(Cyert,Sok-Hyon and Kumar,2002)。当董事会监管加强时,高管薪酬明显降低(Chhaochharia and Grinstein,2009)。当没有外部大股东时,高管人员的薪酬较高,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低。外部大股东的存在可能导致更密切地监测(Shleifer and Vishny,1986),而且可以预计通过减少高管薪酬来减少他们的影响。与此相一致的观察,Cyert和Kang等(2002)发现第一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与总经理的薪酬呈负相关,外部股东持股比率加倍,将使薪酬降低12到14个百分点。Bertrand和Mullainathan(2000)发现,在缺乏5%(或更多)外部股东的公司的高管人员倾向于获得与利润增长相联系的幸运支付,这些利润增长完全是外部因素(像石油价格和汇率的变化)所导致的,而不是通过管理者的努力。他们还发现,在缺乏外部大股东的企业,当他们以股权为基础的薪酬增加时,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会减少。最近Garvey和Milbourn(2006)的发现也验证了这一观点。当机构投资者股东较少时,高管人员的薪酬较高。机构股东的大量集中会导致对董事会和高管更多的监管和审查。Hartzell和Starks(2002)对近200家公司的高管人员在1991-1997年期间的薪酬进行检查,发现机构投资人所有权越集中,高管薪酬越低。他们还发现,一个更大机构投资者的存在将导致薪酬与业绩之间更敏感。(2)管理层权力与股权激励。Yermack(1997)检验总经理股票期权奖励对股票收益的影响。他发现,尽管授予日前股票收益均正常,在随后50个交易日收益超过了市场回报的2%。他解释,这个证据表明总经理带有机会主义的奖励排序先于预期股票价格上涨。此外,Aboody和Kasznik(2000)研究了预定的总经理股票期权奖励对异常收益的影响。虽然他们发现负异常收益先于预定奖励,但在奖励后30天却出现了正的异常收益。他们的结论是,总经理抱有机会主义地释放关于预定奖励信息。(3)管理层权力与信息操纵。研究还表明,高管可能操纵信息以获取机会主义租金。如将可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的一种方法,Guidry和Leone等(1999)证明以激励为基础的薪酬似乎导致管理者以牺牲长期价值为代价,通过强调短期价值创造来使他们的短期奖金最大化。同样,Bergstresser和Philippon(2006)表明,当股票价格被人为夸大时,激励薪酬会激励高管操纵盈余以及兑换以权益为基础的薪酬。此外,Coles和Hertzel等(2006)提出并发现,管理者试图围绕股票期权重发来进行盈余管理,努力保证期权处于最低可能价上。在研究信息操纵的影响时,Burns和Kedia(2006)研究了总经理薪酬对最终导致盈余重述的误报的影响。他们发现的证据表明,总经理股票期权的投资组合对股票价格的敏感程度与误报有很大关系。然而,他们在总经理薪酬其他因素上没有发现这种关系。在类似工作中,O'Connor和Deng等(2006)探讨了总经理股票期权对虚假财务报告的影响。他们发现,总经理的两职合一和董事股票期权决定总经理股票期权和虚假财务报告之间的关系,当总经理两职合一和董事股票期权同时存在或消失时,总经理股票期权津贴的增加会减少虚假报告。但是,当总经理两职合一存在、董事期权不存在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关系就是正相关的。这说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有利于总经理通过权力进行寻租。(4)管理层权力与分红。在检验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会减少派息的假设后,Fenn和Liang(2001)发现,股票期权与以股利为代价的公开市场股票回购的增加呈正相关。在相关工作中,Sanders和Mason(2003)从目标一致和风险偏好一致两个角度研究了股息政策。他们使用代理和行为理论的论点指出由于回购通常会导致股票价格上升,股票期权应当会导致更多回购。他们进一步指出,股票期权的风险承担激励高管将资金用于回购股票而非长期投资,作为减少不可预期的股票价格波动风险的方法。他们发现,股票回购计划更多地基于管理人员和外部监督者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他们还发现,当总经理们持有重大的股票期权薪酬,企业更可能发起回购计划。当业绩预期高,业绩目标未达到时,回购公告也较普遍。(5)管理层权力与股东权力。Dew-Becker(2009)分析了美国政府对高管薪酬监管历程。他通过讨论薪酬披露规则、公司治理的提高,和薪酬话语权,分析了薪酬管制的演变历程,指出“薪酬话语权”可能是最有效、危害最小的薪酬管制措施。在美国,Cai和Walkling(2009)发现市场对“薪酬话语权”议案给出了正面反应,尤其薪酬特别高的公司,反应更明显。在英国,“薪酬话语权”也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Kym Sheehan(2007)提供了来自英国方面的实证证据———“愤怒”在约束不公平薪酬制度中的效果良好,可以有效的影响薪酬契约的制定。Ferri和Maber(2009)发现“薪酬话语权”的立法削弱了破产的可能性。Alissa(2009)以英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薪酬话语权”与高管异常薪酬降低相联系,而且带来高管更大的变更。学者对“薪酬话语权”的研究也有不同的意见。Conyon和Sadler(2010)发现有限的证据证明“薪酬话语权”从根本上改变了高管薪酬的水平和设计,他们认为“薪酬话语权”收效甚微,董事会及其薪酬委员会应该寻求合适的薪酬政策以避免股东的愤怒。Won(2010)、Larcker和Ormazabal等(2010)发现投资者可能担心薪酬管制使他们的公司失去非常合格的高管。
(三)国内管理层权力理论研究
随着卢锐(2008)的系列研究将国外日趋成熟的管理层权力理论引入国内,国内主流期刊开始接纳这一观点。卢锐(2008)研究了管理层权力、薪酬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货币薪酬越高,在职消费越高,薪酬差距越大,但无法取得管理层权力越大公司业绩越好的证据。同时,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能够利用公司治理的弱化谋取更多收益,如股权激励等。吕长江和赵宇恒(2008)研究管理层权力在企业激励契约中的作用,他们发现,权力强大可以获取更高权力收益,无需采用盈余管理迎合董事会的激励要求;而权力较弱,则不然。纳超洪(2009)研究管理权力、自由裁量性投资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发现管理层权力会利用自由裁量权获取更多个人利益。权小锋和吴世等(2010)利用国企高管数据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私有有益越高。
五、结论与启示
管理层权力的缺点是“愤怒”约束不是特别好界定。究竟什么是公众的愤怒,为什么可以作为一种约束?是什么因素导致愤怒,愤怒是如何反馈和伤害了公司?在这些观点的讨论中,墨菲(2002)的结论是“含糊是无可辩驳的”。然而,民意确实会影响到高管薪酬,目前还不清楚产生如此作用的机理。但是可以想象公众的“愤怒”会影响到高管薪酬契约的制定。如面对金融上市公司超高薪酬,公众的呼声就引起了主管部门的注意,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规范高管薪酬,这个范围有从金融企业向一般行业扩大的趋势。因此借助投资者的“愤怒”来完善公司高管薪酬机制是很有必要的。(1)提高股东的话语权。针对股权分散会导致高管自定薪酬,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对高管薪酬的话语权较小这一情况,中国证监会2006年修订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才可以提出议案,相比美国的1%显得较高。应增强对经营者薪酬的事后监督,《公司法》不仅应准许所有公司的股东享有提案权,而且还要大幅度降低提案权的门槛。如果市场力量、董事会都不能发挥作用,股东有权拒绝他们认为不是最优的薪酬安排,虽然宏源证券股东大会否决高管薪酬议案,但仅仅是个案,尚缺乏与之配套完善的法律的支撑,应效仿英、美近两年通过的允许股东对高管薪酬契约方案具有投票表决权(say on pay)的相关法规,制定适合中国上市公司情况的相关法规,提高股东对高管薪酬的话语权。(2)为投资者表达“愤怒”提供方便。媒体是投资者表达“愤怒”的重要场所。近年来中国相关监管部门推出的绩效考核及薪酬管理法规产生了一定效应,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还需要针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适时调整,尤其是要关注国有企业中具有两栖身份高管、垄断行业高管薪酬的合理性问题等。媒体和中介机构对这些问题的持续深入报道和分析具有积极的效应,能够抑制高管过度薪酬,但也存在部分记者对薪酬了解不够、不专业和分析不深入等问题,这容易误导投资者,因此在媒体和中介机构参与监督的过程中应对之进行引导。同时,应该合理引导投资者,使其能够在合适的时机表达自身的“愤怒”,这需要相关媒体机构的配合,给予投资者表达“愤怒”的场所。(3)应该加强信息披露,让投资者有“愤怒”的来源。投资者的愤怒因何而来?投资者当从公司信息披露中发现一些利于高管而不利于投资者的信息时,才会愤怒,譬如,当投资获得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程度不高,亏损后仍然可以拿高额薪酬时,投资者就会愤怒。投资者的愤怒反馈到公司,可能就会影响到薪酬契约的制定,约束高管薪酬的膨胀。如何得到这些信息,那就要求上市公司详细披露相关信息。相比“难以找到重大缺陷的美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Dew-Becker,2008)”,我国上市公司关于高管薪酬的信息披露制度还是相当薄弱的。目前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已经要求披露个人薪酬,但还没有要求披露高管薪酬的具体构成,包括底薪、奖金、福利、在职消费等;没有要求披露高管薪酬方案的相关内容,如薪酬制定程序、绩效考核指标和支付标准等;没有要求披露薪酬委员会的讨论、执行情况,以及执行董事自身参与程度;没有披露兼职取酬相关高管薪酬细节,尤其是国有企业中具有两栖身份高管考评和薪酬领取、集团领薪高管情况等;没有披露高管间接持股情况,如持股公司控股股东或关联股东股份等;没有披露当年离职高管薪酬以及离职后相关福利计划等。此外,现有高管信息较为分散,投资者需要从多个渠道来了解高管的持股变动情况、违规情况等,增加了普通投资者获取信息的难度。因此,应进一步完善高管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统一平台集中披露高管信息,包括持股变动情况、高管尽职尽责情况、违规受处罚情况、任职情况、离职后薪酬福利以及去向、与大股东关系等,满足广大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知情权的不断要求。作为政府监管部门、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应密切关注管理权力型高管薪酬契约,应该对国有企业高管通过权力寻租行为给予相应的惩罚,降低对投资者和市场的负面影响。这应该是政府作为投资者体现愤怒的具体体现。
摘要：国外管理层权力理论成为解释薪酬现象的重要基础理论,但国内对其研究并不多见。管理层权力论在在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对最优契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给出了合理解释。众多国内外研究给出了支持管理层权力理论的经验证据,研究结果“愤怒”是抑制高管薪酬的重要工具。国内监管方应该提高股东话语权,为股东表达“愤怒”提供场所,加强信息披露,让股东有“愤怒”的来源。政府作为投资者应该在合适时机表达自身“愤怒”,提高公司薪酬管理水平。本文对此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高管薪酬,管理层权力,委托代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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