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意义

方法论意义（精选12篇）

方法论意义 篇1

鲁棒性(robustness)即多重决定或通过多重独立方法的可探测性,也指在语境参数发生变化时能够保持系统基本结构稳定性的能力鲁棒性分析(robustness analysis)方法是检验科学实践结果的存在性和特征时,对其鲁棒性进行测度与评估的一种科学方法,具有实用性、多样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强的特点,深刻隐含于科学家在不同领域广泛使用的问题判断标准、解决程序以及科学理论评估和解释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 鲁棒性分析的方法论基础

“鲁棒性”的基本含义为抗干扰性、坚实性、稳定性。“一个生物系统如果在受到扰动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其功能,则该系统就是鲁棒的。”[1]此外,如果一实体、对象或问题可通过多种独立途径或方法被探测、确认或证实,则其具有鲁棒性。在不同的世界结构层次和学科领域中,鲁棒性的具体含义和特征可能呈现纷繁变化的多种不同形式。例如,在生态系统中,鲁棒性表示系统在内部结构或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其基本功能的稳定性能力;在控制理论和统计学中,鲁棒性指对于一个确定对象而言,原初的理论设计、规划或假定对于未被充分考虑到的特殊效应或微小误差的不敏感性程度;在语言交流中,鲁棒性是对言说者在信息不完备、存在歧义性以及经常出现未知语境因素情况下,仍能够顺利实现交流目的能力的衡量。鲁棒性概念所蕴涵的基本思想,也可用科学中的共因论证实践加以典型说明。例如,阿佛加德罗常数可以通过基于不同方法的实验而被证明为固定不变。鲁棒性与复杂系统密切相关,是系统面对环境条件扰动时特殊功能性的保持,即以一种具有弹性的方式维持其运作模态。也就是说,鲁棒性允许系统在受到扰动时结构和成分发生某种变化,但其基本结构和特殊功能是被保持的。保持一种特殊功能实现的不同存在方式越多,系统的鲁棒性就越强,这是由于某一种方式的失败可以由其他方式所补救。鲁棒性是一种在生物系统、工程系统、社会系统以及科学理论系统中都普遍存在的现实特征,“从基因转录到系统平衡态层次都可以广泛观察到”。[2]事实上,复杂系统在不断面临内外部环境扰动的条件下,必须具有鲁棒性,以能够进行演化,而这种演化是按照进一步选择能够促进其自身鲁棒性的路径推进的。

广义而言,鲁棒性意味着特定的科学理论假设或结论能够被依赖于不同背景假定的多种科学实验程序或技术证据所支持,也指在不同的并且相互独立的决定形式下科学理论基本结构或特征的稳定性。在这种意义上,随着不同可处理程序或方式独立性的增加,对象的鲁棒性也在相应地增加。另一方面,鲁棒性又是复杂系统的重要建构和组织原则,能够保证复杂系统在面临外在的和内在条件扰动的情况下保持其基本功能,因此成为弹性或调适性理论、模型或实验设计方法的重要基础性原则,即实现增加建立在不可靠成分基础上的结构可靠性的一种重要因素。通过提升可靠性,鲁棒性实现了逻辑经验主义者寻求还原确定性的某些目标,被广泛应用于更具有可靠性的认知、符号与技术结构。[3]133为决定科学理论结果是否实际上依赖于模型的核心属性,而不仅仅是简化了的、假定的“人工制品”,科学家提出并发展了对鲁棒性进行分析的技术,即鲁棒性分析方法,以检验多个科学理论模型,并从中寻找共同的科学预言。基于此,在科学实践中,鲁棒性分析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区分问题域中“真实的与虚幻的、可靠的与不可靠的、客观的与主观的、焦点中的对象与仅仅是特殊视角的产物”[4]。

作为复杂系统的基本属性,鲁棒性的存在本身构成鲁棒性分析的前提和基础。理解系统鲁棒性的本质,有助于将不同现象纳入同一视域,也有助于推进系统层次原理的理解。将鲁棒性分析首次提升到哲学方法论高度来看待的先驱者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理查德·莱文斯(R.Levins)。他于1966年发表的《人口生物学中的建模战略》现已成为研究鲁棒性分析的经典文献。芝加哥大学科学哲学家威廉·维姆赛特(W.C.Wimsatt)对莱文斯的工作进行了重要推进,进一步澄清了鲁棒性分析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功能。维姆赛特详细界定了鲁棒性分析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使用不同感知模态探测相同特征或实体;使用不同实验程序确证同一经验关系或同一现象;使用不同科学假定、模型或公理化推导出同一结果或定理;使用多种测试、度量或指数作为判断实体性的标准;探测宏观态描述、变量、法则中的不变性,确定与这些不变性相关联的微观态条件;在组织的不同层次上,将理论描述之间的匹配与不匹配与莱布尼茨法则结合,即如果两个事物相同一,那么不匹配是不可能的,由此产生新的假设对理论进行改进和修正;用不变性和匹配失效调整测量工具或建立新的条件或条件限制,并使用这些信息对不变性的保持或失效开展解释研究。[3]45-46

二 鲁棒性分析的方法论特征

鲁棒性分析是在科学设计和决策过程中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也是对可选择的初始研究计划或设计战略决策进行评价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对于涉及解决弹性规划的问题结构方面,鲁棒性分析更是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鲁棒性分析不是纯粹的、抽象的技术性计算,而是一种不断修正、贯彻决策过程始终的具体信息反馈过程。[5]这一过程所展现的方法论特征包括:

1.语境化特征。

鲁棒性分析澄清问题域的语境条件,并提供一种有效信息结构,揭示早期决策对于后期结果的弹性影响作用。因此,鲁棒性分析首先是一种依赖语境转化条件的动态过程。“一个关注鲁棒性的决策制定者自然寻求建构潜在决策规则表现的界限。”[6]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棒性分析本质上构成语境分析方法论的一种特殊应用。即在具体的问题语境中,设定不同的、相互独立的语境模型,分别基于这些模型对同一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和解释。不同语境模型的设置,体现出对问题域进行再语境化的要求。这就需要首先设定语境边界,利用不同的语境模型、预设和条件,在再语境化的过程中寻找保持不变的语境常数。可见,鲁棒性分析必须切入实际的科学研究问题域,在语境条件的限定下进行问题求解,即“鲁棒定理的结构与鲁棒性分析的性质最好通过一种对于实际科学案例的研究而理解,而不是通过抽象的哲学分析。”[7]这就在于,鲁棒性分析更加关注的是“战略”问题而非“战术”细节,即强调“语境化”策略而非片段的语言学实体。

2.开放性特征。

鲁棒性分析的内在要求在于典型地按照尽可能多的维度开展,因而成为处理决策问题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基于“满意度”标准,因此无需过多关注次要性细节和精确性层次。显然,这一特征具有强烈的导向性作用,即通过多样化的分析过程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各种合理化的可能途径,[7]即通过对于特定精确细节的独立性,导出可靠性较强的理论预言。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综合方法,其关键在于为未来的不确定性留出足够的决策弹性空间。故而,在操作层面上,鲁棒性分析也表现出一种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性质。其中,对关联度较弱的细节的有意忽略避免了不切实际的数据要求或计算负荷,从而使模糊状态下的数据处理成为可能。鲁棒性分析关注“弹性”,即“对于鲁棒性的测试永远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事件。”[5]这就在于,科学家无法一次性、一劳永逸地确定一个科学定理的鲁棒性问题,只有不断开展的持续性研究才能够展示出该鲁棒定理的范围和界域。[8]在处理进化生物学等复杂系统问题时,科学家面对的是一系列部分冲突或部分竞争的模型和数据集,但不存在明显的优先性次序可以之作为出发点开展研究。在这种情况下,确认程序会转化为发现程序,因为二者都涉及从特殊数据中筛选出可一般化、可靠的信息元素。这时,使用鲁棒性分析方法就成为一种必要。[3]56

3.程序化特征。

鲁棒性分析一般可分为问题筛选、探测、结构化与决策等阶段,其程序化特征在于:首先,分析不同的独立来源、界定或测量过程;其次,寻找并分析这些过程的结论或结果中不变或统一的要素;再次,确定这些过程在其中保持不变的界域及其不变性所依赖的条件;最后,分析并解释任意不变性的相关失效。在这种分析中保持不变的元素就是鲁棒的。[3]44从另一角度出发,鲁棒性分析程序在于:首先,检查一组模型,确定其是否都指示出一个共同结果,即鲁棒特征。其次,分析这些模型,找到产生出这种鲁棒特征的共同结构。将步骤一和步骤二所产生的结果结合起来,形成鲁棒定理。鲁棒定理是一个将共同结构与鲁棒特征连接起来的条件句陈述,即以“设若其他条件不变”开头的从句,其一般形式为:“设若其他条件不变,如果共同因果结构保持,则鲁棒特征也将保持。”第三个步骤为,对结合在条件句形式中的数学结构给出一种经验解释。最后,对鲁棒定理进行稳定性分析。稳定性分析的目的在于当模型组描述的情形发生变化时,鲁棒定理发生了何种相应的变化,即确定哪些条件将导致共同结构与鲁棒特征之间关联的分裂。[7]

4.层次性特征。

鲁棒性分析的层次主要包括参数层次、结构层次和表征层次。参数层次的鲁棒性分析即敏感性分析,主要是对于不同参数设定之下的模型功能进行评价,目的在于保证有效结果对于某些特殊初始条件集不存在特殊的依赖性。参数鲁棒性分析能够展示出模型功能是否依赖于特定的参数集,产生出等值的参数值集合;结构层次的鲁棒性分析通过对使用不同数学结构的模型进行分析,考察由此建立的理论系统因果结构的变化情况,使得科学家得出与参数层次分析不同的非确定性集合,分离出那些对于科学理论结构整体具有必要性和本质性意义的核心成分和基本特征。表征层次的鲁棒性分析着重考察模型的各类不同的表征特征。它首先设定某类理论假定固定不变,然后去分析这些假定被表征的方式是否对于特定理论特征的产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实现对一般鲁棒性的测试目的,应当对于尽可能多的不同理论表征框架进行测度。总之,参数层次的分析展示出特定结果的持续存在相对于动态理论模型所设定的参数而变化,结构层次的分析展示出特定结果的持续存在相对于理论模型的数学结构而变化,表征层次的分析则在于揭示理论结构的持续存在相对于理论模型得以被组构的整个表征框架而变化。[8]

三 鲁棒性分析的方法论功能

鲁棒性分析是在无法获得全部数据和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被引入的,是面临不确定性条件时所采取的一种科学实践策略。在处理高度复杂的科学问题时,鲁棒性分析是科学家所应用的重要资源,有时甚至是不可缺少的问题解决程序。具体而言,鲁棒性分析具有以下方法论功能:

1.科学理论的建构功能。

“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选择那些尽可能多的具有鲁棒性的事物作为基本原则、仅仅确立那些鲁棒性事物,这很明显是一种适当的方法论。”[3]143这就在于:多重可推导性能够使得整体理论结构更加稳定而不易倾覆。著名物理学家费曼指出,“我们必须总是把所有可替换的看待一件事物的方式保持在我们的头脑中;因此物理学家从事巴比伦式的数学,很少注意从确定公理的精确推理。”[9]巴比伦式的理论与希腊式理论相对立。后者以基本原则为公理,以此推出其他定理,通过简单性原则建立起重要性规则和本体论、认识论优先性;前者认为多数基础法则是从大量不同的假定出发,以不同的方式确定并推导出来的。显然,巴比伦式理论的基底是理论的鲁棒性。这种多重可推导性不仅使得整体理论结构更加可靠,而且对其个体成分同样具有一种效应。最被攻击为不变化的那些结构成分是那些最具有鲁棒性的定律,也是最具有基础性的。不同层次的鲁棒性可以赋予理论不同层次的稳定性。科学理论的鲁棒性越强,其稳定性程度就越高。在科学理论的不同部分中,对于变化的不同程度的分析,可以为探测或测量鲁棒性提供途径。通过导出一个结果的独立的可替换方法,该结果总是比起最弱的推导更具有确定性,事实上也比最强的推导更具有确定性。对于每一个鲁棒结果,其支撑模式之一被破坏,但仍有其他支撑模式,因此不容易整体崩溃。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科学理论的建构必不可少地需要鲁棒性分析。[3]47-51

2.科学模型的选择功能。

鲁棒性分析的本质是“在可能模型的空间中进行抽样”[10],这是通过研究同一现象的大量相似但又具有区别的不同模型达成的。“我们尝试使用多个可供选择的模型处理同一问题,每个模型都有不同的简化形式,但具有共同的生物学假定。这样的话,尽管具有不同的假定,如果这些模型导致相同的结论,我们就拥有了我们所谓的鲁棒定理,这种鲁棒定理相对独立于模型的细节。因此,我们寻求的真理就是独立的谎言的交叉点。”[11]由于科学家在建立模型时无法确定所选取的模型是否是特定取样空间的典型代表,也就无法获得逻辑必然为真的保证,而只是获得了一种可错但具有导向作用的启示性工具。因此,科学家经常采取的策略就是依赖于鲁棒性分析去寻求不同独立模型中共同的预言。[7]如果结果被多个模型隐含,每个模型包含不同的可追索性假设,科学家就会更加确信结果并不依赖于建模中偶然出现的错误,而是依赖于这些不同模型的共同成分。鲁棒性分析因此增加了科学家认为建模结果来自具有本质性假设的信心,即某些重要科学现象可能是由这些核心机制所引起的。这也就是所谓的鲁棒定理。对于决定模型的哪一部分应当被测试或确证,鲁棒性分析具有必要性。尽管它并不能提供因果关系的机制,但能够将其与不相关或相关性极弱的东西区分开来。[12]实质上,鲁棒性分析方法就在于通过对于同一现象大量相似但又不同模型的研究,找出这些模型中共同的预言。不同的科学模型往往强调不同的因果特征,也可能是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形成的,甚至在其对于现象系统的表征中使用了不同的数学框架。例如,鲁棒性分析显示出生物学中著名的沃尔泰拉原理(Volterra Principle)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在极为广泛的不同条件下都是适用的,并不依赖于不同掠食模型的假定。[8]

3.理论实体的判别功能。

维姆赛特指出,在我们认为存在一个复杂世界之前,应当给出判定事物是否实在的标准,而这一标准就是由鲁棒性分析所提供的。当细胞结构被不同类型的显微镜观察到时,观察者就有更多的理由相信这一结构是实在的。鲁棒性分析澄清和保证了确定至少部分具有独立性的实体、特征、过程、结果或定理的多种方式的存在性。可见,鲁棒性分析与实在论的观点具有紧密关联:“鲁棒性是实在最终极的方法论标准,在所有科学中,情况同样如此。”[3]360例如,电子显微学家将鲁棒性作为判定中间体(mesosomes)实在性的标准;心理学家认为,一种具有实在性的心理效应可用类似方法重复产生或可用不同方法探测到。通过对依赖于不同技术与背景理论的实验进行操作,科学家确信实验现象不仅仅是特殊实验设置的人造产物。在科学哲学中,阿佛加德罗常数的鲁棒性为这种“源于同时性的论证”提供了最著名的例证。阿佛加德罗常数的实验与测量鲁棒性被用来为分子作为实体的存在提供了无法反驳的根据。[12]与此相反,在对其鲁棒性进行持续检测的限制条件下,不可靠的实体性或弱的有效性发现将会消失。[13]

4.科学理论的确证功能。

鲁棒性分析通过对科学理论证据多样性和独立性的澄清而增强理论本身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当多重独立测试产生相同或收敛的正面结果,即科学实验结果具有鲁棒性时,相关科学理论就获得了更强的证据支持。在科学模型中寻找鲁棒性结果,“是定理确证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8]正是这种确证使得鲁棒定理作出关于实在世界现象的宣称。[7]鲁棒性分析依赖于理论确证,在此范围内产生被确证的鲁棒定理。不同理论假设证据的不同显著性,要求使用多种多样证据测试理论的不同组成假设。也就是说,避免理论出现错误的一种重要方法是拥有多样化并且相互独立的证据,使得尽可能多的理论假设能够以尽可能多的不同方法所测试。如果某科学理论的绝大多数组成部分之间是多重相关的,那么这种理论存在的错误就会相对精确地获得定位。传统观点认为,科学理论术语的意义根据测量理论所使用的实验操作进行定义;而基于鲁棒性分析方法的观点是,在“关于两个理论参数互动的某种理论必须通过对每一参数的不完善例示所测试时”,“当每一理论参数都能够以两种或更多的方式得到例示,每一模式都尽可能多地独立于其他模式,以至于在理论上不相关的成分也被关注,就会获得巨大的推理力量。”这种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方法就是包含了鲁棒性分析思想内核的多重操作主义。 [14]也就是说,理论的确证主要在于多重相关法则的“丛”概念,其意义由这种关联的多重性及鲁棒性所决定,其有效性通过鲁棒性分析得以呈现。普特南指出,“‘能量’概念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它讨论大量的法则。它发挥大量的功能,这些法则和推理功能结合在一起而非个别地组成其意义。”[15]

总而言之,科学家使用鲁棒性分析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提高其预测并解释实在现象的质量。鲁棒性分析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经验确证程序,它的认识价值来源于两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织的功能。首先,它通过展示结论不依赖于特殊的谬误而避免错误;其次,它通过确定什么是对于结论而言真正关键性的东西而对于理论不同成分相对重要性的宣称进行确证。[12]鲁棒性分析的展开由科学理论演化的逻辑和原则所限定,同时又推动对于科学理论发展演化线索的展示、澄清和解释,这一过程是相互作用并相互促进的。鲁棒性分析综合呈现了科学理论的优势和劣势、稳定性和脆弱性,也集中展示出科学实践活动中科学家的能动性、意向性、创造力与问题求解的语境条件、理论目的及资源需求之间存在的架构与平衡,不仅能够解释对科学理论的成功因素进行系统阐释,也可以解释理论失败的原因和模式。更为重要的是,鲁棒性分析方法通过揭示科学理论系统内在的鲁棒性特征,展现出对于科学理论乃至科学实践活动本身本质的洞察,从而为我们提供对于复杂科学理论的更好解释并且不断适时修正、改进理论解释方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性原则。

作为一种独特的科学分析方法,鲁棒性分析摒弃了传统科学方法论所预设的无所不能的科学主体观念,设定了有限理性的科学主体和局域性实在论理念,关注现实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科学实践活动,立足于具体的、面向问题求解的语境条件限制,从复杂系统和不确定性条件出发,试图寻求和把握世界“多”中的“一”和“变”中的“不变”。深入认识鲁棒性分析的方法论意义,对于进一步推进科学哲学的当代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方法论意义 篇2

现代教学设计的重要特征：1 以学生学习为中心 2 关注真实生活 3 以“研究”超越“经验”

4 创造性和灵活性

教学设计的依据：依据现代教学理论 依据系统科学的原理和方法 依据教学的实际需要 依据学生的特点 依据教师的教学经验

教学设计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教学目标设计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是课堂教学的灵魂

教学目标的概念：教学中师生预期达到的学习的结果

课程目标是由教学中各门学科目标组成的目标系统

单元式指各门课程中相对完整的划分单位，它反映着课程编制者或教师对一门课程或概念体系结构的总的看法以及对这种结构按照教学科学的要求所作的分解的逻辑安排

课时是教学活动的基本单位

教学目标的功能：导向功能 激励功能 标准功能

教学目标的分类：有认知，情感，动作技能三个领域

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分为：识记，领会，运用，分析，综合，评价六个层次

情感领域的教学目标：接受或注意，反应，价值评价，价值观的组织，品格形成五级

动作技能领域的教学目标：知觉，准备，有指导的反应，机械动作，复杂的外显反应，适应，创作七级

教育目标设计的基本要求：

1， 一般目标与具体目标相结合

2， 集体目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

3， 难度适中

4， 便于检测

教学目标的表述方式Www.：认知类，技能类，情意类目标表述

教学起点的设计：

一，对学生进行全面分析

对学生认知，非认知，社会因素的分析

二.确定学生原有的学习基础

三，进行学习任务分析

教学内容的设计：主要是教师认真分析教材，合理选择组织教学内容以及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的表达和呈现的过程 教师着重掌握以下教学内容分析的处理的方法

一，研读课程标准，明确基本要求

二，通览教材，鸟瞰全局

三，疏通教材，清除障碍

四，熟悉教材，重点记忆

五，分析教材，把握三点

六，精心设计，妥善安排

七，阅读资料，吸取营养

教学时间的设计

名义学习量 实际学习量 单元课学习量 专注学习量 教学时间的遗失

设计教学时间的策略：进行教学时间设计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把握好整体时间分配

2， 保证学生的实际学习时间

3， 科学规划单元课时

4， 尽可能增加学生的专注学习时间

5， 防止教学时间遗失

第三章：课堂教学的方法

一，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教学方法

1 讲授法：讲授法是教师通过语言向学生系统连贯的传授知识，技能，发展学生智力的教学方法

具体方式：讲解，讲述，讲读，讲演

基本要求：讲述内容要科学性和思想性 讲授要系统完整，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符合知识的系统性和启发性教学原则的要求 教师要努力提高语言表达水平

谈话法：基本要求：教师要根据教材和学生的情况做出充分的准备，对谈话的内容，问题的顺序，应得出结论，事先都要周密考虑 所提出问题的表述要简练明确，求答范围清晰 要注意问题的难度

讨论法的基本要求：讨论的准备 讨论的开端 讨论的引导 讨论的评价

读书指导法基本要求：提出明确的目的，要求和思考题 教会学生使用工具书 帮助学生逐步学会阅读的方法 用多种方式指导学生阅读

二，以直接感知为主的方法

演示法 基本要求：明确演示目的，做好演示准备 演示时要使全体学生都能观察到演示活动 演示时要引导学生其中注意力，观察演示对象的主要特点和重要方面，以发展学生观察力的思考力

参观法 基本要求：参观的准备 参观的进行 参观的总结

实习法 基本要求：做好实习的准备 实习中，教师要加强指导 实习结束后，教师应对学生的实习进行检查与评定，认真做好总结

练习法 基本要求：使学生明确练习的目的和要求，掌握有关基本知识，增强练习的自觉性 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练习

的方法 练习安排要有计划性，方式要多样化，时间分配要合理

三，以欣赏为主的方法

欣赏法的基本要求：

引起学生欣赏的动机和兴趣 激发学生强烈的情感反应 要注意学生在欣赏活动中的个别差异 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方法

主体参与行教学的基本要求：

1， 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要尊重学生的感受，培养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

2， 教育教学活动中，要留给学生思考的选择的余地，并尊重学生的选择

3， 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尽量多地把学习的时空留给学生

4， 要不断的鼓励学生的创造性，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能力

合作学习是相对于个体学习而言的，是指学生在小组或团体中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的互助性学习基本程序包括基本环节：

1， 创设问题情境，明确目标

2， 独立学习，自主尝试

3， 小组研讨，集体交流

4， 教师总结，反馈评价

合作型教学的基本要求：

1， 合理组建合作学习小组

2， 教师要加强对合作学习的监控

3， 注意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与动作技能

研究学习型教学的一半程序：

1， 开展科普讲座，参观访问

2， 指导选题

3， 组织课题组，制定研究计划

4， 实施研究

5， 处理结果，撰写研究报告

6， 组织研究成果的交流研讨

在运用过程中要把握几个关键点：

1， 学生自主与教师指导

2， 问题意识和问题知识

3， 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

4， 学会学习与教会学习

课堂教学方法的选择与运用

教师选择教学方法的主要依据：

教学目的和任务 教学内容的性质和特点 每节课的重点，难点 学生身心发展特点 教师自身素养 教学时间和效率的要求

教学方法运用的一般要求：

1， 运用教学方法必须坚持以启发式为指导思想

2， 运用教学方法必须做到最佳选择和优化组合

3， 运用教学方法必须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第四章：教学组织方法

教学组织的特点表现为： 特殊的师生互动 特殊的时空安排 教学因素的特殊组合

教学组织发展的特点：教学组织形式的确定化 教学组织形式多样化，综合化 教学组织形式的个别化 更加重视课外，校外活动

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班级授课制

班级授课制的优点：

1， 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

2， 有利于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3， 有利于发挥学生集体的教育作用

班级授课制的局限性：

1， 不利于对学生因材施教，难以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

2，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主体地位，独立性和创新精神等方面的.发展

3， 以“课”为基本的教学活动单位，某些情况下会割裂内容的整体性

4， 缺乏真正的生生之间的合作

班级授课制组织的具体形式：1全班上课 2 班内分组教学 3 班内个别教学

班级授课辅助的教学组织形式――现场教学

遵循要求：1，目的明确 2 要做好准备工作 3 做好现场指导工作 4 做好现场教学的总结工作

当前班级授课组织形式的改革

一，适当缩小班级规模，使教学单位趋向合理化

二，改进班级授课制，实现多种教学组织形式的综合运用

三，多样化的座位排列，加强课堂教学的交往互动

四，探索个别化教学

教学工作的组织和教案研制

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

完整的教学工作由备课，上课，课外作业和课外辅导四个基本环节组成

备课是上课的先决条件 1 钻研教材 2 了解学生 3 设计教学样式 4 拟定教学计划

课堂教学要遵循的基本要求：

1， 目标明确

2， 内容正确

3， 方法恰当

4， 教学组织严密

5， 教学效果优异

课外辅导：是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

基本要求：1，因材施教，教师应深入了解学生，根据不同类型和特点的学生，确定具体的辅导的内容和措施，以增强辅导的针对性

2， 指导学生独立思考，钻研，以形成科学的学习方法和习惯

3， 发挥集体优势，组织学生开展互帮互学的活动

课的结构：指一堂课的组成部分及各部分的安排顺序和时间分配

综合课的一般结构：组织教学 检查复习学习新教材 巩固新教材 布置课外作业

教案的研制过程：教案的设计撰写 教案的实施检验 教案的评价修改

第五章：多媒体教学的方法

多媒体教学的特性和功能

六个共同的特性：

1 固定性 2 扩散性 3 重复性 4 组合性 5 工具性 6 能动性

教学媒体的功能：

教学媒体有传播和或缺信息的功能

教学媒体有积累和存储信息的功能

现在教学媒体运用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1， 教育性原则

2， 科学性原则

3， 技术性原则

4， 艺术性原则

5， 经济性原则

现代教学媒体的选择依据：

1， 要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同的要求来选择和确定教学媒体

2， 要依据学生心理和年龄特征选择教学媒体，不同年龄的学生对媒体的理解能力是不同的。 3， 要依据教学媒体的特性和功能

4， 依据教学条件和情境，考虑到媒体使用的限制条件

第六章：教学评价方法

教学评价含义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教学评价是由评价主体，客体，方法，标准等基本要素构成的

2， 教学评价必须有效收集教学系统的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是对教学系统的事实性把握为前提 3， 教学评价内在地包含着一定的标准

教学评价的功能：

教学评价的导向与激励功能

教学评价的鉴定功能

教学评价的改进提高功能

教学评价的研究功能

设计指标体系应遵循的基本要求：

1， 根据评价的目的来设计指标体系

2， 设计主体的广泛参与性

3， 设计的指标体系应具有可操作性

教学评价的基本原则：

方向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 客观性原则

发展性原则可行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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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对于英语学习的方法论意义 篇3

【关键词】英语学习 观察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9-0011-01

观察是什么？观察对于英语学习有何意义？这是英语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需要搞清楚的问题。作为观念，观察具有实践的意义，人们在观察过程中对观察对象，产生好奇、兴趣，积累对观察对象的认识；作为方法，观察告诉人们规则、规范和一般程序。而从英语教育理论和实践来说，观察给予我们的启示，使我们受益良多。

一、它山之石

威尔弗雷德·特罗特对观察有过这样的体悟，他说：“知识来源于对周围事件中相似处和重现情况的注意”。历史上，就有很多类似的事实。巴斯德很想知道有的地方为什么不断发生炭疽病，而且总是发生在同样的田野里。对此，他长期观察，并进一步思考。一天，他在地里散步，发现有一块土壤与周围的颜色不同，他便请教当地的农民。农民告诉他说，前几年这里埋了几只死于炭疽病的羊。细心的巴斯德注意到土壤表层有大量蚯蚓带出的土粒，想到可能是蚯蚓把炭疽病菌从深处带到土壤表层，而引发了炭疽病。并被实验所证实。

无独有偶，二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的系主任谢皮罗教授敏锐地注意到，每次放掉洗澡水时，水的漩涡总是逆时针的。谢皮罗没有向其他人一样漠视这一现象，而是带着这个问题，仔细观察，积极探究，想知道这是为什么？猜想是否与地球自转有关系。[1]于是，他设计了一个碟形容器，里面灌满水，每当拔掉碟底的塞子，碟里的水也总是形成逆时针旋转的漩涡，并通过实验证明了自己的判断。后经其他科学家的实验检验，再次证明了谢皮罗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这个事例说明观察要反映客观，观察要细致，要带着问题进行观察，这样，就有可能发现、解释科学问题。

观察不仅在科学研究中具有方法论的作用。同样，绘画中也有离不开观察的指导作用。 话说厉规真学画虎，但虎气不多、猫气更多，厉归真为此很是苦恼。此后，他带上干粮，跑到深山老林，想仔细观察老虎，可是连老虎的影子也没有见到。后来山民告诉他，老虎的生活习性，他便在树上搭了一个隐蔽的棚子，仔细观察老虎的出没情形；站立、伏卧、觅食、老虎捕养等种种的神态，并把观察到的各种形象画成白描记录下来。为画好老虎打下扎实的基础。这个事例说的是，观察是个积累的过程。

二、心得体会

第一，授人以渔。观察是一种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是观察主体通过感觉器官或者借助于一定的仪器，有目的、有计划地对自然条件下出现的现象进行考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观察者、观察工具以及观察对象之间的构成关系不同，使得观察结果不同。特别是观察主体，其观察者的知识背景、观察者运用的工具、观察者的态度、等等，都影响到观察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就要求观察者在观察实践中，尊重客观，反映客观。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使观察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对象的规律性，就要通过一系列的抽象活动，进而从理性上解释观察过程和观察结果。同样的道理，也有助于我们对英语语言的学习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解释。

第二，观察训练。认识观察训练的重要性，自觉进行观察训练，是达成目标的、行之有效的利器。达尔文就有这样的体会：“我没有突出的理解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觉察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普通人之上。”[2]因此，我们要观察社会，在观察社会中学习，在学习中观察社会；观察生活，在观察生活场景中了解生活状态，在生活中增长观察才能；观察教学，观察教师的教学过程、教学设计、教学场景、教学交流等模拟实践中，掌握知识本领，提高学习效率。显而易见，观察力的提高，是可以通过对观察要素，如观察主体的知识储备、知识结构、背景知识、观察程序、观察设计、观察角度等等的训练提实现的。

第三，习惯养成。观察学习理论的创始人班杜拉认为，从动作的模拟到语言的掌握，从态度的习得到人格的形成，均可以通过观察来加以完成。[3]这里班杜拉讲明了观察功用。但要使观察有意义，从而达到观察的目的，就要懂得观察，养成观察的习惯。例如，集中注意力，注重细节……长时间的、反复多次的进行观察。如巴斯德长期观察，才发现有一块土壤与周围的颜色不同。其实，通过观察来掌握语言学习并不难，比如，在英语教学实践中，教师设定语言情景，给出观察目标，让学生进行观察——提出初步的观察结果——启发并引导学生继续观察——反复观察，这样，经过反复的训练，并内化成良好的观察习惯以后，学习者就会发现观察带给人们的无穷快乐和获取知识的好处。

三、小结

综上所述看出，观察对于英语学习具有方法论意义。重视观察，在观察中达到我们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可以通过观察训练实现的。因此，关键之处还在于有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

参考文献：

[1]戴建新，朱鑫娟.动口又动手——在细节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J].教学与管理，2014（26）：53.

[2]袁锐锷.杜威的教育目的论探讨[J].华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1986（1）：113.

分析哲学的当代方法论意义探索 篇4

分析哲学曾一度成为英美甚至整个英语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研究方式的, 它主要时期可划分为二战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二战后的语言分析阶段。第一阶段, 哲人们倾向于研究人工语言和符号逻辑。第二阶段他们更注重日常语言哲学。

不论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 分析哲学都把语言研究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尤其是语言的意义理论研究。从一定意义上, 分析哲学家们在促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使这些研究从认识的内容转向了认识的表达、从心理概念转向了语言的形式。对语言表达式意义的描述和解释是分析哲学的首要任务, 也是分析哲学的重要标志。

弗雷格强调语言对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时谈到, 哲学首先必须是一种逻辑, 对逻辑的探讨首先是对语言意义的探讨, 而对语言意义的分析就是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弗雷格认为“始终把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 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严格的区分开来。” (1) 并且还提出“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 而不是孤立的语词中, 才能找到语句的意义。” (2) 值得一提的是, 弗雷格尽管提到了主观与客观、与语境等概念, 但这仅仅限于他所理解的语言意义上的。

罗素和摩尓则更是把一切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 如罗素认为“每一个哲学问题, 当我们给必要的分析和提炼时, 就会发现, 它或者实际上根本不是哲学问题, 或者在我们使用逻辑一词的意义上说是逻辑问题。”并提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 (3) 的著名命题。而维特根斯坦则把思想的界限也划定在语言的范围之内, 他提出“要为思想划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只能在语言中来划分” (4) , 并且提出“凡是能够说的, 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 就应该保持沉默”。传统形而上学的错误正是在于试图说出不可说的东西。

分析哲学家们重视语言研究, 主要使用意义和指称等哲学术语, 给哲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研究方法, 这在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 脱离人类实践, 只是询问人的的语言是否准确地表达的认识, 分析哲学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 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的工具, “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 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 就可以懂得, 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立组成特殊的王国, 他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5) 既然语言和思维一样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 是人类理性认识的产物, 那么语言研究也因此必须紧密结合人类的实践来进行, 决不能脱离主体的实践活动来空谈意义。

二、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反对形而上学

分析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石里克提出:“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 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 也就是陈述证实 (或否证) 这个句子的方式, 一个命题的意义, 就是证实它的方法。” (6) 这就是说, 维也那学派是把可证实性原则当成判定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的标准, 进而反对形而上学。把语言的意义的判定标准局限在经验的范围之内, 是因为石里克并没有意识到哲学的问题并不仅仅就是语言的意义问题。而且, 语言意义问题的解决也并不意味着哲学问题的解决。可证实原则在科学领域有其独到的价值, 然而对于哲学, 它并不适用。

由于意识到可证实原则的狭隘性, 分析哲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提出以“可验证性原则”来取代可证实性原则, 并进一步提出“在许多情况下, 有了数量不多的肯定的例子, 我们就达到了实际上足够的确实性, 于是我们便停止实验。但理论上永远存在着把检验观察的序列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任何完全的证实都是不可能的, 却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 (7) 显然, 卡尔纳普的解释并没有解决分析哲学的难题。

根据可证实性原则或可验证性原则, 形而上学命题都被看作是没有意义的。其实, 语言是人类的语言, 语言研究仅仅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部分, 用逻辑分析来反对形而上学是没有多大力量的。西方分析哲学家们可证实性原则的多种解释, 反形而上学多种观点, 本身就说明了分析哲学就有很多无法克服矛盾。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 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 它是解决一切与人类有关的问题的基础与核心, 语言问题自然也不例外。一定语言表达式的意义, 总是相对于实践着的人类而言, 语言意义问题的复杂性与人类社会交往实践的复杂多样性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意义所显现的诸多特性也是由于人类实践的复杂特性所导致。分析哲学陷于语言的泥潭而找不到出路的客观事实表明, 他们或多或少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语言意义与实践的内在关系问题。

三、分析哲学的当代方法论意义

从总体上来说, 分析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不成功的。依据经验主义的“可证实”原则的意义标准, 分析哲学来反对形而上学是站不住脚的。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只能适用于经验科学, 不能用来检验非经验科学的认识活动的哲学。笔者认为, 由于其本身陷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之中, 分析哲学家并没有没有找到传统形而上学错误的真正原因。其实, 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错误, 就是它脱离了现实世界, 又虚构了一个超感性的“本体”世界, 并把这种“本体”世界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尽管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成功, 但分析哲学所发起的“语言运动”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分析哲学的主要表现是运用逻辑分析得方法对哲学概念进行研究, 是哲学命题的意义标准更为清晰, 从而达到对世界和人类思维的科学认识。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健康发展所必需的。

首先, 分析哲学追求语言的明晰性与确定性, 并用来反对形而上学, 体现了哲学的批判精神。分析哲学家们不相信所谓的终极真理, 不相信先天综合判断, 他们企图以语言分析的方法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分析哲学方法对人类整个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因为分析的方法并不只是批判别人的工具, 而是可以与其他哲学方法和风格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方法。

其次, 分析哲学探索语言的意义和分析概念的方法,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也有启迪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 也存在着概念不清、意义含混的现象。概念不清、意义含混必然影响哲学的研究和发展。由此, 澄清哲学概念的意义, 是分析哲学的任务, 一定程度上说, 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需要的基本研究方法。

再次, 分析哲学主张的“科学理性”是一种开放、对话的思维,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非常需要这样的开放和交流对话精神。人类实践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 人类所创造的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不可能永远正确。哲学之所以富有魅力, 正是因为它处于不断变化和创新中。如果大多数哲学研究工作都闭门造车, 使用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私人语言”, 那么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无法与其他研究者之间展开讨论与交流, 这不符合哲学包容开放的精神。

总之, 尽管分析哲学有其本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局限性, 但研究分析哲学对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参考文献

[1]弗雷格:《算术的基础》, 牛津1953年英德对照版, 第7页。

[2]罗素:《逻辑是哲学的本质》, 《逻辑与语言》第166页, 东方出版社, 2005年版。

[3]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九州出版社, 2007年版。第2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 人民出版社, 第525页。

[5]石里克:《意义和证实》, 《逻辑与语言》, 东方出版社, 第218页。

数学的内容、方法和意义 篇5

数学的内容、方法和意义

丘成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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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教授应北京大学邀请，出席北大百周年校庆，并于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与另外三位杰出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教授、李远哲教授和朱棣文教授在北京大学举行学术讲座，上千名北大师生反应热烈，三小时的讲座，座无虚席。

今天要讲的是数学的内容、方法和意义，这原是苏联人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和今天的演讲内容借过来作为演讲的名称。

今天是北大百周年校庆，五四运动便是北大学生发动的。作为演讲的引子，让我们先简略地回顾一下“五四”前后中西文化之争。十九世纪中业以后，中国对西文科技的认识，是“船竖炮利”，在屡次战争失利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即以传统儒家精神为主，加入西方的技术。到了五四运动前后便有了科玄论战。以梁漱溟为主的一派以东方精神文明为上，捍卫儒学，以为西方文明强调用理性和知识去征服自然，缺乏生命之道，人变成机械的奴隶；而中国文化自适自足，行其中道，必能发扬光大。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哲学家罗素等对西方物质文明深恶痛绝，也主张向东方学习。另一派以胡适为首者则持相反意见，他们以为在知识领域内科学万能，人生观由科学方法统驭，未经批判及逻辑研究的，皆不能成为知识。

科玄论战最终不了了之，并无定论。两派对近代基本科学皆无深究，也不收集数据，理论无法严格推导，最后变得空泛。其实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特点。一方面极抽象，有质而无量，儒道皆云天人合一，禅宗又云不立文字，直指心性。另一方面则极实际，庄子说“蔽于天而不知人”。古代的科学讲求实用，一切为人服务，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莫不如此。要知道西方技术之基础在科学，实际和抽象的桥梁乃是基本科学，而基本科学的工具和语言就是数学。

历代不少科学家对数学都有极高的评价。我们引一些物理学家的话作为例子。R.Feyman在「物理定律的特性」一书中说我们所有的定律，每一条都由深奥的数学中的纯数学来叙述，为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E.Wigner说数学在自然科学中有不合常理的威力。F.Dyson说：在物理科学史历劫不变的一项因此,就是由数学想像力得来的关键贡献，基本物理既然由高深的数学来表示。应用物理，流体等大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只要能得到成熟的了解时，都可以用数学来描述。写过「湖滨散记」的哲人梭罗也说有关真理最明晰，最美丽的陈述，最终必以数学形式展现。

其实数学家不只从自然界吸收养分，也从社会科学和工程中得到启示。人类心灵中由现象界启示而呈现美的概论，只要能够用严谨逻辑来处理的都是数学家研究的对象。数学和其他科学不同之处是容许抽象，只要是美丽的，就足以主宰一切，数学和文学不同之处是一切命题都可以由公认的少数公理推出。数学正式成为系统性的科学始于古希腊的欧机里德，他的「几何原本」是不朽名作。明末利玛窦和徐光启把它译成中文，并指出“十三卷中五百余题，一脉贯通，卷与卷，题与题相结倚，一先不可后，一后不可先，累累交承 渐次积累，终竟乃发奥微之义”。复杂深奥的定理都可以由少数简明的公理推导，至此真与美得到确定的意义，水乳交融，再难分开。值得指出，欧机里德式的数学思维，直接影响了牛顿在物理上三大定律的想法，牛顿距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与「几何原本」一脉相承。从爱因斯坦到现在的物理学家都希望完成统一场论，能用同一种原理来解释宇宙间的一切力场。

数学的真与美，数学家的体会深刻。Sylvester说“它们揭露或阐明的概念世界，它们导致的对至美与秩序的沉思，它各部分的和谐关联，都是人类眼中数学最坚实的根基”。数学史家M.Kline说“一个精彩巧妙的证明，精神上近乎一首诗”。当数学家吸收了自然科学的精华，就用美和逻辑来引导，将想像力发挥的淋漓尽致，创造出连作者也惊叹不已的命题。大数学家往往有宏伟的构思，由美作引导，例如Weil猜想促成了重整算数机何的庞大计划，将拓扑和代数几何融入整数方程论中。由A.Grothendieck和P.Deligne完成的Weil猜想，可说是抽象方法的伟大胜利。回顾数学的历史，能够将几个不同的重要观念自然融合而得出的结果，都成为数学发展的里程碑。爱因斯坦将时间和空间的观念融合，成为近百年来物理学的基石；三年前A.Wiles对自守型式和Fermat最后定理的研究，更是扣人心魄。数学家能够不依赖自然科学的启示得出来的成就，令人惊异，这是因为数字和空间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它们的结构也是宇宙结构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必须紧记，大自然的奥秘深不可测，不仅仅在数字和空间而已，它的完美无处不在，数学家不能也不应该抗拒这种美。

本世纪物理学两个最主要的.发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数学造成极大的冲击。广义相对论使微分几何学“言之有物”，黎曼几何不再是抽象的纸上谈兵。量子场论从一开始就让数学家迷惑不已，它在数学上作用仿如魔术。例如Dirac方程在几何上的应用使人难以捉摸，然而它又这么强而有力地影响着几何的发展。超对称是最近二十年物理学家发展出来的观念，无论在实验或理论上都颇为诡秘，但借着超弦理论的帮助，数学家竟能解决了百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难题。超弦理论在数学上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除非造化弄人，它在物理上终会占一席位。

上世纪末数学公理化运动使数学的严格性坚如盘石，数学家便以为工具已备，以后工作将无往而不利。本世纪初Hilbert便以为任何数学都能用一套完整的公理推导出所有的命题。但好景不常，Godel在931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数学原理」中的形式上不可断定的命题及有关系统I”。证明了包含着通常逻辑和数论的一个系统的无矛盾性是不能确立的。这表示Hilbert的想法并非是全面的，也表示科学不可能是万能的。然而由自然界产生的问题，我们还是相信Hilbert的想法是基本正确的。

数学家因其品禀各异，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种：

(一)创造理论的数学家。这些数学家工作的模式，又可粗分为七类。

●从芸芸现象中窥见共性。从而提炼出一套理论，能系统地解释很多类似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上世纪末Lie在观察到数学和物理中出现大量的对称后，便创造出有关微分方程的连续变换群论。李群已成为现代数学的基本概念。

●把现存理论推广或移植到其它结构上。例如将微积分由有限维空间推广到无限维空间，将微积分用到曲面而得到连络理论等便是。当Ricci,Christofel等几何学家在曲面上研究与座标的选取无关的连络理论时，他们很难想像到它在数十年后的Yang-Mills场论中的重要性。

●用比较方法寻求不同学科的共同处而发展新的成果。例如：Weil比较整数方程和代数几何而发展算数几何：三十年前Langlands结合群表示论和自守形式而提出“Langlands纲领”，将可以交换的领域理论推广到不可交换的领域去。

●为解释新的数学现象而发展理论。例如：Gauss发现了曲面的曲率是内蕴（即仅与其第一基本形式有关）之后，Riemann便由此创造了以他为名的几何学，成就了近百年来的几何的发展；H.Whitney发现了在纤维丛上示性类的不变性后，Pontryagin和陈省身便将之推广到更一般的情况，陈示性类在今日已成为拓扑和代数几何中最基本的不变量。

●为解决重要问题而发展理论。例如J.Nash为解决一般黎曼流形等距嵌入欧氏空间而发展的隐函数定理，日后自成学科，在微分方程中用处很大。而S.Smale用h-协边理论解决了五维或以上的Poincare猜想后，此理论成为微分拓扑的最重要工具。

●新的定理证明后，需要建立更深入的理论。如Atiyah-Singer指标定理，Donaldson理论等提出后，都有许多不同的证明。这些证明又引起重要的工作。

●在研究对象上赋予新的结构。Kahler在研究复流形时引入了后来以他为名的尺度；近年Thurston在研究三维流形时，也引进了“几何化”的概念。一般而言，引进新的结构使广泛的概念得到有意义的研究方向。有时结构之上还要再加限制，如Kahler流形上我们要集中精神考虑Kahler-Einstein尺度，这样研究才富有成果。

（二）从现象中找寻规律的数学家。这些数学家或从事数据实验，或在自然和社会现象中发掘值得研究的问题，凭着经验把其中精要抽出来，作有意义的猜测。如Gauss检视过大量质数后，提出了质数在整数中分布的定律；Pascal和Fermat关于赌博中赔率的书信，为现代概率论奠下基石。五十年代期货市场刚刚兴起，Black和Scholes便提出了期权定价的方程，随即广泛地应用于交易上。Scholes亦因此而于去年获得诺贝尔的经济学奖。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话说回来，要作有意义的猜测并非易事，必须对面对的现象有充分的了解。以红楼梦为例，只要看了前面六七十回，就可以凭想像猜测后面大致如何。但如果我们对其中的诗词不大了解，则不能明白它的真义。也无从得到有意义的猜测。

（三）解决难题的数学家。所有数学理论必须能导致某些重要问题的解决，否则这理论便是空虚无价值的。理论的重要性必与其能解决问题的重要性成正比。一个数学难题的重要性在于由它引出的理论是否丰富。单是一个漂亮的证明并不是数学的真谛，比如四色问题是著名的难题，但它被解决后我们得益不多，反观一些难题则如中流砥柱，你必须将它击破，然后才能登堂入室。比如一日不能解决Poincare猜测，一日就不能说我们了解三维空间！我当年解决Calabi猜测，所遇到的情况也类似。

数学家要承先启后，解掉难题是“承先”，再进一步发展理论，找寻新的问题则是“启后”。没有新的问题数学便会死去，故此“启后”是我们数学家共同的使命。我们最终目标是用数学为基础，将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学融合起来。

自从A Wiles在1994年解决了Fermat大定理后，很多人都问这有什么用。大家都觉得Fermat大定理的证明是划时代的。它不仅解决了一个长达350年的问题，还使我们对有理数域上的椭圆曲线有了极深的了解；它是融合两个数论的主流――自守式和椭圆曲线――而迸发出来的火花。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多年来椭圆曲线在编码理论中发展迅速，而编码理论将会在电脑贸易中大派用场，其潜力无可估计。

最后我们谈谈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差异。总的来说，在物理学的范畴内并没有永恒的真理，物理学家不断努力探索，希望能找出最后大统一的基本定律，从而达到征服大自然的目的。而在数学的王国里，每一条定理都可以从公理系统中严格推导，故此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数学家以美作为主要评选标准，好的定理使我们从心灵中感受大自然的真与美，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悠然境界，跟物理学家要征服大自然完全不一样。

物理学家为了捕捉真理，往往在思维上不断跳跃，虽说是不严格和容易犯错，但他们欲能把自然现象看得更透更远，这是我们十分钦佩的。毕竟数学家要小心奕奕、步步为营，花时间把所有可能的错误都去掉，故此这两种做法是互为表里，缺一不可的。

「重新研究」的方法和意义 篇6

当然，讨论国民革命时期“革命文学”论争的展开，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前人研究已相当成熟，即便于“现场”中深度耕耘，发掘更多稀见史料，仍难免受制于八九十年代文化反思形成的若干结论。但程凯跨出了极大的一步，与其说“重返”了现场，不如说“重构”了现场，将“革命文学”的起源、兴起和国民革命的总体进程关联起来，一方面勾勒出革命形势的起伏、涨落，如何深刻塑造了一个时代不同文学者的思想、心态、表述和抉择；另一方面，更是沿着文学论争的脉络，切入了现代革命政治与文化的诸多核心议题。这项研究不简单在文学研究中，引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维度，更进一步在“文学与政治的交错”中构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内在分析视野，其隐含的方法论意义，相对于具体的结论，或许更值得认真对待。

当年的论文已具相当的开创性，没想到它后来一直还在成长，不断卷入新的话题，培植更纵深的论述骨干。二○一四年春，拿到了厚厚的一本《革命的张力》，据后记交代，新增与改写的部分，占到了全书的三分之二，那个长长的副标题—“‘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说明了论述范围的拓展：向前延伸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危机的显露，向后至左翼文学稳定形态的生成；在空间上，也移步换景，分别聚焦于北京、广州、上海、武汉，一幅宏阔又错综的历史长卷，由此被徐徐地展开。看得出，在不同章节的转换上，作者有意造成了一些时间、空间、人事上的衔接感，以形成叙述的连贯，但这并没有带来一种从容的“讲故事”风格（在当代读者中，这种风格总是被普遍期待的）。他的意图显然不是要将这段历史放入某种绵密又妥帖的逻辑中，以消除其内部的分歧、冲突，而恰恰是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不轻松带过，做顺畅的、自洽的理解，始终保持了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思辨强度，通过不断构造问题的方式，来获取对历史脉络的洞察。即如全书“导言”部分，就借讨论朱自清一九二八年的著名自剖《那里走》，在“五四时代”与“革命时代”的关系这一主脉问题上，引申出一连串峻急的追问：“如何理解二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型革命政治的内在历史源头，尤其是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如何定位？”在革命政治的决定作用之外，“左翼文学”以及“革命文学”自身展开的脉络为何？“它从其他文学形态中分离、生长出来的前提是什么？它由哪些不同的文化、政治因素组合而成？它的内在结构如何把握？它的参与者的主体状态是什么，如何形成，又遭遇什么样的困惑，怎样应对？它利用何种条件、以何种方式在政治环境中创造自己相对独立的批判性文化空间？……”

这一长串密不透风的，甚至气喘吁吁的追问，并非源自有关左翼文学如此这般的后设评价，而是紧紧扣住其自身分离、生长、合成的逻辑，规划了全书整体的思考框架。有意味的是，对于这本高度思辨性的著作，程凯自己的定位却很简单，即所谓新文学史主脉论题的“重新研究”。二○一四年底，以《革命的张力》出版为契机，在社科院文学所召开的小型研讨会，也是以“新文学的‘重新研究’”为中心议题。那么，该怎么理解“重新研究”这简单的四个字？依照“后记”中的描述，如果它是指“将一些从革命史中分离出来的新文学问题重新结合革命史的视域加以考察”的方法，那么这一方法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将“分离”的部分“结合”或“放回”总体性的历史视域，步骤又有哪些？在近三十年学科范式的转移、迁变中，“重新研究”与“重写文学史”、“再解读”、“重返现场”等，又构成何种关联？读罢全书，这些问题或许都值得考虑。

毋庸多言，无论“重写”、“再读”，还是“重返”，此前学科方法、视角的一系列新变，都意在撬动甚或颠覆先在的历史叙述，“重新研究”无疑也延续了这一学科创新的动能，对以往论述框架的不断清理、检讨，也贯穿了全书的写作。然而，正如十年前的博士论文已隐约显露的那样，这项研究还包含了逆向反省的意图。简言之，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曾经的“显学”，曾是革命史教育的一部分，后又因寄托了文学现代化的理念，而成为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的策源地。现如今，随着一系列“重写”、“再读”、“重返”，文学史写作早已从固化的革命史或现代性逻辑中游离出来，“现代”作为一种时间维度的作用愈发凸显，打通新旧、跨越文史，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向一门综合的历史文化学科、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大文学史”转换。然而，历史写作的目的，除去“了解的兴趣”与创新的冲动，在根本上仍会涉及怎样从历史中提问、获取认识性价值的问题。现代文学学科的不断扩容，在释放诸多可能性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某种“稀释”的效果，导致新文学与现代历史，尤其是革命史内在紧张的消解，甚至导致提问能力的普遍弱化。如果在这一趋势中“逆向”而动，那么首先意味着要挣脱惯性，不简单用现象和差异瓦解“主流”，或依靠过去结论的“反题”来推进认识，而是恢复一种学科总体又内在的视野，重新在二十世纪革命实践的内部理解新文学的历史。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将新文学重新“结合”或“放回”，并非是指跨越文学史和革命史的学科边际，将两种不同的视域拼接、互嵌，因为无论是文学史还是革命史，本身都不应是固化的板块，“结合”过程其实是板块粉碎的过程，让文学史研究和政治史研究在破除各自固化认识的前提下“相互激荡起来”。为此，“结合”或“放回”不得不采用历史与理论的“深描”方法。

所谓“深描”，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说法。在人类学研究的领域，由于人类行为发生在复杂的交互网络中，研究者不能外在、抽象地考察，必须深入到特定群落生活世界的“稠密”之处，把握各种关系，进行有想象力的解读。事实上，文学史、革命史之间动态的、立体性的关系，同样聚合于这种“稠密”之中。对于《革命的张力》基本的论述方式，相信读者也不难体会：一方面，贴近特定的个体的言论、实践、主体状态，以沈雁冰、郭沫若、郁达夫、鲁迅等为线索，深入到一组组文化实践与政治实践“动态关系”中，并在“裂缝和‘症候’中体察其心态、立场和思路”；另一方面，如何处理“决定”与“非决定性”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构、布局，更是“深描”成功的关键。面对“五四”落潮、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大革命失败等一系列枢纽性时刻，作者的方式似乎是，尽可能占有更多材料，从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等多种维度，考察各方回应及革命政党的策略调整，由此把握特定时刻、事件及个体选择背后的总体的“问题结构”。

比如，论及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北京新文化言论界的顿挫，“三一八”被看作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五四”时代的方式难以为继，《语丝》、《现代评论》、《猛进》等知识群体希望延续“思想革命”方案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集团化、政党化的现实，探索不同的言论可能。在这一“问题结构”中，《现代评论》与《语丝》之争的老话题，不仅可以提升至另一个层面来讨论，这一“顿挫”时刻所凝聚的历史动力，也获得了纵深的理解。同样，有关“革命文学”论争的探讨，由于跳出“后设”的党派结构或鲁迅立场，着眼于大革命失败后的激进青年的处境和选择，这一探讨不再纠结革命与文学的关系，而触及论争背后的集体诉求：在革命实践受挫之际，陷入迷惘的革命青年希图以“理论斗争”的方式，重新寻找、确立方向和自身的主体。

在总体的历史或理论视域中，讨论文学的文本或现象，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这一点无需更多强调。深感学科优势不再，大家早已纷纷死磕社会研究、文化理论，以求能高屋建瓴、纵横跨界。可以探讨的是，总体视域的形成可以出自宏大理论、方法的精巧叠架，但在涵盖一切、表征一切的同时，却不一定遭遇“稠密”之中的真问题，不一定带来真正有效的洞察。这一提醒属于老生常谈，却有不断自我敲打的必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现代文学学科重建过程中，王瑶先生曾多次强调研究要注意“上下左右的联系”。这所谓“上下左右”，不单指向文学主题、风格、现象背后的联系，同时也指向了学科自身固有的总体视域，即新文学的实践从来不是孤立展开的，而应作为现代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一部分去看待。或许在王瑶先生看来，现代文学学科的当代“转型”，需要纳入新角度、新方法，但这一“传统”视域仍不可或缺。换言之，注意“上下左右的联系”，也就是指一种内部思考的方式，在历史实践进程中分清主次矛盾、辨析各种“问题结构”的眼光和能力。因而，主动回到二十世纪的革命史“视域”中去提问，“重新研究”无形中暗含了对学科固有传统的重申。

借助全局与细部之间的伸缩、收放，“深描”的技术能够将特定时刻的“问题结构”呈现出来，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则是怎样提取原理性的思考，以形成对历史纵深走向的认识。以第六章《当还是不当“留声机”与革命思想的更生》为例，程凯选取了一个特别的细部—郭沫若与李初梨之间有关“留声机器”的争论，围绕这个特殊比喻的使用，顺藤摸瓜，“不厌其烦”地钩沉出二人主张背后的理论资源、思想逻辑，使这一看似不甚紧要的“留声机器”之争，显示出重大的理论意义：在大革命挫败的现实挤压下，革命者的道路选择，如何从单纯的政治认同转向内在的意识斗争，李初梨等人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当时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上的某种缺失”。可以想象的是，如后续讨论只满足于双方观点的概括、比较，那么这一原理性思考的契机，就很容易被滑过。但原理性的讨论，并不止于原理的提出，“原理”本身又必须不断在现实情境中加以检验。李初梨等后期创造社成员“不当一个留声机器”的主张，包含了无产阶级意识内在获取的自觉，这一方式的可能性却没有被高估，程凯随即指出了困境：如果失去了思想与现实之间的机能性往返，“意识斗争”仍难免落入某种“突变”模式，落入某种自以为“正确”的状态。另外，在具体实践的层面，“意识斗争”也不得不与现实的政党政治遭遇，内在的主体能动性能否保持也成为疑问。由此，革命实践与革命内在主体确立的关系，这一原理性命题的紧张性、艰巨性被凸显了出来，而对于该命题的呼应、重述，也持续回荡于后来的革命文艺或政治言论中。

总之，在延展又辩难的论述中，过去板结的历史叙述不仅被打碎，新的“硬化”仿佛也得到了自觉抵制，“重新研究”由是呈现为一个打破封闭，聚拢问题又“荡开来”的过程，原理性的命题被不断提出，又在历史的延宕中，不断被扩展、深化。有的时候，“荡开来”的效果，不一定完全来自辩证的“深描”技术，依靠强大的思辨性“翻转”，也能打开豁然开朗的认识层面。第七章论及鲁迅特殊的发言位置时，下面这段话已说出了这一可能：

在各种“正确”立场下映照的是鲁迅的“不正确”，但他恰恰要面对各种“正确”翻转自己的“不正确”，使之成为各种“正确”理念不能容纳、不能消化但又必须面对的真实—对革命者而言是现实的落后，对普遍主义者而言是真实的不平等，对文学信仰者而言是文字与现实的不对等。他使得自己的“不正确”成为一个测量器，用来检验“正确”立场的纯度、偏差度。

如果说鲁迅将自己的“不正确”，“翻转”为具有战斗性的现实感，上述文字也试图将鲁迅的立场“翻转”为一种思想方法：在问题丛簇的地带，跳出原有的论述框架，在另一个层次上敞开新的问题空间。这样一来，那些长长的、看似缠绕的句子，也并非服务于繁复的理论风格，它们更像是一柄柄长斧，目的在于“以‘硬’的方式”破除文学与革命之间种种“‘顺’的关系”，劈开认识的痂壳，将完整的历史感觉和理论可能搭救出来。

概括说来，在“重新研究”的努力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形态的确立，一种动态的历史认知模式被提出，即“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化的分离与再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承诺了一种以思想文化方式建立新政治的图式，其前提是文化与政治的乌托邦式有机想象，而在“五四”之后的现实语境中，这一想象不断遭遇分化、瓦解，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有可能陷入自我合理化的陷阱之中，二十年代中期大批文化青年变身为政治青年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危机所致。在文化与政治分化的危机中，讨论“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的走向，这一判断可能并不过于新异，近三十年来，有关五四新文化“危机”的检讨，林林总总，早已蔚然大观。重要的是，“危机”不完全是负面的，它恰恰具有了一种生产性，“五四”之后“国民革命”的兴起，除了外力的介入，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危机也起到了助推作用，但“革命政治”与“新文化”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因为前者同样需要从后者中汲取滋养，“在一个批判性的文化空间中再造对革命主体、革命理论的同一性想象”。与之相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挫败后，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化的脱节，一度造成激进青年遭遇了新的困境，而左翼文学形态的生成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了上述困境的克服、体现了对文化与政治各自限制的扬弃。

可以说，在文化与政治“互为限度，同时互为条件”的动态关联中，对于“危机”的不断回应，构成了“五四”之后革命文化实践的根本动力之一，全书“结语”部分甚至纳入了四十年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革命文化”的论述，二十世纪上半叶新文化与新政治相互激发的历史，这样就有了一种贯穿性的理解，新青年的召唤与重塑、“思想革命”方案的可能性、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小资产阶级的位置与出路等多方面议题，都可围绕这一“主脉”来把握。有意味的是，“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化的分离与再结合”，既是作者着力开掘的问题主脉，同时也内化“重新研究”的基本视野、方法，将“新文学问题放回革命史视域”，本身意味着重建一种 “文化与政治的交错”的视野，而前人丰富的革命文化实践，本身就是方法论和思想活力的源泉。这种“问题”与“方法”的同构，说明“重新研究”的意义，不止于现代文学学科的重构，还连缀了对二十世纪革命之历史遗产的迫切发明与回应。在这方面，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运动，在现实政治内部打造、争取独立的“文化斗争的空间”，这一历史经验有着相当的示范价值，启发当下的研究者“从中汲取原理性的元素作为塑造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政治的基础”。在全书的结尾，程凯其实已亮出了底牌。

方法论意义 篇7

一、信息方法论介绍

信息方法就是运用信息的观点, 把某个系统的运动过程当作信息传递和转换的过程, 然后通过对信息流程的分析和处理, 从而来达到对这一复杂系统认识、综合和变革的一种科学方法。具体包括信息系统分析方法、信息系统综合方法、信息系统进化方法。

信息系统分析方法, 指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工作机制的时候, 不能仅仅局限于物质和能量的观点来分析, 更重要的是要从信息的观点出发来分析, 抓住事物运动的状态和状态变化方式 (内部结构的状态和状态变化方式以及外部联系的状态和状态变化方式) , 把事物的运动过程 (即工作过程) 看作是一个信息过程, 并弄清这个信息过程包含的各个环节、这些环节之间的逻辑关联和数量关系, 从而建立一个能够反映该事物工作过程的信息模型。一旦信息模型明确, 这个事物的工作机制也就清楚了。

信息系统综合方法, 就是在模拟、设计、综合或构造一个人工系统的时候, 首先要从信息的观点出发, 根据用户提出的要求 (通常是对系统的功能和指标的要求) , 运用自己的知识构造出能够满足用户的功能要求的信息模型, 然后进一步明确模型中各个环节应当满足的功能指标, 明确各个环节之间的逻辑关联情况和数量关系;在应用现有的物质、能量和技术手段来实现这个模型, 并在试验条件下检验这个模型系统, 看它是否能够满足用户提出的要求, 以确定是否需要对模型、设计作出修正, 以及如何修正。

信息系统进化方法, 指在变革、改善或优化一个高级复杂系统的时候, 首先要从信息的观点出发, 利用信息技术的手段和方法获得该系统现时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形式、内容和效用, 从中判断该系统当前的优度, 将它与目标优度相比较, 在此基础上找出两者之间的差距, 并进一步加工出改变系统当前状态、缩小差距、达到目标优度的策略信息, 然后按照策略信息的引导, 通过控制作用改变系统的状态, 使它逐步逼近目标, 实现性能的优化, 完成系统进化的过程。

二、IPD介绍及与信息方法论的关系

集成产品开发 (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 简称IPD) 是一套产品开发的模式、理念与方法。IPD的思想来源于美国PRTM公司出版的《产品及生命周期优化法》 (简称PACE——Product And Cycle-time Excellence) 一书, 该书中详细描述了这种新的产品开发模式所包含的各个方面。IBM在1991-1993年间发生企业危机, “扭亏大师”郭士纳入主IBM, 他对IBM作大改造, 其中在研发方面的改造措施就是今天高科技企业中流行的研发管理模式—IPD的前身。

IPD作为先进的产品开发理念, 其核心思想概括如下:

a) 新产品开发是一项投资决策。IPD强调要对产品开发进行有效的投资组合分析, 并在开发过程设置检查点, 通过阶段性评审来决定项目是继续、暂停、种植还是改变方向。

b) 基于市场的开发。IPD强调产品创新一定是基于市场需求和竞争分析的创新。为此, IPD把正确定义产品概念、市场需求作为流程的第一步, 开始就把事情做正确。

c) 跨部门、跨系统的协同。采用跨部门的产品开发团队 (PDT:Product Development Team) , 通过有效的沟通、协调以及决策, 达到尽快将产品推向市场的目的。

d) 异步开发模式, 也称并行工程。就是通过严密的计划、准确的接口设计, 把原来的许多后续活动提前进行, 这样可以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e) 重用性。采用公用构建模块 (C B B:C o m m o n Building Block) 提高产品开发的效率。

f) 结构化的流程。产品开发项目的相对不确定性, 要求开发流程在非结构化与过于结构化之间找到平衡。

IPD的主要意义:

a) 真正形成了市场驱动, 产品效益考核的机制。

b) 使得公司能够准确把握成本投入与效益产出。

c) 有效整合产品研发相关环节的资源, 形成统一团队。

d) 建立严格的产品研发审议监控机制, 避免盲目立项, 盲目开发。

e) 打通了产品线上个环节, 形成产品研发过程中的消息传递通道和机制, 形成产品需求以及问题的高效反馈和跟踪机制。

总之, IPD模式是把产品开发当作用户需求信息从端到端传递和转换的过程, 通过各个环节的分析和处理, 最终实现用户化的设计, 充分符合了信息方法论的思想。IPD模式是信息方法论的外延, 其中, 全新产品的开发正是应用了信息系统综合方法, 旧产品的版本升级和优化则采用了信息系统进化方法。

三、IPD成功案例

1、1992年, IBM公司遭受了巨大的经营挫折, 年亏损额高达近80亿美元。为了摆脱经营困境, IBM实施了以系统性研发管理解决方案为核心的企业再造方案。在研发管理方面, IBM系统引进了PACE (Product And Cycle Excellence, 产品及周期优化法, 是美国PRTM公司提出的一套系统性的研发管理思想和方法) , 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1993年到1998年总共节省了120亿美元的费用, 硬件开发时间从4年下降到16个月, 并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产品开发模式--集成产品开发 (IPD: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 。

在流程的所有监控点围绕以客户为中心!——IBM公司IPD流程小组

2、IPD自1998年登陆国内, 至今已经走过了8个年头。华为公司是第一家引进和实施IPD, 也是受益最大的国内企业。据IBM咨询的方法论, 华为IPD项目划分为关注、发明和推行三个阶段。在关注阶段, 进行了大量的“松土”工作, 即在调研诊断的基础上, 进行反复的培训、研讨和沟通, 使相关部门和人员真正理解IPD的思想和方法。发明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方案的设计和选取三个试点PDT, 并教练试点PDT按IPD进行运作。推广阶段是逐步推进的, 先在50%的项目中推广, 然后扩大到80%的项目, 最后推广到所有的项目。IPD在华为的实施是艰难的, 不仅因为IPD牵涉的面很大, 而且华为规模大、产品线宽、系统复杂、技术含量高。但华为总裁任正非先生高瞻远瞩:“IPD关系到公司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各级组织、各级部门都要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通过“削足适履”来穿好”美国鞋”的痛苦, 换来的是系统顺畅运行的喜悦。而华为总结出来的“先僵化, 后优化, 再固化”的经验, 也成为了企业纷纷效仿的系统实施原则。

3、方太公司在2003年4月启动了IPD实施项目, 项目组通过了7个月的努力, 设计了一整套IPD解决方案, 包括产品战略规划、研发组织结构、IPMT和PDT运作模式、研发流程及相应操作指南和摸板、CBB规划及流程、研发人力资源管理。截止2004年11月30日, 方太同时在线产品开发项目为43个, 2003年同期不到15个, 而研发人员增加不到20%。2004年项目按时完成率为80%, 平均研发周期比2003年缩短了近50%。方太的实践显示了IPD为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

除了华为、方太以外, 中兴、康佳集团、夏新电子、许继电气、优特科技、金发科技、胜利股份等国内企业都实施了完整的IPD解决方案, 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而实施了IPD部分模块或者通过参加研发管理方面的培训而引进IPD思想的企业在国内估计已经超过了300家。

四、笔者关于IPD与信息方法论相结合的工作实践

1、笔者服务于一家无线通信领域上市公司, 作为公司IPD推进的总负责人, 全程策划、领导了公司IPD体系的建立和推进, 包括相应流程、制度、团队的建立和完善。表一是研发管理水平各级别的主要特征。公司于2005年10月实施IPD前在1.5级水平, 至2007年初已达到级别3水平。公司导入以信息方法论为基础的IPD模式后, 通过紧抓用户需求及跨部门产品管理团队的运作, 无论是新产品的开发, 还是旧产品的升级改造, 都更充分的贴近市场, 获得了较大的成功, 得到用户的高度评价。

2、公司实施IPD的组织、流程、框架

IPD跨部门团队沟通说明:

◆PMT各产品经理负责与销售、市场、财务等部门沟通, 进行资源整合, 通过详细的市场调研、市场细分、竞争分析、投资组合分析, 并参考公司以往策略等信息, 进行产品路标规划, 制定详细的业务计划, 期间包括和PDT的沟通, 确保计划的可执行性。

◆各PDT经理通过市场代表了解市场、销售信息, 并与研发、物流 (采购和生产) 、质检、技术支持等部门沟通, 进行资源整合, 从而制定详细的开发计划并监控执行, 重点是把握产品开发进度和质量, 以适应市场需求。

3、数字电视无线设备开发案例

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各地按要求完成电视信号覆盖“村村通”任务, 公司根据前期调研、市场分析, 对数字电视无线覆盖产品进行开发立项。由于全国各地广电局在“村村通”项目上采用的覆盖方式及具体设备要求都相去甚远, 所以具体开发需要根据不同地区客户的需求分别进行, 以下以按某市广电局要求进行产品开发为例, 阐述以信息方法论为基础的IPD模式在我司的运用。

客户需求:某市广电局希望将14套数字电视节目通过无线开路发射送到偏远的农村, 完成所辖地区“村村通”任务, 具体组网要求如图四所示。

如表二所示, 在开发过程充分应用了信息系统分析方法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转换成产品功能需求, 完成设计建模) 、信息系统综合方法 (客户需求信息的传递和转换贯穿整个开发过程) 。

2006年8月, 国家地面数字电视标准DMB-TH颁布, 公司根据标准适时调整了相应产品的技术指标, 并依此进行产品的升级优化, 完成了新版本开发, 这正是对信息系统进化方法的具体应用。

迄今, 公司数字电视产品线已涵盖了地面数字电视、手机电视的全系列发射机、补点器设备, 关键设备已成功入围国家广电总局招标, 在市场上取得广泛应用, 这充分证明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以信息方法论为基础的开发模式大大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五、结论

总之, 信息方法论与形而上学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事物的观点是对立的, 通过对传递和转换中的信息流的分析和处理, 符合用联系、发展、全面地看待事物的辩证法观点, 在现在及将来, 无论是在产品开发领域还是其他方面, 都继续是我们对复杂系统的认识、综合和变革的基础理论。

参考文献

[1]麦克哥拉斯.Product And Cycle-time Excellence[M].美国, 1986.

[2]哥乔斯著.产品经理的第一本书[M].戴维侬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方法论意义 篇8

关键词：比较教育,借鉴时代,方法论,意义

法国著名的比较教育家马克—安托尼·朱利安(Marc-Antoine Jullien,1775~1848)于1817年发表了《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一书,标志着比较教育学的诞生,自此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或称之为比较教育学的奠基时期,[1]或称之为比较教育的借鉴阶段。[2]本文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方法论是从整体上对该学科研究方法进行的哲学思考,同学科本身的内在思维逻辑紧密相关,它侧重于理解方法的理论基础、特点、性质、作用及其限度,研究不同方法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服从的基本逻辑,研究正确运用方法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3]方法论问题一直是比较教育研究者特别关心的问题,是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研究有“方法论神话”[4]的学术倾向,这说明方法论在促进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方法论研究有两个功能,认知功能和社会学功能,前者是指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指导,同时也为自己的研究进行辩护,后者则是学科获得合法性,成为大学中的一个合法领域的必然要求。[5]正是因为方法论的重要作用,它长期以来成为比较教育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问题。具有独立学科特征的比较教育学产生于19世纪前后,朱利安被比较教育学界公认为学科创始人。美国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贝雷迪(G.Z.F.Beredey)称朱利安为“第一位有科学头脑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宣称朱利安的研究以及他所提出的有关学科理论开创了比较教育的借鉴时代,并确立了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学术地位。[6]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朱利安在创建比较教育学科的同时也开创了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也正是因为朱利安等人在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上的突出贡献,比较教育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时期,一些比较教育思想家比如维克多·库森(Victor Cousin,1792-1876)和亨利·巴纳德(Henry Barnard,1811-1900)等在比较教育方法论方面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不仅促进了比较教育的学科发展,而且也对其所在国家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一、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借鉴范式,形成了初步的比较教育学科分析特征

学科发展与学科范式的转换密切相关。特别是学科发展处于转折时期,学科范式的转换便成为促进学科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范式(paradigm)一词,最早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提出来的。按照库恩的观点,范式主要是指某一科学群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框架,从而成为该学科的一种共同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方向。[7]在比较教育借鉴时代诞生了具有独立学科特征的比较教育学,进而也形成了初步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在这一时期,一些比较教育思想家比如朱利安、库森、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以及巴纳德等对比较教育方法论的初步产生与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时期的比较教育方法论的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比较教育方法论的萌芽阶段,主要表现为朱利安对比较教育的开创性研究。从库恩的范式概念出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比较教育的借鉴时代,有“比较教育之父”之称的朱利安开创了比较教育的借鉴范式。第二阶段即比较教育思想的借鉴范式的发展阶段,主要以库森等为代表。库森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1831年他前往普鲁士对当时欧洲公认的最好的学校体制进行考察。归来之后,库森向法国教育部提交了对法国教育影响至深的报告———《关于德意志各邦———特别是普鲁士公共教育状况的报告》。该报告还被译成多国文字,不仅对欧洲,而且对北美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众多学者争相访问普鲁士并掀起了世界范围的“借鉴”风潮。第三阶段即比较教育借鉴范式的实践与完善阶段,以亨利·巴纳德等为主要代表。巴纳德是美国著名普及公共教育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也是19世纪美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比较教育借鉴时代的著名代表人物。巴纳德借鉴外国教育经验,积极改革本国教育,对美国以及世界比较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奠基性贡献。在此阶段,巴纳德等主要是在实践借鉴时代的比较教育学基本思想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他们使以“借鉴”为特点的比较教育范式趋于完善。

比较教育的借鉴范式特别重视对各种描述性材料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从中发现某一国家教育值得借鉴的地方,以此为本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贝雷迪指出,“朱利安的比较法的重点是把教育资料编成附有解释的分类目录;而且将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比较,以便一国最好的教育经验可‘移植’到其他国家去”。这段评论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以借鉴为标志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第一阶段的基本特性。[8]朱利安建议,“把事实和观察结果收集起来并将它们制成分析图表,使之互相联系、便于比较,从而演绎出一些原则和明确的法则”。[9]他希望这一“比较表”成为整理信息的工具,并建议建立一些独特机构来收集准确的“关于欧洲国家目前状况的教育比较表”,以便“人们可以判断……哪些部分的工作所提供的改进经验可以引用到别国,并由该国的社会环境和地区情况确定是否适合而加以修改和变革”。[10]“我研究的是普鲁士,而我思考的始终是法兰西”。[11]库森的这句话是借鉴范式的经典说明和注解,并在朱利安的比较法基础上对这一方法有所改进,他为借鉴工作建立了4个步骤:(1)确定当地的问题;(2)发现国外的解决办法;(3)描述当地的先例;(4)提出借鉴的建议。此外,库森还提出了借鉴的两个重要前提:一是要确定法国人已清楚地认识到特定的需求;二是要描述国外满足类似需求已证明是成功的东西。[12]正是因为如此,库森认为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时,不能机械地照搬照抄,而是一定要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美国的巴纳德可以称得上是比较借鉴范式的实践者和完善者,他非常注重对国外教育成功经验的借鉴,他的作品几乎涉及欧洲各个国家的教育状况;同时,他的借鉴内容又是丰富的,形成了他几乎包罗万象的教育借鉴内容。巴纳德在教育实践中注重将国外教育经验移植并融合于本国的教育制度之中,为本国的教育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借鉴是比较教育的需要,19世纪比较教育经过朱利安、库森和巴纳德等人的努力,形成了直接借鉴形式的学科分析特征。这一时期的比较教育强调运用第一手资料以直接感知形式进行比较和借鉴;通过个人的考察和访问,对具体的教育现象进行比较和借鉴。他们从个人的直接感觉来进行比较和借鉴,因而,这种比较和借鉴只是一种低水平的。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比较和借鉴也与前期古典式的研究有了根本的不同,我们可以理解为这种借鉴处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感性认识阶段,为比较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借鉴是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基础,是不可逾越的,也是比较教育学的最基本目的”。[13]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当前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也需要类似的“借鉴”分析与研究,通过研究和分析这些比较教育思想家的研究方法论,能够对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正如一位学者指出:“无论从比较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还是从其诸功能、目的的关系和当前我国的现实国情看,借鉴仍是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向度。”[14]

二、注重研究的目的性,形成了初步的实证分析研究特色

借鉴时代比较教育的研究开始具备较为科学的分析方法,提出较为全面的引介计划,具有较强的研究目的。此时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以促进本国教育的发展。库森的先期研究主要采取了描述法,希望通过借鉴普鲁士的经验发展法国的教育。在对普鲁士中等教育研究以及后来的荷兰教育研究中,库森开始运用自己建立的比较教育方法论。在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库森关注的不是探讨教育规律,而是借鉴的目的性。另外,在美国的教育改革实践中,巴纳德总是注重参考国外教育的发展经验。他在对外比较研究的目的上强调以借鉴为中心,在比较研究的方法上主要以描述为主体;在比较研究的原则上初步形成了以民族性为特色,主张对外借鉴要与本国实际相适应。巴纳德的研究推动了现代教育的发展,为美国乃至世界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朱利安非常重视研究方法的运用,他把教育科学看作一门实证科学。受到同时期启蒙运动科学方法运用的影响以及比较解剖学发展的影响和启发,他将比较的研究方法引入比较教育研究中。他期望从收集到的事实和观察到的情况中归纳出一些一般原则和规律,以便使教育成为近似实证的科学。朱利安的实证主义理念为当时教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当时不够严谨的研究方法造成了冲击,同时也为后世比较教育研究和实证分析范式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奠定了比较教育实证范式分析的思想基础,开辟了比较教育实证范式研究的方向。时至今日,朱利安所推崇的比较研究法仍是教育研究的重要方法。他为搜集资料所编制的问卷虽然略显粗浅,但在教育研究发展史上可以说是最早运用问卷法的先驱,比较教育问卷调查方法也成为今天诸多教育研究最基础的研究方法之一。当代比较教育的实证主义研究继承了朱利安的比较教育理念,试图通过更严格的量化分析与统计处理来建立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由此可见,朱利安的比较教育理论仍具有时代意义。

三、对民族性的初步关注以及重视因素分析———新研究范式的萌芽

在这一时期,一些比较教育思想家不仅仅开创、发展和实践了以“借鉴”为特征的比较教育研究范式,而且还积极地探索有益的新研究范式,美国的巴纳德在其研究中初步关注了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民族性问题,而英国的马修·阿诺德则对因素分析法进行了初步研究,他们的努力为后来比较教育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巴纳德在他的研究中坚持民族性原则。巴纳德在赞扬欧洲教育制度的同时,也重视本国的教育成就,他肯定了美国教育的实用性特色,指出“欧洲并没有像我们的公立学校那样,产生了与我们的宗教、社会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实干的和有能力的人物”。[15]巴纳德认为,在美国民族精神的影响下,美国教育培养的是与美国生产与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实用人才;而欧洲教育特别是英国教育则不同,它们更侧重于强调教授学术性知识,而较为轻视实用性能力的训练,造就的更多的是经院式书生,而非实用型的人才。因此,巴纳德主张对外借鉴要与本国实际相适应,借鉴中要持谨慎态度,不能盲目搬用抄袭外国的东西,而应在考虑本国具体国情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借鉴那些与本国教育环境相符合的先进经验。巴纳德在其比较教育研究中坚持民族性原则,这一观点和做法切实符合当时美国教育发展的需要,为美国教育的振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这种对民族性的关注还只是初步的,甚至是在下意识中形成的,因此他并未对民族性问题作深入研究和思考。到了20世纪,萨德勒(Michael Sadler)、康德尔(Isaac Leon Kandel)等比较教育家开始真正系统研究民族性在教育中的巨大作用。萨德勒等学者主张“学校之外的事情比学校内的事情更为重要,校外的事支配并且说明校内的事”。[16]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巴纳德的这些想法和做法是初步的,但仍不失为其比较教育思想中的一大亮点,为以后萨德勒、康德尔等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因素分析法关注的是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对其教育的影响,它强调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诠释,并通过这种诠释生成新的教育决策,以促进本国教育的发展。“因素分析法作为一种研究框架建构并维系着比较教育学科的运转、发展,解决现代教育改革中的各种问题,阐释现代教育发展的基本原理和作用机制,以特有的表现形式反映比较教育对现代教育运动的作用,是比较教育用以表现其价值、功能的基本特征”。[17]因素分析法的由来可以追溯到马修·阿诺德。阿诺德在《法国的民众教育》(1861)和《德国的高等专门学校与大学》(1874)中,运用分析的方法阐述了影响国民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如国家结构、历史传统、国民性、社会、经济、地理条件等)。阿诺德把教育制度看做是和国民生活融合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他所指出,“对大陆教育的研究,向我们中产阶级证明,许多事情单独去做很难完成,而应该全盘规划,这样才能取得成功”。[18]在这些因素中,阿诺德特别重视和强调历史传统和国民性在比较教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阿诺德的这些观点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必须把各国的学校和教育制度放在该社会的全面情况之中去加以研究和理解,这种思想成为后来的因素分析法的基础。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阿诺德的因素分析法对此后萨德勒、康德尔、施奈德、汉斯的关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论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后来这些学者们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阿诺德因素分析法的影子,阿德诺的因素分析法为后来的方法论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四、影响和促进了本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在比较教育借鉴时代,朱利安、库森和巴纳德等人的研究都影响和促进了其所在国家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朱利安在起草关于发展比较教育学的建议书时,时刻没有忘记法国的教育现实;法国初等教育的发展是与库森的贡献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是由于他关于普法两国的比较研究,促进了法国初等教育体制的发展。库森注重调查普鲁士的初等教育,这正是法国教育中最急需改革的部分。作为一名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可以说库森是比较成功的,库森向法国教育部提出的七点改革建议中有六点被写入《基佐法案》。由于《基佐法案》的实施,再加上基佐的继任者佩勒对法案加以补充,法国的初等教育得到很大发展,男子小学由1834年的22,641所增加到1848年的32,964所;女子小学的发展尽管不如男子小学,也从1840年的5,878所增加到1848年的7,658所。小学生人数,包括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从1831年的193.5万增加到1846年的324万;同时,法国文盲的人数也相应地从1934年占全国人口的47%减少到了1848年的33%。[19]库森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法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而巴纳德在进行比较教育的时候,也时刻关注着美国的现代教育改革。可以说,巴纳德将毕生精力几乎都倾注于美国的现代教育改革之中。他遍访欧洲各国,依照普鲁士的教育模式,于1838年发起并领导了康涅狄格州的公立学校改革运动,建立起国家统一管理的教育制度,使平等、免费、非宗教性的教育得以实现;实行分班制教学,提高了教育质量和水平;兴建教师训练班,保障了教师的数量和质量;注重学校环境和内部设施的改善,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巴纳德还引介了福禄培尔的幼儿教育思想,为美国幼儿教育体系的创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巴纳德还推行了大学课程的革新,提高了自然科学在大学课程中的地位,为社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实用性人才。总之,巴纳德使美国在教育改革中能及时有效地了解世界最前沿的教育信息,吸取他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美国教育改革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的意义 篇9

一、法律方法与价值判断的辩证关系

法律方法论的最高层面或者说核心层面是法律思维[2], 可以说法律方法是法律人运用特有的法律思维解决法律问题的一种有效的法律途径。价值判断主要指特定主体通过对特定客体属性的分析, 综合考量作出最符合主体需要的价值选择。法律的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秩序, 在此过程中必然要追求一定的价值。有人认为, “方法论主要包括三大块, 就是司法三段论、法律解释方法和价值判断。这三者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切联系”。这意味着法律方法是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概念、法律价值和案件情势的结合[3]。由此可以看出, 法律价值属于法律方法研究的基本对象和基础领域, 法律方法有必要恰当的运用法律价值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判断。因此, 研究法律方法是运用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平台, 而运用价值判断是研究法律方法的关键领域, 两者之间互相融合, 相互促进。法律方法与价值判断是辩证统一的, 深刻理解二者的科学内涵, 有助于深入把握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的功能和意义, 有利于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

二、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的意义邹论

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的意义是指价值判断在法律方法中起到的作用和发挥的功能。不可否认, 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对于某些复杂案件的有效处理, 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有效统一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 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的理论意义

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的理论意义基于价值判断的过程是法律方法运用的具体过程, 价值判断的选择是法律方法证明的逻辑选择。法官在处理缺少明确法律规定或者法律界定模糊以及疑难复杂的案件时, 必然以其对法律的深刻理解形成一定价值判断的法律思维。因此, 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的理论意义就在于指引法律方法的核心内容———法律思维的正确建立和逻辑证成。

(二) 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的现实意义

价值判断在法律方法中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更在于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针对错综复杂的法律案件的有效解决作出指导。就实践来看, 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指导个案审理, 满足价值追求

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的应用大多数情况是针对个别特殊的案件。这些案件的主要特点:一是法律条文缺少相关事实的规定, 二是法律条文包含事实范围模糊不清, 三是法律条文就相同事实的规定发生竞合。针对这三种情况法官就需要运用其扎实的理论知识、深厚的法学熏陶对法律规则的深刻理解和法治精神的准确把握, 基于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的考量作出有效裁判, 从而避免无法可依的尴尬, 做到法律与情理巧妙的结合, 体现公正价值!

2.实现法律公正、达到社会需要

法律方法中重要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推理以及利益衡量等, 而无论是哪一项研究领域几乎都离不开价值判断, 在这一过程都或多或少的需要对各种法律关系、事实、责任进行价值上的分析、推导、论证。作出价值判断的目的在于:第一通过法律方法各个环节的综合运用, 选择出符合法律公正的价值取向;第二这种价值判断是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在价值观中的体现, 也要满足社会实际的公正和道义。

3.宣传法治理念、促进法治建设

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的应用对于解决法律事实复杂、法律规定瑕疵的案件起到了摆事实、讲法律、合情理的功效。透过对一些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案件本身的合理性裁判思考, 较大程度上促使人民群众对于法律的敬畏和信任, 积极的宣传了法治理念、加快推进了法治建设。

(三) 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的关键点

笔者认为在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的运用应主要把握四个关键点:第一, 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必须是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或者条文模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第二, 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必须是以法官专业化的法律价值观为主兼顾社会伦理价值观为辅的原则;第三, 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是非法定性的, 要求法官的理论学识深厚、职业道德高尚。第四, 法律方法中价值的判断是合法合理合情的综合产物。

三、结语

承认法律方法的价值追求, 不仅在法律是善的时候能自然地从法律规则中得出公正的判决, 而且在法律是恶的时候, 能修正法律规则的负价值, 从而也能得出相对公正的判决, 总之, 要让“正义的考虑具有最后的决定权”[4]。笔者也认为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此。

摘要：法律方法是以法律人的法律思维去运用法律的方法。价值判断是特定客体的属性对于特定主体而言有无价值、何种价值、多大价值的判断。法律方法是法学发展的产物, 也是法治建设的需求;价值判断是法律方法研究的重要领域, 也是法律方法运用的关键要素。因此, 法律方法中价值判断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律方法,价值判断,意义

参考文献

[1]姜纪超, 杨留强.论法律方法的价值判断[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 :100.

[2][3]陈金钊.法律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工程进度管理的意义与方法 篇10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建设项目越来越多, 规模越来越大, 工程项目建设的内容也由以前的相对“单一”逐步向“多元化”发展, 工程项目管理的内容也不段的增加与完善。程项目管理的定义是:“为一个建设项目进行从概念到完成的全方位的计划、控制与协调, 以满足委托人的要求, 使项目在所要求的质量标准的基础上, 在规定的时间内和批准的费用预算内完成”。由此可见, 工程项目目标的实现, 除了关注项目的质量、费用目标之外, 就是项目的时间目标。而工程进度管理就是时间目标的顺利实现发保证, 所谓工程进度管理就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经审批的工程进度计划, 运用适当的方法定期对工程实际进度进行跟踪、检查, 并与计划进行对比, 分析两者之间的偏差, 以及组织、指导、协调各建设相关单位,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调整工程进度计划”。

1 工程进度管理的意义

1.1 工程进度管理对施工企业和建设企业, 都是获得经济效益的良好保证。

每个项目建设项目, 不论是工业、商用还是民用, 在建设期间每个建设单位都要投入具大的财力, 都要承担巨大的财务压力和资金回收的风险, 所以工程早日保质、保量的按期完成, 投入使用, 就能够产生效益, 有利于后续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施工企业总是要以承包一项工程任务可以取得的预期利润为判断准绳, 以决定是否参与这项工程的投标竞争。施工企业常常需要由预期目标利润来推算目标工期的取值。在承包合同签定后, 在不发生重大的施工内容变更的前提下, 如果想获得相对多的经济效益, 就必须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来获取, 而工程进度管理是合理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的直接手段。如果不能顺利完成工期目标, 必然引起企业生产流动资金超期占用、利息增加、人员工资和机械使用费用加大, 以及向业主支付误期损失费等现象的发生, 从而导致企业在该工程建设项目上的预期利润无法实现。更直接影响整个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 在损害了本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影响了建设单位的经济效益和其他参与项目建设的参建单位的利益。

1.2 工程进度管理是施工企业自身管理能力的直接体现。

工程建设“就是把各种社会资源与物质资源组合起来, 采用先进的技术, 按照各种规范标准科学合理的施工, 建成一个满足业主需求的构筑物和其他附属设施。”如劳动部门配备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并不断的跟随进度要求和作业内容的变化进行增减, 生产材料部门供应足够数量合格的施工材料, 技术部门提供可靠的技术保证措施, 财务部门按时支付足额的工程材料费和人员费, 管理部门按照要求向政府管理部门申报工程手续。这不是一促既成的, 任何一种资源都需要一个准备的时间, 这个准备的时间起始点, 就是根据进度管理的需要来开始的。各个部门工作得当, 整体资源组合合理、有效的直接体现就是, 按期完成各种预定的进度“管理点”。为了保证工程进度目标的顺利实现, 各个部门必然按照要求及时的组织资源, 有利于企业工作效率的提高和责任制度的落实, 为企业内部考核提供可靠的依据。同时, 良好的进度管理, 是企业遵守合同约定, 尊重合同的一种体现, 是“企业诚信”的一种表现, 必然得到建设单位和社会的认可, 从而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2 工程进度管理的有效方法

2.1 具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进度计划, 是工程进度管理有效的前提。

工程进度管理也是目标管理的一种, 是工期目标顺利实现的手

段, 所以一个切实可行的进度计划是必不可少的。但是, 每一个建设项目, 由于它所处的建设时间、地域、结构形式、工期目标和施工内容的不同, 就决定了进度管理不像质量管理及安全管理那样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体系, 在管理过程中有章可循、有相对固定的标准, 所以项目的进度计划具有时效性和独特性。这就决定项目管理人员在制定进度计划时, 要针对不同容量及不同地域给出参考的工期定额结合企业自身技术水平和施工能力来制定。

2.2 工程进度管理的层次性和全面性。

工程的建设内容是丰富的, 这就决定了工程进度管理是多样的。如果只对一个施工内容或工序进行管理, 可能满足了单项的进度要求甚至大大提前, 但这是危险的, 它可能直接导致其他项目进度落后或无法实施, 甚至造成整个建设项目进度的滞后, 也可能因为工序穿插或者成品保护的需要, 增加了施工费用, 降低了经济效益。所以工程进度的管理应该是面面具到的, 将所有建设内容都纳入管理范围内。由于进度管理的内容多样, 所以各个分项的管理应该是以主进度为标准, 依次深入、完善。所以进度管理必须层次分明。

2.3 全员参与是进度管理的保证。

前文已经提到, 工程的建设, 需要多个单位的参与, 而每个单位又涉及到劳动、材料、资金等多部门的参与和配合, 任何一个部门、单位的“短板”都会造成进度计划管理的落空, 所以进度计划的落实与保证, 不是一个单位或者一个部门和一个人的事情。在进度计划的制定时, 就要有所有参与单位或部门的参与, 并充分听取、采纳每个方面的建议, 从而保证计划考虑因素的全面。当计划制定完毕或实施阶段的调整, 都要完整而及时的向各参与单位或部门进行说明, 保证进度计划管理的有效落实。使每个单位都时刻感受到, 它是进度管理的一份子。

2.4 动态性是工程进度管理的显著特点。

任何一个进度计划在指定的时候, 虽然结合了项目特点和企业工期定额等参照数据, 即使考虑了天气等因素的干扰, 但相对都是理想条件下进行施工。施工实施周期内不可预测的因素造成进度干扰是不可避免的, 它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也包括随着工程实施的深入而出现的新问题等, 这都是可能导致进度滞后, 工期目标落空的因素。所以当出现干扰因素的时候, 就要通过及时、有效的主动进度调整来降低损失。如果仍然刚性的死守进度计划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 扩大干扰因素的干扰效果。当进度计划落后于实际进度的时候, 说明计划相对保守, 也要通过进度管理来灵活调整, 来实现进度管理的经济效益。所以进度管理要根据实际情况, 时时核对, 灵活调整, 动态纠偏。

2.5 计算机的使用与人才的培养是工程进度控制提高的未来保证。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计算机管理软件的使用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 不可避免的进入到工程建设管理行业。而工程进度管理软件的使用, 更好的保证了进度控制数据的系统化, 为进度控制提供更好的数据支持。而管理人才的培养更是进度管理成败的关键, 因为计划的制定、计划的调整、进度的控制、计算机的使用都是通过可靠的管理人员来进行的。而工程进度控制因为涉及到多个方面, 所以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日就能完成的。而切工程建设单位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管理能力的比拼, 所以一批可靠的管理人才就是企业的未来。任何建设或施工单位, 都应该通过稳定可靠的人才培养机制, 来提高管理人员的水品, 增进团队协同意识, 形成团队精神, 构建团队文化, 发挥团队知识。有了高效的人才, 在运用国内外先进的项目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 实施标准化、程序化作业。营造一个积极的工作氛围, 提高工程管理水平, 保证工程进度目标的实现, 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方法论意义 篇11

一、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解放思想的内涵

对解放思想的理解，我们通常认为解放思想是具有先进性的思维和实践主体在对待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关系中所呈现的精神状态和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在方法论上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原先认识中正确部分的坚持和对错误部分的纠正；二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认识。它是人类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和前提；理论联系实际，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解放思想。所以说，把解放思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加以强调，是对解放思想的新定位。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解放思想，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要反对思想凝固僵化，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对解放思想的理解，要注意把它提升到哲学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

二、从政治意义上来理解解放思想政治实践性

当代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发展和变革，无不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和先导，并且推动着解放思想向前发展。从真理问题大讨论到冲破“两个凡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推广到建立经济特区，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从转变发展方式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我们党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是坚持解放思想的结果。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解放思想就是敢于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不仅敢于“破”，更要敢于“立”。不“破”不“立”。不破两个“凡是”，不破绝对权威，就不可能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可能确立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不撤销人民公社，不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就不能确立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不可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也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正是在不断突破中，在不断的超越中，不断开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面对现实，面向未来，才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在当今社会，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关键时期，过去发展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逐步暴露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健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同步。这些都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加严峻的挑战。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才能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才能以改革的精神积极应对挑战，使我们党始终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前列，从而继续赢得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认同、支持和拥护。所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向全党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三、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盲目蛮干；同样，实事求是也不是谨小慎微，因循守旧。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正确认识和理解解放思想，根本的是要牢牢把握解放思想的实质：实事求是。但在解放思想的实践中，我们有时不自觉地把两者割裂开来，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当成了两码事。在这种思想方法的指导之下，要么解放思想迈不开步；要么时放时收，没有很好地把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内在统一。甚至在某一阶段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关系处理上，存在着畸轻畸重、忽冷忽热的现象；在一些干部中仍然突出存在的盲目性、片面性、绝对化，说到底就是割裂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就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做到“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敢于实验，敢冒风险，开拓前进。步子要稳，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具体步骤上要循序渐进、谨慎从事，注意选择适当的方式，及时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就抓紧解决，避免犯大的错误。坚持这两者的辩证统一，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能健康、顺利地发展。

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归根结底，就是要使解放思想始终沿着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前进，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目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标准，自觉地服从于实事求是、服务于实事求是，并最终体现为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过时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我们的思想认识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

四、坚持解放思想，反对思想僵化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然要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即思想僵化。其表现形式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等。在现实中，有的人怀疑改革开放政策，怀疑党和政府的领导，一个实际的原因，就是现实中主观主义太多了，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案例太多了。解放思想，就是要恢复实事求是的无上权威，就是要坚决反对思想僵化。

坚持解放思想就要从传统社会主义的思维模式中进一步解放出来。实践证明，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影响社会各方面的健康发展。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深刻的革命首先是人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深刻转变。这个转变只能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而逐步完成，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还或隐或现地存在。比如，把市场经济体制看成是外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东西，或者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存在质的差别，或者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市场经济体制，不是采取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办法去解决，而是企图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办法去解决，都不能把改革引向深入，也就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坚持解放思想就要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改革开放，必须进一步摆脱这些老观念、老框框、老思维方式的束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弄清究竟哪些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根据当时具体情况作出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完全正确但现在决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的具体结论；哪些是必须根据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需要丰富与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不仅如此，还要借鉴人类的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长期以来，受“左”的影响，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拒绝吸收借鉴，吃了大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可是，在这方面“左”的思想很顽固，经常挑起“姓资姓社”的争论。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更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多地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在这方面，仍然要坚持解放思想。

总之，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想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冲破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各种制约因素，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嘉定区委组织部

小麦穿梭育种的意义及方法 篇12

1 小麦穿梭育种的意义

一是小麦穿梭育种是在杂种世代开展多种生态条件下的异地鉴定及选择, 其对优良变异的评价和鉴定更加科学和准确。从理论上讲, 通过穿梭育种育成的品种, 要比单一区域定点鉴定选择育成品种的适应性、丰产性和稳定性更强。二是通过单一区域定点鉴定选择育成的品系, 需要通过多年多点区域试验鉴定其适应性和稳产性, 从而延长了品种的育成时间, 缩短或延迟了品种的推广应用年限;而通过穿梭育种育成的品种, 在选择世代已完成适应性和稳产性鉴定, 因此, 穿梭育种可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育种年限。三是开展小麦穿梭育种, 一定程度上扩大了F2代的种植规模和种植区域, 从而提高了优良变异类型出现的概率, 增加了品种选育的成功率。四是开展小麦穿梭育种, 可促进育种单位之间材料的交换应用, 同时实现科研力量的互补提高。因此, 小麦穿梭育种是实现小麦高产、稳产和广适性育种的有效途径[5]。

2 小麦穿梭育种的方法

2.1 穿梭区域的选择

穿梭育种具有目的性, 不可盲目穿梭转移。育种家要根据自身单位条件, 选择适合自己育种目标和育种材料的区域, 形成2个或多个育种单位合作的穿梭育种机制。

2.2 制定育种目标, 选配杂交组合

育种家应根据生产需求, 与合作单位制定一致的育种目标, 根据各自材料特点, 选配杂交组合, 形成F1带群体。建造符合育种目标的基础群体, 要涉及到高产、优质、多抗和广适等一系列重要性状, 要根据育种目标和材料特性, 尽可能地把全部有用的遗传信息充分地实现基因重组。

2.3 F2代的穿梭鉴定与选择

根据合作单位的数量, 将各自F1收获的种子平均分发给各育种单位, 种植F2代, 按照统一标号、统一规格播种, 根据育种目标开展组合评价与鉴定, 从而保证了材料的种植群体, 同时也提高了组合评定的准确性。通过对各自单位种植的F2代综合评定后, 再分头从各合作单位共同确定的优良组合中选择优良单株, 进行室内考种, 二次选择, 当选单株分株脱粒。

2.4 以后世代的穿梭选育

各合作单位把F2代的当选单株种子分成2份, 一份留在当地种植F3代, 另一份交流到下一单位种成F3代株系, 这样每个单位每个F2代当选单株就在F3代形成了本地和异地2个株系, 对这2个株系表现可进行综合鉴定, 均表现不好的应当弃选, 均表现好的应多选, 某一个表现好的可在其中适当选择。在当选F3代单株通过室内考种决选后, 单株脱粒保存, 在F4代, 本地株系当选单株可继续在本地种植, 异地株系当选单株可交流到下一合作单位, 进行F4代的鉴定与选择。依此类推, 经过4年的穿梭选育, 所选单株进至F6代, 一般便可形成遗传性状稳定、农艺性状优良的品系。

2.5 开展品系鉴定, 完成品种选育

通过穿梭选育的高代品系, 可通过品种比较试验进行鉴定, 对其稳定性、丰产性、抗病性等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综合评价, 进而升级试验, 完成新品种审定。

3 开展小麦穿梭育种的注意事项

穿梭育种是一种有效的育种途径和方法。实践证明, 小麦穿梭育种对加强育种单位的科研共享、信息交流、材料交流等方面都有很好的效果, 同时, 开展异地选择和鉴定, 可有效地促进小麦育种工作的开展。但是, 开展小麦穿梭育种还应当注意一些问题。一是开展小麦穿梭育种要有很强的目的性, 穿梭的单位不能太多, 各单位用于交流的F1代组合也不宜太多, 要少而精,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育种目标推荐最优组合。二是小麦穿梭育种要以“独立自主, 自愿互利, 求同存异”的原则开展工作, 各项工作要因合作单位的具体情况而定, 不能强求一致, 但经过共同讨论研究的具体问题应当遵守。三是开展穿梭育种的各合作单位要有规范的合作协议, 明确工作程序、工作分工和成果分配。各合作单位应该尽可能地做到科研资源共享、材料共享、成功经验共享, 从而有效地促进小麦穿梭育种工作的顺利开展, 提高我国小麦育种水平。

参考文献

[1]达龙珠, 任明全, 赵献林, 等.1983—1994年黄淮麦区东西线穿梭育种工作的回顾与体会[J].河南农业科学, 1995 (11)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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