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

作为（精选12篇）

作为 篇1

国内当前的哲学教育不尽如人意已经成为很多哲学教育工作者的共识。这种不如意一方面表现为哲学教学的枯燥无味和教条化，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许多学生对哲学理论的冷漠化。使得很多学者开始积极关注哲学教育改革的问题。

一、哲学观与哲学教育思维方式

近年来，关于哲学教育改革的研究已经改变了将目光主要集中在改革课程体系、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建设教材以及改进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做法。很多学者意识到哲学教育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最主要的方面是哲学观的变革。对哲学观问题即“哲学是什么”的回答决定了“将哲学视作什么”，进而制约着哲学教育改革的方向和具体路径选择。

1. 哲学教育思维方式的核心是哲学观问题

“哲学是什么”关系到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史上每一个哲学家都会在不同的层面面对这一问题，而对此问题的回答也构成了区分不同哲学理论的基本维度。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哲学是什么”是“全部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决定如何理解和解释其他所有哲学问题的根本问题”。 (1) 一般而言，这种哲学的自我理解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有学者将其总结为普遍规律说、认识论说、语言分析说、存在意义说，人生境界说、文化批判说、文化样式说、实践论说等八种。 (2) 而哲学的自我理解正是哲学教育思维方式的核心问题。

第一，作为理解哲学教育思维方式的重要问题“将哲学视作什么”，从属于对“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的回答，受其指引与影响。这便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教育思维方式。第二，对“将哲学视作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在哲学的自我理解中进行。而在具体的哲学教学中，这一问题则转化为怎样理解哲学与哲学教育对象的关系问题。由此观之，上述两个方面共同确立了哲学观问题在哲学教育思维方式形成中的核心地位。

2. 哲学教育思维方式的多维理解

从教学观念的变革来理解哲学教育，可以认定哲学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这种活动要求不能将哲学教育和教学只理解为一种技术性的问题———哲学知识的传授，而应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将哲学教育理解为一种文化与价值对学生的个别作用过程。

从哲学的呈现方式看，便是教科书的编纂、课程体系的设置、教学方法的选择等问题。当然，还包括现实教学场的构建问题。

二、“作为知识”和“作为价值”———理解哲学教育思维的两种方式

亚科·欣蒂卡（Jaakko Hintikka）曾说，“哲学教育的最重要目标是，首先，推理和论证技能的传授，其次还是思想史的教学，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在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中找到其思想坐标”。 (3) 这一认识揭示了对哲学教育思维的理解可以有两个方面：第一，哲学教育是知识技能的传授；第二，哲学教育是价值观的塑造。从教育的过程来看，哲学教育并不是特定哲学观念的单向度显现。它包含着主体对价值的体认、对生命的感受等一系列活动。因此，把哲学与哲学教育“作为知识”还是“作为价值”，确实是理解哲学教育思维方式的两个不同维度。

1.“作为知识”的哲学教育思维方式的特点

“作为知识”的哲学理解是把哲学视作一种知识或知识体系。认为哲学是规律的综合这样一种哲学观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知识是人类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所取得的认识成果，而哲学本身有其知识性的一面。这种哲学教育思维方式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确定性。既然将哲学视作为一种特定的知识（或知识体系），就要求它应当是人类认识成果的客观反映，应当是不变的确定真理。否则知识的权威性将会受到挑战。

第二，单一性。事实上，对于“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的理解，应当是多元化的。在多元理解中，哲学教育也应当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来。

第三，静态性。知识本身即具有确定性的倾向，这必然会将哲学这一“知识”视作是一种凝固不变的东西。这种凝固本身就使哲学的丰富理解打了折扣，将哲学视为静观和冥思的产物，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的实践的产物。

应当指出，这种将哲学视作知识的哲学教育观念由来已久，也深刻影响了教育观念，它与教育观念的变革有着同样的背景。麦克·扬（M.Yong）就曾指出大多数社会学家都是将教育视为社会化特定知识、技能的获得过程。 (4) 这种观念背后站立的是冰冷的理性身影，使得哲学教育本身应当具有的面向人的亲切感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2. 从“作为知识”到“作为价值”的哲学教育理解转变

如前文所析，“作为知识”的哲学教育思维将哲学视为知识性的客观存在，未能使哲学的丰富内涵和功能显现出来，也使哲学教育的价值被遮蔽起来。这对哲学教育力图体现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意义和价值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哲学的特性表明，哲学从来不是一种冷冰冰的逻辑，而是熔铸着人类的理想、性念、情操和教养。” (5) 因而，哲学不应只是一种“作为知识”的存在，而应是面向人的充满了亲切感的“作为价值”的存在。

从哲学的本质上理解，哲学就是应当关注人的命运和幸福，这体现了哲学的终极关怀取向，也体现了哲学的价值观特性。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说，“作为价值”的哲学教育思维体现了哲学所含的丰富意义和哲学教育对学生的多元价值。

“作为价值”的哲学教育思维打破了“作为知识”的哲学教育观单一、确定和静态的倾向。在与人的交往、沟通中确立起来的哲学教育过程也便成了价值显现的过程与场所。这也是价值问题在当代社会得到特别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哲学教育思维方式理解的二重性及其整合

通过对“作为知识”和“作为价值”的哲学教育思维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到哲学教育思维既有知识性取向的一面，同时又有价值性取向的一面。既有“物性的存在”倾向，又有“为人的存在”倾向。这是哲学教育思维的二重性的具体体现。因此，不能在“作为知识”的哲学教育思维与“作为价值”的哲学教育思维之间作一简单的评判和选择，全部否认“作为知识”的哲学认识论取向。要想克服这种思维方式的二重性，必须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整合。

三、“作为实践”———哲学教育新思维的确立及其价值

“作为知识”的哲学教育思维方式和“作为价值”的教学思维方式在理论层面会有知识取向和价值取向的争论。从哲学的自身理解来看，固然要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凝固不变的知识，但从哲学教学层面来看，从哲学教育的对象来看，特定的哲学精神总是要通过一定哲学论述体系体现出来，这种论述当然有知识性的一面。将哲学视作是一种价值观虽然凸显了哲学的价值功能和对哲学教育对象的意义，但丰富的哲学价值也有可能在实际的教学中被单一化，成为特定意识形态的灌输。这种为人的价值遭遇单一化的趋向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加以认真关注和寻找答案。如何在事实与价值的分裂中找到这二者的弥合点，怎样来沟通“作为知识”的哲学教育和“作为价值”的哲学教育呢？“以哲学方式关注和把握现实人的生活世界，是马克思哲学的本性。” (6) 这一论述启示我们需要树立起一种新的哲学教育思维方式，即“作为实践”的哲学教育思维来实现“作为知识”与“作为价值”的联结。

1.“作为实践”的哲学教育思维方式的实质

首先，“作为实践”的哲学教育思维方式本质上体现了实践论的哲学观。哲学本身是一种实践活动，哲学教育也是一种在特定场景中展开的实践。哲学教学不能仅仅满足于描述现实，更要使人对现实有反思和批判。这是哲学特有的问题方式，只有如此才能使哲学理论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实践”的哲学教育思维方式凸显了哲学教育的本质。哲学教育的对象和哲学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获得了自身关于哲学的体验，建构起自己的哲学理解空间。

当然，“作为实践”的哲学教育思维并不是把纯粹的实践活动当做是哲学教育自身。“实践”并不是特指哲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实践更是表达了哲学教育的进程和进程所包含的特殊意义。

2.“作为实践”的哲学教育思维方式的价值

“作为实践”的哲学教育思维的确立，从根本上打破了“作为知识”与“作为价值”的二元选择难题，兼顾了哲学教育的二重性，使得人这一哲学教育的主体和对象前所未有的得到了重视。具体来说，“作为实践”的哲学教育思维方式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体现了哲学自身理解即哲学观的变革。作为实践的哲学教育观念从根本上确立了从实践的角度去看待哲学教育的角度。这种转变深深植根于哲学观的伟大变革之中，马克思曾说过：“抽象的理论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7)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种实践论哲学观从根本上超越了前面论及的各种代表的哲学观。哲学教育只有从实践的人的存在入手，才可能深化哲学对人的意义、价值和人生境界的提高等方面的作用。

第二，实现了哲学教育中知识取向和价值取向的统一。哲学教育既包含着知识性的内容也包含着价值性的取向，各执一端的争执并不能达成共识。知识取向和价值取向并不是天然就是矛盾的，这二者的统一则只有在实践视野中得到解决。在“作为实践”的哲学教育思维方式中，哲学知识是在主体的相互作用中被建立起来的，是教师通过自身的理解将其通过各种手段影响到学生。这种影响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选择也主要是通过“作为实践”的哲学教育来达到的。这种哲学教育思维方式，既有可能超越单一“知识”取向所带来的凝固化倾向，又能有效地避免“价值”凝固所造成的哲学教育的意识形态灌输，从而实现两者的真正统一与超越。

第三，凸显了哲学教育的主体维度。哲学教育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与其他教育活动一样，是影响人、培养人的活动。“掌握这一思想武器的对象不应当被视为有待教育和塑造的客体，而是主体性自我塑造的人，哲学是主体用来科学地把握世界、追求自我价值和幸福实现的智慧。” (8) 这一主体向度的确立能够影响深层次的哲学教育观念，进而对哲学教育的方式、哲学教育的方法，哲学课堂的组织等各个方面都带来积极的变化。

综上所述，“作为知识”的哲学教育思维走向“作为价值”的哲学教育思维有着其现实的合理性和重大意义。但这种转变有可能造成的“知识”与“价值”各执一端的情况值得重视，二者的真正沟通还要依靠“作为实践”的哲学教育思维方式的确立。从“作为知识”的哲学教育思维出发，可以确认哲学教育的知识性目标；从“作为价值”的哲学教育思维出发，可以确认哲学教育的价值观目标；而从“作为实践”的哲学教育思维方式出发，则会看到融汇了知识、价值、能力等各要素的哲学素质提高的目标。由哲学知识的传授到哲学能力的塑造最终形成哲学素质，这才是哲学教育思维方式变革所具有的最终指向。

摘要：哲学观问题是回答“将哲学视作什么”这一体现哲学教育思维方式问题的核心。由此形成了哲学教育的不同思维方式。从“作为知识”转向“作为价值”是哲学教育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变。

关键词：“作为知识”,“作为价值”,“作为实践”,哲学教育,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孙正聿:《哲学通论》,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27页

[2]我国学者孙正聿先生所做的概括, 虽然是一家之言, 但基本上总结了近几十年来的哲学观论说, 有很大影响。参见孙正聿:《哲学通论》,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32页

[3]亚科.欣蒂卡:《关于哲学的教育使命》, 载《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编选《哲学家的休息》,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年版, 第204页

[4]麦克.扬:《未来的课程》, 谢维和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33页

[5]孙正聿:《哲学的目光》,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第82页

[6]韩庆祥:《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本性的基地上探索哲学发展之路》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5期, 第15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74页

[8]陈奎庆, 黄明理:《马克思主义哲学魅力弱化之反思——兼论哲学意识形态化倾向》, 载《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第23页

作为 篇2

近日，我县各单位纷纷开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专项治理活动，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提高服务效能、优化发展环境，促进党员干部持续转变作风，提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某某单位集中开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专项治理活动动员会，会上由崔主席了宣读《某某县集中开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专项治理活动工作方案》，通过了《某某单位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党委副书记、镇长某某某做了《坚定践行“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持续深化作风建设》的讲话。

会议要求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强化机关管理；进一步加强建章立制，规范工作程序；切实抓好制度落实，提高工作效率。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以“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为标尺，提高党性修养，全体干部职工要以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为契机，严肃工作纪律，严格监督检查，坚决杜绝“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现象，打造一支风清气正、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为推动全市民实现跨越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在周例会上，全体机关干部学习了《某某县集中开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专项治理活动工作方案》，引起广大机关干部的高度重视，掀起“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自查自纠大讨论热潮，形成了凝心聚气、风清气正、谋事干事、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

某某部门以集中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突出问题为主题，召开了全体党员干部专题学习研讨会。学习了某某县集中开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专项治理活动工作方案》及《某某县机关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行为问责暂行办法》，结合单位工作实际，全体干部职工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对照单位职能和个人承担的岗位职责，逐项检查履职尽责情况；学习研讨中，中层以上领导依次发言，结合个人工作和思想实际，指出自身存在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突出问题及下一步的整改措施。讨论中，各位同志也根据发言情况，对其他同志的查找出的问题进行了点评，并对整改措施给与了相关建议。

同志们纷纷表示，下一步，要认真对照工作中存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以及履职尽责不到位、办事效率不高、服务意识不强、行政效能低下等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逐项对照整治重点，时时自省、自醒；并坚持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把开展作风整顿活动与修身行善，明礼守法及推进单位中心工作紧密结合，通过活动从新认识自己的工作定位，激发工作热情，将专项整治活动转化为干好、做好、做实本职工作的自觉行动，立足岗位主动作为，确保治理工作取得应有成效。

全镇干部职工要全力以赴深挖倒查，自己在服务群众中是否只考虑“不得行”，不考虑“如何行”；遇事是否相互“踢皮球”、推诿扯皮，让前来办事的来回跑、转圈圈。”近日，大渡口镇召开专项整治工作会，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向“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亮剑。

为着力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风肃纪成果，深入推进“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专题教育，改进作风、提高效能，确保“三抓三主动”要求落地见效，根据区委要求，该镇党委决定，集中三个月时间，在全镇深入开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专项整治，从严从实查处全镇干部职工中存在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突出问题，教育引导全镇干部职工切实增强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着力增强践行“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三抓三主动”“用心为民”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推动形成“主动作为、廉而又勤，干在实处、奋勇争先”的良好局面。

此外，该镇还对专项整改中查出的负面典型镇党委宣传部门进行集中曝光，同时，对正面典型进行宣传。镇党委、纪委开设专项整治纪检监察举报电话、干部监督举报电话。对干部不敢抓、不愿管，对工作不愿负责、得过且过：不学习业务、不钻研政策，生搬硬套、断章取义；原则性和灵活性把握不好，一说按规定办就死搬条条、不讲效率，一说限时办就违规操作、不讲法规；在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中只考虑“不得行”，不考虑“如何行”；遇事相互“踢皮球”、推诿扯皮，让前来办事的来回跑、转圈圈的现象进行长效监督。形成集中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突出问题的高压态势。

8月14日，我县集中开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动员会召开，会议传达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并结合我县实际部署专项整治工作。县委书记某某出席会议并作动员部署，县领导某某、某某、某某、等出席会议，各乡镇、县级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全市在九、十、十一月三个月时间，集中开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专项整治。为贯彻落实市委精神、结合古蔺实际，切实提高专项整治实效，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讨论了我县干部队伍中存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主要有七个方面的表现。针对这些表现，某某要求，一是整治要实起来，坚决防止“空对空”，必须做到有的放矢，全员参与、全体整改、全面见效；县委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并与“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专题教育相结合，集中力量开展专项整治；要采取严厉的措施，针对不同的问题，进一步挖深、挖细、挖全，形成《全县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专项整治办法》，同步制定正面行为清单和负面行为清单，惩恶扬善；要强化督查，常态化地开展明察暗访，抓问题、抓苗头、抓典型。二是工作要抓起来，坚决防止“两张皮”，要通过整改，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全力以赴攻坚克难，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三是规矩要立起来，坚决防止“一阵风”，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上要更加警醒，行动上要更加自觉，态度上要更加积极有为，真正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推动全县发展上，同时要建章立制，以制度巩固整改成果，以制度巩固发展成效。

作为 篇3

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民生美术馆的讲座系其重头戏“中国当代摄影2009-2014”展的命题作文，开始拟的题目是《革命时代：中国新闻摄影的转型与变革》，吓我一跳，赶紧请对方将“革命”二字去掉—一则现实并未革命，二则也不致革命。但发现一家很当代的美术馆，以如是视角看中国新闻摄影，倒是十分有趣—这其中显然有一种想当然的预期，和理想化的解读。因此，抄表工刘涛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追捧就毫不意外了，除了照片的吸引力，其实人民总是期待着看到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盖过权威。不过，令人玩味的是，刘涛正是因为受到了权威媒体的肯定、传播才得以为人知晓，拿他和政府授予的“新闻最高奖”相比较，看似颇能说明问题，其实二者并无实质上的可比性—如同宣传和报道没有可比性一样。

这些“有意思”看似毫不搭界，一片纷纭之中，却有草灰蛇线暗伏于后：媒介，已经成为艺术极其重要的影响力；或者说，艺术从艺术史中的艺术，已经转变为媒介史中的艺术。媒介，从仅仅作为艺术的素材和传播者，成为艺术的同行者—媒介可以成为艺术，艺术也可以成为媒介。

这是一个令人惊诧的结论吗？

如果说网络彻底打破了信息的单向流动壁垒，使之成为N向度的交互转换，那么，移动终端则在此基础之上，使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个媒介—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可以更改为“媒介即生存”—“媒介化生存”就是当下活生生的现实：媒介不再是个人的身外之物，它与人合为一体；媒介也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它成为社交方式、生活状态乃至于划分人群的标志之一；我们认识、了解一个人，往往是从他的各种“自媒介”上开始的，而我们对其的印象与感受，也正是以他的“媒介形象”作为基础和摹本。

举个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例子。比如我们经常会参加饭局，一番寒喧之后，你会发现一拨人正儿八经地交换名片，另一拨人则掏出手机互相扫描。之后，这两拨人就很自然地分开了。甚至你会进一步发现，用苹果手机的和用三星手机的，成为更加细分的小团体。每一个电子商务的界面上，都会分别显示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的不同下载通道，当人们进入不同的通道时，就如同进入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媒介方式，成为个人的一枚标签，在某些时候，这枚标签甚至标识着身份、地位和尊严。当苹果公司宣布中国大陆地区将较迟发送iPhone 6时，无数“果粉”与“非果粉”立刻将其解读为与民族尊严、国家利益有关的政治行为。

这是一个没有人可以逃脱媒介的时代。媒介是一种需要，一种生存方式。我们通过媒介来认识世界，确定自身，我们通过媒介的眼睛来观看发生的一切，由媒介的解说来结论所有的问题。当媒介沉默时，我们会下意识地等待它发声；在没有媒介的地方，我们就像失去了这个世界。媒介与个体的高度融合，使个体不再相信自己具备不通过任何媒介就能与世界发生关系并对其了如指掌的能力。

另一个方面，媒介的特质便是复制—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高技术含量的复制。在不断的复制与不断的传播中，复制与传播对象的意义在改变；而这一结果，正是媒介早有预谋、意料之中的。因此，媒介成为了历史的主角，当代的技术革新与商业消费成为其有力的助推。与之相匹配的大众文化，也就不再仅仅是艺术的材料与主题，它渐渐替代了以文本传承为基础的文史哲文化，即我们经典、传统的历史文化。大众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研究。艺术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艺术如何对待大众文化？或者更尖锐地说，艺术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汹涌澎湃的大众文化是否还为高高在上的艺术留下了一块容身之处？

艺术，已经不再能够以过往的经典艺术史的方式续写下去了。

有趣的是，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的图像曾经是现代艺术的主线，它们在艺术史上是这样被阐释的：这些作品模仿了艺术，却不是艺术；它们改写了艺术。但今天的情形是：艺术反过来在模仿它们，以证明这才是合于时宜的艺术。

不作为侵权作为义务类型研究 篇4

一、法律直接规定的作为义务

法律规定行为人应当积极作为, 因不作为而带给他人产生损害的, 负有作为义务的主体应承担侵权责任。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1款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 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中要求行为人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义务, 即为保护他人免受损害的积极作为义务。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的安全保障义务, 也是法律的直接规定。但法律直接规定的作为义务的违反, 在侵权行为法上是否具有可诉性, 学者的观点和实践的做法并不一致。总结理论经验和实践的运用, 区分违反法律直接规定的作为义务是否构成不作为侵权行为的关键在于法律保护的是单纯的社会公众利益还是包括受害人在内的私人利益。仅仅保护社会公众利益的法律直接规定的作为义务为公法上的作为义务, 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直接规定的作为义务是私法上的作为义务。一般来说, 只有违反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直接规定的作为义务即私法上的作为义务才具有可诉性。

二、行为人负有特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当行为人制造或者控制了某种情势, 其必须尽到与其所实施活动的性质相应的勤勉义务, 而且不应从事他没有充分准备的活动。如《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1款规定,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由于其负有特定的职责, 处于能够处理和控制危险情势的有利地位, 因而负有相应的防范危险的积极作为义务。

三、存在特殊关系而产生的义务

所谓特殊关系, 是指由于该种关系的存在, 并且由于该种关系足够特殊而使得处于该种关系中的行为人应当对其相对人承担侵权法上的作为义务的一种社会关系。特殊关系理论的产生是司法实践长期总结的结果。各国法院在处理有关不作为侵权的案件中, 不断总结经验, 最后将各种比较典型的特殊关系类型概括出来, 其意义在于法院可以对基于这种关系而产生的义务进行认定。特殊关系的类型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类型繁多, 但最常见的主要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 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特殊关系

根据学生是否成年, 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校、教师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特殊关系;一类是高校、教师与成年学生之间的特殊关系。

(二) 医生等专门职业人员与契约相对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专门职业人员包括医生、心理治疗师、律师等。他们的职业具有特殊性。因此, 专门职业人员与契约相对人之间就产生了相应的作为义务, 该项义务不仅指双方之间存在的契约关系, 契约关系的作为义务的违反应由合同法进行规制, 还指双方在契约约定之外的, 专门职业人员基于职业的特殊性而对契约相对人应负的保障义务。

(三) 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恋爱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受道德规则支配的社会关系。恋爱期间的男女双方极易对对方产生依赖和信赖, 也极易因为感情破裂等原因伤害自己或他人。我国的主流观点也认为, 具有道德内容、受道德规则支配的社会关系是不受法律规制的。其理由是:法律关系的本质在于, 因法律的规定而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关系的原因正是此种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而恋爱关系的内容却属于道德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因此恋爱关系不受法律规制。笔者认为, 在恋爱关系中的男女双方存在侵权法上的“特殊关系”, 我国实践中存在许多判决, 表明处于恋爱中的行为人要对其没有适当救助对方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四、好人撒马利亚人 (Good Samaritan) :一般性民事救助义务

民事救助义务除了在有特殊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存在, 在自愿承担责任的情形中存在外, 法律是否应当规定一般性的民事救助义务, 要求行为人对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予以救助呢?此为侵权法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学者之间争论不休。有两种理论, 其一, 为否定说, 认为除了行为人在例外的情况下负有积极作为的义务以外, 行为人对其他与自己无特殊关系的陌生人并不承担一般性的救助义务。其二, 肯定说, 此种理论由Ames在1908年所提倡, 此后又被许多侵权法学家所遵循。肯定说的理论得到了某些法律的认同, 一些法律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近年来, 我国对见义勇为者大加褒奖, 对见死不救者则群起而攻之, 要求对其进行法律制裁的也大有人在, 上述国外的理论是值得借鉴的。但笔者认为, 对此项不作为侵权作为义务的把握一定要严格和周全, 该项义务一方面存在上述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的不作为侵权中提及的控制能力的问题, 同时这种理论也是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界中游走。

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清单 篇5

作为 篇6

加强问题排查，全面自查自纠。通过自己查找、别人帮找、征求意见、上级督查等方式全面排查，党委梳理出6个不作为问题、4个乱作为问题，整治完成3个问题，正在整治7个问题。同时，紧盯作风问题易发多发的股室以及学校资源配置、工程招标、物品采购、资金分配等权力密集的关键环节，针对为官不为、作风不实、执行力不强等各类问题的“隐形”“变异”形式，出重拳、下猛药，逐项整治、逐项攻坚。

强化宣传引导，提升服务质量。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宣传教育，使干部教职工深刻认识到整治“不作为、乱作为”的重要性、必要性，提高干部、教职工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在行业自律和提升服务质量上下功夫，教育和引导广大干部、教职工树立想事干事、敢于担当的良好风气，为教育工作的开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强化责任担当，从严从实督查。局纪委通过随机调研、明察暗访、现场抽查、亲身体验、走访群众等多种形式进行全程督导检查，实时帮助提醒，严把整治质量关。对专项整治任务不落实、工作不力、效果不好、群众不满意的，视情节轻重给予公开通报，并严肃问责。同时，通过设立坚决纠正和防止“不作为、乱作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意见箱、公开举报电话等方式，畅通群众的投诉渠道，自觉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

作为 篇7

这里, 我们首先需要讨论一下教与学中的语言环境的定义是什么。外语教学中的语言环境是指语言教室以外的, 语言学习者随时都可以用所学语言进行交际的语言环境, 它一般包括五个部分:语言背景、语言的社会类型、个人和群体对语言的态度以及语言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由此可见, 一个国家的外语语言环境是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密切相关的。因此, 二语与外语教学环境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教学观念的不同。在外语教学环境中, 传统灌输式的教学观念根深蒂固。例如, 我国的英语教师似乎都有共同的教学观念——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和以考试为中心的。英语教师似乎都非常强调知识的传授, 而忽略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把语法和语言点看做是教学的根本, 而把运用语言的能力培养放在次要的位置。造成传统的英语教学理念根深蒂固的社会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考试制度。例如, 我国每年有一千多万考生参加高考, 而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研究表明, 交际型英语教学可以使学生在高考中取得比传统教学法更好的成绩。这自然妨碍了交际型教法的推广。

第二, 学习环境的不同。在我国同一层次的学生基本使用类似的课本, 他们的语言知识面就显得比较狭窄。虽然现在国内的学生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像美国之音、英国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等英语语言资源, 但是生活中学生们普遍难有机会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进行交谈, 即在生活中使用英语的机会很少;而且, 虽然学生能够获得上述的英语语言资源, 但他们理解的程度很低, 这样的资源所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然而, 在二语的学习环境中, 学生可以获得大量使用英语的机会, 例如乘车、购物、问路、听广播、看电视等。此外, 班级的规模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我国外语学习的班级规模一般在40—50人左右, 有的甚至更大;而在二语教学环境的班级一般不超过25人, 例如澳洲的班级人数一般不超过20人。显然, 大规模的班级难以开展交际型英语教学所强调的小组活动或讨论。

第三, 教师的语言水平不同。采用交际型英语教学理论上要求教师应当具备或接近以英语为母语的语言者的语言能力, 并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社会和文化有充分的了解。但是, 英语为外语的教师普遍英语水平不足, 尤其是其口语和社会语言学能力的不足, 直接妨碍了他们在教室开展交际型英语教学, 因为在课堂上交际型英语教学活动具有不可预知性, 教师能力不足很容易导致教学过程的失控。此外, 教师语言水平和能力的不足还会使这些教师对交际型英语教学产生误解, 例如, 很多国内的英语教师都认为交际型英语教学只适合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 对于读写则没有什么帮助。实际上, 交际型英语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听、说、读和写的能力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 在突出某一种能力培养的同时, 要借助其它的能力进行支持, 例如, 在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通过听、读和说来协助学生的写作活动。

第四, 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态度不同。动机和态度是语言学习中除了语言能力之外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二语学习环境中的学生愿意将自己融入所在的社会。这些学生的学习动机大多是整合型的。而外语学习环境中的学生的学习动机大多是工具型的。研究表明, 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动机主要有七种:为未来找工作做准备、为了能阅读英文的科技资料、为了能通过考试、为了以后评职称、喜欢英美文学、为了以后能升职和为了以后到世界各地旅行。这些动机显然都是工具型的。

第五,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所采取的学习方法不同。研究表明, 亚洲的学生对外语课堂上的小组讨论活动都有抵触情绪, 因为亚洲在外语环境学习中的学生往往喜欢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学习外语。与交际型英语教学相比, 他们认为传统的教学方法使他们有安全感, 因为他们觉得在这样的课堂上能学到很多语法和词汇。此外, 还有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在课堂外乐于进行合作式的外语学习, 但在教室里则希望老师是课堂的主宰, 是知识灌输的源泉。

作为 篇8

一、作为伦理的学术

作为伦理的学术, 以追求真、善、美等为目的, 以追问生命的意义或精神之需为何, 以个人的兴趣、爱好、好奇心为基础, 不以功利和实用为目的, 不以市场和应用为导向, 不以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为评价标准, 其主要存在于基础研究或理论研究中。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 此类研究一般和人的精神需要相关, 如文学、艺术、历史、神学、哲学等对生存之因的探讨;在自然科学领域, 以探求自然界的真理为目的, 体现为一种求真的精神, 以理论研究为依归, 不以具体的产品制造为目的。

作为伦理的学术可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学园。在西方, Academ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Αкαδημεια (亦作’Αкαδημια) , 根据《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的解释, 一是指古希腊西北郊的体育场, 柏拉图在该处办学讲学;二是指柏拉图学派[3]。公元前387前, 柏拉图在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 (Academus) 建立学园。此地原为阿提卡英雄’Αкαδημεια (或拼写为’Εкαδημεια, Hecademus) 的墓地, 学园以这位英雄的名字命名。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传授综合性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咨询、培养学者和政治人才的学校①。柏拉图的学园建校后原址长期未变, 直到公元前86年罗马统帅苏拉围攻雅典时才被迫迁入城内, 以后一直存在到公元529年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为止, 前后持续存在达900年之久。以后西方各国的主要学术研究院都沿袭它的名称叫Academy[4]。

现代英语中, 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academy共有三种解释, 一指研究院、学会;二指专科学校;三指 (苏格兰) 中等学校、 (美国) 私立学校[5]9。可见关于研究院、学会的解释直接源于古希腊语的含义, 而专科学校、中等学校或私立学校等都是古希腊语意义的延伸。另外, academy对应的形容词是academic, 有四种解释, 一是指学业的, 教学的, 学术的;二是指学术的, 与实践性、技术性相对;三是指学习良好的;四指纯理论的, 空谈的, 学究式的[5]9。不难看出, 解释一、二和四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古希腊academy学园的特征、特色、宗旨或核心要义, 此现代解释无疑是对古希腊语之academy传统意义最好的保存、传承和延续。尤其是解释二和解释四, 二者意义的结合, 充分说明属于“academic”的研究特点是纯理论的、空谈的、学究式的。

另外, 在现代英语中, 常见的表达“学术”的词还有scholarship和learning, 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 scholarship有两个意思, 一指学问、学术和学术研究;二指奖学金[5]1781。learning也有两个意思, 一指学问、知识;二指学习[5]1149。可见, 在学问和知识的层面, scholarship和learning有相通之处, 关于learning的用法, 比如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 (Edward Shils) 的《学术的秩序》, 其英文名是The Order of Learning, 而且, learning还常和higher搭配使用, 比如higher learning, 有时指高等教育, 有时指高等学术。此外, 在表“学术”一义上, scholarship和learning还存在比较细微的区别, 就学术的难度和成就而言, 前者稍大于后者, 而且, 在用来指“学术”时, scholarship是比较常用的。

柏拉图的学园为整个西方学术发展开创了以学术为学术的传统。该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美国大学, 直到作为技术的学术在美国大学出现, 这种学术信念始终是西方学术精神的核心, 一直未遭遇巨大的挑战。值得一提的是, 中世纪 (约公元476-1453) 的大学首先出现了职业意义上的大学教师, 但大学的主要职能是传播知识, 研究只是一种业余活动而不是专业活动。且这一时期的教学内容主要集中于神学, 后发展为古典人文学科, 极其有限的研究亦集中于神学。

17世纪及其以前的大学组织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典型, 在法国则以巴黎大学为代表。此时的大学仍然沿袭了中世纪大学的传统, 通过神学、法学、医学、哲学、古典著作等内容的学习和研究, 主要培养神职人员、律师、医生、公务员。16世纪末, 自然科学方面的讲座开始走进剑桥和牛津大学, 然而, 其仍然处于大学的边缘地位, 要么从属于神学和教会机构, 要么从属于古典人文学科[6]。其间, 由于自然科学在大学的地位始终是次要的, 大学对自然科学的贡献微乎其微。因此, 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科学研究的开展, 只能通过大学之外的科学学会产生, 学会承担着科学研究的职能。

一般认为, 17世纪以前, 在欧洲就已经有各种非正规的学会。早期的学会组织是业余的科学研究爱好者聚集的场所, 学会为他们提供研究、交流和分享的平台。研究者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 把对自然世界的探究作为一种闲暇的消遣。此时的研究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以研究本身为乐趣的个人活动或追求。正规的学会发端于17世纪, 以英国皇家学会 (1660年) 和法国皇家科学院为代表, 它们是科学研究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

17-19世纪, 科学学会的职能也在不断变化, 从自由松散的业余组织逐渐发展成为日益专门化、专业化、制度化的组织。这是科学学会制度化的过程, 也是学术开始转型的一个孕育期, 即从个人的自主研究发展为由第三方资助的研究。学会发展到后期, 其内部制度如期刊发表、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方法和制度、学科分化的格局等都非常成熟, 为后来大学的组织建制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最终影响到了大学内部的学科建制乃至整个学术体制。1810年, 德国柏林大学成立, 大学开始承担起科学研究的职能, 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改变了当时教学与科研相分离的情况。科学与大学的融合由此开始。

1876年,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 科研才真正成为美国大学的职能。霍普金斯大学对科研的重视及其学术之风的形成, 受到了德国大学办学模式的直接影响。西方的学术传统、科学学会的特征以及科学在大学的建制过程等, 就是这个时期, 从德国大学转移到了美国大学, 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其他单一的因素, 它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变革, 永久性地重新塑造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特征[7]。

美国大学在引入科研职能之前基本上是英国式学院, 既没有学术研究的物质基础, 也没有学术研究的传统和环境。且直到“二战”前, 美国大学的科研只是少部分人从事的小规模活动, 经费主要来自私人基金会的资助, 资助也非常低[8]1。这一时期的美国大学处于社会的边缘, 缺少和社会的联系, 俨然一种处于象牙塔内的姿态, 学术研究也是以作为伦理的学术为主, 学术的发展和评价都是遵循自身内在的逻辑, 很少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

可见, 西方的学术从古希腊的学园, 经历近千年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到16-19世纪科学学会的自然科学研究, 再到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将科研作为大学职能的创举, 直到二战前的美国大学, 无论是人文科学领域对精神世界的探索, 还是自然科学领域对物质世界的探索, 这很长一段时期的学术研究主要基于个人兴趣, 符合真善美的价值观, 较少考虑实用和功利的目的。因此, 二战以前, 整个西方学术的演变, 主要是以作为伦理的学术为核心, 其间虽有形式和内容上的变化, 但内在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二、作为技术的学术

在美国大学借鉴德国大学模式的过程中, 继承和发展了西方的学术传统。然而, 这并不妨碍美国大学很快开创出了自己的特色, 这主要源于“服务社会”成为美国大学的第三职能。美国大学超越象牙塔, 转身成了为外界各种利益群体提供服务的机构。首先始于《莫雷尔法案》 (1862年) 的提出及其所致的一批“赠地学院”的出现, 其次是“威斯康星理念” (1904年) 的提出及一批效仿者的追随。二者实际上是大学注重实用、注重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适时表达。由于大学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其明显的实用性———促进经济发展、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提升国家实力———因而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从边缘走向中心。同时, 大学与国家政权、社会之间的联系也愈加密切:现代科学和实用技术的内容被更多地纳入课程, 教授更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 大学作为组织楔入社会结构之中。与此同时, 国家政权加强了对大学事务的干预, 采用了立法规范、经费支持等诸多手段, 力图使大学的活动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方向一致。由此, 大学的发展体现出更多的外部依赖性[8]4。

美国大学第三职能的提出为作为技术的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但此类学术的发展还基于美国大学与联邦政府关系的变化。在美国, 联邦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在《莫雷尔法案》 (1862年) 里有所规定, 农业部与州农业研究站存在某种关系, 而州农业研究站又常常与州立大学或农业与机械学院联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 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实际上没有积极的联系。州立和私立大学从联邦政府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拨款;它们不从事任何与联邦政府签订合同的工作。教育不是“国家的控制对象”。联邦政府的社会立法非常有限, 还侵害不到大学[9]。所以, 很长时间以来, 美国的大学主要是同农学、医学、法学结合在一起的, 享有较多的自治权, 然而由于二战原因, 大学开始同军方结合[10]。

二战期间, 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向大学提供大量科研资助, 用于原子弹、雷达等武器和设施的研制, 这促使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开始了广泛的科研合作[8]1。二战结束, 又迎来了冷战时期, 为了实现国家安全、军事和国际竞争的需要, 联邦政府通过科学政策介入大学, 自然科学研究成为国家重点发展和扶持的领域, 政府对其进行了大量投入和严格控制, 并参与到大学管理的过程中, 对大学的科研结构和资金配置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学术研究的方向和重心发生深刻的变化, 实现了国家利益和政府高等教育权的扩大[11]。战争需要大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必然需要以战争和武器为导向的科学研究的支持, 而此时的联邦政府不是建立专门的实验室或依靠工业来从事这类研究, 而是将它放在了大学。大学通过接受为联邦政府从事某些研究计划的合同, 与联邦政府建立了组织关系。曼哈顿计划的很多部分是由大学根据与联邦政府的合同开展的, 并受到军队安全限制规定的制约;在这一方面, 辐射计划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同一性质。大学为军队专家培训计划的很多不同部分提供了场地, 并承担了教学任务[9]223-224。

美国联邦政府以发展武器和军用目的的研究方式与大学继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但以武器军备的研发与制造为目的的科学研究, 显然违背了大学学术研究的道德准则, 破坏了学术追求真善美的精神。联邦政府通过科研支助的方式介入大学, 其最直接的影响是学术研究类型的变化, 短期内扩大了以实用和应用为目的的研究, 即作为技术的学术。从更本源处看, 联邦政府强大的干预和控制力使大学成为“国家的工具”, 破坏了大学的自主性地位和性质。

冷战结束后这种影响并未消失, 而是以一种更隐蔽和合理化的形式影响着大学的发展, 联邦政府从而开创了一个传统, 即对大学的“项目拨款”和“合同研究”制度, 联邦政府为了政治或经济的目的, 以这种方式实则是在盘剥大学, 在耗尽大学, 大学也就是在如此状态下丧失了自己的学术精神, 这一制度在大扩展时期瓦解了美国的大学。它导致了个人的自我中心、对大学的要求和个人对作为其中成员的义务的漠视, 或者像某些社会学家所说的, 导致了“将个人的专业认同凌驾于对所在学校的认同”[9]232。这被看作对大学的一种支持, 但实质是政府从中获益, 且不用为大学所付出的学术精神之代价和成本买单。大学也就是在如此过程中不断丧失其高贵的存在前提, 成为政治的一个工具, 成为服务于政府的一个部门。

这种情况, 正如希尔斯所说:“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对大学的自我维持存在的假定。它不关心大学的维持;它认可这样一个事实, 即大学已经存在, 它可以以极低的成本购买大学的智力资源。它的各种政策没有伴随着任何对服务来源的反思和责任感。它就像一个还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的部落;它把大学看成是不需要它的支持就已经存在的资源, 并且会在没有它的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在对大学存在的看法上, 政府觉得问题来了大学就可以作为实现某些特定目的的工具, 问题过去了, 它们就可以搁置一边, 它们是可以依靠自己的资源存在下去的机构, 并且在想到它们提供服务时, 总是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提供服务。”[9]225

希尔斯指出的这种情况, 恰好反映了二战和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待大学的态度和方式。大学被赋予了由政府的目的所要求提供具体服务的越来越多的任务。然而, 政府不是社会中的一切, 它不是社会的终极目的[9]233。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以及近年来在一些地方, 一些教师和学生从道德角度出发, 反对研究资助制度或学术工作的实用导向性, 他们要求管理人员或教师委员会取消国防部资助的有军事用途的研究项目。学校通常的反应是, 如果研究是不保密的, 教师愿意接受它, 大学应该予以许可;否则的话, 学校就将自己置于对所有研究成果最终可能用途进行道德评判的地位上[12]220。

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 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慢慢降了下来, 80年代初提供的资助水平与1967年提供的资助水平基本一样。在80年代, 政府研究资助水平得到一些提高, 但是它伴随着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的大幅度增加, 这种情况使得“自由支配支出”开始下降。到90年代中期, 政府对大学研究资助的前景, 比前40年显得更加黯淡[12]186。随着联邦政府拨款的减少, 大学为解决资金的短缺问题开始转向市场。学术研究从而直接受大学市场化驱动, 理查德·鲁克 (Richard S.Ruch) [13], 索尔斯坦·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 [14], 希拉·斯劳特 (Sheila Slaughter) 和拉里·莱斯利 (Larry L.Leslie) [15], 大卫·科伯 (David Krip) [16], 杰德勒·德兰迪 (Gerard Delanty) [17]等在其各自的著述中, 都不同程度地指出导致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拨款的缩减使大学资金缺乏。大学面临筹集资金的压力。从目前来看, 大学的非公共资金的来源通常有四种途径:一是学费, 包括海外招生;二是赞助者, 私人捐赠或基金;三是与市场的合作, 如产学研结合;四是创办营利公司或营利性教育服务 (培训) 机构。对公立研究型大学而言, 私人和市场介入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市场化的浪潮, 与之伴随的是, 营利性大学的崛起、创业型大学的发展、学术资本主义等问题的涌现。在大学市场化过程中, 无论是互利互惠的说词, 还是富国益民的宏旨;其实质是学与商的博弈也好、合作也罢, 总之, 大学与商业的互动也带动了学术与商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商业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术的方方面面。

大学对市场的依赖, 使与市场相关的力量、理念影响到大学, 对大学的角色和使命产生冲击, 使大学在手段和目的中不断迷失自己。尽管大学和市场都想着如何赚钱, 如何互利, 但是市场关注的是短期行为, 赚钱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 其最终的产品是商品。而大学不同, 大学不仅要通过产学研等活动为社会服务, 还承担着育人、肩负着国家未来的使命。

私人 (机构) 捐赠也成为大学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 捐赠的形式多样, 通常以设立某某奖励基金的形式发放。一般而言, 受赠单位首先要征求捐赠者如何使用这笔费用, 使用的对象和途径如何。关于捐赠者, 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类对捐赠的使用是无条件的、无干涉, 另一类是有条件的、有特殊目的、甚至是有具体的使用方式的要求。这关乎到捐赠者与大学政策制定的关系。前者不主动对捐赠如何使用的政策进行干预, 至于大学在制定相应政策如何考虑捐赠者是另一回事;而后者会把自己的意愿和嗜好通过大学对赠款的分配政策表现出来。

随着商业捐赠的增多, 大学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凡勃伦认为:“富豪的捐赠导致大学政策的市场化, 富豪们借助行政管理者侵入到学院规章制度的运作过程中, 导致本来是学院式的自主管理, 从宏观规划到细节设计, 无不要遵从或尊重捐赠者的意愿与喜好。”[14]

随着不同利益主体介入大学, 尤其是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关系的变化, 导致大学角色和功能的变化, 相应地, 学术研究的类型与功能也顺势而变。面对来自大学之外的压力, 传统的具有“academy”特点的作为伦理的学术显得很不合适宜, 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大学为了维持自身的发展, 不得不考虑政府、市场、社区等利益主体的需求, 开展与作为伦理的学术相对应的旨在实用的作为技术的学术, 作为技术的学术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三、学术类型之间的张力分析

作为伦理的学术代表着一种伦理的或道德的力量, 作为技术的学术代表着政治和经济的力量。韦伯曾区分了两种理性:①目的合乎理性的, 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 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 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②价值合乎理性的, 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 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8]①。由此来看, 作为伦理的学术是合乎价值理性的, 而作为技术的学术是合乎目的理性的, 前者服从真理的逻辑, 后者服从资本或权力的逻辑;前者以探寻真理为主, 后者以满足世俗为要。可见, 二者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二者并存形成一种互相抗衡的力量, 从而构成一种持续的、内在的张力。

学术和营利水火不容, 这种观点已经根深蒂固[12]16 (此处的学术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学术, 或作为伦理的学术) 。任何现代社会的国家利益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和繁荣的商业文化, 但强大的经济是实现人类目的的手段, 而不是目的本身[19]11。来自追求经济增长的压力, 也促使欧洲很多政治领导人以经济增长为导向, 改造了大学教育的全部———既包括教学, 也包括研究, 追问每个学科、每个研究人员对经济做出了多少贡献[19]142。结果是, 我们正在追求能保护我们、使我们愉快、让我们感到舒适的占有物, 泰戈尔将它们称作我们的物质“外罩”。但我们似乎忘记了灵魂, 而灵魂是思考与想象的机能, 造就了我们人类, 使人际关系成为丰富的人性关系, 而不是简单的互相利用与操纵的关系[19]6。

正所谓:“哪里有政治和经济, 哪里就没有道德。”[20]学术的功利化倾向必然脱离道德的基石, 导致道德危机。政治、经济和道德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不相容的, 因为政治、经济关注的是短期的、工具性的、外在的利益或效率, 而道德关心的是人之内在的、长期的、非工具性的生活的意义。作为伦理的学术, 更多侧重的是培养人、发展人的长远考虑;而作为技术的学术, 其实质是营利的学术, 服务于经济增长和政治需要的学术, 尽管它们也会有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作外衣。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两类学术之间的张力, 也可以理解为“伦理/道德”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张力。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 认为, 经济和政治是同一存在的活生生的川流的两个方面, 它们尊重事实, 而不尊重真理。有经济的命运, 正如有政治的命运一样。生活有适合历史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它们互相掩盖, 互相支持, 互相对抗, 但政治条件无疑是第一位的。生命的意志是保存自己并获得成功,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为了获得成功而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有力。但在经济方面适合的状况下, 存在川流的适合是重视自己, 而在政治上适合的状况下, 它们的适合则是重视别人。因此, 政治为一种理想而将人们牺牲, 人们则为一种理想战斗而死;但经济只是使他们耗损殆尽罢了[21]。由此可见, 政治与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高度统一性, 它们与人之为人或人的生命意志具有对立性。也可见, 这两种学术类型的张力, 本质是伦理/道德与政治、经济的矛盾, 或者说, 是两种研究价值取向的冲突, 因为前者以探明真理和提升精神为依归, 后者以遵循和满足世俗需要为前提。而且, 这也印证了词源学角度的考察:作为伦理的学术代表对真理的自由探索, 其体现于“academy”的古希腊语义和柏拉图学园的宗旨中。

大学必须抵制诱惑, 不要试图事事都为了社会。大学是许多利益中独一无二的利益, 它必须时时盯着这个利益, 以免向希望它更实用、更现实、更随俗的要求妥协[22]254。他还说, 他从未想过大学只是从属于社会的一个部门。相反, 他始终认为社会是从属于大学的一个部门, 他祈求这样一个社会, 它能多少宽容并供养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这个孩子的玩耍反过来又能造福于社会。沉迷于大学的理念并不是一件荒唐事, 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念, 才能了解人们能够达到的境界。没有它, 理性生活的全部神奇成果都会陷入原始的泥沼之中, 再也无法复活。轻浮的经济学和心理学对这种理性生活的诽谤, 并不能抹煞它那无法抗拒的美。但这种诽谤会使它受到遮蔽, 事实也确实如此[22]245。“学术”是思想的载体, 是大学的灵魂, 大学不应从属于社会, “学术”又何尝可以?作为技术的学术, 究其本质只是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的一种工具, 只会让“学术”更功利, 让大学更世俗。

把优秀作为习惯 篇9

大家上午好!今天, 我们在这里隆重地举行2013级本科生开学典礼, 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同学。同学们, 从今天开始, 你们即将步入人生中最美好、也最重要的大学生活。你们都是同龄人中最优秀的代表, 我想到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我们的习惯造就了我们, 优秀不是一次行为, 而是一种习惯。”作为师长, 在你们入学的第一堂课上, 我最想对同学们讲, 大学四年的学习、锻炼和磨炼, 不仅在于学习知识和技能, 还在于提升品德、修养和境界, 关键更在于养成一种优秀的习惯, 为你们今后追梦人生、成就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养成优秀的习惯需要什么?

需要我们从每个细节、从每件小事做起。优秀的习惯从来不会从天而降, 而是要靠一点一滴积累而成;优秀的习惯距离我们也并不遥远, 其实就在每个人的身边、每个人的眼前。同学们, 从今天开始, 就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眼前的每件小事做起, 坚持早起晨读, 坚持上好每节课, 积极参加每次课堂讨论, 认真完成每次作业和实验, 养成勤奋学习的好习惯;坚持多到图书馆里读一些经典、读几本原著, 养成热爱读书的好习惯;坚持每天参加体育运动, 养成坚持锻炼身体的好习惯。请同学们记住, 只要把每件看似简单的事情都做到优秀, 就不简单;只要把每件看似平凡的事情都做到优秀, 就不平凡。

需要我们多一些坚持、多一点付出。养成优秀的习惯, 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而必定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养成优秀的习惯, 也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 只有目标和决心还远远不够, 更需要我们付出勤奋的汗水和实际的行动;养成优秀的习惯, 更不能满足于过去的安逸, 而是必须克服思想上的惰性, 克服眼前的困难和挑战, 去追求自己人生新的高度。我经常对同学们讲, 人与人之间最小的差距就是智商, 最大的差距就是坚持。追求优秀习惯的道路永无止境, 在你们未来的大学四年以及今后的人生里, 应当拿出信心和勇气, 不要为眼前的困难和挫折放弃任何好的习惯;应当拿出持之以恒的意志, 把培养优秀的习惯进行到底。

需要我们不断自我反思、自我完善。在座每个人的身上都难免会有一些不良的行为和习惯, 也都会有一些不足和缺陷。养成优秀习惯的过程, 其实就是克服自身惰性和弥补自身不足的过程, 就是不断认识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过程。从今天开始, 如果你们愿意改掉过去睡懒觉的习惯, 坚持每天早睡早起, 这就是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的开始;如果你们愿意改变过去“中国式过马路”“随地丢垃圾”“随便乱插队”的习惯, 坚持认真遵守公共秩序, 这就是养成文明的公民习惯的起点。我们要养成优秀的习惯, 首先就要管好自己、完善自己, 就要从反省自身不足、清理不良习惯做起。

同学们, 眼前的大学生活, 是你们人生中最关键的阶段;川大的四年时光, 更应该是你们养成优秀习惯、助推人生梦想的四年。

希望同学们都能养成一种自主学习、独立批判的学习习惯。在过去的中学阶段, 面对高考的压力, 你们也许更习惯于课堂上知识的灌输, 习惯于找出标准的答案, 习惯于听老师的话。从今天开始, 你们即将接受川大的教育。你们可以在小班化课堂上, 与任课老师积极互动、研讨, 培养自己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可以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 在227个学生社团里, 充分培养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特长、发掘自己的潜质;还可以在学校开设的5600多门课程当中自由选择、学习, 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面。所以, 我更希望你们, 在川大的四年, 不要再为了追求分数去被动学习, 而是要习惯于主动探究知识、发掘潜质特长;不要再盲目服从教材的陈述和众多“定理”的约束, 而是要习惯于保持独立和批判性思维。

希望同学们都能养成一种独立思考、协同合作的创新习惯。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科学的真正发展, 需要孤独的灵魂。孤独就是要坚持独立思考的思维习惯, 不跟风、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就是要坚持独立自由的科研创新习惯, 敢于打破传统, 敢于挑战权威, 敢于自由探索、异想天开。但是, 孤独并不是人际关系的孤独, 更不是创新过程、研究过程中的单打独斗。所以, 学校鼓励同学们都能进科研项目组、进课题组、进实验室, 鼓励大家都去参与“科研训练计划”“异想天开计划”, 组成研究团队, 培养自己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习惯, 努力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培养自己团结合作、协同创新的习惯, 学会合作、学会奉献, 在合作攻关中实现自己与他人、与团队的和谐共处。

希望同学们都能养成一种坚守诚信、坚守良知的做人习惯。诚信良知是每个人的长久立身之本, 也是每个人参与竞争的最重要的资本, 更是社会道德的基本底线。从今年开始, 我们要求每位新生报到时, 都要签订《学术诚信承诺书》, 对自己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做出保证, 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从入学开始, 就把坚守诚信作为自己最基本的习惯。希望你们在大学四年里, 去拼真才实学, 去拼信誉人格, 养成诚实做人的习惯, 从同学之间以诚相待、相互信任做起, 不欺人、不自欺;养成严谨做事的习惯, 从认真踏实地做好每件小事做起, 不急躁、不张扬;养成诚信为学的习惯, 从拒绝考试作弊、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全过程参与科研训练做起, 不浮躁、不功利。

希望同学们都能养成一种积极乐观、自信自强的处世习惯。追求梦想的道路从来没有捷径, 大学生活也总会遇到各种难题。只要我们的心态更阳光一点, 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关;只要我们活得更坦然一点, 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压力。在你们未来的大学四年以及今后的人生里, 应当习惯于保持理性, 不要为周围学习和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失去自信, 更不要去“愤青”;应当习惯于坚持内心的信念, 不要因眼前的困难停下奋斗的脚步;更应当习惯于鼓足自信, 不要为任何挫折放弃自己的梦想。

同学们, 今天是你们大学的第一堂课, 我对大家讲:要把优秀当成习惯。在以后的四年里, 你们可以自由选择的课程还有很多, 但可能不会再有“习惯”这样的专门课程。然而, 实际上, 优秀的习惯, 就在我们川大“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当中, 就在我们的校园里、班级里, 就在每一位优秀的老师和师兄师姐身上, 更应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和自己的掌握之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养成优秀的习惯, 关键是管好自己。今天, 我想送给每位同学八个字:管好自己, 天下无敌!

作为父亲的嵇康 篇10

嵇康临刑前, 在狱中写了一篇《家诫》, 给他十岁的儿子嵇绍。洋洋千言, 其语谆谆, 主旨却是教育儿子以后不要像自己一样, 不要做一个英雄, 不要做一个名士, 要听领导的话, 要和领导保持一致。言语之中, 不见桀骜不驯, 不见放荡不羁, 只有明哲保身的谨小慎微和看似琐屑的苦口婆心。

这实在颠覆了我们对嵇康一直以来的印象。

竹林七贤一向放荡不羁、洒脱飘逸。嵇康身为曹操侄孙女婿, 非同一般布衣, 若以势攀之, 自然锦衣玉食。然则他却选择了与之相反的人生道路——与其他名士一起发动“不合作运动”。不与权贵论文品酒, 自己却在洛阳郊外开了家铁匠铺。本也是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然则嵇康却屡屡与助他之人为敌。山涛一片赤诚心, 疏通关节只待嵇康一句话, 便可平步青云。不想嵇康却将其臭骂一顿, 并与之绝交。

鲁迅先生说:“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 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 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嵇康所谓“始终都是极坏的”, 就是到死都不肯向权贵低头。这便是一个坚持原则、不惜生命的铮铮铁汉, 一个让大家都为之动容的洒脱散人。

这是作为一个男人的嵇康。作为一个男人, 血与汗的舍弃不足畏惧, 只为一丈豪情。

但作为一个父亲, 苦与痛的煎熬只能吝啬, 因为父爱如山。

当一个人做了父亲之后, 他不再是一个视生死如草芥的汉子, 也不再是一个可以洒脱地说出“生亦何欢, 死亦何苦”的英雄。他变得庸常而世故, 甚至卑微, 因为他知道人世艰辛, 世道险恶。他可以不在乎世人的诋毁, 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却不能不在乎一双儿女的未来, 这就是父亲。

嵇康临死之前, 没有把自己的一双儿女托付给哥哥嵇喜, 也没有托付给他一向敬重的阮籍, 而是托付给了那个他曾经与之绝交的山涛, 并且对儿子说:“巨源在, 汝不孤矣。”

不是他信不过自己的哥哥, 也不是他信不过阮籍的品行, 而是作为过来人的他, 明白这世间的险恶。自己被害, 家族也不一定能够幸免。阮籍同样不被世俗所容, 同样前途未卜。山涛虽然与自己道不同, 志趣也迥异, 但他相信山涛对朋友的忠贞, 更明白只有在山涛的庇佑下, 儿子才能在险恶的人间平安地活下去。

事实证明, 嵇康的选择是正确的。十八年后, 嵇绍在山涛的大力举荐下, 被晋武帝“发诏征之”, 走上了和父亲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这也许是嵇康愿意看到的最好的结果。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39期 (有改动) 责任编辑/霜岳

附·嵇康家诫

人无志, 非人也。但君子用心, 所欲准行, 自当。量其善者, 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 则口与心誓, 守死无二。耻躬不逮, 期於必济。若心疲体解, 或牵於外物, 或累於内欲;不堪近患, 不忍小情, 则议於去就。议於去就, 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 则向所以见役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 或有不成一匮而败之。以之守则不固, 以之攻则怯弱。与之誓则多违, 与之谋则善泄。临乐则肆情, 处逸则极意。故虽繁华熠燿, 无结秀之勋;终年之勤, 无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叹息也。若夫申胥之长吟, 夷齐之全洁, 展季之执信, 苏武之守节, 可谓固矣。故以无心守之安, 而体之, 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所居长吏, 但宜敬之而已矣, 不当极亲密, 不宜数往, 往当有时。其有众人, 又不当独在后, 又不当宿留。所以然者, 长吏喜问外事, 或时发举, 则怨或者谓人所说, 无以自免也。若行寡言, 慎备自守, 则怨责之路解矣。其立身当清远。若有烦辱, 欲人之尽命, 托人之请求, 则当谦言辞谢, 其素不豫此辈事, 当相亮耳。若有怨急, 心所不忍, 可外违拒, 密为济之。所以然者, 上远宜适之几, 中绝常人淫辈之求, 下全束修无玷之称;此又秉志之一隅也。

凡行事先自审其可, 不差於宜, 宜行此事, 而人欲易之, 当说宜易之理。若使彼语殊佳者, 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 而更以情求来守。人虽复云云, 当坚执所守, 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须行小小束修之意气, 若见穷乏, 而有可以赈济者, 便见义而作。若人从我有所求欲者, 先自思省, 若有所损废多, 於今日所济之义少, 则当权其轻重而拒之。虽复守辱不已, 犹当绝之。然大率人之告求, 皆彼无我有, 故来求我, 此为与之多也。自不如此, 而为轻竭。不忍面言, 强副小情。未为有志也。

夫言语, 君子之机, 机动物应, 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 而本意欲言, 则当惧有不了之失, 且权忍之。后视向不言此事, 无他不可, 则向言或有不可;然则能不言, 全得其可矣。且俗人传吉迟传凶疾, 又好议人之过阙, 此常人之议也。坐言所言, 自非高议。但是动静消息, 小小异同, 但当高视, 不足和答也。非义不言, 详静敬道, 岂非寡悔之谓?人有相与变争, 未知得失所在, 慎勿预也。且默以观之, 其是非行自可见。或有小是不足是, 小非不是非, 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问者, 犹当辞以不解。近论议亦然。若会酒坐, 见人争语, 其形势似欲转盛, 便当无何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坐视必见曲直, 党不能不有言, 有言必是在一人, 其不是者, 方自谓为直, 则谓曲我者有私於彼, 便怨恶之情生矣;或便获悖辱之言, 正坐视之, 大见是非, 而争不了, 则仁而无武, 於义无可, 故当远之也。然大都争讼者, 小人耳。正复有是非, 共济汗漫, 虽胜可足称哉?就不得远取醉为佳。若意中偶有所讳, 而彼必欲知者, 若守大不已, 或劫以鄙情, 不可惮此小辈, 而为所挽。引以尽其言。今正坚语, 不知不识, 方为有志耳。

作为美女，压力山大 篇11

1.美女与一同性交朋友。美女建议同性在穿着上下工夫，提升自己，一般会得到反馈：

“啊呀，反正我怎么打扮也不会有你这么好看啦！你是永远不会理解一个普通人的心情啦！”

“啊呀，不要的啦！”

“啊呀，我穿这个好难为情！”

“啊呀……”

美女：（怒而不语）

2.美女对同性的生活不再提出任何建议，则同性会继续骚扰：

“啊呀，你穿这件衣服好好看，我买和你一样的好不好？”

“啊呀，你的头花也很好看，在哪里买的？我买和你一样的好不好？”

“啊呀，你真有品位，我也想去你去的餐厅好不好？”

诸位，美女是不能说“不”的。

3.美女安慰失恋的同性，得到的反馈永远是：

“呜呜呜，你永远不会有我这样的烦恼……”

“呜呜呜，大不了你再换一个男人就是了……”

“呜呜呜，我再也嫁不出去了，都说了不要你管啦！你怎么可能明白……”

“呜呜呜，你根本就不关心我，你只关心男人……”

4.美女被贪色的男人骗了之后受伤了，得到的安慰永远是：

“啊呀，都说了，谁叫你和XXX搞暧昧，活该了吧！”

“啊呀，都说了，谁叫你和XXX出去吃饭，倒霉了吧！”

“啊呀，都说了，谁叫你收了XXX的礼物，虚荣了吧！”

法理作为民法之法源 篇12

一、法理作为民法法源的正当性

(一) 人类理性思维的局限性要求将法理作为民法法源

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的不断变革与进步, 对立法者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无论立法者多么学识渊博, 也不可能穷尽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预知未来, 知晓所有法律范围内的事项。一部法律可能因为人类理性思维的局限而难以达到尽善尽美, 总有些瑕疵, 总有些规范难以触及的空白地带, 总有与社会实际生活相脱节的地方, 这就是法律的不周全性, 无法回避、难以避免。法律是对以往社会生活的总结和概括, 社会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是当代的人难以通过想象而知晓的, 只要人类的生活还在继续和前行, 就不可能出现预知未来的法律, 法律的滞后性不言而喻。这种法律规范内容上的不足, 要求必须将法律的精神即法理作为民法的法源之一, 以弥补立法的缺陷和不足, 用法的精神来解释法律问题, 与立法追求的价值也是一致的。

(二) 立法语言的局限性要求将法理作为民法法源

立法最终是要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 而当思维通过语言表达时, 受立法语言的局限性, 也可能会导致法律存在欠缺, 漏洞与不足。规范的立法语言, 才能充分表达立法者想要通过法律所传递给公众的。但当立法语言表达出现模糊, 出现争议时, 法律可能会在适用时面临困境, 影响了公平正义的实现。此时, 将法理作为民法的正式法源, 可以弥补法理语言的不足, 避免法律在适用出现障碍时毫无头绪。

(三) 法官司法权的适度扩张需要将法理作为民法法源

为了维护个人权力的实现, 对国家公权力进行约束和限制是人类一直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通过司法权对公权力进行约束, 也是实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平衡的有效方式。在民事立法中, 制定法是主要的法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立法的滞后性凸显, 司法权的行使必然会受到影响。

尤其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纠纷矛盾类型繁多, 立法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导致最高院不得不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作为制定法的补充, 这种司法解释实质也是一种立法, 这种途径显然不利于对国家公权力的遏制。而将法理作为民法的正式法源, 赋予法官根据法理断案的根据, 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各类纠纷, 实现公平和正义, 可以使法官遵循法律的精神进行判案, 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时, 才能正确、妥善处理, 还可以避免国家公权力的无限扩大。

二、法理作为民法法源的条件

法理作为民法法源需要相应的制度条件和较高的法官素质作为依托, 才能避免法理这一法源在司法实践中滥用。

(一) 法理作为民法法源的条件

司法独立及法官独立是将法理作为民法法源的制度条件。当法理可以作为民法法源时, 意味着法官拥有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司法权有了扩张的机会, 极容易出现司法肆意扩张, 以至于损害个体利益的情形。而确保司法独立及法官独立, 才能使法官在援引法理来断案时, 仅受内心对法律精神的遵循来判案, 而不受外界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 法官自身也应具有较高的素质, 对法律精神、原则有着明确的掌握, 对法律理论如数家珍。法官作为一个公共职业者, 必须接受专业的法律训练, 这样才能正确地适用法理, 在法律出现漏洞时, 依据法律素养及个人良知去判断, 才能避免误判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

(二) 何种情形可以将法理作为民法法源

1. 当法律存在漏洞时

法律漏洞是法律遗留的空白, 是本来应该由法律所调整的问题, 检阅所有现存的法律规定, 找不到对相应的法律问题进行处理的规定。法律存在漏洞, 意味着依靠制定法来处理法律纠纷和矛盾面临现实的困境, 此时便可以考虑允许法官运用法理来判案, 确保案件得到公平公正的审理。

2. 适用现有法律规制或习惯将导致明显不公时

当制定法存在明显的缺陷, 与法律基本精神原则相悖, 其适用可能导致明显不公时, 法官可以扩张司法权, 运用法理来判案, 以确保实体正义得到实现。虽然这种情形并不多见, 但不可否认, 法非良法的现象依然存在。法官在维护法律的实质正义与贯彻执行制定法之间需要有所取舍, 适用法理, 显然更利于实现公平正义。

摘要：民法法源理论是民法学的基础理论, 对司法实践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未对法理、习惯等非制定性法源的地位及具体适用做出规定, 导致民法裁判的依据较为混乱, 阻碍了司法实践的开展。事实上, 法理作为民法的法源可以起到弥补法理漏洞、提高执法人员业务能力及提升法官判案责任的作用。有必要将法理作为民法之法源, 在合适的时机运用法理来处理民事案件。

关键词：法理,民法,法源

参考文献

[1]孔祥俊.法律规范的选择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6.

[2]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