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记价值（共7篇）
标记价值 篇1
1 姓名及其社会功能
1.1 姓名概述
姓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姓名形式具有族群文化的特点, 这与不同族群的语言有关。古今中外不同的国家、民族, 因其不同的语言文化而有着不同的姓名表现形式。在我国, 姓氏与名字更是纷繁复杂。一般而言, 有自己语言文字的民族 (特别是少数民族) 都有本民族自己的姓名表现形式。本文仅以汉字表述的汉族姓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姓名包括姓氏和名两部分。“姓氏表明家族的字, 姓和氏本有分别, 姓起于女系, 氏起于男系, 后来说姓氏, 专指姓”[1]。“名则是个人的符号, 与姓结合在一起, 用来代表一个人, 区别于他人”[2]。姓名是一个自然人确定和代表个体身份并用以区别其他自然人的文字符号。
1.2 姓名的社会功能
姓名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在社会交往中姓名可以作为群体或个体的代表符号, 表明人们的等级高低、身份尊卑, 规范婚姻秩序, 体现社会评价等。姓名不仅仅用以区分个体、血统以满足人类社会的一般交际需求, 还要满足社会分类、知识分类和情感分类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 姓名制度是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层性质。同时, 姓名也具有某些普通语言的特征, 是一种社会交际的工具, 满足社会交际需求。法律虽然保障一个自然人使用和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 但他却不能任意处理自己的姓名。每个人的姓名都受到社会的制约, 不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 个人不能随意变更、修改自己的姓名。在当今社会, 人的姓名作为一个符号, 传达了一个特定的个体化意义。更重要的是, 在许多人心目中, 姓名在人的一生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已经超出了仅仅作为符号象征的含义。
从法律的角度而言, 姓名的意义在于它能够直接表明某一自然人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 依法参加各种社会关系, 享有权利与履行义务, 明确权利义务的归属。换言之, 姓名是自然人维持其人格独立必不可少的要素, 是个体存在独立法律人格的前提。
2 姓名的商业价值
传统意义上, 讨论者大都认为姓名起区别个体的作用。我国人格权立法中包含了对姓名权的保护, 将姓名作为其保护对象。然而, 我国人格权法律制度对姓名权的关注大多限于姓名的精神利益保护方面, 注重姓名的非财产性人格利益。对于姓名的经济利益或者商业价值则较少涉及。就姓名权体现的利益来看, 首先体现的当然是精神利益, 或者说侧重于精神利益。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姓名也能产生经济利益, 不能否认姓名权也包含着一定的财产性利益。将姓名与商事主体或商事主体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联系在一起的商业性利用行为, 会催生出姓名权中所蕴涵的商业价值。姓名在标识从事商业活动的主体身份时, 也在表示该主体在商事交易中所处的地位, 体现了对交易活动所具有的无形但却有力的影响, 因此姓名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有价可循的财富。
3 姓名的商业利用
自然人经常使用自己的姓名作为企业、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的字号, 作为文化市场经营主体的歌手、演员等演艺人员以及作家更是以此作为市场活动参与者本身的区别性文字符号。将姓名特别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 (即所谓社会知名人物) 的姓名作为商标注册, 注册为网络域名, 作为商号登记, 在商品包装装潢上使用, 以及其他商业广告上的利用等, 都是对姓名的商业利用方式。单纯的姓名文字标识并不会产生财富, 但姓名一旦进入商业领域, 与其所代表的个人名誉相联系, 就可能将蕴涵在内的商业价值表征出来。姓名特别是名人姓名可能对商品或服务产生一定的 (有时甚至是巨大的) 广告和促销作用, 形成所谓的“名人效应”。姓名的商业性利用会惠及相关交易主体, “就企业来说, 利用名人效应可为企业赢得交易机会和增加交易数额;对名人来说, 其姓名的经济价值也在商业运作中得到了实现和增值”[3]。
有研究者将这种人格权的商业化现象称为自然人的“人格商品化”[4]。有研究者提出创设“姓名收益权能”[5]的建议, 即自然人对自己的姓名进行商业利用而取得报酬的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早期的判例中也认为:“一个人的姓名是他自己所拥有的财产, 并且他对姓名享有与其他财产类别相同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由此可见, 运用于商业领域的姓名也可能变成一种无形财产, 因为经过宣传的姓名这一符号的背后代表了一定的商业价值或者说潜在的商业价值。
实践中, 我国已经出现了许多包含了巨大商业价值的姓名, 如以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股票“隆平高科”发行上市后, 一家资产评估机构评估, “袁隆平”三个字的品牌价值达到1000亿[6]。篮球巨星姚明近些年的年收入均以亿元计数, 其家人以“姚明”注册了12类24件商品。国际象棋冠军、棋后诸宸, 作为商标投放市场, 价值可达几百万。著名歌手“刀郎”的注册商标也以3000万转让[7]。可见, 名字不仅仅是个标识, 它还含有巨大的价值, 有着无限商机。这种价值包含了两个意义, 一是知名度, 二是信誉度。具有高知名度的名人姓名能够产生“名人效应”, 利用这种“名人效应”用于注册商标、公司名称、作为广告宣传, 凸显了姓名可以成为具有标识意义的“资产”。在西方国家, 姓名、肖像等形象的商品化已经成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4]。市场经济已经使得姓名、肖像、声音等个人形象可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作为商业标记的姓名的财产价值正日益受到重视。
既然姓名可能成为一种无形财产, 自然不缺少将其运用于商业领域的人士。现实中, 将自然人姓名特别是名人姓名作为商业标记使用的, 已有大量例子。以自然人姓名注册成商标的有:李宁、姚明、邓亚萍等体育用品商标, 靳羽西注册的羽西化妆品商标等, 这些商标对应的商品或服务在消费者心目中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信誉度, 成为名副其实的品牌, 有一些已经成为了中国驰名商标。以自然人姓名作为商号的有:四川刘晓庆投资发展公司、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美籍华人王安创办的王安电脑公司, 李宁 (中国)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等。在律师界, 近年来以律师个人姓名 (一般都是有一定执业年限的律师, 有些是在当地甚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律师) 作为律师事务所命名的例子也很多, 较著名的有:天津何悦律师事务所、西安许小平律师事务所、上海朱妙春律师事务所、上海李国机律师事务所等等。在当今商业化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 将具有商业价值或潜在商业价值的姓名这一文字符号用于商业途径已经形成一种趋势。
4 姓名尤其是名人姓名作为商业标记的优势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 很多人都意识到了姓名尤其是名人姓名蕴涵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名人即社会知名人士、公众人物。一般来说, 公众人物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个人声望, 或者说有着很旺的人气。如果将公众人物的姓名用于商业行为, 会使消费者将该产品或服务与公众人物直接联系起来, 能缩短商品或服务被公众接受的时间, 提高企业产品或服务的知名度和声誉, 从而能使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和经济效益。因而用姓名尤其是名人姓名作为商业标记具有让消费者容易识别的功能。
以姓名尤其是名人姓名作为商业标记, 特别是作为商标、商号使用容易“吸引眼球”, 能有效帮助消费者提高对自己的商品或所提供的服务的认同, 降低消费者的寻找成本与商家的宣传成本, 本身也就起到了良好的广告宣传作用。
以姓名尤其是名人姓名作为商业标记也具有表示和保证商品质量或服务特色的作用。姓名商业标记因其易于识记而容易在消费者心目中留下印象, 其固定使用于某种商品或服务, 经过长期的反复使用, 会起到质量保证的作用, 成为了商品形象和商品声誉与服务特色的代表。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些姓名商业标记去选购自己喜爱的商品或接受自己喜爱的服务。因为将姓名用于商业标记并得到消费者的认同, 其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一姓名标识凝结了经营者的商业信誉, 代表了特定的质量或一定的特色。
摘要：姓名是自然人区别于他人的文字符号, 是个体存在独立法律人格的前提, 是经营者通过对姓名标识付出努力和资本获得的无形财产。以姓名尤其是名人姓名作为商业标记, 特别是作为商标、商号使用, 能有效帮助消费者提高对商品或服务的认同, 也具有表示和保证商品质量或服务特色的作用。姓名的商业利用惠及相关交易主体。
关键词：姓名,姓名标识,商业标记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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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oanna R.Jeremiah.Merchandi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John Wiley&Sons, 1997[M]//程合红.商事人格权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5]郑春雨.我国公民姓名权的民法保护问题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2006.
[6]“杂交水稻之父”缘何“卖名”[N].北京日报, 2000-09-04.
[7]http://www.fannets.com/mzjz.htm.[2008-3-18].
标记价值 篇2
(1)The son(Ir/Tk) resembles the father(Id/VI).
“标记一价值”结构是及物性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然而如何准确地区分标记和价值却非易事。韩礼德曾指出“在整个及物系统中,标记价值结构可能是最难接受的”。在如何分辨标记和价值的问题上,韩礼德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将其与小句语态联系起来:如果小句是主动语态,那么句子的主语就是标记,如果小句是被动语态,那么句子的主语就是价值。大多数小句都可以引用这条标准判断出标记与价值。但是,如果小句动词是be时,这条标准就不能被直接引用了,因为传统语法是从动词形式来解说语态的。Be动词本身并没有被动形式,所以我们不容易判断识别小句呈现的究竟是主动语态还是被动语态。针对这种情况,韩礼德提出了如下三种识别方法:
1.在主位等式结构中,名词短语总是价值。例如:
(2).A loaf of bread (the Walrus said) is what we chiefly need.[Tk^Vt]
(3).The one who gave my aunt that tea pot was the duke.[VI^Tk]
2.标记是具体的、看得见的;价值是抽象的、看不见的。例如:
(4).My brother is the tallest one in the family.[Tk^VI]
(5).My brother is the tallest one in the picture.[VI^Tk]
3.用其它动词替换be动词,再观察动词的语态。例如:
(6).Hamlet is Mr.Garrick.
(7).This offer is your best chance to win a prize.
可以分别用play和represent替换为:
(8).Hamlet is played by Mr.Garrick.[VITk]
(9).This offer represents your best chance to win a prize.[Tk^VI]
经过替换,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辨别出标记和价值。日常生活用语中通常伴随着一些与之相关的语境,可以帮助我们分辨标记和价值,但也有因为混淆了标记和价值而造成理解错误的。有时甚至会出现故意混淆两者回避话题的情况。何伟(2002)认为对标记和价值的分析可以使我们领会说话者或写作者所关心的事情或其“价值观”。比如对问句Which is Fred的回答可能会有两种情况:
(10).Fred is the tall one.
(11).Fred is the treasurer.
例(10)将Fred理解为价值,例(11)将Fred看成是标记。由于对价值和标记的理解不同,出现了对同一个问句不同的回答。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同回答者关心的事情或其“价值观”不同。例(10)的回答比较客观,能够帮助听话者从人群中辨别出到底谁是Fred。例(11)的回答者比较关心社会地位,可以说更snobbish。
总之,“标记一价值”结构是及物系统中最难而又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运用韩礼德提出的“标记一价值“结构理论,对日常生活对话中“标记—价值”结构进行分析,可以领会说话者的真实意图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胡壮麟,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Halliday,M.A.K.An 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Edward Amold,2000.
[3]袁鑫.论英语识别小句中的标记价值关系的双向性[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6):56-59.
标记价值 篇3
资料与方法
2011-2013年收治急性原发性肺脓肿患者16例, 均符合国际肺脓肿诊断标准, 其中男12例, 女4例, 年龄44~63岁, 平均 (56.3±8.5) 岁。原发性肺癌组:收集同期于我院住院治疗的原发性周围型肺癌患者 (病理学明确诊断) 32例, 其中男17例, 女15例, 年龄54~83岁, 平均 (66.5±13.8) 岁。肺结核组:收集同期于我院住院治疗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符合最新肺结核诊疗指南) 25例, 其中男15例, 女10例, 年龄24~73岁, 平均 (46.5±16.4) 岁。健康对照组:收集同期于我院进行健康体检者30例的血清学标本进行实验室检查。
方法:每位研究对象分别抽取2 ml静脉血置于EDTA-k:抗凝管及含有分离胶试管中, 用于PCT、IL-6、CRP检测。 (1) PCT采用德国Cobas E601电化学发光仪及配套试剂检测, 正常参考范围<0.046 ng/ml。 (2) IL-6采用德国Cobas E601电化学发光仪及配套试剂检测, 正常参考范围<7.0 pg/ml。 (3) CRP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 正常参考范围CRP<10 mg/L。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采用χ2检验, 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直线相关分析检测相关关系, 检测水准0.05。
注:与健康组比较, *P<0.05, 与肺结核组比较, #P<0.05。
结果
肺脓肿患者血清PCT、CRP及IL-6的含量均高于健康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肺结核组血清PCT及CRP水平高于肺癌组及健康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IL-6水平较肺癌组及健康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肺结核组血清PCT水平较肺脓肿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CRP水平低于肺脓肿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相关性分析:血清PCT水平与CRP水平之间呈正相关 (r=0.54, P<0.01) ;血清PCT水平与IL-6水平之间呈正相关 (r=0.65, P<0.01) 。
讨论
肺脓肿以坏死空洞形成为特征的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空洞直径常常>2cm并含有液体。原发性肺脓肿病因主要为误吸含有大量微生物的液体, 常常表现为单发不规则厚壁空洞。其起病急, 进展快, 在误吸后24~48小时即可形成脓肿。因局部坏死组织出现低p H值及低氧条件, 适应于各种病原体生长, 包括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1]。典型急性原发性肺脓肿根据误吸病史, 感染中毒症状, 胸部影响学检查及病原学检查不难诊断。但是, 外周性肺脓肿患者呼吸道及感染中毒症状较轻, 病原学检查常常不能得到阳性结果, 影像学表现外周团块无空洞形成, 很难与肺部团块性疾病鉴别, 常常使临床医师及时做出诊断。因此, 寻找一种简便可靠的诊断方法成为临床面临的困境。
炎性标记物与感染性疾病密切相关已得到认识, 临床可通过检测各种体液的炎性标记物帮助诊断疾病, 因检测方法快捷被广泛应用。PCT是降钙素的前体, 是一种功能性、可溶性蛋白, 由114~116个氨基酸组成。在血浆和血液样本中性质稳定, 不易降解, 且易于检测[2]。生理情况下, 甲状腺C细胞可产生极少的PCT, 健康人的血清PCT水平<0.05μg/L。近来大量临床研究认为, PCT优于目前临床上应用的炎性反应指标, 可作为早期鉴别全身感染, 尤其是细菌感染的快捷、敏感、准确的检测手段, 比如Delevaux等[3]。CRP是一种由肝脏合成的非特异性炎性标记物, 在健康人群中, 血清CRP处于较低水平, 当机体发生炎症、手术、烧伤及肿瘤时, 其会迅速增加, 并随病情好转而逐渐下降[4]。IL-6在炎症急性期发挥重要的作用, 小鼠若缺少IL-6将导致炎性反应和急性期反应受损[5]。以上3种炎性标记物近来受到临床广泛的关注, 但同时检测在肺脓肿中的研究却很少。
肺癌及肺结核均为常常出现外周肺部团块状阴影, 前者很少出现明显的感染中毒表现, 本临床观察结果显示其炎症指标明显低于肺脓肿组 (P<0.05) , 我们推测其可以成为临床是否采取有创性检查的依据。然而, 肺结核属于肺部特异性感染疾病, 由于大部分患者慢性起病, 给临床诊断提供了较多的时间, 本临床观察结果显示肺结核组血清PCT及CRP水平高于肺癌组及健康对照组 (P<0.05) , IL-6水平较肺癌组及健康对照组无明显变化 (P>0.05) ;肺结核组血清PCT水平较肺脓肿组无明显变化 (P>0.05) , CRP水平低于肺脓肿组 (P<0.05) , 我们推测其可以成为临床是否使用普通抗菌素的指证。
本临床观察结果显示, 早期肺脓肿患者血清PCT、CRP及IL-6浓度较健康对照组及肺癌组均不同程度升高 (P<0.05) ;同时, 血清PCT水平与CRP水平之间呈正相关 (r=0.54, P<0.01) ;血清PCT水平与IL-6水平之间呈正相关 (r=0.65, P<0.01)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联合以上3种炎症指标可能有鉴别感染与非感染所致肺部团块样高密度影的价值, 为临床是否使用抗菌素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 联合炎症指标检测可能在肺脓肿的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较大价值, 降低滥用抗菌素及耐药性发生, 需要更大样本的研究加以证实。
2014年度卫生技术评估选题原则确定
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近日组织召开2014年度卫生技术评估选题会, 确定了今年卫生技术评估选题的5项基本原则。
据了解, 本年度卫生技术评估选题的基本原则是:卫生技术评估选题需要有依据;项目方案内容与目标要明确;评估机构要具有相应的资质;评估团队最好由评估专家与临床专家共同组成;项目经费预算和研究周期要科学合理。
根据上述原则, 会议对复旦大学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 (中国循证医学中心) 、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提出的关于宫颈癌筛查、宫内节育器等7个卫生技术评估方案进行了讨论, 进一步明确评估内容和目标。据《健康报》
参考文献
[1]Marina M, Strong CA, Civen R, et al.Bacteriology of anaerobic pleuropulmonary infections:preliminary report[J].Clin Infect Dis, 1993, 16 (4) :25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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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óvoa P.C-reactive protein:a valuable marker of sepsis[J].Intensive Care Med, 2002, 28 (3) :235-243.
标记价值 篇4
1材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选取2014年5~10月我科60例需要进行盆腔定位的肿瘤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六点标记组30例,年龄31~66岁,中位年龄51岁 ;男性13人,女性17人 ;直肠癌5例,宫颈癌12例,前列腺癌8例,骨转移癌5例。三点标记组30例,年龄30~67岁,中位年龄49岁 ;男性12人,女性18人;直肠癌6例,宫颈癌11例,前列腺癌6例, 骨转移癌7例。所有患者神志清楚,摆位配合。所有患者均行负压真空垫定位及适形调强放疗。经统计学检验两组在年龄、性别、疾病类型方面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仪器与设备
广州科莱瑞迪体部负压真空垫,1 mm标记点 ;山东新华SL-E型模拟定位机 ;GE HISPEED-FX螺旋CT ;德国LAP移动激光灯 ;医科达PRICISE医用直线加速器。
1.3体位标记方法
嘱患者脱去衣服,仰卧于负压真空垫上,处于舒适自然的体位,使盆腔中心位于真空垫中心。透视下调整患者体位,使其脊椎、耻骨联合处在同一直线上,体中线与激光正中线重叠,两侧髂前上嵴连线垂直于纵轴,骨盆无旋转,左右高度相等。抽真空固定好患者体位。定义X激光灯为左右方向,Y激光灯为头脚方向,Z激光灯为腹背方向。 调整治疗床,使Y激光灯通过患者脊柱中心,X激光灯通过患者双侧髂前上棘,Z激光灯通过患者侧面腋中线。在真空袋上注明日期、患者姓名、性别、放疗号。
1.3.1传统三点标记方法
按激光灯指示在真空垫及人体皮肤分别标记R、C、 L三点,以确定患者的等中心点(图1)。CT扫描后传入CMS XIO放疗计划系统,得到等中心层面的横截面、冠状面、 矢状面,见图2。
1.3.2新型六点标记方法
按激光灯指示在真空垫及人体皮肤分别标记R、A、B、 C、D、L六点,其中A、B两点位于Y轴激光灯与患者髂前上棘相交处,C、D两点位于X轴激光灯上,D点处于耻骨联合处,通过A、B、C、D四点确定三点定位法的C点, 再结合R、L点以确定患者的等中心点(图3)。CT扫描后传入CMS XIO放疗计划系统,得到等中心层面的横截面、 冠状面、矢状面,见图4。
1.4CT扫描及计划设计
CT定位扫描时三点标记法的三条激光线需同时穿过三个点并两两相交于三点之上。六点标记法R、L点同三点标记法,A、B点被X激光线穿过,C、D点被Y激光线穿过。
计划设计时,三点标记法须如图2横截面图,使R、C、 L在同一横截面上,拖动定中心十字线使其同时通过三点, 此时十字线所在位置即为等中心点。六点标记法须如图4横截面图,使R、A、B、L在同一横截面上,拖动定中心十字线使其水平线同时通过R、L点,保持水平线位置不变, 上下翻动横截面图使其垂直线同时通过C、D两点,此时十字线所在位置即为等中心点。确定好等中心位置后按常规设计各种适形调强计划。
1.5拍摄射野验证片与摆位误差测量
首次放疗前,在加速器上定位扫描时要认真调整三条等中心激光灯,使其同时通过上述三点或者六点。采用0° 及90°正交方法拍摄射野验证片,并与计划系统生成的射野方向观视片进行对比,记录X、Y、Z三组方向上的摆位误差。
1.6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所有患者均按计划完成了放疗疗程及验证片的拍摄。 两组X、Y、Z方向的摆位误差统计结果,见表1。六点标记组与三点标记组在Z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说明六点标记法未能明显减少腹背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六点标记组与三点标记组在X、Y方向上的摆位误差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说明六点标记法能明显减少左右及头脚方向上的摆位误差。
3讨论
放疗的两大要素为位置和剂量,随着放射设备的发展, 剂量越来越准确,同时对患者靶区的位置精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曾有学者计算统计 :放射治疗过程中体位偏移3 mm疗效会下降3.3%;偏移5 mm疗效会下降18.4%;偏移6 mm疗效会下降33.1% ;偏移量如果再大,对人体正常组织的损害就会超过对病灶的疗效,使放疗结果弊大于利[2]。 前列腺癌、宫颈癌、直肠癌及骨转移癌是盆腔部位最常见的肿瘤,放疗是其最佳治疗方式。Mutic等[3]报道,下腹部肿瘤的体位固定及CT定位时应考虑到患者呼吸和膀胱的充盈程度。然而盆腔部位传统的体位固定及体表标记在放疗实践中最常见的问题在于腹部的标记点位置不易选择,并且该标记易受到患者体重、呼吸、局部皮下脂肪及皮肤松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治疗时常需要调整患者摆位[4,5,6]。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六点标记法进行摆位,可明显改善头脚及左右方向上的摆位误差,但对腹背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则无明显改善。
传统的三点标记中心的C点意义重大,决定了患者中心点的X、Y两方向的坐标[7,8]。对于头颈部患者,热塑面膜固定稳定可靠,C点位置变化很小。而对于盆腔定位患者,腹壁上的C点因为受到患者自身体重、腹式呼吸、餐后时间、膀胱充盈度、皮下脂肪厚度、皮肤松弛易牵拉(尤以女性年老患者为重)等因素的影响,活动度大,无法精确确定位置点。而改为六点标记后,中心的C点由位于双侧髂前上棘的A、B两点及垂直于A、B点的C、D两点确定。A、B两点位于骨性位置,受上述因素的影响极小。C、 D两点也应尽量选取活动度小的部位,其中D点应尽可能在耻骨联合上。如此腹部的一点被四点(其中三点在骨性标记上)所确定,减少了患者体型差别及生理变化、呼吸运动等的影响,使得摆位精度大大提高。此外,摆位时通过调整患者体表各标记及负压真空垫上各标记的相对位置关系,使上述六点全部通过三维激光线,可同时解决患者身体轴向旋转及侧向扭曲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提高摆位精度[9,10]。在实践过程中,笔者发现A、B两点位于髂前上棘上,与裤腰常常摩擦,容易褪色,目前我科使用二氧化碳激光器给纹身患者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标记价值 篇5
关键词：胰头癌,CA199,动态监测
胰腺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 近年来, 其发病率有明显增加的趋势[1]。而一直以来CA199作为肿瘤标志物之一, 被用于联合检测诊断恶性疾病, 特别是消化道与妇科肿瘤[2]。作者在临床实验室工作中, 通过检查结果认为, 动态监测CA199对于胰头癌的诊断, 以及同其他良性疾病, 梗阻性黄疸所致的CA199增高的鉴别诊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搜集2009年1月~2013年12月CA199高于正常值 (0~37 U/ml) 的患者68例, 其中确诊胰头癌32例, 急性胰腺炎15例, 慢性胰腺炎9例, 胆总管结石7例, 肝硬化患者5例;男45例、女23例, 最大年龄92岁, 最小年龄25岁, 平均年龄65.46岁。每间隔5 d检测CA199, 连续检测3次。
1.2 检测方法
应用德国Bayer公司ACS:180SE化学发光检测仪及该公司的原装试剂, 采用化学发光法定量检测, 并用原装T1-12质控液控制检测质量。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华西医科大学PMS3.1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动态监测CA199三次异常例数比在不同疾病中的情况胰头癌第三次检测只有2.7%的患者参考值回复正常, 而其他良性疾病则有接近80.5%恢复正常。见表1。
注:胰头癌同其他4种良性疾病比较, 第二次, P<0.05;第三次, P<0.05
3 讨论
在胰头癌的诊断中目前主要是由一系列的临床检测组成, 除了超声、影像学、内窥镜技术, 活检穿刺外, 血液实验室检查已成为重要组成部分[3]。由于特异性不高, 后者越来越不被重视。以往认为临床实践中单项检测某一种肿瘤标志物所作的诊断, 易出现漏诊或误诊, 因此, 对于肿瘤的实验室诊断常需采用两种以上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4]。由于血清CA199在胰腺癌患者85%~95%为阳性, 相对于其他消化道肿瘤来讲, 特异性相对较高。除了用于联合检测外, 由于肿瘤切除后CA199浓度会下降, 如再上升, 则可表示复发, 因此作为检测肿物复发或转移的指标。经过反复观察对比, 本院在临床工作中发现良性疾病时如胰腺炎和梗阻性黄疸, 肝硬化等疾病, CA199浓度也可增高, 但往往呈“一过性”, 随着原有疾病的好转往往降低或恢复正常。为了同这些良性疾病鉴别, 借鉴甲胎蛋白 (AFP) 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经验。本院动态检测CA199在初检阳性患者中的变化规律, 总结出在良性疾病中随着病情好转, CA199会在2周左右明显降低或恢复正常。因为癌细胞具有产生CA199的功能, 胰头癌患者即使在做了减黄处置后CA199阴转率也不足3%。所以动态检测CA199比单次检测对临床的诊断意义更大。虽然这不是, 也不可能成为病因诊断的金标准, 但动态检测CA199无疑为判断疾病的性质, 尤其是在胰腺疾病同其他相关良性疾病鉴别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如果动态联合检测多种肿瘤标记物, 则对于临床诊断的意义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1]吴阶平, 裘法祖.黄家驷外科学.第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1311.
[2]关玲英, 陈莉霞, 胡预兵.CA199的临床意义.中国实用药学, 2010, 1 (5) :146-147.
[3]Sun z, Fu X, Zhang L, et al.A protein chip system for parallel analysis of multi-tumor marker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ancer dctection.Anticancer Res, 2004, 24 (2C) :1159-1166.
标记价值 篇6
关键词：乙肝病毒标记物,阳性,HBV-DNA
乙型病毒性肝炎主要表现为肝脏炎性病变, 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该病在全世界各国广为流行, 侵害了大批的青壮年及儿童, 若未能采取适当的治疗措施, 部分患者可能恶化为肝癌或肝硬化[1]。临床通常以肝功能检查以及特异血清病原学检查作为诊治的依据, 特异血清包含Pres1、HBs Ab、HBs Ag、HBe Ag、HBe Ab、HBc Ab-Ig M、HBc AbIg G等,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增加对HBV-DNA、DNA-p等指标的检测, 可更好的进行病症的鉴别[2]。若仅凭阳性表型指标进行病症的鉴别, 并不能很好的反映患者体内乙肝病毒的活动状况, 且无法准确评估病情的进展, 可能出现较高的漏诊率或误诊率, 从而耽误患者的治疗时机, 引发高死亡率。为了提高乙型病毒性肝炎诊断的准确性, 本次研究对HBV-DNA水平进行了分析。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2014年3月~2015年11月本院接诊的460例血清检测Pres1、HBs Ab、HBs Ag、HBe Ag、HBe Ab、HBc Ab-Ig M、HBc Ab-Ig G中两项或两项以上呈阳性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250例, 女210例, 年龄17~65 (43.6±5.3) 岁。并取100例健康体检人群的血清标本进行对照, 其中男58例, 女42例, 年龄18~67 (44.2±5.7) 岁。对两组研究对象的基础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 (P>0.05) , 可知均衡可比。
1.2 方法
1.2.1 ELISA法检测
选择KHBST-360酶标仪、MICROPLUS加样器以及KHST-360洗板机采用ELISA法进行Pres1、HBs Ab、HBs Ag、HBe Ag、HBe Ab、HBc Ab-Ig M、HBc Ab-Ig G指标的检测[3]。所有试剂均由上海科华技术生物公司提供。严格依据试剂盒的操作说明进行检测, 记录血清标本各检测指标的阳性情况。
1.2.2 PCR荧光定量法
采用PCR荧光定量法对HBV-DNA进行检测, PCR试剂盒选用上海科华技术生物公司, 并将所有血清标本在ABI7500实时定量PCR仪上进行测量 (103copies/ml的敏感性) 。具体操作为[4]: (1) 提取核酸, 取血清标本及对照样本各100μl, 进行10min离心处理, 保持13000r的转速。去除上清液, 将25μl的DNA溶于其中, 摇匀后进行10s的离心处理, 保持2000r的转速, 之后再沸水中维持10min, 再次进行10min的离心处理, 13000r的转速, 取上清液待用; (2) 准备好扩增试剂, 将Taq酶、HBVPCR反应液以及UNG充分混合, 10s的离心处理, 2000r的转速, 制备好反应体系; (3) 加样处理, 将上述操作步骤中准备好的待测标本各取2μl, 分别将其进行10s的离心处理, 2000r转速, 之后依次放入PCR荧光检测仪中, 再将其转移至扩增检测区; (4) 扩增检测, 设置好检测参数, 调整检测参数:循环参数:3min、37℃;预变性参数:1min, 92℃;变性参数:5s, 92℃;退火;延伸;荧光检测参数:30s, 60℃。经40次循环后冷却仪器, 温度降至40℃。 (5) 读取结果, 经仪器软件的自动化分析, 可得出最终的HNV-DNA含量。
1.3 观察指标
(1) 经ELISA法检测后可知7个指标共表现出11种常见的阳性组合, 分别比较每种组合的占比以及平均HBV-DNA水平; (2) 比较本次研究对象与对照组血清样本中的平均HBV-DNA水平。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需进行统计学处理, 将其输入SPSS 19.0软件, 并依据不同类型的数据采用不同的表述方式, 其中以±s对计量资料进行表示, 行t检验;以 (%) 对计数资料进行表示, 行卡方检验。组间比较得出P值, 统计学意义的标准即为P<0.05。
2 结果
2.1 乙肝病毒标记物检测结果及各表型HBV-DNA水平的分析
经ELISA法检测后可知7个指标共表现出11种常见的阳性组合, 其中HBe Ab、HBs Ag、HBc Ab-Ig G阳性组合的占比最高, 达30.9%, 其HBV-DNA水平为 (5.4±1.3) ×104copy/ml。HBs Ag、HBe Ag、HBc Ab-Ig M阳性组合次之, 占比22.8%, HBV-DNA水平为 (1.2±0.3) ×104copy/ml。见表1。
2.2 两组血清样本HBV-DNA水平的比较
对照组血清样本中的HBV-DNA含量显著低于研究组, 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3 讨论
乙型肝炎是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危重疾病, 在全球各地均有较高的发病率, 据相关统计显示, 约20亿人感染过HBV, 乙型肝炎已成为全球重点关注的卫生问题[5]。而我国乙型肝炎的发病情况也值得各临床学者加大重视, 不断提高对乙肝五项以及表面标记物的检测, 做好及早的预防及诊治措施[6]。临床通常采用ELISA对乙肝五项进行检测, 然而由于该检测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且病毒复制的水平较低, 则可能出现较高的误诊率[7]。需结合血清HBV-DNA的检测, 对乙肝病毒进行更加精确的鉴别。本次研究在ELISA检测的基础上采用PCR技术对各种不同乙肝病毒标记物阳性表型的组合进行了HBV-DNA的检测, 11种常见的阳性组合中HBe Ab、HBs Ag、HBc Ab-Ig G阳性组合的占比最高, 达30.9%, 其HBV-DNA水平为 (5.4±1.3) ×104copy/ml。HBs Ag、HBe Ag、HBc AbIg M阳性组合次之, 占比22.8%, HBV-DNA水平为 (1.2±0.3) ×104copy/ml。ELISA检测出占比较高的阳性组合中其HBV-DNA水平并不一定高于其他阳性或阴性组合, 乙肝病毒的高复制性表现出一定的威胁性, 仅仅通过阳性率的检测并不能准确的评估病情。又如, 在此次试验中将对照组的HBV-DNA水平与研究组进行了对比, 可知研究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病毒复制水平的分析也可作为评估乙型病毒性肝炎的一项重要依据。而在鲍淑华[8]的研究中对研究组再次进行了活动期标记物表型与非活动期标记物表型的细化比较, 可知活动期的HBV-DNA水平明显高于非活动期, 病毒复制水平的鉴别也为病情的诊断及治疗提供了较高的参考价值, 与本次研究结果一致, 并未此次实验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综上所述, 通过采用PCR技术对HBV-DNA含量的分析可加强乙型病毒性肝炎诊断的准确性, 为患者提供了更加科学可靠的诊治依据。
参考文献
[1]崔中锋, 王雪侠.乙肝病毒标记物阳性表型血清标本HBV-DNA的检验分析[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015, 23 (6) :837-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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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碧莹, 邢延芳, 王珍珠, 等.血清稀释与否对检测乙型肝炎核心抗体结果的影响[J].中国实验诊断学, 2014, 18 (3) :428-430.
[4]朱珉之, 杭双熊, 申红玉, 等.乙肝病毒携带产妇血清标志物模式与血清及乳汁HBV-DNA相关性研究[J].海南医学, 2014, 34 (13) :1958-1960.
[5]张智贤, 何秋莹, 温英梦, 等.乙肝病毒血清标志物与HBVDNA的相关性研究[J].医学信息, 2015, 14 (43) :135-136.
[6]郑专, 董学军.e抗原阳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HBV-DNA与HBs Ag、HBe Ag的相关性分析[J].放射免疫学杂志, 2012, 25 (3) :284-286.
[7]龙波, 吕微, 魏秀丽, 等.125例乙肝病毒携带产妇乳汁HBVDNA与血清HBV-DNA水平的相关性分析[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013, 34 (4) :495-496.
标记价值 篇7
关键词：从属语标记“的”,核心标记“之”,后置,前置
有关现代汉语语法论著在分析带“的”的定中结构的时候, 涉及定中结构“A的B”是二分还是三分, 结构助词“的”是后附性成分 (即后置性的成分) 还是介接性成分的争论, 有关争论往往也涉及对结构助词“之”的分析。举例来说, “北国的春天”是分析为“北国的/春天”还是“北国的/春天”?“北国之春天”是分析为“北国之/春天”、“北国之春天”还是“北国/之/春天”?这一问题至今未有定论, 很有必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王力 (1985:181—188) 认为, “的”字是修饰品的后附号, “之”字是联结词, 所以可以说“这本是我的”, 不能说“这本书我之”。朱德熙 (1961) 在分析“的”字的时候, 指出在“A的B”一类格式里, 只能说“A的”修饰B, 不能说是A修饰B, “的”是后附性的而不是介接性的;并以汉语中存在的“S1的, S2的, ……Sn的M”一类格式 (如“真的、善的、美的东西”、“白的或黑的裤子”) 来证明, “S的M”只能二分为“S的/M”。戚晓杰 (1999) 专文分析了定中结构“A的B”中的定语不是“A”而是“A的”的几点理由。总的来看, 把定中结构“A的B”看作二分之结构、“的”是后置于“A”的从属语标记 (dependent marking) , 我们认为是可以成立的, 本文拟在有关论著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与以上的观点不同, 崔应贤等 (2002:67—68) 认为“的”是介接性成分的观点, 刘丹青 (2003:86、157、311、316) 以及刘丹青 (2005) 一文的附注认为“之”与“的”一样是 (后附性的/后置性的) 从属语标记的观点等, 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崔应贤等 (2002:76) 认为:“肯定‘的’字是前附性成分, 会引发一系列的难题。” (1) 文中以含有“的/之”的骈合结构为例等进行了论证, 我们觉得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辨析。
一
把“A的B”与“A之B”的结构切分等同或类比起来的方法, 以及认为“A之B”是二分的“A之/B”的观点, 都是值得商榷的。
刘丹青 (2003:69、74—76、237) 在分析联系项原则时, 指出在含有连词的并列结构中, 连词作为联系项其实也只与并列肢中的一方有着成分关系, 如英语中, 加进停顿后只能是“John, and Bill”, 日语中只能是“Taroo to, Hanako”, 也就是说, 其中的连词在英语中前置的, 在日语中是后置的, 汉语中的“张三和李四”从结构上分析也是两分的 (张三/和李四) , “和”在本质上是加在后一个并列肢上的, 是前置性成分 (试比较:张三, 和李四/张三、李四, 和王五/*张三和, 李四) 。这启发我们:“A之B”结构中的“之”作为联系项居于定中之间, 无论把“之”分析为连词、介词或助词, 它作为粘着成分也是附着于“A”或“B”中的一个成分, 或者说与其他的一个成分的联系相对来说更紧密。联系张敏 (2003) 、张玉金 (2005) 及其所引参考文献来看, 结构助词“之”的语法化, 一般认为结构助词“之”是由代词“之”虚化而来的, 虚化之前的结构如“麟之趾” (意思“麟它趾”) 只能分析为“麟/之趾”, 虚化后的结构有人认为可分析为“麟/之趾”或“麟/之/趾”, 但一般不认为“之”已经虚化到后附于定语的“麟之/趾”结构。我们从二分的观点出发, 更倾向于认为原结构还是二分的“麟/之趾”, 只不过此时的“之”已不是代词, 而是前附于中心语的定语标记。这种定语标记与现代汉语中“老王这书”中的“这”一样是核心标记 (head marking) , 只不过“这”在此是兼用为定语标记, 而“之”已虚化为纯粹的定语标记了;又如“大门之前、天亮之前、两年之后”中的“之”也可以看作定语标记, 单说的“之前、之后”等中的“之”可以看作已进一步虚化了的构词成分———从中也可以看出“之”并不是像“的”一样是后附于定语的标记。再联系崔应贤等 (2002) , 以及张谊生 (2000) 所举的含“之”的骈合结构看, 汉语中存在大量的“A之B、之C”之类的骈合结构的例句 (如:梅之欹、之疏、之曲/中国之大、之复杂) 却没有“A之、B之C”之类的结构 (*梅之、竹之疏, *中国之、美国之大) , 也说明“之”与其后的中心语联系更为紧密。 (2) 换言之, 在定中结构“A之B”中, “A之”不能单独成立, “之B”也一般也不能脱离“A”而存在, 骈合“A之B、之C”中的“之C”前也可以看作是省略或隐含了“A”, 从这方面看把“之”看作是联系定语和中心语的介接性成分是可以成立;但这与我们从结构的松紧的角度把这一定中结构切分为“A/之B”的分析, 从本质上是不矛盾的 (这涉及到对“介接性”的不同理解。如果把“介接性”理解为“A之B”只能三分为“A/之/B”, 则是另一回事。) 。再退一步说, 即使把“A之B”分析为三分结构, 也不能由此证明“A的B”也是三分结构, “的”与“之”不能作简单的类比。
二
张谊生 (2000) 、崔应贤等 (2002) 提到“的”字也有脱离定语而前附于中心语的现象, 如:
(1) 我, 我特别喜欢你, 的手。 (刁斗, 《证词》)
(2) 因为从那里面, 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 (鲁迅, 《热风·祝中俄文字之父》)
这一现象是不是可以肯定“的”是后附性成分的观点呢?
例 (1) 并不能否定“你的手”应切分为“你的/手”的规律, 它只是作者个人故意违反一般语法规则, 有意造成听者误解的一个特殊个案。至于例 (2) 之类的骈合结构, 据张先生分析, 它只在早期现代汉语中时有所见, 在当代汉语已近乎绝迹。这种含“的”的前置式骈合结构的出现, 与当时白话文的发展不够成熟完善有关, 是当时的鲁迅等一些作家在书面语中对含“之”的前置式骈合结构的模仿的结果 (其中不乏把“A的B”与“A之B”的结构混为一谈的语感) 。但这种模仿并不符合汉语中的“的”是后附的、从属语标记的内在发展规律, 所以后来才被淘汰。
总之, 我们认为, 在定中结构中, “的”是从属语标记, 是后置性成分;“之”是核心标记, 是前置性成分。含“的之”的前定中后的定中结构都可采用二分法, 分别切分为“A的/B” (如:北国的/春天, 幸福的/家) 、“A/之B” (如:北国之春天, 幸福/之家)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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