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回收模式

产品回收模式（共10篇）

产品回收模式 篇1

一、引言

越来越多的公司受到鼓励,为其产品寿命期末管理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计算机、电子产品、汽车和器械这些复杂产品的生产者,其责任已经扩展到寿命周期末产品的拆装和循环,这种责任的履行意味着企业需实施一种变革,以获得责任履行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高利润和高效率。但是,履行产品寿命周期末责任对于许多公司来说,似乎是一种挑战。

Lindhgquist把生产者扩展责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EPR)定义为“是一种通过把产品制造者的责任扩展到整个产品寿命周期的不同部件,尤其是扩展到寿命周期末(End-of-Life,EOL)产品的回收、循环和最终的处理以促使产品系统的整个寿命周期环境改善的策略原则。”

EPR作为一项法律政策加以实施的动因包括填埋空间受到限制和污染物、有害废物以及抛弃在环境中的产品处理等问题(而且还不仅仅限于这些问题),最小化EOL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是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但是,不同生产者在履行EPR时,针对不同产品可以采用许多种方式来完成。从系统观点来说,当产品不在使用时,最小化EOL产品处置对环境影响需要各种策略综合使用。这需要在产品设计当初就把产品EOL后的处置考虑在内的系统设计方案。为了充分地把产品退役后引起的问题与产品设计方案集成起来,需要考虑产品EOL后的处置成本和费用。

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颁布和实施了相关的EPR法律和法规。在2000年,欧洲议会通过一项指令,要求其成员国为寿命期末汽车建立了一项EPR项目。而且,在2003年早期,一项有关对废弃电子产品和电气装置(Waste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WEEE)的指令也已经获得了欧洲议会通过。除欧洲之外,日本也颁布了一项涉及大家用电器(电视、冰箱、空调和洗衣机)的EPR法律。

在EPR相关法律和法规实施的同时,一些企业也越来越重视EPR履行时产品在EOL后的管理,尤其是一些具有不同部件和原材料的长寿命复杂产品的EPR履行时的EOL管理。也正是基于此,本文讨论寿命期末EPR履行时潜在的几种产品回收模式的实际内涵、组织及其选择,并最后给出自己的结论。

二、传统的产品寿命期末责任履行

在倡导生产者扩展责任履行理念之前或者生产者扩展责任履行理念建立之初,产品寿命期末责任的履行是:

为利润而履行责任———产品的再循环、再制造或者重新磨光,仅仅针对在一定程度上可获利润的产品而实施,例如,北美的汽车再循环。

由消费者履行责任———当消费者选择(或被需要)支付产品的费用时和如果消费者选择(或被需要)支付产品的费用时,产品再循环才实施。

由政府履行责任———在政府支持的项目下产品再循环。

不发生———产品在寿命周期末被简单填埋、焚化或抛弃。

如果从利润角度出发,许多产品将不会被再循环(当然,这种情形中的可获利润是可测量的且不包括环境成本)。通常,在寿命期末,再循环对环境具有重大影响———直接源于有害物料的影响,或间接地通过再循环对环境节约具有巨大潜在影响的产品是不经济的,例如,Boon等人从加利弗尼亚公司的数据中获知,即使不存在净成本,过时的个人计算机也不能进行再循环。另外,北美汽车制造商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对汽车再循环的比例已达到大约75%,如果对剩下的非金属材料继续进行再循环,没有太大利润可言。

让政府直接承担产品寿命期末的责任不是一种理想方式,其理由之一是这种责任管理模式既没有把再循环中发生的问题直接反馈到制造者的设计和决策制定过程,也没有把环境成本信息反馈给正在采购的消费者。

我们不应该低估把环境成本信息反馈给制造者决策过程的意义。在产品设计阶段经常不被人看重的(需事后思考)一个问题,后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有些甚至是阻止赢得低成本竞争优势来源的问题,通过信息反馈,发现它们可以提前内部化,且可以转变为未来的重要竞争优势。一般来说,基于非EPR的寿命期末管理系统,为制造者的设计和决策制定过程提供了很少或者没有提供反馈信息。

对北美汽车制造商调查发现,如果针对产品寿命期末所做的产品改进设计增加了产品额外成本的话,他们就不愿意实施这方面的改进设计。换句话说,从竞争的角度出发,如果不提倡生产者扩展责任策略,就没有机会涉及任何一部分的外部成本。

很显然,如果产品寿命期末管理和面向寿命期末管理的产品设计是企业追求的社会目标之一,那么生产者扩展责任履行似乎是实现这种目标的一种恰当工具。

三、EPR履行的回收模式

(一)OEM回收模式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回收是指原始设备制造商承担自己所制造的产品回收的物理和经济责任的EPR系统。在该系统运作环境下,每个公司管理自己的拆装设施,并利用这些设施,拆装自己的产品,实现再制造,再循环,或者它对其环境负责的目标。

就生产者扩展责任的目的来说,OEM回收工作似乎能快速地完成。

由于制造商仅仅直接地对自己的寿命期末产品负责,那么信息的反馈就可以得到保证。他们支付产品的回收成本,并且支付由实施拆装和再循环作业这些活动所可能引起的任何费用。当创新的设计方案可以改进他们的产品寿命期末的状况时,制造商们就会受到激励,努力做出那些改进。

由于这些拆卸设施将只对一个OEM已经生产的东西负责,那么OEM将需要学习的产品知识相对较少,这无疑将提高拆装和再循环的效率和进一步增强信息的反馈。高效率的获得将来自专业知识和专业化,而信息反馈的加强来自拆装知识的集中化,而这些集中的拆装知识反过来又让设计者很容易获得。除此之外,由于信息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流动,这样基于内部的设计数据也可以用来支持拆卸过程。

由OEM管理的寿命期末系统将可能为较高等级闭环再使用和再循环运作提供更多的机会,因为如果潜在的可再使用的零部件容易获得,那么这将鼓励OEM开发那些零部件计划,OEM就可能有潜力把拆装设施建在多产的地方,他们可以把重要的相似零部件集中存放并且具有知识和机会把它们投入使用。

从经济和信息反馈、运作效率以及闭环再循环的潜力这个角度来说,OEM的寿命期末管理回收模式似乎具有很强的优势。但另外一方面,这种模式也有其缺陷。

OEM管理的拆装运作可以看成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模式,拆装设施将交付有限量的产品。很显然,一个再循环中心越专业,那么其中要拆装的产品将越少———这是因为可用于再循环的产品供应将更少,所以,OEM回收模式中服务于特别产品的拆装中心将在一个给定的领域设置较少,从其它优势看,产品将不得不旅行相对较长的距离才得以再循环。这也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其中的物流成本在再循环成本中占到了大量比例,有时高达70%。

OEM拆装涉及到的另一个复杂物流问题是产品返还。由于存在如此多的不同制造商,现在需要某一种方式让寿命期末的产品从消费者手中交回到拆装设施地点,这是OEM的EPR回收模式要解决的最复杂问题,事实上,要很好解决上述问题,似乎有必要允许零售商、政府或者制造商协会等成员参与进来。

与生产者扩展责任相关的经常被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产品的遗弃问题。当一个制造商在它的所有产品拆装之前停止生存,那么这些产品被认为被遗弃了。遇到以OEM为中心的EPR系统时,遗弃产品没有真正的“家”。进口产品遇到的相关问题同上类似。如果强行要求进口商履行EPR责任,那么进口商将不可能很好地实施进口产品的拆装业务。

当拆装能力不是进口商们的一个核心能力时,那么它也未必是制造商的核心能力。制造商规模越小,有效管理其产品寿命期末责任越困难。对于制造商来说,外包拆装业务可能对其更有利,但这取决于制造商如何做,才能够潜在地弱化它反馈经济成本和知识信息的能力。

总的说来,产品OEM的回收和再循环似乎是可行的,但不是没有挑战。上述OEM回收模式所涉及的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反向物流问题。这个问题与一些已变成拆装专家的制造商具有的低收益问题,一起致使我们考虑选择其它的回收模式,例如共同回收模式。

(二)共同回收模式

共同回收是指产品物质和经济责任由不同类别产品制造商构成的社团来承担的EPR方法,这些社团是生产者责任组织(Producer Responsibility Organization,PRO)的一种形式,PRO将管理一类产品回收的拆装设施。

与OEM回收模式相比,共同回收模式的第一个优点是解决了反向物流问题。由于一个生产者责任组织将对一个特定地理区域的更多产品负责,那么在这些产品的寿命期末,它们将可能旅行较短的距离送回到更多的拆装设施地点,这无疑是非常经济的。而且,由于一个特别种类的产品在一个地区要去的地方是唯一的,那么开发一个收集寿命期末产品的系统会更简单些。

生产者责任组织将管理它们自己的拆装设施,这些设施也将成为它们的业务核心,这同制造商们的再循环业务是它们的次要业务形成了强烈对照。由于大规模OEM们能够建立侧重于拆装业务一些部门,而较小规模的公司不适合这样做,那么,依此思路,共同回收能够帮助较小的制造商平准化这种起作用的领域。而且,当一些PRO将比单独的OEM们处理的产品品种更广泛时,前者将在真实的拆装专业化和专业知识方面获益。

另外,共同回收能解决相关的遗弃产品和进口产品方面的问题。

总的来说,共同回收比OEM回收具有更多优势,例如它更强调物流和产品的广泛性。但是,共同回收如何实现生产者扩展责任的呢?要了解这样一类问题就需要知道共同回收EPR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第一是经济成本反馈问题。当一个直接负责产品EOL责任的OEM将需要支付真实的回收成本时,作为生产者责任组织的另一名成员的OEM可以在对这些成本进行计算评估的基础上,预期支付一定数量费用,而这些成本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评估。这些精确地反映了真实成本的预估成本信息决定了共同回收EPR系统将如何有效地反馈成本信息和影响产品设计。这里特别重要的是,成本会计方法对设计差异性所具有的识别水平。

当PRO作为一种产品类别的制造商合作联盟承担生产者扩展责任时,它所充当的唯一角色是确定寿命期末产品处置费用。这不是一种理想情形,因为这与建立可以反馈更准确和更及时的经济信息的创新成本估算系统没有关系。不难想像,引入改进的、更具识别力的成本估算模式的PRO内部策略将需要使一些成员获益胜过其它人,一些人的作用胜过其它人。

其次是信息和设计知识对产品设计者的反馈问题。一方面,如果同OEM自己实施拆装模式相比,特别产品的专业知识将较少可能被反馈给OEM。另一方面,一类相似产品的设计知识,可以肯定地通过生产者责任组织来累积并且以一种组织方式传播到联盟组织成员。

最后,很显然,共同回收与OEM回收比较,在用过产品进行闭环再循环方面,使用前者的驱动力似乎更小一些。当OEM拆装自己的产品时,存在较少的障碍———并且因而具有较大的动机———去再使用和再制造部件。

这里提到生产者扩展责任履行的共同回收模式也是我们需关注的一种方式。共同回收模式实现经济信息反馈、共享以及闭环再循环是可能的,但很显然,OEM回收模式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

(三)第三方回收模式

第三方回收也是一种可选择的EPR方法,即某个第三方公司代表原始设备制造商承担产品寿命期末的责任。OEM将支付一定费用给第三方即产品责任提供方(PRP,Product Responsibility Provider),而PRP承诺保证制造商的产品以对环境负责和遵守EPR法规的方式退役。对PRP们必须加以管理以保证财务安全并且为财务风险管理制定恰当措施。

1. 第三方回收模式的实施

第三方回收模式实施的程序如下:

(1)开发新产品的制造商需在产品设计的基础上,通过竞标方式从几个PRP中选择产品寿命期末责任管理履行者;

(2)每个PRP评价产品设计方案并且呈交其产品责任履行标书,制造商了解各投标中产品责任履行设计方案的各种信息,进一步调整其设计方案来降低产品寿命期末成本;

(3)竞标要求PRP们保证产品寿命期末责任履行,竞标过程严格按程序进行,最终,出价合理且最低的PRP被选择;

(4)由于产品EOL责任售掉,制造商为负责其产品E-OL管理的PRP支付相应费用,在生产时,在每种产品上标上PRP检验人标记。负责寿命期末管理的责任转移到PRP,而制造商也不存在与产品寿命期末相关的财务风险;

(5)许多年后,当产品到达寿命期末时,依据产品类型和地理位置,不同产品进入相应的收集系统;

(6)产品收集后,它们将交给一个当地再循环者(拆装商),再循环者与产品的PRP一起合作,再循环者拆卸产品,且接受来自PRP支付的费用。再循环者拆卸和处理EOL产品时需满足EPR法规设定的环境目标,且归还OEM用于闭环再循环所要的任何零部件。PRP通过提供拆装说明书和原材料和零部件鉴定书等从技术上支持其再循环伙伴。

2. 第三方回收模式的收益

制造商和一般公众从EPR履行的第三方回收中都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

制造商们的收益源于:

(1)能够满足其产品寿命期末责任,而同时减少了与寿命期末不确定性相伴的财务风险;

(2)能够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而把拆卸业务留给专业公司;

(3)能够获得整个PRP竞标过程中较好设计方案的收益,例如,他们具有直接和即时动机去优化他们的设计方案;

(4)能够获得再循环工业中由竞争驱动的拆装创新收益和效率。

一般公众———代表颁布EPR法规的政府的收益源于:

(1)能够提供一个可识别和即时经济信息反馈给产品设计过程,驱动了产品的改进;

(2)能够通过竞争力促进了拆装工业中的创新;

(3)能够把拆装过程分配给当地部门,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且减少了运输无效性。

下面着重就三种回收模式中产品寿命期末成本估计做相应分析。产品设计者一般是在特定时间进行产品设计且在该时间推测产品在寿命期末的未来状况,这使得推测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依据寿命期末最佳的产品处置原则,最佳产品设计———生产者扩展责任履行角度预期的设计是基于最科学推测做出的设计,且该产品设计方案最重要的是把产品寿命期末报废拆装中将要产生的问题考虑进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鼓励OEM在设计产品时确定该产品寿命期末成本,使得寿命期末成本将完全内部化为由设计决定的生产成本。

在OEM回收中,寿命期末所反馈的经济成本是产品真实成本,但这些成本往往到产品寿命期末才知道。对于许多复杂产品来说,这段时间非常长,有时可能长达10～20年。理性的制造商通常会在设计阶段就考虑这些未来成本,但真做到很困难,而且人们也常常忽视这一点。目前,工业界实行了一种污染者支付费用原则,即生产产品者负责支付该产品报废时所引起的相关环境费用。在OEM回收模式中使用该原则时,可以帮助设计者改进尚未优化的产品设计方案。

在共同回收中,产品寿命期末成本是预先支付的,这些成本是否真实反映了寿命期末产品最新成本信息值得怀疑。由于对产品未来寿命期末可能发生的成本是基于估计做出的,预先支付的费用能否精确代表寿命期末成本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因此,推测的、没有细化的且在寿命期末经修正的预先支付费用的方式不是鼓励设计改进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在第三方回收中,EPR履行的解决能通过一种竞标程序的有效实施,收取寿命期末产品售出获得的费用,该费用对设计具有高敏感性且在生产时受到控制。

通过该程序的应用,制造商将可以从那些提供了产品EOL责任履行提供者中,为其产品设计寻找一个合理且报价最低的PRP,同时,制造商通过强制卸掉财务风险承担责任,使PRP成为合法的产品EOL责任履行者。

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

让我们考虑未来寿命期末成本生成的最佳推测问题。产品寿命期末成本依赖于反向物流成本、产品拆装成本、原材料再循环或者处理的纯价值(包括费用和收益),和其它可能发生的费用以及源于零部件再使用或者再制造的收入。

拆装成本一般由决定了未来劳动力成本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的产品设计(零部件的多少和结构的复杂程度)决定。而且,产品的原材料再循环或者处理成本和收益也是由产品设计(材料的选择)所决定,这种设计同时决定了未来再循环产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反向物流成本对产品设计调整似乎不敏感。可再使用或可再制造的零件,部分地由产品设计来确定,但是,对未来产品设计决策具有很大的敏感性。

因此,基于产品设计、财务上套期保值的原材料价值以及劳动力预算成本,计算产品寿命期末成本现值(不考虑零部件再使用)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对考虑了未来金融衍生工具使用的产品设计进行分析,能够获得产品寿命期末最一般的成本估价。(一种金融衍生工具是一种财务保证金,其价值由另一种基本财务保证金推算)。这种寿命期末成本现值代表了对产品未来状况的最好理解,因此,应该对产品设计具有指导作用。

四、第三方回收模式面临的挑战———拆装技术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和讨论知道,尽管三种回收模式在产品寿命期末的责任履行上存在各自的优劣,但第三方回收是履行生产者扩展责任的一种有吸引力的方法,且这种履行模式必须解决由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许多复杂技术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寿命期末产品的识别。如当一个顾客不再使用一个产品时,需要某种方式了解这个产品责任提供者是谁,需要某种方式识别这种具体产品是什么产品,需要了解实际产品(具有单独对应序列号)如何恰当报废支付的寿命期末费用具有最小风险。

第二类问题是产品拆卸和原材料的识别。如果地方拆装(再循环)商计划有效和适当地拆卸和再循环寿命期末产品,他们需了解不同具体产品的设计结构和性能的相关知识,面临如何把他们原有的信息和知识进行有效更新。毕竟,他们原有的产品设计信息数据和知识劣于专业拆装商不断更新和不断学到的知识。

第三类问题是地方拆装(再循环)商为可再循环原材料和零件寻找恰当市场。这些原材料和零件是地方拆装(再循环)商从各种各样的产品中拆卸而来,地方拆装(再循环)商在为它们寻找恰当市场且能有效地把其交易出去方面,需要得到PRP的支持。

三类问题是地方拆装(再循环)商所面对的技术挑战。PRP的作用之一将是帮助地方拆装(再循环)商解决这些问题。每个PRP将依据不同困难,采用自己的解决方案。

五、结论

本文就复杂产品寿命期末生产者扩展责任履行,提出了三种产品回收模式,从物流成本、作业规模、作业专业化、拆装识别、竞争驱动力、财务风险和义务、再使用可能性、会计成本、成本灵敏度、进口商对国内生产商、小生产商对大生产商、产品遗弃问题、产品设计信息反馈、产品类型等诸多方面对三种模式进行了比较。需注意的是不同类别产品,最好由不同EPR方法完成。但是,在实现EPR方面,第三方回收模式的一些显著优势使其成为我们值得考虑的一种具有很大潜力的方法。

为了使第三方回收模式更有效地履行生产者扩展责任,国家需颁布一些恰当的特别规则和法规:一是一个生产者将有权利承担其产品寿命期末成本的独特责任,换句话说,生产者不能被强迫加入共同协议拆装组织或为这样的系统负担费用;二是一个生产者将被允许把义务转交给一个合格和得到许可证的产品责任提供者,这种转交将被得到承认;三是产品责任提供者将被要求通过承担可靠的财务风险管理实践展示其接受义务转交的能力,包括与保险商一起构建安全保障伙伴关系,以保护再循环物料未来费用不会波动,而且产品责任提供者将被要求管理被托管的基金,目的是那部分义务不被再循环安全保障所保险。

每种EPR履行的产品回收模式的合法实施都应该定义明确的可遵循的规则,这些规则控制回收系统的使用以及每个利益共享者的需求。生产者扩展责任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实现完全调整的、满足寿命期末环境要求的产品改进。这一点将通过有效的反馈机制来实现。第三方回收模式也称为产品责任提供者模式似乎可以提供清晰的、及时的寿命期末成本经济信息,因此这种模式具有潜力驱动产品设计的改进的优势。

摘要：通过生产者承担直接责任的OEM回收、生产者社团共享责任的共同回收和产品责任提供者的第三方回收三种生产者扩展责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EPR)履行模式的分析和比较,从中发现对于许多处在寿命周期末(End-of-Life,EOL)产品来说,第三种EPR履行模式需要通过签定协议且假定第三方代表生产者承担产品寿命周期末责任的模式,方能满足EPR最有效的方式。为了使第三方回收模式更有效地履行生产者扩展责任,国家需颁布一些恰当的特别规则和法规,同时每种EPR履行的产品回收模式的合法实施,都应该是定义明确的可遵循的规则。

关键词：逆向物流,生产者扩展责任,产品回收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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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晓敏,冯之浚,黄培清.闭环供应链管理——我国电子制造业应对欧盟WEEE指令的管理变革[J].中国工业经济,2004,(8).

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加速 篇2

“欧美等发达国家虽然电子垃圾处理历史较长，但也面临一些问题。相比之下，它们认为中国推行的模式更有效，也更合理。”唐爱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些发达国家已在借鉴中国模式的基础上对本国政策作出调整。

唐爱军所说的基金补贴制度始于2012年。2015年11月26日，财政部、环保部等四部委在2012年版补贴制度的基础上，发布了新版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标准，该补贴标准已在2016年1月1日施行。

此番调整颇受外界关注，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此次调整适时、适当，对整个行业的促进作用明显。不过，仍有享受补贴的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认为，新版标准对某些品类补贴额度的调整存在瑕疵。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版基金补贴标准的实施将会进一步提升废旧电子产品环保处理的比例。“这对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电子垃圾污染问题也至关重要。”唐爱军说。

以旧换新实验

电子垃圾污染问题在中国引发广泛关注是在2008年前后。彼时，媒体多次曝光广东小镇贵屿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采用极其粗放的方式处理电子垃圾，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乃至对当地居民健康带来威胁。

贵屿事件让电子垃圾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当时的电子垃圾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且存在很多乱象，已经到了不得不采取措施的地步。”唐爱军说。

中国家电研究院2015年5月发布的《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及综合利用行业白皮书2014》（以下简称《行业白皮书2014》）显示，“四机一脑”的理论报废量在2001～2009年的9年间增长了4.2倍，2009年的报废量高达5148万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政府也开始寻求电子垃圾的解决之道，其中最有成效的尝试就是2009年起推行的家电以旧换新政策。

2009年6月，国务院下发文件，在北京、天津等7省（直辖市）启动家电以旧换新试点;2010年6月，该政策的实施范围扩大至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年4月覆盖全国。

该政策规定，消费者在购买新家电时，可用废旧家电来抵消部分购买费用，这些废旧家电则由销售商交给专业处理企业处理。對于消费者来说，这种资金抵扣方式提升了其将废旧家电交给正规渠道的意愿。

在此之前，绝大多数废弃的“四机一脑”产品都经由社区的个体商贩流入了贵屿这样的地方，真正由正规渠道进行环保处理的比例极小。

这正是该政策一直被业内称道的原因。

“它把原本会流入非正规渠道的废旧电子产品引到了正规渠道，通过专业公司进行环保处理，以减少电子垃圾污染。”唐爱军说。

但在她看来，该政策带来的更大意义在于让很多原本将废弃电子产品丢在家中的消费者自愿交出这些电子垃圾。因为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民因对电子垃圾危害认识不足，很少会主动把废弃电子产品交出。

这一点从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终止后的市场反应就能看出。“该政策取消后废旧电器回收量波动很大，下跌很厉害。”唐爱军说。

不过，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些拆解企业并没有对废弃电子产品进行处理，而是将这些回收来的电子产品直接以高价送入二手市场流通，在骗取国家补贴的同时又通过倒卖获利。

随着“骗补”问题的日益严重，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在2011年底终止。

“该政策虽被多数人看作是政府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举动，但其背后隐藏的用意是中国政府为出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基金补贴制度做的前期实验。”唐爱军说，其确实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补贴救活企业

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终止后，财政部、环保部等六部委于2012年就颁布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的出台代表中国正式确立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制度。

该基金是一项政府性基金，由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进口电器电子产品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缴纳，国家税务局征收，用于补贴家电拆解（处理）企业回收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所产生的费用。

和家电以旧换新时期对于消费者、回收企业、处理企业三者进行补贴不同，2012年的基金补贴制度针对的补贴对象只有终端的废旧电子产品处理企业，并不包括其他两者。

唐爱军对此的解释是，家电以旧换新时期的补贴对象太多，不利于政府监管，也导致了后来的“骗补”等问题，所以基金补贴制度选择单一的补贴对象，便于政府监管，也更能保证政策带来的效果。

而早在2009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对处理企业的选择作了明确规定，比如每个省处理企业的数量要有合理规划;环保部要对处理企业的处理技术进行认证等。

在上述条例的明确限定下，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处理企业仅有上百家。相比数以亿计的消费者和数以万计的回收企业，处理企业显然更具针对性。

这种把处理企业作为补贴对象的方式也被多数发达国家所采用，“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只要把处理企业这个口子管住，就能保证政策的执行不会出现问题。”唐爱军说。

当然，《办法》的出台对于整个市场而言，意味着政府在废旧电子产品处理上的制度设计已经完成，其中对于处理企业的单一补贴更让诸多处理企业看到了希望，更加积极地涉足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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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翔环保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翔环保）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执行董事杨琴华向《瞭望东方周刊》坦言，“没有补贴的话，处理企业是亏本的，根本无法生存。”

她说，很多处理企业本身并无自有的回收渠道，只能被迫从回收经销商手中高价拿货，而这个价格往往高于废旧产品产生的实际价值，“企业根本赚不到钱。”

正是因为政府提供的资金补贴，伟翔环保才将废旧家电拆解发展成其主要业务，而在基金补贴制度确立前，这项业务所占比重并不大。

这一点唐爱军也深有体会。

以欧洲为例，许多国家要求民众义务上交电子废弃物，政府不需支付给民众任何费用，处理企业的回收成本为零。即便如此，政府仍要给予处理企业一定补贴，才能保证企业经营下去。

“中国的处理企业需要支付回收成本，甚至是高额的成本。如果没有政府补贴，企业的经营压力更大，正常运转更难。”唐爱军说，基金补贴制度算是救活了一些处理企业。

入不敷出的矛盾

在该制度的刺激下，中国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的拆解率有了显著提高。“2012～2014年废旧电视机全部进入正规的拆解渠道，其他品类进入正规拆解渠道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唐爱军说。

唐爱军提供给本刊的数据显示，废旧电冰箱2012年的拆解率仅为60.27%，而2014年这一数字就攀升至97.4%;房间空调器2012年的拆解率只有12.31%，到2014年就高达78.6%。

《行业白皮书2014》显示，2014年，处理企业拆解的废旧电子电器数量达到7000万台左右，处理重量达到150万吨，共回收铁14.6万吨、铜3.06万吨、铝0.62万吨、塑料23.22万吨。

这种环保化处理带来的环境效果更加明显。按照中国家电研究院的测算，以200升电冰箱制冷剂平均重量160克计算，2014年拆解的110万台电冰箱可理论减少175吨电冰箱制冷剂排放，相当于减少近15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但与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一样，基金补贴制度在过去近4年的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被关注的是补贴资金的短缺问题。

唐爱军提供的数据显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总额在2012～2014年3年间由约18亿元增长至约29亿元。与此同时，下拨的补贴资金也在这3年间由约6.3亿元增至约57.4亿元，增幅远超前者。

2013年，基金征收和下拨之间的不平衡问题既已出现，当年的征收额为约30亿元的情况下，下拨额为33.1亿元左右。2014年基金的征收总额为29亿元左右，而下拨的总额则高达57.4亿元左右，为前者的近两倍。

也就是说，基金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且情况愈加严重。一位要求匿名的业内专家向《瞭望东方周刊》分析称，这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补贴企业的数量增加，另一方面企业为了获取更多补贴，扩大处理量。

“但基金征收对象却基本没变化，甚至在减少。而且基金补贴标准在过去四年没有作过调整，使得不同补贴品类之间的差异扩大，出现‘该补的没补到位，不该补的一直补’的尴尬情况。”上述专家说。

楊琴华也持相同观点。她说，享受补贴的企业在基金补贴制度实行的近四年时间由几十家增加到了上百家，“蛋糕就这么大，企业太多就会面临吃不饱的问题。”

“企业的利润在下降。”唐爱军说，单台废旧电器的利润在2012年能达到40元，但到2015年就只有5～8元了，“因为太多企业的参与炒热了市场，让回收价格不断抬高。”

一个废弃的21寸电视2012年5月的市场回收价是40～43元，但在2015年底回收价高达106元，“这种电视机都已经淘汰很多年了，本身价值也没有增加，但回收价格却疯长。”唐爱军说。

为此，她曾召集处理企业组织过一个行业联盟，希望统一行业回收价格。但这个联盟只坚持了几个月便瓦解了，“企业为了追求业务量，根本办不到。”

调整的必然

2015年11月26日，财政部、环保部等四部委发布新版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标准，对实行近四年的2012版补贴制度进行首次调整。外界普遍认为，调整的原因正是前述专家所说。

新版补贴政策，将电视机、电脑的补贴标准根据不同型号从每台85元下降到60元或70元;洗衣机大部分型号上调至每台45元;对空调的补贴则由原来的每台35元大幅上调至130元;微型计算机下调至每台70元。

同时，新版补贴标准明确指出，对于14寸以下阴极射线管（黑白、彩色）电视机不予补贴。

“补贴标准的调整是在考虑市场引导和企业成本的基础上作出的。”曾多次参与此次补贴标准讨论的唐爱军说，“调整后的补贴价格更合理，更接地气。”

在2012年版补贴标准出台前，唐爱军曾受国家发改委委托对电视机的补贴价格作过测算，当时得出的补贴价格是每台60元，但相关部门为了让更多废旧电视进入正规渠道，最后在此基础上又加了25元运费补贴。

“所以这次将电视机的补贴标准下调到每台60元是完全合理的。”唐爱军说，废旧电视机在过去近四年的高额补贴中回收率非常高，如今市场上的存量也很少，完全可以把减少的金额补到其他品类上，比如空调。

新标准将空调的补贴价格从原来的每台35元大幅上调到130元。杨琴华说，这种调整是非常必要的，“空调此前每台35元的补贴曾让正规企业与个体商贩在争夺卖家时非常被动。”

空调的拆解工艺相对简单，稍微修补就可直接进入二手市场。个体商贩以每台高于35元的价格抢购废弃空调，然后再以200～300元的高价卖出，市场需求非常大。

“我们没法比个体商贩的价格高，根本负担不起，所以很多废旧空调都没有进入正规渠道。”杨琴华说。

在唐爱军看来，这正是调整空调补贴标准的初衷。“空调如果不经环保处理，可能产生氟利昂，带来环境污染问题。补贴标准的提高就是希望更多的空调能流入正规渠道，规避环境风险。”

但杨琴华仍然对这个调整额度不满意，“这个价格还是不能保证我们在跟小商小贩的竞争中占优势，还可以调整到更高。”

不过，让外界更为惊喜的是，与本次基金补贴标准配套调整的还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

即将于2016年3月1日执行的新版《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将纳入基金补贴范围的产品种类由之前的5种扩充到14种，新增手机、打印机、热水器、监视器、复印机、传真机等9大类别，其中手机被列入名单更是备受好评。

“补贴额度和品类的增加势必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杠杆作用，让更多的废旧电子产品进入正规渠道。”唐爱军说。

产品回收模式 篇3

一、校园废旧电子产品的巨大商业化潜质

单以西北民族大学为例, 通过走访抽样调查, 项目团队对全校大学生的电子产品更换状况进行调研, 特别是对更换周期和废旧电子产品的流向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数据显示, 硬件设备的更新换代主要是由于软件的不断更新和人为损坏的报废等原因。例如价格在千元左右的消费级智能手机, 报废率较高, 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主板进水和屏幕碎裂。其中主板维修费用较高, 所以很多不慎进水或者认为掉摔的硬件设备就被更新换代。人为损坏的原因具有不可控性和很大的随机性, 由于意外损毁更换电子产品的平均时间周期为四个月。由于软件更新和内存问题所闲置和更新的电子产品更新周期大约是在一年, 主要设备是智能手机等消费级应用电子硬件设备, 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电脑和其他大型设备可以通过更换零部件的方式完成设备更新和换代, 所以使用周期更长, 一般状况在四年左右。而西北民族大学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两万五千人 ( 截止2014 年6 月) , 且随着毕业生离开和新生的加入, 逐渐形成一个动态平衡。在这样大的人口基数下, 废旧电子产品的数量是极为庞大的。

经过有关资料显示, 回收一部旧手机的利润率在100% 到120% 之间, 并将这部分废旧电子产品再有效率地投入市场或是取得一定的技术支持, 那么这份效益将是极为可观的。所以, 西北民族大学的废旧电子产品有充足的资源, 回收工作也就有有巨大的商业潜质。

二、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机制问题

通过对身边同学的走访调查我们发现, 目前西北民族大学的大学生对于废旧电子产品的处理方式不外乎以下几种:

( 一) 还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功能较为落后的机器被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父母和家里的晚辈这样对电子硬件设备的要求不高的群体继续使用。

( 二) 故障不是很大, 对使用影响较小的机器, 这类机器通常分为两部分, 对机器外观或者性能有较高要求者通常将其更换或卖给二手经销商, 要求不高者则会继续使用。

( 三) 出现较大故障, 影响硬件设备正常使用的, 这类机器设备通常被报废, 处理方式一般是当作垃圾扔掉或者让它在抽屉里逐渐生锈。

( 四) 对于功能重复的设备, 大多数选择闲置和作为礼品赠送。

调研表明, 西北民族大学学生的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率和商业率是极为低下的。项目团队结合具体情况探索有效的回收机制, 通过模拟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公司运营开展系列活动, 对西北民族大学校内的校内电子产品回收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1. 首先, 加大宣传力度, 让民大学子更深刻的认识到电子产品废弃的危害和浪费, 从意识上确定大家对电子产品回收的支持态度。

2. 第二, 电子产品回收工作需要得到学校的认可与支持。由于电子产品的回收需要固定场地和相关的分解设备, 所以需要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

3. 第三, 电子产品回收需要得到校园各大学生组织和社团的支持, 通过学校各大学生组织的宣传和引领, 让西北民族大学成为电子产品回收的桥头堡, 从而为其他学校和社区组织的推广奠定一定的组织基础。还可以通过爱心组织, 将我们使用淘汰的不能满足我们日常工作所需的机器设备捐献给其他需要的人。

4. 第四, 电子产品回收需要得到电子设备拆解厂家的支持, 电子产品的回收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我们回收或者经过基本拆解的电子设备需要有资质的相关厂商去提取其中有用的部分回收再利用。

5. 第五, 应当发挥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的建设作用, 派出志愿者团队去社区和写字楼宣传电子产品回收的必要性和相应的知识。通过西北民族大学的经验和相关知识扩大电子产品回收的影响力和作用, 将电子产品回收的理念带入更多的人心中, 将我们西北民族大学的成功经验运用到社会当中去, 让更多的人明白电子产品回收的必要性, 同时对于国家的绿色节能环保的政策积极响应。

6. 第六, 当代社会应当建立成节能环保绿色循环的节约型社会。这其中就需要我们的努力, 我们可以通过和相关传媒公司和广告公司的合作, 将我们的理念传播出去, 让更广大的市民和对电子产品更新换代有关的厂商知道电子产品回收的必要性。

7. 第七, 应当加强物流、拆解等等相关配套产业合作, 将我们搜集或者拆解的电子产品设备原料积极的运出去, 让它们得到合理的运用。

大学校园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工作可作为大学生创业的手段, 除经济效益外, 将引领大学生公益事业发展的新方向。建议中提到, 借助爱心社等学生社团, 回收废旧电子产品, 在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工作开展时, 很多人对几百元买的手机几元或十几元卖掉的这个心理落差表示难以接受, 宁愿将手机废弃在宿舍。针对这个问题, 唯有用公益之心, 召唤大家一起行动, 买卖或捐赠废旧手机也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一种贡献, 方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一起行动。

废旧产品回收工作道阻且长, 在商业化探索的同时, 结合公益事业一起行动, 方能取得一定成效。

参考文献

[1]顾列铭.日本电子垃圾从商品到商品的循环[J].资源再生, 2007 (07) .

[2]施辰迪, 杨慧敏.上海大学生废旧手机的回收再利用[J].上海电力学院学报, 2014 (S2) .

电子产品回收立法迫在眉睫 篇4

尽管电视和电脑等IT产品的生产和业务模式不同，但都面临着废旧产品回收和再利用的问题。电子产品的回收问题需要在立法的层面上有一个统一的方案来解决。

新功能、降价、质量的提高，再加上美国人的狂热使得美国市场对电视机和电脑的需求有增无减。尽管两个产品的生命周期都很长，而且在二手市场也十分有活力，但他们还是逃不了被淘汰的命运。

所有人都同意应该对这两种产品的作废和回收实行适度的管理，但对如何管理以及由谁来为收回买单却一直存有争议，进而导致电子产品回收利用的国家计划无法顺利实施。

对于新企业来说，当几年后它们的产品被淘汰时，生产厂商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对于老企业来说，它们已经生产出了数百万台产品，如果现在要他们为产品回收付费的话，这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无论电子产品回收规则对新企业和老企业中任何一方有利，都会严重地影响市场秩序。

另一方面，电视机和电脑生产商的业务模式差别很大，就像这两种产品的使用一样。而所以要找到一套对大大小小几十家公司都适用的规则很有挑战性。

最近，第一份由电脑和电视生产商达成的协议正式公布，基于电视和IT设备的不同，行业框架需要两种融资方法，将电视同电脑及其他IT设备区分开，以反映出他们不同的商业模式、市场组成和消费者基础。

电视的预期生命周期为15～17年，通常由个人消费者从零售商处购买，新企业可以很快取得大量的市场份额，但可能几年之后就消失了。在电子工业协会的提议下，电视机的收集和循环利用主要由行业赞助的第三方组织负责，在最开始的阶段是从消费者购买时所支付的费用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启动资金。

而IT设备的预期寿命一般在6～8年左右，更多地是由生产商直接出售给消费者。电子工业协会的提议号召IT设备生产商实施收集和循环利用的计划，而不给家庭消费者带来任何成本。

到目前为止，对此项提议的总体回应还是令人鼓舞的。国会电子废物工作组主席Louise Slaughter称，如果要在今年编写一份联邦法案，电子废品回收处理是一项重要内容。不少社论和专栏作家也表示，这对解决美国日益严重的电子废物危机来说，将会是坚实的第一步。

不过我认为，所有这些计划，无论是针对电视还是IT设备的，都要符合现有的环境管理标准和商业惯例。

据我所知，目前有八个州已经制定了电子产品回收利用的相关法律，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很大。其他很多州也正在考虑制定自己的法律。而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需要一种更加一致和可行的方法。

在这个全国统一的框架中，两项环境条款必须要注意。一是要遵守欧盟RoHS指令（限制有害物质指令），这和加利福尼亚州条例有些相似。实际上，RoHS指令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标准，因此，美国的企业也需要坚定地支持这套统一的要求。第二，国会还应该要求联邦政府购买环保类型的IT设备，比如那些符合《个人电脑产品环境评价标准》的产品。州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如医院和大学也应该采取相似的政策。

产品回收模式 篇5

虽然,国家采取的这些政策大大促进了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但是,国家政策的作用是一时的,不是长久之计。要想从根本上促进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就是加大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宣传。因此,本文从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宣传的角度,建立了回收处理商与回收商博弈模型,分析了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宣传对废旧电子产品单位直接回收价格、单位间接回收价格、回收数量及利润的影响,同时,对比分析了两部收费契约、成本分摊契约及约束间接回收价格的回收成本分摊契约,得到了采用约束间接回收价格的回收成本分摊契约可以使回收渠道达到最优,以期为回收企业采取策略提供决策依据。

废旧产品的回收属于逆向供应链范畴,国内外关于逆向供应链协调机制的研究主要分为2 个方面: 一是闭环供应链的协调机制研究,二是回收渠道协调机制的研究。在闭环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方面,Zeng等[3]通过收益共享契约研究了三阶段逆向供应链的协调机制,得到了收益共享契约可以使三阶段逆向供应链达到协调,提高废旧产品的回收效率。郭亚军等[4]在零售商负责产品销售,第三方负责废旧产品回收情况下,分析了分散决策情况下节点企业如何确定产品的批发价格、零售价格、废旧产品回收价格和废旧产品回收率,提出了基于第三方协调问题的收入- 费用分享契约的定价机制。林欣怡等[5]研究了零售商竞争下制造商与零售商两周期分散决策模型和集中决策模型,并通过收益共享契约实现了闭环供应链的协调。张成堂等[6]基于双渠道的闭环供应链博弈模型,对比分析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模型,得到了集中决策模型下闭环供应链最优,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协调方法,使闭环供应链达到了协调。李伟等[7]在产品通过混合渠道销售和回收的情形下,分别建立了集中式和分散式决策3 种博弈模型,并对3 种回收模式的优劣进行了对比分析,运用2 部定价契约探讨了不同回收模式下闭环供应链协调问题。在回收渠道协调机制研究方面,Govindan等[8]以个人电脑为例运用收益共享契约研究了废旧产品的逆向供应链的协调,得到了逆向供应链总收益和参与主体绩效表现都所提高。易余胤等[9]基于制造商与零售商同时具有销售和回收渠道冲突的环境下,设计了一种改进型的两部收费契约使双渠道供应链达到了协调。徐茂增等[10]基于第三方实施回收建立了双渠道闭环供应链,并设计了利益共享- 费用共担的契约实现了双渠道供应链的协调。进一步,曹晓刚等[11]基于消费者对传统零售渠道与网络直销渠道的需求偏好不一致,建立双渠道闭环供应链的定价模型,运用了一种简单的价格机制和利润分享机制相联合实现了双渠道闭环供应链的完美协调。

综上可知,目前针对逆向供应链的协调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针对回收宣传对回收渠道的影响却未见发表。因此,本文借鉴现有文献,构建了回收宣传下回收数量函数,其次,建立回收处理商与回收商博弈模型,针对分散决策不能使回收渠道达到最优,通过约束间接回收价格的成本分摊契约使供应链达到了协调。同时,本文分析回收宣传政策对单位间接回收价格、直接回收价格、回收数量及利润的影响,以期为回收企业决策提供依据。

1 模型介绍与建立

1. 1 模型描述

本文研究的逆向供应链包含一个回收处理商和一个回收商,回收处理商采取了宣传手段来影响废旧产品的回收,同时以单位间接回收价格w从回收商回收废旧电子产品并进行处理,处理单位废旧电子产品可以获得的收益是A,回收商则以单位直接回收价格P回收废旧产品,如图1 所示。回收商和回收处理商都以各自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回收商的决策变量是单位直接回收价格,回收处理商决策变量是单位间接回收价格和宣传努力程度。

1. 2 模型符号

w:单位间接回收价格;

p:单位直接回收价格;

α:消费者对单位直接回收价格的敏感度;

β:消费者对回收宣传努力程度的敏感度;

τ: 回收处理商对废旧产品回收宣传的努力程度;

k: 宣传努力程度的成本系数,系数越大说明宣传努力成本越大;

A: 回收处理单位废旧产品回收处理商获得的收益;

Q: 单位直接回收价格为零时,环保主义者自愿回收废旧产品的数量;

T: 采取收费契约时,回收处理商需要支付的成本;

μ: 采取成本分摊契约时,回收处理商分摊的回收努力成本的比例,其中0 ≤μ≤1;

γ: 采取约束成本分摊契约时,单位间接回收价格的参数,其中0 ≤γ≤1。

1. 3 模型函数

借鉴文献[12,13,14],在无回收宣传时,回收数量函数为

其中: Q表示环保主义者在单位回收价格为零时,自愿回收的废旧电子产品数量,α 表示消费者对单位回收价格的敏感度,β 表示消费者对回收宣传敏感度,p表示单位直接回收价格,τ 表示回收处理商对废旧产品回收宣传的努力程度。 借鉴文献[15 - 17],回收宣传努力程度为 τ 时,回收宣传的费用为。

结合图1 和上述分析可知,回收处理商处理单位废旧产品获得的收益为( A - w) ,因此,回收处理商的总收益为( A - w) ( Q + αp + βτ) ,最终可得回收处理商的决策函数为;类似,可得回收商的决策函数为( w - p) ( Q + αp +βτ) 。

1. 4 决策顺序

按照市场规律,决策顺序是回收处理商先决策宣传努力程度,其次回收处理商再决策单位间接回收价格,最后,回收商决策单位直接回收价格。但是,博弈模型的求解是按照逆序进行的,也即首先是回收商先决策单位直接回收价格,其次是回收处理商决策单位间接回收价格,最后回收处理商决策宣传努力程度。

2 模型分析

2.1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

2.1.1集中决策时

由1. 3 节分析可知,集中决策的决策函数如下:

其中,A - p表示处理单位废旧产品获得的收益,Q +αp + βτ 表示在单位直接回收价格为p和宣传努力程度为 τ 时废旧产品回收数量,表示回收宣传费用。

结论1公式( 1) 关于p,τ 是上凸函数( 凹函数) 。

证明: 对公式( 1) 分别关于p,τ 求解一阶偏导可得

由此可得其海森矩阵为

故结论1 成立。由结论可以通过一阶导数等于零求解得到最优解,最优解如下:

2. 1. 2 分散决策时

类似2. 1. 1 节可得分散决策时回收处理商和回收商决策函数如下:

类似与2. 1. 1 节可知公式( 3) 关于p是凹函数,求得的最优解带入公式( 2) ,公式( 2) 关于w,τ 式是凹函数,所以有极大值。联立求解可得:

不采取回收宣传策略时,最优解如下:

结论2 回收宣传对单位间接回收价格、单位直接回收价格、回收数量及利润的影响:

结论2 说明,采取宣传政策时,单位间接回收价格和单位直接回收价格降低,回收数量及利润却增加。在不采取宣传政策时,单位直接回收价格越高,回收数量越多,也即回收数量与单位直接回收价格正相关,而采取宣传政策时,虽然单位直接回收价格降低,但是回收数量却增加,造成这一现象,并不回收数量与单位直接回收价格正相关矛盾,是因为单位直接回收价格的降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回收数量,但是由于宣传政策,消费者逐渐认识到废旧产品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废旧产品回收再利用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作用,就会提高消费者回收废旧产品的积极性,进而增加回收产品回收数量,总体上宣传作用增加的废旧产品回收数量要大于因价格下降减少的废旧产品回收数量,最终导致废旧产品回收数量的增加。当废旧产品单位间接和直接回收价格下降时,就会减少回收处理商与回收商的回收成本,同时,回收数量又增加,进而使回收处理商与回收商的利润较不采取宣传政策有所增加,也即回收宣传有利于废旧产品的回收。但是,如果进行回收宣传,费用如何分担,也即,如何设计契约,在宣传政策下,使整个回收供应链达到最优。

结论3 πc*> πd*+ πr*= πf*也即集中决策时供应链的利润大于分散决策时供应链的利润。

证明: 把 πc*,πd*+ πr*= πf*带入可得:

也即结论3 得证。

结论3 说明,供应链进行分散决策时会使供应链的利润受损。主要原因是,供应链分散决策时,是单位直接回收价格下降,进而使废旧产品的回收量减少,最终导致供应链利润的降低。因此,分散决策时,需要进行供应链协调,使其分散决策时的利润与集中决策时一样。下面,本文将基于两步收费契约、成本分摊契约及约束单位间接回收价格成本分担契约进行供应链的协调分析。

2. 2 供应链的协调

2. 2. 1 两部收费契约

对公式( 4) 和( 5) 求解可得最优解如下:

由分散决策时供应链利润可知,πc*> πd1*+πr1*= πf1*,也即两部收费契约不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由可得两部收费契约利润与集中决策利润比,记为 Θ。

也即在T→∞时,两步收费契约利润比集中决策时的利润减少了25% 。

为了确定收费契约T的大小,本文采用纳什均衡模型来确定回收处理商与回收达到均衡时费用T的大小,同时,假设回收处理商的谈判能力为 η 且η∈[0,1],则回收商谈判能力为1 - η,则可得如下的纳什均衡模型

对公式( 6) 求解可得

结论也即收费契约T与回收处理商的谈判能力η正相关。

证明:由可知,收费契约T关于谈判能力η是一次函数且一次项系数为也即收费契约T与回收处理商的谈判能力η正相关。

结论4 得证。

2. 2. 2 成本分摊契约

假设回收努力成本的由回收处理商分担,则由回收商分担,其中 μ∈[0,1]。由此可得如下两者的决策模型:

联立公式( 7) 和( 8) 求解得:

由可知,也即。

为了便于后面的讨论记π2*d+π2*r=π2*f。由可知,成本分摊契约也不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

2.2.3约束间接回收价格的回收成本分摊契约

假设回收处理商以w = γp + ( 1 - γ) A进行间接回收,并且承担努力回收费用为,则回收商承担的努力回收费用为。由此可得两者的决策函数

联立公式( 9) 和( 10) 式可得如下最优解:

分别对比 τc*与 τ3*及pc*与p3*可知当 μ = γ时,τc*= τ3*,pc*= p3*且 πc*= πd3*+ πr3*= πf3*也即供应链达到协调。

同时,为了保证回收处理商与回收商接受契约,需要满足下面的γπ*c+T≥π1*d与(1-γ)π*c-T≥π1*r这2个条件,也即是

联立公式( 11) 和( 12) 可得:

结论5 不同契约对回收努力程度的影响,如表1 所示。

证明: 当0 < μ < 1 时,4αk - β2> 4αk ( 1 - μ) -β2,故 τ1*< τ2*;

当0<μ<0.5时,4αk(1-μ)-β2>2αk-β2,故τ2*<τ3*;

当μ=0.5时,4αk(1-μ)-β2=2αk-β2,故τ2*<τ3*;

当0.5<μ<1时,4αk(1-μ)-β2<2αk-β2,故τ3*<τ2*。

结论5 证毕。

由结论5 可知,供应链利润最大时,却不一定有最大努力回收程度。只有当0 < μ ≤0. 5 时,供应链不仅利润达到最大化,其努力回收程度也最大; 当0. 5 < μ < 1 时,在成本分摊契约下,回收努力程度最大。

结论6 不同契约对单位直接、间接回收价格的影响。

1)w1*>w2*;

2)p3*>p1*>p2*。

证明:

结论6 证毕。

结论7 不同契约对废旧产品回收量的影响,如表2 所示。

综合上述2种情况可以证明结论7成立。

结论7得证。

由结论7可知,两部收费契约下废旧产品回收数量最少,成本分摊契约在回收处理商分摊的努力成本的比例在时,成本分摊契约回收的废旧产品数量最多,在时,约束回收成本契约回收数量最多,在时,成本分摊契约与约束回收成本契约回收数量一样。

综合结论6 和结论7 可知,回收宣传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由结论6 可知,两部收费契约的单位直接回收价格和单位间接回收价格都大于成本分摊契约下的,但是成本分摊契约下的废旧产品回收数量大于两部收费契约下的回收数量,也即消费者对宣传的敏感性要大于对废旧产品单位直接回收价格的敏感度。

结论8π3*f>π2*f>π1*f。

证明:由π*c=π3*f,π*c>π1*f及π*c>π2*f可知π3*f>π1*f,π3*f>π2*f。再由

可得π2f=π2*d+π2*r>π1f=π2*1+π2*1。

结论8得证。

3 数值仿真分析

为了更形象给分析成本分摊契约系数对回收宣传努力程度、单位间接/直接回收价格、回收数量及利润的影响,本节给出数值仿真。借鉴文献[18-20],取A=100,Q=10,α=2,β=0.8,k=1.1,则η∈[0.65,1],μ∈[0,0.93],γ∈[0.25,0.55]。再由约束间接回收价格的回收成本分摊契约可知,μ=γ∈[0.25,0.55]。

3. 1 μ 对回收宣传努力程度的影响

采取两部收费契约时,回收宣传努力程度最小,如图2 所示。

当回收处理商承担宣传费用的比例小于0. 5时,采用约束回收成本契约时,回收宣传努力程度最大,采用成本分摊契约时,回收宣传努力程度次之;当回收处理商承担宣传费用的比例大于0. 5 时,采用成本分摊契约时,回收宣传努力程度最大,采用约束回收成本契约时,回收宣传努力程度次之。

3. 2 μ 对单位直接/ 间接回收价格的影响

成本分摊系数 μ 与单位直接、间接回收价格成负相关,也即回收处理商承担的宣传费用越多,单位间接回收价格越小,间接导致单位直接回收价格变小,但是,宣传努力程度越大。这是因为,当回收处理商承担的回收宣传费用比例越大,回收商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就会降低单位间接回收价格,单位间接回收价格的降低会导致直接回收价格的降低,单位直接回收价格的降低会导致回收数量的减少,为了回收更多的废旧产品,回收处理商会进一步加大回收宣传,也即回收努力程度变大,如图3 所示。

3. 3 μ 对回收数量、利润的影响

采取宣传政策时,回收数量与成本分摊契约系数 μ 成正相关,如图4 所示。

由图3 分析可知,当 μ 变大时,单位直接回收价格变小,导致回收数量减少,为了获得更多的废旧产品,回收处理商会加大回收宣传,而回收宣传努力程度与 μ 成正相关。虽然单位直接回收价格降低减少了废旧产品的回收数量,但是由于回收宣传作用,消费者回收废旧产品积极性变大,却增加废旧产品的回收数量,且该增加量大于因价格降低造成减少量,最终导致废旧产品回收数量的增加,也即废旧产品回收宣传政策具有较好效果。同时,由于单位间接、直接回收价格降低及回收数量的增加,最终导致回收处理商、回收商利润的增加。

4 结论

本文基于回收宣传努力建立了包含一个回收处理商和一个回收商的逆向供应链,研究了回收宣传对单位直接回收价格、单位间接回收价格、回收数量及利润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分散决策使逆向供应链利润不能达到最优,为了使逆向供应链达到最优,对比分析了两部收费契约、成本分摊契约及约束间接回收价格的回收成本分摊契约。研究得到了如下主要结论。

1) 采取回收宣传政策时,虽然降低了单位直接回收价格和单位间接回收价格,但是废旧产品的回收数量和利润的增加。回收宣传政策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促进消费者回收废旧产品的积极性,使废旧产品的单位直接回收价格回归于市场价格( 不采取回收宣传政策时,消费者环保意识低下,更关注废旧产品的回收价格) 。

2) 集中决策时逆向供应链的利润大于分散决策时逆向供应链的利润。对逆向供应链进行协调时,两部收费契约和成本分摊契约不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约束间接回收价格的回收成本分摊契约可以使逆向供应链达到协调。

某产品回收弹簧断裂分析 篇6

1 断口处分析

1.1 宏观观察

在宏观下进行观察,弹簧断口处以及临近区没有看见明显的塑性变形,在弹簧内圈可以看见有一黑色区域,其他区域可以看见金属光泽,如图1所示。通过低倍放大镜进行观察,裂纹起始区域为一小平面,该平面与弹簧内圈表面约成90°,分别如图2、图3所示。在裂纹起始区域的弹簧内圈表面可以看见黄褐色,但没有看见非常明显的机械损伤痕迹,如图4所示。

1.2 金相组织

对弹簧的横向高倍进行磨制,腐蚀后可以观察到细小的马氏体组织,如图5所示。在其边缘区域没有看见明显的氧化脱碳特征,如图6所示。

1.3 扫描电镜观察

把断口处置于扫描电镜下进行观察,可以看见边源呈龟裂状泥纹花样特征,如图7所示。在黑褐色区域内也可以看到泥纹花样特征,如图8所示。在有金属光泽的区域可以观察到韧窝形貌特征,为瞬断区,如图9所示。对断口源区进行能谱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弹簧中含有少量氯(Cl)、硫(S)、氧(O)等腐蚀性元素。

2 弹簧的受力分析

根据以上受力分析推测,该弹簧的断裂起始点应在内侧。根据实物,在宏观下观察也可证实这一点。

4 综合分析

在断口附近区域及弹簧表面没有发现明显的机械损伤痕迹和变形,证明弹簧不是因为机械损伤导致断裂。

弹簧的高倍组织是马氏体组织,边缘没有看见明显的氧化脱碳特征,证明热处理工艺恰当。

在靠近弹簧内圈表面的断口附近,金属表面有黄褐色特征,而且在断口处发现的泥纹花样特征属于应力腐蚀的典型特征。能谱分析结果表明,在源区存在硫(S)、氯(Cl)、氧(O)等腐蚀性元素。

综上分析,弹簧断口源区受到腐蚀,弹簧内侧受到的剪应力最大。因此弹簧在腐蚀环境和工作应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应力腐蚀断裂。

参考文献

[1]中国航空材料手册编辑委员会.中国航空材料手册(第1分册)结构钢、不锈钢部分[S].1988.

产品回收模式 篇7

6月29日上午,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电子产品回收利用分会筹备会暨专家指导委员会召开,与会的会员代表提名通过了分会第一届组织机构名单及专家指导委员会名单。清华大学李金惠教授当选为会长,深圳淘绿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单位当选为副会长单位;李金惠教授等12位专家当选为分会首届专家委员会成员。与会代表对分会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随后,在第六届中国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暨园区建设论坛与会嘉宾与领导的共同见证下,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电子产品回收利用分会正式启动。首届会长李金惠教授介绍了分会成立的背景、组织结构及主要工作方向,并指出分会将致力于打造电子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服务平台,致力于行业和会员单位的共同发展。

6月30日上午,电子产品创新回收及深度资源化专题论坛举行。论坛分为创新回收和深度资源化两个专题。来自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中心、伟翔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大学、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家分别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体系建设及深度资源化处理进行了介绍。

爱回收:掘金二手电子产品市场 篇8

爱回收网一直在拓展出售回收电子产品的渠道。2014年12月, 格林美和爱回收网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爱回收网将回收的废旧电子产品交由格林美进行环保拆解。此外格林美董事长许开华还透露, 将参与爱回收网年后启动的C轮融资, 拟投资千万美元布局线上回收。

“我们完全是外行进入, 是外行颠覆产业。事实上从很多案例可以看出, 必须外行去颠覆。”爱回收网 (w w w.aihuishou.com) 联合创始人、CEO陈雪峰说。

此前, 爱回收网曾在2012年年初获晨兴创投200万美金A轮融资, 2014年7月获世界银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 (IFC) 800万美元B轮融资, 晨兴创投跟投。陈雪峰直言, 引进IFC, 希望能更为便利拓展海外市场。

商业与公益的结合

今天, 如果你有一台旧款手机要卖, 你可以在爱回收网上先搜索手机型号, 根据爱回收网的估价系统对手机做一次检测后, 查看商家报价。随后提交订单, 再通过顺丰快递邮寄给爱回收。部分城市可等待上门回收, 或直接自行送至爱回收门店。

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 (IDC) 统计, 2013年中国手机销量约为3.2亿部, 预计2014年中国手机销量将超4亿部。而根据联合国环境发展署2009年发布的《回收——化电子垃圾为资源》报告, 全球每年废弃的手机约有4亿部, 其中中国有近1亿部, 回收率却不足1%。

“我们可以回收的手机不仅有上一年淘汰的手机, 还包括往年的淘汰手机,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存量。另外, 国内一线城市平均12~15个月换一次, 淘汰速度这么快, 手机会非常保值。”陈雪峰很庆幸当初选择这个领域来创业:在TMT创业热潮涌动的今天, 像电子产品回收行业这样潜力无限的蓝海, 已经越来越稀少。

也正是因为看好电子产品回收行业, 原晨兴创投副总裁梁维弘才会在2012年主动找上门来投资爱回收网。

“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判断, 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从原来的稀缺经济慢慢达到饱和甚至过度的状态。与父辈们买了家电一用十几年不同的是, 如今大家买的很多东西, 都超出了日常生活的需求, 手机就是典型的例子。手机更新换代的频率在加快。”

事实上, 晨兴创投同时也是大搜车、车易拍、公平价等二手车交易平台的早期投资人。梁维弘目前所就职的策源创投也投资了二手车交易相关的公司, 他表示“其他相关的二手经济都会关注”。

而在晨兴创投董事总经理石建明看来, 爱回收网其实是在用市场的方法去解决行政难以解决的回收问题。他说:“中国每年要生产三亿部手机, 一千万辆汽车。如果不回收的话, 可能十年以后, 会到处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子垃圾和废旧汽车。政府可能会介入, 但与其用这些政策, 不如用市场的方法去解决, 上门去收, 让消费者获得最大的便利, 而不是用行政的手段促使大家去做分类。”

陈雪峰也喜欢强调爱回收网的公益性质。在B轮融资选择投资方时, 爱回收选择了“老百姓知道”的世界银行。而在接受IFC的B轮融资后, 爱回收也在网站首页最上方挂出了“世界银行集团战略投资企业”的标语, 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公益形象。

重线下:爱回收的“护城河”

虽然爱回收已和顺丰速递合作, 可以为全国用户提供邮寄回收服务, 并且承担运费, 但陈雪峰还是希望坚持上门服务或门店交易。

“我们统计过, 邮寄回收会3%~5%的纠纷率, 并且平均每单邮费成本在15元左右;而面对面交易, 如果检测出手机进过水、进行过拆修等问题, 可以取消交易或者协商解决。”陈雪峰分析, 客户很少因为取消交易而不满, 但如果它已经把电子产品寄来形成了某种预期, 爱回收网再取消, 更容易产生纠纷。所以, 爱回收网为了鼓励客户当面交易, 会适度在经济上给予顾客一定优惠。

因此, 爱回收已开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天津、无锡7座城市的上门回收服务。陈雪峰透露, 将在3年内将上门回收服务扩展到全国30~50座一二线城市。

虽然陈雪峰相信, 多年来爱回收对技术和运营体系的完善, 以及对他们对服务品质的掌控, 足以避免爱回收被“小玩家”超越, 但事实上, 成立最早的二手数码网络回收平台“回购网”、由深圳线下卖场回收转化为网络回收的“乐回收网”, 以及“回收圈网”等电子产品回收平台, 都在争夺电子产品回收这片“蓝海”。并且与爱回收一样, 回购网和乐回收都提供邮寄回收和部分地区上门回收的服务。

为了扩大市场份额, 爱回收在2014年7月B轮融资后, 将业务重中心放到一二线城市门店的铺设上。预计未来3年爱回收将在全国增开300个门店, 其中上海就将增开30~50处门店。在一线城市, 门店主要开设在人流量较大的购物商场, 每个门店可覆盖3到5公里。

这种“偏重”的商业方式, 也被陈雪峰看做是阻止BAT等大型纯互联网公司进入这一行业的资本。

虽然废旧手机不是爱回收网主要的利润来源, 但爱回收却将废旧手机作为营销主题, 目的也在于提高市场占有率。《一步之遥》上映时, 爱回收就与格瓦拉合作, 推出了“废旧手机换电影票”的活动。平均每部回收价格5元左右的废旧手机, 可兑换价值20到100不等的电影票或抵用券。

而未来, 爱回收网还考虑与星巴克、麦当劳、运营商等线下门店较多的生活服务类企业合作, 在营业厅放置回收箱, 并推出废旧手机换抵用券或话费的活动。

打通产业链或为制胜关键

爱回收将通过以上营销活动回收的废旧手机交给格林美, 进行环保的拆解和金属提炼。据许开华介绍, 一吨手机能够提炼出280克金、2000克银、150公斤铜和100克钯。他将废旧手机称为“自然矿山无法比拟的城市金矿”。不过陈雪峰透露, 此类废旧手机只占其回收总量的5%~10%。

而对于回收到的9成新高保值手机, 爱回收网孵化了一个名为“二手良品”的子项目, 将这些高保值手机进行质检、评级再直接重新交易。除此之外, 二手良品也向其他二手手机回收商进货。

“用二手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而应该是一个很fashion (时尚) 的理念, 我们希望二手良品能让二手电子产品交易市场更加规范, 更值得信任。”二手良品项目负责人刘发成说。

刘发成还透露, 二手良品的买家70%以上来自一二线城市, 而大学城占5成以上。2014年11月, 二手良品已经和大学生分期付款平台趣分期达成合作。

为了集中获取的大学生用户, 二手良品将目光锁定了全国高校集中的城市和大学城。2014年12月下旬, 二手良品在上海松江大学城开了第一家试点加盟店。刘发成说, 二手良品有意培养学生使用二手电子产品的消费习惯, 并且对大学生群体毕业后的消费潜力非常看好。

爱回收网回收的高保值手机可以直接通过二手良品出售, 但成色较差的中低端就没那么抢手了。而这类手机, 恰恰占据了回收手机总量的近80%。

被梁维弘赞为“接地气”的爱回收团队, 在创业初期就已和上海的二手手机回收商打过交道, 与线下传统回收商十分熟悉, 而这些回收商, 具有强大的消化能力。爱回收将中低端回收手机转卖给回收商, 回收商将手机维修、翻新之后, 卖到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内三四线城市或农村, 甚至亚非拉地区。“这是几百亿的大生意”, 陈雪峰说, 他们为此开发了回收商竞价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 前一天收回来的手机, 后一天就能全部销售出去。

深圳华强北的回收商刘成 (化名) 原先的货源是全国各地手机交易市场附近摆摊的黄牛。两年前, 他在网上看到了爱回收, 就主动联系上爱回收, 想找他们收手机。刘成表示, 目前他从爱回收竞价获得的手机, 大概占其重量五成以上。

2014年7月B轮融资后, 爱回收先后和京东、1号店合作, 推出了“以旧换新”业务, 京东和1号店都在新机购买页面添加了与爱回收合作的“以旧换新”链接。因此, 爱回收业务量快速增长, 11月业务量是7月的3倍。

水涨船高。刘成2014年12月的营收, 也已是半年前每月营收的3倍。“他们和京东、1号店合作之后, 我货源就更充足了。最近基本每天都有, 一次收300多台, 最多1000台。”被问及货多之后是否来得及消化, 刘成笑称:“完全没有压力, 都能消化, 所以多多益善吧。”

目前, 爱回收网的相机回收业务也已上线。陈雪峰说, 未来也许还会拓展到家电等领域。

产品回收模式 篇9

孟祥煜是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软件11级学生。去年2月，即将毕业的他选择开发二手电子产品回收平台，他说：“我无意看到工信部统计数据：中国的手机用户达15.3 亿，每年产生的废弃手机约有2亿部，且只有一线城市有电子产品回收平台，回收率尚不足1%，觉得市场很大。”他结合自身专业开发了武汉第一家O2O电子产品回收平台——“我要收收”。

“我要收收”用户通过网站平台对闲置手机进行估价，若对价格满意，可以直接在平台下订单，与客服联系后，他们会提供上门回收服务，通过专业的质量检验和价格指导来让客户实现最大利润化。完全不能使用的将进行无污染拆解，可再次利用的会重新投入市场。

平台于2015年8月8日正式上线，电子产品月回收量为300余部，月回收额达80000元，平台活跃用户多达8200余人。对于回收过来的电子产品，他们通过收取加盟回收商手续费、不错的电子产品还通过出租给企业或者个人，实现每月利润约3万元。

目前，孟祥煜带领他的创业伙伴正在深入开发手机网页端平台，下一步目标是全面打开市场。

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物流系统建模 篇10

当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速, 2006年实现电子产品销售收入4.75万亿元, 同比增长24%, 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 废旧电子产品也大量产生, 对环境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废旧电子电器产品与一般的城市生活垃圾有很大不同, 其塑料机壳和电路板上含有有毒的溴化阻燃剂, 显示管、显像管里含有以硅酸盐形式存在的铅元素, 电路板上的焊料为铅锡合金, 铅会破坏人的神经、血液系统以及肾脏。半导体、SMD电阻中含有镉, 而铁质机箱、磁盘驱动器中含有铬, 开关、磁盘驱动器和传感器中含有汞, 电池中含有镍、锂、镉和其他金属, 如果这些金属进入土壤或水体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一台个人电脑中含有700多种化学物质, 这些物质一半以上对人体有害。如果含有多种有害物质的废电子产品被掩埋在土壤中不做任何处理, 渗透出来的有害物质就会对土壤造成严重的污染;假如将这些废电子产品进行焚烧, 则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 如燃烧塑料会产生二恶英, 它是有毒的、强致癌物质[1]。

1 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网络设计模型

以混合体系为目标, 既可以提高回收处理能力, 又可建立社会化的综合回收处理企业, 如图一所示。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成本构成如图二所示。

2 模型的建立

根据上面的思想, 建立相应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网络设计的数学模型, 如图三所示。

2.1 变量说明

注:虚线表示逆向物流

m:回收点的个数。

n:拟修建的再处理中心的个数。

i:回收站i=1, 2, …, m。

j:拟修建的再处理中心j=1, 2, …, n。

α:废旧电子产品中有用物品的比例。

β:再处理中心分拣后的待处理废旧电子产品中含有有用物品的比例。

uij:混合等级废旧电子产品从第i个回收站至第j个再处理中心的运输量。

b1:待处理废旧电子产品在再处理中心的单位处理费用。

b2:完全无用的废弃物的单位废弃处置综合费用。

vj1:从第j个再处理中心至物流配送节点的物流总量。

vj2:从第j个再处理中心的废弃处置物流总量。

cj:有用物品从第j个再处理中心至物流配送节点的单位运输。

ui:第i个回收站中的所有混合等级废旧电子产品的总数量。

Fj:修建第j个再处理中心的总费用。

fj:修建第j个再处理中心的固定费用。

θ:反映再处理中心非固定费用与设施处理能力关系的参数。

h:似修建的再处理中心所应具有的最小处理能力。

aij:废旧电子产品从第i个回收站至第j个再处理中心的单位运费。

M:一个充分大的正数。

根据以上变量的定义, 可知以下关系式成立:

即从第i个回收中心从消费地所回收的所有废旧电子产品数量等于第i个回收中心运往各个再处理中心的物流量。

即从第j个再处理中心运至物流配送节点的物流总量等于从所有回收站运至从第j个再处理中心的可直接利用的物品总量与经过处理后可利用的物品总量之和。

第j个再处理中心的废弃处置物流总量等于从所有回收站运至第j个再处理中心的经处理后无法再利用的最终废弃物之和。

即修建第j个再处理中心的总费用等于其固定费用以及与设施能力相关的费用之和, 其中应根据具体设施的费用及处理能力相关统计数据得到。

需要注意的是, θ的取值不仅要反映设施投资费用与设施能力的线性关系, 还应在废旧电子产品供应市场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留有适当余地, 以使得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废旧电子产品数量有所增加时, 再处理中心依然能够满足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需要, 保持可持续发展。由此, 根据电子废旧物物流的特点, 在综合考虑废旧电子产品物流的设施建设固定费用、运输费用、再处理费用和废弃物处置费用等众多因素基础上, 将再处理中心的建设费用视为处理能力的线性函数, 本文提出如下数学模式来解决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网络的设施选址和能力选择问题。

以上规划问题的目标函数为寻求电子废弃物回收网络构建的相关费用之和最小。式 (5) 中第一项为建造再处理中心的投资费用;第二项和第三项为电子废弃物的运输费用之和;第四项为使电子废弃物得以恢复利用价值的处理费用, 第五项为电子废弃物最终无法利用的废弃物无害化处置费用。

约束条件中, 式 (6) 、 (7) 、 (8) 为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网络中的流量平衡约束。式 (9) 给出了在设施处理能力充分满足情况下的建造再处理中心投资费用。式 (10) 为选址决策变量的0-l约束。不等式约束 (11) 构造了选址策略中的配流准则, 即废旧电子产品流量只在拟修建的再处理中心分配, 在不拟修建的再处理中心分配的流量为零。不等式 (12) 表示所有拟修建的再处理中心所具有的处理能力必须大于最小处理能力的约束。

2.2 仿真与结果分析

某电子产品公司有6个销售点, 该公司计划建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网络对废旧电子产品进行回收利用。在考虑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 该公司的6个销售点负责对其电子产品进行回收, 所以只要投资建再处理中心即可。经过市场调研, 该公司打算在X1、X2、X3、X4四个备选点建再处理中心。

相关的常量参数的取值如下:

m=6:网络中所有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站的数量。

n=4:网络中所有拟建废旧电子产品再处理中心的数量。

ui=400, 500, 350, 400, 500, 600:第i个回收站回收的所有废旧电子产品的总数量。

α=0.2:再处理中心所有废旧电子产品中包括含直接应用的有用物品的比率。

fi:=350000, 300000, 380000, 400000:修建第j个再处理中心的固定费用。

β=0.7:再处理中心分拣后的待处理废旧电子产品中含有有用物品的比率。

b1=60:待处理废旧电子产品在再处理中心的单位处理费。

b2=18:完全无用的废旧电子产品的单位废弃处置综合费。

cj=6, 6, 7, 8:有用物品从第j个再处理中心至物流配送节点的平均单位运输费用。

M=30000000:一个充分大的正数。

θ=180:反映再处理中心非固定费用与设施处理能力关系的参数。

h=580:修建再处理中心所应具有的最小处理能力。

利用LINGO求解。支宪程序结果得到一个最优解x (1, 2, 3, 4) = (0, 1, 0, 0) , 即说明可以将再处理中心放在第二个备选点, 所有回收回来的废旧电子产品都运到该再处理中心进行集中再处理, 经过再处理后或是利用或是进行废弃处置。该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网络的运行费用为852420元。

3 结束语

本文建立了废旧电子产品逆向物流网络设计的混合整数规划模型, 将再处理点的处理能力作为投资费用的线性函数进行建模, 并用实例对模型进行了验证。但废旧电子产品逆向物流网络中存在着各种随机因素, 比如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量、产品的等级及回收率的随机性, 进一步的研究必须分析随机因素对废旧电子产品逆向物流网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宋晋.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物流若干问题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 2007.

[2]朱眺茵.循环经济关键环节回收物流的运作模式——以城市电子垃圾回收模式为例[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 2007.

[3]王喜.基于GIS的上海市电子废弃物回收网络体系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