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研究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研究（精选5篇）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研究 篇1

一、引言

David E.Bloom, Jeffrey G.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与东亚经济奇迹的关系时发现, 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 少儿人口比例迅速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 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 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期”, 也叫“人口机会窗口”。David E.Bloom, David Canning, Jaypee Sevilla于2002年在《The Demographic Dividend: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中明确指出, 人口转变所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即“demographic dividend”。Bloom和Williamson (1998) 以及Bloom, Canning, Malaney (2000) 认为东亚“经济奇迹”的1/3应归功于人口红利。

对于我国的人口红利, 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王德文、蔡昉等人认为, 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人口红利, 对中国1982-2000年间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6.8%;不过, 有些学者认为, 人口红利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储备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开发出来就是大财富, 否则就是大包袱。

国内外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 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所产生的额外的经济成果。尽管“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本身并不会导致经济更快的增长, 产生人口红利, 但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力资源条件和机遇。因此, 本文对黑龙江省的人口红利进行研究, 并作出基本判断, 以服务于黑龙江省的“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

二、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基本情况

(一)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期的判断

1. 人口红利的判断标准

陈友华教授选择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作为标准人口, 给出了判断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标准。他认为, 如果以65岁作为老年的起点, 总抚养系数在47-50时, 该人口进入人口红利期, 总抚养系数在44-47时为人口高利期, 在44以下时, 为人口暴利期;当总抚养比在53-59时, 为盈亏平衡期;一旦总抚养系数超过62, 该人口就进入了人口负债期。 (见表1)

2. 对黑龙江省人口红利期的判断

从表2可以看到, 黑龙江省总抚养比在“三普”以前非常高, 反映出20世纪50、60年代两次人口出生高峰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总抚养比快速下降。1982年, 总抚养比为62.05%, 仅仅6年时间就下降到50%以下, 达到48.59%, 下降了13.46个百分点。根据陈友华教授关于人口红利的判断标准, 20世纪80年代后期, 黑龙江省迅速由人口负债期进入人口红利期, 并于1990年左右进入人口暴利期, 并将持续到2025年左右, 整个人口红利期大约为40年左右, 这与全国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相当。 (见表2) 但也应该看到, 每年大量的跨省、跨国外出务工人口减少了人口红利的实际实现程度。另外,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在不断提高, 劳动力资源储备也在不断下降, 是实现人口红利的潜在不利因素。

资料来源:1953年、1964年、1982年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年;1990-2010年数据来自相应年份《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2040年数据为黑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预测数据。

(二)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分析

“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但它并不等同于“人口红利”。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考察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可以判断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

假设经济总产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利用黑龙江省1978-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就业人数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可得以下方程:

其中, Y代表经济总产出, 以黑龙江省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力投入, 采用从业人员数;K为资本投入, 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从函数模型 (1) 可以看出:劳动投入产出系数为0.766, 即每投入一个单位的劳动, 能带来0.766个单位的产出。不仅低于广东的2.849、河南的1.999, 而且低于新疆的0.908, 这与黑龙江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位次不断下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的实际相契合。

利用劳动投入产出系数 (即劳动力产出弹性) , 可以通过公式: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劳动力产出弹性× (劳动力增长率/GDP增长率) , 计算出各年黑龙江省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 自1991年至今, 黑龙江省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总体也呈现出较大的波动。从方程中可以看到, 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 说明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黑龙江省, 资本密集型经济比较发达。资本、技术、管理与劳动投入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但资本与劳动力投入产出系数均较小, 可能与近年来的经济转型升级尚未完成, 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 人才和劳动力大量外流有关。1999年、2000年、2001年,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值, 2008年、2009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比2007年突然下降, 或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关。“十二五”期间,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尤其是2010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大幅跃升, 应该是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增强了经济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的结果。这表明, 要收获人口红利, 必须积极利用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提高劳动力参与率, 促进充分就业。

三、充分实现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几点建议

目前,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处于暴利期, 劳动力资源充足, 抚养负担较轻, 为“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但“人口窗口”的开启仅仅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 要充分实现人口红利, 还要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充分就业为前提。为此, 必须创造条件, 使人口和经济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一) 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黑龙江省“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的不断推进, 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应借助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有利政策, 依托“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 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足的优势和地处东北亚中心的有利地理区位, 吸引国内外投资, 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增强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最大化实现就业, 促进黑龙江省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二) 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

研究表明, 接受高中及以上层次的教育, 是显著提高工资的重要转折点, 也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明显标志。因此, 深化教育改革, 逐步提高义务教育的年限, 覆盖高中阶段教育;提高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是提高黑龙江省人力资本的重要举措。另外, 进一步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充分利用国家农民工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平台, 做好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鼓励企业、职业技术院校以及高校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把岗前培训、岗中培训、进修深造等方式结合起来, 打造学习型社会, 为三次产业升级转型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以便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期收获更多的人口红利。

(三) 改善劳动力的就业环境

近年来,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 大量的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和从国企改革中分流出来的下岗工人涌向东部沿海城市, 出现了“孔雀东南飞” (指技术人才) 和“麻雀东南飞” (指普通劳动力) 的现象。除了大规模的人口外流, 省际迁移也非常活跃。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 黑龙江省每年迁出20万人左右, 迁入仅8万人左右, 净迁出12万人左右。大量人才和劳动力外流, 严重妨碍了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实现。因此, 黑龙江省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从以下几点改善劳动力就业的环境:一是逐步提高劳动力的福利待遇, 健全社会保障、规范企业用工, 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二是大力发展劳动力服务市场, 提供针对性就业指导和服务, 减少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摩擦, 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三是发挥黑龙江省“黑土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给予劳动者以更多的人文关怀, 做到以福利待遇吸引人、以社会服务留住人、以人文环境感动人, 用良好的就业环境引导省内劳动力有序向二三产业转移、外省劳动力积极向黑龙江省流动, 促使更多、更好的劳动力人口参与、推动黑龙江省经济社会以更高的质量、更快的速度发展。

参考文献

[1]David E.Bloom, Jeffrey G.Williamson.Demographic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WorldBank Economic Review 12 (3) :419-456

[2]David E.Bloom, David Canning, Jaypee Sevilla.TheDemographic Dividend: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RAND, 2002

[3]Bloom, D., D.Canning, and P.Malaney, “Demographic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Population andDevelopment Review, Vol.26 (Suppl.) , 2000:257-290

[4]王德文, 蔡昉, 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 2004 (5)

[6]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8 (3)

[7]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 .2005 (6)

[8]李德友.基于人口红利的广东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9]崔瑞霞.人口红利与河南经济发展[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30 (5) :80-84

[10]张爱芳.新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研究[D].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研究 篇2

[关键词]河南省；女性；人口红利；人力资本开发

[中图分类号]F241；C923[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14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李克强总理曾提到中国近几十年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是“人口红利”。我国学者也将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生产要素供给充分、社会储蓄高等对国家经济增长起到积极效应的人口因素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展望联系在了一起。

国外学界认为，人口红利将能够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提升。中国学界一致认为我国存在人口红利或正处于人口红利期，这是中国享受极高的潜在增长率与实现大体相同的实际增长率的重要原因。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红利预测分析、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数理关系，忽视了在二元经济特征逐渐减少的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利用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带来利好。美国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西奥多·W·舒尔茨[1]指出，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可能，但鲜有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中的“女性资本”进行深度挖掘，“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缺乏对人力资本‘投资对象和‘投资环境的研究，而人力资本是对特定性别而言的”。女性人力资本虽是蕴含于女性自身的各种知识素养、劳动技能和健康素质存量的综合，但绝不仅仅是在女性身上的投资，还包括家庭和社会的投资[2]。笔者认为，在人口红利视角下讨论女性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资有其独特性与必要性。女性人力资本开发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关系密切，女性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当前，国内各省市之间人才竞争加剧，开发、利用、增强和发展河南省女性人力资本的优势已刻不容缓。因此，本文拟对女性人力资本在河南省的发展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优势，河南省开发女性人力资本的障碍与对策进行探讨。

一、女性人力资本开发在河南省的发展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优势2013年河南省人口总数为10 601万人，男女性别比为107.3100，女性人口数为5 114万人[3]（P99）。2013年在河南全省常住人口年龄结构中，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重为69.8%，出生率为12.27%，死亡率为676%，自然增长率为551%[3]（P102），总抚养比为432%[3]（P105）。国际上通常把总抚养比在50%以下称为人口红利开启[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4号）和国务院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提出的总体要求，河南省正在努力打造郑州航空港经济集聚区和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开发女性人力资本，有利于河南省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加快发展，尽早建设成为中原经济区发展的引擎和国家内陆开放高地。

通过时序模型对河南省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女性人力资本有较高的社会收益率。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会带来技术效率的提高和科技创新，缺乏这些因素就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此外，生产模型仅体现了女性人力资本作为直接生产要素投入对河南经济增长的贡献，若考量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效应和社会效应，女性人力资本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更大。

1.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现实已经基本形成

河南省的城镇化率2011年为40.57%，2012年为42.4%，2013年为43.8%，目前仍落后全国平均水平9.7个百分点。[3]（P99）随着河南省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河南省每年需转移约150万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大批农村男青年劳动力离乡加入了农民工的行列，农村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出现了男性缺席的状况，农村女性在家庭结构出现缺失时成了农业生产的实践者和维持家庭完整的工作者。目前河南省的农村女性人口数为2 874万人[3]（P99），在家务农劳动力中近60%为农村女性人口，个别地区甚至达到70%以上。农村女性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劳动中不断学习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自身的素质，同时兼顾资源节约，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的增加，对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广大的农村女性作为农村的主力、农村的主体，不但要承担起农业生产的重担，还要在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如家庭和睦、邻里团结、孝敬老人、计划生育、教育子女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2.城镇从业人口中女性人口比例处于上升的趋势

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的建设为女性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时代机遇、更多的政策支持、坚实的体制支撑、优良的组织环境和更有力的社会保障。随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发生的显著变化，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的自觉性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走向社会，为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目前，河南省的城镇女性人口数为2 240万人[3]（P99），全省非农业户口女性人数为891.4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93%[3]（P116）。女性人口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可通过参与三次产业为河南省建设做出贡献；作为家庭中的妻子和母亲，则可通过家庭决策和对子女的教育影响“三化三型”社会的建立。因此，女性在河南省建设中具有自己独特的参与方式和作用。

由此可见，农村女性和城市女性在社会生产和家庭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女性既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也在家庭中承担着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对河南省实现“三化三型”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河南省女性人力资本开发的障碍与对策1.河南省女性人力资本开发的障碍

女性人力资本的开发是获得整体性人力资源高资本存量、实现其价值最大增值的关键所在。但由于女性在诸如知识、技术、生产能力、投资环境、投资对象、政策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影响到女性人力资本的开发。首先，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低于男性人力资本存量。受传统观念影响，女性更偏重于回归家庭、服务家庭，因此，相比男性来说，女性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偏低。数据表明，男女未上过学的比例为3.77.6；男女受教育比：小学为25.827.9，初中为46.045.0，高中为16.013.1，大学专科为4.74.3，大学本科为3.62.0，研究生为0.201[3]（P107）。其次，女性职业生涯具有的非连续性特点造成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下降；相反，男性劳动力在稳定的职业生涯中获得了更多的在职技能培训和职业培训，人力资本得到增加，因此在就业市场中更受青睐。再次，女性人力资本的市场收益率低于男性，折旧率高于男性。女性劳动年龄以16～54周岁计算，男性劳动年龄则以16～59周岁计算。[3]（P110）综上所述，女性就业范围狭窄，就业机会较男性少，因此，在职场中其人力资本增加的途径受到了限制。

2.河南省女性人力资本开发的应有对策

第一，提高社会性别意识，形成有利于女性职业发展的环境。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提高社会性别意识，强化女性的主体意识，形成有利于女性参与河南省建设的有利环境：建立一个无性别歧视的环境，保证女性平等的出生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等；打破传统性别文化对女性的束缚，提升女性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自主意识、创新意识；通过宣传使整个社会认识到女性是富有创造精神和积极性的人力资源，是河南省建设的重要实践者和中坚力量，河南省各级妇联组织、工会应把区域内各个领域的女性组织起来，提高女性的社会关注度和群体的凝聚力；团结带领广大女性认真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成为河南省建设的“红色娘子军”；积极开展各种活动，促进女性积极作用的发挥；妇联应履行好宣传、组织、教育和服务女性的职能，提高建设、服务女性参与河南省建设的能力。

第二，完善和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补充女性人力资源。维持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的人口结构是挖掘新的生产要素的源泉、延长人口红利的基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是人口红利的重要特征，实证分析也显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弹性系数比较大，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要有效延长人口红利，必须完善和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消除劳动力供给制度障碍。首先，要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促进农村社会精细分工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改革的深入、资源的优化配置离不开女性的劳动力供给与对科技的掌握。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大，生产关系必须做出相应调整：打破劳动力城区间、城乡间流动的制度障碍和行政分割，并保障外来劳动人口安心工作，为河南省劳动人口提供补充。其次，要扩大就业。从对常住人口红利的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劳动力的参与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随着河南省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乡镇企业和乡镇城市化的发展会留住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产业和城市互动融合发展。为进一步提高人口红利的利用效率，需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着重发展就业拉动作用最大的第三产业。河南省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体现在引领劳动力资源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上，还体现在城市的基础设施更加健全，教育、文化、餐饮、住宿、旅游、休闲等第三产业更加完善上。[6]目前，河南省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仅占全省从业人员总数的28%[3]（P135），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由2012年的29.1%下降到2013年的28.5%[3]（P59），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表明，第三产业若要壮大，仍需进行内部结构调整，推动低端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如旅游、文化、物流等）转移，挖掘更多女性劳动力需求潜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多元性和稳健性，促进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匹配。

第三，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女性劳动人口质量。2013年，河南省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包括研究生、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占学生总数的531%，受中等教育的女学生占总数的48.6%，受初等教育的女学生占总数的45.8%，均未过半。[3]（P783）201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男女受教育比重正在向男性倾斜[3]（P107）。而提升劳动年龄人口质量是增加人口红利、提高女性人力资本存量的关键。河南省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转型，不仅需要人口红利的数量支持，更需要劳动人口质量的保证。

随着河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可以增加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具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平的女性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其数量的逐年增长，女性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与经济发展已形成良性互动循环。知识经济大背景下提升女性教育水平的途径主要有：通过九年义务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创新职业教育、网络教育等教育形式，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完善优厚的政策条件，包括健全女性教育法律法规，设立教育发展基金、奖学金、助学贷款或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鼓励和保障女性学习，使其充分实现自身价值，为河南省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全面提高女性科技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是女性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建设河南省最为迫切的要求，更是河南省实现“三化三型”的需要。对河南省来说，通过知识进步促进技术的进步与创新、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而教育和培训已成为女性综合素质提高和社会地位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应对各层面的社会女性进行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现代文明知识的培训，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培训，使女性成为参与社会、拥有技术、懂得生活的高素质新时代女性。

第四，搭建服务平台，促进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女性人力资本的开发与高层次人才成长往往受地方文化特点的影响。河南省目前女性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高层次女性人才数量偏少，而且女性从业多集中于第二、三产业中较低的层级，在国家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和社会建设等“高”“精”“尖”领域中女性尚未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2011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3.4%，河南省仅为29.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1个百分点，连续几年位居全国末位。[3]（P208）在产业结构由传统产业逐渐向现代产业转变过程中，第三产业应结合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行业。目前，河南省以批发、零售、餐饮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接近60%，而以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近年来虽有发展，但由于起步晚、基础差，所占比重仍较低、发展仍较滞后。[3]（P208）河南省就业女性向第三产业流向的实际情况表明，女性正在逐渐摆脱繁重体力劳动、不良劳动环境的第一、二产业，转向适合女性心理、生理特点又能发挥女性优势的第三产业。数据表明，个体、私营企业中的女性就业者每年都在增加，第三产业正在吸纳更多的城镇女性就业。目前河南省正在培育壮大与航空港建设关联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形成全球生产和消费供应链中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因此，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商贸交易、产业培育、特色旅游、城市化综合配套等为女性人力资本开发提供了良机。综上，通过教育普及，以及将学前、高中和高等教育向职业教育延伸以促进高水平人口的迁移流动，是增加女性人力资本总量、促进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女性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不仅能为企业保持发展竞争力和比较优势提供智力保障，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也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M].蒋斌，张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潘泰萍.论我国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6）：59.

[3]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河南统计年鉴201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4]David E Bloom，Jeffrey G Williamson.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The World Bank Reiew，1998（3）：419.

[5]于雁洁.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河南省时序模型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2（11）：79.

“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 篇3

有些跨国公司也开始考虑把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 如阿迪达斯关闭了其在华的唯一工厂, 耐克出于生产成本的担忧也在考虑“出走”, 与此同时,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正逐步取代中国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渐消退, 如此看来, 没有了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很大挑战。但事实上, 我们对人口红利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

现在讨论中常犯的错误, 就是把人口红利同劳动力数量混为一谈, 认为劳动力数量高就有更多的人口红利。却忽略了人口素质提高、寿命延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动态指标, 一些人所担忧的只是“静态人口红利消失”, 并由此片面夸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其实, 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坏事, 往往是不发达的经济体才有人口红利, 发达国家对此很少谈及, 他们更多在意的是人才红利。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 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 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 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他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 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 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中国有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优势。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 2010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达到1.2亿, 高中以上人口达到3亿, 远高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4571万和1.9亿。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准备将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的同时, 却已经开始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 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比如, 在2013年, 苹果称欲投入1亿美元把在华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 近乎同时, 苹果CEO库克称将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并把部分App Store服务器搬到中国。目前,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600余家。有资料显示, 中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达6万余人, 其中理工科博士占到40%, 此类高素质人才数量已超美国;而国内研发人员人力成本不足欧洲和美国的20%。相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他们;相对于发达国家, 我们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 这样, 我们就形成了新的“人才红利”。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证明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在逐步提升。未来, 人才红利将不断发力, 促进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 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稳健发展。

应对“人口红利尽头” 篇4

人口红利作为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发展的重要源泉，支撑了资本加上劳动力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但从2013年起，人口红利将不再增长，呈零增长，之后还将转入负增长阶段。

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就不得不面临较低的经济增速。按照估算，1978—199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10.3%，1995—2009年，潜在增长率是9.8%，都与现实基本吻合。十一五期间，潜在增长率大概是10.5%，十二五期间，潜在增长率降到了7.2%，到了十三五，平均GDP的潜在增长率每年只有6.1%。而十一五和十二五的分界点正好是2010年，正是在这一年劳动力增长从正到负，人口抚养比从下降到上升，因此就成为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

从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到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的“人口红利尽头”，是一个国家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段。而延长人口红利期的关键，在于马上全面启动户籍改革。

“人口红利尽头”已至

分解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来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有一半是来自于资源配置的改善。大量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完成了资源重新配置。每一个要素对于我国高速增长的贡献都有人口红利的影子。倘若人口红利消失，这些增长的源泉也会随之消失，从而降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

在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出现了减弱的现象，15-59岁劳动力人口数量开始出现下降态势。2010年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劳动力短缺和成本上升趋势日益明显，固定资产投资难以保持以往的速度，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速度也会减缓，这些因素使得潜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

从我国近邻情况看，日本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1960年，其“人口红利尽头”在1990年，正是这30年的时间窗口让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韩国的“刘易斯拐点”约在1970年，其人口红利消失在2013年，也拥有40年的时间。

从2013年开始，我国劳动人口将出现减少，若按照“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04年的判断来推算，我国只有9年的时间。

事实上，中国目前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发展特点极为相似，而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人口红利消失以后出现了接近二十年的零增长，以及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这也给中国带来警示：未来如果不能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可能会沦为第二个日本。

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劳动力所需要支持的抚养人口，将降到最低点，之后便会上涨，这将导致中国进入到“未富先老”的阶段。

在大多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发生于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的时期。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加上了计划生育政策的额外作用条件下，在较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上提前完成的，相应的老龄化是在人均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上发生的。即还没有从劳动力丰富的禀赋结构，转向资本丰裕的禀赋结构，从而还没有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以及工资水平上涨的趋势，意味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长期享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将会获得削弱。与此同时，由于从人均GDP水平看，中国尚未进入可以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发展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将不能及时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增长有可能丧失其可持续性。

“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形成一个比较优势真空。因此，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端倪，背后潜藏着动态比较优势危机。

应全面启动户籍改革

这种“未富先老”的局面需要引起国家的足够重视，去努力挖掘或者延长人口红利期。

由于中国各地区间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差异都很大，在沿海出现招工难现象的同时，中西部地区还有劳动力转移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户籍改革的推进至关重要，因为改革能够延长人口红利期，让中国获得更多时间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从生产角度讲，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有重要关系，如果能够让农民工获得户籍，改变其在40岁左右返乡的情况，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力供给。

从消费角度看，农民工现在是城市里的劳动者，但在有后顾之忧以及返乡预期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成为和城市居民对等的消费者、采用一样的消费模式。如果能解决他们的户籍问题，能释放极大的内需潜力。

“农民工”和“城镇常住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几乎相同，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说明我国户籍改革未来将用“两条腿走路”。

未来，在中国户籍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中央要拿出时间表，有顶层设计，并和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分工。以义务教育为例，在人口流动较大情况下，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均衡，最好的方式是中央把义务教育财政责任承接下来，而地方政府则应逐渐落实社会保障、低保的相关责任。

当人口红利不再 篇5

2014年，中国企业来到一个微妙的节点：一是劳动力总体下降，而市场需求在攀升；二是劳动力结构变化，原来不得不干的活，现在年轻人不愿干了。

先看宏观层面，中国劳动力人口在2013年达到历史最高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2013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是零增长，之后就是负增长。2013年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折点。”刘易斯拐点出现，宣告了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

再看微观视角，逐步壮大的中国新生代劳动力的求职偏好给企业用工带来极大的不平衡。中国大学生多，但大学生不愿当工人，也不愿干营销，而这两个岗位恰恰是人员需求最多的。就连中国民营领域的最大雇主郭台铭也表示：“年轻一代不想在工厂里打拼，他们希望从事服务业或者与互联网相关的工作，或者其他什么比较容易和轻松的职业。”如果说“60后”、“70后”是为生活而工作，新生代“80后”、“90后”则更愿意为兴趣而工作。

由此产生的现象令人力资源部经理们啼笑皆非—— 千将易得，一兵难求！

上海宝钢2013年在广东湛江建一个新厂，最大的困难竟是招聘到足够的一线工人，公司到广东、广西、湖北、湖南的中专、大专院校招聘，好不容易才招到了公司需要的工人。类似现象，业内不胜枚举。“招人难，是一些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我所接触的营销型企业。”一位食品企业的运营总监透露。

“招人难”同时引发了另一个后遗症：好不容易招到了人，企业不一定留得住。因为跳槽成本低。

一位自己创业的小老板甚至表示，现在根本不敢批评员工，一说就走，只能当“辅导员”。

在很多快消品企业，基层员工的月度流失率高达10%——这意味着年度流失率为120% ，也就是不到一年，所有的员工都是新人了。碰上特殊时节，比如春节，境况更加惨不忍睹，春节前后月度流失率高达30%—50%，导致节后岗位缺口30%以上。

在这些客观因素的带动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成必然趋势。

过去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而在具体的支撑因素中，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比较好的人口结构，持续不断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以及劳动人口所占比重的不断提高，都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支撑。

而现在，中国企业要面对的是一个由于劳动人口下降和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减速期。

当人海战术不再廉价，中国企业拿什么去做中国式营销？中国制造还有什么世界优势？一直以来，中国营销对人力严重依赖，比如铺货、推广、终端拦截、理货，这些营销手段都严重依赖勤奋、低成本的营销人员。一旦人员短缺，或无人愿意从事这些工作，中国曾经流行的营销手段将再无用武之地。

人力短缺会倒逼中国营销转型，正如同中国制造升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