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话语构建

媒体话语构建（共9篇）

媒体话语构建 篇1

通常意义上, 对外传播是指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针对另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所开展的信息交流活动, 其目标是要信息接受国了解信息输出国, 培养其友善态度和合作愿望, 并创造一个有利于信息输出国的国家环境, 取得最高程度的国际支持和合作。 (1) 对外传播是一个国家树立国际形象、奠定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话语权”是传播政治学概念, 即指媒介对受众产生传播效果的潜在现实影响力, 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权”。谁掌握了“话语权”, 谁就能将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表达出来, 并引导社会舆论的走向。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一直伴随着话语权的争夺, 可以说, 传播的实质就是人类的话语权之争。

目前, 我国的对外传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仍然屡屡出现话语权旁落的现象, 全球化传播时代, 我国媒体该如何在国际传播中构建自己的话语权呢?

缩小悬殊的传播实力, 打破国际传播秩序的限制

全球传播秩序是以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利益需求来构筑的。面对悬殊的传播实力以及国际传播秩序的限制, 中国的传媒业该如何应对呢?

树立国际化发展的战略意识, 实现媒体整合发展。长期以来, 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主要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个中央级媒体承担, 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财力, 但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很弱。现在有一些地方 (如广东、上海等) 的传媒集团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实力, 完全有能力进军国际市场。但地方媒体只把眼光放在国内或本地区, 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 这不但限制了它们自身的发展空间, 也不能增强我国在对外传播上的力量。面对悬殊的传播实力, 我国媒体必须树立国际化发展的战略意识。

从发达国家传媒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 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而我国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形成了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的局面, 这使得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被分割成了零碎的小块, 即使一些实力较强的传媒集团也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 把零碎的市场整合起来。因此, 我国没有一家媒体能与发达国家的媒体相抗衡, 在面对国际重大问题时, 我们往往只能将话语权拱手相让。要在国际传播中争夺话语权, 我国传媒业必须整合现有传媒的实力, 发展能与国外传媒集团实力相抗衡的对外传播媒体。

掌控新闻源, 突破国际传播秩序的限制。信源控制是核心问题, 掌握信源, 不仅意味着可以获取价值很高的独家新闻, 也意味着掌握了定义媒介现实的权利, 拥有了居于支配地位的话语权。在以往美国发动的战争中, 各家新闻机构的主要消息来源都是美国政府和军方。目前, 中国的主流媒体由于在记者数量、信源、技术、采访经费等方面的限制, 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报道方面缺少自己的声音。比如, 对上世纪90年代末的科索沃的种族侵袭和2002年的阿富汗战争的报道,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数以千计的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每天都照搬主要来自美国媒体的报道。如果完全以美国等西方传媒的视角报道这些重大的国际问题, 那么, 我们必然会带有西方国家的利益偏见解读当今世界, 更为严重的是, 我们长期在这些重大国际问题报道上失语, 必然导致我国媒体话语权的旁落。

同时, 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 综合国力的增强, 国际地位的提高, 使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亮点,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了解中国的发展, 需要尽快获知中国对于国际重大事件的立场和主张。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媒体需要很好地争取自己的信源, 不仅在国际重大事件上拥有自己议程设置的能力, 把握自己的新闻用语, 也要更好地把握对自己国内事件的报道。我国对外传播应该在获取世界独家新闻方面努力, 牢牢把握国内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首发权, 让全球媒体最大限度地采用中国媒体的报道。

以客观公正的报道建构媒体的信誉和质量, 确立现代新闻理念

在全球化传播时代, 信誉和质量是一家媒体最重要的竞争力量。我国的新闻媒体要想在对外传播中把握自己的话语权, 必须建构自己的信誉和质量。

以客观公正的报道淡化宣传色彩。国外媒体在提到我国媒体如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时, 习惯于加上一个定语“官方的”, 以此来贬损其信誉, 认为由官方资助或控制的媒体, 其报道不可信。然而, 信誉的产生根本不在于是否由官方资助或控制。美国的主流媒体几乎全是私有, 然而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中, CNN等主流媒体表现得简直就如美国政府的御用媒体;而半岛电视台和英国BBC同样也是由官方资助或控制, 却也能以信誉著称, 赢得声望。 (2) 究其原因就在于能否在新闻报道中按照新闻本身的规律办事, 恪守客观公正的原则。

我国的新闻事业从诞生之初就承担着政治宣传的功能, 受其影响, 我国媒体的宣传功能格外受到重视, 主流媒体更是恪守传统的“宣传新闻学”。传播理念上的差异造成了国外受众对我国媒体公信力的质疑。在全球传播时代, 要想建构我国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话语权, 就必须以客观公正的报道来淡化其宣传色彩, 以此重构媒体的信誉和质量。

确立现代新闻理念:半岛电视台的启示。半岛电视台自1996年成立以来, 不仅在阿拉伯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且也是西方国家不得不倾听的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声音。其崛起可谓是一个媒介神话, 它在当今国际传播秩序极度不平衡的境况下, 争夺自己话语权的筹码正是其一定程度上“超然”的现代新闻理念的确立。在半岛电视台的台标之下, 有这样一行小字———“意见, 及异见” (Opinion, and Other opinion) , 表明它将给观众提供不同的平衡观点作为自己的信条。对于我国媒体而言, 要想在对外传播中建构自己的话语权, 也应该确立现代新闻理念, 即要重视用事实说话, 少作评论, 不进行包装, 原原本本将新闻事实用生动、具体、有趣的传播方式传播出去。在媒介立场方面, 要认识到新闻传媒的责任就是把事实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地送达受众, 这样才能够获得西方受众的认可, 把握自己的话语权。

在本土文化与国际文化的博弈中寻求平衡

我国媒体在与国外媒体争夺对外传播话语权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困境, 即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本土文化与国际文化的冲突。按照跨文化传播的理论, 不同的文化习惯和社会结构会带来传播方式的选择、对传播功能的认识和传播模式的确立方面的偏差。

长期以来, 我们汉语讲话的思维被带进了媒体的对外报道中, 造成了我国传播话语体系与国际通行的传播话语体系在融合上的困难。目前, 世界上到处充斥着美国文化, 穿牛仔裤、吃麦当劳、看美国大片等在中国也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人们在接受美国文化的同时, 人生观、价值观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美国人却很少接触中国文化, 比如美国从来不购买中国的电视节目。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 这固然有他们的民族中心主义、思维定势和文化偏见等方面的原因, 但与我们自己的传播、宣传方式也不无关系。要在本土文化与国际文化博弈的困境中把握住自己的话语权, 我们的对外传播一定要考虑境外受众的心理特点。

关注受众的兴趣点。任何话语权的最终建立必然离不开受众的坚定支持。我国媒体要想在对外传播中建构自己的话语权, 必须准确把握目标受众———主流社会人群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消费特征、认知模式、心理需求等多重要素, 以构建满足他们对深层次的新闻产品的需求。只有满足了受众的需求, 获得了受众的坚定支持, 才能使我国的主流媒体赢得与西方强势媒体平等对话的权利。

西方国家的公众更重视本国媒体和中心国家的新闻, 对于半边缘、边缘国家的新闻兴趣本来就不大, 如果我们不正视这种情况, 一味地只想宣传我们的观点, 无异于对牛弹琴。当很多人还不大清楚中国的时候, 无法期待他们关注中国领导人的行程, 我们要从中国很小的生活场景出发, 来向外界说明中国。

转变叙事方式。关注目标受众的需求, 还需要我们的对外传播媒体在新闻报道过程中转变叙事方式。以往我国的媒体在新闻报道过程中都给人以僵化的感觉, 在传播方式的选择上都过于“硬”, 传播内容一般较严肃, 而这种“硬”往往就使得本土文化在与国际文化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

转变叙事方式之后就要求媒体在新闻报道中采取“讲故事”的方式进行, 从典型、具体的故事入手报道新闻, 从而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在对外传播中, 我国的媒体还必须改变汉语的思维方式和讲话方式, 使用西方人乐于接受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以幽默风趣制胜, 彻底改变西方受众心目中“中国式的刻板”的印象;充分重视外国受众的关注点和他们的价值观特点。

参考文献

①郭赫男:《球土化:中国对外传播的现实路径选择》, 《新闻知识》, 2007 (2) 。

②李希光、周庆安:《软力量与全球传播》,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43页。

媒体话语构建 篇2

【关键词】数字媒体时代；公共空间；公共话语；异化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一国进入现代社会或者后现代社会,公民自由的问题便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公民自由最重要的议题便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即公共话语空间存在的自由。围绕这一议题,思想家们展开了丰富而思辨的探讨。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穆勒,承袭了密尔顿、洛克自由派先驱的思想,强调思想言论的自由,以及人类认识的可错性。他们认为真理和谬误必须得到同等传播,因为“人类一见某事不再可疑就放弃思考,这种致命的倾向是其所犯一半的错误之根源。” [1]

自从数字媒体时代来临,公共话语的空间逐渐由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世界,并凭借其优势,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意见充分自由竞争的场域,这一现象看起来似乎达到了自由派哲学家不让“既定观点昏昏沉睡”的目的。

若在自由意见市场(主要存在于互联网世界)上言说的大多是谬误、谣言,并且带有非理性和娱乐化的特点,那么真理的传播反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艰难了,那么这恰恰是与自由派先驱们所希望的真实的自由意见市场相背离的,而这正是当代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刚刚拉开的网络谣传者秦火火的审判序幕,正是对公共话语空间异态发展的提醒。在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的生存空间前所未有的宽松,但是公共话语却出现了种种我们看来是异化的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本文即对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的异化问题加以探析,试图从哲学的视角解析这一现象。

二、公共话语的理论源流及其特点

公共话语这一概念来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不仅如此,其实哈贝马斯已经隐约指出了公共舆论、公共话语的特点:“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模式要求公众舆论和理性相一致,认为从客观上讲通过自然秩序或通过严密关注普遍利益的社会组织,可以把利益冲突和官僚决策降低到最低限度。” [2]

依据哈贝马斯基于公共领域对于公共话语的解释,我们可以总结出在在公共领域发生的公共话语,应该具有这么几个特点:

1、公共话语的主体原则上是所有人,但公共话语应具有理性、负责的特点，合格的公共话语的主体应是成熟的公民。

2、公共话语的实践方式是公民运用话语权参与有关公共问题的论辩,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

3、公共话语的目的在于通过公民的言论和思想的交流砥砺,以达到沟通上下、促进社会信息流通、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障公共利益的效果,也即哈贝马斯所言,实现“对国家活动的民主的控制。”因此,公共话语就是人们聚集在非私人的公共领域所有言论和话语的内容、形式的总和。

三、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

我们把公共话语发生的场域叫做“公共话语空间”,它并不总是有条件存在的。公共话语空间是介于官方话语和个人之间的公共话语表达的场所,在专制政权的高压控制以及官方意识形态无缝灌输的情况下,公共话语空间几乎是不存在的。公共话语空间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一个社会存在允许公众表达的缝隙,并且有承载这种表达的媒介。

自从互联网技术在中国普及以来,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逐渐由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世界。在当代中国社会,一些学者甚至把数字技术的普及,视为公共话语空间生长的春天的来临。网络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意见表达和舆论监督的空间,在这个层面上,学者们对网络时代构建公共话语空间的乐观期待是不无道理的。然而,由于大众传媒的媚俗特点,在网络空间里泛滥的大多数信息,都披上了娱乐的外衣,正如尼尔·波兹曼断言的“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 [3] ,在互联网世界行使充分自由表达权的,大多是平民大众,研究群体心理的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告诉我们,当生活轨迹迥异的大众在互联网世界合流后,由于大众总倾向于成为“乌合之众”,那么他们将以狂欢的形式,实现对话语权的重新主宰。他对群体成员的主要特点有精准的描述:“无意识的人格战胜了有意识的人格,开始支配人的感情和行动,而暗示和传染会让这些感情和行动都转为一个方向,倾向于把一些暗示概念立即变为事实。于是这些群体成员都成了一个玩偶,他们不受自己的意志支配,变成了另外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熟悉的陌生人。” [4]网络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但超过某个边界,互联网世界上的公共话语空间就将变成公众颠覆传统、放纵自身的狂欢天堂,变成公众们非理性言论泛滥、社会责任感缺席、话题严重同质化的混乱场域,[5]而我们所描述的这些,恰恰是当今数字技术时代,我国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很明显,它是不符合哈贝马斯所规制的理想的公共话语状态的。

所以,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我国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想化、有效化发展并没有接踵而至,不仅如此,我们甚至目睹了公共话语正在背离其基本特点的现实场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不健全,对公众的文化启蒙,尤其是政治启蒙的工作尚未做到位,因此徜徉在互联网世界发表观点的人,大多数不具有完备的公民素质。这样一来,毋论理性的、建设性的探讨公共事务,网民们更多地是扮演欢乐的不负责任的看客角色,发挥乌合之众的跟风功能,对大大小小的新闻事件、公共事务,或是拍手称快,或是义愤填膺,更有甚者,还形成了特有“网络水军”现象,网民们在互联网天堂里,显现出了公众利用话语空间极尽娱乐之能事、不理性、不思考甚至暴力的一面；其次,公众利用公共话语空间进行的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就算称得上是对公共事务的“论辩”,就算最终达成了某种“共识”,但这“论辩”是混乱的,而“共识”更可能是可怕的。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由于公众舆论的过分参与,公众舆论中不理性因素逐渐占据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了“媚俗”和“代表大众发声”,最终导致了可怕的“媒介审判”。变了形的公共话语,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威力,让媒体倒戈,让司法失声。公共舆论和公共话语的边界在哪里,媒介利用和引导舆论的边界在哪里,这个案件留给我们的启示不可谓不重大；最后,在这样的公共话语场域中,即令有部分理性的公民的声音,也被强大的集体呼声淹没了,在狂热的民粹主义引导下的公共事务决策,通常不能对人们的公共生活有所裨益。

至此,我们可以引出“异化”的概念以及公共话语的异化问题了。哲学上的异化指的是,当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这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自从青年马克思在其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异化劳动”一词来表现资本主义的邪恶,[6] “异化”一词便被学者们广泛引用,并不再局限于人的异化的表述,其所反映的实质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甚至畸形发展。将“异化”概念运用到本文探讨的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上来,恰能总结当下公共话语的种种背离其本质特点和功能的表现。

翻阅当下的流行报纸,几乎每期都有文章探讨互联网时代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媒体研究者创造出一系列新名词如“拖延症”、“囤积症”、“多重任务疯狂症”、“焦虑疯狂症”、“网络暴民”等等,来形容数字时代人们的病态表现,我们探讨公共话语空间和公共话语的异化表现,其实归根结底是网络时代人的异化导致了公共话语的异化。被数字技术异化了的人们,表现出了娱乐至死、非理性、狂躁、多重任务疯狂等等异化行为,故而这些异化人类建构了一个异化了的公共话语空间——表面上看,网络是人们意见和思想充分竞争的市场,但正如媒体人张晓舟所言:“…它仅仅提供了民主监督的幻象,仅仅是在极权主义的玉体上引爆了消费主义的欲望狂欢。” [7]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谓的高速成长的公共话语空间,往往可能是被数字时代的“异化人类”所占领的宣泄欲望的场域,这远不是哈贝马斯描述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态。在这样一个伪公共话语空间中,充斥的必然是同样异化了的公共话语。

四、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表现

我在前部分用很长篇幅,解释了为何将“异化”一词用在数字时代的公

共话语身上,其基本逻辑如下:

1、互联网时代的人们表现出了一系列异化行为。

2、由这些“异化人类”构建的公共话语空间,不可能,因此充斥其中的公共话语亦是带有异化特征的。

3、根据哈贝马斯对“公共空间”的定义,我们可推导总结出公共话语的几个特点,而数字技术时代的公共话语,恰好背离了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反过来证明了公共话语是被异化的。

那么具体来考察当下被异化了的公共话语,它都有哪些表现呢? 最显著的表现是,互联网时代被异化了的公共话语,不再是严肃的、诉诸理性的、逻辑严密的,恰恰相反,娱乐的、非理性的、混乱的、不准确的话语,甚至正在侵入一些严肃的场合,例如电视的新闻节目和法庭。最新近的例子莫过于今年两会期间,于3月2日举办的政协新闻发布会上,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竟以网络流行语“你懂的”作结,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敏感问题,一时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网络时代的公共话语,有时真像塞缪尔•贝尔特的戏剧一样: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8] 其次,在娱乐化和非理性化导向下的公共话语,一般来说是背离了公共性的,即对于公共性事务谈不上建设性的裨益,甚至还可能演变为一幕幕基于非公共性的人肉搜索和无厘头的口水大战。有关公共话语的这一异化表现,清华大学郑恩等人认为在戏谑、狂欢症候的引导下,公共话语会形成“碎片化——共鸣极化组织特征”,并主要表现为戏虐和围观的娱乐主义倾向,基于非公共性的人肉搜索,网络暴民与网络审判,以民族主义为大旗的“爱国”民粹主义这几个特点。[9] ,佐证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百变小胖”、“犀利哥”、“贾君鹏”等,公众在不断的话语“歪楼”中寻找一种想象力被满足的快感,但这种无厘头的讨论和炒作以娱乐开始,亦只能以娱乐结束,对公众事务并无裨益。

至于人肉搜索,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和公众借助互联网交流渠道和实时信息交换渠道的拓宽,网民们进行人肉搜索的能力是令人震撼的。例如“表哥”杨达才的微笑图片在网上被公布后,网友们在短时间内对他的眼睛、手表等进行人肉搜索,最终导致了微笑局长被双规。公民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反腐监督,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人肉手段的无限制使用,也将危害到普通百姓的正常生活。公众在舆论的广场中将无辜民众的家底全部兜漏,这不仅违反了被人肉者的基本权利,更有可能在无穷无尽的以人肉为乐趣的过程中,给网络谣言以滋生空间。

网络暴民与网络审判则更为可怕。自药家鑫案以2010年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了结后,部分公众和媒体才开始反思案件中网络舆论对媒体舆论的片面导向,以至于对法院判决形成了压力。公共舆论和公共话语之间是有边界的,公共舆论中往往夹杂着太多的非理性声音,并且在传播过程中,由于人们的“乌合之众”心理,渐渐由一种声音占上风,最终导致舆论一边倒的局面,而这往往是十分可怕的。这不仅使少数理性的声音在有限的公共话语空间中发不出来,亦无益于公众的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成长。

2012年9月中旬,我国各省市地区的保钓游行中,部分狂热人士在游行中采取极端暴力行动,例如砸毁过路的日系车辆等。公共话语的这一畸形化,若不被加以正确引导和规制,最终甚至将颠覆政权。

五、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路径

我们已将互联网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缘由,追溯到了人的异化。但是我们只是在感性认识层面,对互联网时代,人和公共话语种种异化的表现列举了一番,并没有从源头上追问,数字时代的到来,到底是通过何种方式导致了人的异化?我们知道,人性中都潜藏着某些弱点,一旦有某种契机,这些潜藏在人性深处的弱点便会被唤醒,从而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不正常或是邪恶。网络技术作为一种媒介,作为一种便捷的表达机制,一方面为人们的表达自由带来了方便,但在此过程中,无边无际的自由恰恰与人性的某些弱点结合,上演了一出出人的异化大戏。

别尔嘉耶夫曾用精辟而深刻的语言,对这一现象做出了预见性解释:“……而这一个经验世界,是精神自身被异化了的客体化世界。”在客体化世界中,人成了依附于客体化世界之上的一种失去了内在生存的存在,人成了受异化、被决定、无个性的生物,人身上的不可重复的精神因素和个性因素受到了贬低。也正因为如此,人自从被抛入了这一世界之后,便不断地体会到异己感和失落感,人与人的疏远、淡漠、隔绝由此而生。[10] ,人性中的那些弱点,导致了互联网世界这一客体化世界来临时,人们成了“受异化、被决定、无个性的生物”?互联网世界又有哪些特殊性,导致生存其中的大众,表现出种种及其特殊和不寻常的异化行为?人性的弱点和互联网世界特殊性,二者怎样的结合,才开出了新时代“人类异化”的这朵奇葩? 首先,人的从众心理和观望心态,在互联网这一虚拟世界中更容易实现,并通过从众和观望心理的实现,保障了自己是与多数人同步的,内心的安全感也由此建立。古斯塔夫•勒庞在其研究群体心理的作品《乌合之众》中,明确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如此一来,便不难解释公共话语空间的舆论一边倒,言语非理性、极端化等等现象了。

其次,囿于思维的惰性或是思维方式的简单,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满足自己想要不断掌控的心理需求,但却往往无力甄别筛选信息,而更倾向于听从宣传或曰被洗脑。陈丹青说,“我们今天处在一个讯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思考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是当今中国应试教育过来的青年学生,作为在校大学生的主流群体,他们表现出的大多是信息爆炸、行动困境、思维简单、言语木讷。[11] ,在大众传媒和电子传媒无比便利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接收信息,因此信息和技术更新速度太快,人们往往处于一种追寻最新消息、把握时代律动的不安定状态中,这种状态虽然是由于人们热烈的探索欲和求知欲,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导致了大家思考时间的减少和思考能力的下降,从而更容易地成为意识操纵的对象。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时时刻刻挂在网上,发表同样的观点、同样的感叹。

另外,由于传媒的媚俗特征,它的内容发送特征以及与用户互动的方式,导致如今的媒体越来越不严肃甚至轻飘。大众是需要娱乐的,在娱乐信息的播送和探讨中,人们满足了自己的猎奇欲望、偷窥欲望,满足了娱乐心态、看客心态,以及对充满幻想的虚拟世界的热爱。这种全民娱乐的状态,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很明显却是无益于公民社会的发育的,那么寄生于公民社会中的公共话语亦无从谈起。但这恰恰是所有专制者最喜欢的,因为不思考、只娱乐的愚民最好管理。

最后,每人心里都有一颗自负的种子,自媒体时代不断向人们传达的“我的地盘我做主” 的暗示,恰好满足了人们颠覆权威、放纵自身的强烈欲望。公众不再迷信于所谓专家和权威人士,而认定自己也有解析一切事务、指点江山的能力。这种狂妄的心态一旦与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相结合,极容易地便形成了非理性的狂热的民粹主义观点,如此一来,微弱的理性声音,自然不被人们所听到了。

六、走出异化,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 ,导致了当下公共话语空间和公共话语的异化,或者说导致了公共话语空间发育的偏离常态,那么要想建立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则最终要从摆脱人的异化入手。针对以上篇幅描述的数字媒体时代人和公共话语的异化表现和异化路径,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克服当下公众的种种异化行为——

首先,越是在数字化渗透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越要对数字技术保持警惕。作为广义范围内的科学技术,对计算机科技的开发和应用,已渐渐成为网络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网络大大缩短了时空限制,让人们的交流变得更加迅捷；网络世界中内容的丰富性,极大满足了人们的探索欲望；但同时人们也被困于网络世界的虚拟现实中不能自拔。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即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的判断,自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早在17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充分肯定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到了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持否定态度,认为科学给社会带来了罪恶,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同一时期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则反对卢梭的观点,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人类支配自然的手段。

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伽达默尔对于科学技术在20世纪当中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科学曾是启蒙运动的重要动因之一,然而随着科学在现代社会的无限扩张,科学最终又将导致自身成为被启蒙的对象。科学造成,科学对客观性的追求突出地体现在强调其方法的客观有效性并将其推广到一切领域,而与客观性相联系的是对普遍性的强调,过度地追求普遍性将最终消解了个体性与独特性。针对现代科学所造成的蒙蔽,伽达默尔认为只有限制科学自身的范围,才能使科学正确发挥其社会功能。

其次,既然数字技术具有有限性,那么与之相联系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保持某些人之为人的传统和敬畏感。何平在《伽达默尔科学技术反思研究》一书中详细梳理探讨了了伽达默尔强调科学技术与人的存在意义尖锐冲突的原因,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非机器,能动性、创造性和思考力,正是人作为人最为宝贵的东西。别尔嘉耶夫说:“正因为人折射除了另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才使人成为生物界中引以荣耀的个体。当然,这即意味着个体人格以自己的独特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突破世界进程。总之,在人的这种个体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肉体的生命,而是灵魂的生命。” [12]因此科学技术只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科技产品可以成为生活必需品,但并不能成为绑架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利用网络进行便捷的交流是可以的,但通过电波和磁场的交流,永远不能代替人们面对面的交流,因为电波和磁场,不能传播人们的气息和丰富的情绪。

俄国作家谢•卡拉-穆尔扎有一独特的观点,他认为科学也是操纵意识形态的工具,传统的消亡作为它的结果和原因,与它一起运动来操纵人们的意识。并引用了雅思贝尔斯的话佐证这一观点:“由于把生命攸关的一切活动都比做机器的工作,社会也就变成了一台把人

……人成了一种原料,需要对他进行有目的的加工。因而那个过去曾经具有完整自我、思维健全的人,现在就变成了工具。人性的显现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在口头上还宣布说它是主要的。然而一旦目的提出了什么别的要求,它就会毫无商量余地地受到侵犯。所以,绝对要求扩张到哪里,哪里传统的作用就受到局限并将消亡。大多数人却如同沙砾一样,他们是没有根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可以随便利用。” [13]

因此,坚守某些传统,对传统保持敬畏感,对数字技术有充分的警惕,是每个人走出乌合之众圈套的起点,也是公共话语走向理性和营养的起点。

第三,在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情况下,人们更要有意识地克服某些人性的弱点。互联网世界这一庞大的客体化世界包围了我们,但是我们并不想践行别尔嘉耶夫描述的可怕状态,即异己感和失落感,人与人的疏远、淡漠、隔绝。只有有意识地克服从众心理、观望心态,思维惰性、猎奇欲望,娱乐心态、看客心态,自负以及对充满幻想的虚拟世界的疯狂热爱,才不致使极端的自由,变成对人们极端的奴役,公共话语空间的声音,也将不复是娱乐话语泛滥、极端民粹主义话语泛滥了。

最后,每个人都要变成学习型、成长型的公民。我们都知道,正常、有效的公共话语,可以为公共事务有所裨益。但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并不是每个社会都具有的,它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发育较好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公民社会的发育,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亦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由不理性的、知识匮乏的平民,成长为理性的、有知识结构和分析能力的现代公民,这绝不是仅仅开放言论和话语空间就能达到的目标,而需要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有意识地将自己当作一个合格的公民培养。久而久之,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将向着正常的理性论辩、合理协商的平台过渡。

七、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沿着“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为什么是异化的——公共话语是怎样异化的——如何走出公共话语的异化”这一逻辑,回答了文章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通过公共话语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的对比,我们肯定了数字时代的公共话语确实存在着种种异化表现；通过分析网络的两面性和人性弱点的结合,我们揭示了数字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路径；针对公共话语异化的表现和异化的路径,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将公共话语的异化还原为数字时代人的异化,并且对症下药,给出了走出异化,还原正常公共话语空间的方法和机制。

互联网世界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舆论空间,但现在看起来从公共舆论到公共话语,还存在着很长一段距离。在自由意见市场上,各个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的公众可以针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但如何将这种非理性的、娱乐化的,总之,异化了的公共话语向理性的、建设性的公民话语的方向引导,这需要大家警惕人性的弱点,意识到数字技术的有限性,对传统保持敬畏感,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公民,惟其如此,在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才能在正常轨道上运行,我们的公共生活亦将变得更加美好。(作者系武汉大学)注释:

[1][英]密尔:《论自由》,译林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第46页。

[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46页。

[3][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54页。

[4][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第11页。

[5]刘琼:《网络:一个公共话语的狂欢世界?》,《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53页。

[7]刘磊《:人人都有“电子眼“:监督还是偷窥?》《,中国周刊》2013年第8期

[8][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79页。

[9]郑恩,龚瑶,邓然:《基于话语分析和公共治理视角的新媒体事件话语生产类型及叙事模式》,《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92页。

[12][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64页。[13][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318页。

参考书目: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昆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第42-57页。

[10]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117页。

媒体话语构建 篇3

目前,通讯技术已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自媒体这一概念也随之产生。Dan Gillmor曾经对“新闻媒体3.0”概念进行了分析和阐述,自媒体这一概念由此诞生。其产生是为了和之前的媒体进行区分。谢因波曼和克里斯威理斯是这样定义自媒体的:自媒体是我们普通人使用数字科技,和全球的知识网络进行连接后,可以进行其所能提供的和所能够分享的本身的事实所形成的一种其自身的新闻途径。我们可以从“自”出发进行阐释,首先在传播的主体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新闻传播主要是依靠新闻机构或者是新闻体系中的个人,然而,自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主体可以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其是独立的,不属于任何机构,也没有任何的依托,比如,博客以及微博客。也就是说,我们个人具有发布信息的自由和权利,而信息的传播者也同样是信息接收者,因此,主体和客体就得到了融合。其次,信息发布的自由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传统媒体发布新闻信息的方式比较后,不难发现独立的个体在选择权和言论发表权方面具有很大的自由度。由于网络具有隐匿性,因此,个体拥有的自主空间就更大,这也是网民数量庞大并且不断增长的原因。和传统媒体比较,公众所处的地位是平等的,也可以说人人都是记者,每一个人都是新闻传播者。

2 公共话语平台

公共空间的理论溯源。公共空间的理论来源于西方,其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的。哈贝马斯是这样对公共空间进行定义的:公共领域是指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一种空间,该空间处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可以在这个空间中针对社会问题进行讨论,这样就可以达成相对一致的公共意见。公共话语平台作为一个交流平台,其处于国家政治权利之外,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每一个公民可以就社会、政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

3 我国公共话语平台的发展现状

3.1 新媒体的产生重构了我国公共话语平台

媒体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媒体的辅助。人们从媒体中得到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教育、文化以及政治等,可以说媒体是我们信息的主要来源。但是,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是一个媒体发展的基础,二者是互相影响的。

构建一个民主化的社会需要建立一个平等的对话平台,在该平台上公众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以及抒发自己的思想。公众具有自己的话语权,但是,传统媒体追求舆论的统一性,其制造舆论,也引导舆论。现今,传统的主流媒体已经受到了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冲击,因此,传统媒体需要作出一些改变,构建自由的交流平台。科学技术在不断的发展,新型的电子类传播媒介已经被广泛使用,而电子类传播媒介承载了大量的信息,这对于公共话语平台的建立具有很大的帮助。

网络媒体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虚拟性、隐匿性以及失效性,因此,和传统的媒体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也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话语平台。目前,以下公众意见表达方式比较流行,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微博、博客以及评论论坛。以微博为例进行分析,对我国公共话语平台的构建进行分析和探讨。

3.2 以微博为依托的公共话语平台

(1)突破传统新闻传播方式

微博也就是微博客,一般篇幅限制在140字左右,通过微博可以实现信息的即时分享。美国的twitter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微博。“新浪微博”于2009年推出,发展速度惊人,仅仅5年用户就超过了5亿。作为一种网络社交平台,微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加入的门槛非常低。和传统的媒体相比,微博的加入门槛非常低,对人员素质高低不作要求。(2)语言组织方面。微博属于一种片段化的表达方式,可以说是彻底的草根化。(3)时效性和现场感。微博具有微小化的特点,而用户的表达基本都是原创。“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新鲜事儿”是新浪微博的口号,因此灵活性和及时性是微博的优势。此外,当用户发布一条信息后,其他的用户可以对其进行评论以及关注,不同用户之间就可以进行交流。用户会以很快的速度接受到新近信息,而这正是传统媒体的弱点。(4)交互性比较强,这和关注机制有着很大的关系。微博用户都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关注机制也是平等的,既可以选择双向,也可以选择单向。微博是开放的,上面的全部信息都是公开的。此外,更新速度快也是其一大优势,报道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2)微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微博可以满足受众需求。微博可以记录一个人的生活的点滴,也记录了周围的大小事情,作为一个发布者可以随时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信息。社会的节奏在不断加快,而微博让交流变得简单,可以说是一种随性而为的表达方式。通过微博可以让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得到扩展,自身的社交需求也会得到满足。

微博也会对新闻信息传播产生影响,几乎已经成为新闻事件的“第一报”。有的专业媒体都难以达到微博传播信息的速度。此外,微博也是新闻新的来源渠道,新闻事件的动态我们可以在微博上第一时间看到。比如,2011年7月23日20时34分,D3115次和D301次动车在温州方向双屿路段下岙路,遭受到雷击后失去动力停车,造成追尾的事件发生后,微博迅速发布了有关消息,让受众及时了解到了事态的发展。正是微博让消息扩散,而传统媒体此时却显得滞后和缺位。

4 微博在传播信息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1 在大量的真实信息中掺杂了许多虚假信息

由于微博进入的门槛很低,任何人都可以在此发布信息,大量的信息中不乏一些虚假信息。然而,微博用户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信息质量也是难以辨别。此外,平等性和匿名性是微博的特点,也会导致大量的虚假信息掺杂在真实的信息中。微博越来越火,而大量的谣言也充斥其中,而谣言经过微博的快速传播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4.2 负面新闻太多

微博信息中往往包含一种情绪。发布者往往会将自己的情绪加到信息之中,这种情绪会对现实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的人会将这种情绪放大。此外,通过转发,群体情绪也会产生,“药家鑫杀人案”就是一个例子。可见,微博舆情也会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5 我国公共话语平台的建构方式与方法

5.1 构建理性意见社群

信息的单项传输是传统媒体建立的基础。这些传统媒体都会对信息源进行筛选,传统媒体的权威也因此形成,而受众和媒体之间的距离也会拉大。但是,网络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格局,信息和意见的来源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微博的传播方式是松散式的网状传播结构。因此,公众可以就某一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讨论,也可以提出一些批判性的意见,但是,离散的状况会在网络公共话语平台上产生。由于网友的素质不一,互相谩骂以及相互扯皮的现象就会发生,有的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的程度,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要保证一个群体具有理性意见,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1)为了实现理性的意见群体和公权力机构进行平等的对话,需要建立一个平台。(2)实现平等互动需要制度做后盾。网民的意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权力机构对此也高度的关注。而二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我国各级领导人也多次和网民在网上进行沟通和交流。

5.2 健全网络舆论传播法制体系

无秩序是我国网络舆论的状况,因此必须进行法制化规范。公共话语平台的健康发展,就需要一定的法律规范。网络是虚拟的,有的投机分子利用了这个特点进行一些非法勾当,公共话语平台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阻碍,亟需法律进行规范。此外,要让网民形成法制化观念。公众言论的自由和网络的传播秩序都需要得到保证。

5.3“把关人”责任

编辑和记者等传媒工作者需要对信息进行筛选,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守新闻价值标准以及社会价值观。之后,再经过高一级的审核,最后才能发布信息。读者在读到这些信息后会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这时新闻工作者需要对这些想法进行收集。可见,新闻工作者要具有一定的职业道德和文化素养。

但是,在自媒体时代下,“把关人”的作用弱化。对于微博来说,把关人就是信息发布者,把关的难度就非常的大。首先,需要微博发布者自己进行把关,其次,微博传播平台和技术的网络运营商进行把关,最后,信息接受者的关注和转发进行把关。这是因为网民从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出发,来决定信息是否需要关注和传播,进一步是否讨论和评论,而并不是按照一定的新闻价值标准来进行。

5.4 增加公共话语平台的透明度

要想增加公共话语平台的透明度,其中一个方法是实行实名制,预防匿名网友随意地发布信息,制造谣言。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就会得到加强,个体的可信度也会得到增加。在实行实名制时,需要对用户的信息进行严格的保密。实名制的优点:增加公共话语平台的透明度,提升个体的可信度,也可以预防青少年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网络上的不良因素所影响。缺点是导致自身信息的泄露、制约网友对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的表达。

6 结束语

笔者就自媒体时代我国公共话语平台的构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希望对网络环境的发展以及净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郭保君.自媒体时代我国公共话语平台的构建[J].河南大学.2013(34).

[2]谢阜康.论“网络问政”对公共话语空间的构建[J].湖南师范大学.2012(23).

媒体话语构建 篇4

论文摘要：师生关系是教育中最核心、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和谐师生关系对整个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师生 教育 核心 人际

师生关系是教育中最核心、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和谐师生关系对整个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教师的话语权威本质其实也发生了变化，教师同学生一样，也丧失了作为独立的主体的个性话语。他们在话语权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缺失。话语权的丧失扼杀了师生的创造性,异化了师生关系。因此，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应该重视回归师生话语权,实现师生之间平等、民主的对话，共同分享话语权力。

一、学生话语权缺失和教师个体话语权失却分析

学生话语权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是学生课堂发言权利的异化。

(2)二是学生对教师话语缺乏挑战力。

(3)学生在教师评价系统中话语权缺失。

教师个体话语权失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劳动职业领域。教师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代表，获得制度性权力进入学生的世界，对学生施以相应的教育影响，教师自己的教育权力和教育权威来源于教师对权势话语的尊重和传递，然而，由于这种权力实际上是社会权力运作的过程和结果，因而在职业活动中，教师的话语权是被赋予、受控制的，教师的个人话语权依附于制度性权力，基本上被权势话语所覆盖，“教师很容易被矮化成一个仅仅从事非创造性劳动的雇工，僵化成一个只有灌输既定的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愚化成一个贬损自身灵魂的思想附庸，堕化成一个维护错误观念的.文化保安。”这不仅丧失了教育的本真意义和使命，教师自己也因为个人话语的丧失成为了学生自由、健康、生动活泼发展的阻抑者、破坏者。

另一方面是教育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人们似乎习惯于将研究看成是专家学者特定的工作和专有的领域，专家学者很自然的在文化资源配置中占有优先地位，掌握着教育话语权。在教学中，教师不是将自己的思想融进教学中，而是将教材的内容完整的复制给学生;不是把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观点、价值观等内化到教学中，而仅仅是引导学生如何接近标准答案;不是去表述个人思想，而是凭借自己对知识的预知而支配学生的思维。

综上可以看出，教师的传统话语权威地位，直接导致学生的话语丧失;教育话语世界里，权势话语和理性话语的覆盖，又使得教师的个体话语丧失。

二、教师努力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共享师生话语权

1.创建平等友好、和谐交流的课堂氛围

首先，教师要正确定位新课堂，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教与学的过程应该是师生共同分享各自的知识、经验、阅历和信息的过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参与者，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其次，教师要正确引导课堂讨论，给学生“真正的话语权”。可以让学生自由组合，离开座位找与自己有共同话语的同学，找与自己观点相一致的同学交流，寻找对自己观点的有力支持，也可以寻找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同学理论，说服别人或修正自己。在这样的讨论中，学生才有自己的真正的“话语权”，才能在观点的碰撞中闪烁出智慧的火花。老师不仅要鼓励学生积极地讨论，还要鼓励学生自己大胆地提问，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要给学生足够的个人思考时间和共同讨论时间。

2.鼓励学生讲真话，指导学生行使话语权

首先，教师要正确定位学生，允许学生有不同的观点，可以是错误的，甚至是离经叛道的。学生的一些错误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讲，恰好是学生认知水平的真实反映，只有敢于让学生讲真话，才有与学生真实、平等交流并且教育学生的机会，才能避免使学生仅仅成为知识的“接收器”。其次，尊重和维护学生的话语权关键是指导学生有效行使话语权。

3.弱化学生在评教过程中与教师之间的利益关联性，对教师教育教学采取新的激励机制，加强对学生评教的宣传，提高学生在教师评价系统中的话语权。

三、增强教师主体意识，建构教师话语权

共享师生话语权力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基础，关键在于同时唤醒教师和学生对话语权力的主体意识。师生双方通过共享话语权力，使师生关系达到相互融洽、完美配合的最佳状态。

1.教师要从自身出发，发现“本真”的“自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主体性的人，应该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有自己的主观追求，有自己的创造意识和能力。

2.教师要明确自己的主体性，努力从权势话语的遮蔽之下走出来，从而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民主、独立的主体间的对话关系。

3.教师需要与专家学者进行对话，努力从理性话语的束缚之中走出来，提高知识内化、活化的能力。

教师的个人的话语不仅是要把教育内容呈现给学生，更要求教师把自己对教育世界的理解、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解、对价值观的理解、对教育理想和教育理念的理解，建构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同时对知识进行再开发、再创造，从而内化到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去，使得教师的话语更能彰显教师个人的精神和活力，也避免使教育的理性话语游离于学生所在的真实的社会生活之外。

参考文献：

[1][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和社会变迁[M].北京:华夏出版社..59.

[2]胡福贞.论教师的个人话语权教育研究与实验论文[J].教育研究与实验，.(3):17-22.

[3]邵晓枫.廖其发.论和谐师生关系的内涵[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4]邢思珍.社会学视角下的教师话语权[J].教育学文摘，，第7期.

[5]吴康宁.教师是“社会代表者”吗[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2).

[6]丛海燕.论教师话语的失却与重建[J].当代教育论坛，，第2期.

[7]龚振.讨论：把话语权还给学生[J].基础教育研究.2002,(1.2):56.

[8]蒋茵.遗忘与追寻：关于教师话语权问题[J].当代教育科学，，第14期.

媒体话语构建 篇5

一、自媒体时代对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冲击

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 自媒体依托即时通信技术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使自媒体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即自媒体使个体的人成为传播主体、自媒体具有很强的交互性、自媒体使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自媒体时代信息量十分庞大但其真实性受到质疑等, 自媒体由于其开放性和海量性, 给传统媒体话语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具体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自媒体更高的“自主性”给传统媒体话语权带来冲击。由于自媒体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因而自媒体相比于传统媒体, 没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禁区, 因而自媒体具有很强的信息自由度, 其自主性更高, 因而对于敏感事件的挖掘则远远超载传统媒体。比如, 近年来的网络反腐, 都是自媒体“自主性”的充分体现, 因而能够很快形成热点和焦点, 引起广泛的关注。从这一点来看, 自媒体对传统媒体话语权造成了重要的冲击, 这一点必须引起传统媒体的高度重视。

二是自媒体更强的“时效性”给传统媒体话语权带来冲击。众所周知, 自媒体具有“平民化”的特点, 因而可以说自媒体就是“平民媒体”, 由于受众的广泛参与, 这就使得自媒体的时效性更强, 信息传播速度更快, 更容易形成舆论焦点, 比如上海高层住宅楼失火事件便是路人用手机拍摄发于微博上之后一段时间, 主流媒体才有了相关报道。因而, 从这一点来看, 自媒体具有更强的“时效性”, 这一点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 因而也对传统媒体的话语权造成了重要的冲击。

三是自媒体更多的“视角性”给传统媒体话语权带来冲击。传统媒体都属于专业媒体, 因而在传播视角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而自媒体则与传统媒体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自媒体由于具有很强的交互性, 受众不仅可以接收自媒体信息, 而且也可以参与其中, 这就使得自媒体的信息视角更加“多元化”。比如陕西“表哥”事件, 就是2012年陕西延安特大车祸案后, 网友搜索到杨达才被曝光拥有5块名表, 后查出其拥有83块名表。由于自媒体更多的“视角性”信息报道, 这就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传统媒体只有通过更多视角进行传播才能确保其话语权。

二、自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话语权重构的有效对策

自媒体时代涌现出许多新的媒介传播技术, 如微博、微信、网络等, 可以说现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公众参与政治、文化、生活、生产等各领域的积极性不断提升, 此时对传统媒体来说, 自网络技术不断兴起后, 业界和学术界就已达成共识, 传统媒体必定会受到多种新媒介的冲击, 如今在新兴媒体传播途径不断发展的前提下, 传统媒体的地位正受到严重威胁, 传统媒体竞争力缺失也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笔者认为, 在自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要想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就必须革新理念。从技术层面分析, 传统媒体依靠新兴媒介传播技术从而更加便捷, 使其具备更强的实用价值, 而从新兴媒介对传统媒介的冲击层面分析, 因新兴媒介的不断发展, 其价值逻辑和技术也对传统媒介的发展造成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话语权的受众群体转移方面, 可以说受众群体获取话语权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传统媒体盛行的时代, 因技术制约和媒介传播理念的影响, 受众群体始终处于被动接受信息的地位, 这种媒介传播形式导致受众群体无法反馈信息, 无法表达自己的主张和观点, 传统媒体的受众群体话语权主要表现为听众来信或读者来信, 这种受众群体话语权表达形式明显不足以满足受众群体的心理需求, 使得表达深度和受众面积均受到严重制约。但由于媒体产业化的发展, 受众群体在信息衍生与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其成为继经济、政治之后的第三种衍生新闻的力量, 对新闻衍生和媒介传统的影响极其深远。受众群体的这种力量是因两方面因素而确立的, 其一是社会力量的影响, 其二是媒体赋予, 受众人群潜意识下影响新闻衍生与生产。传统媒体中受众话语权尚未彰显, 而到自媒体时代后, 因网络的互动性和公众性特征, 使得受众人群的话语权愈加彰显。

自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话语权的重构, 应着重关注传统媒介的存在意义, 即相对于传统媒介而言, 自媒体时代的公共平台建设如何与传统媒介相连, 理论上讲, 传统媒介在语言表达平台的建立上十分落后, 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闻传统主体, 并且在对待新闻者身份的态度上存在差异, 而自媒体时代并没有规定新闻属于大众人群, 同时也没有规定新闻属于精英人群或特定的政治、教育等人群, 可以说他为所有有意传播新闻的人提供了表达自我主张的平台, 为国民提供了一个博弈思想、发表观点的“场所”, 因此, 传统媒体要想在自媒体时代做大做强, 就必须借助这样一个平台来重构语言表达方式。

相对于新兴媒体, 传统媒体技术不足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弊病, 传统媒体因传统方式过于单向化, 使得媒体传播很难满足受众群体的表达要求和反馈要求。在21世纪, 大众话语权在社会舆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公众表达主张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 传统媒体技术上存在的缺陷使得公众表达主张的需求难以被满足, 这才导致传统媒体逐渐衰落。新时期媒体融合本质应考虑渠道融合, 对传统媒体来说, 新兴媒介传播途径的诞生既是挑战, 同时也是机遇。传统媒体于信息生产上的优势极强, 而新兴媒体的传播途径极强, 由此可见, 两者优势可以互补, 新兴媒体可以利用传统媒体扩充信息生产量, 而传统媒体可以通过新兴媒体的渠道吸纳受众群体, 两者互补才是未来媒体的发展之路。除此之外,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客观信息泛滥, 谣言四起, 此时就需要传统媒体担负起客观和中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事实上, 即使在当前新兴媒体日益发展的今天, 公众仍然认为传统媒体是最具权威性和真实性的, 传统媒体如何利用新兴媒体的传播渠道传递新闻传播力量, 新兴媒体如何利用传统媒体的公正、权威来弥补自身的不足, 是新闻工作者今后努力研究的重点, 同时也是传统媒体话语权重构的关键。笔者认为, 要想做好传统媒体话语权重构, 应做好以下细节工作:

一是突出传统媒体的“权威性”。权威性是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 这也是自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尽管自媒体具有信息量大的优势, 但其“可信度”并不高, 因而传统媒体要想在自媒体时代重构话语权, 就必须突出“权威性”。这就需要传统媒体高度重视自身权威性的发挥, 特别是要在报道的深度、广度方面狠下功夫, 深入挖掘新闻事件的内涵, 特别是要学会从不同角度、侧面、环节控制新闻内容, 使其更加满足受众的需要, 同时要在“独家新闻”方面取得突破。

二是推动传统媒体的“融合性”。从总体上来看, 尽管自媒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但自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因而传统媒体要想重构话语权, 就必须在推动传统媒体与自媒体融合发展方面狠下功夫。这就需要传统媒体要将自媒体作为重要的传播渠道, 不仅拓展和延伸传统媒体的传播触角, 实现传统媒体与自媒体的融合发展之路。通过传统媒体与自媒体融合发展, 不仅能够增强传统媒体的话语权, 而且也有利于自媒体的科学发展, 这将是一个“双赢”的战略举措。

三是提升传统媒体的“吸引力”。由于传统媒体与自媒体相比, 其吸引力显著落后于自媒体, 因而要想重构传统媒体话语权, 就必须在提升传统媒体“吸引力”方面狠下功夫。这就需要传统媒体高度重视受众“亲密度”建设, 特别是向自媒体学习其吸引力方面的好做法, 尽量增强传统媒体对受众的“黏性”, 特别是要建立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平台与载体方面进行创新, 通过建立“纵横交错”的关系网, 使受众对传统媒体的吸引力得到大幅度提出, 进而推动传统媒体话语权的重构。

媒体话语构建 篇6

一、重拾遗失的话语权:从文明古国的衰落到当代大国的复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拥有系统的话语体系,掌握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其自身的强弱兴衰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通过陆海丝绸之路把先进的文化技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人类文明精神取得重大突破的轴心时期(公元前8-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产生了人类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世界宗教之源端。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飞跃,毫无疑问都要回到这一时期,至今一直靠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概念、范畴及其话语体系而生存,或重新燃起精神的火焰。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陈列展览时,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其核心目 标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2013年9月,他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通”举措[2],这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带给当代我们当今如何再次走向大国复兴之路的新的灵感和精神焰火。

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繁荣发展或再次复兴过程的实质就是对人类传统文明的理性审视和自我超越的过程,离开了这个基本逻辑,所谓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就会成为空话,失去根基,失去现实参照物,进而导致这个民族或国家思想文明体系出现先天不足或重大缺陷。在人类思想文明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14-18世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欧洲出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休谟、康德等标志性人物。此时的中国却再也没有出现轴心时期同样的辉煌,基本没有出现能够掌握世界话语权的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由此衍生了至今没有定论的著名的“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的“李约瑟难题”。伴随着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蓬勃发展, 旧中国人民经历的却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百年的屈辱史和血泪史,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何来奢谈掌握怎样的话语权?

当然,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繁荣发展,既需要在物质生产领域掌握相当的话语权,还需要在物质生产、思想创造与教育繁荣之间进行合理转换,把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引导到教育科学的理性发展轨道上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迅猛发展, 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并显著增强了政治影响力。然而,尽管此时高等教育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 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却在2005年提出至今无解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因为我国“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之问”最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这从根本上涉及了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富强实现的大格局:如果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所以才“冒”不出杰出人才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构建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并提供创新创业型人才发挥作用和脱颖而出的机制呢?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思指出,“一个国家的繁荣, 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3]这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物质的丰富和满足, 还需要文化和教育的繁荣与强大。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 更是体现为文化和教育等软实力,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掌握话语权的大师辈出。

二、建构高等教育话语权:从历史审视到自我超越

一般来说, 强势文明体的知识传播总是单向度的,弱势文明体由于自身的弱者地位,常常会被动地吸收与接受强势文明体的学术思想、学术话语与价值观念。美国科学社会学家R·默顿20世纪30年代最早关注到世界科学发展与高等教育中心的相互关系,并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首次研究科学中心转移现象。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50年代首次提出“科学活动中心”概念,描述了近代以来科学活动中心在世界范围内转移的情况。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则在1962年系统提出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学说。他认为,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发生了五次转移: 意大利(1540—1610年 )、英国 (1660—1730年 )、法国 (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至今)。每个国家的科学兴盛期约为80年左右。美国学者本·戴维于1971年首次探讨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高深知识或学问)的转移现象。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与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两者的共存时间和周期也是大致重叠的。从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发展进程看,一个国家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标志是拥有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大学、一流的学科成果与学术系统的强势话语权。因此,高等教育强国的实质就是拥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人才与一流的成果,这样才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生产中心和传播中心,才能掌握世界思想文明的话语体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但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资源配置、结构布局和学科设置等方面还不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尤其是教育教学观念、人才培养方式、教学内容和方法较落后,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不明显,大师级和领军型人才非常匮乏。

历史经验表明,在摆脱了对于强势文明体的文化与学术依附的同时,弱势文明体一定需要通过自我审视、自我更新、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开展自我的强势传播,此时,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才有可能。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5月4日的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因而“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4]这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要建设世界性的高等教育强国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民族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中西交融的现代大学制度话语体系。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科学传统结合才会有大成;另一方面,在当今之世界,要发展科学,必须构建一套优良的大学制度,否则难以成事。因为中华民族近现代发展史表明,缺少科学传统一直是阻碍炎黄子孙快速发展的一个障碍。因此,中西文化的结合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必然趋势。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 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要真正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除了在高等教育布局、层次、类型、学科结构优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质量,拥有一批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重点学科和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取得大量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真正成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在国际上拥有发言权和话语权的思想库和高级智库。

三、转换话语逻辑:从传统概念到中西对话

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内涵,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治理文化的合理成分。从常识意义上讲,教授会、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董事会、理事会、评议会、大学章程等是具有极强西方大学制度特点的话语体系; 而党委常委会、校长负责制、办学自主权、教授治学、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话语概念。众所周知,尽管现代大学起源于西方,现在却已成为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 我国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大学治理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同样亟需步入大学治理的“中国时代”,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话语体系。

首先,“大学理性”应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大学尽管越来越多表现出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价值倾向,但高等教育的确又坚守着与其他社会组织迥然不同的理性品质。相较于其他各种营利或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机构,大学能够以独立形态自立于世, 历经沧桑而依然矗立,所仰仗和依赖的正是大学理性。大学理性以内在的执著与坚韧构成了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方式,成为大学产生、存在、改革与发展的坚实根基[5]。大学理性虽脱胎于理性,呈现出明显的历时性特征,但最深层的内核如同顾明远先生所言,其本质就是求真育人。弘扬理性,追求真理,这是大学得以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的最本质特征。作为世界规模第一的中国高等教育,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让大学更好更恰当地服务社会,必须坚守大学理性,必须以理性为根基、灵魂和桥梁,使大学保持独立的主体姿态与社会其他机构之间的平等对话和沟通。

其次,“教授治学”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核心。大学治理涉及很多问题,单纯的技术或制度不应该成为它的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谁来控制大学,或说由谁主导大学发展。作为行会而诞生和发展的早期“先生大学”完胜“学生大学”,显示了教师在大学的独特作用,成为今天大学发展的主流,表明只有教师才是大学的主体和核心。因为只有教师才能完成大学最基本的功能:创造知识、传授知识和传承文明。因此,大学治理需要进一步落实的问题就是选择最合适的人成为大学教师,即甄别、选拔和激励大学教师。这说明,只有充分发现并发挥大学教师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大学的有效治理。现代大学已经由一个目标单一的、根本利益一致的传统学术机构演变成为一个目标多元、根本利益相互冲突的现代巨型企业联合体,如果我们仍然囿于传统的正教授完全掌管一切事务的治理机制, 显然已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相去甚远。当大学组织从一个学术行政一体化的微缩景观发展为一个国际巨型机构时,人们发现让教授既充当专业权威,又作为管理人员,已是力不从心。日常运行与国际竞争让大量行政人员和庞大官僚体系渗透并执掌了大学,治校权力逐渐成为不同主体、多种权力激烈博弈的重要筹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结构,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即“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的大学治理机制。因此,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治理体系要特别重视“大学、政府、市场”和“书记、校长、教授”之间关系 结构、权力配置、互动机制等因素,淡化教授治校概念之争,努力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这样才能既充分保证特定政体国体与大学权力结构之间的匹配,又明确呵护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良好意愿,尽可能发挥他们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第三,适度扩大并落实办学自主权是保持中国大学活力的关键。办学自主权是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进行创造性研究和教学活动的必要条件,是维持高校、政府、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关键点和边界线,反映了政府、社会对大学及其学术活动的支持或干预程度。大学治理实质就是对大学控制权与决策权的博弈与分配过程,即如何确定办学自主权的限度、范围与配置关系。从世界各国大学发展史看,在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和中国民国期间),大学办学自主权强调特别权力关系, 大学被认为是一种政府机构,政府需要控制和规范大学,但政府总体上保护学者追求真理的自由。在盎格鲁-北美传统国家(英美等国),强调社会组织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承认市场为主导的选择机制,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被认为是大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原则。相对于西方大学的这种公法人理论,中国公办高等教育法律以独立法人理论为法律基础。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是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这明确规定中国公办高等学校为独立法人,拥有7项自主权,包括自主选拔学生、优化学科专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选聘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管理使用学校财产经费、国际交流合作等。在这种情况下,从组织属性看,中国高等学校与政府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既非内部管理关系,亦非平权关系,而是一种分权管理和相互协调的新型关系;从经济性质看,高等学校和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差额拨款关系,即学校收取学费,国家拨付一部分办学经费,其余经费由高校采取多渠道筹措。当然,尽管公办高校独立法人理论赋与了中国高校很大的自主权,但今后继续适当扩大并真正落实办学自主权(权力清单)仍是未来的改革方向,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与挑战。

第四,重铸主体理性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路径。陈丹青曾在《体制迷墙》中写过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辨护?谁承担责任? 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 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6]。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而言,我国大学在如何看待自身和处理自身与外部种种关系而言, 存在着理性发展的先天不足,导致自身的公共价值和人文精神难以充分彰显。因为中国社会及其各类主体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历理性化的完整历程。所以,各类大学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汇、融通与较量当中,已有的大学理性不足以引领自身及其社会而起主导作用,不得不退居于从属乃至附庸的地位。对此,社会和大学都需要反省。事实上,中国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并未完全实现启蒙运动的思想目标,进步、合理性、意义、价值等社会理念仍然尚未完全展开或充分实现。因此,要真正建立、健全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就必须重铸大学主体人格,重建大学理性精神,大学才能真正成为充分独立的法人组织,才能处理好自身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多种复杂关系。只有大学拥有了理性的独立人格,才能充分利用法人主体地位和办学自主权,学会与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其他组织的合法、平等和正常交往。这实质就是大学的主体理性,它既涵括了大学的主体间性,又指大学的交往理性。大学的主体理性只有在开放社会各主体间的理性交往中,互相承认、友好相处、相互尊重的情形下才可能真正存在。重铸主体理性将是一个漫长的、艰辛的、曲折的发展历程。第一,健全大学治理体系的前提是所有大学必须取得独立的法人和主体地位,充分享受合法的办学自主权, 是独立的高等教育实践主体;第二,在今天既定“教授治学”背景下讨论谁来控制大学,显然只有大学教师具备了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才能真正成长为大学治理的核心,才能坦然面对“给教授搬凳子”的行政领导,毫不畏惧,理直气壮, 最终才有可能心无旁骛从事寂寞的科学研究、繁琐的教书育人和中立的学术决策。

新媒体环境下的话语变化 篇7

一、符号的塑造与解码

符号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 作为文化的表现和传递通道, 起到了传承文化、传递信息的作用。不同的符号具有不同的功能,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具有更加全面的符号系统, 文字、声音、图片、影像等等都可以在互联网终端进行呈现。符号一多, 传递与解读也有了新的变化。

现在, 由于新媒体的大量普及, 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多是一种非面对面的形式。由于使用媒介作为交流互动的介质, 于是媒介的属性就对于符号的塑造与解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 表明媒介所代表的符号对于人们理解信息有着直接的影响。

新的媒介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将一个信息扩散出去, 并且扩散出去的信息可以是由一段小的视频、音频、文字、图片等符号组成, 形式非常的多样, 引起人们关注的速度更快。同时, 每个人都拥有麦克风, 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和信息的传递中来, 沟通不受身份、阶级、地域的限制。原本可能需要传统媒体的帮助才有话题, 现在反倒是新媒体提供素材。随着大量APP的出现并彼此分享后, 各种元素进行了很好的融合, 传播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很显然, 对于符号不仅仅只有创造这一层含义, 能指的同时还牵涉到一个所指的问题。霍尔在电视话语的制码与解码中, 提到了当代文化符号中著名的三种解码理论:霸权式解码、协商式解码和对抗式解码。对于信息的解读, 在新媒体的环境下, 也有着新的定义。新媒体以多对多的形式, 形成了“裂变式”的传播, 人人都可以发声, 那么对于一条信息就会有多种解读, 不似以往有着单一的传播路径和一致的看法。

在央视曝光东莞色情服务行业的这一事件中就有体现, 主流报道与新媒体解读恰恰相反。先是由个别大V发微博“声援”东莞, 认为东莞作为一个“性都”, 这样的打压, 改变了当地老百姓原本的生活模式。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酵, 微博评论开始偏向同情东莞。人们对于信息的解读还会看信息传递的通道, 所以媒体自身的形象对于人们的解读有很大的影响。微博是一个自媒体平台, 信息量大, 虽说真假也难辨, 但是人们对这一新媒体的忠实程度还是比较高。

再者, 这些社交传播工具为公共事件的讨论和传播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缩小了人们之间距离的同时, 也加大了对社会事件的负面情绪。传统媒体原先的议程设置不再一呼百应, 而是收效甚微, 相反新媒体上的草根或者个人的呼声却声浪极大波及很远。这表现出新媒体环境下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了, 多种渠道发声的同时相应的削弱了传统媒体的呼声。

二、新媒体推进了语言的多元发展

新媒体的出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热点事件频出, 让新型的社交传播媒介成为更大的发声平台。微信自2011年出现以来, 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在社交方面, 不断地提高自身技术, 多种功能日益受到人们的追捧, 拥有着庞大的用户群。在此基础之上, 大量的微信公众号开始出现, 免费订阅, 推送图文结合的文章。随着客户端的更新与改进, 使得符号的解码有着更加多元化的视角, 可看性更强。

现在, 每当某一社会事件、热点现象出现以后, 在网络上就会迅速有网友写出段子, 作者也被称之为段子手。也由于微博简短便于传播的特点, 在微博上类似的段子显得更多见一些。“神最右”、“评论有亮点”等等, 这样的话语在微博中出现得也比较多。这些段子一般便于记忆, 传播迅速并且容易被人们接受。同时, 段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带有趣味性, 可以给予人乐趣。在新媒体的环境下, 段子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有文字的表现形式, 还有“声音段子”, 还包括由同一个主题或表达同一个中心观点的“图片段子”, 以及由热门话题创作的“视频段子”等。[1]

段子手一直都存在, 在新媒体尚未发展起来的时候, 段子手的能力更多发挥在了短信上, 连用的排比, 整齐的格式, 体现出了文案的功底。在新媒体的背景下, 段子手开始走上“台前”。编辑段子更加有时效性, 结构也更加的活泼。便于传播, 有些草根在身份说明中, 就明确地写明是段子手。他们是自媒体时代有特点的代表, 在新媒体的环境下, 通过数条热辣点评, 甚至略粗俗的话语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成为对某一事件带有娱乐性质的热评。

除此之外, 新媒体营销也成为一个比较新鲜的领域。事件发生只需一条微博, 发酵只要几个小时, 甚至会形成特定的话语格式, 在极短的时间里被人们广泛传播, 如“伊利体”。对此, 人民网认为不过是网民面对生活压力的自我戏谑和调侃罢了。微信公众账号利用软文做广告的形式开始流行, 从头看到结尾才知道作者用意何在, 让人直呼万万没想到。

微小说也开始悄然红火起来。美国作家马特·斯特瓦特将自己的小说发表在了微博上, 成为第一本“微博小说”, 并出版成实体书。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媒体为舞台的微博“文坛”或许就此诞生。[2]这样的方式呈现的还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文学模式, 小说形式依旧存在, 内容也比较丰富。但近几年, 微博中出现的文学样式越来越短小精悍, “微小说大赛”、“三行体情书”等都以其精、短、小的独特创作意识和表达内容成为文学自身独特的审美意味。140个字足够讲述一个完整故事, 有时甚至还有令人惊异的结尾。但由于篇幅的限制, 文章的内容大多呈现出的是一种片段化和碎片化的文本特征, 然而并不影响人们对于故事完整性的理解。

消费社会与快消文化并存的当下, 人们开始变得浮躁, 微博短短几行字就可以陈述一件事, 微信推送一篇文章就可以概述一件事的古往今来。人们读图的能力在提升, 看字的兴趣在下降, 碎片化呈现是当下快节奏的审美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拟人际传播中的话语交往

在新媒体的环境下, 大众对于明星的行为有着一种或近或远的关系。在微博这样的自媒体平台上, 媒介人物意识不到个体受众的存在, 类似这样的明星与粉丝之间是一种单边交流的关系, 呈现出一种“准社会互动关系”。准社会互动关系是建立在受众与媒介公众人物的持续互动基础之上的。例如, 受众喜欢某一位明星, 受众每看到一次有该明星的电视节目, 就如同与该明星见了一次面。随着这种见面次数的增加, 受众会产生一种与该明星是好朋友的感觉, 为了保持这份友谊, 会追捧该明星的其他节目, 甚至在其“落难”时, 也会“挺身而出, 为其争辩”。台湾明星柯震东吸毒被抓, 一时间舆论哗然, 众粉丝纷纷力挺表示原谅。人们出于对明星的喜爱, 对压力的缓解, 对娱乐的消遣等原因, 追捧明星。但这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而借助媒介工具进行的一种单向互动。

不仅仅是对于明星受众有着这样的行为, 在新媒体社交网站上, 人际交往的圈子开始扩大, 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将网络空间中未知的社会资源私有化, 在陌生人之中开始发掘新的朋友, 扩大圈子。也正是这样的新媒体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方式, 拉近了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的距离, 但同时也改变了与熟人之间面对面交往的方式。这样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文字、表情、符号的传播, 也由于没有面对面传递的直接,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传播质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网络技术赋予了网络人际传播虚拟和真实的双重特点, 并且在传播方式上有着新的变化, 涉及的人群也在扩大。在这样的虚拟空间中, 人际交流有着新的特点, 但是初衷并没有改变。我们使用这些新媒体, 主要还是为了传递与接收信息。

四、结语

在新媒体中, 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着新的变化, 网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同时在微博、微信的新语境下, 人际交往也发生着变化。信息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 催生新的样式, 也推动着新话语形式的出现。

参考文献

[1]刘君兰.微博段子手营销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 2014.

[2]张丹凤.“微”时代正在编织文学现象——微博文学[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 2012.

[3]袁曦临.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系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 2011.

[4]陆正兰.回应霍尔:建立第四种解码方式[J].南京社会科学, 2011 (2) .

[5]臧丽娜, 李欣.新媒体对鲍德里亚符号文化的解构[J].当代传播, 2013 (5) .

[6]张丹凤.“微”时代正在编织文学现象——微博文学[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 2012.

[7]杨庆国, 陈敬良.网络红人形象传播及其符号互动模式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 2012 (7) .

[8]郭小霞.浅谈新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符号的塑造与解读[J].新闻知识, 2013 (9) .

[9]蒲青.虚拟社区潜水者的准社会互动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2011.

构建学校德育话语的优势地位 篇8

话语是人的思想理念的载体, 话语权则是话语主体对话语对象的思想和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力。在社会生活中, 承载着某种思想理念的话语若能成为占有优势地位的话语 (优势话语) , 就能有效地影响人们的思想, 对人们的思想和道德进行塑造或改造。

在学校德育工作中, 教师承担着以正确的思想理念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与道德培养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 要对学生施加正确、有效的影响, 使他们成长为思想健康、道德合格的人, 就必须取得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话语权, 使学校德育话语成为优势话语。这是因为, 在学生成长过程中, 社会上的各种思想理念时刻在以它们的“话语”对学生施加着影响, 试图让学生认可并接受它们所传达的思想理念。在这种情况下, 承载着某种思想理念的话语体系, 只有成为优势话语, 其话语内容才能对话语对象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其思想理念才能得到有效的传播。

学校德育工作往往是与社会上的非主流思想, 尤其是与消极、不健康思想争夺话语权的过程。只有取得德育工作的话语权, 使学校德育话语成为优势话语, 学校所要传达的积极、健康思想才能成为压倒一切的思想, 学生才能更好地接受积极、健康的思想理念, 并消除各种消极、不健康思想的负面影响。

纵观近几年来学校德育工作的现状, 有许多现象令我们忧虑, 其中较为普遍和典型的现象是:许多学生对教师所宣传的思想理念和道德信条持冷漠怀疑态度, 往往是教师在学校苦口婆心地说了“一箩筐”, 学生走出学校后, 社会上一些不良人士的三言两语就把思想道德教育的成果全部抵消了。更有甚者, 部分学生对教师的思想道德教育持对抗拒绝态度, 无论教师说什么, 他们都只当作“怪谈谬论”。这些现象从表面上看, 是德育工作方法不当而导致效果低下, 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学校德育话语优势地位的丧失, 德育话语不再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学生认为我们的德育话语不再是优势话语了呢?

1. 宣传者“底气”不足, 在心理上处于弱势。

要使某种话语成为优势话语, 作为其话语内容的宣传者就必须坚信话语内容的正确性, 这样才能信心十足、理直气壮地去宣传话语体系中所包含的思想理念。教师是一系列正确思想理念的宣传者, 要使自己所要传达的德育话语成为优势话语, 其前提条件就是自己在思想上对所要宣传的思想理念虔诚地相信, 认为自己宣传的是真理, 这样才能满怀信心与勇气地进行相关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并在教育过程中焕发出令人信服的道德力量。由于社会上各种不健康思想的泛滥, 致使一些教师的思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他们对自己所要宣传的思想理念不再坚定地信奉, 在心理上产生动摇, 在开展德育工作时不再是“底气”十足, 似乎自己所讲的是“谎言”, 教师的这种不良情绪会表现在态度和行为上, 这就等于自我放弃了德育话语的优势地位, 模糊的言辞和暧昧的态度是很难打动学生的。

2. 一些教师的社会地位与个人形象不尽如人意, 导致德育话语的优势地位下降。

在社会生活中, 一个人的话语是否占有优势地位, 与他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形象有关。地位高, 形象良好, 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威望和信誉, 那么, 他所说的话、所表达的思想理念就容易为人们所相信或听从。反之, 一个为众人所鄙视或怀疑的人, 他所说的话就很难发挥效力, 所以古语就有“人微言轻”之说。当前, 在学校德育过程中存在的教师话语优势地位下降的现象, 产生的原因是一些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形象受损。首先, 在以往的年代里, 教师待遇偏低, 一部分怀有不健康思想的人轻视教师这一职业群体, 从而会轻视教师的德育话语。其次, 受主客观条件限制, 如今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未能满足人们的普遍需要, 例如, 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享受最优质的教育, 将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教师身上, 但教师个人并不能彻底满足他们的需要, 这使得教师不得不承受一定的社会压力。再次, 由于个别教师的素质及道德水平低下,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做出了损害学生合法利益甚至是触犯国家法律的行为, 从而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违背师德事件在当今传媒发达的社会背景下, 加倍扩大了其恶劣影响, 给教师职业群体的形象蒙上了阴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部分学生的思想观念就会受到不良影响, 对教师抱以怀疑猜忌的态度, 对教师的教导不再信服和听从, 教师的话语优势地位也就因此丧失了。

3. 代沟所形成的语汇差异, 导致师生间话语和思想沟通困难。

话语体系中的思想理念是借助特定的语汇来表达的。由于存在代际差异, 因此人们的思想理念、生活方式都有不同之处, 相同的语汇也往往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如50岁以上的人, 一提到“吃野菜”就会想到岁月的艰辛和生活的贫困, 而在当今城市学生的心目中, “吃野菜”却是象征高品质健康生活的词汇。这就是代沟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人们习惯用自己熟悉的语汇表达自己的思想理念, 因此不同年龄的人就容易在思想沟通上发生困难, 甚至产生误解。学生是不带任何成见、以一张白纸的姿态接受这个社会的各种事物和各种思想理念的, 并形成了个性化的话语体系和惯用语汇, 相比之下, 作为成人的教师由于思想观念多已定型, 因此在接受新事物的态度和思维发展上甚至落后于学生;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 其使用的语汇往往带有“忆苦思甜”的味道, 这导致教师与学生在思想沟通上发生困难, 致使德育话语不再具有优势地位。

4. 学校德育话语手段单一, 在传播方面处于弱势。

社会地位崇高、个人形象完美、思想内容正确, 是取得话语优势地位的基本要求。此外, 传播手段的多样化对话语优势地位的建立与保持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因为传播媒介总是传达某种思想理念的工具。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 一些学校的德育工作显得与时代有些脱节:各种德育思想的宣传, 几乎只凭借教师说教这一手段, 其呆板单调与气氛沉闷是不言自明的。而社会上的各种思想却凭借网络、影视等各种传播工具, 以丰富多样的形式讲述着它们的“话语”, 在传播手段方面, 学校德育话语难以与之抗衡, 对学生思想的影响力也就减弱了。

5. 部分教师话语态度不正确, 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 削弱话语效果。

以何种态度对待自己的话语对象, 往往决定着话语效果。是批评、指责、颐指气使, 还是感动、号召、共同商讨?两种态度产生的最终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在德育工作中, 许多教师往往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诚然, 他们是满怀热心与爱心地去教育学生的, 但往往对学生的批评与指责多于表扬与肯定, 这样的话, 即使教师话语中的思想再纯正, 学生也不爱听, 教师德育话语的效果也就随之下降。

学校德育始终是与社会上各种思想理念“争夺”话语权的过程, 只有取得了话语权, 使学校德育话语成为优势话语, 教师才能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思想教育和道德培养。那么, 我们在德育工作中, 怎样才能取得话语权, 并使德育话语成为优势话语呢?

1.坚定思想与信仰, 为德育话语增加“底气”。

要宣传真理、使之具有布于四海的魅力, 教师作为传播者, 就必须虔诚地信仰这个真理, 并用其净化自己的思想与灵魂。这样, 在宣传这些思想理念时, 才能排除各种“杂音”的干扰。

2.提高自身素质, 优化话语形象。

学生对教师所传达的思想理念是否接受, 往往与教师的个人形象有关, 教师如果品德高尚, 业务精湛, 具有人格魅力, 就能提高自身的话语价值, 使德育话语成为优势话语。因此, 教师应从道德与学术水平两方面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使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成为一个紧跟时代的值得学生信赖、敬佩、效仿的人, 树立自己良好的个人形象, 使学生乐于听从教师的教导, 乐于接受教师所传达的思想理念, 使学生将教师的话语当作优势话语。

3.改进并丰富话语手段, 强化话语力量。

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不妨向传媒界、文艺界、娱乐界学习, 学习他们的表达方式, 一改以往单调呆板的说教方式, 使我们的话语手段多样化、多元化, 如可以给学生讲故事、组织学生看电影等。教育内容中也可体现趣味性、娱乐性, 尽量减少批评、训诫的色彩, 使学生能够心情愉悦地接受我们所宣传的思想理念, 从而强化德育话语的力量。

学校的德育话语承载着德育思想, 要使德育思想得到有效的宣传, 教师就要使学校德育话语成为优势话话, 成为学生乐于接受、不得不接受的话语, 去占领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话语权制高点。★

媒体话语构建 篇9

在社会发展中, 媒体承担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发挥其话语作用, 对社会受众加强宣传和引导。在新闻宣传工作中, 相关部门必须不断提高媒体话语权, 以坚守主流舆论阵地, 加强媒体对社会公众的正确引导, 使其传播真实有效的信息和拓展信息的广度、深度等, 牢牢把握住社会舆论的发展脉搏。因此, 相关部门应注重对媒体话语能力的提升采取有效策略, 以发挥媒体的社会舆论引导作用。

二、媒体话语能力概述

媒体宣传的内容受社会公众文化观念、行为等约束影响, 能够代表社会广大公众的心声。媒体话语能力即话语权, 对控制社会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传播学领域看, 话语权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其表现形式主要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当前, 媒体话语权的指标主要包括内容吸引力、媒体公信力、传播覆盖率、反馈处理能力等, 只有通过对以上指标加以衡量, 才能进一步对话语权能力大小进行评估。媒体话语能力在媒体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只有提升媒体话语能力, 才能充分发挥其对社会舆论的主流影响。[1]

三、基于媒体传播的话语能力的生态环境分析

在新媒体的作用下, 传播形态更为多样化, 逐渐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向, 同时赋予媒体以话语权, 对社会舆论发挥着导向性作用。就媒体传播话语能力的生态环境分析视角看, 主要表现在:首先, 信息发布、接收等可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为同步互动提供可能;其次, 在网络工具的辅助下, 对社会公众思想观念产生冲击影响, 使信息环境逐渐深入人心, 对媒体传播信息的接受能力更强;最后, 媒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如信息传播者、信息反馈接收者等, 改变传统掌控者、整合者的角色有利于坚守媒体的主流舆论阵地。[2]

四、提高媒体话语能力的策略

(一) 坚持正确导向

媒体发展中, 要提高话语能力就必须坚持正确导向。首先, 将工作导向的要求贯穿和落实于媒体工作的始终, 以发挥宣传性作用, 使媒体话语能力不断提升。其次, 健全导向管理机制, 充分发挥对媒体的导向作用。在此基础上, 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对媒体行业的宏观调控作用, 以引导媒体行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最后, 媒体行业发展应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思想理念, 不断提高媒体的话语能力。

(二) 加强正面宣传

要提升媒体话语能力, 必须对媒体行业加强正面宣传, 这样能够对社会公众发挥着积极的导向作用, 对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发挥着重要影响。首先, 积极为公众做经济方面的报道, 使其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 以满足受众对经济信息的需求。其次, 为社会公众提供民生相关的报道, 既能强化民生工作, 又能为人民提供服务。例如, 对灾区灾情的信息报道中, 通过真实报道, 可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 同时有助于传递我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爱之情, 对提升媒体话语能力发挥重要作用。总之, 在正面宣传中应明确主题。[3]

(三) 加强网络舆论引导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媒体格局发生了较大改变, 对社会舆论产生了重要的导向影响。所以, 媒体有必要加强网络舆论引导。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 媒体发展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 同时对其发展具有挑战性影响。新时期, 新闻工作者应积极开展新闻宣传工作, 将网络作为主阵地, 以发挥媒体对社会公众的舆论导向影响。基于此, 我国主流媒体的话语能力、权威性、影响力等方面都能得到有效的拓展延伸, 且有利于唱响网络主旋律。另外, 相关部门要想有效提高媒体话语能力, 就必须鼓励媒体积极争夺网络舆论阵地, 形成良性的竞争环境。[4]

(四) 坚持改革创新

新时期, 新闻宣传工作人员要提高媒体话语能力, 就必须坚持改革创新, 为新闻媒体工作开辟新的思维空间领域。就当前国内媒体行业发展来看, 在改革创新中, 应注重对舆论引导能力、媒体传播能力、产业拓展能力、体制机制创新能力、人才队伍保障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以不断追求新的高度和目标。首先, 坚持管理创新, 加强对媒体内外部的有效管理, 为行业发展营造有序的管理环境。其次, 坚持形式和手段方面的创新。最后, 坚持新闻信息内容的创新, 在满足受众精神需求的基础上提高新闻信息质量。

(五) 组建高素质人才团队

要想提升媒体话语能力、坚守主流舆论阵地, 有必要组建高素质人才团队。首先, 组建领导干部团队, 以加强对媒体行业的正确引导。所以, 在选拔领导干部人员时, 应以实践能力、政治素养、业务水平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 这对于组建领导干部团队非常有利。其次, 定期对媒体工作者加强培训, 为其提供沟通和交流的平台, 使其针对媒体行业未来工作发展而提出合理的思路。最后, 对媒体行业内部人力资源结构加强整合, 把好关键岗位关, 组建一支高素质团队。[5]

五、结语

在新媒体环境背景下, 媒体话语能力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数据时代下, 媒体应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对相关内容加以整合, 从而达到媒介资源整合的目的。就媒体话语能力看, 主要有采编播能力、事件报道能力、对外传播能力等。新时期, 要提升媒体话语能力, 达到坚守主流舆论阵地的目标, 就必须采取以下策略:坚持正确导向、加强正面宣传、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坚持改革创新、组建高素质人才团队等。

参考文献

[1]郭慧, 陈蓉, 王碧薇.牢记职责使命坚守舆论阵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J].党建, 2016 (03) :12-21.

[2]肖文涛, 黄学坚.全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场力量对比失衡问题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 2015 (08) :6-12.

[3]詹志华, 董皓.新媒体环境下提升主流舆论影响力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5 (10) :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