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的话语掌控（精选5篇）
主流媒体的话语掌控 篇1
随着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 我国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预计老年人口的数量将在2050年~2055年达到峰值, 2100年中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将维持在34%的水平[1], 不可逆转的老龄化趋势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因子。由于我国的老龄化是与经济转型和城镇化相生相伴, 因此占数量更多的农村老人就成为了必须妥善对待的重要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6次人口普查公报, 在我国60岁以上人口中, 乡村约占57.13%[2]。满足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和医疗需求、解决好他们的养老和护理要求, 是养老服务体系与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 主流媒体作为传达国家政策、连接各级组织和基层农民的重要渠道, 是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现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为例, 对媒体的传播内容和话语建构进行分析。
1 农村养老护理的特殊性与媒体的作用
1.1 农村养老护理模式的变化
农村养老护理模式正在经历由家庭到家庭与社会化并重的转型。受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影响, 传统农民“养儿防老”的理念仍然根深蒂固。家人护理也就成为许多农村老人的首要选择。然而,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 大量中青年农民外出务工, 农村老人的留守现象较为突出。他们已无法再像原来一样依靠家人, 精神世界也日益孤独。高龄、失能和患病老年人的照料护理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近年来, 为了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护理问题, 各地方和国家相继出台了不少举措。如河北、河南、山东等大力推进“农村养老互助幸福院”建设。这是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日间照料为支撑, 介于家庭与社会化养老之间的方式, 老人们相互进行日常照顾, 由家人或专业人员提供护理。近2年, 国家大力推广“医养融合”的养老护理新模式。2013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 “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切实加强农村养老服务, 依托行政村、较大自然村, 充分利用农家大院等, 建设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老年活动站等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在山西、江苏等的“医养融合”实践中重点发展护理型养老机构已经成为共识。
但对于国家和各地方政府着力推行的养老护理方式, 作为主体的农村老人的理念却并没有开始相应的转型。有调查显示, 随着年龄增加, 农村老人虽然越来越害怕失去自理能力, 但更倾向于家庭养老, 对托老所、敬老院等形式机构及其他方式养老护理其实并不认可, 而且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对护理方式有着不同的需求[3]。对于农村老人的养老护理来说, 机制建设、护理人才培养等方面固然重要, 但更需要同步推进, 还有农村养老护理的思想意识, 否则, 硬件建设都将成为“无米之炊”。这也是农村养老护理的特殊之处。
1.2 农村老人养老护理意识的形成与媒体传播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 农村老人获取健康知识的渠道主要是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体, 极少是通过家人、朋友等其他渠道获取的[4]。传统媒体在农村老人健康意识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 美国学者李普曼曾提出“拟态环境”的概念, 是由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媒介内部进行的, 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 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5]。对于主要依靠传统媒体来获取健康信息的农村老年人来说, 媒体的信息传播与话语建构, 就成为他们形成认知的主因之一。在媒体之中, 主流媒体因其权威定位, 在话语体系建构之中有着更重要的地位, 其信任程度较高。因此, 主流媒体恰当的报道选择与议程设置, 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护理理念的形成十分重要。
2 大众媒体对农村养老护理模式的报道特点
现选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2014年1月—2014年12月在《三农中国》栏目播出的11篇涉及农村养老护理的报道进行分析。中国乡村之声是中国唯一一套面向全国的对农广播频率, 作为公益性广播, 其内容减少了商业因素的干扰, 更专注于国家政策传递和农民声音表达,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下设的《三农中国》是该频率唯一的新闻栏目, 在反映农村养老护理信息方面更具动态性。根据对11篇新闻的文本分析后发现, 其报道内容具有以下2个特点。
2.1 政策报道时效性强
对于农村养老护理的政策动态, 中国乡村之声的报道比较及时, 能够清晰地反映政策变动和各地的实践情况。如2014年1月播出的《盘点2013:农村养老谱新篇》梳理了2013年养老护理的基本情况, 并着重报道了新《老年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2014年4月的《让留守老人安度晚年》报道了内蒙古的农村养老互助幸福院建设。2014年7月播出的《走访村镇养老院, 看“医养结合”之路有多远?》详细介绍了江苏省常熟市推进医养结合的举措。整体来看, 这些新闻能够迅速地为农民听众呈现各地在养老护理方面的政策变动和新举措。
在报道呈现上, 通常会兼顾农村老人、政府官员、业内专家3方面的观点。其中农村老人作为主体, 主要讲述自己享受新型养老护理服务的情况和切身感受, 给其他农民提供最直观的事实案例。政府官员以政策实施者的角色, 介绍政策的实施情况与后续进展, 或是表达困惑与问题, 体现各地的相关实践, 并告知农民政策情况。业内专家以中立的第三方身份, 对政策或实践情况进行点评。总之, 报道内容基本可以将国家在养老护理方面的理念与举措传播出来。
2.2 议程设置以成绩为主、问题为辅
在内容表达上, 这几篇新闻均以体现成绩为主、表达问题为辅。如2014年2月播出的《新春走基层:社会化养老扎根新农村》, 讲述了山东聊城一家民办养老院的建设情况, 以及11名护理人员与农村老人的生活, 反映了参与到社会化养老护理组织之后, 老人们生活发生的可喜变化。2014年6月播出的《新农村建设, 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 提到了河南省民权县村民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主动选择住养老院、认为养老院服务方便且护理更好的认知。
媒体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议程设置”, 虽然并不能决定人们对事物的具体看法, 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 来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以及注意的先后顺序, 即影响人们的关注方向。中国乡村之声以成绩为主、问题为辅的报道安排, 传递出了社会化养老护理机构“有益处”“值得去”的理念, 总体的报道风格积极热情。
3 现有涉及农村养老护理信息传播的不足
虽然总体上来看, 中国乡村之声能够坚持国家公益广播的定位, 积极反映现有农村养老护理体系的建设情况, 但其报道受新闻专业操作的影响, 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3.1 养老护理内容报道不够深入
所研究的11篇报道有2个比较相同的着眼点, 一是讲述农村老年人住进新型养老护理组织的好处, 二是指出该类组织存在资金不足的发展障碍。其中, 对于“好处”的描述通常十分简略。在长达2 000多字的文稿中, 只有1名或2名农村老人表达几句话。如在《走访村镇养老院, 看“医养结合”之路有多远?》中, 仅出现了一处农村老人的话:“我贫血摔了一跤, 到了这里来以后, 他们专门给我们量血压、听心脏, 家里也挺放心的。”由于对护理的内涵理解不够深入, 直接导致了报道内容浮于表面。这种情况的出现, 与记者的职业特点有关。目前, 记者的报道领域很难集中一处, 即使是农业记者, 也往往需要报道农业领域的各个方面, “多而不专”成为其工作特点之一, 专家型记者很少。由于平时没有积累和系统的研究, 故而在专业报道方面缺乏力度。
另外, 有3名记者的不同报道都落在了资金不足上。虽然资金不足的确是农村养老护理机构发展的重要制约, 但关注点过于单一, 仅仅反映机构建设者一方的困惑, 少有反映农村老年人和政府机构的困惑或声音, 话语倾向略显片面。这与记者、编辑的新闻专业操作不无关系。在新闻选择中通常以5个要素来判断其价值, 即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为了使报道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获得更多的关注, 采编人员会在新闻专业的价值判断下, 对所报道信息进行筛选、拟出角度。在新闻价值与养老护理等报道内容之间, 很容易在新闻选择之中出现雷同的角度。而缺乏对所报道内容的理解, 也会导致在新闻选择上的视野不够开阔。
3.2 以人为本的意识不强
研究文本中对农村养老护理的报道, 主要是从政策与事件的角度出发, 其报道框架为“政策如何扎根”, 而非“农民如何需要”。这虽然能够及时传递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变化和建设动向, 但却容易脱离农民的切身实际, 让政策成为“悬空”举措, 不利于农民更直观地了解所述内容。
农村养老护理模式的报道, 属于健康传播的一个领域, 它由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层次, 衍生出大量涉及个人发展、人际交往、社会机构和公共政策的问题[6]。而对养老护理来说, 无论公共政策的逻辑, 还是新闻报道的逻辑, 都应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意识。养老的主体是老人, 护理的主体也是老人, 因而在报道的隐含思路上, 应以老人为本。
上文曾分析到, 农村养老护理的特殊之处在于老人思想理念与国家体系建设之间的不适应。而媒体的话语建构正是打破这种不适应的重要手段之一。无论是新闻价值判断、还是养老护理本身, 新闻的书写都应让农村老人感觉到报道对象与自己是有切身利益关系的, 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只有做好这点, 媒体才能让自己的议程设置发挥作用。
4 小结
随着人口和家庭结构的不断变化,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护理依然将是“三农”问题的重点领域之一, 国家对养老护理的扶持力度也可能不断加大。在不断变革的体系中, 主流媒体应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发挥着桥梁的作用。农村养老护理体系变革下主流媒体的角色与责任。首先, 作为信息流通的载体, 主流媒体应全面地反映涉及农村养老护理的方方面面, 将所获知的各种信息以适当的表达方式传播出去, 尤其是要把政策及时传递给农民。另外, 主流媒体还应扮演“教师”的角色。由于农村老年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 传统主流媒体要帮助农民了解当下所处的时代情况、讲清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 把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以通俗的语言传播给他们。媒体本就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 更应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在目前的改革发展时期, 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 承担起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杜鹏, 翟振武, 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J].人口研究, 2005, 29 (6) :90-93.
[2]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2015.02.10.
[3]张玉扣, 郭智慧, 郭宇鹏, 等.不同年龄段的农村老人养老现状及思考[J].安徽农业科学, 2014, 42 (34) :12322-12324.
[4]国家卫计委.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EB/OL].http://www.moh.gov.cn/mohwsbwstjxxzx/s8211/201009/49165.shtml, 2015.02.10.
[5]李普曼[美].舆论学[M].林姗,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89.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86.
主流媒体的话语掌控 篇2
在社会发展中, 媒体承担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发挥其话语作用, 对社会受众加强宣传和引导。在新闻宣传工作中, 相关部门必须不断提高媒体话语权, 以坚守主流舆论阵地, 加强媒体对社会公众的正确引导, 使其传播真实有效的信息和拓展信息的广度、深度等, 牢牢把握住社会舆论的发展脉搏。因此, 相关部门应注重对媒体话语能力的提升采取有效策略, 以发挥媒体的社会舆论引导作用。
二、媒体话语能力概述
媒体宣传的内容受社会公众文化观念、行为等约束影响, 能够代表社会广大公众的心声。媒体话语能力即话语权, 对控制社会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传播学领域看, 话语权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其表现形式主要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当前, 媒体话语权的指标主要包括内容吸引力、媒体公信力、传播覆盖率、反馈处理能力等, 只有通过对以上指标加以衡量, 才能进一步对话语权能力大小进行评估。媒体话语能力在媒体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只有提升媒体话语能力, 才能充分发挥其对社会舆论的主流影响。[1]
三、基于媒体传播的话语能力的生态环境分析
在新媒体的作用下, 传播形态更为多样化, 逐渐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向, 同时赋予媒体以话语权, 对社会舆论发挥着导向性作用。就媒体传播话语能力的生态环境分析视角看, 主要表现在:首先, 信息发布、接收等可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为同步互动提供可能;其次, 在网络工具的辅助下, 对社会公众思想观念产生冲击影响, 使信息环境逐渐深入人心, 对媒体传播信息的接受能力更强;最后, 媒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如信息传播者、信息反馈接收者等, 改变传统掌控者、整合者的角色有利于坚守媒体的主流舆论阵地。[2]
四、提高媒体话语能力的策略
(一) 坚持正确导向
媒体发展中, 要提高话语能力就必须坚持正确导向。首先, 将工作导向的要求贯穿和落实于媒体工作的始终, 以发挥宣传性作用, 使媒体话语能力不断提升。其次, 健全导向管理机制, 充分发挥对媒体的导向作用。在此基础上, 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对媒体行业的宏观调控作用, 以引导媒体行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最后, 媒体行业发展应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思想理念, 不断提高媒体的话语能力。
(二) 加强正面宣传
要提升媒体话语能力, 必须对媒体行业加强正面宣传, 这样能够对社会公众发挥着积极的导向作用, 对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发挥着重要影响。首先, 积极为公众做经济方面的报道, 使其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 以满足受众对经济信息的需求。其次, 为社会公众提供民生相关的报道, 既能强化民生工作, 又能为人民提供服务。例如, 对灾区灾情的信息报道中, 通过真实报道, 可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 同时有助于传递我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爱之情, 对提升媒体话语能力发挥重要作用。总之, 在正面宣传中应明确主题。[3]
(三) 加强网络舆论引导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媒体格局发生了较大改变, 对社会舆论产生了重要的导向影响。所以, 媒体有必要加强网络舆论引导。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 媒体发展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 同时对其发展具有挑战性影响。新时期, 新闻工作者应积极开展新闻宣传工作, 将网络作为主阵地, 以发挥媒体对社会公众的舆论导向影响。基于此, 我国主流媒体的话语能力、权威性、影响力等方面都能得到有效的拓展延伸, 且有利于唱响网络主旋律。另外, 相关部门要想有效提高媒体话语能力, 就必须鼓励媒体积极争夺网络舆论阵地, 形成良性的竞争环境。[4]
(四) 坚持改革创新
新时期, 新闻宣传工作人员要提高媒体话语能力, 就必须坚持改革创新, 为新闻媒体工作开辟新的思维空间领域。就当前国内媒体行业发展来看, 在改革创新中, 应注重对舆论引导能力、媒体传播能力、产业拓展能力、体制机制创新能力、人才队伍保障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以不断追求新的高度和目标。首先, 坚持管理创新, 加强对媒体内外部的有效管理, 为行业发展营造有序的管理环境。其次, 坚持形式和手段方面的创新。最后, 坚持新闻信息内容的创新, 在满足受众精神需求的基础上提高新闻信息质量。
(五) 组建高素质人才团队
要想提升媒体话语能力、坚守主流舆论阵地, 有必要组建高素质人才团队。首先, 组建领导干部团队, 以加强对媒体行业的正确引导。所以, 在选拔领导干部人员时, 应以实践能力、政治素养、业务水平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 这对于组建领导干部团队非常有利。其次, 定期对媒体工作者加强培训, 为其提供沟通和交流的平台, 使其针对媒体行业未来工作发展而提出合理的思路。最后, 对媒体行业内部人力资源结构加强整合, 把好关键岗位关, 组建一支高素质团队。[5]
五、结语
在新媒体环境背景下, 媒体话语能力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数据时代下, 媒体应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对相关内容加以整合, 从而达到媒介资源整合的目的。就媒体话语能力看, 主要有采编播能力、事件报道能力、对外传播能力等。新时期, 要提升媒体话语能力, 达到坚守主流舆论阵地的目标, 就必须采取以下策略:坚持正确导向、加强正面宣传、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坚持改革创新、组建高素质人才团队等。
参考文献
[1]郭慧, 陈蓉, 王碧薇.牢记职责使命坚守舆论阵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J].党建, 2016 (03) :12-21.
[2]肖文涛, 黄学坚.全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场力量对比失衡问题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 2015 (08) :6-12.
[3]詹志华, 董皓.新媒体环境下提升主流舆论影响力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5 (10) :79-81.
主流媒体的话语掌控 篇3
关键词：体育新闻,英雄叙事,媒介形象,话语变迁
一、引言
如今, 奥林匹克比赛逐渐上升到国家层面, 成为没有硝烟的战争, 站在奥林匹克竞技场上为个人和国家荣耀出战的运动员就成了令人崇敬的英雄, 成了奥运新闻报道中的主角。然而他们的形象并非一律“高、大、全”, 奥运赛场内外的“英雄”早已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框架, 他们可能是冠军, 可能是失意者, 也可能籍籍无名, 但他们所展现的竞技能力和运动精神赋予了他们“英雄”光环。
二、1984~2000年:民族主义高涨, 奥运冠军是承载强国梦想的精神符号
1979年, 中国代表团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 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打开国门, 发现自身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 中国人的自信心跌落至谷底, 急需一种能证明自己不输于外国人的东西。时势造英雄, 这时在体育界出现了两个标杆, 一个是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11连胜的聂卫平, 另一个就是“五连霸”的中国女排。中国女排于20世纪70年代末跻身世界强队之列, 女排成绩在国际上由弱到强的历程无异于给饱经“文革”摧残、亟待提振民族士气的中国社会一剂强心针, 它表明只要刻苦努力, 中国人也能在国际舞台上和他人竞争, 甚至能够战胜他们。
当时的主流媒体在报道女排夺冠时, 都会使用“国旗”“五星红旗”“义勇军进行曲”等国家符号, 而这些词语前后都会出现“鲜艳”“庄严”“雄壮”“冉冉升起”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褒义词。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 体育比赛与国家的实力及形象牢牢地绑定在一起, 奥运被大众视为国家实力和民族气质的展台。在这些报道中, 作为个人的女排队员并不是报道着力刻画的人物, 相反报道刻画的核心是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在“举国体制”发展模式下, 运动员的使命是“为国争光”, 而不是追求个人的得失。因而在宣传运动员典型时,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就成为普遍的话语。“女排精神”由政府和官方媒体共谋, 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定义和建构。被赋予“团结”“实干”“拼搏”等内涵的女排精神成为鼓舞当时中国人脚踏实地投入经济建设, 实现“强国梦想”最为贴切的口号。[1]
洛杉矶奥运会的凯旋, 使国人对1988年汉城奥运会寄予厚望, 满心期待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赛场上再创辉煌。但是此届奥运会上, 苏联、民主德国等东欧国家强势回归, 中国体育代表团遭遇滑铁卢, 仅获五枚金牌。中国军团的“兵败汉城”, 使真正遭遇世界劲敌包围的中国体育见识到奥运会的激烈、残酷, 认清形势的国人随后开始了“奥运争光计划”。为了使中国的竞技体育具有国际竞争力, 国家体委强化和完善了20世纪60年代初步形成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 进一步加强对竞技体育管理的力度, 调整运动项目布局和国内赛制, 完善训练体制, “举国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确立和运转。1995年7月6日, 国家体委正式发布《奥运争光计划》文书, 意味着“举国体制”的巩固和加强。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中期, 我国主流媒体的奥运报道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说教意图, 体育传媒是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一部分, 体坛英雄是承载着强国梦想的精神符号。
三、2000~2008年:集体主义淡化, 个性与实力兼具的超级明星涌现
市场经济改革以后, 民智大开。为了顺应中国社会的大环境, 中国体育界开始启动体制改革, 从1994年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道路开始, 体育体制改革逐步深化, 鼓励实现个人价值的报道在体育界逐步兴起。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 体育报道受到了外来新闻风格的冲击, 在国际碰撞中产生了新的体育报道智慧。这一时期的体育报道才真正算是体育新闻, 体育报道方式趋于专业化。
2000~2008年, 是我国新世纪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 对体育的投入越来越大, 我国在竞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与突破也相当耀眼, 体育明星的市场价值开始被媒体重视, 随之产生了姚明、刘翔、林丹等一批实力与个性并存的体坛巨星。
在2004年8月29日《人民日报》的“奥运特刊”中, 报道的重点是“刘翔夺金”。以“刘翔夺金扬国威, 振精神”为题的报道将刘翔的胜利与国威联系到一起, 将他本人在赛场上的胜利当作国家的胜利, 这一系列的表达方式都体现出官方十分重视这份民族的荣誉, 也能很明显地看出对于刘翔“国家符号”的建构, 刘翔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已然成了国家振奋的力量源泉。由此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的奥运“英雄”依旧与政治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 尤其是北京奥运会即将召开, 我们迫切地需要全世界看到中国人的努力和成就, 国家形象通过奥林匹克竞赛象征性地体现出来, 也使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热情产生共鸣。
与20世纪不同的是, 虽然这一时期的奥运英雄依旧被政治话语绑架, 但媒体报道中的集体主义价值理念逐渐淡化, 运动员的个性开始被强调。作为亚洲最伟大的网球运动员, 李娜的成就有目共睹, 媒体在关注她的成就的同时, 也放大了李娜特立独行的个性。在北京奥运会的主场征程中, 李娜闯入四强, 创造了中国球员的最佳战绩。然而, 由于很多奥运会比赛观众并不了解网球规则, 用中文的加油叫好、指点战术也让脾气火爆的李娜因此分心, 半决赛第二盘5︰4领先、手握盘点的情况下, 在一个关键球处理上, 她受观众不适时的加油呐喊声干扰, 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打完这个球后, 又气又恼的李娜朝着看台怒吼一声“Shut up”, 成为媒体热论的焦点。无论是赛场上的怒吼, 还是赛场外的冷脸, 在较高的经济水平之外, 李娜的媒体形象被塑造成一个体制的叛逆者, 处于体制外“单飞”的李娜向媒体和观众展现了丰富的个性, 而叛逆的个性与优异的成绩反而增加了这种“反差”的魅力, 这与商业化体坛需要表演性运动员的本质不谋而合。
四、2012~2016年:人文关怀升温, 鼓励享受比赛与超越自我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 中国集体意志的优势和发展成果得到了集中的、强烈的释放, 集体主义的中国和中国人也开始有了大国公民的更多理性思考, 开始关注国家之于个人的价值和意义, 个人意志更加强烈。在经历了北京奥运家门口金牌数的登顶之后, 无论媒体还是观众, 对于金牌的重视与渴望都被逐渐消解在了对于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的宣扬与尊重中。
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110米栏预赛, 刘翔预赛摔倒, 跟腱断裂, 在刘翔失利后, 8月7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名为《平常心看待刘翔首战》的文章, 引用了刘翔发布的微博:“享受我的奥林匹克”, 希望“每一个关注刘翔的人也能用同样的心态欣赏刘翔的表现”。此外, 《人民日报》引用了刘翔妈妈的话:“现在刘翔是国家的儿子, 等奥运会后才能还给我, 如果有一天刘翔不再优秀, 希望大家可以原谅他。”展示了最普通平凡的情感, 引导民众去思考“我们热爱的到底是金牌还是刘翔本人?”刘翔摔倒并单脚走完全程的行为, 官媒也给予了正面的评价。与前两届奥运会关于刘翔的报道或明或暗体现的民族主义相比, 这届奥运会的主流媒体力求淡化民族主义的金牌情结, 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
里约奥运会, 中国军团整体表现不佳, 退步明显。但无论是媒体还是民众都纷纷表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需要靠奥运金牌证明自己的时代了!”媒体对于傅园慧的“洪荒之力”, 宁泽涛在奥运帅哥榜上排名第几, 张继科在赛场上到底有没有睡醒等的关注度丝毫不亚于奥运金牌。
在里约, 泳坛“泥石流”傅园慧成为风头最劲的红人, 她的率真回答和“鬼马”表情, 一时间收获无数激赏, 感染了无数人。《人民日报》在文章《对成绩与奖牌的坦然, 才是真正的大国心态》中也为她的表现点赞:“有雄厚的实力在, 竞技场上, 暂时的得失已不再与国家的‘面子问题’画等号, 面对风云莫测的体育赛场, 享受观看世界级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本身成为趋势, 暂时的得失也理所应当地不再令人上火。”这才是奥运该有的样子, 金牌的确很重要, 但绝不是衡量英雄的唯一标准。
五、结语
在里约, 女排姑娘的夺冠再次引发了媒体的狂欢, 从官方到民间, “女排精神”被一再讨论。但是这波热论背后的语境与三十多年前已然不同。在三十多年的国家发展历程中, 中国社会正朝着多元化发展, 各行各业的价值取向差异逐渐形成, 并导致了观念的分散, 人们思潮也向多元化发展, 这种眼界的拓宽, 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思想, 使中国人的观念更加理性。[2]1984年至今, 9届夏季奥运会, 主流媒体在塑造奥运英雄话语建构上的变化恰恰是中国社会思想与潮流变化的缩影。里约奥运中国军团表现欠佳再度引发了对于“举国体制”弊端的思考, 在由“举国体制”向体育产业化、市场化过渡的过程中, 媒体的叙事风格还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仍然是今后需要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1]王士宇.中国体育的媒介镜像——叙事学视角下体育报道的话语变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15-16.
主流媒体的话语掌控 篇4
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它团体所认识的过程”[1]。在话语的实践运作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多寡、限制与被限制的区别,这些区别是如何产生的?福柯指出“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2],话语与权结合,形成了话语的权力与权利。一方面,它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话语权力。这里的话语权力,不仅仅是国家在立法、行政、司法和暴力机器等层面的硬权力,还是在知识、文化、教育、社会生活中渗透的软权力。另一方面,它是民主层面的话语权利。是指公民说话和发言的资格。作为话语的权利概括性的说法指的是:“公民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公开发表意见、相互交流思想、接受和传播信息、宣传和教授知识等而不受到干涉或惩罚的自主性状态”[3]。然而“现代意义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4]统治阶级往往运用话语权去宣传本阶级意识形态,以掌握思想和精神上的主动权和控制权。
从权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往往是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的一种“知识型构”[5],我国学界一般认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杨昕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权力的象征,它暗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统治方面的身份和能力,同时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它指导并诠释着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其内涵可以界定为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依据其自身的理论特性与现实影响,拥有解释、规范和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与进程的资格、能力、身份与地位。”[6]
新媒体环境下,有的学者把研究的视角放开到国际,认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至关重要。国际社会,谁拥有了话语权,就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当前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掌握了其他国家互联网上的生杀大权,他们运用其技术优势、商品、物质和文化推销意识形态。这种西方霸权话语试图“压制非霸权话语,使其边缘化,使其沉默无声”[7],一国的弱势话语权使得其常常处于被动的、失语的局面,使其失去更多沟通交流以及合作的机会,更少获得国际认同。因此秦廷华一针见血的指出:“国际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争论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霸权压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寻求本国发展道路合法性之间的斗争。”[8]
2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机遇
新媒体给主流意识形态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在话语主体上,新媒体促进了话语主体之间的沟通,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推动了我国的政治民主,它通过信息载体“既汇聚着无数的个体,同时又起到了组织社会的作用”[9]。在话语内容上,新媒体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其它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在话语表达方式上具有新颖性,它集文字、图像、声音、视频于一体,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提供了新的形式。学界关于机遇方面的研究多体现在博硕士论文中,专门撰文研究的较少。贾晓丽认为新媒体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展提供了如下几条机遇:首先政府可以通过互联网建设政府网站、推行电子政务,利用新的平台进行理论宣传;其次互联网具有及时性、共享性,它打通了官民之间的渠道,促进了官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极大地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再次互联网具有整合性、自主性、原创性,可以极大地改善主流意识形态单一的传播方式、呆板的传播内容,促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传播生活化、大众化。杨森也指出一方面网络是政府和群众相互了解、沟通的重要渠道,具体表现为:网络媒体可以高效快速的传递中央政府和执政党高层的声音;网络媒体是全渠道、海量信息传播,人们可以获得足够的信息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为政府建言献策;网络由于具有互动性,还可以自净辟谣,增加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认同感;最后网络还为人们提供了自由表达各种诉求的平台。另一方面网络搭建了中国和世界相互了解的新渠道。通过国际之间的文化和信息交流,可以增进沟通,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3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
2011年以来,学界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往往执综合的观念,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往往在多个方面面临挑战。杨静娴认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受到了网络开放性和西方网络意识形态渗透的双重冲击,网络传播的缺陷又使得马克思主义经典被误读、被曲解、被调侃、被消费,其理念信仰光辉、价值引导作用得不到彰显。另一方面网络聚焦并放大了各种社会问题,影响了人们的政治认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些都使得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墙角化、靠边站的危险。杨文华指出,网络论坛已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场所。
然而,网民发言缺乏理性,舆论空间缺乏信息把关者,助推了非主流观点扩散,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作者提出应提升其自身的理论说服力,也应保持网络论坛的公共属性,抑制自由化观念和极端情绪的蔓延,在广泛的思想互动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其对网络论坛的话语领导。周茜、佟明燕提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五个方面:西方霸权话语,各种非意识形态话语盛行,网络的冲击,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影响,市场经济也淡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该文对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存在的挑战概括的比较全面。
4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原则
张晓丽《论网络环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要遵守五大原则:主动出击的原则,是指有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要主动上网,及时了解网络舆情,因势利导;包容引导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元指导地位,同时接纳、包容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引领;渗透融合的原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要融入到现实生活和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当中,要利用网络,渗透其思想而不能硬性灌输;疏堵结合原则,对于有效舆论要疏导,不良信息甚至谣言要封堵;软硬兼施原则,主要是建立硬性的法律管制和软性的道德文化约束。杨昕认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主要遵循三个原则,即:先进性,正当性,示范性。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始终起到带头作用和模仿作用,努力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所倡导的价值观、信念成为社会现实,这样才能够获得公信力与合法性。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实现原则不仅需要政府的主动参与、需要有助于构建政府合法性,而且还能够引领和指导社会实践,要从现实生活和传统优秀文化中吸取营养,要具有中国自己的风格。
5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途径研究
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实现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徐俊和刘魁认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实现是一个从真理层面向信仰层面飞跃的过程,首先要在党的建设和政府建设上下功夫,以增强自身政治统治合法性;同时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研究和宣传,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后要科学引导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求同存异、化解分歧、凝聚共识。”[10]梁孝与童萍指出,要有话语权竞争的清醒认识,一方面不要盲目崇拜西方话语,要有话语自信;另一方面要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历史环境,建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理论体系,要呈现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为我国国际社会竞争增加话语优势。黄丹认为,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碎片化以及传播的及时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凝聚力,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带来了挑战。
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应从话语的主体、话语主题、和话语载体三个方面展开思考。具体来说就是要关注大众日常生活,优化和完善话语内容,改变话语陈述方式。魏建国则认为可以通过关注人民群众的日常话语来优化话语内容,通过整合媒体资源、加强渠道建设来搭建话语的新媒体平台,必须以人为本掌握群众心理、掌握网络传播规律去创新话语机制。
6国外相关研究
全球来看,国外发达国家对话语权的研究起步较早,对话语权、网络社会、意识形态进行了许多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一是,关于网络话语权的研究。米歇尔·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权力话语”(power discourse)的观点。福柯认为“话语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去实现自己某些方面的权力”[11]。在福柯看来,话语权其实就是统治权。在其后的《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等书中也谈到了话语与权力。
他贯穿的逻辑观念是: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社会的能量流,更是一个语言、知识和文化影响世界的过程。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12](cultural hegemony)理论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话语权问题。他认为只有控制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方式扭转它、感化它,最终获得被统治阶级的认同才能实现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导。英国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其《话语与社会变迁》中指出,话语运用与范式的改变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变化。哈贝马斯在《合法性危机》(legitimacy crisis)中指出,合法性危机的消除就是要消除金钱,权力侵入文化领域的现象,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因而就要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使其更具有说服力,以实现自身目标。
二是,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丹尼斯·K·姆见的《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利: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就是从组织与群体传播的角度来对话语进行研究的。Richard Peet《Ideology,Discourse,and the Geography of Hegemony:From Socialist to Neoliberal Development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结合福柯的话语结构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提出了提高南非黑人在世界上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马克思在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指出“统治阶级总是试图把自身的利益伪装成社会利益,话语上表现为宣传自身思想的唯一合理性”[13],统治阶级通过伪饰性的话语去巩固意识形态,获取统治合法性
7对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评述
理论界对网络话语权、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及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取得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成果,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获得有赖于这些理论探索。但也必须正视,这些理论探索并不完善、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社会实践面临的所有问题,还需要新的理论突破和更深入的探讨
一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内涵的界定仍需深化。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揭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其构成要素的研究颇少,需要对其理论边界和构成要素做进一步的探讨
主流媒体的话语掌控 篇5
关键词：两会,人民日报微博,新媒介,以人为本,话语
自2010年以来,微博舆论场在我国的走势愈演愈烈,传统媒体为了适应新媒介生态的趋势,纷纷调整传播策略,传统纸质传播与新媒体网络传播双管齐下,进驻微博舆论场,目的在于探索打通“民间”和“官方”两个舆论场,实现对接。
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的代表《人民日报》于2012年7月在新浪平台开通微博,以“参与、沟通、记录时代”为宣传口号,一改纸质版报纸严肃呆板的形象,通过贴近民生的新闻话题,新鲜有趣的内容推荐以及活泼亲切的语言风格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会议新闻上,《人民日报》微博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和社会监督作用,把握住自身话语权和独特竞争力。本文以2015年3月两会期间的人民日报微博内容分析为例,解析在新媒介生态下主流媒体的话语和内容表达。
1《人民日报》微博研究样本抽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对于国家运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是中国政治传播的集中表现,而作为主流媒体之一的《人民日报》每年都要对其做大量宣传报道,在微博内容上也有明显体现。本文选取两会召开时段,以2015年3月3日至15日这13天共发布的701条微博为例,进行量化分析,解析在重大会议背景下官方媒体的宣传性。
2 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微博内容分析
2.1 报道内容。
经统计,2015年3月3至15日人民日报微博共发布了701条微博,其中带“2015两会”话题标注的有166条,用“政府工作报告”标注的有62条,近距离接触高层政治人员的话题“两会e客厅”有15条,“总理答记者问”话题下有17条,还有很多有关于两会中的论题的延伸内容,基本呈现出一个多层次、多样化的报道格局。
2.2 主题设置。
按照报道领域的主题分类,统计的701条微博中,政治、经济、军事、体育、社会、科教和文艺七大类报道主题的所占比例。其中,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所占比例最大,均为29.7%,科教类新闻位列第三,占21.5%。总体来看,由于在两会期间,有关会议报道和论题宣传的主题较多,也相当关注社会动态和基层故事,多社会新闻报道,具有生活化和亲民化的特点。
2.3 报道类型。
在两会期间的报道和微博内容中,呈客观描述态度的客观性报道最多,统计共有413条,占58.9%。实用类微博内容有226条,占32.2%。此外还有35条叙评性微博,3条解释性微博以及4条宣传性内容。该官博基于中立客观态度,陈述新闻事实和热点,注重实用性强的内容推送。
2.4 发布数量。
微博的关注量、访问量、微博内容的转发率和评论数以及关注度上升
所来的美誉度等指标能够体现一个微博的社会报偿和社会影响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网友对信息的需求程度和认可程度。在对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微博的发布数量统计中,13天共发布701条微博,平均每天54条。
转发量排在前五位的微博分别是:(1)“9张图,帮你读懂政府工作报告”(转发量37588),(2)“植树节,教你把果核变盆栽”(转发量34657),(3)“纪念人民的好总理”(转发量33664),(4)“救救新疆半岁男婴”(转发量25726),(5)“九个技巧,教你轻松记单词”(转发量21668)。政府工作报告正是两会最重要的内容,反映在网友的关注度上是非常直观的。此外,文字轻松活泼,内容经济实用的微博也具有极高人气。充满人文关怀,传递正能量的内容推送也能够很好地聚集粉丝,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
3 研究结论
在新的媒介生态下,官方主流媒体的话语模式以及微博用户的信息需求。尤其是在政治会议宣传期间,通过微博构建传受互动的交互型新闻传播主体,且人民日报微博作为官博,公开、透明地传播政策信息和主流话语,能够突显微博两会报道的权威性。同时,微博用户身兼传者和受众的双重角色,参与两会信息的生产与消费,不仅丰富了两会的资讯传播,而且拓展了两会的舆论影响力。
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曾提出“公共领域”的概念,认为公共领域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人民日报微博所构筑的舆论场正是这样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公民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发表言论,发表对两会的建议和看法。这是在新媒介生态下,传统媒体利用互联网的成就。透过对两会期间的701条微博样本分析,人民日报微博具有以下传播特点。
3.1 以新闻信息为主,内容多元化,关注民生
从客观性报道的类型和政治社会新闻的主题所占比例来看,人民日报微博注重新闻消息的推送,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为第一位,以“新闻立博”。消息内容丰富多元,所选话题贴近民众,关注民生。例如“1.5万亩大葱1毛1斤没人买扩散帮帮葱农!”“快查查你名下的手机卡,小心被中国联通员工‘卖’了”等,亲民众,接地气。
3.2 注重实用性,强调服务性,增强微博用户互动意愿
不论是生活小技巧、情感小经验,还是政策解读、热点阐释等,人民日报微博从各方面讲究内容的实用性和对用户的服务性。例如“大学最实用考证指南”“让孩子聪明的捷径:有效交谈”等。
3.3 重视评论作用,议题设置具有连贯性和完整性
“所谓新闻评论是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对正在、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
人民日报微博除了在小标题处展示自身观点外,还开辟了“微议录”“人民微评”等小栏目,引导网友就热门事件阐发观点,进行思考。对于重要的问题,通常有不同的内容形式从各种角度阐释。
3.4 传达会议精神,加强政治互动,强化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
在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微博不间断地播报有关两会最新的新闻信息和言论观点,并制作清晰易懂的图表帮助网友领会会议内容。开辟“总理答记者问”的小栏目,碎片化滚动式推送问题点,辅助微博网友了解会议采访现场。这种小栏目拓宽了政治沟通的渠道,改变了传统的单一通道的信息传输机制,提供给政府更广大的范围以收集民意,强化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度。在新媒介生态环境下,官方主流媒体积极投入互联网,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努力将“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对接,更好地体现官媒“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
党报的微博依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把握速度和深度的平衡,提高舆论领导力；多打造特色栏目,加强与微博网友的互动；强化把关机制,减少虚假信息的扩散。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赵振宇.新闻评论研究引论——功能、品格、思维、发现[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赵月.媒体微博利用现状及问题[J].青年记者,20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