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制度环境

投资制度环境（通用12篇）

投资制度环境 篇1

0 引言

纵观国内外资本市场, 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投资主体之一, 他们在公司治理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被学者们反复验证。随着我国股权分置的完成, 机构投资者越发受到关注, 俨然已成为证券市场上热捧的新星, 他们对优化治理结构提升资本市场效率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而企业绩效恰能反应上市公司治理效果。加入制度环境因素, 把机构投资者介入公司治理后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串联起来进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1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外部宏观治理因素, 能够影响到存在其范围内的所有经济主体, 从而使他们在制度环境的差异下做出不同的行为决策, 这些决策效果又会通过企业绩效和市场经济增长等方面来反映, 因此本着制度理论中“制度-行为-绩效”的行径, 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机构投资者的行为, 进而影响到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从制度环境对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影响的研究成果看, 国内外研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国外学者多是基于国别或者是法系的差异来研究制度环境差异所造就的不同, 而国内多依仗樊纲等编制的各省份制度环境的差异来进行研究。尽管如此, 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却是基本相同的, 即处于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更有利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 同样也更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发挥积极股东效应, 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Ferreira和Matos (2008) 从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出发来探讨影响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的共同因素, 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向于投资制度环境相对优良的国家。具体实证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票比例与国家整体信息披露质量、国家法律环境好坏显著正相关;另外, 机构投资者更加偏向投资于制度环境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新兴市场国家。这一系列发现都说明制度因素已经成为影响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Ke et al. (2008) 比较了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在美国公平披露原则实施前后的差异, 他们发现在公平披露制度实施之前, 机构投资者有机会利用相关渠道了解到公司的内幕信息, 往往会赶在上市公司发布低于市场预期的季度盈余前大量减持公司股票, 而在公平披露制度实施之后, 不论公司的季度盈余是否低于市场预期, 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不会发生明显变化。该研究结果显示:制度的变化显著影响着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Ameer (2010) 把研究范围定在了亚洲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其结果同样显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政府管理效率较高、政治稳定和制度完善的国家, 而不会投资于腐败程度较高或是法律环境不佳的国家。因为一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程度的高低往往会直接影响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是否成功, 所以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会更加关注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

国内关于制度环境的研究开始于樊纲等 (2003) 对我国不同省份间的市场化程度用市场化指数进行量化, 使得市场化指数的评分综合考虑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 有效的反映了我国各省的市场化发展差异, 此后国内学者基本引用中国市场化指数这一指标来衡量地区维度差异下的制度环境。

伊志宏、李艳丽和高伟 (2011) 采用Level和Change两个模型, 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考量了不同市场化进程水平下, 机构投资者行为对高管薪酬激励影响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 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 且起关键作用的是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结论还显示, 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积极效应会受到市场化进程等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制约, 所以改善制度环境对促进机构投资者积极效应的发挥十分重要。

李海英和毕晓芳 (2012) 以制度分析为基础,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机构投资者提升企业市场价值的制度条件, 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如果是国有控股会降低机构投机者的积极作用, 但是高的机构持股比例始终是上市公司提升市场价值的重要条件。

范海峰和胡玉明 (2012) 在探究652家制造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时发现处于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 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研发支出的促进作用要小于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这说明了机构投资者的积极股东形象在处于不同环境下也是有一定差异的, 市场化程度越好机构投资者越有动机参与到公司治理中, 造成的正向效用越大。

2 研究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 现有关于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研究中, 多是微观层面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而考虑宏观层面的治理条件的较少, 国家的政策及公司所处的地域发展程度等都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地区制度发展差异, 本文提出后续可借鉴的两方面研究展望:第一, 在探究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的基础上揭示制度环境对二者相关性的影响, 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综合考虑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第二, 我国现有实证研究中对制度环境的度量相对较为粗糙。虽然国内的学术界普遍将樊纲的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衡量地区间制度环境差异的指标, 但由于市场化进程指数中只涉及到省一级数据, 即处于相同省份的制度环境是一样的, 制度环境的量纲上并没有体现到各个公司层面。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即便是同一省份各地区之间的制度环境也是有差异的, 所以后续的研究可以从省级以下各个地区着手, 对制度环境做一个更为全面精准的计量。

参考文献

[1]伊志宏, 李艳丽, 高伟.市场化进程、机构投资者与薪酬激励[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1 (10) :75-84.

[2]李海英, 毕晓芳.制度条件.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2 (2) :5-14.

[3]范海峰, 胡玉明.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研发支出: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南方经济, 2012 (9) :60-69.

投资制度环境 篇2

中共江苏徐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吴峰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下午好！在这个骄阳似火的热情六月，我们在六朝古都南京举办江苏徐州工业园区（南京）投资环境说明会，与各位朋友共叙友情、共谋发展，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我代表江苏徐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对各位朋友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我将徐州工业园区的基本情况、产业特色、发展愿景、投资环境作一简要介绍。

一、徐州工业园区是一个后发崛起的工业新区

徐州市位于江苏省西北部，现辖2市4县5区，幅员面积11258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1160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941万、市区人口183万。徐州是全国较大的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市、全国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也是江苏省重点建设的四个特大城市和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之一。

贾汪区是徐州市五区之一，位于徐州市东北苏鲁两省交界处，距市中心38公里，面积690平方公里，人口53万，辖7个镇、2个街道办事处、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江苏徐州工业园区于2006年4月被国家发改委、省政

1府批准为省级经济开发区，为全市七个省级开发区之一。几年来，工业园区克服起步较晚、建设资金不足等重重困难，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园区已经成为贾汪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撑。根据做大做强工业园区的需要，区委、区政府确定了建设100平方公里大园区的目标，分三期实施，一期规划面积13.8平方公里，规划已经批准实施；二期规划76平方公里；三期规划完成后园区总体面积将达到111平方公里，为项目向园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聚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在空间布局上，目前已形成徐州经济开发区配套产业园、南北共建锡贾工业园、贾汪化工产业园、中心商务区“三园一区”组团发展的新格局。

二、徐州工业园区是一个配套完善的投资载体

徐州工业园区位于贾汪区城南4公里处，距徐州市区25公里。交通四通八达，206、310国道在园区内交汇穿过；京沪高铁徐州站距园区约15公里，徐贾快速通道横穿园区，15分钟车程即可到达徐州市区；徐贾铁路支线贯穿园区；“黄金水道”京杭大运河距园区约7公里。

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实现了“七通一平”。建成“五纵五横”高标准骨干道路；宽带网、程控电话、有线电视、移动通讯网络覆盖园区；110 KV变电所2座，可以双回路、双电源供电；两家热电公司每小时供气能力400吨；

园区自来水厂日供水能力2万吨；港商投资的天燃气公司已投入使用，年供气能力1000万方；现有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能力5万吨，实现雨污分流。

我们正按照“提升东区，美化中区，开发西区，对接徐州经济开发区”的总体规划要求：一是加快完善206国道以东核心区的道路、管网、绿化、亮化等基础设施配套功能；全面实施绿化、亮化和环境整治工程，东区配套功能和整体形象大大提升。二是抓住南湖改造的有利时机，重点做好南湖周边区域的高水平规划，着力打造工业园区商务服务片区和高档居住中心。目前，我们已委托东南大学对小南湖周边地区进行高水平规划设计，下一步我们重点招引四星级酒店、商务写字楼、餐饮娱乐中心、高档居住中心等项目，打造现代化中心商务区。三是按照“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先环境后招商”的原则，以徐贾快速通道、天永路建设为契机，实施路网铺设、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西区开发建设步伐。

三、徐州工业园区主导产业初步形成快速崛起的徐州工业园区凭借区位、交通、政策、服务等优势，依托徐轮橡胶、海通特钢、迈达重钢、煤安设备、永鹏科技、嘉利化工、第二煤矿机械等一批亿元以上大项目，初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四大主导产业。

（一）围绕天工铸铁、陆盾机械、凯尔机械、煤安设备、华能电器、第二煤机等为龙头的机械电器企业，重点打造工程机械、矿山机械、农用机械产业集聚区，力争3年内形成产值超50亿元的机械电子产业集群。

（二）围绕徐轮橡胶、汉邦橡胶、正海橡胶、伟业特种轮胎等为龙头的橡塑企业，重点发展子午线轮胎、大型合成橡胶、工程塑料、新型塑料合金等国家鼓励类项目，利用3年时间，形成年产各类轮胎1000万条，特种工程塑料合金2万吨的规模，努力建成全国同行业瞩目的产值超100亿元的新兴橡塑制品生产基地。

（三）围绕海通特钢、鼎业管桩、迈达钢构、大方建材等为龙头的新型材料企业，重点发展专用特种钢管、不锈钢冷轧薄板、不锈钢棒材、线材、建筑装饰用品等项目，利用3年时间，形成产值超100亿元的新型材料产业基地。

（四）围绕恩华药业、嘉利化工、永鹏科技、格瑞化工等为龙头的精细化工企业，利用化工产业园大载体，重点引进知名化工企业、上市公司等投资规模超2亿元的重大化工项目，打造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化工产业基地。

四、徐州工业园区面临着恰逢其时的发展机遇

一是与徐州经济开发区合作共建的机遇。2009年8月7日，徐州经济开发区和我区签署了合作共建徐州工业园区框架协议，10月12日在全市开发区工作座谈会上，市委曹书记专门强调，徐州经济开发区和徐州工业园区联动发展要上

升为全市发展战略。下一步我们将以徐贾快速通道为主轴，以共建园区为载体，以重大项目为龙头，带动产业互补、企业配套、经济联动，加速徐州工业园区快速发展，最终形成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共同打造东陇海线上的徐州“工业新城”。目前，合作共建的中德（徐州）低碳经济实验区规划总面积23.9平方公里，一期7.2平方公里已开始规划实施，这将对徐州工业园区完善基础设施、加快产业升级具有明显推动作用。二是与无锡蠡园开发区南北共建的机遇。“锡贾工业园”总体规划面积2.7平方公里，由锡贾双方共同出资建设，省财政连续3年每年给予1000万元专项建设资金。三是贾汪化工产业园获得徐州市政府批复的难得机遇。招引大项目，培育大产业，发挥优势载体的特殊效用。四是市区东进北扩和区委、区政府对园区扩区放权的机遇。目前，园区管辖与共建范围扩大到28平方公里，拥有区发改经贸委、规划局、建设局（2）号公章，享有区级同等审批权限。

五、徐州工业园区拥有服务优质的投资环境

在优惠政策方面。徐州工业园区享受省委、省政府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扶持政策，园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量上解全部返还。同时省委省政府扶持采煤塌陷地治理，我区置换出大量的建设用地，工业园区作为贾汪提升工业的主阵地、项目建设的主载体，在项目用地方面能够得到有效保障。按照省政府的规定，符合产业政策的进区企业享受连续三年每度电

0.1元的优惠。

在项目手续办理方面。实行“一站式、一条龙”服务，在企业服务上，实行“封闭式、零干扰”运行，对重点企业实行“绿卡”制度，园区机关人员和社区干部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班子成员星期天坚持上班半天，全力为投资者营造一个安全、宽松、满意的生产、生活环境。

六、徐州工业园区美好明天蓝图宏伟

2009年徐州工业园区在全省省级开发区排名中晋升28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今后三年将是园区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的跨越期，徐州工业园区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上。目前我们正按照“自加压力、提档升级、二次创业、实现超越”的总要求，围绕“提档升级”这一中心目标，突出“招大引强、提升形象”两大重点，实施“基础先行、项目强园、创新兴园”三大战略，弘扬“敢打拼、有韧劲、会创新、争一流”四种精神，区内领跑发展，区外进位争先，确保三年跻身苏北一流的省级开发区行列。

最后，真诚欢迎各位朋友到徐州工业园区参观考察，洽谈合作，多为我们引荐朋友，提供信息，我们将不胜感激。祝各位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合家幸福，事业兴旺、万事如意！

投资制度环境 篇3

关键词：不同制度环境 财务报告质量 企业投资 影响

财务报告主要是指反映企业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方面信息的一种书面文件，具体的信息内容包括有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财务情况说明书等等。若是我国的企业出现隐瞒信息、虚假、该报不报的财务报告问题时，将会严重的降低企业财务报告的质量。而导致财务报告质量低下的原因主要为文化教育环境失衡、法律制度环境失衡、政治经济环境失衡等。基于以上现象，本文就对不同制度环境下，财务报告质量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并作如下报道。

▲▲一、制度环境与财务报告质量的关系分析

制度环境主要是指企业赖以产生、生存、发展的环境，其是一种所处的特定阶段的客观条件，制度环境包括有不同环境下的价值、文化、思想、制度等。任何企业都不能脱离社会独自存在，其管理、运营必定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下所展开，而企业内部的财务报告亦是如此，其需要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才能更好地开展与进行。制度环境的不断变化，对企业财务报告的质量有着明显的影响作用，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文化教育环境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一个企业整体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其便可以运营过程中采取比较科学、先进、复杂的技术措施，对财务报告的形式与制度进行完善，这使得财务报告所反映的信息也比较真实与可靠，自然会大幅地提高企业财务报告的质量。但若是企业的整体教育水平不高，则会影响人员的工作水平和能力，这也会导致所编制的财务报告简单、不系统、不健全，财务报告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必然要大打折扣[1]。

2.法律制度环境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一个国家经济法规的建立与完善，可以为企业经济行为的规范提供有效的依据，例如我国《注册师法》、《审计法》、《证券法》、《公司法》、《企业所得税法》等法律制度的颁布与修订，使企业的财务报告有了更加全面、直接的法律约束和保证，这也会极大地提高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性。反之，若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时，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也将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3.政治经济环境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其政治经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法人财产权和出资人所有权也实现了“两权”分离，当企业不再属于行政的附属物，开始进行自主经营、自主发展、自负盈亏时，企业的财务报告也会随之完善。而在当下信息化的时代，各种先进技术的层出不穷，为能进一步地增加企业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提高财务报告质量，网络技术的应用已然成为必然的趋势。

▲▲二、财务报告与企业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关系分析

从我国目前大多数企业的发展运营情况来看，企业经营管理权和所有权多不同属于一个人，在这种现象下，有可能引起企业的债权人、经营管理者、外部股东等与企业相关的利益人员对企业信息掌握的不全面、不对称。进而也会增加企业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导致企业外部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之间发生代理权冲突等现象。

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为能有效地缓解企业存在的问题，企业财务报告的应用便成为了必然的趋势。当企业具备有高透明度、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时，能够使和企业相关的各利益人员更好地了解企业的各种运营信息，这自然也会增加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度，进而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融资效率，并避免了投资不足问题的发生。除此之外，财务报告的有效应用，可让企业的外部股东及时采取有效性措施，来防范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不道德行为。且高质量的财务报告还会避免债权人和企业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企业资产替代和投资不足的发生率。由此可见，当企业的投资金额不足时，财务报告质量越高，企业的总投资额便会越多；而当企业的投资金额充足时，财务报告的质量越高，企业总投资额便会越少[2-3]。

▲▲三、不同制度环境下财务报告质量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分析

1.不同制度环境下财务报告质量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学说

通过对我国企业的现状分析，关于不同制度环境下财务报告质量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主要有两种学说：⑴互补学说。互补学说是指法律制度环境比较完善，市场秩序环境比较规范，且市场经济化程度比较高时，科学、合理地应用法律制度，可大幅地提高企业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可靠性与有效性，在两者的融合下使企业投资者权益能得到更好地保护。⑵替代学说。而替代学说主要是指若法律制度比较差，且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经济化程度较低时，使得相关的法律手段起不到对企业投资者的有效性保护，此时可利用企业财务报告替代法律制度来保护投资者权益。

以上的两种学说在当今社会各有一定数量的拥护者，例如雷宇、翟华云等人便认为互补学说比较有说服力：在法律制度环境比较好的地区，具备的真实、可靠，较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时，其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减少企业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现象。但是魏明海、陈胜兰、于李胜等人却比较支持替代学说，其认变在法律制度环境不完善、不健全的国家，若企业具备有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则可以替代法律制度成为弱势投资者的一种保护手段。

2.提高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有效性措施

根据以上学说的分析可见，不管互补学说和替代学说，哪一种比较有说服力，但均不可否认的是，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起着决定性的因素。因此，采取有效的手段来提高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才是最为关键的，而提高财务报告质量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⑴改进财务报告方式。从我国企业的现状来看，一些企业还沿用传统的、手工操作的财务报告方式，财会人员编制财务报告时，多以表格形式为主，由于过程太原始，会使效率降低，严重影响财务报告的及时性。因此，改进财务报告方式也尤为重要，应用现代化技术，促进财务报告编制、发布和传递的快速性、准确性与合理性，进而保证财务报告的高质量。⑵完善财务报告内容。完善企业财务报告内容的要点包括有：调整企业的财务报告信息层次、改进企业财务报告要素的计量属性以及扩充企业的财务报告要素。通过对相关企业财务报告内容的完善，使企业的财务报告更加全面、系统、真实，进而也会大幅地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⑶规范财务报告体系。规范企业财务报告的体系，应在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于企业现有的财务报告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进，具体包括有：科学调整财务报告的结构、有效拓宽附注提供的信息量以及合理规范分部信息的披露[4]。

综上所述，财务报告的质量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企业具备有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时，可对企业的投资者权益起到有效的保证。但是，不同的制度环境，又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良好性有着明显的作用。因此，相关企业应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财务报告质量，使财务报告在不同制度环境对企业的投资均以起到良性的影响，进而促进我国企业的长效、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亚楠.股权结构与财务报告质量对过度投资影响问题的实证研究[D].重庆大学：会计学，2010

[2]胡涛.投资环境与财务报告质量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会计学，2012

[3]吴宗法，张英丽.所有权性质、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5

[4]高杉.基于新经济理论的财务报告改进[D].中国海洋大学：会计学，2011

投资制度环境 篇4

盈余管理历来是我国证券市场关注的热门话题。很多上市公司出于管理报酬契约、债务契约、政治成本、IPO、SEO、避免亏损、配股、避税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 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既损害了投资者利益又严重干扰了资本市场的正常运作 (高雷等, 2008[1]) 。由于盈余管理根源于委托代理问题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与契约不完全, 很难找到一种机制来完全规避盈余管理 (李善民等, 2011[2]) 。然而, 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主的机构投资者具有专业性强、资金和信息的优势, 能够对上市公司进行持续跟踪和分析, 并发现企业可能存在的问题。已有学者对机构投资者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予以了研究。然而, 这些研究只是对应计操控盈余管理的研究。近些年来, 随着监管制度的不断加强, 企业利用应计项目进行利润操控的空间不断缩小 (Cohen等, 2008[3];刘启亮等, 2011[4]) , 企业更倾向于操控真实的经营活动进行盈余管理。国内外学者也对机构投资者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予以了研究 (Roychowdhury, 2006[5];李增福等, 2013[6]) 。但是, 他们在研究机构投资者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时将机构投资者都视为同质的机构投资者。然而, 由于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具有不同的投资策略, 一些选择监督公司内部人行为, 另一些关注信息收集和短期交幼利润, 这些选择取决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规模、投资期限和独立性 (Woidtke, 2002[7];Chen等, 2007[8];Ramalingegowda等, 2012[9]) 。此外, 我国证券市场新兴加转轨的双重特征 (李常青等, 2010[10]) ;导致我国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低下 (夏立军等, 2005[11]) , 这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 (伊志宏等, 2011[12]) 。从而导致我国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作用发挥上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 而真实盈余管理受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因此, 在研究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时, 不仅要考虑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也需要考虑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对不同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然而, 从现有文献来看, 鲜有文献在研究机构投资者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时考虑制度环境这一重要因素。

针对现有文献的不足, 本文在考虑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基础上, 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研究, 识别出不同类型蹬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不同行为。并且引入制度环境变量, 进一步研究了制度环境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调节影响。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1) 深入研究机构投资者的异质性, 从三个不同维度研究了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对真实盈余管理的不同影响, 丰富了现有文献; (2) 研究了制度环境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调节影响, 丰富了现有文献; (3) 考虑了机构投资者的稳定性, 从一种动态的视角研究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 丰富了现有文献。

2 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众多学者就机构投资者是否秉承价值投资理念、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并监督管理层予以了实证研究, 结果发现, 不同的机构投资者持有不同的投资观点, 有的选择对管理者施加影响, 有的注重收集私人信息以获取短期交易收益。一般而言, 持股比例较大的机构投资者更容易接近董事会和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 (Carleton等, 1998[13]) , 并且其监督企业的成本更低, 收益更高。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 通常只有大机构投资者有动机去监督企业行为 (Grossman等, 1980[14]) 。换而言之, 持股比例较大的机构投资者更能够参与上市公司治理, 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低水平的公司治理是产生盈余管理的催化剂 (Dechow等, 1996[15]) 。从而可以推断, 公司治理水平高的企业, 盈余管理行为能够得到有效监督。从而可知, 相比较于小机构投资者, 大机构投资者能够更高幅度的提升公司治理的水平从而能够更大程度的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例如:Bushee (1988) 发现持股规模越大的机构投资者越有能力阻止管理层以操控R&D支出的方式来达到收益的可能性[16]。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1) , 大机构投资者比小机构投资者更能够抑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

稳定的机构投资者会为管理层提供长期的激励, 注重公司长远业绩的改善, 更少的关注短期绩效和股价波动, 而以交易为目的的机构投资者会倾向于影响股票价格, 进行盈余管理, 迫使管理者追求短期收益 (Hatzell等, 2003[17]) 。很显然, 稳定程度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例如:有一家机构投资者A刚开始在B和C两家上市公司中的持股比例相同, 后来, A机构投资者在B上市公司的买卖交易非常频繁, 而在C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显然, A机构投资者不会花费太多的精力去监督进行频繁交易的B上市公司, 相反, 在持股稳定的C公司里, A机构投资者会积极的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稳定型的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减少投资不足、缓解管理层短视、增加管理者奖金或者是薪水的方式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吴先聪等, 2012[18]) 。而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有效的约束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 (Klein, 2002[19]) 。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显著的抑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 (顾鸣润等, 2012[20]) 。从而可以推断, 稳定型的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抑制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与稳定型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风格不同, 交易型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目的是为了获取短期收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对于交易型的机构投资者来说过于漫长, 不能最大化其短期收益 (牛建波等, 2013[21]) 。所以, 交易型的机构投资者不能够积极的参与上市公司治理, 从而不能够有效的抑制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1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比交易型机构投资者更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

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在利益关联 (机构投资者与所持股的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 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这些差异会使得一些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带头作用而其他的机构投资者成为跟随者 (Del Guercio, 1996[22]) 。Cornett (2007) 研究发现与公司没有商业关联的压力抵制型的机构投资者与经营现金收益正相关;而与公司有商业关联的压力敏感型的机构投资者与经营现金收益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这说明与企业有商业联系的压力敏感型的机构投资者不会对管理者做出积极的监督行为[23]。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公司价值, 表明独立机构投资者会积极参与公司监督活动 (Ferreira等, 2008[24]) 。Aggarwal等 (2011) 研究发现独立的机构投资者能够改善公司治理质量, 但是, 非独立的机构投资者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25]。伊志宏等 (2011) 发现压力抵抗型的机构投资者会对管理层的薪酬激励予以监督, 而压力敏感型的机构投资者与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没有显著的关联性。蒲文燕等 (2013) 研究发现压力抵抗型的机构投资者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 说明其具有公司治理的职能[26]。综上所述, 与公司没有商业联系的独立机构投资者能够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而与公司有商业联系的非独立机构投资者不能够积极的参与上市公司治理。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有效的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Xie等, 2003[27]) 。Liu等 (2007) [28]的研究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带来更低程度的盈余管理。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c: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独立的机构投资者比非独立的机构投资者更能够抑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

制度环境会对公司治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Laporta等一系列研究发现一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会影响到公司的股权结构、分红决策、股权价值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这说明, 良好的公司治理必须以有效的制度环境为基础。而政府和法律的因素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中国上市公司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 (夏立军等, 2005[11]) 。对于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而言, 其所处的大环境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处于转型经济的中国, 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存在很大差异 (樊纲等, 2003[29]) 。在市场化进程快、政府干预程度低、法治水平高的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保护程度比较好, 同时也可以约束管理者对外部股东的侵占行为。当机构投资者的利益得到很好的保护时, 他们才更有可能对上市公司实施监督, 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换而言之, 良好的制度环境为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硬件”的支持。如前所述, 机构投资者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主要存在于大机构投资者、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和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制度环境能够调节大机构投资者、稳定型机构投资者、独立型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增强大机构投资者、稳定型机构投资者与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12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理由如下:首先, 刘启亮等 (2011) [4]研究发现我国在2006年1月1日实施的新《公司法》和《证券法》之后, 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在费用方面显著增加了;其次, 我国2007年实施了新会计准则, 为避免新旧会计准则对本研究产生的影响, 将样本期间定为2007年之后, 由于本文研究中涉及制度环境这一重要变量, 但由于樊纲等 (2011) 最新编制的各省区的市场化进程指数只到2009年, 参照夏立军等 (2005) [11]的做法, 将2009年的市场化进程指数数据应用于后三年, 所以确定研究的样本期间为2007~2012年;最后, A股市场由A股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组成, 相比较于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 A股主板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更大, 李增福等 (2013) [6]研究发现资产规模越大的企业更有可能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此外, 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数据的筛选: (1) 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 剔除行业代码为I (基于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 的金融类公司样本; (2) 剔除ST类上市公司、数据不完整的公司; (3) 剔除同时发行A股和B股的上市公司, 由于这些公司面临境内外双重监管环境, 与其他上市公司不同, 为了集中于本文研究的问题, 剔除这些公司; (4) 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上市公司; (5) 剔除年样本量不足十个的行业, (6) 由于特殊值的存在会对回归结果造成重大影响, 故删除主要变量两端各1%的特殊值样本。最终得到的总样本的观察值为5925个, 其中, 2007年为983个, 2008年为949个, 2009年为998个, 2010年为1014个, 2011年为928个, 2012年为1053个。年报来源于巨潮资讯网, 其他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国泰君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

3.2 主要变量的计量

(1) 真实盈余管理的度量

对于真实盈余管理, 参照Roychowdhury (2006) , 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R CFO) 、异常酌量型费用 (R DISX) 和异常生产成本 (R PROD) 三个分指标的组合来衡量。

(1) 正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估计模型

Roychowdhury (2006) 认为正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是本期销售额与本期销售变动额的线性函数, 因此可以通过构建如下的线性回归模型并得出回归模型的残差即为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残差值越小, 说明企业通过销售操控做大利润的可能性越高。

其中, CFOi, t表示i公司第t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Assetsi, t-1表示i公司第t年年初总产总额;Salesi, t表示i公司第t年的销售收入;ΔSalesi, t表示i公司第t年的销售收入变动额。

(2) 正常酌量型费用估算模型

Roychowdhury (2006) 认为酌量型费用由销售费用、广告费用和研发费用三个部分组成,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我国上市公司并未单独对这三项费用予以单独的披露, 而是将其包含于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当中。所以, 可以用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的和近似的表示企业的酌量型费用。由于酌量型费用是销售收入的函数, 因此可以通过构建如下的回归模型并得出回归模型的残差即为异常酌量型费用, 残差值越小, 说明企业通过酌量型费用操控做大利润的可能性越高。

其中, DISXi, t表示i公司第t年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Assetsi, t-1表示i公司第t年年初总产总额;Salesi, t表示i公司第t年的销售收入。

(3) 正常生产成本估算模型

Roychowdhury (2006) 认为产品生产成本是销售成本和存货变动额之和, 产品销售成本是有关销售收入的线性函数, 存货变动额是有关本期销售收入变动额与上期销售收入变动额的线性函数。所以, 可以通过构建如下的回归模型并得出回归模型的残差即为异常产品生产成本, 残差值越大, 说明企业通过产品成本操控做大利润的可能性越高。

其中, PRODi, t表示产品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动额之和;Assetsi, t-1表示i公司第t年年初资产总额;Salesi, t表示i公司第t年的销售收入;ΔSalesi, t表示i公司第t年的销售收入变动额;ΔSalesi, t-1表示i公司t-1年销售收入的变动额。

首先, 分别对式 (1) 、式 (2) 、式 (3) 分年度分行业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OLS) 计算出每个公式的回归系数, 从而求得每个年度的估价值。用各年度的实际值减去各年度的估计值, 即可求出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R CFO) 、异常酌量型费用 (R DISX) 和异常生产成本 (RPROD) , 借鉴刘启亮等 (2011) 的做法, 用RM=R PROD-R DISX-R CFO表示真实盈余管理总量, 该值越大, 表示公司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的总量就越多。

(2) 机构投资者持股异质性的衡量

(1) 大机构投资者与小机构投资者的衡量

首先, 本文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定义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数占A股总数的比例, 这是由于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 流通盘随着限售股的解禁而扩大, 这会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占流通股比例具有稀释作用 (吴先聪等, 2012[18]) 。我国公司法规定, 合计或者是单独持有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提出临时议案, 董事会需要将临时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此, 本文将持股比例为3%及以上的称为大机构投资者, 持股比例小于3%称为小机构投资者, 本文中所涉及的机构投资者只是限定在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公司、企业年金、信托公司、券商和QFII (合格的境外投资者) , 并将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合计为LINS, 将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合计为SINS.

(2) 稳定型机构投资者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的划分

为了能够将机构投资者划分为稳定型机构投资者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 设计了衡量机构投资者持股稳定性的指标。稳定性首先必须和持股的时间相关, 只有长期在企业中持股并且不降低股份的机构投资者才可以称为是稳定型的机构投资者。参照牛建波等 (2013) [21]的做法, 定义三年为比较的范围, 用当年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除以机构投资者前三年持股比例的标准差的商值来代表机构投资者的稳定性, 这个指标成为IS, 该指标越大, 说明机构投资者的稳定性越高;其次, 考虑到不同行业的企业的特征不同, 企业的稳定性指标很难做直接的对比, 因此, 用年度行业中位数来构建机构投资者的行业内相对稳定性指标, 这个指标为ISI, 如果IS在该行业的年度中位数以上, 则ISI为1, 否则为0, ISI值越大表示机构投资者持股波动性越选, 其持股的稳定性越高, 反之亦然。

(3) 独立机构投资者与非独立机构投资者的划分

根据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商业关联以及上市公司受到政府干预的程度, 将机构投资者划分为独立机构投资者与非独立机构投资者。根据Chen等 (2007) [8]的研究, 将证券投资基金和合格的境外投资者 (QFII) 划分为独立机构投资者;将社保基金、券商、保险公司、企业年金、信托公司划分为非独立机构投资者, 将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合计为UDINS, 将非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合计为DINS.

(3) 制度环境的衡量

参照罗炜等 (2010) [30]的做法, 使用樊纲等 (2011) 编制的各省区市场化进程指数的总得分来衡量制度环境, 并根据每个公司所在省份确定该公司的市场化进程指数总得分, 从而对每个上市公司的制度环境予以衡量并将其定义为ZDHJ.由于樊纲等 (2011) 编制的各省区的市场化进程指数只到2009年, 但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在不同年度间相对稳定 (夏立军等, 2005[11]) , 所以, 将2009年各地区市场化指数应用到2010年、2011年和2012年。

3.3 实证检验模型

为了检验不同性质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 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 RMi, t表示i公司第t年真实盈余管理总量, INST表示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衡量, 包括LINS、SINS、ISI、UDINS、DINS。根据相关文献, 在模型中加入了事务所规模、公司规模、公司业绩、负债水平、发展能力、资产周转率、负债总额变化、亏损状态以及行业和年度变量, 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4 实证检验结果

4.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RM的均值为-0.0407,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6279和-1.9323。大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的均值为0.0571,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6645和0, 小机构投资者的均值为0.0108,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0806和0。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均值为0.0560,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6646和0, 非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均值为0.0119,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5257和0。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4.2 多元回归统计结果

(1)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

表3列出了大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小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从中可以发现大机构投资者持股 (LINS) 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 (RM) 起到抑制作用。而小机构投资者持股 (SINS) 没有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从而可以看出, 大机构投资者持股要比小机构投资者持股更能够抑制上市公司通过操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 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a, 这可能是由于大机构投资者更容易接近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 其监督管理者的收益更高 (Almazan等, 2005[31]) 。机构投资者稳定性 (INS) 与RM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相比较于非稳定的机构投资者, 稳定的机构投资者更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 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b。这可能是由于稳定型的机构投资者追求公司的长远发展, 而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对于公司长远价值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 (Graham等, 2005[32]) , 石美娟等 (2009) [33]发现在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 机构投资者通过各种方式努力提升企业价值, 从而可以推断, 对于追求长期价值的稳定型的机构投资者来说, 真实盈余管理损害了企业的长期价值, 所以稳定型的机构投资者能够抑制企业操控真实经营活动所实施的真实盈余管理。独立的机构投资者持股 (UDINS) 与RM显著负相关, 而非独立的机构投资者持股 (DINS) 与RM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从而可以看出, 独立的机构投资者要比非独立的机构投资者更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 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c。这可能是由于独立的机构投资者更能够积极的参与上市公司的治理, 有助于缓解我国上市公司中的代理问题, 从而提高公司价值。Woidtke (2002) 发现受政府干预的公共养老基金 (非独立机构投资者) 与企业价值负相关, 而私人养老基金 (独立机构投资者) 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可以看出, 独立机构投资者会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从而提升企业价值, 而非独立的机构投资者在某种程度上会损害企业价值, 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会损害到企业的长期价值, 所以相比较于非独立型的机构投资者, 独立型的机构投资者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从而提升企业价值。

(2) 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制度环境对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调节影响, 本文在模型4的基础上分别引入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LINS) 、稳定型机构投资者 (INS) 和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UDINS) 和制度环境 (ZDHJ) 变量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叉乘项, 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Sharma等 (1981) 所提出的调节效应的检验程序, 设自变量为X, 因变量为Y, 调节变量为Z, 如果Z与X的交互项显著, 则Z是X与Y的调节变量。由表5可知, 大机构投资者持股 (LINS) 与制度环境 (ZDHJ) 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是-0.0081, 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稳定型机构投资者 (INS) 与制度环境 (ZDHJ) 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是-0.0007, 并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 (UDINS) 与制度环境 (ZDHJ) 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是-0.0074, 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强化大机构投资者、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和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 从而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2。这可能是由于制度环境较好的上市公司的投资保护更加完善、受到的政府干预程度更低、法制水平更高, 从而能够促使大机构投资者、稳定型机构投资者与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更加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抑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5 结论

本文以2007~2012年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规模、持股稳定性以及持股独立性三个方面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结果发现, 大机构投资者、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和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显著高于小机构投资者、非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和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 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正向调节大机构投资者、稳定型机构投资者与独立型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所有投资都是一个投资环境问题 篇5

第一节 国际投资环境概述

一、国际投资环境的分类

（一）国际投资环境的概念

国际投资环境就是指东道国际投资产生的有利或不得影响的各种条件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二）国际投资环境的分类

1、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

前者是指与东道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状况相联系的超国别性因素总和，如所处经济区域、国际政治地位、与其他国家关系等；后者则指东道国本身的国别因素总和，如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政治状况等。

2、硬环境和软环境

前者是指与投资直接相关的物质条件，如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等；后者则指各种非物质形态的社会人文方面的条件，如政策法规、教育水平、办事效率等。

3、自然因素环境、人为自然因素环境、人为因素环境。

二、国际投资环境的特点

（一）综全性

（二）先在性

（三）差异性

（四）动态性

（五）主观性

第二节 国际化投资环境因素分析

一、自然地理因素

国际投资环境的自然地理因素主要包括东道国的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状况、地形、地貌、自然风光，以及至为重要的自然资源状况等。重点分析一下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这两个对国际投资影响最为直接的因素。

（一）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对于外在的客观事物在方位和距离上的空间关系，是投资环境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一般将地理位置区分为数理地理位置、自然地理位置、经济地理位置、政治地理位置等四种。我们这里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地理位置。

1、与投资国的距离

2、与重要国际运输线的距离

3、与资源产地的距离

4、与市场的距离

（二）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指天然存在的，对人类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各种资源，包括矿产资源、水资源、各种原材料等。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东道国资源条件对引进外资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资源本身的条件

资源的本身条件是决定东道国对外资吸引力大小的根本因素。资源本身条件指的是一国拥有的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品种、分布状况、开采价值和开发成本。

2、投资国对国外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

各国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取决于其本国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幅。

3、其他因素

诸如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状况、社会文化状况等，特别说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它对国际投资的影响已呈下降趋势。

二、经济环境因素

经济环境是影响国际投资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主要可分为国内经济因素和涉外经济因素两大类。

（一）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是一个社会实现其经济目标和基本原则所借助的手段体系。经济体制对外资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投资国与东道国经济体制的近似度；二是东道国际经济体制的完善度。一般来说，国与国之间，是经济体制越近似，相互间的资本流动就越易于进行。

（二）经济发展水平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指该国一定时期的经济技术开发能力、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及经济活力，是决定该国际资本吸纳能力的基本制约因素。

1、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所谓经济技术开发能力，是指在特定区域内人们有效利用各种人力和物质资源来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各种有用的商品及劳务的能力。国际上通常利用台下四个指标来衡量一国的经济技术开发能力：（1）人均能源消费量。（2）人均收入水平。（3）非农业部门雇佣劳动力的比例。（4）非农业部门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一般来说，经济开发能力强的国家，不仅工业化水平高，经济开发与技术创新的机制完备，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而且还能够提供广泛的投资和获利的机会。

2、人民的生活质量

人民生活质量，即人们在健康、信息、交通等方面的一般条件和消费水平，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来说，一国的生活质量越高，该国所可能吸引的外资规模就越大；反之亦然。

3、经济活力

经济活力是指一国一定时期内经济中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及其潜力。

（三）经济稳定性

经济的稳定性取决于社会总供给总需求之间的平衡状况。投资者主要是通过考察通货膨胀率及其变化趋势和财政金融状况，来评价和预测东道国经济的稳定性。

1、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即一般物价水平持续上升的幅度，是一国经济稳定与否的首要标志。

2、财政金融状部

东道国财政金融状况，可以用两个基本指标来衡量。一是预算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二是货币发行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率、预算赤字率和货币发行率作为衡量一国投资环境中经济稳定性的主要指标的话，应该说符合如下三个经验比率的经济就是相对较为稳定的经济，即通货膨胀率低于5%，预算赤字率在3%以下，货币发行率在2.5%以下。

（四）市场和产业环境

在分析特定的国别和地区的国际投资环境时，影响投资意愿和投资决策的最直接的环境因素，就是与具体资项目相联系的市场和产业环境因素。

1、一般市场环境 各国的市场环境在诸多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1）生产素流动的市场化程度及运行特征；（2）投资行业的市场规模及变化趋势。（3）顾客特征。（4）商品流通渠道的特征。（5）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管理。（6）同行业竞争状况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占有率；（7）市场开放度。

2、产业环境

（1）合理的产业结构是良好产业环境形成的基础。（2）东道国的产业政策是生要因素。（3）关联产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和影响生产经营的成本和效率。

（五）生产要素供应

东道国的生产要素供应状况直接决定和影响外商生产经营成本和效率。生产要素供应水平的高低，大致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1）生产要素流动的渠道、效率及灵活性，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呈正相关。（2）生产要素的可供量。（3）生产要素的质量。

（六）涉外经济状况

一般来说，一国经济的外向度越高，该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能力越强，外资政策越趋于宽松，也就越易于吸引外资。

1、国际收支状况

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国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实力（特别是金融实力）的强弱及其发展趋势。

2、国际贸易状况

东道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和水平及对外贸易政策是决定该国经济的外向度和开放度的实质性因素之一。

（1）对外贸易规模和水平。一个国际投资大国，首先应该是一个国际贸易大国。（2）国际贸易政策。

3、国际金融状况。

（1）汇率与货币稳定性。（2）外汇市场。（3）外汇管制程度。（4）国际储备状况与外债规模。

三、基础设施因素

基础设施是任何投资活动都不必可少的物质技术条件。基础设施按职能可分为7个系统：（1）能源供应系统。（2）供水和排水系统；（3）交通系统；（4）邮电通讯系统；（5）防灾系统；（6）环境系统；（7）生活服务系统。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维系和促进各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基本物质条件。

四、法律环境因素

为了给国际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以期强化国际投资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坚定其投资信心，东道国必须不断完善其法律环境。对东道国法律环境因素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法律完备性，法律公正性和法律稳定性。

法律完备性主要指牵涉到国际投资的法律文件是否完备、健全。法律公正性是指法律一经颁布，即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

五、政治环境因素

对东道国政治环境因素的考察，重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制度

东道国的政治制度是国际投资环境政治因素形成的基础。

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构成了政治环境的基础，而且还因为它与经济制度密不可分。

（二）执政者治理国家的能力

执政者治理国家的能力反映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一般说来，执政者治理国家的能力越强，越能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投资环境也就越趋于完善，也就越能吸引外资。

2、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 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作为与执政者能力密不可分的政治因素，直接影响到外商的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

（三）政局稳定性与政策连续性

1、政局稳定性

国际投资者在判断一国一定时期内政局稳定性时，通常要考察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主要领导人更换情况；（2）反对派集团的状况；（3）国内一定时期中发生政治冲突的情况。（4）国内民族、宗教及其他社会文化团体的状况。（5）工会在国内的作用。（6）军队和警察的状况。

2、政策连续性

政府政策的连续性越好，外商在该国的投资就越稳定。政策变化的程度越大，频率越高，政策的连续性越差，就越不利于吸引外资。

（四）东道国与国外的政治关系 当一国受到外部威胁时，它的各项国内外政策都会发生变化，财政经济状况也有可能变得严峻起来。保持良好的国际关系，对于东道国投资环境的稳定也有相当重要的。

六、社会文化环境因素

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对国际投资行为和和平经营管理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社会文化环境主要包括语言文字、民族、宗教、风俗、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教育水平、人口素质等因素，它们是构成投资软环境的一个基本方面。

（一）语言文字

（二）价值观念

（三）教育水平

（四）宗教

（五）社会心理和社会习惯

国际资环境评价是国际投资者根据国际投资的具体需要对东道国投资环境所用的系统评估，它是国际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国际投资环境评价的形式和方法不是单一模式和固定不变的。

一、国际投资环境的评价原则

（一）坚持从投资者实际要求出发的原则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三）坚持突出重点的原则

（四）坚持兼顾投资国和东道国双方比较优势的原则

二、国际投资环境的评价形式

国际投资环境的评价形式是指国际投资环境评价工作组织实施的具体方式，最为广泛运用的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专家实地考察

（二）问卷调查评价

（三）咨询机构评估

三、国际投资环境的评价方法

国际投资环境的评价方法就是国际投资环境评价体系（或模型），主要是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运用。国际投资环境的评价方法是国际投资环境评价的核心，选择何种评价方法将从根本上影响评价结果和最终的投资决策。几种国际上最常用的国际投资环境评价方法。

（一）罗氏等级评分法

对一国投资环境的一些主要因素，按对投资者重要性大小，确定不同的评分标准，再按各种因素对投资者的利害程度，确定具体评分等级，然后分数相加，作为该国投资环境的总体评价。

（二）闵氏评估法

闵氏多因素评估法是对某国投资环境作总体评估所采用的方法，它较少从具体投资项目的投资动机出发来考察投资环境。关键因素评估法从具体投资动机出发，从影响投资环境的一般因素中，找出影响具体项目投资动机实现的关键因素。

（三）F-M矩阵评估模型

该模型是通过矩阵列表的形式，将企业经营过程的诸因素（B因素）与国内环境因素（C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I因素）的相关系予以计量化，再加权、累积，最后求出企业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综合效率，由此评估投资环境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四）三菱投资环境评估方法

该方法通过对各国的经济条件、地理条件、劳工条件和奖励制度等四项因素的比较评估，评估各国投资环境的优劣，并根据各因素对投资的重要性赋予不同的权重，计算得出各国投资环境的限顺序。

（五）道氏公司动态分析法

（六）冷热比较法

通航产业投资环境 篇6

在世界范围内，通用航空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等国的通用航空产业都经历了快速增长过程，并最终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各行各业当下都在面临经济转型的压力，传统产业由于受发展空间限制，发展速度趋缓，而具有良好产业带动效应与市场需求潜力的通航产业，则有望成为带动我国制造业升级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重要支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我国通航产业发展环境不尽如人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不解决这些问题，产业发展仍将难以快速推进。

产业环境现状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制约着我国通航产业的发展？参照世界各国通航产业发展的经验，我们可以从政策环境、机场布局、运行环境、国际态势四方面分析我国目前通航产业发展面临的整体环境问题。

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方面的瓶颈主要表现为：低空空域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飞行审批制度冗繁。

首先，在我国，空域资源虽然丰富，但可利用范围极少。按目前我国对空域使用管理的规定，通用航空所需的低空空域的管制权完全归军方管理。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谨慎考虑，空军方面对低空飞行一直实行严格管控，大量的低空空域资源因此闲置。近年来，国家虽然已逐步进行低空空域开放试点工作，但总体看来，进程缓慢，开放仍不到位，按照目前的现状，如果低空开放只是单点实现，不能连接成片，那么跨区飞行仍旧是梦，低空开放依然没落到实处。

其次，飞行审批制度冗繁，责任划分不明。通用航空的飞行计划由民航管理部门与空军等联合审批，由于涉及单位多，流程繁琐，导致所需时间长，这直接影响了飞行的组织与实施，制约了通用航空机动灵活的特点和时效性。同时，在空中飞行管控者的责任划分上，民航管理部门与空军部门并没有一套清晰的管控权责制度。在这种背景下，管控者一般都倾向于从严管理。由于飞行审批流程的繁琐，于是在我国“黑飞”事件频发，因为违法的成本远低于走正常流程所需的成本。

机场布局

在机场布局方面，当前的瓶颈主要表现为：缺乏系统规划及应用标准，通用机场数量不足。

当前，中国缺乏足够数量的通用机场或起降点，无法构成覆盖全国的机场网络。这极大地影响了通航飞行器的应用和消费者的需求。很多热爱私人飞行的消费者，往往受困于好不容易买到了飞机，却难以便捷使用的问题，最后只好将飞机放在机场晒太阳。

实际上，大部分通用机场或起降点对硬件设施要求并不高，然而我国目前还缺乏系统的通用机场建设标准，因此造成建设成本居高不下，规模难以快速扩大。

运行环境

运行方面的瓶颈主要表现为人才短缺，飞行器技术水平落后且配套不足，运营企业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

人才短缺：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迅速发展，垄断了大部分管理、飞行和机务人才。这也造成了通航领域的飞行培训、教学人才以及在各类商业应用中的管理人员、飞行员及机务人员存在着巨大缺口。

飞行器技术水平落后及配套不足：目前我国拥有一些低端活塞飞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但是在高端研发和制造领域，尤其是喷气公务机领域仍是空白。研发能力的不足，也造成我国的通用飞机配套能力不足，通用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以及动力系统均得依赖国外进口。另外，航油、航材的采购渠道狭窄，成本极高。

运营企业专业化程度低：当前，我国通航企业在运营服务方面的专业化程度较低，缺乏成熟的FBO运营模式，难以实现个人消费者便捷享受私人飞行乐趣的需要。同时，在公务机专业化运营上，成熟的商业模式也尚未得到广泛运用，采购与消费成本较高，难以实现需求的有效开发。

国际态势

2010年以来，中国周边面临三大新挑战。

首先，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和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导致我国周边国际关系的大调整。日本紧随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出现逆转，中日在钓鱼岛、历史问题和日本政治右倾化等问题上发生原则碰撞，两国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

第二，中国同一些东南亚周边国家的领海争端凸现，形成地区、乃至全球关注的重点。一些周边国家在海洋权益上对我国不断侵蚀和蚕食，还有些国家更是要在中国更加强大之前“先发制人”，夺取中国的海洋权益。

第三，周边国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恩上台以来，在核问题上“走边缘”，在外交和军事上呈强硬态度。朝鲜半岛高度对抗的形势使中国经常面临两难。同样的，“巩发党”掌权的缅甸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不利于中国的动向。长期友好的中缅关系有“变天”的趋向，这也成为中国和周边关系的焦点之一。

由于我国周边国际政治态势趋于紧张，使得国防安全，尤其是空防安全被提到更高高度，这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通航产业起飞时刻的不确定性。

改善路径

从世界各国通航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及历史经验来看，产业环境的完善与政策的改革往往是同步的。

当前，我国通用航空产业正经历着一个曲折向上的发展过程。随着供需矛盾的激化，我国对通航产业的改革力度将会越来越大，民航局和相关政府部门也正促进对通航的整体规划、空域管理、申报审批、资金补贴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措施整改。

然而，通航产业本身具有“厚积薄发，回报周期长”的特点，根据世界各国的通用航空发展历史来看，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巴西，其产业蓬勃发展之前，都有一段30～50年的漫长探索期（也与技术成熟度有关），正式启动发展后还需要8～10年完成通航的基础设施建设。按照这个周期标准，如果将1993年民航局党委出台《关于发展通用航空若干问题的决定》作为起点，那么中国通用航空复苏、探索的道路已逾20年，离30～50年的周期标准还差10～20年，难道我们还要继续探索下去？

笔者认为，当前国内经济转型及通航产业的发展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中国需要尽快结束探索期，转而正式进入启动期，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参照各国经验，基础设施的完善至少还需5～10年的时间来完成。

通航产业最为成熟的美国以及起步晚但发展速度较快的澳大利亚两国通用产业的发展经验，可以对我国下一阶段通航产业发展环境的改善路径有所启发。

对比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情况，我们认为，未来5年将是中国通航继续加快产业环境改善的5年，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及通航政策的完善将会是本届政府的重点工程，如果缺乏一定密度的通航机场网络，开放的空域及飞行审批制度的宽松化，那么整个通航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空中楼阁”。

投资建议

通用航空产业链是一个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密切相关的产业体系。整个产业链由上游通用航空研发制造业、中游通用航空运营业和下游保障服务业组成，上、中、下游企业相互推动，相互促进。产业链上的各子产业在关联产业（如：配套的金融保险，融资租赁产业等）的支持作用下运转。其中，中游运营企业是核心，连接上下游企业整体实现商业应用的输出。我们对于通航产业当前上中下游的经营现况和投资策略，分析如下。

制造业投资建议

当前，我国通航制造领域的投资者以国有企业为主。这一领域由于具备高资金投入、高风险的特征，因而增加了准入成本，使得许多非国企背景的企业难以涉足。但我国通用航空器制造企业大多数脱胎于军工或航天企业，通用航空器业务一般处于从属地位，这造成了我国国产通用航空器机型与数量有限，市场竞争力较低。从长远来看，未来更具经济性和稳定性的喷气公务机及直升机研制将有较大市场空间，国家会倾向于大力支持自主研发，但中外合资研制将有助于促进行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在这方面，汽车行业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由于国产机型的研发能力不足和竞争力疲弱，目前国外各主要通航制造商纷纷以主动投资或被动收购的方式进入中国，此方式值得关注。一方面，外资制造商以技术输出、固定资产投资或直接注入资金的方式进入中国通用航空制造业，可以直接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在当前中国政策前景未明朗、欧美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的情况下，有实力的中国企业积极收购或投资国外中高端通用航空飞行器或零部件生产商，有助于借助国际品牌与技术，实现跳跃式发展。

运营业投资建议

作为中游的通航运营企业，发展速度最快，投资主体多元化，但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能够支持盈利的业务还较少，因此培育并占有细分市场是当前的重点。

民航局目前将我国通航经营项目分为甲、乙，丙三类。过去，通用航空主要服务于社会公益领域，包括农林飞行，人工降雨、航空摄影、航空探矿等准公共产品。作业价格依靠政府制定的作业收费标准执行，费用一般由政府部门财政支出。总体来看，公益航空作业增长缓慢，各类公益航空业务的发展不均衡，其中作业范围最广的农林航空受限于我国农业的现代化与规模化水平，发展水平较低。但从长远看，未来这些传统作业领域还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不过占整个通用航空市场的比重将会逐步缩小。

在通航经营项目中，目前盈利性最好且市场规模最大的是海上石油服务，其次为航空摄影、空中游览、公务飞行及飞行执照培训。然而，虽然海上油田的盈利性最好且成长空间大，但进入门槛较高，一般的通航企业很难进入。长期以来，油田通航业务被中信海直，南航珠海直升机公司和东方通航公司三家公司垄断，其中中信海直占据了此类市场60%左右的份额。

而航空摄影、空中游览，公务飞行及飞行执照培训一直是国有企业忽略的领域，近年来较受民间投资者的关注。虽然当前该领域的业务规模还较小，但随着私人飞行文化的兴起，未来成长空间巨大。

结合以上分析，笔者参考国际经验认为，在通航运营的业务分工方面，政府应加强作为低收益的工农业应用的消费者职能，而在消费类商业应用（甲类经营项目为主）方面，应抓大放小，逐步退出，给民营企业更多机会。

在通航企业的自身定位问题上，我国甲类业务范围内各种商业应用均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尤其是公务机及私人飞机市场。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经营情况选择部分细分业务做深耕，完成细分市场的消费者培育。

服务保障业投资建议

目前我国通航产业发展的现实是：卖水的胜过淘金的。运营托管、维修培训、服务保障等先于上中游实现了盈利，于是中游投资者纷纷期望延伸到下游服务领域，地方政府也逐渐加大了对下游产业链的关注。

通用航空飞行保障与运营衍生服务产业是指以通用航空起降点建设为基础的，为固定机翼飞机、直升机等通用航空器提供起降、飞行导航、气象观测、供油、清洁、维护等一系列航空飞行保障服务以及酒店、餐饮、娱乐等运营衍生服务的产业。

由于通航产业尚未打通最终市场端口，上中游又存在投资周期长、回报晚的特点，而维修培训、服务保障在现有民用航空运输的产业基础上，具有成本优势，资源易垄断优势，因此出现了“卖水胜过淘金”的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随着市场竞争元素的加入，会逐渐发生变化，最终能在该市场生存和壮大的必然是那些在服务方面有特色的企业。

因此，当前在服务保障领域，各企业应加快探索和完善商业模式，不断提升自身经营的专业性和服务水平，从而推动地面代理、托管服务、维修保养、飞行培训等通航产业关键价值链的发展。

小结

投资制度环境 篇7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本土企业的壮大,以及 “走出去”战略的激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日益活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最新发布的2015 年 《世界投资报告》 显示,中国OFDI(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出现令人瞩目的高增长。2014 年中国大陆对外投资增幅高达15% ,约1 16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位列全球第三。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融资能力进一步提升,国内企业的总体财务状况良好,加之国家大力推进 “一带一路”战略,预计在未来几年内中国的对外投资会依然保持较快的增长。然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起步较晚,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其投资存量还比较小。从2014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中国OFDI存量占GDP7% 左右,仅为美国这一比例的1 /5,不足东亚国家平均水平的1 /2,这与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形成强烈的反差,对外直接投资尚有较大发展潜力。

近年来,关于中国OFDI的区位和影响因素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中国OFDI的东道国大部分为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存在向外获取市场和资源等诉求,我们不禁猜测,东道国制度、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某种微妙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偏好制度环境好的国家和地区(We,2000;Gani,2007;Zhang et al.,2011)。祁春凌和邹超(2013)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也发现,东道国较高的法制制度质量与经济制度质量对我国OFDI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近些年不少学者发现,对中国OFDI的研究结论与西方传统理论存在差异。Buckley等(2007)针对中国在1984年至2001年间对49个国家OFDI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OFDI有市场寻求动机,但偏好制度质量差的国家,战略资产及距离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Kolstad和Wiig(2009)也认为中国OFDI受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负向影响,张宏和王建(2009)的研究同样支持这一结论。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发现制度质量是影响中国的OFDI的重要因素,并对资源寻求型投资有负向影响,中国OFDI并不存在“制度接近性”。岳咬兴和范涛(2014)同样发现中国OFDI总体偏向于与自身制度质量差异大且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周经等(2015)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中国OFDI不仅偏好法制水平差的国家,而且市场寻求动机明显。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制度并没有显著影响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如Cheung和Qian(2009)就没有发现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有显著影响。

综上,虽然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是结论尚不一致且需继续深入探究。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文献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分析的并不多,二者在经济和制度上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影响中国OFDI的区位因素可能也不尽相同。从对外投资动机来看,许多文献都显示中国OFDI具有寻求资源、市场等动机,但却少有关注政治制度对不同动机下的中国投资产生的影响。从实证分析方法来看,现有文献较多都将中国OFDI在某些国家缺失、为负的数据剔除掉,存在样本选择随意性。针对上述问题,本文( 1) 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以避免非随机筛选样本造成的偏误;( 2) 对比分析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经济、制度因素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并在母国不同投资动机下考察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所产生的作用,以期进一步厘清制度环境、投资动机与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

( 一) 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

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制度因素对OFDI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作用。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减少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的阻碍,降低投资风险,发挥某种激励效应并降低交易成本。近年来中国OFDI快速增长引起学术界关注,但是由于中国的制度质量不高、对外投资主体大多为大型国有企业,因而在许多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反而具有 “特定优势” ( Morck et al. ,2008) 。中国企业对法制不健全、市场化不完全的环境更为熟悉,懂得利用 “非市场行为” 进行寻租,通过建立关系网络来代替正式制度,降低道德和经济成本。所以,不少学者认为中国OFDI更加偏向进入制度质量差的国家。不过,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OFDI流入发达国家的比例有所上升,因为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有效降低投资风险,保证投资活动的正常进行,且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高质量公共产品有利于投资收益的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 制度环境对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OFDI有负向影响,而对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

( 二) 制度差距与中国OFDI

Habib和Zurawicki ( 2002) 认为制度差距较小的国家具有相似的制度环境和交易规则,从而有利于增加双边投资。Kolstad等人( 2010) 通过对中国OFDI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制度环境与国内接近的国家进行投资时,善于利用 “非市场行为”去建立关系从而获得便利,所以中国OFDI偏向于投向与其制度距离小的国家。长期以来,中国OFDI中的大部分都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制和腐败控制等制度因素方面,所处水平与中国较为接近,这可能是中国倾向于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的原因之一。故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 中国OFDI存在 “制度接近性”,即中国倾向于对与其制度距离小的国家进行投资。

( 三) 投资动机与中国OFDI

市场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要扩大规模、取得更高层次的发展一定离不开对国际市场的寻求和拓展。国际折衷理论就将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视为跨国企业投资的一个重要区位因素,且该观点得到了多数学者的验证和支持。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巨大,然而国内资源储藏量有限,加之人口、环境压力较大,因此寻求自然资源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 Ramasamy,2012) 。Buckley et al. ( 2007 )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投资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丰裕程度正相关,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国家,中国资源寻求型的投资规模越大。

当今时代,无形资产对于企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企业在竞争中依靠的重要力量。Buckley ( 2008) 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包括从东道国获得技术、品牌和进入外国分销渠道及资本市场的机会。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 中国OFDI有市场寻求动机、资源寻求动机和技术寻求动机。

( 四) 制度环境与不同投资动机下的中国OFDI

制度优越的国家大多为发达国家,其市场机制较完善,各方面的监管也比较严格到位,不论是对出于哪种动机的中国OFDI,良好的制度环境都能为企业提供便利和保护。

发展中东道国往往制度环境较差,存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秩序混乱、效率低下等问题,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还容易出现寻租和腐败。不过由于与本国制度环境接近,且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多为大型国企,具有一些特定优势,对制度环境的适应性和风险抵御能力较强。因而,发展中东道国较差的制度环境可能不会阻碍中国企业以市场和资源寻求为动机的投资进入和发展。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 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正向影响各投资动机下的中国OFDI,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则对其有负向影响。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一) 模型设定

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数据在某些国家是不连续的,即有些年份没有投资甚至是负投资,因而我们认为之前许多研究把这部分样本剔除的做法会造成估计结果有偏误,因为只有这些零投资和负投资是随机发生的时,剔除这些样本才不会有偏差。但中国对某些国家投资为零或为负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对东道国经济、制度环境变化的反应。

Heckman ( 1979) 构造了两阶段选择模型,解决了样本选择的偏差问题。我们采用这一模型进行研究,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Probit投资选择模型,即分析东道国哪些因素影响中国OFDI是否进入。第二阶段是投资规模模型,分析东道国哪些因素影响中国OFDI规模的大小。基本模型采用投资引力模型( Anderson,1979) ,再加入本文所研究的其他变量,具体设定如下:

其中fdi是一个二分变量,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fdiijt> 0 时,fdi = 1 ,否则fdi = 0 。cgdp代表中国的实际gdp。hgdp是东道国的实际gdp ,代表市场规模; hpgdp是东道国的实际人均gdp ,代表市场机会。如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市场寻求性,则hgdp和hpgdp的符号应显著为正。fd是东道国的投资自由度,代表其对外国投资的经济管制程度。我们之所以在选择方程( 1) 中引入fd ,是因为一国对外国投资的管制程度严重影响中国OFDI进入的难易程度,同时这一变量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制度。X为本文主要考察变量,代表影响中国OFDI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在参考多位学者的研究后,本文选取了东道国自然资源、技术水平和政治制度因素。由于不同投资动机驱动的中国OFDI都有可能受到政治制度因素的影响,我们借鉴Kolstad和Wiig ( 2010) 的做法,分别加入其与市场、资源、技术的交互项。为了检验双边制度绝对差异对中国OFDI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制度绝对差异adiffins ,根据它系数的正负来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 “制度接近性”。另外,α0是常数项,λijt、μt分别为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ξijt是残差项。

(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来自45 个在2004 - 2013 年间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位于全球前列的国家,其中发达国家17 个,发展中国家28 个。

1. 被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fdiijt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表示,因为流量更能反映OFDI的变化。数据来源于2004 - 2013 各年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并以2005 年不变美元价格为基准进行折算。

2. 解释变量。cgdp与hgdp 、hpgdp的数据均来源于联合国国民账户数据库,也将其折算成2005年不变美元价格。投资自由度的数据来源于http: / / www. freethe world. com,数值越大说明投资越自由,对资本流动的管制程度越低。需要说明的是,过去的研究表明,FDI与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环境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所以为避免内生性,我们对东道国经济变量均做滞后一期处理。

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X变量。其中,东道国制度变量方面,本文重点对政治制度进行分析,参照Kolstad和Wiig ( 2010) 的研究,从政权稳定性( ps) 、政府效率( ge) 、监管质量( rq) 、法制规则( rl) 和腐败控制( cc) 五方面来衡量。数据来源于2004 - 2013 的世界治理指标(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 ,评分介于- 2. 5 至2. 5之间,越高表示该国制度环境越好。制度距离我们用中国与东道国制度差异的绝对值来衡量,包括政府效率差异( adiff1) 、投资监管差异( adiff2) 、法制差异( adiff3) 和腐败控制差异( adiff4) 四个方面。自然资源变量( resourse) 用矿石和燃料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用。技术水平( tech) 用 《全球竞争力报告》 中的技术存量指标technology readiness来衡量东道国技术存量。市场、资源、技术三大投资动机与制度的交互项用数值之间的乘积来表示。

四、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在正式检验之前,我们应先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首先检验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结果如表1 所示。为了严谨起见,我们又考察了方差膨胀因子VIF,其值小于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其次,我们也检验了样本是否存在异方差。对于标准差较大的数据取自然对数,检验时也采用稳健标准差,从数据源头减小存在异方差的可能性。对样本进行怀特检验和BP检验,发现并不存在异方差。

Heckman模型包括 “两步估计法” 和MLE整体估计,本文采用后者,因为MLE整体估计的效率更高。

( 一) 初始检验

各个方程的LR检验均显著( 见表2) ,即Mills逆显著, 说明样本存在自选择问题, 使用Heckman模型是有效的。

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显示:( 1) 中国GDP系数在第一阶段显著为负,但在第二阶段又显著为正。可能的解释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更倾向进入发达国家投资,减少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而之前已经进入发展中市场的中国OFDI则会扩大投资规模。 ( 2) 东道国GDP对中国企业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均没有显著影响; 东道国人均GDP对投资选择没有影响,但对投资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中国OFDI的市场寻求动机主要表现为对市场潜力的重视,潜力越大则投资越多,而非受市场规模影响。 ( 3) 投资自由度在第一阶段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经济自由度越高,投资管制越宽松,中国OFDI越容易进入。( 4) 自然资源不是中国企业投资选择的原因,但正向影响投资规模,表明中国OFDI存在资源寻求动机。( 5) 技术水平对于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能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技术水平较高,故向外的技术寻求动机不明显。

从发达国家的检验结果来看: ( 1) 中国OFDI的规模会随中国GDP的增长而扩大,这一点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相符合。 ( 2) 东道国市场规模在两阶段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发达国家的市场规模对中国跨国企业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东道国市场潜力虽不是中国投资选择的原因,但是却正向影响投资规模。可见,中国OFDI在发达国家具有市场寻求动机。( 3) 投资自由度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可能是因为发达国家普遍经济自由度高,外国投资进入的门槛较低。 ( 4) 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均对投资选择无明显影响,但对投资规模有正向影响,这表明中国OFDI具有资源和技术寻求动机,在自然资源越丰富、技术水平越高的国家,中国的投资规模越大。

注: 上表使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First、Second表示第一、二阶段的估计结果。wald显著性检验用来检验系数的整体显著性( 常数项除外) ,用W表示。似然比检验可显示mills逆是否显著,来断定模型是否存在样本自选择,用LR表示。括号内为Z值,*、**、***分别表示系数估计值在10% 、5% 和1% 显著水平下显著( 下表同) 。

( 二) 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区位偏好

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显示( 见表3) :( 1)除腐败控制在第二阶段显著为负之外,其他变量在两阶段的检验中均不显著。这表明,政治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腐败控制上,而且东道国腐败越严重,中国对其投资越多。腐败是衡量制度质量的重要标识,在跨国投资决策中占有很大权重。一国存在腐败就有可能产生 “摩擦效应”,即投资成本增加、东道国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质量低下等阻碍跨国投资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当一国腐败严重、制度质量较低时,腐败会成为优化配置资源的次优选择,投资者通过贿赂可以减少与东道国政府的摩擦,降低成本,产生“润滑效应”,促进跨国投资的增加。发展中国家大多制度环境差,腐败程度高,中国企业在投资活动中善于利用这一点,在当地建立关系网络,从而减少时间和经济成本。在利益的驱使下,中国企业必然会进行更多的投资。( 2) 制度差异的检验中,只有政府效率( adiff1) 和监管质量( adiff2) 的系数显著,前者正向影响中国OFDI规模,后者负向影响中国OFDI进入决策,二者方向不一致。因此,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投资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方面,除了政权稳定( ps) 和质量监管( rq) ,其他变量均对中国OFDI规模产生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普遍较好,中国企业对其投资时能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和保护,从而降低投资成本,利于经营。但是,投资选择没有受到制度变量的明显影响。双边制度差距方面,只有政府效率一项不显著,其他变量的绝对差距都正向影响着投资规模,其中腐败控制上的差距对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均产生积极影响。这与一些学者的看法相左,表明中国OFDI不存在 “制度接近性”,而是倾向于向与其制度质量差距越大的发达国家进行更多的投资。

注: 为节约篇幅,故将多个方程的估计结果整合到一张表上,只列出系数显著的变量。表中虽没有显示,但各方程估计结果中的wald检验均显著,系数前面有“#”的方程LR值不显著,无标记的均显著。下表同。

( 三) 制度环境与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中国OFDI区位分布

下面检验在不同投资动机下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这里只列出检验结果显著的变量。首先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存在技术寻求动机,故我们只对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中国OFDI进行分析。由表4 可知,法制规则和腐败控制与资源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即法制规则与腐败控制水平越差的国家,能吸引越多来自中国的资源寻求型投资。这证实了上文的假设4,资源寻求型OFDI偏好资源丰富但制度较差的国家。前文中我们还发现中国的市场寻求型OFDI在发展中国家更看重市场潜力,表4 也显示,一国政府效率越高,中国市场寻求型投资越难以进入,反之则容易进入; 一国腐败越严重,则中国该类型投资规模越大,反之越小。可见,制度环境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市场潜力的投资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

然后,对发达国家进行考察( 见表5) 。我们发现市场寻求型及资源寻求型的跨国投资规模都受到了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正向影响,但技术寻求型的跨国投资则不然,各变量系数均为负,政权稳定性( ps) 和政府效率( ge) 甚至对投资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一结果与假设4 不完全相符,表明中国在发达国家以市场和资源寻求为动机的投资对其优越制度有较强的依赖,但技术寻求动机的投资却偏好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2004 - 2013 年吸引中国OFDI流量规模位于前列的45 个国家,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从制度环境和投资动机两个角度出发,研究中国OFDI在东道国的区位分布,并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东道国制度环境是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其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作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质量普遍较差,与中国状况较接近,使中国企业更容易熟悉投资环境。政权稳定、政府效率、质量监管、法律规则四项指标对中国OFDI的选择和规模无显著影响,只有腐败控制负向影响投资规模。发展中国家腐败治理较差,中国跨国企业可利用非市场手段获得投资便利,利于扩大投资规模。发达国家的制度质量良好,除去政权稳定,其他制度变量均正向影响中国OFDI投资规模。

第二,对双边制度绝对差异的检验表明,中国OFDI不存在 “制度接近性”,但制度距离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也有显著差异。中国与发展中东道国间的制度差异对其OFDI的影响方向不确定,但中国与发达东道国间的制度差异正向影响其OFDI的选择与规模。发达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越大,越能吸引中国企业的进入及扩大投资规模。

第三,不论是在发达东道国还是在发展中东道国,中国OFDI均有市场寻求动机和资源寻求动机,但中国企业只在发达国家才有明显的技术寻求动机。

第四,在不同投资动机下,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与投资规模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受到制度质量的负向影响,在发达国家却受到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技术寻求型OFDI对优越制度质量的依赖较弱,甚至偏好向政权稳定性和政府效率水平较低的国家扩大投资规模。

基于以上分析和结论,我们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与经营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韩国的投资环境与投资机会分析 篇8

(一) 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市场消费潜力很大

韩国自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 经济增长虽然没有以前三十年年均增长8.6%那么快, 但却一直处于温和复苏的增长状态。从2000年至2007年, 韩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在4.5%以上, 其中2002年增长率为7%, 2006年为5.1%, 2007年为4.9%。这一增长速度虽不如中国等“金砖四国”, 但却比日本和欧美各国的表现都好, 而且是一直处于平稳的增长态势。在东亚地区韩国也是贸易大国, 2006年贸易总额为6348.5亿美元, 同比增长16.3%, 其中进口3093.8亿美元, 增长18.4%;出口3254.7亿美元, 增长14.4%。2007年韩国贸易总额7285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 中国都是韩国的第一大客户, 其次是日本、美国。可见, 中韩经贸关系已经迈上了新台阶。韩国人均GDP早在1996年就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 2007年韩国人均GDP为1.8万美元。韩国的消费能力很强, 消费市场的潜力很大, 韩国的物价水平要比中国高很多, 但韩国的工资水平也远远高于中国, 且韩国早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中产阶层, 其消费习俗已经西方化。从整体看, 韩国消费层具有领域广、数量大、质量高的特征, 韩国人口为4800万, 但拥有汽车1400万辆, 移动电话用户3500万台。韩国人喜欢购买新概念、新技术、新款式的产品, 青年消费阶层追求时尚、追求新鲜事物, 是一个非常有活力、有潜力的消费群体, 而超前消费倾向日趋成为韩国人消费的基本理念。

(二) 政府积极推动和鼓励利用外资

韩国虽然是市场经济国家, 但政府的作用却比欧美国家大得多, 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 韩国政府的作用几乎不逊于中国,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划分产业类型, 确定外商投资范围。

韩国政府把产业按标准分为1121个行业, 确定邮政、中央银行、共济基金、证券交易所、教育、艺术、宗教团体、社会团体等63个行业为外商投资禁区;而期刊发行、近海捕渔、肉类批发、发电送电、内港运输、空航运输、有线与无线电信电话、国内银行与信托、视听广播和放射性废料处理等27个行业部分限制外商投资, 规定外商持股比例上限。对本国需要保护的产业和国家垄断的行业也规定持股比例并设立审批制度。除此之外的其它行业, 政府积极支持利用外资。

2. 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 加大利用外资的步伐。

1997年以后韩国政府对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日益重视。早在金融危机之前, 韩国就制定了《外资引进促进法》, 1998年11月, 韩国对这一法律进行重新修订, 对利用外资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 重新出台了《外国人投资促进法》, 大幅度放宽了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 允许外国企业对韩国企业进行敌对性并购, 对外商在韩国的直接投资实行全面自由化政策 (当然也是有限的自由) , 并制定实施《开放外国人投资5年计划》。

3. 建立专职机构, 制定优惠政策。

为推动招商引资, 韩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外商投资委员会, 负责制定招商引资战略。同时, 中央政府积极推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 为改善招商环境, 韩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性措施, 如国有、公有土地租赁费用减免制度、税收减免制度、关税减免制度、技术进口税收减免制度等。此外, 还设立行政监察官, 简化行政审批程序, 简化外国投资者访韩签证手续, 把过去需要提交的5种文件合并为一种。

4. 实行支援政策, 提供专业服务。

为鼓励外商在韩国投资, 政府实行现金支援政策, 如以现金形式补助外资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补助研发中心研究人员的工资和培训费用;补助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对具备特定条件的外资企业, 按投资余额的一定比例, 实行现金返还支援金。当外商表明投资意向时, 将指定一名项目经理协助外商从投资洽谈到开始营业整个过程的工作;在投资之后, 将指定一名专家为外商提供后期管理服务并协助处理公司所遇到的困难。

(三) 建立外商投资区, 实行税费减免等各种优惠政策

为吸引和扩大外商投资, 提升产业结构和增加就业人员, 韩国政府设立特定的外国人投资区, 凡符合规定标准的外国投资者均可进入该投资区。此外, 韩国还有外国企业专用园区、国家产业园区和关税自由贸易区, 外国企业可租用这些园区内的土地和设施进行生产和经营。凡在外商投资区、外国企业专用园区内投资100万美元以上, 属于高技术型的外资企业, 对在园区内租赁的国有和公有土地费用给予100%的减免;在外商投资园区投资超过500万美元, 能够扩充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对地方财政有贡献的外资企业, 其土地租赁费按75%给予减免。设在国家产业园区, 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和投资额在500万元以上, 能够扩充基础设施的一般制造企业, 土地租赁费按50%减免。

根据韩国《税收特例限制法》, 对于能够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外资项目和在外商投资区、自由贸易区从事制造业和物流业的企业, 实行税收减免, 包括公司所得税、所得附加区、购置税、登记税、财产税及综合土地税的减免, 减免对象包括高新技术产业467项和配套服务产业111项。公司所得税和所得附加税是从最初盈利年度起7年内免征, 以后3年内减按50%缴纳。如果5年后仍未盈利, 则从第5年起7年内予以100%免税, 以后3年内减按50%缴纳。对于土地、建筑物的购置税、登记税、财产税从运营开始5年间100%减免, 以后3年按50%缴纳。综合土地税从运营开始5年间100%减免, 以后3年按50%缴纳。

二、韩国投资的硬环境分析

(一) 韩国的地理位置为投资与通商提供了优越条件

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 属温带季风气候, 东西南三面环海, 通过黄海、渤海和东海与中国沿海省市的通商贸易非常方便;通过南海可进入东南亚诸国;出东海进入太平洋, 可与澳洲、太平洋诸国、美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及欧洲国家进行贸易往来;韩国与日本仅一海相隔, 韩国东面的日本海通过鞑鞑海峡与俄罗斯的鄂霍次克海相连, 与俄远东和西部地区的贸易也很方便。因此, 从地理位置上看, 韩国对外来投资者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尤其在经济与贸易全球化的时代, 韩国良好的通商条件具有更重要的区位价值。

(二) 国际交通运输发达

韩国主要航空公司每周有一千七百多次定期航班, 往来于韩国与北美、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之间。目前韩国己与85个国家和主要航空公司签署了航空服务协定。大韩航空公司和韩亚航空公司2004年底同全世界95个城市开通了航线, 年货运量居世界第五位, 客运量居世界十二位。仁川机场在航空货物处理能力方面居世界第四位, 在客运能力方面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银川机场二期竣工时, 旅客吞吐量将扩大到目前的二倍, 机场发展计划还包括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一个国际商务区和一个经济特区。

韩国三面环海, 海上通商条件极为优越;韩国距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港口较近, 是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海上运输基地。目前韩国的集装箱船只每天都行驶在通往亚洲、北美、欧洲、中东、南美和非洲的各条航线上, 外国的远洋货船、客船和游船都不停地进入韩国港口。2003年韩国港口的年吞吐量为5.96亿吨;世界第三大贸易港———釜山港的年吞吐量为940万件标准集装箱。

(三) 国内运输高效便捷

韩国首尔的地铁有8条线路, 全长287公里, 263个站台, 日客运量560万人次。此外, 釜山、大邱、仁川、光洲和大田五个城市都有地铁, 总长度195.1公里, 站台有一百八十多个。到2005年7月, 韩国共有79条铁路, 总运行长度为3389公里, 3935个站, 其中1192节车厢为客运车厢, 其余全为货运车厢。从首尔至釜山全程442公里, 2004年高速铁路投入运营后, 运行全程只需2小时40分钟。首尔周围的线路及京釜、中央、太白、湖南和永同等干线1778公里的铁路段, 均采取中央交通控制系统, 既安全又高效。到2005年末, 韩国有涵盖全国各地的24条高速公路, 总长为2968公里, 首尔至各道的城镇均有高速公路, 从首尔至国内任何地方均可在一日之内到达。

(四) 信息通讯设施世界一流

2004年韩国互联网用户数达到3160万人, 在韩国几乎每人都有移动电话, 手机使用率全球第一;在经合组织国家中, 韩国每个家庭拥有的电脑数量第一, 宽带普及率为24.9%。2005年韩国设立全国地面数字电视网络, 2006年有400万网络电话用户;信息通讯部计划2007年向1000万个家庭提供家庭网络, 获得1000万远程通信用户。韩国信息社会指数从1998年的22位上升到2005年的世界第3位;韩国的数字机会指数在世界排名第一。目前, 英特尔、微软等世界10大著名信息企业在韩国设立了研发中心, 联合国下属机构ESCAP信息通信技术中心也入驻韩国。

三、韩国投资机会与投资风险评估

(一) 投资机会评估

韩国目前仍属新兴工业化国家, 还不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发达国家, 因此存在着很多投资机会和发展机会。此外, 韩国又是一个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 因此很多产品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所以, 如果能够充分了解韩国市场供求形势和投资环境, 中国企业就会找到在韩投资的机会。我们认为, 应从以下四个角度把握对韩投资的战略思路。

一是发挥比较优势。我国有些产品和技术与韩国相比具有比较优势, 如果在韩国投资可充分发挥这些优势, 从而在韩国市场站稳脚跟。

二是填补市场空白的投资。目前有些产品在韩国国内已不生产, 其市场需求主要靠进口满足, 如果中国企业能填补这些市场空白, 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韩国的产品进口。

三是资源深加工型投资。韩国资源贫乏, 很多资源型产品主要靠进口。如果中国企业在韩国投资建立加工企业, 进口中国的资源性产品或半成品, 在韩国进行深加工, 然后在韩国市场销售, 其投资前景就比较可观。

四是投资高新技术产业, 利用中韩双方的科技资源和人力资源, 共同研发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 返销中国或出口第三国。

(二) 投资项目探索

依据上述战略思路, 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可在下述领域进行投资探索。

第一, 在韩国进行中医中药方面的投资。韩国与西方国家不同, 它对中医中药比较熟悉且比较尊重, 如果能利用我国在这一领域的传统优势, 应该能在韩国打开市场。

第二, 农副产品深加工领域的投资。我国农副产品资源丰富, 如果通过进口中国的农副产品, 在韩国按当地习俗和标准进行农副产品深加工, 然后在当地销售, 将会具有长期、可观的市场前景。

第三, 投资生产环保技术产品。韩国的环保科学和环保技术比我国要发达, 如果能利用韩国的科技资源生产中国大量需要的环保产品, 将是一种战略性投资。

第四, 投资生产新材料、电脑周边设备和制造业中的零部件。这些产品既是韩国市场需要的, 也是中国需要进口的, 如果能与韩国企业或研究机构合作生产此类产品, 其市场潜力很大。

第五, 在韩投资建立研发中心, 整合中韩两国的科技资源, 共同研发和生产中韩市场和国际市场需要的高科技产品。

第六, 投资建筑业, 带动中国的对韩劳务出口。韩国的基础设施目前仍方兴未艾, 而韩国的劳动力资源, 尤其是体力型劳务人员比较短缺, 因此通过在建筑行业的投资可以带动中国劳务的对韩出口。

(三) 投资风险预测

在看到上述投资机会的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在韩国投资的风险, 这些风险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经济波动风险。韩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外贸依存度在60%以上, 无论是商品和原材料供应, 还是产品销售, 都高度依靠对外贸易。所以, 国际市场行情变化和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 韩国的反应都非常敏感, 因此在韩国投资的效益或成败与国际经济形势的波动息息相关, 其不确定性很难把握。

第二, 韩国的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较高, 企业经营的成本压力较大。与中国相比, 韩国的劳动力工资较高, 而其它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也比中国要高, 所以投资企业必须精打细算, 周密计划, 否则就会陷入亏损的深渊。

第三, 韩国政府对于本国大型企业集团的过度保护和有关政策的不透明性, 使市场竞争缺乏真正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众所周知, 韩国政府与大型企业集团关系密切, 政府腐败和官员寻租现象时有暴光, 官商勾结的弊端在韩国由来已久, 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难以在短期内铲除。

第四, 劳资纠纷经常对企业经营形成困扰。

第五, 由于劳动群体对政府期待过高和政府对劳动政策许诺甚多而兑现较少, 而劳动政策本身又缺乏连续性和规范性, 因此劳资双方对一些待遇和规定难以达成共识, 从而使劳资纠纷经常发生, 而激进的韩国工会又推波助澜, 从而使企业的经营受到不利影响, 导致经营成本上升, 经营的稳定性受到威胁。

第六, 韩国的金融体系仍比较脆弱, 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变化对韩国经济具有重大影响。韩国虽然艰难地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 但韩国企业的负债率较高, 尤其是一些举足轻重的大企业集团都与银行机构捆绑在一起, 从而使韩国的金融体系显得格外脆弱;一是这些大企业的经营出了问题, 银行就要受到严重托累;二是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剧烈波动, 韩国金融业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 韩国金融环境的潜在风险不能低估。

参考文献

[1] (韩) 金元在.中日韩三国未来在经济上的竞争与合作[J].太平洋学报, 2006 (12) .

中国艺术品投资基金投资环境分析 篇9

“艺术品投资基金”一般是由艺术品投资管理机构为艺术品投资市场建立的一种资本投资与运作形式, 是在艺术品投资市场有特定目的与用途的资金投资形式, 是一种间接化的证券投资方式。艺术品投资基金的发展离不开宏观环境的影响, 并且宏观环境在艺术品投资基金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PEST分析是一种分析宏观环境的方法, 艺术品投资基金的PEST分析就是对艺术品投资基金业所处的政治法律环境 (P) 、经济环境 (E) 、社会文化环境 (S) 和技术环境 (T) 等一般环境进行分析, 它与一般环境的关系用函数关系表达即为LI=f (P, E, S, T……) 。艺术品投资基金的PEST模型, 如图1所示:

二、中国艺术品投资基金发展的PEST分析

(一) 政治法律环境 (P)

政治法律环境是影响艺术品投资基金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中国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和谐安定。俗话说“盛世藏古董, 乱世买黄金”, 现在恰好是大力发展艺术品投资基金的好时机。时下艺术品越来越有资产化的倾向, 连带衍生出很多金融产品, 艺术品投资基金便是其中的主要渠道。但尚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一是政府相应职能部门的缺位也为投资者投资艺术品投资基金抹上一层阴影。政府对于艺术品投资基金的监管还处于混乱状态, 虽有文交所、证交所等部门参与监督但事实上由于艺术品基金本身身份的双重性、复杂性, 使得监管部门在实际监督出现混乱时往往出现“踢皮球”的现象。对于文物局和公安局而言, 处理此类纠纷要么处于其职责边缘或超出其管辖范围 (例如很多流通交易的艺术品并非文物范畴) 又或者因为相关部门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使其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现行涉及艺术品投资基金具体交易活动、监管体系、纠纷解决的法律法规仍为“真空”状态。当前仅以《物权法》共有规则来调整艺术品投资基金投资人之间的关系, 用《证券法》的相关规则和借鉴资产证券化的相关规范来调整艺术品投资交易行为的方式难免不足。

(二) 经济环境 (E)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截至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1564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21810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预测, 只要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 艺术品市场将趋向繁荣, 而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 艺术市场将空前繁荣。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 基数庞大的中产阶层形成, 到2020年参与到艺术品投资或服务领域的人数, 比目前的9000万人将有翻番的可能, 预期将有1.5亿-2亿人参与到艺术品市场, 一个空前巨大的艺术品投资市场必将在中国出现。因此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可预测的市场前景和相应投资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等经济因素来看, 对基于艺术品投资市场的金融产品——艺术品投资基金的发展都是极为积极有利的。

虽然目前的经济宏观环境有利于艺术品投资基金行业的发展, 但还存在不利的经济变量因素:一是中国的艺术品投资基金市场容量限制其投资规模。2007年以来虽然有如民生银行“艺术品投资计划”1号和2号两款理财产品这样以12.75%的年平均收益率给投资者带来惊喜的投资基金但更多的投资银行和投资公司是持谨慎的观望态度。艺术品投资基金行业的投资规模不足, 难以进行持续稳定的长久投资。二是艺术品投资基金市场发育程度制约其投资发育状况。中国的艺术品投资基金市场发育程度处于初期, 缺乏相配套的成熟而完善的鉴定机制、定价机制、保险机制、交易机制。三是中国艺术品投资基金缺乏风险管理控制机制。艺术品作为特殊商品, 其市场风险主要体现在市场需求变动风险、投机风险、真伪风险等方面。艺术品的市场需求变动风险通常与投机风险相伴, 艺术品交易价格起伏波动巨大,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中国艺术品投资基金由于投资对象的选择错误带来的巨大损失。真伪风险也是艺术投资基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由于在中国的艺术品造假之风盛行, 又缺乏具有法律效应的鉴定机构, 艺术品投资市场鱼目混珠。

(三) 社会文化环境 (S)

从人类社会的艺术发展而言, 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受教育的程度, 从而有助于消费主体的文化素养、审美能力、艺术鉴赏力和艺术感悟力的提高。在相同条件下, 消费主体的文化素质越高, 审美能力越强, 艺术消费数量越多, 质量越高, 艺术投资业更活跃。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中国的投资者对于艺术品投资的兴趣也逐渐提升, 艺术品收藏爱好者的数量也在逐年攀升, 这也带动了艺术品交易、拍卖市场、促进了艺术品的流动性从而推动艺术品投资基金的购买与交易。另一方面, 中国悠久而博大的历史文化底蕴也为投资者提供了充足的艺术品来源, 成为吸引世界其他国家投资者的重要原因。并且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也为艺术品投资基金提供了优秀的投资对象, 其价值在一定时间的积淀后也会出现质的飞跃。但仍有局部的社会文化因素的缺陷制约其健康运作, 长远发展:一是社会诚信机制缺乏。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问题渗透在各个行业, 艺术品投资基金业也无法避免。艺术品倒卖人对艺术品造假从而欺骗交易者、投资者的现象严重。不良的诚信关系加大了人们的交易成本, 破坏了市场公平有序的交易秩序, 也削弱了对艺术品投资基金有兴趣的投资者的积极性。二是中国艺术品投资基金投资者普遍存在“投资短视”心理, 投机交易现象严重。艺术品本身需要的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收藏来等待其价值的升高, 持有时间短就意味着在中国艺术品投资基金需要通过迅速的换手交易来赚取差价获得收益。短期来看这种做法似乎也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 但是就长远而言, 这种行为不仅不能使的艺术品的价值得到充分增长获得最大收益率而且频繁的交易也会使得艺术品市场出现泡沫, 带来风险。三是中国艺术品投资基金缺乏复合型人才。目前国内的艺术品投资顾问, 尤其是兼顾艺术品投资知识和金融知识或了解银行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少之又少, 这对于中国艺术品投资基金的发展也是一大制约。

(四) 技术环境 (T)

技术环境是降低艺术品投资基金发展成本, 提高艺术品投资基金发展质量和水平的辅助性因素, 是艺术品投资基金发展的重要载体, 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艺术品投资基金市场信息对称度加强, 令投资者对艺术品投资基金的了解渠道多元化、便利化。目前中国在关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文化发展、社会信息化以及信息竞争力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使得艺术品拍卖行业多了一种拍卖方式, 促进了艺术品交易市场的活跃程度, 直接或间接为艺术品投资基金提供了良好的电子交易平台与便捷的交易渠道。同时,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令艺术品方面的知识能够轻而易举的从网上了解, 加大了信息透明化程度, 更利于艺术品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另外, 科技的发展也提升了艺术品真伪的检验能力, 如同位素测量艺术品年代技术就是在科技进步后应用于实践活动的体现。

技术环境的变化更加有利于中国艺术品投资基金的发展, 中国目前不断加强先进科技在艺术品投资基金行业中的运用, 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艺术品投资基金科技支持系统、积极贯彻科学发展观, 对艺术品投资基金项目的重大决策进行科学的咨询、评估和可行性研究, 并发展信息技术, 提升艺术品投资基金公司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但技术环境制约因素主要集中在:一是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产学研的结合存在脱节现象, 自主创新能力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二是在艺术品投资基金产品的选择及开发上, 缺乏缜密的论证与科学合理的决策。存在艺术品投资基金产品雷同, 资金过度集中的问题;艺术品投资基金产品无相应风险对冲手, 风险过度集中的问题。三是社会信息化及产业信息化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需要大力发展现代信息通讯技术, 促进社会信息化和产业信息化。

三、基于中国艺术品投资环境扫描的几点建议

第一, 完善政治法律规制。从政治经济体制、政府政策和法律保障三方面着手, 为中国艺术品投资基金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一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 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加强对艺术品投资基金行业的信息引导、流通与管理。二是在政府政策方面, 科学制定中国艺术品投资基金行业战略规划, 加强在财税、融资等产业政策方面的扶持力度。三是在法律保障方面, 在传统立法基础上, 针对艺术品投资基金交易进行专门立法, 建立艺术品投资基金交易的基本法规体系, 并以传统法律解决交易相关问题, 以规范交易行为、防范交易风险、保护投资人利益。

第二, 完善经济制度及相关市场。一是完善艺术品投资基金相关市场主体。建立成熟完善的艺术品一级市场。二是建立统一且具有法律效力的艺术品鉴定机构、评估机构、保险机构, 控制投资风险, 保障投资人利益。建立以上机构有助于对艺术品真伪、价值出具权威且受法律保护的鉴定评估报告, 从而减少交易风险, 而保险机构则可以在艺术品投资基金出现一定亏损时起到弥补保障的作用。三是艺术品文化产权交易所应当对艺术品权属、真伪、品质等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四是艺术投资基金需要具备合作意识, 应与涉及艺术品交易的其他公司或机构强强联合, 综合配置资源人力, 集中打造有前景、高回报、投资期足够长的基金品种。

第三, 大力优化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中国艺术品投资基金发展的软环境, 与制度、经济、技术等因素相呼应。一是社会急需要建立诚信机制。诚信机制的建立将降低艺术品投资基金的隐形成本, 促进艺术品投资基金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二是社会需要培养投资人长期投资的心理。艺术品的增值很大程度上时间有关, 所以必要的时间积淀有利于增高投资回报率。三是加强投资者对艺术品投资基金的关注度与了解度, 培养艺术品投资基金的投资人群。

第四, 加强技术支持。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中国艺术品投资基金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对中国艺术品投资基金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主要表现在:一是艺术品投资基金进一步利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对投资者的账户提供安全快捷的管理, 对艺术品投资基金交易提供便捷有效的技术支持。二是对艺术品投资基金的定价机制发挥科学精神, 运用现代科技理论进行缜密的论证及科学合理的决定。三是实现产学研一体化, 使用创新的理论成果解决在艺术品投资基金中遇到的问题, 提高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汪昌云, 类承耀, 谭松涛.投资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赵连昌.论中国艺术品的金融化趋势——以艺术信托投资基金为例[J].汕头大学学报, 2012 (1) .

[3].张安毅.金融对文化产业创新服务的法律规制[J].金融法制, 2011 (12) .

[4].胡静.论艺术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投资策略[J].文化产业, 2008 (2) .

矿业投资环境简析 篇10

一、矿业投资环境的特殊性

矿业投资环境是指一定时期内待勘探、开发矿产所在地拥有的影响或决定投资者进入并取得预期效益的各种因素的有机整体。矿业投资环境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是矿业投资环境的客观性。矿业活动是以隐藏地下的客观地质资源富集体为劳动对象的, 它的规模大小, 即储量以及矿石的品位、有害元素的存在将直接影响到未来投资者的生产规模、设备选型、生产年限及最终的收益, 同时地质、水文条件的复杂程度, 对未来生产成本有着重要影响, 因此, 矿业投资者对投资地区的地质潜力及开发经济性十分重视。其次是矿业投资对基础设施的高度依赖性。矿体深埋地下, 是不可移动的地质体, 而且矿床多在远离城镇等交通运输不便的山区, 而矿产的开采有巨量的废石采出, 可选矿石的运输量也相当巨大。因此, 便利的交通运输设施是矿业投资的先决条件。当然, 水电供应及现代化的通讯设施也必不可少。最后是矿业政策的稳定性是投资者关注的重要方面。矿业投资属高风险高资金密度长周期的经营活动。一般地寻找并探明一个有经济价值的矿床, 需要数百上千万元的投资, 开发更是动辄数千万、几亿元, 矿山寿命达近二十年, 由此就使得矿业投资者变得相当谨慎并特别关注投资地的矿业政策的适应性、连惯性、稳定性。

二、矿业投资环境因素及中国矿业投资环境简析

据资料介绍, 投资环境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 矿业投资环境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 1992年流行于西方矿业发达国家及有关研究机构。因此, 关于矿业投资环境研究开展时间较短, 应用研究更迟。矿业投资环境因素很多, 不同的决策者有着不同的看法。经调查研究证明 (参考其他资料) :勘探决策重要因素排列前三位是:地质潜力、政治稳定性、矿产政策;开发决策重要因素排序前三位是:政治因素 (稳定性、法律和命令) 、外汇管理法规和资本汇出、股份参与;矿业投资决策的关注重点前三位是:勘探前的采矿权保证、得到保障的税制、盈利能力。勘探、开发、矿业投资共同关注的问题是政治稳定性、土地使用权的安全保障、矿业法的稳定性、税收水平的稳定性。

中国矿业投资环境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述, 一是地质潜力。中国幅员辽阔, 地质条件复杂多样, 具备良好的成矿条件, 地质潜力巨大, 基础地质工作程度较高, 为投资者提供了广阔的投资选择空间及矿种。二是政治环境。中国自1978年以来一直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 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 国内各民族团结和谐, 与世界太多数国家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三是市场环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发育、完善、健全, 现存的一些市场行为不规范, 非经济障碍排斥公平竞争的现象将会逐渐消失, 矿产品内部市场规模很大。四是法规环境。中国已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与矿产资源有关的许多法律法规, 但是, 中国的矿业法规不是很完善, 存在条块分割管理体制及法与法间的不协调现象等一些不合理之处。五是财政制度。从已形成的各项税收制度来讲, 各种减免很多, 相关优惠条件也有吸引力, 但不可否认, 地方性、行业性的乱摊派、乱收费等不规范的经济行为也很令人生畏。六是金融条件。目前中国有充足的资金进行矿业开发方面的投资。七是环境保护。勘探、开采中国境内的矿产资源必须遵守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规。但是正像发达国家投资者所认同的, 中国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比西方国家要宽松的多, 投资者所承担的义务较轻。但从长远看, 环境保护会越来越严, 成本会越来越高。八是经营条件。中国已对一些矿种进行保护性开采, 限制一些矿种的开采, 要对所投资开发的矿种充分论证, 以免投资的矿种政策性灭失。

三、中国矿业投资环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国家矿业政策问题。

矿产勘察政策上的摇摆, 源自于缺乏矿业产业的宏观大思维, 缺乏国家层面上的矿业政策, 缺乏矿业产业的长期规划。每当出现一个问题, 往往就事论事地制定具体政策, 还会引发政府部门间政策的不协调。国家矿业政策的制定, 不仅需要国土资源部, 而且各有关部委都应参与进来。在矿业产业宏观大思维和发展规划上有一致的想法, 才能从国家层面上, 制定出稳定、适用的矿业政策。政府的主要作用是营造矿业投资的环境。发展矿业, 发展商业性矿产勘察, 要有明确而稳定的法律法规。对税收制度、矿业权的安全、矿业资本市场的建立、环保安全、进出口等都要统盘考虑。矿业政策的变化, 对一些矿业投资者带来的损失无法估量。

2.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以致矿业秩序混乱。

现在许多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 通常出台许多优惠政策, 期望以此来打动投资者的心。但这是这些地方政府官员法律意识淡薄的表现, 也可以算作中国执法环境差的一个例证。其实, 投资者在投资前看重的是法律保证, 而不是某届政府某个官员的承诺。因为国家法律可以给投资者利益以庄严的法律保证, 而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承诺则有可能因换届、调动等原因而无法兑现。其中如有与国家大法不一致的承诺, 则更是空头支票。地方政府如真想吸引外资, 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加大执法力度, 改善执法环境, 这比十条、百条优惠条件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要改变这种状况, 地方政府的官员学法、知法、懂法, 按法律办事就显得尤为重要。

3. 行政管理方面烦琐。

中国探矿权证、采矿证权的取得、年检、延续等手续十分烦琐, 要经过经委、发改委、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以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审批和发证;另外安监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土地部门, 水利部门、林业部门也要依照有关法律履行其审批职责。从县级、市级再到省级, 有些还到国土资源部去办理, 算下来, 申请一项矿业权要走二三十个部门。由于各部门的管理范围和权限的模糊与交叉, 加之部门利益的驱使, 在低透明度管理下, 行政官员的官僚作风以及索贿、受贿等腐败行为, 不仅大大降低了办公效率, 这对矿业勘察开发投资者来讲, 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也增加了投资的实际成本和对行政风险的担忧。

4. 土地使用和赔偿问题。

由于中国人口密度大, 土地有限, 生产、生活在矿山建设用地上的居民 (尤其是农民) 一旦失去家园及赖以生存的土地, 就很难有重新选择生存空间的机会, 因此矿山所在地区居民的安置和赔偿所需花费往往很大, 而且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不断的侵扰和索赔导致矿山企业的不可估计支出成了无底洞, 依法取得的矿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也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四、用矿业投资环境评价法指导矿业勘探开发投资

保护中国环境需要多少投资 篇11

为确保治污政策得到切实执行，一个由国家环境监测中心直接监管的国家级空气质量监测网站将建立，监控网点将遍布每一个县级市。每个市将会设立三个监控网点：两个监控省会城市，一个监控其他单个城市。中共中央组织部首次被分派直接参与落实环境行动计划。

该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实现空气质量的明显改善。到2017年，10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必须至少比2012年下降10%。关键地区则制定了更严格的目标：京津冀地区2017年的PM2.5浓度——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可入肺颗粒物——必须要比2012 年下降25%，长三角区域的目标是下降20%。为实现这一目标，到时会采取包括关闭北京地区所有燃煤发电站在内的措施。

中国为何突然加大力度优先处理空气污染？原因众所周知，中国的烟雾和污染问题，特别是发生在北京及邻近的河北地区的雾霾天气，已引发广泛关注。尽管专家事先已经发出了“空气污染将带来严重威胁”的警告，却没能全面推动该议题走上政策议程。英国曾有过和中国类似的经历，1952年发生的伦敦大雾曾导致12，000人死亡，这一全国性灾难推动英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如《英国清洁空气法案》等。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等多家环保机构的报告显示，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的燃煤发电厂导致了空气污染，并且已经给这些地区人民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死亡。北京的主要问题也是由汽车尾气污染造成的。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及其产生的根源，政府采取了诸如限制公务用车的小措施，但这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要在电力供应和运输系统等决定性经济领域做出根本性改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强调，目前还没有立竿见影的现成办法：“西方国家花了数十年来改善空气质量，而且仍在尝试。中国现在该做的是尽快改善空气质量，这是一场与每个公共成员都有关的，对抗污染的持久战。”

多久可以成功实现污染治理？英国的统计数据和实际经验可供中国借鉴。巧合的是，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大致相当于英国20世纪50年代初遭遇大烟雾惨剧时的水平，但是中国经济增速比英国当时的经济增速要快得多，中国将会比英国花少得多的时间来达到英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英国花了十年才消除了灾难性的烟雾，伦敦用了20年的时间才使空气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根除了泰晤士河污染，彻底改善了污染状况。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比英国的环保工作做得更成功。

经验表明，环保能取得进展的关键在于：法律措施与经济方案相配套——仅有法律措施，不伴以经济转变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也证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消费而非投资才能带动增长”的观念是错误的。环境保护需要非常高的投资，因为无污染的运输系统、发电机设备和建筑比污染性的同类产品要昂贵得多。

幸运的是，在一些关键技术上，中国取得了领先地位。例如，迁移运动（国际环保运动组织）指出：“中国生产了世界上80%的太阳能电池板，其安装可再生能源装置的速度也远快于其他国家，去年生产的太阳能和风能产品更多于任何国家。”

可见，中国推出的新环保政策对本国而言非常重要。但是，这不过是21世纪最重要经济体谱写自己神话时，面临诸多挑战的第一篇章——中国如何成为高生活水准的发达经济体，同时为13亿中国人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同时，一个重要的经济结论是：不管是控制空气污染，还是处理其他环境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提高而非降低投资占经济的比重。

投资制度环境 篇12

中国开放区自建设伊始, 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各项特殊政策和区位优势, 利用资源优势、海外联系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立法权和实验权等自身条件, 紧紧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 努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改善投资环境, 大力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 不断加强国际和国内市场之间的联系, 发展“外向型经济”, 使其经济高速运行, 功能和地位迅速提高, 对外经济活动空前活跃, 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提前实现了国家提出的小康目标, 开放区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1世纪初期, 中国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表现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求状况发生根本性变化, 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 国内市场上一般消费品生产能力出现过剩, 地区间、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全国已形成多元化、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格局, 投资热点不断增多, 既有来自沿海地区的竞争压力, 也有来自内陆地区低成本竞争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开放区建立初期实行的特殊优惠政策、体制优势等随着开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开放区与非开放区之间贫富差距逐步被淡化或取消。

开放区投资环境评价是投资者进行对外投资活动中可行性研究的重要内容。投资环境评价的结论是投资者制定投资战略、选择投资国别、确定投资部门和选择投资方式的重要依据。在评价国际投资环境时, 有的投资者考虑的因素较多, 有的只考虑某些关键因素。进行投资环境评价的目的, 就是要通过对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和企业经营等诸因素的评估, 来提高投资决策的准确性以排除环境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 使合资企业最终达到“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针对这一现象, 国际投资如何评价我国开放区的投资环境就成为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指标体系构建

评价一个开放区的投资环境, 国内外众多机构和学者都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也形成了各自的体系, 其中有繁有简。本文以指标易得和计算简化为原则, 从开放区自身环境、所依托城市环境和环境的发展阶段三个大方面对中国开放区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构建评价模型如下:

开放区投资环境评价=eα

式中e代表投资环境, α代表环境的发展阶段。下面逐一讨论本模型各因子。

1. 本文将开放区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如图1。

下面利用层次分析法对上述指标计算权重。

(1) 计算开放区自身能力和所依托城市能力权重

我们可知, 针对投资环境来说, 其开放区自身能力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其所依托城市能力, 故我们设定:自身能力:依托城市能力=3:1, 即在投资环境评价中开放区自身能力占75%, 所依托城市能力占2 5%。

(2) 计算开放区自身能力项下3个子指标权重

(1) 判断矩阵数值及权重计算 (见表1)

此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 a x=3。

(2) 检验一致性 (C.I)

通过一致性检验。

同理可计算产出能力项下4个子指标权重, 得出权重终值如图2所示。

2. 成长阶段指标 (α)

由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可同样得出开放区生命周期, 上图曲线的斜率为开放区增长率, 在本评价模型中, α是幂指数, 其取值范围应按图3进行划分。由图3可知, 在开放区的初创期, α值很难确定, 在此不考虑;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总体经济形势一路走好, 尤其是本文研究的13个国家级开放区都处在迅猛发展阶段, 故我们认定其值是大于1的, 又由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目前的国家级开放区在成长阶段方面几乎无差别, 即α取值将趋同, 所以在本文的后续计算过程中忽略α值。

三、开放区竞争力评价

本文从国内公开出版发行刊物提取相关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地统计指标的不一致, 最终未能找到自有劳动力数量和开发度的相关指标, 故在表3中略去。

通过表3可知, 在我国13个国家级经济开放区的比较中苏州、天津、青岛、广州、宁波这5个开放区的投资环境排在国家级开放区的前五位。

参考文献

[1]2004中国开放区年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