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性金融(通用10篇)
普惠性金融 篇1
一、小额贷款的定义和区别
(一)定义
第一,国际定义:从国际流行观点定义,小额贷款指向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企业提供的额度较小的持续信贷服务,其基本特征是额度较小、无担保、无抵押、服务于贫困人口。小额贷款可由正规金融机构及专门的小额贷款机构或组织提供。第二,国内定义:从我国国情定义,小额贷款是以个人或企业为核心的综合消费贷款,贷款的金额一般为1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办理过程一般需要做担保。小额贷款是微小贷款在技术和实际应用上的延伸。小额贷款在中国:主要是服务于三农、中小企业。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合理的将一些民间资金集中了起来,规范了民间借贷市场,同时也有效地解决了三农、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二)区别
制度主义小额信贷侧重于从金融创新角度分析小额信贷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发育、发展和推动作用,强调小额信贷机构运行的可持续性。
福利主义小额信贷注重提供小额信贷来直接改善穷人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福利主义对小额信贷的定义可概括为:以农村为区域建立一种目标完全不同于传统银行为宗旨的金融制度,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直接向目标群体(贫困人群)提供生产性经营贷款及综合技术服务的一种特殊信贷方式。
福利主义小额信贷是一种传统的模式,要求项目或者机构的贷款资金有效地直接借贷给穷人,而不是间接,只要求对穷人的正面的效益,并不一点。20世界六七十年代小额信贷国际发展主体是福利主义,但是20世纪80年代更强调制度主义,并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上述孟加拉格莱明乡村银行也在逐步转型为制度主义下的公益性模式。
二、普惠金融下的小额贷款的具体特点
第一,在服务对象上,小额贷款服务于特定群体。普惠金融是小额信贷与微型金融的延伸与发展,旨在将一个个零散的微型金融机构和服务有机整合成一个系统,将以小额信贷为核心的微型金融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与金融整体发展战略中去。目的是以小额信贷为中心的微型金融不再被边缘化。
第二,在贷款用途上,普惠金融下的小额贷款收到贷款群体的影响,用途也有所拓展。既可以用于借款人的生产领域,如农业生产、加工、运输、流通等,又可以用于必要的消费领域,如购置耐用消费品、建房或购房、治病、子女上学等。
第三,在贷款条件和流程上,相对于一般的信贷业务,由于面对的客户群体不同,贷款条件相对更宽松,手续相对更灵活。
第四,在信用放贷以及抵押担保替代上,普惠金融下的小额贷款更具难度。(1)无需担保的放贷:由于小额信贷的目标客户是中低收入阶层,一般不具有担保品,而且信贷资金需求规模小。(2)抵押担保替代:小额贷款原则上不需要抵押,但是通常采用灵活多样的抵押担保的替代形式。抵押替代最常用的形式是团体贷款制度,它可以形成一个有效的客户筛选机制。
第五,利率水平较高。市场化利率水平是保证小额贷款机构自身运行可持续性的重要条件。在惠普金融下,贷款人多为中低收入群体,对他们而言,能获得贷款的机会比享受低利率更加重要。由于缺乏贷款的抵押品,没有规范的财务报表,中低收入群体被排除在正规金融机构之外,很难有获得信贷服务的机会。同时,由于中低收入群体需要的大部分是短期资金,周转很快,实际承担的利率比收益率要低很多。因此,中低收入群体愿意也有能力承担较高利率水平。
三、我国目前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体系结构优化以及动力变换的深入调整的阶段中,各国各界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状态做出了一直的评价,即“新常态”。我国社会经济的深入调整也对自身的金融服务深度与广泛度、可得性作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最近几年来,抵押担保方式的缺乏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致使以往传统正规的金融服务很难与贫困人群以及微小企业等相互联系起来,虽然从大方向来说我国的金融业在总量上是不断实现着快速的扩展,但是实体经济与金融两者之间的渗透性却是在不断的弱化。这也产生了新的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我国如何有效的使金融资源引入小微企业或贫困人群,并且同时转化为自身发展能力的持续动力,是发现和培养新的增长点、以及加快转变微小企业发展模式的重要内容。
为了这一经济发展目标的顺利达成,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就成为我国金融服务有效转型的必然方向。虽然我们国家正式引入普惠金融的理念相对较晚,但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历来重视积极推进金融改革与发展,注重发展民生金融,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普惠金融”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明确提出的,其中也重点强调了加强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性。普惠金融是在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思路、新理念,这一理念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延伸至那些被正规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人群和企业,让更多的微小企业和发展较为劣势的地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
四、当前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以武汉为例)
这里为了更好的思考解决国内发展普惠金融的现存问题,进一步去促进普惠金融普惠性的发展,从大众熟悉的金融机构银行的视角出发分析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质,针对武汉市区小东门建材市场进行调查与总结。据调研数据显示,普惠金融在武汉市区的银行小额贷款中的应用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武汉市银行微贷的金融服务覆盖面不广泛
这里针对武汉小东门建材市场来分析相关的信贷服务,在武汉市小东门建材市场里面的微小企业以及零散个体工商户等,多数依然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额度,对于近期经济效益不好的微小企业更是难上加难。虽然国家对微小企业的发展是保持着大力支持的态度,但是分散到小东门建材市场这样的由很多微小企业零散组成的商业地区还是无法有效的去推动这一战略的实施,很多微小企业由于抵押品的缺乏,或者是没有正规的担保机构对其进行担保等原因,银行小额贷款仍然在程序上无法帮助这些微小企业完成贷款。
(二)武汉市银行微贷的金融资源在主体之间的分配不合理
金融资源在主体之间的分配不合理会导致银行金融资源使用率偏低。目前武汉市的银行把大额度的金融资金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而类似于小东门建材市场,其对资金的需求通常比大型企业的需求更为迫切,这不仅仅阻碍了稀缺的金融资金有效的发挥其作用,还更加加深了微小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贷款的难度,致使这些商户的经济发展环境难以得到有效的改善。
(三)武汉市银行微贷的金融服务供给较为单一
没有及时的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去不断完善,难以去满足现在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增长以及居民财富的不断累积,武汉市区市民的金融服务需求不再只是局限于传统的财富储蓄和信贷服务,面对多元化的小额贷款以及理财产品等新型银行金融服务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加,这也方银行等金融机构必须迫切的去发展创新、以及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及服务,从而满足客户不同的服务需求。
(四)武汉市银行微贷的金融担保制度不健全
最近几年来,武汉市抵押担保方式的缺乏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以往传统正规的金融服务很难与贫困人群以及周边微小企业等等相互联系起来,虽然从大方向来说我国的金融业在总量上是实现着快速持续的扩展,但是实际中的实体经济与金融两者之间的渗透性却是在不断的弱化。针对微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担保制度也不够完善。
五、普惠金融应用于银行微贷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普惠金融在武汉市的覆盖率
为了进一步推动武汉银行微贷中关于普惠金融的应用,银行应该提升武汉市基础金融在市区内以及周边地区的覆盖率。高额的金融成本以及金融网点覆盖率不够等问题也一直是制约了武汉微小企业以及周边偏远区域个体工商户金融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银行可以加强推行电子化的金融渠道,合理的利用互联网,让客户空间和时间方面都享受到最好的便利条件,这样不仅能够扩大服务范围和服务半径,还可以适当的减少机构运营成本。同时也充分的发挥好移动支付以及金融网点方面的便捷性优势,加大力度去丰富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推进普惠金融在银行微贷中的理念建设。
(二)合理调动金融资金提升金融资金的利用率
武汉市区的银行应该大力发挥传统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的作用,鼓励相关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下沉到各个区域的基层,并且规范小额贷款的程序,提高服务质量等。协调城乡共同发展的理念,对武汉周边偏远地区加大金融资源的扶持力度,改善其支付结算的整体环境,例如增加多台自助办卡等等自助类电子产品,尽量减轻柜台人员的压力同时也提升服务质量,从而有效的提升金融资源的利用率。
(三)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和风险提示
武汉市各银行应当加大对普惠金融理念的宣传力度,可以通过多元化的媒体如电视、报刊、网络等方式,广泛的普及从事相关职业人员对于普惠金融的基本知识的学习。特别是针对武汉周边贫困人群等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的人,采用具有针对性的方式深入这些地区和人群中实地的进行相关知识的授课与讲解,保证普惠金融政策能够准确、完整的传达给群众,帮助他们掌握相关的基本知识。同时还要加强对惠及人群的风险提示等,正确去引导客户能够切实的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相关金融理财产品的特征去理性的去筛选和投资,在遇到经济案件的时候也能够及时的依靠法律知识保护自己的相关权益。
(四)积极完善武汉市的担保制度
在2015年2月11日下午,武汉担保协会召开了2014年度年会暨新春联谊座谈会。其中协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及各会员单位负责人等共同参加了本次年会。省担保行业协会领导同志、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负责同志也应邀出席会议。
会议由协会副会长张家望主持。会长熊伟同志代表武汉信用担保协会作2014年度工作报告,报告首先总结回顾了2014年度协会的主要工作,并对2015年协会工作作了全面的安排部署。副会长王群峰同志汇报了2014年度协会财务收支情况。副会长王建新同志通报了2014年度武汉信用担保行业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表彰情况.随后,武汉东创担保公司邓正国副总经理和湖北力邦担保公司王昉总经理就新常态下的担保公司发展作了经营交流。会上,省担保行业协会领导作了讲话,充分肯定了我市担保行业在全省担保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担保行业面临的新挑战,指出今后国有控股、参股担保公司要做强做大,民营担保公司要加大联合重组和分流的力度。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负责同志在讲话中,希望协会继续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扎实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各担保机构要迎难而上,在为中小微企业服务中实现自身发展壮大,为促进全市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确定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法律地位、运行规则和支撑体系,促进担保机构与银行共担风险,尝试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分散和降低各方风险,确保担保机构与银行资金的安全,保障其收益。继续完善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做的融资产品,依托政策优势,以中小企业服务平台为中心,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
六、结束语
为了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目标能够顺利实现,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就成为我国金融服务有效转型的必然方向。本文为了更好的思考解决国内发展普惠金融的现存问题,进一步去促进普惠金融普惠性的发展,从大众熟悉的金融机构银行的视角出发分析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质,针对武汉市区大小银行进行一定的数据调查与总结。希望在未来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能在武汉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得到更好的应用,完善基础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小微企业发展,以至于增进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有力的促进武汉金融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在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下助推经济发展方式方法转型,从而以武汉为点推动全省普惠金融工作进展,带动落实脱贫攻坚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摘要:依据从“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推出普惠金融概念到现今的发展历程看来,普惠金融已经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以及国际金融业普遍认同的一项金融发展战略,但是这一金融发展战略在金融界实际实践的时间并不久,还是处于探索和起步的初级阶段。这里为了更好的思考解决国内发展普惠金融的现存问题,进一步去促进普惠金融普惠性的发展,从大众熟悉的金融机构银行的视角出发分析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质,针对武汉市区大小银行进行一定的数据调查与总结。
关键词:银行微贷,武汉市,普惠金融,金融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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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普惠金融与农村金融扶贫 篇2
【关键词】普惠金融;农村;金融扶贫
一、引言
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普惠金融”是指以多元化的金融供给让所有对金融有需求的人都可以平等地享受金融服务,发展普惠金融已在2013 年底纳入党的执政纲领。在我国发展普惠金融体系,可以推动较为落后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帮助农民脱贫,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资金缺口,减轻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增加就业机会。[1]
二、普惠金融与农村金融扶贫
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根除极度贫困和饥饿”的目标,联合国指定2005年为“国际小额信贷年”,明确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有效的、全方位的为社会所有群体,尤其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普惠金融强调其服务对象的全面性和普惠性,正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不仅仅要面向富裕阶层和大型企业,更应面向那些广大的贫困和低收入人口,让金融服务惠及他们,享受现代金融服务。其中,“普”体现的是一种平等的权力,“惠”则体现金融服务能够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意义,但并非救济。也就是说普惠金融不是单纯的“输血”,而是“造血”。
农村金融扶贫的宗旨与普惠金融不谋而和。金融扶贫和政策性扶贫相比,它是一种缓解贫困地区资金供需矛盾的问题,它主要是采用投放金融产品的形式进行的。积极发挥金融机构的杠杆作用,推进造血式的扶贫模式,促进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扶贫意识,改变落后面貌。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
三、农村金融扶贫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农村金融扶贫的现实情况来看,仍存在较多的问题亟待解决。
1.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金融扶贫精度较差。由于东部经济发展水平高,中西部地区存在大量贫困人口,贫困程度也比较深,但在中西部地区内,也有发展水平不均一的情况。
2.一些贫困地区的县区金融体系不健全,涉农扶贫金融机构较少。再加上金融扶贫资金不足、农户贷款难,使得金融扶贫并没有发挥其促进扶贫应有的作用。
3.农业保险的发展状况一直不佳。农业保险(简称“农险”)是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目前扶贫的主要方式是使贫困农户通过种植和养殖等方式脱贫,但这种方式投资大、风险高,容易是贫困农户雪上加霜。因此,迫切需要农业保险规避风险。
4.财政扶贫贴息贷款覆盖面窄。贴息贷款是指农户通过政府指定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其利息由财政补贴和农户各承担一部分,财政承担比例由各地具体情况而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例如需要抵押、证明等的限制,使得财政贴息贷款覆盖面变窄。
5.农村地区金融法制体系不健全。正是由于法律的空白使得银行不敢放心大胆的去发放贷款,银行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必然会减少扶贫贷款的发放。
四、政策性建议
针对目前农村金融扶贫存在的各种问题,经过仔细梳理,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展完善。
1.要具体甄别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统计各地区的贫困程度,根据各地不同的状况进行精准金融扶贫。要让真正需要资金的农户借到贷款,使扶贫资金的配置效率最大化。
2.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大力促进村镇银行的发展。村镇银行是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企业法人和自然人出资,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一般设立于农村地区。例如有不少县区在农村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村商业银行,为农户和种植专业户提供一些无抵押的小额贷款。因此,村镇银行的发展会成为服务“三农”、支持小微的重要金融力量。
3.加大金融扶贫力度,充盈扶贫资金。降低财政扶贫贴息贷款门槛,真正惠及广大农民。
4.大力促进农业保险发展。从国外看,农业保险都是由政府支持,正是由于其风险较大。所以,政府要成为农业保险发展的推动者,尤其要对重点扶贫的农户提供农业保险,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5.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法制体系。通过立法,明确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使银行敢于把钱借给农户,使金融成为一池活水。
五、结语
普惠金融以扶贫为目的,致力于为整个社会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提供一种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扶贫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一剂良方,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主要从理论方面进行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日后还需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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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指向农村 篇3
农业、农村、农民的事情千头万绪, 但是其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就是支持“三农”的金融问题。没有有效的金融体系来支持, 再好的政策都不可能真正落实。
回顾10年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进展,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通过论坛举办了数月的调查, 也发现了包括海南省在内很多地区在农村金融、普惠金融方面的创新, 而且发现了一些在农村金融中做出非常大贡献的人。
问鼎普惠金融之道 篇4
“我们目前并不急于扩大规模。在初期选择线下发展,是为了夯实基础,打造一个稳健的普惠金融服务机构,让徽仁财富成为百姓心中的‘私人银行’。”对于徽仁财富的发展战略,总裁黄清海的话语里充满着自信。
顺势而为创建徽仁财富
作为徽仁财富的创始人,黄清海在商界已经打拼了十余年,在通讯科技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他创建的徽仁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在上海已运行三年,是上海联通的战略合作伙伴。在通讯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黄清海凭借突出的商业智慧让通讯科技的业务为他创造了致富神话,也实现了财务自由的梦想。在这样的当口,他以敏锐的商业嗅觉抓住了市场风向,创建徽仁财富向普惠金融领域进军。
“做任何生意,都需要抓住发展大势。”黄清海介绍,经过这几年的研究,他发现普惠金融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体系,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享受现代金融提供的服务,获得存款权、贷款权、资金的结算权、小额的保险(放心保)权,以及一些其他类型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现在已成为国家的金融发展战略,是国内必然的趋势,作为其中之一的P2P机构的发展也逐渐开始有了政策的引导。”对“大势”的判断再次燃起了他的创业热情。
“作为实现普惠金融的一种有效的手段,P2P也是多层次金融体系的一种补充,是一种有效的财富管理。”他介绍,目前国内财富管理市场的规模还非常小,一年管理几千亿资金规模的平台也仅相当于国有商业银行一年的利润。“普惠金融作用还没发挥出来,但市场体量非常大。借着这种‘势’,只要努力就能够成功。”基于多年的企业运作和经营的经验,在为期半年的市场调查之后,黄清海创建徽仁财富时已经成竹在胸,并践行着稳健发展的路线。
以诚为本是经营之道
与市场上其他激进的P2P机构相比,浓郁的文化气息是徽仁财富的一大特色。作为正宗的徽州人,黄清海有着徽商的典型特点。在“十室之邑,不废诵读”的文化熏陶下,他从小被灌输了作为徽州人应具有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奋斗观念。胡雪岩﹑胡适作为徽文化在商业和学术界的典型代表,成为他“贾而好儒”的学习榜样。在他看来,徽商之儒可以用六句话概括:“仁心为质,以义统利,以礼接物;择地趋时,以智求赢,以诚为本。”这种“贾而好儒”的理念,不仅从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中体现,更是从经营理念、用人之道体现出来。
黄清海介绍,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它代表着处世最高的道德原则和境界。之所以起名为徽仁财富,它结合了“徽商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内核。“徽仁财富代表着创始人的诚信、责任的品质,以及对客户善意的态度和行为。”本着这样的初衷,在新的历史机遇下,新一代徽商应该继续保持思变精神,与时俱进地抓住“势”,稳住“根本”,治理好徽仁财富。
在徽仁财富的经营之道中,“仁心为质,以诚为本”是重要的基石,而“以义统利、以智求赢”是行动的方针,通过仁心和诚信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这对于当前有一定负面影响的P2P行业尤为重要。
也正因此,在对徽仁财富进行布局时,黄清海坚定地选择以线下作为基础进行市场开拓。“目前市场上不靠谱的P2P机构大多在线上,其开发成本、运营以及违约成本很低。”黄清海认为,在客户充分信任的基础上才有真正可持续的P2P业务合作,如果贸然扩大规模是对投资者的不负责任。
“以我们目前集团的积累和资金实力,要想建立互联网渠道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作为普惠金融机构,要想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就必须先修炼好内功。”他介绍,徽仁财富目前要做的,是通过线下的运作得到广泛的客户认同,打造属于徽仁财富的品牌,让徽仁财富具足安全可靠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线上只是渠道之一,在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再布局线上的互联网金融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做银行级别的风控
虽然徽仁财富成立不久,但风控却成为公司的重中之重。“P2P行业的发展初期难免鱼龙混杂,如果仔细甄别就可以发现,出现跑路、欺诈的P2P案例,其风控体系大多不健全,操作过程不规范。”黄清海认为,风控能力直接决定了P2P机构能否走多远。也正因此,他在风控团队的建设和风控流程的设立上“花了大力气”。
在他看来,优秀的风控人才是风控的第一关。“我们要做的是银行级别的风控,所以在甄选风控人才时,要找到一批有实际操作经验的专家。”本着这样的理念,黄清海以三顾茅庐的诚意亲自打造了一支风控“精兵强将”。“我们的风控团队都有着十几年的银行、小贷机构和抵押担保机构的从业经历,具有着丰富的风控经验,就连风控助理等职位也都是法学专业、并通过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专业人才。”
在此基础上,良好的风控流程和技术也是徽仁财富的核心优势之一。黄清海介绍,徽仁财富具备行业内最完善的风控体系和高素质风控团队,做到风控先行。除了一贯坚持小额、分散的出借方式外,只要是三万元以上的借款额就必须抵押。同时,投资者的资金还必须统一通过合作银行操作才会被徽仁财富批准借出。这个过程中并不涉足房地产、地方债、股票、期货、基金等风险较高的领域。
不仅如此,黄清海强调的是集体决策、团队至上。“我们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所以在涉及到借款时,公司一定额度的借款必须由投资决策委员会集体表决,超过一定额度的借款审批,就必须由集团的战略决策委员会表决,集团战略决策委员会由知名经济学家以及内部高管组成。”经过风控部门的尽职调查、财务部门的独立审查和“两级委员会”的分层审批,资金才能被安全出借。
事实上,一系列的“坚守”让徽仁财富获得意想中的成效。自今年8月开业以来,徽仁财富的业绩每个月都能翻三番,达到平均月三千万左右,目前已经破亿。就在11月,徽仁财富又获得了第三方理财服务及理财产品研究与开发资质,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向第三方理财领域进军,实现了理财服务的多元化。随着时间的积累,徽仁财富“以诚为本”的经营也获得了客户的认可,“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大额投资客户开始来公司理财。”
普惠金融研究综述与展望 篇5
关键词:普惠金融,效用,水平测度,影响因素,中小微企业
“普惠金融”(也称包容性金融)是2005年联合国在宣传“国际小额信贷年”时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在我国,焦瑾璞于2006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小额信贷论坛上正式使用了“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普惠金融的概念引入中国后,发展普惠金融的理念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2016年1月15日,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措施和保障手段。近年来,发展普惠金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并成为各国政府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文献梳理了解国内外有关普惠金融的研究动态,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一、关于普惠金融内涵的研究
有关普惠金融内涵和概念的界定,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基本含义大致相同。
联合国在一系列调查、讨论与会议的基础上于2006年起草了《建设普惠金融体系》一书,该书指出每个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政策、立法等的支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能够为所有社会群体提供合适产品和服务的金融体系。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2006年出版了《服务于所有的人——建设普惠性金融体系》一书,该书认为普惠性金融体系的内核是让所有人特别是穷弱群体拥有平等享有金融服务的权利。2008年印度委员会将普惠金融定义为:确保脆弱群体能以一个承受得起的成本及时且足够地获得各类金融服务的过程。其认为广义的普惠金融不仅应当关注储蓄、信贷等金融服务,还应关注保险等金融服务,而狭义的普惠金融是指其中某一种服务达到金融包容程度(Rangarajan Committee,2008)。
自普惠金融概念引入我国后,国内学者也纷纷对普惠金融的内涵进行界定。杜晓山(2006)认为普惠金融体系是指将贫困和低收入客户等弱势群体融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三个层面之中,全面惠及被排斥于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弱势群体。焦瑾璞(2010)对“普惠”二字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普”的意思是扩大金融服务的外延,即所有金融服务需求者都能享受到金融服务;“惠”则强调合适,即金融服务需求者能够享受到合适的金融服务。2016年1月,国务院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普惠金融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普惠金融是指立足于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规划同时确定将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特殊群体列为普惠金融主要服务对象。
总体而言,国内外各机构以及专家学者对普惠金融的基本理解大体一致,即为社会所有人,尤其是被传统金融忽视的贫困和低收入人群等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
二、关于普惠金融效用的研究
1. 发展普惠金融的宏观效用。
有关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国内外专家学者主要从实证分析角度阐述发展普惠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Mandira和Jesim(2011)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呈现同向变动关系。宋汉光等(2014)、杨燕(2015)分别以G20国家2005~2012年数据、中国和四大经济区域2005~2013年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分析法研究普惠金融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普惠水平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粟勤等(2015)以65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通过数学模型检验了金融包容、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金融包容和金融深化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且金融包容的经济增长效用相对较高。
有关普惠金融与统筹城乡发展关系的研究,杜晓山(2007)认为发展普惠制金融对于城乡统筹具有重要意义。谢升峰等(2014)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从全国范围来看,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缩小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差距。徐敏等(2014)、肖瑞(2015)、李建伟等(2015)均实证得出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
2. 发展普惠金融的微观效用。
在提高收入水平方面,Binswanger和Khandker(1995)以印度农户为研究对象,发现正规借贷在很大程度上能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田杰等(2012)、刘波等(201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发展普惠金融能够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也有学者从理论机制的角度阐述普惠金融发展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即门槛效应、减困效应、排斥效应和涓滴效应(张立军等,2006)。
在创业方面,王珂英等(2016)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创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针对企业而言,程书华(2014)、潘宗玲(2014)认为,由于普惠金融的主要任务是为被传统金融排除在外的广大低收入人群、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因此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从而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
三、普惠金融水平测度研究
对普惠金融进行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对其发展水平进行定量的测度和评价。目前国内外机构和学者对普惠金融水平测度和评价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直接衡量金融服务的可及性。Beck等于2007年最早提出测度普惠金融水平的方法,他们通过引进覆盖银行业的八个指标来对金融服务可及性水平进行测度。这八大指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银行金融机构覆盖度,另一类是银行金融服务使用度。随后,专家学者在其基础上对上述指标不断完善与改进,所提出的指标仍然是围绕金融服务的可及性来设计的。如李明贤等(2008)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从存款、贷款、汇兑结算和保险等方面对我国农村金融覆盖面进行了测算。孙翯等(2011)运用层次分析法,从金融网点、存款、贷款、汇兑和保险业务的角度对我国金融服务覆盖面进行分析。
二是利用金融普惠指数(也称金融包容性指数)直接对普惠金融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Sarma(2010)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构建方法,从地理渗透性、产品接触性和使用效用性三个方面的指标来对各国普惠金融水平进行测度。Arora(2010)从银行服务范围、便利性及成本三个维度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普惠金融水平进行衡量和评价。Gupte等(2012)则在前两类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印度普惠金融指数进行了全面的衡量。国内学者在Sarma等金融普惠性指数测度方法的基础上,在维度选择和测算方法上不断探索和创新,以更加全面地反映普惠金融水平。陈银娥等(2015)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可得性、使用效用性、承受度四个维度对我国30个省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马彧菲等(2016)认为以往衡量普惠金融水平的指标都是有关商业银行的,因此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有关保险的指标来对28个国家的普惠金融水平进行测算和比较。
三是通过测度金融排斥程度间接反映普惠金融水平。Kempson和Whyley(1999)提出了至今仍为国内外主要标准的金融排斥的六维标准,分别是自我排斥、地理排斥、条件排斥、评估排斥、营销排斥和价格排斥。王修华等(2009)借鉴Kempson和Whyley提出的六维度分析法,构建了金融排斥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我国个省市的相关数据,计算出金融排斥指数,对金融排斥程度进行了定量研究。高沛星等(2011)在“六维度”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农村金融排斥指数来考察我国各省农村金融排斥程度。
四、有关影响普惠金融水平因素的研究
有关影响普惠金融水平因素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都涉及宏观环境因素、金融机构因素(供给方)和个人(需求方)因素。其中,宏观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政策、经济等因素。Beck等(2005)认为有效的法律体系、产权制度等是影响金融服务可获性的重要因素。Chakravarty和Pal(2013)通过对印度不同年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研究,认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且不同时期的政策对普惠金融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同。王婧等(201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宏观经济是影响中国普惠金融的因素之一。Claessens(2006)认为金融机构的服务壁垒(包括货币性壁垒和非货币性壁垒)是影响普惠金融水平的因素。Bester等(2008)认为金融机构产品设计不合理即不能满足贫困人群的需求是影响普惠金融水平的因素之一。王修华等(2016)构建多元OLS回归模型得出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等农户特质对农户金融包容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五、发展普惠金融的对策
从宏观角度来看,吴晓灵(2010)从普惠金融的视角谈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她认为应该制定政策来规定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抽出部分资金投资于“三农”。柳燕(2014)认为必须完善普惠金融体系的法律制度,明确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监管法律体系、服务主体的监管主体等。焦瑾璞(2014)认为促进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改变和创新监管方式,二是通过制定国家层面的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健全普惠金融运行机制等来实现普惠金融政策方面的支持。
从中观角度来看,De La Torre等(2007)通过总结发现,墨西哥开发银行的电子系统为企业提供保理服务从而拓宽了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智利的国有基金为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从而缓解了小企业融资难题,这些都说明信用担保体系等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增强信贷可获性。刘晓娜等(2014)指出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离不开现代化支付体系的有力支撑。向忠德(2012)提出从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视角来发展我国普惠金融,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信用体系及支付结算体系等。
从微观角度来看,学者从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对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普惠性金融服务由谁提供以及如何提供普惠性金融服务两个角度。张海峰(2010)认为商业银行无论是出于监管政策硬性要求,还是出于社会责任意识或者是出于纯粹的商业动机,其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建议商业银行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找准自身定位、选择合适路径,并注重风险的控制。胡国晖等(2012)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体系构建中各具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提出了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在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中的运作模式。针对金融机构如何提供普惠性金融服务方面,娄飞鹏(2014)认为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商业银行金融产品的创新尤为重要,并指出商业银行应通过增加业务种类、丰富服务渠道、扩充服务对象及提升服务水平的产品创新方式满足普惠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齐巍巍(2014)、武晓岛等(2014)认为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应依托科技手段,利用移动金融的优势扩大金融服务覆盖率,推动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娄飞鹏(2014)、连耀山(2015)认为,由于金融互联网化具有网络覆盖广、综合成本低等优点,因此可以借助其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王立平等(2016)则认为手机银行与传统金融相比,具有金融服务覆盖面广、交易成本低等优势,应推行以银行为主导的手机银行模式来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六、研究述评及展望
纵观现有研究成果,一方面,自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普惠金融相关研究逐渐受到政界以及专家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也不断得到丰富,这必将为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仅经历了十余年,现有研究总体来说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对象上,多数学者以个体(主要以农户为主)、家庭以及国家、区域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关于金融普惠性衡量的研究。第二,研究内容上,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普惠金融内涵、效用、水平测度、制约因素、发展对策等基本问题的论述。关于普惠金融水平测度的研究,广义的普惠性金融服务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而目前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多数仅包含银行业的数据,将保险、证券等其他金融服务纳入指标体系的情况较少。关于普惠金融发展对策的研究,目前相关文献主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提出发展对策,但缺少根据我国空间差异以及针对不同对象所提出的针对性建议,并且缺乏如何做到可持续性发展普惠金融的研究。第三,研究方法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测量,但还是存在一些偏差。针对普惠金融水平测度体系,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关于各维度的设置存在差异,且部分学者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普惠金融水平进行评价,该方法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根据现有文献以及我国普惠金融现状,本文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有待深入研究:第一,研究对象上,应将研究视角逐步转移到中小微企业,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普惠性测度等进行相关研究。第二,研究内容上,有关普惠金融水平测度方面的研究,应在现有普惠金融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将保险、证券等其他金融服务领域的相关指标纳入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探索全面且有代表性的指标来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关普惠金融发展对策的研究,应更侧重于根据不同研究对象(低收入群体、中小微企业、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分别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第三,研究方法上,应对普惠金融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以及测算方法不断改进和创新,探索能够全面真实衡量普惠金融水平的评价体系和科学有效的测度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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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银娥,孙琼,徐文赟.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分布动态与空间趋同研究[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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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晖,雷颖慧.基于商业银行作用及运作模式的普惠金融体系构建[J].商业研究,2012(1).
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探究 篇6
金融就是价值的流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交易频繁程度反映着经济的繁荣程度。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了国际金融体系失衡的问题。和国际情况一样,国内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失衡,“二元”结构使得贫富差距加大,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区域金融沙漠化。经济落后的地区往往金融的发展滞后,同时金融发展的滞后又使得地方发展缺乏充裕的资金的支持,限制了其缩小发展差距,二者形成正反馈效应,恶化形势,形成恶性循环。随着G20的召开,立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普惠金融再次被提上议程,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系统地分析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文首先剖析了普惠金融产生的背景,接着阐述了普惠金融的概念,然后概括了普惠金融发展的意义,最后揭示了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和发展的对策。
1.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中处于不可动摇的优势地位,掌握着世界上主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的权利。特别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元,这种地位给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优势。美国既可以通过加印美元使美元贬值变相减轻举债压力、刺激出口,又可以通过增加流通中的美元来弥补财政赤字,转嫁通货膨胀的风险。借此,美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美国可以轻易地从全球范围内吸取资金、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很小,很难获得大量外界金融支持,在加上本国内的金融体系本来就不完善,阻碍其发展建设。
2. 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
企业资金来源包括所有者权益和负债。在大型企业中,由于初始资本的庞大和企业自身累积盈余,所有者权益中的资金一般就比中小企业多得多。另外,在负债方面,企业融资的渠道更为广泛,既可以像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又有上市和证券融资渠道,同时还有国家地区政策上的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商业银行为了风险规避对其的贷款审核严格得多,中小企业无法获得充裕的资金支持。再加上中小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较低,无法获得大量金融支持。原来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一直不够,近年来鼓励创业、创新,才开始有了一些政策倾斜。
3. 城市和农村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进行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改革,逐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金融体系。而农村依旧进行中传统的农业生产,生产结构单一,更不用说完善的金融体系了。在这个过程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发展远远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这种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决定了城乡之间的金融关系也是二元结构的。首先,金融市场方面,农村的金融市场由国有银行和信用社为主,交易规模较小,对借贷的限制性较高,正处于金融需求旺盛时期却不能满足供给。而城市以及形成了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拥有充裕的资金支持城市的发展建设。而且国家金融制度也无法弥补城乡金融割裂的现状。城市金融的发展犹如滚雪球效应,发展越来越好,而由于资金的趋利性,农村金融的差距被放大。同理,大城市的金融发展也比中小城市的发展好,东部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比西部落后地区发展好。
二、普惠金融的概念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一词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国际上通常称为包容性金融。这一概念是联合国于2005年“小额信贷年”中提出。2008年,金融危机推动了普惠金融联盟(Alliance for Financial Inclusion,AFI)的成立。在2009年12月G20成立了普惠金融专家组,加强全球合作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等,在2010年6月通过了“创新性普惠金融的九项原则”。
而在我国,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将发展普惠金融正式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在2016年9月于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中,讨论了三个关于普惠金融发展实践的文件,被列为重要议题之一。
普惠金融,是指能适当地、有效地、全方位地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农民、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支持与帮助,改善经济结构,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服务对象上,多为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人群提供针对性服务;在服务产品上,除了基础的支付结算、储蓄等金融服务外,提供合理的贷款、风险管理工具等产品;在服务特征上,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为弱势群体提供可负担成本的金融服务。
三、发展普惠金融的意义
从理论和时间方面来讲,发展普惠金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有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完善金融体系、有利于促进金融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1. 理论意义
传统的金融学理论认为金融市场能自动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政策、信息不对称、二元结构等问题,使得市场不能完全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发达国家、地区和富人往往处于金融市场的中心,拥有优势地位,更利于运用资金资源,攫取利益,使得贫富差距不断加大,金融市场失衡。普惠金融理论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完善传统金融学的理论体系,为金融市场的平衡发展提供平理论支持。
2. 实践意义
(1)有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金融资源的失衡问题严重,弱势群体能享受到的融资不易、成本较高的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不仅加重了弱势群体的融资负担,也制约了区域均衡发展。普惠金融立足于使各阶层、各地区能共享金融服务,满足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2)有利于完善金融体系
在金融危机、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中暴露出了现代金融体系还是有待完善,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全。普惠金融有利于弥补金融沙漠化,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分配,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现代金融体系。
(3)有利于促进金融可持续发展
二元结构使得金融发展两极分化,会形成断层,特别是基层不稳定,不利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而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底层建设解决这一问题,从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到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将金融服务惠及全民,促进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普惠金融是金融理论的创新实践。
(4)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均衡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普惠金融,使得公民都拥有这种发展权利,有利于脱贫致富,缩小贫富差距。而对小微企业的扶持,有利于促进经济多层次发展,增加就业机会。这将有利于调动社会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普惠金融发展实践
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的时间较晚,但是由于普惠金融切合我国金融发展的需要,在面对小微企业扶持、城乡一体化、西部开发战略的巨大金融产品、服务需求的背景下,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发展迅速。从2013年被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以来,迎来了巨大的发展。
1.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方面
(1)法律体系有待完善
目前还没有建立完整的普惠金融的法律体系,缺少对普惠金融的规范。就以民间借贷为例,虽然已经开展多年,但是还是存在很多法律上的争议。还有近年来火热的P2P,也还没有建立法律体系,规范其发展。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支持。
(2)征信体系有待健全
在征信体系方面,从信用信息搜集范围来看,不管是金融体系趋于成熟的城市,还是相对较落后的农村地区,金融信用信息已经全面覆盖到每个人。但是就信用信息丰裕度来说,征信体系以银行间的信用信息为主,较为单一,不能完整描述个人的信用特征、准确划分信用等级。
2. 金融机构体系覆盖密集
以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为主,股份制商业银行为辅的银行金融机构已经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密集覆盖,发挥各自在金融市场上的优势,建设农村金融网点,对农民提供金融服务。
除了传统的金融机构的转型发展外,民间金融机构也积极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等新型金融机构,吸收社会闲置资金,完善了金融机构体系。
3. 普惠金融认识薄弱
普惠金融是一个新兴概念,虽然现在已经在快速发展阶段,但是人们对于普惠金融的认识不够充分。原本在普惠金融就是针对于难以获得资金支持的弱势群体的,但是这部分人往往不具备专业的金融基础知识,更不要提对普惠金融的认识了,因此,普惠金融在推广中还是具有难度。
4. 普惠金融仍存在风险
虽然普惠金融力图促进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缩小发展差距,但是普惠今天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特别是在当前普惠金融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扩大,使得低收入人群过度负债。
五、普惠金融发展对策
本文认为,普惠金融发展对策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金融基础设施方面、丰富支付清算体系、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和风险提示。
1. 金融基础设施方面
(1)完善普惠金融法律体系
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规划进一步指出需加快建立发展普惠金融基本制度,确立各类普惠金融服务主体法律规范,健全普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逐步制定和完善普惠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形成系统性的法律框架,明确普惠金融服务供给、需求主体的权利义务。
(2)健全征信体系
从信用信息收集深度来看,不仅是基本的银行信用信息,而且有互联网、单位等多渠道的信息,有利于对个人建立全面深入的信用档案。扩充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接入机构,降低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征信成本。
2. 丰富支付清算体系
首先要完善传统的支付清算手段,其次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丰富支付手段。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迎来了移动互联时代,移动支付手段方便、快捷,使得在原有的线下或者计算机客户端的基础上,对支付清算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移动支付目前已经成为了最具潜力的支付清算手段,再加上其便捷、成本低的特点,是发展普惠金融的助力。
3. 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和风险提示
加大对普惠金融的宣传力度,通过互联网、电视、报刊等渠道,充分普及普惠金融基本知识。特别是针对农民、贫困人口等人群中文化水平不高的人,通过进线上宣传与深入农村、社区等实地讲解等方式进行专项教育,确保普惠金融政策的传达,帮助其掌握基本的金融知识。重点加强对惠及人群的风险提示,引导金融消费者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金融产品风险特征理性投资与消费,在遇到金融案件时要依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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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性金融 篇7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信息技术
2014年国务院发布文件将推动农村创新和发展普惠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方向。随着现代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完善, 网上银行、移动支付及云计算等技术与农村金融的结合, 可以有效解决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根深蒂固的金融产品单一、金融服务不足、信用环境不良等问题, 推动农村金融创新, 加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及新农村建设。但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存在资金供应失衡、金融主体单一、缺少竞争激励、产品无法满足中小农户需求、服务网点覆盖率低、缺少信用机制、贷款手续繁杂等问题, 导致我国目前农村金融体系无法满足农民在融资和金融服务方面的需求。
1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1 借贷失衡导致资金外流
近几年来各大金融机构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他们更倾向于进行大额贷款而非针对农户的小额贷款, 这导致了资金更易向高收益城镇或非农区流动, 使真正需要资金的农户无法获得应有的资源, 弱化了政府资金投入。这种非农化倾向所造成的金融服务与资金额度的不足与农村旺盛的金融需求相悖, 造成了农村贷款难、融资难, 金融业务低效率, 金融资源无法有效分配, 没有发挥资金集聚效应, 形成了供给与发展相互阻碍的恶性循环, 加剧了资金供求矛盾与金融供给失衡。因此, 促进贷款公平性和公开性, 可以化解资金外流困境。
1.2 金融主体匮乏, 金融服务不足
金融主体单一始终是困扰农村金融创新的现象, 其主要体现在金融产品单一和农户融资渠道单一两方面, 金融产品单一表现为产品缺乏特色性的创新, 业务品种缺乏, 同质化明显, 缺乏竞争力, 如支付和结算工具单一。这样导致了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迟缓, 金融服务网点仅有存、取、转等基础业务, 证券、理财产品、基金等业务尚属空白。融资渠道单一表现为金融机构选择单一, 是由金融系统融资方式落后和融资规模小造成的, 具体为农村信用社和商业银行为农户所能选择的两种融资机构。这样降低了资金的利用率, 也降低了金融机构融资效率, 使需要资金的农户却无法获得资金。
1.3 农村金融创新风险高
农村金融创新始终伴随着高风险的隐患, 风险主要来源于农业自身特点与信用制度的缺失两方面。首先, 农业具有的较长产业链、收入不确定性、季节性、产品相似性、低收益性、生产分散性和自然灾害不确定性等特性决定了农业自身在收益取得方面所具一定的隐患, 并且交易成本和资本运用成本较高。当农业自身具有的特点无法及时与金融产品进行匹配时, 这些特点会阻碍农业产业升级。其次, 农村信用环境不良与信用制度缺失, 无法约束借款人行为, 增大了农村贷款的信用风险。风险分担机制的缺失降低了风险分散能力, 削弱了金融创新的动力, 并切断了持续性创新的保障。
1.4 网点覆盖率低, 民间融资兴盛
近些年, 随着商业银行面向农村的业务拓展, 针对基础服务网点的覆盖率在逐渐增加, 但现实中仍然存在网点配置不足、密度不均等布局缺位, 城乡布局断层等区域性失衡, 网点金融功能不健全等现象。这些问题影响了存取款的便利性, 限制了农户的储蓄行为, 也限制了金融机构吸收资金的能力。为推动基础金融服务向农村辐射, 各商业银行应推进空白区域的网点建设, 建立农村服务整体布局网, 发展普惠金融。正规金融机构在某些地区的缺位给予了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的空间, 而民间金融的活跃, 大多有血缘亲友、地缘乡亲与业缘同事等关系相联系,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资金需求的压力, 但因其缺乏法律保障与监督机制, 并具有偏高的偿还利率, 易出现非法或不规范经营行为而引起纠纷, 加大了农户负担的金融风险, 威胁金融市场的稳定。
2 互联网金融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2005年, 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首先提出了“普惠金融”一词, 其具体是指以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为主的金融服务需求方能够获得金融服务。由此可见, 普惠金融更适用于缓解农村所面临的金融排斥。发展普惠金融有助于推动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改革, 营造以客户为中心, 适度竞争, 服务得当, 持久发展的市场环境。
近些年,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逐渐渗透到了金融领域, 而造就了当代的互联网金融。以大数据挖掘技术、信息通信技术、资信评价技术、移动支付及云计算技术为主体工具的互联网金融, 具有交易成本低, 服务效率高、覆盖面广, 使用便利等多方面的优势。互联网金融的出现, 填补了金融领域空白, 解决金融供需问题, 打破垄断, 引发市场竞争, 推动我国金融服务更加国际化。现实的金融模式, 往往会将传统金融在资金、网点、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和互联网金融在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方面的长处相结合, 推出适应农村金融需求的金融产品和工具。
为搭建跨平台、跨行业、惠及农村的金融模式, 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业务深度融合成为了大势所趋, 因而也造就了适用于农村的互联网金融方式。两者互为补充, 创造农村金融发展的新契机。互联网金融主要有六种形态, 分别是金融互联网化、移动支付与第三方支付平台, 大数据征信系统与网络贷款, P2P网络贷款, 互联网货币与众筹融资。可见, 金融信息化与电子化已成为未来农村金融创新的主要方向。
3 互联网金融提供农村金融基本服务研究
在我国农村金融环境逐渐完善, 农户收入增加, 城乡差距缩小, 为金融普惠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基于此我国互联网普惠金融所提供的服务可分为三类:
3.1 基本金融业务
伴随信息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网络证券、金融产品网络销售平台的出现, 打破金融业务依附物理网点的局限, 打破了农业分散的阻碍, 丰富了传统银行存取款、保险、期货等金融服务渠道。通过运用全新互联网金融工具, 客户不仅可以完成基本金融业务, 更可以通过移动支付终端进行金融产品的购买。这种突破使金融机构转向以市场为导向, 提供基本金融业务服务的金融工具属于互联网金融中金融互联网化与移动支付这两类。金融互联网化是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在网点缺乏与业务不足区域, 克服空间障碍, 开展金融服务的方式创新。采用这种方式可以使农户更加便捷的接触金融服务, 也降低了交易成本。支付终端与移动支付的构建, 便利了农户进行互联网贸易时的支付行为, 也使得小额支付服务得以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支付体验。
3.2 提供融资平台
互联网金融融资主要以贷款产品为主, 主要形式为新型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首先, P2P网贷是运用互联网技术, 实现个体间的资金借贷与资料互通, 因此其倾向于以金融中介的模式服务中小企业。作为新兴事物P2P平台在2014年内上线1228家。其互联网平台的公开性, 高效性和低廉性, 增加了信息透明度和客户进行选择的可能性, 降低了收集信息的成本, 激发了闲置资金的流转, 创造了全新的便捷互联网贷款方式。其次, 众筹融资凭借其突破性与无地域限制等特性远超股权融资与天使投资, 解决了中小企业的资金不足, 拓宽了其融资渠道。
但由于融资行为涉及到双方资信水平评估, 因此信息质量对于融资项目尤为重要。大数据挖掘技术具有捕捉个人信息的优势, 因此其在收集与分析借款人信用水平, 辅助评估借款人信用, 并决定是否进行借贷业务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并且其增大了信息的对称性, 打破了信息采集障碍, 促进了信贷业务的发展。另一方面, 大数据系统可以通过分析业务进行中的信息, 进行风险评估, 及时限制借款人违约, 降低违约风险与不良贷款率。因此线上融资业务逐步形成了大数据挖掘技术与互联网平台联合的经营模式, 弥补了传统金融业务不足。而可以进行大数据采集的平台多为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平台。
我国目前最大的P2P小额信贷平台———宜信, 是当代互联网融资机构的翘楚, 其主要扮演中介平台, 在彼此信任的两个个人间进行资金信贷业务。近些年, 他们更是提出了未来五年的“谷雨战略”, 计划通过自建服务网点、开辟农村金融平台、提升其征信能力与风控能力, 来推动农村实体经济发展。相似的京东金融推出的金融白条与小额信贷等产品, 阿里巴巴的蚂蚁微贷与投建村服务站的千县万村计划, 正勤金融开发的惠农产品“e农贷”, 翼龙贷推出的农业贷款, 开鑫贷发行的惠农贷都是意图解决农户融资难、成本高的问题。
3.3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所谓的金融基础设施指的是农户征信体系、农户金融教育等中间服务。建立农户信用档案与信用评级系统可以改善农村征信水平。但信息不充分往往制约了普惠金融的发展, 由于金融机构无法全面获取信息, 而使其需要与社交网络平台、电商平台、政府机关、村级运营代理商处取得更详尽的非结构性信息, 并分析客户还款意愿。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采用的是大数据征信与网贷的形式。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征信与信用评定的建立, 有助于强化信用风险管理。同样为保证守信行为的贯彻, 应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与惩罚机制, 并对农户进行道德教育。
资信评级技术可以用于征信平台的构建。央行曾经给阿里、腾讯等几家具有资信评级技术的企业下发过征信牌照, 推动征信数据共享, 降低金融风险。利用这项技术还可建立目标客户资料库, 进行客户细分, 并在日后扶持信用状况和经济效益好的企业。
参考文献
[1]朱迎, 刘海二, 高见.互联网金融有助于实现农村金融普惠[J].新金融, 2015 (02) .
[2]马九杰, 吴本健.移动金融与普惠金融研究—互联网金融创新对农村金融普惠的作用:经验、前景与挑战[J].农村金融研究, 2014 (08) .
双轮驱动下的普惠金融 篇8
2016年2月26日,《2015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绿皮书)发布,作为专业学者齐聚讨论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契机,该报告以围绕“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主题,对基于金融资源分配本质、小微金融信用风控重点、大数据征信小微、金融发展本质问题提出深刻探讨。其结论之一是针对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关键在普惠金融服务主体通过互联网、数据等技术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拓展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其结论二围绕私营部门的作用展开,从商业可持续的边界,清晰界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私营部门的作用等角度提出建议。
现如今,中国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探索和尝试,在经济总量跻身全球第二的同时,面临经济是否可持续增长的难题与挑战。同时已有的改革是否导向共同富裕,改革红利是否有渠道顺利惠及普罗大众,这都是普惠命题下的讨论范围。其次,金融作为有力的工具,从本质来讲重新配置资本、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利用和再分配、促进更大的经济繁荣。然而,现状是社会资本总是在传统金融流转,其借贷活动成为富人集团的游戏,这与解决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减贫目标和通过消费信贷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减贫富的终极使命相去甚远。
一、普惠金融本质和基本逻辑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明确提出:从长期来看资本增长快于收入增长,这就意味着在富人累积财富的速度远远大于穷人收入增长的速度,这将会带来社会不平等加剧的现象。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会带来很多重大影响,首先是社会的仇富心理酝酿和云集,其次是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不仅代表我国中坚力量,更缺乏足够的有效购买力。目前我国正值国家经济转型发展之际,去库存的核心要求正是要拉动有效内需,去产能更是要有效调整产出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合理匹配问题。
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搞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客观结果,结合“三农难症”等重大问题,依靠金融为未来服务的特征,可以结合金融融通资金的天生优势与分配财富与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性特点发掘其黄金利用点,金融所创造的产品更应该是面向大众,直指需求,让资金需求和资金融通有效对接,使财富覆盖的范围有效扩大,逆转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的趋势。
然而,现行中国总体的情形是,政府刺激经济所奉行的以凯恩斯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带来的是社会资金充裕,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面临巨大的挑战;直接融资方式下不够多元的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常受众多因素影响,利用资本市场“新三板”等方式的风险不可测度并且传导机制作用不明显;间接融资环境下,传统银行业所奉行的“二八”原则带来的金融排斥性弊端显著,同时面临利用“互联网加”概念冲击下的存款转移和吸储困难的诸多问题;由此综合,目前最需要社会资本流向的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真正缺乏社会资金的雨露,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资本市场和小微金融的结构性失衡。
根据贝多广教授提出的用金字塔来描述中国经济与金融现状,经济是正的金字塔,从地基到塔顶分别是农户、大众工薪和微型企业、中产阶级和中型企业、富裕阶层和国有企事业;而金融呈现倒金字塔,从上到下分别享受充分金融服务、严重不足的金融服务,基本缺失的金融服务。所以从好的一点说,金融行业的服务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面向中小微,面向低收入,面向新三农,从供给侧角度,可以有大文章可以去做;从另一方面讲,中国500-600万户小型企业,6000-7500万户微型企业,1.8-2万亿农户的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提升之后,那么距离真正的小康社会就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二、从小额信贷到普惠金融
发展创新更多金融服务的过程中,普惠金融从最初的小额贷款,到后来的小微金融再到互联网金融最后升级为兼顾全局的普惠金融,其演化过程不仅具有从服务需求到供给侧再到供给创新最后到需求供给有效对接的内在逻辑,更结合有金融创新下的技术与组织进步,商业模式更新,渠道外向拓展和征信体系完善等方面。
(一)小额信贷的出发点
普惠金融前身为小额信贷,小额信贷作为达成扶贫目标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帮助中低收入水平的劳动力创造优质就业机会、夸大收入溯源、有效扩大资产规模并尽最大程度减少其在困难和危机中的受伤害程度,同时,作为对社会的重要贡献,其可以帮助消除贫困、改善教育、提高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和改善公共基础设施。
从另一个角度看,小额信贷基于金融体系的服务需求创新。经调查表明,在孟加拉,1/3的家庭使用10种以上的金融工具,年度交易金额超过1000美元,并会在不同情况下使用不同的金融工具;在印度,低收入家庭每过半个月,就会有新的金融计划安排。从金融需求端来讲,小额贷款解决一部分金融排斥问题,通过服务需求和组织机构的专门性划分重塑新的全民金融体系,通过技术和需求端的创新拓展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二)普惠金融扩大小额信贷服务范围
小额信贷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小额贷款总是会超出金融领域之外,更多的政策和研究集中在致力于解决该领域问题的银行改革、金融危机的防范与方案以及资本市场融资平台的话题,的确抛弃了微型金融的实质性概念。当小额信贷结合在普惠概念下的时候,“普惠”从概念上即面向解决所有需要金融服务的人的融资问题,包括被现有体系忽视和排斥的潜在客户。普惠金融体系的建立,更多从解决贫困问题,可持续发展以及商业可持续原则入手,从实质上来看,该过程意味着推进金融服务向更加贫困的人群和更加偏远的地区开放的过程。
(三)小额信贷模式创新拓展
小额信贷的发展模式,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大体上分为两大基本类型,一是社会型小额信贷,二是政策型小额信贷。社会型小额信贷大体是由政府(人民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或者非政府组织(NGOs)主导,其宗旨从履行社会责任为起点,不强调可持续性。政策型小额信贷则更加注重机构的可持续性,其代表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等MFIs也在逐步向普惠理念靠近。在普惠金融体系的大背景下,小额信贷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普惠型小额信贷。普惠型小额信贷是制度主义和福利主义的有机结合,其宗旨和目的实建立覆盖所有阶层的金融阶层。
1. 社会型小额信贷一尤努斯模式与孟加拉乡村银行。
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所提出建立一个向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小额度信贷服务的机构组织,他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农村扶贫事业,并提出小额信贷这个理念,并且建立了一家孟加拉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使改变以往救济穷人的补贴捐助的传统补救救济形式,转而成为向有能力创造财富的穷人发放信贷提供金融资源的模式和方法,即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利用金融杠杆撬动扶贫,不仅能从造血机制上真正实现穷困可改变,而且进一步减少贫富差别,促进社会的持续进步和经济增长。该银行有三大特点,第一借款人强制存款,其存款作为风险基金,用于紧急需求,同时借款人会因此得到较高的利息;第二设置小额贷款金额,每笔一般为100—500美元,实行“整借零还”制度,此举措防范风险,同时平困家庭也容易消化还款难度;第三信贷利率差别化,面对不同需求者分析其需求动力和还款动能,设置不同利润,以适应市场的广泛需求。
2. 政策型小额信贷——商业可持续模式和印尼人民银行。
该种模式在兼顾扶贫的社会责任之外更加注重机构的商业可持续性。成立于1895年的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BRI)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具盈利能力的制度型小额信贷机构之一,BRI将扶助中低收入农户和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结合起来,成为制度主义小额信贷模式的优秀典范。其发展也有三大特点,第一产品多样化,比如针对贫困线以下的无地者、小渔民和边缘小农等提供无抵押无担保利率更低的团体贷款和信用贷款,同时采用贷款周期和还款期限客户定制化模式,吸引大量存款,使得贷款体系能够摆脱政府补贴同时商业可持续;第二,市场化利率体系,BRI提高了贷款利率,为了鼓励储蓄,设置了阶梯型利率,存款越多,利率越高;第三,高度自治的组织结构,乡村银行运营自主、盈亏自主承担,,同时独立的会计核算制度,实现了高度的自治。
三、普惠金融发展的瓶颈与困难
(一)普惠金融的固有困境和制度安排的低效性
从普惠金融的架构出发,包括微观层面的服务提供者——包括从民间借贷到商业银行以及位于它中间的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中观层面的基础金融设施管理与维护者——其宗旨在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服务规模和深度、提高技能,宏观层面的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当局)、财政部和其他相关政府机构——使用适宜的法规和政策框架,促使小额信贷健康持续发展,都面临着三大主题困境:在普惠金融主力军小微金融公司(MFIs)逐步确立在金融体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的同时,伴随着其商业原则的发展和政府减贫目标的逐步深入,其目标难以兼得;其次,微中宏层面对接不一致导致的有效需求不满足、计划推行不落实;再次,我国大部分地区金融知识匮乏现象严重,服务客体本身就是推行落实的关键。居住偏远的农村居民,很多人不懂得如何操作ATM、EPOS机,有些人甚至不懂得“信贷”等基本经济词汇的含义,更谈不上利用金融杠杆解决有效需求,提升自身生活品质,促进经济发展。
(二)农村普惠金融的结构错配困境
针对国家早在2005年提出的优化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布局、推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全覆盖、加大金融扶贫力度的“三农政策”,本身结构性约束其发展产生困境;针对日趋主流和已经对国家传统金融构成挑战的互联网金融,主打P2P产品,其行业与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成为普惠金融改良的重点环节,具有多重困境。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本质是的从传统金融机构向农村地区有效需求出发,供给对应服务,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和提升其生活质量。其困境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只要城市经济、工业经济中的项目投资平均收益率高于农业经济中的项目投资平均收益率,农村资金外流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这样的机制对农户信贷项目形成了强烈的外部约束,传统金融机构不会区别对待来自将农村地区有限的储蓄资金,同样混合社会资本投向城市中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项目时,最终导致农户信贷的抑制。困境二:农户信贷供求错配,当今中国普通农户的收入已经从之前的农业收入为主,转变为以非农收入为主的结构在经济腾飞的同时,不少农户已从温饱向富裕迈进。在时代潮流的推进下,农户的生产性需求资本有限,大多数农户对资金的需求构成集中在房屋自建或房屋借贷等改善型的生活性消费信贷需求,正规金融机构的生产性信贷供给与农户的生活性消费信贷需求便形成的结构性错配。
(三)互联网普惠金融的融合瓶颈
互联网金融作为普惠金融推行的重要手段,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传统金融发生摩擦和碰撞。互联网金融不是互联网和金融的简单结合,而是传统金融与互联网精神相融合的一种新产业,其问题主要集中在:第一,互联网运作和传统借贷模式融合问题,比如,互联网思维下应该是“随时、随地和以任何方式(anytime,anywhere,anyhow)进行支付,这种支付模式符合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精神。现在的情况是,不论是第三方支付转账、消费金额的限制,还是各种支付平台之间存在的各种支付障碍和环节,都体现了传统金融思维;第二,功能实现障碍,截至2014年6月底,互联网理财产品的用户数为6383万。虽然这一数据的规模已经非常巨大,但是相对于我国13.6亿的庞大人口基数而言,其占比仅为4.7%,这就说明普惠金融真的要依靠互联网实现全面推行,还必须克服各种功能障碍;第三,互联网金融具有监管难题,对某一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监管措施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产品,某一部门制定的监管法规可能与其他部门的规定存在着冲突。这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又折射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实施分业监管和机构监管模式的困境。
四、政府在普惠金融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市场是一直无形的手,由供求双方的价格机制合理分配资源产生价值最大化,政府作为一只有形的手,维护整个体系的运行发展,要从几个方面下功夫,宏观层面提供优质的市场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中观层面有效引导小微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健康发展,微观层面,从契约精神和消费者权益角度监督和管理,提升全民金融意识和金融能力及素质。
(一)零歧视,促竞争
在中国的金融行业存在一定的歧视与偏好选择,传统的借贷金融服务更愿意向高收入、高学历、高地位的男性服务,因为征信体系也建立在一定的社会身份制度保障之上,同时当借贷偏好产生偏差时,就可能导致形成支付更高的利率,获得较少的金额,以及较低的二次贷款的不良状况。同时,银行机构更愿意与有诚信标准的小微企业长期稳定合作,这取决于两个决定性因素:一是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二是金融创新的力度,存在竞争的市场是有效率的,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市场。
(二)征信体系和信息共享
国际普遍公认观点在于信贷登记和信用信息共享有助于利用有效筛选来降低违约概率,并降低金融中介获取客户信息的时间成本和审批成本,有利于金融账户增加、信贷水平上升和消费者金融服务的获取。市场除了将征信体系作为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明确下来,更需要建立更加开放和透明的信息共享机制
(三)明确契约和保护权益
效率合理完善的金融契约对普惠金融十分重要。在债权人权益保护较好、司法或契约执行高效的国家,其金融深化和广化的水平也更高同时,高效的司法系统可以快速解决契约冲突,这对贫困人口和中小企业融资都具有积极作用。贷款合约顺利履行的机制往往需要考虑突出的交易成本问题,面对平常出现较多的延期支付和利率过高等问题,合理的征信体系可以成为防范风险的有力工具。同时,在存在明显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过程中,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诸多障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五、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普惠金融在我国发展的十年时间里,不断明晰了普惠金融所解决问题的本质和核心,从小微贷款开始不断扩大到普惠金融的领域,同时普惠金融的发展面临三大困难和挑战,这是在面对商业可持续、”三农政策”、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必然结果,作为政府一只有形的手,只有充分考虑到微中宏的发展过程,才能有效解决当下的问题。2016年出台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提出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启示:多元机构体系创新,服务手段与产品创新,法律法规政策保障,全民金融知识和意识的双重提升。
(一)机构体系联动机制
金融行业的政策和行业创新必须紧紧依靠金融的三大主力机构,即传统银行,新型金融公司和保险公司。对银行来讲,一目标两完善三提升,一目标即为小微企业、“三农”和城镇居民的贷款降低成本;两完善即完善政策性银行功能细致化定位服务和涉足小额贷款的机构服务质量;三提升是商业银行扎根基层服务基层的能力、农村信用联社服务能力和三农金融事业部”管理运行能力。对新型金融机构来说,更是给予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其举措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拓宽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融资渠道,尽快使其接入征信系统。第二在建立更多以政府出资为主的融资担保机构或基金,推进建立重点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的省级再担保机构。第三,在保证建立信息披露完全,普惠金融水平提升,降低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可以有效建设的前提下发展互联网金融。对保险业来讲,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补偿原则和保险利益原则,让农村地区享受到更多的保险好处。
(二)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升级
结合多样化需求的产品改良:立足于普惠过程中受益人群特性各不相同的特点,分别定位,精准解决有效需求,推广创新针对小微企业、高校毕业生、农户、特殊群体以及精准扶贫对象的小额贷款。
利用金融工具扩大融资机会: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特别是一改以往间接融资为主的传统现状,不仅支持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丰富农产品期货品种,拓展农产品期货及期权市场服务范围,同时发展并购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将小微企业贷款的融资渠道有效拓宽。
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打造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为社会提供小额、快捷、便民支付服务,提升支付效率。发挥网络借贷平台融资便捷、对象广泛的特点,引导其缓解小微企业、农户和各类低收入人群的融资难问题。
(三)支付、信用、统计三大体系共同完善
向农村和平困地区注入新的金融概念,同时将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引入农村,比如乡村布放POS机、自动柜员机等各类机具,进一步向乡村延伸银行卡受理网络。同时,针对农村金融服务的特质化需求,网点可以采取灵活、便捷的方式接入人民银行支付系统或其他专业化支付清算系统。
小微企业和农民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以及多元化信用信息收集渠道是保证普惠金融的最重要的环节,使用传统的依法采集户籍所在地、违法犯罪记录、工商登记、税收登记、出入境、扶贫人口、农业土地、居住状况等政务信息,采集对象覆盖全部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及小微企业,确保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及地方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政务信息与金融信息互联互通。
(四)全民金融知识、风险意识、权益实现和保障
全民金融知识的提升是全民金融服务的起点,风险意识的培养是利用金融产品实现真正高效运作的核心和保障,树立“收益自享、风险自担”观念可以确保金融领域道德风险的积聚产生。畅通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监管部门、仲裁、诉讼等金融消费争议解决渠道,试点建立非诉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实现金融行业消费者权益的有效实现和保障是最终决定金融深化程度的关键。
摘要:普惠金融自2005年由联合国发起倡导,现已成为金融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环节。本文浅析普惠金融本质,普惠金融发展历程,瓶颈与困境,政府引导四大方面,是对已有研究的概述。结合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机构体系联动机制,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升级,支付、信用、统计三大体系共同完善,全民金融知识、风险意识、权益实现和保障四大方面是双轮驱动下普惠金融新阶段。
普惠金融不是慈善事业 篇9
普惠金融既是一种理念,又是一种金融实践。一方面要“普”,即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由于金融业存在典型的规模经济,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甚至贫困人口,是普惠金融需要着力服务的对象。另一方面是“惠”,即金融服务价格合理、便捷安全。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普及,金融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时下,余额宝、阿里金融、微信支付等互联网金融产品让人眼花缭乱,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互联网金融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首先,互联网金融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草根金融需求,这正是普惠金融需要着力的地方。“散户”即使有很小的资金量,也可通过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来实现规模集聚,从而获得比银行定期存款高得多的收益。金融信息通过互联网平台变得更加对称。例如,通过P2P网贷平台对借款人和贷款人的撮合,不少“小小微”企业获得了融资。这种融资需求在传统金融体系中基本得不到满足。
其次,互联网金融营造的创新氛围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当前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而且监管氛围也相对宽松。新技术、政府放松管制、金融机构创新活力增强等多重因素的推动,有利于开发出更多满足市场需要、符合普惠金融理念的产品。
普惠金融毕竟不是慈善事业,也不等同于政策性金融。作为金融业来说,某种意义上经营的是风险,因此普惠金融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抓风险控制是关键。
互联网金融在不断地“革”传统金融的“命”,部分互联网金融产品彻底摈弃了传统金融所要求的抵押、担保等风险缓释条件。这对风险控制实际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需要对风险控制的技术和方法进行创新。
对于普惠金融,其风险控制的端口应该进一步前移。在尽职调查阶段,可以充分运用互联网平台所产生的有关交易记录和先进的数据挖掘、分析技术,对客户的信用记录、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进行充分评估。在低或无抵押物的情形下,如何进行风险预警、监测与缓释,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完善。
此外,要实现对普惠金融监管的不断创新。目前普惠金融的主体和实践路径多样化,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现有的金融监管政策有滞后的趋势。由于监管缺失,行业缺少自律以致乱象重重,最近就出现过多起P2P挤兑倒闭事件。
为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宿命,对于金融创新应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需要及时总结经验,并不断理论化、政策化,促进监管创新,以达到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平衡。
国家正加大力度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信用信息覆盖面将更为广泛,查询借款人信用信息会更全面、便捷,这将大大提高金融违约行为的成本。营造良好外部信用环境,这是普惠金融发展大的“利好”。
构建我国普惠农村金融体系初探 篇10
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现状
(一)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支付体系、信用体系建设以及金融服务不断加强,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和清算机构加强合作, 扩大了支付系统覆盖范围。开展银行卡助农服务和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 目前农村地区人均持卡超过1张, 全国共有4万多个农村地区银行网点可办理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建立农村信用档案, 创建信用村和信用镇, 引导金融机构对守信农户和农村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全国共有1.6亿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 其中1亿农户进行了信用评定, 获得信贷支持有9012多万户, 贷款余额2.2万亿元。
(二) 金融机构发展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银行、非银金融机构和微型金融组织共同组成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涵盖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等多种类型。截至2014年末, 全国主要涉农金融机构3 566家、网点8.1万个, 其中农村信用社1 596家、网点4.2万个, 农村商业银行665家、网点3.3万个, 农村合作银行89家、网点3 269个, 村镇银行1 153家、网点3 088个, 贷款公司14家, 农村资金互助社49家。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微型金融组织, 丰富了县域金融服务体系, 贷款投向“三农”和小微占比92.9%以上。全国农业保险乡镇级服务站2.3万个, 村级服务点28万个, 覆盖了48%的行政村。
(三) 金融业务发展
金融支持“三农”力度持续加大, 融资渠道逐步多元化。2014年末全口径涉农贷款余额23.6万亿元, 比2007年开始统计涉农贷款时增长285.9%, 年均增速21.7%, 涉农贷款占贷款总规模比重由2007年的22.0%增至2014年的28.1%, 涉农贷款不良率为2.4%。今年上半年, 农村、农户、农业贷款余额分别为20.7、5.8和3.5万亿元, 同比增长11.9%、15.5%和6.4%。直接融资方面, 截至2014年末已有218家涉农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782只、7 233.4亿元债务融资工具, 66家涉农非上市公众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农业保险已覆盖全国, 农业保险保障由2007年的1 126亿元, 增至2014年的1.66万亿元, 年均增速57.1%。
(四) 金融产品创新
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 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有所加强。金融机构拓宽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抵押担保范围, 开展了以集体林权、大型农机具、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为抵押物的抵押贷款, 鼓励各类担保机构为涉农企业提供融资担保, 有力支持了农业生产向规模化和现代化转型。针对涉农中小企业资信评级较低、盈利能力较弱的问题, 采用集合授信、打包发行等方式发行集合票据, 促进涉农企业直接融资。加强涉农贷款与涉农保险的合作, 推出“信贷+保险”产品, 拓宽涉农保险保单质押范围。伴随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 互联网金融也逐渐向“三农”领域扩展。
(五) 金融政策支持
货币政策方面, 采取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定向降准、加大再贷款和再贴现支持等政策工具, 增强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实力, 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财政政策方面, 综合运用奖励、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 支持金融机构开展农户小额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农业贷款、支农惠农政策性支付业务以及大宗农产品保险。探索建立农村信贷补偿机制, 设立由地方财政出资的涉农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实行差异化监管, 加强信贷投向监管, 引导涉农贷款投放, 要求金融机构加强涉农贷款风险管理, 对金融机构涉农产品创新以及在农村地区设点, 开辟准入绿色通道。
二、我国构建普惠农村金融体系的难点
(一) 制度框架有待完善
一是缺乏制度上的顶层设计。虽然近年来各部门出台多项普惠农村金融的改革措施, 但缺乏总体规划和设计, 普惠农村金融体系的制度框架尚未建立, 各项改革措施、支持政策和相关规定也未形成体系。二是缺乏针对农村金融的管理办法。当前的《商业银行法》和相关金融改革措施多数是基于城市金融, 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现状, 特别是针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的监管尚不完善。涉农抵押担保管理问题也较为突出, 农村产权改革、资源登记管理、资产评估及市场流转等配套政策措施还不完善, 制约了涉农贷款等业务发展。三是农村普惠金融的支持政策有待加强。由于支持“三农”的金融服务投入高、收益低、风险大, 与金融机构商业化运作客观存在一定矛盾。为保证社会公平和商业效益的平衡, 支持普惠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就需要在依靠市场机制运作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国家支持政策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通过综合运用货币、财政政策工具, 引导金融机构开展涉农金融业务。
(二) 金融基础设施较为薄弱
一是支付结算体系还需完善。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存在交通不便利、结算金额小、对非现金结算认知度低、金融机构提供的结算产品少等问题, 导致农村地区交易仍以现金结算为主。支付结算方式落后、结算网点少、结算渠道单一、结算效率低, 使得农村居民难以享受便利的支付结算、存取款等基础金融服务。二是信用体系建设有待加快。由于农户的存量信息较不完善、技术水平落后, 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还在起步阶段。金融机构难以全面掌握农户和农村企业信用状况, 制约了信贷资金投放。另外, 农村地区金融知识匮乏, 诚信意识薄弱, 也限制了金融机构开展信贷业务。三是信息技术和网络系统支持亟需加强。较为成熟完善的金融体系需要以科技为支撑, 而目前我国金融资源主要分布在城市, 农村地区的信息技术水平和网络系统建设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
(三) 农村金融需求尚未满足
一是金融机构涉农业务经营有待加强。大中型金融机构在资金运作上, 多采取农村地区分支机构吸收当地存款后, 由其上级行统筹安排的模式。出于成本收益和控制风险的考虑, 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相对较少, 农村资金存在“非农化”现象, 资金流失问题严重, 导致农村资金供求缺口扩大。而村镇银行、信贷公司等微型金融组织资金来源有限, 管理水平较低, 业务可持续能力较差, 也不能满足农村信贷需求。二是金融产品不适合农村经济特点。金融机构的逐利性使其业务经营集中于高端优质客户, 尤其是大中型金融机构涉足微型金融服务动力明显不足。金融机构在授信放贷时, 将抵押担保充足作为主要条件, 而农村普惠金融的主体多为弱势、低收入群体, 缺乏足够的抵押担保能力, 大量农户和农村企业的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三是农村需求呈多元化趋势。农户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常态化, 需求规模也不断增长, 除存贷款等基础金融服务外, 还出现了小额信用贷款、消费贷款、创业贷款、银行卡、网上银行、农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 而当前农村金融市场供给难以满足需求。
三、美国、印度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借鉴
(一) 美国
一是建立了完备的制度框架, 专门出台了《联邦农业贷款法案》《农业信用法案》等法律法规, 其他法律法规中也涉及与农业金融相关的条款, 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形成了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政府机构等共同参与的惠农金融服务体系, 商业性金融机构主要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 农村信用合作系统主要有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合作社银行等, 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为小企业管理局, 政府农贷机构主要有农民家计局、商品信贷公司、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各类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原则经营管理, 促进了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三是政府给予资金支持, 如农民家计局、商品信贷公司、小企业管理局和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部门, 通过政府拨款提供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所不能提供的贷款;商品信贷公司针对农产品价格波动, 提供无追索权的贷款和补偿机制等。
(二) 印度
一是制度保证农村金融覆盖面, 出台了《印度储备银行法案》《银行国有化法案》《地区农村银行》等法律法规, 对金融机构涉农经营提出明确要求, 如要求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1家分支机构, 就要在偏远地区开设2至3家分支机构;制定了“优先发展行业贷款”制度, 要求商业银行18%的贷款投向农业及相关产业。二是建立多层次普惠农村金融体系, 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地区农村银行、政策性银行、存款保险公司等。中央银行即印度储蓄银行推行“领头银行计划”, 要求每个区域必须有1家领头银行负责当地开发, 对优先发展行业给予信贷支持。政策性银行即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 设立小额信贷发展和产权基金, 开展“自助小组———银行联结”项目, 对商业银行涉农微型金融业务提供再融资支持。存款保险和信贷保险公司为农村地区提供存款保险和信用担保。
(三) 中国台湾
一是通过制度先行明确了管理内容, 出台了《农业金融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明确了对金融组织的设立、管理和监督, 有利于金融组织经营和管理部门管理。二是构建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高效稳定的农村金融体系, 由主管部门、监管机构和各类金融组织组成。主管部门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监管机构分别为农业金融局和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金融组织分为合作型、商业型和服务型, 合作型是台湾农村金融体系的核心, 由合作金库、农业金库和农渔会信用部组成, 利用网点多、分布广的优势, 广泛开展农村金融业务;商业型有专业和兼营两种, 主要从事抵押贷款等业务;服务型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和农业信用保证基金组成, 起到辅助作用。中国台湾将商业性与农业性金融分离, 金融机构职责定位明确, 既合作又竞争, 形成了高效的运作模式。三是采取多项扶持政策, 如免征土地税、减免与农产品生产加工相关的税收, 设立农业灾害救助基金、农业发展基金, 对农业改革项目给予补贴、低息贷款支持等。
参考以上经验, 构建普惠农村金融体系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通过制度建设统筹安排普惠农村金融体系, 从而保障农村地区能够享受普惠金融服务;二是建立多种类型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分工明确、适度竞争、覆盖面广的普惠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并在政府政策支持下依靠市场化模式运作;三是为保障普惠金融业务可持续发展, 政府部门应给予政策支持, 并建立相应的担保机制、补偿机制和风险承担机制等。
四、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体系框架认为, 只有金融体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有机地融入包括弱势群体和低收入者在内的金融服务, 才能使以往普遍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的大规模客户群体受益, 因此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讨我国普惠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
(一) 宏观层面, 构建普惠农村金融制度框架
一是加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明确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目标和改革方向, 各部门加强合作、统筹安排、共同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涵盖多层次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二是建立健全农村普惠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农村金融市场管理的相关政策, 明确农村普惠金融的市场主体, 特别是规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微型金融组织的经营管理, 保障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完善《物权法》《贷款通则》中涉农贷款抵押物的规定, 以适应涉农贷款创新业务发展。三是充分发挥货币、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考虑到农村地区资金需求者对贷款利率的承受能力, 实行低息贷款政策, 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开展涉农金融业务。运用财政贴息、补助、奖励和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 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四是明确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微型金融组织的市场准入条件, 进一步完善涉农金融机构监管, 对其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双层监管, 引导涉农金融机构有序发展, 在提高涉农贷款不良率容忍度的同时, 注重金融风险防范。
(二) 中观层面, 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继续完善农村地区支付体系。加快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村地区支付体系的网络覆盖率。推广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和手机银行等新型金融工具的应用, 进一步拓宽农村支付结算渠道, 便利农村支付结算服务。二是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信贷风险已成为制约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逐渐完善农村信用体系, 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和信贷风险问题。应尽快为广大农村地区建立健全信用档案, 完善农户、农村企业的信用管理, 加快推进信用村和信用镇的创建, 引导金融机构对信用良好的农户、农村企业提供信贷服务。加强对农村地区的诚信宣传, 提高农村地区诚信意识, 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三是完善农村普惠金融的担保融资体系。建立政府扶持、市场运作的农村信用担保机制, 采取政策性担保为主、互助性和商业性担保参与的模式, 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信用担保业务, 有效解决农村金融市场融资担保困难问题。四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农村普惠金融担保基金, 完善相应的补偿机制和风险承担机制, 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五是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信息化、网络化进程, 利用信息技术、电子渠道和网络支持, 解决偏远地区服务网点覆盖问题。
(三) 微观层面, 构建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一是我国普惠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应涵盖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等多种类型金融机构, 明确各类涉农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 实现金融机构的合作发展和适度竞争。政策性银行是引导社会资源回流农村的重要载体, 应充分发挥其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特性, 做好金融市场调节和国家扶持政策的有机结合。大中型商业银行应发挥在资产规模、管理经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培养长期稳定农村优质客户, 开发符合农村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 还可通过与农村金融机构合作或设立村镇银行的形式, 扩展涉农金融业务。农村信用社应进一步深化改革,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逐渐改革为产权明晰的社区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支持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微型金融服务发展, 降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微型金融组织的市场准入门槛,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市场。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发展, 使其经营活动公开化、透明化、合法化。二是针对农村地区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 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应结合自身经营特点、根据不同市场需求, 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供给。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产品创新, 根据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特点, 开发与之适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如拓展基于各类农村产权的金融产品, 盘活农村存量资产, 拓展农村小额信用类、消费类和创业类贷款, 银行卡特色服务等涉农中间业务增值服务。三是加快发展农村地区保险业务。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 通过财政方式对保费进行补贴, 扩大农业投保扶持范围。鼓励商业保险公司拓展农村保险业务, 创新发展涉农商业保险产品, 为农村地区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保险服务。政府支持设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建立巨灾风险分散和再保险机制, 为风险损失及时获得补偿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4[EB/OL].http://finance.ce.cn/rolling/201503/25/t20150325_4928972.shtml, 2015-03-25.
[2]潘功胜.关于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几点思考[J].上海金融, 2015 (4) :3-5.
[3]焦瑾璞.我国普惠金融现状及未来发展[J].金融电子化, 2014 (11) :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