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的困境

协商民主的困境（共12篇）

协商民主的困境 篇1

我国农村地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农村经济是否发展、政治是否稳定、文化是否先进涉及到我国整个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1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了达到政治经济发展同步的目的,全面推进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正视目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1. 1农民民主意识不强,政治参与不充分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农村村民的民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但就总体而言,当前农村村民的民主意识仍然偏低。民主意识薄弱,参与政治事务的热情不高,法律知识缺乏,法治观念不强。大多数年轻农民进城务工,只操心自己的工资收入,无暇顾及农村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等事务。

1. 2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不高,为民服务意识差

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力量,对当前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使农村工作走上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些村干部根据自己的喜好处理村务,不能很好地听取村民建议; 处理村民矛盾时,根据和自己关系的远近作为评判标准,不能实事求是。有的制度虽然写在纸上,但并没有真正落实。 有些村干部法律意识淡薄,政策水平不高,不能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1. 3村民对村务信息了解甚少

由于受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基层干部掌权,对村务公开度不够,使村民对村务了解模糊,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村务信息的公开可以激发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有效促进农村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村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不能及时解决,会阻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

1. 4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尚不完善

民主需要法制作保障,当前制度不完备可影响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村委会组织法》作为一部法律只是从原则上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行规定,具体在实践中应该如何操作、执行,必须用细化、完善的相关制度来保障。如在民主选举制度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贿选、暴力威胁、暗箱操作等现象,使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落实不到位[2]。

2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2. 1基层群众文化不高,政治交流不充分

在农村基层社会中,村民文化素质不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教育资源的缺乏,没有切实有效的办学机制,导致有些村民想学习,机会却很少; 义务教育实施不好; 政策制度不完善,待遇得不到改善,使得大学生等技术人才不愿意到农村去,导致农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2. 2村民参与协商地位不平等

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要想更好地协商交流,就必须保证每位参与者的地位平等。虽然给每个村民提供了平等机会,但由于受自身文化素质、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制约,在协商过程中基层群众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 村干部自认为是领导在参与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协商地位不平等。

2. 3农村基层工作信息不公开

协商民主要在公平、公开的条件下开展,而现实中村务公开并没有按照程序进行,大多数村务由村干部决定。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使得一些村领导认为自己可以做任何决定,也不愿意将村务公开,他们往往采用对村干部不利的事不公开,要群众出钱、 出力的事公开的原则,时刻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就打消了群众参与政治的热情。

2. 4基层群众责任意识淡薄

由于受封建思想影响,基层群众的责任意识淡薄,比如说: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些观念禁锢了人民行使自己民主权利的责任意识,养成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思想。由于处于农村基层的人们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对民主权利的理解程度还不够,导致基层民众缺乏足够的责任意识。

3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加强协商民主路径的选择

协商民主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广泛的实践,广大农民开始真正以主人翁的身份管理自己的事情。 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加强协商民主的途径,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重大意义,可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更好地发展。

3. 1宣传农村教育,提高协商民主参与者的素质

正如列宁所说“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识字就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当前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要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做好: 解决好农村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确保农村享有必要的教育资源; 保障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保证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在农村广泛开展夜大、电大等多种形式的办学机制,为基层群众补充科学文化知识; 继续鼓励大学生和各类技术人才到农村工作,协助村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做好农村工作,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群体文化素质低的状况。

3. 2发展农村经济,为协商民主奠定经济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根源于经济,政治意识也必然根源于经济水平,社会成员的政治心态也必然受社会经济水平、经济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影响[3]。要积极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惠农政策,推进农产品多种经营实现农民增收,更要重视科技创新在农业上的应用,切实保障提高农民经济水平。

3. 3健全法律体系,提供协商民主法制保障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也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4]。这就必须把发展村民自治与依法治国方略紧密结合起来,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进一步规范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而实现农村基层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5]。必须加强基层法制建设,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内容、形式、途径作出明确规定,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6]。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是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内容; 也是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建设,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协商民主的困境 篇2

--襄阳市襄州区政协探求新形势下基层政协工作新作为

郑国元

近年来，襄阳市襄州区政协紧扣政协职能，切实探索创新，始终坚持把协商民主贯穿于政协履职的各个方面，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广泛协商议政、实施民主监督，取得新的成效。

一、谋大局，出实招，精心组织专题协商。政协常委会议什么、怎样议，关系到协商民主的质量和成效，对此，襄州区政协认真选题、精心组织，着力抓好专题协商。一是围绕培植经济发展的坚实后劲深入协商。“四大园区”是我区的重要增长极，承载着跨越发展的厚望，针对制约“四大园区”建设和发展的深层次问题，2014年一季度，我们组织了50多名政协常委、委员，集中一个多月时间，对双沟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伙牌纺织服装产业园、洪山头机电加工产业园和朱庄国际物流园进行深入调研和广泛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体制机制、改善发展环境等22条意见建议，形成的《关于园区建设与发展的建议案》被区委《领导参阅》转发，协商意见促进了区委、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助推了“四大园区”建设在宏观经济形势趋紧的大环境下获得了超出预料的新发展。二是围绕区委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深度协商。2013年底，区委三届四次全会出台《关于创新机制、优化环境，进一步加快镇域经济发展的意见》 后，区政协高度关注，及时跟进。2014年6月，区政协组织了60多名政协委员，由主席会议成员带队，兵分三路，分别对“一主”“两翼”“三重六特”进行了全方位的调研视察，深入分析改革利弊，研究论证实施路径，提出了统筹协调分类强力推进，强化监管规范“两权”运行等14条意见建议，在二季度的常委会议上与区委专题协商。视察报告得到了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评价，区委随后召开了镇域经济发展专题推进会，围绕镇域经济发展的7大支持政策相继出台，集镇建设管理基金和镇域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落实到位，考评激励机制初步建立，释放和激发了镇域经济发展活力，“一主两翼三重六特”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三是围绕涉及群众利益的民生工程深切协商。为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民生，2014年初，区政府向全区人民郑重承诺承办的“十件实事”，涉及医疗、教育、交通路网、饮水安全等工程。在前三个季度即将过去的时间节点，十件实事的进度如何、质量怎样，人民群众十分关注。为此，襄州区政协把十件实事细化分解为22个具体项目，组成6个调研视察小组，逐一深入建设现场，了解情况、分析问题、研究对策、提出建议，在三季度的常委会议上与区政府专题协商。区政府针对我们提出的宣传不够、主体不明、投入不足等问题，责成政府督查室、治庸办、电子政务中心和广播电视台组成两个督查小组，加大督办和推进力度，22项任务除两项因体制变化因素外，其他20项都能如期完成。

二、建平台，求实效，创新推进监督协商。一是创新提 2 案办理机制，推进协商民主。一年来，共收到提案260件，立案163件。2014年的提案办理创新举措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领办包案上层次。重点提案由上年的8件增加到20件。重点提案的办理方式，由过去的主席会议成员包案，扩大到区委书记、区长，区委常委、副区长，政协主席、副主席共同包案。其次是督办机制重联动。由过去单纯依靠政协一家督办，强化为区委督查室、政府法制办、政协提案委三家联合督办。再次是办理过程全公开。由过去的“文来文往”改进为“三见面”“三协商”。通过创新机制、改进方法，全年提案办理的见面率、办结率都达到100%，满意率达98%。提升了办理效果，体现了协商价值。二是组建民主监督团，推进协商民主。2014年，襄州区政协学习借鉴浙江仙居县的经验，挑选了25名政协委员，组建民主监督团，围绕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群众反映的难点问题，开展专项监督。8月份，召开了“城区物业管理民主监督专题协商会”，促进了小区居民与房管、物价等管理部门交流沟通、现场解决了一些久拖未决的问题，进而还把小区物业管理提升到小区社会管理的综合层面。初步尝试证明，组建民主监督团，聚集了监督资源，汇集了多方智慧，提升了监督效果，省政协网站、《襄阳日报》以“民主监督团为民办实事”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三是坚持常规视察和特约监督相结合，推进协商民主。发挥政协监督政治性强、包容性强的优势，搭建规范的协商平台，推动协商民主的广泛深入。2014年共组织12次常委和委员视察活动，围绕食品药品监管、《人防法》 3 贯彻落实、粮食储备、图书管理等问题进行视察，与被视察单位当面交换意见，推动部门工作。同时，先后选派100多名政协委员担任了特约监督员、政风行风督查员、作风建设监督员，对推进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相关部门改进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讲分寸，重时机，灵活开展多层协商。在会议协商、提案协商的基础上，襄州区政协不断拓展协商方式，注重广泛性，增强实效性。一是对部门重点工作开展对口协商。一年来，各专门委员会围绕全民健身活动、城乡低保工作、农业气象服务、畜牧重点项目建设、加强传统文化保护、义务教育高位均衡等议题，开展对口协商10多次，形成各类调研考察报告36篇、社情民意信息20篇、建议案5篇。一批调研报告、建议案和社情民意得到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签批。二是对政协重要工作实行书面协商。协商议题的选取、调研视察的建议、常委会协商的意见，都与区委、区政府进行书面协商。2014年全会的协商议题，从各政协联络处、各民主党派及各专门委员会征集了53个选题，经主席会议讨论，筛选出10个选题，与区委、区政府书面协商后，最终确定了6个课题。形成的调研视察报告，在2014年12月下旬召开的政协全会上进行了大会建言。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在大会上充分肯定了6大课题建议的价值，并明确强调区委区政府及政府相关部门要抓好意见建议的转化与落实。三是对事关全区发展稳定的紧要事项进行高层协商。在解决招商引资的核心要素、排解项目建设的重大障碍、消除影响稳定 的苗头问题上，政协主席及时地、适时地与区委书记、区长直接进行协商，建立了高层对接沟通机制。

四、畅渠道，提质量，广泛开展民意协商。2014年以来，围绕民意协商，全面加强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取得了地市以上采用数量多、省市领导签批多、解决实际问题多的好成绩。一是强化力量，挖掘潜力。在发挥政协机关传统渠道作用的基础上，着重调动了政协联络处、委员活动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辟民意资源，拓宽信息渠道，为开展民意协商提供了宽厚基础。一年来，共征集信息线索300多条，既有对国家立法、香港普选、反恐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也有截断“地沟油”、规范纸巾市场、完善交通标志牌、调整公交车票价、银行卡免费换芯等诸多生活问题的呼吁。全年编发《襄州政协信息》《社情民意》《政协委员建言》98篇，比上年增加43篇。二是注重质量，提升层次。通过信息笔会集体点评、邀请专家专题辅导、骨干信息员集中研讨等方式，打造了一批质量高、针对性强的社情民意精品。2014年市委办《襄阳信息》第一期刊发的《进一步扩权强镇，促进镇域经济快速发展》《加快推进城乡养老服务工作的建议》全是襄州区政协编报的社情民意信息。《关于加快我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立法工作的建议》上报后，得到省领导签批，专报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李春明同志，省人大已初步安排列入湖北省2015年立法计划。2014年区政协上报的98篇信息被省市采用95篇次（含多次采用），比上年增加18篇；领导签批19篇，比上年增加7篇。三是领导带头，萃取民意。区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在专题视察、提案督办、调研座谈工作中，注重捕捉民意线索，汇集升华民情民意，提升民意协商价值。2014年，各位主席会议成员撰写的社情民意信息均在市级以上采用或被领导签批。通过社情民意协商通道，反映了一些诸如唐河跨省大桥、罗岗溢洪道绕库区公路及太山庙大型泵站机电配套等重大而长期困扰群众生产生活的历史遗留问题，引起了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都得到了相应的安排和较好的解决。

协商民主的困境 篇3

叶小文：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实现人民最广泛、最有效的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参与要广泛，也要有序。有序才能有效。政治发展需要充满活力，活力必须有序活动。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且不论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搞所谓竞争性选举，搞得社会动荡，政局失控，民不聊生，即便是我国也有过“文化大革命”搞所谓“大民主”而致使全国性动乱的教训。协商民主体现了平等、合作、和谐、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强调对公共利益的责任，以理性方式对待政治问题，强调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通过协商、交流和对话，建立和巩固团结合作所需要的社会信任基础。协商民主强调求同存异，包容差异性，力求平等公正地对待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谋求互利共存，体现宽容的人文精神，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理性的政治文化氛围。协商民主能避免政治恶斗，内在地蕴含着政治行为文明。

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在反思选举民主不足的基础上，也曾在学术界研讨过“协商民主”的理论。但是我一直坚持我的观点，即“协商民主”主要是中国的“政治创造”。且不说中国早就有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举世罕有其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协商建立的。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协商民主的固定平台——各级人民政协组织，各党派、阶层、界别、民族、宗教的代表以及海内外华人代表，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要求，通过政协组织参与政治协商。在中国，协商民主作为与选举民主并列的一种民主形式，具有任何国家都未曾见到、不可比拟的持续性、广泛性、实践性和有效性。

就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需要和未来走势而言，“协商民主”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开拓出一条新路。美国未来学者奈斯比特在其《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提出，美国实行的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一种“横向的民主制度”，符合美国文化传统和国情。而中国实行的民主制度，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相适应，这是一种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奈斯比特称之为“纵向的民主制度”。他认为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因为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而“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且，手握选举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民主决策的经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苏联就是这种状况。”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混乱，这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以这样的政治体制才能走出贫穷。

奈斯比特正确地看到了中国国情对于政治体制选择的基础性作用，看到了“纵向的民主制度”的特点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于“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但他未能进一步剖析，如何实现这种有效结合并确保其民主性质？如何做到不断地“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使“纵向”也能“民主”，也是“民主”？其奥秘，就在于“协商民主”。

记者：如何认识协商民主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叶小文：“协商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协商民主在国家权力中枢和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优化了国家权力结构，增强了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从而使共产党的执政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凝聚民智，更好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保障人民民主的充分实现。

“协商民主”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在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的选举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而协商民主则是对选举民主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协商民主作为与选举民主对应的民主实现形式，其普遍意义是公民或者其代表通过广泛讨论，互相交流意见，了解彼此的立场和观点，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民主架构，这是我国政治体制的独创性优势之所在。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表决进行重大决策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决策方案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有效的政治协商，有利于广泛吸收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优化决策方案，有利于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照顾少数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保障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

“协商民主”培育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型政治关系。协商民主在国家公共权力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起了一个稳定的、具有良好控制和广泛联合能力的体制，通过合法的、非竞争的渠道与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协商民主的各项制度安排，将不同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代表性人物与国家权威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型关系。在制度化的协商合作中，一方面，国家权威进一步巩固并获得稳定的支持来源，国家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扩大了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不同社会利益群体有序地参与政策形成过程中，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既有利于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又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因而是中国现代化变迁的时代需求对民主形式的一种理性选择。

“协商民主”促进了平等、合作、和谐、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对公共利益的责任，以理性方式对待政治问题，强调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通过协商、交流和对话，建立和巩固团结合作所需要的社会信任基础。协商民主强调求同存异，包容差异性，平等公正地对待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协商民主谋求互利共存，体现了宽容的人文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理性的政治文化氛围。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那么，如何深入理解这个重要论断包涵的深刻涵义？

叶小文：《决定》中的这个重要论断是对协商民主性质、特点和优势的深刻揭示。作为制度形式的协商民主，不是从国外搬来的，也不是封建社会留下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创造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注重运用协商方式建立联合战线、进行党际合作，开始了协商民主的探索。其中，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是成功范例。周恩来曾指出，“三三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1949年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运用政治协商形式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正式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协商民主得到广泛运用，并逐步完善，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有的制度形式。

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作了简要概括：“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实现人民最广泛、最有效的政治参与。事实上，并非只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一人一票选总统”才是真正的民主。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政客们抛出的施政纲领往往是花言巧语、政治作秀。普通民众的民主权利大多仅限于几年一次投票选举，至于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根本谈不上。有美国学者披露：大量调查结果显示，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的权利。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间呈正相关性。真正能够影响决策的，大概仅有1/10的美国人。正是为了弥补西方代议制选举民主易于引发社会冲突、难以形成共识、难以参与公共决策之类的弊端，西方国家也开始了对协商民主理论的讨论，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现代民主形式而出现的趋势。协商民主通过协商、交流和对话，建立和巩固团结合作所需要的社会信任基础；强调求同存异，包容差异性，力求平等公正地对待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谋求互利共存，内在地蕴含着政治行为文明。

《决定》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作为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的协商内容，具有鲜明的指向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利益多样化的格局。科学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需要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这就需要最广泛、最充分的协商，运用协商民主的方式建立形式多样、规范有序、畅通高效的诉求表达渠道，让群众能依法有序理性表达诉求，话有处说、冤有处诉、问有处答，并且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商量、协调等办法来解决利益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从而使党的群众路线真正得到贯彻落实，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和政府的决策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人民的福祉，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必须体现人民意志。人民当家作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人民参与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在国家的各项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协商民主在国家权力中枢和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既能够优化国家权力结构，增强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又能够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博采众长、广纳贤言，促成的决策能够达到多赢的结果，更好地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协商民主具有包容性强、社会面广、吸纳度高的特点，有利于增进共识、增强合力、扩大参与，是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工作机制。

记者：《决定》还提出：“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那么，能具体谈谈人民政协在发展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吗？

叶小文：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其制度成果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政治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发源地和充分应用的领域，是我们党的传统优势。只有进一步搞好政治协商，才能带动和促进协商民主在其他方面广泛运用。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对我国整个协商民主发展具有牵引作用。

政治协商是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其基本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按照《决定》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人民政协发展协商民主的作用，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重点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二是增强协商的计划性，各级党委和政府、政协制定并组织实施协商年度工作计划，就一些重要决策听取政协意见。三是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多种协商。四是着眼于发挥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健全委员联络机构，完善委员联络制度。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切实增强协商实效，规范协商内容，提高协商能力，强化协商成果运用，更好地展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势和价值，努力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协商格局，让人民政协真正发挥出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示范、带动、推动作用。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协商民主在实现这个总目标过程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叶小文：我们党要成为具有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执政党，必须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也是协商民主形式健康有序运用的重要前提。协商民主是我们党长期探索形成的，我们党也要善于运用协商民主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为此，《决定》围绕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总要求，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协商民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需要大力提倡、在全社会广泛推广。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都是重要的协商渠道，都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民主架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是我国政治体制的独创性优势之所在。国家政权机关通过表决进行重大决策之前，广泛开展协商，充分吸收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优化决策方案，有利于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照顾少数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在保证人民根本利益得到切实维护的前提下使社会各方利益最大化。社会组织作为协商渠道，有利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包括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团体等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活力，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要丰富协商民主形式，《决定》要求：“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这五种类型的协商划分，蕴含着分类实施的要求。人大、政府、政协、党派团体、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分别承担或主导与自身职责相关的协商，有分工，也有相互配合。

我国的协商民主具有多层次性，上至国家层面的协商，中至各省市区县、各区域的协商，下到基层的协商，凡属于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可以进行协商，从而形成上下互动，左右相联，呈现多样化、立体化的格局。这也是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优势之所在。协商民主多层发展，基层民主协商是重点。相比于高层或上层的代表或精英人士的协商，基层民主协商是老百姓能直接感受到的协商，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协商，是在全社会培育民主协商之风的基础和温床。《决定》强调：“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是把基层协商民主引向深入的新要求。

协商民主的发展，制度建设是关键。《决定》围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要求，着眼于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和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也就是加强程序性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一项实体性制度，还需要一系列程序性制度来保障、来实施。一些省级党委相继推出了“政治协商规程”或“加强政治协商工作”的意见、办法，是加强协商民主程序性制度建设的积极尝试。需要在认真总结基础上，切实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使各种民主协商健康有序规范地开展起来。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并做出了具体部署。那么从实践层面来说，当前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推进协商民主？

叶小文：“协商民主”实施的前提，在于参与方平等相待，协商的环境友好、氛围融洽。协商当然需要主持和主导，但主持应公正公道，主导能导出真知灼见。如果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或威权，不叫协商，只能叫咨询或听取意见。我们党强调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的时候，必须非常注意充分倾听人民的呼声，反映人民的要求，整合人民的意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

“协商民主”实施的保障，在于“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从制定政治协商规程入手，加强民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规程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程序设计，对公权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和自我约束。它不但要求制定和适用规程的主体、也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按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使协商制度科学化、公开化、具体化，使协商过程可规范、可操作、可监督，避免因为领导人主观意志和集体走过场而使协商民主落空。规程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把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纳入秩序轨道，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和群众利益诉求得到有序反映。

“协商民主”要创新形式。不仅在政协组织内协商，也可在基层、在社会组织之间协商；不仅在会内协商，也可在会外协商；不仅在书面协商，也可在互联网上协商。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曾提出“社会协商”这一概念。逐步构建社会协商机制，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鼓励和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推动听证会、恳谈会、议事会等形式发展成为制度化安排，是协商民主的拓展和创新。互联网的信息传递是扁平式的，与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的纵向垂直传递不同。纵向垂直传递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上级后下级”，一级一级向下传达政治信息。而互联网这种扁平式信息传递方式，则使公民同时在同一个平台上获取信息，参与讨论，表达政治诉求，乃至参政议政。如何通过互联网有效有序地开展民主协商，值得探讨。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 篇4

关键词：协商民主,政治协商,意义

对协商民主的概念,很多研究人员都存在不同的理解,协商民主属于一种民主治理的重要形式,其强调公共利益的互相理解和责任,可以有效回应多元文化社会的核心问题。当前社会的主要特点是文化呈现多元性,这种特点导致的最大危机是公民的对立和分裂,而协商民主则是有效消除这种对立的治理途径。

一、协商民主的实践意义

(一)促进决策的合法性。政治决策需要获得民众的认同,才能在确保合法性的同时进行实施。协商民主合法性不仅要考虑多数人的意愿,同时还要考虑集体的反思,这种反思要建立在尊重实践和公民道德的基础上。首先,要确保受到决策影响的相关人员参与到决策中,政治讨论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人具有优先权。其次,决策需要在公民代表的讨论以及争论中形成,他们的出发点是公共利益,具有超越局限以及个体利益的优势。最后,决策形成的政治核心是说服,并非强制。

(二)促进公民素质的整体提升。首先,构建协商民主对整体提升公民素质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和积极的引导作用,例如政治成员之间在政治讨论和政治决策时要做到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树立整体意识,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既考虑自己的观点也要融合对方的优势,化解公民对立和分裂情绪。其次,协商民主可以促进公民形成良好的责任感,每个公民都是社会成员,都是社会组成的一分子,因此,就有承担促进社会繁荣发展的责任。最后,当前社会问题是公民素质个性化,文化水平层次化,思想信仰多元化,道德水准差别化的特定时期,通过协商民主可以缩小、减少、平衡这些社会问题,促进公民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提升公民参与协商民主的积极性,进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信任基础。

(三)促进权益政治转变为公益政治。随着政治规模、国家角色的变化,以往技术官僚以及代议民主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新世纪社会出现的问题,其已经不能真实体现政治的理想。而通过对话达成政治共识、促进公民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实现社会以及经济的共同发展,保证每个公民都会因此受益是协商民主的目的,其强调公民通过平等对话参与到决策中,强化每个公民的责任,改变以往重视自由而不注重平等的形式,从而更有效地促进权益政治向公益政治的快速转变。协商的过程同时也是民主中对自利道德以及个人主义的修正。

二、政治协商的实践意义

政治协商可以发挥少数民族、社会各界、人民团体以及民主党派的优势,其共同参与到政治决策的制定中。政治协商行为主体主要由社会各界、各个团体、各个民族以及各个党派的人士组成,以政协会议的形式,由执政党倾听各个群体的愿望和诉求,通过会议形式反映民意,表达群众的利益需求。通过这种体制渠道,能够及时畅通地向决策部门反映群众的诉求和利益需要,进而使决策部门能够客观地根据有关诉求协调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

三、协商民主角度下的政治协商

(一)两者之间的差异性、理论范式。政治协商是我国社会建设中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其次,协商民主主要强调政治参与人员的平等,而参与政治协商的主体中,是各界代表、社会团体、民主党派以及中国共产党,前者是制度决策的参与者,而后者则是执政党。再次,协商民主强调参与主体的理性以及平等对话,通过妥协、反思以及对话的形式达成利益共识,而在政治协商中,由于地位存在差别,起主导作用的是执政党,其他代表和党派作为参政党,起辅助作用,其主要是发挥建议和咨询等功能。最后,协商民主重点强调民主的广泛参与性,其制度形式呈现多样化,而政治协商则主要强调社会团体、党派以及阶级的代表性。

(二)两者之间的亲和性。首先,两者都以公共利益为最终诉求。协商民主强调要以公共利益为重心,妥协和转变个人以及团体利益,而政治协商的参与主体是社会代表、团体以及党派,其政治目标是建立和谐、文明、民主以及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其次,两者都强调受到决策影响的群体都享有参与决策的权利,都承认利益群体因为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偏好和利益倾向,两者都可以促使不同的利益人员以及利益主体,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决策。再次,两者都认为参与决策的过程是妥协和讨论的过程,认可共识对决策的作用。最后,两者都倾向对政治权利进行制约。协商民主通过平等对话为行政自由设置障碍,构建和完善规范的行政体系,而政治协商主要通过民主监督的形式,各个党派和团体与执政党形成互相监督,通过这种形式,保证权力服务于人民群众。

四、结语

理清协商民主和政治协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政治领域需要面临的话题。两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协商民主是对政治协商的一种压力和完善,通过协商民主反思当前的政治协商制度,以公共利益为最终诉求,继而促进合法决策,是发展和完善政治协商的全新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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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庆五,王金水.协商民主:从政治协商到国家层面的基本民主制度建设[J].江海学刊,2014(1):208-214.

协商民主的困境 篇5

今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

重要形式。”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对于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和优势，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民主形式的伟大创造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和上层建筑，总是受该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反映各自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政治发展道路，表现出不同的实现形式。西方国家普遍采取选举民主的形式，体现在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和表决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选举民主形式是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大进步，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在西方的政治实践中却有其固有的缺陷，不能最广泛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而往往成为少数有钱人的政治游戏以及少数利益集团维护其利益的工具。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吸收和借鉴人类民主政治发展有益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的选举民主；一种是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协商民主。特别是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创立和实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创造，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丰富和发展的结晶。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民主从来都是少数人的特权，是奴隶主、封建主阶级或资产阶级享有的统治、压迫劳动人民的权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批判地继承包括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解放全人类”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等彻底民主的理想和主张，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从少数人的民主转变为多数人的民主，是民主政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精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积极探索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形式，创建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参议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形式。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还积极探索社会各方面人士民主协商、共谋国是的民主新形式。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的实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得以保留，继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从而正式形成了我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形式相辅相成的格局，开辟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纪元。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合”思想创造性继承的产物。不同的文化理念，孕育不同的民主形式。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始终倡导“和为贵”的价值理念，把“和合”视为政治的最高境界，作为国泰民安的基本特征。所谓“和”就是各种异质因素的和谐共处，“合”就是各种异质因素的相互融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辩证思想与和谐观念。要达到“和合”，就要做到“和而不同”，既坚持原则又尊重差异，既相互碰撞又形成共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以实现“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中国共产党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这种“和合”的政治文化传统，并赋予这种“和合”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使协商民主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始终存在多阶层、多党派、多民族、多宗教的格局，其内部状况正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就业形式，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和社会组织，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趋于多样。同时，香港、澳门回归后，还形成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生活方式共同存在的局面，等等。进入新世纪，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这种多样性还将不断发展。

社会存在差别，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利益需求和政治愿望。我们党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在不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通过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扩大社会各界的有序政治参与，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得以充分体现，从而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真正实现。

二、我国协商民主的四种基本实现途径

我国协

商民主的实质是最广泛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这种民主形式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中，贯穿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全过程，表现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体有四种实现途径，即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合作共事。

协商民主体现在政治协商中，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就国家大政方针、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等，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进行协商。这种协商有两种基本方式：第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协商，主要采取民主协商会、小范围谈心会、座谈会等形式。比如，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运用双周座谈会、最高国务会议和协商座谈会等形式，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每年都要举行多次协商会，广泛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第二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主要采取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形式。比如，每年一次的全国政协大会，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都要与政协委员一起共商国是，政协委员都要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参与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讨论，并积极建言献策。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协商更多地体现政党之间的政治协商，具有高层次、高频率、小范围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体现在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协商，两种方式各有特色，互为补充。

协商民主体现在参政议政中，主要是人民政协以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积极发挥作用。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基本职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参政议政是协商民主中经常的、普遍的、广泛运用的一条途径，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表达意见，献计出力，同时有利于党和政府的决策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各方面的合理要求，在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更加民主和科学。

协商民主体现在民主监督中，主要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民主监督是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中一种独特的监督形式，是我国监督体系的重要方面。具体表现为：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向党委、政府提出建议案，通过开展调研、视察活动以及提交提案、举报，通过参加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通过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受聘担任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特邀监察、督查、检查人员，通过开展有组织的民主评议等各种方式，对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党委依法执政及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切实开展民主监督。与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的“刚”性监督相比，民主监督属于“柔”性监督，更能体现我国协商民主的特点，更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优势。

协商民主体现在合作共事中，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在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政协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社会基层单位和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合作共事。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吸收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代表人士参加各级人民政权和政协组织，让他们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毛泽东同志说过，“国事是国家的大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目前，在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党外人士占有适当比例，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在各级政协中，党外人士占有较大比例，其中政协委员不少于60％，政协常委不少于65％。在各级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在职权范围内与共产党员干部有同等的权力。他们按照分工，列席中共党组会议，参加行政领导，参与有关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参与全局性事务和重大问题的讨论决定，在其分管的工作中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中国共产党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存在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使我国的协商民主最经常、最大量、最普遍地体现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能够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广大党外人士的聪明才智，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三、协商民主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

我国的协商民主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之中，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有利于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协商民主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其主体涵盖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等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能够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使社会各群体中的个别分散的意见、愿望和要求，通过协商渠道得到系统综合地反映，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最大限度地实现。同时，协商民主的内容十分广泛，从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到影响群众具体利益的各项决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比如，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就三峡工程、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抗击非典、宏观调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问题，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方面提出许多重大建议，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提出建议9万多项，许多建议被党和政府采纳，产生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利益诉求。协商民主坚持求同存异，蕴含着合作、参与、协商、包容的精神，只要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社会各界人士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并在充分的、民主的、平等的、真诚的协商讨论中作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比如，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以来，人民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共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12900多件，立案12300多件。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期间，人民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共提交提案5030多件，立案4898件。在立案的提案中，委员提案4647件；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提案198件；人民团体提案1件；界别、小组提案52件。其中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提案2213件，科教文卫体方面的提案1441件，政治法律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提案1244件，社会各界各方面的愿望和建议得到了充分地包涵和反映，有利于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同时，协商民主坚持民主的多数与少数相统一，既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既听取支持的、一致的意见，又听取批评的、不同的声音，能够最充分地调动社会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各方力量，集中各界智慧，形成强大合力。

有利于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协商民主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使得这一民主形式更加真实、有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5年来，无论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各项决定，还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政府工作报告、宪法修改等，中共中央、国务院事先都广泛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据统计，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达200多次，其中十六大以来就近60次，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的就有近20次，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已基本形成制度。比如，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初稿形成前，中共中央就在征求党内意见的同时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初稿形成后，胡锦涛同志又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其中有22条被采纳。又比如，去年8月，胡锦涛同志亲自主持召开协商会，征求党外人士对“十一五”规划的意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此前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意见建议。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很多政协委员也围绕编制“十一五”规划的一些重大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一批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又召开了十届政协首次专题协商会，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了不同专题的协商讨论，广泛听取和采纳各界人士的意见。

四、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

任何民主形式都有一个不断建设、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更加凸显，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人们政治参与的意识不断提高，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愿望日益增强，更加需要我们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这种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我国社会更加和谐有序、更加充满活力。

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形式，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都只有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鲜明的特色和蓬勃的生机。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协商民主形式，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同时，要尊重民主党派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善于通过广泛深入的协商和讨论，使党的主张和意愿成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社会各界的共识。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形式，要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协商民主最大的特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方面的民主协商、平等议事、同谋共识。只有在民主、和谐、宽松、活跃的良好氛围中，协商民主才能充分发挥独特的优势和作用，真正成为反映民情、吸纳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途径。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协商民主形式，必须大力发扬民主的作风，营造宽松的环境，倡导务实的态度，使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讲实话、说真话、道心里话，特别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形式，要充分发挥其他民主形式的作用。在我国，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其他民主形式共同保障了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只有把各种民主形式有机结合起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和优势。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的形式，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选举民主等其他民主形式，不断巩固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使之统一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确保人民的意愿得到最充分地反映和表达，社会各方面的正当要求得到最大限度地落实和满足。

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形式，要不断推进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与选举民主本身往往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规则和运作程序相比，协商民主相对缺乏“刚性”的规范和要求，“柔性”的特征比较明显。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协商民主形式，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精神要求，不断推进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并结合形势的发展不断建立和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努力使协商民主这一形式更加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序可循，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发展人民民主，服务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协商民主的困境 篇6

关键词：高校；协商民主；机制；研究

一、高校协商民主内涵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兴起了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热潮。不同国度和学术背景的学者如哈贝马斯、罗尔斯、吉登斯、米勒等都孜孜埋首于探求这种新的理论转向的内在理路。梳理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关于“协商民主”的内涵无外乎是：协商民主是一定的协商主体通过对话、讨论、审视等方式及机制实现有序协商参与，从而赋予决策和立法合法性的一种治理形式。与“协商民主”相比，“民主协商”则专指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实行互相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长期合作的一种重要方法。协商民主比民主协商涉及的范围更广，民主协商是协商民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协商民主衍生的“高校协商民主”则是指在高等学校中，党内人士、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在校学生之间通过对话、讨论、协商、审视等方式，参与高校教学、科研、师德、学风、文化、后勤等方面活动，从而为高校决策提供建议或意见的一种民主管理形式。

二、我国高校建立协商民主机制的意义

（一）扩大了民主管理参与范围。根据《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2011第32号）规定：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教职工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我国各类学校民主管理工作的开展。然而，由于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参会者是教职工的代表，故在高校民主管理参与的广泛性上，教职工代表大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高校协商民主的参与者涵盖了党内人士、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及在校学生。

（二）深化了民主管理公平内涵。教职工代表大会下的高校民主管理是一种传统代议制的自由主义民主，传统民主理论的公平只体现在投票形式上，缺乏充分掌握信息的公平，参与集体决策过程中发言机会的公平。高校协商民主强调协商的参与者在形式和实质上的公平，力求重塑高校师生参政议政的热情与信心，担负起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贡献自己的力量。参与者们在一起求同存异，只要是推进学校科学发展的好建议、好想法都可以畅所欲言，有利于营造民主的气氛，有利于畅通民主渠道，有利于学校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这种广泛的代表性、包容性，使得高校更好地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建设。

（三）保障了民主管理决策质量。在现行的高校民主管理中，决策参与通道狭窄、决策过程不透明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反映了在决策中没有体现平等参与、讨论协商的决策理念，这直接影响了高校决策的质量。广泛性参与的高校协商民主，一改现有高校内部决策过程的一团和气状况，往往通过论辩的形式，各抒己见，将众多不同意见在一起相互磨合、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形成较为科学的决策。并且建立决策反馈机制，在决策产生以后，对多方面、多层次的反馈意见，通过个人（校长信箱）和群体反馈机制（工会、团委、学生会等）对决策及时检验与评估，影响政策的调整与完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主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

三、我国高校协商民主机制模式

（一）广泛性。目前，高校需通过搭建全方位的民主参与平台，来容纳各类行为主体进行民主参与。（1）以教职工代表大学为基础，加强校、院（系）两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建设；（2）创新基层党组织的设立和运作方式，构造更多更细的参与机制，提高广大党员在学校公共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3）完善多党合作的制度建设，构造校园献言献策、多党合作的制度平台，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决策作用；（4）加强学生会和学生社团的建设，畅通利益诉求和表达的渠道，充分尊重广大学生的决策主体地位。

（二）公开性。当前，高校公共事务的公开性已由高校现行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制度做了保障，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仍存在着不公开、不透明的现象。在一些复杂问题上，有的领导从稳妥出发，剥夺了广大师生的知情权。高校协商民主要把握好协商的形式与内容。在形式上，尽可能举办民主恳谈、民主议事会，学校重大会议的参会、旁听，以及网络参与等，通过这样的形式，促进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在校学生积极参与到学校各项事务的协商之中，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推进学校的科学发展。在内容上，要包涵学校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建设，尤其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高等教育的职能发挥上，提出真知灼见。另外，还要及时反映涉及到学校各个方面根本利益的要求和意愿，最大限度化解矛盾、推动发展，促进校园和谐。并使得协商民主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发挥出协商民主的效果。

（三）价值性。高校协商民主的最终成果是形成科学的、民主的决策，从而指导高校的改革与发展。切实维护高校党内人士、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及在校学生的权益，是高校协商民主决策的核心。高校协商民主在协商主体广泛性参与，扩大协商民主公开性基础上，应有讨论与论辩的程序设计与制度安排，应强化政策论证的力度。这样的目的在于：使不同众多参与主体的分歧与对立的观点，通过论辩来剖析和论证， 缓和与消解利益的冲突，从而形成较为有效的决策。另外，实际决策必须对参与观点有所回应，经过充分协商的决策方案，应该充分考虑参与过程中各类观点的应有价值，公开评判，合理取舍，对于没有采纳的意见、建议，也应向当事人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以期取得理解和同意，由此才能保证参与行为的有效性。

四、如何保障我国高校建立协商民主机制

（一）明确高校协商民主的基本问题。明确高校协商民主“与谁协商”、“协商什么”、“何时协商”等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的目的即是：扩大协商主体范围、明确协商内容、增强协商价值。

（二）规范、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1）定期化。教职工代表大会必须按期召开，一般一到两年召开一次；（2）具体化。学校的哪些问题必须交给教职工代表讨论、协商和决定，必须有明确的规定；（3）程序化。学校的重大决策要有法定的程序，这些在学校教代会实施细则中要有明确的规定，以保证决策的程序化、科学化；（4）民主化。参加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教职工代表要通过民主渠道产生，要考虑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使代表具有一定的广泛性；（5）规范化。学校的重大决策一经教职工代表大会商讨决定，必须执行，一定要规范。否则，教代会就会流于形式，丧失它的权威性和吸引力。

（三）完善高校协商民主机制。高校协商民主应建立四种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协商内容的酝酿确定机制；二是建立协商活动的组织安排机制；三是建立协商成果的整理报送机制，协商成果的整理与学校党政部门的办事程序相衔接，使每次协商建议能够及时进入党政工作程序；四是建立高校协商意见建议的促进办理转化机制，即坚持和完善“党委书记促办—行政校长领办—职能部门或学院承办”三级联动机制，把办理建议和协商办理实现有机结合。

协商民主的困境 篇7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民主,协商民主,教育协商民主

“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1]将这种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扩展到教育事业,形成了教育民主的思想。教育民主观是指将民主的原则贯彻到师生关系、教师授课、班级管理、教学方法之中,真正体现自由、平等、个性等理念。作为民主的外延,教育民主承袭了民主内涵的同时,其自身也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难。当前,教育与家长以及社会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断裂已十分明显。互联网使教育民主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亦为教育民主走出困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结合互联网与协商民主各自的优势,形成教育共同体内的平等协商是“互联网+”时代下实现教育民主的有益探索。

一、协商民主:参与精神

罗伯特·达尔将民主的单位与公民的参与之间的张力归为民主的根本困境,“民主单位越小,公民参与的可能性越大而必须移交给代表的管理决定就越少。民主单位越大,解决公民重要问题的能力就越强,而同时公民就越有必要将管理决定权移交给代表”。[2]正是民主单位的扩大与专业分工的同时进行,使得精英与专家治国盛行,民众的权利被削弱,这成为代议制最为诟病的地方。对此不同领域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考夫曼提出了“参与式民主”,丹尼斯提倡“公共选择”,巴伯认为应该从“弱势民主”过度到“强势民主”,罗伯特·达尔提出了“多元主义民主”,马克·斯劳卡提出了“网络民主”,约瑟夫·比赛特提出了“协商民主”。其中“协商民主”与“网络民主”较为引人关注,无论是在理论论证方面,还是在实际运用方面都得到了较为乐观的评价。

协商民主主张将权利归还民众,表现为“去中心化”。“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做出的,其中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协商民主承认了原子化个人的存在,认同多元的价值,同时弱化了原有单一的“投票”决策方式,实现由“聚合”向“转换”的改变。公民参与到协商的过程中,进行讨论,对他人的意见提出看法,协商出对自己有利的建议,最后进行表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协商民主是对直接民主“参与精神”的回归。

与历史不同的是,互联网打破了民主主体之间的时空局限,克服了民主单位的限制。协商民主以互联网为载体,将协商过程整合到网络中。同时,网络可以公开相关信息,减少“政治贫困”,拥有传送信息高效率、时间成本低等优势。因此互联网与协商民主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民主单位与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走出民主单位与主体之间困境的可行方式,亦为解决当前教育与家长以及社会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断裂提供了思路。

二、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民主:家长、政府、企业等多个教育主体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统计显示,到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8.8%。[4]互联网已经介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具有独特的特点使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时空无限性的特点。互联网可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连接每一个角色,以至于出现了“地球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需要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条件,只需通过网络即可完成。二是资源开放性的特点。互联网具有丰富的信息与数据,包含时政、旅行、金融、科技、娱乐等各个方面,成为一个巨大的资源库。网络资源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特征,从网民角度来说,网络资源不具有排他性与竞争性。三是互动性的特点。互联网传输的高速度、大容量、多样化使得网民之间可以通过论坛、微信等软件进行交流与互动;网民和企业之间可以通过互联网商城进行商业贸易;网民与政府可以通过政府网站进行政府信息公开、政策问疑、在线答疑、办公等。通过互联网,家长、政府、企业、学校和个人被联结为一个整体,共同参与到教育的全过程中。

第一,家长直接参与到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传统的教育过程的参与者主要是“教师”与“学生”,教育民主被解释为将民主的理念运用在教学方法、班级管理、教学内容等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身份是双重的,即作为“教师的学生”与作为“家长的孩子”,教师与家长的沟通主要是通过学生这个纽带完成的。进入到高等教育阶段,时空的分隔成为教师和家长交流与协商的最大阻碍,学校自然而然地成为教育的“中心”。然而,互联网打破了这种时空的限制,成为连接家长、教师、学生之间的“新纽带”。家长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网络教学、就业导向等信息,甚至包括学生参与的各种活动,这使得家长全程地把握学校的教学、教师的管理和学生的课外生活。家长也可以对教学方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对教学课程提出疑问,进而影响教学方法和讲授过程。通过论坛、QQ、微信等软件,家长可以与教师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可以对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矛盾进行化解。反之,教师亦可通过与家长的交流了解学生的性格特质,进而有针对性地处理学生的各种问题。互联网改变了传统教育民主过程的“教师———学生”的单一模式,增进了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交流、互动,成为家长了解学校和教师,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的一条便捷而快速的通道。

第二,政府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学生数量与来源地曾由政府直接决定。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高考。这一年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军人、工人、农民、知识青年等,当年的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名额为27.297万人。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有权确定本地区中等及中等以下教学的年度招生规模、教育计划,有权决定地方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和专业设置,极大地削弱了学校的自主权。另一方面,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实行“一纲一言”。“一纲”是指: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实行国家统一编制,即“一纲一本”教科书政策。鉴于当时基本上没有教科书编辑队伍,因此1950年12月组建了专业教材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但是中小学教科书基本上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数理化生等学科教科书是译本。“一言”则是:教师采用“一言堂”、“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保守,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死气沉沉”。此外,我国还曾实行统一包分配制度。大学生毕业时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这种不考虑学生的爱好、能力、个性等因素的分配制度直到开始实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和《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才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个人“入学—学习—工作”的整个教育过程都曾在政府的管控中。

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政府在实现教育民主过程中的角色转变。首先,政府更加注重教育资源的分配,努力推动教育公平。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在师资、资金、教学设备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实现教育公平,2012教育部启动了“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为全国6万多个教学点配备数字教育资源接收和播放设备,基本满足农村边远地区适龄儿童就近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截至2015年3月底,76.5%的农村学校实现互联网接入。互联网硬件设备的进入,使得农村学校实现远程教育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之间教育不平等现状。另一方面,推行学校自主招生,提倡注重学生特点的个性化教育。2003年,我国教育部开始推行自主招生,具备条件的学校获得了一定的招生自主权。此政策不但有利于学校培养专业型或复合型人才,同时,学生也可以针对自己的优势报考相关的学校,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根据不同的课程性质,分别由国家、地方政府、学校分工合作完成,学校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可以根据的具体情况自行制定学生的培养方案。在实现教育民主的过程中,政府正在从决定者转变为参与者、服务者。

第三,企业与学生及学校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统一包分配的制度使大学生和企业都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企业与学生不存在双向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专业、个性、爱好、特长等被忽略,打击了大学生提升自我的积极性。企业的效率、创新等也得不到发展,限制了企业发展的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之后,私有企业异军突起,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引擎,企业与学生、学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一是教学设置的变化。高等学校大都采用“3+1”、“2+1、“3.5+0.5”等模式分配教学与实习。教学是在学校完成的,而实习大部分是在企业完成的。学生通过实习或实践积累了社会工作经验。二是教学内容的变化。由于就业的压力,学校会充分考虑企业的用人需求。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更加注重努力培养大学生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三是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更紧密。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研究资金需要企业的支持,研究成果需要到企业验证;对于应用型大学来说,学生的实践能力只有到企业提供的真实环境才能得到提高。企业对教育资源的分配、课堂教学,乃至师生关系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互联网打破了班级的单位,形成更大的单位,可以吸收、容纳更多的“民”,产生了多元主体。以班级为单位,以学生与教师为参与主体的“小民主”已经遭到了现实的“倒逼”。互联网打破了班级和学校的界限,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连接每一个角色,产生了更大范围内的教育民主。面对如此的变化,我国的教育民主该何去何从?

三、教育协商民主:教育共同体内的平等协商

教育不是要不要继续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继续教育民主。“互联网+”不仅为教育民主解决单位与主体的困境提供了理念,而且提供了技术支持。教育协商民主是以互联网为平台,承认教育共同体的存在,教育参与者(包括家长、学生、教师、企业等社会相关主体)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运用协商民主取得共同善的一种教育理念。

1. 教育共同体。

滕尼斯将共同体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作为精神共同体,则是“在相同的方向上和意义上的纯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5]教育是由多个主体参与互动的、以共同的目的为依归的一项培养人的活动。在此意义上,必然存在着一个教育共同体。教育共同体是由教育主体构成,以实现教育的共同善为目的。包括两个特征,一是教育主体的多元,家长、学生、教师、企业等社会利益相关者都成为教育主体。二是教育主体协商的共同善。教育主体之间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家长多希望学生能够在毕业后找到合适的工作;教师则希望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企业的目的是学生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最大的利润。在一个主体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诉求:有的学生希望成为画家;有的为着医生这个职位奋斗;而有的以成为政治家为目标。由此“利益的差异必然意味着利益的冲突,利益的差异同时也必然意味着相互需要,以及在相互需要基础上交换的可能性和达成一致性契约的可能性”。[6]协商成为解决利益冲突的一种手段,“当人们走到一起,就那些会对共同体产生影响的事务进行审议时,他们似乎需要将个人的利益和关切转化为公共利益和公共关切”。[7]在以往由于时空条件的约束,使得教育协商民主不可能实现,而互联网技术使之具有了可能性。互联网为教育主体之间的连接和交流提供了平台,通过高速度、高效率、大数据等特点,将所有教育主体进行聚合,彼此之间可以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对话。同时,由于互联网具有信息的开放性,可以减少教育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克服“信息贫困”对协商的影响,将有利于吸引主体的参与,推动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

2. 主体平等。在教育共同体内部,各构成主体之间是平等的,“从人的一般共同特点中,从他们作为人来是平等的这一点中,得出一切人或者至少该国所有国民,或该社会所有成员,都应该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及与之相应的平等的社会地位的要求”。[8]教师、学生、家长、企业等教育相关主体之间不会因为职业、收入、种族、性别等不同而有任何差别,主体平等的权利是先于协商而存在的。网络具有虚拟、无差异等特点,因此“网络是当今社会获取平等机会的新生力量,它实质上蕴含着民主精神和民主要求,民主实践得以开创出新的局面,民主的运作形式也大大改变,这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提供了赖以发展的技术手段和广阔的空间”。[9]主体之间就某个问题进行协商时,各主体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与言论,也可以对他人的意见进行批评与指正,在这里没有权威的存在,每一主体的分量是相同的,不会因为资源掌握的不同,出现质的改变。借助互联网,不同学校的学生可以平等的分享相关的教学资源,改变了以往资源不平等状况。就学生而言,他可以在Moocs等在线教育上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这种选择对于另外一个学生而言没有排他性与竞争性。相关的教学信息与资源可以进行下载,充分实现其价值。“互联网+”课堂的出现增加了学生的选择范围,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培养。

3. 主体的协商过程。

在互联网的作用下,形成了新的单位,使得教育共同体成为可能,扩充了主体的“民”,可以一定程度上实现主体之间的平等。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各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府是“决策者”、“支撑者”,政府可以决定建设学校的数量、高校的专业设置、教师的总数等方面,也会为学校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学校是“主导者”,在学校的发展建设、专业设计、招生计划等方面具有主导权;在”以人为本”的时代下,学生群体是“中心者”;企业是“引导者”,可以影响学校的专业设计、课程设置;家长是“协商辅助者”,可以影响学生的学校选择、专业选择、师生关系等。由于互联网不受时间与地点的限制,可以使得协商过程得以及时、有序地进行。协商过程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确定协商内容。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学校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的内容,都可以进行协商,例如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专业设计、教学管理、教学设备与设施、学生实习等关系共同善的方面。二是进行协商。各主体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就同一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与其他主体对话、交流、磋商。QQ、微信、微博、电子邮箱等社交软件可以传递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文件等信息,实现了协商方式的多样化。各主体就利益冲突进行协调,实现利益冲突缓和与利益转换,以向着有利于共同善的方向发展。三是投票。QQ等社交软件提供了投票的功能,而且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出现。同时,各主体之间的分离减少了“压力投票”,更加有利于平等、公平、正义的实现。协商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其价值,“是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协调利益、共同决策的一种机制,它以多元为前提,以平等为基础,以参与为动力,以协调为手段,以共赢为目的”。[10]“互联网+协商民主”为教育民主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7.

[2][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李柏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9.

[3]David Miller.I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Unfair to Disadvantaged Groups?[A].Maurizio Passerin D'eèves.Democracy as Public Deliberation:New Perspectives[C].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201.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507/t20150722_52624.htm,2015-07-22.

[5][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5.

[6]张方华.协商民主与公共利益的困境[J].理论探讨,2009,(01):14.

[7][美]诺埃里·麦加菲.民主审议的三种模式[C]//谈火生,译.谈火生.审议民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57.

[8][德]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反杜林论[M].吴黎平,译.北京:人民出版杜,1956:105.

[9]伍俊斌,刘成.协商民主的成就、困境与路径论析[J].攀登,2015,(02):10.

协商民主的困境 篇8

一、协商民主制度写入党代会报告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要建设一个社会协商民主制度的国家。”这既是一大亮点, 更是一大突破。中共中央首次系统论述了“协商民主”概念, 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概念, 进而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了规划和部署。在这一制度下, 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 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 广纳群言、广集民智, 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一个完整经得起考验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能够成为我国强化改革政治体制、加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环节, 我们要把这良好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将最大能力发挥出来。中共的十八大报告漂亮且合乎时宜地提出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 推动协商民主, 将协商作为民主的主要渠道, 让社会各界人士和老百姓了解协商民主的意义, 将其多方面广泛发展。

正如报告所说,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利益的问题, 要多层面发展广泛协商, 增加人民的认知度、凝聚民族的认同感。报告还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加大政治协商力度。这些内容都体现出中共中央领导热爱人民、热爱工作以及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与信心。民主尤其是协商民主有助于政策决策更加科学, 将其不断完善与改进, 对改进中共的执政领导和政治建设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思想和实践经历

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思想和实践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历史发展过程, 而且在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 进行丰富和发展。

一直以来, 中共就不以抽象来评判是否民主化, 不主张纯竞争化的民主方式, 在这条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上, 中共一直以坚持不懈的精神在探寻着。自中共成立起, 就倡导科学与民主, 坚持着多数人的民主, 提倡依靠协商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会议精神, 第一届政协的成功召开是协商的结果, 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从改革开放开始, 协商民主就已经是中共和其他党派一直追寻的理念, 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建议, 党的领导人要把政治协商民主制度长期流传下去, 把根据这一体系有关的发展都写进宪法里面, 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写入政协章程。

认真审视中共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历程, 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和协商民主是相继而生的。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人民政协为实现大团结、大联合提供了组织形式和制度保障, 人民政协承载着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任务, 其逻辑起点是要各方力量的联合和人民的凝聚, 而其相继发展的取向则是人民民主。

要准确把握中共十八大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新要求。中共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论断。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管道, 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不断完善各种协商形式,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更好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提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成效和水平;要紧紧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 广纳群言、广集民智, 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一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共在确立重大方针政策和解决群众生活重要问题等方面, 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协商, 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制度, 这种制度将会在十八大后得到健全和完善。

中共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其主要目的是把民主的力量发挥到更大、更充分、更健全。同西方竞争式民主相比, 我国的协商民主既有会议民主的内涵, 又有政党民主的外延;既关注决策的结果, 又关注决策的过程, 从而拓宽了民主的深度;既关注多数人的意见, 又关注少数人的意见, 从而拓宽了民主的广度。

用协商进行民主这一形式, 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好办法。中共通过民主协商把各派、各界人士聚集在一个统一战线上面, 把中国民主的政治历程向前推进, 这种统一战线的局面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人民政协和协商民主。它把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结合到一起, 发挥巨大效益、产生巨大效果, 这就是统一战线的目的和协商民主的优势。

四、协商民主是实践多党合作民主制度的成功探索

自十六大召开以来,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深化就是中共推进政治建设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也就是在我们以往政治协商工作的基础之上更加完善, 建立了一种协商民主的新型模式。以往的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重点提倡并且实施“专题协商”, 党派和界别间的专题协商已经形成了政协工作的新品牌、新形象, 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可以说是我国在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制度上的一个好的开始, 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探索。

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 要处理好团结联合与协商民主这两者的关系。往往有些国家在推进民主时, 会使民主的意义大打折扣, 丧失了党派间民主团结的根本, 形成了团结的缺失, 失去了民主的本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选举民主的主要载体,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协商民主的主要载体。我们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 用协商民主对选举民主进行补充和完善, 就形成了具有创造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依据协商民主, 创造和谐社会, 在保证人民行使投票权利的同时, 最大程度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协调性等多种关系, 保障社会团结稳定。

摘要：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利益的问题, 要多层面发展广泛协商, 增加人民的认知度、凝聚民族的认同感。报告还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加大政治协商力度。这些内容都体现出中共中央领导热爱人民、热爱工作以及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与信心。用协商进行民主这一形式, 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好办法。中共通过民主协商把各派、各界人士聚集在一个统一战线上面, 把中国民主的政治历程向前推进这种统一战线的局面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人民政协和协商民主。

关键词：协商,民主,制度

参考文献

[1]南方日报讯.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2012年11月23日.

协商民主的困境 篇9

一、明晰协商民主与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契合

两委换届选举是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内容, 是保障村民民主权利的重要举措, 也是扩大新时期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有效途径。在农村发展协商民主, 并不是以协商民主来代替选举民主, 相反, 只有选举民主得以充分发展, 协商民主才会有更为广阔的运作空间。选举民主是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基石, 没有了选举民主, 协商民主也难以实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不是彼此对立的。选举中可以有协商, 协商中也可以有选举。二者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方式融合在民主政治的现实操作之中。

二、深刻认识协商民主融入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重要性

维护利益相关者共同利益与培养民众理性能力的现实需要。选民及其代表在公共讨论和争论过程中, 公共利益是他们的共同诉求。协商民主把公共协商结果的合法性建立在广泛考虑所有人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 避免通过牺牲他人利益来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协商没有发挥有效成果, 在选举中就会出现贿选和霸选干扰选民对选举的理性判断, 做出不真实的意愿票选。选举民主和协调民主相结合, 相互取长补短, 使基层民主选举不断完善。

提高民众政治参与意识与保障民众平等权利的正确选择。农村民主选举培养了民众的现代民主意识和能力, 广大村民直接参与民主选举, 村民逐渐学会了运用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结合, 使得村民在选举中, 遇到不同意见可以进行协商妥协。这就可以使得他们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逐渐加强。协商民主具有完善的参与功能, 能保障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平等地参与决策的形成过程, 通过协商民主形式, 能够保证民众具有平等的参与选举的权利。

保证选举过程顺利开展与建立良性沟通机制的有效结合。我国现行候选人名额分配模式和确定机制选民或代表的知情权严重匮乏, 同时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缺少沟通渠道, 很多选民根本就不知道要选举的是谁, 更不了解代表的主张和纲领。选民难以获取对选举候选人的政治素养、参政议政能力的信息资料。民主选举顺利进行的真正意义必须与村民的利益和知情权相关, 通过选民和候选人双向的沟通和表达, 才更能体现选举的民主性。

三、协商民主下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设计

(一) 成立“一个机构”, 确保协商主体的清晰

责任编辑:党伟莉

基层的农村选举建设的完善, 工作的顺利实施, 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民主协商机构, 参与对选举工作的监督与检查, 参与选举的决策。要体现多数人的意见, 按多数人的提名确定人选, 并把民主贯穿选举的各环节、全过程, 又要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 对候选人进行比较, 综合。这种民主沟通有利于训练选民的民主技能, 提高选民平等参与选举事务与决策, 促进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应该尽量规范选举民主过程的沟通渠道, 避免沟通机制流于形式。

(二) 符合“两面征求”, 明确提名候选人资格

在选举中, 要明确被选资格, 并有较高的领导素质, 没有违法乱纪历史, 参加选举的目的明确, 不持贪污受贿心理。在具备基本素质的前提下, 还要征得组织的同意, 对候选人的资格、条件和标准拿出初步建议进行讨论。然后, 还要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 由村委会成立的协商小组来讨论、商议对候选人的资格和条件进行审核。经过协商, 达到两方面的同意之后, 才能明确候选人是否具有参选资格。

(三) 通过“三个定期”, 规范选举监督的程序

每月定期从群众中收集、汇总意见和建议, 并向村民委员会反映;每月定期召开基层会议, 讨论、协商、汇报各项工作;每季度定期向上级领导反映监事会工作进展情况。对于收集到的群众意见和建议, 一般由村两委限期研究处理, 对于难以解决的问题转呈上一级领导处理, 确保事事都有落实, 并向广大群众汇报。

(四) 达到“四种效果”, 保障选举工作的成效

提名和确定候选人代表的真实性缺乏民众的平等参与, 贿选和霸选行为干扰选民的理性判断, 沟通渠道不畅通导致选民盲目投票, 要保障选举工作的成效, 必须做到;一是基层干部对村级重大事项做出的决策必须合适;二是各级领导对群众所反映的难题、困难和热点的处理和解决必须合情;三是各级领导和各级部门必须明确职责、实事求是, 要对财务的预算、收支情况等做到合理;四是选举工作的开展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度等正规方式、渠道来监督处理, 必须使选举运行的过程做到合法。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 不仅关系到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 而且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协商民主在农村社会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协商民主在推动农村民主选举和民主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上, 还需要不断地探索。

摘要：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这是我们党在民主政治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取得的最新成果。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把它与选举民主结合起来, 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

关键词：协商民主,农村,选举制度

参考文献

协商民主的困境 篇10

过去, 我们曾在一段时间内试图通过一元文化权威管理统合社会认知, 但这种尝试已不能满足我们当前时代的需求。协商民主无疑为我们在多元时代形成价值、观念共识提供了契机。协商民主对深化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激励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进一步完善我国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一、协商民主有利于增强人民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 民主的核心在于如何维护和促进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及如何巩固、增强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 是社会的主人,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做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指向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把人从自然和社会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协商民主的主体相互之间是独立、自由、平等的关系, 没有谁能够凭借自己的意志左右其他参与者、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 这就意味着, 协商民主主体与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具有高度一致性。它们都把人的自由、平等作为民主追求的根本目标, 都把人民作为民主的主体, 都把人民是否能够充分享有民主特别是政治参与权利作为民主得以真正实现的根本标准。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鼓励人民广泛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意愿和需求, 提高社会自治能力, 为人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平台, 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应有之意。

二、协商民主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是围绕促进人民利益所展开的。是否维护和促进人民根本利益是判断党和政府政策科学性的最高标准。而决策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效率。党和政府在决策过程中, 必须考虑所涉及群体的切实利益、广泛听取政策相关各方的意见和建议, 才能提高决策的真实性、针对性和包容性。

我国在民主建设过程中也曾存在权力自上而下, 对于民众意见听取不足的问题。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途径较少, 政府决策缺乏透明性、公开性, 导致很多决策更多的是从官员政绩角度考虑而不是从群众利益的角度去考虑。协商民主将政府、社会组织、民众置于平等的协商语境, 在为民意表达提供通路的同时也为民主理解党与政府政策提供了基础, 有利于政策的传达、贯彻和落实。协商民主的实践必将减少政府决策的随意性和短视性, 实现决策的程序正义。

三、协商民主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协商民主为不同群体的相互沟通创造了空间。由于在文化背景、社会分层等方面的多样性, 人们相互之间也有着各自的价值认同、生活方式和利益诉求。协商民主能够在现实层面促进人们的交往, 促使人们在相互协商中消除偏见、消弭矛盾, 共同致力于互利互惠的合作, 致力于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共同努力。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之所以提出统一战线是我们的“法宝”, 之所以在统一战线内部强调要通过对话和协商, “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 就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 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 包括人民内部也有各个不同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对立的阶级, 在传统民主体制下, 社会各阶层、各阶级缺乏一个共同参与政治生活, 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的民主架构, 只有通过协商民主的初级形式——统一战线, 才能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 开创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局面。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更加明显, 要反映社会结构中不同的利益群体既爱国爱党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这一现实特点, 我们只有坚持在健全选举民主的同时, 发展协商民主, 才能寻求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共同利益最大化, 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才可能达成广泛一致的共识, 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 形成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

四、协商民主有利于充分发挥政治协商制度职能

协商民主的特征与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有着深层的契合度。政治协商是我国重要的政治制度, 也是人民政协的三大基本职能之一 (三大职能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政治协商制度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 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 经常就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民主协商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本质上有着协商民主的吁求。

首先, 政治协商制度的参与各方来自不同的党派、团体、民族和行业, 在参与结构上具有多元特征。不同的参与者基于自己的思想理念、利益诉求和文化背景, 对社会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看法和理解。政治协商的目的不在于存异、而在于求同, 希望能够通过不同群体间的协商合作找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佳方案。这种多元特性和求同目标与协商民主的特点高度契合。

其次, 政治协商制度期待能够广泛地听取意见, 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制度安排提供依据。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只有听取各方各面的意见, 综合考虑各个群体的利益需求, 所制定的政策才能客观反映现实需求, 在增强科学性的同时获得政治合理性。这就要求民主党派, 团体、民族代表在政治协商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能够充分享有献计献策、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这也是协商民主的主旨所在。

最后, 政治协商制度期待个群体代表对政治生活的积极、深度参与。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 不论党派、团体、民族, 都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责任和义务。这就要求民主党派, 团体、民族代表不但关注个体所属群体的利益, 更要关心社会的政体利益、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政治协商的参与程度越高, 民主才能落到实处。这又恰恰是协商民主的本质诉求。所以, 我国政治协商制度对于协商民主有着内在的需要, 积极推动协商民主是民主党派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职能的必然选择, 也是我国政治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在我国的“十八大”报告中, 明确将“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 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 广纳群言、广集民智, 增进共识、增强合力。”作为我国进一步推进社会民主的战略目标。

摘要：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 通过普通的公民参与, 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协商民主有助于不同层面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实践。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孕育发展的一种比较成熟的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协商民主体制, 增强人民的主体地位, 提高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协商民主的困境 篇11

政治自由的三种观念

政治自由，可以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状态，对此概念的理解，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基于不同的理论流派、意识形态和范式，人们对政治自由的理解也不同。

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提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两种自由观。他认为，古代人的自由意指古希腊古罗马城邦政治时期城邦公民所追求的价值。这种政治自由强调在拥有公民身份的前提下参与公共生活和城邦事务，唯其如此，才能在这种“善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现代人的自由则不强调积极政治参与，在政治自由上，更强调公权力对私人生活的保护而不是干涉。在对古代人和现代人的两种自由观的价值判断上，他认为，两种自由各有侧重和利弊。贡斯当没有否定古代人的政治自由，他认为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基础：“离开政治自由，我们从哪里寻找保障呢？先生们，放弃政治自由将是愚蠢的，正如一个人仅仅因为居住在一层楼上，便不管整座房子是否建立在沙滩上。”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柏林在贡斯当影响之下，做出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在柏林看来，所谓消极自由意在回答问题：“在什么样的限度内，某一个主体（一个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称为他所能称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因此，消极自由，根本上是免于干涉的权利，即个人是自由的，拥有不受阻碍和限制的选择权。积极自由试图回答“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因此，积极自由，在政治上强调积极的政治参与，个人采取积极的行动实现自我控制或自主。

比较贡斯当和柏林的自由观，我们可以发现，贡斯当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就是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而古代人的自由，则是柏林所说的积极自由最突出的变种。消极自由是个人利益至上，是古典自由主义自由观。积极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一致，追求“公意”的实现。然而，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各有其缺陷。消极自由走向极端则会导致公民的政治冷漠，反而丧失维护自由的权利；积极自由发展到干涉别人正当自由的情况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多数暴政。简而言之，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最重要的两种自由观。

在共和主义思想的当代复兴中，澳大利亚学者佩迪特提出了第三种自由观：免于支配的自由。共和主义意味着独特的公共领域和大众统治。它的道德关注表现为对公民美德（对公益的热心、荣誉感和爱国主义）的信仰，尤其是，它也强调公共活动高于私人活动。佩迪特认为，积极自由是对自我的支配，消极自由是免于他人的干涉，但支配与干涉并不是一回事。在佩迪特看来，支配关系意味着支配方可以基于任意的基础对被支配方的选择进行干涉。免于支配的自由就是要消除这种任意干涉的可能性，而不是不干涉。因此，自由应该存在于免于干涉和支配之间，即政治自由的下限是公民的个人自由不受政治与法律的支配，政治自由的上限是公民的个人自由要在政治与法律的框架内行使。

比较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不同的自由观，共和主义的自由不仅可保护公民免受专横和暴虐政府的迫害，而且可以使公民充分、积极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现代社会公民理应怀有一种积极的公民权观念。

作为一种公民权利的政治自由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不是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而是寓于广泛的社会联系和政治生活中。而政治自由，即是这种政治生活的前提，是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条件。从人向公民的转变，伴随着的是公民精神的形成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现代意义的理解，政治自由即公民受法律保护的政治权利。而这种公民政治权利又必须以不危害他人利益、不违反法律规范为内在规定与限度。

政治自由的权利主体，按照法律规定为一国公民。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凡具备了一定的公民身份，都应享有公民政治权利。而这种政治权利的行使鼓励权利主体提高自身公民意识和公共责任认知，并履行权利相对应的义务。

从权利的内容来看，政治自由是指政治参与、政治表达、政治信仰等方面的权利，一般指公民享有的合法的公民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往往包括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普选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权等。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由是人类的精神特权，只有自由的出版物才能代表人民的精神，只有实现了言论、出版自由，才能实现其他方面的自由。”因此，在这些权利中，言论和表达的自由是其他自由的重要前提。

协商民主：实现政治自由的一种有效途径

政治自由的实现程度，就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兑现程度。政治自由绝不是流于空泛的表达，而是所表达的利益诉求得到了切实的满足。在实践层面，公民政治权利的兑现，与民主的有效性紧密相关。因此，民主的运行情况对政治自由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民主存在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西方自由民主多注重程序民主，而与本土政治文化相适应的协商民主，更能听取多方意见，有效回应公民诉求，实现实质民主。

协商民主是一种超越多元冲突与权力专断，平衡民主过程与政策结果，彰显个人权益与公民责任的民主形式。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优越性在于，既关注决策的结果，又关注决策的过程，拓宽了民主的深度；既关注多数人的意见，又关注少数人的意见，从而拓宽了民主的广度，防止多数暴政。协商民主不是简单的多数通过，而是根据国情，妥善处理团结与民主的关系；协商民主没有忽视选举民主，而是与其有机结合，调动多方积极性，维护团结稳定。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鲜明特色 篇12

一、特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

“协商民主”, 最早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在反思选举民主不足的基础上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而且这种民主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日臻完善, 虽然在理论上日臻完善, 但在政治实践层面却裹足不前。与它们完全不同的是, 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确立, 走的是一条从实践到理论, 在实践过程中提炼和建构理论的道路。因此, 它从一开始就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具有强大的现实生命力。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协商民主思想, 先后创造出或参与党内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民主政权、政治协商会议、各界代表会议等协商民主形式及制度形式, 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萌芽和雏形。这为中国的协商民主发展确定了基调、奠定了基石。

(二) 解放战争时期, 我们就要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 很多人以为我们会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权, 但是, 事实上, 我们一直将协商民主的思想贯彻和执行了下来, 在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 我们党同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各个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 通过民主协商来建立起了新中国。所以我们讲:“新中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 也是民主协商‘谈’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 1954年, 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这个时候很多人认为, 人民政协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应该予以取消。但是, 在这个时候, 我们党中央进一步秉承协商民主思想, 意识到人大的代表性尽管很大但不能包括所有方面, 决定在召开全国人大后继续保留和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 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民主理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期存在——“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这一世界特有的民主形式形成。

(三)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社会事务方面同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开展广泛协商,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已经逐步认识到了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而且协商民主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向基层延伸。十八大正是总结了我们多年的协商民主的实践经验, 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任务。把协商民主写进了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 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果, 而这些理论成果的取得也正是我们半个世纪实践发展的结果。

二、特在和选举民主结合上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同选举民主的关系, 政治学界有争论:有人会这样的认识, 认为选举民主更能凸显民主的本质, 而协商民主只是补充。还有人可能还有这样的认识, 认为协商民主更适合我们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 更符合我们的国情, 而且现在又着重提出来发展协商民主, 所以说未来我们民主政治发展的重点在于协商民主。其实这两种观点有有一些偏陂。其实,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目的都是为了理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二者缺一不可, 相得益彰。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民主的两条腿, 少了哪个都不行。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所在。

(一) 在实施程序上是前后相连

选举民主, 主要是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表达每一个人的意愿, 用清清楚楚的票数来决定最后的选择。但协商民主, 则给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进行利益表达提供了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中, 大家通过平等的对话、讨论、协商的方式来形成共识。在协商的过程中, 协商主体是平等的, 不论是领导还是一般的同事, 不论是企业的领导还是一般的员工, 他们的意见都会享有同等的对待。这样我们说, 我们政府的决策就更能够综合多方面的意见, 尤其是少数人的意见, 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的意见, 使得我们的决策更加民主, 更加科学。所以,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 在某种意义上, 正好形成一个良好的互补关系。我们在决策之前, 可以先通过协商, 把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很好的协商和综合, 综合考虑之后, 把各方面的建议和意见在拿出来进行票决。这样我们做出的决策肯定就会更加的科学, 更加合理。比如说我们每年年初召开的两会, 人大会和政协会, 大家知道, 我们都是先召开政协会, 然后再召开人大会。在政协会上, 我们政协委员就一些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讨论, 然后再将讨论的结果提交给人大会进行表决, 这样我们说, 表决就更加有的放矢, 更有针对性和科学性。

(二) 在机制结构上是条块结合

人大代表除解放军代表外, 都是由一定的选区或以区域为基础的选举单位选举产生的, 所以当选的代表主要从地域 (选区) 也就是“块块”的角度表达利益诉求, 代表的是所在选区选民的意愿、要求和利益。但政协委员的产生主要是由各政党、团体、界别在协商的基础上推荐产生的。所以政协委员所代表的主要是各自党派、团体、界别的意愿、要求和利益。也就是主要是从“条条”的角度来展开协商, 整合意见。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讲, 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也能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这两种民主形式刚好从不同的渠道把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更好地集中起来, 更能够广泛地代表民愿, 集中民智。

(三) 在民意整合上是多少兼顾

选举民主遵循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或者是相对多数, 或者是绝对多数, 是“多数人的统治”。在选举的过程中, 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够借助选票来充分地表达, 但在这种选举过程中, 往往少数人的意见和建议就被忽略, 被合理地否定了, 因为最后的决策是按多数人的意愿来的。所以说, 选举民主它也存在着不足, 怎样解决弥补这样的不足, 我们选择了协商民主,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忽视少数人的意见”的不足。在民主协商的过程中, 无论是哪个利益群体、哪个党派团体, 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都会在平等的平台上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充分的交流。在充分考虑多方面利益诉求和多种因素的情况下, 我们利益各方理性地进行分析, 理性地进行决策, 当然最终的决策也需要我们进行妥协, 来达到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而这也正是协商民主的精神所在。

从以上分析可见,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在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两翼。

三、特在和群众路线结合上

协商民主不是中国特有, 但可以体现中国特色。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就是协商民主和群众路线的结合。协商民主和群众路线之所以能够结合起来, 是因为它们有高度的契合点, 那就是它们在本质上都强调的是广泛的社会联系和政治参与, 所以说它们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然结合, 那么协商民主就能够从群众路线中获得丰富的资源和实践的土壤。因为, 协商民主虽然在我们国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精英性, 也就是还大多都是上层人士就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等进行民主协商。这样就存在着协商民主不是很接地气的问题, 就好像悬在半空一样, 没有接上真正的土壤。那么, 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 就会完全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是我们党根本的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 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 伴随着我们党全部的奋斗历程, 所以说具有丰富的资源和实践的土壤。因此, 无论从协商的渠道、协商内容还是协商的形式上来讲, 都离不开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 所以说协商民主只有植根于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深厚沃土, 才能获得更为广阔的生长空间和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而反过来, 大力推进协商民主, 可以大大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 更好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因为, 推进协商民主能够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让公民充分享有受到法律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这些都是群众路线的实质要求。所以说它们两者的结合是我们协商民主的最大特色。

摘要：近些年来, 协商民主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健全协商民主制度,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把协商民主首次写进党的代表大会报告, 具有里程碑意义, 是我们党在民主政治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取得的最新成果。可以看出, 协商民主将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关键词：协商民主,选举民主,群众路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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