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巢》的历史维度

《空巢》的历史维度（精选5篇）

《空巢》的历史维度 篇1

一、引言

治理并非现代经济社会的产物, 而是与国家理论的发展相融共生。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通过法律授权国家机关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公共事物日趋复杂, 现代意义的国家治理是国家的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机关为了实现国家职能, 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置, 协同多样化的组织结构, 共同管理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治理主体由统治者和国家机关扩展到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治理理念强调善治, 即责任、透明、民主、合法性和公平公正;治理目标以管理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并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全面、均衡发展, 从而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同时, 对于国家治理的理解和运用要注意相关理论在我国特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背景下的适应性。

二、国家治理的目标导向

史学将提供给人们其他学科所不能给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全面的概念, 一个是必然的概念。治理并非现代经济社会的产物, 而是与国家理论的发展相融共生。“治国无法则乱”反映了治理最朴素的思想———统治。“尧求能治水者”反映了统治者为达到一定目标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过程。因此治理是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 管理公共事务, 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国家是在社会中享有主权的政治组织, 通过实施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职能维持现存的统治秩序, 因此国家治理是国家的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机关为了实现国家职能, 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置, 协同多样化的组织结构, 共同管理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因此治理的本源可以视为国家治理。

20 世纪90 年代以后,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公共事物日趋复杂, 治理的范畴和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化。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及私人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 它使不同利益方或相互冲突方得以相互调和, 并采取联合行动的一种持续过程。国家治理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种职能, 在不同发展阶段中, 配合国家的中心任务统筹运用。现代国家治理在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基础上, 以期实现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的善治目标, 因此在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方式上也发生了变化。例如:治理主体多元化, 由统治者和国家机关扩展到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治理方式具有弹性, 由自上而下的统治变为互动协商、实现多赢的合作关系。国家治理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拓展和完善。

审计的本质是国家治理中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 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 国家治理的需求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 国家治理的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发展方向。以国家治理目标为导向的国家审计理念, 是对新时期下国家审计发展的重新审视和高度凝练。

三、以国家治理目标为导向的我国国家审计之嬗变

理论基础是事物存在和发生的逻辑起点, 反映了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在审计问题上, 相对一致的观点认为审计产生的理论基础是受托责任的存在。受托责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要求独立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第三人对受托人的责任履行情况予以监督和评价, 因此审计应运而生。人们的行为对他人负责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共同特征, 正是这一特征构成从古到今审计功能之基础。审计迄今演化为三大分支: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内部审计, 反映了审计不但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 而且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国家审计的理论基础应该在受托责任的前提下反映与其他审计分支的核心区别。

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通过法律授权国家机关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对国家权力的滥用, 需要出现独立于国家机关的第三方对其受托责任的履行予以监督审查。因此国家审计源于国家职能的履行和受托责任的发展, 服务于国家治理的需求。它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权力的制衡发挥独特的作用。国家审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遵循自身的内在规律不断演进, 其目标、任务、重点和方式, 都随着国家治理的目标、任务、重点和方式的转变而转变, 始终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6。国家治理按照社会发展阶段可分为古代国家治理、近现代国家治理和当代国家治理。因此本文对我国国家审计的发展阶段也依此方式划分。

(一) 古代国家审计:萌芽甚早, 由盛及衰

1. 机构设置

奴隶制社会的西周时期, 中央财计部门设置了由宰夫负责的专职机构负责审查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吏收支情况的优劣, 对后世审计体系的建立有着深远的影响。秦汉设立的御史监察机构, 政治监察和管理职能逐步加强, 开启了中央财计组织部门经济监察权力独立之先河。唐朝设立了独立的审计部门, 比部从司法系统独立地对中央至地方各级官府的财政财务收支进行勾覆, 进一步提高了审计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开创了中国审计与监察相结合的历史新时期。

2. 审计制度

产生于西周并完备于战国的上计制度通过对官吏定期稽察考核, “度其功劳, 论其赏庆, 岁终奉其成功, 以效于君, 当则可, 不当则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承并发展了上计制度, 至西汉已将其纳入国家法律制度。唐朝的比部“掌勾诸司百僚俸料、公廨、赃赎、调敛、徒役、课程、逋悬数物, 以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 勾检制度体现了逐级审计的思想, 包括对官府一般事务和文书和国家财政收支的审核稽察。

3. 代表人物

管仲提出理财为治国之本, 应节约开支, 量入为出, 对国家财政收支活动进行全面考核和审查的主张, 从而衍生出“明法审数”的审计思想。“明法审数”作为一条重要的审计原则, 成为当时政府审计监督的重要标准与规范, 要求审计人员依照国家所颁定的法令和规章制度去办事, 依据国家财政收支实际情况审查考核。西汉时期的张苍制定了《上计律》, 审计的查帐、查询和比较分析等基本方法在上计制度中初步具备9, 同时他提出和制订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关于度量衡方面的理论法律制度, 并把算学研究成果直接用于国计民生和审计工作。

由于所处历史时期共同的政治特色, 我国古代国家审计直接向统治者负责, 通过简单的经济监督参与国家治理, 成为“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大多通过精英人物来完成。参与国家治理的目标是维护皇权, 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 保证中央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律令畅通。我国古代国家审计经历了萌芽、发展、繁盛至衰落的过程, 与封建国家的兴衰和治理的效果休戚相关。

(二) 近现代国家审计:借鉴西方理论、强调独立性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受托责任的完善, 世界各国结合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社会环境形成和完善了立法、司法、行政、独立四种较为成熟的审计模式。立法型审计模式中审计机关隶属于立法部门, 某种程度上确保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司法型审计模式的国家审计机关是介于行政和立法之间的独立机构———审计法院, 保证审计的高质量和判决的合法性。行政型审计模式中国家审计机关隶属政府部门, 它是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和下属机构, 有利于统一领导, 但独立性和权威性不高。独立型审计模式是指国家审计机关独立于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之外, 公正地行使审计的监督职能, 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

国家审计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 期望国家审计能够在这一政治结构中取得逻辑一致的政治效果。它反映出不同国家对政府审计期望作用的不同价值以及对政治结构本身的政治观点。选择立法、司法模式的国家, 多强调对权力的制衡;选择行政模式的国家, 多重视行政政府的操作职能。孙中山先生强调建立五权分立的民主的国家, 人民享有决定国家权力的公民权利。这一时期的国家审计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审计监督和立法的思想, 开始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南方革命政府时期, 监察院审计部的设立不仅独立于财政机关, 而且独立于政府行政系统之外, 可以说是中国审计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飞跃。但是由于革命的不彻底性, 导致地方实力派争夺国家的控制权, 中国社会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在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前提下, 形式上完善和严密的审计机构和制度并不能发挥国家治理应有的作用。因此国家审计若要发挥治理作用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环境。

(三) 当代国家审计:强化制度建设, 拓展治理领域和职能

新中国成立后, 取消了国家审计机关, 国家财政收支的监督工作由财政部门内部的监察机构完成, 弱化了国家审计。198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我国建立审计机关, 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 进行审计监督, 由此建立起独立的审计监督制度13。1983 年9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成立, 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1994年8 月3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正式颁布, 并于2006 年2 月28 日重新修订, 健全了审计监督机制, 完善了审计监督职责, 加强了审计监督手段, 规范了审计监督行为。自1983 年审计机关成立, 特别是《审计法》颁布实施以来, 国家审计机关不断建立健全审计法规, 拓展审计领域, 规范审计行为, 改进审计方法, 国家审计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我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改革开放后, 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不同发展时期的国家治理的重点领域对国家审计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 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领域和职能不断拓展、作用和地位日益提高:1987 年, 党的十三大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 针对经济转型时期, 违纪现象比较严重的现实, 提出国家审计要严肃财经纪律。1997 年, 党的十五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求变革管理方式, 国家审计服务于国家宏观调控。2002 年, 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 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 第一次明确国家审计在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方面的要求。2007 年, 党的十七大提出国家审计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2012 年,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通过健全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 加强监督, 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

这一时期我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理目标, 治理主体多元化, 激活了微观市场, 大大提高了国家综合实力。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督机制, 经济腐败和权力不受约束问题亟待解决。目前我国的国家治理开始转型, 目标由经济建设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 相应地要求国家审计由经济领域的监督和制约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制约和协调, 形成规模效应, 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综合作用。如为降低地方债务风险 (中国政府性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008 年的28.3%升至2012 年的46.1%) , 2013 年8 月, 审计部门首次审计全国政府性债务, 涉及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

四、政策与建议

国家治理源于国家的产生, 国家及其公共权力一直是政治学稳定的、普遍的研究范畴, 因此相关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政治学相关理论展开。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权力的制衡发挥独特的作用。一方面, 国家审计一切制度安排服从于国家治理的总体要求。另一方面, 国家审计以其独立性、综合性和专业性有效作用于国家治理, 相辅相成, 实现国家良好治理。从国家审计的发展脉络来看, 始终以国家治理目标为导向, 并构成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国家审计的重点工作依然要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导向和重点领域实施。

(一) 探索环境审计思路, 实现经济的循环发展

所谓环境审计是指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注册会计师, 依据环境法规、政策和标准, 遵循审计准则, 系统地、定期地对被审计单位的环境活动、环境财务信息和环境管理系统的真实性、合规性和有效性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 使之达到管理有效、控制得当, 并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审计活动。和谐社会的理念要求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 树立环保意识、建设节约型社会、形成可持续发展。根据审计署制定的《审计署“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和《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 国家审计机关要在各种类型的审计项目中安排资源环保审计。对国家审计机关而言, 要不断的积累资源环境的审计经验, 继续加大资源环境审计力度, 坚持以促进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为目标, 及时发现、揭示和抵御资源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充分发挥审计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 依法审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为建设我国生态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 深化经济责任审计, 落实公民的监督权

权力的经济性是权力的最基本属性之一, 当前权力滥用多是以经济上的贪污腐败为主。对公权力的监督, 最为有效的方式仍为外部监督, 不仅能改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更重要的是保证公共行政服务目标的公民取向。经济责任审计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 对于加强干部管理和监督, 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治理腐败行为, 推进依法行政具有重要的意义。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建立公民社会, 强调公民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从1994 年开始, 我国形成了审计结果公告制度, 有效提高了公民对政府履行受托责任的监督力度。但就有效性和效率而言, 审计结果公告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 首先充分重视公众反馈信息的收集和受理机制, 形成从政府到社会公众再到政府的信息循环机制, 切实提高国家审计的实际效果。其次是各级政府审计机关在审计过程中应主动吸引公众参与到审计工作的各个程序环节中, 虚心接受包括专企业、专家、民间组织等部门在内的不同方面利益主体的意见, 充分利用多种形式搭建公众提供信息和咨询建议的平台和渠道。公众直接参与到审计工作的决策和执行环节, 是社会监督国家审计部门履行受托责任情况的有效途径。通过这些渠道和途径实现公民的参政议政, 充分体现了社会公众的意愿, 在降低治理成本的基础上削减矛盾, 提高了国家审计机关的水平和效率。

(三) 创新审计体制观念, 推动国家治理发展

新时期的国家审计要树立科学的审计理念、创新审计机制、转变审计思路, 在更高层次、更多领域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中国治理改革的核心内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很多体制和管理上的矛盾和问题。国家审计结构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审计体制指最高审计机关归谁领导、对谁负责以及中央国家审计机关与地方各级地方国家审计机关之间的关系。行政型的国家审计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符合我国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双重约束下的选择, 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视角看, 国家审计机关对同级政府及政府主要领导人的监督受限, 与之平行的政府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评价工作无法履行。在目前情况下, 对国家审计模式的改变不应操之过急, 而应关注现行模式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审计工作, 全面履行审计职责, 进一步发挥审计的监督作用。国家审计要进一步树立科学的审计理念、创新审计机制、转变审计思路, 在更高层次、更多领域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打造一流的审计队伍, 培养优秀的审计人才, 提高审计执行力;树立服务意识, 开拓创新, 推进审计事业的不断前进, 营造良好的审计监督氛围等方面。

(四) 全面保障国家安全, 深入落实公共财政审计

国家审计要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改善国家治理水平以及提高国家治理效率作为国家审计的重要目标, 重点关注国土安全、国家财政、教育医疗等涉及民生及安全的重要领域。首先国家审计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机制减少寻租空间, 加大违法成本, 保证经济行为的真实、合法、富有效益。其次国家审计要通过确保合理高效地运用财政资金, 促进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公共财政审计是国家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限制政府公共权力扩张、制衡公共权力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理念上, 国家审计应该进一步深化“揭示问题、规范管理、促进改革、提高效益、维护安全”的财政审计大格局思路, 通过建立全面政府绩效审计以检查财政收支真实、合法性, 完善落实惠民政策的长效机制, 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和问责机制。在实践中, 国家审计应重点关注公共财政运行背后的公共权力及其掌握的公共资源的前提下, 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从制度上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行为, 促进经济社会健康运行。

摘要：国家治理的需求和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方向;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权力的制衡发挥独特的作用。本文以国家治理的目标导向作为切入点, 以历史维度为经, 以国家审计治理政策为纬, 探究了国家治理和国家审计的天然联系、适应性及地位作用的变化。国家审计治理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要, "溯往以为来者师也", 围绕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提出了国家审计治理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国家审计,国家治理,历史维度

《空巢》的历史维度 篇2

从历史与现状两种维度考量经济人假说这一传统命题,可以发现,其“自利”和“理性”具有不可检验性和非现实性.超越这一假说,必须摆脱主流经济学对伦理学的`回避,着眼于学科间的横向综合,重建经济学理论基础.经济伦理研究这一新的视域,对于开拓经济学新的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作 者：蒋爱华 刘必好 作者单位：蒋爱华(炮兵学院,南京分院,江苏,南京,211132)

刘必好(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空巢》的历史维度 篇3

中国能够走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 主要是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 1949年10月1日到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 在这个过程中制定了一些法律和法令, 为了加强国家的政权, 社会的秩序。在1954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包括后来的法律条款, 都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 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和经济制度。制定了国家法制的基本原则, 奠定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其次, 在八大召开后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实现, 中国开始迈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八大的提出, 让社会主义中国展现了一片好景象。当然在此期间, 由于反右运动的扩张, 让新中国的法制建设走下坡路, 法治观念不被肯定。后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民主和法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十年之间, 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召开, 需要停止, 整个国家陷入了动乱状态。然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下发生了转变, 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后, 多数人都认识到了, 一个国家需要稳定, 安居乐业, 必须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抓起。达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根据这一时期相关法律的颁布, 使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新时期。

从1993年以后, 中国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为法治建设打下了坚定的经济基础, 1994年国家领导听了一系列关于依法治国于实践问题的专家讲座。1996年2月8日下午, 第三次法治讲座在南海召开, 这次讲座的意义极其远大。在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 讲“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方略写入了法修正案。在党的十六大召开后, 更加完善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法治更加的完整, 也全面落实了依法治国的战略。从这些历史进程发现, 走过的是一条人治到法治的路。

2 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启程

法治作为一种文明制度的范畴, 需要和一个国家的国情结合在一起的, 自从和改革开放几十年一来, 在做好法治的过程中, 始终不能忘记要追求符合国家的法治文明。后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指出:“民主、靠法制, 并向人民保证,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 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经过鸦片战争不断侵略, 西方国家的文化也在间接的抨击着中国传统、落后的文化, 同时, 也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各种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一些不平等的条约, 让中国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带来了沉痛的打击和耻辱。只因为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性, 是因为, 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有、体系有差异, 对此才会产生这样的纠葛, 巨大地影响着中西方的同上合作, 只是单单一种形式维持着。这是观念差异带来的后果, 导致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中西方的生活观念、法律道德观念也不同, 引发着各种事件的发生。当然, 从不同的方向来看, 有利有弊, 两次的鸦片战争让中国发生的扭转。因此, 我们对西方的法制文化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了解, 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打下了基础条件, 不仅仅要靠文化, 还需要经济、政治的配合。当然。也需要清醒的认识到在长期的法制之下, 我国开始了法制的调整。在1979年3月到6月底, 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像全国人大提出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第七部法律草案, 标志着我国立法工作中断了二十多年后重新恢复并取得重大突破。再加上十一届三中全会, 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步入了正式的轨道。

3 对三十年的实践认知

(1) 强化党的领导。回顾历史, 改革开放一来我国的法治文明的建设之路, 获得了一些对实践的认知, 这不仅是对走过道路的认知, 同时, 也是未来发展需要走的路。首先, 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建设,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 是想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基本保障。因此,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只要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就充分体现了我国的法治文明建设。

(2) 坚持依法治国。回首历史, 经历了人治到法治, 走过了太多的路, 从封建社会到新中国成立, 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到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 从“制”到“治”, 走到了今天, 这是艰难的一步。然而, 法治建设不仅要有法可依, 而且还需要符合当下的时代精神, 建立在民主之上, 要清楚知道法治需要保障人人平等。通过一系列的法治改变了中国以前的旧面貌, 同时, 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同时, 它也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3) 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众所周知,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已经是国家的方略和社会的共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水平就不断的呈现上升趋势, 也取得了显耀的成就。但是如何保持这种趋势, 需要我们考虑。根据经验, 我们需要坚持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 所以法治是不能遗漏的。根据1997年9月12日, 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 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标志, 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不管什么, 这都是来自人民的心声, 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法治不仅是党的选择, 也是人民的选择, 更是人民的需要。

4 结论

法治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 也会促使人的发展, 党在十五大提出, 需要将依法治国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然而,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以人为本, 在法治的基础之上保障人的自由和谐发展。因此, 需要坚持“以人为本”, 利用健全的法律制度为人民提供自由发展的保障。更加全面的了解中国的法治, 不仅需要知道中国法治给我们带来的优势, 还需要了解中国法治给我们带来的弊端和局限性。中国也应该建立在实践的过程中, 更深的方面将法治建设目标成为自己国家的状态体现的文明, 不断的完善, 而实践才是能够不断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最后, 还需要把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变成建设制度文明的目标, 这样才能推动中国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李虎.西方法治的政治基础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J].赤峰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4) .

[2]郑言.正确看待新中国60年的法制建设[J].探索, 2010 (1) .

《空巢》的历史维度 篇4

关键词：货币,价值维系,历史维度

一、马克思关于货币的阐述

1.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1)货币是一般等价物。

马克思从最原始、最简单的偶然的商品交换中,发现了货币的雏形,发现在物物交换中必定有一种商品要用来表现和衡量另一种商品的价值。亚当·斯密不从商品价值形态的发展引出货币,而从物物交换的不便与困难引出货币,认为货币的本质特征,就是它充当了交换的媒介。这仅仅“从扩大的物物交换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中去寻求货币的起源,却忘记了这些困难是从交换价值的发展,因而是从作为一般劳动的社会劳动的发展产生出来的。”[1]

(2)货币是“商品”。

马克思所处的年代,是典型的金属货币流通时期,当时,即便有银行券或纸币流通,也是代替金银来流通,是金的符号。马克思对货币是商品的假定,只是为了更准确地剖析当时的社会现实,为了当时研究上的方便而作出的,在当时无疑是极其正确的。这不否认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甚至代替金银流通的可兑现的银行券是商品。然而,一旦银行券不能兑现并蜕变为国家纸币,一旦纸币为国家垄断发行,货币就失去了其原有的商品属性,而纯粹成为国家强制推广的可凭以索取商品的一种法律凭证或契约。现代纸币也好,存款货币也好,都是凭借国家的力量(政治的和信用的力量)来流通。

2.货币体现社会生产关系

马克思货币理论揭示出“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网,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而且,只要阶级社会存在,货币所体现的这种关系就不可抹煞。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所体现的这种关系更加耀眼了。那么,货币体现出了价值维系。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人的异化,二是人的对象化。

二、货币的价值维系

1.货币与人的异化

(1)货币不是纯粹的经济学范畴,而是与人的本质相关的哲学范畴。货币在本质上是人的产物,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物化形式。因此,货币所代表的不是特定的品质,不是特定的事物,而是人的本质力量:“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货币都能做到。”[2]144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不仅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形式,而且在货币中,人的本质的异化获得了它最极端的表现。

(2)在货币与人的价值上。马克思认为,在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关系中,人、主体应处在目的的地位,支配的地位。客体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它对主体是否有意义。人的活动及其产物只有对人有意义或是为了人才是有价值的。因此,人应当具有最大的价值。人的一切活动及其产物都应以人为目的。货币作为人的活动产物,是为了人的需要服务的,是“需要与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2]140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即作为主体的人本应该处在他的活动和产品的支配的地位上,但是现在却反而处在被奴役的地位上。凡是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借助于货币都能做到。货币从而否定了人的价值与尊严。

(3)在货币与人的感觉上,马克思阐发了人的感觉的诸多规定性,并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货币与人的感觉异化的联系。马克思认为,人是感性的存在物。人的感觉是现实的人对于其存在的切身体验,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人的感觉具有对象性、丰富性、多样性等特点。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感觉发生了异化。人的全部肉体感觉和精神感觉都绝对地受到货币这一私有财产形式的支配。就是说,在私有制下,人们丰富的感觉日益贫乏,而拥有货币的这种感觉成了人们所追求的唯一的感觉。

(4)在货币与人的需要上,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应当具有丰富性、全面性、直接性。人对外物的占有,不仅表现在吃它、用它、享受它上,更表现在人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外物上,使之成为人的自我的确证。因此,每一种新的需要直接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2]120而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全面性、直接性都遭到货币的侵蚀。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攫取最大数量的货币。简而言之,没有货币,就没有需要。

2.货币与人的对象化

马克思认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方式。无论是人的本质、价值,还是人的感觉、需要,都必须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及其产物才能得以实现与确证。而私有财产及其现代形式的货币正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产物。这样,人的存在及其异化必然会与私有财产、货币发生联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私有财产的意义——撇开私有财产的异化——就在于本质的对象——既作为享受的对象,又作为活动的对象——对人的存在。”[2]140但是,随着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动产必然战胜不动产,资本家必然战胜土地所有者,最后,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而成为私有财产最普遍,最发达,最完全的现代形式。货币也就成为最突出的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货币、资本等范畴不过是异化与私有财产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的表现而已。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异化最突出,最集中,最本质地体现了人的存在及其种种异化,体现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2]46

三、货币的历史维度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本质、价值、感觉、需要都遭到了异化。这种种的异化在货币中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因此,货币异化是所有异化形式中最突出、最极端的形式。自我异化的扬弃与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扬弃货币异化。而对这种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实现才能完成。共产主义正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 但是,对货币异化的扬弃,并不是对物的私有财产的消灭或共同占有,更不是简单的取消货币。马克思尽管对货币异化采取激烈的批判态度,指出了它所带来的种种荒谬和邪恶,但是马克思对货币这一私有财产的典型形式的历史意义是给予充分的理解的。他既看到了货币异化的消极的、否定的影响,又没有忽视其积极的、肯定的作用。事实上,私有财产和货币的积极扬弃,只能是生产力与货币经济充分发展的结果。这是因为人的本质的丰富与完善并非仅仅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必须以感性的、现实的物质生产的充分发展为基础。“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2]88在手稿的最后一段,马克思描绘了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货币异化现象消失以后的情景。马克思说:“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2]146总之,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货币的异化将要消失,人和人之间将是真正的、全面的、平等的关系。人将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人将从货币异化中彻底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任何理论研究都离不开现实生活。马克思对货币的向度的分析,在全球化的今天,具有了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现代急剧发展成熟的货币经济使得货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焦点。货币的存在与流动正在加速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影响着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货币经济。因此,在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下,需要的是一种成熟的、健康的货币价值观。并要深刻认识和理解货币与人性、货币与人的价值、货币与人的自由等等价值维度关系。马克思对货币的分析与批判无疑能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迈耶,等.货币,银行与经济[M].吴立范,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11.

《空巢》的历史维度 篇5

古村落是在特定的历史和自然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农村聚居地,是一种古老、独特、完整、兼具脆弱性的文化资源,最早的范例可以追溯到原始文明时期,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科研价值。我国的一些古老村镇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受外界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较小,因而保存较为完整,但是多数古村落目前处于经济落后、生活环境衰败的境况中。另有一部分先行开发的村落,由于缺乏保护经验,遭遇了无序开发,古村落历史文化资源面临着极大危机。

位于浙江省松阳县的界首村作为省级历史保护村落保留了民居、祠堂、庙宇、码头、古树、古道等多种历史文化遗产,具有深刻的文化特色背景和秀丽的自然景观。对界首村的研究,重在探讨对古村落进行开发与保护的原则、方法和措施。

2.现状概述

2.1自然条件与交通

界首村(东经119°20′),北纬28°34′,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与遂昌县交界处,是松阳县的北大门。村落坐落在松荫溪畔、万寿山风景区旁,村庄东接赤寿乡赤溪源村,东南连赤寿乡狮子口、赤岸等村,南毗新兴乡大石村,西北与遂昌县上濂村、庄口村隔松阴溪相望。

多种交通线路通过或连结于界首村。村东的222省道旧道是松阳通往遂昌县的主要通道,S33龙丽高速位于界首村河对岸的朝岩山以西,一条规划中高铁也经过龙丽高速附近。界首村内部的交通以古驿道为主轴展开。呈鱼骨形穿插小径,连接西边的河滨路以及东边的222省道。村偏北部有一座桥横跨松阴溪通往茶田以及上坞源村。界首村的村口设置有货运码头,目前由于上游遂昌发电拦河蓄水工程的影响,松阴溪的水运功能近于丧失。

2.2人文风貌

由于历史上界首村得漕运与驿运之利,属于相对富裕的聚落,其经济连同被经济所带动发展的文化都一度十分繁荣。界首村在近千年的村落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衍生出一系列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俗活动,如蒸年糕、唱茶歌、正月期间以村为单位组织的舞龙狮、龙狮队在家家户户讨赏钱的习俗,甚至由禹王宫前被拆掉的大戏台还可知地方的戏曲文化也曾经在这里平常可见。

居民大部分以种茶为业,年收入在1万-10万左右不等,生活比较宽裕,同时村民的贫富差距也比较明显。由于茶产业种植的季节性显著,农忙时期集中在每年的3月至10月,因此在春秋季的部分时间以及整个冬季(即11月至次年2月),村民处于闲散的休息状态。

3.村落及建筑空间现状分析

3.1空间格局及道路

位于屋后山、万寿山与松阴溪之间的界首村大致呈船形,它的村落空间格局是以古驿道为主轴线、呈鱼骨状展开的。整条古驿道起自张公祠,经过古客栈进入现存古建筑密集的保护区,至村尾曲折延伸,经张氏宗祠到达村落尽头、两条公路的交点截止。驿道经过2008年的翻修之后风貌较为整齐,中央铺有二尺宽的白色石板,其上方便通行电动车和自行车辆,其下敷设村落的排水道,驿道石板两侧的部分遍铺鹅卵石。这条陆路,即始成于南宋的古驿道,是界首村落形成的最初契机,它决定了村落中民居建筑的分布状态和朝向,使整个村落总平面呈现出特有的肌理。

3.2建筑形态、业态及价值

界首的建筑多垂直于河道的方向紧密排列布置,利于通风。同时,在布局上大量采用小尺度院落——天井来组织空间,规模稍大的民居常有两到三个天井,每个天井都有精心布置的假山、花草点缀。传统建筑多为两层,底层居住,二层作为储藏。

建筑的居住价值从村子的周边向靠近古驿道的村落中央递减,而建筑的文物保护价值则相反,从中央向两边递减。其分布规律大致与建筑的建成年代相符。农田主要分布在沿河一侧以及村尾禹王宫以南。界首现存多个时代的建筑,临驿道两侧的明清时代的建筑保护价值最高,有禹王庙、大礼堂、震东女子学堂、牌坊、水井岭头山唐宋时代窑址、码头等。其次是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历史风貌建筑,多为位于明清时代建筑后面的民居,仍保留有比较完整清晰的穿斗式木构架,可以看出月梁、梭柱等做法,但是仅作为普通百姓的民居使用,规格与形制都不高,用材并非很讲究。建于晚清民国之间。再次是村民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建的新居,历史短暂。

4.存在的问题

4.1产业薄弱

近代以来,界首村原有的支柱产业——漕运行业衰亡以后,界首村尝试发展过多种产业,包括农业、手工业、茶产业、旅游业等,但至今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的发展方向,也没有一个有力的、稳定的支柱产业。

4.2人口流失及老龄化

界首存在明显的空心化现象,人口的迁出率在过去十年间急剧上升,因为更多的年轻人追求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渴望接触到更多信息和资源,为此不惜背井离乡,使界首村的人口流失现象和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

4.3历史建筑缺乏保护

驿道周边的房屋乏人保护,逐渐破败,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建筑虽然已由当地政府出资买下并挂牌保护,但保护资金和力度仍然不够到位。普通历史建筑情况更为糟糕。大部分保留有月梁、梭柱和穿斗式木构架的古民居都经过几代人的分家而居,多个家庭合住一套房屋的情况十分普遍。而年代稍近的当地普通民居中,梁柱开裂、墙体倾斜现象更为常见。界首村的古民居已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但是暂时没有出台详尽的发展与保护导则。为保护建筑的立面风格,政府采取过一些简单粗暴的保护方式,如整体刷白色涂料等。当地居民为改善生活,也在缺乏规范、自由度极大的情况下对古民居做了一些现代化的适应性改造,对古村落风貌偶有破坏。更有新建的一部分行列式建筑和乡村别墅建筑,与传统村落的风格大相径庭。新旧建筑风格差异明显,而地方既有的保护措施又过于风格化与表面化。

村落的道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建筑在家族历代分家、改扩建和新建当中不顾既定的道路网络、不注意维持道路的连通性而进行了许多见缝插针的建设,不仅造成建筑与院落支离破碎的形态,也造成不少断头路和过于曲折迂回的道路,以致驿道以东的部分区域可达性较差,竟难以梳理出一条较为直接的通向村东的横向支路。

4.4基础设施缺乏

当地的教育和医疗水平比较落后。仅有设施并不齐全的一所幼儿园和由普通民房迁就而成的简易诊所,供村民使用的公共娱乐设施也十分缺乏,二十年来不仅没有新建,就连原有的大戏台和禹王宫也先后遭到拆除和焚毁。公共场所的缺失,不仅导致文化的传承失去了空间载体,也是造成村民娱乐活动单调的原因之一。

5.“介”与“守”——界首村更新保护的理论基础和策略生成

5.1界首村更新保护的目标与导则

根据界首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相关案例的研究和借鉴可知,在为界首村具体指出产业发展方向时,有两个要点应当被把握:其一应该考虑界首村自身存在一些优势和劣势,机遇和挑战:界首村适宜种植茶叶并且村民有着近十年的小规模种茶经验,可以适当发展茶产业;其二界首村有着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的地位,较完整地保留了古村落的历史格局与传统风貌,文物遗迹门类齐全,并已初步形成每日稳定的小股客流量。这两项特点成为其结合旅游业发展茶产业的优势所在,可以藉此实现以第三产业带动第二产业的发展策略,同时也不排除其他产业的存在和发展,最终实现多重产业共同发展的目标。

5.2设计理论基础

5.2.1图底关系理论

在对界首村建筑及其空间的研究中,为了保持其空间特色,延续其空间格局,许多分析工作都是以图底关系理论为基础展开的,如对空间结构、道路网络、建筑形态、可利用空地的分析,都是在一张能够体现建筑肌理和图底关系的黑白图上做出来的。

5.2.2复杂性理论

宏观层面上,界首村及其周边村落被看作一个大的系统,其中各个村落的相互作用值得研究;在中观层面把两个产业和改善村民生活的基础设施三部分看作一个整体的系统,研究三部分之间的冲突和碰撞;在微观层面把这三个部分各看作一个子系统,研究每个子系统之间每个要素,即各产业控制和指导下的各功能空间、区域和路径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

5.2.3解构主义

这里指狭义的、以解构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建筑理论和思潮。此处借用解构主义建筑中打碎、叠加的手法,将前述我们所研究的界首村的各个系统进行重组与合并。如伯纳德·屈米的代表作拉维莱特公园:该设计将点、线、面三层网格叠加,寻找各层网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通过解决这些矛盾完成设计。

5.2.4村际网络

界首村相对于其他村落优势并不突出,比如,周边村落平卿村、山下阳村、吴弄村也具有保存较为完好的古树和古民居,其他村落也各有特色,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上与界首村形成竞争。另外在茶产业的设置方面,在整个丽水山区茶产业均有发展,界首村的规模小,只产茶,不制茶,其产品识别度并不突出。在与邻村的共同发展中,一方面界首村应突出“古驿道”特色,创造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要体现村落之间的协同作用,实现优势互补,扩大集群效应,充分利用村落交通及文化、自然景观等资源的网络,与各村落共同发展。

6.分层设计及总图

6.1设计方法———三层网格的叠加

古村落的自然生长出的功能布局本质上没有明显的类似于城乡规划中的分区,却更接近于几层功能各不相同的网格之间叠加、渗透的产物。本次设计具体的方法是将前述发展茶产业、旅游业、改善居民生活的三个目的定位各自做成一个整体的网络,网络之间的点、线、面各元素对应着重要设计节点、路径、区域等空间要素,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关联,使每层网络形成一个独立的系统。然后把茶工厂网络、文化网络、生活网络三层叠加起来,通过协调它们之间的矛盾,顺应其中所产生的契机,产生具体的建筑及其周边环境的设计。

6.1.1茶工厂网络

茶工厂网络由茶叶的储藏、加工、销售和品茶的茶馆等几个功能空间类型构成,另外从为了便利地茶叶运输的角度考虑,还应设置方便运输车辆往来的道路与装卸货物的场地。

在茶工厂网络层面,具体设计的导则是沿驿道布置茶工厂并在邻里间点状布置茶馆,供居民休闲活动使用,并更多布置于驿道临松阴溪一侧。用于销售茶叶的商店布置于沿公路侧,储藏茶叶的冷库配套布置。在这层网络的设计中,尤其注意了在每一片被鱼骨状道路划分出的区域中,都含有小工厂、仓库、商店、茶馆这几个要素。使每个片区都拥有完整的微型产业链,可以相对独立地运营。

6.1.2生活网络

生活网络充分考虑了村民的居住问题。市政问题、教育医疗问题、并设置了村民户外活动和健身空间。各种构成要素涵盖了改善住房条件、增加无障碍设施、水电气管线敷设及垃圾处理定点、学校和社区诊所定点、村民活动中心和广场等种种项目类型。

生活网络的设计导则是:主要选择农田作为活动空间,尽量避免对正在使用的建筑造成影响;考虑到交通因素,便利店主要利用靠近公路的废弃建筑作为便利店;保留现有卫生站,利用靠近公路的废弃建筑新设一座小型医院;利用现状为停车场、位于新旧界首村的交界处的空地设置一座小广场,可以起到联结村内外的作用;利用桥头附近的废弃建筑设置村民活动中心,因为桥头正是目前村民活动最多的地方。这些地点都是我们通过对现状的思考并经过反复比较和分析选定的。

6.1.3文化网络

文化网络的构成要素包括重要历史建筑节点、需要改造的旧建筑、历史保护建筑、停车场及服务设施用地、现有可利用空地、车行道路和步行游览路径。设计导则是把历史建筑修整维护后开放作参观用途,将需要改造的旧建筑设计成为博物馆和民宿。把现有的停车场及服务设施用地作为参观旅游的停车场,并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小饭店、商业定点,把现有可利用的空地作为公园景观和广场。

7.小结

按上述设想发展茶产业和旅游业的同时,还需要回溯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以是否给当地居民带来收益、守护文化、剔除“乱介入”改造项目,切实提高民生水平为检验该策略及其实践得失的标准。

发展以茶产业为主题的旅游业,可以改善村民的居住质量,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提高居民经济收入、修缮村落的历史建筑、弘扬富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与此同时,可以使游客体验传统村落里的生活方式,参与农业实践,欣赏当地宜人的风景,学习历史文化,参与民俗活动。如此在为当地村民的生活坏境带来一些改变的同时,也丰富了游客的游览体验,不失为一种共赢思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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