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传说和历史

青铜时代的传说和历史（精选3篇）

青铜时代的传说和历史 篇1

历史编纂学是研究历史编纂的理论、体例与方法的学科。历史编纂学以历史典籍为对象, 主要任务是揭示典籍内容与形式的辨证关系, 说明一定史体产生并得到发展的社会因素和学术因素, 描述不同史体的特点以及在发展进程中相互影响和渗透, 研究和评价不同历史编纂学说或史体思想的产生、演变和学术价值。

清初是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 在经济政治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同时, 清初也开始注重对以往各朝代传统文化进行总结。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等这样规模浩大, 气势恢弘的文学巨著, 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 就其编纂来说, 就有自己时代所具有的特点。

一、清初历史编纂的时代特点

清初的历史编纂学十分繁荣, 有独修和集体修著的方式, 同时统治者也开始注重对史书的编著, 还开设专门的机构进行史书的修改编写, 并为这些史书编写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 以下要介绍的就是清初历史编纂学的特点。

1、清朝统治者对史书的编纂, 尤其是对本朝当代史书编纂的重视

清代皇太极时期就纂写了满文的官修史书《满文老档》, 这部书记录了满族首领努尔哈赤和他的继承人皇太极在东北广大地区统一女真各部, 建立八旗兵制和后金政权的一系列活动, 并与明朝对抗, 入扰京师周围各城镇, 逼迫明朝朝廷的史事。反应了清初满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对研究清朝历史, 满族历史文化, 东北地区历史文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顺治二年, 清朝统治者就开始准备纂修《明史》, 直到乾隆年间才编纂成, 用了95年。顺治六年, 清朝统治者组织人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顺治皇帝在编纂《太宗文皇实录》时说:“凡一代之兴, 必垂一代之史, 一觐扬于后世, 这实在是一件重要的工作。”雍正皇帝即位后, 他谕示有关部门把各级贵族和文武大臣的资料收集起来, 以备纂修国史使用。以此可见, 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对史书的编纂, 他们认为, 从中可以吸取教训, 借鉴经验, 更好的维护统治地位。

2、编纂的整体性

清初研究和编纂史书, 并不是完全指一本书, 而是具有整体计划性的研究和编纂。例如《古今图书集成》, 原名《文献汇编》, 是康熙之子与其侍读陈梦雷等编纂而成的, 由康熙帝赐名, 雍正帝作序, 历时两朝二十八年, 内容丰富, 采集广博, 规模宏大分类细密, 包括了中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 成为查找古今古代资料文献十分重要的百科全书。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 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纂的,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经过筛选、整理、校勘、考证后才按照特定的格式重新抄写存入。可见清朝的统治者不再单单只重视某一方面或领域的编纂, 已经开始涉及到以往各个朝代和当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已经从整体上考虑史书的编纂和修改。

3、有专门的修史机构

顺治年间, 设立了修史机构, 即翰林院。翰林院的职掌很多, 包括编修国史, 备皇帝顾问, 编修实录、史志等。除了翰林院负责编纂史书外, 军机处也会负责一部分的修史之责。有专门的修史机构, 会有相关的规定和制度, 使史书的编纂更为严密公正一些, 同时, 有专门组织的这种官修比起个人的私修独纂显然方便快捷些。

4、有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

清初, 明史的纂修是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仅官修《明史》就历时将近百年的时间, 私修更是活跃。在众多的明史著作中, 除了要保存下明朝的历史外, 更重要的是总结了明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 反思和批判精神尤为显著。

5、涉及边疆少数民族, 满汉文化相结合

说到清初历史学的编纂, 不得不提的是清代“方略”史书的编纂。何为“方略”史书?“方略”就是讲述的作战计划和策略的书。就是说是一部记载战争状况和谋略的书。“方略”不单单记载清朝的战争, 还对边疆文化, 宗教都有记载, 人们通过阅读“方略”史书, 对清朝时候的边疆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等都有深入的了解。还出现了《金刚史纲》这种介绍蒙古历史的史书, 书中记载了元朝以及元以后蒙古诸部的活动情况。

清朝满汉文化相互融合的特点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就“满汉全席”这一名字的出现, 就能知道统治者是希望满汉能够相互包容, 相互促进。毫无悬念的这些满汉相互结合的特点也体现在了对历史书籍编纂里。清朝统治者在编纂本朝历史的时候也适当的启用了汉族官员, 在文风, 辞藻的使用上也借鉴了汉族的一些特点。所以说清初的史书编纂能够体现满汉文化相互结合的特点。

二、清初历史编纂学的创新价值

清初史书编纂的这些特点及也就决定了清初史书的编纂不同于以往各朝代的史书编纂, 它所独有的特点是我们所要借鉴和学习的, 对我们研究以往的历史资料和以后文献的编纂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深入了解清初历史

清初统治者注重本朝历史的编纂, 记录了本朝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环境等各方面的状况, 利于后世能够深入的了解清初的社会现状, 清晰的反应它那个朝代所具有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

2、借鉴史书编纂的方法和创新的精神

清初史书的编纂方法为我们当今编纂史书提供了借鉴。让人们对史书编纂的方法和步骤有一个统一而全面的认识, 也利于我国现代史书的编纂。例如, 清初史书编纂反应了社会各个方面, 各个阶层, 还包含到少数民族的方面。所以我国当今史书的编纂也可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 更能体现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的价值取向, 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文化的相互发展。

清初史书编纂是与以往各代有所不同的, 之所以能够取得卓越的成就是与清初时人们的创新精神分不开的。创新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力量之源。后人在阅读清初编纂的历史时就会发现清初这些历史编纂中所体现出来的创新精神, 鼓励人们不管在哪个领域发展都必须要具备创新精神, 这样才能与时俱进, 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3、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财富

清初史书编纂, 对各个朝代的历史、文化等进行汇编总结。例如《四库全书》里收录的有《永乐大典》的部分善本, 《永乐大典》毁于八国联军侵华阶段, 而《四库全书》所保留的那部分不管是研究《永乐大典》还是明朝是文学历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初史书编纂学特点和价值远不止于这些,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特点有些是可以为我们当今社会史书的编纂可以借鉴的, 而有些是可以在精神等层面鼓励人们不断的取创造。

摘要：清朝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268年,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 在这将近300年的时间里, 清朝对中国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清初所出现的“康乾盛世” (康熙-雍正-乾隆) 是一个国家统一, 国力强盛, 各民族繁荣发展阶段。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清初的经济影响着清初文化领域。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清初历史编撰学所要体现的时代特点和所具有的创新价值。清初历史编纂学成就卓越, 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创新价值, 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键词：清初,历史编纂学,时代特点,价值

参考文献

[1]周洁.清代《方略》研究[D].武汉大学, 2004.

[2]屈宁.清初历史编纂学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 2009.

[3]钱茂伟.明末清初明史编纂特点三论[J].史学期刊, 2009, 12 (4) :112-119.

青铜时代的传说和历史 篇2

从共时性角度来看, 其所积淀和反映的思想、场景、民俗习惯也依然存活于当今时代, 并以艺术特有的方式主宰、启示和激励着我们。古人所关心的许多问题 (比如“忠”、“孝”、“节”、“义”等) , 至今仍然重要, 我们在面对、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古人的诠释无疑是重要的参照和启迪。可以说, 通过传统戏曲作品所敞开的世界,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我乃至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艺术作品穿越时空向我们说话。2在现代性日益加深的当下, 传统戏曲所告诉我们的, 不仅是我们的祖先如何生活、如何思考, 也将启示我们:如何生活、如何思考才能保持血脉延续的正宗性。

具体来说, 传统戏曲可以“反映历史”、“沟通时代”、“揭示人性”。前两项为一般艺术样式所共有, 而尤以传统戏曲最为全面和深刻。传统戏曲反映历史有两种情形, 其一是对一般性历史的反映, 包括生活场景, 伦理观念, 官场制度, 生活风俗等。比如, 《窦娥冤》及《赵氏孤儿》对官场政治的反映, 《西厢记》对当时爱情生活和伦理观念的反映, 《琵琶记》反映出“灾荒年月中人民的苦难、社长和里正的为非作歹”等元代社会风貌3等等;其二是对音乐自身历史的反映, 包括所各时代所使用的乐器, 乐曲的结构, 角色行当的衍变过程, 音乐自身的发展脉络等。譬如, 《琵琶记》的“临妆”、“吃糠”等场次为单角儿独唱的重头戏, 这乃是对北曲“一人主唱”之定规的借鉴 (“实近于北杂剧的旦或末主唱的一折, 对演员的表演技艺, 有着极高的要求;如果没有杂剧一人主唱形式在表演艺术上的开拓, 而光靠南戏自身在《张协状元》中那种插科打诨方式的基础上作渐进的积累, 也是很难想象的”4) ;另, 该剧在音乐上也采用了北曲的若干曲牌甚至是整个套曲。这些都印证了南戏在发展历史上受北曲影响甚巨的史实5。当然, 传统戏曲所反映的诸多方面 (历史、风化、文学、艺术) 之间是相互联系而非彼此孤立的, 这些头绪犹如一根绳子的众多纤维, 每一根都有自己的开头、结尾、卷曲、缠绕。《琵琶记》在音乐方面所受北曲的影响也是与其在文学方面对北曲的借鉴相辅相成的, 前者的“吃糠”、“剪发”等出便可看作是“直接受到了元杂剧如《汉宫秋》、《梧桐雨》第四出的因物起兴的写法的启发”6。

传统戏曲可以“沟通时代”, 一方面, 艺术作品可以穿越时空向我们说话, 另一方面, 后时代的人可以通过对原戏剧素材或主题的不同理解、不同处理、不同反应、不同评价来和古人对话。就《琵琶记》来说, 故事蓝本7所反映的一系列“事件”具有强烈的悲剧性、现实性和批判性, 如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荒旱灾害, 民不聊生;科举功名改变命运的极端重要性;身为人子不行孝道、身为人夫薄情寡幸 (蔡伯喈) 的丑恶行径, 及好人不得好报 (赵五娘) , 终被“马踏而死”的悲惨命运等。可以说, 此类现实性和悲剧性反映出, 原南戏戏文的意图更多是在于“揭露”而非“说教”, 在于“批判”而非“引导” (这与另一个历史事实有关, 即当时从事南戏演出和创作的多是平民百姓, 没有受过太多文化教育, 故此保持了惨烈、直白的艺术品质) 。而相比之下, 高氏的版本则反映出另一种价值取向:一代名士蔡伯喈不能无故蒙受“不白之冤”, 赵五娘这样的全忠 (对丈夫) 全孝 (对公婆) 之人不能落得“马踏而死”的下场等。高氏在揭露和讽喻现实社会的同时, 也使该剧负担起了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使命, 所以, “妻贤子孝”、“好人好报”、“邻里亲近”等向善主题和结局当然更合意图;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现实和思潮风气, 故而面对同一部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和兴趣指向, 处于当下的我们所更为关注的, 可能不是蔡伯喈到底是好是坏, 忠、孝能否两全, 妻妾妯娌能否和睦等问题, 而可能是“知识”对于改变命运究竟有多大作用, 以及封建传统礼教对人性所造成的束缚等问题。由此, 三个时代 (宋代的故事蓝本, 元代高明8的改编, 即当今时代的读解) 可以在精神层面展开对话。

传统戏曲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在于“揭示人性”, 人性课题也是沟通历史与当下的核心中介。如果说“反映历史”、“沟通时代”是所有艺术品所共有的功能的话, 那么“揭示人性”便是传统戏曲最独特、最擅长的功能。它不光是“写人” (反映人的生活状况、思想观念和复杂性格) , “给人看” (各阶层、各领域的观众) , 而且最重要的, 它要“由众多划分为不同角色的人来扮演”, 由此可见, 人性探索全程贯穿于戏曲当中。传统戏曲就是借助多种艺术手段, 在舞台上向我们敞开一个复杂的亦真亦幻的人性世界, 通过与这个世界沟通和对话, 我们体认和反省自我, 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人性解读是戏曲解读的核心, 约瑟夫·科尔曼认为, 是否反映了人所未知的人性侧面, 是否触及重大的人生命题, 当是评判一部戏剧作品立意高下的重要指标9, 这条准绳对于中国传统戏曲也同样适用。就《琵琶记》而言, 愚见以为其立意并不仅简单在于为一代名士蔡伯喈正名1 0, 不在于对弱势群体生活疾苦的同情, 也不在于探索忠、孝能否两全的问题, 而是在于反映人性的脆弱和无奈。对于这种脆弱和无奈, 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表现在个人性与复杂社会关系发生抵触时。所谓“三不从情节”即为明证:辞考不从, 是由于个人性必须服从“父为子纲”的社会关系规范;“辞婚不从”, 是由于个人性要服从于“惟命是从”的上下级社会关系规范, 而“辞官不从”则是由于个人性要服从于“君为臣纲”的社会关系规范, 还有, 赵五娘含辛茹苦地替父尽孝, 也是由于她的个人性要服从于“夫为妻纲”的社会关系规范, 同样, 牛氏在婚姻关系上陷于被动, 也是由于她同时要服从于“父为女纲”、“夫为妻纲”这两条社会关系规范。其二 (是第一项的引申) , 人性的脆弱和无奈也表现在知识分子在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 蔡伯喈赴京应考, 本来是为了取得功名之后, 在行“事亲”之“小孝”的同时, 行“事君”之“大孝”, 然而, 就在他金科得中、赴考之初衷即将兑现时, 却出现了变故, 被迫再婚, 有了知识, 却依然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 为“事君”则不能“事亲”, 为“纳妾”则要“抛妻”, 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脱节, 他软弱而无能为力;牛氏渴盼夫妻和睦, 夫唱妇随, 但一旦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 也只能被迫接受, 作出牺牲和让步, 赵五娘的情形更是如此。其三, 脆弱、无奈还隐含了另一层意思, 即人的易妥协性。个人性与社会关系发生矛盾, 以及理想与现实脱节等, 这从古至今都是常有之事, 但矛盾并不总是导致“无奈”, 面对矛盾勇于斗争, 甚至“殉身”以“酬志”者也大有人在, 而该剧中, 虽然蔡伯喈在滞留牛府时也曾闪过寻死的念头, 但并不坚决、彻底, 故而《琵琶记》所着力刻画的, 不是人性的坚强的勇于斗争性, 而是脆弱的易妥协性:蔡伯喈、赵五娘、牛氏无一不是如此。

当然, 高明对人性的脆弱、无奈是持有同情心的, 他在同情之中带有批判, 具体而言, 他所给予全部同情的人物是赵五娘和牛氏, 不是蔡伯喈。对于蔡伯喈, 作者虽然着意强调了他的“被逼无奈” (所谓“三不从”情节) , 从而弱化了其反面形象, 但这种同情是部分性的。我们隐约感到, 最者最终并没有原谅他, 而是通过终场老邻居张公叔在坟前的怒骂 (所谓“三不孝”:生不能养, 死不能葬, 葬不能祭) 和责打流露了这种态度;作者放弃了“暴雷震死”这种简单的浪漫主义想象笔法, 而是设置了一个更为复杂也更合情理、更具现实性的结局, 旨在引发观众或后人对蔡氏这个人物的更深刻的关注和思考。对于赵五娘, 作者虽然也“免她一死”, 但却使她经历了更为艰难的抉择, 对丈夫是原谅还是怀恨, 对牛氏接受还是拒绝等, 以此来提升她的品格和形象, 对牛氏也是如此, 突出了她的贤惠、体贴和深明大义。

总之, 通过一个说喜也喜 (夫妻团聚、妻妾睦和、领受恩旨的嘉奖) , 说悲更悲 (这一切却是以牺牲父母的性命, 妻子的幸福, 以及知识分子的尊严为代价) 的情节, 揭示了人性的弱点, 但也就在表现出弱点的地方, 人性也闪耀出光辉, 千百年来, 正是由于人性有具勇于牺牲让步、顾全大局、亲和为贵的品格, 人类才能够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繁衍至今。

综上, 中国传统戏曲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特别是经典剧目, 集中承载着多方面的历史信息, 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历史的、人性的等等。戏曲带有鲜明的民族性, 正所谓“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戏剧”1 1。经典剧目不仅对戏曲史本身发生影响, 更加持续地对一代代戏曲受众发生重要影响。虽然它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 但由于表现出对人性问题的关注, 在斗转星移之后持续地激起回声, 人性探索是永恒的课题, 传统经典戏曲在这方面为我们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品味“经典”, 需要当下人以视域融合的方式重新解读, 由此, 今人与古人展开对话, 传统与当代融会贯通。只有认清了历史与当下, 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

参考文献

⑴参见车文明, 《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第107页。

⑵海德格尔对音乐作品的这些看法, 集中体现在他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 载《林中路》, 孙周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第1-71页。

⑶参见杨荫浏,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下) ,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1年第2版, 697页。

⑷参见黄仕忠, “《琵琶记》在戏曲史上的影响与地位”, 载《戏剧艺术》1997年第二期。

⑸同上。

⑹同上。

⑺一般认为剧情素材直接取自南戏戏文《赵贞女蔡二郎》, 但其蓝本可能更早, 王国维说:“出于元明之间, 然其源破古”。 (参见王国维撰, 马美信疏正, 《宋元戏曲史疏正》,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第194页)

⑼参见杨燕迪, “歌剧的真谛:以音乐承载戏剧——评科尔曼 (JosephKerman) 《作为戏剧的歌剧》” (OperaasDrama) , 载《音乐艺术》2000年第1期。

⑽杨荫浏先生似乎以为, 高明此剧旨在借宿命论为蔡伯喈正名, 他说“对蔡伯喈的罪名作一番澈底的开脱;他终于提出宿命论来, 作为解决矛盾的法宝, ‘这是三不从把他厮禁害, 三不孝亦非其罪;这是他爹娘福薄运乖;人生都是命里安排。’”《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下) , 第696页。

青铜时代的传说和历史 篇3

炎黄时代处于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有关炎黄的各种传说, 囿于文字、族群、地域等不同的因素, 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大量出现, 并且成为诸子百家实现政治观点的托古对象而受到极大推崇和敬仰。秦汉以后, 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民族意识的产生及国家的统一, 统一民族认同和祖先崇拜慢慢形成。尤其是到了汉代, 生活在大一统时代的司马迁等史学家, 将原本分散的材料和不同系统的部族领袖人物或部族神, 经过取舍、加工、合并、改造, 或是安排构筑在一个朝廷里同朝任职, 或是描写成具有直接或间接血亲关系的亲属, 为各地各族群长期流传的祖先圣王安排了全新的家谱世系, 炎黄列入三皇五帝之列, 并在后世不断被神化, 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始祖神。这种现象, 既是大一统历史观整合神话传说的产物,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远古时期诸族团逐渐融合为华夏族的过程中, “祖先认同”由互异而日渐趋同、由分散而趋于集中, 最后走向一元化的历史真相[1]。

虽说炎黄传说文字记载的时间出现较晚, 但炎黄作为早期部族首领, 为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事实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并经不断的口耳相传长期流传, 是春秋战国时期炎黄传说兴盛的史实依据, 这在当今考古资料中也得到了证实。炎黄传说中有关炎黄贡献和社会发展的一些内容, 体现着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早期人类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与考古学中炎黄时代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相互印证, 反映出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交流方式和特点, 有助于深入研究人类早期文明的发展历程。

一 、炎黄传说显示的早期人类文化传播与融合

炎黄传说, 有着不同的流变过程和体系, 但其中有一些共同的内容, 如: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 作为早期族群首领, 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炎黄联盟成为当时的强大族群对周边族群产生重要影响等。这些共性内容的传说, 反映着古代历史发展的真相:即炎黄成为各族群的共同始祖并在多地流传发生, 是早期族群融合和文化传播的记忆残留;炎黄传说的整合及共为华夏民族始祖, 是春秋战国以后华夏民族形成后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发展的直接结果。这里以炎黄传说的具体内容为例, 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早期人类文化的传播与融合。

有关炎黄的诸种传说, 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大量出现。春秋时期, 有关炎黄的传说侧重于其人性的方面, 即炎黄二帝的出生、族氏、贡献、政绩等, 对当时人类社会生活有一定的反映;到战国尤其是秦汉间, 在神话、道家出世思想及巫术的基础上, 以追求长生不死、飞升成仙为主题的仙话开始流行起来, 炎黄的传说开始日趋神化和细节化[2]。因此, 对于炎黄传说的认识, 既要看到其所蕴含的历史真实, 又需充分认识后世的附会和叠加。炎黄传说的相关内容, 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类为其生地、居地等信息类内容;另一类是其政绩、功绩类, 突出其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第三类是其宗教领袖的神圣性方面。其中, 与早期人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 应该是炎黄的功绩和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贡献方面的内容, 应该是当时人们的记忆长期口耳相传的产物。

炎黄传说中, 炎黄二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 反映了先进生产技术在早期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在早期人类文化交流传播中的作用。以黄帝为例, 有关黄帝功绩传说中黄帝对当时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黄帝时代早期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如:黄帝重视发展农业经济,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为击败蚩尤与炎帝, 做了各种准备, 其中就包括发展农业经济, 即“艺五种”[3]。另外 , 为发展农业经济, 黄帝还推动了天文历法的进步。如《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能“时播百谷草木”[4], 能够做到顺四时之宜, 必然是以制定更为精确的历法为前提;《史记·五帝本纪》中还有所谓“顺天地之纪”、“旁罗日月星辰”及“迎日推策”[5], 等等。历来 注家解释不一 , 但都应与大规模的天文观测与历法制定有关。 此外, 黄帝还积极发展养殖业, 奠定农业经济的优良发展模式。《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淳化鸟兽虫蛾”[6], 能够“节用水火材物”[7]。张守节正义云: “节, 时节也。……言黄帝教民, 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 用之有节, 令得其利也。”[8]这说明黄帝已经在历法进步的基础上建立起符合环境要求的经济发展模式[9]。《史记·五帝本纪》中, 作者融合先秦黄帝传说, 概括了黄帝在农业科技方面所做的贡献。黄帝及黄帝部族发展农业经济的诸多措施, 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使黄帝族群成为当时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 成为先进文化和生产方式的输出者和传播者, 同时成为部落联盟中实力最强大的族群, 成就了其政治上的主导和“统一”。

在有关炎帝的传说中, 早期的炎帝传说记载非常简单, 主要涉及其族源、居地、图腾崇拜等, 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出炎帝族群与火和熟食发明之间的关系, 在炎帝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方面则涉及不多。直到汉代以后, 炎帝与神农氏合为一体, 才开始有炎帝神农氏对人类早期社会贡献的大量记载, 如:炎帝神农氏制造耒耜教民耕种, 织麻为布、制作衣裳, 遍尝百草、发明医药, 开辟市场、发展商业 , 台榭高地 建屋、烧陶 为器 ,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制作武器, 等等[10]。这应该是一种后世对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叠加造成的, 并不一定是炎帝及其部族的事迹。

整体来看, 炎黄传说中有关炎黄贡献的记载, 反映出先进生产技术对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正是由于炎黄族群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才能使自己族群的力量得以迅速壮大, 占据当时的领导地位, 在早期人类文化的交流传播融合过程中占据优势和主导。

另外, 炎黄传说中族群间的战争, 反映了早期人类文化交流传播与融合的重要途径。黄帝曾与炎帝大战于阪泉之野, 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 都取得了胜利, 并擒杀了蚩尤。两大战事不仅见之于《左传》、《逸周书》、《管子》、《山海经》、《史记》、《大戴礼记》、《淮南子》等书, 而且也见之于出土文献长沙马王堆帛书《十六经》, 临沂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 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 参互印证, 有较大的真实性, 也符合氏族社会后期人们以战争为“经常性职业”的时代特征[11]。这一传说, 应是炎黄族群之间、炎黄族群与周边族群之间冲突融合的真实历史记忆, 是早期族群交流融合事实的记忆残留, 反映了早期族群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二、 炎黄时代考古资料显示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从炎黄传说中反映的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状况来看, 炎黄时代的社会发展特征为:农耕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已经确立了父权家长制, 有了父系的部族首领;公共权力有了较大发展, 出现了部落联盟, 甚至出现了早期的古国;社会出现分层和等级, 即出现了权力阶层和贵族阶层等。这些社会发展状况, 与典型中心聚落时期和早期古国建立初期的社会特征基本符合, 即处于早期邦国出现前后。结合文献记载的炎黄族群的活动区域为黄河流域中上游, 基本可以认定, 炎黄时期对应的大范围的考古学文化, 应是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和龙山文化早期。

炎黄族群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了部落联盟阶段, 甚至早期古国阶段, 包含着不同的部族和族群。因此, 与考古学文化对应的是大范围的, 而无法具体到某种类型的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 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地方类型构成, 他们在大的文化特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如都处于农耕社会, 使用彩陶, 陶器器型类似等。而在细节上则有所不同, 如特殊陶器的型制、特殊的花纹等, 应该是不同的族群或部族。然而因为大的文化特征上的相似, 同属于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 因此应该同属于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 相互之间联系密切。这些特征, 也正与文献记载的炎黄部落联盟由多个部族、氏族共同组成的实际情况符合。再加上黄河流域中游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一脉相承, 中间并无缺环, 因此黄河流域中游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对应的应是五帝时期, 即炎黄和尧舜禹时代。考古资料显示, 这一阶段黄河流域中游族群创造的文化即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大影响, 其文化穿透力极强, 影响的范围非常广泛。这也与文献记载的炎黄族群和继任的尧舜禹族群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基本符合。因此, 考察黄河流域中上游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时的考古学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交流状况, 便可大致看出, 炎黄时代早期人类文化传播交流融合的具体情况。

考古学资料中显示的不同族群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首先能在各地流行的陶器中找到痕迹, 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 对黄河上游和下游地区及至南北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仰韶文化早期时, 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就深受其彩陶文化影响, 红山文化陶器中的红顶钵和彩陶中的红彩, 都被认为是仰韶文化因素的表现。在仰韶文化中期, 庙底沟文化对周围的辐射影响更加明显。庙底沟文化最富特点的以弧边三角为主要构图的花瓣图案彩陶, 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中, 都有类似的发现[12]。庙底沟文化的影响, 向西远及青海地区, 向北越过河套地区, 在这两个区域内都发现了具有浓郁庙底沟文化色彩的遗存。仰韶文化与东方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之间, 有着比较密切的交往。两个文化中, 都有特征相同的陶器, 如红顶钵、大口斜腹盆、小口双耳罐等, 这是它们相互影响的证据。在仰韶文化晚期, 吸收了来自外围文化的许多因素。西王村文化和大河村文化, 都吸收了东方大汶口文化和南方屈家岭文化的一些因素, 鼎和豆等陶器的使用便是明证, 反映了不同族团在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信息。仰韶文化的不同时期, 给予周围诸文化以强烈影响, 也吸收了周围诸文化的许多因素, 它与这些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3]。

考古资料显示, 到龙山文化时期, 炎黄族群出现更大范围的交流融合, 不仅有文化上的交流融合, 更有族群上的融合。具体表现为考古学文化形态上龙山文化的全面扩张, 整个黄河流域中下游的考古学文化均为龙山文化, 虽然有具体的不同类型之分, 但大的文化形态是一致的, 与文献记载的炎黄尧舜禹时期统一的族群联盟格局基本吻合。整个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炎黄族群所在的区域, 呈现出鲜明的族群融合和文化交流趋势。

三、 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传播融合的途径与特点

从上述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传播交流和族群融合状况可以看出, 早期人类文化传播融合的途径与方式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色, 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传播与融合的主要方式为战争和部族迁徙。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进入中心聚落时代以后, 父权制家庭确立, 出现了财产的私有和社会分层, 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存在, 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集中促使公共权力得以迅速发展, 为战争的发动提供了条件。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居住地, 或是为了寻求有限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同的族群之间常常会发生战争, 以战争的胜负来决定对领土、资源、人力的主导权, 这正是炎黄之间发生战争及炎黄和蚩尤之间发生战争的时代背景, 也是后世战争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战争的直接结果, 是族群的融合及部族的迁徙,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战争使不同迁徙的族群得以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族群, 另外, 也会造成战败族群远离居地, 四散。在迁徙的同时, 会带着自己原有族群的生产技术、意识形态、英雄记忆等在新的聚集地流传延续下来。全国各地流传的炎黄传说, 虽然有很多是后世的附会, 但并不能完全排除早期族群迁徙和族群融合造成的口耳相传的记忆残留。当然, 早期族群的迁徙除了战争造成的后果外, 更多的是一种自然迁徙, 即早期族群为寻求更好的生存条件和自然资源而自发产生的一种迁徙行为。这种自然迁徙, 会使迁徙族群与当地原住民之间的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形成新的族群文化。

早期人类文化传播融合的特点, 可以概括为物质和精神并行, 即以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交流为主, 表现为陶器制造技术的传播;以先进意识形态的传播交流为主, 表现为器物蕴含的古礼的巨大影响力。

早期人类文化的传播与融合, 主要是以先进生产技术的交流传播为主, 生产技术的先进与否决定了各族群的力量与地位。在炎黄传说中, 炎黄二帝及其族群为早期人类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发明制陶技术、创造历法、制造武器、发展农耕技术和养殖业、发现中草药, 等等。这些都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具体体现, 先进的生产技术使炎黄族群的力量迅速发展, 成为黄河流域的主导族群, 也使得当时的文化交流呈现一种对外输出为主导的方式。制陶技术的发展和彩陶在各地各族群的出现, 充分证明了这种以输出为主导的文化交流方式。当然, 炎黄族群的先进生产技术在被周边族群效仿学习的同时, 周边族群的一些文化因素也会被炎黄族群所吸收, 炎黄族群所在的考古学文化中东方和南方外来因素的出现, 正是这种反向吸收的证据。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 结合文献记载, 炎黄时期早期人类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以黄河流域先进技术对外输出为主。

除了先进生产技术的交流传播外, 早期人类意识形态的交流与传播也是当时文化交流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炎黄时期, 因为社会等级和分层的出现, 公共权力的发展, 维护这种社会等级和权力的古礼在此时已经形成, 礼器也已经出现。这种古礼, 随着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 影响力逐渐增强, 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 是后世华夏民族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形成的重要基础。以炎黄时代对应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彩陶为例, 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彩陶, 器型规整、图案规范、标识性强, 影响极其广泛, 文化穿透力极强。彩陶作为黄河流域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礼器, 发挥其强大的引领作用, 以抽象或写实的鸟纹为图案, 图案规整, 特征鲜明, 在西到青海、东抵山东、北到内蒙古中部、南到长江的广大地区都有彩陶的踪迹。它对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的影响, 在考古学上都能得到认证。彩陶普及的同时, 其所蕴含的特殊礼制意义也随之传播, 充分反映出上升为一种制度后古礼的强大影响力和引领力[14]。另外, 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在以彩陶为主导礼器的同时, 个别地区和遗址也存在玉礼器的踪迹。如:河南灵宝西坡村仰韶文化庙底沟期遗址墓葬中, 有一座四岁的小孩墓, 墓中除随葬有大量陶器外, 还有3件玉钺。有象征着特权的玉钺, 标志着小孩的特殊身份和阶层, 明显是一种礼器。玉礼器的出现, 应是受到东方大汶口文化和南方同时期玉器文化的影响。到龙山文化时期, 古礼更是随着族群间的交流融合呈现出大范围的融合趋势, 即整个黄河流域的古礼一体化, 盛行的是原出现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时期产生的酒礼等级制度, 礼器则是兼容并蓄, 陶玉礼器并行辉煌。此时古礼中蕴含等级制度等意识内涵, 是当时社会进步的反映, 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在黄河、长江流域等大范围地区的族群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 为当时的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15]。由上可知, 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与传播, 在早期人类文化交流传播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产生着重要影响, 是后世能够实现统一, 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重要精神层面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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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