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精神和转变

时代的精神和转变（共8篇）

时代的精神和转变 篇1

进入21世纪, 无论是基本的价值观念, 还是具体的行为准则, 新经济时代的组织运行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工业经济中传统的组织运作模式, 它对企业的生产方式、经营管理乃至领导决策与活动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新经济时代激烈的竞争, 呼唤企业要不断进行管理变革和创新, 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一、新经济时代企业环境的变化

1. 企业外部环境:

由实体向虚拟转变。传统工业企业, 从原材料、设备的采购, 车间的生产, 到市场的销售, 都是一种实体的转换。而知识企业, 其重要特征表现在知识的创造、存储、传播和运用。这种知识的创造、存储、传播和使用的载体就是网络经营。网络通过在全球的日益普及、发展和延伸, 通过把世界市场的空间、时间与模拟形态组合在一起, 既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商务活动进行在线模拟, 又不断地营造着现实经济世界的商务经营方式和运行环境, 从而将传统工业企业的实体经营模式逐步推向以网络为中心的虚拟经营模式。目前国内外正在日益盛行的电子商务就是一种典型的虚拟经营模式。

电子商务的最初含义是指互联网上的商务活动。当时主要指网络零售业与消费者之间所进行的商情沟通、资金支付和商品配送活动。随着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 电子商务的范围已经突破了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 而更多地表现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的电子商务, 特别是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企业电子商务是将买方、卖方, 以及服务于他们的中间商之间的信息交换和交易行为集成到一起的电子运作方式, 或者说是企业通过建立内部网络并与互联网连接, 将企业内部信息处理同外界信息沟通与处理一致化, 并使内部业务运作模式同互联网信息交互方式相统一的动态协同过程。由于网络通过的无地域性和无时间性特点, 企业上网和网上运作, 使得企业置身于一个大跨度的全球性经营环境中, 通过信息技术、网络和商务平台, 可以在跨国、跨地区、跨企业、跨消费群体之间广泛和方便地进行经济、技术、产品与市场等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发布和应用, 从而可使企业大幅度地提高经营活动的效率、水平与服务的范围和质量, 增强企业创新与市场应变能力。

2. 企业之间的关系:

由竞争向联盟转变。新经济加快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结果, 使企业竞争的优势从掌握自然资源转变为掌握信息资源和智能知识。而任何单个企业是很难独占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资源的, 因此, 需要许多相关企业组成一种同盟, 来共同研制、分享这种资源, 由此传统的企业便演变成现在的虚拟企业。这种虚拟企业是由许多不同的企业体, 各自专门负责整个企业流程中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活动, 并透过彼此间的合作网络, 完成全部的企业成果或职能。

虚拟企业实质上是企业间的暂时联盟形式。联盟的基础在于企业间是否具有技术上的优势互补性。这种联盟与合作的过程具有合作方式灵活、合作内容以高技术性项目为主、合作范围广泛等特点。联盟主要具有以下优质:竞争优势急剧扩大, 其整体优势远远大于各联盟成员的优势简单叠加;分散了各联盟企业的经营风险, 并且能够广泛拓展市场, 快速敏捷地满足市场需求;由于各企业的资源得以共享, 使企业能够降低成本, 防止由于组织膨胀、机构臃肿、投资巨额而产生的.“大企业病”, 减轻企业负担并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最大规模经济等。

二、新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调整

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全新的外部环境, 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调整和转变是大势所趋, 具体来说, 应该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1. 培育重视速度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理念成为企业制胜的关键。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而新经济正在改变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其变革速度之快, 超出人们的预料。随着产品更新换代的加速, 速度将取代成本和价格, 成为企业争夺市场的重要手段。时间是世界上最稀缺的资源, 整个互联网的竞争思路就是追求速度和效率。一个公司的成败取决于他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这就意味着“速度就是一切”。一些国际知名的高科技公司十分强调速度和效率, 并形成强大的文化氛围, 暂且称为速度文化。新经济时代, 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不但要比“谁能创新”, 还要比“谁创新得最快”, 创新最快的企业就可以迅速地占领市场。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 新技术的第一个拥有者, 也往往是该市场的成功者和领导者。不但要比“创新的速度”, 还要比“推向市场的速度”, 即产品上市速度, 这是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优势的关键。因此, 培育重视速度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理念成为企业组织的当务之急。

2. 必须把“以人为本”的管理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企业的各项目标都是由全体职工的活动来实现的。人是生产力要素中最积极、最具创造性的要素。跨入新世纪, 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和消费者地位的提升等使得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变化越来越快。企业如何应付这一不确定性的环境挑战?许多企业管理的研究者与实践者都把目光投向人。核心能力理论认为, 企业在本质上是一个能力体系, 能力是能够为人们共同感受到的智力资本, 它包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顾客资本。组织变革理论认为, 有效的沟通是一种重要的组织资源, 组织内群体之间、群体与个体之间能否有效地整合和分享有价值的信息与知识是衡量组织有效性的标准, 从而将研究的焦点指向了组织内的人。人是企业能对自身进行变革以适应环境变化的惟一动力。因此, 企业的一切管理必须以人为中心, 把人的潜力发挥出来, 使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由于人的知识和能力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 人的自主性、个性化、自我价值的实现等需求也日益要求得到尊重和鼓励。因而, 必须加强“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价值观成为管理理念的核心, 是管理革命的鲜明特征。只有坚持“以人为本”, 企业管理才会成为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

3. 必须加快信息资源的开发和管理。

信息是我国企业在新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中谋求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有序性、有效性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就是其内部以及内部与环境之间能够进行适时、充分的信息交流。有效的管理, 要以一定要求的信息为基础, 管理的活动过程, 实际上是计划——执行——调控——再计划——再执行——再调控的反复循环过程。任何一个环节离不开信息的收集、加工、传递、共享和利用, 而信息价值的实现有赖于管理决策者的推动。

信息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信息化不仅从全方位给企业创新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而且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源泉, 可以降低企业创新发展的风险, 克服企业创新发展中的障碍。在新经济时代, 信息化的网络已经成为连接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市场、企业与社会的主要桥梁, 是不可替代的经济增长之源。企业离不开信息, 其创造潜力的释放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应用和自身的信息化程度。我国企业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所积累下来的巨大资产存量, 能否通过信息化改造在不断增值中谋求创新发展, 是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致力于信息资源的开发和管理, 才能找到不断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现代企业必须把对信息的开发和管理提升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地位上来。

4. 加强知识管理,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知识管理是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中, 管理者在知识分享的文化氛围中运用现代技术, 通过员工之间的协调配合, 通过对组织内所拥有的知识和组织外部各种知识的利用和管理, 以提高组织创造价值的能力的一种手段和过程。它以知识管理为中心, 旨在通过知识的获取、共享和应用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反应能力。实施知识管理的目的是加快知识创新的速度和提高知识创新力度, 以形成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保持企业旺盛的生命力。当前的时代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现代企业必须加强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能为企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5. 建立全球化供应链管理, 以合作求竞争, 提高国际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得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企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以往那种企业与企业之间单打独斗的竞争模式已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协同商务、协同竞争和双赢原则为商业运作模式的, 由消费者、供应商、研发中心、制造商、经销商和服务商等合作伙伴组成的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或者是一个跨国集团和一个跨国集团的竞争。适应这种模式, 供应链管理愈来愈向全球化发展。

供应链是指由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消费者组成的链状结构、通道或网络。一个企业所参与的供应链规模越大, 运作效率就越高, 那么, 这个企业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就越强。全球供应链管理就是要求企业以全球化的观念, 将供应链的系统延伸至整个世界范围。在全面、迅速地了解世界各地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同时, 对其进行计划、协调、操作、控制和优化。在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与其供应商以及供应商的供应商、核心企业与其销售商乃至最终消费者之间, 依靠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支撑, 实现供应链的一体化和快速反应运作, 达到物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的协调通畅。以满足全球消费者需求, 从而达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6. 要把拥有一流的创新理念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在新经济时代背景下, 创新的作用得到空前的强化, 并逐渐升华成一种社会思维和行动的理念。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企业经营最基本的要诀就是不断创新, 企业所有的竞争力都来自创新。企业要不断发展, 就要拥有一流的创新理念。创新变成了组织的生命源泉, 在剧烈变化的时代, 成功者往往是那些大胆创造、不畏风险、勇于挑战规则的勇敢者。现代型的组织应该是自上而下每个毛孔都充满着创新意识和规则, 通过自身主体创新的确定性来面对明天市场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宋泽源.我国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发展途径[J].管理科学文摘, 2003 (02)

[2].刘丽文.供应链管理思想及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过程[J].管理科学学报, 2003 (02)

时代的精神和转变 篇2

时代精神体现社会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潮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中华民族富于进取的思想品格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已经深深地融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成为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力量。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存在一定区别。首先它们存在和形成的基础不一样，一个是从民族的角度出发，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而时代精神是从时代的角度，是时代文明的象征。但是同时，二者也紧密相连、相辅相成。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时代性体现，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和依托，两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民族精神只有反映时代精神，才能是一个民族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长久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代精神只有与民族精神相结合，才能生根，转化为催生民族向上的不竭动力。弘扬民族精神，需要不断顺应时代发展，丰富其时代内涵；弘扬时代精神，也必须继承和发展民族精神。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奋发进取，从抵御外来侵略、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新时期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由贫穷走向富裕，再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等等，都是依靠了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紧密结合。

我们时代的现实问题和精神状况 篇3

看完电视剧《蜗居》已经很久了，我一直想写点东西。可以说，我的心被一次次刺痛。作为中国学位教育的顶端，我们这一帮博士毕业之后来到高校任教，月工资在两三千元之间，或已有妻儿老小，或面临峻急的婚嫁问题，可是却买不起房，时时受到身边的家人、亲人与社会闲人的讥讽，几十年的书白读了，还不如一个街头小贩、开锁匠、捡垃圾的挣的多！况且他们还有积蓄呢！《蜗居》所展现的不仅是80后青年人的痛苦生活状况，也是我们这些高学历人的窘迫生存现实写照。

在大学课堂上，课间我询问起大学生们，“你们看过《蜗居》没有？”一群大学生在我面前小声回答，“看过几集，没看完。”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看过几集就不看了呢。几个女大学生有些腼腆地说：“老师，我们看了几集就不敢看了，太可怕了——”是啊，还沉浸在天之骄子的身份中、大学校园安乐窝中没有觉醒的她们，怎能不对那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谈得起恋爱却结不起婚的未来恐惧呢？！我在不停地追问：是什么让这些大学校园的骄子们心灵如此沉重？要知道中国还有多少没有上大学的青年，那他们的未来又将如何黯然无光？一个社会让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群体感到未来恐惧无望，那这个社会是不是“有病”了？若有“病”，那“症结”又在何处呢？

我的心更被一些素称社会良知、平衡器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的言论所刺痛。随着《蜗居》的热播与住房话题的发酵，一些专家开始发言了。可怪的是，我听到的多是批评、否定《蜗居》这部电视剧的声音。赵晖先生批评说：“编导者为了制造危机而制造困境的艺术手法，使得剧中每一个人都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都在一条非正常的道路上疾驰，而且还把这种角色错位的不正常当成正常的生活。可以说，剧中所叙述的不是真实的生活图景，生活中如果每个人都要靠出卖自我而购置房产，可想而知，整个社会将成为怎样的局面？……这是编导者想象中的生活，而不是生活本真。”[1]邵奇先生对《蜗居》进行道德化抨击：“在人物设置上，不同于以往的家庭剧，《蜗居》里不再有道德楷模，甚至编剧把兄长和父亲的传统美德集中在宋思明身上，而这个人物却是在道德上有重大缺陷的人物。……如果电视剧把美好的人性都加诸在一个贪官身上，让观众对一个贪官不反感、不痛恨甚至还会喜欢，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2]张柠则指向了《蜗居》小说的价值理念，“长篇小说中的任何事件，其效果都是结构性的；但小说叙事的指向却是有总体性的。这部小说的叙事，明显地指向了一种很可疑的价值观念：金钱和权力就是救星，还可能激发出爱情。当它通过文学的形式讲述的时候，就是要将一种很可疑的价值观念形式化、美学化。”[3]

对这些否定性话语，我不禁质疑，《蜗居》所展现的生活图景果真是“编导者为了制造危机而制造”出来的“困境”，“不是真实的生活图景”？“贪官”一定就是一个“坏人形象”，一定是“面目狰狞”“无情无义”吗？编剧塑造一个具有人性化的“贪官”，到底是一种审美进步还是退步？《蜗居》呈现了一种“很可疑”的价值观，就意味着小说、电视剧本身“可疑”吗？是不是真像某官员所批评的，电视剧《蜗居》是“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社会影响低俗、负面”？[4]

二

假如《蜗居》所展现的生活图景果真是“编导者为了制造危机而制造”出来的“困境”，“不是真实的生活图景”，为什么《蜗居》会一时间传遍大街小巷，在众多媒体、众人口中流传，“蜗居”会成为一个流行的关键词？仅仅是因为它“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吗？一些所谓的“专家”的心中，众人总是受蒙蔽的、无知的，其实恰好相反，众人的生存感受是真实而具体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自己的秤，来衡量每一种生活现象。无论是被炒作的电视剧，还是所谓“专家”的评论，老百姓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与审美感受。与这些专家冷嘲热讽、竭力否定相比，众多老百姓反应却是恰好相反，热捧《蜗居》；在收视率陡然升高的同时，网络下载排在首位。

事实上，《蜗居》被观众的热捧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蜗居》展现了今天这个时代大多数人被住房问题苦苦缠绕、无法逾越而又无奈、痛苦、焦虑生存状态，呈现了一种沉痛、悲哀而又缓缓绝望的心灵状态与窘迫、惶惑、逼仄的精神处境。正是在大多数人的物质负担和心灵痛楚、精神窘况无处呈现、无法表达、无以传达的困境下，《蜗居》一下子就找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的思想痛点，一下子接通了时代灵魂的痛苦、辗转不安的思想神经，表达出了众多心灵深处的痛楚。百姓大众在一瞬间找到了一个极为得体、妥帖、生动、形象的词汇——“蜗居”——来言说一种普遍的痛苦生存状态。

毫无疑问，《蜗居》展现了一种极为可怖的现实处境：那就是大多数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买不起房子的事实，即使已经买房子的人也是为之预先支付了几十年的青春岁月、大半辈子的积蓄。这种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子的现实处境是很危险的，这种房地产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房地产绑架中国地方政府，绑架中国经济的论断，绝不是空言。《蜗居》作为一个文学艺术文本，其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以一种艺术的、审美的方式呈现了这种时代大多数人的现实处境。正如张德祥先生所言，“《蜗居》恰恰是一部贴近现实、贴近大众生活状态的作品。观众渴望看到反映现实的作品，这是他们心理和精神上的要求。《蜗居》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购房难的问题。现在很多电视剧讲远古神话、讲帝王等，发挥了电视剧的史传功能，但是比这个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电视剧要反映现实，失去了反映现实的功能，这门艺术就要进博物馆了。”[5]

但在赵晖看来，《蜗居》却是“不真实”的。“《蜗居》看似是一个围绕‘房子’而展开的故事，但是，其所承载的内容远远不止买房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两难困境’的叙事，在这部剧中，涉及房子困境、择业困境、婚姻困境、中年困境、情感困境、金钱困境等等。这些困境无不带有选择性的困顿，无论是海萍还是海藻乃至邻居大婶，无论是苏淳还是小贝乃至宋思明、陈老板等等，他们无不面临着人生中的两难困境，‘做还是不做’‘接受亦或放弃’永远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而驱动这把利剑旋转的却是人的贪欲。”[6]在赵晖这里，《蜗居》所展现的现实尖锐沉重问题，被轻轻地以“两难困境”所取代，人生的确存在许多人无法摆脱的具有终极追问性质的两难困境。问题在于“蜗居”不是一个无法摆脱的两难困境，而是房地场商、贪官与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地方政府所人为制造的现实囚笼。而且，房子问题也不存在“做还是不做”’的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必选问题。赵晖论证所指向的“人的贪欲”根源与《蜗居》中的主题同样是相悖的，剧中主角郭海萍所祈求的只是在城市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而已，郭海藻的身体交易也不是因为贪欲，而仅仅以这种畸形的方式帮助自己那走投无路的姐姐而已。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对于这样极好的揭示时代尖锐现实问题的电视剧，为什么作为时代与社会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此不感兴趣？为什么感兴趣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对《蜗居》所展现尖锐的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反而认为它是“不真实的生活图景”呢？可见，《蜗居》不仅揭示了现代的尖锐现实问题，还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和思想危机。

三

对于《蜗居》郭海藻与宋思明的身体交易，张柠做了深入思考与分析。一边是穷得付不起首付的郭海萍姐妹，另一边是非法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有很多套豪宅和用不完的钱”贪官宋思明，面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张柠为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三种可能的途径：“一种是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将贪官宋思明的房子夺过来分了。这种老土的办法今天无疑行不通。另一种是改良，通过社会管理制度和调节手段的改革，阻止贪官占有更多，并让房价再低一点、普通人的工资再高一点，海萍和海藻就可以买房了。但是，面对这一漫长的社会调节过程，她们俩都耗不起，海萍的孩子出生了、海藻要结婚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连首付的钱都凑不够。第三种办法就是‘市场’调节，让宋思明将自己多余的房子和钱匀出一部分给海藻，海藻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作为回报。”[7]正如张柠所分析的第一种行不通、第二种等不起，只存在第三种卖身交易。之后，张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疑问：有没有第四种呢？比如“挣扎”或“逃离”，“在底线的边缘上挣扎和煎熬，用人的尊严的力量，衬托生活的悲剧”。但紧接着，张柠就借助他人之口，对之否定了，“有人马上会反击：‘你傻冒’。”《蜗居》就是因为“叙事并没有给别的方案留下任何空间，仿佛只有卖身投靠这条路似的”、没有进行“第四种道路”探索，而受到了张柠先生的指责：《蜗居》将海藻设计为一种“无私奉献”的人，其堕落是一种神圣的堕落。“这一切都是隐藏在叙事学的烟幕之中的。”

有没有“第四种道路”呢？针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离家出走的娜拉，鲁迅在演讲中曾谈到未来出路问题，娜拉要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老舍的《骆驼祥子》、《月牙儿》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典型的城市文学文本。祥子和月牙儿的结局毫无疑问都走向了鲁迅所言的“堕落”老路。堕落与“人的尊严和力量”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恰恰正是这些“挣扎”的、悲剧性毁灭，显现了人对生命尊严的渴望和追求。如果说鲁迅和老舍没有提供出一条新的、不堕落而奋斗成功的“第四条”道路，是因为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黑暗有关；那么，在几十年之后的新社会，张柠自然可以指责《蜗居》为什么不提供新道路。但是，对此，张柠也是游移不定的。为什么新世纪今天同样有人会认为第四条道路是“傻帽”而进行否定呢？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从中央到地方、从商业贸易到其他各行各业，唯经济论、GDP论的观点占据主流意识形态。“一旦社会滑进了以‘效益’为基本曲线的‘发展’轨道之后，所有那些不能迅速兑换成现钱的事物：诗、爱情、哲学、良心、尊严感以及那个在八十年代初风靡全国的‘哥德巴赫猜想’……都势必逐渐遭人冷落，人心的天平向一面严重倾斜。……不只是工厂倒闭、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教育败坏、生态恶化，是一部分执法机构的逐渐流氓化、社会的信用体系日趋瓦解，是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8]正是在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拥有物质多少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迅速“物质化”，处于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困境和思想危机之中。可见，张柠所抨击《蜗居》所传达的“金钱和权力就是救星，还可能激发出爱情”的“可疑价值观”，并不是《蜗居》的作者有意编织的叙事烟幕与谎言，而是对时代扭曲的精神价值观的审美呈现。

难道因为《蜗居》展现了扭曲的时代精神价值观，就认为其“传达了一种可疑的价值观”吗？这也太高抬了《蜗居》、太高抬了文艺的功能了吧。事实上，《蜗居》只是一面时代的镜子，它呈现的只是时代精神生活的镜像而已；切不可把镜像当成生活乱象的本源。

《蜗居》中郭海藻的堕落，我们不能仅仅归结为海藻一个人的问题，还有一个外在的扭曲的时代精神价值观问题；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不公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几年、十几年，乃至大半辈子都买不起房子？工资增长的速度为什么总比不过房价的疯涨？郭海藻姐妹对现实生活的巨大恐惧和绝望感不是没有来由的。

面对生活的巨大物质逼迫，仅仅要求郭海藻一个生命个体的责任承担和抵抗“挣扎”，是不公正的，也是不道德的。作为一个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自己价值核心准则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要求这个社会给每个勤劳的工作者提供安居乐业的实现机会和可能，而不是一味的、完全的把责任推诿转嫁给一个个生命个体。

四

作为一部揭示时代现实矛盾和令人忧虑的精神危机的电视剧，《蜗居》在美学理念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着独特的审美追求，简而言之，就是自然主义美学追求和负面人物形象的“英雄化”审美模式。

法国的自然主义美学理念对中国文艺有着深远的影响。新时期写实小说就具有自然主义小说的美学特点。新世纪的《蜗居》电视剧也有着深刻的自然主义文艺特征，具体表现为：对新世纪中国大众住房现实问题的原生态描述；采取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放弃离奇的情节的建构，通过场景化的描写再现日常生活；叙述上的“非个人化”，隐匿作家主体的存在，摒除传统的道德说教，开启了作家、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多元化、对话型的平等关系。在文本客观化叙述的同时，《蜗居》又显现出了极强的感受性，达到了了情感体验与客观叙述的融通。正是冷峻、客观、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的逼真还原，非道德化的审美评判，让真实生活直接说话的自然主义美学理念大大突破了1990年代以来“新意识形态”的束缚，最大限度逼近了当代中国的现实层面、心理层面和情感层面，传达出了当代中国大多数人心中的疼与痛。

在自然主义美学理念之下，《蜗居》打破了以往两极对立、模式化、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塑造规律，实行了反面人物真实化、人性化、“英雄”化的审美追求。邵奇先生对《蜗居》人物形象塑造的批评，显现了一种陈旧的思维模式：在他看来，“如果电视剧把美好的人性都加诸在一个贪官身上，让观众对一个贪官不反感、不痛恨甚至还会喜欢，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9]《蜗居》把兄长和父亲的传统美德集中在道德上有重大缺陷的宋思明身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我们不仅会反问：“贪官”一定就是一个完全的“坏人形象”，一定是“面目狰狞”“无情无义”吗？“贪官”与好兄长、好父亲形象是截然对立、水火不相容吗？编剧塑造一个具有人性化的“贪官”，到底是一种审美进步还是退步？

在以往的阶级论审美思维之下，好人与坏人、英雄与敌人都是截然对立的，形成了一种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形象思维模式，服从某种意识形态的审美规训，而无视生活和历史真实，破坏了艺术真实的合法性、历史性和逻辑性基础。新时期文艺首先恢复的文艺观念就是确立文学是人学，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首先是有生命、有情感、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人，而不是某种概念化的人。《蜗居》正是在“人”的审美理念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以往负面人物形象“恶魔化”的审美规训，还原负面人物形象的日常生活真实，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立体的复杂化形象，即一个有着情感、生命温度与高超政治手段、铁腕能力的反面“英雄”形象。宋思明越是有魄力、有情感，越是显示出一种美学意义的悲剧性毁灭价值，越能在观众的心中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极大增强了艺术的审美感染力。

不仅如此，《蜗居》把一个贪官塑造成一个有情有义、有胆有识的反面悲情英雄，不仅没有带来所谓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反而在更高的层次上，让观众反思：为什么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何以变成贪官？为什么宋思明如果在国外不回来，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技术人员；一旦回来，在国内的制度环境里就会发展为一个贪官呢？这样一来，就把观众对一个“贪官”的道德审视与批评，转向对把人异化为贪官的制度批评与理性深思。与之相反的是，以往阶级论审美视域下的文艺作品所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在今天受到了历史的质疑，如《白毛女》中的地主黄世仁的形象。不管人们曾样评判，但是地主黄世仁形象的单面化无疑是一种致命的审美缺憾。在这个意义上，《蜗居》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获得了一种新的审美突破，塑造了一个中国电视剧、新时期中国文艺作品中很难得的、与生活打对手仗的负面“英雄”形象。

时代的精神和转变 篇4

一、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依据

未来世界的竞争, 说到底, 就是当代青年综合素质的竞争。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从历史的视角看, 最重要的, 就是看现在的青年人将被教育、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当代青年求学的机遇远远优于前辈, 能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接受系统的教育, 知识更扎实, 视野更开阔。但他们也有不足, 了解工农的机会较少, 经受的风浪也较少。对于青年来说, 科学知识、生产技能固然重要, 但人们工作进步的原动力还是高尚的精神追求。我们要关心青年, 特别是他们的精神世界。要帮助青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在精神上站立起来, 成为社会的中坚和思想的强者, 成为运用“经济杠杆”而又不被“经济杠杆”所左右的人[1]。

(一) 大学生是民族精神的继承者

中国在校大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0岁左右, 这个时期正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阶段。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指引着他们如何去建设祖国, 从而影响着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伟大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 要真正发挥民族精神的社会作用, 并使中华民族优秀精神代代相传, “关键在人”。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四有”新人, 从而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 工作主要对象在大学生。民族精神是国家软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史告诉我们, 民族精神得到弘扬, 对中华民族凝聚力起着关键作用。青年大学生在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 在学习优秀传统的文化的过程, 也是把民族精神中高尚的思想品质和优秀文化传播开来的过程。青年大学生赋有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在学习的同时也把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文化加以吸收, 所以他们又在民族精神的新旧文化的交融过程中起到了传承的作用。

(二) 大学生是时代精神的推动者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发挥各个方面的创新活力, 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生作为先进知识的掌握者, 历来是社会上的最活跃部分, 最少保守思想, 在中国的近现代民主历程中一直站在最前沿。特别是在现如今经济发展中, “作为生产力的主体要素, 无论是体力、精力、还有知识、技术, 青年大学生都占有相当的优势, 作为劳动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青年本身就蕴涵着改革现状、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内在欲望和冲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青年掌握着开启未来的钥匙, 谁赢得了青年, 谁就赢得未来”[3]。所以, 大学生不仅是社会进步的主力军, 同时还是社会创新的主力军。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聪明才智, 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中的问题

(一) 价值观重构缓慢, 道德观念弱化

随着社会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 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民族精神的认同和践行上不可避免地打上社会转型的烙印, 出现了一些问题, 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重构过慢。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使社会关系发生急剧变化, 各种阶层和利益都在不断调整中, 原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处在不断变动和调整过程中, 新的价值观、道德观正在重构, 加之各种不良思潮的冲击, 部分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出现了“功利化”、“多元化”的倾向。价值观基础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转移, 个人价值主体地位明显增强, 重个人利益轻国家集体利益现象加重。二是道德观念弱化。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不断变化, 大学生的价值观由理想转向现实。他们往往认为共产主义理想虽美好, 但是遥不可及。因此, 他们更注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物质利益。一些大学生缺乏社会责任感, 缺乏诚信, 认为个人价值的实现, 仅决定于个人的学识和才能, 与个人品德无直接关系, 故出现了“重才轻德”的倾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市场繁荣, 在一些不正确价值观念的熏染下, 造成了一些大学生心态的躁动和失衡, 这直接导致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在当代大学生中的蔓延。

(二) 培育机制不健全, 培育方法单一

虽然广大高校和有关部门认识到对大学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培育有重大意义, 而且还成立了民族精神培养和时代精神教育的专门机构, 但由于缺乏经费保障和人员保障, 加之在工作中没有形成健全的培育机制和考评体系, 致使工作开展缺乏系统性和长效性。就教育手段和信息渠道而言, 手段单一, 集中于传统的封闭式手法, 缺乏互动和活泼的沟通, 社会大众获取精神教育的途径还停留于书本、电视等陈旧的渠道;就精神内容而言, 向公众传播民族精神的内容比较单调, 缺少鲜活的事例, 让人感觉抽象, 不能针对不同群体提出合适的普及方案, 易于走向说教, 与时代的结合程度不高, 讲理也不够透彻;不敢面对西方文化的竞争, 不能直面所在。

三、加强大学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培育的具体途径

梁启超先生曾有名言:“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强则国强”。若说少年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那么大学青年则应该是处在“此时太阳最辉煌的时刻”。他们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脊梁, 可以说, 如何培养、激发当代青年尤其是大学青年的民族精神关系到国家繁荣富强、民族兴旺昌盛。因此, 如何找好切实可行的培育当前青年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途径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 开发利用高校各种文化资源, 打造和谐校园环境。校园环境是大学生成长、发展的“亲密环境”, 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点。硬件环境建设和软件环境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两大组成部分, 前者是校园文化的载体, 后者是校园环境的本质内容,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建设和谐向上的校园文化应把重点放在软环境建设上。良好的软环境建设更能激发人们蓬勃向上的精神, 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人的思想, 完善人的品格, 提升人的素质。在环境建设中, 要注意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有机结合, 将现代文明气息与传统文化底蕴有机渗透, 让师生时时处处感到校园文化的魅力。

第二, 提供组织保障, 发挥高校的整体育人效用。一方面, 要通过调研等手段准确把握当前大学生的思想世界, 全面摸清青年学子在价值观上的基本状况、规律及特点、偏差和盲点。准确把握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脉络, 借用网络等通常迅捷的渠道及时掌握大学生的新变化、新需要, 摸清当代大学生在思想世界的基本规律和鲜明特点, 明白他们在想什么, 在做什么, 理解他们在思想上的困惑和问题。另一方面, 加强高校党组织建设, 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系统工程的领导和协调。特别是基层一线的党团组织, 要以系、班为单位, 建立和完善密切配合、合理分配、协调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导机制和组织体系。

第三, 要建立学校与社会、家庭协调互动的教育体系。这方面我们要认真分析和研究国外一些国家在这些方面的作法和经验。很多国家都将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增强民族凝聚力, 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借鉴他们的一些做法与经历, 努力挖掘, 广泛宣传, 把丰富资源转化为对大学进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的有效载体[4]。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是民族的希望, 是祖国的未来。目前, 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主流是好的, 但不和谐的问题仍然存在。如何把民族精神教育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 引导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 在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 培养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新能力, 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摘要：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对大学生进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培育意义重大。

关键词：大学生,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日前在听取共青团重庆市委汇报时说[R].

[2]江泽民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537.

[3]王林.21世纪是你们的世纪——江总书记与中国青年[J].中国青年, 1997, (5) .

时代的精神和转变 篇5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天地往返、出舱活动、交会对接……从２０年前起步的中国载人航天，在２０１２年盛夏，阔步迈向空间站时代。神舟飞天，筑梦太空。

如同每一次壮美的飞行永远要依靠坚实的大地，２０载中国载人航天，正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爱国，是一代代中国航天人坚定执着的信念

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上世纪５０年代，大批科学家隐姓埋名，‚消失‛在西北茫茫戈壁。一对夫妻接到命令后互相隐瞒着出发，来到通往罗布泊途中的一棵树下等车时，才发现两人都是为同一个任务而来。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那棵树却留下一个甜蜜而心酸的名字——夫妻树。

２００３年，神舟五号发射前几个月，美国载有７名宇航员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着陆前突然爆炸解体。

那一天，正是中国的大年初一。第二天，航天员中心召开座谈会，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座谈会成为请战会。‚从我志愿成为航天员的那一天起，‘祖国的 1

利益高于一切’就成为我此生不变的誓言！‛航天员们纷纷表态，积极要求参加神舟五号飞行。

无论是老一辈科学家自愿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义无反顾回到祖国，还是中生代在‚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市场经济冲击下坚守清贫，以及新生代甘愿在艰苦的条件下投身中国航天事业，都印证了中国航天人一个共同的选择：一切为了祖国！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九号，代表中华民族叩访‚天宫‛的，不过８位航天员。１４年前选出的首批１４名航天员，至今也只有７人飞天，而为这些飞天英雄搭建‚天梯‛的人，又何止万千！

作为一项规模宏大、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由８大系统组成的中国载人航天，直接参与的研究所、基地、研究院一级的单位就有１１０多个，配合参与单位３０００多个。

汇聚在‚爱国‛的旗帜下，众志成城的中国航天人，如捆绑式火箭，汇成托举神舟飞天的强大力量。

创新，是一代代中国航天人自觉不懈的追求

天宫一号发射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崔吉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动情地说：‚我们非常希望和国外发射场进行交流和合作，但难度很大。外国代表团每次来参观，我们总是大度地敞开胸怀，毫无保留。但是我们想看他们的发射场，他们却不让去。‛

科学无国界，技术有专利。１９９２年，当中国启动载人航天工程时，世界航天大国在载人航天领域已经行进了３０年。

时间与技术上的鸿沟，如何弥补？

‚航天领域的高新技术谁也不会卖给你，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科技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尖端科技的取得，只有依靠自身的力量获得。‛‚我们唯有努力推动自主创新，才能实现跨越与追赶。‛中国载人航天两任总设计师王永志和周建平的话，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创新，只有自主创新，才是中国载人航天未来的路。

就像神舟九号女航天员刘洋带上太空的那首歌曲《追梦人》一样，在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拂下，中国航天人在载人航天工程实践中，从方案设计、系统优化、关键技术研究一直到载人飞行的全过程，踏上了一条改革创新的‚梦幻之旅‛。

在工程立项论证时，专家们大胆提出了技术大跨越的思路，跨过美俄从单舱到多舱的４０年历程，直接研制第三代飞船。神舟飞船采用由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组成的三舱、两对太阳电池帆板构型和升力控制返回、圆顶环帆降落伞回收方案，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和高度的创新性。

从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和远距离测试发射的‚三垂一远‛发射模式，到国际先进的、基于ＩＰ技术的‚永远在线的航天测控网‛；从火箭控制系统采用更加精准的迭代制导手段，到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空间交会对接机构……

即便是我们早已见惯不怪的火箭发射，每一次都有创新之处。‚每次发射，看似一样，实际上绝非简单重复。‛崔吉俊说，‚通过流程再造和信息化改造，可以大大提升发射场的发射能力。以前发

射长征二号Ｆ要准备６０天，现在比以前缩短了２０多天。‛

前进不已，创新不止。在中国载人航天前进的道路上，创新，已成为所有中国航天人自觉而不懈的追求。

精神，是一代代中国航天人无怨无悔的坚守

近些年，每次神舟飞船发射，人们常常会注意到北京飞控中心指挥大厅里那一张张青春的面孔——在已往的记忆里，人们很容易把飞天和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的形象画上等号。

‚国外航天团体来跟我们进行技术交流的时候，最羡慕中国航天有一支年轻的设计师队伍，这是走过２０年的中国航天的希望之所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载人航天总体部科技委委员杨宏说。

青丝、白发，往昔、希望。２０年光影散落，岁月可以在悄然间转换容颜，但中国航天人心中那一脉相承的精神坚持却不曾改变。

在北京航天城，‚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２０个大字始终悬挂在座座大楼里，激励着每一个从它面前走过的航天人。两年前，女航天员刘洋来到航天城，自此，这个性格开朗的姑娘再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没有出过一次航天城大门、没有逛过一次街、也没有睡过一次懒觉……

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人烟稀少，干燥少雨，自然环境十分艰苦。２０年来，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在老一辈航天人‚献青春、献终身、献子孙‛精神的感召下，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中国载人航天事业。

２００８年秋，博士毕业的贾立德顶着大漠朔风来到这里，半年后把妻子也‚拽‛了过来。两口子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的选择，反而说很庆幸，因为‚这里是最大、最美的舞台‛。

在常年征战三大洋的远望号测量船，科技人员们常常一出海就是３个月以上，浩瀚的大洋上，测量船如一叶扁舟，抛开晕船、枯燥等个人生理上遇到的困难不言，几乎每次任务中，都有亲属或病或故、或新婚未来得及休婚假……这次神舟九号任务，远望六号测量船出发前一天，船员陶正齐的妻子正好分娩，尽管有万般的不舍，他还是含着泪水吻别妻儿，随测量船赴太平洋之行测控任务。

这一走，就是１００多天才能回来。

‚老一辈航天人形成的载人航天精神，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得到了传承。‛北京飞控中心党委书记刘清华说，‚中国载人航天正是有这样一支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的年轻队伍，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和辉煌。‛

２０载岁月飞逝，作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已深深融入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血脉。

时代的精神和转变 篇6

一、呼唤新时代的雷锋精神的现实意义

“雷锋精神”中的系列道德元素, 不仅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 也是全人类应有的价值追求。当前, “雷锋精神”已经传到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 可以说雷锋精神不但属于中国, 而且属于全世界。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称赞:“雷锋品牌是中国人民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几十年来, 在平凡中默默奉献, 在帮助他人中获得内心快乐的雷锋精神, 永远是抚慰我们心灵的可亲、可信、可学的现实榜样。无论时光流逝, 雷锋精神不仅没有褪色, 反而在实践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温暖着你我, 感动着世界。

1、有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

当前, 我国正处在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 正处在全力推进全社会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 大力弘扬雷锋精神, 对于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统一思想、凝神聚力, 教育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振奋精神、推动发展、促进和谐, 激发人们思想道德建设热情, 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有利于坚定人们的理想信念。

当前, 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 国内社会意识日益多样多元多变, 迫切需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增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3、有利于培育人们的爱国情感。

雷锋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处处以国家、民族、集体利益为重, 充分表现了国家主人翁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就是要引导广大社会成员像雷锋那样, 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不怕牺牲, 坚持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从本职岗位做起。这对于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的自尊、自信、自强意识, 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积极意义。

4、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创新意识。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尤其需要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像雷锋那样积极进取、锐意创新, 坚持用科学理论和各种有益知识武装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主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努力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矛盾问题, 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5、有利于推动良好的社会风尚。

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亚当·斯密说, “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 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去克服市场经济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消极因素, 倡导艰苦创业、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奉献精神, 呼唤顾全大局、忠于职守、克己奉公、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的主人翁态度, 努力建设相互尊重、助人为乐、诚实守信、和谐融洽的良好社会风尚。呼唤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的价值追求, 恰恰是填补监管空白、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和品质的精神力量。当人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效用最大化的同时, 倾听道德良知的深沉呼唤, 引领人们在物质浪潮的冲刷中坚守价值理念、彰显道德追求。通过道德情操, 克服市场制度本身的天然性不足, 让财富和才智运用到更加高尚的目的, 这样的市场制度才更加完善, 更加有益于人的生存, 更利于社会的发展。

二、呼唤新时代的雷锋精神的推进作用

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国家新型人际关系孕育的产物, 雷锋精神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 激发人们的进取心, 在新的历史时期, 在新的形势下, 学习雷锋, 发扬雷锋精神, 把这种精神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上。

1、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呼唤雷锋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

雷锋的“钉子精神”, 是艰辛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雷锋的生活准则。用“挤”和“钻”的“钉子精神”, 努力学习革命理论, 刻苦钻研业务和技术, 苦练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这是雷锋精神的所具有的优秀品质的突出写照。当今世界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更为激烈。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因此, “钉子精神”所具有的时代内涵, 则集中体现在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 刻苦钻研现代本职业务, 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尤其要把“挤”和“钻”的“钉子精神”用在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创新上, 自觉的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2、构建和谐社会的爱国情感呼唤雷锋一心为公的工作精神。

雷锋的“傻子精神”, 是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古人云:“持公去私, 民其允怀”。雷锋的“傻”, 来自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 源自于对幸福真谛的感悟。他认为, 一个人仅仅为自己而活着, 这样的人生是渺小的。只有自觉地把个人的追求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 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历史洪流中去, 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才是壮丽的人生。这充分体现了雷锋精神所遵循的价值取向和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其内涵就是一心为公, 这是他人生精神满足的特质。时下, 人们在内心呼唤雷锋, 呼唤他所代表的“傻子精神”, 正是一种理智、良心的回归, 因为这种精神是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光明前景紧密相联的。

3、构建和谐社会的爱岗敬业呼唤雷锋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

不怕苦、不怕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钉子精神”, 是雷锋精神实质在事业上的具体体现, 是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爱岗敬业精神也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础和核心, 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服务人民、辛勤劳动观念的具体体现, 是新时期十分重要的、必须大力弘扬的精神。爱岗敬业, 要勤恳,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坚守岗位, 勤恳工作, 才能完成工作的量, 按时完成工作任务。爱岗敬业, 要悟性, 这是深一层的要求。认真学习, 精通业务, 才能保证工作的质, 按质完成工作任务。爱岗敬业, 还要肯钻, 这是适应形势的要求。钻研新技术, 解决新问题, 才能不断创新, 应对变化, 创造更多的新成绩, 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 勤恳、悟性、肯钻, 是新时代爱岗敬业的很好注脚, 是我们每一个甘于默默奉献于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的人, 应该好好学习、好好体会。弘扬爱岗敬业精神, 让更多平凡岗位上的人们勤勤恳恳, 刻苦钻研, 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才能顺利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

4、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团队呼唤雷锋助人为乐的合作精神。

先人后己, 助人为乐、诚实守信, 与人为善, 这是雷锋精神高尚道德行为的具体体现。它既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又体现着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 对当今全社会形成平等互助、团结和谐的新型人际关系和良好道德风尚起了极好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今天, 一切的成功都必须通过合作来实现, 如果我们没有为他人服务的思想, 没有助人为乐的精神, 只看到自己的利益, 是难以获得成功的。一个团队, 如果所有的人都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 不团结互助, 这样的团队是没有竞争力的。所有的团队都在努力寻找雷锋式的人员, 因为这样的人员不仅会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的最好, 还会额外做许多。他们面对任何困难都不会寻找借口, 而会自动自发、尽职尽责的完成任务。

5、构建和谐社会的稳步发展呼唤雷锋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这是雷锋精神极具特色的本质内容。他秉承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民族精神, 光大了艰苦创业、勤俭建国的革命传统, 体现着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和财富的不断增加, 我们既要不停致力于增强文明建设和提高生活水平, 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又要始终提倡勤劳节俭、艰辛奋斗的生活态度和工作作风, 继续笃志苦干, 努力勇往直前, 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

6、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呼唤新时代雷锋的正义精神。

对物质的过度追逐, 必然导致精神上的蜕变。在经历了一系列诸如“小悦悦事件”之后, 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一种精神来弘扬社会风气、重塑正义精神。呼唤新时代雷锋的正义精神, 就是对于一些不良现象和不对的事情, 敢于坚持正义, 敢于批评和揭露不妥或者不法行为, 敢于坚持真理, 扶正祛邪, 敢于坚持原则, 主持正义, 敢于挺身相助, 及时伸出援手, 献出爱心,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讲正义、树正气、立新风。

三、呼唤新时代的雷锋精神的体系建设

雷锋精神是一个平凡的人立足平凡岗位铸就的崇高精神财富, 比如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 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 这些精神要素人人都需要学, 人人都可以学, 而且人人都可以立足平凡岗位、立足点滴生活能够学好。推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必须进一步挖掘雷锋精神的时代化内容, 发挥雷锋精神人人可学的优势, 以人格化的示范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1、增强实践性是呼唤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前提。

雷锋精神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就在于雷锋始终立足实践, 从点滴小事做起, 将崇高的道德追求转化为具体的道德实践。因此, 增强实践性是呼唤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前提, 在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中必须把实践作为第一位的要求,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持知行统一, 不仅把雷锋精神熔铸在自己的灵魂深处, 而且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增强群众性是呼唤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基础。

学雷锋活动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 不是某个组织、某个行业、某个人的单独行为, 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 唯有众人拾柴, 才能燃起炙热的火焰。这就需要深入开展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主题实践活动, 扩大社会参与度, 提升广大干部群众学雷锋的意愿, 畅通广大干部群众学雷锋的渠道, 优化学雷锋的社会氛围, 让广大干部群众在快乐参与中感知雷锋精神的魅力, 使广大干部群众感到雷锋并不遥远、就在身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高深、人人可以践行, 将学雷锋活动变为亿万群众自觉参与、躬身践行的活动。

3、增强长效性是呼唤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关键。

要实现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长效性, 更要应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的作用, 广泛开展行业学习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大、中、小学主阵地作用, 把雷锋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德育课程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大力宣传各行各业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志愿者协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 把学雷锋活动同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结合起来, 在全社会营造学习雷锋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浓厚氛围。

4、增强制度性是呼唤新时代雷锋精神的保障。

时代的精神和转变 篇7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力, 越来越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 作为在改革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供电企业, 能不能构筑具有时代精神和行业特色的企业文化, 将成为供电企业在新的形势下保持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下面就供电企业文化建设, 作几点粗浅的探讨。

1企业文化的含义

企业文化是为一个企业广大职工所共有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 是企业管理哲学和企业精神的核心;是凝聚企业职工归属感, 调动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人本管理理论, 集中体现企业的价值观, 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个企业, 决定着企业的命运, 是企业生存、竞争、发展的灵魂;是集管理与文化于一体的管理文化。成功的企业文化就象一种遗传因子, 渗透在企业每个职工的血液中, 能代代相传, 决不会因为企业人员的变动而消失。

2供电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

供电企业一直本着“人民电业为人民”为服务宗旨, 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 将企业文化融于企业精神建设之中, 激发了职工高昂的工作热情, 使供电企业得到不断发展, 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 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 供电企业过去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行业垄断地位已被动摇, 将投身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去, 在新的形势下, 供电企业的文化建设首先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要符合市场法则和竞争意识;第二, 要着眼于打破垄断;第三, 要突出时代的进步与发展的特征, 建立良好的供电企业文化。供电企业才能一往无前, 不断发展壮大, 广大职工才能更自觉、更奋发、更有创造性地为电力事业矢志不渝, 不懈奋斗。

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必须从塑造企业精神, 企业形象、企业战略, 企业信用、企业品牌、企业环境和人文环境出发, 全面思考, 统一部署, 整体推进。企业文化的目的在于激励人、调整人、不断提高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而在现实中, 有的企业将企业文化建设等同于文化活动, 认为开展一些体育文娱活动, 职工教育或定几项制度, 提出几点要求即可, 这种企业文化只是形式的宣传, 总结, 提炼、升华其内涵者瘳瘳的局面。在企业管理工作方面强调制度化的硬性管理模式, 未能以现代企业管理的最高形式———企业文化审视、指导、升华管理工作, 使企业文化建设远远滞后于企业管理工作;有的企业虽然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也在抓企业文化建设, 但由于没有把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战略来考虑和部署, 而是赶潮流、图形式, 对于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形成自身的、独具特色的文化理念、企业精神、企业战略、企业环境这些最根本的问题, 通常缺少职工的广泛参与, 更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研究企业文化理论。一般情况是, 或由领导苦思冥想, 或由少数秀才发挥才华, 或由专家学者画龙点睛, 由此确立的企业文化理念和企业精神, 成了少数人的行为, 成了束之高阁的神秘之物, 成了与职工没有多少关系的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再加上宣传力度不够, 广大职工的认同感没有形成, 致使企业文化建设流于形式, 没有真正形成企业的内部动力。

3抓住改革机遇, 构筑富有时代精神和行业特色的供电企业文化

供电企业在电力系统处于关键环节, 与各行各业紧密相联, 与人民生活文明幸福, 地方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稳定息息相关。供电企业的这种身份和定位, 决定了要为实现小康担负重任, 为各行各业当好先行, 为广大客户送去光明, 为职工发展创造空间。因此, 抓住机遇, 构筑富有时代精神和行业特色的供电企业文化非常重要。

3.1树立全新的企业经营理念和营造供电企业文化氛围当前, 供电企业缺乏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全新的企业理念。在许多情况下供电企业仍沿习着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和工作方法, 特别是长期以来供电企业一直处于垄断行业, 在企业中仍存在“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职工缺乏强烈的市场意识, 缺乏竞争观念, 成本观念和效益观念, 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缺乏灵活性和适时性。构建资本社会化、资产多元化、分配公正化、管理法治化的现代企业, 是国有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 因此, 树立全新的企业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理念对供电企业来说, 不仅是紧迫任务, 而且还是电力一旦全面走向市场的生存与发展之道。在培养创新企业经营理念的同时, 供电企业需要通过企业制度、企业形象、营销理念、职工行为、企业环境等方面的全面创新, 营造一种新的企业文化氛围。近年来, 黑河电业局根据职工的文化需求, 投入资金配置了图书借阅室、职工活动之家, 定期举办一些文娱体育活动, 每年举办职工运动会和文艺汇演, 同时, 紧紧围绕安全生产, 定期举办岗位技术大比武、安全知识竞赛和业务知识培训班, 开展征文、摄影、书法、绘画、歌咏比赛等活动, 培养和陶冶职工高尚的品德和情操, 还充分利用局信息网, 及时宣传企业文化建设情况、传播科学知识和文化知识, 为黑河电业局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满足了职工的文化需求。

3.2根据行业特点, 建立客户至上的优质服务机制, 树立企业良好的品牌文化优质服务是占领市场的根本保证, 计划经济时代, 由于供电企业履行供电职能, 习惯于把用户作为管理对象来对待,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在新的形势下, 供电企业必须转变观念, 真正把用户作为“上帝”对待, 围绕用户需求开展优质服务, 全体职工都要树立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优质服务意识, 以最大限度满足用户要求, 创造企业的品牌文化。当今, 电力用户不再仅仅满足于有电用, 作为消费者和客户, 他们更需要得到方便及时和高效的服务。近年来, 黑河电业局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 不断调整工作思路和服务方式, 提出了“为民、便民、利民”服务新举措, 增加供电服务承诺, 抓好供电营业窗口规范化建设, 提高职工服务质量, 倡导“优质、便捷、规范、真诚”的服务作风, 建立了客户服务中心, 以先进的现代化通讯技术、计算机网络为手段, 通过科学的管理规划, 实现迅速、便捷的服务, 在供电企业与客户之间架起了理解、沟通、信任的桥梁, 全面提高优质服务水平, 树立了良好的供电企业形象,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时代的精神和转变 篇8

江苏常州人张惠言“开山采铜”, 顺应时代思潮, 创辟了常州词派。从张惠言开始至光绪二十二年间, 可考词集者多达二百八十三家之多, 多数词人都身处于社会动荡、民心浮动、危机四伏的清末年间, 洞晓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矛盾与词风变化, 在创作上大多抒发沉郁顿挫、跌宕起伏的情感, 在理论上则强调“寄托比兴”的内容和方法, 因此可以说, 常州词派是因时势而起。而后周济成为继张惠言后常州词派发展脉络中的中坚力量, 随着时代的变迁, 庄棫、谭献、端木埰、蒋春霖等人继续推动着常州词派的发展。到晚清民初, 以“四大词人”为中心的常派第五代名家又再次确立了常州词派在词坛的重要地位。

一、常州词派产生发展的时代土壤

(一) 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

常州词派诞生于乾隆年间, 社会发展抵达了一个盛极而衰的历史关口。到乾隆晚期的时候, 中国社会内部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穷途末路。

首先是清朝封建社会内部的土崩瓦解。盛世时生成的各种社会弊病日益加剧。一方面是吏治愈加腐败, 满清中叶至后期, 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另一方面, 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更加催生了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激化了官民之间的对立, 民间起义层出不穷。同时, 地主豪强加速兼并土地, 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清王朝国势日益衰微, 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实行强有力的闭关锁国政策, 使得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发展和变化一无所知。整个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呈现出一种日薄西山、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脆弱状态。

其次是外来侵略造成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17世纪中叶, 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 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 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为了寻找商品的倾销市场并掠夺原料产地和人力资源, 它们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侵略狂潮。1840年, 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 西方殖民主义强国不断地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中国被迫与之签订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此时, 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折。

面对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 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不得不深入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如何运用适宜的文学体裁和手段来反映这沉重的社会现实。因此, 手中的笔是文人们的唯一武器。

(二) 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

一代之治, 即是一代之学。常州词派的文化品性, 正是得之于乾嘉经学的兴盛。例如, 常州经学家刘逢禄于“倚声之学, 犹复佩究, 源流”, 编成《词雅》一书。张惠言毕生治经以《周易》为重点, 且专治汉末大师虞翻《易》学。谭献将清词创作分成“才人之词”、“词人之词”和“学人之词”, 张惠言、周济等词人被归为“学人之词”的代表。确实, 常州词派涎生于乾嘉经学的学术氛围之中, 其代表词人多兼为经学家, 长期受经学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之浸润熏染, 故其创作心理、词作格调、批评观点及释词方法, 都显示出与经学相关的文化品性。

同时, 儒家诗教也成为词学领域最为重要的导引和制约因素。作为中国文学观念的基本理论原则, 儒家诗教与政治观、道德观的融合, 已经内化为广大文人学士的灵魂。常州词派的先驱张惠言也曾在《诗龛赋》中表达了他对诗学的认识, 他倡言诗教, 以“政达”为旨归, 以儒家之仁义道德为内涵, 别裁伪体, 质中雅正。

在以上的经学和诗学背景之中, 我们可以发现此乃常州词派形成并发展的重要基石。

(三) 优厚稳定的地域环境

常州位居长江之南、太湖之滨, 处于长三角中心地带, 经济基础优厚, 社会环境稳定。

纵观常州两千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 其独特的地域环境使得历史文化转化成为了产生“士”阶层的沃土。春秋时期的“延陵世泽, 让国家风”, 象征着儒家以德为本、美善相兼的悠久传统, 成为常州一地士人不可移易的精神支柱。对儒家传统的崇仰和追求, 通过家传、师承、办学、交游、科第等种种途径, 把士人集结成一股不可轻视的社会文化力量。与此同时, 近代思想家龚自珍注意到常州士人的地域性群落分布, 以“天下名士有部落, 东南无与常匹俦”专咏其盛况。他在诗中盛赞的常州士人张琦、张惠言、丁履恒、李兆洛、陆继格等都属于常州词派骨干。

龙城常州, 历来是文化名城, 人杰地灵, 英才辈出。各朝各代均有名士大家在此地出生, 留芳后世。自隋唐代开科取士以来, 常州出过1546名进士, 其中状元9名、榜眼8名、探花12名。出过宰相15位, 尚书26位, 侍郎17位, 都御史、总督、巡抚25位。南朝齐、梁时代, 还出过萧道成、萧衍等5位皇帝。

到了近代, 临近上海的地域因素成了常州近代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在晚清以前, 常州人向外流动的方向主要是京城, 其目的是为官或者求学。而近代, 上海则取代了北京, 成为对常州人聚集的中心。上海的西式生活和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影响和改变着整个江南地区, 也影响了常州的文化。上海既是常州文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 也是常州走向近代的一个助推器。在上海的影响下, 常州文化从传统文化开始向现代城市文化转型, 常州文人也从传统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

另外, 常州本地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为以常州词派为代表的近代文化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区经济的繁荣, 原有府县城的政治功能开始削弱, 为生产流通和生活服务的功能不断加强, 城市布局发生变化, 近代公共和文化设施开始出现, 常州人的取向也开始从做官向工商转变, 常州向着一个近代化城市逐步演变。

因此, 常州词派作为常州近代文学的重要代表, 在优厚稳定的地域环境中不断汲取养分, 成为中国近代文学中人员最众、影响最大、持续最久的一支文学流派。

二、常州词派产生发展的精神气候

(一) 寒士心态

所谓“寒士”,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 寒士实以在常州为典型, 即“寒士素惯淡泊, 故得与世无竟, 而终其身于学”。

具体来说, 我认为常州的寒士多是指常州词派发轫时期的封建文人。他们是黑暗腐败的封建统治的直接受害者, 多表现为出身清寒、仕途失意。例如: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出身于一个屡世为儒而科名不显的清贫家庭, 四岁而孤, 中嘉庆四年的进士, 官翰林院编修, 末几病故, 年仅四十二岁。李兆洛为嘉庆十年进士, 曾官安徽凤台县知县, 后弃官主讲江阴书院近二十年。周济官淮安府教授, 后辞官, 退隐南京春水园。董士锡为副贡生, 家清贫, 客游四方。庄棫先世业淮盐, 为富商, 后家道中落, 科名仅为诸生, 贫病交加, 漂泊江湖。从张惠言、李兆洛到周济、庄棫, 他们均总持常派风气、主盟常派词风百余年, 是常州词派发轫开拓时期的核心人物。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中的人要么是仕途失意的中下层官吏, 要么为贫弱“苦寒”的布衣书生, 称他们为“寒士”不为过。

时值嘉庆皇帝亲政, 虽然他想广开言路, 重症朝纲, 但政治腐朽的态势已是人力难挽回。面对着“殆将有变”的政治境况, “寒士”阶层虽然对朝廷充满疑虑和怨愤, 不满生活境遇、害怕因言致祸, 但又因朝廷“广开言路”带来的机遇而期盼摆脱困境, 于是, 畏惧与依附, 守志与用世, 自恃清高与不平哀鸣……交织成为一种复杂不平的心态。这种心态, 曾被张惠言物化为一个“寒蝉”的形象, 具有时代的典型性。

(二) 词学理论构建

常州词派是一个重视词学理论构建的词派。从张惠言、周济到谭献、陈廷焯无一不注重自己对词学的认识, 正是他们不断修正、开拓自己的词学理论范畴, 才使得常州词派在近代文学史上留下重要的痕迹。

首先是张惠言通过编选《词选》、编写《词选序》, 标举了自己的词学主张, 即:尊重词体、崇尚比兴、区别正变。所谓尊重词体, 就是提高词的文学地位, 加深词的文化品格, 使得词成为文人士大夫抒情达意的文体。崇尚比兴, 即张惠言所说的“意内而言外谓之词”, 感物而发。区别正变, 就是以比兴雅正为准则论词, 要求词的创作积极关涉现实生活, 疗救词坛的空虚。其次是周济继承并发展了张惠言的理论, 他更加强调比兴寄托, 认为“非寄托不入, 专寄托不出”。而后谭献的“柔厚”理论和陈廷焯的“沉郁”理论, 使得常州词派的理论建设渐趋完善。

常州词派在词学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发现和提出了尊重词体的逻辑命题。其主旨是把词的“能言诗之不能言, 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的曲折低婉的艺术特性与诗骚的寄托忠爱、感慨盛衰、抒发心性的教化功能相联系, 论证词旨与诗教相通, 词与诗一样需要世人尊重, 词不再是所谓的“诗余”, 词乃有其自己的气质和风骨。常州词派的词人以其异军突起的姿态对晚清近代词的内容和风格进行了革新, 从而使词的特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三、总结

满城风雨, 殆将有变。

常州词派从产生发展, 到成为近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重镇, 与其特定时期的时代土壤和常州文人的精神气候有着紧密的联系。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 充满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 优厚稳定的地域环境, 外部的时代土壤为常州词派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寒士心态和词学理论构建则成为了常州词派兴盛发展的内在动力。

综上所述, 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常州词派作为发生、发展于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近代文学流派, 既继承了古代文学的精华, 又为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纽带与桥梁的作用。

摘要：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 常州词派是继浙西词派之后产生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 其词学思想是近代词学的一座重镇。纵观常州词派的整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常州词派诞生了许多词作艺术技巧高超、在词学理论探讨中作出很大贡献的词作家, 如张惠言、周济、朱祖谋、况周颐等。常州词派在近代词坛的兴盛并非偶然, 其产生与发展的时代土壤和精神气候值得我们后人去探索和发现。

关键词：常州词派,时代土壤,精神气候

参考文献

[1]程翔章, 邱铸昌.中国近代文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赵伯陶.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3]莫立民.近代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