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社区合作

高校社区合作（共10篇）

高校社区合作 篇1

高职院校文科专业占有相当的比例, 文科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既遵循高职院校专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之处, 主要表现在实践教学方面。由于文科专业的就业领域集中于服务业, 所以文科专业的实践教学“主要是一种诊断性的实践教学、连续性的实践教学、分散型的实践教学”。文科专业的实践教学也是高职发展道路中的薄弱环节, 除了实训基地难以模拟仿真工作环境等原因以外, 文科专业双师素质教师的缺乏, 特别是缺乏行业企业一线工作经验的实践型教师,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一、高职文科专业双师素质教师的内涵

对高职院校双师素质教师涵义的讨论, 至今没有统一的学术标准。在实践中普遍参考的是2008年4月9日教育部出台的《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 (教高[2008]号) 中对双师素质教师的界定:“双师素质教师是指具有教师资格, 又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校内专任教师和校内兼课人员: (1) 具有本专业中级 (或以上) 技术职称及职业资格 (含持有行业特许的资格证书及具有专业资格或专业技能考评员资格者) , 并在近五年主持 (或主要参与) 过校内实践教学设施建设或提升技术水平的设计安装工作, 使用效果好, 在省内同类院校中居先进水平; (2) 近五年中有两年以上 (可累计计算) 在企业第一线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 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 (3) 近五年主持 (或主要参与) 过应用技术研究, 成果已被企业使用, 效益良好。”

从上述的界定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双师素质教师的内涵, 即既有扎实的本学科专业的理论知识又有相对过硬的实际动手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而高职文科专业双师素质教师的标准, 应在此一般意义的基础上有所深化、有所补充。因为高职文科专业对应的岗位大都需要学生有宽广的人文知识底蕴和较强的社会交往技能 (如沟通、协调等方面) , 而不仅是单一的专业技能。学生的发展与就业需要, 必然要求双师素质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 还要有广博的人文知识素养;不仅要有较强的专业技能, 还要有通用的社会技能, 特别要谙熟在该专业领域从业的社会技能, 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专业社会技能。

二、高职文科专业双师素质教师的培养模式

高职院校双师素质教师的培养有很多模式, 如名师模式、企业模式、专修模式、自学模式等。如前所述, 由于文科专业双师素质教师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化知识水平和综合性技能, 因此对文科专业双师素质教师的培养也要有别于工科专业。

对于原有的专业教师来说, 不能仅以考取某一“资格证”或去相应行业进行短期实践, 就能认定为双师素质教师, 而应当有计划地长期进行实践, 并将到企业一线的实践锻炼与学校课堂教学交叉进行, 最好能相互交融, 使行业实践锻炼贯穿于高职文科教师的整个职业生涯中, 形成行业实践活动的长效机制, 达到既掌握专业技能, 又对所从事的行业背景、行为模式、执业惯例等充分了解, 拥有相应的沟通协调能力, 掌握专业的社会技能。对于从行业企业引进的专职实践实训教师, 也应定期地去行业一线进行“回炉”, 确保其专业技能、实践经验紧跟行业发展。对于从行业企业引进的专兼职教师, 还应对其进行教育学、教学技能的补充及人文知识素养的培养。

在实践中, 对高职文科专业教师短期地进行行业实践比较好实施, 教师单独就可以完成, 比如利用寒暑假去企业见习等。但若要形成行业实践活动的长效机制, 将行业实践常态化, 则涉及到学校的教学计划、人事制度、考核激励制度及行业企业的管理制度等, 必须由学校和企业共同设计规划, 达到学校和企业的共赢, 才能长期实施下去。

三、高校社区合作构建高职文科双师素质教师的长效型模式

令人欣慰的是, 在实践中, 广大高职院校已对建立文科专业双师素质教师的长效型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形成了初步的模式。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自2008年开始探索, 至今提出并实施“学校社区共搭台, 实践服务一体化”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一) 双师素质教师的长效型模式实施的背景

这种实践模式是瞄准了社区这个产业群设立的。社区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综合性群众基础机构, 可以说是小社会, 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政府组织也可以说是政府的缩影。社区和街道办事处的就业岗位大多是文科性质的、技能型的、直接面对广大群众的, 对学历要求不高, 不需要精深的专业理论知识, 但对人的综合素质、专业技能有一定的要求, 文科高职学生恰好契合了社区工作的需要, 所以在社区中存在广阔的就业前景。要想打开社区就业渠道, 为社区工作量身打造专门人才, 高职教师必须要先于学生深入社区, 了解社区各个岗位具体的人才需求。社区作为高职文科的产业群, 很多专业教师都可以在同一社区找到对应的实践岗位。比如, 社会工作类专业教师可以参与社区的老年人服务、残疾人服务等, 法律类专业教师可以去社区做法律顾问, 文秘类、行政管理类的教师可以去做行政工作, 财会类专业教师可以去做财务管理等。在实践中, 也有一些高职文科教师自发地在社区进行实践, 但以兼职工作为主, 时间上是零散的, 以项目为单位进行, 参与的工作具有局限性, 多集中在法律顾问、会计等专业性突出的工作。

教师自发地去社区实践, 由于其个体性、零散性, 必然导致这种实践的短期化、功利化, 校方难以对其过程进行监控, 难以对其结果进行考核。为克服这一缺陷, 需要改变以往常见的教师零散的、孤立的去社区实践的个体行为, 高职院校要出面与社区联系, 将教师社区实践变为校区合作的形式, 校方搭台, 将需要去实践的教师整合打包, 建立包括监督、评价机制在内的教师社区实践体制, 形成一种长效机制。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是北京市属的一所高职院校, 专业设置以文科类型为主, 自2008年6月起,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与北京市东城区景山街道办事处合作推动教师进入该社区挂职的实践, 合作进行项目开发, 至今已四年, 并以此带动了学生进社区进行实训。四年间,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派出了社会工作、电子政务、平面设计等专业的十余名教师参与到景山街道社区建设办公室和街道信息化办公室工作, 在挂职过程中, 所有教师都采取实岗全职的形式, 带着项目或者任务在社区工作, 挂职时间分为三个月一期、半年一期两种。

(二) 双师素质教师的长效型模式的组织架构、过程控制及激励方式

如同校企合作一样, 双方必须达到共赢才有利于长期合作, 在学校、社区的合作之初, 双方必须共同在合作形式、内容、机制、过程的监督控制及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整体化、系统化的设计, 充分考虑到如何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如何将不利因素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建立基于多赢、诚信、融通基础上的合作体制。

1.高校先行, 主动推进合作

在促进高校、社区的合作中, 高校必须先行, 作为校社合作的原动力, 主动推进双方合作。由于社区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行政组织, 其主要的任务是区域内的行政管理, 确保社区平安, 本就有一整套的运行体制和机制, 大多数社区的基层组织领导还是以维持稳定为施政要务, 不会主动寻求与高校的合作。而对于高职院校来讲, 如何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则是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所以, 高职院校必须采取主动态势, 积极与社区基层组织沟通, 在具体模式的设计上, 也要尽量为社区实现利益最大化, 争取社区基层组织的合作和支持。

合作双方协商组成统一的组织架构, 全面协调规划项目的实施

在合作之初,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与景山街道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 共同组成了“教师服务社区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合作的领导决策机构, 充分调动有利资源, 对双方合作模式等进行规划, 及时解决双方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双方共同组成的领导决策机构成为校社合作的推动力量和核心, 正是因为有着强有力的领导推动, 这一项目才能迅速广泛的展开。

在项目的实施中, 双方都组成了专门的工作机构, 负责合作事项的协调落实。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成立了由主管教学的院领导牵头, 教务处主责、相关系部领导参加的工作小组, 教务处统一组织、计划、协调及监督教师挂职项目的运行。相应地, 景山街道办事处成立了由办事处主要领导牵头, 相关科室领导参与的工作机构。双方的工作机构在项目实施中相互对接, 共同规划教师挂职项目并协调落实项目的难点, 使得该项目迅速落实并长期坚持。

3.对教师挂职过程全面规划, 纳入学院的教学计划

根据系统论的原理, 必须将校社合作进行系统规划, 并纳入高校和社区的整体工作中, 方能保持其长效性。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专门制定了《教师挂职锻炼管理办法》, 将整个项目纳入全校教学计划, 教师的挂职成为教学计划的组成部分, 还对教师挂职的条件、挂职期间教师工作量的计算、待遇、考核等方面也统一进行规定。这样, 教师进社区挂职就不是教师个体的、零散的实践, 不是教师仅凭借自身的爱好进行的, 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 避免了部分教师把教学任务重等作为借口, 对挂职采取消极态度, 也避免了教师以个体为单位进行实践所面临的系列困难, 如学校的教学任务与实践工作任务相冲突, 学校的考核要求与实践工作考核要求不一致等方面的矛盾, 为教师安心在社区实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组织上、制度上保障了该项目的长期性。

4.采用全过程动态评价和表现型评价的模式进行考核, 促进教师发展

在评价模式的设计上, 该项目注重发展性评价, 主要是基于教师挂职期间实践性知识的现实状态与过去情况进行比较, 从而对挂职教师的发展水平、发展潜力做出综合判断的评价方式。评价模式的设计不在于要评出等级名次, 而在于促进教师自己与自己比, 通过纵向比较分析来明确其发展的优势与不足, 从而能够获得更快、更好的进步。具体方式就是采用全过程动态评价和表现型评价模式: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会同景山街道对教师实践期间的表现进行双监督、双评价, 即日常工作严格按照景山街道的要求并由景山街道进行监督考核, 教师每天要撰写实践日志交由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审查, 实践结束后由景山街道进行教师实践整体考核,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则要求教师撰写实践总结报告, 并通过召开实践报告结集出版、实践演讲报告会、实践经验交流会的形式让全体教师共同见证和检验教师实践成果。

(三) 双师素质教师的长效型模式今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与景山街道的校社合作, 共同培养高职文科专业双师素质教师的项目已运行3年, 在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时, 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完善。

1.社区对待合作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发挥

在高校、社区合作过程中, 高校始终主动推进, 学校对社区依存度高, 社区的参与仍处于被动地位, 这不利于双方合作的长远发展。社区的态度不积极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自身理念有局限、宏观政策的引导缺失等, 但核心问题是校社合作项目给予的社区利益空间有限。今后, 高职院校应在拓宽双方合作的领域, 加强合作项目对社区建设的实效性方面进一步探索。

2.社区资源及教师挂职锻炼的成果尚未最大化、最优化的利用

社区工作覆盖基层的方方面面, 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 有些工作教师可以通过挂职的形式进入, 但有些工作由于场地原因、设备原因不适合采取实岗挂职形式, 可探索采用项目委托等形式。比如,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现阶段尝试的, 由艺术设计系教师带领学生组成团队为景山街道设计logo的项目, 既可以丰富教师的实践, 又带动了学生的实训, 一举两得, 效果很好。下一步, 学院将在景山街道建立学生实训基地, 在组织教师挂职的基础上, 组织各专业学生进行实训, 将校社合作推向深入。

摘要：高职文科专业的双师素质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广博的人文知识素养, 还要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和通用的社会技能。高职文科专业双师素质教师的培养要在企业一线实践和学校课堂教学中交叉进行, 并贯穿在教师的整个职业生涯中, 形成长效机制。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在实践中初步探索出“学校社区共搭台, 实践服务一体化”的模式, 通过对该模式的实施背景、组织架构、过程控制、激励方式及今后进一步发展方向的分析, 探讨培养高职文科专业双师素质教师的长效型模式。

关键词：长效机制,高职文科专业,双师素质教师,高校社区合作

参考文献

[1]李瑛珊.关于高职文科专业实践教学及其改革的思考[J].职业教育研究, 2008 (3) .

[2]周德民, 张益萍.文科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现状探析[J].企业家天地, 2006 (3) .

[3]柏育红.高职教育“工学结合”模式的双师建设比较研究[J].高职探索, 2008 (4) .

[4]何定华.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策略研究[J].职教论坛, 2011 (19) .

家、园、社区合作共育的实践研究 篇2

关键词：家庭 幼儿园 社区 合作共育

家庭、幼儿园、社区是幼儿成长生活不可缺少的主要场所，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社区教育相互协调发展才能发挥教育的整体功能，促进幼儿在成长过程中的全面发展。重视家、园、社区合作共育，是当今幼儿教育发展的必然实践模式。本文通过对家、园、社区合作共育的实践研究，促进家、园、社区三方的资源合理配置，为幼儿的发展谋求新的道路。

一、家、园、社区合作共育内容简介

幼儿教育涵盖包括家庭、幼儿园、社区在内的全方面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是幼儿教育的基础，从幼儿出生就置身家庭教育中，作为幼儿最初的成长环境，家庭生活中的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对孩子进行的教育称之为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是幼儿教育的主导，作为学校教育机构的分支，幼儿园在教育部门的领导与监督下，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幼儿进行教育，以促进幼儿身心协调发展。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有着各自的优势并在幼儿的教育过程中担任着不同的职责。然而，随着国家及社会对家、园教育的日益重视，社区教育也随之逐渐受到家长、教师的关注。作为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的补充与延续，社区教育能够拓展幼儿的学习空间，通过在社区中开展各种各样的服务性活动，为家长提供教育咨询服务的场所。因此，对家、园、社区合作共育的实践研究，形成三方教育的合力，对幼儿的全面发展起着积极地作用。

二、家、园、社区合作共育的问题

首先，幼儿的家庭、幼儿园、社区合作共育所受关注程度不高。以目前的教育体制来看，即便幼儿园教育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家、园、社区合作教育仍然存在着重视度不高的问题。相关调查显示：家、园、社区合作共育的活动仅仅是在学期初、学期末等特殊时期进行，有的幼儿园只有在问题出现的情况下才使用家、园、社区合作共育的方案解决眼下问题，致使家、园、社区合作呈现随意性，缺乏计划性的特点，使家、园、社区合作共育的实践研究无法有效进行。

其次，家长与教师观念的分歧。在幼儿园的教育中，教师常常自认为是幼儿教育的专家，时常要求家长配合其工作，致使家长处于被动的境遇。对于一些高学历的家长，其具备自己的一套教育孩子的方式，所以可能会与教师在家、园合作中出现冲突，如沟通不当，会产生观念上的分歧，而对于学历相对较低的家长来说，一味地服从教师的指挥，完全成为家、园共育教育的执行者，缺乏培养幼儿的实践创新。这两者都可能会影响家、园合作共育的良好发展。

最后，家、园合作共育的活动过于单一，无法与社区教育有机结合。目前，幼儿的家、园合作教育中以召开家长会或举行亲子活动等形式的活动为主。然而，在教育咨询，邀请专家举办讲座等社区教育实践的活动中尚未得到广泛的应用，未能使社区教育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致使家、园、社区合作共育缺乏互动性，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共育。

三、促进家、园、社区合作共育的建议

1.提高幼儿园教师素质，增强家长意识。一方面提高幼儿教师的自身素质，另一方面增强家长的家、园意识。基于家、园合作共育重视度不够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幼师的素质问题。全面提高幼师的素质，使幼师重视家、园合作共育的重要性；其次，幼师应将家、园合作共育的意识传递给家长，增强家长家、园合作共育的意识，这样才能调动家长参与家、圆共育的积极性。

2.加强家长与幼儿园教师之间的交流。幼儿园教师应学会换位思考，以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为目标与家长进行积极交流。在育儿的成长过程中，幼儿园的教师与家长的观念存在着分歧，为了促进幼儿的成长发展，教师首先应学会换位思考，家长也应主动积极地与教师交流沟通，主动配合幼儿园的正常工作，并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3.有效开展多彩的社区教育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教育活动，将家、园、社区合作共育落到实处。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社区教育各有各的优势，除了充分开展家长会、亲子活动的家、园教育的同时，也应有效利用公共设施在内的社区资源，开展社区服务性的幼儿讲座，派专业幼儿教师进行幼儿教育的指导，充分地加强与促进社区合作的共育。

四、总结

通过以上对家、园、社区合作共育的论述，三方的合作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幼儿园以培养高素质教师的目标，加强教育效果；另一方面有利于家长、社区对幼儿园工作的配合和支持，提高幼儿教育的质量，进而可以确信家、园、社区合作共育对幼儿的教育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促进幼儿教育长远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曹玉兰.关于家、园、社区教育资源整合研究的几点思考[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06（04）：93-96.

[2]胡碧霞.试论家园共育的实践模式[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11（02）：84-87.

英国“合作居住”社区研究 篇3

“合作居住”(Cohousing)这一理念最早是在丹麦提出。20世纪60年代,丹麦有很多夫妻都工作的家庭,这些家庭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没有足够的时间照看孩子。他们急需一个既不耽误工作又能很好地照看孩子的居住解决方法。合作居住社区(Cohousing)则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很多有同样想法的家庭聚集到了一起,发起了这种模式。从此他们可以一起照看孩子,一起准备一天的餐食。

从第一个合作居住项目至今,丹麦已经完成了将近300个项目,五万人居住在其中,而这些人口大约占到丹麦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1]。现在,合作居住社区模式已经从丹麦迅速扩散到了其他的国家,尤其以欧洲北部、北美、澳洲的一些国家发展势头最为迅猛,如英国、瑞典、荷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而近些年在法国和意大利,很多合作居住社区也在不断地建立起来[2]。合作居住社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弥补了私人住宅和集体住宿之间的空白。典型的合作居住社区是由若干私人住房和一个共有住房(Common house)组成,虽然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相对私密的独立私人住房,但是他们依然可以通过共有住房或者其他设施来经营他们的社区,一起活动,一起吃饭,一起照看孩子,共同承担责任[2]。合作居住社区是一种居住方式,这种方式将现代社会日益冷落的邻里交往重新焕发光彩,使邻里之间形成可以互相扶持的社区环境。在合作居住社区中生活的人可以分享他们的资源、知识和技能,可以管理他们自己的社区,甚至设计自己的家。在合作居住社区中生活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同时能够节省家庭的日常生活开销。

2.英国合作居住社区的发展

英国合作居住社区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截至2015年,英国已经建成了21个合作居住社区,超过60个合作居住社区正在计划或者建设中[3]。英国合作居住社区规模大多在10户到40户之间,绝大多数社区是结合了单身、夫妻和有孩子的家庭的混合型社区,有一部分则是单一型社区:如专门针对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合作居住社区和针对女性的合作居住社区。虽然合作居住社区在英国的发展时间较短,但是这种居住模式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发展速度较快,在英国有许多非常成功的项目案例,很多都拥有着它们的独到之处。

3.英国“合作居住”典型案例研究

3.1斯普林希尔(Springhill):英国第一个新建房屋的合作居住项目

斯普林希尔合作居住项目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斯特劳德市(Stroud,Gloucestershire),是英国第一个完全新建房屋的合作居住项目,于2004年正式建成。斯普林希尔合作居住社区是由戴维·迈克尔(David Michael)发起的,他提供了这个项目的用地并召集了这个社区的成员,同时和这些社区的成员共同建立起了一个有限公司来拥有这块土地[4]。

Architype建筑师事务所被邀请参与到了这个项目的设计中来。在设计时,几个理念始终贯穿于其中:1.(1)整个基地都是禁止车辆入内,车辆只能停放在基地的边缘位置。这样行人和儿童在基地内的安全性就得到了很好的保障。2.(2)室外空间没有私人花园,全部都是公共的共享空间。3.(3)基地的核心一个公共用房,在那里每周会提供三顿共享的晚餐。还有许多其他设施,如工作室、娱乐室等等。4.(4)制定车辆共享计划,并且共同购买大宗的有机食品。

2010年,Architype事务所对整个项目进行了使用后评估。评估结果显示,斯普林希尔共居社区的环境友好度和居民满意度非常高,这与居民从一开始就参与到了设计与建造进程中息息相关。正因为居民参与了项目的设计和建造,他们会对建筑的优势和不足了如指掌,从而以更包容的态度来解决产生的问题,并以更高的责任心来经营自己的新家[5]。

此项目在生态可持续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建筑在设计和建造时,采用了被动式节能的技术和手法,良好地控制了建筑的窗墙比。另外,设计中创新性的水资源利用系统使得水的使用更加高效与节约。同时,通过小规模地使用微型发电技术,社区的电力与燃气的消耗也低于周边区域的平均能耗。能耗的减少不但降低了对自然生态的负担,同时也减轻了居民的经济支出,满足了居民的生态需求和经济需求。

3.2 LILAC:英国第一个平价的生态合作居住社区

LILAC合作居住社区位于英国利兹(Leeds),全称是“低影响可支付居住社区”(Low Impact Living Affordable Community)。这个项目于2013年年初完成,它是英国第一个集生态、平价并且完全实现合作居住这三个特点于一身的社区[6]。项目始于2009年,发起人是一群对合作居住社区感兴趣的朋友,他们对在城市中建立生态村落(ecovilage)有着共同的追求。从项目的开始,他们就着重于生态、节省开销、社区营造这三个目标,并且做了大量的案例分析与实地调查,并最终达到了预先设定的这些目标。

在生态方面,首先,LILAC使用了稻草垛和木板等本土材料,先在基地附近新建的临时工厂预制好,然后再到场地进行装配。因为使用的是本土环保材料,所以建筑材料的生产和配送过程都减少了很多的碳排放。相比较而言,传统的建筑材料,如钢和水泥,在生产的过程中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影响。其次,在能源节约方面,运用了太阳能光伏板和带热回收的机械通风设施,同时也使用了高效燃气锅炉和太阳能热水器。这些设备的使用大大减少了能源的消耗,充分利用了可再生能源,降低了碳的排放。第三,整个社区中心区域不允许汽车进入,周边停车位的设置也非常少,这样就限制了汽车的使用,采取鼓励拼车等一系列做法,从而减少了污染的排放。

在开销方面,由于LILAC项目采取严格的生态低碳策略,在房屋建设的花费上要比一般的住宅高,因此在节省开销方面就必须全盘考虑。LILAC项目采取了一种新的节约开销模式,即“共同业主协会”(MHOS)。LILAC是全英国第一个采用“共同住宅业主协会”模式的住宅项目,“共同住宅业主协会”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运作会保证住宅的价格持久稳定。

在社区建设方面,LILAC遵循社区居民自治的原则。首先,社区设计的目标是形成一个涵盖所有成员的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制度,并通过制度来设计低碳的社区形式和社区活动。第二,合作居住社区需要直接协商形式的民主制度,居民共同来制定和执行社区生活规章以解决冲突和调解意见。第三,共有住房是在合作居住社区中建立的最核心的特色,它不仅仅是社区活动的中心,同样也是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界面。共有住房中的一些共享设施不但要服务社区内部,同样也要对当地的其他社区进行服务。

4.英国“合作居住”社区特色

“合作居住”社区与其他社区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合作居住”社区的居民是自愿组织到一起,有着相同的居住理念,愿意对生活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分享,并且乐于享受群体生活。因此,“合作居住”无论从组织模式还是参与方式都会与普通居住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下面将以筹划中的谢菲尔德合作居住社区为例分析英国“合作居住”社区的特色。

4.1居民的主体性

谢菲尔德合作居住社区的业主方是“五河合作居住有限公司”(Five Rivers Cohousing Co.Ltd.),这个公司是由谢菲尔德几个对“合作居住”有共同追求的人于2012年建立。他们选择以成立公司的方式来建立和经营合作居住社区,来更好地发挥居民的主体性。合作居住社区从筹划到购置土地,一直到社区最终的建立,都会由这个居民成立的公司组织完成,每个居民的意见都会被考虑和讨论,居民会全过程地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中来,因而居民真正地成为社区的主体。

4.2政府的配合

谢菲尔德市政委员会(Sheffield City Council)对于自建房屋给予很大的支持,会为自建房屋者进行需求评估,并且会提供完善的支持信息来协助建造。市政委员会也会对他们拥有的基地进行评测,选出适合进行自建房屋的土地供建房者选择。在建造的过程中,市政委员会作为伙伴不断地提供各种支持。

市政委员会对合作居住社区也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在寻找用地阶段,提供了12块潜在的建造基地以供选择。并且派专人与合作居住社区进行不间断的沟通和会商,承诺提供技术和专门知识的支持,使之能够符合规划的政策(图1)。

4.3注重参与的过程

谢菲尔德合作居住社区设计过程吸引了许多组织的参与,五河合作居住有限公司作为业主,对社区的设计和建立起主导性作用;市政委员会提供政策支持;谢菲尔德大学也参与到了其中,提供技术和设计支援。同时,为了吸引更多对“合作居住”感兴趣的人士参与到其中,特别设计了小卡片和海报等物品来宣传“合作居住”这一新的居住理念,从而使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合作居住”,甚至加入成为他们的一员(图2)。

4.4重视社会效益

在合作居住策划建造的过程中也会通过设立网站和建立社交网络账号等方式与社会大众进行沟通和宣传,从互动中了解其他人的看法,收获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推广了“合作居住”这种居住模式在社会大众中的认知。市政委员会也会通过以提供场地组织展览等方式协助推广和宣传的工作,使更多市民更直观地了解这种新的居住模式(图3)。

5.结语

“合作居住”是西方国家对现有居住模式反思后的尝试,具有非常多的优点。它使居民能够享受更多的社区关怀,创造更加和谐的邻里关系,通过分享生活用品来建立人和人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这种新型居住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越来越广泛地在世界各地建立。在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搬入独立的住宅单元,社区的联系越来越淡漠;乡村空心化现象不断加剧,空巢老人现象非常普遍。在这种背景下,“合作居住”是一种非常值得研究的居住方式,这种居住模式会给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以新的启示。好的居住模式可以帮助居民实现更加优质的生活,满足人们深层次的心理需求,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Bunker S,Coates C,Field M,et al.Cohousing in Britain today[M].Diggers and Dreamers Publications,London,2011.

[2]Mc Camant K,Durrett C.Cohousing:A Contemporary Approach to Housing Ourselves[M],Habitat Press,Berkeley,1994.

[3]Cohousing in the UK[EB/OL].http://www.cohousing.org.uk/cohousing-uk/.2016-07-09.

[4]ARCHITYPE:Springhill Co-Housing[EB/OL].http://www.architype.co.uk/project/springhil-co-housing/.2014-05-12

[5]吕芳青,夏海山.从物质空间规划到公众参与——以英国斯普林希尔合作生态住区论智慧社区规划[J].世界建筑.2015(08)

高校社区合作 篇4

【关键词】：学校；家庭；社区

【中图分类号】G459

学校、家庭、社区各自既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又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学生的教育成果不仅与学校教育的有关，家庭、社区教育也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构建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教育合作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学校、家庭、社区教育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模型

1、学校教育是主体

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学生产生影响。学校不仅对学生知识上受教育的情况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学生个性发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学校教育还对家庭和社区教育起着积极地调控作用，使三者教育结合的更为紧密。

2、家庭教育是基础

人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环境中，家庭教育是学生接受的最早的教育，对学生的个性、行为、习惯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家庭教育中，家庭的学习氛围、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教育方式对孩子有着重要的影响，也为孩子走进学校和社会接受教育打下基础。

3、社会教育是依托

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都是为学生更好的走向社会打下基础，而学生走向社会，接受社会教育，才能真正的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社会教育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教育内容，还能帮助学生学会如何更好的与人交往，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等其他各方面素质，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建立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教育合作方式的措施

1、树立教育三方相互认同的共同体原则

要实现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教育合作模式，需要在建立相互认同的共同促进学生发展的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建立教育三方相互认同的共同体原则。首先教育三方应该建立良好的沟通，避免因沟通不畅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学校、家庭、社区之间应该相互尊重，认同各方对学生教育的重要作用，在平等的地位上实现良好的对话。此外，三方應相互帮助，资源共享，共同努力实现对学生的良好教育。

2、发挥学校教育的主体作用

（1）创新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模式。学校应该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坚持学生在学校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为学生接受教育和老师的教学提供更好的教育基础设施，加强学校与教师、学生之间的沟通联系，密切掌握教师、学生的最近动向，更好的为师生服务。

（2）创新学校教育方式。学校的教育方式应该与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社会教育的环境状况等各方面相结合，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在真正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3）创新教育内容。现代教育不仅要体现在教育的形式上，还应该体现在教育的内容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文化较改革开放之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的内容也应该跟随社会前进的脚步，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实现课程内容的多样化，课程结构的现代化，课程知识的创新化。

3、改变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与学校、社区教育密切结合

（1）家长应该主动的提高自身的思想素养，积极参与学校或社区组织的教育座谈会等，提升自己的教育思想，学会在家庭生活中如何更好的与孩子沟通交流，如何与孩子建立如朋友一样的密切关系，给孩子提供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

（2）以科学的教养方式，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家长应该转变只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和物质层面的需求，更多的应该联合学校教育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味地追求学业上的高分数，是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家长应该在培养和提高孩子思想素质的同时，帮助孩子拓宽眼界，促进孩子的综合发展。

（3）加强与学校的联系。家长应该积极配合参与学校组织的家长座谈会、教育知识讲座、家长学校授课等活动，与老师定期保持联系，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及身心发展状况，同时，还应该及时的向老师反应孩子在家的学习、生活等状况，在与老师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找到对孩子教育的正确指导方法。

4、优化社区教育环境，实现资源共享

（1）加强社区教育活动场所的建设，为学生的教育提供丰富的教育设施。一般来说，可以建立社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图书馆、博物馆等，还可以通过开展社区教育志愿者活动来吸引学生参与到社区教育活动中来，这样不仅实现了社区教育与学校、家庭教育的有效结合，使学生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和教育，还能够加强社区的整体文化建设，促进社区的更好发展。

（2）发挥学校与社区教育的互动作用。社区应该积极打造文化社区，为学校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更丰富的教育资源。同时，学校教育也应该面向社区，面向社会，积极参与到社区实践中去，促进社区的文化建设，实现学校和社区的共同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只有将学校、家庭、社区教育有效的结合起来，共同承担孩子教育的责任，才能真正培养出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林少娜，陈绍艳，胡英宗，邓艳香. “学校、家庭、社区”体育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4，06：50-53.

[2]郭润明. 建立学校—家庭—社区教育共同体的条件探析[J]. 教育科学论坛，2015，24：13-16.

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研究 篇5

所谓城市社区, 是指在一定的城市区域范围内, 聚集着一群对组织有着一定归属感的人们, 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归属感来自于城市对于个体生存空间的压缩而导致的相互依存性。所以, 城市社区, 兼备了共同体的组织性与个体发展的独立性, 城市社区治理正是共同体中的相关主体, 对于共同事务进行管理和对于社区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的过程。

在实现社区治理的过程中, 政府、社会与公民的多主体参与, 才是治理概念中多元化特点的体现。随着我国正在从传统社区治理模式中政府的全权负责转向政府与社会并存的治理结构, 社区治理的首要任务也应该是调动社区共同体中居民参与社区共同体治理的积极性, 正如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 社区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多的召集社会各种力量组织广大社区居民学习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 让越来越多的“社区主人”自己协调和管理其在社区中的各种关系, 从而创立一个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贴近居民具体生活方式的、满足社区居民日常需求的治理体系。

二、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

1. 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的提出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考察, 社区经历了不同的形态和内涵变迁。夏学銮教授将社区作了“组织论”“区域论”和“综合论”三个阶段的划分。在第一阶段组织论时期, 社区是自然社区, 即农村社区。这时的社区仅指“农村”这一聚落组织, 是自然形成的农村社区与理性城市社会相对立的组织形态。第二阶段区域论时期, 把社区视作人们在其中共同生活的区域。这一时期来看社区被纳入到政府管控的系统, 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局。第三阶段综合论时期, 把社区既看做一个互动的体系, 又看做一个冲突的场所, 还看做一个行动的场域。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不断加快, 可以看到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公共生活逐渐从过去的“单位式”向着“街道居住式”, 再到“社区式”的变迁过程, 城市社区的治理往往也是经历了从基层政权机关的纵向单一管理, 向着基层政府机关管理的横向管理, 这其中主要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社区组织、居民委员会等各种居民事务处理机构的产生, 可以说基层政府机关对于基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当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根据利益和权力配置的状况, 从这些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中, 我们可以梳理出纵横两条权益关系线:一是纵向的政权机关与社区生活者之间的关系;二是横向的社区生活者中的社区一般居民与社区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城市社区各主体间的民主合作治理, 就是将这两条权益关系线结合起来, 以居民委员会为中枢机制, 形成城市社区治理的民主合作模型。

2.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设计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主要强调的是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 社区居民以及民间组织参与到其中的一种多元治理, 但以往的那种单向的角度往往是基层政权机关在社区公共管理中扮演着一个强有力的角色, 从这种单向转为多元, 就要求形成一种基层政权机关的管理为主导, 社区组织为具体的工作主体, 调动居民参与合作治理的模式,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主要是从服务社区内居民的角度进行治理, 这种治理的方式改变了以往的一种强制性的治理方式, 而是转化为一种更加具有服务理念的角度来进行治理, 通过这个方面的内容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重要作用, 也不难发现,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主要特点就表现在了重视社区主体之间的三层多向度的合作博弈, 在城市社区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治理的主体与治理的客体之间的合作, 在这种合作模式的建构下形成一种具有三层利益群体共同搭建起来的稳定结构关系。

3.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的依据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的理论依据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始的, 首先就是来源于直接的民主形式和间接民主形式的现代民主理念。在古希腊城邦社区当中, 形成的一种关于统治归于人民或者是人民主权的形式, 这种形式就是表现在了将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归功于人民大众的权力。这是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一种社区治理形式。

其次就是一种要建立在政府、民间组织和城市精英组织间的一种“社会伙伴关系”的新型的合作主义的思想。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建立起的第三条道路应运而生, 这第三条道路主要是主张公民与公民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 以及重点强调公民与国家的政府机关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

最后就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产生的一种协商民主的理论, 该理论更加重视民主, 对于社会共同的治理体系搭建起有效的平台。所谓的协商民主就是在一个共同体内建立起来的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够通过参与立法和决策等政治过程, 所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治理形式, 这种核心概念就是协商和公共协商民主的建立过程。

三、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存在局限性的原因

1. 政府角色定位存在偏差与社区组织功能发挥不充分

通过对我国城市社区合作治理模式的文本研究, 发现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还存在一定的偏差, 即政府、社区性组织、社区居民的职责任任然难以定位。

在我国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中, 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领导作用, 政府的角色不但是具体治理工作的执行者, 还是具体治理政策的制定者。新中国成之初, 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由于社会中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社会自组织, 所以国家在城市管理中, 体现出了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特点, 但随着社会自组织不断地走向成熟, 一味的政府主导不但降低了行政的效率, 增加了行政的成本, 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这个时候, 政府就应该从“主导者”的角色转变为“协助者”或者说是“指导监督者”。

从目前我国社区合作治理的进程来看, 虽然摆脱了单主体的治理模式, 但仍然处在国家总体规划, 指导社区合作治理的模式之中, 《国家新型城镇发展规划 (2014-2020) 》明确指出了“社会组织应该承担起加快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 整合人口、劳动就业、社保、民政、卫生计生、文化以及综治、维稳、信访等管理职能, 于此同时, 还要加快社区信息化建设, 构建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发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驻区单位积极作用, 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加强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 推进社区工作人员专业化和职业化。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这一阶段, 达成社区职能的实现, 任然要遵循国家主导地位, 是国家在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中起到规划与制定社区建设政策的职责, 而社区也需要尽快转变角色, 发挥自己的组织功能, 一方面成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与宣传者, 一方面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积极性, 成为国家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一道桥梁。

2. 社区居民主体意识不够强烈

在社区合作治理的多个主体中, 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往往没那么强烈, 最容易产生参与冷漠的也是社区居民, 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 政府在实现其主导角色的同时, 占有了大量的资源, 社区居民作为这区合作治理的一个主体, 种种活动却收到了限制,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思想的影响下, 在官本位思想的控制下, 人们长期所养成的一种被动式的管理理念产生起来, 这样就容易导致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理念往往受到人们这种思想的影响。

但不可否认的是, 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合作治理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其参与的积极性对于社区合作治理的影响也最大, 政府的政策输出, 必须要收集大量的居民需要作为前提, 另外在政策的反馈过程中, 最有发言权的也是社区居民主体, 但居民主体的归属感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低的, 社区居民无法将自身的利益很好的与社区共同体有机结合, 对于社区居民来说, 一方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 缺乏管理意识, 另一方面, 在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中, 没有很显然的利益, 驱使社区居民参与管理, 很有可能是付出了精力与时间去参与管理, 却没有获得明显的利益收获, 形成一种“吃力不讨好”的结局。

四、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现实适用性

1. 增强社区居民参与意识

如何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应该从“社区认同感”与“社区主体地位意识”两面入手, 培养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最重要的就是树立共同利益意识, 一方面利用社区共同利益驱动公民参与社区合作治理, 另一面增强社区居民间的交流与互动, 使其认识到社区共同体的存在。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 也是基层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就是广泛的公民参与, 作为社区合作治理的主体之一, 如何增强社区居民参与的力度和积极性, 让更多的社区居民能够参与到其管理的全过程中去, 对于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培养尤为重要, 这就需要社区发挥其中介作用, 一方面对于政府政策进行宣传, 另一方面对于居民的主体意识进行引导, 利益针对性、多样性的宣传模式, 塑造出一种良好的社区共同体氛围, 保障社区合作治理能够有效的运转下去。

2.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能力

目前, 中国大多数的社区之中, 公民树立了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意愿, 但存在着“无路”参与的状况, 对于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 应该从扩大参与渠道、多样参与方式、拓宽参与领域三方面入手, 使得居民参与“有路可走”, 居民参与能够真正得到落实。

我国的社区社会组织主要有三大类型, 一是以组织文娱活动为主要工作的社区组织, 二是以维护社区居民权利为主要工作的社区组织, 三是负责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的社区组织。但由于组织活动的时间差太大以及社区组织自身建设的不完善, 使得大部分的社区居民找不到参加社区合作治理的途径, 对于扩大社区居民的参与渠道来说, 就应该明确各类社区组织的职责所在, 而不是只能让居民从社区宣传栏中获得单一的社区信息来源。

对于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而言, 其建立的过程应该是在和谐社区建设的基础上, 不断地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 让更多的社区居民能够参与到其社会的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和谐社会的建设, 首先就需要的是融洽的社区氛围, 这就需要社区组织提供形式多样的社区交流活动, 这属于社区文化参与的范畴, 但将参与的领域仅仅局限于文化范畴是无法提升居民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能力, 还要将居民参与的领域扩大社区政治参与、社区经济参范围内, 满足居民参与多样化需求的同时, 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共同体重大事务决策的积极性。

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 一国要成功实现现代化, 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 必须注重城镇化发展,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 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时期, 也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 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推进社区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显得尤为重要, 居民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份子, 其参与的积极性, 直接影响着社区合作治理的运转效率, 在社区合作治理之中平衡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需求矛盾, 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意愿与能力, 不断拓宽居民参与的渠道, 丰富居民参与的形式, 拓展居民参与的领域, 培养起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共同体中的一员与社区合作治理中的一个主体的意识, 使治理成为一种依赖于社区居民自觉的权威认同。

参考文献

[1]高瑜.公共服务下社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J].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 2013 (03) .

家校合作——社区教育的未来 篇6

一、家校合作:促进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

教育专家预测, 2l世纪最成功的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具有开拓精神的、最善于与人合作的人。但是当前我国中小学生的能力现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据近几年对中小学生的调查分析表明, 我国中小学生在人格发展中普遍存在缺陷:一是意志薄弱, 战胜困难的信心勇气不足, 懦弱胆小;二是懒惰, 依赖性强, 生活“低能”;三是缺乏社会责任感, 自私散漫, 合作能力差。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现行学校教育目标和家庭培养方向不一致, 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实行家校合作, 则可促进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理由如下。

首先, 家校合作可以形成对青少年教育的合力。在现实教育过程中, 常听到教师们抱怨:“我们对学生苦口婆心地说教, 学生刚在思想上有点进步, 随后家长的一句话就可能削弱或抵消我们几天、甚至几个月的教育。”[1]家庭和学校作为儿童教育过程中的两种主要力量, 如果形成合力, 就能相互支持和配合, 强化教育作用;如果不能形成合力, 则相互削弱和抵消, 学校教育的作用就无法充分发挥。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 那么学校的教学和教育的过程就会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2]”

其次, 家校合作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可靠保证。学校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一目标要求学校必须实施素质教育。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国的基础教育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 自古形成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教育价值观念在许多家长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们十分看重自己孩子的考试分数、在班里的名次, 以及能否进重点中学, 将来有无希望上重点大学。于是, “升学率”就成了家长们衡量一所学校优劣的标尺。家长们总是千方百计使子女“挤进”升学率较高的学校, 而一些升学率偏低的学校则失去家长们的支持和信任。家长的这种心态和行为还会变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乃至通过行政的手段对学校的办学方向产生极大的影响。因为学校能否赢得家长的支持和信任意味着能否在社会上赢得良好的声誉、能否吸引优秀的生源、能否树立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意味着学校的未来。因此, 面对来自社会、家庭的强大的世俗和传统压力, 学校不得不迎合他们的意愿, 把追求高升学率作为办学的目标。于是, 学校教师的职称、奖金与学生的考试成绩直接挂钩, 音、体、美等课被压缩或干脆被取消, 双休日、节假日被用来补课, 教师、学生日复一日地埋头于题海之中。这种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考什么教什么、考多少教多少、怎么考怎么教、一切为了考试的应试教育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全面发展, 导致学生高分低能, 离开学校后难于适应社会, 缺乏为人处世的基本能力和职业基本技能。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应试教育的危害, 正在大声疾呼恢复中小学教育的“本来面目”, 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轨。这种全面“素质教育”既有对学生科学文化、知识技能的教育, 也有对学生身体、心理素质的培育, 还有对学生道德观念、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3]。学校教育代表社会的主流意识, 向学生灌输的是正面的、理想化的、规范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素质教育是为了学生的发展而实施的教育, 素质教育是一种理想、是一种理念、是一种追求。素质教育的实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一个漫长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困难, 比如:认知与情感的矛盾、认知与意志的矛盾、情感与意志的矛盾等。素质教育的真正落实需要家庭与学校配合, 现实生活使学生感到困惑时, 就需要家长正确引导、帮助, 并与学校教育一致。

再次, 家校合作可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和质量。随着社会的进步, 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关注, 教育理念也开始与时俱进, 许多有条件和能力的家长为孩子进行了良好的教育投资:选择居住在有利于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环境里;为孩子选择就读的学校;为孩子挑选教学水平高的教师;有意识为孩子选择学习成绩优秀的朋友;为孩子报名参加有利于发展的培训班;让孩子参与各种利于发挥自身特长的比赛;假期领孩子外出旅游增长见识;注重孩子的饮食营养;在家里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选择购买有助于孩子学业进步的学习用具 (电脑、学习机等) ;请家教;自己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辅导孩子;加强与教师的联系等。这一切都减轻了教师的负担, 在同等的学校教育条件下, 提高了教育和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最后, 家校合作可以优化教育资源。一方面, 家庭要全方位地支持学校教育工作, 另一方面, 学校尽全力帮助家长解决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样, 家庭和学校才能在儿童教育过程中密切合作, 互相配合。家长对学校教育工作的支持, 包括对学校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对政策执行的配合和监督, 对学校财政的支援, 积极参与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一些力所能及的教育活动, 为学校提供教育资源, 帮助学校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 为学校提供孩子的信息, 以及在家庭中为孩子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 较好地满足孩子受教育所需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 营造和谐的家庭气氛, 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教育素养, 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等等。同样, 学校由于在青少年教育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 它的特殊性决定其必须指导家庭教育, 积极主动地使家庭成为其教育过程中的合作伙伴。因此, 学校必须打破教育工作以学生为对象和以学校为舞台的传统, 走出校门, 把教育范围扩大到社区乃至整个社会, 把教育对象扩展为学生家长乃至全体社区 (社会) 成员, 同时也可为他们提供利用学校教育资源的机会, 使学校成为社区教育的阵地。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工作中, 要积极地以各种形式向家长和社区成员宣传学校政策, 以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开展多种形式的家长教育活动, 如家长学校, 使家长拥有科学的教育观念、知识和方法, 以解决在教育子女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开展多种形式的家校交流活动, 以解决矛盾, 密切关系, 互通有无, 加强合作;同时还要了解学生家庭在教育以外的其他困难, 协助地方政府予以解决, 以消除家长的后顾之忧。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一致的过程, 还包括二者的衔接问题。在这方面有家庭教育和学前教育的衔接, 有家庭教育和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 还有家庭教育和小学教育与中等教育的衔接。儿童在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之前, 只有事先做好了心理准备, 才能较好较快地适应新的环境。这就要求每一级学校教育对家庭的指导都要向前延伸, 帮助家长在儿童入学前做好心理和其他准备。除此之外, 衔接意味着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不能留“真空”, 二者要相互弥补对方难以涉及到的间歇, 使青少年始终处在一个步调一致的教育过程中。

二、家校合作:促进“教育社会”的诞生

“教育社会”是指社会本身就是个“大学校”, 能为每个人在他需要的时侯提供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机会, 每个人都能主动地去学习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能意识到自己是“受教育者”, 同时又是“教育者”。“教育社会”是全体社会公民都关心人的教育、人的发展的社会, 对学校教育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是“教育社会”的普遍风气。家校合作能促进这种风气的形成。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合作, 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教育的过程。

首先, 家校合作是一种家长受教育的过程。做家长的知识和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家长就必须学习。在日常生活中, 家长在教育自己的孩子上遇到问题时, 首先想到的就是向学校老师请教。家校合作给家长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学习机会。在合作过程中, 家长不仅可向教师学习, 也可向其他家长学习, 并与他们交流、分享儿童教育的意义和经验, 掌握有关的知识和技能, 从他们同学校合作的成功经验中受到鼓舞, 建立起与学校合作的信心, 以至积极参与更广泛的社会活动, 为自身的发展寻求更多的教育机会, 提高自身的修养和教育素质。家长也可从与教师和其他家长的合作中学习交际技能, 学习与别人合作的能力, 合作的范围也因此会从教育扩展到其他方面。在学校成为社区的教育基地, 向社区成员开放教育资源时, 学校便成了家长接受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在家长与教师的愉快合作中, 家长能认识到教师职业的神圣和伟大、艰辛和操劳, 能深刻体会到教师的无私奉献精神, 从而能体谅教师工作, 尊重教师劳动, 积极支持教师的工作。良好的家校合作同样能使家长的道德和精神面貌发生积极的转变, 家长能在教师和其他家长的榜样作用和帮助下, 在合作成功的鼓舞下, 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 改善亲子关系和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 从而使家庭成为社区精神文明的阵地。

其次, 家校合作也是教育工作者受教育的过程。教育工作者首先可以向家长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 了解学生的成长历程和家庭背景, 做到比较全面、客观地认识学生, 从而对今后的教育作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并借助了解到的新情况不断修改教育内容和方法。教师也可在与家长合作的同时, 学习与别人交往的能力, 推动合作工作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另外, 家长们的职业、经历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 他们可向学校提供大量信息, 教育工作者可以从中学习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并分享家长的成功经验, 以改进教育和管理工作。教师在家校合作过程中若能得到家长的大力支持, 一方面会转变对家长参与教育工作的偏见, 另一方面也会在教育教学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积极地寻求新的途径来密切家校关系。

再次, 家校合作是从学校“走出去” (把教育对象和范围扩大到家庭和社区的成员) 到“请进来” (把他们吸引到学校并参与教育活动) 的过程。“教育社会”的形成已有了良好的开端, 从家校合作扩展到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的合作, 从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活动发展为全体社会成员参与, 从合作意识的培养到合作制度的建立, 全社会关注教育、参与教育的风气就会逐渐形成。当学校、家庭和社会把儿童教育方面的合作扩展到全民教育中时, “教育社会”便成为现实。

三、家校合作:强化教育机构的自我管理

首先, 家校合作有利于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和管理活动。家庭与学校在儿童教育过程中的合作可以沟通家校交流的渠道, 双方可就学校工作或个别学生交换意见和感受。家长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来协助, 甚至作为学校委员会成员参与制定更合理有效的学校政策和计划, 之后监督执行。学校可由此收集家长对学校工作及教育教学实践的反馈资料和学校所在社区的背景资料, 以改进学校工作。家长除对学校工作提供有意义的督导外, 也可分担学校部分工作, 例如帮助学校收集信息、管理图书室、玩具交换中心等。另外, 家长在一定范围内, 可帮助学校开展一定活动, 甚至作为教育过程中的助手, 这样可使教师从教育事务中解脱出来, 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接触孩子, 并在某种程度上可降低学生、教师之比, 增加个别辅导的机会, 使个别教育和小组教育成为可能, 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此外, 家长也可以帮助学校解决所面临的困难 (如经费不足、设施设备有限等) , 应付来自校外的挑战 (如社会风气不良的影响等) , 维护学校的声誉和权益, 支持学校和教师的创新。学校教育工作者必会因此而大受鼓舞, 更加勤奋工作。

其次, 家校合作有利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领导、管理。高层次的家校合作中, 家长作为学校委员会或家长咨询委员会、教师—家长协会等的成员直接参与学校的管理。家长由于最了解其自身和孩子的情况, 因此在涉及孩子和家庭的教育决策和规划中, 作为咨询者或决策者本身, 可促使学校的教育决策和规划更加切合实际, 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家长参与决策可使学校校长从唯一责任人的重负下解脱出来, 从而能使他有勇气加快学校改革的步伐, 提高力度。家长也可以参与评估学校和教师的工作, 进一步提出改进的意见。教师、家长一起参与原来只属于行政人员的决策领域, 能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感和家长对学校活动的支持, 使整个教育界更密切地联系起来。家长咨询委员会、教师—家长协会等组织, 甚至可以影响地方和中央的教育委员会的决策和管理, 参与决策或为决策提供咨询, 在执行阶段进行监督, 对他们的工作提出质询等。学校和各级教育委员会要向家长增加透明度, 对他们的质询作出积极的回应。家长由于是教育纳税人和投入者, 借用经济学概念来分析, 他们是教育消费者或顾客, 学校和教育管理机关则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 消费者有权利向提供服务的机构争取合乎要求的服务, 因此, 学校和各级教育管理机关不可避免地应向消费者 (家长和学生) 作出交代, 以保证其教育过程的效率和效能。这种家长对教育机构的质询和监督, 可进一步强化教育机构的自我管理。

参考文献

[1]王耘, 叶忠根.小学生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3.37.

[2]沙莲香.社会心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54.

高校社区合作 篇7

1 概念的界定

1.1 农村社区

农村社区的概念有好多种, 不同的人对农村社区的理解不同, 但都有相通的地方。农村社区通常就是说居民以农耕生产为主要功能, 把农业作为主要的谋生手段, 在居住方式上主要是以村落为主, 规模通常较小。这些都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社区。

1.2 新型农村社区

新型社区不再局限于在农村中, 它是指一大片区域, 有一定的规模, 有相似的情况, 想法, 甚至是工作环境, 知识背景等, 以多种社会和经济关系结合而组成, 具有比较完备的社区组织和社区服务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1.3 农村社区组织

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内的政府组织。主要包括社区的党支部和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内的派出机构。村党支部在乡村社区代表着国家权力, 它的行使以国家权力为强力支撑。具体到村党支部日常工作重点, 村党支部以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为主。这就决定党村支部在乡村社区中代表国家利益, 职责履行中更多向上级以及中央负责。社委会、村委会等社区自治组织, 村民代表大会等。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教育、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村民自治权是国家向基层社会让渡的部分治权, 村委会的自治权来源于村民的授权, 村委会在村民自治活动领域内行使自治权, 但是乡镇政府有权指导。

2 农村的公共服务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农村社会建设相对滞后、公共服务资源匮乏的问题凸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就是要不断满足农村居民的这些要求,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共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主, 促进土地节约、资源共享, 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 逐步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城镇化、生活服务社区化、生活方式市民化。

2.1 义务教育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 村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村教育被摆在了重要位置。当国家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后, 农村的孩子可以在更优越的环境下学习知识。然而, 由于硬件设备的缺失, 教育资源的不匹配, 有的乡村只拥有幼儿园和小学的教育设施, 初中及以上的就学需要去别的乡镇、县市。更有的地方甚至连学校都没有。

2.2 医疗问题

我们在对社区医疗满意度的调查中, 大多数居民都对医疗设施很不满意。社区内没有专门的医疗站, 甚至很多农村中都没有合格的医疗所, 就医不方便, 是最大的医疗问题。即使条件稍微好一些的农村有自己的卫生所, 但是医生的医术水平却不高, 甚至有一些都没有临床经验, 常规医疗设备不齐全, 设备很旧, 医生少, 到了晚上没有人值班, 很多病人晚上生病也必须等到第二天去看, 耽误了最佳就诊时间, 很多病人因此付出了生命。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收费太高, 一些家庭很难负担得起较高的医药费。看病难, 看病贵依然存在。

3 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合作与责任

上述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 毕竟农村设施的建设不完善, 很多福利待遇还没有辐射到这些边缘地区。教育、医疗、道路这些基本的仍没有达到小康水平, 为了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 构建和谐的农村社区环境, 政府和社区组织需要调适自己的责任, 达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目标。

3.1 政府与社区组织各自责任

政府要明确自己的定位, 在社区建设中, 由“划桨者”转为“掌舵者”, 也就是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主要是制定相关政策, 建设方向, 保证这些政策得到实施, 顺利完成。改变政府在社区组织中的“越位”和“缺位”现象, 同时处理好放权和收权, 相信在政府的领导监督下, 社区可以做到有效实施, 顺利完成。社区组织有多层阶级性, 他们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管理体系, 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来维持运转, 实现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的综合运用。社区组织与社区居民联系最为直接, 要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 提供最为需要的公共物品。另外, 在社区组织的运行机制中, 要完善考评机制, 改变过去混乱的局面。实现良好秩序管理。

3.2 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合作

党村组织是国家在农村的执政主体, 要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但是, 在社区管理中, 政府供给单一效率低, 财政负担大, 社区组织需求多样, 难唱独角戏, 社区自治能力培养的关键在于政府善于使用“扶持之手”, 用激励措施, 凝聚势头。第一, 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拨款必须全部落实, 同时发放农村社区教师补贴, 以及贫困生补助, 推动城乡教师双向流动, 建立农村社区教育投入机制, 投入教师培训费, 加快设备更新速度。第二, 首先政府要在农村社区建立医疗站或者是小型卫生所, 保证一个村有一家, 设备齐全, 人员充足, 夜间轮流值班, 让社区居民都参加医保, 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社区医院衔接医院, 政府完善社区医院的规划, 投入有效资金, 使得居民感到满意, 感到幸福。第三, 政府财政拨款到维修道路上, 小到田间小路, 大到柏油大路, 同时后续的交通设施也要跟上, 建立社区内公交设施, 途径每一个村庄, 设立公交路线, 解决居民出行问题。

参考文献

[1]黄蕾.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政府的责任[D].华中师范大学, 2007.5.

[2]张锦堂.东莞石龙镇农村医疗服务供求问题的研究[D].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13.12.

[3]卢西.论城甲市社区医疗服务史的政府责任缺夫及其对策研究——以长沙市社区医症服务建设为例[D].中南大学, 2009.5.

[4]刘琳瑜.浅议我国城市社区组织体系的改革[D].企业家天地, 2007.6.

奥巴马力促企业与社区学院的合作 篇8

周一, 奥巴马宣布一项提议, 通过这项提议美国50个州的公司、工会和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将通力合作, 以改善职业培训和促进劳动力发展。今天在白宫峰会上, 奥巴马接见了商业领袖、教育者和其他工作人员, 以期联合各方力量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周一, 奥巴马在和美国白宫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 (economic recovery advisory board) 开会前说:“我们要使学生就业和企业招聘更好地联系起来, 我们要帮助社区学院和企业雇主一起创建能够使教室里的课程能够满足企业需求的项目。”

目前, 在已经和社区学院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司中, 有将创建教育计划的麦当劳公司和预计明年将雇用多达1, 200名社区学院学生的盖普公司 (Gap) 。在今天新公布的倡议中, 比尔和梅林达·盖茨 (Bill&Melinda Gates) 基金会将为提高社区学院的教育质量拨款3, 500万美元, 另外还将为奖励表现最佳的社区学院或是“后起之秀”每年提供100万美元。明年秋季, 非营利性阿斯本机构 (Aspen Institute) 等慈善机构也将为社区学院提供资助。

高校社区合作 篇9

目前全国有55.3万个体育场馆，体育局系统占7％，教育系统占75％。高校体育的设施齐全、人才济济、方法先进。与社区硬件的薄弱、人才的缺乏、方法的落后形成鲜明的对比。如能利用这些优势并投入到社区体育服务中去，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社区体育当前的困难。高校体育如何为社区体育服务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将对此进行较为详细地分析。

一、高校体育在社区体育服务中的优势与现状

1.高校体育资源有能力充分发挥作用

场地设施方面。高校体育拥有大量门类齐全、规格不等的体育场馆设施。这些场馆设施除了用于教学、训练之外仍有潜力可供开发，应酌情向居民开放。但不少高校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没能注意场馆利用的密度及效益。最为可惜的是一些高校投入巨资修建的高档体育馆，建成之后由于利益协调困难等种种原因不能及时对外开放，造成巨大耗损。人才方面。高校体育是培养体育人才的摇篮，涉及到多方面、多层次的体育学科和综合性学科。这是一笔巨大的人力资源，如能设法把这笔资源调动起来，开发出来，那么学校周围近百万人口社区的体育人才缺乏问题马上就得到缓解。然而据调查表明，高校学生到社区参加过体育服务的不足10％。而人力资源都是具有实效性的，不加利用就是浪费。方法技术方面。高校体育具有丰富的体育项目、一流的运动技术、完善的一级设备和先进的科研成果，具备全面、系统、科学地进行社区体育服务的能力。然而这种优势并没有在社区体育服务实践当中得到利用和发挥。高校体育参与社区体育服务较常用的做法是搞短期培训班或大型健身咨询，这种受经济利益驱动或为迎合领导意志而采取的短期行为很难说有什么时效性。许多社区居民因得不到科学方法的指导只好依据感觉、经验或他人意见而从事锻炼，势必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盲目从事体育锻炼活动不仅不利于健康，也是不文明的；有时甚至会造成封建迷信流行的恶果，法轮功就是一个沉痛的范例。高校体育必须改变与广大社区在体育服务上的脱节现象，把科学健身早日送到社区。

2.高校体育参与社区体育服务是社区建设的需要

社区体育服务属于广义的社区建设的范畴。所谓社区建设，是指在社区有关部门的领导与倡导下，调动社区各方面力量开展的，旨在推动整个社区健康、稳定、持续发展，为社区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各种活动的总称。社区建设是一项关系到社区全体成员利益的综合工程，它需要社区各方面力量乃至每个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高校参与社区建设在世界范围内已是大势所趋。高校体育与周围社区并不是独立发展、互不相干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互助共建的关系。社区体育服务既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区建设的重要手段，对此，高校体育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参与社区体育服务有利于高校体育的自身发展

1.参与社区体育服务，有利于树立高校体育的良好形象

形象对一所高校是很重要的，它是全校师生精神风貌的体现，是学校社会地位与社会贡献的象征。在许多人的眼里，高校体育是培养运动员的地方；高校体育的师生往往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关心体育事业而不关心公益事业。这些看法虽然有失偏颇，但非毫无根据。我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塑造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培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扭转在人们心目中的不良印象，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社区体育服务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它具有专业性、公益性和交际性，通过周到、热情、高质的服务。可以与居民增进了解、增强感情，向他们展示自己的风采，从而逐步树立起21世纪高校的新形象。

2.参与社区体育服务，有利于专业建设

社会需要是专业设置及调整的依据。社区体育的蓬勃发展急需大量懂得社区体育工作方法、技能的人才；而现今高校体育的专业设置仍以培养体育教师及竞技人才为主要模式，出现了严重的脱节现象。虽然大部分体育院校已设置社会体育专业，但新专业的成熟与完善，除借鉴国外经验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外，还必须依靠体育院校广大师生的实践，尤其是社区体育服务的实践。

3.参与社区体育服务，有利于改进教学质量

高校体育传统的教学安排是：1～3年级学生以学习各种课程为主，4年级学生学分修满后进行实习。这种安排的弊端：一是学习与实习脱离，二是课余时间松紧失调，既不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还会造成大量人力资源的浪费。所以应在教学安排上动一些脑筋，多给学生创造一些社会实践的机会。可以通过社区体育服务，使学生体会到学以致用的乐趣，及时获得教学效果的反馈信息，改进教学质量。

4.参与社区体育服务，可以从社区获得所需的资源

一所大学就是一个巨大的耗散结构，它需要不断从外界获得物资、资金、信息、人员和技术等资源，才能维持其发展。资源尤其是资金不足，是困扰高校体育发展的一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除争取社会资助外，还应采取更为主动的措施。社区体育服务是一种很有潜力的产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居民加入到社区体育的潮流，对相应的社区体育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例如：上海市体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中要求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全市总人口的40％，约合800万人。这么庞大数量的人群从事体育锻炼，配套服务跟不上绝对不行的。可见，社区体育服务的市场是极其广阔的。作为技术与人才集中的高校体育，有着为社区体育服务最雄厚的资本，如善加利用，效益是十分可观的。

5.参与社区体育服务，可以提高服务者的素质

多次参加大型社区健身服务活动，对社区服务做一些经常化的探索，不仅居民反映良好，服务者自己也都感觉收获甚丰。参与社区体育服务可以培养社会公益意识与助人为乐品德，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可以将所学知识付诸实用，便于巩固提高；能开阔眼界，了解社会，锻炼社会交往能力，丰富大学生活，这对于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与整体素质的提高都是很有利的。

三、对高校参与社区体育的建议

学校领导首先应该更新观念，要想方设法、积极主动、高效合理的获取和利用社区资源来为学校的发展服务；要把社区体育服务作为一种开创性的工作来抓；要鼓励师生依据自身专业所长，开展形式多样、富有实效的社区体育服务活动；要通过制定制度等措施引导师生的社区体育服务活动，使其逐步走向经常化、规范化和经营化。

如何开发高校体育巨大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本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高校体育的人才资源主要包括教师和学生。其中，关于学生人才资源的研究与利用长期受到忽视。学生人才资源具有教育目的制约性、数量上的庞大性及质量上的发展性等特点。以往，他们总被当成潜在的人才来看待，造成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因为，学生虽然正处在成长发展中，但他们并不是在“长成人才”之后才为社会作出贡献，而正是在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锻炼成长的；高校的学生大都具备一定的体育知识技能，只要注意合理的教育和引导，他们是能够胜任大部分社区体育服务工作的。何况，学生余暇时间相对较多，把其中一部分用来从事社区体育服务，既帮助了他人，也发展了自己，可谓一举多得。当然，发动学生投身于社区体育服务并不是制定一个制度或规定就能解决的问题，它涉及到学校的教学、管理等方方面面。其中，关键环节是学生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进行社区体育服务。

为操作上的方便，可采取以下形式；一种是以系部、专业或班级等正式单位为依托，实行单位领导负责制、每单位依据自己的专业特点承担一定期限、数量的社区体育服务责任，由单位成员依据资源或轮流的方式来完成，其收益除支付服务者报酬外，用于系部、专业或班级建设；另一种形式是学校与社区组织以合同等方式建立合作关系，社区提供资金和服务对象，校方提供服务人员，收入归服务者个人所有；第三种由师生自发组建的依据市场规律运行的俱乐部，这是一种全新的形式。

高校社区合作 篇10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社区已经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重要场所,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中心也日益向社区转移, 社区预防、抵御、消除各种灾害因素的能力愈显重要。“安全社区”是世界卫生组织为促进社区安全而在全球积极推广的一种理念和计划, 是指建立了跨部门合作的组织机构和程序, 联络社区内相关单位和个人共同参与事故与伤害预防和安全促进工作, 持续改进地实现安全目标的社区。

我国大陆地区近年来在安全社区建设方面也做了很多探索与尝试。2006年2月,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依据中国社区的特点起草的《安全社区建设基本要求》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对外正式发布, 自当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我国安全社会建设形成了“国家安全社区”和“国际安全社区”两个系列。2009年3月25日, 上海市召开安全社区建设工作会议, 全市43个街道、镇正式启动安全社区创建计划。根据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网站公布的数据, 截至2011年, 列入国家安全社区的地区 (社区) 合计289个, 大陆地区列入国际安全社区名录的地区 (社区) 合计46个。

二、跨界合作的理论基础

从管理学和管理职能的角度来讲, 所谓“跨界”是指政府、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各种职能部门之间, 按照管理对象的内在价值链条, 跨越各自管理的纵向边界、横向边界、外部边界, 跨越各种壁垒, 创建一种纵横协作、相互沟通、信息共享的集体互动与合作治理的需求与实践。

“跨界组织管理”是刘君德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一个新概念, 所谓跨界组织管理是指跨越地方政府所辖的行政区域 (行政区划) 或跨越某一专业职能部门所辖地域 (非行政区划) 的组织与管理, 它是解决区域矛盾的一种重要手段。这是国内对跨界组织管理的唯一解释, 阐述了跨界组织管理的基本内涵:

一是指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 按照区际经济联系, 通过组建拥有超越地方政府或地方行政管辖区权限的相关机构或采用其他协商手段, 有效处理跨行政区边界地区的区域性公共事务和提供区域公共服务产品的组织管理过程;二是指在政府某一相同行业管理体系内部或相近管理职能部门之间, 按照整个管理系统高度关联的整体特征出发, 围绕公共管理事务运作的连续性, 协同开展横向协商与联合行动;三是指跨越政府、市场、社会三方的边界, 按照信任、沟通、补充的原则, 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 重大公共问题的决策、社会管理等方面, 构建——企业——社会之间的公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开创新的社会治理体系,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我国传统行政体制中, 政府占据了社会管理的主导地位, 而随着社会的转型, “治理”的概念应被更有效地接受和强化, 通过借鉴西方跨界区域中的经验, 充分发挥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乃至个人的力量, 构筑一个既保持政府治理能力, 又发挥各方主动性, 切实有效的跨界协调与治理体系, 以此解决区域矛盾和冲突, 建立高效有力的共同体。并将这一体系运用于指导除安全社区项目以外的长效建设中, 充分提高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三、我国政府安全社区建设的实践状况分析

我国内地的国际安全社区在创建内容和组织架构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多为地方政府或者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为主导, 构建领导小组, 小组成员多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业单位、区直属机构负责人等。这种“领导小组”的管理模式, 具有管理区域大、协调层次多、管理权限涵盖面广等显著特点, 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 缺乏区域管理的战略, 综合思维带有明显的应急性和随意性。各小组对各自相关领域进行组织和管理, 有可能导致新一轮的机构重复建设。而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下的政府主导体制和条块分割体制反过来对跨界合作形成了束缚, 形成了“一个社区、一个政府”的格局。第二, 设置体制不同, 管理效果有待进一步验证。作为社区安全数据检测记录来源的事故与伤害监测调查组隶属于社区卫生中心, 而针对其他各项安全预防和矫正的小组大多隶属于政府内部各有关部门, 由于机构性质和运作方式的不同, 小组在信息的沟通和管理体制上, 存在主管部门不一致、沟通不畅的问题。第三, 体制不顺, 跨界区域多头管理问题突出, 由于合作规则的缺失, 也易造成效率的低下。如学校安全组注重学校硬件建设和校园周边安全建设, 而在实践中, 学生的上下学道路交通安全、居家安全、消防安全知识等也是亟待关注和解决的重点, 完全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达到这一目的, 而与道路交通安全组、居家安全组等的职责明显重复。

四、安全社区建设中的跨界合作体系重建

(一) 构建部门合作规则。

街道是基层管理的重心, 通过行政化整合的机制, 对辖区进行社会管理。这种行政强化的逻辑在理论上可以成立, 但实际上街道所能掌握的治理资源远不能满足需要。在安全社区的建设中, 许多综合性事务都由街道承办, 涉及多个上级部门, 上级部门随时向街道安排工作任务, 各种任务不断下达, 但人员、经费和政策都没有相应配套。减少政府的层级, 把权力下放到基层, 使街道政府拥有真正的经济和独立行政权力, 才能令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缩短。这符合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扁平化”模式, 能做到民众和政府之间沟通距离的最小化, 更有利于政策制定的合理性, 以及政策实施中的监督和改进。当政府和民众沟通距离缩小后, 政府将能更直接地得知社区居民的诉求和愿望。同时在此基础上的政策制定将会更符合社区居民的需要, 而执行中的监督和反馈也将更为及时, 对执行中发现问题的解决也会更为妥善迅速。辖区内的各项闲置资源因此可以得到更合理高效的运用, 比如学校的场地是否可用于社区活动, 共享建筑物、人员、信息或设备等。

(二) 社区功能培育。

随着第三部门的广泛兴起, 公民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各类非营利组织, 进入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以及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 以此表达自身利益倾向, 并作为政府的合作伙伴, 承担社区一部分共同产出公共服务的责任。公民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消极消费者, 富有积极能动精神的公民, 还是表达自身利益、影响公共政策的有生力量, 是参与社区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承担着个人在社区服务中的责任。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逐步形成, 也极大地推进了社区功能的培育。

(三) 志愿者行动。

由于社区意识可能衍生于从邻里街区到工作团体等许多不同层次的人群, 所以它可以在人与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结构。社区建立的基础是关怀、信任和协作, 它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有效沟通和冲突解决系统结合在一起的。社区的互动本性在个人与集体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并且使得二者保持一致。因此尽管政府对于促进社区建设和公民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 公民在社区管理中想要发挥作用并且有助于造成积极的变化。当前社会形势下, 民主参与的公民团体, 如社团、志愿者团体等, 都在社会活动中以草根的姿态积极活跃着。在安全社区的创建中, 由于切实关系到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的改善和自身安全的保障, 志愿者 (团体) 可以起到相当有分量的作用。

摘要：本文从当前城市管理中理论和实际出发, 围绕安全社区项目构建的全过程, 通过对公众参与和跨界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 结合国际安全社区项目创建的实践, 试图探求当前政府在社区管理中通过公民参与和跨界合作这一管理体制的创新, 积极转变机制和职能, 一方面健全政府内部不同部门、组织间的协同合作机制, 一方面拓展公众参与的内容和形式, 与各类非政府组织之间达成默契高效的协同合作机制, 从而促使决策最优化、降低行政成本、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切实增强区域内居民、企业、非政府组织的认同感、安全感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