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捐赠法律问题

公司捐赠法律问题（共11篇）

公司捐赠法律问题 篇1

在公司捐赠的诸多争议中,关于公司捐赠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是争议的焦点。公司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范围是以公司章程为限,超越公司目的范围的行为被规定为无效行为,这在法律上被称为越权原则,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将之称为逾越权能法理。该原则在实践中典型的表现就是交易对方对公司逾越公司权限的行为提出无效抗辩,使越权行为归于无效。

公司捐赠行为的合法性与公司的目的范围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一般说来,超越公司目的范围的公司捐赠行为即为违法。但是,随着逾越权能原则的衰微,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理论已经做了许多扩大化的解释。如日本的法院认为,公司作为经济社会的构成单位,其捐赠行为之效力并不应局限于是否超越公司章程所制定的目的范围本身,而应该看公司捐赠行为对达到公司章程目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必要的行为。美国的法院认为,公司负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公司捐赠并不一定会对公司带来不利,公司对私人机构之合理性捐助,应不构成公司逾越权限之行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笔者认为对于公司捐赠行为的效力重点是看公司的行为应该在何种情况下、何种程度受制于章程所规定的目的范围。在早期的学说中是按照民法有关法人的目的范围法理推论,将公司的目的范围严格局限于目的范围内。虽然在有的判例中原则上认可了这一原则,但将公司目的范围扩张至公司的营业自身行为和为了公司营业的行为两大类。现在的许多判例甚至并不重视章程有关目的条款的记载细节,而是将目的条款的文字放在社会观念上加以扩张性解释,包括直接或间接的与目的内容相关的附带事业,以及为了达成公司目的,相当的、有益的行为都划入公司目的范围。

一、公司捐赠行为与多种利益诉求的冲突

首先是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冲突。公司股东投资设立公司的目的在于取得投资收益,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公司股权分散的今天,公司的股东中存在着以追求短期的利益为主的投机性投资者。而公司的捐赠,是为了实现公司的社会责任,主要是从公司的长远利益出发;公司对社会捐赠的多了,股东可以分配的利润就少了。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在规模比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可以直接决定公司捐赠的对象、数目等等,这当然不会存在所谓的冲突问题。但如果是规模比较大的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公司股权结构复杂,又存在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形,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不参与公司的决策,或者不能参与公司的决策;同时,由于不同的股东投资公司的预期又不同,着眼于公司长远利益的公司捐赠在公司股东之间引发争议等自然无法避免。

其次是股东利益与董事利益的冲突。公司捐赠旨在于增进公司长期价值,所以对于那些短期持有公司股票的投机型股东而言,他们没有关注公司捐赠的动力;而对于投资型股东而言,其长期持有公司股票意在着眼长远,获取公司经营分红并与公司共成长。故此他们更关注公司的长远利益。对公司董事而言,其决定捐赠的目的具有多样性,或凭其商业经营判断为提升公司长远利益的捐赠;或为提升自身名气,增加自身的竞争性而实施的本不需要的捐赠;或为牟取个人私利,诸如为了子女就学、个人感情等私利而决定捐赠。如董事完全为了提升公司长远利益而进行捐赠,理论上来说董事与股东(投资型股东)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但实际情况却往往并非如此。问题在于,即使是对同一个对象进行捐赠,双方的认知也可能大不相同。董事对公司业务的把握更加熟练,股东往往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因此同样一个捐赠行为在董事眼中可以促进公司长远利益,但在股东眼中却看不到长远利益的前景,眼见的只是公司资产的浪费,冲突也由此发生。

最后是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公司是一个营利法人,这在盛行公司社会责任理念的时代也不能否认,只是强调的角度不一样而已。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也就是公司既要为股东的利益考虑,也要考虑到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公司进行慈善捐赠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在数量上存在着此消彼涨的关系。公司慈善捐赠多了,社会获得的福利就越多,但公司剩余的利益就越少;二是如果是公司采取法律规避型的捐赠,则将直接导致社会福利的减少。如公司濒临破产但公司仍然将公司财产捐赠给他人。这时候公司对社会的捐赠是增多了,但公司的财产减少,却导致了公司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公司员工福利的减少。

二、公司自身慈善意识困境

企业好公民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新的理念,是企业内在的利益追求与外在的社会要求相结合的结果,目前正在成为企业文化特别是大公司文化必要的组成部分。在30年前,社会认为企业的责任仅是增加股东的利益,任何其他的目的,只会减低股东的福利,是不可取的。而在今天,这个观念已经过时了。实践经验证明,企业的社会公益成绩,完全可以帮助企业的营运取得更佳的成效,鼓励公司的员工更投入他们的工作,使优质的人才不致流失,增加公司的收益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公司对社会的慈善道义责任已不再是企业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唯一的、最重要的理念,代替它是一个更现实的看法,即企业公民理念。

传统的公司捐赠主要是企业家个人或者公司基金会的行为,其目标走向是完全的利他主义。例如:建立于1907年的罗素·塞奇基金会的目标是“改善美国的社会生活条件”;创立于1911年的纽约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of纽约)的宗旨是“促进相互理解和知识的发展与传播”;1913年创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以“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富裕”;目标概括性最强的是1918年建立的哈克尼斯的共同基金会,旨在“服务人类福利”。而现代公司公民的概念不是慈善道义概念。公司捐赠已经将纯粹他利的慈善捐赠视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惟一方式也不是主要的方式。从相关利益人概念出发的公司管理者们,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看作是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自己已经不再只是股东利益的代表者,而是包括普通大众利益在内的消费者、社区、环境等等相关利益人的代表。因此,这类公司管理者们将自己看作是共同体的财产管理人或者受托人,他们逐渐摒弃了仅从慈善角度向穷人提供援助的公司捐赠模式,转向以公共信托人身份,考虑所有相关利益人的利益的公司捐赠新模式。新模式涉及对公司责任中的经济责任与非经济责任相关性的认识,涉及公司在“长期、理性的自我利益”。捐赠模式中,将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交织互惠,而不是断开和分离。所以,工业化社会在向后工业社会行进中,完全从道义责任出发的慈善性捐赠动机已呈下降趋势,而将社会捐赠作为社会投资的动机显著上升。例如台湾的统计研究发现,台湾企业捐赠中互惠互利的动机点数近年有上升趋势。关于如何完善企业慈善投资的策略研究,在台湾引起了企业界和非营利部门的普遍兴趣。

但就中国企业现在的慈善意识而言,普遍还未将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慈善联系起来。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流通与消费研究室指出,我国国内现有的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到国内GDP的0.1%。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而美国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到了美国GDP的9%。美国富裕阶层—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亿美元。有钱不想捐,捐了收效,熟悉“成本—收益”法则的企业在捐赠的困境下,企业难免会产生“惰性”。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缺乏制度环境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企业的捐赠往往是一种偶然性或暂时性的行为,没有将捐赠纳入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中,没有将捐赠视为赢得长期商业利益的一项持续性源泉,而缺乏差异性和专门性的捐赠,难以使企业获得预想的收益,这也间接造成了企业的“慈善惰性”。

三、解决公司捐赠困境的法律建议

基于中国企业的慈善现状,笔者认为要解决现在企业慈善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加以改善:

首先是要“政慈分开”。“小政府,大社会”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政府要引导中国的慈善组织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特别是要引导慈善组织进入目前政府和企业都不适宜介入或效率较低的领域。政府应逐步将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方面的部分事务性职能转移给有资质的慈善组织,国家应给予可能的支持,如划拨部分社会福利基金给慈善组织,用于慈善救助,壮大慈善事业力量,增强慈善事业发挥社会功能的实力。在这一前提下,政府和各类慈善组织要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对于当前因中国转型期而出现的诸如慈善组织性质杂乱、职能混合或交叉等现象和问题要尽快明确并加以解决。此外,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应该汲取先行国家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要逐步实现组织化、民间化、自治化、志愿化等取向。在减政放权的同时,政府要在宏观上通过指导和协调,为慈善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减少慈善组织活动的盲目性,提高其服务社会的效率。

其次是要培育现代慈善价值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首先需要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大量的慈善行为规范不可能完全依靠法律和政策进行框定,缺乏现代慈善价值观的支撑,慈善事业发展难以形成良性的内部驱动机制。因此,将现代慈善价值观更深、更广地渗入公众意识之中,是发展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培育现代慈善价值观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注重启动媒体的引导力量。在慈善事业宣传过程中,要避免对于个人慈善行为的过分渲染,而要侧重于对慈善事业社会化和组织化的工作进行倡导。

再次是要推进制度创新。慈善事业要持续发展,不仅需要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还必须推进制度创新,为其构建系统的政策法规体系。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和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这个任务更加紧迫。具体说,要加快建立包括机构运作、自律与他律制度,以及从业人员的组织、人事、社会保障、福利等等相关制度,提高慈善组织的社会地位,增强对仁人志士投入慈善事业的吸引力。

最后是要加强慈善组织能力建设。虽然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直观上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使命描述,但笔者认为在更高的层次,两类组织都有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的共同使命。慈善组织同样存在着效率压力,需要通过内部能力建设以提升组织持续存在的意义,否则也会造成社会资源的错置。因此,慈善组织有必要借鉴已有的组织能力理论,全面提升自身的效率和社会公信度。具体而言,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需要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战略管理能力。即应变组织动态变化的内外部环境,对慈善组织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前瞻性的战略定位,确定实现组织使命的具体路径的能力;其二是资源动员与配置能力。包括对于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动员和配置,主要指慈善组织对于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的吸引,以及运用这些资本创造社会价值的能力;其三是公关能力。包括与政府、媒体、国际组织、其他公益组织、企业、社会公众等各方面的公共关系和沟通能力;其四是综合运作能力。主要指慈善组织对于公益项目策划、实施与管理的能力,组织运行的整体效率与效益,以及通过社会监督和评估获得的社会公信度。

参考文献

[1](美)查尔斯·活尔夫:市场或国家——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2](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3](美)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

[4]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5](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公司捐赠法律问题 篇2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间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在金秋9月里，上海北芳储运集团公司谱写了一曲充满温暧与爱的乐章，9月6日，北芳储运集团有限公司为运输科一重病员工发出爱心捐款倡议，公司领导及员工们纷纷慷慨解囊，捐款相助„„

当年轻的生命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当灿烂的笑脸正准备迎接着美好的未来，命运却开了一个接一个无情的玩笑，就在今年初，他的年幼的9岁儿子由于身患脑瘤，花光了全家所有的积蓄，但还是医治无效，死神过早的夺去了年幼的生命；然而，苦难又一次降临到他的身上，他本人又患上了“三尖瓣XXXXX”生命危在旦夕，唯有手术才能挽回生命，然而当初为了给儿子治病，已经花光了全部积蓄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命运无情人有情，爱的暖流绵绵不断！运输部首先发起爱心募捐活动；运输部募捐的消息一时间在公司各个部门传开，在总经理的带领下，爱的暖流汇聚在一起。一笔笔爱心捐款，承载着北芳储运集团公司领导及员工的关爱，展现着和谐社会的温情与大爱，为正在与重症斗争的他筑起了坚实的后盾，让他有更大的勇气面对不公的命运。让我们用真情为生命加油，用爱心去传递生命！祝福、期盼他可以战胜病魔！的

从法律角度看股权捐赠之困 篇3

2013年，某公募慈善基金会就获得保险公司的股权问题，向笔者咨询法律可行性办法及协议安排。此事之缘，笔者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考虑基金会接受股权捐赠的法律问题。2014年年底，几位富有情怀的投资人找到笔者，他们向笔者咨询如果拟成立一家私募基金，投资人愿意捐献一定比例的股权，这些股权是否可以由某慈善机构统一代持，兑现后将收益用于对社会企业的再投资？此事之缘，我对股权捐赠的思考得以深入。今年，某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咨询笔者若将巨额股权全部捐赠，法律上的障碍是什么，如何实现？此事之缘，我将股权捐赠的重点问题进行了梳理并落于笔端。接连而至的股权捐赠咨询让笔者意识到股权捐赠已成为社会的热点。同时作为律师，我也敏感于另一个事实，受困于现行法律，股权捐赠是慈善领域的待解难题。此题不解，股权捐赠很快会“人走茶凉”。

“股权捐赠”，指捐赠人将其合法持有的公司股权无偿转让给他人的行为。就法律而言，股权捐赠是一种特殊的股权转让行为。本文所言股权捐赠系特指捐赠人将其合法持有的公司股权无偿转让给慈善基金会的行为。总体而言，中国的《公司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基金会接受公司股权进行禁止性的规定。尽管从法律立法层面而言，股权捐赠并没有遇到“红灯”，但在实践操作中，股权捐赠之实现需要翻越“山山水水”。

股权捐赠之操作障碍

（一）股权捐赠之准许

股权捐赠之准许是实现股权捐赠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笔者从作为捐赠者的股权出让方和作为受赠者的股权受让方两个角度分别来论述。

1、从捐赠者角度

对于捐赠者，其持有的股权按照公司类型可以分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其出让股权应分别遵循我国法律对上述两种类型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

第一，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而言，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股权转让分为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两种，公司股东之间内部转让完全自由，而外部转让则需要经过半数的其他股东同意，并且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此外，由于《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股权捐赠涉及的股权转让通常为外部转让，因此需要经过半数的其他股东同意并遵守章程的特殊规定。由此可见，股东有意愿捐赠，但需其他半数股东同意。如果公司章程明确排除对公司股权进行非商业性转让安排，那么即使股东有意愿捐赠，在章程未进行变更的情形下，其股权转让行为会受到章程的阻碍。

第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而言，股东转让股权无需经其他股东同意，其他股东也没有优先购买权。但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股权的转让有以下几点限制：

1）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2）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的本公司股份。

依此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捐赠股权需符合上述法律规范要求才能获得法律之准许。

第三，对于国有企业，根据2003年发布实施的《财政部关于加强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其持有的股权不得用于对外捐赠。2009年发布实施的《财政部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仅适用于“由自然人、非国有的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投资控股的企业”，国有企业并不在允许进行股权捐赠的企业范围内。由此，当国有企业有捐赠股权意愿的时候，基金会要警醒国有企业成为实施股权捐赠的法律障碍。

2、从受赠者角度

股权捐赠之准许对于受赠者主要体现为基金会作为公司股东的主体资格问题。我国《公司法》未对“股东”的主体资格进行限定，现行法律亦未禁止基金会向企业进行投资，成为股东。就法律总体规定而言，基金会可以接受股权捐赠，成为公司股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一些特殊性行业对于股东资质进行了限制性的规定。基金会在接受特殊行业的公司股权时应注意到这些限制性规定。例如，根据《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非上市保险公司股东必须为符合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法人、境外金融机构。根据该规定，基金会既不是企业法人，亦不是境外金融机构，显然不具备成为非上市保险公司股东的基本条件，因此无法接受非上市保险公司股权的捐赠。

目前各地对于慈善机构能否登记为公司股东，相关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政策不同。实践中，部分省、市、地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并不允许基金会作为公司股东进行股权变更登记。这种登记之碍使得股权捐赠无法实现。

（二）股权捐赠之程序

《公司法》及相关法规对股权转让的程序有较多的限制性规定。例如，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需经其他股东事先同意，上市公司股份转让需遵循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批准、限制和信息披露等规定等。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根据《财政部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企业捐赠其持有的股权需依法履行内部决策程序，由投资者审议决定后，其持有的股权才可以用于公益性捐赠。依此规定，企业将其持有的股权进行捐赠将涉及到双重决策程序：首先，该企业内部应进行股东决议，同意将企业所持股权捐赠；其次，如果该企业所持股权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则股权转让还需经所持股权公司的其他股东同意。若违反了程序规定，股权捐赠的效力会受到冲击。

（三）股权捐赠之税款

股权转让中的税款主要涉及所得税，目前而言，税负是股权捐赠中最大的障碍。由于法律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有所不同，笔者分别阐述。

企业捐赠其持有的股权涉及企业所得税。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据此规定，企业进行股权捐赠的过程会被分解为销售和捐赠两个阶段，即企业进行股权捐赠虽然没有发生有支付对价的销售行为，但在税收处理上仍视为捐赠的企业有股权销售收入并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在捐赠后可以根据税法享受捐赠支出税前扣除优惠，前提条件是接受捐赠的基金会具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需要提示的是税前扣除优惠仅限于不超过该企业年度利润总额12%的捐赠支出。依此规定，并非全部捐赠支出都能扣除。

个人捐赠其持有的股权涉及的是个人所得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是专门针对个人所得中的股票转让所得的征税办法。根据该《办法》，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时，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按照净资产核定法、类比法等方法核定股权转让收入。该《办法》第十三条列举了“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之“正当理由”涵盖四种情形，遗憾的是个人向公益慈善机构捐赠股权未被列为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的“正当理由”。同时，笔者向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咨询，得到的回复是股权捐赠在实践中亦不会被认定为《办法》第十三条列举“正当理由”中兜底条款“其他合理情形”。因此，个人向基金会捐赠其持有的股权亦需要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捐赠的不同之处在于，个人捐赠支出享受税前扣除的比例为应纳税所得额的30%。

综上，由于股权捐赠并未被《办法》列入“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之“正当理由”，故当捐赠人所捐赠的股权对应的市值远高于捐赠人获取该股权时的股权原值时，捐赠人被税务部门认定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必然会很高。这意味着捐赠人把股权捐赠出去的同时还要另外承担高额的税负。

“所谓的”股权捐赠

为避免股权捐赠中带来的税负等问题，实践中，捐赠人会尝试股权捐赠之变通做法。就法律而言，这些变通做法不能替代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捐赠。它们仅仅是股权捐赠之“结果”或者“效用”的部分实现，故笔者称这样的股权捐赠为“所谓的”股权捐赠。

（一）股权权益束之转让

股权权益束之转让是在不改变股权所有人的前提下实现股权权益的转让。股权是股东权益的综合体现，《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由此规定不难看出股东权益可以理解成一个权益束，包括资产权益、决策权、管理权等等。股东权益中的“资产收益”指的是股东获取股权收益价值（包括股权增值利益、股权红利、股权转让价款等）的权利，以下统称“收益权”；股东“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 的权利，具体表现为股东的表决权及相关辅助权利，如知情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股东代位诉讼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权等，以下统称“非收益权”。在不改变股权所有人即不发生股权转让的前提下，股权的收益权和非收益权的转让可以通过设计不同的法律文件来实现。首先，收益权的转让可以通过签署捐赠协议的形式实现，即捐赠人通过捐赠协议将拟捐赠股权对应的收益捐赠给基金会，使得基金会实质上获得了股权的收益权。其次，非收益权的转让可以通过授权委托的形式实现，如捐赠人授权基金会指定人员全权代理捐赠人行使股东相关权利，或捐赠人依具体事项授权基金会指定人员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并行使相关权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捐赠人将股权权益捐赠给基金会，并不能使得基金会因此取得股东资格。只要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捐赠人依然是公司登记在册的合法股东。这意味着，捐赠人依然可以行使其作为股权所有权人的某些权利，例如将其持有的股权进行质押、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等。此类事情一旦发生将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基金会利益的不确定性。笔者通常会建议基金会与捐赠人在捐赠协议中对捐赠人行使前述股权质押、股权转让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但因基金会在捐赠关系中往往处于接受者的弱势地位，故对捐赠人的限制条款难以得到对方支持。退一步而言，即使捐赠协议中进行了约定，实践中若捐赠人擅自处理了股权，捐赠人仅向基金会承担违约责任，基金会难以凭借捐赠协议有效阻拦捐赠人转让股权等行为。

（二）设立股权信托

股权信托，是指委托人将其股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对股权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在以股权捐赠为目的的股权信托中，信托中的委托人即捐赠人，受托人为信托公司，受益人为基金会。股权信托作为股权捐赠的另一种实现方案，其优势在于，被信托股权具有独立性。它可以独立于信托中的委托人（即捐赠人）、受托人（即信托公司）及受益人（即受赠基金会）的其他财产。

第一，信托财产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设立信托后，委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时，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的，信托终止，信托财产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委托人不是唯一受益人的，委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时，如其他受益人仍然存在，信托财产从整体上不能作为委托人的遗产或清算财产，只有委托人享有的信托受益权才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

第二，信托财产与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产相区别。信托财产与属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相区别，不得归入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受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而终止，信托财产不属于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换言之，信托财产对受托人来说具有非继承性，在其死亡时不列为其遗产；在受托人破产时不得列为其清算财产。

第三，信托财产强制执行的限制。《信托法》规定，除特殊情形外，对信托财产不得强制执行。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因信托财产与受托人固有财产相分离，所以某一信托一经产生，该信托所设定的财产即“自我封闭”，不论是受托人固有财产的债权人，还是受托人所管理的其他信托财产的债权人，均不能对该信托财产申请强制执行。

第四，信托财产抵销的限制。受托人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债权，不得与其固有财产产生的债务相抵销。受托人管理运用、处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不得相互抵销。这一法律规定旨在保护信托财产免受受托人的侵害。

信托财产的上述独立性原则，可以使受赠基金会的股权收益权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同时，在实践中，股权信托的设立不会影响到捐赠关系的认定，即基金会从信托中获得的收入可以计为捐赠收入，基金会也可以给信托的委托人（即捐赠人）开具相应的捐赠收据，因此，股权信托模式下的捐赠双方均可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另外，在特定情况下，股权信托可以用于规避直接进行股权捐赠可能存在的一些主体资格障碍。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中方要求为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那么像基金会这样的非营利组织可能会因不符合股东主体资格而无法接受股权转让；再有，实践中，由于对法律法规理解不同，有些工商行政机关可能并不认可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作为企业股东。在这些情况下，股权信托即可以规避基金会接受股权捐赠的主体资格障碍。

遗憾的是，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内，股权信托同样无法解决股权捐赠中的税负问题，因为设立信托本身就需要捐赠人将拟捐赠股权转让给信托公司，而且信托中的股权转让在我国法律上没有特殊的税收优惠待遇。境外有些国家和地区的信托制度发展较为完善，在税收方面较国内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如果拟捐赠股权为境外公司股权，可以考虑在境外设立股权信托，指定境内基金会为受益人。

未来需要根本之改变

随着公司经营情况的变化，股权本身的价值和分红是不断变化的。在公司经营不善时基金会所得到的股权收益很可能向下波动，基金会甚至可能失去分红收益。一言蔽之，法律上的“股权收益”在实践中并非一定有“收益”。

股权与股权权益是两个质地不同的法律概念。股权是公司股东享有的法定权利，是物权；而对于股权权益，其核心是股权的收益权，基金会通过捐赠协议获得，它实质是合同债权。当捐赠协议被捐赠人违法解除，股权转让给第三方，捐赠人可能会依约向基金会承担违约责任，但协议解除之后果为“债”的消灭，基金会取得的股权分红将不复存在。

由于种种障碍，实践中捐赠人往往通过分拆股权，分批次捐赠，化整为零；或者通过股权收益安排、股权信托等方式，曲折地实现股权捐赠。作为律师，对此常感无奈。在中国，好人做好事好难。笔者通过此文把“问题”像摆摊一样摆出来，期盼高人能对“问题”予以深究。

上市公司捐赠行为的法律监督 篇4

一、上市公司捐赠行为缺陷

关于上市公司的责任, 理论界大多认为上市公司的责任包含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经济责任强调为股东谋利益, 这是上市公司最本质的责任, 也是目前上市公司的根本目的所在。而近年来, 大众则将目光转向了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 认为上市公司作为“资金的聚集地”, 理应考虑到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彭真明教授认为, “法学上的公司社会责任与伦理上的公司社会责任应有区别, 不能对公司社会责任期望过高而影响公司的营利本质。”所以他将公司社会责任定义为“公司在依法实现营利目的增进股东利益的同时, 应当兼顾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可见, 公司实现其社会责任, 是建立在其落实经济责任的基础之上的。

对于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 公司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很难达到统一的状态。上市公司与一般的公司相比, 要受到更多社会公众的监督。社会公众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经济责任进行过多的评判, 他们定会着眼于除股东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但股东利益是公司最根本的利益, 而公司与其他利益相关主体 (如债权人、劳动者) 间只有利益之间的相互影响, 没有根本联系。就上市公司的特殊性而言, 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的确可能会使公司提高知名度,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但社会福利的增进与公司利益更不表现为直接的关联性。一些小股东由于持股时间较短, 持股比例较低, 几乎没有维护自己利益的可能。故虽然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其能够通过实施捐赠行为来承担, 但是倘若不对其进行法律规制, 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就可能会损害股东们的利益, 其经济责任就无法实现。

二、中国上市公司捐赠行为法律监督的缺失

目前, 我国立法对于上市公司捐赠行为的法律监督并没有进行直接的明确的规定。1999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公益事业捐赠法》第4条规定:“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 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 不得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该条规定强调了公益事业捐赠应当遵循自愿和无偿的原则。政府主管部门只能对捐赠主体的捐赠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 不可越俎代庖代替捐赠者作出决定, 或是强制捐赠者实施捐赠行为。第5条和第六条分别规定了公益事业捐赠的当事人意志原则和不违背公共道德的原则。这些条款是从宏观角度上对公益事业捐赠行为进行的规定。1999年1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提到了特殊的赠与合同, 即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公共道德性质的赠与合同, 但对赠与的主体并没有做出规定。总之, 我国没有一部法律从真正意义上来规制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

三、对上司公司捐赠行为法律监督的建议

1. 明确决策主体

对于上市公司捐赠行为的规制, 首先就是要明确它的决策主体。有的学者认为, 公司作为一种社团, 其捐赠决策权应由其股东来行使。但对于现代上市公司股东分散的特点, 这种做法显然不适应社会的需要。还有学者认为, 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应当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来决定。在公司章程对捐赠总额有限制性规定的情况下, 应当有董事会来决定是否捐赠;在公司章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 股东大会有权决定是否赠与。而如此规定, 尽管上市公司的股东可以通过是否制定公司章程来决定董事会是否拥有捐赠权, 但这样做是否能够维持捐赠行为的有序进行, 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上市公司的决策主体, 笔者认为法律应当规定由董事会来承担。理由如下:

(1) 我国《公司法》立法本意

我国《公司法》中规定股东大会有“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职权, 而董事会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的职权。想要分清这两种职权虽不是容易之事, 但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其他职权来看, 董事会的任务是制定具体的事项, 而股东会的任务主要是在于审议事项。所以不难推断, 上市公司的捐赠决策权有董事会承担是符合立法意图的。

(2) 国际社会之惯例

英国公司法规定:“除非本法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 或者公司特别决议另有要求, 公司业务应当由董事进行经营管理, 董事可以行使所有权力。”在日本, 公司业务的决策与执行, 分由董事会或代表董事进行, 股东不直接参与公司经营。通过借鉴国外立法的规定, 笔者认为, 上市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应当分离, 公司的财产权是独立的, 股东仅仅享有的是股权。上市公司捐赠行为并不属于公司经营的重大事项。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虽然是对公司财产权的处分,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司的利益, 但从总体上看, 所占比例仍是很小的一部分, 不足以和增减注册资本, 修改公司章程等事项并为重大事项。所以, 上司公司的捐赠决策权不足以让股东大会行使, 由董事会决定即可。

2. 撤销权的规制

我国《合同法》规定,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不得撤销。也就是说, 董事违反章程规定或违反忠实义务进行捐赠的行为, 只能靠章程内部进行约束。当上市公司与受赠人恶意串通转移公司财产或受赠人明知上市公司董事违反公司章程不当捐赠时, 如果没有法律进行外部约束, 就很不利于公司承担其经济责任。笔者认为, 在制定有关上市公司捐赠行为的法律时, 可以比照合同法此条进行规定, 但应在其后加一则但书, 即“上市公司与受赠人恶意串通和受赠人明知上市公司董事违反公司章程不当捐赠的除外”。

如果出现以上情形, 就需要行使撤销权。那么有谁来行使撤销权呢?首先, 上市公司当然享有撤销的权利。一般情况下, 行使诉权的机关仍为董事会。这样一来, 瑕疵捐赠的决策主体和享有诉权的主体相重合, 很难想象董事会会进行自我否定, 行使诉权。所以, 完善股东代表大会制度才是监督上市公司捐赠行为的有力保障。

股东是为公司的利益提起诉讼的, 得到的利益也归于公司, 提起诉讼的股东并不能得到直接的利益, 这也就打击了股东提起诉讼的积极性。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小股东众多, 而真正能因上市公司不当捐赠提起诉讼的少之又少, 大多会采取用“脚”投票、立即走人的办法避免自己利益损失的扩大。而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所以, 我国必须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比如说, 在章程中规定, 对为公司正当利益提起诉讼的股东予以奖励, 这样, 股东就有了积极为公司诉讼的动力。另外, 也要采取措施, 防止恶意诉讼的发生。

3. 及时的信息披露

对于上市公司捐赠行为的信息披露, 也应当的到严格的规制。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 多为个人投资者, 对于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 他们只有通过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去了解善款的去向。然而, 善款去向这个问题往往是现实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 善款被挪用、贪污的情形屡禁不止。为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 为了是股东们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到资金的动向, 建立起完善的及时的信息披露制度至关重要。

首先, 行业自律是基础。上市公司捐赠行为的信息公开, 要有及时性、自觉性和全面性。一些自律机构通过多种手段进行监管, 真实、及时公布捐赠的次数、捐赠的数额以及捐赠的对象等。其次, 政府监管要有“度”。政府监管是行业自律的底线, 其只需要对一些有重要影响的、不能通过行业自律实施的事项进行监督。最后, 社会监督要全面。社会公众作为上位的监督者的角色, 既可以对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进行监督, 又可以对政府的监管措施提出意见。

只有从以上角度对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进行监督完善, 才能在保障股东利益、公司效益的情况下进行捐赠行为, 从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 实现内外双赢。

摘要：公司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公司捐赠行为无疑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做法之一。然而上市公司作为捐赠的主体, 不仅承担着社会责任, 其行为与股东利益亦息息相关, 其股东的分散性、资金管理的复杂性以及公众的监督性决定了其捐赠行为应受一定的法律规制, 如此才能实现社会效益与股东利益的双赢。

关键词：上市公司,捐赠行为,监督,社会责任,经济责任

参考文献

[1]崔媛媛.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我国上市公司环境治理行为研究.西南交通大学, 2012博士论文.第17页

[2]彭真明.《公司法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34

[3]郑忠林.从公司捐赠看公司社会责任——基于道德与法律的二维空间.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12年第4期, 第98页

[4]王文钦.《公司治理结构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l48页

公司员工捐赠感谢信 篇5

你们好！衷心感谢你们的慷慨解囊和无私帮助。

修理工严昌军是不幸的，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严昌军在四十岁的时候患上了白血病，不得不与病魔抗争前行；然而他更是幸运的，因为有公司的好心人最纯洁的爱心在伴他同行。

严昌军今年四十余岁，在职于公交公司修理厂是一名优秀的修理工，中共-党员。自今年七月他确诊为白血病后，一直在苏州医院接受治疗，耗尽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债台高筑。在他们全家走投无路，觉得暗无天日时，公交公司的领导和全体员工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给予极大的关爱。公交公司积极地发出捐款倡议，为我们的严昌军师傅捐了救命钱，大家的关爱给了严昌军战胜病魔的信心，让我们全家看到了希望。这一路走来，我们才真正明白什么叫“病魔无情，公司有爱。”，我们庆幸自己生活在这个充满爱心的社会，并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人。

我们再次向给予我们无私帮助的人和公交公司的领导和全体员工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也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严昌军家属

公司捐赠法律问题 篇6

关键词:事业单位;接受捐赠;会计处理问题改进建议

1.事业单位接受捐赠现行的会计处理方法现行相关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对事业单位捐赠收入的规定比较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事业单位接受固定资产捐赠的会计处理《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在固定资产科目的规定中指出,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按照同类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或根据捐赠方提供的有关凭据记账。接受固定资产时发生的相关费用,应当计入固定资产价值。例、某中学接受外单位捐赠微机10台,总计价款6万元,发生运杂费500元。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60500元 贷:固定基金60500元 事业单位接受外单位捐赠未限定用途财物的合计处理。《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在其他收入科目的规定指出,其他收入核算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收益、固定资产出租、外单位捐赠未限定用途的财物、其他单位对本单位的补助以及其他零星杂项收入等。为此,事业单位接受外单位捐赠未限定用途的财物应将其作为其他收入核算。同时作如下会计分录:借:外单位捐赠未限定用途的财物所在的相关科目贷:其他收入——下捐赠收入。

2.现行会计处理方法存在的问题上述有关事业单位接受捐赠现行的会计处理方法比较粗糙,可以看出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在这该方面的规定是不全面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事业单位对接受限定用途财物的会计处理没有明确规定事业单位接受的捐赠财物从使用权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事业单位对接受的捐赠财物可以自由使用,不受约束;另一类是外单位在捐赠时对其捐赠的财物设定了一定的限定条件,该限定条件通常有以下几种:一是支出附有一定的条件,即受赠方对接受捐赠的资产必须经捐赠人的核准才可以使用;二是捐赠方指定捐赠资产的运作目的;三是赠予本金受到限制,即受赠方必须将本金无限期持有,通过对本金进行投资以产生收益,其收益可以归受赠人支用。对第二类捐赠财物,《公益事业捐赠法》对此有详细的规定;公益性非盈利的事业单位应当将受赠财产用于发展本单位的公益事业,不得挪作它用。事业单位在取得不同捐赠财物时,其影响是不同的。第一类捐赠财物事业单位可以自由支配,第二类捐赠财物通常需要在满足捐赠人相关要求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使用。这种差别需要在会计处理时采用不同的核算方法予以反映。但是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只对第一类捐赠财物的核算方法予以规定,没有对第二类捐赠财物的核算方法进行规定。事业单位对接受固定资产捐赠的会计处理不够全面事业单位接受固定资产捐赠,现行的会计制度规定仅需要做如下分录: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该分录并没有反映出事业单位接受捐赠的业务实质,材料、存货、无形资产等未限定用途的资产,制度规定是计人其他收入的、这使得事业单位接受固定资产捐赠在会计核算上与之不一致。因为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等资产从实质来讲都是能够在未来给事业单位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资源,为何事业单位在接受后者时要确认收入,而前者不需要,对此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未予说明。笔者认为,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对此的规定未能如实反映接受固定资产捐赠的经济实质。

公司捐赠中的社会责任 篇7

“5.12”汶川地震后, 社会各界纷纷慷慨解囊, 地震当天万科总部捐款200万元。万科董事长王石称, “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 而不成为负担。”他同时透露, 万科内部慈善募捐活动都要求普通员工的捐款不得超过10元, 其意就是不要使慈善成为负担。这笔捐款数额以及之后王石的表态遭到了众多网友的谩骂, 迅速给万科带来了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公共信任危机。之后, 王石向灾区道歉, 万科发布《关于参与地震灾区灾后安置及恢复重建工作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批准公司向灾区捐赠1亿元帮助灾区恢复重建。王石的“捐款门”事件引发了笔者对公司社会责任及如何激励完善捐赠事业的思考。

二、公司捐赠中的社会责任

(一) 公司捐赠的定义。

公司捐赠行为是指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将其资金、实物或无形资产等无偿赠与他人的行为。台湾学者刘连煜认为, 公司捐赠包括对社会公益事业捐赠和对政党的捐赠。我国目前仅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做出了相关规定, 未对政党的捐赠做出任何规定。

(二) 公司捐赠行为的理论基础——公司的社会责任

1、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目前, 对“公司社会责任”, 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中国人民大学刘俊海教授对公司社会责任定义为:公司社会责任, 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 应当最大限度地关怀和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 包括消费者利益、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 以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 既包括自然人的人权尤其是社会权, 也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权利和利益。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 公司社会责任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 但最能给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社会效应的是诸如公司针对特定人群捐赠, 尤其是在大灾大难面前公司的捐赠行为, 例如“汶川大地震”的捐赠。

2、我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1993年出台的《公司法》第14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 必须遵守法律, 遵守职业道德,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1999年修改后的《公司法》对此条没有改变。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 必须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 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 诚实守信, 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承担社会责任。”对比之后可以看出, 1993年和1999年的《公司法》都未明确强调公司社会责任, 而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则对公司社会责任做了概括式的表述。从法律的变化可以看出, 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已成为必然。

3、公司捐赠是否与公司的营利性目的相悖。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一些人对此很茫然。他们认为, 任何企业的第一要务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创造出经济效益, 就实现了它的社会责任。至于说企业的其他社会责任, 有能力就承担一部分。他们认为, 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就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传统公司法理念一直将公司视为股东获得利益的工具, 而公司的营利性特征也决定了公司以追求股东的最大利益为目标。然而,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公司的强大, 企业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企业来自社会, 也必须回报社会, 这是一种新形势下的社企关系。另外, 社会责任的承担, 对企业而言并非是无利可图的。聪明的公司不仅应当成为守法经营的模范, 而且应成为诚实敦厚的儒商。因为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展示自身实力, 产生广告效应的绝佳手段, 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氛围。社会责任承担的形式具体到公司捐赠, 它既可以救济社会重大弱势群体, 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 又可以提高企业声誉、激励员工士气、增加品牌价值。

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虽然是从西方引进, 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强调社会责任。儒学文化有“天人合一”的统摄方法, 互助互爱的群体意识。孔子主张为政以德, 礼下庶人。虽然孔子的“泛爱众”思想虽然充满了等级差别的阶级内容, 但体现了封建主义的人道主义, 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古代文人士大夫的责任感极强:如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等都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感。所以, 中国传统文化已将“社会责任”酝酿了几千年。公司存在于社会, 承担社会责任也就是自然之事。

三、在制度上激励和完善公司的捐赠

目前, 我国公司捐赠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公司慈善捐赠意识不强, 捐赠规模有限;二是部分公司领导不顾公司实力, 甚至负债捐赠, 任意践踏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如何在公司慈善捐赠的具体制度设计中对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进行恰当平衡, 既鼓励公司自愿主动进行慈善捐赠, 社会福利得以增进, 又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仔细权衡的问题。

(一) 公司捐赠法律制度的完善。

公司捐赠, 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之一。“责任”一词, 往往与义务性或者强制性相联系, 比如我们常谈到的“法律责任”。然而, 公司捐赠可以说是公司的义务, 但公司捐赠却属于劝导型责任, 即通常只能通过一些制度性的安排给予一定的鼓励, 从而公司捐赠行为也是公司社会责任中效力最弱的一层。公司捐赠只能通过制度性的激励来完善, 而不能给予强制性的规定。再者, “捐赠”一词, 也就决定了它的自愿性程度较高。因此, 有必要通过制度上的激励妥善完善公司捐赠。例如, 通过税收来激励公司捐赠:《企业所得税法》中对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4章是关于公益事业的优惠措施规定。从法律条文看来, 我国捐赠后的免税制度是比较完善的, 但实际上有的税收优惠政策不能到位, 这极大影响了企业的捐赠积极性。所以, 建议制定详细的捐赠免税政策,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在减免税收的具体实施上应相互协调。

(二) 公司捐赠行为的内部约束

1、公司捐赠权限的归属。

在我国公司慈善捐赠的实践中, 捐赠权限的归属极为混乱。根据一份关于企业捐赠的调研报告, 大多数企业都没有严格的公司决策权限的安排, 受调查企业中61%由企业下属部门处理捐赠事务, 如办公室、工会等;37%的企业由公关部门来处理捐赠事务;剩下的企业必须向上级报告后才能做出决定。公司捐赠是对公司财产的处分, 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而公司是以为股东营利为最高目标的, 因此, 应该由股东大会作为决策机构。但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 使得股权大会做出决策的成本非常高。而且, 部分公司慈善捐赠实际上是一种营销工具, 要求公司能迅速做出反应。因此, 由股东大会做出决定, 往往也错过了最佳时期, 收不到良好效果。笔者认为, 从成本-效益角度考虑。应由公司董事会行使这一决策权。

2、公司捐赠的数额。

公司实力不尽相同, 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捐赠标准。应从公司资本规模、经营实绩、发展前景等各方面权衡股东利益和社会利益予以确定。“5.12”地震后, 万科捐款200万元, 而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各种评论。这其中的主要缘由恐怕也是因为200万元的捐赠与其公司规模, 经营实绩不成比例。在公司捐赠的数额上, 美国Sullivan.V.Hammer一案值得借鉴。法院的判决表明, 公司慈善捐赠的标准, 是以其数额是否合理为度。

(三) 公司捐赠款的管理与使用监督。

最后一个问题是, 公司捐赠的款项如何来管理使用。企业捐赠目的性因素较多, 诸如提高企业声誉、减免部分税收、增加竞争优势、提升其政治影响等, 但最原始的目的是务实的、社会的、大众的。有的善款并不能完全完成其最终使命, 而是落入贪官口袋里。所以, 在汶川地震中就出现了有人提着28万元现金到灾区徒步串村发放。因此, 除了专门的接受管理善款的机构外, 还可以成立专项监督委员会来监管资金的用途。

回到本文开始提到的问题, 万科在地震当天就捐款200万元, 首先从其行动来讲, 绝对是及时迅速的, 在大灾面前, 显示出了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只是这200万元确实有些让公众寒心, 但这也跟我国现在捐赠事业管理不完善以及税收优惠不到位是有密切关系的。也许是在舆论的压力下, 万科将1亿元资金专门用于灾后重建。其实舆论应该更关心捐赠事业的完善, 而不是死盯各大企业捐款数额。

摘要：公司的最本质属性就是营利性, 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公司的最高目标。本文通过对“捐款门”事件的提出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社会责任的分析, 指出公司捐赠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 对如何完善公司捐赠制度给出建议。

公司捐赠法律问题 篇8

一、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及作用机制理论分析

目前, 我国还没有建立完整的慈善事业信息统计制度, 很多部门都在接受慈善捐赠, 却没有纳入统计范围, 汇总统计难度大。慈善捐赠行为已成为一种流行趋势绝非偶然, 这一行为作为配置道德、声誉和形象等社会无形资源的关键途径, 已成为企业绩效提高的重要推动力。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 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慈善捐赠会削弱企业财务绩效, 新古典学派提出“交换假说”认为公司捐赠行为耗费公司资源, 增加成本与不履行公司比较, 企业处于劣势竞争地位, 不利于企业发展等。另一种观点随着社会责任理论和利用相关者理论的结合, 认为慈善捐赠行为会增加利用相关者的市场反响,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企业形象, 进而增强企业财务绩效。如战略慈善观认为企业捐赠能吸引客户、员工、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以此来巩固企业资源基础或减轻资源约束。

战略慈善观认为捐赠将提升企业财务绩效, 但尚未寻找到慈善捐赠提升利润的具体作用机制。本文认同相关学者观点, 即企业捐赠行为与财务绩效的逻辑关系的核心在于成本、收益和风险的均衡;如果捐赠的收益大于捐赠成本, 那么慈善捐赠就可以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反之, 慈善捐赠就只会侵蚀利润, 降低绩效。因此, 在最大化捐赠收益的同时, 减少捐赠成本、避免捐赠风险, 将成为企业慈善捐赠管理的主导思想和慈善捐赠提升利润的作用机制。

二、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 研究设计

1. 研究假设。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收益远远大于投入成本, 并且能同时获取其在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提高企业财务绩效。所以, 提出如下假设:H1: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2. 变量的选取及模型的建立。在慈善捐赠与企业财

务绩效关系研究中, 解释变量为慈善捐赠 (Donation) 用捐赠数额表示, 被解释变量为财务绩效 (T-perform) , 鉴于对企业财务绩效的综合考量, 采用因子分析法将各分项指标凝结成一个综合绩效指标。引入公司规模 (LnSIZE) 用总资产自然对数表示、资产负债率 (LEV) 、年份 (YEAR) 作为控制变量。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建立:

3. 样本的选择。鉴于数据检验有效性, 从2008-2009年南方周末─社会责任研究中心评选出来的“国有上市公司社会公益慈善榜”上, 选取连续两年上榜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所需要的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和年报。

(二) 实证检验及结果说明

1. 描述性统计。从表2—1结果可知, 样本公司慈善捐赠数额, 最大值为17400万元, 最小值为1.65万元, 均值为2275.91万元, 表明样本公司自愿慈善捐赠行为还存在差距。反映企业绩效的综合指标, 其最大值0.81, 最小值为-0.42, 均值为0.21, 说明样本公司因受到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等因素影响, 综合财务绩效也存在较大差距。

2. 回归分析。观察表2-2模型1所得回归分析结果可知, 慈善捐赠的t值为1.899, Sig.值为0.049, 并且系数符合为正, 表明与假设相符即国有上市公司慈善捐赠行为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公司规模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资产负债水平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反向作用。年份控制变量影响不是很显著, 可能样本年份短于5年, YEAR1系数符号为负, YEAR2系数符号为正, 说明慈善捐赠行为具有一定跨期性, 对当期企业财务绩效具有负向作用, 但对后期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是正方的。

三、结论和建议

公司捐赠法律问题 篇9

关键词：慈善捐赠,企业绩效,上市公司,广告强度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 我国企业的整体实力普遍得到了提升, 在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 企业的新增长点不仅体现在经济上, 还包括企业行为的社会结果。因此,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慈善活动, 用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 履行其社会责任, 从抗洪救灾、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等事件来看, 我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呈现出全面增长的趋势。然而, 根据传统的企业理论, 企业作为经济组织是以盈利为首要目标的, 进行慈善捐赠必定会增加经营成本, 那么企业为什么要进行捐赠呢?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企业能否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和经济目标的一致性呢?企业的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需要在我国特殊的背景下进行实证探讨。

综观已有研究, 学者对企业慈善捐赠与绩效的关系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本文在此基础上, 引入相关调节变量来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等理论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假设H2:广告强度正向调节企业慈善捐赠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假设H3:非国有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进行慈善捐赠能带来更大的绩效回报。

1 研究设计

1.1 样本选取

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剔除被特殊对待的ST, PT股以及垄断性行业的上市公司, 选取2003~2010年有过捐赠记录的企业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 在整理数据时, 对于数据关系明显错误以及严重缺失的样本都予以剔除。

1.2 变量选择

本文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作为自变量, 企业的绩效指标分别采用最常用的财务绩效指标总资产利润率和市场价值指标托宾Q值。为更好地解释两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还引入了如下几个调节变量:广告强度和企业性质, 而企业规模、年龄、资产负债率、股权结构等将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

1.3 模型建立

本文根据以往研究, 采用面板数据分析中的固定效应模型构建假设一的检验模型:CFPit=β0+β1Ln Donit+β2Advit+β3Struit+β4Conit+εit。

加入调节变量之后的模型如下:

模型中CFPit表示企业绩效, 在分析中以ROA和托宾Q值来表示, LnDonit为慈善捐赠对数值, Advit为广告投入, Struit为企业性质, Conit为各个控制变量, 分别为企业规模, 年龄, 股权结构和资产结构, Mod1和Mod2分别为广告强度和企业性质, β0是常数项, εit为随机误差项。

2 实证结果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以2003~201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对数据进行整理, 删除极端值和缺失值之后共有6034个研究样本,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 (表1) 所示:

上表中慈善捐赠水平的最小值为5.86, 最大值为18.51, 说明各个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总资产利润率ROA有正有负, 说明企业的经营绩效有好有坏;从企业性质来看, 其均值为0.51, 说明研究样本中企业性质占比均匀;企业资产负债率均值为0.52, 这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符, 一般企业负债占总资产的一半是比较合理的;企业年龄从0.79到20.07, 表明样本中既有刚上市的企业, 也有上市多年的老企业, 这也能够更全面地分析慈善与捐赠的关系。

2.2 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 本文对研究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慈善捐赠与ROA的相关系数为0.23,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 而与TQ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11, 存在负向关系, 但并不显著;此外, ROA和TQ与资产负债率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系数分别为-0.207和-0.123, 说明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 企业会计业绩和市场绩效越差;另外, 慈善捐赠水平与企业规模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说明规模越大的企业捐赠越多;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245, 说明各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2.3 回归分析

本文用SPSS16.0进行回归分析, 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上文构建的模型进行样本回归, 结果显示慈善捐赠与ROA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系数为0.145, P值<0.05, 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捐赠与TQ之间的系数为-0.019, P值0.149>0.05,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此, 假设1部分得到验证, 即企业慈善捐赠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

引入调节变量之后, 慈善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明显改变, 广告强度和企业性质作为调节变量与ROA之间的系数分别为-0.364, -0.09, 而与TQ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252, 0.168, 且P值均小于0.05 (限于篇幅, 实证结果不再具体以图表表示) , 说明调节变量对慈善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了负向调节的作用。因此, 我们得出结论, 广告强度越大, 当期慈善对绩效的作用越弱, 之前的假设2并未得到验证。而国有企业相比于非国有企业, 捐赠对ROA和托宾Q值的影响减弱, 这与假设3相一致。

3 结语

我国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在近几年得到了较快发展, 但并未如文中假设的慈善捐赠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 此外,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引入调节变量的作用也只有部分得到了验证。本文对此作了如下分析:首先, 我国与国外相比, 企业慈善行为还处于起步阶段, 没有形成健全的捐赠模式来把慈善有效地融入企业战略之中, 这使得慈善捐赠对绩效的增值作用不能完全发挥;其次, 中西方慈善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 我国企业慈善行为大部分还属于“被迫式”自愿状态, 公益摊派的存在使得捐赠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较大影响;最后, 企业内部对于捐赠的管理, 我国的税收政策以及捐赠的社会环境都会影响捐赠对绩效的作用。

本文引入相关调节变量来试图解释企业慈善捐赠对绩效的作用, 尽管我们的研究是建立在必要的理论分析之上, 但研究结论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我们对未知的因素无法有效控制, 研究结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自变量对绩效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企业慈善捐赠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其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研究领域, 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加以创新, 理清企业怎样合理使用捐赠来提升企业绩效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Paul C.Godfre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philanthropy and shareholder wealth:A risk managementperspectiv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5 (30) .

[2]Friedman.M.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Increase its Profits[J].New York Times, 1970 (9) .

[3]M E.Porter&M R.Kram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2 (12) .

[4]钟宏武.企业捐赠作用的综合解析[J].中国工业经济, 2007 (2) .

[5]温素彬, 方苑.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的面板数据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 2008 (10) .

公司捐赠法律问题 篇10

慈善事业在国外的发展有很长的历史, 并在许多国家及我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十分发达, 对所在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在我国, 企业的慈善捐赠起步较晚, 发展也不是很快。在最近几年以企业捐赠的形式出现的慈善捐款越来越多, 也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关注。但企业慈善捐赠在我国的发展情况仍不是很理想, 我国的慈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海外捐赠, 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法律、法规中对于企业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规定存在的一些问题。

二、企业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 税前扣除规定较低, 缺乏激励机制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对企业捐赠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规定有3%、10%和全额三类。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废除这一规定, 调整到12%, 相对之前有很大幅度的提升, 但相较于国外有些国家对企业捐赠优惠30%、50%的税前扣除比例, 这一比例还是较低的且是不详尽的。另外, 在企业所得税上, 一般性税收规定是按12%比例税前扣除, 特殊税收规定是允许100%全额扣除, 如企业为汶川、玉树地震灾后重建、支持舟曲灾后恢复重建等特定事项的捐赠, 但可以全额抵扣的项目是非常有限的, 这么低的减免限额不可给企业太多动力进行慈善捐赠。另外, 企业还得对其超过限额部分的捐赠款项进行缴费, 这无疑挫伤企业捐赠的积极性。

(二) 慈善捐赠减免税程序不规范, 操作性不强

我国关于企业慈善捐赠的有关规定都规定在一些相关法规中,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 只作了原则性规定, 操作性不是很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对公司和其他企业、以及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的捐赠行为作出减免税收的规定, 但对于如何具体实施各类减免、减免到什么程度等等, 没有明确的规定, 只是进行了一些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实施起来没有具体的参照标准, 执行力度较小, 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 税收减免程序复杂, 挫伤企业捐赠积极性

税收的减免程序过于复杂, 从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企业捐赠的积极性。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曾做过一个试验, 他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500元, 并尝试了为个人慈善申请免税的复杂程序。当时, 他经过了十道程序, 历时两个多月才拿到当月免税50元的证明。其间, 他发现各个部门的财务人员对慈善申请免税的程序并不是很清楚。个人捐赠的减免税程序就这么复杂, 对于企业来说, 他们的捐款往往是个人的成倍, 减免税的程序也就相当复杂。

三、完善企业捐赠税收优惠的一些构想

(一) 完善企业慈善税收优惠的法规

虽然, 对于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行为在一些相关法规中多少有些涉及, 但这些规定大多是原则性的, 指导性的, 可操作性不强。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发展慈善事业的基本法律, 更没有建立起一个激励企业向民间组织捐赠的税收制度。但据相关媒体报道中国的慈善事业基本法已经进入了立法程序, 并已经列入了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计划中, 正按计划开展《慈善事业促进法》的起草工作。这部慈善事业基本法应当就现阶段慈善事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对于企业捐赠的税收优惠比例应相应提高, 同时应出台配套的关于激励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实施细则, 对于企业捐赠如何实施减免, 怎样减免、减免到什么程度都应当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对于企业捐赠的程序要有清楚的流程, 并进行公示, 便于社会大众进行监督。

(二) 提高税收优惠比例, 允许超过扣除限额的款项转到下一年度抵扣

我国现行的法律关于优惠的规定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 税前扣除的比例相对来说还是较低的, 为了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应当提高税收优惠的比例。扩大企业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 特别是一些突发性的事件的救济捐赠税前全额扣除的范围。同时, 可以借鉴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经验, 允许企业当年超过所得税抵扣限额部分的公益捐赠转到下一年度进行抵扣。如德国《会计法则》规定, 个人捐款超过25565欧元的, 从税收角度可以在今后7年内摊销。这种允许超过部分转到下一年度抵扣的做法, 既有助于鼓励捐款人一次性、全额、及时将款项送到慈善组织进行及时、高效运作, 对企业慈善捐助也起到激励作用, 调动它们捐赠慈善事业的积极性。

(三) 简化程序, 提高效率

简化税收的减免程序, 提高效率, 节约资源, 使得企业的捐款能够得到最大限度、及时高效的利用。为了更好方便个人及企业捐款, 应做好捐款流程, 减免程序、相关事项的宣传工作。在简化减免税收程序的同时, 应加强慈善组织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 为企业捐赠做好服务工作, 减少税收减免申报和审批时间, 这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四、结语

我国慈善事业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对于企业捐赠的税收优惠的规定, 相对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还需要完善。捐赠方面的优惠政策, 是国家为了发展慈善事业, 支持慈善组织的发展而给予企业在慈善捐赠方面的优惠待遇。这涉及国家税收及企业利益等多方面因素, 因此, 制定合理的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及相关法规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及企业捐赠的影响是重大的, 还需要各方不懈努力。

摘要：企业慈善捐赠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 捐赠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制约了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 本文主要就企业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存在的税前扣除规定较低、激励机制匮乏、慈善捐赠减免税程序不规范、操作性不强等方面, 从税收角度对企业慈善捐赠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 进而提出一些完善意见。

关键词：企业慈善捐赠,企业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公司捐赠法律问题 篇11

一、文献综述

广告和公共关系是企业的促销工具,二者的投入均是为了提升企业绩效,国内外学者对广告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鲍苗苗(2012)得出广告支出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和倒U型关系的结论[1]。许晖和王宣喻认为广告与主营业务收入之间不是明显的线形关系。刘红霞和张烜(2015)的研究认为广告支出可以扩大商标资产的品牌效应,提升企业绩效[2]。对于捐赠与绩效的关系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如:杨晓兰和朱淋(2014)认为慈善捐赠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3]。Friedman(1970),Galaskiewiez(1997)以及Haley(1991)认为慈善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抑制性作用。朱金凤和赵红建(2010)研究得出慈善捐赠并不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和公司价值[4]。江若尘,马来坤和郑玲(2016)实证分析并验证了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钱丽华,刘春林和丁慧(2015)实证分析慈善捐赠对广告营销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认为慈善捐赠有助于提升广告营销投入的市场效果[5]。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2014年12月底,我国酒类上市公司共有35家,为保证样本数据的连续和完整,本文选取2009—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酒类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剔除了数据缺失、异常上市以及ST类酒类上市公司,通过手动搜索年报,将年报中披露的销售费用中的广告费用、促销费用、市场费用都认作营销投入,最后得到27家酒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共获得162个样本数据。本文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并使用Stata13.0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变量选取

为保证酒类上市公司的绩效更加全面、科学,选取12个综合经营绩效水平指标,盈利能力包括每股收益(v1)、总资产报酬率(v2)、年化净资产收益率(v3)和销售净利率(v4);营运能力包括总资产周转率(v8)和存货周转率(v9);偿债能力包括资产负债率(v5)、流动比率(v6)和速动比率(v7);发展能力包括总资产增长率(v10)、净资产增长率(v11)和营业收入增长率(v12)。营销与捐赠指标主要选取营销费用和捐赠费用,公司运营过程中还会存在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本文选取企业规模、成长性和流动性三个控制变量指标。同时,为提高拟合优度,使用年份作为虚拟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经营绩效因子分析

1. 适合性检验及主因子数量确定。

运用Stata对数据进行处理:KMO值为0.6376>0.5,可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前四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已达81.43%>80%,并且前四个特征值均大于1,因此提取四个因子较为合适。

2. 因子旋转及命名。

运用方差最大化对因子进行旋转,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确定和解释主成分,旋转结果为:第一因子(F1)在v1、v2、v3、v4上有较大的载荷,因此,F1是盈利能力因子;第二因子(F2)在v6、v7上有较大载荷,所以,F2是偿债能力因子;第三因子(F3)在v10、v11上有较大载荷,即F3代表企业的成长能力;第四因子(F4)在v9上有较大载荷,F4是营运能力因子。

3. 计算因子得分及总分。

根据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得到四个公因子的计算模型,之后以贡献率为权重乘以各主成分得分,得出各公司的综合评价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二)回归分析

1.实证假设

本文提出4个研究假设,并分别建立回归方程模型进行验证。

H1:酒类上市公司的绩效受营销与捐赠的双重影响;

H2:酒类上市公司的绩效与捐赠存在正相关关系;

H3:酒类上市公司的绩效与营销存在正相关关系;

H4:酒类上市公司的营销与捐赠存在正相关关系。

2. 回归模型

根据上述假设建立以下4个回归方程模型,其中β表示模型的回归系数,c代表常数项。

模型一:分析营销和捐赠对绩效的影响。

模型二:分析捐赠对绩效的影响。

模型三:分析营销对绩效的影响。

模型四:分析捐赠对营销的影响。

3. 营销、捐赠对绩效影响分析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检验如表1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从表1可以看出:(1)捐赠(donate)、营销(marketing)与绩效(F)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捐赠与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是0.217。营销与绩效之间同样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是0.204。(2)慈善捐赠与广告营销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是0.460,在1%水平下显著。

4. 回归结果分析

使用stata13.0进行回归分析,验证营销对绩效的影响、捐赠对绩效的影响、捐赠和营销对绩效的影响以及捐赠对营销的影响,由F统计量及其Prob值可知,各模型F统计量的概率值都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所建立的4个回归模型整体显著,具体见表2。

注:***,**,*表示显著水平分别为1%,5%,10%。

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酒类上市公司营销、绩效和捐赠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四、对策建议

(一)加快转变营销方式

我国酒类企业的传统营销模式主要以流通、商超、餐饮为主。然而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市场营销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消费者的购买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酒类企业单纯靠传统渠道营销已经不能顺应时代发展,网络营销正逐步主导市场。由于视频信息更易被接受,酒类上市公司可考虑通过网络广告的方式增强与消费者的互动,提高品牌知名度。

(二)重视宣传推介活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企业应重视宣传推介活动,以提升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及产品知名度、美誉度和产品市场占有率,促进产品销售。酒类上市公司要树立正面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积极承担明礼诚信确保产品货真价实的责任,承担可持续发与节约资源的责任,承担保护环境和维护自然和谐的责任和扶贫济困和发展慈善事业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鲍苗苗.广告支出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J].商,2014(2):73.

[2]许晖,王宣喻.广告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酿酒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上海管理科学,2013(1):38-42.

[3]杨晓兰,朱淋.现金流、企业绩效与企业慈善捐赠——对我国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实证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2):106-114.

[4]朱金风,赵红建.慈善捐赠会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吗——来自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会计之友,2010(10):84-87.